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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读通鉴论》清·王夫之 卷一 ◎秦始皇 〖一〗 两方面争论胜负，却只是发表无益的议论，说的就是辨析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人。郡县制延续了将近两千年而不能改变，古今上下都安于这种制度，顺应形势的趋向，难道不是合乎道理才会这样吗？上天使人必须有君主，这并非有人刻意安排，却自然形成了这种局面。所以在最初，各地都推举德行能够胜过众人、功劳能够惠及众人的人奉为君主，因而又特别推举其中一人作为天子。人不是不想使自己尊贵，但一定要奉戴一人为尊，这是人类共同的心愿。安于君位的人熟悉君主之道，于是形成了世代相承的道理；即使继承者愚昧而暴虐，也仍然胜过那些出身草野、没有凭据的人。这样延续了几千年，人们也安于这种制度。后来疆土强弱相互吞噬，终于完全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到了战国，所剩的诸侯已经没有几个，难道还能役使九州、让天下听命于这几个诸侯王吗？于是把诸国分为郡县，选择人才来治理它们，使有才干、能够治理百姓的人都居于民众之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治理百姓的制度，又有什么不是天下的公义呢？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封国，后来大夫又沿袭这种做法，世代担任官职，按这种趋势发展，必然会泛滥。士人的儿子总是做士人，农民的儿子总是做农民；可是上天生育人才并不加以选择，因此士人中有愚顽者，农民中也有秀异者。秀异者不可能永远屈居于愚顽者之下，必然相互争夺而兴起，这又是形势必然激发的结果。封建制被破坏，选拔人才的制度兴起，郡守、县令承接了诸侯的权力，刺史、州牧、都督承担了方伯的职任；即使有人有大德、立大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庇护他那些不肖的子孙。形势相互激发，事理也随之改变，想来这就是天意吧！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互资助，才能通达顺利，即使是圣人又怎能违背这个道理呢？选举不谨慎，郡守县令就会残害百姓；世代相传的德行不能长久，诸侯就会扰乱纲纪。这两方面都有害处，但百姓对于郡守县令的贪婪残暴，还可以借助黜免升迁来减轻困苦。所以秦、汉以来，天子虽然孤立无所辅佐，国祚不如商、周长久；但如果像东迁以后那样，彼此交战、毒害百姓，政令不同、风俗各异，横征暴敛、刑罚繁多，削弱残害百姓，延续数百年而不停止，那么后世百姓的灾祸也会更加严重。郡县制并不是天子的利益所在，正是国祚不能长久的原因；但替天下考虑，它所造成的祸害，远不如封建制滋生的祸害多。唉！秦始皇因为把天下看作自己的私产而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可上天却借助他的私心来实现天下的大公；神明的意旨深不可测，大概就是这样吧！世代占有君位的人熟悉君主之道，这是法律所便利的；熟悉君主之道的人承担治理事务，这是事理所应当的。三王时期已经具备了法律制度，孔子又阐明了治道，人们能够学习并掌握它。贤能而秀异的人，都可以用君子的地位来奖赏他，使他治理百姓。圣人的心意，到今天反而更加显著。选举不谨慎，残害百姓的官吏接连出现，天地尚且不能承担这样的罪责，何况圣人呢？不能把这些归咎于郡县制。至于国祚不能长久，是针对一姓而言的，并不是天下的公义。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只是因为它把天下据为己有罢了。斥责秦的私心，却又想让自己的子孙私有天下而长存，这难道又是天下的大公吗？〖二〗 孔鲋藏匿书籍，陈余认为这会给他带来危险。孔鲋说：“我所做的是无用的学问，了解我的人就是我的朋友。秦国不是我的朋友，我有什么危险呢？”唉！能够从事无用的学问，来开阔心胸、在乱世中自由遨游，若不是圣人的门徒，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诗经》说：“拿着粮食出去占卜，凭什么就能获得丰收呢？”谷物和收成在于自己罢了，为什么要占卜呢？如果屈曲自己的道义，随同天下人一起沉浮，虽然眼前有利，但祸害也会潜伏其中；如果坚持自己的道义，与天下相抗，自身会有危险，但道义也不会因此得到施行。君子的道义，是为天下储备有用的东西，却不求被天下任用。了解它的人自然了解，不了解的人只会认为它没有用罢了。所以说：“那种愚拙，是别人无法赶上的。”坚守道义使自己安定，谨慎交往以远离外物，在盗贼禽兽之中保存黄帝、神农、虞舜、夏禹的道统，有什么不能获得丰收的，哪里用得着占卜呢！庄周因惩戒乱世而想成为无用的木材，虽说到了无用，却没有为天下储备最大的功用。手握粮食却忧虑深重，逃避后羿的箭法，其中难道有小人的情怀吗？懂得进退、生死存亡而不失去正道，以平易简约的方式消除天下的险阻，若不是圣人的门徒，还有谁能同他一道呢？〖三〗 商朝刚兴起时，太甲被放逐；周朝刚兴起时，成王面临危难；秦统一天下后，扶苏自杀；汉拥有天下后，惠帝没有后嗣；唐朝则建成死于刀刃之下；宋朝则德昭不能善终；直到建文之变，惨烈尤其严重。天下刚刚安定，人心还没有平静，因此天命也不会安宁，连汤、武都不能消除这种情况，后代更不用说了。然而胡亥杀死兄长，很快自己也死去；太甲、成王最终安稳地保住了君位。这样看来，伊尹、周公与赵高之间的差距，岂只是天壤之别而已吗？秦始皇的国祚本应短促，原因不止一个，但没有比他不知人更严重的了。他不是不能察看，而是喜欢听谄媚的话。把国家托付在赵高手中，即使是中等才智的君主也不足以保全国家，何况胡亥呢？汉高祖能够识别周勃，宋太祖能够任用赵普，虽然不能立即平息乱局，却足以使国家不至于灭亡。建文帝即位后，没有可以托付孤儿的旧臣，因此战争接连、祸患相结，尤其成为人伦关系的巨大变故。徐达、刘基只要有一人还在，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即便如此，国祚之所以没有倾覆，还是因为没有谄媚之臣。

译◎二世 〖一〗 陈婴不自行称王，周巿不在魏地称王，他们的心情是相同的，但周巿更为贤明。周巿说：“天下昏乱，忠臣才会显现。”在道义上不敢出头，就会远离祸害而不使祸害殃及自身。身居尊位，却成为天下不义的首领，正如“背负重物又乘车，招来盗寇”，这是明白易见的事情，但人们却不能认识到。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有坚持道义的志向来守持自己的内心，于是流俗的蛊惑者便得以进身。陈婴如果不是幸而有他的母亲，也危险了啊！周巿这句话，难道就是所谓“大水漫天却不能使人沉溺，猛烈的雷声震裂山岳却不能使人震动”吗？陈余自以为是儒者，却不能守住道义而自行称王。周巿虽然死了，却好像活着一样。陈余庸碌一生而死，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二〗 李斯回答二世说：“英明的君主应当消灭仁义的道路，断绝进谏争辩的言论，显然地实行放纵暴戾的心意。”纵观古今，不论贤能还是不肖，没有人忍心说出这种话，而李斯却公开说出，毫不忌惮。唉！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李斯也曾向荀卿学习，也曾同始皇谋划天下，并使天下归于统一。难道连飞廉、恶来都不忍心说的话，他却毫不忌惮地说出来，李斯内心果真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吗？如果不是二世愚昧，就是始皇骄横悖逆，怎么会听受这种话而不责罚他呢？李斯难道认为天下后世不会把自己看作首恶，而自己也无需顾虑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怕死、担心失去权势的心情逼迫着他，使他无所顾忌罢了。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失去权势并不值得忧虑，又何必一定要害怕失去呢？以前用来求进身的道路不正确，后来用来效力的功劳不够，最后用来保全自身的方法不对，退下来安置自己的办法又没有，那么失去权势确实值得忧虑，死亡也确实可怕了。想要没有恐惧、没有忧患，却不说出自己不忍心说的话，又怎么能做到呢？天下没有一定会死的道路，也没有可以侥幸求得的利益。及早把志向端正，后来就不会受到逼迫，不忍心做、不敢做的心就能保全。早先不能按照正道谋划衡量，等到后来失势的迹象已经显现、死亡的机会已经出现，即使想不说出这样的话，也做不到了。还不等到在上蔡东门欢笑，肺肝早已自行裂开。李斯难道果真没有人的心肠吗？《易经》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及早辨别人，不如及早辨明自己。〖三〗 人人都有不忍伤害他人的心，而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众人的怨恨不可承受，也很容易明白。申不害、商鞅的言论，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绝迹呢？志向正直、义理明白如诸葛孔明的人，却采用他们的方法；学问广博、志向宏大如王介甫的人，却以他们的意图为师。没有别的原因，申不害、商鞅所说的，是突然劳苦一时而长久安逸的办法。没有他们那种心，却采用他们的方法，是诸葛孔明；采用他们的实际做法，却忌讳说出他们的名字，是王介甫；至于那种无法掩饰、藏在其中的真实心态，则由李斯揭示出来了。李斯说：“实行督责之术，然后断绝进谏争辩的道路。”申不害说：“拥有天下却不能任意放纵，把这叫作以天下为桎梏。”进谏争辩断绝，桎梏脱去，那么即使眼睛劳累于刑名文书之中，也可以沉溺于饮酒好色、纵情游乐和骄奢享受之中，安然享乐而不停止。如果还没有忘掉安逸享乐的心情，怎么能不把这看作一举两得的办法呢？任用法术，君主就安逸而天下困苦；任用道义，天下就安逸而君主劳苦。若没有一种可以任意放纵、满足自己的办法，即使不是追求治理天下的君主，也不能高高在上、放纵地处于万民之上，这是必然的。以诸葛孔明的淡泊，却仍然为国事竭尽劳瘁；以王介甫外表像土木一样朴拙，却喜好学习、深入思考，然而他们尚且乐于奉行名义和法术，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是让耳目少受劳苦，勤于耳目之事，而使心思获得安逸。贤者尚且如此，何况凭借权势的令狐绹、张居正呢？假使读了李斯的话，知道那是引导谄媚、助长淫逸的办法，难道还能不惭愧得汗流满面吗？〖四〗 怀王的拥立，并不是项氏的意愿，只是范增劝说这样做，以为顺从民众的愿望罢了。君臣的名分既已确立，但他们的内心并未彼此释怀；项氏势力成功以后，怀王自然不能真正拥有楚国。怀王对此考虑得非常周全，所以一遇到项梁失败的机会，便夺取上将军的权力，交给宋义；宋义正好遇上这个时机，获得了怀王的信任，因此怀王同他商议政事而非常高兴。他高兴的不是宋义消灭秦国的计策，而是高兴宋义能够夺取项氏权力的计策。宋义驻军安阳而项羽杀了他，并不是因为恼怒他救援赵国迟缓，而是恼怒他夺取自己权力太快。宋义驻军安阳而不进兵，不是想趁秦、赵两国疲敝，而是想找准时机收取项羽的军队；他派儿子到齐国任相，又送他到无盐，并不是不顾士卒的饥寒而自我夸耀，而是想替怀王在齐国树立外援，并借此巩固自己。宋义死后，诸将惊惧地说：“最初拥立楚王的是将军家。”项羽的心意显露出来了，宋义的心意也显露出来了，怀王不能始终安于项氏之下的心意也显露出来了。救援赵国，任命宋义；进入关中，任命沛公；项梁死后项羽孤立，成为宋义旗帜牙门下的偏将副将；替怀王谋划对付项氏的人，计策已经成功，却仍然没有办法使楚人心服。幸而秦的君主是二世，丞相是赵高，将领是章邯、王离，没有人能够利用君臣之间的裂隙来离间楚国。否则，即使沛公也将无法自保，何况谋略浅薄的宋义和只有匹夫之勇的项羽呢！由此可知，君臣关系并不只是靠名分来确定道义；上天所安排的秩序、人性所安适的状态、情感所顺应的方向，不是这样就无法终日维持。范增拥立楚王的主张、董公披缟素的谋划，早已不足以参与决定兴亡大事了。〖五〗 秦所消灭并降服、侮辱的，是六国君王的后代；派去戍守而使他们妻子减少、儿子成为孤儿的，是郡县的百姓；而砍下二世的头、想要消灭秦的宗室、约定楚军投降后分封诸侯并让自己称王于关中的，是赵高。因此，怨恨在敌国，敌国有时还无力报复；怨恨在百姓，百姓有时还不忍心这样做；但如果轻慢地牵连小人，祸害一定会从小人那里爆发。所以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最难以相处。”圣人尚且难以对付，何况中等才智以下的君主呢？

译小人的心思，聪明人也不能测度，刚强的人也不能制伏。料定他一定做不到，他却有时能做到；料定他一定不想做，他却有时偏偏想做。项羽暴烈，沛公明智，章邯的怨恨又正新鲜，天下人都想把赵高剥皮吃肉、睡在他的皮上；假如赵高灭掉嬴氏宗族，打开关门同诸侯讲和，难道能够免于被刀斧砍杀，何况还能接受分封土地的封爵吗？因此，用聪明人的心思来推测赵高，本来就知道他会同秦朝共始终；用愚人的心思来推测赵高，也必然断定他会同秦朝一起化为齑粉。然而他却一定要杀死胡亥，以求侥幸得到一次成功，难道只是因为胡亥愚蠢，像箭射入帷帐却还没有察觉吗？明智而且熟悉谋略的人，从来没有认为事情会这样发展。祸福之外，还有不凭借任何条件而产生的欲望；生死之外，还有没有常规、无法预料的诡谲；顷刻之间，还有突然变化的情势。利益有时也不能使他明白，却没有什么不敢放纵去做，到了这种地步，君子就无法防备他了。所以圣人尚且仍然认为难以对付，这确实是难以对付啊！“沾湿了衣服，便要整天戒备。”所谓“终日”，是说没有终了的意思。若舍弃谨慎修身、慎防细微之处，却去寻求驾驭小人的办法，那么不掉进他的陷阱中的人就很少了。〖六〗 谁说秦朝的法令严密，就能胜过天下呢？项梁在栎阳被捕，蕲县狱掾曹咎写信送给司马欣，事情便得以免除。其他公开请托、接连行贿，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不知道总共有多少。项梁是楚国大将军的儿子，是秦朝尤其忌惮的人；司马欣只是一名狱掾，却通过驰送书信使事情得以解脱。那么其他地位尊贵、权力重大的人，又有谁能抵御这种情况呢？法令越严密，官吏的权力就越大；死刑越繁多，贿赂就越公开；人们用粉饰掩盖来逃避罪网，于是天子的权力反而被掾史倒转掌握。南阳刘氏宗族的人多次杀人，王莽却不能追究，都是因为法令严密、官吏权力过重，使他们得以遮蔽罪行。在这里设置重刑，在那里设置轻刑，细密到了牛毛一样，而东西两边的人可以互相逃窜。知道罪行却故意放纵，牵连蔓延、相互逮捕，上下又彼此依靠来隐藏奸恶。篡夺帝位的君主，窃取非分的地位，连睡觉都不得安宁，借此来钳制天下，最后反而被天下钳制，本来就是应当如此。接受天命、端正万邦、德行足以威服天下而内心没有愧疚的人，不要仿效这种做法。宽缓便会严明，简约便会安定。即使吞舟的大鱼漏过了网，也不敢再次触碰鱼梁和笱，为什么呢？因为法令由一位君王确定，狱吏没有能力加以改变。

译卷二 ◎汉高帝 〖一〗 拥有天下的人却还要积聚私人财产，小心翼翼地守护这些财产以求稳固；至于掌管天地、收藏万物、供天下使用的巨大财富，却好像同自己没有关系，任凭它有无盈亏。鹿桥、钜臺的愚蠢做法，以及后世开创基业的英明君主，都把它当作常规，结果留下的治国谋略不得安定，这不只是那些生长于深宫、习惯宦官污秽浅陋生活的人的过错。灭掉别人的国家，进入别人的都城，既然对方的府库都成了我的府库，就据为天子的私产。唐朝攻克西京，隋氏的财物便归于唐；宋朝进入后周宫室，五代积累的财物便归于宋；蒙古退走，元大都的宝藏被运到南畿。唉！奢侈的人借此放纵自己的嗜好欲望，节俭的人借此降低自己的志趣；他们显赫的样子，仿佛上天赐予的宝命、祖宗世代守护的基业，都只存在于手中握着的金钱财物罢了。祸害已经逼近剥床，却仍不停地向百姓索取，用来保全自己的私产，直到接近灭亡时反而成为盗贼的资财；这样拥有它又有什么快乐呢？汉王进入秦宫时就有自己的打算，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层。樊哙说：“难道想做一个富家翁吗？”英明通达的君主却没有樊哙看得透，这样的人很多。范增说：“他的志向不在小处。”难道这只是汉王一时夺取天下的雄才大略吗？他还把这种思想垂示给后代，因此有了文帝、景帝的治理，甚至做到免除天下的田租，而国家也不担心贫困；这种使君主和百姓数百年都富足的方略，正是在此时确定的。天子如果斤斤计较地积聚财物留给子孙，那么贫困一定会出现在国家；士大夫如果斤斤计较地积聚财物留给子孙，那么败亡一定会出现在家庭；平民如果斤斤计较地积聚财物留给子孙，那么后世一定会因饥寒而死。周朝有大规模的赏赐，唯恐分散得不够快，所以延续了三十世；到灭亡那天，君主没有遭受覆灭宗族的惨祸，百姓也没有遭受冻馁和争夺的伤害。后世的君王听到樊哙关于富家翁的讥讽，难道还知道警戒吗？〖二〗 韩信列举项羽的过失说：“有功劳应当封爵的人，印章都磨损破旧了，他却忍心不给。”从这句话来看，韩信之所以只被任用为将领而不能参与天下大计，并且最终不能保全自己，原因全都在这里。封爵，是顺应上天所给予的功劳而加以尊崇，并不是君主用来收买天下的东西。况且爵位和赏赐难道一定足以使人荣耀吗？只是因为难以得到，所以才显得荣耀。君主轻视爵位，天下人就会争夺它；君主重视爵位，天下人就会以获得它为荣。宋太祖曾许诺曹彬攻下江南后授予使相之职。曹彬早已知道自己未必能得到，却能安然处之，所以封爵并不奢侈，曹彬也能接受。若不是这样，像更始帝时那样侯爵遍地，也不能挽救他的灭亡；对于必然要得到的东西，不值得令人欣喜。项羽不吝惜屈己礼贤，却吝惜赐予天爵，怎么就一定不是治道、一定会灭亡呢？汉高祖在天下平定以后，大量分封，反叛者多次兴起；武帝夺回诸侯的封地，天下才开始安定。承接六国衰败的局面，人们都想做君主，汉高祖又急忙把土地和人民给予他们，任凭他们放纵欲望而行事；即使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属也不能彼此保全，何况其他人呢？用天下来买卖天下，自己却想凭此成为天子；君臣彼此交易，又期望报偿很快到来，这种局面本来就一天也不能维持。难道韩信说这话，是想用它来胁迫高帝，以此向高帝讨价还价吗？所以齐地刚刚平定，他就请求封为齐王，韩信心中所怀的意图已经显露出来了。拿交易的心思去和君主交易，君主早晚会看出他的心思；一旦交易成功，心中却还留下怨恨。云梦擒获韩信、未央宫斩杀韩信之事，早已埋伏在他请求封齐王的那一天，只是几乎在登坛时的几句话中就发动了。刀兵从妄动的欲望中发出，没有不因此失误的。韩信说：“把天下的城邑封给功臣，还有什么人会不服？”作为君主，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作为臣子，却不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何况君主本来就不能用这种心思来向天下讨价还价！说话不一定非要兑现，做事也不一定非要果断到底。宋祖的谨慎、曹彬的明智，都得到了保全太平、身居盈满而不失守的道理。何必一定要践行当初姑且许下的话，从而亵渎上天的重大命令呢！至于项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他吝惜封爵。韩信的说法，不如陈平的话说得确切。陈平说：“项王所任用、所宠爱的人，不是项氏宗族，就是妻子的兄弟；即使有奇才之士，也不能任用。”所以项羽并非完全不懂得识别人，只是有人蒙蔽了他。那些琐屑的姻亲，占据着[“踞朊仕”原文如此，疑有讹字]，掌握大权，士人怎么能不受蒙蔽？不过，这也有他自己的原因。项羽是靠欺诈兴起的：侍奉怀王却杀害了他，归属宋义麾下却又杀害了宋义，汉高帝入关时便压制他，田荣的军队来归附又将其斩杀、摧残、掠夺。长期积聚嫉妒残害之心的人，总是用自己的心思揣度别人，怀疑别人也要嫉妒、残害自己。轻易残杀别人的人，身边总有强烈的怨恨，因此怨恨不能轻易亲近。他左顾右盼，也只有兄弟姻亲党羽值得依靠作为援助。这样一来，如果轻易把权力交给别人，自己就会成为怀王，自己就会成为宋义。他整日惴惴不安、战战兢兢，梦中仿佛也有戈戟交战，怎么能不深深怀疑天下人呢？然而他的猜疑也救不了自己。汉王的心腹是项伯，是他的兄弟；追赶并逼迫他自刭的人是吕马童，又是他的旧友。跟随他走到大败之后的只有三十多名骑兵，兄弟姻亲却没有一个参与其中。他怀着疑忌寻求援助，最终却孤立无援。并不是因为有人不肯交出刻损的印信而嫉恨他、陷害他；他的亲戚背叛他，早就开始了。对上天没有愧疚，上天就没有不保佑的；对别人没有惭愧，别人就都可以驾驭。以正义行走在平坦的大道上，居处于天下最宽广的居所；不偏袒党羽，赏罚就可以做到慎重而不徇私；成败得失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这是很清楚的。不这样的话，舍弃亲近而贤能的人，采用诱骗手段，轻贱名位器物，去迎合游士和贪夫争强好胜、急躁冒进的行为，本来就是项羽所不屑于做的事。〖三〗 所谓名义，是借名来确立义，用来向那些不知道可以遵循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不可做的百姓说明道理。百姓既然不懂义，就替他们建立名目，使他们回头思考；又或者希望他们回头思考，而不只是停留在名目上，何况君子还要借此树立百姓共同遵循的准则，并把它大白于天下呢！说董公劝说高帝为义帝发丧，是汉朝兴起的原因，必定会率领天下后世走向虚伪，大概就是这句话了！忠孝不是别人可以强行劝成的。如果要劝导它，也不过是触动人不敢不忍的那颗心罢了。先有内心的产生，然后才有行动；行动确立之后，才有礼；礼施行之后，才有名。名，是排在这三层之后的。天下人替忠孝建立名声，而忠孝的人自己并不愿把这些名声据为己有。高帝没有哀悼义帝的内心，难道可以欺骗上天吗？难道可以愚弄人吗？彭城战败时，几乎死去、几乎灭亡，而披麻戴孝的名声并不能救他；那么借为故主复仇的名义来粉饰耳目，对于汉朝的兴起没有实际作用，这是很清楚的。

译不过，用这件事来纠正项籍的罪行，使天下人以拥戴他为君长为耻，那还是有余的。为什么呢？项籍是芈氏的世代臣属。拥立义帝，是项梁借此号令诸侯的做法。刘氏世代没有臣属于楚，只是屈服而奉怀王为君，是项氏控制他们罢了。高帝起初并没有奉怀王为君的心思，因此可以不为怀王之死哀痛。为天下讨伐弑君的贼人，并不是那种杀害自己君主、负有守官责任的人。所以发丧之后，高帝最终也没有拿这件事来号令天下；列举项羽的罪行时，首先说他背约、不肯在秦地封自己为王，也并不忌讳。这样看来，董公的说法只是权宜地在一时采用，高帝最终也没有把它当作内心真正相信的原则。唉！那些外表像君子的人，天天谈论内心，却把名目当作内心；天天谈论义，却把名目当作义。告子怎么能不把义看作外在之物，并想要摧残它呢？秦朝灭掉各国之后，不过是彼此吞噬，强者取胜罢了。若论秦的罪行，没有比灭绝周更严重的了。楚国幸而没有被秦灭掉，可楚国又将成为秦国。既不是楚国的世代臣属，也不是楚国的遗胄，又何必拥戴楚国作为君主呢？拥戴楚国，是项氏私人的义。汉又何必援引项氏的义来作为自己的义呢！正因为这种义没有弄清楚，所以只要有名目，就把它附会到义上。李嗣源是夷族后裔，只因名义上姓李、称唐，就把他当作唐；李昪不知道究竟是谁家的儿子，只因名义上姓李、称唐，又把他当作唐。有名而没有义，名义上称为义而义并没有从内心产生，议论历史的人扰乱义的含义，已经很久了。中国树立纲常的君主，祖先世代拥戴的君主，明明赫赫地存在于人心而不昧；臣子自然有独自体会的忠诚，去做自己不敢不忍却必须做的事，哪里只是因为名目呢！〖四〗 毒害天下而又毒害自己的人，大概只有贪求功劳的人吧！郦生劝说齐王投降，齐国已经接受汉朝命令，于是汉军东北方向的忧虑得到缓解，项羽右臂的援助也断绝了。黥布本是盗贼，只要一归附汉而背叛楚，最终就不可能再反叛汉。何况诸田刚直有节操，当然可以安稳地在汉朝统治下睡觉，毫无疑问。可是韩信一动贪功的念头，听从蒯彻的主张，迅速进攻已经投降的齐军，结果郦生被烹杀，历下的军队使鲜血遍野，诸田最终因此灭绝了宗族。惨啊！贪功的念头刚在隐微处产生，鲜血已经漂满大地了。龙且也是这样。他驻军高密时，有人劝他深沟高垒、不要交战，让齐王招集散亡百姓，反叛汉军而归附自己；汉军作为客军，不能长久停留，必然会溃败。这样既能保全三军，又能尊崇楚国声势、保全齐国，难道不比轻率交战而导致死亡更好吗？龙且却说：“救援齐国，不交战就使它投降，我有什么功劳？”即使后来两人的胜败不同，龙且的心思也和韩信的心思一样。韩信用这种毒害毒害齐国，齐民接连死去，田氏因此灭亡；龙且用这种毒害毒害自己，潍水涌流，楚军大败，田氏也没有被救活。把一个人的宗族、国家、百姓的存亡生死这样重大的事情，都拿来填不满嫉妒之人的欲壑，毒害别人，自己也像毒蜂毒蝎一样同归于尽。韩信幸而攻破齐国，借此请求封齐王，而未央宫的诛杀已经伏在这件事中了；龙且也因此死在潍水之上。这样看来，贪功而毒害别人，也就是自己仇视自己的脖颈，催促自己遭受斩首。可悲啊！愚蠢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李左车使燕国全部归降，燕国并没有反叛；随何收服九江，黥布也没有疑心。善于用人的人，又何必任用贪功的人，让他们毒害天下、增加变乱的机会呢？汉朝虽然得到了齐国，但力量已经疲惫；楚军覆灭了前来救援齐国的军队，项王非常恐惧。嫉妒残害别人的人不被排除，却想安定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五〗 韩信攻下魏、击破代以后，汉王收走了他的军队；他和张耳攻破赵以后，汉王又夺走了他的军队，为什么还能使韩信安然听命，而不至于解散部众、扬长而去呢？这就是汉王不可及之处。能够控制韩信，靠的是气势；又不只是气势，还因为汉王在安排、授予和剥夺方面审慎周密，足以使韩信完全心服。能够结交韩信，靠的是感情；又不只是感情，还因为汉王没有偏私任用，没有听信迷惑之言，可以使韩信坦然看见他的内心。汉王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不能让韩信知道。韩信本来知道自己最终会被汉王倚重任用，而不在于军队是留在自己手中还是被收走，所以他看待军队归属于汉王，与看待归属于自己没有不同。既然没有疑虑，也没有怨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会产生嫉妒和怨恨呢？假如汉王夺走韩信的军队交给别人，假如怀疑韩信会反叛，夺走他的军队来防备他，那么项王只是因为没有给他一枚印信、使印信有所缺损，韩信就会反叛；三军这样重大的事情，难道只是一个印信授予或剥夺的问题吗！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内心，却用柔弱的方式来驾驭人，必然失败；用强硬的方式来驾驭人，则会很快灭亡。偏听一方、倚仗党羽而怀疑别人，不能控制别人，反而会死在那个人手里；即使能够控制，那个人也会很快反叛离去。武王说：“我有十位治乱之臣，同心同德。”这十个人能够与武王同心，是因为武王也与他们同心。〖六〗 汉王刚刚击破项羽，返回到定陶，就立即奔驰而去夺取韩信的军队，天下从此安宁。最大的敌人已经平定，韩信还拥有什么强大的军队要做什么呢？所以他没有可以凭借的理由来抗拒命令、不听号令；军队既然已经被夺走，也就不能再怨恨。如果姑且拖延，万一四方发生意外之事，韩信有名义可以据守，军队就不能夺取了。迅速夺取军队而使天下安定，是为了安定宗庙社稷，使父老子弟得到安宁，使天地间的杀机收敛，并把征伐的权力集中在一位君王手中；这样才是顺应上天、承受美好的命运，也使人民能够生存。况且韩信起初没有听从蒯彻的话同汉朝为难，是因为项羽还没有灭亡。把天下分成三份，鼎足而立，不过是蒯彻狂妄迷惑的计策。过去韩国曾经凭借这种纵横之术掌持天下，然而最终被秦国吞并而无人救援，这就是覆灭的前车之鉴。韩信如果反叛齐地，张耳会在西面扼制他，彭越会在南面牵制他，鼎足之势先行折断，只会白白成为天下的祸害。韩信知道这条路行不通，所以拒绝蒯彻，考虑得很深远。等到项王灭亡，汉王疲惫地退回关中，韩信才起兵乘机进攻，这样才可以实现自己的志愿。蒯彻的主张，韩信难道片刻也没有忘记吗？卞庄子先击杀一只老虎、再击毙另一只，一举两得的办法，要等待时机发动；一发动，就会立即行动。他所说“不忍背叛汉王”，姑且只是用来向蒯彻推辞罢了。后来被削去王爵而封为侯，封国狭小又没有军队，他还想借陈豨发动变乱；如果拥有关中以东三齐的精锐军队，向西进军并虎视天下，还有谁能不忌惮他呢？有人说，宋太祖夺取藩镇的权力与此相似。但其实又不相同。韩信不是石守信、高怀德一类的人。他割据土地而称王，拥有屡次取胜的军队，并不是陈桥拥戴的君主。所以宋祖是因为害怕重蹈覆辙而自我削弱，汉高帝则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来平息祸乱；表面迹象相同，事情实质却不同。关键不在外在行迹之间。〖七〗

译汉王刚登上皇帝之位，还没有封赏子弟和功臣，却首先封长沙王吴芮、闽粤王无诸，这叫作“大略”。这两人并没有为消灭项羽立下功劳，只是追溯、推原他们攻破秦朝的功劳而封赏他们。把天下共同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而不把他们后来具体所立的功劳作为唯一依据，这叫作“大公”。楚、汉在北方争战，而南方没有战事；长期处于安定状态，祸乱容易兴起，所以设置王爵来镇守安抚，这叫作“制治于未乱”。以项羽治理天下不公作为罪名而讨伐他，反过来采取与他相反的做法，首先记录那些并不显赫的功绩，这叫作“不遐遗，得尚于中行”。像这样的谋略，是汉王内心独断的见识，不是留侯能够参与的，何况萧何、陈平那样的小聪明呢！能够周全地衡量天下大势，事情往往出在人们没有想到的地方，看似迂远，实际上却符合人心，这叫作“不可测”。〖八〗 秦、项已经灭亡，军队停止作战回到家乡，为什么遣散回乡这样容易，而且一回去就立即安定了呢？古代的军队都出自农民，没有无家可归的人；军队一解散就回家，回家就安定。汉朝起兵于巴蜀、三秦的士卒，使用九江、齐、赵的军队，他们不在当地作战，也不扰害当地百姓，没有乡里居民的怨恨，所以一回去就能安定。后世招募失业的百姓，他们想回去却无处可归，因此战争刚刚停止，遣散他们回乡也很困难。善于师法古代的人，还要融会贯通并善于运用古法。汉朝大概有这样的诏令：“那些百姓聚集在山泽之间、不登记姓名和户数的，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田地和住宅，对他们加以教导训练，并优厚地抚恤。”这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借鉴。不侵扰伤害百姓，同时禁止他们互相仇杀；即使没有官爵和田地，也给他们授予空闲土地；宽免他们的徭役，并命令他们担任领取稍食的胥卒。用这些办法遣散有余的士卒，周密谋划，使他们安定生存，哪里还忧虑没有办法呢？高帝刚刚统一天下，就早早为他们安排了安置之道。国家不致耗损，农民不困苦，士兵也有归宿。在水流的源头下达命令，支流末端自然得到治理，不称其为有“大略”，可以吗！〖九〗 用大义使天下人服从，只靠真诚罢了，从未听说靠权术做到；把义奉为权术，义才开始受到损害。义，是内心的准则，不是天下人共同标举的名目。内心认为不安，却强忍着去做，并给它标上义的名目，天下人就会把义看成违背人心、不合道理的东西。高帝处于窘迫之时，难道真的认为丁公该杀，所以一定要杀他吗？在诛杀丁公的那一天，又难道真的能够忘记丁公曾放过自己，而不把这件事当作恩德吗？他想惩罚臣下背叛君主，却先背叛了生养自己的恩德，还喧嚷着说这是天下共同的大义。这样就是借义来谋取利益，于是自己内心的恻隐之心也消失了。义有天下共同的大义，也有我内心最精纯的义。所谓精义，就是完全依据天良所产生的喜怒、恩怨来施行德化、威势、刑罚和赏赐，而不掺杂私利。假如只是要让天下知道，不忠于君主的臣子必定要被诛杀，使人一听到刑罚就畏惧，于是就会违背自己内心对于恩怨的本来感受，故意矫饰自己、欺骗自己，以求取得利益。那么，义岂不就成了损害仁的斧头、为利诱人的诱饵了吗？所以赦免季布而任用他，是正确的，足以劝勉臣子尽忠。像丁公这样的人，废弃不用就可以了；如果杀掉他，就是引导天下人忘记恩德。恩德都可以忘记，假如不让刑戮随后跟上，那么君主和父亲无边无际的恩德，还有什么不能忘记的呢？唉！这是三代以后以义为名、以利为实而违背天良的最大罪恶。〖一 ○〗 留侯想跟随赤松子出游，司马温公说：“明智地保全自身，子房做到了这一点。”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子房。子房说：“我家世代做韩国的相国，要替韩国报仇。”他本人正在侍奉汉，却公开说明自己始终怀有为韩国的心，这无疑会招致高帝的嫉妒。他忘掉自身而伸张志向，光明磊落，坦然在猜忌心很重的天子面前剖白自己的内心。而且他说：“我愿意抛弃人世间的事情，跟随赤松子出游。”把汉朝的爵禄看得像鸿毛一样，并不是自己的志向所在。忠臣孝子的内心如青天白日般光明，不知道什么叫荣辱，也不知道什么叫利害，哪里曾经预料到韩信必定被夷灭、越王必定被醢杀，然后仅仅为了保全自身呢？正因为如此，高帝已经明白他的志向坚定、内心纯洁，所以才把太子托付给他，并且始终没有嫉恨他。唉！正因为他真诚，所以即使踩着老虎尾巴，也没有愧疚。即使不幸被人怀疑，也不过一死而已，不能内心怀有忠诚、表面却暂且装作奸佞。曹操是那样阴险狠毒，徐庶心怀先主刘备的知遇之恩，始终不参与谋议，曹操也无法伤害他，何况高帝是可以用道理感动的人呢！至于没有忘记旧主，却隐藏真实感情、委曲求全来躲避祸患，谢灵运就是因此身死而声名受辱。“本来是江海之人，因忠义感动君子”，又有谁会听信这话呢？〖一一〗 中国遭受夷狄祸患，是从冒顿开始的。冒顿侵入句注、据守太原，是从韩王信叛变投降开始的。韩王信失去了原来韩国的封地，又被迁徙到太原，他想向汉朝发泄怨恨已经很久了。他请求把都城设在马邑，使它靠近边塞而容易同胡人交通；多次派使者向胡人求和，表面上替汉朝讲和，暗中却把自己作为投降胡人的根据地；蓄养那些不得志的人，借冒顿之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不必等到他前往投降的那一天，早就可以看出他的志向在于投靠胡人了。如果没有韩信，冒顿就不会肆意妄为；如果没有石敬瑭，耶律氏就不会横行。古今像郭子仪那样与吐蕃、回纥有香火缘分却没有二心的人，只有这一人。既然如此，把狡诈而不得志、又不安分的强将安置在边疆，没有不决堤放水、焚烧树林，残害刘氏内地的。饥饿的鹰、凶猛的狗，不把它们豢养在篱笼之中，却放到可以任其飞扬奔驰的地方，希望免除眼前的祸患，却在千古之后造成祸根。高帝的苟且偷安太严重了！〖一二〗 鲁国的两位老儒责备叔孙通在死者还没有下葬、伤者还没有起身的时候兴办礼乐，这是不对的。如果认为应当先让百姓休息生养，之后再兴办礼乐，那就是管子“衣食充足之后礼义才能兴起”的错误说法了。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原文作‘氏无信不立’，疑‘氏’为讹字]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信用，是礼的骨干；礼，是信用的凭借。只要还有一天生存，就要建立一天的国家，只有这种大礼的次序、大乐的和谐，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死者为什么一定要下葬？伤者为什么一定要抚恤？只是因为敬爱之心不容昏昧罢了。因为敬重，所以礼的次序必定要遵循；因为爱护，所以和谐必定要普遍融洽。在无形无声的细微处发动这些情感，使人产生庄严肃穆、和乐平易的情怀，那么百姓就会知道，不能只顾苟且求生的人才可以生存，也不能只顾苟且求利的人才可以获利；他们彼此体恤、彼此亲爱，不互相背弃，然后生养休息才能顺利实现。所以晏子说：“只有礼可以平息祸乱。”既然如此，建立国家之初，要顺应百姓的气势、鼓励他们休养生息，除了礼乐还能靠什么呢？这就像树一样：生养休息，是枝叶的繁茂；有秩序而和谐，是根本的滋润。如今如果让种树的人说，等枝叶繁茂之后再培护根本，难道枝叶还能有一天繁茂吗？

译所以武王攻克殷朝，车驾刚刚脱下挽具，就停止练习贯革的射箭，修治禋祀的典礼，制作成《象武》之乐。接受天命以后，制作礼乐尚未完备，周公便成就了这些德业，并没有说“我姑且先休息，等待一百年以后再做”。秦朝的苛刻严酷，与汉初的简略宽疏，彼此激荡、相互反作用，于是天下将要变得鄙陋乖戾了。只要提出大纲，说这是在崩坏之后因势而起，又怎么就一定不可以呢？而且不只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百姓的心性和人性的道理就会日益颓废，走向泯灭。只有像叔孙通那样侍奉十多位君主、当面阿谀的人，才不可以和他谈这些。若只是苟且行事，违背礼乐的大原则，就会永远不能参与三王盛世的事业。假使“鲁两生”出来，把先王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移风易俗的精义，提纲挈领地拿来同高帝重新开始；即使高帝不用他们，之后再退隐也还不晚。可是他们偏偏一定要等到百年以后，任凭眼前的制度残缺破碎。若百年以内人心不得安定，教化没有兴起，只急切地谋求生养死葬之事；那么即使责备父亲不慈、姑母出言不逊，又有谁来震动并舒展他们的天良，使他们不至于违背死者而不安葬、伤害他人而不加体恤呢？卫辄被拥立时，天下的乱局已经到了极点。孔子说：“礼乐不兴起，刑罚就不能恰当，百姓便无所适从。”这是着力于根本教化。汉初的乱局虽然刚刚平定，高帝却并不等同于卫辄。卫辄可以兴起礼乐，却说高帝不可以；那两位先生难道不是圣人的门徒吗？为什么同孔子的话如此矛盾！由此可知，两位先生所谓的礼乐是什么了：他们说的是礼乐的形式，不是礼乐的实质。礼乐大序中至和的实质，一天也不能断绝于天地之间。可是天地所产生的祥瑞，以及中和之气的感应，要等到条件具备，才能完备礼乐文章声容的盛大形式。只是当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罢了。然而，草创时期只要不失掉大纲，后来兴起者便可以有所凭借，又何必一定要等到人人熟习、器物充足才行呢？所以两位先生不是不知道权宜变通，而是不知道根本。一三 萧何说：“天子把四海作为家业，如果不修建壮丽的宫室，就没有什么可以显示威严。”这话虽然鄙陋，却也未尝不是人情。游士的鞋子聚集在公卿门下，并不一定是公卿真能使他们显贵；蔬果的馈赠聚集在拥有千金的人家，也不一定真能使他们富有。佛、老的宫观装饰得金碧辉煌，奏起笙钟，献媚者匍匐请命，也不一定是诚心信奉它们的教义，只是被它们的庄严华丽打动罢了。使愚昧的百姓因这些荣耀的景象而心折神迷，内心惊异，因而消除异志，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古代帝王运用这些手段时，所怀的用意不同罢了。古代帝王彰显德行和威严，以此安抚天下，也是已经明白地看到了百姓心中自然会受到约束的地方，然后把他们引入信服顺从的境地。于圜丘演奏九成之乐，借此使他们知道敬天；尊崇七世祖先的宗庙，借此使他们知道孝；建立两观悬示法令，借此使他们知道治理；营建灵台观察节气，借此使他们知道时令；在九级台阶旁设置两阶，借此使他们知道谦让。顺着他们容易受到感动的心，引导他们进入最高道德的境域；让他们看到足以照耀眼睛的事物，听到足以充盈耳朵的声音；使他们登上、降下、前进、后退，都有安排来给他们安宁。这样以后，人们才知道最大的美好汇聚在仁义礼乐之中，退下来后也能自得其乐。这不是用权术诱骗天下，而是最高道德的荣耀和景象本来就这样洋溢。贤者能够领会其中的精义，愚昧不肖者也会珍视它的声容形式，于是壮丽威严的作用就达到极点了！至于不懂这一点的人，只是拿宫室互相夸耀而已。不责备萧何没有修明礼乐来崇尚德行和威严，却责备他不够节俭。只是追求节俭，结果在欲望上节俭，在德行上也节俭。萧道成的鄙吝，难道竟可以同大禹并称吗？一四 国家没有显贵之人，百姓就不足以兴盛；国家没有富有之人，百姓就不足以繁殖。任氏子弟在国中显贵，国家反而更加苟且；商人在国中富有，国家反而更加贫穷。不能让任氏子弟不显贵，就应当限制他们擅自享有尊贵；不能让商人不富有，就应当夺去他们因富有而产生的骄横。高帝刚刚平定天下时，禁止商人穿锦绮、持兵器、乘马，可以说是懂得政治的根本了。唉！商人，是暴君污吏急于提拔、宠幸的人。暴君若没有商人，就无法供给自己的声色享乐；污吏若没有商人，就无法满足自己的非紧要需求。他们给商人一点脸色，任凭商人炫耀显赫，又有什么顾忌呢！商人的富有，是靠贫民来使自己富有的。谋利容易，就轻易使用财物；志向狭小而不知道节制，头脑昏昧而不顾自身安危，欺凌贫弱者来显示夸耀自己，这样国家怎么能不贫穷、百姓怎么能不衰败呢？高帝生长于民间，熟悉其中的利害，严厉打击商人，使民气得以恢复。然而到了孝文帝时，皇后的服饰和帝王的装饰仍然像贾谊所讥刺的那样，这说明抑制末业、尊崇根本，长期坚持并不容易说到做到。一五 娄敬的小聪明足以打动君主，但他给天下带来的祸害却十分惨烈！把六国后裔以及豪杰、名门大族迁居关中，认为这样可以加强根本、削弱末业，看起来似乎有道理。派女子嫁给匈奴，所生的儿子必定成为太子，再用礼节教导他，使他不敢抗礼，渐渐称臣，认为这样可以用夏人的制度改变夷人，看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凡是被一时利害迷惑的人，没有不被这些说法打动的。姑且不必同他谈违背百姓本性的道理，只顺着他的说法加以驳斥，娄敬的主张又怎么能够得逞呢？富豪大族之所以强大，是依靠他们原有的地位和环境。田氏诸族如果没有渤海的鱼盐之利，就不足以强大；屈氏、昭氏、景氏如果没有云梦泽薮的资源，就不足以强大；世家大族如果没有姻亲的兴盛、朋友的联合以及小民彼此依附，也不足以强大。抛弃他们的田地乡里，离开他们的宗族党羽，夺走他们赖以便利的条件，违背他们习惯的生活，把他们像羁旅一样寄居在关中的土著之间，不到十年，生计就已经衰落，气势也沮丧了。曹子桓说：“客居的人常常害怕别人。”确实如此啊！害怕别人，还能靠自己强大来使国家强大吗？本来就不如让疲敝的百姓休养生息、繁衍聚集。因而贫民还可以迁徙，离开贫瘠的土地，改变鄙陋的习俗，可以使他们强盛。至于豪杰和大族，则会被摧折残破，日益衰落。在京城之下聚集失业而怨恨叹息的百姓，他们软弱就会消沉，强悍就会怨怒，哪里会有好结果呢？而当时这种虐待尤其严重。匈奴所多的，是勇猛强悍；所缺少的，是智谋机巧。不只是他们的天性如此，也是他们的习俗造成的。天性承受于出生时所禀受的气质，习俗则在幼年弱小时形成。天子把女子嫁给夷人，臣民习惯了这件事，竟不认为是耻辱；夷人还往来于内地，内地女子嫁给胡人的也很多。胡人的孩子兼有母亲的气质，又熟悉母亲的语言，像父亲一样强悍暴戾，像母亲一样聪慧机巧，于是以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补益自己原有的长处。因而刘渊、石勒、高欢、宇文黑獭这些人，他们的狡猾竟超过曹操、曹丕、司马懿而凌驾其上。这样一来，礼节只会增长他们文饰奸诈的工具，使他们足以屈服中国、让中国称臣，哪里还会甘心臣服于中国呢？

译这两方面，都是娄敬邪曲谄佞的主张；用这些道理加以破斥，谁还能插嘴呢？至于迁徙百姓的不仁、和亲政策的无耻，也不必等到辩说就足以驳倒了。一六 陈豨反叛时，常山郡丧失了二十座城，周昌请求诛杀守尉，高帝说：“这是他们力量不足，不是有罪。”守尉眼看所属城邑失守，却没有尽力战死，周昌请求诛杀，是正确的。虽然如此，这里仍有区别：如果敌寇从内部发动，是守尉激成了反叛；反叛后没有察觉，察觉后又隐瞒不上报，不作防备，也不赶快请求援助，那么他们确实罪不可赦。如果敌寇从外部发动，不是守尉激成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及时察觉的；等察觉时敌兵已经压境，作了防备却力量不足，等待援兵而援兵没有到，那么他们确实应当宽宥。所以制定法律的人，不应只有一成不变的法条，而应斟酌情理以求周全；这样才不会损害国家，也不会使人留下遗憾。陈豨的反叛，不是常山郡所能控制、又能及早察觉的。因此周昌按照法令处理，不如高帝按照实际情形宽宥。不过，也只能止于不诛杀而已，这个人不能再任用了。正所谓：“接近死亡的心，不能再恢复生气。” 一七 叔孙通劝谏更换太子时说：“我愿意伏法受诛，用脖颈上的血污在地上。”真是刚烈啊！然而，也有促使他这样做的条件：高帝明智，可以用道理劝说；吕后的权势足以依靠；留侯、四皓之类为太子作羽翼，而那些诡诈顺从的人畏惧高帝，不敢争夺。叔孙通知道自己不一定会死，即使死了也仍然有功，还有什么可怕而不敢争的呢？唉！像叔孙通这样靠当面阿谀侍奉十多位君主的人，遇到君主也能犯颜直谏、刚直不屈，竟然可以做到这样。上面有明君，下面有贤士大夫，谄佞者可以变得忠诚，柔弱者可以变得刚强，天下难道还担心没有人才吗？除了上智和下愚之外，没有人不是要等待奖掖才能成就的。惠帝 一 曹参沿用萧何的法令来治理，并不一定是因为那套治理方式本身最好，只是当时不得不沿用。高帝刚去世，太后在上面掌握权力，惠帝软弱，不能自我振作；如果不沿用旧法，又能怎么办呢？鲁两生说：“礼乐要经过百年以后才兴起。”只有在惠帝这个时代说这话才合适。周公制定礼乐时，流言还没有平息，东郊还没有安定，商、奄还没有灭亡，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曹参没有周公那样的德行，却遇上了周公那样的时势，竟想纠正草创时期的缺失，改换一代的典章，那么人心就会不安，祸乱也会从这里开始。《易经》益卦初爻说：“适宜大有作为，大吉，没有灾祸。”先有吉，随后才没有灾祸；所谓有利，并不是任意妄为的便利。风在上面过度吹荡，雷在下面迅疾震动，这样要得到吉祥就难了。整顿大法、端正大经、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移风易俗，都有根本，也有末节；有实质，也有文饰。建立纲领、整饬法纪，拨乱反正，使人知道上下尊卑的区别、吉凶祸福的准则，这是根本。加以修饰，使礼制文章完备而归于恰当协调，这是末节。末节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文饰也不是单靠一种手段完成的。预先建立、一天也不能缓慢的，是根本和实质；等待时机，因势相承而逐渐增益的，是末节和文饰。高帝的时代不能等待，而两位先生的主张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树立根本，后来的兴起者就没有凭借；人心和风俗也会被禁锢在简略、怠慢、苟且的状态中，等上百年，民俗反而更加苟且。即使有建立礼乐的志向，却没有相应的征验；即使有这样的君主，却没有相应的臣子。所以直到武帝时，也只得到董仲舒疏略的主张；而曲解学术、阿谀世俗的公孙弘又得到进用，已经不足以有所作为了。这是高帝没有及早实行、两位先生没有出来任事的过错。惠帝、曹参的时代，不能不因循旧制。当时还有周代遗留下来的礼制文献，也有六国遗留下来的老臣，即使仍有人在世，也可以同他们一起厘定萧何的法令、叔孙通的礼制，折衷三代制度，昭示后世。然而太后强悍，权奸势力扩张，内部的灾难即将发生；改革刚开始不久，祸乱便从内部爆发，形势将会把创制显功指作祸端，天下也将因此把修明制度视为戒惧之事。其弊

译端就是《诗》《书》的道统崩坏，庸俗学说苟且取容，人心趋向衰靡，常道伦理日益败坏，逐渐浸染扩散，变得苟且浅薄，这是必然的。唉！方正学死后，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断绝了；那么汉代还能够有贾、董、臧、绾这些人，使古道保存百分之一，难道不是曹参有所培养的结果吗？所以只有曹参可以因循旧制，这是时势决定的。在这以前如果是高帝，应当着重敦厚其质朴；在这以后如果是文帝、景帝，就一定要完成其文治，这都是时势决定的。两位先生骄傲而不肯出来，文帝、景帝谦让而没有余暇，既违背时势，也违背正道了。二 古语说：“贤明的君王有道，守卫就在四夷。”这是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最高原则。《尚书》说：“引导夏后，才会有家国大为强盛。” 所谓强盛，靠的是德行，不是靠兵力强盛。《诗经》说：“京城四周方圆千里，是百姓安居的地方。”说的是百姓安居之地，不是军队聚集之地。《易经》萃卦的卦象说：“除去兵器，戒备意外。”萃卦把两个阳爻聚集在四、五爻，把四个阴爻分布在上下。阳代表文德，阴代表武功。接近九五的是阳爻，把阴爻屏置在外面，就是内修文德、外备武功，并以防备意外为戒。汉朝把精锐军队聚集在南军、北军，使兵力集中在天子的肘腋附近，原本是用来强盛王室、巩固京畿、戒备意外的办法。然而天子难道能亲自统领这些军队吗？必定要委托给别人。可是人又不容易信任，于是便交给外戚，交给宦官，认为他们亲近自己，可以不必担忧。结果吕禄掌管北军，吕产掌管南军；吕后死后，还命令他们据有兵力、守卫宫廷，以满足他们的狂妄放纵，刘氏天下几乎转移到吕氏手中。后来窦氏、梁氏、何进以及宦官交替掌握兵符，任意诛杀来胁迫天子，血流满地，接连不断。即使国家尚未发生动乱，君主的废立、国家事务的处置，也全都听命于大将军，丞相反而像他的属官。如果这样的利器不掌握在大将军手中，那么三公九卿在朝廷上坚持公正的舆论，谁敢放纵暴戾地任意施为呢？天下军队分散驻守，却可以像手臂和手指一样指挥使用。军队本来是用来守卫四夷、听命于统帅的，却因靠近天子肘腋而可能被人控制。周勃侥幸夺得兵权而成功，窦武侥幸失去兵权而失败；君主像赘疣一样立在上面，却不能确定谁在操纵兵权，这同样危险。唐朝在天宝以前，没有人在京城掌握禁军，所以扑灭二张、诸武，就像捆绑幼鸟一样容易。即使说这算不上强盛，然而安禄山、史思明侵犯宫阙后，也很快就被平定。真元以后，鱼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等人凭借所掌握的兵力而骄横，废黜君主、弑杀皇帝就像吹落枯枝、抖动枯槁一样容易；他们所依靠的，难道不正是天子想聚集起来使自己强盛的军队吗？到了五代，前有郭氏夺取政权，后有赵氏夺取政权，都没有走出郊关，天下便转移了。究其用来抵御夷狄、铲除盗贼的军队，又并不依靠这些禁军。这样看来，天子并没有真正拥有军队，只是聚集军队交给他人，造成动乱罢了。边境的防备不修整，州郡的储备不积存，却在朝廷明堂附近炫耀武力，舍弃德行而想用军队显示威势，放弃谋略而想夸耀勇武；天子使天下服从，难道是靠左手拿矛、右手持戟，遥遥震慑远方来使人恐惧吗？只有把军队置于外部，让守卫在夷地，外戚和宦官彼此相隔遥远，不能互相接近；利益不足以互相诱惑，威势不足以互相逼迫，只能惊惧地害怕天下议论自己的后果，没有可以挟持君主来争权的凭借。即使有逆臣突然起来犯上作乱，也会彼此牵制拖累，最终溃败。推而广之，舜、禹舞动盾牌而使三苗归顺，也只是因为不与天下争强斗勇，而德行威势自然震动四方，都是同一个道理。唉！把军队聚集在王室手中，使天下因运输军粮而疲敝，只能招致动乱，却不能挽救灭亡，难道不是拥有天下的人应当深切警戒的吗？

译文帝 一 真正以安定君主为忠，正直地纠正朋友为信，忠信兼备才算周全。君子做到周全，上下就会和睦，天下就会安宁。周勃平定诸吕，迎立文帝，却流露出有功自得的神色；他并没有欺骗君上、营私舞弊的邪恶，只是没有学问和谋略，忘记了自己的骄傲罢了。袁盎同他一起面向北方侍奉君主，虽然尊卑不同，本来却有共同敬事的情义；如果规劝并纠正他，周勃难道会立即固执而不改吗？假如周勃不改，然后再在朝廷上当面驳斥他，使他的过错无法掩盖，文帝的疑虑也就可以消释了。可是袁盎既不规劝，也不当面驳斥，却告诉文帝说：“丞相骄傲，陛下谦让，君臣都失去了应有的德行。”这话一说出来，嫌隙和猜忌就产生了；周勃的祸患早已潜伏，再也无法化解，真是危险啊！文帝的谦让并不是失德，而是尊重有功之人、礼遇大臣，这有什么不是太甲、成王那样的盛德之心呢？袁盎却引导君主产生猜忌刻薄之心，这就叫不忠。明知周勃内心没有别的企图，却不去规劝纠正，反而施行离间诬陷，这就叫不信。袁盎的险诈刻薄，推波助澜地削弱周勃、夺取他的权力，在对付周勃这件事上已经先行了一步。小人的可怕竟是这样啊！还有一种奸诈之人，比袁盎更为浅薄急躁，心胸狭窄而不知大体，眼睛看到什么，马上就说出口，给君臣带来祸害，等到追悔时已经来不及；他们虽然不同于袁盎，造成的危害却同袁盎一样。因此君主应当远离急躁之人，就像应当远离奸诈之人一样。这样看来，亲近亲族、尊重贤者的道理，才算完整吧！二 《易经》说：“谦卦亨通，君子能够有好的结局。”只有君子才能有好的结局；不是君子却假装谦逊，没有能够善终的。所以卦辞中有“谦让退避”、有“鸣谦”、有“劳谦”，最后却以“侵伐”结束。虽然说是吉祥、没有不利，但这本来就不是以君子的道行善终。君子的谦逊是真诚的。帝王虽然也不能不降低身份、亲近平民，以此守住君位；圣人也不能不向樵夫请教，以此采纳善言。凡是确实合乎道理的事，都要竭尽心力去做，并且真诚地把它推广到天下。表面上看是谦逊，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谦逊，之后才可以有好的结局。所以退让是真诚，任用也是真诚。尧为天下寻求贤人，把帝位授给舜，而不偏爱丹朱；禹把帝位授给启，汤把帝位授给太甲，武王把帝位授给成王，也都是同样的道理，全都是真诚。舜从尧那里接受帝位，启从禹那里接受帝位；泰伯离开句吴，伯夷逃往孤竹，也都是同样的道理，全都是真诚。至于把谦逊当作手段，口头上说“退避”、说“鸣谦”、说“劳谦”，只是暂且用这些话向天下谢让，而不肯承认自己已经充满功德；其实早已有压服天下的心思，祸乱的契机已经潜伏，必定会爆发，所以后来才会侵伐而无往不利。黄老之术，脱离真诚而使用虚伪，已经很久了。取用“鸣谦”的言辞，考察其“侵伐”的行为，内心和行迹相违，开头和结局相反，又将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所以，不是君子，就没有能够始终保持谦逊的。有关官员请求册立太子，文帝下诏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这些叔父兄弟都是亲近的宗亲，本来不应对他们施展欺诈。但看看后来，吴王濞、楚王戊、淮南王长没有一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的歌谣，使文帝在天下人面前蒙受了忧患，却也无法挽救他们。既然如此，诏书所说的话，是想用先收拢、后张开的策略，处在谦让的位置来利用他们的忍耐，这也太危险了！况且，言语一说出口，事情的机势就会自行发动。吴、楚、淮南听到这些话而妄念受到鼓动，那么即使想扑灭它，也做不到。所以说：“火从木头中产生，却把产生火的木头烧掉。”这是自己产生，又自己克制自己。文帝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一旦发展到相互侵伐，天下也就危险了。君子以立诚来修饰言辞，只说自己能够实行的事；说了就去做，不回避任何事情，使天下人完全看见自己的心意，也使鬼神信服；这样，战争的萌芽就在心中消除，事机也不再发动。那么，有时即使承担责任，也不必使用谦让；有时即使辞让，也确实出于诚意，并不是心怀欺诈而假托“呜呼”之类的话。这样又有什么侵伐的好处呢！〖三〗 汉朝兴起，到文帝时天下已经大定。贾谊请求改正朔、变服色、定官名、兴礼乐，这正是时候。鲁国两位老儒说要等一百年以后才兴起礼乐，是错误的。即使如此，难道像贾谊所请求的那样，立即兴办这些事，就足以真正兴盛礼乐吗？武帝确实兴办过，唐玄宗也想兴办，拓拔氏、宇文氏以及宋朝的蔡京也都想兴办。文帝如果听从贾谊的请求，一旦着手制作制度，也不能保证不会和他们一样。于是，礼乐的兴废交错发生，反而使礼乐衰败丧失，先王所达到的中和极致终于在中原断绝了。假如贾谊确实想兴盛礼乐，那么在文帝时代，凭借文帝的贤明，应当用中和的德行引导他，在错误和偏邪刚刚萌发时加以纠正，用学习和求知的功夫培养他，用仁义的教化扩大影响，使他沉浸在义理的深厚境界中。这样，天时不可违逆，正朔必定会改变；人事不可简略，服色和官名必定会确定；最高的德行不可败坏，礼乐必定会兴起。他内心警惕不安，就像游玩疲倦后想返回故乡一样。甚至会有大美的形态、至和的声音，仿佛出现在耳目之间，迫切想要亲自遇见它们。这样，便会使文饰服从于质朴，使具体事务服从于内心，在铢、絫的细微差别中审定律吕，在进退周旋之间考察升降，一切都出于本性所安、学问所充裕的境界，用来革除旧制、创立新制，不必经过多年，就能灿然明备。贾谊不劝文帝学习，却只劝他办事，那也不过是教导乐工、瞽者的末节；这样做起来必然跛行偏倚，听起来也会使人疲倦欲睡，感情和文饰不能相互生成，怎么足以兴盛礼乐呢？所以，文帝的谦让，在这方面确实有所不足；这本来就是文帝反躬自求、不能容忍自我欺骗的地方。礼乐不必等一百年才兴起，却也不能在一天之内仓促兴起；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学习罢了。有人说：成王年幼，德行尚未成熟，而周公却急忙确定宗庙礼制，为什么呢？回答说：礼制是周公亲自制定的，并不是成王能够制定的。等到后来成王日有所进、月有所长，在光明之德上不断修明，于是才可以采用周公制定的礼制而不感到惭愧。贾谊当然不是周公，假使让他能够像周公一样，而文帝却以黄、老之学的心态实行中和的规范，自己看到两者不相类似，便想去掉这种做法，那么又怎么能够一整天坚持下去呢？〖四〗 文帝撤销卫将军的军队，是不想让军队杂乱地聚集在京师；撤销太尉的官属而归并于丞相，是不想让兵权轻易有所归属；把将领和丞相合并为一，所以匈奴侵犯上郡时，灌婴便以丞相身份出任将领。难道这是把三代文武同职的遗制用于此吗？进一步说，撤销卫军、撤销太尉，本来没有不合适的。天子不需要依靠掌握军队来树立威势；假如必须依靠军队来树立威势，那么本来就不应再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人。至于把将领和丞相合并为一，并且让丞相兼任将领，那当然不可行。灌婴是可以任将领的人，却不是可以任丞相的人；适合任丞相的人，又未必适合任将领。所以，三代的制度不能实行于后世，有两点：农民不能兼作士兵，士兵不能兼作农民；丞相不能兼任将领，将领不能兼任丞相。

