经幄管见卷二

译二十二日进入讲筵，与侍讲陈贵谊等候召对。这天讲读《论国体》篇。三司说，陕西运入粮食时把价格抬得很高，以此取得官钱，并且怀疑边地官员有盗取粮食入市出售的。真宗下诏让直史馆盛元查办此事。召见盛元，对他说：“守边郡的都是朝廷信任的臣子，他们的职田和俸禄都有菽粟。道路遥远，不能用车运送到那里；有的人按平价把粮食交给官府，如果也议论加罪，实在不妥。你应当慎重考虑这件事，只询问百姓和官吏就可以了。”我读完后口头奏道：“任用人必须更加详慎，制定法律却不必过于苛察。比如廪食的收纳和发放，也应结合人情来考虑。官兵的俸禄，难道没有请求多发而实际使用较少的人吗？用不完的粮食，难道没有愿意卖掉的人吗？如果收发频繁，支出的一方必然有损耗折损，交纳的一方也可能有受潮变坏的粮食；廪食的弊端不容易全部革除。所以坐仓收籴，近世认为是良法。如果确实有这样的粮食，确实有这样的价格，那么对公家和私人都可以两便。但作弊的人不能不革除。”真宗皇帝听说陕西运粮有抬高价格、盗取粮食的弊端，虽然派使者查办，却仍然知道守边官吏的职田和俸禄都有谷粟，道路遥远，不能用车运送，按平价交给官府又难以议论加罪，可以说完全体察了人情。一定要说守边的人都是朝廷信任的臣子，那么就知道在开始任用他们时本来已经对此详加审察，然后才稍微放宽法律；这样一来，谁不会勉励自己、约束自己，以报答这种知遇呢？两浙铸钱所用铜料少，有人献议，请在铜和铅中掺入十分之二的瓦末。有关官署说，如果把它们一起熔铸，铸成的钱与普通钱没有差别。真宗说：“国家禁止百姓制造伪物，如果这样做，就是教人制造伪物，不能允许。”我读完后口头奏道：“铸钱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不是为了谋利。百姓开始生活时，先种粟然后才有粮食，先织布然后才有衣服，以有余补不足，这以后才有贸易的道理。粮食和布帛当然可以交换器械，器械也当然可以交换粮食和布帛。然而升斗与丈尺并不相合，大鞋与小鞋的价格也不相同。于是铸造铜钱，用来权衡物价的轻重，称为圜法。便宜的东西一钱就可以买到，贵重的东西要用一贯或百陌钱才能买到，这就是铸钱用来便利百姓的原因。如果希望节省费用，那么半两、五铢钱就不能像鹅眼钱那样轻得能浮在水面；如果希望容易铸成，那么冶炼铜铁也不能像鹿皮、楮币那样容易。然而重视这种东西而不重视那种东西，铸钱不是为了谋利，已经很清楚了。何况古人做事，无非都是借此寄托教化百姓的意思。用真实教导百姓，尚且担心他们作伪；用虚伪教导百姓，又怎么能够延续下去呢？” 真宗皇帝注重实际、摒弃虚伪，把教化百姓看得最重。景德元年，皇帝对侍臣说：“诏令发布尤其应当慎重。每实行一项命令，普通人免不了横加议论；如果稍加压制，又会堵塞言路。”李沆说：“士大夫之间很容易产生诽谤议论，人的多言也实在可怕。”我读完后口头奏道：“抵御寒冷没有比穿厚皮衣更好的，制止诽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真宗皇帝考虑到诏令施行后免不了有人横加议论，若稍加压制又会堵塞言路，因此不把制止横议作为当务之急，而把慎重发布诏令作为当务之急，可以说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李沆当时是著名宰相，尚且认为士大夫之间容易产生诽谤议论，人的多言也可怕。说它容易产生诽谤议论，说多言可怕，不把责任归于诏令发布得不慎重，而归于诽谤议论本身可怕，恐怕不足以阐明真宗皇帝的本意。景德元年冬天，契丹侵犯边境，澶州张秉上言：“已经集合士兵和民夫修治城池。”皇帝说：“戎寇就在境内，仓促修完城垒，岂不是会动摇人心，使人因为害怕戎寇而谋划修城防守吗？”立即下诏停止这项劳役。我读完后口头奏道：“《春秋》中鲁威公时，齐国人侵犯鲁国疆界，守边官吏来报告，鲁公说：‘边疆上的事情，只应谨慎守住既定防线，同时防备意外情况，姑且把能够防备的都做好。