译况且，古代将领和丞相合为一职，只是列国的事情。楚国的令尹，就是楚国的统帅；晋国统率中军的将领，就是晋国的丞相。为什么会这样呢？列国没有讨论礼制、制定制度、考订文书的事务，也没有总理百官、管理四方、登用大臣等典章；执政者不一定承担调和阴阳、兴办教化、安排刑罚和赏赐的职责。他们作为统帅时，也只是因为邻国不和，在中原相遇，彼此发射一支箭，尚且还遵守礼节；并不像后世拥有天下的君主那样，要同夷狄、盗贼争夺国家的存亡。所谓将相，在今天不过相当于一郡的倅判；再小一些，不过相当于一县的簿尉。至于天子，则由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自承担自己的职责，彼此不相兼任。既然三代尚且不是这样，何况后世统治天下各地的治乱、掌管边疆安危的人呢！大概可以让丞相指挥将领，却不能让丞相亲自担任将领；可以让将领与丞相权力相当，却不能把将领同六卿并列设置。宋朝让枢密院掌管军务而听命于丞相，差不多接近这种办法了。由枢密院总管天下军事事务，使军务有专门机构治理；由宰相掌管枢密院的得失，却不把专门出征的权力交给宰相。斟酌采用三代制度的遗意，又根据时势加以节制和调节，这才算得当吧！让阁臣统率军队，天下就会迅速灭亡。唉，危险啊！〖五〗 审食其死后，文帝哀伤淮南王刘长的心情，赦免他而不治罪，也不能说是错误。汉廷的大臣没有一个敢请求治他的罪，国家已经没有人了。张释之担任廷尉，虽然是在审食其死后，但追查请求依法惩处邢侯和雝子的刑罚，也并不是事情过去久远而不能追问；他姑且在太子、梁王纵马驰行御道这件事上显示自己的正直，却对淮南王的事闭口不言。这样看来，他的正直，不过是所谓“见到可以做的便做，知道困难便回避”的正直，是害怕强有力的人，只在能够伸张的地方行使正直。天子屈服于亲情，廷臣又受挫于权势，所以后来王安想要反叛时，便说汉廷诸臣如同吹动枯枝、振落枯叶一样容易对付。汉廷早已使诸侯产生轻侮之心了。张释之尤其如此吧！〖六〗 因为一个人的赞誉便召回季布，因为一个人的诋毁便遣走季布，天下人将要看出文帝的深浅。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妨害呢？君主掌握赏罚祸福的大权，难道非要天下人无法窥测，才算深不可测吗？季布因被罢免而愤愤不平，竟抬头责问君主，以求一时痛快；他不适合担任御史大夫，已经很明显了。他嗜酒使性、难以亲近的真实情状，也就自行暴露，无法掩盖。文帝的过失，在于轻率召回季布，而不在于轻率罢免季布。应当慎重任用大臣，却不吝于改正过错；听到别人的话，过了一个月，查明并非诬陷，便默然良久，说：“河东是我的股肱之郡，所以特意召回你。”这是为了培养臣子的羞耻心，并不是因为惭愧。如果说是惭愧，那也是因为轻率召回季布，而为自己不能早日识人感到羞愧。〖七〗 贾谊、陆贽、苏轼，这三个人的行迹有相似之处。陆贽和苏轼都自认为是贾谊一类的人，称赞他们的人也认为他们相似。陆贽大概仰慕贾谊，却不能成为贾谊；但有些地方胜过贾谊。苏轼又仰慕陆贽，却不能成为陆贽，更何况还想仰慕贾谊呢。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贾谊的主张包括：预先教育太子以端正根本，鼓励廉洁方正以改善风俗，这些陆贽都比不上。不仅如此，贾谊辅导梁怀王，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因此不进食而死，这一点陆贽也做不到。之所以知道陆贽做不到，是因为他同窦参争论时，维护自身处境的心情胜过了忧虑国家。只是贾谊的学问粗疏而不纯粹，几乎同陆贽相等。他任凭智谋和法术，想借此制服匈奴、削弱诸侯；所谓“三表五饵”的策略，是幼稚的机巧。他削弱吴、楚，却增加齐国的力量；偏爱自己的亲近者，却没有考虑给后世留下极大的忧患，这是仆妾一样的智谋，是陆贽不会说的话。所以，辅佐年幼君主、守卫孤城、奉持节义而不丧失自己的贞正，陆贽不如贾谊；而在纷乱交错的局势中出入，调节控制轻重缓急的形势，斟酌张弛以摆脱险境并谋求长远，贾谊不如陆贽。这是为什么呢？贾谊年轻，愤激之气充盈，没有经历艰难困顿，而本性中的贞正又稍显疏略，所以根本有余而末节不足。正因如此，贾谊和陆贽的轻重高下，才会彼此有所升降。至于苏轼，哪里足以同这两个人抗衡呢！他沉溺酒肉，放纵游乐，被情欲夺去本性已经很久了；又深受宠禄和祸福的影响，让利害胜过自己的性命。他把志向耗费在雕琢文章的小技上，以此震动天下并夸耀自己的聪明；学问不出于揣摩权术，以此迷惑天下并炫耀自己的才能。他受父亲所传仪、秦、鞅、斯等人的邪说影响，竟想掌握天下，在太平安定的时代制造事端。他用经术来文饰自己，自称“我是贾谊”；诡诈地揣测利害，自称“我是陆贽”；迷失本心，听任门徒推尊拥戴，又自称“我是孟子”。不久又取法于异端，甚至说“我是老聃，我是瞿昙”。像这样的人，是贾谊所不屑的，也是陆贽所不屑的。绛侯、灌婴批评贾谊说：“他擅权而使政事混乱。”这对贾谊来说是诬陷，对苏轼来说却完全恰当。假如把年幼的君主和危急的国家交给苏轼，他哪里能够知道最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竟然还想把他推到更高的位置，列在贾谊与陆贽之间，这正是宋玉所说的“相马的人只举肥壮的”啊。王安石同贾谊相似，但贾谊更加正直；贾谊同方正学相似，但方正学更加醇厚。方正学超过贾谊，却不能平息祸乱，几乎反而成了祸乱的首要责任者。既然如此，世上没有向自己提出要求，自己也没有预先筹划事变，只是安坐着凭空推测，却想取得天下来经营治理，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假如扩充贾谊的志向，使他处在方正学所处的时代，把自己胸中所蓄积的全部施展出来，落实到实际施行上，大概可以同齐、黄并驾齐驱吧！陆贽尚且做不到，苏轼的淫邪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敢于直言天下大事的人，君主不任用他，也不值得惋惜。只有陆贽能够根据具体事情进献忠言，是明君所要驾驭并使其驰骋效力的人。〖八〗 文帝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使百姓可以自行铸钱，本来是自以为有利于百姓。能够铸钱的不是贫民，而贫民不能铸钱，这是很明显的。奸猾的富人会更加富有，朴实的贫民会更加贫困；富人增加钱财，用来收取布帛、菽粟、紵漆、鱼盐、果蓏等物，囤积盈余，乘贫民急需之时控制他们，而贫民怎么会不一天比一天贫困呢！耕种来获得粮食，种桑苧来获得衣料，在池塘中养鱼鳖，在圈栏中养牛豕，砍伐树木、栽种竹子来获得木材，这些都要靠贫民出力才能得到，而他们所得却很少；富人即使增加了奴隶和雇工，也要抽取其中六七成。把这些同铸钱的利益相比，相差千万，无法计算。即使有时向贫民借力，支付给他们的雇佣工钱也很少，而且还要仰赖富人需要他们时，才能分到一点利益。这实际上是在驱使人听命于豪强的役使。

译所以先王让虞衡掌管山林川泽的物产并加以节制，使人不敢过度取用以求获利；这不是吝惜天地的物产，也不是限制人的技巧来使它成为君上的私利。所谓利益，是在下由百姓共同享有，而在上加以制约；如果制约的是豪强，却还说这是公利，那是不对的。按照这个道理，盐听任百姓自行煮制，茶听任百姓自行采摘，而君上不加过问，也只是名义上美好，实际上却会成为天下的荑稗。有人说：盐是可以用欺诈手段取得的东西。茶的利益，就像耕种所得的粮食一样，为什么反而不可以呢？回答说：古代耕种是为了助税，今天耕种是为了贡税。助税以百亩为标准，贡税以户口为标准。兼并使法制败坏，但旧有制度仍然存在。茶对于百姓来说，并不像粮食那样是赖以生存的东西。只限制粮食而不限制茶，即使有开采山地的劳苦，也同样属于追逐末业。所以，漆林的税率是二十取五，先王并不认为苛刻。怎么能让同一君王土地上的人，凭借土地的力量生活，却任由狡猾的百姓放弃农桑而经营许多事情，而不加裁制呢？更何况，抑制末业来劝勉耕种，奖励朴实而禁止奸邪，煮海、种山之类的事情都不可以听任百姓自行专擅；何况铸钱的利益可以坐享其成，借此助长豪强奸黠，使贫民奔走服役，成为国家的奸蠹呢！金、银、铅、锡的矿产，其利益比铸钱大数倍，却会成为争夺的祸端。竟然还有人提出主张说：听任百姓自行开采，以此使百姓获利。任由他们动用武器、互相杀戮却不加禁止，那么人们又有什么乐意拥有君主呢？〖九〗 铸钱轻重的标准，以什么为有利？回答说：这确实是利益，却不能只从眼前获利来谈；但利益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如果只讲眼前利益，那么榆荚钱、线缳钱还算好的，掺杂铅锡的钱也还算好的；然而流通不久就一天天贬值，很快破败损坏，不能保存。所以说，这确实是利益，却不能只从眼前获利来谈。况且，五谷、丝苧、材木、鱼盐、蔬菜水果之所以可以产生利益，是因为它们有利于人的生活，所以人们看重它们。金玉珠宝只是偶然出现、难得一见，因而被天地视为美好，所以先王取用它们来调节万物的聚散。但也只是说，把这些作为货币的凭质，可以借此达到使生活富足的利益并使之流通，并不是果真把它们当作宝物，而是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看作宝物。然而，它们既然稀少难见，又是天地自然形成的质料。铜是天地间产量很多的东西，人们一向轻视它；自从人们把铜铸成钱，铜便同金玉珠宝争贵，并且决定粮食、丝帛、木材、蔬菜等物资的生死；但如果钱币不精良、不厚重，又怎么不会很快破败损坏而被天下人轻视呢？关键就在于厚重而精良！这样，天地的物产不会废弃，人的功力也不会偷薄，才还可以使它的利益长久流通于天下。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懂得天地和人的轻重之理，不要致力于一时用欺诈取得的利益。花费一钱的成本，用八九成的物力和人工来铸成，利益也不会因此耗尽。即使铸造一钱所花的费用正好等于一钱，但把无用的铜变成有用的钱，综合计算从开始到最后的得失，又增加了民间流通的货币，使百姓生活富足并有利于国家，国家得到的利益也很广大。一钱的铸造费用达到十成中的八九成，私自铸钱就无利可图，自然会停止。钱币一律出自君上，财货便听从君上的发放和收敛，同万物彼此流通出入，国家最终享有其中的利益。所以说，不能只从眼前获利来谈，但利益没有比它更大的了。那么，“五铢”的轻薄，就不如“开元”的厚重；掺杂铅锡，就不如金背、漆背的精良；综合考察这些情况，升降、损耗、盈亏的数目才会显现出来，这不是见识浅薄的人容易知道的。凭借苟且偷安、因循败俗的心态，同天地所生的美好利益争胜，从来没有能够胜过它的。〖一 ○〗 淮南王刘长谋反的形迹已经具备，丞相、御史奏请判处弃市，判得正确。这就是所谓“臣子不能有叛逆的意图，有叛逆意图就一定诛杀”的道理。文帝赦免刘长而把他迁徙，与蔡叔、郭邻所受的处罚相等；臣子的法度得到伸张，而天子的恩典也没有吝惜。刘长愤懑不平，不肯进食而死，这是“固执于过错最终自取刑罚”，能够免于公开讨伐，就已经足够了。袁盎请求斩杀丞相、御史，这是奸邪之人的心思，无法穷尽追问，竟有这样的人！也许他想用私人恩情在外面收买诸侯，背离天子，怀着庄助从事外交的心思，以求非分的愿望，这一点无法知道。也可能是憎恨嫉妒大臣排挤自己，想借此事驱逐他们，在朝廷树立威势并夺取他人的职位，这一点也无法知道。文帝为了避免背上杀害弟弟的名声，没有责罚袁盎，反而部分采用了他的意见。袁盎后来肆无忌惮地逞强，面对景帝欺骗君上，逼迫晁错使他陷入死地，最终又两面讨好，同吴王、汉王互相交易，而他的言论前后不一致，也明显暴露出来了。袁盎本来就是侠客；侠客的心思，本来就难以穷究诘问。拥有天下却听任侠客行事，能够不发生混乱的很少！〖一一〗 唉！汉朝以后，治理天下不能像古代那样，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太甲、高宗、成王的资质，未必超过文帝而达到更高境界；然而伊尹的训诫、傅说的告诫、周公的教导，都说：“不要安于自己的职位，要时刻感到危险”；说：“不要只图安逸享乐，否则只会使百姓陷于混乱”；说：“要把无逸作为自己的志向。”他们从未降低道理的标准来诱导君主，使君主容易接受。难道能像贾谊所说的那样：“让他治理国家，耗费心思，劳苦身体，缺少钟鼓之乐，这些都不要做。享乐同现在一样，却想建立经常之法、陈列纲纪，作为万世的法则。”这样的话，同李斯的话相差不远了。为什么呢？用法术控制天下，却又依靠它安逸嬉游，那么它的法虽然不同于秦朝的法，却没有根本来支撑末端的威势，只是使天下劳苦而让自己享乐，这样怎么能够长久存在呢？假使天下可以只靠法令治理、靠权术控制，裁减车舆服饰就能使风俗统一，修饰文辞就能使廉耻敦厚，削弱、剥夺诸侯就能使政令全都统一于君上，那么夏、商的法令仍然存在，桀、纣又为什么会灭亡呢？文帝并不是一个纵情声色、苟且享乐的君主；他只是还没有免除田猎、钟鼓之类的爱好，姑且借此自我放纵罢了，并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一点。假如得到醇厚的儒者来浇灌他的心灵，使道义的精华逐渐浸润其中，建立中和之治，振兴王道，那么诸侯有什么理由不服从，风俗有什么理由不改变，廉耻有什么理由不受到尊崇呢？可是贾谊却先用阿谀来引导他，希望文帝认可自己的主张。文帝幸亏没有成为胡亥；如果文帝成了胡亥，那么贾谊即使想使自己不同于李斯，也做不到。可是后世竟还有人称赞他说：“善于诱导他的君主来兴起治道。”这样一来，哪里还会有能做臣子的臣，哪里还会有能做君主的君主呢！〖一二〗 贾谊关于教育太子的议论，本来就是在讨论根本问题。不过，这个问题还有更根本的一层。士人和平民的子弟，沉溺于饮酒，喜好博弈，如果夺去他们这些欲望来教育他们，他们还会反过来撇嘴说：“老师的做法没有出于正道。”何况天子的儿子，淫荡的音乐和柔媚的美色交相出现在面前，妇人与宦官罗列在身旁；想要得到引导，就有人引导他，想要纵欲，就有人替他宣泄。做君父的人忘掉劳心之苦，害怕身体劳累，只追逐钟鼓声中的驰驱之乐，却只设置严师，让他在行走、跪拜、作揖之间受到约束，使他所听到的，也不过是一个偶人的威仪罢了。成帝表面上庄严肃穆、仪态堂皇，实际上淫乱荒唐日益滋长而造成祸乱。何况太子听到这种风气后心志动荡，只会怨恨君父剥夺了自己的欲望，想着在一旦之间寻求快意呢！

译成王年幼而武王去世，没有可以用来取法的仪表和榜样，于是周公吟咏《豳风》，陈述王业的艰难；创作《无逸》，列举先王勤勉警惕的事迹；又遥遥树立文王、武王作为成王的目标。这也只有文王、武王确实可以作为目标，周公才不是徒然设置榜样来希望成王有所观感。如果反而把安逸享乐当作德行，把法术当作治理，把声色笑貌当作道路，把师、保、傅的絮絮叨叨当作教育，那就是庸俗儒者用来苦害人的做法；父子、师友之间，彼此用虚伪相蒙蔽，还不如文帝亲自实行黄、老之术，再把它传授给自己的儿子，足以使儿子相信并遵从。因此，贾谊的议论，并不是建立教育的根本议论。〖一三〗 把贤者排列在自己之上并继续往上推，就有圣人；把尊贵者排列在自己之上并继续往上推，就有天子。所以向一位老师学习一项长处，是积累成为圣人的基础；敬重公卿大夫，是积累尊奉君王的基础。这就是所谓尊崇君位、使廉耻远离、抬高朝堂的道理。到了郡县制统治天下的时代，五等爵位被废除，天子孤高地居于上位，把所有群臣都一概视为与自己平等卑下，所以贾谊发出了刑辱过于逼迫、大臣没有廉耻的感叹。唉！秦的政治改变了制度，天下士人的廉耻丧失了大半。汉朝只是勉强保存它；唐、宋只是勉强延续它，最终也不能继续延续；洪武兴起后，想要恢复它，最终却仍然不能恢复。如果士大夫真的这样受鞭打侮辱却不感到惭愧，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上忧君国的安危祸福，下畏小民的怨讟呢？身为士大夫，转眼间可能被压到膝下，转眼间又可能坠入深渊；习惯于遭受呵斥，经历过桎梏，被剥去衣服接受隶卒、校尉的凌辱践踏，最终只使他们隐忍苟安，以能够活命为幸。这样一来，清议的讥刺还不是等到死后才有，甚至当面唾骂他们；诅咒之声出现在穷困的屋檐下，却不敢传到他们面前，又有什么不可以发生的呢？不过，士大夫也有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萧何出狱后仍然任相，周勃出狱后仍然封侯；他们不能禁止君主把囚徒、奴隶般的待遇加在自己身上，难道就不能禁止自己无耻地接受封侯、任相吗？遭受北寺之狱、廷杖之辱，乃至以死进谏的大臣都不逃避，这是忠诚。可是免于入狱、不死于廷杖，便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荣耀，过些日子又手执笏板、垂着绶带站在朝堂之上，这难道还不应该停止吗？像邹尔瞻那样重新任九卿，对于亏损身体、辱没亲族的罪责，又有什么可逃避的呢？君主会说：这个人曾经和囚徒、奴隶一起受鞭打捆绑，却不以为耻，这哪里值得我改变脸色来礼待他！上面不奖赏这种行为，下面怎么会接受呢；下面既然安然接受，上面就更加轻视他们。仁宗的宽厚，李祭酒的刚直，尚且被戴上刑具而不能引退，这正是贾谊所应当痛哭的事情。〖一四〗 子女对于父母，可以接受宠爱，也可以接受侮辱，却不能接受被杀。人的身体，就是父母身体的延续。因此，宠爱和侮辱都听从父母的命令而不感到惭愧。至于杀害子女，就是父母亲自毁灭自己的生命；父亲便不能再算作父亲，子女也无法避免这种关系，子女便不能再算作子女。臣子对于君主，可以被尊贵，可以被卑贱，可以被赦生，也可以被杀死，却不能接受侮辱。刑罚和赏赐，是上天用来授予君主人权力的方式；至于贵贱、生死，君主即使违逆天意，我本来也应当顺从上天。可是到了侮辱这一层，君主就是自己处在非礼之中，君主便不能再算作君主；臣子如果不知惭愧而顺从承受，臣子也不能再算作臣子。因此，臣子有时已经摆设盘水、加剑在前，听到命令便自行解衣赴死，却不能被人强行捉拿。只是臣子不同于子女之处，在于这是上天所规定的秩序。人的本性中顺从的一面不可违逆，刚健的一面不可屈服。贾谊的话能够打动文帝，那么当时的大臣中，难道竟没有听到这些话而感到惭愧的人吗？即使当时没有正直之臣，后世遭受诏狱、廷杖，却仍穿着官服站立在朝廷上的人，难道也没有感到惭愧吗？假如遭受诏狱、廷杖而有人因此自裁，那么君主侮辱士大夫的行为还可以受到惩戒。高忠宪说：“侮辱大臣，就是侮辱国家。”这话说得多么伟大啊！所以沈水而逮问的祸患才止息。魏忠贤尚且因此收敛了他的凶威，何况君主呢？〖一五〗 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势力很大，距离三代还不远，百姓的见闻和观念仍然习惯于封建旧制，又怨恨秦朝把天下变成君主孤立的局面，所以形势使它不能立即改变。秦的政治和李斯把破坏封建说成贻害万世的罪过，而贾谊又把诸侯王势力过大说成汉朝的重大忧患，这同秦朝把天下变成孤立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可是评论者却好像要给秦朝施加黥刑、刖刑，而请贾生上来据理争论；几十年之间，是非判断竟像水火一样完全反转。评论史事的人昏暗糊涂，实在太严重了！贾谊说：“大量分立诸侯，使他们的力量减弱。”他难道以为这大概就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吗？三代大量分封诸侯，却把封地限制在百里之内，并不是先王故意吝惜土地，而是因为已经封给某国的土地不能夺取，疆界有限的区域也不能任意扩张。况且齐、鲁的封地，据《诗经》和《春秋》传记载，都超过五百里，也不曾因为防备诸侯而缩小它们的土地。割取诸王的土地，再把它分割成许多封国；那些富贵而骄纵淫逸的子弟，童心尚未改变，却都让他们面向南方做君主，坐等他们陷入不正当的行为，以便轻易剥夺爵位。这是表面给予、暗中夺取的权术，对骨肉亲属如同仇敌般相互逼迫，又用权术把他们束缚起来；贾谊的用心同嬴政、李斯有什么不同？秦是明着这样做，贾谊是暗着这样做，而贾谊更加残酷！汉朝分割土地来封立诸侯，是承接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可能突然改变。然而最终不能恢复封建，是因为七国之乱在前，秦朝变革在后，封建制度像将要熄灭的灯，只剩最后一缕火焰，形势终究已经走到尽头，本来不必劳烦贾生痛哭。即使替汉朝谋划，也只应巩固王室，修养文德，安静等待形势自行安定，不必无故惊惧。刚看到封建废除就惊惧，刚看到诸侯势力强大又惊惧，这是庸人的情感；他们不参照古今的道理和形势，只被眼前的惊骇驱使，没有不损害仁义、开启祸患的。说起来哪有那么容易啊！至于他谈到淮南封侯，担忧白公、子胥、鱄诸、荆轲的事情，那么周公封蔡仲时说：“你还要遮盖前人的过错。”难道他也会担忧蔡仲挥刀刺入成王的胸口吗？由此可见，贾谊的刻薄寡恩，再也无法掩盖了。淮南最终反叛，大家都认为是贾谊的话促成的。贾谊在朝廷上公开说：“安也将成为白公、子胥。”这样一来，安怎么能不把白公、子胥作为自己的志向呢？那么淮南的反叛，就是贾谊引导的了。淮南王长被废黜，是国法；他的儿子受封，是亲爱亲族的仁道。淮南最终仍然得到封国，长仍然是文帝的弟弟，安仍然是文帝的侄子，难道是白公、子胥吗？不把他们引导过来亲近，反而把他们推作仇敌来防备；对方带着杀人的意图而来，便以杀人的意图回应。君主掌管天下人的生死，却天天从天下人的角度思虑自己的仇敌，那么没有谁不会成为仇敌。贾谊不懂得大道而只会使用权术，真是太严重了！〖一六〗

译贾谊害怕诸侯造成祸患，建议增加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它们横贯江、河之间，以控制东方，他的话为什么这样自相矛盾！贾谊说：“秦朝日夜费尽心力来消灭六国，如今却高拱着手养成了六国的形势。”由此可见，他学习秦朝用智谋统一天下的思想，是无法掩盖的。可是他又想增加梁、淮阳两国的封地，使它们横贯在江、河之间。今天的梁、淮阳，就是将来的吴、楚。吴、楚受到控制而梁、淮阳反而更加骄纵，又让它们横贯江、河之间，堵塞汉朝向东方的门户，谁能抵御它们呢？对于自己的兄弟，就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对于父亲的兄弟，却猜疑他们、控制他们。违背天理的人，报应一定来得很快；我们的子孙难道不会把梁、淮阳当作蜂虿而仇视它们吗？封建制度不能恢复，是形势决定的。不过，习惯长久而要改变，必定要逐渐进行。秦朝只在一天之内用暴力强行改变，怨恨便充满天下。汉朝大致仿效三代来建立侯王，但这种形势必定不能长久延续，不如慢慢等待上天无法挽回、人们也不再想恢复旧制，然后顺应形势处理。七国之乱还没有形成，就仓促起来剪除诸侯，那也不过是另一个秦朝。汉初的封建制度，像灯火将要熄灭时姑且再次明亮一下火焰。聪明的人顺应天时，仁厚的人安定土地，等待时机罢了。贾谊操持此事过于急迫，而他所谋划的，也没有超出封建制度的残局，只是改变一下形式来缓解眼前局势罢了。由此说来，贾谊也知道这件事必定不能维持百年，只是姑且把忧患留给子孙。封建制度彻底改革，是天地间的大变局；不是有仁德和智慧的人，不能参与其中，贾谊又能做什么呢！〖一七〗 黾错迁徙百姓来充实边地的策略是伟大的！把军队寓于农业之中的办法，后世不能在腹地实行，却可以在边塞地区实行。天气不同，人的禀性就不同；地气不同，习俗风尚就不同。所以滇、黔、西粤的百姓，自然足以抵御蛮、苗，而不会发生越过山岭窥伺内地的忧患。并不是蛮、苗真的弱而北狄真的强，而是当地居民扼住了他们的咽喉，使他们深入后又害怕边民袭击其空虚之处。不过，其中有些事情不容易处理。沿边土地有肥沃和贫瘠的不同，迁徙百姓却把瘠薄的土地授给他们，不逃亡而死去的人很少。官吏选用不当，又没有安抚的办法，他们必定反过来被北狄利用。这两种祸患，若轻率地谈论迁徙，必定会遭到相应的灾祸，于是充实边地的主张就成了永远的警戒。黾错说：“考察当地阴阳是否调和，尝试当地水泉的滋味。”开始办理这件事时，不能不周密。如果土地确实贫瘠，即使有山川溪流的险要，也可以把它设置成瓯脱，把边塞内移，就没有忧患；我方不能居住的地方，敌方也不能占据。至于官吏任用得当或失当，关键在人而不在法。可是法令如果善于对待人，那么人的过失就少了。后世在边地任职的官吏，不是贫弱困穷、无人援引的乙科出身，就是因过失迁调补缺的庸吏；从来没有能够入朝担任臺谏郎官的人，也没有被擢升为监司、郡守的人。他们怀着日暮途穷、衰颓萧瑟的心情，只勉强延续做官的气息，怎么能指望他们忧虑百姓、体恤国家并巩固我们的边防呢？如果选用甲科出身的人，把考核守令成绩最优者调来担任边地官吏，放宽法制，使他们充分发挥才干，用安抚来使他们归心，用激励来促使他们奋发；减轻徭役赋税来安定百姓，疏通商贾往来、教导种植和畜牧来使百姓富足，扩大学校选拔人才的范围来使他们荣耀，优待有才智、豪杰、俊秀的人来激励他们；那么，他们必定不会被北狄利用来乘中国的危机，这种局面可以保持一百年；边地会一天天强盛，坐等北狄自行衰败。因此说，黾错的主张是伟大的。只是他说：“断绝与匈奴的关系，不同他们和亲；他们如果在冬天南下，就狠狠地整治一次，这样他们终身都会受到创伤。”这件事就不容易这样说了。若不经营几十年之久，不能见效。暂且用和亲加以羁縻，同时逐渐修治充实边地的策略，也许不用等到狠狠整治，匈奴自己就不敢南犯了。如果他们不吸取祸患的教训，冒险逞强而来，就把他们狠狠整治一番，不必担心不能取胜。〖一八〗 缴纳粮食便授予爵位、免除罪责，黾错的计策也没有错。他说它没有成为错误的计策，并不是说爵位可以轻易授予、罪行可以用财物赎免，而是说可以夺去金钱的尊贵地位，把这种地位授予粮食。减轻粟米、改用折色征收，有三种便利：官府容易收取，官吏容易掌管，百姓容易输纳。为了追求苟且节省的便利，三方面都觉得容易；但如果金钱夺去了粮食的尊贵地位，那么宁可让百姓输纳辛劳、官府收取辛劳、官吏掌管辛劳，也不要顺从这种便利。这个道理要经过二三十代才能完全实现其利益，不是庸俗官吏所能理解的。不过，缴纳六百石粮食便授予上造爵位，使一家之主成为伯、亚、旅，能够辛勤耕作并获得六百石余粮的人有多少呢？恐怕不是豪强凭借势力大量囤积粮食，役使他人耕种而收取一半；就是富商大贾用金钱笼络收买粮食而取得爵位。这样一来，重视农业反而使农业更加轻贱，尊重粮食反而使金钱更加贵重。处在三代以下的时代，想要抑制豪强和富商很难，而限田又不能仓促实行，那么不如区分自己耕种和租佃耕种，再分等级制定赋役制度。百姓自己占有并自行耕种的土地，有能力的不得超过三百亩；审查其子弟、家属和丁夫的人数，以此核定真正能够自行耕种的土地，超过这个数的都列入租佃耕种的类别。减轻自行耕种者的赋税，而租佃耕种者的赋税加倍，使两者相互损益，合于什一的数额。遇到水旱灾害，就把自行耕种者的税全数免除；租佃耕种者除非遭遇极严重的荒歉，不得随意减免。如果他们确实能够亲自勤劳耕作，分配丁壮承担劳作，多开垦土地并获得丰收，确有余粮，才允许他们输送粮食到边地，授予爵位、免除罪责。富商大贾囤积金钱来收敛粮食，以及豪强滥占土地、对佃农横征重敛并大量蓄积粮食的人，不得参与其中。这样，夺取金钱的尊贵地位而还给粮食，十年左右就可以实现。充实黾错的主张，弥补黾错没有涉及的地方，任用良吏治理百姓，把授爵免罪的制度严格统一执行，才不会阻塞而能够长久推行。否则，输送粮食的命令将变成减轻粟米、改用折色，天下更加急切地追逐金钱，只会扰乱刑赏的大原则，成为导致败亡的政治罢了。〖一九〗 肉刑不能恢复，这是容易明白的。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古代先圣先王用来制止天下罪恶的大法，不可以废除，那么也要等君主确实至仁，官吏确实宽恕，井田制恢复，封建制确定，学校兴盛，尊奉三王的礼制、采用六代的音乐，然后恢复肉刑的刑罚也还不晚。否则，只是取来对愚昧卑贱的小民施加割裂残毁，只按自己的制度来实行，却说这是古代先圣先王的大法，那么就是自我欺骗并欺罔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呢？

译即使教化和养育百姓的道路已经充分，礼乐重新兴盛，一切都如同帝王时代，肉刑仍然不能恢复。为什么呢？因为要使百姓仁厚，期限应当以百年甚至一世为期，而且还必须等到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尚未断绝的那一天。风气没有改变，习俗没有更易，犯法的人很多，毁坏肢体的人不断积累，这是上天所不会保佑的。况且，古代还没有笞刑、杖刑时，肉刑并不显得过重；如今既然已经实行笞刑、杖刑，肉刑就令人惊骇了。所以以曹操的残忍，也不敢试行肉刑，何况不是曹操的人呢！张苍的法律规定：“判处大辟的罪减等后，已经定罪而又犯有笞刑之罪的，一律弃市。”够严厉了。不过，这本来就是书中所说的“怙恶不悛，终至贼刑”。所以，详慎地制定刑法，学习文帝的诏令、张苍的法令，就可以了。〖二 ○〗 汉朝有杀人后自首便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律，这难道是想引导人不要欺骗吗？厌恶欺骗的人，最终是因为没有察觉，反而把他的罪恶当作仇敌来对待。既然已经杀了人，被杀者的父兄子弟可以控告，主管官吏也能够捕获他，他的罪恶必定暴露，按形势不可能永远隐藏，又何必自首呢？小人做了坏事，在君子面前遮掩隐瞒，却在大庭广众中公开宣扬而不感到羞惭，谁还会认为他仍有廉耻呢？自己估量法律允许减免，便希望逃脱法网，于是对他减刑，这就公开助长了他的杀人胆量，使罪恶发展到滔天。隐藏罪行而不自首的是老鼠；自首却毫不隐讳的是老虎。把老鼠教成老虎，想让天下人不再欺骗，却反而形成他们肆无忌惮的心态，将来凭什么惩罚呢？所以允许自首，是为了给过失犯罪者打开自新的道路，而不是用来对待凶恶之人。凶恶之人反而能够把罪行隐藏起来，这说明民间常理还没有完全败坏，难道不是好得多吗？〖二一〗 什一之赋，是三代的制度。孟子说：“赋税加重，就近似小桀；赋税减轻，就近似小貉。”说的就是三代的制度。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诸侯中大的，有的说方圆百里，有的说方圆五百里；小的连五十里也不到。那里有边疆守备，有兵役，有赠送币帛、供应饭食牲畜的礼制，有宗庙、社稷祭祀所需牲畜和币帛的典制，还有众多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的俸禄和食粮，这些制度多得数不尽。《聘义》所说：“古代使用财物，不能做到平均。”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即使二十份取一份，也还不够。然而又有上地、中地、下地的差别，有一易、再易、莱田的等级，因此名义上是什一，折中计算其税率，也就是二十份取一份。自秦以后，废除诸侯分封，设置郡守。汉初实行封建，所封土地的广阔，大概有古代王畿的五倍，而官属和典礼又极其简略，大体上把天下的力量用于守边，中原没有会盟、侵伐之事。那时郡有郡守，县有县令，彼此并不是伯叔甥舅那样的亲属关系，馈赠慰问也各自出于私人交往。国家大体建立起来了，祭祀典礼却并不繁多。一个郡的土地，比公侯的封国还要广大，而郡中的属官、邮传和巡逻人员，竟然不足以抵得上一个乡、一个遂的长官。把天下的财赋合起来，也只是供养九卿等各部门的内臣，尚不到《周礼》六官所需的一半。古代只取一个小区域的赋税，费用却很充足；如今征取九州的赋税，费用反而很节省。和夏、商、周三代的经费相比，百份还不到一份。按十分之一征税，是想使国库充实而放纵君主的欲望吗？如果不是，又何必实行这样重的征敛呢！汉文帝十三年，免除田租；汉景帝元年，又恢复征收一半田租，即三十税一；到了光武帝时期，战乱已经平息，又减为十分之一的税率，沿用景帝的制度；确实是财力有余，可以使百姓生活宽裕。封建制度不能在后世重新实行，是因为民力无法承受，而形势又决定了必须改革。〖二二〗 汉文帝缩短丧期，使天下的孝道衰落，这其实有一个逐渐形成的缘由；先王权衡恩情与义理的精微用意，世代沿袭而逐渐被遮蔽，好像是强行要求天下人去做难以遵从的事。《礼》说：“侍奉父母，应当尽情服丧三年；侍奉君主，服丧方丧三年。”所谓“方”，是说不能尽情服丧。继位君主的丧礼，是尽情服丧；对外的诸侯、对内的公卿大夫，则是方丧。如果属于方丧，那么郊祭可以由人代行，社稷和五祀可以照常祭祀，会盟、征伐也可以照常办理，对于臣下来说又有什么妨碍呢？弟子为老师服丧，平时群居时戴丧带，外出时则不戴；按这个意思推而广之，臣子为君主服丧，有政事时由人代行吉礼，也是可以的。婚礼的辞例说：“三族之内如果发生意外。”其中不包括君主，那么冠礼和婚礼也可以举行。祭祀天地、社稷时，即使越过丧服下摆去办事，祭祀本来就不应废止。文帝的诏书说：“减少我的饮食，断绝鬼神的祭祀，以加重我不具备德行的罪责。”大概秦统一天下后，尊崇君主已经过分，又用严厉的禁令约束天下，规定天下人的饮食，断绝他们的祭祀，失去了先王礼制的精义，把超出本分的做法说成是人情难以承受；这并不是夏、商、周三代的旧制。或者说，文帝的诏书把官吏和百姓一概统称并同样对待，就没有区别等级了。《礼》有这样的规定：“诸侯为天子服斩衰。”这里说的只是诸侯。“公士、大夫的众臣为自己的君主服斩衰，系麻布带，穿绳鞋。”

译《传》说：“近臣，君主穿什么丧服，他们就穿什么丧服。” 这属于从服；不是近臣，丧服就减轻了。“庶人为国君服齐衰三个月。”所谓国君，是相对于本国百姓而言的；对于天子来说，就是王畿以内的百姓，显然不施行到天下所有人。把天下的臣民一概统合起来，禁止他们嫁娶、祭祀社神、饮酒、吃肉，这些都是秦代的苛法。秦把这种做法推向严酷，文帝把它放宽；他们都混淆了等级差别，礼制也因此灭亡。至于继位的君主，即使是天子，本来也是儿子。推及庶人，人的本性都是不可改变的，这一点是相同的。同姓的诸侯王，爵位就是古代的诸侯；自汉代以后，他们不参与民政，也不参与军务，尤其可以实行这种较宽的丧礼。宰辅以下，直到外任官吏中地位卑下的人，情况也是一样，都是臣子。吉礼和凶礼可以交错使用，把布带、绳鞋的礼制推展开来使用即可。只是如果不亲临祭祀，就降用彩色丧服而改穿素服，也就可以了。郡县制统治天下，没有内外的区别，采用庶人服丧三个月的制度，施行到天下即可。只是“谅闇”的礼制规定，军队、刑罚、赏赐等重大政务都由君主收敛自身而听命于冢宰，这在今天恐怕有难以实行的地方。不仅是冢宰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且可能造成僭越和叛乱。古代天子所治理的只是方圆千里的王畿，四夷地区由诸侯承担守卫，内有强臣擅权，诸侯还可以前来问罪，内外相互制约。而诸侯的生死和爵位黜陟，并不是朝廷可以任意施恩用威的事情，冢宰也不能凭个人意愿加以扰乱。郡县制统治下的天下，统辖四海的政务，总理各地的赋税，还兼管四方边裔的防守。监司、郡守、县令都听命于朝廷施行刑赏，却没有固定不变的常规。是非交错，恩威相互施用，冢宰哪里敢以一己之身承担这一切？他不仅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德行，而且和百官一样都是从贡举资格中被选拔出来的，声望本来就不足以统领他们。所以想实行商、周的制度，伸张孝子的情感，安定天下人的心志，体察先王礼制的精义而不产生弊端，如果不是穷究事理、尽明人性，以适应时势来妥善施行，就很难谈得上。若只是在残缺之后沿袭三代留下的文字，纠正嬴政的过错，却不向内反省本心，向外考察时势，直到事情无一不能办成，那么文帝缩短丧期的制度，最终就会施行于万世，而有志之士也没有人能够挽回，岂不可悲！文帝毕竟还保留着古代遗制的意思。棺材下葬后，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在下葬以前，本来都应服斩衰。《礼》规定：“天子七个月下葬。”举行虞祭、祔祭，直到卒哭祭结束时，差不多已经满一年了；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古代有更换丧服的制度。大功、小功，就是更换丧服后的变化；纤，是禫祭时所穿的丧服。虽然文帝缩短了丧期，仍未完全失去古制的本意，只是缩短得太厉害了。文帝在己亥日去世，在乙巳日下葬，合起来计算只有四十三天。景帝下葬快，除去丧服也快，实在是过于不念亲情。以日数代替月份来计算丧期，并不是文帝的制度，而是越来越趋于卑下。〖二三〗 汉文帝去世时四十六岁，过了三年，吴王濞反叛。濞的命令说：“寡人年六十二岁。”这样算来，他比文帝大十三岁。文帝去世时，濞已经五十九岁，也几乎老了。他假称有病而不入朝，反叛的形迹已经很明显，贾谊、黾错天天谋划此事并为之忧虑。文帝难道不知道濞无法消除和弭平吗？却赐给他几杖，开启了没有必要的事端；再过十年，即使濞没有死，也已经衰老了。赵、楚、四齐的诸侯庸碌无能，没有大志；如果濞不先发动，他们也不能自行起兵。所以文帝对此已经谋划成熟，持守的方针也已经确定。文帝幸而没有立即去世，便可以坐等七国瓦解，再用折断的鞭子将它们收服。这正是贾谊和黾错所忧虑的事，文帝早已忧虑到了；而文帝所坚持的策略，却不是贾谊和黾错能够测知的。吉凶的消长取决于天，行动或静止的得失取决于人。天，是人可以等待的；人，则必然要回应上天。事物发展到极盛而走向困穷，就一定会衰落；人沉静而审慎，就可以采取行动。因此上天常有交替消长的机会，以平定天下的险阻，却总是苦于人不能彼此等待。聪明的人懂得根据天的消长来决定行动和静止，却总是苦于急躁的人不能测知其中所持守的时机。像文帝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时势的。能够懂得时势，差不多就是懂得天意了。懂得天意，就是懂得上天变化的征兆。上天有恒常专一的道理，也有相互乘除变化的时机。懂得天道常理的人，善于行动来改变事物；懂得变化时机的人，安静守持而不伤害事物，事物也不能伤害他。依靠常理来主持变化，是君子的德行；依据时机来远离祸害，是黄、老之道；再降一等，就是无道了。平庸的人不能测知事势，只凭自己窥见的一点迹象，在事物还没有发生变化时，就刺激它使它发生变化；刺激它发生变化后，又自夸为先知先觉。事情一旦发动就无法停止，毒害于是侵入天下，流血汇成沟渠。国家幸而保存下来，但祸害也极其惨重。唉！谋划别人家族和国家事务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只要不是桀、纣那样的暴君，必然会有可以怀柔招致的地方；对那些只窥见一点迹象的人，应当谨慎周密地等待，不要轻易发言，这样天下的祸患就可以平息。

译卷三 ◎景帝 〖一〗 名分和义理的力量多么重大啊！它产生于人的内心，却像针芒剑刃一样，从隐秘处刺伤人。因此，名分一旦确立，实际内容也随之产生，而义理并不在外部。如果违背了这一点，猜疑就会在身边产生，首先在内心交战。想要有所作为，却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必然危险；有可以信任的人，却始终不敢信任，也必然失败。吴太子劝吴王濞说：“大王以反叛为名，这支军队很难交给别人，别人也将反过来背叛大王。”吴王因此怀疑田禄伯，不派他沿江、淮进入武关，结果坐困于下邑。他不信任禄伯，因而失败，太子应当承担这个过失。假使把军队交给禄伯，而禄伯将要反叛，也未必就能知道。这是使双方都陷入困境的办法，只是姑且保留了对他的怀疑。太子本来就说“大王以反叛为名，军队很难交给别人”。名分不正，义理不直，只是表面上鼓动自己的愤怒和欲望来逞强，内心的锋刃却始终刺在肺肝之间。因此，没有名分、没有义理，却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即使凭此攻打无道之人也不能成功，更何况要冒犯顺理的一方呢？所以自己怀疑别人，是因为自己本来就疑虑；能够信任别人，也必须先自信。自己不可信任，别人也无法保全；因怀疑而毁掉功业，因信任不当而招来祸患，也都会发生。苻坚因为不疑慕容垂，最终败亡于慕容垂之手；安庆绪因为不疑史思明，最终败亡于史思明之手。吴太子的话，本来就是天理显现的一种征兆，用来震慑并剥夺小人的力量，小人哪里还能逞强呢！哪里还能逞强呢！〖二〗 文帝将要去世时，告诫景帝说：“如果有缓急之事，可以任用周亚夫统率军队。”可见文帝从来没有片刻忘记制服吴国。所以赐给几杖，是想消磨吴王的雄心，等待他自行败坏，并不是把这件事当作儿戏。内心有所凭借，就可以安静地等待事变，而不先制造祸患；万不得已时，本来就有办法战胜他。外表柔和却不陷于软弱，只是根本立得住罢了。黾错哪里知道这一点！形势逼迫而无从应对，便请求皇帝亲自统兵，自己留守；明明有周亚夫可以倚仗，却不知道任用他，最终自身不能保全，也就很合理了。因而，柔弱而把事情当作儿戏，争强而不知道自我奋发求强，这两种做法虽然出发点不同，结果却同样归于失败。〖三〗 周亚夫请求把梁国交给吴军，断绝吴军的粮道，景帝答应了。梁王请求救援，亚夫却不听；皇帝下诏命亚夫救梁，亚夫也不奉诏。由此可以看出亚夫的心意，也可以看出景帝的心意。把梁国交给吴军，是为了使吴军疲敝，同时也会使梁国疲敝。梁国的存亡，对汉朝没有多大得失；但今天的梁国，将来可能成为吴国、楚国，因而让梁国在吴军攻击下疲敝，便可以凭此换取长久安定。亚夫因此取得了景帝的信任，即使不奉诏，景帝也不怀疑他。景帝派他救梁，也只是姑且用来向梁王表示歉意，并缓解太后的责备，所以即使不奉诏，景帝也不怀疑他。唉！景帝的心肠确实狠，但促成这一做法的关键，是太后偏爱梁王造成的。景帝刚即位，年三十二岁，太子荣已经长大，而太后想把帝位传给梁王。景帝说：“我千秋万岁以后，就把帝位传给王。”这是探察太后的心意，姑且这样说。窦婴严正地进言，太后因此发怒，可见景帝谋害梁王已经很久了。亚夫把梁国交给吴军使之疲敝而不救，和景帝之间一定已有秘密约定。不然，兄弟将要陷入危境，皇帝下诏命人前去救援，对方不响应却不加罪，景帝怎么可能审慎坚定、持重到这种地步呢？太后越偏爱梁王，景帝就越忌恨他；梁王没有成为叔段、公子偃那样的人，只能说是幸运。所以兄弟之间的关系，不是父母可以插手干预的。亲近的人自然亲近，疼爱的人自然疼爱，信任的人自然信任，猜疑的人自然猜疑。应当使内心平和的人不彼此激怒，使贤能的人能够自行伸张恩义；这样才能在和平平顺的环境中养育子孙，而不会怀着隐情彼此倾轧。太后只是妇人，不足以懂得这个道理；作为君子，难道不应当把它作为鉴戒吗！〖四〗 国家如果没有人才，就无法与之共同建立功业，这是人伦常道败坏了。韩安国在梁王面前哭泣请求，于是羊胜、公孙诡被处死；田叔把审判文书全部烧掉，梁王的罪责便得到解除。在家族和国家骨肉之间以诚信行事，可以使危险的人伦关系转危为安；汉代的人才之所以胜过后世，就在这里。邹阳拜见梁王，取得信任后却反过来驳斥他的说法，不过是策士的小聪明罢了。假如把男女闺房之间决定亲疏离合的权力交给这种人，邹阳的智慧就和羊胜、公孙诡一样了；他自以为机巧，却不知道正好造成了混乱。韩安国、田叔，都是守持正道、保全仁孝大义的人，并不是靠阿谀取巧的人所能建立功劳的。〖五〗 法律严厉，却任用宽厚仁慈的官吏，那么百姓就会重视犯法，并且有许多人能够得到怜悯而保全性命。法律宽松，却任用凶狠打击的官吏，那么百姓就会轻视犯法，无辜的人最终会遭受血腥刑罚而无法活命。景帝下诏规定，有司审判不能决断的案件，移交廷尉审理；即使审理后仍判断不当，审理者也不算失职，这说明立法是宽松的。可是郅都、宁成相继担任中尉，于是把法律交给残忍的小人掌握，姑且制定宽松的法律，却让愚民轻易踏入陷阱，侥幸逃出，最终也不能免罪。况且审判不当却不治罪，不必说误把无罪判为有罪的惨酷，即使屡次把有罪判为无罪而不加谴责，也会诱使贪赃的官吏出卖狱讼、滥施威势，受冤的百姓将无可奈何。这样一来，高帝宽厚仁慈的本意就断绝了，武帝严酷的风气便兴起。法律虽然严格，但如果没有可以随意改变的余地，百姓就知道畏惧刑罚；对执法之人宽厚，却不互相以滥杀相标榜，百姓就不会随意死亡。所以先王乐于任用忠厚长者掌管刑狱，使他们遵守划一的法律；上面刑罚如雷电般彰明，下面恩泽如雨露般滋润，这才符合天理，也才能容纳、保全天下啊！〖六〗 以财产资格十万才能得到官职，景帝削减为四万，却在极细微的数量差别上争执，这怎么足以改善风俗呢！应劭说：“古人憎恶官吏贪婪；衣食富足，就知道荣辱；财产达到十万，才可以做官。”应劭所说的古人，是哪个时代的古人呢？恐怕就是秦人的制度。选取富人的子弟授予官职，认为他们家中富足，就可以不贪；害怕刑罚，就能自我保全。那么，这就像害怕别人酗酒，便请已经醉倒的人来主持宴席一样吗？富有的人可以做官，做官后就更加富有，富有之后还可以把官位传给子孙。这样会毁掉廉耻，奔逐货贿，轻视亲戚，掠夺贫弱之人；侥幸拥有财产，便居于众人之上，百姓不彼此跟随而抢夺的就没有多少了。若不是嬴氏做君主、商鞅执掌政事，从来没有人会想到把这件事当作得计。

译唉！这种情况也是有来由的。世道混乱时，实行一个策略就能取得卿相之位，打胜一仗就能获得封邑。因此乡野贫寒的子弟不顾性命，在刀锯鼎镬之下奔走，以求取得官位和封邑。这就像饥饿的人得到食物一样，只顾贪吃而忘了噎住的危险。于是天下人苦于这种风气，君主也厌恶这种现象，便改为任用富人子弟，以为这样比前一种做法好。即使如此，难道一定要靠这种办法，才能培养天下人的廉耻之心吗？纠正偏差的人本身偏得更厉害，天下的偏差就再也无法纠正。作为君子，应当分别品行高下，谨慎选择交往，远离那些挟带策书、趋附风气的卑劣士人，使君主知道什么应当重视、什么应当轻视。何至于把朝廷引向轻视贤能智者、轻视地位卑微者的心态，反而询问谁家富有，便向谁作揖请进呢？〖七〗 班固叙述汉初的富足详尽极了。大概是承接六国之后，天下合为一体，战争停止，官吏减少，馈赠供享简略，邮传设置简便；合天下的财力，只供养一个人，以君主之尊统摄天下府库，粮食、丝帛和货财流通，关卡和边界放松而不阻滞，上下都有余裕是自然的。唉！后世的天下仍然像汉代一样，为什么却为贫困极度忧虑，而上下相互征取，没完没了呢？班固推究根本原因，认为富足源于节俭。他说：“高帝下令，不许商人穿丝衣、乘车，又加重租税来困辱他们。孝惠帝、吕后虽然放宽了禁令，但市井人家的子孙仍不得出仕做官。估量官吏的俸禄，核定官府的用度，再把这些费用赋加给百姓。” 山川、园池、市场的租税，从天子到封君，都取其收入作为私人的供养，不列入国家经费。这真是懂得言论的根本道理啊！尤其重要的是，先从困辱商人开始。商人的骄横奢侈，是从欺骗百姓、掠夺百姓开始的，这种风气始于七国。七国各自统治本国，各有自己的土地，物产有余或不足，各地生产本地物品，即使把货物运到别处，也不能使它们变成良品。战争频繁，戈甲旌旄等军用物资消耗繁多；赠送贿赂丰厚，珠玑、象牙、贝币等物品的需求急迫；豢养游士，追求声名华美，游宴和珍馐美味十分奢侈。再加上骄奢的君主、后宫的装饰，以及狗马、雁鹿、华丽服饰和奇异玩物日益翻新，其中许多又不是本国所有。于是商人越过国境、跋涉险阻，搜罗货物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君主和大臣还要屈尊降低身份来对待商人，以满足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于是商人便在天下肆无忌惮。所以，要穷尽声色耳目的享受，满足早晚不断的欲求，没有比奖励、借助商人的利益更有效的了；贫寒的士人也靠此得到浸润。商人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尊贵，而他们明里给予、暗中夺取，削减百姓的衣食；天下的利益、天子的权力，倒转权柄交给了他们，天下还凭什么不贫困呢？而且他们的财富来得不劳苦，所以花用时也不爱惜，彼此竞相奢侈，糟蹋天物，使之归于腐烂。既不困厄他们，也不使他们受辱，愚民反而把这种生活当作荣耀，纷纷仿效，甚至家中没有一斗一筲的粮食，却还穿丝衣、吃精米，最后到了道路上饿死也不悔改。所以，使百姓生存的是农民，而残害百姓的是商人。无道的时代，百姓相互牵连沉沦而无人救助，上下都陷入困急，于是战争兴起。不惩治这种现象，国家本来就不足以建立。高帝的法令、班固的话，确实是懂得根本谋划的。君主沉溺于经商，国家的根本就会凋敝；士大夫沉溺于经商，廉耻就会丧失。许衡自认为是儒者，却说：“士大夫想要不贪婪，没有比经商更好的办法了。”杨维桢、顾瑛于是凭借豪放逞强败坏了三吴的风俗。濠州、泗州的迁徙，是因为受到兴王的惩罚，此后天下才安宁。移风易俗，古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译◎武帝 〖一〗 董仲舒请求让列侯和郡守每年各推荐士人二人，贤能的给予奖赏，所推荐的人不贤能则加以惩罚，并把这看作三代乡里推举、选拔人才的遗法，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异议。治理政事的弊病在于，听说古人的成效便喜欢，却不考察其中的精义，不衡量时代和时势，想姑且试行；试行不合适，又制定法令加以限制。这样一来，法令混乱，弊病滋长，古道终于在天下彻底断绝。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差别，就像皮衣和葛衣不能沿袭使用一样。古代乡里三年一次宾兴人才，所贡举的士人只是由乡大夫选取；在封建时代，时势确实如此。成周的制度中，六卿的长官如果不是诸侯入朝为相，就是周公、召公、毕公、荣公、毛公、刘公、尹公、单公等人。所贡举的士人，职位最高只到下大夫；这样即使宾兴人才，也没有使出身卑微而才能卓异的人显达任用的可能。况且王畿方圆千里，侯国的地域反而更加狭小。地域相近，关系亲密，乡党之中的得失是非，早晚就能传到朝廷近臣耳中。凭借容易了解、容易看见的人才，供给各种事务、各种官职中的闲杂职位，善恶很容易显现，而功罪却不明显。宾兴人才，不过是姑且表示君王不遗弃人才罢了，并不是把国家和百姓的安危、生死全都交给宾兴之士负责。郡县制下的天下，由一个君王统辖中原。边远的郡国，距离京师数千里。郡守治理郡事，任职三年便调动。地方偏远，贿赂就会盛行而没有什么顾忌。任期屡次调动，即使是贤者，也往往只能采纳流俗的议论，认识那些善于求见请托的人，而孤僻幽隐、卓异超群的人不能很快来到他面前。况且国家没有世袭卿相，朝廷也没有固定的职位；士人只要在天下闻名，就会日日升迁，而国家股肱心腹的重任也会交给他。为了求得一次推荐、侥幸获得非分的福禄，那些虚伪的人有什么顾忌，不肯百般欺骗、百般仇视，以迎合郡守一时的知遇呢？真诚和虚伪混杂得太厉害了。到了这种情形，却悬设赏罚的法令来督促郡守，使他们谨慎行事；谨慎又岂是容易说做到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连尧都难以做到。所以鲧被诛杀，而群臣都说应当先试用他，提出这一意见的人却不获罪。一个人的出生地与郡守不同乡，求学又不与郡守同师；他的文章品行是华美还是充实，孝友是真诚还是虚伪，郡守都没有和他共事来加以考察，只凭偶然一天的了解，便把刑罚和奖赏紧接着施加在他身上；奖赏泛滥而受罚的人蒙受冤屈，拿帝尧那样的要求来责备中等才质的人，怎么可以呢？这样的弊病，必然使人乐于得到那些圆滑逢迎、闭口自守的人：他们只求容身，处处畏缩，守住俸禄以求幸免过失。更严重的是，推荐者还会为被推荐者托关系、加以庇护，而揭发问题的人又会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这样一来，平庸无能的人争相钻营，大奸大恶之徒营造藏身之处，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我听说乡里有月旦评已经很久了，却没有听说天下有公正的舆论。一个乡里的称誉，尚且会有乡愿之人；四海的声誉，也会先集中到伪诈之士身上。因此，封建时代的选举制度不能施行于郡县。​​​​《易》说：“能够随时变通，就是顺应时势。”三代的君王，难道能够预先知道六国强盛、秦国兴起以后朝野的情形，而提前建立万世不变的制度吗？况且后来汉朝确实实行过这种制度，但背弃公道、结党营私的祸害形成了，到唐、宋时就不能不改变。因此，任用大臣推荐贤才，并借此开设各种科目，是可以的。若限定必须推荐，并把赏罚跟在后面，一切这样的制度都必然会败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封建制、学校制度、乡里推举选拔人才，这三者相互扶助才能施行，孤立地实行其中一个就会受挫。用今天的人才，担任今天的事务，其中的利弊，是可以看清的。可是仲舒却说：“君王的盛治容易做到，尧、舜的美名也可以赶上。”这话说得多么容易啊！〖二〗 乡里推举人才的制度，与太学相互配合，如同经纬交织；乡里宾兴的人才，都是乡校所教育的。学校教育实行了几十年，然后乡里才举行推举。所推举的人不恰当，就惩罚乡里；惩罚的是乡校没有教育好他们，并不是惩罚乡里不能识别人。仲舒的建议首先重视太学，大概是知道根本所在了。可是他没有推广太学，在郡国建立庠序，却责成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贡献士人，这就是他的失误。治理天下而归于一个正道，必定要有同一条理、贯通一致的原则；如果杂乱并用，即使表面上遵循先王的规矩、模仿先王的步伐，也会迷失其真实精神。只有条理相同、贯通一致，统摄天下而治理它，才能顺应时势而阐明精义，从而成就大业。仲舒的建议说：“不属于六艺科目、不是孔子学说的，都断绝它的传播。”这不是三代的制度，然而三代的精义却保存在其中。为什么呢？六艺的科目、孔子的学说，正是会合三代精粹并阐发其深藏义理的东西。因此，王安石用经义取士，继承仲舒的做法并付诸施行，可以实行千年而不改变。安石的经学已经不纯正了，但不能禁止后世的纯正学术，却能够禁止后世背离经学。元祐年间改变安石的法令，连这一点也一并革除，是不知道变通。温体仁实行保举荐用，使制度混乱；又加重武科，使其凌驾于文科之上；杨嗣昌设置社学，使教育更加混杂。于是士气苟且偷安，奸民肆意逞强，百姓的祸患终于达到极点。这些人都是仲舒的罪人，何况孔子呢！至于把经义割裂成片段、只讲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那是主管教育者的过错。即便如此，与那些放纵言论、说浮华之语、沾染市井恶习、窥伺旁门小径以求侥幸的人相比，不是仍然好一些吗？学习诵读这些内容，粗略懂得其中的意义，即使是极其卑劣的小人，也还可以把它当作夜气中的雨露；这样的教育作用也已经很深了。〖三〗 淮南王刘安劝谏不要讨伐南越，不用追问也知道他的真实意图。读他上奏的书文，其中揭露天子的过错以动摇人心，背叛汉朝而使自己获得恩德，哪里有忧虑国家、体恤百姓的仁义之心呢？南越不能不收归中国，这是天地自然形成的形势，也是拥有天下者本来应当遵循的道理。天地的情势，显现在山川形势之中，而情理寄托在那里。水所环绕的地方、山所盘曲的地方合成一个区域，那里百姓的气息就能彼此感应。中国的地势，北面受沙漠阻隔，西北以河水、湟水为界，西面隔着大山，南面直到炎热的大海；从合浦向北直到碣石，都被大海环绕。地势相合，风气就彼此呼吸感应；风气彼此呼吸感应，人的天资禀性就相互类似；天资禀性相似，性情就彼此相通并必然能够感应。南越本来就是海内的一部分。五岭不过是高低不齐的土丘，还不能超过大行、殽函、剑阁、龟阨那样的险要。至于东瓯连接吴、会，闽、越连接余干，更像人的股与掌彼此相连。他们的百姓鸡犬之声互相听见，田地彼此相接，市场上互相交易，婚姻彼此往来；如果把他们划在化外之地，那么人类的本性就会彼此乖离，天地之气也会被阻隔。孟子说：“我听说过用夏的文化来改变夷人的。”帝王最深厚的仁德和大义，就在于改变；而刘安却说：“这是天地用来隔开内外的地方。”这不是太荒谬了吗！但看他所著的书，大肆谈论极远荒僻之地、八方边远之地和九州的广大，如今却又想把天地在山海围聚之中割裂开来。“将要背叛的人，说话时会感到惭愧”，他内心大概也应当对此感到惭愧了。只顾穷究内地而致力于对外，是拥有国家的大忌；这里所说的，是指东面越过大海、西面隔绝流沙那种情况。

译《尚书》说：“安置在南方交趾。” 这样看来，交阯甚至属于尧所封的疆域，而南越就在其中。南越，是大禹的后裔，是先王用来封赏亲近贵戚的地方，并不是所谓荒远之地。新开辟的土地，赋税不能平均征收，正如刘安所说：“贡酎不能运入大内，一个士卒也不能供给朝廷事务。”这些情况确实存在。况且城郭、兵防、设置官吏、建立学校的费用，都要依靠县官供给；从利益来计算，不能说没有小的损失。然而，假如让盗贼侵扰我们的边疆，损害我们的农事，设置军队驻守，严重时还要发兵抵御，把百年的利弊总计起来，不过是贪图小利而受到大损伤，这是明君所鄙弃的，难道也是仁人所忍心的吗？君子对待禽兽，因为犬马亲近人，就给它们套上缰绳、驾驭它们、驯服它们、抚养它们，使它们发挥作用。反而让那些山脉环绕、海洋围绕、天地相连的百姓，成为先王声教所及之人，却悍然处在伦理之外，不能使他们归附；代替天子治理百姓的人，难道能容忍把他们弃置不顾吗！武帝平定东瓯、闽越，开拓南越，到如今都成为崇尚文教的郡邑。宋朝却把河朔、燕、云的百姓安置在外，划定塘水三关与他们隔绝，使他们逐渐受到夷人风俗的浸染。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益向南转移，上天也会欣喜汉朝的功业而厌弃宋朝的苟且偷安。刘安挟带私意来攻击武帝，言辞虽然有辩才，明智的人却不会听信。〖四〗 有些话表面上相近而实际意义不同，不可不加以辨察。申公说：“治理政事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际努力去做得怎么样罢了。”汲黯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表施行仁义，怎么能想要仿效唐、虞的治理呢？”用这些话来责备武帝崇尚儒学只是追求虚名而没有实际，也似乎相同。然而二者有区别：申公的话，是儒者建立诚信的言辞；汲黯的话，却是异端邪说、损害正道的言论。汲黯自己治理政事，把黄、老之学一概当作准则，借口有病躺在内室，把政务交给丞史处理，只不过有曹参遗留下来的那点才智罢了，而且还用傲慢轻忽的气派来辅助它。他说“怎么能想要仿效唐、虞”，就是直接认为唐、虞没有必要效法，于是废弃礼乐和文章，只求苟且与百姓相安而已。内心欲望很多，仁义固然不能实行。但一个普通人想要堵塞自己的欲望，如果没有仁义作为主导，就越是压抑，欲望爆发得越迅猛；何况万乘之主，若引导其欲望的人没有方法呢？所以真正应当挽救的，是仁义不能实行的弊病；应当用礼来涵养自身，用乐来涵养心灵。如果每天逐渐熏陶、每月不断磨砺，使自己浸润在仁义的深厚滋养中，用庄重恭敬约束筋骨形体，使其更加坚强稳固；再用喜悦和愉快涤荡志气，使其更加清明平和。那么对于欲望，就像月亮承受太阳的光辉，明亮的一面日益生成，而看不见月魄的幽暗，又何必担心欲望会败坏法度而无法控制呢？所以挽救欲望过多的过失，只有实行仁义。黄、老之道却割裂毁弃仁义，轻视尧、舜，把在守雌不扰中休养生息说成道理；这就像想要救火却不用水，反而预先拆掉房屋，住在旷野中自夸没有灾祸一样。汲黯挟持他的旁门邪说，不只是侮慢尧、舜，还胁迫君主听从自己，毁坏先王仅存的美好典章，说：“仁义，是唐、虞、三代已经衰落的德行。” 孟子说：“所说的话竟然背离先王之道。”又说：“我的君主不能这样做，却称他为贼。”说的不就是汲黯吗！武帝没有始终崇尚儒学来施行治理，最后反而迷惑于方士而求仙，实际上正是汲黯为他开启了这条道路。庄助称赞说：“汲黯辅佐年少的君主，即使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不能改变他。”这不过是依仗他的气势罢了。刘安畏惧汲黯而轻视公孙弘，是因为刘安本来就是黄、老之学的信徒，害怕汲黯所推崇的东西而轻视儒学，并不是真正因为相信汲黯的大节、看清公孙弘的浅陋。君主年少、国家疑惧不安，只有实行仁义才能平定动乱。周公几乎可以凭借已经实行的礼制安定年幼的君主。若充满黄、老那种“广泛而可以左右摇摆”的操守，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汲黯哪里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五〗 太史公说：“匈奴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卒也乐意跟随李广，却以跟随程不识为苦。”司马温公却说：“效法程不识，即使没有功劳，至少不会失败；效法李广，很少有不覆亡的。”这两种说法都只是偏于一面的论断。用武力平定天下，有统率士兵的将领，也有统率将领的人。作为将领，有负责进攻的，也有负责防守的；有统率众多军队的，也有统率少量军队的。程不识整顿队伍，敲击刁斗，治理军中文书，是守军的将领。李广处事简便，使人人都能自如行动，是进攻军队的将领。整饬队伍、严格纪律，是统率众多军队的方法；刁斗不必时时警戒，文书简略省约，是统率少量军队的方法。进攻时过于严谨，敌人就能窥见我军的进退行动，因而不能取胜；防守时过于简便，敌人就会乘我军的空隙逼近。统率众多军队却采用简便的办法，指挥就不能如臂使指，容易溃败；统率少量军队却过于严谨，就会受到拘束牵制，自陷困境而失败。因此，李广和程不识各自发挥了一种长处，关键在于统率将领的人罢了。统率士兵不能只用一种方法，统率将领的人则要兼用各种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君主，是统率将领的人；大将，是既统率士兵又统率将领的人。三代以后，农民不能充当士兵，那么将领所统率的士兵，大多不是孝子顺孙；如果不采用简便的方法驾驭他们，使他们乐意跟随，本来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去拼死作战。因此，治理军队虽然要严明，却必须以简便为根本。这不同于春秋、战国时各国军队奔驰作战不超出一定轨道，追击败军不越过疆界，把农民征发来充当士卒，晚上脱下铠甲，早晨又彼此往来；那种情形可以用规矩相互约束，只要没有疏漏便足以固守边疆。因而防守时要严整，进攻时要简便；放宽他们的行动，免除他们的困苦，其中自有细微的权变。这难道能够奉行一条法则作为尺度而固执不变吗？班超采用简便的方法，控制了三十六国的命运；耿恭沿用这种方法，威势也建立起来了。诸葛孔明采用严整的方法，司马懿不敢进攻；姜维学习他的做法，最终却因此失败。古今的战术不同，进攻和防守的形势不同，邻国与夷狄、盗贼也属于不同的敌人。太史公推重李广而贬低程不识，是因为说的是汉朝出塞攻打匈奴的情形。温公的论断，难道不就像坐在朝堂之上，拿着文书远距离控制边疆将领的看法吗！〖六〗

译王恢说：“代国完整存在的时候，北面有强悍胡人的敌人，内部又连接着中原的军队，尚且能够奉养老人、抚养幼童，按照时令种植树木，匈奴不敢轻易侵犯。”王恢难道还不知道代国之所以安宁、汉朝之所以困顿的原因吗？王恢说是因为匈奴没有恐惧，这不对。汉朝耗尽天下的力量与匈奴争战，胜负彼此相当。夷狄贪婪凶悍，并不以失败为耻，怎么能轻易说他们会恐惧呢！代国完整时能够安宁，是因为代国没有承担天下安危轻重的重任。匈奴即使占有代地，南面还有赵国，东面还有燕国，也不能震动天下使它瓦解。燕、赵一旦起兵成为新的敌人，匈奴的势力就会孤立，不能在代地安睡，对代地的觊觎之心也会因此受挫。天下既然统一于汉朝，一方受到攻击，天下就会动摇。汉朝集中天下的力量与匈奴争战，匈奴坐等天下的军队到来；只要一次不能取胜，就知道中原的兵力不过如此，哪里还能像代国完整存在时那样，始终摸不清七国力量的深浅呢？西汉定都关中，匈奴却逼近甘泉；东汉定都雒阳，上谷、云中受到匈奴祸患；唐朝再次定都长安，突厥、回纥、吐蕃从西面城墙乘隙入侵；宋朝定都汴京，契丹进攻澶州、魏州，最终使女直夺取河北而进入汴京；元昊虽然屡次取胜，却仍请求议和。天子所在的地方，要郑重地守卫；敌人一旦窥见这里是中国全部力量集中的地方，就会竭尽全力来求一次逞强，侥幸攻陷它，天下便会像栋梁折断、椽子自行崩塌一样。况且京师是金帛、子女聚集之处，敌人对它垂涎并想据为己有，并不是一天两天了。由此推论，代国之所以能够抵御匈奴而力量有余，只是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值得欲求的东西，也不关系中国的安危，所以匈奴不去争夺。南方蛮人的凶悍，虽然比不上善于骑射、披甲乘马之人的勇猛，但他们凶残顽强、暴烈发作而不怕死，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然而他们偶尔偷偷发动侵扰，最终也没有越出自己的地界。并不是他们的欲望有所满足，而是即使得到滇、黔、邕、桂，对中国也没有损害；天子在数千里之外遥相控制，培养着不可测的威势，他们占据这些地方也不会感到安稳，连梦魂早晚都会因此震动。中国人的心情也安然自得，等待他们懈怠时加以制服，不感到劳苦，也不会失去守备而像土地崩裂那样溃败。滇、粤可以制约南方，燕、代可以制约北方，道理是一样的。女直、蒙古把都城设在燕地，是为了远离南方。中国的全部力量在南方，天子却孤独地守在北方，这是为什么呢？代国用一国的力量制约匈奴还绰绰有余，秦朝拥有天下的力量却仍感不足；汉、唐把边防交给边臣，才勉强保全。天子定都燕地，一旦失守就不能再收复，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威势要在休养中培育并因此厚重，事情要在安静中准备并因此预先有备，这才叫作大谋略。〖七〗 主父偃、徐乐、严安，都是天下奸邪之人。然而他们最初上书，是为了求得武帝的知遇，所说的都切中利害而不违背正道。这样说来，言论本来就不足以用来取用人才吗？人没有喜欢说不合道义的话的，因此人也没有喜欢做不合道义的事的。士人尚未得到知遇时，接近百姓，熟悉天下的公论；既然熟悉公论而又想使言论符合人心，那么他说的话就是好的。言论说得好，君主就不能不因此受到触动。等到他已经得到君主的知遇，而君主所喜爱、所要做的事情却不在这些方面；上至朝廷，下至郡邑，士大夫所求取、想与当世相合的东西，也不在这些方面，于是就会逐渐习惯于迎合君主的私欲，以及士大夫贪恋俸禄、结交君主的风气。既然习惯于迎合时代所趋向的东西，他们的行为就会邪僻，言论也会随之改变。所以不必担心天下没有好的言论，只应担心天下说好话的人实行起来却不顾及它。不必担心言论正确而君主不受触动，只应担心臣下触动君主时，只在片刻之间以直言相争；而君主被臣下触动之后，目光迷乱、耳根改变，心意倾向、精神向往，不能自我守持。中等之人，是情感产生了他的性情，而性情又不能制约他的情感。能够改变他的情感的，不过是居上位者所喜好的，以及社会风俗所崇尚的罢了。假使天下有道，徐乐、严安、主父偃又怎么不可以同后世那些人一样，或被疏远，或被亲近呢？所以说，文王有四位朋友，只有文王才有这样的朋友。至于有人困居穷处却把天下放在心上，不求符合天下人的议论；遇到君主便以自己所说的话作为操守，不屡屡改变来求得实现自己的私意：这就是龙德，不是可以轻易责备天下人的。〖八〗 徐乐所说的土崩瓦解，并不是贯通古今的成败规律。土崩和瓦解，灭亡的结果相同，但形势不同。瓦解，是没有人能够加以修补，只能坐看它彻底毁灭。土崩，则是有人想支撑它，却无能为力。秦并不是土崩：一个人呼喊一声，天下便纷纷起兵，不到几年，社稷覆灭，宗室枝属被诛杀，灭亡不是逐渐发生的，大概属于瓦解。栋梁的根本本来就不坚固，椽子的根本本来就不安稳，东、西、南、北彼此分裂而坠落，顷刻间溃散，连一片瓦也不剩；天下只是看着它灭亡，没有人出手救援。这是因为在它如瓦片般聚合的时候，早已没有彼此浸润、彼此维系的力量了。隋、元也是如此。周朝日渐削弱，直到三川之地开始归入秦国；汉朝屡遭危难，后来才被魏篡夺；唐朝京师三次陷落，天子四处出奔，后来才被梁夺取；宋朝先后失去一汴、二杭、三闽、四广，最后才沉没于海中。这些就是土崩。或者支庶仍在远方起兵，或者孤臣仍守护祖先的坟墓；城池陷落了，郊野还有可以躲避的安宁住所；社稷迁移了，臣下仍有逃离禄位而保存忠节的遗民。这是因为建立牢固团结的根基虽然极其深厚，但被侵蚀也经历了日月而逐渐深入，终于无可奈何。土崩之后，必定经历数百年，随后才瓦解；瓦解彻底结束，天下才开始安宁。在瓦解之时，上天降下的灾害之气、人的死亡以及人伦纲常的伤残，都会达到极点。国家败坏之后重新建造，君主和宰相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凡是有志之士，本来就不能不以整饬人伦、拨乱反正自我要求。〖九〗 主父偃当初上书说：“蒙恬攻打胡人，开拓土地千里，以黄河为边界，军队长期在外作战，死者多得数不清；飞刍挽粟，百姓疲敝，天下才开始背叛秦。”他的立论很严正。等到他做了郎中，受到亲近宠幸，便又说：“河南之地肥沃富饶，外有黄河阻隔，蒙恬在那里筑城以驱逐匈奴，扩大中国，削弱胡人的根本。”于是极力向武帝请求，排除众议，修缮蒙恬修筑的边塞，凭借黄河作为防固，调运山东的粮食，结果百姓劳苦，国家空虚。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不到几年，关于蒙恬功罪以及河南兴废的说法，竟然彼此攻讦、互相背离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由此说来，辨别奸邪难道很难吗？听取意见不要仓促，参考斟酌时不要忘记这些，相互参验，真相就已经显露了。武帝两次听信而不加怀疑，因而被江充迷惑，伤害了父子之间的恩情，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一 ○〗

译分割诸侯国，推行推恩令，把诸王的子弟分封为列侯，这件事由主父偃提出，而起始于贾谊。贾谊的主张到这时才得到报偿，是时代形势促成的。当贾谊所处的时代，侯王势力强大，天下刚刚安定，吴、楚都深沉凶悍、骄横强暴，不接受天子的裁制，所以还不能立即施行。武帝承接七国败亡之后，诸侯的气势已经衰微；主父偃乘单车到齐国，齐王便自杀了，于是各诸王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只得把分封子弟视为安定和荣耀，主父偃的主张才借助时势取得了功效。由此可以知道，封建制度必然要改革，不能恢复，相关形势早已逐渐积累，只是在等待某一个时机一举实现。高帝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是成周遗留下来的余波。武帝广泛设置王侯而削弱他们，是唐、宋的先声。一个主父偃哪里能够造成这些变化！这是上天借助时势，人们又顺应时势，制度逐渐衰弱、逐渐微小，最终全部消失。治理天下的人，把天下的禄位公正地授予天下的贤者，这难道突然就不是先王遗留下来的本意了吗？司马氏鉴于曹魏宗室孤弱，想要反古复旧，结果招来了五胡之乱，难道他的智慧还不如主父偃吗？只是因为他不明白时代形势罢了。〖一一〗 公孙弘请求诛杀郭解，使游侠的祸害没有在天下滋长，真是伟大啊！游侠兴起，是因为上层不能养活百姓，游侠便养活他们。秦灭亡王侯，奖励经商致富，百姓突然失去了王侯的主宰而无所归依，富有而豪强的人便起来招揽他们，于是侠客就横行天下。即便如此，越是悖逆，失势就越快；如果没有公孙弘，游侠之势难道能够长久吗？至于荀悦关于三种游侠的说法，把有学问、有志节的人与仪、秦、剧、郭一类人相提并论，这是诬陷百姓、开启祸乱，学习申不害、商鞅那种小聪明，也只是沿袭汉末嫉妒、残害党锢诸贤的旧习罢了。曹操以此为师，杀孔融，夺取汉室；朱温以此为师，消灭清流，转移唐朝国运；这种流弊不断扩展，小人借此扰乱国是，祸患延及宗庙社稷。韩侂胄禁止伪学，张居正、沈一贯毁坏书院，也都是承袭它的支流余脉而横行的。即便如此，郭解被灭族以后，后世的游侠便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至于有学问、有志节的人，在上层失去教化时，君子便起而教导他们；人们没有一起沦落为禽兽，正是依靠这个。前面的祸患虽然猛烈，后来兴起的人又重新昌盛；上天的意志表现在人心中，难道是荀悦一类小人所能永远遮蔽的吗？对游侠行为的讥刺，不过说明讥刺者不知道分寸罢了。〖一二〗 汲黯责备公孙弘用布被来装作俭朴，公孙弘的欺诈难道在于布被吗？汲黯不斥责他的大问题，却挑剔他的小问题，实在太琐细了。汲黯并不是那种专门夸大细小过失来揭发别人的人。汲黯的学术专门推崇黄、老之学，认为甘美的饮食、华美的衣服是老氏的教导。他把曾参、史鱼视为束缚，把名教视为套在牲口脚上的衡木和缰络；行善却不愿接近名声，极其清白却不愿因此受辱，所以汲黯说：“为什么要想仿效唐、虞的治理呢？”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却用布被来欺诈。尧、舜富有四海，却住茅屋、登土阶，汲黯本来就认为这种做法是欺诈而不值得效法。公孙弘从诸生起家，四十岁时仍贫贱，如果安于使用布被，那也只是布被罢了；公孙弘的欺诈难道在这里吗？汲黯沉浸于黄、老之学，想要任凭性情而远离名声，却因此把公孙弘看作欺诈罢了。〖一三〗 淮南王刘安著书二十篇，谈论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很博大了。然而，他所谋划的起兵之事，大多是儿戏般的策略；他所联合的人，又只是昏蒙幼稚的衡山王刘赐和太子刘迁罢了。叛乱的谋划没有成功，军队也没能发动，他便在宫廷中自刎；他的愚蠢可笑，他的狂妄却已经无可救治了。成皋的关口哪里是容易堵塞的，三川的险要哪里是容易据守的？明知没有人能够与卫青抗衡，却想靠刺客侥幸取胜。刘安即使反叛，难道能够抵挡卫青吗？即使刺杀了卫青，难道能够抵挡霍去病吗？公孙弘虽然不能担当柱石之臣，难道是容易劝说的人吗？他从贫贱之中起家，做到汉的三公，淮南王能向他求取什么，竟敢拿九族去试探雄主和大将的刑刀吗？刘安在内部所依靠的，只是徒有巧智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严助；在外部所倚仗的，是轻浮无赖的左吴、赵贤、朱骄；还有首鼠两端的伍被，他在身边怀有异志，刘安却不知道。刘安的愚蠢竟到了这种地步，本来是高煦、宸濠都不屑于做的事，而刘安却凭借文章辞采获得了后世的名声。由此说来，文章不足以辨别人的智愚，难道竟到了这种程度吗？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拿刘安的书来读，它的根本出自老氏的言论，却夹杂着辩士游说的空泛辞藻。老氏之学，是凭借权术去控制阴阳的命运，却不知道自己对阴阳根本无可奈何。既然所依仗的是权术，就可以窥见气机盈亏的缝隙，借机来满足自己的志愿。然而一旦违背了动静运行的大道，又对阴阳无可奈何，那么他自以为能够窥探造化、盗取天地的秘密，因而天下没有什么不能做，就像婴儿拿着兵器去攻击孟贲、夏育，还自以为勇武一样。沿着这种道路走下去，会使人荒诞而丧失操守，狂妄放纵而不思量自身所处的地位。刘安学习的就是这一套，他自杀身亡，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老氏之学教人超脱吉凶生死之外，却不知道这样会与凶祸结伴。读刘安的书，就可以把它作为鉴戒了。〖一四〗 张汤审理案件，是酷吏中的首领；但他决定诛杀伍被，却不是因为残酷，而是因为依法处理得当。伍被是反复无常、倾覆危害的奸人，采取两面态度来招致祸乱。若不诛杀他，他还会在汉廷中诡诈应对；主父偃、江充那样的奸人，伍被已经绰绰有余了。伍被起初劝谏刘安，并不是真要阻止刘安反叛，而是称引汉朝的恩德，为日后逃脱作打算。后来他又替刘安把反叛的谋划全部完成，不久却再次把谋反的踪迹告发了。他所谓“宫中荆棘”的劝谏，以及“侯无异心、民无怨气”的话，大概也只是事后为自己申辩、设法挽救性命的浮辞罢了，又有谁会听信呢？参与别人谋划叛逆，却又首先告发；如果宽赦不杀，谗佞和贼乱便会接连发生，祸乱就无法平息。因此，张汤执法并没有过错，伍被被诛杀处死也完全应该。唉！伍被这种人不值得一提。君子不幸陷入叛逆作乱的朝廷，如果可以离开，就赶快离开；否则，就假装疯狂或托称痼疾来躲避；再不然，就用直率的言辞折服、驳斥他们；如果不能驳斥，就远远离去，置身事外，不参与其中。只要能够保全自身，就可以不死；如果确实要死，也只是义理和命运所决定、无法逃避的事，安然接受罢了；除此之外便没有办法了。越急于谋求生存，遭遇的祸患就越猛烈；两面观望而不能安定，就没有一条道路可以依凭。所以说：“有道则知，无道则愚。”真正做到愚拙的人，能够保全生命，却不使用权术来求生；能够为义而死，却不与叛乱者一同赴死。〖一五〗

译在遥远荒僻的地方，如果有可以收纳教化、成为冠带之民的人，就应当借此扩大天地的恩德，树立做人的根本道理；这并不是圣道所能废弃的，而且还可以借此缓解边地百姓所遭受的侵扰，使他们安定。即便如此，这仍然是天意，不是人力可以强求的。上天想要开启他们，圣人便促成此事；圣人不出现，就借助当时君主和有智力之士的手，逐步开启局面。从一时的利害来说，这会给天下造成负担；贯通古今来计算，则利益重大，圣道也因此得到弘扬。所谓天，是汇合往古来今而形成的纯全之物。禹治理九州，东到岛夷，西因循桓水，南抵交趾，北至碣石；尧、舜垂衣而治的恩德，终于达到遥远荒僻之地。禹凭借治水的功劳，顺应天下的变化而使人们劳作，因此声教达到四海；这就是圣人善于顺应人事来成全天意。汉武帝安抚已经平定的天下，百姓正希望休养生息。然而他北伐匈奴，南诛瓯、越，又对西夷用兵，并把心思驰向宛、夏、身毒、月氏等遥远地区。天下安静而武帝发动战争，于是一时的祸害波及百姓，怨恨和非议便兴起了。即便如此，这难道不也是上天在启示他吗？玉门关以西的水向西流，不能与中国相合；天地的形势，就是天地的实情。张骞凭借自己的才力，强行沟通这些地方，本来就是扰乱天地的秩序。然而河西本来就是雝、凉旧地的延伸。至于駹、冉、邛僰、越巂、滇等地，则与我国边境的百姓犬牙交错、彼此相连，声息相通，物产相互资助，并不是那些凶暴顽固、无法接近的人。武帝初年，只是听说有优良马匹而想远方求取罢了；张骞借此迎合了他的愿望，也没有想到牂柯可以开辟为内地。然而因这件事，贵筑、昆明一带逐渐接近今日而成为冠带之国，这难道是武帝、张骞当时所能谋划预料的吗？所以说，这是上天在启示他们。君臣父子的伦理，以及《诗》《书》《礼》《乐》的教化，圣人难道不想让普天之下、所有土地上的人都沐浴其中吗？只是时机尚未到来，不能提前实行。等到形势的气机已经发动，即使是不善的君臣、难以忍受劳役的百姓，也会因顺应这种形势而成事；把他们的过失当作所得，把他们的罪行当成功劳，实在有不可测的地方。上天所开启的，人只是顺势去完成，并不是人的力量所能独自做到的。圣人辛勤建立的事业，人若不守护，罪责在于人而不在于天。江、浙、闽、楚的文教日益兴盛，直到南海之滨、滇云之地，理学、节义、文章、事功方面的人才接连出现，这是上天的保佑，也是汉朝开创的结果。石敬瑭把土地割让给契丹，宋人把土地丢给女直，使冀州尧、舜遗民变成禽兽般的风俗；即使后来他们奉行冠带、归于一统，却又结党邪恶、诋毁正人，同宦官相互勾结来扰乱天下，这不是天意，而是人自己丧失了它。将来要等谁来开拓这片被风沙尘霾堵塞的天地，使它像南方诸国那样清明呢？〖一六〗 武帝在后宫游宴、检阅马匹时，嫔妃侍御满在身旁，金日磾在几十人之中独自不敢偷看；武帝因此了解金日磾，重用他并接受了托付孤儿的遗命，这不是微小的行为。大概金日磾并不是熟习君子教诲之后，才刻意规行矩步来防止非礼；他是不期然而然地谨慎于视线，不期然而然地加强敬畏，不该看的就不看，不能说这是小节。精神不能守持于内，耳目就会被外物引动，而内心自己还不知道。有人能够辞让千乘之国，却在一箪饭、一豆羹面前变色；能够推却价值千金的玉璧，却因破甑而失声；才智足以化解纷争，勇力足以击退敌人，却在极短的片刻间不能控制自己的耳目，这难道是小事吗？君子用黈纩来涵养眼目，用琇莹来涵养耳朵，用和鸾、佩玉来涵养四肢身体，小心谨慎，唯恐片刻之间不能胜任。能够守定生死、担当重大责任而没有忧惧迷惑，不过如此而已。武帝识人的眼光真是卓越啊！诸葛公二十七岁时，昭烈帝就倚任他为心腹，这是关羽、张飞都无法测知的。武帝从投降的胡人中提拔金日磾，也是身边的人和贵戚无法测知的。识人的智慧，向来不是一般人容易测度的。诸葛公感念昭烈帝，难道仅仅是因为那几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话吗？人的精神气质之间，本来就有不用说话而彼此理解的地方。既然已经说出了话，昭烈帝对诸葛亮的了解就更加明确，而关羽、张飞的疑惑也更加深重。金日磾之所以受到武帝知遇，并不是因为有过言语，所以武帝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刻。卫青、霍去病受到知遇，还只是一般众人所能理解的情形。内心专注于黍米这样细小的事物，却可以感动天地；若不是那些只靠耳朵听来、道听途说的庸俗之人，难道要等到说出来以后才彼此了解吗？〖一七〗 武帝使百姓劳苦得太厉害了，但他救济饥民，却是做得对的。他打开空虚的仓廪来赈济百姓，优待那些借贷给富民、用以救济灾民的人；仍然供应不足，就顺应形势采取变通办法，把灾区百姓迁徙到朔方、新秦，共七十余万口，使他们仰赖县官供给，给予产业。百姓因获得生路而高兴，轻易离开故乡，到新城邑安居，边地也因此充实。这项策略，黾错曾经说过。但黾错不合时宜而造成百姓骚扰，武帝则乘合适的时机而给百姓带来利益。因此，善于顺应天时、把祸患转化为福祉，虽然国家空虚，百姓却得以生存，边患也得以缓解，难道不能说这是两方面都有利而没有损害的策略吗？史书讥讽他耗费以亿计、数也数不清，那么难道冷眼看着百姓死亡、却坐拥府库的人反而贤明吗？司马迁的史书就是诽谤历史，什么都要诽谤。〖一八〗 用名誉打动人心来选取文士，尚且把潘岳抬举到陆机之上，把延年比作谢客；这并不是掌管重大利害的事，但评价高低失去平衡，连公论也还嫌不足，何况用名誉打动人心来选取将帅呢！将帅关系到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流俗之人懂得什么，却为此流泪；士大夫懂得什么，却为此扼腕叹息。逐渐把国家存亡安危的责任交给这样的人，而万人对他的吹捧，也不能挽救一朝的丧败。所以，那些把李广不能独自领兵出征、不能与单于相抗当作遗憾的说法，不过是流俗之人的鼓动和士大夫的意气偏好；他们心里不把安危放在首位，却随意发表议论罢了。

译李广出塞而没有功劳，流俗便说他是“命数不好”，这是无可奈何，只好替他找的借口罢了。他死后，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流泪；李广喜欢求取名声、收买恩惠来打动人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三军的事情，进退的关键，都由一个人的心来掌握；事情成功而谋略不泄露，那些悠闲旁观的人哪里足以知道其中的内情？李广得到这种声誉，是因为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又常常和士大夫交往，擅长发表慷慨激昂的谈论。唉！凭笑容相互投合，凭施惠相互感动，士大夫和流俗之人的褒贬也就只有这些罢了。难道凭这些就能在一生一死的关头经受考验，与上天争存亡、与人争胜败吗？卫青下令从东道出兵，避开单于的锋芒，并不是卫青的私意，而是暗中接受了武帝的告诫，考虑到正面交战可能失败。当他正要出塞时，武帝本想不启用他，他却坚决请求出征；士大夫们议论纷纷，武帝也只是姑且用这件事向他们交代，暂时不任用李广，这正说明武帝对李广的了解很深。否则，有良将却不使用，赵国废黜廉颇而灭亡，燕国怀疑乐毅而败坏，那么武帝凭什么取得横绝大漠的功劳？如果因为猜忌偏将而牵制主帅，陈余因为违背李左车而使赵国丧败，武侯因为阻止魏延而没有功绩，那么卫青又凭什么取得寘颜的胜利？把李广置于不任用的位置，姑且借此牵制匈奴，这是统率将帅的高明策略，本来就不是士大夫和流俗之人所能测度的。向东出发却迷失道路，李广作为将领的情况，大概可以由此知道了。李广死的那天，宁可让天下人为李广流泪，也不要让天下人为汉朝的社稷和百万百姓痛哭，这不是好得多吗！李广作为将领，是弟子们凭借壮勇之气前往追随的对象。“舆尸”的凶兆，武帝早已警戒很久了。岳飞能不能收复中原，我不敢断定；但他在士大夫口中获得的声誉、在流俗人心中引起的感动，正恐怕会成为他不能胜任的原因。接受君命，执掌兵权，以生命同强敌争夺生死，掌握枢机大事，难道是那些靠谈笑慰藉、馈赠礼物和书札等小聪明来取得悠悠众人欢慕的人所能胜任的吗！〖一九〗 忠臣和奸佞不能同时立于朝廷。身处君主朝廷的人，不必忧虑谗言，也不能回避讥刺，但必须替国家除掉祸害社稷的蟊贼，使社稷安定，这才是国家的捍卫者。即使如此，既食其禄就不躲避灾难，身居其职就不推卸责任；离职而退隐，被排斥而居于外地，也不过是始终远离小人，不与他们结交罢了，并不是为了必定获胜来满足自己。之所以厌恶奸佞，是厌恶他们祸害国家，而不是因为自己受到玷污；并非把他们当作仇敌，必定要取得职位同他们争胜。汲黯厌恶张汤，是正确的。君主任用他负责讽谏时，他便毫无保留地攻击张汤，以报答君主的知遇。后来既然没有谏官的职责，出任外郡太守，那么就应当在淮阳尽忠，从而尽到臣子的道义。可是他又坚决请求担任中郎，弥补过失、拾取遗缺，希望同张汤争个荣辱，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把国家公认的是非当作个人的私怨，借助权势谋求职位，以求必胜，不过是意气矜夸罢了；若说是为了自我安定，还谈不上。有人说：屈原被放逐，却不能忘记对萧艾的怨恨，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屈原是楚国的宗室大臣，张仪、靳尚被任用，是楚国走向危亡的关头；汲黯难道能同他相比吗？他倔强地嘱托李息去攻击排斥张汤，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志痛快，只是意气矜夸罢了，不是君子的道路。〖二 ○〗 张汤审理囚犯“导官”时，见到鲁谒居的弟弟，暗中替他办理，却假装不知道，这是奸诈之人诡秘的手段。谒居的弟弟因此怨恨张汤，张汤也因此而死。行诈的人最终死于诈术，鬼神不可欺骗，人也不能靠权术驾驭。灾祸的产生，本来就不是人所能预料的；奸人凭借这种手段去报复奸人，最终也会因此覆灭，这是必然的。难道曾经是君子的人也会这样做吗？周顗没有选择合适的方法，却把这种手段施用于王导，终于同张汤一样遭受祸患，真是愚蠢啊！王敦的罪过不应归加于王导；身为大臣，有什么可嫌疑的，为什么不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承担，却采用奸人的诈术呢？表面上赞同而暗中取利，想要收敛却故意张扬，周顗沉溺于老氏的教说，却不知道自己正走上张汤邪曲的道路。采用这种手段，小则毁灭自身，大则败坏国家，所以君子厌恶那种似乎聪明、实际却损害智慧的权术。《节》卦初六说：“不走出门户庭院，没有灾祸。”这是说严密。严密，是谨慎的意思，不是隐藏真实情况、反而利用它、以显示自己深不可测的意思。秘密而诡诈，即使没有邪恶，也会触犯神人所忌，怎么能不警戒呢！〖二一〗 乐成侯丁义推荐欒大，欒大的大骗局败露后，丁义被弃市。小人不以不仁为耻，也不畏惧不义；小小惩罚而能给予大的警诫，是小人的福分；惩罚一个人而使天下人受到警诫，是国家的福分。丁义推荐欒大，如果没有武帝的奖赏，他也不会推荐。若不惩罚丁义，接着推荐方士的人就会接踵而来。丁义被诛杀后，大臣不敢再推荐方士，是因为害怕被诛杀，自己也不敢再试。丁义被诛杀后，公孙卿所受的宠幸也不再像文成、五利那样显赫。此后求仙的意志也消退了，没有人再从旁怂恿。因此刑罚和赏赐明确，奸邪小人就会收敛。武帝荒淫奢侈、没有节制而最终没有亡国，大概就是依靠了这一点吧！〖二二〗 鬼神每天都在天地之间运行，人们却因为它们恍惚无形，摇动天下人的耳目而对它们产生疑惑。创立教说的人不能假称鬼神不存在，于是精微的意旨无法传达，浅陋之人便借鬼神来寄托自己的说法。佛教、老氏之教虽然偏邪，但它们最初的教说未曾依靠鬼神。后来它们的流派逐渐沉溺于鬼神，又一并违背了自己关于虚无寂灭的初衷。难道只有佛教、老氏之教如此吗！君子的道术流传下来而被歪曲的，也有这种情况。魏、晋以下，佛、老盛行，鬼神之说便借佛、老之名流行起来；这不是佛、老本身，而是巫觋依附佛、老的结果。东汉以前，佛教尚未传入中国，老氏之教也没有沉溺于巫术，鬼神之说便依附先王的礼乐诗书来迷惑天下。那些驳杂的儒者，扭曲君子之道来为鬼神之说作证明。因此，驳杂儒者的妄说，同缁衣、黄冠之徒的末流一样；天下愚昧不肖的人有了可以借托的道理，妖妄之事便因人而兴起，不能平息。汉朝初年表现为符瑞，后来表现为讖纬；驳杂儒者用这些东西诱导愚昧不肖之人，使他们相信这是先王之道。唉！真是鄙陋。武帝以荒淫的祠祀求长生，不过是方士说这些话，巫觋也说这些话罢了。儿宽是儒者，他谈论王道，声音铿锵，大胆宣讲而毫不惭愧；可是后来竟牵强附会、增饰文辞，赞助封禅之举，同公孙卿一类人互相表里。武帝从他的说法中获利，便采用儒术来文饰自己的荒诞妄想，使先王之道同后世缁衣、黄冠之徒的说法混为一体，破坏到了极点。发展到讖纬，更同莲教借托浮屠来煽动乱事一样，出自同一条路。唉！儒者先毁坏了防线，开启妄说，佛、老中有智慧的人尚且会嘲笑他们的狂妄迷惑而鄙视他们。汉代儒者毁坏道术、迎合世俗，使圣教衰落，他们的罪过又怎么能够逃脱呢！

译鬼神这种东西，君子不能说它不存在，却也不能向天下人明确证明它存在。它存在于不存在之中，并不是在“不存在”之中另有一个实有；既然如此，又怎么能指着某种存在说它就是存在呢！不能说鬼神不存在，《六经》中有隐微的言辞，郊祀、宗庙中有精微的意旨，因此妄说者可以借此寄托。天下人能够理解隐微言辞、考察精微意旨，从而知道幽明道理的，很少。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那么宁可听任佛、老之徒迎合愚昧不肖之人并诱导他们，使荒淫妄诞之说都归入佛、老之流，而先王之道仍然卓然保持其正固和胜势。这样，魏、晋以下，儒者不谈鬼神，一直到宋代，道术又大为彰明；佛、老的淫祀虽然盛张，圣人之道的藩篱却自行稳固，难道不是仍然好一些吗！〖二三〗 治理黄河的办法容易知道，却没有人能够实行。盘庚说：“不要总把财货珍宝放在首位，要使百姓生生不息，各自凭本领自食其力。”古今共同的弊病，全都在这里了。中国的地形像簸箕：西边尽头的山，是簸箕的底部；南北两面交相夹持，群山连绵向海延伸，是簸箕的两胁；中间是低洼平衍之地，通向淮、泗的水口，是簸箕的腹部和舌部。靠近山的地方，土壤湿润、黏结而坚硬；低洼平衍的地方，土壤干燥、轻松而脆弱。大概土丘和散沙从高处逐渐向下，堆积成空虚的地势，黄河出山后从其中流过，随水冲决之处都没有阻滞，好像有自己的意志一样，预先选择容易流入海中的地方，只是顺着便利之处流去罢了。尧的时候，黄河还没有出山就先受到阻碍，所以倚靠北山山麓，夺取济水、漯水的河道流入海中，因为那里地势坚固。因此延续了一千多年，到周定王时期才开始决口，正是因为它倚靠山势。禹顺应水势，把它分成两条渠道，疏导九河，缓解豫、徐的水灾。黄河恰好顺流，禹又恰好顺势利用它，其中有天幸，并不是禹能够保证万世如此的。南岸本来就薄弱，日渐侵蚀、日渐削薄，必然决口；一旦向南决口，就不能再返回北方，即使神禹生在周、汉以后，又将能怎么办呢！汉武帝堵塞瓠子决口，是可以堵塞的，因为距离决口时间还不久，北河仍然深浚，还可以强行使它顺着北方流去。不到一百年，最终就再也无法挽回了。梁、楚、淮、泗的原野，本来就是黄河必然趋向的地方，即使有时强行改变它，最终也不会顺从。到了宋代，王安石还想把黄河改回向北流，他的愚蠢已经无可救治了。徐、豫、兖南部的境域，是上天让它承受黄河归宿的地方。黄河流向大海，必定要夺取其他水道来通行，然后才能安稳流淌而不泛滥。它所夺取的必定是大河，漯水、济水、漳水，都是北方的大河。从河阴向东，向南曲折延伸到徐地，向北曲折延伸到汶水，水流都散开了，却没有大河专门承受它所夺取的水势，于是只能任意横流，到处都可能被冲夺。只是那里的土地含沙带盐，贫瘠脆弱，不适宜种植稻、粱，也没有金、锡、楩木、相木、竹、箭竹、桑、麻等物产；那里的人贪利怀奸，狡猾的人一天比一天富有，愚拙的人一天比一天贫瘠，大概是中国贫陋的土地。然而黄河既然向南流而不能再回北方，那么南山山麓一带，顺着汝水、蔡水向东，沿着灊山、霍山延伸到长江水口，又是黄河必定不能侵蚀的地方，后世本来不必治理。放弃几个县的污劣土地，连同州县一并迁移，减轻居民的赋税，给迁徙者安排产业，对国家的损失没有多少，而治理黄河的劳役却可以永远减免。然而不能实行的原因，在于朝廷吝惜田赋的虚额，害怕设置建制的暂时费用；当地土著豪强又肩负财货贿赂，留恋田地房舍，纷纷疾呼阻挠。孟诸是沼泽，濠、泗一带的原野是放牧猪的地方；为了万世的利益，任凭它成为黄河的河道也可以。所以如果没有贪图水利的心思，黄河可以不治理；如果一定要大有作为，就应当顺着黄河冲刷的地方，察看低洼之处，多开渠道分流，并且把堤防全部毁掉，即使神禹再次兴起，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办法。或者一定要等到泛滥的时候，黄河自然在徐、泗之间宽阔平衍的水面上冲荡洗涤，形成大河的形势，然后再施行工程，那尤其是顺其自然所得的结果。如果还没有到这种时候，暂且放弃水利上的利益，放任黄河而不治理，慢慢等待后世，难道不是仍然好一些吗！瓠子决口的宣泄和堵防，几十年来不过是粉饰装点，作为儿戏罢了。〖二四〗 《旅》卦的《象》辞说：“先王因此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狱讼滞留。”离代表光明，艮代表停止；既明察又谨慎，就可以止息了；如果一定要无休止地追求明察，致使案件拖延数年，惊动天下而造成严重祸害，那就太过分了。汉武帝任用杜周做廷尉，一件案件牵连逮捕、审问证人和佐证的人数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远的相隔数千里，奔走到一起会审；被逮捕审问的人有几千余万人。唉！百姓的憔悴，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追究它的起因，本来固然是想做到明察谨慎。不是同恶的人，不能完全揭发首恶的罪行；不是亲眼见知的人，不能裁断双方的争辩；不是受到冤屈的人，不能说明实际承受的冤情。三者都具备，就可以用明察谨慎来证明自己正确了。已经取得明察谨慎的功劳，却又推卸虚妄加给自己的责任，使天下人络绎不绝地陷入刑狱；明察谨慎不知道停止，反而使案件长期滞留，实在残酷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况且证人和佐证不齐全，就会有误放和误判的弊病，这是无法保证避免的。即使如此，误放的人，是罪行有疑问、可以从轻处理的人；即使是误判的人，也一定不会是那种丝毫没有过错、因为清白自守而反遭重刑的人。至于受贿官吏和豪强百姓给百姓造成的祸害，百姓既然已经遭受了祸害，朝廷如果能够把他们的罪行公开揭明，心里已经痛快了，何必一定要把他们押到公堂指认之后才觉得痛快？他们从弱民那里搜刮的东西，已经失去，本来就没有希望再追回；让百姓安居休息，凋残剩余的人口还可以得到复苏。如今又驱使他们奔走千里，拖延数月经年，逼迫他们承受追呼之扰，使他们困于旅途中的饮食艰难，严重时还把他们拘押在监狱里，给他们戴上五木刑具；这就像让饮了堇毒、侥幸活下来的人又吞食附荝。可怜我们这些惧怕祸患的百姓，为什么不幸遇到这样以“明慎”为名执法的人呢！所以台谏官的职责，是根据传闻上奏弹劾；巡察官的职责，是访察并逮捕豪强奸猾之徒。事情和罪状已经明白而不烦劳证人和佐证，这才符合不使案件滞留的旨意吧！法令过于严密而使天下受其毒害，所谓明察谨慎却不知道停止，还不如不明察也不谨慎。〖二五〗 用逼迫的办法查捕奸人，奸人反而越发隐藏，盗贼尤其如此。盗贼刚被察觉时，没有不惊惧而赶紧逃窜的；在他们成为盗贼的那一天，没有不预先谋划一个可以藏身的洞穴来躲藏的。追捕得越急，藏得越牢；藏匿他们的人也害怕受到连坐，于是更加严密地包庇他们。这样，即使秦始皇政治的威势，也不能在张良家中捕获项伯，何况一个官府把任务交给数量众多、无法盘问追究的差役呢？等到时间逐渐久了，上面的追捕放缓，盗贼不能长久藏在封闭的囊袋中，藏匿他们的人也厌倦了，他们就会重新回到乡里，在城市中自由活动而无所顾忌；到了这时，捕获他们就比圈捕猪还容易。那些没有才能的官吏，难道是担忧盗贼危害百姓、损害国家吗？他们只是害怕因此获罪受贬罢了。

译武帝一察觉盗贼就立即派人捕捉，而没有达到规定等级的盗案，从二千石以下直到小吏，主管者都要处死；这样却想让官吏不包庇盗贼、不使上面听不到消息，并借此禁止盗贼突然发生，必定不可能做到。秦朝亡于盗贼，是因为官吏包庇的缘故。所以高帝的三章法令只说“盗者抵罪”，却不急迫追究盗贼。盗贼是众人都厌恶的；如果使人们不敢厌恶盗贼，反而厌恶追捕盗贼的法令，盗贼怎么会不昌盛？善于治理盗贼的人，不用期限来限制捕盗，不因赦免之后而宽纵；捕获盗贼是功劳，捕获不到也不治罪。这样人们将只去搜求盗贼而无所顾忌，盗贼又怎么会不能断绝呢？唉！上面失去了正确的治理之道，盗贼才兴起；即使盗贼屡次被捕获伏法，仁人仍然会为他们感到悲悯。何况凭一时的愤怒，制定一概而论的法令，以形成无法平息的局势呢！汉武帝有败亡国家的做法，这就是其中之一。〖二六〗 善人并不是因为赏赐才行善，王者用赏赐来劝勉行善，有志之士即使得到赏赐，仍然会以此为耻。小人却把赏赐放在心上，用来装饰自己的善行，于是伪善滋生，赏赐也越发泛滥。后来流俗又产生了阴德之说，认为可以用它劝天下人行善，并借行善向鬼神求取福报，这是世俗偷巧的做法，已经不可救药了。阴德之说，后来被浮屠窃取，用来诱导天下愚昧不肖的人，希望阻止他们作恶。然而把这种说法推展开来，竟到了救活一只昆虫、施舍一箪豆子，也预先期待无穷利益的地步；等到死后无法求得侥幸的福分，又把希望寄托在来生。它驱使愚民，胁迫君子，于是道义终于丧失在人心之中。东汉以前，浮屠尚未传入中国，而最先创说这种道理的是史氏，王贺关于阴德的说法就是如此。王贺追捕盗贼，却放纵释放了许多人。法律公平就不能枉曲，是人臣的职责；人没有罪就不能杀，是使人共同生存的仁心。但王贺却说：“我使万人得以活命，后世大概会兴盛吧？”他沾沾自喜于施恩的名声，却怀有谋求私利的心思；王莽的欺诈，是王贺首先倡导的。因此王氏一族最终覆灭，王莽还成为万世乱臣贼子的首领，受到《春秋》诛讨乱贼的刑罚。史氏却用阴德来称赞王贺，使小人贪恋恩惠，败坏人心，破坏风俗，流变为浮屠的淫邪言辞，终于延续到万世而不止。近世有个吴江人袁黄，用这种说法迷惑天下，愚昧的人也被他迷惑。他难道也知道王贺挟持善行向上天求福，最终却使王氏全族遭受诛灭吗？〖二七〗 汉朝征发七科讁人充当战士，出征讨伐胡人，法令已经很苛刻了，但其中仍有端正风俗、重视农业的意思。官吏有罪，这是第一类；这是要使做官的人顾惜官箴，重视自爱。亡命之徒，这是第二类；这是要使有罪的百姓自己伏法，不逃亡来欺诈躲避。赘婿，这是第三类；这是要使百姓不抛弃父母而跟从妻家，不违背阴阳的纲纪。商人，这是第四类；原来有市籍的人，这是第五类；父母有市籍的人，这是第六类；祖父母有市籍的人，这是第七类。农人出力耕作，商人用欺诈手段获利，役使农人而在士大夫面前骄横，败坏风俗、伤害贫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加重他们的劳役，仍然类似周代制度中商人出车、牛、乘马之赋，用来抑制末业、推崇本业。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政治虽然苛刻暴虐，却没有忘记轻视货利、重视天伦、敦厚本业的道理。到了唐代，承袭五胡十六国的夷狄习俗，才开始驱使农民充当士兵。读杜甫《石壕吏》一诗，真为此流下眼泪。汉代的制度即使不能完全效法，成周遗留下来的制度——军队所需的财物从商人那里取得——难道不是万世都可以实行的办法吗！〖二八〗 情感所发作，才智所发挥，都有合乎道理的地方。只是特意设置限制来戒止它们流于过度，这样才智和情感都能用来推广大道。限制才智和情感流溢的，是端正的本性。所以先王的情感深厚，才智宏大，用来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而一切都顺合于道。汉武帝说：“如果我不变更制度，后世就没有办法；如果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得安宁；做这些事，不得不使百姓劳苦。后世如果又像我这样做，就是重蹈灭亡的秦朝的旧路了。”有这样的心意，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不贤明吗？他以此告诫后世，使后世把建立大法、谨慎防范作为才智，这本来就是通达民志、成就事务所不可废弃的原则。然而最终因为丧失德性而使天下陷于危乱，是由于才智发挥而不再有所取舍，情感发动后又因此放纵于其他方面。他由此羡慕神仟，营造宫室，奢侈出游，仿佛以为这可以成为游刃有余的凭借，任凭自己的意愿而不会受损；于是淫靡奢侈和妖巫之气暗中引导他，使其流荡不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才智没有受到约束，忘记了才智也必须受道的约束；情感没有确定的准则，也不知道应当用本性来使它确定。他本来从天赋所得的资质，就偏长于某一方面，因而也随即有了短处。当他尊崇儒学、访求道术时，董仲舒、儿宽这类人所谈的道和性，也都只是性与道的外围范围，未能体味其中精微确实之处，不能警醒他自身所未达到的地方，引导他深入思考，使他自己乐于发挥天性。即便如此，汉武帝能够达到这一层，所以昭帝、霍光承继其后，便可以施行宽厚的政令，而没有改变正道的嫌疑。宋神宗只是不了解这一点，司马君实因此受到“三年改政”的讥讽，也给了小人借“绍述”之名来行私欲的口实。那么，武帝说这些话，难道不是贤明的吗！〖二九〗 刘屈氂攻打戾太子，并不是果真受到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之说的感动，才采取这种行动的。武帝说：“丞相已经没有周公的风范了。”这话说得缓和，并没有督责刘屈氂的意思；他不过是陈述大义来责备太子，同时慢慢设法使事情消解罢了，难道会没有策略吗？而刘屈氂一定要出战死战，这是因为他心里想替昌邑王谋求地位。太子被诛杀，昌邑王按次序承继天下，连路人都知道这一点。他结交李广利，徇私于姻亲，扶植庶氂，刘屈氂的罪恶，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然而刘屈氂很快就被诛杀了。奸人残害自己的天性，以求非分的愿望，从来没有能够幸免的。只是，究竟是谁使像刘屈氂这样阴险的人做了丞相呢？是武帝亲近宠姬、任用李广利，并且从旁为他们助力。任用私人亲近之人来充当自己的耳目，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真可悲啊！〖三 ○〗 司马迁挟带私意来写成史书，班固讥刺他不忠，也确实是正确的。李陵投降时，罪状较为明显，无法掩盖。如果说他是孤军抵挡敌虏而没有援兵，那么他率领五千步兵出塞时，李陵自己夸耀勇武，并不是武帝命令他不得不这样做。如果说李陵一族的祸患是李绪造成的，那么后来李广利征讨匈奴时，李陵率三万多骑兵追击汉军，转战九日，难道也要把罪责推给李绪吗？如果说李陵受单于控制，不得不追击败军、辗转作战，那么匈奴难道就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吗？假如李陵怀有两面讨好的心思，单于又怎么会信任他，把重兵交给他，使他深入汉地与汉将相持呢！司马迁替李陵掩饰过错，唯恐还不够，却又不断称颂李广，以此奖掖自己的世业。司马迁写的书，是背弃公义、为死党辩护的言论，哪里值得相信呢？

译作为将领却投降，投降后又替敌方拼死作战，即使想洗刷他的污点，也如同已经染黑的白色织物，不能再恢复洁白；大节已经丧失，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可洗刷的了。关羽重新归附昭烈帝，是他的幸运；假如在白马之战中，他不敌颜良而战死，那么他最终就只能是反过来侍奉仇敌的匹夫，又有什么可辩解的呢？李陵说“希望得到机会来报答汉朝”，这是因为惭愧于苏武而替自己说的辩辞。他的背叛和逆反，本来就不是司马迁所能替他掩饰的。〖三一〗 忠臣和奸邪本来也是容易辨别的，但当内心和外在行迹彼此有疑问时，处在当事人面前的人也容易迷惑。武帝托付后事的有三人，而上官桀是祸乱的首倡者，与霍光、金日磾之间有如黑白之别。只要从他们各自得到皇帝认可的地方推究，就能看清行迹，显露内心。霍光出入宫殿门，进退行动都有一定的法度；金日磾侍立在皇帝身边，几十年都不敢斜视；这并不是为了迎合皇帝的欲望，而是为了自我约束行为，不失为履行正道的端正品格。上官桀为马瘦而受到责备时谢罪，说：“听说皇上身体不安，我日夜忧惧，心思不在马身上。”话还没说完，眼泪便流下数行。上官桀不是与国家休戚相关的大臣，厩令的职分只在管理马匹而已，他为什么要哭呢？谨慎自守而使自己安定的，是君子一类的人；用谄媚讨好别人，是小人一类的人。君子知道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所以把自己置于天下大事之中，只看重自己不可丧失的本心；小人害怕获罪而求取宠幸，迎合别人的喜怒哀乐，反而忘记了自身。由此仔细考察，忠与邪早就不会混杂了。只是因为我是儿子，所以我尽力行孝；只是因为我是臣子，所以我尽力尽忠。回顾人的七尺之躯，耳目都在身体上，而心藏在内里；忠臣孝子并不是靠这些外在形体来侍奉君父，而只是践行身心所应遵守的准则。霍光和金日磾的天性接近这种境界，只是还没有学习罢了；上官桀哪里配与他们相提并论！武帝用对待霍光、金日磾的方式对待上官桀，是不了解上官桀，也不了解霍光、金日磾。知人之难，就在于只用自己的眼光看人，而不能按照那个人自己立身处世的方式来观察他。卷四 ◎汉昭帝 〖一〗 金日磾是投降的夷人，却可以做大臣，是因为他的德行和威望胜过常人。武帝遗诏封金日磾、霍光、上官桀为列侯，金日磾不接受封爵，霍光也不敢接受。金日磾病重将死，后来才强行把印绶加在他身上。金日磾不死，霍光尚且对他有所畏惧，更何况上官桀呢？上官桀的叛逆，是因为金日磾死后，霍光受到他的欺骗。霍光的妻子和儿女骄横放纵，发展到毒杀皇后、图谋叛逆而使全家灭亡，正是因为没有金日磾镇抚他们。霍光不能善终，从接受封爵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金日磾死后，霍光洋洋自得，接受侯爵封赏唯恐不及，早已吞下上官桀的诱饵，受到他的轻慢。贪图一时的荣宠，却在十年之后使自己的宗族丧亡；“厉熏心”，很少有不灭亡的。霍光的过错，不只是没有学习、没有谋略；如果他对利禄依赖的心很浅，即使有奸邪之人煽动他的妻子和悖逆的儿子，又怎么能乘隙而入呢？像金日磾这样的人，又何尝是曾经学习过什么、掌握了别的术数呢！〖二〗 有一种说法说：“夷狄彼此攻伐，是中国的利益。”唉！哪里能得到这种亡国之论，还把它称道一番呢！这是孱弱的君主、怯懦的将领、痿弱无能的谋臣用来纵情享乐、懒惰傲慢并企望得到上天侥幸保佑的说法。楚国不消灭庸、夔、群舒，就不敢问鼎；吴国不夺取州来、攻破越国、战胜楚国，就不敢争夺盟主地位；冒顿不消灭东胡，就不敢侵犯汉朝；女直不消灭辽，蒙古不消灭金，就不敢灭亡宋朝。夷狄并不是能够突然强大的；它们突然强大起来时，往往又正是将要衰败、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时候。刘渊的凶悍，不到两代就断绝了；元昊虽然凶暴，占有宁夏，却不敢越过环庆的边塞，只是因为他骤然兴起。至于有些势力，就像火星藏在积薪下面，每天吞并同类，逐渐变得光亮，而中国却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了，反而倒过来用一句“这是对我有利的”来自我安慰。于是土地逐渐扩大，人口逐渐增多，战争多次获胜，胆气已经壮大，最终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火藏在积薪之下，火焰已经腾起，到了焦头烂额时就无从施救了。赵充国自称久经战阵的老将，却说：“乌桓多次侵犯边塞，匈奴去攻打它们，对汉朝有利。”这正是宋人借金灭辽、借元灭金的祸根。赵充国没有因为这番话而误了汉朝，真是差一点就误事了！霍光听从范明友的意见，追击匈奴，顺便攻打乌桓；匈奴因此十分恐惧，不能再出兵，这才是正确的啊！〖三〗 人与人相交，靠的只是信义；信义的施行，也只适用于人与人的交往；从未听说把信义施用于虎狼和蜂虿。楚国本来是祝融氏的后裔，也是周先王所分封建立的国家。宋襄公奉行信义与楚国结盟，秉持信义与楚国交战，结果兵败受伤，成为中原诸国的羞耻。对楚国尚且如此，何况是与夷狄为伍、毒害他人的对象呢！楼兰王表面侍奉汉朝，暗中却替匈奴作内应，傅介子奉诏责问他，使他服罪。夷狄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哪里会珍惜一次认罪服罪；没过多久，匈奴的使者就又出现在他的国家。相信他的服罪而推诚相待，一定会受他的欺骗；怀疑他没有真正服罪而兴起大军讨伐，既劳师远征、使中国疲敝，又会挟持匈奴与汉朝抗衡，军队在坚城之下受挫，几乎就像宋襄公在泓水自行遭受挫败一样。傅介子诱杀楼兰王，斩下他的头来夺其魂魄，使匈奴胆寒，难道不伟大吗！所以说：夷狄，消灭它们不算不仁，夺取它们不算不义，诱骗它们也不算不守信。为什么呢？信义是人与人相交的准则，不是用来施于非人的对象的。〖四〗 严延年弹劾霍光擅自废立皇帝、没有人臣之礼，他的话十分危险，所持的道理却十分正直，仿佛有敢于舍死进谏的气概而不畏强权。有人说：霍光行使权力，严延年则守护天下的大经大法，为万世留下防范。严延年哪里配得到这种意外的赞誉呢！后来霍氏毒杀皇后、图谋大逆，用这些事来对照霍光生前的作为，严延年为什么又闭口不再发声了呢？霍光一定有所顾忌，所以没有怨恨严延年；宣帝对霍氏必然有所畏惧，也一定在心里认为严延年的话有利，却没有责罚严延年；这些情况严延年都已经反复考虑过了。他触犯天下最危险的事情，却本来并不真正危险，于是便利用它来沽名直谏、树立威势，庸人也因此敬畏他。既然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不会遭到诛杀，又能得到庸人的敬畏，严延年的计策就成功了。在上官桀作乱之前、霍禹叛逆之后，如果严延年只要揭发一次他们的奸谋，刀锯之刑就会加到自己身上，这本来就是严延年不敢过问的事。奸诈诡变的人，常常抓住君主和大臣处在危险疑惧之中、不能自信的过失，毫无顾忌地发表言论来树立名声，却又事先盘算好不让自己遭遇祸患；这就是所谓“言语乖僻而善于辨说，行为虚伪而坚持到底”的人。凡有所攻击，就必然有所回避；观察他回避什么，就可以知道他攻击什么，君子难道会被这种人蒙蔽吗？

译◎宣帝 〖一〗 爵位和赏赐，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柄，却不只是用来驾驭臣下；也用来端正君位、凝聚天命。辞谢和接受，是臣子自我安定的操守，却不只是为了自我安定；也用来使君主安宁、远离祸患。所以有些赏赐可以不施行，有些爵位可以不接受，而国家因此安宁。衰昧之初，君主和开国功臣，只是为了天下而已，天下已经陷入混乱。到了中叶，外有寇敌、内有奸臣，不能使宗庙社稷安定，灾祸波及百姓；大臣代替君主进行讨伐，平定局势来使百姓安宁，天下因此获得安定。这两种情况，君主授予爵位并不是出于私意，臣下接受也没有惭愧；霍光难道属于这种情况吗！昌邑王被废，是霍光的不幸。起初废长立少，没有慎重选择就立昌邑王，这是霍光的罪过。起初不谨慎，轻率地把天下交给不肖之人；后来又发动非常之举，以臣下身份废黜君主，施行震动天下的威势。至于迎立宣帝，本来是因为他既亲近又贤明，霍光只是做了本来无需特别作为的事，并不是可以据此论功的地方。宣帝在《汉宣帝纪》中把定策之功加以记载，给霍光加封二万户，封侯五人，封关内侯八人。宣帝这样做，失去了君主之道。宣帝自己是武帝的曾孙，遭逢家国不幸，凭借贤能而被立于帝位，本来就是他应有的地位。他却以震惊自矜，把它看作非分所得的福分，酬报那些以德拥戴自己的人；这样一来，觊觎非分之福的人，就可以悬置爵位赏赐来交换天下人的归附，连皇位也会因此危险。爵赏一经施行，宣帝的即位也就不正当了，因为他是用爵赏交换而得到的。霍光不引咎来答复严延年的责难，安然接受封赏而不推辞，后来还替霍山请求五等爵位的荣宠；那么，霍光废黜君主，原来是为了邀功换取赏赐，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竟至于他的妻子毒杀皇后、儿子图谋叛逆呢？这又与司马昭、萧道成借此篡位，苗傅、刘正彦敢于冒险求取侥幸，有什么不同呢？评论者说：“霍光没有学习，也没有谋略。” 学习是为了什么？不是要考察古今成败，从中审慎掌握趋避的原则吗？诸葛公曾说：“不淡泊就不能明确志向。”又说：“学习必须安静。”只有淡泊和安静，才能培养廉耻之心，明白取舍的操守，彰显忠孝的志向，使这些纯一地合乎天性，终身远离利禄名位。因此，可以尊贵，也可以卑贱；可以冒险如同踩老虎尾巴而不被咬，可以登上高墙射取鹞鹰；身居震动天下的功业之中，却不愧对屋漏之处的神明。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欲望，所以能够安静。把自己的志向明白地昭示给天下，流俗不能改变，妻子儿女不能扰乱。君主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而无私，臣子献出生命、实现志向而不困顿。霍光所谓不学习，是没有学到这些，并不是没有学习其他知识。他不学习这种学问，却去学习权术，以巧诈来决定趋避。曹操大概曾经说过自己年老仍喜爱学习，却还不如金日磾那样专一愚直、暗中合乎道义。〖二〗 宣帝想尊奉武帝为世宗，并为他荐献盛大的乐舞，这是过错。然而他的过错，正是所谓君子的过错，是失之于厚道。夏侯胜争辩着说出讦告之辞，好像要把刑具加到自己身上一样。子贡说：“厌恶把揭发别人的隐私当作正直。”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人吧！《春秋》的原则是“为尊者避讳，为亲者避讳”。《春秋》是为了端正乱臣贼子的罪行，并把教训流传给万世。桓公、宣公弑君自立，记载时却隐约其辞；尊者就是君主，亲者就是祖先。没有人能够不自我敬爱自己的尊长和亲人，却又可以主持天下的公论。宣帝是武帝的曾孙。假如有人在夏侯胜面前数说他祖父、父亲的罪恶，而夏侯胜安然乐意听取，这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夏侯胜却把这种做法施加于他的君主而毫无顾忌，这是把指证父亲盗取祭肉的直率当作正直，而天理也就灭亡了。假如他说武帝奢侈放纵，恩泽没有施及百姓，万世的公论不可磨灭，那么到了后世不同的时代，自然不愁没有根据事实考核功罪的人。鲧没有因为配享帝王而掩盖败坏宗族的罪恶，我不赞成跟随这种做法以重蹈覆辙。保留正直之道以等待后人，保全恩义礼法来尽到臣子的职责，各有各的适宜之处；倒行逆施就会造成混

译乱。厌恶武帝没有给天下恩惠，自己却反而对君上无礼，宣帝按不道之罪加以诛罚，不也是应该的吗！〖三〗 霍光死后魏相兴起，这是后世大臣兴废、国政变更、人才进退的开端。霍光并不是完全不能与之论说的人：严延年在朝廷上弹劾他而没有获罪，田延年是与他共同参与废立的人，却没有阿附他；他的悍妻实行弑杀，魏相想自行揭发，只是迟疑拖延而不能战胜自己罢了。上书的人先把副本送给主持尚书事务的人，然后才上奏；霍光也吸取昌邑王被废的教训，纠正少主的视听，只是没有充分了解宣帝的明察，因而把持得过分罢了。魏相在霍光当权时，可以写奏记给霍光，请他去掉副本；也可以在朝廷上直言，请宣帝命令霍光删去副本。做臣子的，如果所说的确实关系到纲纪的大事，就不应有所回避，何况霍光还可以与之论说，并没有挟持权势到使人无法劝说、他也不肯听从的地步呢！魏相等到霍光死后才发言，他的内心就不纯粹是忠诚了。后来世人抬高已故的宰相来树立新的党派，魏相实际上是首先倡导这种做法的人。这大概就是把兴革政事的权力交给大臣，而君主只能庆幸大臣死后才推行自己的意旨。上下离心，朋党兴起，国事屡次变动。到了宋代，宰相更换，天子还因此改元。权臣如果由此受到启发，就会贪恋职位以求免祸，树立党羽来支撑自己免于灭亡，党势时虚时盛，国家也因此衰敝。这种做法造成的祸害，夏、商、周三代从未有过；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时期也从未有过。所以说：这是从魏相开始的。再说魏相的进用，言论正直而内心邪曲，外在行迹端正而实际行为诡诈；他所凭借的是许广汉，听任外戚在外面起伏操弄，自己不能凭本领成就事业。司马温公奉宣仁太后的意旨改行新法，章悙、邢恕尚且还指斥宫闱，把它当作攻击的口实，何况依靠外戚来取得宰相之位呢？君子谨慎于开始进身时，哪怕弯曲一尺、伸直八尺，也不肯这样做。《春秋》时代，不凭借大夫而建立功名的，只有颜、曾、冉、闵几个人。汉代不依靠外戚，后世不依靠宦官的，少得很。这是辨别风俗正邪、国家治乱的大原则。〖四〗 路温舒所说的宽缓刑罚，还不如郑昌所说的确定法律。宣帝下诏实行宽大政策，但谈论刑法的人反而更加混乱，这是由于上面给了他们这样做的机会。法律条文繁多，狱吏便有了借题发挥、用文饰掩盖滥刑的凭借；即使天子每天亲自查问，百姓也本来就会受其蒙蔽而死。法律的设置有许多门径，这样可以定罪，那样也可以定罪；他们任意决定罪刑轻重，以贿赂决定出入，固执地坚持其中一种说法，谁也不能改变。于是狱吏与有关官员争执法律，有关官员与廷尉争执法律，廷尉又与天子争执法律；彼此辩论谁也不能折服谁，威权也无法制止争论。机巧而强横的人掌握着这种权力，天子即使英明，廷尉即使谨慎，最终也无法胜过一个狱吏的奸诈，更不能把无辜者从陷阱中救出。即使派使者每年巡察，恭敬地体恤百姓，也只是让那些大凶大恶之徒凭借请托关系逃避法律，对贫弱的冤民并没有益处。只有按照郑昌的主张，明确制定法律而不可任意改变，才能由上面一人作出裁断，使酷刑和贿赂的弊端断绝于天下；这就是郑昌的主张成为万世刑法准则的原因。法律的制定是有限的，而人犯罪的方式却没有一定之规。用有限的法律来穷尽没有一定之规的罪恶，确实有无法完全涵盖的地方。于是法律之外又有成例，成例之外又有奏请批准的命令，都是想用来穷尽各种罪恶、制服天下残暴行为的。这样一来，法律的旁支便日益增加，却还担心它不够完备。古代先王用有限的法律治理各种没有定规的罪行，难道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点吗？他们认为，像国家的蠹虫、百姓的盗贼、败坏风俗的蜮虫，只要铲除其中最严重的，制定这样的法律也就够了；有了这些，就足以平定天下的祸乱了。至于意料之外、没有定规的罪恶，世上并不常有；如果不与法律相合，也可以暂且等到它的罪恶充分暴露后再诛罚，实在不忍心把同生共育的百姓一概猜测揣度，刻意描画成不轨之人，预先谋划着加以拘束。法律简

译明，刑罚就清楚；刑罚清楚，定罪就公允；定罪公允，百姓就知道畏惧和避忌。这样也就够了。况且，先王想让百姓遵守法度、消除各种奸顽行为，尤其还先用教化引导他们，用爱护养育他们，并不专门依靠法律。因此，即使想把法律制定得详尽完备，也有不必使用的时候，并不是他们的智慧和谋虑达不到，而是没有必要等待后世再来增补。可是后世的儒者，厌恶邪恶到了极点，不加审察便流于申不害、韩非的做法。无知的百姓，只要一时发泄了愤怒，便称颂那些揭发罪行的人神明，却不知道这种做法最终也会伤及自身。唉！真是可悲啊！〖五〗