事情到了眼前才交战，又何必请示呢？’自古以来，守边官吏都有固定职责：在无事时准备作战，在有警报时应对敌人；这样，胜利时不必报告战果，失败时也不会失守，然后狡诈之徒就不能窥探我方的空隙，各种计谋也不能扰乱我方的决断。如今契丹侵犯边境，才开始集合士兵和民夫修城，可以说是毫无从容整饬的准备了。何况当时真宗皇帝正要亲临澶州击退敌人，而守臣的安排又这样违背常理，确实应该下诏停止这项劳役。” 二十六日进入讲筵，与同侍讲陈贵谊等候皇帝召问。这天仍然读《论国体》篇。三司说：“百姓犯茶禁而违法的，希望允许其家人告发。”皇帝说：“这是违犯教义的事情，不是朝廷应当做的，不准许。”我读完后口头奏道：“教义是万世共同的公道；专卖禁榷只是当时一时的利益。孔、茶、盐、酒三者，都是人间必需之物。把这些利益笼罩起来而加以垄断，一旦开此先例，即使圣哲也不能解除禁令，不是出于不得已就不应这样做。所谓家人，上至父子兄弟，下至僮仆，凡是聚居一处的，都叫家人。如果因为茶禁而允许家人互相告发，借此谋求微小利益，这就是齐景公所说的‘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得到并吃它吗’。真宗皇帝的训诫真伟大啊！用‘这是违犯教义的事情，不是朝廷应当做的’十个字，就概括得全面而完备了。那些急于谋利的人真应感到惭愧。我私下听说绍兴末年，有人建议禁止铜器，也想允许家人互相告发。这一说法一实行，就出现了仆人告发主人的事情。当时名臣张焘留守建康，不愿实行这项法律，详细上奏请求放宽禁令，人心才安定下来。由此可见，谈论利益而违犯教义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呢？通晓国家大体的臣子、主持公道的君主，从来没有不把教义作为根本的。商人从京城取得便钱后交付外州，往往不能立即兑付。皇帝听说后，对近臣说：“州郡拖延滞留，什么时候没有过呢？然而对人失信，不合乎国家的大体。应当告谕三司，迅速给付并遣送。”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商人的便钱，并不是商人自行制造的，而是朝廷允许他们缴纳，商人才敢这样做。比如今天朝廷想用十万贯现钱在平江和籴，就必须雇船运输，必须派官员押送，拖延一两个月，所花的水脚等钱数目很大，然后事情才能办成。如果还没有来得及拨付下来，却有商人拿十万贯现钱，愿意在平江缴纳，随后到行在领取，既免去雇船、派官的麻烦，又没有日月拖延的忧患，也没有数目巨大的水脚费用，岂不是公私双方都方便吗？只要能够及时兑付，谁不愿意同官府交易？如果已经缴纳却拖延不予兑付，不仅失掉国家的大体，而且自然会有应当兑换、便于办理的地方，商人也就不愿意再缴纳了。”知杂御史王随上言：“所审问的杀人盗贼，案件已经结成，希望允许用凌持之刑分别处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日〕 皇帝把这话告诉宰相，说：“朕看他的供状，起初只是图谋财物，恐怕本来没有害人的意思。后来家人呼喊，巡捕到来，他挥刀逃走。国家自有常法，只有在用兵之际、事情出于不得已时，才可以施加这种刑罚。”王旦说：“御史台负责纠察弹劾，凡是弹劾的事情，自有法典规定，这不是适合提出的主张。况且事情的真相已经明白，处死一人也已经是极刑了。”我读完后口头奏道：“五刑中有笞、杖、徒、流、死，都载在法令中，丝毫都必须按照规定计算。至于凌持，必定是罪行极其凶恶，才列入这种刑典。难道能由朝廷大臣一时的奏请来增减吗？大体说来，进言的臣子很少有熟悉法令的，一时提出建议，往往冲撞条例；懂得法令的人，又常常对这种做法感到切实痛苦。何况凌持之罪，难道可以任意拟定吗？这正是为什么真宗皇帝不赞同它。‘凌持’与法令中的‘陵迟’二字写法不同，意义却相同。旧例，皇城司每天派遣若干名亲事卒，在京城侦察。皇帝曾经向内侍询问，并且说：‘这些人侦察事情，必然会恐吓骚扰百姓。从今以后，除非是奸盗以及民间风俗中的异常事情，主管部门没有立即逮捕的，不得把它报告上来。’