译霍光的祸患，萌芽于他担任骖乘的时候。司马温公说：“霍光长期独掌大权，却不知道避开权位、离去。”这话固然有道理。然而，霍光担任骖乘是在宣帝初次拜谒高庙时，并不是他归还政权的那一天；但祸患已经潜伏下来了。即使他避开权位离去，也还会有人怀疑他是在欺骗。况且谗言和奸贼接连出现，同朝官员离心背叛，子弟又不谨慎，窦融尚且因此不能免祸，霍光又怎么能靠避去来挽救祸患呢？霍光开始担任骖乘时，宣帝为什么会对他疑惧呢？张安世也参与过废立之事，宣帝却没有猜疑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在声音、笑容和面貌之间，霍光的神态仿佛在逼迫宣帝，而霍光自己不知道，宣帝也被这种情势夺去常情、改变了心意，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难在和颜悦色。”这难道只适用于子女对父母吗？君上役使百姓，朋友彼此结交，宾主彼此应酬，在言语还没有说出口、事情还没有接触之前，就已经有某种东西先改变了人的感情。只有精神和气质，不可能在顷刻之间强行控制而取得人心。《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根基。”德行的作用很大，而温和恭敬是它的根基。温和恭敬，是仁德显露出来的光彩；仁德的光彩由内而外，德行凭借它才能施行，这难道是浅薄微小的事情吗？孔子说：“恳切诚挚，互相勉励，和乐相处，这才可以称为士。”这不是指善于逢迎、装模作样。气质沉静的人，不待刻意表现，面貌自然恭敬；器量深远的人，不待刻意表现，脸色自然温和。对社会有益却不自我夸耀，德行广大而能感化他人，以宽厚自处，以仁德自守，用学问来涵养自己，然后和顺之气蕴藏于内，精华自然从外表流露出来。唉！这哪里是霍光所能达到的呢？霍光建立了震动天下的功名，把国家社稷视为自己的责任，依仗自己的气势来推行志向；志气一受到触动，突然便无法自持。这未必一定是骄傲，但他的精神已经外溢，所以君子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周公处在危险和疑忌之中而始终谨慎自持，孔子侍奉昏暗的君主而安详从容；因此，即使功业覆盖天下，他们终其一生都把国家社稷托付给贤能之人，始终没有忧患。周公、孔子是无法企及的；道德不及他们而想努力接近他们的人，大概就在曾子告诫孟敬子的话中吧！恭敬地修养自身，以远离暴躁和傲慢；用心来控制气，用道来控制心。有战战兢兢的小心谨慎，才有温和恭敬的德行。即使遇到多疑而刚愎的君主、嫉妒加害的小人，也能使他们的意念消退而显露真实情感。所以君子所自我治理的是自身，并不是故意摆出庄重姿态来求得与外物相合。器量不宽宏，志向不能坚持，却想不成为霍光也做不到，这难道是容易说清的吗？〖六〗 流俗的毁誉，难道可以顺从吗？赵广汉是一个虔诈、矫饰、苛刻而精细的官吏，他怀着个人怨恨杀死荣畜，又借此动摇宰相。有这样的臣子在国家中，必然会剥蚀国家的根本、败坏百姓的风俗，已经无法挽救了。可是赵广汉下狱后，守在宫阙前号哭的官吏和百姓竟有数万人。流俗追逐小小的快意而不顾大体，像蜂群一样涌动，彼此煽动，集体陷入迷乱，这确实是乱世的风气啊！小民没有知识，贫穷的人憎恨富裕的人，弱小的人憎恨强大的人，嫉妒别人生活富足，却以别人的灾祸为乐，古人称这种人为“罢民”。富强者不体恤贫弱者，反而凭势凌辱他们，确实有罪。可是贫弱者又骄横放纵，互相嫉恨，彼此妨害、彼此怨恨，双方的恶行是相同的。奉行仁政的官吏抚恤弱者而教导强者，勉励贫穷者依靠自己生存；富者的势力自然会收敛，这难道没有道理吗？然而政治安定、风俗改变之后，百姓并不觉得这是恩德。酷吏兴起，乐于利用这种情形来显示自己的威权和恩惠，猛烈打击富强者，贫弱而不能自立的罢民因此感到痛快。广汉掌握了这种办法。他任用没有凭籍、无所顾忌的少年，遇到事情便蜂拥而起，敢于杀戮，以取得罢民的祝颂。于是百姓竟把贫弱看作安稳和荣耀，却不知道幸灾乐祸，只会苟且偷安、趋于疲懒，并不能挽救自己的死亡。其中狡黠的人，反而习惯于阴险残酷，窥伺别人的过错而加以啃噬，彼此仇杀，不到大乱便不会停止。愚民哪里知道，这正是酷吏给他们的诱饵，也是酷吏设下的陷阱。他们却受到鼓动而争相参与，仿佛把酷吏当作父母来依靠。酷吏不是父母，只不过是唆使他们咬人的凶猛猎犬罢了。宣帝以严苛精细著称，却首先诛杀了像广汉这样严苛精细的官吏，评论者仍有人替他喊冤。流俗迷惑人，竟严重到这种程度；千年以后还没有停止，竟也到了这种地步吗？任用包拯时，有见识的人就担心他会导致动乱；君子的深远见识，长久以来本来就不是庸人所能测度的。〖七〗 萧望之不能善终，实在是应当如此！宣帝想任用他为宰相，却先用处理官吏事务来考验他，把他调出任左冯翊。萧望之于是愤然称病推辞，宣帝派金安上向他说明自己的意思，他才接受任命。萧望之竟然有以此为耻的心。听到金安上的说明，他真应该惭愧至死了。世道衰微时，那些名义上被称为君子的人，表面上自矜清廉正洁，内心却贪恋荣宠；职位高就接受，职位低就推辞。爵禄是上天所规定的等级，由君主掌握。凭借自己经学和奏议方面的长处，便挑选尊贵荣耀的职位，认为那是自己本来就应当得到的；如果把这种心志发展下去，到了关系重大节义的时候，能够不以死换生、不以卑贱换取尊贵，以此保卫社稷吗？处身卑下却高看俸禄爵位，把并非自己所得的东西攫取来据为己有，实在就是一个害怕失去利益的鄙夫；这样一来，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有的人或许以刚直著称，其实只是害怕名声和道义，凭借意气自我夸耀，并不是内心真正以某些事情为耻而坚决不做。君主轻视他，小人利用他，他最终免不了祸患，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汉武帝因此鄙薄汲黯，始终没有任用他；汲黯得以善终，汉武帝可以说是善于驾驭臣下了。宣帝用温和的言辞来劝说萧望之，反而助长了他的骄矜，这并不是萧望之的福气。〖八〗 内心的厚道或刻薄，也要凭借见识和力量相互辅助；见识浅薄，对利害的迷惑就深；力量薄弱，畏惧躲避的情绪就严重。如果利害关系无端地使人迷惑，畏惧躲避又过了头，那么即使把刻薄残忍加在君臣父子之间，也不会顾惜。张敞不是昌邑王的旧臣。宣帝对昌邑王有所忌惮，便让张敞去窥察他。张敞设下由头诱导昌邑王，使他把狂妄愚蠢的话全都说出来，再报告给宣帝，从而消除了宣帝的疑忌；宣帝又授予昌邑王侯爵封号，昌邑王最终得以善终，这说明张敞为人厚道。徐铉是李煜的大臣。国家灭亡、本人投降后，宋太宗派徐铉去窥察李煜，徐铉却把李煜含有怨望的情绪报告上去，李煜因此被处死。徐铉对待李煜，与张敞对待昌邑王相比，谁才是应当守护对方生死的人？而且宋太宗的宽厚仁慈，或许还不如宣帝多疑。徐铉如果稍微透露太宗的意旨，让李煜说些谦逊的话，自己再借此报告上去，难道一定会触怒宋太宗吗？那样即使是降臣，也还保有人心。徐铉却亲自成为持刀杀人的首领，竟忍心这样做，他究竟怀着什么心肠呢？没有别的原因，是张敞懂得臣子侍奉君主的道义，能够引导君主走向忠厚，而英明的君主也一定会深切谅解他；这是因为张敞的见识胜过徐铉。况且，张敞在宠辱祸福面前很少有所畏惧和顾忌，这是因为他的力量坚定。徐铉却懦弱而愚昧，遇到险阻便茫然不知选择；到最后，他因此被宋太宗鄙薄，不能得到任用。小人违背本心来殉从外物，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如果能看清这一点并且坚持它，那么即使不是忠臣孝子，在关系名分道义的时候，也还有余地保全自己。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又不能自我坚持，那么连君主和父亲都可以抛弃，只为了他人的一笑一怒而牺牲自己。像徐铉这样的人，要求他做到张敞所做的事尚且做不到，更何况要求他做得比这更进一步呢？所以，君主任用臣子，士人结交朋友，对于见识昏暗而力量柔弱的人，可以断绝关系。一旦拿起白刃彼此相向，都是这类人。〖九〗 尹翁归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宣帝赐给他的儿子黄金百斤，用来供奉祭祀；对朱邑也是这样。这不只是财物上的优厚，更是无上的荣耀。所以，厚重的俸禄并不是士人希望用来报答忠诚的东西，但劝勉士人的作用正在这里。有人刻意要求士人保持清节，却不体恤他们供奉祭祀、奉养父母、养活妻子儿女的打算。幸而得到廉洁之士，反而又有一些刻薄精细、缺少恩情、苛细伤害民气的偏狭之人，他们流变为酷吏，却仍然不能得到很多廉士。那些搜刮小民、追求财富的人，则借此为口实，肆无忌惮而不知羞惭。唐、宋以前，诏令给予俸禄赏赐很丰厚，充分考虑到这些事情，这仍然是先王遗留下来的用意。到了蒙古时期，为了私人利益而削减俸禄；洪武初年，也没有能力改变这种情形。俸禄不足以供一整年生活，赏赐不超过百金；即使得到百辆轩輗，天下也不足以治理，何况三百年才仅有一辆轩輗呢？城池将要陷落，君主将要遇到危险，却还询问喂猪的事情；对方将会说，连救活自己都来不及，哪里还能供养猪呢？此外还顾惜什么呢！〖一 ○〗 汉人学习古代，却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故意装出奇异而不合常理的行为，反而足以丧失志向。像韦玄成为了躲避继承父亲的爵位，假装疯狂生病，说话嬉笑而神志昏乱，这是为什么呢？道之所以可贵，在于修养自身；使自身受辱而达到疯狂混乱的地步，又凭什么承载道呢？箕子假装疯狂，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情形呢？虞仲割断头发、在身上刺纹，是过分了；大概他逃到句吴，是为了顺从当地风俗以求安全，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然而，这样仍然损害身体、使父母受辱，而且给后代留下了僭越正统、扰乱华夏的重大罪名。况且，古代的诸侯，不同于汉代的诸侯。国人拥戴他，诸大夫扶助他；如果不表现出自己绝对不能做君主，就无法推辞君位。至于韦玄成，他为了避让兄长而不接受爵位，以义理坚守，请求天子批准；只要多次辞让，天子自然可以不强迫他，何必采取污秽混乱、辱没自身的做法来惊动世人呢？丞相史责备他说：“古人辞让，一定有文辞和义理可以观赏，这样才能把荣耀流传给后世。”丞相史指出他想流芳后世的私心，又用文辞义理来勉励他；韦玄成听到这些话，难道能不惭愧吗？士人守护不受辱的节操，不幸到了死亡的地步，尚且可以让刑狱高悬、声名远播，以昭示天下的大义；至于从容辞让爵位的事情，谁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呢？却丧失通常的尺度，违背一贯的本性，也真是愚蠢啊！韦氏世代研究经术，韦玄成却因此变得愚蠢。学习本来是用来启发愚昧的；不善于学习的人，反而会使自己的愚昧更加严重。可见，汉人专门拘守经书、保存残缺旧说的学问，把人陷在狭小的范围之中了。〖一一〗 史书称宣帝元康年间，连续几年丰收，每石谷只值五钱，并把这记作祥瑞。这大概是史官夸大的说法，或者只是偶然有某个郡县的粮食滞销，太守县令没有调节流通，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一名农夫耕种，按照上等农夫的收获，得到五十石粮食就够了。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却只得到价值二百五十钱的财物；商人囤积获利，每月收入五万钱，很快便能积储一万石粮食，农民怎么还会勤勤恳恳地耕作田地呢？金钱和粮食的存亡，是百姓生存的大事。假如农民遇到婚丧之事，稍微花费一百钱，就已经耗空二十石粮仓中的积蓄；一旦遇到灾年，能不饿死的还有几人呢？所以善于养活百姓的人，要有常平仓的储粮，有流通买卖粮食的政策，用来调节旱涝，沟通远近，使钱和粮在百姓手中都充足；让生活得到保障、物资得到利用同时实行，百姓才能生存。那些迂腐的儒生眼睛从不向窗外看，却会说百姓只要得到粮食吃饱就没有不足；难道不想想，没有布帛抵御寒冷，没有盐、酪、蔬菜、肉类佐餐，没有医药供养老人、治疗疾病，没有器械用来耕田和烧饭，假如让你处在这种情形中，你能承担得了吗？〖一二〗 赵充国谋划对付羌人，是针对狡猾夷人的势力刚刚兴起时制定的确定策略。夷人狡猾而刚刚起兵，锋芒锐利，谋划取胜而不担心失败；谋划取胜而不担心失败，就会拼死作战，无法轻易触犯。既然不担心失败，就不足以长期坚持，很容易崩溃。他们同党少，积蓄不丰，援助不坚固，而中国的官吏士卒也并不十分畏惧他们。这几方面都适合防守而不适合进攻，是不可改变的道理。狡猾夷人的势力刚刚兴起时也很微弱，但中国却常常因此受害。有的人一受到震动便过分畏惧他们，因而人心动摇；有的人轻视蔑视他们，因而国家的谋略不能确定。他们哪里足以损害我们呢？但如果试着同他们交战而一次没有取胜，他们就会胁迫我们的士卒投降，抢掠我们的草料粮食，占据我们的险要之地，于是他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猖獗。那些结党援助他们的人，更加相信他们一定会兴盛，彼此交结也更加牢固。我们派大军前往，却溃败而归；我方官吏士卒的心情于是仿佛接连遭受疾雷轰击，丧失了魂魄。所以赵充国采取慎重态度面对他们，使他们贫穷、人数少的情形清楚地呈现在我方官吏士卒眼前。这样，他们想求得一次交战也不可得；地盘狭促，粮食日益耗尽；战事接连而势力日益衰弱；党羽互相猜疑，人心日益离散。能够采用这个谋略并坚持下去，不到十年，他们就会像坚冰在春日中自行融解一样瓦解。然而，一个人已经谋划确定的策略，后来继承执行却很困难。夷人没有廉耻，困窘时一定投降，投降后又不难再次反叛。赵充国还没有年老时，一定会设法惩治他们，使他们离散；但辛武贤等人做不到，所以羌人的祸患在汉代始终没有断绝。但如果没有赵充国，羌人给汉朝造成的祸患，小则会成为宋朝的元昊，大则会成为拓拔氏的六镇，而拓拔氏也因此灭亡了。〖一三〗 宣帝下诏对赵充国说：“将军不考虑中国的费用，想用几年时间战胜敌人。将军，谁会不愿意这样做呢？”唉！这是浅陋的臣子用来迷惑平庸君主、激发无穷祸害的话。幸亏赵充国坚持己见，没有因此动摇；否则，汉朝就危险了！治理国家的人，遇到外患和内乱，不得已才用兵。既然说是不得已，就不可能很快结束；既然说是不得已，想要结束它，也只有用持续作战的办法来结束它罢了。为什么呢？确实不可能立即结束它。即使拿天下各地耕作三年所积存的粮食，取出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一个偏远地区，百姓虽然劳苦，也不得不劳苦；国家虽然空虚，也不得不空虚。浅陋的臣子把自己在厨房里计较盐米、盘算用度的心思拿来谋划国事，平庸的君主于是相信他们是忧虑国事的人，祸害从此产生。司农怠于运输粮饷，忌惮边帅以军事兴办相逼；主管官署暗中破坏事务，害怕承担后续责任；奸猾的小吏和疲惫的百姓一人倡导、百人附和，鼓吹急于求成的言论，祸害从此形成。那些茫然无知、只想侥幸求功的将帅，迎合朝廷吝惜费用的旨意，把老成之士深远的智慧和沉着勇气视为耗费国家、毒害百姓，于是提出迅速荡平敌人的短期效果，祸害从此更加剧烈。

译赵充国到达金城是在神爵元年六月，他整顿军队返回是在神爵二年五月；坚持了一年，羌人便瓦解了。这样看来，所谓“想用几年时间战胜敌人”，大概是老成谋虑之人的说法；也可能是担心事情不一定能迅速成功，而浅陋平庸的臣子将来会拿前面的话来责难自己。可见，并不是果真要耗费几年的军费来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国家没有老臣，而平庸君主和浅陋臣子自取错误，实在太严重了！害怕几年劳苦，便急于期待事情迅速见效；一旦失败便无法振作，几十年战事相连、祸患纠结而不能解决，国家果然空虚，百姓果然困苦，盗贼又从内部兴起，最终便走向灭亡。凭着农夫和贩夫计较米价、估量盐价的智慧，抛弃天下，使天下沉沦，真可悲啊！〖一四〗 宣帝重视二千石官员的职责，因此循吏中留下美名的很多，龚遂、黄霸、尹翁归、赵广汉、张敞、韩延寿，都声名显著。考察他们施政的得失，赵广汉、张敞、黄霸都任用权术，却把行迹寄托在圣道上。赵广汉、张敞凭借表面的矫饰任意使用刑杀，黄霸则多作虚伪的修饰；宽严虽各不相同，但急于求取名声的心情是一样的。韩延寿用礼让来教养百姓，差不多接近君子之道，但他做得过分，也有矫饰的成分。尹翁归虽然明察，却执法不繁琐；龚遂虽然处理事务细密，却以缓和的方式治理乱局。把这几个人比较起来，尹翁归和龚遂大概还要好些吧！总的来说，这几个人中，只有赵广汉专门做俗吏所做的事，并且得到流俗的称誉最多；其余的人都借助先王礼教来装饰自己，所以后世儒者认为汉代的治理接近上古，原因就在这里。流俗所崇尚的东西，会使政教彼此跟随而流于泛滥；礼制文饰的外表，也容易把精微的本意掩盖起来。这两者各自都有一些短期显著的效果，但先王移风易俗、顺应人情而制定礼制的美德，却会永远在天下消失。要挽救这种情况，大概只有简约这一办法吧。所以孔子谈到君王面南而治、面对百姓的道理时，特别重视简约；因为不能依靠法术，也不能迎合民众的称誉，而中和涵养的教化又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取得。像赵广汉这样的人，就不值得称道了。继赵广汉之后兴起，成为包拯、海瑞那样的人，就更不值得称道了。至于黄霸、韩延寿、尹翁归，如果沿着他们的行迹去做，怎么就突然不如三代呢？有的人因为过分铺张而失败，有的人因为虚伪而受到讥评，为什么他们取得一时的感动和赞叹，反而还比不上赵广汉呢？即便如此，他们虽然没有真实的内在，却仍然践行先王的行迹，使先王彰明的道不至于在天下断绝；同赵广汉、张敞所做的事相比，仍如同荑稗之类的杂草与五谷，不能只按照是否成熟来计算功效。性情偏狭急躁，只迎合流俗的好恶，效果虽在一时，却把祸害留在人的心中，几百年都不能恢复，这也真是厉害啊！〖一五〗 萧望之说：“恩德足以使孝子服从，义理足以使诸侯感动，所以《春秋》称赞士匄不去攻伐正在服丧的国家。”于是他想扶助弱小的匈奴，救济它的灾患，使它尊重中原的仁义，这难道可以吗？恩德足以使孝子服从，却不能用来使夷狄服从；义理足以使诸侯感动，却不能用来使夷狄感动。梁武帝在侯景困窘归附时救助他，后来却死在台城；宋徽宗在女直刚刚兴起时同它结盟，后来却被囚禁在五国城。扶助它的弱小而使它强大，等它强大后就无法控制；救济它的灾患而使它安定，等它安定后就不能再动摇。汉朝对于匈奴，难道能像晋朝对于齐国那样，把它当作通过婚姻盟会结交的友邦吗？萧望之解释《春秋》，错了。〖一六〗 苏威用五教督促百姓，百姓因此怨恨；黄霸以兴起教化的条目上奏郡国上计，百姓却称颂他。大概黄霸是用赏赐诱导官吏，而苏威是用刑罚督促百姓，所以得到恩爱和怨恨各不相同，但他们对治理之道所造成的损害，却是一样的。耕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行路的人互相让路，遗失在道路上的东西没有人捡取，传记中曾有这些话，用来夸大圣人的教化；但《诗》《书》所记载的、孔门所传述的，却从未提到这些。所以称赞盛世治理下的百姓，说他们“士悫女憧”，是说他们质朴诚实，不在文饰上弄虚作假。因此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不能要求庶人达到，就如同大夫不应等到受刑一样。圣人的训诫，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孔子去世后，大义乖离，精微的言论断绝；诸子百家的言论激昂，喜欢把事情做得过分，几乎像佛、老一类人那样，把功德夸张到无边无际，甚至天地日月也仿佛要因此改变运行。圣人的教化，难道能期待天下所有人都达到吗？尧有不善的儿子，舜有不恭敬的弟弟，周公有不守道的兄长，孔子有不能朽坏、不能雕琢的弟子；野草般无知的百姓，竟能从容地在道路上合乎中道，这有这样的道理吗？用法令制约他们，用刑罚束缚他们，用利益诱导他们，百姓只会用表面修饰来使自己免罪；这样就会彼此带动而一起作伪，这是君子所厌恶的。汉代的儒者，言辞过度而义理诡谲，这种风气流传到在位者那里，他们又承袭它来施政。黄霸的邪曲，是有来由的。君子之道，就像天地生成万物，各自按照本质成长，使它们安守自己的分际；这样才算完全顺遂万物和人的本性。〖一七〗 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之法，是有利于百姓的好办法；后世没有人能够实行它，宋人仿效它，后来却流变成了“青苗”。所以说：困难不在于法令，而在于人的实行。三代封建天下时，诸侯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家，土地狭小，百姓较少，事务简单，因此想实行“常平”之法很容易。然而当时并没有实行，这是因为谋求生计、使百姓在有余时得到宽裕，本来就让百姓自己调节安排，不需要由上面替他们谋划。上面替他们谋划，百姓就把它看成法令；既把它看成法令，就会有所畏惧而不乐意实行，奸黠的人又会趁机假借此事来报复、施展奸计。所以三代的制度，只是使百姓富足，让他们自己谋划罢了。即使是拥有方圆万井土地的国家，也不能总括计算几十年间的丰歉，并预先制定制度。郡县制的天下，财赋广泛，而四面八方百姓的情形各不相同，难道能够用一种整齐划一的治理方式来治理吗？那么，“常平”的制度就不能实行了吗？回答说：“常平”是有利于百姓的好办法，为什么不能实行呢？根据当地情况，斟酌当地百姓的情形，由贤能的官吏制定办法，再由当地贤士大夫亲自承担责任并坚决守持它，就可以实行百年而没有弊病；但它不是天子能够用来整齐划一治理天下的办法。耿寿昌实行它而取得利益，也只是把河东、上党、太原、弘农的粮食运到京师罢了。〖一八〗

译宣帝临终时，把辅佐政事的责任托付给萧望之；后来萧望之因受人谗毁而死，天下人为他感到冤屈。萧望之本来就是所谓只能处理小事、不能承担大任的人。萧望之在宣帝时期多次提出建议，大体都是把不是人的说成人，把是人的说成不是人，故意用这种方式同别人唱反调；该得到的未必真能得到，不该失去的却被说成必然该失去。匈奴内部崩溃，群臣商议消灭它，萧望之却说：“不应趁着动乱而幸灾乐祸。”呼韩邪入朝，丞相、御史想把他的位次排在王侯之下，萧望之却说：“应当以不臣之礼相待，这是谦退亨通的福分。”韩延寿是良吏，萧望之却嫉妒他的名声，揭发他的小过失，使他陷于死地。丙吉是贤相，他却傲慢无礼，并以年老来轻侮丙吉。不仅如此，他出任平原太守时，自己上书陈述而请求留任；试任左冯翊时，又称病推辞而不赴任。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大概是把权力据为己有，专挑别人的过失，务求自己的意见得到伸张，在朝廷上激起水火般的冲突，又依恃职位来抬高自己。像这样的人，贪恋禄位、不肯舍弃的心情，早已被小人抓住利用；而他违拗众人、矫饰求名，又被君子所不信任。自身都不能保全，怎么能够保全六尺之孤呢！见到善行就惊惧，见到不善就像遇到仇敌一样，君子尚且认为他的器量有限，不能让他承担大任；何况他所谓的善未必真是善，他所谓的不善也未必真是不善呢！宣帝任用萧望之，是因为他的经术吗？如果他挟持经术而实行偏执矫饰的情怀，那么即使有王安石那样的廉洁耿介，也会祸及天下，而萧望之还要在这方面更加过分；还是因为他的议论吗？那就只是华美而没有实际，善辩却闭塞固执，本来就是君子所厌恶的。主父偃、徐乐难道没有接近正道的议论吗？萧望之又凭什么同他们不同呢？大概宣帝作为君主，依仗才智而喜欢亲自作主，又乐于听闻别人的过错来显示自己的明察，所以他同萧望之在气味上相投。把个人的爱好寄托在国家大事上，国家不倾覆的情况就少了。◎元帝 〖一〗 朋党兴起，始于元帝时期；这种流风所染，千年不息，士人得到的是虚名，招来的却是实际祸患，国家也遭受由此造成的败坏，真可悲啊！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本来都是诚心想做君子的人。他们攻击史高、弘恭、石显，以辅佐君主走上正道，本来就是君子之道。君子难道只是沿着这条道路做下去，就能因此战胜天下的邪恶吗？君子用来匡正君主、安定国家的，是自己忠贞不屈的身躯；可以为此生，也可以为此死，可以显贵，也可以卑贱，可以实行非常之事，可以决定众论的归向，却不能依靠别人来作为援助。至于推荐贤人来保卫君主，并把他的善行公之于天下，那么推荐的责任在自己，任用和处置全归于君主。而且一定要等到自身安全、交往关系稳固之后再这样做，不能在危疑之日急于尝试。还要避开推荐贤人的名声而不据为己有，使贤士大夫感到是我们的君主知遇他们，从而努力思考如何报答恩礼。自身已经安定，交往已经稳固，道已经施行，小人已经远离，那么贤人的进用就会使同类自我拔擢，不肖之人也不敢用虚饰的言辞来求取进用。对自身来说，这是君子之道；对国家来说，这是大臣之道，所依靠的就是这个原则。如今萧望之、周堪二人，奉行遗诏，掌握国政，辅佐柔弱的君主，不过刚满一年。元帝只是浮泛地仰慕他们，却从未真正了解他们。假使二人果真把压制群小、澄清政治根本作为长远谋划，亲自承担责任，以死相继，那么谁敢不震恐敬畏呢？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同于此：郑朋想依附他们，萧望之接受了他，周堪听任此事，华龙听到这种风声，也想来依附。□□□□□□而杨兴、诸葛丰一类人，也都仰望着他们，想攀附依靠他们。由此看来，这几个人必定是悬挂朝廷的禄位来招引急于求进、喜欢生事的人，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借他们申诉自己的正直来攻击弘恭、石显。身为大臣，国家大事却没有决定，竟借助浮薄之徒，有的激烈煽动，有的背叛作乱，终

译于造成无法挽救的祸患。唉！这四个人如果真能捐躯报答君上，独立不惧，又何必让这些靠闻声附和的宵小之徒来参与呢？悬挂着引荐任用来诱惑人，有利就跟随，有害就背叛，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态。何况风气互相煽动，讹言互相传播，一时的气焰，连小民的耳目都感到惊骇，更何况孤立无援、夹在群小之间的弱主呢！所以朋党兴起，必定有败类前来依附，并给小人留下攻击的口实。假使做君子的，远离爵禄赏赐的权力，抹去交游往来的痕迹，不因便佞之人的推戴而动心，不借助新进之人来攻击排斥别人，使人找不到自己的瑕疵，孤立而自行承担责任，那么败类又怎能乘机而入呢？狄仁杰尚且能够制服诸武的凶势，李沆始终不接受梅询、曾致尧的迷惑，大臣之道就应当这样。四个人如果能够这样做，即使元帝柔弱，弘恭、石显强横，又有谁能同他们相互激发，导致宣帝的事业在一朝之间毁掉呢？申屠嘉困制邓通，也只是困制他而已；韩魏公驱逐宦官，也只是驱逐他们而已；哪里需要借助一群不得志的人来充当羽翼呢？司马温公任用苏轼、苏辙二人来压制王安石，秦观、张耒却凭借狭邪之行、非正之人而攀附他们，玷辱了清流的选拔，因此最终被绍述之党排斥。杨涟、左光斗广泛结交台谏官来抗拒魏忠贤，汪文言却以无赖出身的赀郎身份偷偷依附，因而招来祸患。浮薄之徒一旦得到君子的信任，就会纵酒狂歌、呼卢嬉笑傲慢，接续萧艾与兰茝的声调；他们的气息腥膻，火焰呈绿色。做君子的，难道可以不预先戒备他们吗！〖二〗 元帝下诏按照四种标准举荐士人，并据此评定郎官的优劣高下：第一是质朴，第二是敦厚，第三是谦让，第四是有德行。这大概是柔弱的君主和谄媚的臣子为了惩治萧望之、周堪、张猛、刘更生那样的耿直刚强，便用柔弱怠惰来销蚀天下人的气节。从此以后，汉朝没有刚正之士，终于把社稷整个奉送给别人，却自夸敦厚、质朴、谦让多福。宣帝说：“扰乱我国的，必定是太子。”他的话应验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是有来由的。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反转，这是形势所决定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时期，贤人和不肖之人混杂进用，而质朴的风气还没有消失；君子没有显赫的名声，小人也没有明显可见的恶行。像汲黯那样意气自负的人，像贾谊那样声名胜过他人的人，君主非常器重他们的才干，却始终没有使他们显达。至于炫耀风采以求取君主的知遇、举动足以震动天下的人，如主父偃、徐乐、终军、东方朔，以及后来那些以刑名、聚敛为务的臣子，都很快被任用，又很快被抛弃。到了宣帝急切求治、崇尚文法的时候，天下人一齐顺从这种风气。于是那些沽名钓誉、炫耀正直的人，故意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来标榜自己，气焰足以凌驾君主；而君主厌恶他们苛刻挑剔，厌恶他们的并不只是贵戚和宦官。魏相借此诛灭霍氏一族，萧望之借此抓住丙吉的短处，张敞借此攻击黄霸的私事。形势发展到极端，反过来就会互相奖掖、彼此附和；天下人尚且乐于看他们容易相处，何况君主和贵戚宦官呢？屈伸的道理，就是一方屈而另一方伸，此消彼长；真情和虚伪的变化，也是一时虚弱、一时充盈。所以君主驾驭天下人才，不应轻易向人表明自己的好恶，而应斟酌情势，持守公正的原则，这确实需要谨慎。既要害怕这种风气的流弊，更要害怕它反转后的结果。〖三〗 赵充国持重而击破羌人，功劳极为盛大；过了二十多年，羌人又反叛，所以我说：要想继承他的事业，困难啊！在赵充国当时，想交战却不能得到机会、只能坐困自守的羌人，心灰意冷，不敢同汉朝争竞；二十年间，他们都已经衰老。后来兴起的胡人幼辈，从未亲身遭受挫败压抑，便会说：汉朝只能自守，不能进一步胜过我；前人没有办法，只能受困于汉，我另有办法制服汉朝，而汉朝已经穷途末路了。假使赵充国没有老去，天子始终把西部事务交给他，或者一定会有精锐军队在挫折之后接续进攻；但辛武贤一类人却做不到。外表上他们

译忌惮赵充国的功劳，内心实际上却私下庆幸，借此偷取安逸。因此冯奉世说：“守战的准备，长久废弃而不整治，夷狄已经产生轻视边吏的心思。彡姐骄横狂妄而突然兴起，确实是有来由的。”这样看来，冯奉世果断出兵征讨，功劳不可磨灭；韦玄成、郑弘的固陋无能，罪责也不能掩盖。羌人刚开始兴起时，采取持重的办法使它困顿，让它自己衰败，是万全之策。过了这个阶段，彡姐接连作乱，就不是先零可比的了。它一度兴起、一度失败，却不能没有疑惧之心。将要燃尽的灯炷，疯狂的火焰突然旺盛一下，但油脂已经不足；胜利就前进，失败就投降，沿袭先零的旧事，而没有拼死作战的心，这显然是必定应当剿除的。因此冯奉世决定大举进攻，在它刚刚兴起时集合六万人捣击它，大概同赵充国的策略手段不同而功效相同。冯奉世不能照搬赵充国的防守，赵充国也不能采用冯奉世的进攻；根据时势、估量敌情而善于掌握进退，这一道理是相同的。

译羌人所居之地横贯河、湟，南面连接秦、陇，对于长安来说就像肘腋之患；它力量虽小，轻视它就会使它壮大；部族虽分散，使它们彼此联合就会合成一体。假使让它得志而逞强，就不只是唐代的回纥、宋代的元昊那样的祸患了。到了东汉，幸好国都在雒；假使国都在长安，庸臣采用韦玄成、郑弘的说法，软弱怯懦而招来侮辱，羌人将逼近王畿城下却无人惩治，汉朝难道不会亡于羌人吗？冯奉世在羌人刚开始时剪除它，后来张奂、段颎又将其夷灭，羌人于是不能成为中原腹心的祸患。后来即使有姚弋仲那样桀骜雄强的人，也不借助刘、石之后的余势就不敢起兵。直到今天，已经两千年了；秦、陇、河、岷、阶、文之间，如果严密险要的边塞地区不加防守设置，那么二汉的谋略就太高远了。冯奉世首先提出大计，以申明天讨，善于体察赵充国的本意而通达地加以变通，百姓直到今天仍承受他的恩赐，这不是韦玄成等人只求一时偷安所能理解的。〖四〗 贡禹、匡衡的言论，其中不纯正的地方大概也很少。贡禹说：“上天生圣人，大概是为了万民，并不是只供自己娱乐。”匡衡说：“天与人的关系，精气和灾气可以相互影响，善恶也可以彼此推移；应当减少奢靡华丽，考察制度，亲近忠正之人，远离机巧谄媚之人，以尊崇最高的仁德。”他又说：“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分明察；见闻少的人，要警惕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缺乏决断；沉静安闲的人，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宽广宏大的人，要警惕遗忘。”他又说：“婚姻的礼制端正以后，各类事物才能顺利成长，天命才能端正。孔子解释《诗经》，以《关雎》开头，这是纲纪的首要，也是王道教化的开端。”他又说：“圣人行动、静止、出游、宴乐以及所亲近的人和物，都能各得其序。”他又说：“奸邪的谄媚机巧，会趁时机发动；圣人谨慎地防范它的端倪，在尚未发生时就加以禁止，不因私人的恩情损害公共的正义。”他又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读他的文章，推究其中的义理，可以想见他的学问；这不是公孙弘、儿宽那种只抄取旧闻而没有心得的人所能相比的，也不是韦玄成、薛广德那种有所选择却不精深的人可以与之匹敌的。评论者说，元帝性情柔弱而少有决断，萧禹和匡衡没有把这作为劝谏内容，只是顺着元帝的长处，勤勉地用恭谨节俭来互相勉励，把这说成是萧禹、匡衡的罪过，是错的。元帝之所以优游犹豫、不能决断，只是因为他的内心不清明，对事机不够谨慎，内心没有适当的主宰。因此，他所表现的恭谨节俭，也只是有其名而没有其实。天子的尊贵和富有，即使一再节省，仍有很多东西会使他的志向沉溺。燕居闲暇、游乐休息之时，史高、石显难道没有引导他奢侈享乐吗？只是还没有太过分罢了。否则，元帝明知他们邪佞，为什么不能除掉他们呢？由此说来，假如没有萧禹、匡衡的正直，以《诗》《礼》精严的宗旨来防止事态流变，那么元帝本已柔弱，再加上骄纵淫逸，怎么能得到十六年的安定，内无寇盗侵扰，外还能取得绝域的功业呢？君子拿自己所学的道理出来侍奉君主，这与因激愤于时事的错误而强行进谏的大臣不同。把进谏作为方法的人，专门攻击时政的弊病，不顾矫枉过正的偏失；用学问侍奉君主的人，则以中正的常道加以规劝，这样可以端正根本，通达事理，调和刚柔一偏的弊病；即使君主不能醒悟，仍然可以保住政治的大纲，使之不致混乱。所以，凭孔子的圣明，向孱弱的鲁哀公进言时，只是用人道和为政根本的大端来规劝，并不屑于预先防范奔走逃亡之类的祸患。难道他不通晓时势变化吗？因为预先树立了正道，变化自然会消除。况且匡衡说过：“亲近忠正之人，疏远邪佞之徒；对于孤陋寡闻、见识浅少的人，要警戒其闭塞蒙蔽；对于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戒其缺乏决断。”这已经完全指出了元帝的短处，只是没有采用矫枉过正的议论，引导他采取猛烈攻击的做法。能够晓喻的人，用含蓄的话就能晓喻；不能晓喻的人，即使痛哭流涕地劝说，也终究不能晓喻。因此，君子的言论有体统、有要领，不违背根本常道；至于补偏救弊的方法，萧禹、匡衡有所不崇尚，这不也仍然是在行君子之道吗？评论者只看到萧望之、周堪之死并非因罪，于是责怪元帝，进而也责怪萧禹、匡衡。可是石显的奸恶没有祸及天下，而海内仍然安宁，那么儒者从容涵养所取得的功效，难道也可以诬蔑吗？西汉中道衰亡，是成帝、哀帝的奢侈放纵造成的，并不是元帝优柔寡断导致的。又怎么可以把张禹、孔光的罪过，归罪于萧禹、匡衡二人呢？〖五〗 邪说能够流行天下，一定要假托君子之道。佛教谈论心性，也是君子所谈的内容；老子谈论道德，也是君子所谈的内容。天下人把它们当作君子的雅正言论，于是就认为它们合乎治国之道，因而相信它们。所以，六经的旁支学说，往往都足以破坏正道而有余，焦延寿、京房对于《易》的说法就是这样。《易》中乾、坤两卦的策数为三百六十，这是按照一年的日数取其象征的一端，大略而言。屯卦、蒙卦以下的策数，老阳、少阳、老阴、少阴错杂，其中不属于三百六十的很多。一年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天还有余分，并不完全像乾、坤两卦的策数。圣人观察天地、人物的变化，通达其中的会通之处，只是认为卦象大体上类似于这些而已；也如同上下两篇的策数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用来象征万物，但万物本来就不能按一万来计算。所以说：“神妙没有固定的方所，《易》没有固定的形体。”“周遍流行于六虚，不能把它作为固定的典要。”焦延寿、京房二人却想限制六十四卦的爻，使每一卦各自对应一天；没有办法安排多出的四卦，只好把震、兑、坎、离安置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位置上。这样做，难道不知道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六十卦之外，是作为纲领统摄的吗？还是认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各占一天，而一天配两卦，与其余卦不同呢？东方为震、西方为兑、南方为离、北方为坎，说的是方位；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日期，说的是时令。时令纵向贯通，方位横向铺陈，焦延寿、京房却把两者错乱了，这算什么道理？所以，焦延寿不过是筮史、日者一类的人，用小术推测阴阳的迹象，似乎不足以知晓上天的变化、叙述治理之道。京房凭借这样的学问，竟敢拿它同别人一起议论人君和国家社稷吗？他们把这种术数作为方法，树立固定的典要，作为方位和形体的准则，于是有了八宫、世应之说。又从乾卦推到剥卦而走到尽头，只好把晋、大有放在最后。直到今天，出售技艺的卜师相互沿袭，用它来判断吉凶大事，却不能说明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只是借此迷惑百姓，侥幸求利。这样看来，焦延寿和京房即使想推辞自己是妖妄之说的魁首，也办不到。为什么呢？不是天地自然之理的，便都是妖妄。京房凭此想同石显、五鹿充宗在天人关系上争论谁是真正正直、谁是邪曲，我却没有看见妖妄能够胜过邪曲。邪曲之人得罪于人，妖妄之说得罪于天，妖妄尤其严重。

译有人说：京房按日子来观测气候，分配卦象来验证事情，他所说的又确实同当时的得失祸福相合，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石显的邪佞，君德因此昏暗，国事因此混乱，众人的耳目都已经知道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再拿它去寻找所以发生的原因，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形势已经形成，迹象已经显现，却说上天的象数也是如此，又怎么从中辨别呢？所以，日月出现灾异，年岁时令有水旱，禽鸟虫鱼、花草树木出现妖异，人民有疾病灾疫，山川发生崩塌沸涌，我知道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有国家的君主不可不因此恐惧，修身反省。却把它们细分到铢、累，刻意描画，去搜求其中的征兆；侥幸捕捉到一个妖妄之人，便凭此取得显赫名声、获得丰厚利益，迷惑天下。《王制》所说的“借助鬼神、时日、卜筮来使众人疑惑的，应当处死”，这样的人早就应该遭受天刑了。京房内心凭借这种说法同邪臣争斗，结果自取灭亡，反而使邪说更加张扬，不正是应当如此吗？为什么呢？假托君子之道，诬蔑圣人之教，矫造天地化育的神妙，这三种罪过都得罪于上天而不可逃脱。〖六〗 京房的考课法，迂腐荒谬，不能实行；即使偶然试行而见效，它本身不能实行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呢？法令不能只适用于一个时刻、一个人、一个地方。京房说：“末世凭毁誉来选取人才，所以功业荒废而招致灾异。”毁誉不当的情况确实很多，然而天下仍有共同的公论。即使这种公论严重违背人的情感，也不能说尧是暴君、盗跖是仁人。舍弃公论而一概按照功业来考核，这是申不害、韩非那种鄙陋的办法，又加上拘束逼迫；不肖之人便粉饰治理措施，以文饰自己的贪婪平庸；达不到期限，就鞭打下级官吏、给百姓戴上枷锁，以满足考核期限。这样，灾祸不在上天，异常不在万物，而百姓已经穷困、国家已经衰敝了。有先有后，时代不同，文与质相互补救、互相成就；同一个人的身体，年老和年轻时形态也不同，何况天下呢？刚强和柔弱适合不同的人，能力不足的不能强求，能力有余的也不能削减；清明和任事各有适宜之处，若想一概执守其中，反而会彼此困扰。南方和北方是不同的地方：拿北方的劳役去役使南方人，南方脆弱的人就会死；拿南方的赋税标准去征收北方土地，北方贫瘠的土地就会完全承受不了；用南方的文治标准要求北方士人，学校里每天都会疲于鞭打；用北方的武力标准任用南方士兵，边疆就无法救助危亡。在这些事情中，减损反而可以增益，杀戮反而可能使人得生，简略反而可以完备，关键在于任官者是心地仁厚还是暴虐、忧虑国事是真诚还是虚假。若只考核他们一切事务的功效，这就是王莽使天下混乱的原因，京房已经替他开了先例。私塾教师教孩子，有固定的课程，孩子反而更加愚笨；农夫驾驭牛，有固定的进度，牛反而因此疲敝。把四海九州都束缚起来，强使聪明和柔和都服从京房一人的意见；这就像截断鹤的腿来接续野鸭的腿，国家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京房这种方法，是用小聪明树立一套固定的象数，于是天地的变化也要受其割裂，圣人的教导也任其删削增补。大道没有不圆通的，而京房没有不方整的，这是导致大乱的道路，是轻侮五行、砍削天地的行为。郑弘、周堪跟着认为它好，元帝想试行它，大概是因为它那些拼凑安排、过分铺陈的言辞足以迷惑人。把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和治国功业拿来评断，截取长处，拔出短处，使它们整齐地瓜分排列，如同棋局，又如厨师摆放的菜肴；这就是我听到邵子的言论便产生怀疑的原因，更何况京房呢？〖七〗 汉朝的灭亡，不是元帝的过错。元帝软弱而少有决断，但没有因此伤害天下；石显只是对异己逞威风，罪恶没有祸及百姓，国家的元气尚未受到伤害。所以说，不是元帝的过错。王氏是元后的族人，王凤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后来篡位弑君的阶梯。但如果不是元帝宠爱后族、过早任用他们，元帝死后，成帝也不会把大权授给王凤，而元帝也没有留下这样的遗命。所以说，不是元帝的过错。虽然如此，这些事情的根源，难道不是元帝潜伏的过错在不可预料之处开始显现了吗？元帝认为成帝沉溺燕乐，不能胜任君位，因此想立山阳王，这是他很早就看出的。后来郑重更换国储，听到史丹的劝谏而停止，也算正确。然而，他既然知道成帝不能承担重任，却没有选择贤臣来辅佐、匡正成帝；一方面宠幸傅昭仪，对山阳王的事情犹豫不决，另一方面遇到重病而心神不定；听到史丹的劝谏，知道自己的寿命已经不长，却只有让贤臣辅佐的好话，没有留下托孤的遗命，任凭聪明的妇人和幼小的君主自行寻求亲信，于是王凤就得以进用。成帝在东宫时，已经被元帝所憎恶，处境十分孤危，在废立之间摇摆不定，差不多有十年。匡衡、史丹也只是以大义规劝元帝，并不一定同成帝结成心腹。暗中忧虑、私下交谈谋划的人，只有王凤。元后的宠爱衰退，担心祸患波及自己，暗中忧虑、私下交谈谋划的人，也只有王凤兄弟。人在危险中，会思念过去共同患难的人，从来没有不深信并厚加依赖的。因此成帝一即位，回头看朝廷中的人，没有谁像王凤那样亲近自己，哪里还会担心将来有人夺取自己的权力呢？唉！由此才知道，叔孙舍不奖赏私下的功劳而杀死竖牛，他的高明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天子的君位，是上天所安排的；人君，是众人所归附的。作为掌管宗庙重器的长子，承受祖宗的德泽，不是窃取、不是夺取，是上天和人事都不能违背的；而王凤等人却彼此私下称誉、互相保全，彼此以微薄的帮助相怜，因私情忧虑并过度谋划，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力量，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让人任用、拥戴而永远不忘呢？唐玄宗明知张说奸邪，却念及他在潜邸时的恩情，不能疏远他，因而召致张均、张垍的叛逆；何况杨复恭凭借家奴身份而成为天子的门生呢？唉！如果不是那些攘夺功劳、专擅权力的小人，谁敢把大宝归属自己说成是自己的功绩？赵汝愚不愿接受内禅之赏，值得效法，但仍留下了接受此赏的痕迹；丙吉在狱中保护宣帝，始终不为自己表白，所以能够辅佐天子成就中兴大业。既然如此，汉文帝拒绝周勃的私下请求，世庙罢免新都的政柄，就不能说他们刻薄苛察而缺少恩德；成帝那样庸碌无能，又哪里配谈这些呢？元帝不能把后事托付给史丹，却让王凤凭私下的功劳迷惑庸主，这也是他偏爱山阳王、因愤懑而不顾后果的过错！所以说，潜伏的过错，是在不可预料之处开始的。

译卷五 ◎成帝 〖一〗 我读杜钦进谏的奏章、他写给王凤的奏记，以及他评论王章的事情，最后竟把王氏篡夺汉朝的祸根归结为杜钦结交奸臣，这不是平心静气的公允之论。成帝无道，已经足以亡国。王凤刚开始起用时，还懂得修饰自己，多少像社稷之臣；他同张放、淳于长、史育那些引导成帝放纵欲望、宣扬淫乐的人相比，还不如他们。五侯专权、王莽篡位，难道是杜钦能够事先知道的吗？士人有志于有所作为，却遇到昏庸的君主，想为国家建立功业，不能亲自向上达意，不得已而见到可以交谈的大臣，便借此实践“从窗户纳入约言”和“在巷中遇见君主”的道理，这就像救火时顾不上询问主人是谁一样。因此，即使有陈蕃那样刚正的人，依靠窦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能够及早知道分辨自己、远离嫌疑的人也很少。至于王凤已经形成专权逼迫之势，杜钦心里知道自己错了，却最终不能抽身而退，杜钦固然有无可奈何之处，但他的处境也值得怜悯。所以君子爱护自己，胜过爱护天下；忘掉自身而忧虑天下，那么祸患还没有在天下发生，就先潜伏在自己的忧患之中了。外戚、宦官、女主、夷狄，任何一种势力，一旦使自己陷入其中，即使有扶危定倾的高尚志向，也不能自救于沉溺之中；从来没有自己已经溺水，却能救出别人溺水的道理。孔子曾在季孙氏门下任事，鲁国几乎因此得到治理，并不是孔子本来不敢这样做。圣人的重大作用，是中等才力的人不敢仿效的。虽然如此，圣人难道有什么不可测知的特殊方法吗？齐国人已经臣服，郈、费两邑已经被毁，季斯一接受女乐，孔子便立即决定离去，没有丝毫迟疑，也绝不随之改变。于是有一天，他就释然忘掉此前的功业，从容离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完全遵循道义而没有私心罢了。圣人不可完全学到，但可以学习的就是这一点。王凤已经专权，王氏已经盛大，成帝终究不足以共图大事，威势和福柄已经下移，形势也已经形成，杜钦为什么还要拖延不去呢？能够离去就应当离去，即使因此像季斯那样，也不会损害圣人的品格。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却还舍不得自己的职位，那么杜钦虽持守正义，也免不了被视为结党奸臣。虽然如此，像杜钦这样的人，确实不容易说走就走；劝谏王凤不被听取便离去，既没有名义，又会遭到王凤忌恨，所以若非圣人很难离去；既然不能离去，难道可以不及早慎重选择自己所依附的人吗？君子要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处境来安置自己。女主、外戚、宦寺、夷狄，即使可以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也必须早早远离他们，这是为人处世的大戒。贾捐之、杨兴、崔浩、娄师德、张说、许衡，都是一旦使自己陷入其中，后世讥评他们时，没有人愿意推究原委而宽免他们；杜钦也属于这一类。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二〗 使西汉灭亡，元后的罪过真是上通于天。评论者只看到她舍不得交出玉玺、不肯给予王莽，流泪于汉朝宗庙，仍按汉朝旧制奉行伏腊祭祀，便怜悯她；妇人小事上的不忍之仁，哪里足以遮盖她使汉朝灭亡的大罪呢？如今如果有一个杀人者，流着泪，袒衣免冠，抚摸死者的尸体说：“我是不忍心的。”又有谁会听信他呢？汉朝鉴于吕氏之祸，已经很久不把国家权柄交给外戚。霍氏掌权，是武帝从下级官吏、与投降的胡人和厩吏等同列的人中提拔霍光，并不是因为他是后族；后来任用他，也是因为他有废黜昏暗之主、拥立明主、安定社稷的功劳。宣帝对史氏、元帝对许氏，也不过是因恩泽而封侯罢了。成帝已经二十岁，元帝却没有留下任用王氏的遗命。王凤从卫尉一跃而起，突然掌握天下大权，这是谁造成的呢？五侯同日受封，杨兴、驷胜争取阻止却没有成功；苟参凭借异父兄弟的关系，强迫成帝封侯，成帝没有听从，却仍宠幸他，任为侍中；刘向进谏而不被听取，王章争辩而被杀，成帝流泪绝食，以激使成帝诛杀王章；刘向不断上疏抗争，成帝又欢喜又悲伤，最终接受控制而不能决断。王凤死后王音接替，王音死后王商接替，王商死后王根接替，王根死后王莽接替，他们一概按照世袭相承的办法夺取汉朝天下，使彼此相继而兴盛；如果不是元后在宫中从内部主导，哪里能像这样蔓延相连、延续不绝呢？况且王氏的蛮横，未尝不是不能打击的。成帝察觉他们奢侈僭越、行为不法，王音、王商、王立、王根便藉着草席、背负斧钺等待治罪；王立勾结淳于长的奸事暴露后，成帝交给有关官员审查治罪，王立却杀死自己的儿子来灭口。按他们的为人，并没有吕氏的吕产、吕禄，武氏的武三思、唐懿宗那样阴险凶悍。吕氏却偏私自己的族人，最终仍把国事交给陈平、周勃；武氏偏爱自己的侄子，最终仍把国事交给狄仁杰、娄师德；元后却把刘氏的宗庙社稷包藏在自己的妇人佩饰之中，交给自己的亲族。到了哀帝即位，她姑且退让王莽，以此胁迫哀帝，同时蛊惑朝廷中的人心；放纵董贤胡作非为，等董贤失败后又趁势让王莽进用，使王莽恣意施行毒害君主的恶行，她却安然处之，一句责问也没有。说是让王莽代理政务，就让他代理；说是让王莽暂代君位，就让他暂代。难道只是因为王莽的奸邪足以肆意妄为、毫无顾忌吗？这个老妖妇不死，日蚀月缺，早已决心要使汉朝灭亡。故曰：罪过上通于天。妇人的处世之道本来是柔顺之道，反过来违背这种德性而变得刚强，即使邪恶也容易折断。《大畜》卦九五说：“阉割过的公猪的獠牙，吉利。”獠牙可以被阉割，吕氏、武氏就利用这种办法，周勃、狄仁杰把它们阉割掉，于是获得吉利。《姤》卦初六说：“瘦弱的公猪，却相信自己会挣扎跳动。”所谓“瘦弱”，是说它不强壮而柔弱；它凭借柔弱来结交人心，却无法禁止挣扎跳动所带来的凶险。元后就是如此。即使刘向痛哭陈说，成帝悲伤并害怕祸患，也抵不过元后的哭泣，这又是为什么呢？王莽已经篡位，汉朝已经灭亡，她姑且凭一场哭泣逃避天下后世的诛责，又有谁会相信她呢？否则，王莽的毒害如果没有加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元后果真有思念汉朝的心，王莽难道能终身拥戴她，使她生前荣耀、死后备极哀荣，以此报答她吗？妇人带来的祸患，没有比王氏更猛烈的了，可评论者还要宽宥她；她以挣扎跳动来取信，甚至还想取信于后世而免受史官诛责，也真是阴险啊！〖三〗

译成帝、哀帝时期，天地和宗庙的祭祀忽而废止、忽而恢复，竟把祭祀鬼神当作儿戏，实在太过分了。祭祀废止后又恢复，有时是因为天子患病，有时是因为继承人没有确立，这些小人祈求福报的做法，本来就不值得一提。祭祀的废止，开始于贡禹，完成于匡衡，他们所依据的是三代的典礼。宗庙年代久远，有的毁弃而不再建立，这是合乎义的；确实没有诚意达到的地方，就不敢轻慢地举行祭祀，这正是用义来充分实现仁。儒者谈论礼，只讲礼的形式罢了；因为形式而毁弃祭祀，同样也只是因为形式而建立祭祀。汉代的继承君主，对于那些没有废止的祭祀，难道能够用诚意感通神灵吗？按这个道理来论，凡是天地、祖宗的祭祀都可以毁弃了，又何必只说七世以上的祖先和五畤郊祀要恢复呢？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也不会凭空自行实行。宫室的奢侈、妃嫔的众多、衣服饮食的奢靡、音乐的淫荡、刑罚的滥用、官员的冗多、赋税的沉重，若能先从中削减一切多余之处，使之符合三代，然后再议论毁弃郊祀和宗庙，也还不晚。况且三代把祭祀限制在七世，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还是说，创制这项制度的人，是让开国之君守住简约的原则，等待子孙尽情而不虚伪地实行它，并不是祖宗先建立制度而后代君王再毁弃它。自汉代以来，各种作为都不以古人为师，礼乐的精微意义消失了；却唯独对祧庙的存废极其严苛，为什么这样拘泥于末节而砍伤根本呢？况且古代的祧庙，在大禘时还会合祭，所以即使迁毁了，也并没有忘记。后世没有大禘，只是一味祧迁，几乎等于忘记自己从哪里产生。因此，废除五畤以彰显上帝独尊，是古代值得效法的。按照七世之制毁弃宗庙，是古代不能仓促效法的。君子谈论礼，并不只是依据礼的形式。四 进谏的人把话说到极点，却必然有所回避和取舍，这不只是为了远离嫌疑、堵住小人的借口，其中还存有道。嫌疑已经远离，小人没有空隙可以指摘，君主的听闻就不会受到迷惑，而进言也就能对国家和宗庙有所贡献。刘向忧虑王氏势力强盛而取代汉朝，他看得长远，忧虑得深切；刘向死后汉朝灭亡，这件事所牵涉的意义也实在重大啊！但刘向的进言也有未能达到目的的地方，所以成帝虽然有所感动，最终却不能任用他；小人的党羽还会借此向上动摇君主的听闻，向下迷惑人心。他的话说：“王氏、刘氏将不能同时并立，应当援引亲近的宗室。”这难道是刘向所应当说的话吗？就事情本身而言，刘氏中贤能的人，没有超过刘向的；掌管国家机要的职责，如果不归王氏，必然就会归刘向，不会有一个斥责别人奸邪而又亲自求取这个职位的人。况且刘氏、王氏哪里能够势均力敌、相提并论，以争夺衰弱的王氏呢？把两者相提并论，是妇人争吵的话；而且借用势均力敌的名义，反倒使王氏声势壮大。他们将会说：天下不是他们的，就是我的。况且吕氏之祸，以及吴、楚、淮南、燕、广陵诸王之间彼此消长的情形，外戚反唇相讥，难道还怕找不到言辞吗？从道义上说，选拔贤能、任用人才来匡正扶助国家，是天下共同的原则。尧举用禹、皋陶，禹任用后稷、契，汤把政事托付给伊尹，高宗起用傅说，文王任用闳夭、散宜生，都不是关系亲近的亲属。周朝的原则是亲近亲属，但周公、召公因为功劳而任用，管叔、蔡叔却因罪被诛；师尚父是邑姜的父亲，尚且因为辅佐周武王讨伐而位居太师。王氏如果确实不可任用，就向天下广泛求取人才，难道会没有贤能吗？却一定要说援引亲近的宗室，提出大义而偏私于一家，这难道是五帝、三王的道吗？刘向在这件事上说错了话。若认为只能任用一个人，就不应有主动请求任职的心情；若认为应广泛选取宗室中的贤者，那么刘歆一党的叛逆，刘向尚且不能在自己的儿子那里保全他，更何况别人呢？成帝有所醒悟却没有贯彻到底，群奸听闻后更加无所畏惧，未必不是刘向的话招致了这种结果。因此，进言的人如果不遵循道义，只会招来祸患，怎么能不谨慎呢！五 汉代诸王因行为像禽兽而被废黜的，不止一人；汉廷没有谁能够依据道义妥善处理这件事，只有谷永能够把它说清楚。他说：“帝王不窥探别人的隐私，《春秋》则为尊者隐讳。”这一原则得以实行，一直到东汉，污秽的品德也没有被公开揭露。谷永的话，所带来的好处很广泛。人的羞耻心，要靠自己感到羞耻；羞耻心荡然无存，即使刑罚诛杀也不能制止，所以可知刑罚诛杀不能用来改善风俗、平息祸乱。汉朝在这件事上，既没有家法在事先加以匡正，后来又放纵苛刻察访的官吏和喜欢告发的小人，把丑事宣扬出去。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忌惮诸侯王势力强大，天天想着削弱消灭他们来求得安稳；而那些纨绔夸浮、出身富贵的人，最终陷入陷阱，却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辩。唉！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拱手把自己交给奸臣呢？用刑罚来控制淫乱，本来就无法真正控制；借助暧昧不明的罪名来铲除强者，结果只会使自己更加削弱。谷永是王氏的私人亲信，却能考虑到这一层，所以可知谷永依附权臣，并不是怀有改朝换代的心思，只是没有忘记宠爱和利益，谋求一时的升进罢了。汉朝如果能够任用他，又怎么会立即不能成为辅佐治理国家的大臣呢？六 老年人的戒惧在于贪得；到了老年，自己向天下所求取的东西已经很少了，所得的东西哪里还足以扰乱他的心呢？只是对孙辈的感情深，而道义之气衰弱，把子孙所得的看作自己所得，于是临近死亡仍然不能忘怀。张禹当初和王根并列时，还有活人的气节；后来考虑到子孙，就变成了行尸走肉，终于祸害国家和宗庙，使自己蒙受万世的羞耻，朱云想用剑割断他的牙齿，他也不感到惭愧。人做了不善之事而给子孙留下怨恨，实在不能这样做；如果自身没有过错，面对鬼神质问也不感到惭愧，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况且祸福又哪里有恒常呢？假如王氏早早败亡，按照同恶之人的惩罚，张禹的子孙又能保住富贵吗？所以祸福是上天决定的，得失是人自己造成的；年老了还忧虑子孙，把上天的吉凶引来为自己私用，直到死也不放弃，这种愚蠢是无法医治的。成帝没有收起被折断的栏槛来表彰朱云，那么他将怎样对待张禹，也就可以知道了。张禹尚且不能保全自己，更何况他的子孙呢？七

译谷永不能和杜钦相比。谷永虽然没有参与王氏篡夺汉朝的长远谋划，却资助王氏取得荣耀和宠信，成为王氏的羽翼；这与杜钦误同小人、想要悔改却不能相比，他的真实情形已经很清楚了。不过，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人君听取进言的方法。谷永是王氏的私人亲信，他的心就是王氏的心；但就他说的话而言，本来正是能够医治成帝病入膏肓之症的药石，足以使汉朝起死回生。王氏势力牢固结成而不能解散，成帝忌惮它却不能罢黜，难道不是因为成帝亲身沉溺于淫逸奢侈，害怕受到昌邑王那样的惩罚；同时又在宫内袒护赵氏、李氏，在宫外庇护张放、淳于长的私情，心中有所惭愧退缩，反而把权力交给他们吗？宠爱骄横嫉妒的妾，常到宠臣家中饮食，加重赋税来纵情游乐，因而失去百姓的民心，这是拿国家和宗庙送给别人的办法。假使成帝受到谷永言论的感动，悔过自新，端正自身、整顿家庭而忧虑国家，贤臣得到进用，各项政务得到治理，民众心悦诚服地拥戴汉朝而不忘记它；权奸的谋划自然会一天天止息，又何必一定要诛杀、放逐、废黜他们来伤害太后的心呢？所以说：“君子不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话。”谷永的谏言没有被实行，即使有忘却自身、忧虑国家的大臣同奸贼争死争生，也无法挽救国家的祸败。因此，读谷永的奏书，只管看他说的内容，不必追究他的内心。八 何武想要分割丞相的权力而设置三公，从成帝时期一直到东汉，实行了二百多年，到曹操时才开始改革。丞相是秦代的官职，三公是殷、周的制度。古代把文事、武事合为一途，所以把论议治国之道的职务分为三种；秦朝以丞相治理官吏，以太尉统领军队，文武分开，并把三公的职权合并到一个丞相手中。汉朝设置丞相，但边疆和军事政务专门归大将军掌管，这是承袭秦朝文武分治的做法；丞相没有军事政务的权力，大将军总揽国家经纬的职责。所以何武对此有戒心，分设三公，让大司马参与掌管司空、司徒之间的事务，希望借此分割王氏的权力。但名称虽突然改变，实际情形却无法更改；王莽最终凭大司马的职位篡位，也是这种制度流弊发展到极端而无法挽回的结果。然而何武的制度能够实行到一代终了而没有改变，是因为防微杜渐的办法，本来就是君主乐于采用的。如果从古今共同的形势来说，那么三代以后，文与武本来就不能再合为一体了，就像田地不能再恢复井田制、刑罚不能再恢复肉刑一样。殷、周拥有天下，靠的是武力功业；辅佐天子的那些人，都是将帅。伊尹、周公开始时都是统领六军的长官。用将帅担任国家政务，是以武为主，只是特意用文饰来装点它；这是把武臣文饰化，而不是把文臣武将化。列国的卿大夫，各自以军队统帅担任执政，在已经具备武力之后，再用诗书、礼乐来文饰，这也是遵循周代的制度。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三代把兵役寄寓于农业，士兵不强悍，而治理百姓的官吏也就可以兼治军队。那些击退敌人、抵御敌忾的事情，彼此各有胜负；边疆上的战争，铠甲还没有脱下，币帛玉器已经互相往来，并不是有凶悍的夷狄和大盗在刀刃之下争夺生死。可是秦、汉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若想让三公决定疆场原野上的生死，谁能胜任这种职责而又不使国家因此疲敝呢？所以汉初把丞相和将军分为两条职途，是事情随着形势变化，制度也必然要改变。遵循何武的主张，不足以治理郡县制的天下，这是确定无疑的。只是汉初把大政专门交给大将军，而丞相仅仅承受大将军的意旨行事；像田千秋、杨敞、韦玄成、匡衡，名义上是公辅，实际上奉承权臣来施行法令，这就把天下交到外戚和武臣手中，祸患必然越来越大。所以何武的主张，可以挽救一时权力过重的局面，只可惜他的言论来得太晚了！丞相的权力不能分割，将军和丞相也不能合为一体；汉代以后治理天下，应当用汉代以后形成的制度，孔子说：“制度中应当有所损益改变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 九 成帝、哀帝时期，能够任用为大臣的人，只有王嘉罢了。师丹看翟方进，相差不过寻丈之间；他们都拿自己的身家去试探权奸的好恶，却不能挣脱权奸的樊笼，即使有想说的话，也必然要借助权奸来使自己得以表达。师丹弹劾董弘，何武援助王莽，都是屈服于当时所崇尚的势力，不得不成为他们的羽翼。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王氏、傅氏两位女主相互兴衰起伏，汉朝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君主和大臣了。翟方进依附淳于长，是想同王氏抗争，但淳于长本来就是王后的外甥；淳于长的品行恶劣，尤其超过诸王，借助他来同诸王抗衡，翟方进想不死又怎么可能呢？荧惑星变的事情，王氏借口把祸患推给宰相，这是因为王氏嫉恨很深；即使没有荧惑星变，翟方进难道还能免死吗？何武和师丹在长期阴暗的政治局势中随波浮沉，时而依附这一方，时而依附那一方，虽稍有成效，却都为女主效力，成就了她们嫉妒妒忌的功业；他们没有被公开杀戮，已经算是幸运了。唉！到了成帝、哀帝末年，已经无可作为了。君子应当谨慎选择自己的趋向以保全自己，辞去高位而不居其位，或许还可以保全自己！一旦接受了那件事，就不是像王嘉那样以死来使自己清白，而把罪责归于上天和世人，便一定无法洗刷了。庄子说：“在后羿的箭法所能射到的范围内游走。”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在他的箭法范围内游走而死去，是君子一类；在他的箭法范围内游走而得以逃脱，是小人一类；在他的箭法范围内游走，躲过死刑却最终以另一种方式送死，是受刑戮的罪人一类。要谨慎啊！

译哀帝 一 人能够做出极其错误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什么都不害怕，而只是因为他没有羞耻心。所以，只有血气之勇的人不能任用，但还可以把他当作器物来使用；唯独毫无羞耻心的人，国家一旦任用他就必然灭亡。成帝想任用孔光为丞相，已经刻制好侯印并写好诏书赞语，却在这时驾崩了。这一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前拜受丞相、博山侯的印绶，急迫得唯恐稍有迟缓而使皇帝改变主意，就像乞丐在坟墓之间乞食，唯恐剩饭不够，赶紧长跪请求一样。张放是宠臣，成帝驾崩时，他还思念哭泣，几乎要悲痛而死；孔光却把凶事假装成吉事，触犯天下人的憎恶和愤怒。然而最终竟没有人对他表示憎恶和愤怒，难道孔光会不害怕吗？只是他昏然无耻，而人们本来就容忍他。孔光起初任廷尉时，就承奉王莽的意旨，毒杀许皇后，好像什么也不害怕，实际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王莽在宫内有女主支持，天下没有人能为此责难他。后来议论为傅太后修筑别宫，孔光竭力请求把傅太后驱逐迁回原来的郡，又抗拒定陶王的主张，夺去傅太后在京师建立宗庙的权利，好像什么也不害怕，但他并非真的无所畏惧；只是宫内有女主支持，群臣彼此保护，所以师丹遭受了不可预测的灾祸，而孔光却安然自若。羞耻心荡然无存，于是可以忽清忽浊、无所不为，只要能获得宠信、躲避羞辱就行。王嘉临死时还对狱吏说：“认为孔光贤能，却不能推荐他。”他哪里知道孔光诬陷他迷惑国家、欺罔君上，使王嘉陷入死地，心机深沉得不可测呢？然而王嘉这样说，是因为孔光把两方面的说辞诡诈地拼合起来诱骗王嘉，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了。向董贤拜谒迎送、执行臣下对君主的礼节的人，是孔光；王莽已经掌握权势后，把董贤像破旧的鞋子一样抛弃的人，也是孔光；拱手把天下交给奸臣，只庆幸自己早死而没有参与佐命功臣封赏的人，还是孔光；王莽被诛杀后，仍然没有公开说出他的罪恶、使他的后代灭绝的人，还是孔光。唉！人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羞耻心，那么即使弑杀父亲和君主而不受到惩罚，也实在太危险了！拥有国家的人如果不在早期辨明这一点，只知道忌惮凶悍强横的大臣，却容忍厚颜无耻的鄙夫，国家没有不灭亡的。所以管子说：廉耻，是维系国家的绳索。二 限制田地占有的主张，董仲舒在武帝时期就说过，当时还可以实行，却不能长久。师丹却想在哀帝将要亡国的日子试行它，最终成全了王莽荒诞妄为的说法，而始终不能实行。武帝时期之所以可以实行，是因为距离三代还不远，天下人怨恨秦朝破坏制度、残害百姓而希望改弦更张、恢复古制；而且豪强兼并土地还没有兴盛，占据土地的情形还不深。但它不能长久，是因为暂时实行之后，弱者终究不能保有自己的田地，强者终究不能被禁止兼并。到了哀帝时期，积累的习惯已经很久，强者依仗这种情势，弱者也已经安于这种情势；如果一定要限制，只会扰乱他们罢了。治理天下要靠道，没有听说要靠法。道，就是引导；上面引导，下面遵循它作为道路。实行封建制度的天下，天子只有千里王畿，王畿以内的卿士大夫还要分得禄田；诸侯只有自己的封国，还要把土地分给大夫、士作为禄田；大夫只有自己的采邑，还要由家臣在其中分取食禄；士只有代替耕作的俸禄，农民也有自己的百亩田地；各个等级彼此相近。天子并不独自富有，农民也不独自贫困，彼此有相同也有差别，各自守着自己的田地。富有的人必定也是尊贵的人，而且不是能够凭自己变富，而是接受天子的赏赐、接受祖先留下的土地。上面以使各方面都得到满足的原则引导天下，天下也因此安定。到了秦朝以后，封建制废除，富贵和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他之所以能够独占，是因为用智力和武力使天下屈服。用智力和武力使一个天下屈服，就独占天下；使一个郡屈服，就独占一个郡；使一个乡屈服，就独占一个乡。没有人教导他们，人的欲望自然产生，习惯自然形成；秦朝却想铲除天下人的智力和力量，使他们都变得柔弱愚昧，而自己独占九州之上。即使天天杀戮，也只会增加怨恨；强豪还会用诡诈激烈的手段胁迫愚弱的小民，使他们困守在田地上。这样一来，如果限制田地占有就能实行，那么天下就可以只靠一刀切的法令治理，王莽的教化也会比尧、舜更快实现了。所谓限制，就是均平；所谓均平，就是公正。天子没有大公的德行而居于众人之上，却只把小民强行拆散、使他们表面上均平，这样仁义中正反而成了帝王束缚天下的工具，亲自实行宽恕和藏恕反而成了迂阔疏远的错误办法。况且赋税劳役繁重，主管官吏残酷，里胥横暴，后世那些愿意安守朴实生活的农民，得到田地却像身上遭受重大祸患一样，那么豪强拿走其中一半、让奴隶耕种，农民反而会甘心接受。这就是所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减轻劳役，减少赋税，惩治主管官吏的贪婪，放宽对司农的考核，百姓就不会害怕拥有田地，而豪强也没有可以凭借来兼并土地的条件，这样不用限制，兼并自然会有所停止。至于懒惰的百姓，有了田地却不能亲自经营，因而归给有余力的人，这属于他们自己造成的后果，即使圣人也没有办法处理。三 成帝、哀帝时期，汉朝哪里还重新有君臣呢！不过是妇人罢了。彭宣、何武、唐林，都是所谓铮铮有骨气的人，但他们所争的，不过是一个傅喜的去留而已。哀帝初年，傅氏与王氏争斗，傅氏获胜；哀帝将亡时，王氏与傅氏争斗，王氏获胜。获胜的一方掌握权势，失败的一方心怀愤恨；两家的荣枯，使朝廷内外全都互相激怒、彼此争讼，真可悲啊！当傅迁奸邪倾佞时，推崇傅喜来压制傅迁，这同王根、王立骄横时推崇王莽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傅喜是傅氏的贤子，因为议论不合而退职，百官无不为他抱怨。”傅氏的贤子，与天下的安危、刘氏宗室的存亡有什么关系，百官又有什么理由为他抱怨呢？这同王莽、王仁前往封国，而天下人多替王氏喊冤，又有什么不同？傅喜只是幸而没有败露罢了。王莽被废时，官吏百姓叩击宫门申诉冤屈，贤良应对策问，交相称誉他；他用虚伪的谦逊诱惑人心，使天下人纷纷归附，而贤者仍不能免祸，且比傅喜更加严重。傅喜的贤德，又有谁会相信呢？天下这样广大，难道竟没有可以托付孤儿、寄托性命的人，偏偏只争论王、傅二位老妇人的爱憎吗？唉！率领天下人奔走在闺房妇人的一颦一笑之间，流俗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所以圣王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为先，以辨明男女、内外的分别为根本。权力转移到妇人手中，天下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这究竟是谁造成的，竟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元后阴险狡诈，成帝昏庸愚昧，难道只是招致汉室灭亡吗？几十年间，中原没有男子汉的气概，王莽之乱于是使暴尸遍地如山。〖四〗

译经历成帝、哀帝、平帝三朝末年，朝野上下几乎像发了狂，能够勉强说出人的话的，只有一个李寻而已，其他人都是所谓徒有人头、发出畜牲般叫声的人。李寻推究阴阳动静的道理，公开说太后不应该参与政事，难道只是用天象数术来验证吉凶吗？天地的常理，治乱的道理，以及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就在这里。妇人主持行动，阴气压制阳气，阳气听从阴气，正如踩到初生的霜，最终冰会坚厚；又如公猪受孕后脚步踉跄。天下如此，天下必然灭亡；国家如此，国家必然破败；家庭如此，家庭必然倾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的伦理，会因此泯灭；使人民生活富足、使德行端正、使物资得到利用的道理，也会因此被蔑视。所以说：李寻所说的是人的道理，因此区别于禽兽。妇人，是被蓄养的人；母亲，是承担养育的人；如果失去了正道，那么母亲造成的祸害也会很猛烈，难道只是妇人吗？国家有君子，国家就可以不灭亡。李寻公开直言却没有获罪，为什么仍不能挽救汉朝灭亡呢？因为李寻不是那样的人。阴气干预阳气，变化不止一种。女子干预丈夫，鬼干预人，都是阴气干预阳气。李寻知道乾阳刚健、阴气静止，却不知道鬼也是阴气，是应当安静地听从人来治理的。只是他的见识达不到这一层，听信甘忠可、夏贺良的邪说，用妖异之说迷惑皇上，最终被贬死于燉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也就是以阴气干预阳气，与妇人煽动内乱相同罢了。装载一车鬼神之说，却想惩治满身泥污的猪，怎么可能呢？所以阴阳动静的道理重大，变化繁多，辨别又极其严格。确立做人之道以匡正、扶助世间教化，没有一件事可以苟且对待。〖五〗 治理黄河的方略，贾让的意见可以作为千古的借鉴，而平当的几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平当说：“经典义理中有决开河堤、疏导深川的说法，却没有筑堤防、堵塞水流的文字。”这就是鲧因此被诛戮、禹因此兴起的原因；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同横流的洪水争胜。贾让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一定会给河川湖泽留下分流的地方，估量水势所不能达到的范围。”殷代所以世世有河患，而盘庚奋然依山迁居以躲避灾害，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把财货视为最重要罢了。小人的常情，是依仗田地房舍的利益，贪图河边的土地，动员天下人满足自己的欲望，把沉没之患留给子孙，自己却苟且享受眼前利益，这已经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了。后来那些谋臣，要求君主、劳役百姓，筑堤堵塞河流，违背五行运行常理，他们不肖的心思有两种：其中自称贤能的人，竭尽民力，堆积一筐土石来阻挡滔天洪水，暂时遏制水势；河边百姓便为他们歌咏、祭祷，于是他们凭此功劳在朝廷显名，声名传遍民间，所以好事之徒接连兴起，不断试验这种做法。那些不肖的人，则利用公帑的收支，数额浩大、手续烦杂而又无人稽核，容易趁机侵吞；雇佣民夫时，凭借威势任意驱使，并随意侵吞工钱；他们从中享受利益，却又从灾害中获利，河边的士大夫、愚民以及奸诈的胥吏相互起来赞助，编造危急言辞，痛哭流涕来打动皇上的听闻。难怪自汉代以来一千五百年间，天下人奔走于治河之事，进言塞满公车，文牍堆满旧府库，使豫、兗、徐三州的百姓疲惫不堪，供一条河吞噬，而堤坝一旦溃决，百姓全都成为鱼鳖的食物，人们却只责怪堤防堵塞得不牢固。真是可悲啊！古今的不同，只是南北水流有所差异罢了，道理和形势却是一样的。由贾让的话推究利弊的根源，不是河水危害百姓，而是百姓趋近河流贪图利益，因而招致灾害。贪图退滩上的泥土，百姓得到了土地，国家得到了赋税；这就像刀锋上的蜜会割伤舌头，而贪甜的人却不顾这些。假如能够作百年的打算，想到天下这样广大，百姓仍然是这些百姓，把他们迁走而对国家没有损害，那么这比起筑堤堵塞、使百姓因劳役而贫困劳苦、困顿死亡，以及河水决口造成的漂流、淹没、溺死，究竟哪一种才是利、哪一种才是害呢？几千年来却始终没有跳出鲧失败的旧路，君主不明，而贪图功名、嗜好利益的臣民积习难改；平当的话、贾让的方略，像在广大的朝廷中高悬巨烛，而昏昧的人仍然摸索着泥土前行，难道不可悲吗！〖六〗 谷永请求避讳诸侯王禽兽般的行为，以保全人的道德羞耻，这是正确的议论；耿育请求掩盖赵昭仪杀害皇子的罪恶，以替成帝隐瞒他的昏惑，这是不正确的议论。这两种说法相似，但正邪有别；其中精微的义理关系到立法，不能不辨明。谷永的正确，在于合乎《凯风》不怨母亲的意思；耿育的不正确，在于合乎《小弁》的怨亲之意。淫乱妒忌的宠妾，拿刀断绝祖宗的后嗣，却曲意替她遮掩；天子的儿子不死在妖妾手中的，还能有几个呢？《春秋》写成以后，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所以记载“文姜逊于齐”“哀姜逊于邾”，以彰明大义，并不因为驱逐母亲而有所顾忌。赵昭仪的罪恶，是宗庙所不能容忍的，何况她不是嫡后、不是君主的母亲，怎么可以放纵她呢？耿育的言论荒谬，竟严重到这种地步，他说：“我知道陛下具有贤圣通明的德性，废黜皇后、让她迁居别馆的事正在逐渐形成，正是为了断绝微弱的后嗣，使皇位得以传承。”这就是把成帝残害父子恩情的行为说成尚未发生的迂回谋划，谁会相信呢？耿育如果说“赵昭仪不杀皇子，哀帝就不能即位”，就是在蛊惑成帝之心、放纵妖妾。这等于说哀帝本来没有参与篡弑的阴谋，耿育却陷害他，使他参与其中。《春秋》严厉惩罚结党助贼的行为，哀帝不能免罪，耿育的罪责也不可逃脱。解光请求追究罪责的爰书没有得到伸张，赵氏宫官应受的重罚没有得到公正执行，宫闱肆意向社稷施毒却无人追问，所以元后结党于王莽，使他弑杀平帝、废黜孺子，并无所顾忌。胡三省却说，这符合《春秋》“为尊者讳”的道理。邪说得到张扬，贾继春便借此为凭，替庇护李选侍的奸行报仇。清正的舆论不明白是非，并不只是一时一事的褒贬问题。〖七〗 鲍宣陈述“七亡七死”的奏章，拿汉朝必然灭亡的凭据来警告哀帝，是从根本上挽救时局的议论。王莽奸诈而又愚蠢，并没有曹操、司马懿的才干，对国家也没有刘裕那样的功劳，却轻易地在宫闱之中转移权力而无人禁止，王莽凭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是因为民心先在死亡中溃散，王莽又用私人的恩惠收买了民心。假如不是成帝沉溺于女宠，哀帝亲近顽童，放纵王莽卖官、残害百姓，并以侵扰劫掠来蛊惑百姓，那么王莽也不过是上官桀、霍禹一类人的后继者，汉朝的国运怎么会灭亡呢？

译张放、淳于长，是王氏篡权的先驱；傅迁、董贤，是王氏篡权的助成者；曹爽、何晏，是司马懿行动的先声；李林甫、杨国忠，是安禄山行动的前导；蔡京、童贯、史弥远、贾似道，是女直、蒙古的帮凶鬼；而如果不是君主沉溺于宠爱享乐、忘记百姓的死亡，这些事情也不能成功。否则，孔光、扬雄之流也曾参与、听闻名教，宗室群臣以及四海百姓，难道会突然因为一点食物诱饵就引诱婴儿，使他立即抛弃自己的母亲吗？所以鲍宣反复陈说赶快拯救百姓死亡的言论，知道探究根本，胜过刘向想要挽回横流，却只想在下游筑堤堵塞。即便如此，鲍宣的话仍有缺陷。后世议论政事的臣子，增加昏暗君主的疑心，给奸臣提供倾轧、嫉妒的借口，都由此而来。鲍宣说：“慎重选择官吏，重用贤能，以警戒奸邪的官吏，使百姓免于死亡。”这话是对的。但不如姑且只说贤者应当任用，让君主自己选择，等君主有所询问以后，再依次列举傅喜、何武、孔光、彭宣、龚胜的贤能来报告，也还不晚。如今却不是这样，仿佛天子身边的近臣全都只能由他任意安置，君主不能掌握任免取舍的权力，群臣也不能参与谋议，这就有逼迫君上的嫌疑，而朋党的诽谤便会兴起。况且傅喜、何武这些人都是大臣，自己尚且不能取得君主的知遇而保全职位，鲍宣难道能凭一封疏远之臣的片言，在同样昏暗的朝廷中取得必然成功吗？明知不可能而偏偏这样说，就是给奸人提供背后憎恨的凭借。石介遇到明主尚且激成党争祸患，何况在庸君、佞幸、权奸相互扰乱的天下呢！进言的人不懂得进言的道理，只是为了得到后世的称誉，对当时毫无益处，都是凭一时意气逞强所造成的。何况鲍宣所称许的人，除了龚胜以外，我没有看出谁有大臣的操守。孔光是大奸臣，却混在清流之中，鲍宣失言了。满朝士人的气节、汉室仅存的忠贞，只有一个王嘉，却不能为自己申诉冤屈。这样看来，鲍宣也只是一个一时意气激发的人，还不足以承担匡正君主、庇护百姓的责任吗！〖八〗 《易》说：“把军队埋伏在草莽之中，三年不能兴起。”所谓“不兴”，其实是担心它兴起的说法。三年不兴，等到它兴起时，燎原的火焰便会在片刻之间燃起。哀帝去世，元后一听到消息，当天就乘车前往未央宫，飞驰召来王莽，下诏把发布调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等事务，全都交给王莽。这是高帝驰入赵军营垒、夺取韩信、张耳军权那样的威势，后来却由一个老妇人断然施行，迅疾如雷、猛烈如风，毫无疑惧；她把提携刘氏的天下交给王氏，只在举手顾盼之间。若不是潜伏三年，使爪牙齐备、羽翼丰满，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悍妇的威势竟厉害到这种地步，英雄不能决断，帝王不能掌握，而她发号施令却轻得像鸿毛！王莽杀曹爽、刘裕战胜刘毅、朱温争夺李克用，都是大声疾呼、深思阴谋、面红汗流、浴血奋战才勉强取得的；元后却安坐休息、谈笑之间便坐收其成。所以王莽像潜伏的军队，藏在平野的蔓草之中，没有险阻的形状，却使人无法测度。潜伏三年而一旦兴起，拥有国家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九〗 何武因为违逆王莽而死，可以称为社稷之臣吗？还不能。何武曾与公孙禄谋划说：“吕氏、霍氏、上官氏几乎危害社稷，不应让外戚大臣掌握权力。”这正是汉室存亡的关键。然而当时，内有元后作为潜伏王莽的军队，外有孔光作为拥戴奸臣的羽翼，何武仅凭孤立的力量扑灭刚刚燃起的火，已经处于必败的形势。国家安危、个人生死，徒然寄托在一句话上，而言语并不可靠，真正可以依靠的，是浩然正气能够胜过它。公孙禄哪里能够始终保全自己呢？何武却同他互相称赞，何武举荐公孙禄，公孙禄也举荐何武，以互相标榜来显示私交，把朋党的讥讽授予大奸臣，这样气势先已衰弱，恶势力又怎么会被战胜呢？公孙禄只是诡诈顺从，所以得以幸免；何武不愿像公孙禄那样诡诈顺从，于是也只能做到牺牲自己的身体罢了。内心不能拿给鬼神作证明，道义不能使小人服从；在宠辱之间进退，却想挽救已经倾覆的天下，就像用水泼在沸腾的油脂上，想熄灭火焰，火焰反而更加猛烈。这不只是自身丧命，国家也因此灭亡，真可悲啊！〖一 ○〗 平当、彭宣都受到班固称许，但彭宣不能同平当并论。平当临近接受侯爵封号时，卧病不起，坚决推辞，知道世事不可为，忧郁而死，可以说是知耻。平当任职时，丁氏、傅氏掌握权力，史书却称成帝虽然宠爱、任用丁氏、傅氏，但政令仍由自己发出，这不同于王氏专权；所以平当以退避的态度等到死亡，也没有辱没这个有名无实的封爵，在自守之道上并未失误。像彭宣这样，位居司空，担任汉室辅弼，王莽杀害两位皇后，诛除异己，心腹爪牙遍布朝廷，而元后又是国贼在宫中的主谋，这正是彭宣应当肝脑涂地、激发天下忠烈之气、挽救一线危局的时候；他却谋求保全身体、妻子，推辞不能做到而请求退隐，这还足以称为人臣吗？龚胜、邴汉尚且还在梅福之下，是因为所承担的职任不同，何况彭宣位居三公，责任如此重大呢？彭宣是一个同董贤、孔光并列居于台辅而不感到惭愧的人，他一生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班固说：“见到危险便停止。”率领天下人对君父的死亡冷眼相看而不加以怜惜，一定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吧！

译◎平帝 〖一〗 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去世；第二年正月，益州进贡白雉，群臣陈述王莽的功德，称他为安汉公，天下的权力随即转移到王莽手中。一个完整强盛、毫无缺损的天下，不到一年就发生转移，怎么会这样快！上面有昏暗的君主却没有立即灭亡，所以桓帝、灵帝相继而汉朝仍未断绝；下面有权臣奸臣却没有立即灭亡，所以曹操最终成为魏王；司马懿杀曹爽、夺取魏国权力，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直到司马炎才开始篡夺天下，是因为国家安危系于一个人，而一个人又要等待天下形势来决定兴废。只有到了天下风俗随波逐流、受到煽动而无法遏止时，国家的形势才会像大堤决口一样，不到一天便溃败得一无所有。所以王莽篡位如此迅速，是因为天下共同拥戴他来篡夺，他自己还没有料到能够这样做，事情却早已成为现实。王莽刚开始兴起时，人们就已经仰望他；他被丁氏、傅氏压制时，为他申诉的人已挤满公车；元后把他从废置之中提拔出来，天下人便一致拥戴他。实在无法知道王莽凭什么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天下却像疫病侵入人体一样腐烂殆尽，无人能够幸免。环绕四海的人疯狂奔走，洪水泛滥直冲云天，又有谁能挽回它呢？使天下失去人心的，是成帝、哀帝的淫乱悖逆；但蛊惑天下风俗的，根源不在这里。宣帝、元帝末年，士大夫怀着鄙夫之心，挟持儒术来装饰自己的贪婪顽劣。所以王莽自以为是周公，他就被当作周公；自以为是舜，他就被当作舜；既然成了周公、舜，人们像发狂一样争相拥戴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平当伪说刚开始兴起时，匡衡、贡禹不衡量自己的德行，也不观察时势，舍本逐末，在衰败淫乱的时代兴建明堂、辟雍，仿照《周官》来装饰学校；孔光接着成为伪说的首领，刘歆等人又吹嘘宣扬，使这种淫靡的声调传播开来。而且经学发生变化，泛滥成五行灾祥之说；阳九、百六的数术，改朝换姓、承受天命的符瑞。甘忠可虽然死了，他的话却流传下来，天下人纷纷相信天命而废弃人事，甚至奔走传递王母的筹策，禁令也不能制止。因此王莽可以用白雉、黄龙、哀章的铜匮来迷惑天下，愚民畏惧上天而向王莽献媚。这样说来，刘向实际上是最初的倡导者，京房、李寻又进一步引导这种说法，逐渐浸润人心，使人迅速变化而迷信妖异。孔子说：“不要做小人儒。”儒者如果成为小人，天下就没有君子了。所以龚胜、邴汉、梅福虽然贞正，却不能以死保卫社稷，并不是害怕灾祸，而是害怕公共舆论以违背道义、违反天理的罪名加在自己身上。小人而又成为儒者，就会有所凭借来文饰自己，因而无所顾忌；所以孔光等奸臣在明堂、辟雍之上得意洋洋而不感到惭愧。王莽将要被汉军斩首时，还把自己比作孔子，愚昧到成为万世的笑柄却毫不怀疑。传说：“国家有道，就听从人的；国家无道，就听从神的。”古代圣人隔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以确立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后来儒者却称说天命、鬼神来使天下人疑惑，虽然有时也能警告君主、纠正其行为使其走上正道，但人的精神陷入似有若无的恍惚之中，反而自行扰乱。即使上面没有昏暗的君主，下面没有奸邪之人，百姓免于饥寒死亡，大乱也一定会发生。风俗淫乱，灾祸便从不可预测之处产生，又有谁能察觉它从哪里开始呢？汉代的伪儒，曲解文章而不明白真实义理，他们沉溺于异端，如同巫觋、史官所传的说法，其后果已经清清楚楚了。近世那些以小人之心钻入儒学的人，不沉溺于鬼神，却沉溺于佛教；佛教，是鬼神之说的精致形式。他们以良知作为门庭，以无所顾忌作为道路，把堕落廉耻、抛弃君亲说成大公无私。因此，上面很少有失德的君主，下面也没有权奸，天下却像浮萍散开、波浪席卷一样，不到几个月便把宗庙社稷拱手送给别人，比汉朝的灭亡还要急迫。小人式的无所顾忌的儒者，损害风俗，使天下沉沦，其祸害比蛇、龙、猛兽还要猛烈，却侥幸逃脱诛罚。有志之士，难道能够不把斧钺用于定论吗？〖二〗 君子的经世之道，只有小人无法偷取的部分才是真正的经世之道；即使不必完全符合先王一贯的常道，只要能够治理世务，也只有小人无法偷取的部分才是如此。君子经世的道理，有实质，也有文饰。所谓文饰，有的是感情已经深厚，自然显露出美好；有的是忠信已经遍及天下，得到上天保佑和人民顺从，本来可以借助文饰来增加光彩。这些都只是实质之外的东西，君子并不依靠它们作为经世的根本。于是小人偷取这些文饰，内心实情隐藏而不可见，天命和人心不能自行显现，小人便偷来仿效，竟认为君子的道就在这些方面，毫不惭愧。这样看来，小人能够偷取的东西，显然不是君子所崇尚的根本。封建、井田、肉刑，三代能够长久安定太平，使用的就是这三种制度；然而小人却无法偷取它们。为什么？因为这三者都是依据天时和人情，顺应时代而建立根本的。天下有一千八百国，各自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汉代的王侯不过是享用租税；五刑所属共有三千条，而汉高祖只约定法令三章；田地的税率是十分取一，汉文帝又改为二十取一，后来甚至全部免除。小人无法偷取这些做法。为什么？虽然它们未必符合君子一贯的常道，但只是顺着实际情形行事而不顾文饰；小人尚且厌恶这样做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不愿仿效，因为这不是表面的文饰。《七月》这首诗，讲的是劝勉农事，王莽却偷取它的形式，下令让大司农部丞十三人分别管理一州，以劝勉农桑，看起来相似。养生、送死、婚嫁、宫室、器物和服饰都有规定，这是礼制的等级；王莽也偷取这种形式，制定制度，规定官吏和百姓的品级，看起来相似。像这一类事情，君子的道理似乎有些表现在其中；但小人既不减少自己的欲望，也不劳苦自己的力量，不妨碍自己的恶行，只拿着空洞的文书，设置苛刻禁令，便可以一旦自居为实行君子之道而毫不困难。由此看来，君子经世的大道理显然不在这些表面形式上。为什么？农桑，是百姓自己就会努力的事情，并不是要等到法律驱使才去做。制度，是士大夫所遵守的，平民百姓却未必能够理解；只要国家没有相互冲突的政令，家家没有特殊怪异的习俗，自然地实行它就可以了，并不是用各种法律限制得不许不做，随后再用刑罚强迫实行。然而小人偷偷仿效这种形式，便自以为相似；即使实际上没有成效，也可以欺骗自己，于是洋洋得意地对天下说：我已经实行君子的道了。所以，文饰是先王不得不有的东西，而且世代之间还有增减变化，原本就不是要让后世照搬仿效的。承接历代君王留下的弊病，却仍能建立超出万物的功业，才能立起高明宏远的境界，使小人仰望它如同仰望无法攀登的高天。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真诚罢了。真诚是无法偷取的。〖三〗

译天下人相互学习虚伪，不仅行为表面变得虚伪，连内心也转而真诚地相信虚伪，所以小人的真诚，还不如没有真诚。真诚只是一个空名；智慧、仁爱、勇敢，才是实际用来充实这个空名的内容。因此，善于谈论真诚的人，一定会说真诚而仁、真诚而智、真诚而勇，而不会只说一个“真诚”。陵阳人严诩在王莽时代凭借孝行做官，任颍川守，把属官称为师友，有了过错也不责罚，结果郡里的政事大乱。王莽征召他担任美俗使者，严诩离开郡府时，伏地哭泣，说自己过去以柔和的方式治理，王莽一定会用刚硬的官吏来代替他，因此悲哀颍川的士人必定会遭受法令的祸害。他这种像鱼吐泡沫相互濡润般的仁爱，大概也不是假托行为来装出来的。他起初只是想得到人们的欢心，于是同人亲近，与人相处熟了，时间久了，渐渐流于柔媚而自己也没有察觉。大概是长期受到王莽虚伪风俗的熏染，日积月累地变化，羞耻和辨别是非的心迷失了，不能回头。现在试想他当时哭泣，眼泪究竟从哪里流下来？若责问他这是虚伪，他不会承认；若说这不是虚伪，他又能相信自己吗？唉！行为上的虚伪，到了虚伪暴露的那一天，公正的舆论自然会伸张；内心也真诚地相信虚伪，却会使整个天下如同发狂，没有人能够相信自己的哀乐喜怒，于是天理和民间常道全都消灭了。所以天下数万愚昧的民众，奔走着为王莽诉讼、称颂王莽，众口一词，难道全都没有真实感情，只是一起受到利益诱惑和威势胁迫吗？虚伪深入人的心肝脾肺，便会即使面前有刀锯、身后有鼎镬，也不顾惜自身。蔡邕对董卓的欢悦，姚崇对武瞾的哭泣，都是从内心发出而不能自我抑制的。虚伪竟真诚到这种地步，损害人心，成了深入膏肓的疾病，不是药物和针石所能医治的。〖四〗 陈涉、吴广失败而死，后来胡亥才灭亡；刘崇、翟义、刘快失败而死，后来王莽才灭亡；杨玄感失败而死，后来杨广才灭亡；徐寿辉、韩山童失败而死，后来蒙古才灭亡。冒着天下最大的危险首先起事的人，没有不先自行失败的。作乱的人不顾死亡，守正的人知道会死却不害怕；他们的死亡，正是暴君、篡位之主相继灭亡的先兆，先死去为此殉难也就可以了。陈胜、吴广、杨玄感、徐寿辉、韩山童，都怀着侥幸心理，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并不是有能力冒险赴死、争夺天下的人；只是上天将要灭亡秦、隋、蒙古，而他们恰好承接了这个时机。刘崇、刘快、翟义不忍心看到国仇未报，奋不顾身地同逆贼争夺国家存亡，并非因为天意，而是因为他们的志向如此；其中翟义尤其壮烈。翟义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却置生死于度外；他的智慧比不上子房，但勇气超过了子房。王莽篡位时，天下人如同发狂一般奔向他，孔光、刘歆之流援引经术来引导谄媚，连上天的神明、虞舜的圣德、周公的忠心，也被一群不得志的人诬陷而无法申辩。翟义明确指斥王莽这个贼子，号召天下人反抗魔魅般的王莽，所以南阳的刘氏宗族一兴兵，王莽的首级很快就在渐臺丧失。这样看来，陈胜、吴广、杨玄感、韩山童、徐寿辉，是上天借他们的死亡来灭亡秦、隋、蒙古；而翟义、刘崇、刘快，则是自行献出肝脑，挽救天命的衰败，伸张上天对王莽的诛罚。不逃避而死去，翟义尤其壮烈啊！

译◎王莽 〖一〗 王莽还没有灭亡，刘歆先被杀；刘歆还没有死，他的家族先被灭亡，真可悲啊！刘向留下的恩泽不能保全他的子孙，连跟随他学习的门人也一起化为灰烬。甄丰、王舜，都是推戴王莽以分得利益的人。仿佛鬼神夺去了他们的魂魄，甄丰因作乱被杀，王舜因惊惧而死，由此便可以看出鬼神之道。推戴王莽的事情已经成功，内心却不能安宁；这种内心的动荡，是鬼神使它动荡，阴阳二气的良能所显示的征兆，无法掩盖。因此他们都不得善终，而刘歆所受的惩罚尤其惨酷。《易》说：“小人却乘坐君子的器物，盗贼就想着夺取它。”刘歆是小人，凭借父亲刘向留下的声望，自命为儒林人物，来偷取先王之道；君子的器物，难道可以让他乘坐吗？外表像君子，实际上却依附于坏人一党，所受的惩罚必然比普通小人更重。圣人的学问、天子的位置，以及上天所临照的一切，都是不能偷取的。假使天下把偷取这些东西的人当作君子，那么王道就会断绝，圣教就会夷灭；姚枢、许衡能够幸免，也只是侥幸罢了。〖二〗 严尤劝阻攻打匈奴，如果说这是替王莽谋划，那还可以这样说；但后世急切地把它称为定论，却不对。王莽召来天下动乱，是从攻打匈奴开始的：欺骗上天，蒙蔽人民，使中国疲敝，祸乱必定从这里发生。严尤不敢说王莽不可以攻打匈奴，而说匈奴不可以攻打，是为了避开王莽的忌讳而加以隐讳；难道他果真像希望蚊虫不要飞到眼前，便无事可做，反而到水草丛中去寻找它们来扑打吗？秦朝毒害天下而灭亡，是因为阿房宫、骊山陵墓、无节制地巡游以及滥杀而不加惩治，并不是因为筑城、修边塞、排斥远方的匈奴所造成的祸害。汉武帝使天下疲敝，是因为建章宫、柏梁台、祭祀祈祷求仙以及奔驰于海岳之间，也是因为贪求一匹马而发动绵延万里的军队，并不是因为扫荡幕南的王庭、剪除匈奴所造成的祸害。秦靠武力战争取得天下，百姓还没有得到休息，筑城戍守的劳役又突然兴起，于是民怨产生。汉承接文帝、景帝休养生息的余裕，中原没有战事，于是趁此机会消除外部逼迫的大奸猾，所以汉武帝的功业，到了宣帝、元帝时才收到成效，甚至延续到哀帝、平帝时，单于仍然臣服而不改变。王莽取得天下，比秦更加悖乱，却急忙任用那些不懂军事的年轻人，这就是秦朝的延续，必定比秦更加严重；严尤心里知道这一点，只是不敢公开直说罢了。难道可以因此把他的说法当成定论，而废弃汉武帝的功业吗？战争，是毒害天下的东西，是圣明的君王所不忍使用的。除非对方不是与我们同类的鳞介爪牙之属，侵犯我们的藩篱，断绝人的正常生活，使我们不得不使用战争，否则天下本来可以没有战争。所以王莽聚集军队、转运粮饷来困扰匈奴，作为长远打算，未必不是一种策略；而严尤想要深入匈奴境内、像雷霆一样猛烈打击，也是错误的转运筹划。王莽不是合适的人，王莽所处的时代也不是合适的时机，所以采用严尤的办法，反而招来了天下的动乱。假如不是王莽，严尤的策略就同赵普主张放弃燕、云二地一样，只能偷取一时安宁，却会把祸患留给后世。〖三〗 西汉灭亡时，龚胜、薛方、郭钦、蒋诩、陈咸，都清白自守而不受辱，行为踪迹彼此相近，却不能等量齐观。薛方用诡辩的言辞来免祸，那么处在盛世而隐居的严光、周党又该如何评价呢？君子给人定名，必须能够说得通；所说的话可以谦逊，却不可以诬蔑。若把王莽说成唐尧、虞舜，那么他就是唐尧、虞舜；在心里筹划这种说法，出言却又如此，薛方凭什么使自己心安？王莽的叛逆是以虚伪为本，而虚伪不足以长久维持；只要有见识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一定会躲避他。薛方究竟是躲避日后王莽诛杀臣下的灾祸，还是躲避当时违逆王莽的祸患？他在权术方面比龚胜高明，难道能够同龚胜并列吗？他只不过比纪逡、两位唐氏更聪明罢了。郭钦、蒋诩可以说是自爱自守。陈咸以有病为辞而不应召，这种辞说也很谦逊；但他把汉朝的全部律令、文书收藏起来，藏在墙壁中，难道只是等待汉氏中兴后有人来寻找吗？他实在有不忍之心。儿子思慕父亲，爱惜父亲手泽留下的遗物；臣子眷恋君主，怜惜君主留下的典章。典章，就是先王精神所在的地方。因此可以知道陈咸有不忍之心。唉！龚胜以死来保全自己的操守，陈咸以生来保存汉朝的典章，他们内心产生的恻隐悲痛是一样的。若没有这两个人，我还能同谁一道呢？〖四〗 天下人相互习染怪异，便没有什么不怪异了。郅恽援引天文历数，上书王莽，要求王莽退居臣位，重新建立汉室，这难道不能说是怪异吗？以王莽的残酷，天下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杀的，但郅恽却免于一死；王莽欺骗上天，又借上天之名诬陷别人，所以忌惮上天而没有加刑，郅恽因此抓住这一点，把话说得充分而毫无顾忌。郅恽凭借这种故意卖弄的智谋，闭门不接纳光武帝，却反而得到奖赏，世人都惊叹他的奇异，赞美他的志节，却不知道君子一定会斥责他为怪异之人，不屑谈论他。怪异之士不受惩罚，天下就不得平正。即使明主把他杀掉，天下人仍会惋惜他。根本的常道不正，百姓便习染邪恶，流俗的议论把怪异当作奇异；像这样的人多得很。

译卷六 ◎后汉更始 〖一〗 因为名义而推举奉立某人，推举者的志向不会坚定；别人为了名义而尊奉自己，地位也不会稳固；项梁拥立怀王，新市、平林拥立更始帝，就是这样。天下人对楚国灭亡感到愤怒，希望刘氏重新兴起，这是人们共同的感情，却不是项梁以及张卬、王凤、朱鲔的真实感情。怀王、更始帝没有考虑到这种推戴会反过来影响自己，只接受推戴而占据君位；名义难道足以永远系住天下，并收束那些桀骜之人的私利之心吗？怀王任用宋义、压制项羽，祸患便从项氏那里发生；更始帝始终依靠诸将，却没有人替他抵挡赤眉的锋芒。依循不坚定的志向，建立不牢固的根基，无论是怀疑还是相信，处处都是招致祸患的门径。唉！这种危险并不是一天一夜形成的。然而士人处在这样的时代，实在艰难啊！别人因为名义拥立君主，而我不去侍奉他，世人就会以名义和道义责备我；顺从而同他合作，今天输送的忠诚，反而会成为日后结党事奉贼人的基础。荀彧之所以退不能保全自身，进不能保全节操，就是这个原因。嬴氏的暴虐、楚国的灭亡、王莽的篡位、汉朝的中途断绝，只要有良知的人，谁不愤怒？但在服从还是违背之间斟酌，正处在间不容发的时刻，一旦确定行动的志向，自己一生的事业就可能毁掉。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考察实际情形，受到名义的驱动罢了。对此要谨慎啊！〖二〗 力量相当，就要衡量道义；道义相当，就要衡量德行。力量可以依靠，道义可以依靠，但到了德行，却不能只靠自己来凭恃。伯升果真有取得天下的志向，若同更始帝力量相当、道义相称，那么就应该以德行取胜；天下人怎么会舍弃他呢？诸将想拥立更始帝，不如暂且顺从他们，等待更始帝自己败亡。如果他不败亡，那么上天将会把天下授予他，人民也将归附他，自己又怎么能同他争夺？如果他败亡，就暂且顺从诸将的愿望，使自己置身于祸福之外，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所以高帝接受巴、蜀、汉中的封地，等待三秦的怨恨、三齐的反叛来使项羽屈服，项羽最终果然屈服。伯升不知道采用这个办法，却强硬地同张卬、朱鲔争斗；天下这个最大的宝物，难道有可以靠自己争夺、靠自己取得的吗？他被诸将加害，是因为不自量力而冒险触犯祸难。连李轶都已经扼腕，想着要加害他，何况其他人呢？〖三〗 王莽被诛杀后，更始帝定都雒阳。赤眉军首领樊崇带领二十多名渠帅入朝觐见，这是关系天下安危存亡的重大关键；更始帝在这里错失了机会，他的灭亡也就决定了。平定天下的纷乱，谋划规模可以预先确定，却不能把一切细节都预先确定。王莽尚未被诛杀时，汉军的力量全部集中于王莽；王莽平定后，各路盗贼正在兴起而没有平息，这本来就是更始帝预先没有谋划到的。一旦王莽被诛杀，众人解除重大忧患，互相庆贺天下已经大定，突然面对赤眉，却不给自己留下从容考虑、审慎处理的时间，这就是预先谋划所没有涉及的地方。王莽未被诛杀时，赤眉是王莽的赤眉；王莽已经被诛杀后，赤眉就是汉朝的赤眉。以刚刚建立的国家取代王莽，却要承受赤眉造成的巨大灾难，便惊慌失措，不知如何裁处；等到谋划错误、事情失败之后，才知道此前的疏忽。当时士气刚刚充盈而容易松弛，时机来得极快而难以挽留。善于平定乱局的人，能够在顷刻之间使局势安定而长久肃清；人们会说他有不可测的智谋和勇气，却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精神并没有片面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本来就保留着余力来等待变化。所以，面对强大敌人，举办公共大事，谋求伟大功业，集中精力、专一意志以求成功，并不是最困难的；真正困难的是强敌已经消灭、大事已经决定、功业已经完成之后，正当天与人互相责成，艰难一起聚集到一个人身上。这是中等才力以下的人所无法谋划的，而真正有大作为的人能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以应对万般变化的流转；权宜之术虽然不能预先设置穷尽，但根本道理却没有穷尽。更始帝君臣，哪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们派使者去劝降赤眉，只担心赤眉不投降，却不知道赤眉不投降还不是最值得忧虑的，赤眉投降后的忧患反而更大。既然如此，既没有预先确定的办法，又不能暂且搁置赤眉而赶紧治理自身；既然不能像圣哲那样在顷刻之间控制局势，那就不如暂缓处理，等待形势稳定。上天自有不可预测的吉凶，人也自有突然的离合；可以招降，等到适当时机再招降；可以讨伐，等到适当时机再讨伐，这也可以说是顺应天时、乘势而行，等待天命了。事情开始时，没有留下余力来等待变化；后来又不能暂且搁置赤眉；更始帝的灭亡，就是因此在樊崇入朝觐见时决定的。〖四〗 光武帝拒绝更始帝，和昭烈帝驱逐刘璋，是一样的；评论者苛责昭烈帝，却放过光武帝，这是失于公平。刘焉对于昭烈帝，名分上并不统属昭烈帝；光武帝则本来已经接受了更始帝所授的大司马之命。更始帝是在汉室已经灭亡之后兴起的，天下人拥戴他来继承汉朝的宗庙社稷；刘焉处在献帝时代，坐视宗族国家日益衰败，却还占据土地，自我尊大。因此刘焉父子有可以被驱逐的罪过，而更始帝没有。如果说更始帝不能安定帝位、保存汉朝，那么刘璋的软弱，又哪里足以保全三巴而不把它交给曹操呢？这样看来，若以忠信坚贞的道义来责难，昭烈帝有话可说，光武帝却无话可说。至于光武帝没有同篡逆者受到同样的惩罚，本来也是有道理的。拥立更始帝，并不是光武帝兄弟的本意；张卬、朱鲔动摇人心而无法遏止，所以才奉更始帝为君，接受他所赐的鈇钺，这些都是出于不得已，姑且借此保全自己。君臣之间的道义，是在人心中产生的。天下正在动乱，君臣关系尚未确定，没有归属某一君主的名分和道义；大家共同兴兵讨贼，势力相当、德行相称，志向却并不归属于同一人。因此，更始帝不具备成为光武帝之君的条件，光武帝拒绝他，内心并没有愧疚。道义不是外在的东西，能够使内心相信而没有大的愧疚，这就可以了。既然如此，光武帝可以免去不忠的惩罚，昭烈帝也可以免除不信的罪责；不能拿一种固定的信义标准来一概纠正他们，那么对于昭烈帝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五〗

译更始帝没有成就大业的能力，史书对他的恶行说得非常严厉，其中或许也有夸大的话。史家想要夸耀光武帝的盛德而掩盖他自行起兵称帝的不当，所以不把更始的罪恶说尽；否则，就会使人怀疑光武也有可惭愧之处。至于更始的灭亡，是因为他放弃雒阳，向西把都城迁到长安。当时，赤眉军在濮阳，城头子路、力子都在河、济之间；力子都，《后汉书·任光传》作“刁子都”。《通鉴》注文说：《姓谱》记载，力姓出自黄帝的辅佐力牧，汉代有力子都。现在从《通鉴》的说法。铜马、大彤等贼军在燕、赵，李宪在淮南，天下最动荡而没有确定下来的地方正在东方。然而更始仓促地逃避劳苦、趋向安逸，想依仗关隘来巩固自己，于是天下人深知他不值得依靠，争相扼制他的空虚之处。他只想长久保有旧宫的富贵，以封闭自守、滋长势力；这就像狐兔依靠洞穴求安，而韩卢在外面奔驰跳跃，刚一出洞就必然免不了被捕。王莽被诛之后，关中并无战事，隗嚣抛下宗族来追随自己。在这个时候，如果得到一位像寇恂这样的重臣，镇守安抚长安并使那里安定聚集民众，作为雒阳的根本；同时定都雒阳来压制山东，那么即使光武帝在河北瓦解，他难道还能迅速收取河内、攻下河东而毫无顾忌吗？赤眉军已经投降的余部，必然不可能像进入无人之境那样纵横驰骋、任意施展志向了。更始所任用的大臣，大多是群盗的首领，只贪图长安的富庶兴盛，却借口恢复高帝的旧业来进行清剿；其中像朱鲔、刘嘉、鲍永这一类稍有不同的人，也抵挡不住满朝非议。于是，堵住门户，沉溺于燕雀般的嬉游，本来就是他们应有的结果。光武帝在突然兴起之际得到人才并任用他们，既没有盗贼的习气；等天下刚刚安定，又不任用他们充任三公，而另行任用有深远见识的人；表面上设置西都，实际上确定都城在雒阳，以安定东方的寇乱。这些做法都是吸取更始的过失而反其道而行。老子说：“不善之人，是善人的资助。一切更始的过失，都是光武的资助。” 六 匈奴造成的祸患，到元帝、成帝时期已经大大减弱了。东汉初年，因为卢芳的缘故，匈奴又给中原造成巨大祸害；这不只是王莽激怒匈奴的结果，也是更始挑衅匈奴造成的。更始帝尸位于关中，赤眉军横行于曹、濮，萧王在河北另有异志，公孙述割据于巴、蜀。在这种时候，哪里有具备德行和威势、足以影响匈奴的人？却轻率地派一个使者，依照旧例要求匈奴顺从自己，招来匈奴的侮辱，又把傲慢轻侮的话送给匈奴，实在是自取其辱。因此，严尤的劝谏，在王莽时期所说的话，到这里仍然适用：不能用武力讨伐，也不能靠和亲使其服从；夷狄哪里懂得仁义，他们只看形势罢了。更始的势力尚且比不上王莽，却想让匈奴重演呼韩邪归服汉朝的旧事，既不估量自己的德行，也不衡量自己的力量，给边关留下了几十年的祸患。陈遵确实是个妄人。改朝换代之后，如果没有窦宪、耿秉那样杰出的人，汉朝就危险了。

译光武 一 昆阳之战使光武帝威震天下，王业的兴起就从这里开始了。王邑、王寻的军队号称百万，压向临时拼凑起来的汉军，这是关系到存亡生死的关头。诸将想要分散退回各城，光武决意迎敌，诸将不听；等到面对敌人又动摇退缩，覆灭便随之而来。光武心里明白其中的吉凶，却难以向这些庸劣的众将说明，于是本来正是应该慷慨争辩、痛哭请求他们一定听从的时候。他却微笑着起身，等他们来请教而不逼迫他们开口。万一诸将不再来询问，仓促惊散，他难道能不跟他们一起覆灭吗？唉！这就是成就大业的人与只凭一时意气、自负勇气的人不同之处。王寻、王邑的军队已经逼近到他们的颈背，诸将想要逃散却已来不及了，光武早已知道这一点。他既知道诸将想逃散而又来不及，却还逼着他们争辩，只会引出他们喧闹的言辞，使双方互相助长，反而更加削弱他们的士气；这样一来，不争辩反而能够成功，争辩则一定不能成功。而且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假使敌军没有立即逼近相迫，诸将惊慌溃散，敌军随后追击；王邑没有谋略，严尤又迟疑不决，军队虽然众多却没有纪律，外表强盛而内部空虚，那么诸将溃败之后，敌军骄傲懈怠，我们仍可以从中乘隙而起，难道会没有办法应付吗？只不过不如眼下这样容易罢了。诸将可以自己走向灭亡，光武却本来不会灭亡；项梁死后高帝仍能兴起，就是明白的验证。微微一笑之中，自有充分的余地，哪里有空闲同那些碌碌无能的人争高低呢？而且还不只是这样。成败得失取决于人，存亡生死取决于天；既然把汉室兴亡的事业担在自己身上，那么即使王寻、王邑果真长驱直入，诸将又没有能力再次振作，事情的成败、个人的生死，也应交给上天，而不是人力所能强求。假如不能把自己的存亡付之一笑，听凭时机的安排，那么精神先在身体和性命之前垮掉；即使慷慨痛哭、同诸将争执，也不过是具有了一个普通将领的心态。凭偶然猜中的一个计策，怀着愤怒而求取胜利，尤其是取败之道，又比诸将纷纷扰扰好在哪里呢？天下如此广大，生死的缘故、兴废的关键，如果不是心胸旷达、超然置身其外的人，就不能深入其中而转动它的枢轴。所以武王的诗说：“不要使你的心有二。”应在事情尚未发动之前谨慎谋划，事情既已发动之后便坦然忘掉机心；上天赐给帝王智慧，也必定赐给他们勇气。所谓勇，并不是意气用事、自逞刚强，而是淡然面对生死存亡而不失去分寸。光武微笑起身，不同诸将争论进退，这正是成就大业的人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二 怀王派高帝进入关中，高帝的王业因此奠定；更始派光武巡视河北，光武的王业也因此奠定。成就大业的人刚刚起兵时，不愿亲自充当首先用兵的人，往往必须借助他人来兴起；等到威名已经显著，却又跟随在行军队伍之间，那么得失兴亡的关键，就不由自己掌握而要因人成事。稍一想要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祸患就已经从身边发生了；宋义因此死于项羽之手，伯升因此死于李轶、朱鲔之手。既然如此，项羽禁止高帝、不让他进入关中；更始听信朱鲔，拒绝刘赐的请求，不把河北交给光武。难道项羽和更始就可以始终保住帝位而没有人同他们争夺吗？回答说：不能。禽兽之间以气势相互制约，人之间以道义相互役使。项羽有韩信、陈平，却不能阻止他们离去；更始有隗嚣，却不能使他服从，因为没有可以役使他们的办法。假使把高帝、光武置于股掌之间，既不能使用他们，又不能杀掉他们，项羽和更始反而会因无计可施而陷入困境。三齐刚刚受封便随即反叛，彭越、陈余、英布纵横驰骋、桀骜不驯，等待时机；王郎在河北蜂拥而起，赤眉军反戈向西；项羽和更始最终都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只会不断招来祸乱。连尔朱兆都不能从高欢手中取得胜利，何况高帝、光武所受到的涵养和磨炼更深呢？所以把范增、朱鲔看作忠诚而有谋略的人，是愚蠢的；他们不能挽救败局，反而只会扰乱天下。没有驾驭豪杰、平定四海的办法，却抱着猜疑嫉妒去困厄他人，灭亡只会更快。三 君王代替上天施行赏罚，如果又把权术谋略掺杂进去，就是违背天意，天下也不会服从；这不只是对臣民论功行赏、按罪定刑而已。武王把武庚封在东方，是不得不封，因为这是天意；周公辅佐成王诛杀武庚，也是不得不诛，因为这同样是天意。在三代以前，诸侯有道，天下归附他，他就成为天子；天子无道，天下背叛他，他就退回成为诸侯。武庚应当封为诸侯，便不得不封；武庚本来应当安守侯服，却想再次违抗天命，便不得不诛杀。既然代替上天施行赏罚，就应当洞然明白地把赏罚之权公之于四海，不能把它曲折地操弄成驾驭人的权术。苏洵只是不懂这个道理，所以用权术来揣测君王的举动，形成了小人的邪说。王郎派杜威前来纳降，杜威替王郎请求封为万户侯，光武说：“只求能够保全性命就可以了。”刘恭替盆子请求投降，刘恭问应当怎样对待盆子，光武帝说：“只让他不死罢了。”君王的话多么伟大！奉行天意来施行赏罚，不把个人的心意和智谋掺杂进去，这才是真正能够继承上天、成为上天之子的做法。王郎是妖人。妖人倡导叛乱，不可不诛；因为他投降，暂且宽赦他，后来却最终拒绝他的投降而把他斩杀，用来惩戒天下的妖妄之徒，于是天下安定。盆子是一个愚昧而被人拥立的人。他既愚昧又卑贱，却想要侵犯天子的地位，论罪可以诛杀；这并非出于他自己的志愿，而是听命于他人，便可以宽宥；只让他不死，再授予散秩供养他，义理正当而仁厚也充分。最难做到的是，光武只用一句话便作出决定，不再用曲折的话来诱导他，明白通达地向天下昭示刑赏的公正。所以说：君王的话多么伟大！他体察上天而无私，成为上天的儿子。讲权术的人却不是这样想：他们内心厌恶王郎，表面上姑且答应他，认为这样可以收拢群雄之心，使刘永一类的人接连改变面目、表示归顺。难道没有看见唐高祖对待李密，后来究竟怎么样了吗？一旦狡诈兴起，天下人便互相助长虚伪，所以整个唐朝，藩镇一会儿叛乱、一会儿归服，拿这种态度同朝廷讨价还价，战争始终不能停止。这样看来，所谓权变并不是真正的权变，不过是用虚伪助长祸乱罢了。《汤诰》说：“有罪之人不敢赦免，天帝的臣子不加遮蔽，取舍全在天帝心中。”这正是天帝的心意，难道还忧虑天下有人不服吗？又有什么可畏惧的，要同别人充当买卖双方的中间人呢？所以用权术来笼络天下的人，不过是妇人的小聪明罢了。四

译冯异在雒阳招降李轶，李轶回信说：“千载难逢的一次会合，希望成就断金之交。”冯异杀了武勃，李轶却闭门不救；按理说，冯异本应接受李轶的投诚，雒阳也可以迅速攻下。光武却公开宣示李轶的书信，使朱鲔杀掉李轶。李轶原本与伯升一同起兵，后来谄媚侍奉诸将，嫉恨伯升而进谗使他被杀；光武想亲手报仇已经很久了。李轶死后，雒阳的包围经过一年才被攻破；有些事情宁可多费劳力，也不贪图眼前的功劳，以伸张大义，这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杀伯升本来是朱鲔的主意，李轶只不过迎合朱鲔而听从了他。光武对朱鲔，则派岑彭去劝说：“举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怨仇。朱鲔投降，官爵可以保全；黄河还在，我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被授为将军，封为列侯，封爵世代相传。同样有怨，却给予不同的报偿；通达事理的人处理恩怨，竟能做到这种程度，不是常情所能测度的。不过，难道真的有什么不可测度的吗？伯升当初起兵，最先是李轶发难；他迎接光武并同他谋划，因此李轶本来是光武兄弟所倚重的心腹。更始即位后，朱鲔、张卬突然显贵，李轶立即背弃他们而投向朱鲔、张卬。随形势变化而转移，是小人的常态，又何至于反戈持刃，毫无旧情呢？等到光武刚刚平定河北，开始有了进入关中的打算。更始把三十万重兵交给李轶守卫雒阳，而李松刚被赤眉打败，李轶又窥见长安不稳固，便想依附光武，厚着脸接受“断金”之言，竟不感到惭愧。光武说：“季文多诈，不能抓住他的要领。”于是只是借朱鲔之手杀了他，但对李轶的讨伐仍未完全伸张，因此不能把他同朱鲔相提并论。朱鲔起兵于平林，比光武先起事，与伯升原来没有交情；奉更始之命并替更始谋划杀死伯升，也不过是像范增那样的愚忠。更始的诸将大多是盗贼，唯独朱鲔有所不同。杀死伯升，却留下光武而不遣送，说明他只知道有更始而不顾其他人；诸将挟持功劳，想要各自称王，更始不能违背他们，只有朱鲔独自守住高帝的约定，辞去胶东的封爵；奉命守卫雒阳，经过百战，同寇恂、冯毕争夺生死存亡；等到长安被攻破，更始向赤眉投降，雒阳孤立无援，他仍然坚守城壁，不因杀死伯升而感到惭愧，因而不肯投降。所以，纵观更始朝廷，真正可以共谋大事的，只有朱鲔一人。在侍奉君主的道义和立身处世的羞耻感方面，他几乎可以说接近完善了。假使光武因为怨恨李轶，也怨恨朱鲔，便拒绝接受朱鲔的投降而杀掉他，那就是因为个人怨仇废弃天下的公义，还会鼓励臣下怀有异志，以便在顺从和违抗之间投机取巧，又凭什么劝导忠诚呢？孔子说：“用正直来报答怨恨。”所谓正直，不过是合乎义理罢了；对于李轶的罪行怎么可以忘记，对于朱鲔又怎么能存有一点芥蒂呢？五 效法卓茂的作为，能够教化当今的人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效法卓茂的作为，就一定能够教化人吗？回答说：为什么可以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个人平素行为没有过错，内心没有虚伪，并且在大节上也不失守，这样去实行，便会和顺而没有强行改变事物的意图，笃实而不期待功名建立；用天理来推动他，万物也不能违背。否则，像严诩那样以此扰乱颍川，正是所谓“乡愿是德行的贼”。王莽掌握国政时，上下都相继作伪；那些仿效卓茂的行为来夸耀德化的人，并不只有一个严诩。王莽都乐于推重他们来诱导天下，他们也乐于依附王莽来成就自己的仕进。王莽居摄时，卓茂因病免官，名声没有照耀当时，王莽也不再有所求于他。卓茂从流俗中拔身而出，安处困约来使自己蒙受卑污，致力于实际行动而远离虚名，这一点正是他远远超过他人的地方。而且，他晓谕属下百姓说：“人之所以能够群居而不混乱，区别于禽兽，是因为具有仁爱礼义，知道彼此敬重、彼此服事。”他扩展愚昧卑贱之人的见识，使他们明白天理流行的真实道理；这哪里是借宽仁的姿态来求取声誉的人所能做到的呢？卓茂正因为有这一点，虽然没有显赫的名声，但志向始终没有降低；虽然违背世俗人情所喜欢的顺从，却没有违背天性的贞正。如果不是这样，恭敬便会成为谄媚，宽厚便会成为松弛，朴实便会成为鄙陋，内心没有所得，大节也不能保全，只是装出从容平易的样子。石建便凭借这一套猎取显赫名声和丰厚实利，却不能保全他儿子的善终。上天不可欺骗，人也确实不能一再欺骗。因此，想要学习卓茂的人，不要只从他的外在行为和事迹上寻求。六 鲍永、冯衍确实知道更始灭亡以后才投降，这是正确的。然而既然已经侍奉君主却没有始终如一，只是接受投降以免遭战争攻守之祸，难道还可以妄想得到额外的福分吗？鲍永因为建立功劳而受封，虽然接受封爵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但归根结底也只能听凭新君主自行决定赏赐或夺取。冯衍说：“天命难以知晓，人道却容易守持；守道人臣，何必忧虑死亡？”如果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处在贫困中如同处在富贵中，地位卑贱如同地位尊贵，悠然自得地度过一生，听候天命而不另有求取，难道不能成为大丈夫吗？可是他却怏怏不乐、意志消沉，把愤怒迁移到妻子儿女身上，又把怨恨发泄在文章辞句中。这样看来，他从前阻守孤城、抵抗强敌而不投降，正是留下了一条没有被挑动的节操，给日后改嫁留下余地；冯衍一生的败处，就在这里。光武最终废弃他而不任用，不也是应该的吗？七 光武帝对待彭宠，如果不说他刻薄寡恩，那就无法解释了。王郎之乱时，如果没有耿况和彭宠的力量，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天下大致安定后，光武却把彭宠置之不理，反而让年轻而骄躁的朱浮位居他之上，彭宠怎么能不怨恨呢？光武泄露朱浮的奏章来激怒彭宠，使他迅速反叛并被杀，实在不知道光武究竟是什么心意。难道是认为彭宠当初派遣突骑帮助光武讨伐王郎，并没有坚定的意志，只是被吴汉、王梁胁迫诱导，而耿况、寇恂又从旁鼓动，因此与他有了嫌隙；所以彭宠即使有功，也应当算作有罪吗？天下人竞相起兵，人人怀疑别人会称王称帝，这些事难道容易在战乱之中看透吗？既然彭宠对光武有功，又曾救助他的危急，本来就不可以忘记。光武能够容忍反复不定的人，却不能容忍彭宠，这是为什么呢？