译其中说：“主典接受贿赂，必须明确查得赃物，才准许告发。”右正言鲁宗道上言：“皇城司派人侦察事情，民间的琐碎事务一概上报，颇为不便。”皇帝说：“琐碎细小的事情，大多会被搁置而不实行；有关部门的职务，不可废除。”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刺探外间事务，本来就不是朝廷的正式法令。如果朝廷之上任用得当，大臣可以公开陈述，台谏、侍从可以进献意见，下面的情况就能够上达了。至于里巷间的琐碎事务，即使不知道也可以。”祖宗时期，皇城司刺探外间事务，往往承袭前朝的制度。所幸琐碎的事情大多被搁置而没有实行。主典接受贿赂，必须明确查得赃证，才准许告发。皇帝起初这样做才合乎体制；否则将会出现真宗皇帝圣训所说的情形：“这些人侦察事情，必定会有恐吓骚扰百姓的行为。” 十二月初三日，聚集讲读，与同侍讲王塈等候皇帝召问。这天读《抑奔竞篇》。右补阙胡旦献上《河平颂》，太宗看后对宰相说：“胡旦凶险、浮躁、愤懑，文章大多荒谬。如今朝廷清明肃正，怎么可以把他安置在台阁之中？又听说他的操守行为乖张放纵，现在必须把他流放到远地。他所献的颂文应当拿给三馆看，使众人知道他的过错。”于是降职为商州刺史。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奔走竞争，是古今圣贤共同厌恶的事情。然而不能革除，是因为热衷奔竞的人不以求取进用为可耻。安然退处的人，是古今共同喜爱的人。然而不能任用，是因为安然退处的人无意于进取。正因为他们无意进取，所以更加不被任用；于是就更加安静。而那些不以求取为耻的人，则巧妙揣测，迎合当时所崇尚的事物，有的凭借勇敢善辩，有的凭借奸诈，有的凭借谄媚，有的凭借嗜欲。正如唐太宗所说的那样，这种人世间常有。如果随时取用、随时授予，使人相互仿效，奔竞的风气从哪里能够革除呢？只有圣明的君主在上，察知他们的真实情况，不任用浮躁愤懑的人，而选拔任用安然退处的人，那么奔竞之风即使不期待它停止，也会自行停止。” 十三日进入讲筵，与同侍讲范楷等候皇帝召问。这天读《论文史篇》。太平兴国九年，太宗对侍臣说：“朕读书一定探究其中的精微旨意。《尚书》说：‘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后穿着冕服奉送继承王位的太甲回到亳。’又作了三篇文章来训导太甲，由此看来，伊尹忠于太甲，道理是明白的。杜预《春秋后序》却说：‘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宫，是要自行立为王。七年后，太甲秘密从桐宫出来，杀死伊尹，立他的儿子陟。’《左氏传》又说：‘伊尹放逐太甲而辅佐他，最终太甲没有怨恨的神色。’那么，太甲虽然被放逐，回来后却杀了伊尹，仍然任用他的儿子为相，这与《尚书》序中所说的太甲之事不同。不知道伏生年老昏忘，把这部古书当成了当时的杂记，所以不值得审信吗？难道有杀死他父亲却又任用他儿子为相的道理吗？况且伊尹著书训导君主，完整地保存在典册中，他必定没有自行立王的意图。杜预学识广博，不应凭借汲冢杂说，特意树立疑义，使后人怀疑伊尹的忠节。”我读完后口头奏道：“万物纷杂错乱，就应当向上考察天理；众说混杂混乱，就应当以圣人之言加以裁断。