译不过，彭宠没有得到善终，也有他自取的原因。耿况最初归附光武，也是寇恂决定的；既然已经决定听从寇恂，就派自己的儿子耿弇亲自率兵前来。称帝的建议，耿弇毫不回避地秘密陈说，所以寇恂虽然受到光武委任，也不能掩盖耿况父子的输诚。彭宠却不是这样。他听从吴汉、王梁的计策，立即派吴汉、王梁负责办理，给他们提供军队，成就了吴汉、王梁的丰功，而彭宠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吴汉、王梁奔驰于中原，而彭宠自己安坐渔阳，为什么不亲自树立功业，反而倒转权柄交给别人呢？彭宠的愚蠢不应当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可知他心中仍有犹豫。光武兴起，吴汉、王梁便为自己建立功劳；光武失败，吴汉、王梁承担罪责，而彭宠自己仍然拥有关郡，置身事外。唉！处在乱世、拥有重兵，形势决定了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不是儒生和策士徘徊顾虑的时候。如果还考虑不能把自身托付出去，那么窦融虽然后来才来，也不会受到猜疑；如果确实审慎决定可以托身，就应当把得失生死在一念之间决定下来。若只是姑且同他合作，同时留下余地以便自己置身事外，就会触犯英主最大的忌讳，遭受众人的交相指责，没有谁能够避免。《易经》说：“在泥中等待，将招致寇贼来到。” 处在危难之中尚且要谨慎，何况还有强悍的妻子和一群小人交相煽动呢？乱世中的取舍进退，只能用义来决定；既然义理已经确定，再用信念坚守，那么即使处境凶险，也可以不获罪。迟疑是成事的祸害；这里说的不是要人仓促行事，而是不要首鼠两端、暗中窥伺。宠之所以不免于祸，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即便如此，如果能体察他的内心，记取他的功绩，不忘患难之初的本心，那么事情自然会顺利。光武虽然刻薄寡恩，却不能因为宠欺诈愚弄了他，就推卸自己的过失。〖八〗 光武取得天下，比高帝更加艰难。建武二年，已经把都城定在雒阳，但天下的动乱才刚刚兴起。光武所得以有所作为的凭借，只有河北而已。可是彭宠在幽州压制叛乱，五校的军队仍在内黄横行。函谷关以西，邓禹虽然进入长安，赤眉却包围在城外，邓禹无法制服他们。郾、宛、堵乡、新野、弘农，都近在咽喉要害之间，盗寇和叛军接连出现，彼此牵制，局势还不如更始帝在长安时。刘永、张步、董宪、苏茂在东方纵横交错，成为陈、汝一带迫在眉睫的祸患；至于隗嚣、公孙述，姑且放在一边，因为他们还可以慢慢平定。与高帝出关以后只有一个项羽，消灭项羽天下就平定相比，难易的差别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有人说：项羽是强劲的敌手，赤眉、五校、刘永、张步、董宪、苏茂、董▯、苏况、隗嚣，都不能和项羽相提并论，所以光武比较容易取胜。其实，敌人哪里有固定的强弱呢？项羽虽强，也可以使他变弱；弱者又有什么不能使他变强的呢？曹操担心袁绍难以平定，最终却能同他争衡，只是因为有周瑜在一隅相助；苻坚扫荡慕容氏、姚氏长期积聚的盗寇，却因在谢玄一支军队面前一败而不能支撑。时势所兴起的事物，形势所汇聚的力量，人为它们增添羽翼，天又使它们更加聪明；原野大火只燃起一星火苗尚未熄灭，突然就已经烧遍树林，哪里能够估量呢？况且，合并力量与敌人争斗，只有一条战线，精力专一、意志坚定，没有旁支牵扰，怎么会不容易！分散势力而四处应战，敌人杂乱地同时兴起，左边埋伏、右边又起，无法安宁，怎么会不艰难！假如让高帝在荥阳相持的局面下，遇到光武这样四处丛生的敌人，敌人乘隙攻虚、牵制后方，项羽还不等来约定的援军，别人便已经从旁形成犄角之势，那么高帝就支撑不住了。这样看来，光武所处的形势实在太艰难了，而光武的神武又深不可测。仔细考察他凭什么制胜并荡平天下，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以静制动，以道制约权谋，以谋略制胜武力，以从容迟缓应对突然变故，以宽厚制服猛烈罢了。光武说过：“我治理天下，是用柔和的原则来施行。”这不只是治理天下如此，他取得天下，也是这样而已。所谓柔，并不是软弱，而是返归根本、自我修治，顺应人心而不触犯阴阳运行的规律。孟子说：“施行法度，同时等待天命。”光武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高帝兴起时，天下人群起而灭亡秦，彼此竞逐智谋和力量，名分大义没有抗争，人心也没有疑惑。光武则是乘着思念汉朝的民心而兴起，但玄、盆子、孺子婴、永、嘉，都属于汉室后裔，当时还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名分已经确定。如果各自以名分和义理相互动摇，那么智力和力量就不足以使对方屈服，所以更始帝灭亡以后，旧将仍然挟持他的名号来逞志。既然如此，光武之所以能使众多谋略和力量屈服，唯独使自己伸展出来，除了依靠道义还能靠什么呢？天下正处于分裂混战之中，而光武以道义取胜。即位不久，他便修治郊庙，祭享宗祖，制定制度，施行爵赏，起用伏湛，征召卓茂，勉励寇恂安抚河内，命令冯异、寇恂抚慰关中；一切都以从容镇静来收拢已经归服的人心，而不急于争战。然而，那些桀骜强横的人都自行陷入困境而瓦解了。假使让高帝处在这种局面，未必能像这样迅速安定天下。由此可见，光武的谋划和气度是多么宏大深远。唉！假如取得天下的人都只有高帝那样的兴起方式，后来又没有光武这样宏大的谋略承继其后，那么天下后世将会怀疑汤、武的誓诰只是空文，而只相信凭智力和武力就可以起兵收取四海。曹操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做天子，石虎、朱温又怎么会不能使天下人寒心，却不长久拥戴他们呢？三代以后，取得天下的人，只有光武最为独特，宋太祖其次。虽然并非没有小的瑕疵，但大的方面已经纯正了。〖九〗 赤眉放弃长安、向西逃往安定，并不是邓禹有力量把他们驱赶到那里；他们粮食吃尽而到处掠夺，本来就没有把安定作为最终计划，必然还会返回长安。邓禹没有乘着他们已经出现溃败趋势时追击其后、逼迫他们，却进入长安安坐下来等待他们回来；河堤一旦决口、溃疡一旦破裂，哪里还容得下防御呢？于是他退到云阳，士气已经衰弱，却又在坚城之下回头进攻，失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只在于懂得把握时机。赤眉粮食吃尽，引兵向东返回；当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时，就只能在险要处扼制他们，才可以控制他们的生死。邓禹却违背光武的命令，进入关内同他们争战，为什么先前怯弱而如今又愤怒呢？可是光武最终却能在宜阳遏制他们，并使他们全部投降，竟然不顾“归来的军队不要袭击”的告诫，堵住决口的河流，收拾溃散的军队，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严整列阵等待敌人，使敌人想战而不能取胜，想逃也不能；不去触犯敌人的锋芒，只稍稍拖延一段时间，敌人的气势就会立即衰败。光武凭慎重稳健挫败了敌人正要决堤般爆发的势头，邓禹也凭慎重稳健错过了敌人刚开始溃败的时机。观察时势的变化，决定关键往往只在顷刻之间，并不是单靠智谋所能预知、单靠勇力所能取胜的。岳鹏举说：“运用得精妙，关键在于一心。”只要心中不忘根本，时机自然会在适当时候到来；这件事不能用一种固定的看法来论断。〖一 ○〗

译史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叙述过去的事情，给后来的人作借鉴。写史的人如果只是记载繁多，却不写明治理天下的大要，后人想了解其中成败的关键来效法，却没有途径，那么还何必重新撰写史书呢？光武开始巡行河北时，铜马等盗贼大约有数百万人；等到击破他们时，虽然有人溃散，但接受投降的有数十万人。当时光武的军队还没有聚集起来，仍然要依靠这些降众来充实和使用军力。不久，刘茂聚集十余万人，在京、密投降；朱鲔的部众将近三十万人，在雒阳投降；吴汉、王梁在漳水攻击檀乡，在鄴东使其部众十余万人投降；五校的五万部众在羛阳投降；其余拥立孙登的盗贼有五万人，在河北投降；赤眉前后投降的人数无法计算，他们向东返回时剩下的还有十余万人，在宜阳投降；吴汉使青犊投降，冯异使延岑、张邯的部众投降，盖延使刘永的残余部众投降，王常使青犊四万余人投降，耿弇使张步的士卒十余万人投降。总的说来，前后接受投降的人多得无法数清。既然已经战胜、威势已经树立，却有几千万人不安分的人听从我们的控制和联络，那么又将怎样安置他们呢？高帝兴起时，常常忧虑兵力少而急于夺取别人的军队；光武则兵力有余，但安抚和处置他们也并不容易。这就是光武平定天下比高帝更加困难的原因。百姓容易被煽动，却难以安定；乱世的百姓尤其如此。当他们放下农具拿起武器时，其中或许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总的说来都是游荡懒惰、骄横强悍的人。等到他们习惯了军旅生活，靠抢掠食物吃饱，靠抢掠妇女成婚，奔驰喧闹，行走时唱歌，坐下时傲慢，那么即使原来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已经把它忘掉了。把他们全部编入军队，农夫的粮食供不上军队的养给，织妇的布匹供不上军队的衣用，县官日夜操劳，仍然不能满足军队的粮饷供应。把他们全部勒令回归务农，可是田地已经荒芜，四肢已经懒惰，任性放纵、狂荡不羁，已经不能在父兄乡党面前忍受约束了。因此他们一聚一散，侧耳听着四方的动静，随风而起；对于这种已经发动起来而再也不能安静的民气，实在没有办法。可是光武处置这种局面，不到十年天下就安定了，这其中一定有高明的办法。史书没有详细说明他究竟怎样安辑、镇抚这些人，那么班固、荀悦就只是写了华丽的文章，却没有真正关心治理天下的大略；后来的史家难道能以此为依据吗？如果不得已而从遗留下来的文字中寻求线索，以大致看出其中的要领，那么可以看到：光武征召伏湛、提拔卓茂，奖用忠厚稳重的官吏，以调节和驾驭那些人的嚣张气势；使他们懒散下来而回归田里，自得其安稳。百姓没有怀着怨怒，不把他们排斥在外、不与他们交往；官吏也不吝惜教导，把他们纳入法度。这样日积月累地感化，逐渐消除他们原有的形迹，几百万人的浮躁情绪和危害之气，只要用一个根本的念头收束起来，也绰绰有余了。大概他显扬文治、隐藏武功的意图，在战争尚未停止的时候就已经早早显露；潜移默化之间，彼此无需言语便已经明白。那些人从军作战之时，内心早已有退役休息的愿望；如果再把田地、房屋和祭扫祖墓的乐趣交还给他们，又怎么会不安然顺服呢？三代以来，只有光武真正可以说是冠绝历代帝王。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以前的高帝，以及后来唐、宋时期，都没有像光武时代这样，使天下人都拿起武器，人数达到几千万。要通晓他的用意，思考当时的变化，用器量包容它，用道理使它坚定，这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哪里是容易说清的！〖一一〗 光武给隗嚣回信时，称呼他的字，表示要和他抗衡，采用敌国之间的礼节，这是失去控制隗嚣之道的做法，因此失去了隗嚣。隗嚣不同于那些狂妄狡诈的人，他还懂得名分和道义。他最初在西州起兵，歃血向汉高祖的神灵告誓，知道汉朝并没有被上天抛弃，希望成为汉朝中兴的首要功臣。更始帝怀疑并想杀他，他也逃回秦、陇，却以和张卬、谢禄一起作乱为耻。如果能了解他的心意，用义理来奖赏他，正式确定君臣名分，成全他最初的志愿，隗嚣将会认为遇到了知己，愿意把自己托付给光武。名分和道义，正是隗嚣一向奉行的名义；如今却用敌国之礼对待他，把他置于名分和道义之外来加以笼络，他就会认为更始帝起初尊重自己、后来却猜忌自己，如今光武仍然如此，又怎么会愿意托身并相信光武呢？汉文帝使尉佗归顺时，尉佗本来没有拥戴汉朝的心，汉文帝使他归顺后，他的骄气便平息了；尉佗不能同隗嚣相比。隗嚣本来就心怀疑虑而没有决定，光武又加重了他的疑虑，即使像马援那样慷慨陈说，也无法消除他的猜忌和怨恨。〖一二〗 上下彼此亲近，天下的形势才会稳固。所以三代的君王，不同诸侯争夺臣民，国家得以维持数百年；国家灭亡时，仍然修行天子的职责和制度，守护而不使祖宗的社稷断绝。汉朝承袭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郡守不是世代相传，臣民也不断更换。然而郡吏对于郡守，仍然遵循君臣之义，效法他的忠贞；郡守死后便服丧，郡守被免官时，代替他感到耻辱，委曲周全他的名声，重重抚恤他的孤儿幼子，甚至发生战争时，还以死来保卫他。比如楚郡的刘平遇到龙萌之乱，伏在太守孙萌身上，号哭请求代替他受死，身体被砍了七处，流出的血甚至流进孙萌口中让他饮下；这样的事，在整个东汉时代并不少见。大概官吏对于郡守，彼此亲近而不背叛；天子不因这种报恩附势而怀疑，朝廷大臣也不以彼此结党为非，于是上下亲近，互相维系，共同统属于天子。所以盗贼兴起，却不能像黄巢、方腊那样僭越称帝；夷狄争强，也不能造成永嘉、靖康那样的灾祸。三代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精神，施行在郡县制度中，并没有消失。延续到后世，党争兴起，人们只怕人与人不能分离；告发攻讦兴起，又只怕部属百姓不冒犯上级。这样做是想解散臣民，使天子独自尊贵，却不知道一旦离散便不能再重新结合，又怎么能只靠一个人把人心束缚在清静的宫廷中，使九州各地的风俗和人情都受到控制呢？用义理引导百姓，百姓尚且会趋逐利益而忘记恩义；用亲亲之道引导百姓，百姓尚且会背弃公义而彼此瓦解；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奖励刻薄寡恩、冒犯上级的行为呢！三代以来，只有汉朝灭亡后又复兴，后世再也不能赶上它，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一三〗 话一说出就无法收回，习惯相沿而不能改变；如果没有圣人出现，就只能等它自行停止以后才会停止。班彪劝说隗嚣，窦融决定归附光武，都是把符命作为依据；班彪和窦融身处乱世而能保全自身和名声，都是所谓的豪杰之士。然而他们所凭借的只是这个，何况其他那些琐碎平庸的人呢？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子门徒的影响日渐久远，世人舍弃义理而谈论天命，用数术窥测上天；即使贤者也不能摆脱这种风气，疑惑和相信交杂在一起。刘杨制造“癭杨之讖”来迷惑众人，张丰得到“宝肘石之玺”而自我迷惑，他们都借此酿成动乱，最终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光武的明察，尚且恐怕不是借助这些符命就无法发动天下；刻画五行、割裂六经的风气延续了二百多年，直到魏、晋才开始衰退，其危害确实猛烈到这种程度！

译孔子称赞《周易》是为了先民的日常使用。除了道，阴阳、柔刚、仁义之外没有别的道。到了汉代，竟然出现道以外的数术来扰乱道；又过了一千年，濂、雒之学才阐明其中的幽微，用来抵制邪说。邵康节却还把自己从陈搏、穆修那里得到的东西，冒充三位圣人所阐明的显明之道，用来推测帝王兴衰，这不是君子所应知道的事。它大概就是京房、夏贺良一类遗风的余波，乘着风势一煽动便造成的吧！〖一四〗 在疑惑和信任交杂的时候，别人有隐情，而我也同他一起隐瞒，那么疑惑始终不能消除。若能豁然揭示他所疑惑的事情，并把信任明确表示给他，难道会没有使人无法测度的明察和威势吗？只在于没有一颗愿意把一切共同摆出来的心罢了。窦融在河西，心怀疑虑而不能决定，有好事之徒还把尉佗的事说给他听；这正是窦融藏在心中、不敢告诉别人的事情。光武赐给他书信，把双方的情形都揭示出来，河西于是震惊而服从。凡是光武使群雄屈服的地方，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大概人有所隐瞒而不敢公开，是害怕被别人知道；或者估量别人即使知道自己的事情，也没有能力制止自己，于是双方互相隐瞒，对方就会害怕自己暗藏杀机、用隐蔽手段相互制约；否则，他就会认为对方已经怀疑自己，而自己又拿对方没有办法。若能明白地说：“我已经知道你一定有这样的心情了，但始终不把它当作罪过；我也不禁止你这样做，而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那么双方就会因为坦白而彼此谅解，显示出光明的恩德，不会有姑且互相隐忍以显示怯弱的情形。这不是施展权术，而是凭借自身的力量，不希望别人伤害自己；彻底明白聚合、分离、得失的规律，抬头听凭上天，低头任用人事。虽说是权术，其中却包含着道。这就是光武的奇特之处，同时又不违背正道吧！〖一五〗 出身于学士大夫，学习经术，最终登上帝位的有三人：光武、昭烈、梁武帝。所以他们的施政措施同从民间起兵的英雄有所不同，而光武又远远超过他们。昭烈学习儒术，却沉溺于申不害、韩非的学说，经历变故以后，权术扰乱了他的心；武侯年少时急于建立功业，因此被刑名之学扰乱。梁武帝以篡夺取得帝位，反而想起自己所学的道理，名分和道义使他无法容身；不得已之下，他听说佛法有“心亡罪灭”的旨意，可以用来掩盖自己的罪恶，于是借此装饰自己的恶行，实在愚蠢。然而，士大夫脱下官服入朝觐见，如果脸上没有表现出悲哀的容色，梁武帝就终身不予录用；他终究不忍心让君臣父子等大伦在天下断绝，人道还凭此勉强保存，这本来就胜过萧道成只知追逐利益。光武则可以说是没有忘记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天下还没有平定，战争正十分紧迫，他却急切地遵循古代典章，修明礼乐，以宽厚的原则安居，以仁德的原则施政，并用学问加以文饰来充实自己的美德；正如《易》所说见龙的德性，一旦飞腾便不肯停留。三代以来称为盛世的治理，没有超过他的。所以说：光武远远超过他们。唉！古代没有不学习的天子，后世却有不学习的宰相。让不学习的宰相辅佐从民间起兵的天子，治理天下不能合乎古道，从高帝开始就是这样，并不只是秦朝如此。秦朝因而灭亡，汉朝因而兴起；灭亡者成为后代的警戒，兴起者又成为后代的法则，人伦纲纪的保存，不是很艰难吗！〖一六〗 王元劝隗嚣据守险要，等待四方形势变化；他因此灭亡，是理所当然的。天下正处于动乱之中，士人希望建立功名，百姓希望从刀兵下得到喘息，能够做他们主人的人，正是众人所等待的；别人正在等待我，难道我反而要等待别人吗？等待，是祸害的聚集之处。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读书人怀抱道术，等待时机而施行，所等待的是求治的君主；否则，武夫凭借强健刚猛的力量想有所效命，所等待的是有作为的君主。这两种人是可以等待的。至于想创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却眼中不经营天下，心中不周全万民，力量不足以使众多谋略和力量屈服并加以驾驭，谋略也不能先于天下建立廓清乱局的首功；只是端坐苟安，等待别人起兵，然后寻找空隙投靠。所等待的人如果比我贤能，那么我将低头受他控制；所等待的人如果力量与自己相当，或者还不如自己，那么即使侥幸控制了他，也无法使天下人心服。这种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伎俩，难道不就像老鼠等待黑夜一样吗？又怎么能成为天下的雄主呢？拥有重兵，占据险地，谋臣武士也足以任用，但只要产生了等待别人的心态，就已经把自己置于坐困的道路上；伸长脖子盼望，抬头窥望上天，低头观察大地，环顾天下，只希望各处蜂拥而起，这不过是在扰乱世人罢了。扰乱天下的人，没有不灭亡的。〖一七〗 严光不肯侍奉光武帝，比起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来，显得更加狭隘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是因为知道大道不能实行，不得已才废弃君臣之义，所以孔子说他们是“隐者”。“隐”的意思，是隐藏自己的道术而自居，并不是没有可以隐藏的道术。光武帝平定王莽之乱，继承汉朝正统，修明礼乐，遵循古代典章；即使还有不够醇厚完备的地方，也正等待贤者依据大道来辅助成就。严光为什么把这样的天下看作浑浊混乱而急于离开呢？难道是因为曾经和皇帝同学，便不屑于做他的臣子吗？禹、皋陶为什么都向尧面北称臣，而又安心做舜的臣子呢？像周党这样的人，就更加偏僻了。皇帝三次召他，他才来到；征召他上车，他却傲慢地伏在车上不拜，愤怒惊惧之气竟施加在君臣礼法之下。范升弹劾他不敬，他还有什么罪名可以推辞呢？周党听信《春秋》中报仇的说法，对于不是君、不是父却遭受惨祸的人，便兴兵同人相互仇杀；周党大概就是北宫黝一类的人吧！北宫黝本来不把诸侯放在眼里，周党也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皇帝赐给他帛，打发他离去，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皇帝以天地覆载万物的宽容来容纳他，而周党实在太渺小了。王良应召入朝并接受俸禄，虽然没有特别的谋略，但身居高位而恭敬俭约，在君子之道上还不算太远。所以，君子是把出仕当作行道的途径；除非是夷狄、盗贼，从来没有平民可以凭一己之身抗拒天子的。范希文说：“《蛊》卦上九的道理，严子陵身上就有。”如果不处在合适的时代，却登高自矜，把这种行为当作高尚，那就只是“《比》卦没有首领”罢了，哪里值得效法呢？〖一八〗 来歙出使隗嚣那里，愤然用激烈而危险的话责问隗嚣，甚至想刺杀他，但隗嚣没有加害于他。史书称来歙有信义，言语行为没有违背，往来游说的事情都可以复核查验，因此西州士大夫敬爱他而放过了他。信义对于一个人，意义真是太大了！

译士人处在纷争的时代，往来传达使命却失去信义的，大致有两种情形，扰乱人心的情况不算在内。熟悉游说术的人认为，在雄猜狙诈的人面前推荐朴实诚恳的人，对方只会把他看作迂腐笨拙而加以压制；用机巧驾驭机巧，用辩才驾驭辩才，使机锋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发动，容易打动人，却不知道有限的智慧面对多方的欺诈，本来就不能取胜，反而恰好触怒对方。又有一种人胸中没有主见，容易被外物迷惑；两个强者彼此猜疑，其中的真实情况本来就不容易测知，而他们所争夺、所希望的，不过是和与战、联合与分离两端罢了。想要收拢对方，反而故意张扬；表面上给出很少的希望，实际上提出很多责求；又说出过分赞美或过分贬斥的话。于是没有固定见解的人被这些夸张的言辞惊动，便相信并传播它，而这些话本来就无法复核查验。这样一来，尚未有人欺骗，却已经有很多人受到欺骗；等欺骗暴露后，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两种情形，既失去信义，又多半招致人的憎恨。所以庄周并不是通晓大道的人，但他关于游说的言论却说尽了其中的道理；不要传播他那些过分的言辞，就可以不失信义。来歙在这一点上明白得很，并且能够坚定地持守它啊！即使走在老虎尾巴上也不被咬伤，只要一向如此前行罢了。〖一九〗 设置官职的办法，同选举和任用人才的办法虽然不同，但根本道理相合，这件事很难说清。裁减官员本来是为了使百姓得到休息，但等待任用的士人会因晋升受阻而无法用来勉励人们向善。不裁减官员，那么有才干的士人可以各自试行其志，以相互奖掖人才；然而徭役增多，百姓劳苦，苦于供给不足，而且议论会越来越多，法令条文会越来越繁，责任分散而权力不统一，任事的人困难重重，政事也多受牵制，因疑虑而受到阻挠。所以，官员或增或减、法令或繁或简的时机，很难一概而论。天下有确定不变的道理，却没有确定不变的法令。确定的道理，不过是了解人、安定百姓、任用贤能而远离奸邪；所谓没有确定不变的法令，是说官制或增或减、法令或繁或简的取舍，要根据时势，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的办法。动乱刚刚平息时，不担心士人不肯追求功名，反而担心他们争相追逐。一个人有击刺的技能，一个士人有口舌和文笔的长处，曾经在纷乱纠葛中试用并侥幸取得功名，效法的人便接踵而来；又多给他们以进取的门路，使他们心志放荡，于是不断有人损害父母、抛弃坟墓、舍弃田地去冒险求进。只有官职减少而难以容纳众人，他们才退下来安居静处，于是爵禄变得尊贵，廉耻之心兴起。况且百姓经历困顿狭窄之后，苟且偷安、求得自保的心情占了上风。那些触犯不法的人，大多暴横恣肆，罪恶明显而容易看见；否则就是疲惫困顿、无所依赖而不知趋避的人；还没有容许出现那种深藏奸诈、奇巧诡变、逃避法网而难以察觉的人。这样，法网可以疏一些，官吏可以少一些，而治理它们仍绰绰有余。何况百事刚刚草创，姑且让天下休养生息；即使有些事情没有办成，也可以等到民生逐渐恢复之后再办理，使郡县相距遥远而政事不够周详，正好用来安抚未安定的地方，使天下最终大定。这时，裁减官员的办法就是好的。至于天下已经安定，百姓处在安宁之中，政教松弛而等待重新振作；在这个时候，士人没有必要通过诡异偏僻的途径侥幸求取功名，却安于温饱居处而忘记进取，那么衣冠世家的子弟和才俊秀异的人，也将把志向荒废在学校之中，自我限制在农田园圃之间。若不多设置官员、广开科目，把他们引导扶助到君子的道路上，那么朴实率真的风气就会流为鄙陋乖僻，诗书礼乐也不足以振兴正在成长的人才。况且强暴之徒不能公开逞凶，便隐藏起来施行巧诈；豪强百姓日益牢固，任意玩弄法令而自求便利；这样，百里只有一个亭，千里只有一个邑，长吏稀少，属官和督察官缺额，耳目就容易穷尽。于是官吏习惯于简略办事，而政务日益积累；教化的细节、衣冠服饰的完备，官府供给不足，便无法使百姓整齐守法；事情不能及早办理，也就无法应对变化。这样，合并官署虽然可以谨慎选择官员，却不能尽用天下人才；裁减官吏虽然可以使百姓休息，却无法治理万民。吝惜爵位、吝惜权力所造成的危害，难道比官员泛滥、冗余还浅吗？所以说：道理有确定的，法令却没有确定的，要根据当时的情势而定罢了。光武帝建武六年，河北刚刚平定，江、淮刚刚平定，关中刚刚安定；又承受了王莽割裂郡县、改置百官、法令苛细之后的局面，正处在四海纷乱、蛇龙竞起之后，侥幸追求功名的心思已经深入人心，还不容易洗除，于是并省四百余县，裁减吏职，十份只保留一份，这正是合适的时机啊！正是合适的时机啊！总之，这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法令。〖二 ○〗 窦融责备隗嚣说：“自从兵乱兴起以来，城郭全都成了废墟，百姓辗转死于沟壑之间。上天的运势稍稍回转，将军却又加重他们的灾难，孤儿寡母将再次流离失所，说起来怎能不令人心酸。”仁人的言语，所产生的益处竟能这样广泛吗！劝人停止战争、归附朝廷，却用强弱来论说：我身处强势，谁愿意甘心处于弱势呢？这样只会激怒他罢了。若用天命来论说，天所听见、看见的就是百姓所听见、看见的；抛开百姓不谈，反而把它寄托在渺茫的祥瑞符命上，妄人很容易伪造这些东西来迷惑众人，动乱反而更加滋长。只有窦融这样说，隗嚣虽然不能听从，心中却已经悲怆，心中悲怆，气势也就被夺去了。秦、陇百姓听到这些话，本来就会怨恨隗嚣，不愿为他拼死；汉军中荷戈赶赴战场、背粮供应的人，也知道皇上并不是忍心毒害他们，而是灾祸由隗嚣方面发动，战争已不能停止。它的益处实在广泛。然而，窦融说这些话，并不是把它当作控制隗嚣的手段，离间秦、陇人心，使他们离开隗嚣。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假如窦融把这些话当作权术，那么他说话就不会这样深切；而且窦融保全河西、归顺汉朝，实际践行了这些话，使百姓免于死亡，并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窦氏的后代同汉朝始终相伴，一念之仁长久不变，带来了百年的恩泽。〖二一〗 治理的弊病，在于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法令这种东西，难道天子一人能够拿着它来全面察看群臣百官吗？势必仍然要把事情交给人，让他们掌握法令。于是舍弃大臣而任用小臣，舍弃旧臣而任用新进之人，舍弃敦厚宽恕之士而任用侥幸取巧、喜欢幸灾乐祸的小人。他们所说的话并非没有根据，在法令上也不愁互相牵强附会，于是国家政事大乱。江冯请求命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陈元争辩反对，光武帝听从陈元而斥退江冯的邪说，可以说是懂得治理了。臣下彼此包容，是弊病产生的根源；臣下彼此攻讦，则祸害会发展到极点。按照江冯的说法，属官告发自己的长官，子弟控诉自己的父兄，这样三纲沦丧、五典败坏，国家离灭亡还会有多远呢！

译大臣，是每天坐在天子身旁议论政事的人；用人和行政的得失，天子每天同他们应答辩论，又何必担心不了解呢？然而天子怀疑大臣也是有原因的，于是不亲自处理政务而疏远大臣，使他们不能每天进见于前；这样大臣便不能再等待天子的命令，而自行其意。天子既已疏远大臣，又有来不及了解的事情，便像怕鬼的人害怕黑暗一样，同时也没有办法保证大臣一定不作奸犯科，于是督察便不能停止。嫉妒苛刻、吹毛求疵的小人，就借此扰乱国政，离间上下之心。他们所攻击的事情未必没有击中要害，权势于是下移，再也无法止住。假使天子修明坐论之礼，勤于询问内朝、外朝，彼此咨询访问，分析重大政务中的疑难，大臣每天侍立在屏风之前，没有空隙向下结交、结党；那么设置台谏，本来只是对上纠正君主德行的过失，对下通达各方隐情，并不把它交给像猛禽一样的人去攻击。然而当面欺骗天子、擅自发号施令的恶行，大臣本来就有所不敢施展，又哪里需要督察呢？况且大臣并不是在一天之内突然被置于高位的。天子亲自处理政务时，担任侍从的人每天同天子亲近；担任方面官的人，则以实际政绩考验他们，在殿最考核中验证，又多次召来询问，那么早就可以选择出来了，哪里要等到他们已经登上公卿辅弼之位以后呢？只是由于怠惰而荒废政事，由于骄傲而轻慢他人，于是大臣的得失没有得到审察，便依靠纠察、严惩的法令，想要不费力气就达到治理。这样法令越来越严密而人心彼此离散，小人得到进用而君子陷于危险，局势就不可挽回了。〖二二〗 趁乱起兵的人，大多不得善终，只有隗嚣保全首领直到最后。隗嚣所作所为，大概没有触犯阴阳的禁忌，也没有给天下造成深重怨恨，所以这样才是合宜的吧！假如凭借他的儿子隗纯没有叛变，使自己得以逃脱，即使让他的家族世代延续也可以。隗嚣之所以没有最终侍奉汉朝，是因为受到更始帝失败的警戒，因畏惧而失去了机会。他把自身托付给别人，哪里是容易的事呢？本来就不能不谨慎；但谨慎过了头，终于变成畏缩，于是毁掉家族、保全汉朝的心愿不能坚守，最终成为叛逆。然而他的军队没有越过陇地，祸害还没有波及天下；郑兴、马援、申屠刚离开他而不再停留，来歙刺杀他却没有杀死他，他心中隐约还存有名义之念，并没有忘记；这同公孙述、张步、董宪一类人相差很远。可惜啊，他没有听从窦融的教诲。如果卑屈地向公孙述称臣，势力就会更加困窘，也没有联合的益处。他固执到底，不听光武帝的招抚，是因为羞愧于马援、窦融，害怕被他们讥笑自己没有早日归附。他因畏缩而变成愚蠢，却终究不安心于残害、忍酷和诡诈随从之事，于是还算善终，免于公开处死。这正是“天道昭彰，都是自己求取、自己招致”的意思。〖二三〗 任用为将帅而又通晓治国之道的人，古今很少见，光武帝却独自得到很多这样的人。来歙被刺伤后，口述遗表，没有谈军事，却急忙推荐段襄，说：“治理国家以得到贤才为根本。”这哪里是武臣所能达到的境界呢？来歙、祭遵、寇恂、吴汉，都属于出仕可以成为能干官吏、任用可以成为大臣的人。然而光武帝始终不把将帅任作宰辅，将领们也各自安于武职，不愿参与鼎铉之任。唉！其中的意义深远啊。因此，三代以来，君臣彼此都能发挥其长处，只有东汉最为兴盛。〖二四〗 如果是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喜欢臣下敢于进言的有不少，但敢于进言的士人却很少能多次进言。并不只是君主没有容纳他们的能力；言语一出口而使君主发怒，怒气很快就可能平息，左右大臣还可以从中周旋解释；即使君主最终怒气不消，直臣因此触犯暴君，被贬谪、流放或诛杀，也可以凭借正直使自己内心安定，并使正义得到伸张。只有君主的怒气有结束的时候，而旁边人的怨恨却没有止息，他们会趁机进谗诋毁，还会抓住小过错来败坏人的名节；这样本人和声名一同丧失，甚至连累子孙、宗族、党羽和交游都遭受灾祸。那么即使有骨鲠之臣，也会迟疑徘徊，对说一句话感到吝惜。所以，能够容纳敢于进言的人并不难，能够使敢于进言的人安然无恙才难。光武帝只是支庶后裔，起兵于南阳，同当地人士共同奔走辛劳，经过百战而平定天下。他专门任用南阳人，因而失去了天下的贤能俊杰；这虽然是出于私心，却也不能说不是不忘故旧之道。况且南阳的将领和官吏功成名就、爵位确定以后，也没有听说他们骄傲倨傲、奢侈放纵而扰乱大法，哪里一定要排斥疏远并加以防制呢？郭伋却以疏远之臣的身份出任州郡，慷慨直言，无所回避。他说：“应当选取天下的贤能俊杰，不应该专门任用南阳故旧。”他孤立一人，不惧怕显赫的门阀勋贵，在朝廷上公开直言，但皇帝并不发怒。而且从邓禹以下，功勋贵臣充满朝廷，从没有人因此愤怒嫉恨郭伋；郭伋本来早就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可怕，所以说出来也没有受到责怪。果真如此，士人哪里有不进言的，进了言又哪里有不敢说的呢？诸将贤能，是因为皇帝能够镇抚他们；鼓励外任大臣忠诚耿直，使身边大臣转变为公正坦荡。皇帝的恩德与威势，在这里就无人能及了。宋祖对赵普心怀不平，雷德骧仍因鼎铛之事受到责备；宋祖曲折地保全直臣，却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郭伋说得恰到好处，皇帝听得恰到好处，南阳功臣旧臣听到后也恰到好处。唉！这种境界，三代以后还能够指望吗？〖二五〗 建武十二年，天下已经平定，尚未攻下的只有公孙述了。三路军队争相进攻，把公孙述逼困在成都；公孙述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匮乏，气势一天比一天衰弱，人心一天比一天离散，王元又将背叛公孙述而归附我们。这样看来，不必劳师动众、急于交战，坐等收取胜利，已经十分明显了。若触发公孙述拼死作战的念头，使他侥幸还想图谋一逞，就不容易抵挡了。吴汉逼近成都而遭到失败，是必然的形势。光武帝在千里之外料定了这一点而没有差错，并不是拥有不可测度的智慧，只是看清了大势罢了。所以，善于审察形势的人，把敌我双方都置于自己的心目之外，然后从整体上包举并规划全局，这样细微的变化必定能够察觉；如果耳目被眼前可见的形势牵引，内心又先产生了主观成见，那么智慧就会被局势牵着走，变化也会在意料之外发生。《诗经》说：“不从明亮处出来。”能够从明亮处出来，就是智慧明达到了极点。昆阳抵御寻、邑，邯郸逼困王郎，光武帝本来都曾凭借迅速交战取得胜利，那是当时的情况。吴汉仿效这些做法，怎么能不失败呢！〖二六〗 公孙述的朝廷不可以出仕；即便如此，公孙述终究不同于王莽，若不得已暂且同他周旋，以等待时机，难道不可以吗？李业、王皓、王嘉急忙以死殉节，过分了。公孙述起初占据蜀地时，还没有称帝，威势也没有过度；看出他割据的雄心，担心被他玷污陷害，难道就没有保全自己的办法吗？他们却因循退处在田野、家室之中，事情一来就没有余地；居处在危乱的国家，没有办法远离祸害，害怕被淹死便先自己投进深渊，像这样的人，难道是见机早、坚定如石的人吗？

译谯氏竟然以进献财物来免祸，那就更加可耻了。处在乱世却拥有许多财物，侮辱他人、降低自己的品行来求得活命，大概就是所谓“背着东西又乘坐车辆，招致盗寇到来”吧！哀帝、平帝末年，廉耻之道丧失，一变而激成怪诞吊诡的风气，蜀人尤其严重。普通男女的守信，哪里足以同龚胜那种孤高纯洁相提并论呢！〖二七〗 晋平公喜欢臣下相互争论，师旷却讥讽他没有君主之道。做君主的希望臣下相互争论，同做父亲的以儿子相互争斗为利，没有什么不同。光武帝给任延的诏书说：“要善于侍奉上官，不要损失自己的名誉。”这话似乎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但其中的意义自有深意。任延说：“忠臣不阿谀和同，阿谀和同的臣子不忠；上下都只会附和同声，并不是陛下的福气。”《考异》说：任延传记作“忠臣不偏私，偏私的臣子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更长远，也同上文相照应，现今采用这一说法。既然如此，那么尊卑关系互相侵凌，彼此矫饰、攻讦，以致兴起诉讼案件、阻碍事情成功，难道也是天子的福气吗？如果想使上官履行正道、奉行公事，只须选择合适的人任用他。既然已经让他处在上位，天子却不能把他纳入治道之中，并控制他的进退，反而依靠下级官吏的乖戾行为，挑出他的过错，制造彼此不同的意见，于是下级官吏互相鼓励而傲慢行事；政事的成败兴废，百姓的利害，法令的轻重，都可以由人操持来实行自己的意图。最终，下级官吏抗拒上官，平民又抗拒下级官吏，怨言产生，流言兴起，毁誉没有定准，诉讼案件蜂拥而起。天子又凭什么整齐天下，使法网处在纲纪统摄之下，有条理而不紊乱呢？阴阳之气不和，就会产生灾异；臣民之心不和，就会发生兵戎。共工、驩兜不能同舜、禹和谐相处，管叔、蔡叔不能同周公、召公和谐相处，像这样的人可以算忠臣吗？光武欣然叹息说：“你说得对。”这是被冯延巳的说法动摇了吗？还是姑且取其一方面的刚直，认为它有助于成就内心的和谐吗？如果把这当作治理的定论，那就不对了。二八 道并不是器物本身，但没有器物，道也就没有凭借来施行。所以，能够守持先王之道的人，是君子所效法、所尊师的人；能够守持承载道的器物的人，是君子所应当任用、借以取得资助的人。王莽作乱时，礼法器物凋敝丧失，公孙述却殷勤地迅速加以修治。天下平定后，益州把他的乐师、乐器、宝车、舆辇送到汉廷，汉廷才重新恢复了西京的盛况。这样说来，公孙述也不能完全贬低。公孙述起兵时并不是乱臣贼子；对于汉朝来说，他也不像隗嚣那样已经向汉称臣而又反叛。在一隅之地保存残缺的礼乐，备置礼法器物来彰明等级威仪，李业、费贻、王皓、王嘉为什么要把他看作戎狄和乱贼，至死拒绝他呢？从公孙述自身来说，他没有平定天下的谋略，也没有安定天下的功劳，只修饰器物而忽略道，追逐末节而忘掉根本，坐等灭亡，确实是愚蠢的。从天下大势来说，众人竞相追求智谋之名和勇武之功，几乎与那些背负爪牙、头戴角的禽兽一样争斗，公孙述却保存了千百份中十分之一的文化遗制，使后来的君王有所考察并借以成就一代的治理，也不能说没有功劳。马援是个洒脱不羁的人，把公孙述斥为井底之蛙；后世因为马援鄙视公孙述，几乎要让他同孟知祥、王建并列，难道不是诬蔑吗？汉朝的治道中途败坏，公孙述储存文物制度来等待光武；五代遭受战乱涂炭，李氏储存文艺来等待宋太宗，这两人的功劳都不能抹杀。宋朝失去汴梁后，钟律便失传了；如今南都陷落，浑仪也毁坏了。假使当世有公孙述，难道还可以拘泥于李业、费贻、王皓的拘谨言论而拒绝他吗？二九 高帝刚进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其中“杀人者死”这一条，不必等待审察杀人的具体情节，统一处以死刑。当时天下正处于混乱之中，百姓习惯于刀兵，挟着仇恨、争夺利益而互相杀害的人无法很快止息，所以一律处死，不容许再行复核；约法虽然宽简，却唯独对杀人必须严厉，以此来制止杀人。王嘉处在元帝、哀帝时代，认为判处殊死刑的罪名中有一百一十五项应当减轻，其中四十二项是亲手杀人的，可以减死一等。建武年间，梁统厌恶这种减轻刑罚的做法，请求恢复旧有的法令。刑罚真是难以说清啊！杀人虽然只有一种结果，但导致杀人的情形却各不相同：有积累深仇、怀有恶毒之心而因贪利争势、乘机杀人的；有双方互为敌人，你杀我、我杀你，不是我杀他就是他杀我，偶然获胜便把对方杀掉的；有因一时愤怒，虽然没有杀人的念头，但拳脚勇力过强，偶然击中要害，最终造成死亡的。这三种情形，推究实际情节来定罪，难道可以一概而论、毫无区别吗？然而如果制定法律说，要审察杀人的具体原因来分别轻重，那么狡猾的百姓就会凭借巧辩钻营，诉讼首领也会歪曲事实充当证人，行贿的官吏则会借此任意改动，法律便会大乱。法律真是难以说清啊！法律只有一个标准。正因为只有一个标准，所以不能违犯；它是用来整齐天下、使人敬畏的。因此，杀人者死，这是明确断定的原则，不可费词解释而给奸邪留下可乘之机。至于怎样体恤民情，使被判死刑的人没有遗憾，那就取决于执法的人了。要清楚地审察百姓的情况，没有什么比选择刑官、任用他们来寻求案件真实情节的办法更重要。

译《尚书》说：“惩罚故意犯罪的，即使罪小也不能轻纵；赦免过失犯罪的，即使罪大也可以宽赦。” 所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区别，难道只是指有人在帷幕外张弓射箭，不知道帷幕中有人，结果把人射死吗？有人横暴地侵凌他人，怀着要杀死自己的心前来，幸而战胜对方，避免被利刃砍杀；追究其所以被激怒、因形势所迫而造成的结果，也属于过失一类。有人因突然的愤怒，双方体力强弱和身形有所不同，且未能避开要害，不幸造成杀人，也属于过失一类。如果君王把法律悬立于上，不另行开放减死的条例；刑官则在心中斟酌，充分辨明各种情节和道理，那么有意杀人的，便依照故意犯罪的条文处置；不幸杀人的，则谨慎援用赦免过失犯罪的法典。法律不被歪曲，刑罚因而合乎祥正，关键在于执法者，而不是可以预先制定一套固定办法。法律既然只有一个标准，而任用刑罚的人又存有怜悯宽恕之心，难道法律就不能施行了吗？其中还是有办法的。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在天子的朝廷上裁决；于是设置“失出”“失入”的处罚，用来警戒有关官吏废弃法律。既任用官吏宽缓体恤，又严惩失出，并在事后追究，那么除非是仁人，能够轻视官位俸禄而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否则内心不能不有所畏惧，也就不会轻易宽免犯人而破坏法律。有关官吏难道会无缘无故放纵有罪之人，使自己招致处罚吗？如果不是受人请托，就是收受推荐者的贿赂；朝廷议论时权衡处理，惩治这两种祸患，那么法律之外的仁恕，就可以听从贤能官吏为民求生的请求，难道还会等着忍心杀死一个人之后，再接着杀死另一个人吗？如果说杀人可以不死，人们将会互相残杀而没有止境，那就未免太多虑了。即使减免死刑而施加五刑，关入监狱，流放或服劳役，终身不得释放，除非是积怨深重、心怀贪欲而争强好胜的凶恶之人，又有谁会乐意遭受这些，而因一时逞强就昏昧不顾呢？三 ○ 治理盗贼的办法，没有比宽缓更好的；采取急迫手段的，最终没有不转为宽缓的。盗贼刚刚兴起而害怕被捕时，强悍的就会抵抗，弱小的就会惊慌逃窜、隐藏行踪，使人无法测知所在。对他们宽缓一些，他们抵抗的气势就会衰竭，不能长久躲藏，又会在乡邑、里巷和宗族党羽之间往来；这样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也足以擒获他们，有关官吏也不用害怕难以捕获而获罪。人谁没有憎恶盗贼的心，为什么还会放纵他们呢？只是因为追捕得太急了：逼迫他们，他们就抵抗；惊吓他们，他们就隐藏；官吏害怕抓不到而获罪，便不敢揭发侦察。这样一来，事情辗转蔓延，最终大盗因此兴起，百姓因此死亡，国家也因此灭亡。光武的法令规定，官吏即使拖延、回避、故意放纵盗贼，也一概不追究，只以捕获、讨伐盗贼来考核成效。州牧、太守、县令、县长等官员，即使畏缩怯懦、不敢捕盗，也都不以此治罪，只按照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只有藏匿、包庇盗贼的人才治罪。这是不可改变的良法，可是愚蠢的人不能长久实行。三一 张纯、朱浮议论宗庙制度，说礼制要求做人子的侍奉大宗、降低对自己亲属的礼遇，请求撤除舂陵节侯以下四代亲属的宗庙，以先帝的四庙取代它们。光武压抑自己的感情，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以昭穆次序尊奉祢元帝，却把自己的亲属祭祀于章陵。这虽然杜绝了后世那些偏爱自己亲属的做法，但终究还没有合乎礼制的中正原则。做人子的，必须先有所受命，然后才能出继为别人的后嗣。在内，要接受父亲的命令而离去；在外，要接受所继父母的命令而来，哀帝对于成帝就是这样。所以尊奉定陶王为皇帝，便与成帝断绝父子关系，是错误的。如果在内没有接受父亲的命令，在外也没有承受所继父母的命令，只凭自己的意愿和别人对自己的拥立来继承别人的统绪，这只有天子的同族子弟，因为以宗社为重，才可以不推辞；但终究不能和受命出继的人相提并论。为什么呢？父子之间的恩义，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和臣民的拥戴，就薄待生父，又把所继的人本来没有受命说成已经受命。何况光武兴起，是凭武功讨伐篡逆、恢复宗庙，他出生时与元帝去世相距并不久，难道可以厚诬元帝吗？成帝、哀帝、平帝都没有成就君主之道，废黜他们是可以的。元帝在昭穆次序中属于诸父，又没有失德，不毁其庙而列于世代宗庙之中，这就够了；把他当作自己的继父而奉为祢，不可以。光武的功德足以显扬亲属，南顿令以上虽然不是历代积累的恩泽，但追溯自己根本的来处，与组绀以上的先世相比尤其亲近。尊贵的自然尊贵，亲近的自然亲近，做人子的，不敢把自己没有获得的名分强加给亲属。所以，组绀的祭祀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只是不能追加王号。这样，南顿令以上四代的宗庙就不应撤除，只是不应再加上皇帝的称号罢了。后世的礼制，形势不同而道理各尽其宜，不能拘泥于先代相似的情况来制定标准，而应当贵在通达其本意。光武所处的情形，是三代从未有过的；七庙制度不必刻意描画，非要同周成王的制度完全相似不可。节侯以下与元帝以上的宗庙并列祭祀，超过七庙的数目，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的只是祫祭罢了。然而如果让各庙依照自己的昭穆次序，君在前、臣在后，从太祖开始合祭，依据礼制的本义灵活创制，难道能同哀帝厚待定陶王、欧阳修尊崇仆王、张孚敬把兴献王奉为皇帝一样，混乱大伦、伤害常理吗？如果说张纯、朱浮所说的大宗，是指天子，那就更加错误了。大宗并不是天子的意思。《礼记》说：“别子立为祖，继承别子的就是宗。”所谓宗，是百世不迁的宗统；而天子之位，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甚至本支断绝而由旁系亲属继立，嫡系中断而支庶兴起的情况，根本不是按照世代次序依次相承、不可逾越的。因此，天子一支刚兴起时，同母弟可以成为大宗。尊贵的人继承君位，亲近的人继承宗统。宗，是一姓之中独自尊贵的宗统；君位，是天下共同尊奉的地位；可见天子并不是大宗。大宗没有后嗣，就从大宗的支子中依次选择继承者，代代繁衍，延续百世，而昭穆次序不乱，所以以宗统为重，断绝他对私人亲属的关系。天子不属于宗子之列；他继承的是君位，不是宗统，所以不受昭穆次序的约束，孙可以继承祖父，叔父可以继承从子。假使汉朝确立了大宗，那么恐怕只有高帝的支系能够不断承继；即使天下灭亡，宗统也不会崩溃，不是王莽所能篡夺的，光武也不能继承它。张纯、朱浮没有考察《周礼》，把宗统和君位合并为一件事，在周代尚且违背礼制，何况汉朝呢？他们见识疏漏、学问浅薄，任性逞气来矫正当时帝王的制度；这和欧阳修、张孚敬的说法一样，都是完全错误而归于一途。三二 王氏造成的祸患太惨烈了！光武承受这一局面，经过百战，刘氏宗族才得以延续；他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留给后世，临终嘱托太子并传下家法，难道会没有维护社稷的臣子吗？可是他却只寻求阴识、阴兴的辅佐。阴识即使贤能，怎么知道他不会成为另一个王莽那样的恭顺之臣？阴识即使不虚伪，又能保证后世的外戚都像阴识一样吗？饮下堇毒而侥幸活命，后来又饮用冶葛，最终使窦氏、梁氏、邓氏、何氏相继导致汉朝灭亡。光武如此明察，却在吸取前代鉴戒上昏昧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

译光武更换太子，是因为偏爱自己的意中人，却不能克制自己；满朝大臣都不敢争辩，跟着煽动赞成的，除了郅恽这个谄媚之臣，再没有别人。像张湛这样的人，尚且洁身引退，以此寄托自己的不满。东海王虽然贤能，郭况虽然富有而能自我安逸，光武却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周旋于东海王之间，又优待郭氏，都是委曲自己的意愿来求得安稳，并不是真有鸤鸠那样的仁爱。于是他天天担心明帝的地位不稳，便倚重阴氏作为他的援助，所以后来病发时，就让阴兴接受遗命、兼领侍中，并且还想任命他为大司马，把全国的权力交给他。唉！人如果在天伦关系上有私爱而任凭私恩，那么从天子到平民，很少有不违背正道、给败国亡家打开缺口的，怎么能不谨慎呢！最终光武去世后，山阳王荆果然借助郭况而声称要作乱；这样看来，光武把阴氏托付给明帝，以巩固太子的党羽，也不是过度忧虑。可是，忧虑是过错，不忧虑也是过错；以忧虑来避免一时的祸患，却留下数代的危险，当然不如不作这种忧虑。三三 汉朝打通西域时，说这是“斩断匈奴的右臂”。这是君主忌讳自己贪图利益、喜欢功名的内心，臣下隐瞒自己侥幸求取功劳、希望得到赏赐的真实情况，而替他们编造的说辞罢了。西域难道足以成为匈奴的右臂吗？班固说：“西域各国各有君长，兵力分散而弱小，没有统一的力量；虽然属于匈奴，却彼此并不亲附。匈奴能够得到他们的马匹、牲畜、旃裘和毡毯，却不能同他们共同进退。”这才是当时征验事实、说明形势的言论。再考察张骞、傅介子、班超威服西域时，所率领的不过几十人，屯田士卒不过几百人，却能杀掉当地国王、攻破当地国家，在那里纵横驰骋、安居其地，而没有人敢为他们报仇。像这样，难道可以说西域足以替汉朝制服匈奴吗？可以说它会结党帮助匈奴、使汉朝受害吗？况且匈奴侵犯汉朝，从辽东以左直到朔方，横跨数千里，到处都可以闯入；为什么偏偏要向南绕过玉门，行万里之远来窥伺河西呢？这样看来，武帝、张骞的说法是诬妄，已经很明显了。光武关闭关塞、断绝与西域的往来，说：“东西南北，各自安在。”他已经清楚看出西域不足以影响大局，于是作了决断。夷狄如果成为中原的祸害，防备他们时，即使劳苦也不能不顾惜，但谋虑却不能不周全。如果他们本来没有能力造成祸害，却去追求利用他们的利益，那么即使没有劳苦，祸患也会潜伏；即使没有眼前的忧患，劳苦也已经难以承受。明智的人不过是审察清楚这一点罢了。宋朝第一次亡于金，第二次亡于元，都是由于这种东西。利用夷狄去攻击夷狄，只会成为狡黠夷狄的笑柄，王化贞的愚蠢，其流毒真是惨烈啊！三四 光武对功臣，恩遇极为优厚：用官位来尊崇他们，使本人得到安定，使声名不受损害；唯独对马援恩薄，难道是马援自己招致的吗？有的人竭力为君主创建国家，最终却遭到罪责和谴责，或许是因为君主忌惮他的强盛，或许是厌恶他的不谦逊；马援却不是这样，只是被光武厌弃罢了。老子未必真正懂得道，但在身世进退之间却有所见识。他说：“功成名就之后，应当退隐。”这大概也是观察阴阳屈伸的规律后，对进退作出的妥善说法。平定陇地、攻下蜀地，北面抵御匈奴，南面平定交耻，马援难道还不能停止吗？武谿发生叛乱时，光武怜惜他年老，不答应他的出征请求，马援却坚持请求而前往。天下已经平定，功名已经显著，保全身体来报答父母，安享俸禄官位来拥戴君主，为什么一定要用马革裹尸才感到痛快呢？光武由此看出他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不自我珍重，是明主所厌恶的。也可以说：如果不是贪图俘获的利益，为什么老年还要身处战场而不知道戒止呢？关于明珠的诽谤，早有其来由了。年老了还不知满足，驱使士卒兵甲来逞强遂志，确实足以令人厌恶。所以最终身死名辱，家族几乎不能保全，违背四时衰盛的规律，违反寒暑进退的常理，好战喜杀而忘记自己的正当寿命，这就叫“违逆上天的规律”。老子的说法，难道欺骗了我吗？《易》的教导，既确立了根本，又一定趋合时势。“趋时”这一义理已经很精微了：有一种是前进而趋时，时机尚未过去自己却先感到疲倦，这不叫趋时；有一种是退却而趋时，时机已经过去却还在那里操劳，这也不叫趋时。《易》说：“太阳偏西时，如不能敲击瓦缶而歌唱，就会发出老迈长寿的叹息，这是凶兆。”说的就是马援吧！三五 事情本来困难却用容易的态度处理，就会失败；事情本来容易却把它看得困难而谋划，也会失败。把困难的事情看得容易，失败后知道它的困难，随后改变谋划，仍然可能取得成功；把容易的事情看得困难，如果不赶紧悔悟而姑且搁置，容易的事情就会变成困难，祸患也不会停止。武陵蛮叛乱时，刘尚全军覆没，马成接着前往也没有成功，马援在壶头与他们相持，士卒死亡过半，马援也死在那里。等到马援已经死去，士兵已经疲惫，进攻不可行，退兵也不能，眼看早晚就有全军覆灭溃败的趋势；宗均却以县长的身份写了一封便信招抚他们，群蛮便完全服从，整顿军队返回，这是多么容易啊！这件事的容易，难道是到了今天才开始变得容易的吗？在刘尚、马援的时候，早已可以不费力使他们降服，只是贪图功劳、嗜好杀戮的人不知道罢了。假如没有宗均，而是让疲惫的军队同蛮人强行争战，蛮人冒死再次打败我们的军队，即使他们已经饥饿困顿，形势也已经增强十倍了。唉！一隅之地的叛乱，本来可以坐守困住而收服，不劳师动众便逐步平定。庸臣却夸大形势，动摇朝廷的视听，贸然同不得志的贼虏争斗，一败再败，反而助长他们的火焰，使其燎原，终于酿成大乱。社稷变成废墟，百姓被迫改穿左衽衣服，制造祸乱根源的人，即使死了也抵偿不了责任。三六 汉朝下诏让南单于迁居西河美稷，祸害中原的根源，就从这里开始了。这不只是因为他怀着戎狄之心来乘隙侵害我们，还因为同他亲近杂居，渐渐与他相安，风俗因此受到蛊惑，婚姻因此混乱，衣服饮食因此放纵淫靡，使五帝、三王所治理的天下流散瓦解，而元后父母留下的重大基业转移给异类。人们习惯于此，竟看不见它的可耻；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却看不见它的可畏。技击和诈谋有时还比不上他们，亲昵嬉笑、轻薄狎昵，有时被当作施恩，甚至还显出足以凌驾于我们的气势；愚蠢的百姓把他们当作玩物，狡黠的百姓则借此取利，甚至一时的贤人豪杰也屈身顺从，追逐新风。长此以往，到了千年以后，人们甚至忘记自己究竟是哪一姓的族类。臧宫、马武请求北伐，光武说：“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为什么要把祸患引到萧墙之内呢？三七 明帝聪慧敏锐有余，而涵养宽厚不足。光武选择经师儒者，以六经的教诲培养他，取得了正确的道理；然而张佚、桓荣还不足以称为这样的老师。难道当时没有闭藏不仕的豪杰，能够守持先王之道，等待有志求学的人，而足以成为君王的老师吗？还是有这样的人，只是光武不能任用他们呢？

译凭什么知道张佚、桓荣不够资格呢？明帝想让阴识担任太子的老师，张佚严肃地据理争辩，这才是正确的。明帝于是把太傅的任命改授给张佚；如果不是圣人把自己当作天子而毫不疑惧，或者本人身为皇帝的至亲，荣宠威势与自身相随而无法推辞，那么没有谁可以接受这个任命。张佚却从博士越级提拔到这个职位，竟不推辞，哪里可以做帝王的老师呢！桓荣接受少傅的车马、印绶，把它们陈列出来向诸生夸耀，得意地说：“今天我所蒙受的恩遇，是考究古学的力量，怎么能不勉励呢！”那些怀抱君子以谋求道义为忧的人，听到这话，难道有不羞惭得满面出汗的吗？这样的人足以做帝王的老师吗？唉！为人师表之道是多么艰难啊，从《蒙》卦的象义中就可以看出。人心的险恶，没有比利禄得失更险恶的了；只有用艮卦止欲守静、端正自持的德行来遏制欲望，不顾及自身，不显露自己的身份，然后夏楚之刑的威势才能施行于贵族子弟之中。以身作则得以确立，真诚之心得以晓喻，德行和威势得以显明，从而堵塞蒙昧者贪婪暴戾的心，使他们相互受到仁爱谦让的熏陶。所以说：“在蒙昧时培养正道，是成就圣人的功业。”自身不端正，凭什么教养别人呢？桓荣、张佚不过抱着一部经书来滋润自己，却想凭此使太子产生敬重和信任，使他忘掉权势、谦让贤能并合乎人情，难道能够做到吗？幸亏明帝没有成为汉成帝那样的人；否则，桓荣、张佚的情形又凭什么比张禹好呢？所以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才能成为王者。”光武帝预先教育太子，太子尊敬老师，所得尚且只有这样，王道因此不能兴盛啊！三八 把先祖母配祀地祇于北郊，是汉代扰乱礼制的做法。光武帝认为吕后几乎危害刘氏，于是改以薄后配祀，这是在混乱之上再加混乱。吕氏的德行不足以配祀地祇，难道薄后就能够胜任而没有不足吗？开国之君配祀上天而无愧，并不是因为他能够夺取天下、把它留给子孙。天下大乱，百姓不得安宁，三纲沦丧，五常败坏，上天不能使人恢复本性；暴政夺走人的居所和食物，战争断绝人的生计，土地不能完成养育万物的作用。王者首先出现，诛除邪恶、削平隐患，用战争治理而期望最终无须战争，用刑罚治理而期望最终无须刑罚；使饥饿者得到食物，寒冷者得到衣服，使流散四方的人安定居住，于是人们得以拥有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彼此亲爱而互相谦让；代替上天安定百姓，补助天地的不足，于是臣子推尊他来配祀上天，认为这样便是与上天共同治理。皇太后，不过是一姓的祖母；在宗庙中配祀祖先，私人的恩情已经得到伸张。她的地位并非本来就应有，是君主授予她的；她的德行也未必足以配得上这个地位。天子作为天下百姓的父母，母亲的职责也是君主所承担的，不是皇后的职责。吕后不足以配祀地祇，薄后难道能够承受这项重任吗？所以说，这是扰乱礼制。象不仁，舜也不得不把他当作弟弟；丹朱不贤，尧也不得不把他当作儿子。天伦关系承受于上天，不是人可以任意给予或剥夺的。夫妇之道承受父母之命，于是举行婚礼；女子出嫁按照夫家之道行事，夫妇关系便由丈夫主持。作为别人的子孙，却擅自决定祖先配偶的进退，自己不合道义，又凭什么治理幽明之间的事情呢？文姜虽有悖逆行为，《春秋》仍称她为“夫人”。僖公通过进献成风来压制哀姜，《春秋》仍记作“用致”。吕后的罪过，应听凭后世公正的评论，不是子孙可以贬黜的；薄后不是高帝的配偶，也不是子孙可以擅自指定的。光武帝到高祖庙告祭，废退吕后、提升薄后，只是庆幸先君无知，便一意坚持自己的意愿。舜不能使瞽瞍不把象当作儿子，光武帝难道能够使高帝不把吕后当作妻子吗？慕容垂追尊废后可足浑氏，崔鸿讥讽他因为儿子而废黜母亲，终于导致其子慕容宝杀母也不受忌惮。君主应当树立家法留给子孙，顺应天理，那么人情自然顺当，大义自然端正。如果说光武帝借此来警戒后宫，那东汉的祸患最终却成于后族，这样只是徒然造成叛逆和祸乱，又有什么补益呢？所以说，这是在混乱之上再加混乱。

译卷七 ◎明帝 一 明帝即位的第一年，率领百官到先帝陵墓朝拜，献上祭品并奏乐；各郡国的计吏依次报告当地粮价和百姓的疾苦，于是形成了固定制度。到后来灵帝时，蔡邕随驾到陵墓朝拜，看见那里的仪仗威仪，考察其本意，赞叹明帝至孝而且恻隐之心不可改变，同时也察觉古代不在墓地祭祀的礼制并未完全废弃。蔡邕由此懂得了贯通古今的道理。所谓古代不在墓地祭祀，这里说的“古代”，是从周代往前说，大概指殷代的礼制。孔子在防地的墓发生崩塌时，流着眼泪说：“古代不修墓。”他所说的“古代”，也是指殷代的礼制。孔子是殷人，却采用殷礼，是表示不忘旧制。然而他流泪悲伤，也说明圣人的感情同样表现出来了。殷人的礼制崇尚鬼神，重视神而轻视形体，以礼敬魂而安藏魄，所以通过声音寻求神灵，以尸体代替死者接受祭献；这也是一种礼制，但它的弊端流变为墨家所主张的薄葬。如果从幽明一体的道理来说，经过墓地而产生悲哀，难道不正是人的感情不能自已吗？况且，说神灵既已离开形体，形体并不是神灵，所以墓中无须寻求神灵，不过是说魂气无所不往罢了。既然魂气无所不往，那么为什么偏偏墓地不是它所到之处呢？早晨在堂上行祭礼，在室中侍奉尸体，在祊处祝告祭祀；究竟在那一处，还是在这一处呢？孝子寻求亲人的神灵并没有固定所在，那么墓地又为什么不能是亲人的所在呢？人刚死时设置重，是瓦制的容器；举行虞祭之后制作神主，是桑木、栗木制成的牌位。土木与人的形体全都相似而又不是亲人，孝子却像侍奉父母一样侍奉它们，因为认为神灵必定依附某种有形之物，寄托于其中而不离开。难道尸体埋藏的地方，反而还不如瓦制容器和桑栗木牌位吗？墓，是遗弃形体的藏处；孙，是形体遗传变化的后代。如果认为这些都不是亲人灵魂所在的凭据，那么它们就都不是凭据；如果认为它们是形体所遗留下来的，那么它们都属于亲身遗留之物。侍奉尸体的礼，是把孙看作形体的遗留而像活着时那样侍奉；难道到了形体埋藏之处，反而要把它弃置在腐土中吗？万物各自依托于同类；不能直接得到真实对象，就应当通过同类来寻求。形体与神灵、魂与魄相互依存而不分离，直到终身；那么神灵如果有所依凭，确实不会超出这个道理。孝心产生于子女的内心；神灵的降临，是思念所造成的。经过墓地而产生悲伤的情感，孝心既已生于内心，神灵也就在这里形成了。况且这个形体，作为子女的人在寒冷时给它取暖，炎热时给它降温，遇到疾病、疼痛、疥痒时为它按压搔抓，平日这样侍奉它，一旦死去就把它放置在腐土中，却说有一个尊贵的形体存在那里；这种感情冷漠，这种道理过于高远而没有实际内容。庄子、墨子都曾把这一点作为教义，反而伤害了人的恻隐良知；即使这是殷人的礼制，自己既不是殷人，又为什么要仿效它呢？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代的人，即使一百代以后的礼制也可以预知。”在礼制中有所损益，只要不伤害仁义，一百代以后，如果有王者兴起，前代圣人也不能限制他。所以说：“办丧事，与其把仪式办得简易，不如使感情悲痛。”拘守古礼，强求与古礼相合，压抑感情来迁就它，属于“简易”；内心有不能忍受的感情，即使古代没有这种做法，也一定要加以伸张，属于“悲痛”。那些固守章句、以古人为师的人，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二 养老的典礼有根本和末端，礼仪形式属于末端；礼仪形式如果能够感动天下人的心而使根本的孝心得以产生，那么根本产生末端，末端荫护根本，枝叶繁茂而根本更加牢固。让老人在学校中养老，袒露上身宰割牲畜，亲自拿着酱馈送，拿着酒爵进献，这些是末端。规定百姓的田地和居处，教他们种植和畜牧，免除他们服政役，使他们不挨饿、不受冻，从而能够奉养老人，这是根本。王者已经使百姓的生活富足，让他们有黍稷、酒醴、丝絮、鸡豚可以奉养老人；但又担心百姓依赖安逸饱足，只顾安逸而不产生孝悌之心，于是便在太学修明养老礼，亲自参加劳作，向三老五更请教、求取教诲，以显示天子必定尊敬老人，年长者受到天下人的重视；这样来振起百姓的心，使他们不敢倚仗年轻力壮而遗弃老人，于是末端荫护根本，道义也更加兴盛。明帝修行三老五更的礼仪，奉养李躬、桓荣，充分表现敬老奉养的礼制。在当时的天下，果真能使家家户户富足，让他们穿得起丝帛、吃得上肉来奉养父母吗？还是仍然没有做到呢？百姓尚未富足到能够奉养父母，却只修饰礼仪形式，那么当然不能振起孝悌之心，这种没有真实感情的礼节也就成了空设。虽然如此，礼仪形式与实际内容是相互辅助而成的；根本与末端也是相互扶持而兴盛的。如果因为天下尚未富足便无暇修行礼仪，迟迟等待、迟迟等待，最终就会废弃败坏。修饰礼仪形式以感动天下人的心，也可以借此先感动自己的内心；在俯仰、磬折行礼之时，回顾这些礼仪而思考其中的意义，就一定会有所实践，仁爱恩泽也将由上而下逐步推行。明帝时，国内盗寇平定，边境没有警报，承受着光武帝留下的恩泽，仍然像从江中汲水、从燧石取得火一样自然。这样看来，礼仪形式能够滋养实际内容，末端能够荫护根本，也不能说只是徒然造成这种没有真实感情的礼节。至于其中不可取的地方，《礼记》说：“敬养老人，是因为老人接近父亲。”因为接近父亲才敬重，所以敬养老人只是把对父亲的敬重推及老人罢了。光武帝去世还不到一年，明帝便在冠冕、笙磬之中从容行礼，难道不是太急了吗？李躬和桓荣凭几接受馈食，而在寝门外察看父亲膳食的机会，已经被上天夺走了我的欢乐；明帝本来应该有悲痛忧伤、不能安宁的感情。明帝和东平王刘苍都是突然失去父亲、含恤在心的儿子，刘苍多次请求，明帝就总是照办，难道不是过于放纵了吗？这就是砍伐根本却专心经营末端。三 明帝永平三年，任命左冯翊郭丹为司徒，让郡守出任三公，这是沿袭西汉的制度，而且尤其是不必等到入朝迁调，便迅速提拔升任。后来邪穆、鲍昱也都以太守身份登上三公之位，这说明当时非常重视吏治事务。这样做，用来奖励郡守，使他们努力治理地方，扩大他们的权力并使他们安心任职，是可以的；如果认为这是选择三公的好办法，那就未必比其他办法更好，为什么呢？道是事务的纲领，天下是各郡积累而成的。就具体事务来治理它，细目和纲领同时施行，不能有所遗漏；就道理来统摄它，只举纲领，却不能再详细察看细目。这就是郡守和三公在详察、简约上的区别。凭郡守对细节无不查察的能力，来辅佐君主的治道、掌握国家大纲，那么往往会拘泥琐细而损害大体。

译五方的政务，刚柔的禀性全由天决定，土地肥瘠和物产全由地决定。一个郡的利弊，如果施用于百里之外，就会把有利的事变成祸害，把有害的事变成好处。郡守能够得到百姓拥护，是因为除去本郡的弊病、兴起本郡的利益，百姓之心便会喜悦。若因此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天下，就如同给多山的国家配船，给水泽国家配车，只会造成祸害，甚至足以使人灭亡。既然如此，郡守即使确实贤能，也还不能坐在朝廷中清静地议论天下大政、平章四海事务。何况名声所由此形成，正是实际能力所由此受损；黄霸那样的贤能尚且因被鳻雀欺骗而感到列于三公之位的羞耻，何况不如黄霸的人，怎么能仓促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呢？这样早晨还是郡守，晚上就成为三公，朝廷没有广大从容的教化；其弊端是粉饰文辞、崇尚法令，损害和平正直的福祉，这不是小事。明帝勤于处理吏治事务，却不足以参与治国的大道理，不能作为后世选择宰相的法则。四 宗均撤除捕虎的槛阱，九江的老虎祸患就平息了，其中的道理很容易明白。人和老虎相争，人本来就不能取胜。槛阱是人用来同老虎争斗的器具；有了所凭借的东西，便轻率地同老虎相遇，踏入危险而不自觉，这是使老虎和人两败俱伤的办法。宗均下令说：“江、淮地区有猛兽，就像北方土地上有鸡和猪一样。”意思是说它们繁多，不可能让它们完全消失。心中眼中经常存有虎多的认识，不凭借器具而因此不恐惧，就会主动远离它们的危害。把这个道理推广开来，用来治理百姓中的奸邪也是可以的。所以他谈论治理时说，拘泥文法的官吏和自称廉洁的官吏都不足以制止奸邪；也应当把奸邪看作鸡猪，使奸邪屈服，同时使天下停止机心，天下的机心也就平息了。拘泥文法的官吏，依仗文法同奸邪争斗，本来就不能取胜；廉吏依仗廉洁而不惧奸邪，却会被奸邪的巧诈伤害；正因为有所凭借，便以为奸邪不足以防范。抓住大纲而略去细碎的法规，使讼师、首恶和狡猾的胥吏不能到公堂上来，又怎么会危害我们的百姓呢？宗均所持守的道理宏大深远。刘先主、诸葛武侯尚且采用申不害、韩非的法术，蜀汉最终还是不能与天下争衡；包拯、海瑞那种急切憎恶奸邪的做法，更加不足以评论了。五 楚王刘英开始奉事浮屠教，后来却因谋反而自杀；笮融征收百姓财物，大肆装饰来奉事浮屠，后来因劫掠而死于刀兵；梁武帝舍身奉事浮屠，后来因挑起祸乱、以杀人为乐而亡国。邪说暗中改变人心，招来的祸患竟然猛烈到这种地步吗！浮屠教以慈悲怜悯为作用，以寂静为本体，把贪、嗔、痴作为最大的戒禁。然而刘英、笮融、梁武帝都喜欢妄动、嗜好杀戮，含怒不止，迷失于成败而招来祸患，仿佛同他们所奉行的教义正好相反；既然如此，祸患又准确地发生了，为什么呢？人的心并不是被外在行迹改变，而是被其情感和度量的根本改变。情感和度量一旦改变，反过来就会激发它；在这里受到压制的东西，便会在另一处大为溃决，一旦溃决就不能重新收束。浮屠的学说把穷极广大说成失去居处，认为可以在自己的意念和度量之中使天地旋转，于是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没有什么不能遂愿；学习这种方法的人，放纵自己的心志，便没有名分义理可以守持。况且这种教义名义上说慈悲，实际上却是残忍：连自己的身体毛发和皮肤都可以忍弃，妻子儿女都可以忍弃，君主和父亲也可以忍弃；一旦遇到感情上不能容忍而又急于斩断的事情，就会愤怒地一下决绝，不再顾惜任何东西。这种教义禁止人的欲望，却不加区别；于是认为一饮、一食、一件衣服、一夜住宿，只要有所贪恋执著，就没有不是贪染的。至于穷极无度、贪欲无厌，毒害流布天下，它与贪恋一丝一粒米同样受到贪染的罪报，没有差别。既然不能不穿衣吃饭而受物质牵累，又何必害怕把贪欲推到极端、贪婪暴食而不去做呢？若严厉约束它，举手抬眼无不受到束缚；若宽纵放任它，成与毁便归于一回事，世间的道理和事务都可以毫无妨碍，内心没有罪、罪过可以消灭，大恶也像冰一样消解；暴虐、叛逆、凶恶、悖乱全都不过是梦幻泡影，一旦觉悟便全归于空。所以学习这种学说的人，没有不变得乖戾，急于求得一时痛快的。一旦桎梏脱掉，便可以在剑锋虎口之间任意翱翔，自以为处在唯一真实的法界中；放下屠刀、走出淫乱场所，便立即获得法身。约束到了极点，接着必然转为放纵，这是必然的趋势。刘英有什么可害怕而不谋反，笮融有什么可顾惜而不劫掠，萧衍有什么可忌惮而不接纳叛逆、对邻国发怒，把百姓驱赶到刀兵之中呢？赵阅道、张子韶、陆子静最终没有陷入罪恶，只能说是幸运；王钦若、张商英、黄潜善，则已经祸害了人家和国事。六 让出国位的道义，伯夷、泰伯表现得最为明白；子臧、季札遵循这一道义来成就自己的操守，汉代人也有很多仿效他们。丁鸿逃避爵位，鲍骏责备他说：“《春秋》的大义，不应因家事而废弃王事。”这话虽然正确，却仍未说尽。汉代的列侯，不是商、周时代的诸侯。古代诸侯拥有自己的国家，统治自己的人民，制定自己的政令，大概与天子互相可以进退，这是君主之道。汉代列侯只是享受租税，不承担守护宗庙、国家和人民的责任，这是臣下之道。君主制定义，臣下遵从义；遵从天子制定的义，不是自己可以制定的。古代诸侯从始祖那里承受封国，即使天子更换，自己的国家仍然如旧。汉代列侯从天子那里承受封爵，天子失去天下，列侯便不能继续拥有自己的封国。封国不是自己可以私有的，怎么敢只凭自己的意愿，把天子授予的爵禄让出去呢？况且君子让出国位，并不只是让出俸禄。叔齐贤能，王季、文王有德，所以伯夷、泰伯是把能够保全国家、使百姓安宁、兴起王制和治理之道的德行功名让给了他们。至于俸禄，那是自己所不屑的东西，难道可以用非分所得的俸禄玷污弟弟，把亲弟弟当作值得怜爱的人吗？丁鸿的弟弟丁盛强盛而贤能，不必做侯，也可以凭功名显扬自己；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一生得到温饱也就够了。俸禄食禄，不过是箪食豆羹一类的东西；让出这点小利的人显得微小，接受的人反而感到惭愧。商、周时代的道义，怎么可以让后世仿效呢？读古人的书想要学习他们，却不根据时代来确立道义，很少有不犯错误的。孔子说：“把它拿来给你的邻里乡党吧！”接受列侯的封爵，再分出俸禄给弟弟，这就对了；侯爵哪里是丁鸿所能让出的呢？七 史书中有夸大的言辞，世俗之人会羡慕它，君子却不取。史书记载明帝时期百姓富足，说“粟每斛三十钱”。假如果真如此，谋划国家的人就失去了治理之道，而百姓还将有饿死的忧患。

译一个农夫耕种一年的收成，最多不过五十斛。古代的斛，就是今天的石。一年到头辛劳，所得仅仅一千五百钱的收益；口粮、分摊的租税和徭役，都要从这里出，妻子儿女的食物、养老养病、死亡安葬和婚嫁的费用，也都要靠它，盐、酪和耕作工具也要从中取得，本来就不足以养活自己，百姓还肯竭尽全力去耕种吗？所谓米价每斛三十钱，难道天下全都是这样吗？还是只有某一个郡国偶然如此，却被惊异地传开了？假如天下都这样，尚且应当实行平粜收购，用来充实边疆，防备水旱灾害，却不能听任百姓狼戾不法。然而如果天下并不全是这样，那么这里粮价极低，那里却仍然高涨，当国者就应当依次调运粮食，使价格平抑，怎么能让粮食贱如土而钱财耗尽，造成两方面都匮乏的苦境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使粮食在百姓那里不至于过多，以此诱发他们轻视粮食的心理，使农民日益贫贱；农民日益贫贱，游民和商贾就日益骄纵。因此说：“粮食贵了会伤害工商业，粮食贱了会伤害农民。”伤害工商业和伤害农民，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得失呢？粮价过分低贱之后，必定会有饿死的人。明帝在位时，却没有听说百姓有饿死的祸害，由此可知史书的记载是夸饰之辞。即便如此，也一定有某些郡国曾经这样，所以说谋划国家事务的人失去了治国之道。八 广陵王荆、楚王英、淮阳王延，因为谋反，有的被诛杀，有的被削夺封国。这三位王确实狂妄悖逆；但是看北海王睦派遣中大夫入朝觐见，中大夫想称颂他的贤能，睦却高兴地说：“你这是要害我啊！中大夫只须回答说我以声色、犬马为娱乐和爱好，这才算是爱护我。”由此可见，明帝的猜疑、忌恨和残忍，也确实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况且这三位王，还没有像濞、兴居那样玩弄兵力、狂妄逞强；既不以德安抚他们，也不以道理教导他们，使他们愚昧而无法自安，奸人又趁机进谗告发，那么又怎能知道当时的狱辞不是附会增饰出来的呢？楚王一案兴起，虞延因此而死。虞延以舜对待象的态度来期望明帝，心意极其深厚，却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寒朗说：“公卿们嘴上虽然不说，暗地里却都仰着屋梁窃喜。”可见使臣民寒心的人已经很多了。制作图谶、从事淫祀，难道不可以教诫吗？却偏要用极其严厉的“无将”之罪加在他们身上，于是诸王像北海王睦所说的那样，时时如同睡在荆棘上、踩着薄冰，善事不敢去做，而天性中的亲亲之恩几乎断绝了。西京的灭亡，并不是诸刘使它灭亡的；汉朝的复兴，却是诸刘使它复兴的。可是明帝唯独在对待兄弟的问题上，导致猜忌毒害而不肯相容。听到北海王睦的话，也足以为此流泪了。明帝死后外戚势力又重新张大，看来是有原因的啊！九 班超对于西域的作为，不过像游戏一样罢了；凭三十六个人横行各国，抓住他们的君主，想杀就杀，想擒就擒，古今没有什么奇智神勇能做到这种地步。大概这些国家土地狭小、军力弱，君主愚昧、百姓离散，不必有多大的智慧和勇力，就足以制服它们。万里之外那些孱弱的夷人，苟且自称为王，实际上连中国的一个亭长也比不上。他们叛乱，不足以增强匈奴的势力；他们归服，也不足以树立中夏的威势；可是欺凌弱小、压迫寡弱，扰乱他们的安息，只为了夸耀奇功，班超已经不再具有人心，而古今却都称颂他，这不是更加诱使妄人把妄为当成可行之事吗？挖开洞穴去攻打蝼蛄，进入水泽去捕捉泥鳅，就说：“这是智慧奇特、勇力神妙。”有见识的人早就对此笑了很久。光武帝关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往来，班固还称赞这是光武帝盛大的德行。班超是班固的弟弟。我曾读过班固遗留下来的文章，其中他往来答复班超在西域所写的信，叙述窦宪殷勤相待的心意，并羡慕窦宪的远大谋略，可见班超和班固并不是意见不同而彼此不商议。他们立言如此，兄弟之间互相奖掖、诬蔑皇上以求侥幸来取得功名也如此；玩弄文墨、趋赴险境的人，竟然可以没有一定的操守到这种地步吗？班氏一族的倾覆危亡，从班叔皮时就已经开始了，后来流传到妇人，辩说之才还有余裕；有这样的才华，还不如没有才华。

译章帝 一 陈汤侥幸取得郅支之战的胜利，傅介子侥幸取得楼兰之功，汉廷议论者想贬斥他们而不予记录，这是可以的；傅介子、陈汤没有接受诏命，私自行动以求侥幸，既然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图谋，却又加以奖赏，那么轻率侥幸、制造事端的风气就会滋长，边境的事端也会日益增多。至于第五伦想放弃耿恭，则是毫无道理的。耿恭驻守车师时，是窦宪上奏派遣他的，也是明帝下令派遣的。金蒲城，是汉朝授予耿恭、让他守卫的地方；车师反叛，匈奴骄横，围城长达一年，用重利诱降，用必死相威胁，但耿恭始终不投降。是否应当在车师驻军，不能在事后归咎于耿恭；耿恭所守的是先帝的命令，所持的是汉廷的符节，至死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这不正是忠臣的操守吗？车师可以不驻军，但耿恭一定不能放弃，显然是如此。第五伦难道不是人臣人子吗？为什么把忠于君主的人看成像扎在身体上的芒刺，想要除掉他呢？鲍昱的议论是正确的，但还没有涉及先帝的命令。先帝陵墓上的草还没有过夜，就因愤怒憎恶而把奉命的臣子弃置在原野上，又怨恨君父，把恶怒发泄到孤立的臣子身上，第五伦的心思，路人都看得出来。第五伦的操行矫饰异常，没有孝友和顺的天性，从他轻慢对待堂兄以求树立名声时就已经如此了，这哪里足以做天子的大臣呢？二 “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治道”，这里的“道”，指刚柔、质朴和文饰。刚柔质文，都是道的作用，彼此资助而相互成就，又彼此制胜而相互节制。因此，某一方面如果发展到极端而必须改变，就应当用相反的一面加以制约，使它抑制并转化为相生之势；消长变化的作用，就存在于这种闭合调节之中。除非已经出现安危存亡的大事，否则等待三年并不是拖延，而是由此使孝子的心愿得以完成，国家事务也不因相互激发而再次陷入偏颇。明帝的明察，确实有过分之处；但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还不了解法令，所以他的严厉，反而使后人有可能逐渐宽缓。章帝刚即位，鲍昱、陈宠急于纠正先君的过失，第五伦也起来坚持这种做法，把明帝看作胡亥那样残酷，把自己看作汉高祖；章帝听从他们而迅速改变，那么就不能再算是一个人子了。君主在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对于听取意见尤其不能不谨慎。臣下在先君在位时各自怀有自己的志向，有的没有得到施展；先君一死，他们积累的愤懑便寻求伸张，就像鱼儿脱离鱼钩，只顾洋洋自得。这种心情，名义上是谋划国家，实际上是怀着怨恨君父的心，只因庆幸先君死去而得以放声表达自己的得意。做儿子的，怎么能去迎合这种心情呢？况且君主如果崇尚宽松，臣下没有不高兴的；君主如果崇尚严明，臣下没有不怨恨的。所以考察吏治、精细核查、修订刑法，都是臣下非常不利的事情；他们庆幸先君去世，把希望寄托在新君身上，想要解散法纪以实现自己的安逸放纵，于是议论纷纷而无所顾忌。存心如此，却迎合这种心情来博取臣民的称誉；听信过度的弊病，最终会成为忘记父亲，难道能不谨慎吗？明帝过于明察，并不是像胡亥那样在法外加以残酷杀戮，而只是严格执法却没有体恤之心。他所依据的法是正确的，但处理事情的情理却过分；情理虽过分，他所依据的法本身原本是正确的。即使大案兴起，受到囚禁牵连的人中，也有因形势逼迫而等待宽恕释放的人；章帝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调节宽严，暂且就事论事地宽免他们，逐渐趋向宽缓，以等待日后处理，那么先帝的过失不会显得突出，嗣君的孝心也不会受损，臣民所忌惮的事情和所希望培养的事物，也能从容调和而适中，不会突然解除束缚，导致软弱麻痹，使奸邪之徒窥探朝廷意旨，像能吞食大船的大鱼那样无法得到戒惧。如今陈宠说：“荡涤繁琐苛刻的法令。”章帝的诏书说：“提拔柔良之人，审理冤狱。”全都是急于反过来改变明帝，以此表明自己已经彻底改变。君主和臣下互相劝导放纵宽弛，一边激化、一边反转，国家事务还有多少不会混乱呢？所以刚柔、文质之道，本来就应当同时确立，而最大的中正之道也包含在这种相互制约之中。因刚而保存柔，因文而确立质，这是有道之人所崇尚的。若怀着忿恨怨怼而反复改张制度，就像攻打仇敌、拯救暴乱一样，在一时之间大为痛快，只求发泄而不顾后果；这种弊病又会走向反面，流传下去而成为天下的祸害。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奸佞，明主所应当放逐的人。这个道理不明白，唐、宋以后，做君子的往往矫正先君的错误来充当忠孝，后来又有人反过来矫正他们；一再激变、一再随从，法纪混乱，朋党兴起，国家因此衰败。由此才知道“三年不改”的说法，是圣人用来表示为人子之道的，而为君之道也没有超过它的。三 称赞母后的贤德，到了明德马后，古今的赞美之辞都没有说尽。读她的诏书，仿佛要使人流下眼泪；马后大概是喜欢名声而又善于措辞的人。建初二年发生大旱，进言者认为这是没有封赏外戚造成的；奸邪之人竟敢提出这种邪说而毫无惭愧顾忌，也到了这种地步吗？人不按照君上的话去做，却窥测君上的心意，把迎合君心当作服从，这种事情由来已久；进言者之所以毫无惭愧顾忌，是有人造成了这种局面。章帝多次想封赏诸位舅舅，马后多次推辞；封赏已经确定后，她又说出“万年长恨”之类的话，人人都认为封赏诸马是章帝强行办理的，并不是马后的本意。可是马后去世不久，主管官员就上奏说马防兄弟奢侈逾越、僭越礼制，全部免官遣回封国，而且还有人在拷问中死去；这些仍是同一批官员，和大旱时请求封赏的奏章却完全对不上。奸人反复窥探皇上的心意，那么过去请求封赏，就是马后想要的；后来弹劾治罪，则是章帝积累的愤怒想要发泄，这就清楚了。因此可以知道，章帝强行封赏诸舅，表面上违背马后的旨意，实际上是不得已而顺从母亲的私心。马氏家族车骑仪仗的盛大，马后曾郑重告诫责备；但她又把国家的兵权交给他们，以讨伐羌人作为封侯的资本，第五伦争辩却没有成功。兵权掌握在手中、大功已经建立之后，又装作恭敬俭朴来求取声誉；这正是王莽过去的伎俩，马后对诸马的期望，难道就在这里吗？东汉外戚的祸害最终贯穿整个汉代，国家也因此灭亡；这一切从马氏开始，是马后造成的。所以言语不足以验证内心，声誉不足以考察事实。马后喜欢名声而最终成就了名声，善于言辞而且言辞流传下来，她确实可以称为“哲妇”了。哲妇的祸害，在当时尚且没有被察觉，后世更不知道；她欺骗世人已经绰绰有余，这难道不可畏惧吗？四

译谈论郡守、县令的贤能，说他们要清廉、谨慎、勤勉，做到这三点，郡守、县令的道理就完备了吗？这三点可以使政绩得到优等、使美名树立；要求郡守、县令贤能的人，没有不把它们列入标准的。然而，如果把它们当作僵硬的标准而自我矜夸，以此作为风范，百姓受到伤害的地方就会很多，风俗也会因此变得虚伪，国家同样不得安宁。夸耀清廉，待人处事必然刻薄；夸耀谨慎，考察事物必然过于琐细；夸耀勤勉，要求别人做事必然烦琐。君子的清廉，是以清廉来求得和谐；君子的谨慎，是以谨慎归于简约；君子的勤勉，是以勤勉恭敬地办好自己的事务，而不谋求职位之外的事情。对自己不玷污，并不是要使天下人在一箪一豆的小事上都严苛；对政令不妄为，并不是拘泥于文书法令而要求一切都做到极致；内心不放逸，并不是在鸡鸣时颠倒衣裳，强迫别人不停地跟随自己。君子修养这三点，以使百姓适宜、使风俗良善，用来治理天下也是可以的。然而考核政绩时或许有所不足，声誉名望便会减损；名与实相互乖离，已经很久了。第五伦说“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专门务求严厉刻苦，官吏百姓都愁苦怨恨，议论者反而认为他们能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假如刘豫和驷协不炫耀他们曲意求廉、拘谨琐细和辛劳勤勉的行为，哪里会有人把能干的名声给他们呢？想靠矫饰行为树立做官的规范，却不学习道理，那么清廉、谨慎、勤勉这三点的弊病就会暴露出来，百姓愁苦，风俗虚伪。所以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礼乐教化兴起，真正成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只是依靠这三点吗？五 接受劝谏的方法，也并不容易。君主不用爵位和赏赐来鼓励进谏，进言者就不来；用爵位和赏赐鼓励进谏，进言者又会不加选择地进言，所以接受劝谏很难。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道理：士人对道有所见解，想用它来匡正君主，并不是拿言论换取爵位赏赐，只期望自己的意见得到施行罢了。因此，明君实行士人的意见，本身就是对士人的报答，与爵位赏赐无关。孔子说：“君子不因为言论就擢用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况且进言的人，是指出君主的过失并加以匡正；即使言辞还不够工巧，也能知道他是忠直之士，君主心里记住这个人，随后再给予爵位赏赐，这样造成的过失就少了。至于有人所进的言论，是寻求群臣的得失而加以褒贬，考察政事的因革而铺陈说明；他的言论确实正确，也确实可以施行，但这个人的贤能或不肖还无法知道。如果因此就用爵位赏赐酬答，那么奸佞之人混杂进来，怎么能保证他们最终会怎样呢？即使他的意见确实正确，这个人也并非不肖之人；但因为他进言毫不避讳，就把他安排在身边，使他早晚都进献教诲。君主既然只取用言论，人们便会把进言当成自己的职责，想要始终保持敢于进言的名声，于是没完没了地吹毛求疵，列举各种事务的兴废来作为进言的材料。事情本来只能做到这里，言者却把它无限引申；不是奸邪却斥为奸邪，不是贤能却奖誉为贤能；事情不应废止却想废止，事情不应兴办却想推行。荒唐苛细的议论，全都拿来充当言官的职责，国家的判断因此混乱。所以可以让进言者进言，却不能让他们把所有话都说尽；即使可以让他们把话说尽，也不能让他们无限引申，形成没完没了的言论。斟酌取舍的权力在于君主的心意；君主乐于听取劝谏，却不能引导人只凭口才争辩。至于用爵位赏赐酬答进言，难道可以轻率吗？章帝对于直言极谏的人，安排他们补任外地官吏，考察他们实际办事的能力；并不是不给他们报酬，而是不把他们引入无边无际的辩论之中。这样既有官职的职责所在，也大概可以考察出他们是否贤能。六 任用贤能，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传位给儿子，关键在于确立嫡子。确立嫡子，是家天下确定不变的法则。即便如此，嫡子未必贤能；如果没有使他成为贤君的办法，就无法统治天下、保全宗庙福祉，所以必须有预先教育的办法，维持扶持他，使他不立即陷入过错。太甲颠覆常法，最终迁移到仁义之道，是因为有伊尹辅佐。但是人的气质本来就不相同，固然也有即使左有伊尹、右有周公，也不能改变其恶行的人。和峤困于晋惠帝的愚昧，教导的方法也因此穷尽；所以汉元帝、晋武帝遵守确立嫡子的法则，最终却导致国家灭亡。由此可知，如果嫡子无法教导，改立他人以安定宗庙社稷，难道就不可以吗？古人为什么不考虑这种情况，却守着已经形成的模式而不肯迫使它改变呢？君子传给后世、使万世共同遵守的，只是大原则罢了。天下即使危乱，宗庙社稷即使灭亡，也可以听从天命而安然接受。为什么呢？如果任意选择儿子的说法得以实行，后世就会亲近宠幸妃嫔而更换太子，成为亡国败家的根源；他们都会借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君子不敢因一时的利害而开启无穷的祸乱萌芽；大原则既然已经穷尽，也就可以不再忧虑。光武帝因为郭皇后失宠而废黜太子缰，群臣没有人敢争辩。幸而明帝贤能，才得以掩盖光武帝的过失。但这一制度不完善，祸患在一生之中不断发生，所以章帝废黜庆而立肇，群臣也没有人敢争辩。唉！先不论肇贤能还是不肖，章帝去世时，肇刚满十岁，就继承大位；想不把太阿之剑倒转过来交给妇人掌握，也做不到。整个汉代，冲、质、蠡吾、解渎都以年幼昏昧的身份继承帝位，权臣和有才智的妇人贪图幼主占据帝位，任凭自己施为，于是东汉没有一天的政治得到治理。这种祸患由章帝开始，但实际上是光武帝遗留下来的。所以确立嫡子与预先教育必须并行，这样君主和父亲的责任才算尽到。超过这个范围以后，就是天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又哪里容得人反复猜测筹划呢？七 施加无法预料、没有固定规律的恩惠和威势，是谋略之士所致力的事情；他们认为这样足以在人意料不到之处震慑他人，使没有人敢不服从。然而，这难道值得依靠吗？张纡镇守陇西时，羌人反叛，他们的首领号吾首先作乱入侵；张纡追赶并活捉了他，却释放他遣送回去。后来迷吾进攻金城塞，张纡与他交战并击败了他；迷吾带领部众到临羌投降，张纡却用毒酒把他们杀死。交战擒获，便释放；投降前来，反而杀死；张纡把这当作无法预料的恩威。于是羌人的祸患延续到秦、陇一带，几百年后才平定。一个活命、一个被杀，无法预料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对方将依据什么来决定服从还是反叛呢？交战被擒，擒获后又被释放，那还怕什么不交战呢？胜了可以逞强，败了还可以活命。投降而来，来了却被杀，那投降有什么好处呢？投降必死，还不如交战或许能够求生；这样一来，很少有人不会犹豫不决，接连陷入死战。因此，恩惠和威势必须有一定的准则：对自己来说可以说明白，对他人来说也必须值得信任。受恩的人不改变志向，畏惧威势的人不敢侵犯，这样才能使天下归服而没有人敢不服。还不要轻易谈论什么无法预料的恩威吧！八

译西汉的衰败从元帝开始，这话并不完全正确；东汉的衰败从章帝开始，却没有人察觉。元帝的过失在于柔弱，而章帝更加严重。王氏之祸，不是元帝开启的，元帝死后王氏才开始势力扩张；窦宪的专横，却确实是章帝造成的。第五伦进言，章帝却不听；贵主上诉，章帝怒形于色，片刻也没有缓解；周纡违逆窦笃，被送进诏狱；郑弘以死进谏，章帝知道他的忠心，询问他的病情，却最终还是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像这样的人和事，与元帝处置萧、张、弘、石等人的情形相比，实在难以尽述。元帝的柔弱，是对自己柔弱；章帝的柔弱，则是对宫闱和外戚柔弱，章帝更加严重了。他假托仁厚，却沉溺于内宠，整个汉朝时期，都受制于妇人之家，使奸雄得以进用而丧失帝国的大命，章帝难道能推脱自己的罪责吗？曹子桓说：“明帝明察过甚，章帝是个厚道人。”如果所谓厚道，是在妇人姻亲的禁闭之中，以圆滑软弱、含糊敷衍来解除乾纲，那么这种厚道究竟在哪里呢？范晔称章帝侍奉马后，完全尽到了孝道。但把事情的始末合起来观察，章帝难道真能算孝吗！马后死后不久，马氏便遭谴责，甚至有人被拷打致死。当初他想封赏诸舅，后来又因马后推辞而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厚待舅氏，而是在马后面前表现柔顺，曲意顺从她没有说出口的心意。后来他一旦废黜马氏，也不是忘了母亲的恩德，而是因为窦氏想夺取权力；他在这位贤妇面前表面柔顺，实际上却取代母党而扶植妻党。对母亲，他柔弱；对诸父和兄弟，他柔弱；对宫闱，他柔弱；对外戚亲里，他柔弱；对臣民，他柔弱；对罪犯，他柔弱；即使对忠直之士，他也柔弱；这同样无异于以柔弱对待顽固谗佞之人。权柄向下转移，外戚和宦官便倚仗恩宠而肆意逞强；和帝、安帝虽然没有成帝那样淫乱昏庸，但汉朝最终仍未能振作，章帝的过失，难道还在元帝之下吗？九 明帝的车驾屡次出巡，经过兗、非、冀、豫、徐、荆等地，章帝又沿袭这种做法，天下没有听说有人把疲病告知他；然而天下怎么能不因此疲病呢！对供应和劳役有禁令，对窥探和侦察有禁令，对践踏和蹂躏有禁令；能够禁止这些的，是皇帝的车驾；不能完全禁止的，是随从官员；无法一定禁止的，是军队和臺隶；天下怎么能不疲病呢！天子时常出巡游览，官吏便害怕被察觉而粉饰治理，表面上治理可以被举为成绩。假如这里确实有奉行法度的官吏，只抓大纲而放宽细节，从容地把治理做到极致，但废弛的事务仍未能最终振兴，又没有办法回应天子巡视的省察；于是那些借机逃避责任的巧宦，反而会粉饰末节而搁置根本，只是徒然扰乱官吏百姓；天下怎么能不疲病呢！光武帝以明智建立法度，明帝、章帝以贤能继承治理，难道他们不是没有想到这些，却偏要喜欢奔驰巡游来使百姓困苦吗？为什么呢？光武帝承接乱世而兴起，当时天下盗贼蜂起，他自己也凭借这种局势成就大业，所以对天下更加怀疑，希望亲自阅历各地，以弥补漏洞、整治纷乱，并消除奸雄豪杰的野心，把这当作建立威势、消除祸患萌芽的大计罢了。然而国用耗费在草料和粮食上，小民渐渐习惯于皇帝巡行；羌祸一旦发生，军费供应便不能满足。张伯路在草野间一声呼应，数年都不能平息，祸乱接连蔓延，几乎到了黄巾起事的时候，汉朝于是灭亡。盗贼横行而使天下丧亡，在此以前从未有过，是从汉朝开始的。既然如此，过分怀疑天下，依靠亲眼所见、亲足所行来排解忧虑，反而只是招来忧患的媒介，又有什么益处呢？有虞氏每五年巡守一次，却不让每年都耗费在道路上，这就是所谓“完全相信书本，还不如没有书本”。周代制度规定：十二年，天子才按时巡行。传了三代以后，昭王因巡行而死；传了四代以后，穆王因巡游而荒废政事。封建时代，天子的治理范围只到千里王畿，因此有余力顾及远方。五服之内的诸侯各自掌握刑赏权柄，天子只能远距离控制而不能亲自管理。然而即使是虞舜、成王，也未必能使巡行带来的利益抵偿其危害。何况以一人统治天下，耳目很容易穷尽；如果不是胸怀开阔、公正无私，推诚信任，听取监司和郡县的治理情况，就没有谁能消除天下的险阻。更何况像顺帝、桓帝那样沉溺酒色、追逐禽兽、游观没有节制，难道不正好给人留下口实吗！

译和帝 一 有人说：“夷狄互相攻伐，是中国的利益。”是谁说出这种话，给无穷后世留下祸患呢？邓训竭力驳斥这种浮泛的议论，保护各部胡人，使他们免遭羌人的祸患；众胡人悦服归顺，于是邓训集中力量攻打迷唐，迷唐远逃，这真是有智慧啊！楚庄王吞并舒、蓼，随后灭陈、破郑，在邲地击败晋军；夫差把越国困守在会稽，随后大败齐军，在黄池胁迫晋国；冒顿击破东胡，随后在平城围困高帝；苻坚吞并慕容氏，卷取河西，随后大举进攻晋国；蒙古灭金、灭夏，向西收服钦察、畏吾儿，向南收服六诏，随后攻取襄、樊而灭亡宋朝。夷狄兴起时，通常先吞并、削平自己的同类，然后才会侵及中国。中国那些苟且怠惰的人，竟还说：夷狄互相攻伐，对我们有利。土地越来越广，人口越来越多，把许多小势力合成一个大势力，就像疥癣之毒聚集成一个脓疮。屡次取胜的气势越来越壮大，熟悉攻战之术也越来越深，得到利益后欲望更加奢大；我们却还鼾声大作、自鸣得意，以为老虎在洞中争斗，顾不上来到牧场和马厩，祸患一旦爆发，就再也无法收拾了。善于制御夷狄的人，如果力量足以与他们抗衡，就应安抚弱者、压制强者，以恩惠建立援助，以威势制止暴乱，这是上策；如果力量不足以与他们抗衡，听说他们互相攻打便忧虑，修筑城堡，整治铠甲兵器，积聚草料粮食，任用将领、训练士卒，以防他们突然出击，这是次策。放任他们践踏噬咬，以扩大疆域，只庆幸他们没有侵及我方来缓解眼前祸患，这是坐等灭亡的办法。更严重的，是挑动他们、奖励他们、帮助他们，以图获取兼并弱者、拾取残余的利益，却不知道戎人正冷眼盯着我们的咽喉，想着如何扼住它。可悲啊！庸人的一句话，竟造成千古祸患，竟有这样的事！二 南单于投降汉朝，光武帝把他安置在西河塞内。到了和帝时期，窦宪出塞五千里，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亡。北匈奴的余部拥立于除健，袁安、任隗想趁北方荒漠安定之时，让南单于返回北庭，驱逐于除鞬，并让他安居在原来的庐帐之地；这是万世长久的策略。于除鞬没有能够被拥立，汉朝于是少了一个敌人。送南匈奴返回北庭，使匈奴重新统一，而南单于还会把这看作恩德。这样，表面上是对南方胡虏施加大恩，暗中却是除掉中国腹心的蠹虫；戎人的野心不被激发，戎人的气势不骄横，袁氏的风气不在诸夏泛滥，内外防线分明，与头曼以前的旧制没有改变，刘渊、石勒的祸患又怎么会发生呢？夷狄杂居在塞内，轻慢玩弄中国，窥伺防备薄弱之处而肆意侵扰，这是必然的。他们进行侵扰，也必然要借助中国的奸人盗贼作为羽翼，然后才能逞强；让他们与百姓杂居，祸患就更加猛烈了。不仅如此，百姓容易受到粗暴强悍、放纵淫逸、苟且简慢的风气影响，贪图苟安喘息，却害怕礼法约束；大化流行的力量一旦冲决，这种风气很容易扩散，也很难防范。古代圣王对此忧虑深切，所以整饬他们的氏族，区别他们的婚姻，划定他们的都鄙区域，制定他们的风俗，维系他们，使之符合本性。可是百姓愚昧，不能安于接受教化，也不懂得从中获利。廉耻尚存、风俗端正时，即使有不利之处，也终究不忍像禽兽那样行事，以至于不被乡党容纳。夷狄进入其中并与他们杂居，又和他们互通贸易，必然会同他们交游，渐渐还会与他们结为婚姻；他们的衣着、饮食、居处、男女关系，大概会有与愚昧不肖的百姓共同沉醉于饱暖、以便于奔驰追逐而相互投合的地方。他们哪里知道，五帝、三王以前，百姓像禽兽一样践踏、噬咬、抛弃彼此，混同于禽兽，连生死性命都不能保全，本来就是这样的。于是他们反而惊叹这种情形新奇，认为它极合人情，大肆诋毁五帝、三王的制度，视之为多余累赘。然而他们的疆域和力量不如夷狄，安稳和机巧便利也不如夷狄，便尊夷狄为君、奉为宗主，乐于侍奉并跟从他们，却不知道元后、父母必将被一个与我们同类、乘时而起并以德自居的人所取代。酿酒时，一定要挑出酸败的酒糟并除去，因为厌恶它引入而使美酒变酸；慈父教子，也一定禁止并断绝淫乱的朋友，因为厌恶他们引诱朴实的孩子一起淫乱。祸患没有比相互引诱更严重的，而彼此伤害反倒较轻；伤害还知道防御，引诱却不知道躲避。由此便知道袁安、任隗的见识深远了。他们说：“光武帝招抚安置南单于，并不是认为这样就能使内地永远安定，正是用权宜谋略来防御北方夷狄。”光武帝难道可以被说成只是在行权宜吗？这是颠倒轻重，也毁灭了五帝、三王的大经大法。三 孝和帝时期，袁安、任隗、丁鸿任三公，何敞、韩稜任尚书，他们都深沉而有智勇，是可以同他们一起安定国家的人。窦宪的党羽谋害社稷，和帝暗中知道此事，想除掉他们，却没有办法同大臣接触谋划，不得已只好把此事托付给郑众；宦官导致汉朝灭亡的祸根，从这里开始。和帝的问题并不只是宠信受刑者、疏远贤士大夫；如果没有郑众，和帝大概就危险了。追究事情的开端，难道不是从光武帝开始的吗？他尊崇三公的地位，却削弱他们的权力，于是大臣之间不能亲近；把政事授予尚书，却降低他们的品秩，于是近臣不能自我保全。因此窦宪便利用这一点，使和帝不能同内外群臣亲近，只能同宦官相处。并不是窦宪创立了禁锢蒙蔽、钳制天子和大臣的办法，而是这种家法早已有之。三公坚持关于匈奴的主张，却不能违抗窦宪讨伐胡虏的决定，这是因为权力太轻，当然没有人能够主持政事。尚书郅寿抗拒窦宪而自杀，说明诛罚和赏赐都要听命于权臣。西汉灭亡时，张禹、孔光的性命悬在王氏手中，宗庙社稷于是被转移。光武帝却不知道吸取教训，反而把过分的疑心用在不该怀疑的人身上，使年幼的君主孤立在上，而被权臣控制；既然不把心腹交托给受刑之人，又能交托给谁呢？明主一旦产生疑心，就会使祸乱延续十代；疑心毁灭德行，实在太严重了！创业之主委任大臣，并不只是为自己打算。君主才智敏锐有余，能够把大政总揽于一心，再以勤勉来完成它，当然可以独自任事。大臣中偶尔有一两处欺瞒自己，便因此深深产生疑心；然而他既然怀疑君子，就必然不会信任小人；君子尚且被怀疑，小人就更加恐惧。这样难道能指望深宫中只顾安逸、才智在中等以下的子孙吗？公辅没有权力，中等才能的君主承受不了繁重劳苦，代替君主发言的臣子便权重；代言臣子的品秩低下，不能同君主坐而议论，也不能亲近御座，于是掌握笔札的宦官便掌权；祸乱兴起之后，就没有人能挽回它的流势了。天下人都可以怀疑，为什么偏偏不怀疑自己的子孙智力不足，却沉溺于安逸享乐呢？

译事情开始时，大臣和宦官还彼此分为两方；朝纲已经建立，士人的气节还没有堕落，风俗习尚仍然端正，邪正之间不会互相借力。像袁安、任隗、丁鸿这样的人，虽然忧虑时局却不能亲自发挥作用，也一定不会攀附郑众来有所作为。他们不强求事情一定成功，不强求功业一定完成，只求自守清白而听凭天命，不肯借助歪曲的寻常手段去达到正直的标准，所以郑众虽然建立了功劳，仍然受到约束。等到君臣之道隔绝，宦官势力形成，大臣中想匡正君主、保卫国家的人，还要通过宦官引介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此后宦官势力更加扩张，便无所顾忌。杨一清借助张永来诛杀刘瑾，杨涟也不得不偏袒王安来抑制魏忠贤；那么，忠诚端正的大臣尚且不能断绝内廷援助而有所作为，又怎么能禁止小人向宦官献媚、依附腐败势力呢？高拱、张居正的罢黜和起用，全都由冯保的荣辱决定。上面失去正道，下面便不能自主；祸乱始于东汉，流毒延续万年，不是很惨痛吗！四 朋党兴起，大概始于诛杀窦宪吧！霍氏败亡时，只诛杀他们同恶相济的族类，没有牵连其余人；王莽篡位后伏诛，王闳虽是他的族子却得以免罪，其他人也不再追究。窦宪依法被处置时，窦笃、窦景、郭璜、邓叠这些同恶之人，诛杀他们是可以的；宋繇身为大臣而同窦宪结交，罢免他是可以的；班固倚仗势力而横行，流放他是可以的；但把他的宗族宾客全部列名为党人，逮捕拷问治罪，于是“党”这个名称被确立，党祸也延续到后世。君子借此穷究小人，小人又借此反过来吞噬君子；一废一兴，刑罚和赏赐听凭人情与报复，而君主却不能亲自掌握。汉、唐以来，国家危亡而不能挽救，都是由此造成的，难道不可悲吗！孔子说：“只有最上等的智慧者和最下等的愚人不会改变。”既然如此，中等才能的人能够被改变的就多了。没有什么可羡慕，却喜好善行；没有受到惩罚，却厌恶不善；内心安于仁德，这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出来做官，做官后又想迅速升迁，既不能选择恶行而远离它，也未必一定选择善行而厌恶恶人。君主不能在上面端正自己，大臣不能在下面坚持原则，却把奔走天下的权柄交给奸邪，使他们陷入恶行，难道内心就没有惭愧吗？抛弃廉耻，迷失于祸败之中，谋求一时的利禄，投身水火，这是仁人所哀怜的，绝不会因他们受到惩处而感到喜悦。把他们禁锢在朋党之中，又用窃取年岁来逼迫他们，这样的人实在很多；他们还会聚集族党，伸长脖子等待国事出现过失，然后乘机再度兴起。等到后来，愤恨和毒害积聚起来，善类人士的生死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只想斩除善类。国家使人亡，人又使国家亡，这是臣子相继衰败、使国家衰亡酿成的结果，而君主也将无可奈何；这实在值得痛哭啊！邪党所依附的，是外戚亲里、宦官和宫闱。陈蕃因窦武而死，窦武也是外戚亲里；司马、吕、范等人因宣仁而被贬，宣仁也是宫闱中人；杨、左等人因王安而被杀，王安也是宦官。那些小人，又有什么名义不能借助外戚、宫闱、宦官来施加于君子呢？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者之上，就能使邪曲者变得正直。”如果邪曲者变得正直，那么只要任用正直的人，哪里还会有朋党呢？舜所诛杀的只是共、驩，却告诫司徒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要以宽厚为本。”对于中等才能的士人，不断绝他们取得利禄的道路，同时又洗去他们奸邪谄佞的名声，他们为什么不自我磨炼、改过自新呢？张酺说：“窦宪等人受到宠信而显贵，群臣争相阿附，唯恐赶不上；有人说窦宪怀有伊尹、吕尚那样的忠诚，把邓夫人比作文母。严厉威势一旦施行，众人又都说他们应当处死，完全不顾自己前后说法。”由此想来，君主在上面失去正道，大臣在前面失去节制，使人心摇摆不定，行动不顾言语，言语不顾内心，就像给人喝下使人发狂的药，却反过来责怪他的疯狂；疯狂固然可恶，但给他喝药的人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君子应当思考如何处理这种局面。安定国家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并不是天下自然能够安定。痛恨奸邪驰骋，痛快地在一朝诛杀他们，博取流俗之人的欢呼；但反过来，这又会伤害自己并伤害国家。打铁的人会警惕铁块反复弯折；把国家托付给人，难道还不如爱惜铁块，却急于反复折断它吗！五 章帝命曹褒制定汉代礼制，不采纳群臣议论，完全由皇帝裁定；曹褒于是杂引五经，旁及谶纬来完成礼制。和帝加元服时，也已经采用了这套礼制。张酺上奏说曹褒擅自制定礼制、破坏扰乱圣人之术，于是废止了它；曹褒所制定的礼制最终没有流传于世，也实在可惜！曹褒引用谶纬来制定常典，其中的说法如今只见于郑玄的著述，例如称呼上帝来彰显宝魄之类，确实浅陋；至于他杂引五经来参照异同，起初并没有过错。张酺却以专门家的身份固守残缺的学说，委屈公义来伸张自己的私说，他不能通晓吉凶哀乐等礼制的大用，难道就比曹褒高明吗？秦朝废除了三代的常典，制氏、戴氏、后氏仅仅传下其中一端，不能把它同其他部分贯通起来，因此不能拘泥于此。即使就那些保存下来的内容而言，也仍有不能拘泥的地方。孔子说：“商朝承袭夏朝的礼制，其中有所减损和增益之处是可以知道的。”所谓承袭，是承袭仁义的蕴藏、中和的内涵以及常伦的条理。夏、商、周三代的治理法则相互沿袭，却仍然随着时势有所减损和增益，何况郡县制下的天下与三代大不相同呢？就拿那些不可改变的彝伦来说：父子关系本来是平等的；可是汉、唐没有能够自行建立的皇帝，不可强行拥立，王侯也没有守护社稷的责任，长子去世，不应当像君父去世那样受到尊崇。君臣关系本来也是平等的；可是县令对于郡守，属官对于守令，国相、长史对于侯王，生杀废置都统属于天子，县令与郡守共同任事的情义，自然不同于三代侯国的臣属。兄弟关系本来是平等的；可是侯王没有自己的国家，公卿不能世袭，孝廉、秀才登朝为官，士人与农民交替兴盛衰败，宗子不能独自尊贵，支庶也不能永远卑贱。夫妇关系本来是平等的；同姓之间婚姻不相通，既然同属一姓而出自不同支系，周、齐、楚、郑各自都有王氏，并不是同一本支；周宗的支系，如周、鲁、滕、邢、孟、仲、臧、南，本来就是同姓；禁止不同支系通婚，却不禁止同一祖先之后通婚，这就失去本意了。秦朝奖赏节妇，却使被休后再嫁的女子不被人伦所承认；把舅姑看作父母，是为了端正家庭纲纪，可是规定媳妇向舅姑答拜的礼仪，反而助长了骄悍妇人的气势。这样看来，对于彝伦有所损益，能够得到五经的精义，而且不必忌讳有所损益的地方，实在很多。至于朝见、聘问的礼仪，田猎的制度，相见的仪式，馈赠的节制，虽然郡县实行了这些规定，但其中的情意本来就不能充分贯通，事情本来也不能得到妥善治理。

译这就必须通达变化来审察上天的法则，穷究事理来考察事物的适宜，周全体察幽明之间的缘故，斟酌哀乐的根源，使贤能的人能够做到，使不肖的人也能够赶上，以防止淫邪僻行，辨明人与禽兽的区别，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用来赐予万民；当然一定要参照五经的大义和微言，融会贯通其中的道理，妥善处理应当损益之处。即使偶尔有所过失，也可以等待后世的作者接续而起，加以改正，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至于那些专门家的学说，拘守旧规，执着于自己的见闻而迷失其中的精微旨趣，又哪里值得推崇呢？褒之礼，我知道它一定有缺失；即便如此，我也知道它一定有所收获。应劭、蔡邕所传下来的内容，虽有论说却不详细；永嘉以后，又夹杂附会了夷狄之礼，于是天道、人事最终都昏暗不明，可惜啊！假如褒之礼能够流传下来，辨明它的过失，保存它的所得，考察它的差异，验证它的相同之处，那么后世的人仍然可以有所依据。张酺因为迂腐固执的说法，使它湮没无闻，这也是古今的一大缺陷。自宋以后，律吕被毁弃而九宫的淫靡音乐兴起，冠冕被废弃而袍靴式的胡服泛滥，九献之礼消失而酹酒的野外祭祀流行。以至于郭守敬凭借孤高而锐利的聪明，废弃历元而抛弃天纪，径直把它当作正确，便把它当作有利，人的社会将要沦为禽兽，真可悲啊！〖六〗 东汉不任用三公，是因为三公本来就不足以担当其职，于是上面失去驾驭，下面便苟且偷安了。刘方、张奋也有声望，凭自己的才能登上了高位；但在和帝时期，他们因循章帝的柔弱宽缓，不能有所补救。他们被惊叹为敢于直言的人，不过是替梁氏报仇，挑剔窦氏来迎合和帝的私情罢了。他们扰乱先帝夫妇之间的伦理，迎合嗣君寡恩的恶行，舍弃旧人而趋附新人，触犯神人共同的怨恨，并依靠后族来树立援助，这还足以称为天子的大臣吗？和帝亲手下诏说：“恩情使我不忍分离，道义使我不忍亏损。”三公读到这道诏书却不羞愧到以死自责，就不是人了。窦后活着的时候，窦景横行悖逆，你们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匡正救护她，却一定要等到窦后死后，才这样残酷地践踏她呢？窦氏衰替而梁氏兴起，于是东汉大乱。三公成了宫闱妒争中的吠犬，廉耻也被扫到地上；这固然是那些人的不肖，还是汉朝把论道的职位当作养尊处优者的剩余俸食和赘疣，使他们与国家同甘共苦，却没有办法加以劝勉的结果。因此，光武帝创立制度时的凉薄，也不能推卸罪责了。〖七〗 班超告诫任尚说：“塞外的官吏和士卒，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罪过被迁徙来补充边地屯戍的，应当让他们放纵简易一些，宽容小的过错，只抓住大的原则。”这是后世将领统率军队的好方法；但由此谈论用兵，就很困难了。管得严，士兵的心就会离散，没有人愿意效死；管得宽，他们就会放纵骄横、残暴害民，所以说困难。三代时，百姓就是士兵，井田、甸服的赋税承担者，军队退兵后仍然回到乡里做邻居，将领即使宽松，士兵也自然不会危害百姓。所以《师》卦的象辞说“容民畜众”，宽容却没有损害。后世的军队由招募而来，大多是贪酒好色、沉迷樗蒱、放纵酗酒的人；容纳他们，是不能容纳的，蓄养他们，也是难以蓄养的。他们不加禁止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已经很久了。然而三代的军队不敢在本国境内施暴，但诸侯互相争夺、侵伐时，出了国境便砍树、填井、俘虏、掠夺，也有不能禁止的地方。后世出塞作战的士卒，放眼望去全是割茅苇、追盗贼的军队；他们所攻克的地方都属于内地，只要守法而不侵入内地，就会饥渴交迫、暴露在外，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更何况还能得到什么利益呢？这样看来，三代的军队不毒害百姓，只是不毒害本国境内的百姓，却仍有向外逞强的余地。所以后世谈论用兵，困难要加倍。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满足他们贪婪、贪食、淫荡的欲望，增加他们的粮饷犒赏，杀牛卖酒，使供给宽裕有余，然后才可以拿法令约束他们，严格驾驭他们，而百姓大概就不会受害了吧！至于将领的严格管束，尤其厌恶他们炫耀名声、邀取士大夫的赞誉。有体恤百姓的心，却又夸耀自己有惠民之名，法令超过实际情理，足以招来怨恨。没有体恤百姓的实际行动，只是炫耀清廉、沽名钓誉，砍杀壮士来求取满朝官员的荐举，要求士兵用生命报答微薄的粮饷，却想让他们不至于像鸟兽一样四散，这能办得到吗？所以，能够取得市井小民歌颂的，一定是会溃败的将领；得到学士大夫称赞的，一定是会失败的将领；兵员很多而粮食很少，一定是会灭亡的国家；凭名声求取将领而不凭功劳，把将帅功过优劣的裁定权交给清议，一定是会造成混乱的政治。给他们优厚的供养，用简明的法令驾驭他们，不让他们与百姓杂居而使他们有别，把他们屯聚在边疆，使他们与百姓彼此隔离而安定下来，这样或许百姓就没有地方施加恩怨，士大夫也没有地方施展毁誉，做将领的人可以坦然地自行斟酌恩威，然后军队才可以使用。所以说困难。〖八〗 排斥所谓“毕端”，是学者的责任，也是治理之道的根本。所谓“毕端”，是指违背天地的常道，背叛先王的法典，割裂六经的精微言论，用来诬蔑心性、毁坏大义。并不是说在文辞、章句、制度数量、沿革等小处有些异同，或因偏见浅闻而未能达到、却被看作“毕端”。六经经历秦火之后，如果没有汉儒，就会更加散失，不可说他们没有功劳；但专门家彼此争竞，也不能说他们没有罪过。善于求取增益的人，乐于取用别人所未达到的地方，来验证自己已经达到的地方；如同《丽泽》并行、竞相奔流，互相度量超越而汇入大川，这就是朋友讲习的功效，取自《兑》卦的意义。见到善行就迁善，如风向下吹，如雷彼此应和，即使十朋之龟也不能违背，这就是取自《益》卦的意义。汉代的各位儒者，各自都有老师传授；他们所传的，都是圣人之道散见于各处的内容。然而习气相沿，他们维护自己的专门学说，互相攻击，把不是自己师门传授的说成“毕端”，天子还听信他们的说法而加以禁止，这不是太鄙陋了吗！徐防身居三公之位，是天子用来共同讨论治道的人；治道的论说一经确定，就应当成为天下的准则。他首先提出的建议，却是禁止博士弟子各自发表意见，并以不遵守本门家法的罪名治罪。这是割裂圣人之道，禁锢、遮蔽后起者的聪明才智，使精微的义理隐没而浮泛的文辞昌盛；这样一来，道统不灭亡还剩多少希望呢？宋朝承受了这种弊病，苏氏、王氏两家的学说轮流兴废，而偏邪淫荡的说法乘机放纵。延续到今天，以经义取士，各有师承。私塾教师和腐儒，拾取残缺沉埋的材料当作秘密珍藏，竟不知道心是什么作用、性是什么本体，也不知道三王出自哪个族，五霸兴起于哪个时代。他们划地设狱，束缚禁锢，丝毫不解；凡是不合他们的，就说是破坏文体。因此，狂妄迷乱的人竟请求把那些靠涂改、帖括来埋没烟雾中的老儒，列入从祀先师之列。世道教化衰败，正统学术被毁，要想这些人不变化成“毕物”，哪里做得到呢？〖九〗

译善于谈论天道的人，要在人的事情上验证它；却没有听说善于谈论人的人，能够在天道上验证它。适合于事情的叫作理，顺应于事物的叫作化。理和化属于天，事情和事物属于人；人不能直接凭空知道天，只能从事情和事物上认识天。认识事情和事物的，是心；心是性的灵明，也是天的法则。汉儒谈论政治治理的得失，总是从日月五星七政、五行所显示的灾祥和顺逆上寻求验证；相合的，不过是偶然相合，不相合的，就挟带私意牵强附会，结果邪妄违背天道，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和帝时期，正阳之月发生日食，有关官员无法堵塞罪责，便把它举而归咎于兄弟诸王留在京师的征兆。唉！难道上天是想让君主断绝对同胞的恩情，轻蔑抚养幼子的哀痛，忍心嫉妒残害来逞发阳刚的威势吗？灭亡周朝的是六国和强秦，鲁、卫却始终安守自己的分位；灭亡汉朝的，前面有王莽，后面有袁、曹、孙氏，而先主仍然延续了汉的祭祀；灭亡魏的是司马氏，灭亡晋的是刘裕，灭亡唐的是朱温；后来又有孤立无援的情形，被异类乘机消灭，这些难道是兄弟的过错吗？和帝时，宗室支系削弱，外戚势力张大，这正是所谓阴气逼迫天位、离火向下熄灭、处于《明夷》卦所象征的时代，却反而只责怪天子仅有的兄弟。读到和帝的诏书，有人心的人，禁不住潸然泪下了！妄人逞弄妖邪诬妄的言辞，借助天意来控制君主，损害仁德、摧残正义，削弱守护社稷的力量，竟到了这种地步！日食有固定的规律，而正好处在其下方的人会承受它所带来的罪责。还是应当惩戒过错、反省自身，以避开阴阳失调，反求于内心，从事情上验证，从万物上考察，无论到哪里都用来修养反省，怎么可以只凭一个方面来推测呢？即使偶然猜中，也不值得取法，更何况是那些荒谬的说法呢！宏帝、殇帝附。〖一〗 司马迁说过：“伯夷虽然贤德，得到孔子的称许后，名声更加显著。”我认为泰伯也是这样。三代以后并不缺少贤人，只是没有人替他们彰显；贤人不显著，百姓就不会兴起善行，这是因为世上没有把圣人乐于奖善的心作为自己心志的人。汉代清河王刘庆的贤德，是天下人所知道的。刘庆被废，是章帝的私意所致。刘庆被废后安于废位，母亲因诬陷而死也不怨恨，怡然自得地与和帝友爱相处并深深敬重他；窦后去世，和帝尊崇梁氏的礼遇，刘庆流泪思念母亲，想请求建立祠堂却因为谨守礼法而不敢开口；和帝去世，朝廷在〔原文疑有缺误〕的情况下立襁褓中的孩子为帝，而他没有丝毫窥伺、企望，差不多可以说是知命安土、以敦厚仁德自守的人了吧！东汉时期，兄弟之间把相互谦让当作情义，刘恺、丁鸿都是听闻东海王疆的风范而兴起的。然而，如果像伯夷、泰伯那样逃亡隐匿、颠沛流离，只追随他们的事迹，那么说他们是为了沽名，也并不算苛刻。刘庆在章帝、和帝时期，处在悍妒的窦后身旁，从容安处于车驾之间，慢慢前往藩国受封；他执守臣子的礼节，把这种处境当作若无其事。其德行越是隐约，志向越是深厚，礼节越是谨慎，行为越是平常；如果他不能得到“至德”的称誉，那么天下后世就不会有把圣人乐善的心作为自己内心的人。刘庆的作为，也可以说是“百姓无法称述他的德行”了。东海王能够安于被废，是因为他的母亲还在世，并且没有失去应有的尊奉和奉养；然而山阳王荆却借此提出作乱的名义，想要压制强者而又有可以乘隙的地方，刘荆便利用了这一点。安帝像婴儿一样坐卧于天下之上，却没有人拥立刘庆起兵，是因为刘庆有办法平息这种局面，这不是刘疆所能做到的。唐代宋王李成器在玄宗时期顺从退让，已经接近刘庆了。只是玄宗凭借平定乱事的大功，虽然继承睿宗成为皇帝，却好像是凭自己取得的；李成器本来就不敢争夺，这不同于刘庆因皇帝的私爱而被妨碍、坐受废黜。李成器虽然不争，哪里能望见刘庆的项背呢？三代以后并不是没有贤人，只是人们不知道。殇帝夭折，刘庆的儿子刘祐最终继承帝位，这是人们不知道而上天保佑他的地方。〖二〗 延平年间的诏书说：“郡县想要获得五谷丰收的声誉，大量虚报开垦田地，争相增加户口，既不畏惧上天，也不对人感到惭愧；从今以后，将查究并治他们的罪。”这大概可以算是仁者的愤怒了。开垦田地不足以作为守令的功劳，不必再三思考就能明白。田地荒芜而百姓想把它开垦出来，是百姓不能一夜安睡而忘掉的事情，只是力量不够罢了。能够开垦的，即使官吏懒惰，也不能夺走他们的能力；不能开垦的，即使官吏勤勉，也不能劝使他们做到。病了而不愿吃饭的人，慈父也无法强迫儿子吃下去，不过是防止他强吃而噎住罢了。如果一定要劝百姓开垦，那么不如任凭他们自行开垦，暂且不要把这件事上报县官。虚张开垦田地的数字，反而使百姓更加不敢开垦，欺骗上天、蒙蔽世人，毒害流布原野而田地最终荒芜，国家最终贫困；这就是孝宣帝时期窃取循吏名声的人所造成的祸害，而贪婪的君主从中获利，查究定罪反而面对面地妨害了消除祸患，这难道不是如此吗？至于户口的增加，其中欺骗蒙蔽的意味更加严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夺百姓来压倒对方，便用小恩小惠诱使邻国百姓归附自己，国家于是强盛，但这不是使天下和平安宁的办法。天下实行郡县制以后，人口只会停留在原有数量；人并不像茂盛的草木，突然就能生长出来。这里人口增加了，那里就会减少；飞鸿偶然在某处聚集，哀鸣反而更加凄苦，不能借此作为登记人口的依据。为什么不追问人口从哪里来，从而知道所谓增加其实是损耗呢？否则，恐怕就会拆散人的父子兄弟，使赋税征及老人和幼儿，残虐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贪婪的君主把它当作利益，酷吏把它当作名声。读延平诏书，便知道章帝、和帝时期，借残害百姓来邀取赏赐的守令很多。张伯路手拿荆棘制成的武器而起事，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原因。〖三〗 太后临朝听政，没有不造成混乱的。邓后看待马后，马后尤其贤能；马后的贤德主要在于名声，邓后的贤德则比较有实际表现。她优厚对待清河王刘庆，拥立他的儿子；下诏让有关官员检核并申明邓氏家门没有过错，遣送邓骘兄弟回到府第，这些都是事实，因此说她的贤德无以超过她，也似乎是合理的。然而她听政十年，国家用度不足，以至于出卖爵位；张伯路从内地起兵，羌人在外叛乱，三辅地区流亡遍地，天下陷入极大困苦；如果不是邓后造成的，又是谁使它变成这样呢？