自古以来各种传记的说法，即使在天下统一的时候，也免不了有时发生差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月〕 到了周朝衰落以后，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旧有的典章礼经不能在各诸侯国流传，《乘》《梼杌》等史书又与《春秋》不相合，想要它们不混淆乱杂，是不可能的。何况汲冢之书作于战国魏哀王时期，其中所说的鲁隐公、晋献公等事尚且是后来追记的，那么它所说的太甲、伊尹相隔年代遥远，传闻之事常常失实，当然应当与其他记载不合。现在考察《伊训》《太甲》等篇，文辞旨意温厚，其中说‘上天眷顾保佑商，使继承王位的君王能够最终完成他的德业’，那么必定没有伊尹自行立王的事情；其中说‘还要依靠匡正挽救的德行，谋划并考虑他的终身大业’，必定没有太甲秘密出来杀死伊尹的事情。由此可知，《尚书》序的叙述和孟子所说的‘重新回到亳’，都是孔门确定《尚书》的正统说法。杜预晚年见到汲冢书，明知其中杂乱、琐碎、怪诞荒谬，却特意把其中几件事同《左氏》相符合，想要完全相信它的说法，以排斥《公羊》《穀梁》二传，于是连《尚书》序也一并加以怀疑。他没有想到，《左氏》所说‘伊尹放逐太甲而辅佐他，最终太甲没有怨恨的神色’，本来就与汲冢书所记载的不同。如果不是太宗皇帝深入探究精微旨意，就不足以证明杜氏的错误。皇帝曾问身边的人说：‘现在由什么人修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日、九年、三年、三篇、七年〕 苏易简说：“杨徽之、张佖、梁周翰都担任修撰。”皇帝说：“史才非常难得，在于善恶都必须记载，务求搜取事实而去除个人的爱憎，这才是良史。大凡帝王的举动，贵在自然。朕阅览《唐史》，看到唐太宗的作为大概是喜欢虚名；每做一件事，一定先声张造势，然后才实行，重视的是在史册上传扬，这难道是自然的吗？”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孟子说：‘仁的实际内容，是侍奉父母；义的实际内容，是顺从兄长。’治理达到太平要从整齐家庭开始，由治理家庭推及治理国家，所以不追求虚名而追求实际功效，实际成效自然会显现。唐太宗的家道最不端正，内在品行没有修整，却只想凭借英武的资质仰慕魏征【按原本作‘魏证’，因避仁宗嫌名，今改正】关于仁义的言论；即使想长久借用这种名声而不归还，使它流传在史册上，他的虚名显露出来，最终也无法掩盖。传下一代之后，唐朝便发生动乱；虚名对于政治的危害，最终没有益处，实在不可不引以为鉴。”皇帝又对宰相谈到文章，说：“大凡写文章，必须禀承自然天性，这才是俊秀。如果只是沿袭别人的踪迹，就与出自自己相去很远了。过去名贤选取士人，必定从诗赋中考察，因为诗赋出自人的胸臆，可以观察一个人的才智见识，所以这件事很难。”

译苏易简说：“不久以前也有人请求命令礼部废除诗赋，只凭策论取士。况且诸子百家的书，都是推究事理的根本，旨趣典雅；如果把它们附入策论中加以辨别，也很困难。近来贡举考试中，有人带着三五十轴文章应试，却没有赋；到了考试那天，提笔茫然，多数不合声律，这才知道写赋咏是很难的。”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声律起源于《风》《雅》《颂》，散文起源于《典》《谟》《训》《诰》。《风》《雅》《颂》发展一次成为《离骚》，又发展一次成为诗赋；《典》《谟》《训》《诰》发展一次成为诏令、书檄，又发展一次成为策论、经义。用这些来选取士人，都足以得到人才，关键只在于居上位的人用什么办法来鼓舞天下。祖宗朝起初凭诗赋取士，考中入选的如王曾、范仲淹这一类人，都是浑厚的君子，那么诗赋怎么会不受重视？熙宁、崇观年间凭策论、经义取士，主持其事的如章惇、蔡京这一类人，那么论、策、经义怎么会不被轻视？不是科举本身有弊病，而是人使它产生了弊病。中兴以后，高宗、孝宗兼用诗赋、论策、经义，没有偏废任何一种，得到人才之盛，前后相接、接踵而来；只要朝廷之上能够奖励和振作士气，以器识来求取人才，那么诗赋、论策、经义都可以用来得到士人。” 十八日，进入讲筵，与同侍讲范楷等候皇帝召问。这天仍然读《论文史篇》。皇帝曾对近臣说：“一般人多说祈祷神灵可以延长福寿，未必是这样。能够行善事，神灵一定会降福给他。比如《礼记·世子篇》的注说：‘文王因为忧劳勤勉而减损寿命，武王因为快乐而延长寿命。’况且圣经的旨意一定不是这样，大概是注释者思考得太不周到了。文王焦虑思虑、劳心劳神，是因为忧虑天下，怎么能因此减寿呢？夏禹焦心劳苦，却有赐予玉圭的祥瑞，并且享有国家长久的年岁。大体说来，帝王能够忧虑百姓的忧虑，不贪图自身的闲逸，难道会没有感应吗？郑康成这样作注，很不近情理，哪里足以拿来作为鉴戒呢？朕曾经和邢昺讨论这件事，邢昺不能回答。”我读完后口头奏道：“忧劳勤勉和安逸享乐这两者，常常相互依存、彼此转化。忧劳勤勉的结果，必定会有安逸享乐。孔子说：‘如果知道做君主的困难，岂不是几乎只用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吗？’安逸享乐的过失，常常会导致忧劳勤勉。《诗经》说：‘你虽然沉溺于享乐，却不思考继承祖业；就像那泉水不断流淌，不要一起陷入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本朝名臣苏辙论述这件事，最为有理。他说：‘古代的圣人，没有事情时就深深忧虑，有事情时就不再忧虑了。因为没有事情时深深忧虑，正是为了有事情时能够不忧虑。’这与《诗序》所说‘开始于忧劳勤勉，终于安逸享乐’的意思相合。如果说文王因忧劳勤勉而减损寿命、武王因安逸享乐而延长寿命，既不是事实，也不是用来显示教训的道理。景德四年，皇帝问王旦：‘孔子作《春秋》，因而谈到五经的大义。朕在藩邸时，邢昺接连不断地讲说。但经籍立言，各有旨趣，不可能没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每次询问邢昺，他只是引用义疏来回答；推求圣人根据时机设置教化的道理，以及其中所说的同异，他始终不能谈到精微的旨意。比如孔子说管仲具有仁，又说管仲曾参与召忽侍奉公子纠的事情。召忽为公子纠而死，管仲却归顺齐国，辅佐齐桓公，使诸侯九次会盟。难道不是召忽以忠而死，管仲却不能坚守自己的节操吗？做臣子的道理，应当这样吗？’邢昺不能回答。像这样的事情，常常应该另举故事来说明。我读完后口头奏道：“管氏的学问并不纯粹合于圣人的道理，在出仕和退处之间，容许有可以议论的地方，所以他的成功也只达到了霸主之事而已。圣人评价这个人，有时褒扬，有时贬斥，随着不同的事情分别评论，并不因为肯定一面就废弃另一面。既以器量狭小来评价他，又因他有三归之台而讥刺他‘哪里称得上俭朴’，又因他树立塞门之屏而责备他不懂礼，这是既喜爱他又知道他的缺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日〕 然而至于他纠合诸侯，不使用兵车，就使天下得到匡正，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赐，这就是既憎恶他的缺点又知道他的长处。出仕和退处虽然有可以议论的地方，但功劳和过失并不能互相遮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二十六日进入讲筵，与同侍讲陈贵谊等候皇帝召问。这天仍然读《论文史篇》。皇帝曾对王旦等人说：“经书和史书留下的文章，是拥有国家者的借鉴；保全国家、治理百姓的关键，全都在这里了。然而三代以后，典章制度、声名文物，参酌古今而适合当时施用的，没有比汉史更好的。学者不可不尽心学习。”王旦说：“孔子生在周朝衰落之时，周游聘问各国，退处以后删定《诗》《书》，订定礼乐，把五常之道垂示为万世的法则。后世的君王，即使是最圣明的，也一定要以孔子为师法。古人说：‘自从有生民以来，从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如同说孔子的志向在《春秋》，是想用褒贬之笔，最终建立永远的诛罚和奖赏之法，使乱臣贼子看到后知道畏惧；这是孔子立教的深远旨意，也是治理国家的大要。司马迁自称写成一家之书，大概知道《春秋》的凡例无法继续照样创作，所以采用‘纪’‘书’‘世家’‘列传’的体例，其中也寄寓着劝善惩恶的微妙旨意。班固以后的人没有领会它的本意，只是增加文辞采饰罢了。”皇帝说：“孔子的道一时一刻也不可舍弃。有些迂腐的儒生或许说，尧舜之时即使没有孔子也能治理好，这真是见识浅薄到了极点。” 二十六日，入宫讲经，与侍讲陈贵谊一起等候皇帝召见。这一天仍然讲读《论语》中文史方面的篇章。皇帝曾对王旦等人说：“经书和史书留下的文字，是治理国家的借鉴，是保全国家、治理百姓的要领，全都在这里了。然而，三代以后，若论典章制度、声名文物，能够参考古今而适合当时施用的，没有比《汉书》更好的。学者不可不尽心学习。”王旦说：“孔子生于周朝衰微之时，周游聘问各国，退居之后删定《诗》《书》，制定礼乐，以五常之道为万世留下法则。后世的君王，即使是最高明的圣人，也一定要以孔子为师法。古人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说孔子‘志在《春秋》’，是想通过《春秋》褒贬人物、穷尽笔力，建立永远作为诛罚和赏赐依据的法则，使乱臣贼子看到之后知道畏惧；这正是孔子立教的深远宗旨，也是治理国家的重大要领。司马迁自称所作是自成一家的史书，大概知道《春秋》的编纂体例无法继续照作，所以分别称为‘纪’、‘书’、‘世家’、‘列传’，其中包含着劝善惩恶的深刻宗旨。班固以后的人没有超出他的本意，只是增加了辞藻文采而已。”皇帝说：“孔子的道义一刻也不能舍弃。迂腐的儒生有时说，尧舜时代即使没有孔子也能治理好国家，这是见识浅薄到了极点。”

译却不知道，孔子的道就是尧舜的道。所以说“继承尧舜的事业，以文王、武王为法”，又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道”，可见孔子尊崇尧、以舜为宗法，已经到了极点。这并不是说孔子的道与尧舜的道不同。臣读完后口头奏道：“上古时期，民风淳朴，事务简单，所以尧舜亲自实行治理，天下得以大治。三代以后，人的伪诈日益增多，所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留下训诫，以惠及天下后世。然而，尧舜之时尚且有‘都俞吁咈’这样的讨论，讲明义理，并不是不加思考地行事而偶然相合。若说尧舜时代即使没有孔子也能治理好天下，教化天下也只凭个人才智、任由私意，而不必通过讲学，这就是仲由所谓‘有民众，有社稷，何必读书以后才算学习’的说法。这种说法口才足以打动人，但归根结底并不是正理，难怪孔子认为这是巧言谄媚而厌恶它。” 这一天又读《议修书篇》。景徳三年，真宗亲临崇文院，询问编修君臣事迹的情况；对于编次次序中有不妥当的地方，亲自加以改正。皇上说：“朕编纂这部书，是想把历代君臣德行美善的事迹彰明出来，作为后世的法则。至于打开书卷阅览古事，也有助于学者学习。”从此以后，每天把两卷草稿进呈御览，皇上阅看。第二天一定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并告诉他们。皇上说：“昨天看到所编录的内容，也有不能完全说明事情始末的地方。前代诏令都是在一时因事而发，必定有其发布的原因；如今如果把这些原因全都删去，就看不出原来的用意了。尤其应当区别善恶，务必审慎公正。如果前史褒贬不当，就应当说明诏敕以及厘革时事的情况；当时如果是因为权臣专横放纵，挟带个人爱憎而作出的，也应在后面加以辨析，这样读者一看就能明白邪正。”修书如果只图尽快完成，就必定难以做到精审简要。大业末年撰写的著作尤其多，却很少流传下来，难道不是因为芜杂得太厉害吗？皇上又说：“这部书本来是想保存君臣的鉴戒，所以除经史之外，异端邪说和小说一概不取。每篇撰写序文，放在篇首，这很可以作为典范。现在所写的序文，都引用经史，大体已经充分把握了体制和要旨，但是在劝善惩恶、警戒劝勉方面，或许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 例如《直谏门》，只应表彰正直敢谏的人。如果帝王掩饰过错、拒绝劝谏，而臣下不极力直言，就会成为国家的祸患，这种直谏可以褒扬。如果国家的日常政务偶有缺失，又不是帝王任性违法，或者臣下用言语委婉讽谏而使帝王有所醒悟，这也就是美事。如果过分张扬，使罪恶都归于君主，显露政务缺失而借此炫耀自己的正直，也不是应当取法的。又如《文学门》，说帝王应当学习贯通天人之际的道理，难道只在于作歌诗、辞赋和颂文吗？如果是这样，帝王便无须用心学习，等于什么都不学了。为什么不只叙述帝王文德广被、勤勉光明地治理国事的事迹呢？至于吟咏性情，则保存在歌诗之中，像《大风歌》《秋风辞》以及《横汾》之类，只须告诫其流于放荡奢靡即可。又如《务农门》，叙述帝王亲自举行藉田礼的事迹，像汉代文帝、武帝藉田的年号，都可以注在下面，说明‘此事从这里开始’，所看重的是便于查阅。大体说来，对于有疑义、缺少记载的事情，千万不要凭主观意思改动，只须在下面注明‘这是臣等所疑’、‘这是臣等所缺’以及‘这是臣等尚未详知的意思’。”王钦若说：“陛下凭借睿智的思虑，汇集编纂这部书，精选名儒，共同商议编排，现在已经逐渐形成篇次。至于垂示法则、确立条例，按类别分门，经史取舍，事迹是非，都由陛下确立纲要，指示条目。” 其中有违背疑义、尚不妥当的地方，动辄都要请示圣上的谋划，借以形成可作楷模的成例。恰好承蒙皇上宣示，这部书应当把劝善惩恶、警戒劝勉放在首位，确实是垂范后世、树立教化的紧要事务。”皇上说：“褒贬古人的行为，探究圣人的用心，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书成之后，外人无从攻击斥责，那就很好了。”臣读完后口头奏道：“今天所读的几段，都是真宗朝命王钦若、杨亿等人编纂的君臣事迹。起初制定编纂条例时，议论很详细，而这一段最为精详。”这部书在景徳初年开始纂修，到大中祥符末年完成，历时八年，共一千卷，诏令题名为《册府元龟》。其中安排纲目、斟酌取舍，全都出自真宗的圣明意旨，没有一处不深切周到。尤其是论述《直谏门》的部分，对于治理之道特别有益。既说帝王掩饰过错、拒绝劝谏，又说臣下显露政务缺失、借此炫耀自己的正直，可以说把君臣双方的道理都说尽了。掩饰过错、拒绝劝谏，本来就是人君的过失；作为人臣，应当积聚诚恳悲切之心，委婉曲折地进言，这才可以。显露政务缺失、炫耀自己的正直，本来就是人臣的罪过；作为人君，应当含容忍耐，宽厚包容，这才可以。君主尽君主之道，臣下尽臣下之道，难道不是非常美好吗？如果人君听取意见时，总怀疑臣下是在炫耀自己的正直；人臣进言时，总怀疑君主是在掩饰过错，彼此不忧虑自己的职责，反而忧虑对方的职责，危害就很大了。真宗皇帝不采纳这种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寳庆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入宫讲读，与侍讲王塈等待皇上召问。这一天读《任宰执篇》。开寳八年，太祖对宰相说：“今年谷物正逢丰收，各种物产丰盛，如果不是上天垂佑，怎么能够达到这样？你们应当共同思考救济万物；政务中如有缺失，应立即振举补救，以成就开泰局面的基础。”太宗任命赵普为宰相，告诫他说：“朕因为卿是先帝的旧臣，功劳足以参与辅佐朕登上帝位，所以应当尽心竭力来符合朕的期望，不要因为职位高而放纵自己，不要因为权力重而骄傲自大。只要能够慎重处理赏罚，举荐贤能，消除个人爱憎，又何必担心军国大事治理不好？朕如果有过错，卿不要当面顺从。古人以辅佐君主不能达到尧舜的境界为耻辱，卿要牢记这一点。”太平兴国八年，宋琪、李昉任平章事，李穆、吕蒙正、李至任参知政事，张齐贤、王沔签书枢密院，在玉华殿应对。皇上对他们说：“朕任命官员，是为官职选择合适的人，只怕不能恰当。两制的臣子有十多人，都有适用的文学才能，操守行为端正清白。李穆近来任职京府，听说他非常严肃；现在提拔他，大概是出于公正的推举。朕因而想到，乡里间每天早晨焚香祝愿天子万岁，其次祝愿大臣长寿，朕与卿等怎么能不每天思考做好政事，以符合亿兆百姓的祈祷呢？”

译宋琪说：“臣等承蒙陛下破格提拔任用，又承受陛下的告诫训谕，哪里敢做不善之事，以辜负圣上的恩典？只愿想着公正勤勉，或许可以稍稍报答万分之一。”众人拜了两拜表示感谢。臣读完后口头奏道：“今天所读的，都是太祖、太宗任用宰相的事，具体条目虽然不同，关键只在于委任并要求他们完成职责而已。臣听说，人主没有具体职事，唯一的职责在于任用宰相；宰相没有别的职事，唯一的职责在于任用贤能。看祖宗任用宰相的话，思虑周密；遇到年谷顺利丰成、上天垂佑时，就更加思考振举政务，以巩固开泰局面的基础；知道乡里间祝愿天子长寿、大臣长寿，就每天思考做好政事，以符合亿兆百姓的祈祷。既然委任并要求宰相成就事业到了这样的程度，做宰相的怎么能不遵守圣训，举荐贤能，消除个人爱憎，以达到治理的功业呢？”汉武帝因宰相任用官吏而发怒，于是说：“卿任用官吏还没有结束吗？我也想任用官吏。”可以说是失去了任用宰相的道理。唐太宗任用房元龄、杜如晦时说：“公任仆射，应当广泛寻求贤人。近来听说你们每天听取、处理诉讼文书都忙不过来，怎么能帮助朕寻求贤人呢？”可以说是得到了任用宰相的道理。武帝在位时，上层感到满意；唐虞时期，下层百姓安乐；到了商周，天下却空虚困耗，户口减少了一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太宗把政务委托给他人，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却达到了外户不闭、行旅出行不必携带粮食的境地。任用宰相与不任用宰相，成效和验证竟然如此明显。太宗又回头对宰相说：“中书的职责在于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之人；只要一个郡或一个县得到一名好官，百姓就能受到他的恩惠。卿在中书，怎么能够完全知道内外官吏的贤能或昏庸呢？其他人举荐人才，各自会按照类别来进用。卿再仔细审察是否可用，善恶逐渐分明，这也是达到治理的办法。”臣读完后口头奏道：“人主任用宰相，大臣任用贤能，都是为了百姓。立朝任职的人有爱护百姓的言论，任职外地的人有爱护百姓的政绩，那么恩泽就可以流布到百姓身上。庆厯年间的大臣认为，要想知道百姓的利弊疾苦，必须得到好的县官；要得到好的县官，必须得到好的知州；要得到好的知州，又必须先选择好的转运使、转运副使。如今朝廷奖励廉洁的官吏，厌恶贪污的官吏，州县虽然渐渐有所改革，但所谓真正贪赃枉法、罪大恶极的人还没有被查办弹劾，这也是监司观望不作为的过失。太宗皇帝谈论宰相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却把一个郡、一个县放在首位，这是达到治理的紧要事务。” 《经幄管见》卷二。●钦定《四库全书》。《经幄管见》卷三。（宋）曺彦约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