译大概太后得到贤德名声，只是因为在小事上节俭、在小节上退让罢了，这就像乡里的妇人夸耀自己的谨慎修饰。她所见所闻不出闺门之内，选择贤能、辨别不肖，审察是非，衡量利害，全都只以琐碎的姻亲关系作为取舍标准。因此任尚屡次失败却不被罢免，一旦得罪邓氏便立刻丧命；迁徙百姓、压缩土地，全凭邓骘的意图，别人不能争辩。尤其嫉妒残害人的杜根、成翊世，进谏请求归还政权，竟被拖到朝廷上扑杀。于是擅自掌握国家、偏爱私党，国家被耗费在无名目的支出上而使国计空虚，其中有许多事情百姓根本无法知道。张禹、尹勤、梁鲔、徐防、张敏、李脩、司马苞、马英，都凭平庸低劣的才能取悦邓氏而做到三公；袁敞刚正不阿，却很早就不能被邓氏容纳。这样，尊崇谄佞、取代忠良，上下相互蒙蔽，酿成祸乱却自己毫无察觉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唉！太后开始建立贤德的名声，最后总揽大政也凭贤德著称，蒙受愚昧卑贱者的赞誉，而祸害却隐藏在内部，如同蛀虫侵蚀树木而人毫无察觉；阴气开始凝聚时便踏上薄霜，又有谁知道坚冰即将到来呢？所以，称赞妇人贤德，不是良史应有的言辞；侍奉女主，也不是大丈夫应有的节操。司马温公遍览汉、唐史事，以戴宣仁后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依据，谄佞者替她辩解说：“母亲可以改变儿子的治道。”这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四〗 利益所在之处，正是祸害兴起之处；压制到了极点，它一旦放纵，必然更加严重。所以屈伸相互感应而产生利，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而产生害；屈伸、利害彼此往复，应当及早防范，使事情无往而不利。聪明人明白这个道理，庸俗愚昧的人却不懂。明白的人就制定法令以远离祸害，不明白的人就追逐利益而招致凶祸，利害的关键就在这里。永元以后，投降的羌人分布在各郡县，被官吏、百姓和豪强征发服役，长期积累了愁怨；到了征讨段禧的战役，征发羌人骑兵，诸羌纷纷逃散，于是聚集起来结伙为寇，陇右、三辅、并州、益州都遭到残杀破坏，内乱又乘机而起，汉朝因此衰弱。没有及早加以制止，就像火气郁积到极点而燎烧原野；屈伸变化是必然的规律。中原人的智谋，是用小聪明制驭戎狄；戎狄的智谋，是凭借巨大的险恶来覆灭中原。中原得势而骄傲，就用巧计来渔取戎狄的财力；戎狄得势而逞强，就凶狠地任意杀掠。这就是小胜而大败的必然情形。役使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听任役使；侵夺他们的财物，他们就听任侵夺；债帅、墨更、奸猾的胥吏、豪强百姓，都洋洋自得，却不知道自己的腰颈、妻子儿女早已处在刀锋和羁络〔原文疑有误〕之中了。约束官吏和百姓，使他们不要施暴，是下策。贪婪奸猾的人只顾侥幸满足片刻的欲望，根本不畏惧刑罚。有的人还会献上谄媚的说法，说：“为什么要辛苦地〔原文作‘珵’，疑有误〕百姓来奖赏异类？”这就像汲黯所说的话一样。力量可以役使，财物可以侵夺；巨大的险患正在潜伏，小聪明却不能抵挡它。贪婪奸猾的人哪里懂得这些，为什么只在眼前取得一点小利，却不把它看作真正的利益呢？等到郁积到了极点而燃烧起来，那些蒙受其利的人尸骨已经腐朽，而后代却要承受毒害的报应，也实在悲痛啊！所以，君王对待戎狄，凶暴的就惩罚他，顺服的就使他远离，各自安居在自己的地方；我不侵犯你，你以后也就不会虐害我。《旅獒》的告诫、拒绝白雉进献的故事，都是圣人的深谋远虑，不是中等君主和普通臣下所能揣测的。〖五〗 春夏施行赏赐，秋冬施行刑罚。所谓赏赐，就是封国、授爵的恩命；所谓刑罚，就是施行五刑和大辟，在市肆处决。上天有固定的规律，君王有固定的政令，顺应上天而不违背它温和与严肃的气气息，这是王道最精微的地方。但夷狄、盗贼的首领，任凭喜怒行事而不加节制，就会触犯天道、伤害百姓。然而，把这作为原则，也只能说到这里。任用忠臣贤者，应当像唯恐来不及一样；奖赏军功，应当以此劝勉，使他们再次效力。秋冬不施行某种淘汰先朝露的做法，王者的心会感到哀痛，贤者和功臣的心也会因此沮丧。至于审理诉讼、判决狱案，《易经》本来就说：“明察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要让狱案滞留。”狱案滞留，是法律造成严重扰乱的地方。把案件留下来等待秋冬，蒙受冤枉的和本来应当获直的都内心困苦而无法解脱，怨恨也因此加深，改变计划、铤而走险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况且把案件留下来等待时令，难道是要把人拘禁起来吗？受徽纆、丛棘之苦，比遭受笞杖更严重；再牵连证人和佐证之人，他们渐渐因贿赂而改变最初的证词。若放了他们呢？他们知道自己终究不能免罪，有多少人不会逃亡呢！所以孔子赞许子路不让诺言过夜；诺言不过夜，狱案也就不会滞留了。只有大辟之刑已经定罪，才把囚犯拘禁起来等待秋冬，这样可以暂缓死亡而不违背上天的和气。肉刑尚未废除时，劓、刖、宫、墨等刑涉及刀锯，不可以违背温和教化。君王的谨慎，就是谨慎在这里。难道这说的是流刑使人立即迁居三处，扑刑随即施行教诫，放证人和佐证者去田间劳作，或让属吏省察文书吗？《月令》虽然不是三代的书，但其中说“孟夏审断轻刑”。孟夏是正阳之月，既然可以判决刑罚，那么春夏其余各月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鲁恭的话有正确之处，也有错误之处；谈论治理的人不可不加辨析。如果只是小心翼翼地施行仁慈，拖延刑罚反而因此伤害人，却把这当作顺应天时、爱护百姓，哪里是道理呢？如果能够哀怜罪犯、清楚审问，那么四时都可以像春天一样，不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六〗 和帝、安帝时期，汉朝所任用的将领是任尚；军队怎么会不覆没，祸乱怎么会不发展到极点呢！任尚严厉急躁而不懂用兵，这从班超的论说中就可以看出。而且事情还不止于此。自章帝以来，历经三代，国事屡次变化：窦宪势盛时，任尚就做窦宪的爪牙；邓骘兴起时，任尚就做邓骘的心腹。窦宪败亡，宾客都获罪，而任尚却安然无事；西域叛乱，北边军队败亡，汉朝法律严厉，任尚仍然安然无事。任尚这个人，真是后世的“债帅”。平襄之战失败，死了八千多人，羌人于是大为强盛而无法控制；任尚在汉阳逍遥了三年，坐看羌人暴虐，处罚和贬谪都没有涉及他，后来又以侍御史的身份在上党统兵，升任中郎将，屯驻三辅。他保住俸禄官位，依仗兵权而不畏惧。任尚凭什么得到这些呢？他用金帛输送给宫闱戚里、曲意媚悦他们的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样看来，他的严厉急躁，原来是为了搜刮官吏士卒，把搜刮来的东西作为结交权贵的资本。三辅残破，国库空虚，并、凉、益三州的士卒死后无人收葬，迁徙的百姓也不能复归；羌人的力量耗尽而瓦解，任尚才起身与邓遵争功，直到战死，这是上天在惩罚他。任尚被诛杀时，查出的贿赂赃物多达千万以上。窦宪和邓骘当初主张任用任尚、助长他的罪恶，原因就在这里。“债帅”的兴起，大概始于东汉吧！由此也可以看出邓骘是汉朝的祸害。太后临朝听政，宫廷内外一同成为寇害，其由来也就可以知道了。〖七〗

译盗贼的兴起，始于王莽时期。王莽篡位后，天下人互相仿效，纷纷以寇盗劫掠为业；而压制刘崇、翟义，使他们先在民间起义，还不足以开辟盗贼窥伺帝位的道路。张伯路一旦起兵，滨海九郡便全都陷没；孙恩、窦建德、黄巢、方腊、李自成相继兴起，四海震动。张伯路实际上就是这一连串事变的先声。三代兴盛时，大权在天子手中。后来转移到诸侯手中，又转移到大夫手中，再转移到陪臣手中，逐渐向下转移，最后落到庶人手中。实行郡县制的天下，诸侯没有土地，大夫不能世袭，天子与庶人彼此非常接近；从宰执直到守令，能够尊贵的地方，只在荣华富贵而已，其他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尊贵可言。上层的百家豪族互相争强称雄，却没有人能够制约；丰歉不能完全归因于天意，贪廉也不能完全寄望于官吏，风气的变化推动它，怨毒又乘势而起，突然狂乱地爆发出来。对此又将用什么办法平息呢！《易经》说：“上天设下的险阻，不可攀登。”意思是上下之间的名分彼此隔绝，任何人都不能越级侵犯。把封国改成郡县，把诸侯改成守令；安抚守令要有体制，严管守令要有方法。守令是仁厚还是暴虐，是天子所掌握的；其次，是朝廷大臣所考核的；再次，是巡行地方的使者所纠察的，不是百姓所能参与掌握的。贿赂官吏兴起，上下互相蒙蔽，天子和大臣不能廉察，激起百姓更深的怨恨，却又把告讦的权力交给百姓，让他们决定守令的黜陟、诛赏，这就是抬高庶人而分割天子的关键权柄。不肖的官吏，弱的便苟且迎合百姓，强的便彼此仇视、争竞；豪民把守令看得像鸡豚一样，可以豢养，可以圈禁，可以告发，甚至可以杀掉。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不能起兵来胁迫天子的呢？盗贼之所以在这里死灭，却又在那里兴起，原因就在这里。《易经》说：“上天下泽，这是履卦，君子由此辨明上下名分，安定民众的心志。”又说：“小人乘坐君子的车器，盗贼就会产生夺取它的念头。”上下名分不能辨明，民心就不能安定；乘坐君子车器的人，也就同小人没有大的区别了。侯王难道真有天生的种姓吗？如果一个人能够傲慢强横地左右守令的荣辱生死，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侯王，甚至可以成为天子。上面不严格考察官吏，却听任百姓向上诉讼，动摇人心，还说这样能够通达庶人的情实；若不是深察天纲人纪的人，谁能知道其中的弊害呢？天险逐渐被削弱，反而把登攀的机会交给他们，建立国家的人难道还不知道有所惩戒吗！〖八〗 国库屡屡空虚，军事开支不足，不得已向百姓加征赋税，这已经使百姓困苦，但还不算太严重；如果又用出售官职来换取钱粮，并削减官吏俸禄，百姓的困苦就更加深重了。邓太后所考虑的，不过是妇人家米盐铢桑之类的细小计较；后人却把它当作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效法，真是狂妄愚昧而不可救治了。即使万不得已要加征赋税，也一定要有一定的法度。官吏正苦于赋税难以征收细微之数，本来就没有谁能够趁机多征。水獭不饥饿，不能强使它捕食；鹰不饥饿，不能强使它追逐。先在官吏面前诱使他们取得钱粮，又听任他们向百姓取偿；吝惜给他们维持生计的俸禄，却把每天掠夺百姓的机会交给他们，即使想惩治贪官，自己在道义上也先理屈词穷了。不能让徒步的平民穿着草鞋、吃着粗粝食物，忍受寒冷，使老人受冻、幼儿挨饿，却仍愿意为国家效力，那么又怎么能禁止这些饥饿的鹰和水獭贪得无厌地攫取呢！于是君主还说：“我从来没有向百姓加赋，百姓为什么不急于为国家效力？”上下互相怨恨，国家一定会灭亡。三代时期，方圆百里的国家，君、卿、大夫、士世代享有俸禄，下至胥吏、史官，也有数百人。供给饮食、丝帛、车乘、丧车、刍粮，奔走于四方，都还绰绰有余。一个郡那么大，有时兼有数个圻；在朝廷领取俸禄的有多少人？在当地任官的有多少人？官府办理各种事务、修治公私交往，需要从百姓那里取得多少东西？如今的天下，所征取的微薄赋税，和古代相比只有十分之二三罢了。然而古代百姓富足，今天百姓贫困；古代国家有余，今天国家不足。问题既不在百姓，也不在君主，而在居于其中闭塞之地的人，他们像水獭、像鹰一样，又使自己饥饿并教他们去攫取；金钱集中死滞在一家之门，而粮食在四海之间贱价流转，那么即使终年耕作，幸而没有水旱灾害，也必然会出现道路上饿死者相望的惨状。“没有野人，就没有人供养君子。君主一方面节制、调度野人的剩余来供养贤者，另一方面却让他们看着别人张口流涎，只把攫取技巧的高低作为贫富标准吗！出售官爵使官爵贱下，削减俸禄使官吏贫困；官吏既已地位低贱，却始终不肯甘于贫困，于是廉耻也随之丧失。贫困窘迫相逼，他们躲开加赋的名义，却实际实行削减百姓财物的做法。这种愚人的暴虐，比暴君还厉害；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给百姓带来灾祸，百姓也不知道。怨恨不知道从哪里产生，却越来越急迫了。” 〖九〗 汉朝强盛时，北面击退匈奴，西面收服三十六国。不到几十年，羌人在河湟一带形成阻碍，他们的志向只在掠夺，还没有窥伺汉朝鼎位的野心。然而汉朝却迁徙五郡，流离当地百姓，僵死倒毙者满路，百姓像孤独的小猪逃避猛虎一样。可悲啊！究竟是谁替国家谋划，竟使强弱颠倒到了这种地步！任尚是债帅，郅隲是纨夸，邓太后是妇人；妇人临朝执政，纨夸之人专擅朝廷，债帅老死边疆，三者结合，亡国的条件就齐备了。幸而国家没有灭亡，可百姓的死亡，谁来怜恤呢？天下从来没有妇人掌握政令而纨夸、债帅不起作用的情况，也没有上面阴气凝聚而战争惨祸不流布天下的情况。所以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野外。”气息彼此召引，灾祸彼此响应；而庞参的邪说又开始乘势而入，用软弱退缩来消磨生民的气气息，怎能不加以警惕呢！〖一 ○〗 邓太后为邓氏近亲修建宅第、开设学校，并亲自考查他们，史书称赞此事，把它当作美谈。汉武帝开设博望苑，太子却在那里玩弄兵器；唐高祖开设天策府，选用文士，宫门却发生血战。天子的儿子尚且会招来祸难，更何况外戚呢？俗话说：“妇人识字就会教人淫乱，庸俗之人通晓文章就会好争讼。”《诗》《书》对于君子，是用来调和性情、使其忠孝的；对于小人，却会启发一点小聪明，使其悖逆。所以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却不可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不然，三代的王者难道是因为吝惜仁义礼乐，不肯给予这些人吗？既然不是这样，那么对内不把它推及宫闱，对外不私自给予姻亲党羽，又是为什么呢？邓太后多次约束告诫子弟，她说的话似乎很值得称道。然而豫章人唐檀对太守说：“如今外戚势力强盛，君道微弱。”由此可知，邓太后宠爱偏私自己的亲属，扰乱朝纲。先把兵权交给他们，又把文教之权交给他们；先王治理天下的重大权柄，一旦交给不称职的人，国家还凭什么建立呢！谈论治理的人，只知道兵权不可旁落，却不知道文教也不可下移，这是还不了解治道的纲领。统一道德、同一风俗，也就是教化出自上层。〖一一〗

译一件事情既然有了开端，后来要停止它就困难了，所以君子对事情的开始一定谨慎。西域是否通达或阻塞，起初并不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匈奴的强弱。后来张骞开创了这件事，班超又继承下去，中国震动而自我夸耀地说：“我们用它斩断了匈奴的右臂。”于是匈奴也因此说：“这里可以成为我们的右臂。”到了安帝时期，羌人作乱，陇西隔绝，凉州几乎被放弃，匈奴于是借车师之力攻杀后部司马，又杀死敦煌长史索班；到这时，西域已经不能轻易放弃了。公卿这才想关闭玉门、断绝西域，把河西、陇右如同剥床及肤那样的祸患置之不顾；班勇极力争辩，认为不可这样做。班勇的策略比他父亲班超的更高明。这并不是班勇果真比班超贤能，而是时势不同，已经容不得停止了。班超出使时，没有人阻挠他；而班勇出使时，却受到重重阻挠。班勇的策略未被采用，汉军不出兵，匈奴不断侵扰，沈氐也因此作乱。祸害在邓骘的庸弱怯懦之下达到极点，而祸患则始于张骞的挑动引诱。所以说，事情一旦有了开端，想停止它就很快会变得困难。郑国对于台、楚两地，实际上并不真的关系到谁轻谁重；但楚国争夺它，晋国也因此争夺它；晋国争夺，楚国更加争夺。两国耗尽天下兵力一百多年，最终双方都没有真正占有它。高欢与宇文泰争夺玉璧，朱友贞与李存勖争夺杨刘，似乎一旦失去那里便会关系到国家存亡；其实国家存亡并不真的系于此处，而是力量已经耗尽在这里，其他地方都空虚了，只使当地百姓遭受蹂躏，几乎没有留下后代。这些都是最初发动争夺的人给后人留下的祸害。谁能够从国家兴亡、胜败的大局出发，把心思放在其他地方呢？《易经》说：“不是应当据有的地方却去据有，自己一定危险。”凡是看见可以据守的地方，往往都不是真正值得据守的地方。游说之士夸耀自己的谋略，武人张扬自己的功劳，后来想停止却不能，所以君子对事情的开始一定慎重。〖一二〗 颍川杜根上书请求邓太后把政权归还安帝，邓太后发怒，把他扑打致死；杜根苏醒后，逃到宜城山中，替酒家做保役，隐居了十五年，邓太后死后才出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投奔知交而甘受这样的苦难，杜根说：“事情一旦泄露，就会祸及亲友。”杜根真聪明啊！为什么呢？因为能够把生死托付给亲友，并不是容易得到的。这里并不是说那些背叛他、逮捕他的人；作为杜根的知交，应当不会做到这种地步。一个人如果好义之心抵不过谋求私利的感情，气势就会先衰弱；好义之心和谋求私利的感情如果彼此相半，即使没有完全相半而仍不能忘怀，精神也一定会紊乱。气势衰弱、精神紊乱，耳目就不能自主，行动顾盼、周旋迟疑，给别人显出可疑的样子，于是关系越亲密反而越疏远。所以，义与利在胸中交战的人，一定会同时受到两方面的祸害。假如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有人投奔他，邻里乡党却不去过问，只是恰好听凭事情自然发展。只有真正大勇的人，才能用这种偶然的方式应付变化；否则，就会像酒家那样，本来没有察觉，反而只是偶然做到了。除了这样，必定不能成功。唉！士人不幸身处乱世，既不向邪恶屈服，又还不能以死自守，形势缓急本来常有变化，怎么能不谨慎选择自己的依靠呢？喜欢拘泥苛细礼节而不简朴的人，顾惜小利并把它显露在脸上的人，多疑而喜欢谋算的人，外表老实谨慎却热衷于琐碎事务的人，吊唁死者、探问病人却常常故作姿态的人，都不可作为依靠，怎么能不慎重呢？〖一三〗 处士被征召而不接受任命的很多：有的是志向过于高亢而不懂时势的人；有的是名声太高而借此掩藏自己短处的人；有的是觊觎三公、孤卿、师保的尊位，越级求取，因而看不起小官的人。我唯独对薛包有所取法。薛包以高尚的德行闻名，不过是尽力行孝友、整饬家门内部的修养罢了；他尽自己的力量求取仁德，却没有故意做出奇特、惊人的节操，从未筹划什么天人之事，认为自己能够有利于天下。汉朝征召他并授予侍中，这并不是他的事情，也当然不是他的志向。薛包说：我不过是尽力修养家门内部的德行，天子知道我，征召我来作为天下人的表率，使德行不至于孤立罢了；我从来没有匡救天下的志向，那么为什么要出仕呢！” 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薛包所做的一切，都循着父子兄弟之间的家门之内，并不同于襄楷、郎凱、樊英那样窥测天人、舍弃自身而向外求取。汉朝授予他侍中，也不合乎他的道路。侍中是出入宫廷、参与讽谏议论的臣子。安帝时期，外有羌戎，内有盗贼，外戚、阿母、宦官相互煽动构陷，这是大人施展才略、周旋运筹、建立功业的地方，而薛包的志向和才略本来就达不到这里。并不是天下到了无可作为的时候，而是这样的职任并非薛包敦厚笃实的修养和能力所能承担；汉朝任用他，本来就没有用对方法。善于安置薛包的人，应当让他分掌司徒的教化职务，任用他主持庠序教育，这就对了。否则，就让他治理一个郡，以兴起教化、安抚贫弱，施展他洁身自好、爱护万物的德行；如果政绩显著，又怎么能任命他为侍中呢！薛包以死请求免职，是能够衡量自己、估量时势的正确做法；难道他是那种志向高亢、名声高大而鄙薄小官、觊觎三公孤卿职位的人吗？龙有潜伏、显现和飞亢的状态。孔子明知不可为却仍然去做，是圣人的飞亢；伊尹、吕尚得到任用，是大人的显现；薛包最终隐居，是君子的潜伏。潜伏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来还要显现；道就在潜伏之中，终身潜伏也可以。〖一四〗 安帝的无德，难道到了像昌邑王刘贺那样荒悖的程度吗！他即位已经十五年，邓太后宠爱平原王刘翼，想废掉安帝而改立刘翼；杜根请求安帝亲自执政，邓太后却把他扑打致死。她把天子的位子看得如同摆放棋子一样，任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邓太后的恶行比吕后、武后更为严重。伊尹放逐太甲，并没有另外扶立谁，只是表明一定会让太甲回来。昌邑王不能有一天做君主，是霍光的不幸；而霍光又幸运地遇到了贤明的宣帝。况且昌邑王被废以后，才从民间寻找宣帝，并不是预先扶立宣帝，然后再废掉昌邑王。邓太后以妇人身份临朝，又有才能平庸的邓骘辅佐，赏罚废立都掌握在手中，任凭心意施行，亵渎大伦，轻慢神器，这是君子必定要诛杀而不可赦免的。邓太后死后，王圣、李闰乘机掌权，扰乱政事。这是由于安帝不能像君主，难道可以说邓太后预先识见深远、志在安定社稷吗？不过，考察王圣、李闰能够蛊惑安帝并肆意妄为，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一个十五年来亲自参与郊祀、亲临宗庙的天子，竟不能保护自己；大臣不能救他，小臣越位孤立进言，反而把进言者置于死地。除了依靠乳母和宦官，他还能依靠谁呢？改立君位的侮辱和死亡接踵而来，若不是上等聪明的人反省自身、奋发自强，暗中消除内部祸患，那么即使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帝位，又哪里有余暇去选择阿母、宦官的不是，而不把他们当作恩人呢！宦官最终导致汉朝灭亡，李闰、江京是开始，而实际上是邓太后反过来激起他们，使他们得以进用造成的。〖一五〗 建元年间，郡守、国相因犯贪赃罪被连坐，禁锢两代。刘恺认为：“惩治恶人只应止于本人，这是《春秋》的义理，请求解除对其家属的禁锢。”这是持平公允的论断。但或者书上说：“刑罚乱国，应使用重典。”顺从重法，以挽救极其严重的局势，施用于乱国之时，难道也不可以吗？

译人贪赃受贿而不知满足，对罪网也毫不顾惜，难道是他的本性如此吗？还是因为恶习日渐浸染，使他不能自拔呢？身为王臣，已经脱离了饥寒之苦，却仍不停地搜刮掠夺，愚昧到不可救药，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购买田地房产，收藏珠玉，装饰宅第，铺张婚嫁，使利益润及子孙；姻亲、族人、党羽称颂不绝，于是彼此竞相仿效而陷入迷误，即使本人遭受斧钺之刑，也忘了这一切。妻妾子女环绕着向他索取，开始只是献媚取笑，后来便垂泪哭泣，最后怨恨责骂交相袭来，使他没有一天能安居家中。因此，若不是卓然自立的人，与其希望刑具和囚禁不加于身，还不如预料日后被系住脖子、伏在铡刀下，苟且免于朝夕之间的灾祸。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成了子孙的奴仆，任凭驱使，受尽死亡和耻辱而不能逃脱；直到伏法归来，他们却还手持爵位、官衔和法令，得意自满，再也不记得祖父的惨痛。唉！软弱的人内心受到淫威逼迫，其威势超过国法，也实在值得怜悯了！所以，贪赃受贿的是本人；使他贪赃受贿的，却是他的子孙。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施以禁锢的刑罚，使他们能够免除进门后遍受责骂的处境，难道也不可以吗？做子孙的，即使拥肥立身，而士人也不把他们列入同类；即使极其不肖，忘情于仕进，然而世代显贵的人家以同他们结亲为耻，士人以同他们交朋友为羞，郡守、县令可以依法相互按治，仇人也可以正色相对而报复。这样，子孙首先感到恐惧，妻妾在家中忧虑，即使庸常谨慎的官员，也可以借此减少百姓对自己的怨恨。这样做不但可以消除危害百姓的蠹虫，还可以表彰善类，委曲保全中等才质的人，风俗也会因此改变。所谓“惩治恶人只止于本人”，并不是说的这种情况。三代实行世禄，士人不担忧贫困；即使有人贪婪，却没有替子孙谋划的心思，先世留下的恩泽，也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截断。〖一六〗 治理天下的纲纪，不只是有了这个名称就算数。只要实际内容存在，即使名称改变，纲纪仍然存在；实际内容已经消亡，名称虽然还在，只是争论名称，又有什么好处呢！宰相的职任，在唐、虞时由百揆合为一职，在周代则由三公分为三职；但他们能够达到治理的目的，并不是由于分设或合并，而是君主在上面端正自身，任用的人选得当。合并时，宰相的职位仅次于天子；分设时，各职分别掌管专门事务。然而即使分设，也一定要有统领它们的人，使分立的职权合为一体。关键在于君主所看重的职位，使天下权力归于那里。天子专心一意地信任他，并亲自承担重任，只是等待他辅佐协助，这一点是相同的。自汉代以后，官名和官数不断改变，权力的归属也随之转移；这种转移有得有失，议论者往往把功过都归结到官名上。天难道在于官名吗？掌权者失去了官职的实际内容，就没有办法治理了。西汉设置丞和，却没有实际权力，权力转移到大将军手中；所以昌邑王被废时，杨敞只能听任事态发展，自己的生死也不能由自己决定。东汉设置三公，却没有实际权力，权力转移到尚书手中；所以陈忠借灾异之事极力主张罢免三公，上书据理力争，说选举、诛杀和赏赐不应全都由尚书决定。两汉末年，丞相的权力虽合为一，而三公的权力分散，但权力向上转移到将军、向下转移到尚书，是相同的。晋代的中书监，仍如同尚书；唐代的三省，仍如同三公。宋代以参知政事分割宰相的权力，南宋设置左右宰相，又把权力转移给平章政事。永乐以后，名义上由九卿分担职任，权力却归于内阁。有时分设，有时合并；有时设置，有时废除；彼此相互监督，也彼此相互成为权力转移的缘由。至于有时治理得好、有时混乱的原因，并不在这些名目上。用人不加选择，威望就会降低；内心不能相互信任，事情就会受到阻碍；天子不亲自处理政务，而从旁干扰的人，不是外戚就是宦官。假使大将军是依靠德行选任的，那么任用大将军就可以了；假使尚书、中书是因德行而进用的，那么任用两省也可以。丞相、三公只是官名，唐、虞、殷、周并不互相照搬旧制。为了惩治擅权的奸臣，把权力分给参知政事，再向下转移到内阁，难道参知政事、内阁就不会擅权而包藏奸心吗？权力向上转移到大将军，只不过是用来宠信外戚；向下转移到内阁，实际上是把权力交给宦官；难道只是官名被废弃了吗？实际内容才是被废弃了。天子不亲自处理政务，却每天同他相处的，是婢妾和腐朽的宦官；不防范这一点，只徒然依据虚名争论官职尊卑以及分合设置的得失，也就太末节了。替公辅争官名，不如争取实际权力；争取实际权力，也不如争取治国之道。若不振作精神、亲自处理政务，并慎重选用有德之人，其他都只是末节。荧惑星守在心宿而赐翟方进死，发生地震而策免陈褒，难道那个时候独独没有天子吗？〖一七〗 周代的进士，虽然说是由乡里推举、地方选拔，但一定要由诸侯和卿大夫贡举；不是诸侯和卿大夫所举荐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到达天子面前的。后来大夫执掌政权，士人出仕，也一定要通过大夫；不是大夫所荐举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到达诸侯面前的。汉代的征召选拔来自州郡；不是州郡所荐举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到达三公那里；不是三公所荐举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到达天子那里。魏、晋的选举，由中正官掌管九品的升降；不是中正官所荐举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到达吏部。隋代设置进士科，唐代以下沿袭这一制度，又增加明经、学究、童子等科，以及太学上舍的选拔、学校每年贡举的士人；直到任子、掾吏等，也都能直接通达而列入仕籍。士人没有不能自行通达天子的。然而仍有人依附权贵之家，委身于坏人，败坏了被征召任用的操守；这又能把过错归咎于谁呢！周朝末年的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圣门中的贤者，能够高尚其志、安处陋巷的，只有颜回、闵损罢了；冉有委身于季氏，子路委身于孔悝，难道是因为有通向康庄大道的路可以走，却偏偏要奔向邪路吗？士人出仕，就像农夫耕种一样；没有平整肥沃的低湿田地，即使是高坡上的瘠田，也不能不反复耕耘、不断培土。因此，从隋代以前，清正刚直、端方廉洁的士人，受到地域限制，又被时势逼迫，因荐举征召而委身于不正派的人，不能免于公论的抨击，这是士人的不幸；古代士人的处境，并不像后世这样不幸。杨伯起性情刚正，但诬陷他的人却以他曾是邓氏故吏作为罪名；邓骘征召杨震，杨震不能推辞，这是时势使然。崔瑗持守正道，想劝说阎显拥立济阴王，却不能见到阎显，便通过陈禅进言；陈禅没有替他传达，崔瑗仍因阎显而受到牵累，终身遭到排斥。崔瑗接受阎显的征召，也不能推辞，这是时势使然。这两个人都有像求、路那样不可夺取的操守，却被浮云遮蔽，使白日减损光辉。若不是像蛰伏的龙、弯曲的尺蠖那样屈身退藏，学习颜回、闵损而始终潜藏德行，处在末世，也将能怎么办呢？后世贡举法实行以后，举主和门生虽然有彼此不相忘的情谊，但一峰对于南阳、念菴对于江陵，却能上疏抗议弹劾，并不以此为嫌。然而仍有人另托门路，把自己献身给邪党；假使处在晋、汉以前，这种人不成为郗虑、贾充那样亲自参与弑逆的人，又能有几个呢？读到伯起、子玉一生的遭遇，我替他们深深悲悼；士人难道可以不顾惜自身吗？〖一八〗

译一个人极其不仁，却想依靠他来获取恩宠；一个人极其不祥，却想依附他来作为援助，这是天下最愚蠢的行为，造成天下最大的罪恶，最终陷入天下最重的刑罚，难道能够幸免吗？君主即使极其愚蠢而且残忍，也没有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做天子的。君主如果有所废黜，就一定有所拥立，大多都是私宠的嫔妾、受宠的庶子，但归根结底也是授予自己的儿子。安帝只有一个儿子，身边没有受宠的庶子，年仅十岁，性情还很温顺，却受到宦官的迷惑，忍心把他抛弃在钟下，也不顾自己没有后代，这实在是古今最不仁慈的人。宦官崇尚邪恶，毒害善类，攻讦并打击异己，只是为了实现私欲。即使伤害到太子，像伊戾、赵高所做的那样，也暗中有所攀附，仍不肯舍弃君主的儿子，只是在一时之间逞强。王圣、江京、樊丰这些琐屑小人，因为对王男、邴吉怀恨，竟把怨恨牵连到国家根本；我们的君主仅有一个儿子，他们却敢加以摧残，使他濒于死亡，这实在是天下最不祥的事情。而耿宝无知，丧失理智和志向，顺从最不祥的人，做出最不仁的事情；他迷惑了古今最愚蠢、最残忍的安帝，依靠安帝的宠爱和俸禄，又依附凶险恶毒的宦官和宠妾来作为援助。安帝尸骨未寒，耿宝就先死在阎显手中，与王圣、樊丰一同遭到诛灭。唉！不能同他做父子的人，一定不能同他做君臣；不能同他做君臣的人，一定不能同他做朋友。耿宝、阎显、江京、樊丰这些人，像分叉头的蛇一样，后来又彼此吞噬，阎太后也因此丧命。考察顺帝虽然接受周举的劝谏，重新让阎太后临朝，但几天以后阎太后就突然崩逝，可知她是被逼迫而死的，只是史书忌讳这样说罢了。最不仁的人，最不祥的人，没有能够安然度过一天的。刘授、刘熹、冯石担任三公，却缄默不言，做出辱没他人、轻贱自己的行为，自己躲过刑戮，羞耻之心却荡然无存。卷八 ◎顺帝 〖一〗 有人惋惜天下不能得到治理，说是只有君主而没有臣子。果真有世所罕见的君主，难道还会忧虑没有臣子吗？所谓有君主，是说君主处在中等才质以上，能够同他一起做好事；但庸常浅陋的臣子，不能成就他的美德、遏制他的恶行，顺帝就是这样的人。顺帝被废后居住在西钟下，顺从时势以保全性命，并非没有智慧；安帝去世时，他不能上殿亲自临丧，悲号而不进食，并非没有仁心；孙程等人在危亡之中救出他，使他登上帝位，他一登殿就争功，随即免除他们的官职而封爵，不让他们始终执掌国政，并非没有决断；能够听从虞诩的劝谏，驱逐张防，听取李固的意见，放出阿母，采用左雄的策略来清理吏治，并非不明察；樊英、黄琼、郎凯等人的公车征召接连不断，采纳翟酺的主张，扩大修建学宫，并非不知道当务之急。假使他能有丙吉的气量、宋璟和张九龄的操守、韩琦的忠诚、姚崇和杜黄裳的才能，清理根本，振兴纲纪，把国家引入高明弘远的道路，汉朝也许就能再次振兴了吧！可是桓焉、朱宠、朱伥之流，都衰老多病，只求保全自身，毫无生气，只粉饰小康局面，以减少自己的过错，不能把握百年治乱的大原则，谨慎地守住关键。而左雄、虞诩只是因具体事情进献忠言、才器狭小的人，竟然成了当时的杰出人物。区区一个庞参，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人物，却连凶悍的妻子在家中杀子都不能制止；他的根本已经先有缺失，却要求事物合乎正道，本来就是不可能的。满朝众望所归的人，突然归于庞参一人，由此就可以大致知道当时在位人才的状况了。顺帝的德行不能贯彻始终，汉朝衰落而不能复兴，确实是有原因的。难道上天在东汉末年的时代吝惜产生人才吗？有才能却不适合任用，得到任用却不能发挥全部才能的人太多了。其原因有两个：摧残人才、激怒人才，使事情败坏于女谒、宦竖、佥人掌握权力，这一点是相同的。女谒、宦竖、佥人彼此交替起落，此人失败、彼人兴起，但终究没有跳出这个圈子。那些受到摧残而不能振作的人，仰首虽然忧虑国事，低头却压抑自己、顾恤

译自身，清白谨慎地自守，只求免于清议的非难；天下正倚重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有所作为，这就是桓焉、朱伥之流。近世叶福清祝贺江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受到激发而走向过度的人，又有两类：一类是内心积蓄着愤恨嫉妒，却压制、采纳民间怨恨的言论，以便在愚昧卑贱之人那里求得痛快；本来容易办的事情却把它弄难，灾祸还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却把它夸大；听到一点消息就行动，有人进言就一定争辩，使中等才质的君主受到沾染直名的讥讽，而小人反而借大体来责难他们，这就是李固、陈球之徒。近世的谏臣大多如此。另一类是忧伤于旧有弊病没有消除，耻恨于新的谋略没有施展，认为中等才质的君主必定不能同他一起有所作为，末世也必定无法挽救，于是傲然自处于众人之上，以清高孤立自我标榜，坐失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这就是黄宪、徐穉、陈寔、袁闳之徒。唐、宋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人了。因受到激发而争辩的人，在小事上详尽，却忽略大事；像湍急的水流，不能让大船航行。因受到激发而离去的人，决意抛弃世事，却能忍心不顾天下忧患；像四面土墙围成的居室中的微光，不能照亮广阔的原野。唉！像这样的人，都不是不能匡救天下的人才，却不能让他们始终得到任用。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所以即使有能够同他一起行善的君主，最终也没有人同他共同弘扬、奖掖善政并使事业成功。可悲啊！大权转移到女谒、宦坚、佥人手中，那么君主即使明察、臣子即使正直，彼此摧残、彼此激怒，也会给宗庙社稷和百姓带来祸患。不能说没有君主，也不能说没有臣子，但终究不能说有真正的臣子。这就是古今败亡之势所以无法挽救的原因。二 左雄规定年满四十岁才可以举为孝廉，议论者都讥讽他定得过于狭窄；但就孝廉而言，并不狭窄。孝廉曾经担任郡国的属吏，凭任职资历期满且没有过错而被举荐，也只是中等才质中显露出来的人罢了。到了四十岁，所侍奉的长官不止一人，持守中和而没有偏私，熟悉民间风俗，通晓经书和法律，小心谨慎地少犯过错，以免损害自己的名声，超出郡职而进入王廷，难道还怕晚吗？如果不是这样，才开始在掾曹任职，随即就进入王国，侥幸的道路四处开通，猎取仕进而不知满足，官场常规被破坏，狂妄狡诈的人扰乱教化的根本，难道可以不加以限制吗？天子能够选拔人才，然后才可以破格提拔非凡之士；天子能够培养士人，然后才可以登用英年早达的人。孝廉的选举到了顺帝时代，已经极其鄙陋了；士人想求得富贵显达，只知道有郡县而不知道有朝廷，只知道请托攀附而不知道学术和功业，所以黄宪一类人把这种做法看得像沾染污秽一样可耻。堵塞侥幸猎取仕进的捷径，尚且能从自守自爱的人中得到许多人才；诸葛孔明、周公瑾年少时就显露才华，而知己者能从常规之外发现他们，难道这就是所谓孝廉吗？〖三〗 有些言论看似正确，实际上却不正确，马融的对策就是这样。实行他的主张，不足以挽救弊病；而传播他的主张，却足以蛊惑人心、毁坏仁义、败坏风俗。马融忧虑百姓的财力不足，却说：“如果婚嫁礼仪节俭，婚姻就能按时举行；如果丧葬祭祀礼仪简约，死者就能及时收殓安葬。”汉代末年，艳后主持政事，宦官和阿母穷奢极侈，损害国家；私人的贪官污吏在郡国横行，榨取百姓；百姓贫困，难道是因为婚嫁丧葬过于靡费吗？马融回避不说这些，反而把罪责推给小民那一点尚未消灭的孝慈之心。他的邪说诬蔑百姓，堵塞仁义；后来他依附权门、献上颂词、坐拥绛帐而放纵欲望，也都是这个念头造成的。婚嫁和丧葬，是人生始终的大事。《礼记》说：“先王重视使用百姓的财力，也重视把财力用在礼仪上。”其中用来勉励仁厚、崇尚廉耻的精微意义，难道是心胸狭窄、见识浅陋的人所能知道的吗？从前殷朝将要灭亡时，婚姻礼仪废弛，浮薄邪僻的行为肆行；用茅草捆束死麋也可以诱骗女子，文王为此忧虑。《关雎》诗说：“弹琴鼓瑟亲近她，敲钟击鼓使她欢乐。”这是大力兴盛礼乐

译，使之配合淑女。肃雍庄重的车驾，女子美盛如桃李，难道不是节制而欢乐，却流于淫荡吗？崇尚闺门内的廉正，防止野合的开端，所以即使梅子落满筐，也不担心错过婚期。因为错过婚期，并不会造成嫁妹失期的罪过；而应当惩戒的是杀羊却没有血、捧着空筐而无所得这种无所利的行为。至于丧葬祭祀，难道是君主忍心禁止百姓，百姓又忍心违背死者而只求保全财物吗？家里贫穷却厚葬，不合礼制；应当晓谕贤者，使他们俯身迁就，不要因为不能备办全部礼物而悲伤，以至损害活人的生活。士人的俸禄收入也很微薄，但士人丧礼所记载的衣衾、紟绞、罌茵、抗席、殷奠、三虞等盛礼，并不因为贫穷而减省。只是秦始皇嬴政以后，穷尽天下民力来修筑骊山陵墓，所以汉文帝以节俭加以裁减，用来缓解百姓的急迫困境。

译然而天子的节俭，自然不至于让泥土直接接触尸体、伤害臣子儿女的心；至于士人和百姓，朝廷本来就不禁止他们厚葬。墨家主张无父，又规定使用桐木棺材，以残害仁爱、减少恩义来诱导百姓趋利，孟子斥责这种做法如同禽兽。父母恩德无穷，终身感念也只有一天能够尽情表达；如果对此不用自己的真情，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真情呢？马融并非生在空桑，却想遮蔽、禁锢人子恻隐之心，使各自留下财物来养活妻子儿女；马融这样的人，难道能够逃脱被枭、獍一类禽兽诛戮的惩罚吗？唉！这种说法一旦流行，禽兽就会吃人，人也将互相吞食，它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尽头呢！婚嫁如果仓促而废弃礼制，赘婿就不知道羞耻；而年龄尚未达到婚期的人，也会配给不相称的人，从而引发淫乱。丧葬如果追求迅速而趋于简略，就会出现白天尸体还停在堂上，晚上便已弃置荒野的情形，尸骨被抛在荒山崖岸，野火和狐狸灼烧、啃食尚未冷却的骨头。发展到极端，甚至争相求取符命、贩卖女色来使自己肥富；又迷信术士的话，焚烧、割取枯朽的尸骸来求取富贵。逐利之心一旦得逞，哪里会有尽头！他们不知道先王斟酌质朴与文饰，轻视财货贿赂，以此保全天性的最高教化，正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孔融本来就是名教的罪魁，在人类中不值得计数，又有什么可责罚的呢！四 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总是储蓄有余力来应对天下：国家有多余的威势，百姓有多余的安定之情，府库有多余的财物，军队有多余的力量，叛乱者有所畏惧，归顺者有充分的安宁。不善于运用这些力量的人，遇到小小警报便大肆震动天下，凭天下的力量去争夺一隅的胜负；即使取胜，也是动用天下力量而仅仅战胜一隅，算不上武功。使天下疲敝、动摇，百姓怨恨君上，算不上得民心。百姓习惯于战争而轻视战争，也不是使他们安定的方法。区怜之乱以及九真、交耻的小小事端发生时，朝廷中竟有人想调发荆、扬、兖、豫四万人前往征讨，朝廷已经没有人才了。若不是李固有深远的见识，任用祝良、张乔，仅凭两辆单车便取得万里之外的功劳，汉朝岂不危险了！只派遣官吏去巡行慰抚而不动用军队，就会使九真、交耻的人说：‘我们对于中国，不过像蚊虻叮咬一样；中国把我们置于不值得计较的地位，只是姑且派贤能的二千石官来安抚我们。我们既不守法也不顺从，却仅仅凭两辆单车的使者便能抗拒，我们还能把中国怎么样呢？’又会使中国人坦然无疑，私下相互说道：‘九真、交耻不过像蚊虻叮咬一样，一个使者乘单车就能使它屈服，它已经完全归顺了。天下本来就自行安定，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动摇它。’这样便使桀骜而想逞强的人无从施展格斗的勇力，也无从施展机变的智巧；他们知道自己玩弄兵力、夸耀智勇，却还不如一个乘单车的使者从容地折服万里之外的敌人。这样，一个乘单车的使者的威势伸展到万里之外，那么以后即使大臣在朝廷竭尽谋略、大将对外奋勇作战，也不知道那荡涤天下的功效会达到什么程度；而天子的德威如此显赫，即便有权奸，也不敢生出试探的念头。因此九真、交耻收敛锋芒听命，天下便安然无事。唉！枭雄刚刚起事时，未必马上就敢轻视、睥睨天下；当他们调尽天下力量，在一时之间争夺胜负，枭雄的胆气才会因此壮大，而中国的民心也日益涣散。天宝年间的动乱，起因于云南的败军；宋朝把全部心力用在西夏，女真人便看出了它的软弱。一个贤能的官吏本来足以制服他们，却把天下震动起来仍嫌力量不够；以瓦片下注的人却拿黄金下注，没有不因此自乱的。播州的巢穴刚刚被荡平，奢蔺的联兵便突然兴起；朝鲜的援兵刚刚返回，辽沈的险关便早已失守。朝廷没有人才，而贪图功劳的人又从中扰乱，于是再没有余威，也没有余下的福祚了。可悲啊！五 梁商向汉廷提出对付匈奴的策略说：‘良马骑兵在夜间会合，交战决胜，这是夷狄的长处，中国的短处。应当凭城坚守，等待他们衰疲，这是中国的长处，夷狄的短处。’马续遵从了他的策略和命令，于是右贤王力不能支撑而投降。这是万世不易的远大谋略。佛狸的疆域那样广大，却不能攻拔盱眙；完颜亮的军队那么多，却不能渡过采石。敌军的衰疲是可以等待的，急躁的人不能等待，因而自行失败罢了。所以杨镐、王化贞的罪过，死也不足以抵偿责任。至于在敌势极盛将要衰落之际驱除敌人，情况又有所不同。守住地位靠的是人，聚集人靠的是财，金钱粮食充足，才能供养众人，使守位者得以继续坚持。敌人虽然衰弱，却还承受着极盛时期留下的余力；它还会凭借剩余的金钱粮食来困迫我们。若同它相持而不能抵敌，就必然溃败。主方有利于防守，客方有利于进攻；主客形势并非固定不变，关键在于因时制宜、随时转变。负有荡平天下大略的人，应当慎重考察这一点啊！六 张纲单骑到达贼军营垒，晓谕张婴，使他投降；于是人们把能够平息盗乱说成一种过分夸饰的美谈。杨鹤、陈奇瑜、熊文灿远远仰慕这种作风，结果祸及宗庙社稷。唉！谁知道张纲这样做，是因为梁冀把他驱入死地，迫不得已，只是姑且用来应付当时的责任呢？张纲死后不久，张婴又占据郡城反叛，滕抚斩杀了他，事情才彻底平息。张纲哪里真正能够平息东南的盗乱呢？况且张婴投降后，马勉、华孟又相继蜂起；滕抚追击剿灭他们，直到全部肃清，江湖地区才开始安宁。这就清楚表明，抚慰盗贼反而是在给盗贼充当内应。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百姓，只因稍微不能忍受守令不如意，便举兵抗拒君父；官府反过来又安抚他们。胜利了就自称帝王，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失败了就用卑下的言辞进献财货，还要冒险接受爵位和赏赐的加封。这样一胜一败，他们都有余地安置自己，既不失尊贵又不失富足，桀骜狡猾的人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盗贼呢？南宋有谚语说：‘想得到官职，就杀人放火，接受招安。’他们甚至预先盘算日后的官爵，冒险逞强以求实现，既然这样鼓励人去做盗贼，谁还能不做盗贼呢？对于失去生业的百姓，任由桀骜狡猾的人诱骗胁迫，把他们全部俘获杀掉，确实令人不忍。只消灭首领，登记其党羽，把他们编为边关戍卒，这样怜悯并保全他们的性命，已经不损害我们的仁德了。若还让他们继续住在原来的地方，那么岂止是首领呢？失业百姓一旦在潢池中染指作乱，就会被乡党所不齿，田地房屋也无法保全；想让他们重新背着耒成为收敛顺从的百姓，终究也做不到。难道还能仅仅靠安抚来求得他们长久安定吗？应当改变造成混乱的暴政，慎重选择贤良官吏，再用宽厚体恤来整饬他们，以安定尚未作乱的百姓；至于已经作乱的人，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使其顺服。谈论平息盗乱，千万不要轻率地说安抚啊！

译同样都是安抚，祝良、张乔用它使交耻安定，张纲用它对付广陵，却使盗乱更加猖獗；方法相同而效果不同，这其中还有道理。蛮夷侵犯边境，进来时成为盗寇，退去后仍有自己的田地房屋可以居住，也有姻亲乡里可以相处，所以他们收敛退去，本来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处所；安抚他们，他们就会顺服。至于原本生长在中等、上等户中的编户百姓，一旦成为盗贼，返回后便无处容身，只能游荡在既非叛逆又非顺从的状态之间，盘旋不去，最终还想着重新振翅；何况还要对他们加以安抚、笼络，给予宠爱和荣耀，指望他们悔过自惩、不萌发异志，怎么可能做到呢？张纲这样做，只是为了暂时缓解梁冀造成的祸患，根本没有时间替国家谋划，哪里值得效法呢！桓帝 一 顺帝去世，冲帝夭亡，质帝被弑杀；李固两次想拥立清河王刘蒜，却没有成功，最终与刘蒜一同丧命。李固又怎么能够保证一定拥立刘蒜呢！伊尹、周公辅佐商汤、周武王取得天下，地位极其尊贵，责任极其重大；但他们所拥立的太甲、成王，都是按照宗法正当应当继位的人，容不得异议。因此，即使有悖逆之徒和毁坏王室的党徒从中阻挠，也不会失败。若不是这样，却让天子的继立取决于一个人的意旨，那么这个人的责任连伊尹、周公都不敢承担，李固又怎么能够保证呢！天子的继立取决于一人的意旨，还要说这是择取贤者拥立他。忠臣说：‘我所选择的是贤者。’奸臣也说：‘我所选择的是贤者。’但贤者并没有固定的名义，会随着毁誉而改变。忠臣与奸臣彼此争夺，凭借权力轻重作为依托，而奸臣往往获胜。李固说：‘把天下交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却很难。’只有天子拥有天下，可以把天下交给别人；后来的人只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把天下授予某人。身为人臣，却可以说自己是在为天下寻找贤人吗？李固的话不合乎道理。汉朝灭亡时，母后、外戚、宦官掌握拥立君主的权力，控制国家政柄并使国家混乱；他们所拥立的人，感念拥立自己的人的恩德，便舍弃社稷而追随他们。这是逐渐积累造成的，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诸吕被诛杀、惠帝的儿子被废黜，舍弃齐王而迎立代王的，是周勃。昭帝没有后嗣，昌邑王被废黜，迎接宣帝于民间并拥立他的，是霍光。两个人所选择的都是贤者，而且两人没有奸邪之心，所以事情成功了；但这难道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吗？况且周勃拥立文帝后，文帝目送他说：‘神色郁郁不乐，不把我当作少主的臣子。’霍光拥立宣帝后，在宣帝乘车时，宣帝也像有芒刺在身一样不安。于是两人处境危险，而汉朝得以安定。否则，跋扈的话一旦从君主口中说出，鸩毒就已经进入咽喉了。所以身为人臣，却把替天下寻得君主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使伊尹、周公也不敢承担，何况李固呢？自禹以后，传位给嫡子的制度已经确定。没有儿子而按次序相继承继时，作为母后不敢选择，作为大臣也不敢选择。庶出支系没有觊觎之心，外戚和宦官没有攀援扶立的希望；这样即使继位者并不贤明，也只是上天所授，不是臣子敢凭自己的意愿决定顺从或违背的。因此，即使刘子业凶暴淫乱，沈庆之也宁死而不敢废黜他。忠臣无处施展忠心，奸臣也无处施展奸邪，权臣便不能操纵天位的取舍，以此同君主交易。宋仁宗拥立英宗，高宗拥立孝宗，都是君主自己选择，这才可以说是替天下寻得了合适的人。先君没有预先确定的诏命，继承人也没有预先确立的事实，那么像杨廷和迎立兴邸之王，依照顺序而不敢选择，也就可以了。杨廷和只是执行了本来无需多事的事情，世宗却说：‘把我当作门生天子来对待。’这也就是郁郁不乐、如有芒刺在身的意思。然而杨廷和处境危险，天下却因此安定。李固想替天下找到贤人，却还要自行选择，哪里足以抵挡梁冀结交宦官、挟制母后来报复他的邪恶用心呢？汉朝的制度本来就不完善，而李固又不能审察自己作为人臣的义理；他越是力争，桓帝对梁冀的感激就越深，梁冀的恶行也越加成熟。最终李固与刘蒜一同丧命，真是可悲啊！二 读崔寔的《政论》，就可以知道当时世道的变化了。他把德教比作清除残暴、如同用粱肉治病，说申不害、韩非的余论是仁义的蛀虫。后来荀悦、锺繇又阐述这种说法，而曹孟德、诸葛武侯、刘先主在上位时坚决实行，于是君子的道路受到压抑，刑名之术得到推进；这种因一时的诡诈权变而产生的做法，开启了百年严酷的政治，影响也太猛烈了！司马温公说：‘政令宽慢，就用严猛来纠正；政令残酷，就施行宽厚来调节。用宽厚补救严猛，用严猛补救宽厚，这是不变的常道。’这话出自《左氏传》，我怀疑并不是孔子的话。严厉还可以，没听说严猛能够不造成伤害。根据时势来施行宽猛，就会矫枉过正，实行起来不利而伤害事物的情况很多。能够审察时势并善加利用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这不是那些受世俗激发、偏执于个人好恶的人所能参与的。至于所谓不变的常道，难道会是这样吗！宽厚造成的过失，并不在于伤害百姓；以宽厚驾驭官吏，官吏对百姓的残害反而更加严重。汉朝末年，驾驭官吏就像放松缰绳，马咬松了嚼子，四匹马横冲直撞，皇帝的道路倾斜险恶，难道是百姓突然敢这样做的吗？外戚、宦官制造威福来钳制天下，又在郡邑任用贪婪之人，使他们残害百姓；百姓日日处在繁霜积雪之下，哀怜这些困苦的人，哪里忍心再谈严猛呢！严厉，是治理官吏的经；宽厚，是养育百姓的纬；二者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并不是随时势而改变取舍。如今想纠正衰世的宽纵，再加上严猛，那些琐碎的姻亲、卑微鄙陋的富人，天天借助威势来逼迫贫弱百姓，百姓如果不被激成盗贼也就不可能了。这样还要反过来责怪百姓说：不曾用严猛约束百姓。百姓已经憔悴不堪，所剩无几，又怎么经得起摧残呢？所以，严厉地治理官吏，宽厚地养育百姓，不必选择时机，始终这样实行，或许才是正确的。然而仍然还不够。以汉朝末年的情形来说，外戚、宦官的宗族党羽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这确实是刑罚所不能赦免的；于是诛杀他们来满足一时众人的愿望，阳球曾这样做，范滂、张俭也曾这样做，最终却激成大乱而无法止息。这样看来，德教不兴而刑罚过于严酷，即使把刑罚施加在那些祸害百姓、危害国家的奸人身上，国家的内部也将因此崩溃。崔寔却说：‘德教清除残暴，就如同用粱肉治病。’这难道是明白道理的人说的话吗？上位者自己不能端正行为，本身没有德；引导百姓也没有教化。宽纵会使国家衰败而祸患缓慢到来，严猛会使国家争斗而祸患迅速到来。谈论治理的人不反求根本，却只治理末节；这种话一说出来，便使恶劣的风气深入百年。申不害、韩非同王道争衡，而且还占了上风。崔寔真是鄙陋啊！他这样残害天下，后患无穷。况且治病而依赖药石，只是对身体强壮有余、偶然中了外邪的人而言。即使病情得到控制，也必须依靠粱肉来继续调养。若是衰老羸弱而病在脏腑，却禁止他吃粱肉，只用药石攻治，没有不死的。当时天下到了末世，元气已经渗漏消散，所剩无几，正相当于衰老羸弱的人；崔寔还想拿针石、捣制五毒来攻治表面的病症吗？像孟德这样聪明、武侯这样贤能的人，却不能审察这一点，难道是想在这种时候把仅存的百姓也一概铲除吗？崔寔这个人，大概就像百草将要衰败时，先为之鸣叫的鶗鴂吧！三

译张奂拒绝羌族豪强送来的金钱马匹，羌人因此敬畏服从。做将领的人，能够不接受敌人的诱饵、不因敌人而招致败亡的，实在很少。难道只有中国的盗贼如此吗？敌国相互攻伐，边疆各族相互逼迫，也没有不献上财物来诱惑边将的。因此，有时将领率领孤军处在险地而稳固自守，朝廷夸奖他坚强悍勇、有制服敌寇的功劳，却不知道他与敌人有焚香盟誓，彼此馈赠问候，天天相互酬酢，而没有人察觉。这种事情非常隐秘，文饰掩盖得也非常严密，等到后来知道自己接受了敌人的诱饵，想求得脱身，却没有谁能够免除牵连。做将领的人，大多不是清白自守、独立不移之士；能够像张奂那样卓然自立而建立大功的，没有几人，朝廷又凭什么控制他们呢？中枢不要接受贿赂来评定功劳，司农不要因吝惜粮饷而延误时日，天子不要吝惜赏赐来酬答功劳，或许会有所改善吧！唐高祖如果不与突厥相通，就无法兴兵；石敬瑭如果不与契丹结交，就不能迅速反叛。即使不是这样，若卖国而贪图盗贼、夷狄的财物，把它当作武人相传的家产，又能不败亡吗？四 孔子说：‘不可以同他说话，却偏偏同他说话，这是失言。’指的是看起来似乎可以同他说话，实际上却绝对不可以的人。因此，这种过错也不过是失言罢了，还不至于灾祸牵连自身。至于老虎正在咬人却去抓它的爪子，蛇正在蜇人却去制止它的毒牙，不是极其愚蠢的人不会这样做。然而崔琦向梁冀进献箴言，触犯了梁冀的怒气，竟然说：‘将军是想让马和鹿改变形状吗？’他这是自己招来死亡，又能责怪谁呢！梁冀向上不知道有天，向上不知道有君主，身旁不知道天下人的存在，内心也不知道有自己；他弑杀君主、专擅杀戮，像鸢鸟耸肩、老虎环视一般凶横无赖。这样的人是可以进谏的吗？这就像可以抓住老虎而不被咬、可以制止蛇而不被蜇一样。崔琦果真有忠贞愤懑之心，就应当在朝廷上公开揭露梁冀，与他一同毁灭，这样汉廷还算有人。可是他却把本来用于责备贤者的含蓄言辞，施加给狂妄凶狡的人，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梁冀就是梁冀，不过如此罢了。假使他是王莽那样的人，他会召崔琦入朝任用，用温和的话诱使他成为自己的忠臣；那样崔琦将会成为扬雄、刘歆一类的人，虽然保全了自身，却使梁冀的恶行更加深重。所以对于梁冀这类人，不能诛杀他，远远避开他离去也就可以了。若以自身殉死来证明言论，却无益于挽救局势，而且也不足以称为忠直，那么称他为极其愚蠢，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五桓帝诛杀梁冀时，凭借具瑗的谋划制服了他，简直像从瓮中捉老鼠一样。梁冀只是一个无赖之子，诛杀他本来就如此容易；然而全国竟没有人才，桓帝不得已，只能依靠唐衡，在宦官中暗中寻求帮助。李固、杜乔死后，君主孤立于上，只能任凭狂妄小儿骄横。至于胡广一类的人，本来就不足以称道；但全国竟没有具有深远见识和坚定意志的人，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唉！刘瑾被诛杀，若没有张永就不可能；魏忠贤被诛杀，揭露他的罪恶的不过是全国一个太学生罢了。难道他们全都被威势胁迫了吗？悬挂利益来熏染士大夫之心，使他们像霜雪覆盖的原野上的将帅一样，纷纷倒下、没有生气，国家不灭亡还依靠什么呢？《易》说：‘把器具藏在身上，等待时机行动。’所以，登上高墙射杀鹞鹰，没有不能射中的。果真笃守忠贞，哪里还要等单超等人铲除梁冀之后，才在王庭上扬声呼号呢！能够不感到惭愧吗？六 徐稺、姜肱、哀闳、韦著、李昙、魏桓，被征召却不肯前往，并不是忘却世事，而是知道动乱还没有结束。魏桓说：‘后宫有数千人，难道可以削减吗？马厩里有万匹马，难道可以减少吗？身边的权贵豪强，难道可以除去吗？’这是懂得根本的议论。梁冀专横时，人们只知道痛恨梁冀罢了；梁冀被诛杀后，天下便好像沉重的疾病离开身体一样。黄琼任太尉，陈蕃任尚书令，范滂巡行按察冀州，毫无知觉的人都满怀希望地期待新政。唉！梁冀的生死，哪里足以关系到汉朝的存亡呢？梁冀被诛杀，大概就像疟疾发汗后痊愈一样。潜伏的邪气在桓帝的心腹深处，而桓帝又用鸩毒使它变得坚固，再用砒霜去攻治它，天下却没有人能够知道。黄琼和陈蕃尚且不知道，何况那些只望着影子便相互议论的愚民呢？以桓帝这样的君主为君，汉朝已经没有可以恢复的道理和形势了；根本已经动摇，末端暂时端正却倾覆得更加迅速。因此，权奸达到极点，并不一定就是国家的福分。何况桓帝诛杀梁冀，是为了替邓香的妻子报复梁冀登门侵犯的怒气，并不是因为梁冀贪污浑浊、冤杀凶暴而为国家除害啊！既然如此，那么陈蕃荐举五位处士，难道是因为不懂时势而妄自行动吗？回答说：这还不能责怪陈蕃。陈蕃既然已经处在那个职位上，只要有可以做的事情，就希望有一件能够真正做成，把正直的人安排在君主身边，君主或许会有悔改之心吧！这也是臣子不容自己停止努力的情怀。然而事情本来就不可能成功。所以那五个人能够爱护道义来保全自身，是值得称许的。〖七〗 扰乱政治的情况不止一种，但发展到卖官，还没有不灭亡的；国家的纲纪一旦尽失，百姓赖以生存的办法也就一同断绝了。古代的天子虽然极其尊贵，却和公侯、卿、大夫、士一样，都是从上天那里接受禄秩。因此，车服、礼秩可以有所增加，却不能与他们完全区别。天子独有的，不过是大裘、玉辂、八佾、宫县罢了；其余制度还要降下来与大夫、士相同，以表明君臣是一体的。所以，尊重大夫士就是使自己尊贵，尊重大夫士就是使自己受到尊敬；统领大夫士而在上面与天子相同，重视上天所定的秩序，国家的纲纪也因此彰明。秦、汉以来，卿士大夫的车服、礼秩虽然与天子有了绝对区别，却仍然没有让他们完全断绝上进之路：推举他们来任事，用言论考察并进用他们，按功劳叙用他们，时常又以束帛、安车征召他们，以道义来咨询他们。上下之间有大的分别，君子和小人之间有大的界限，使人知道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若不是合适的人便不可觊觎，也使天下那些企图侥幸求进的人看到界限便回头。卿、大夫、士尚且有高高在上而不可攀援的等级，在他们上面又有如天子般的尊位，那威严高峻如同上天，没有人敢于冒犯。卖官的命令一实行，富人打开钱袋就能得到官位，狡猾的人借贷来经营，早晨还是市井之人，晚上便登上朝廷。那么，天子这个位置，又有什么不可以用心计谋求、侥幸取得的呢？这样一来，立国的纲纪便被扫荡得一干二净。

译古代发放俸禄，从府史、胥徒以下全都得到周济，说这是用来代替他们耕作谋生。百姓耕作来供养官吏，而由上级加以管理。上级向百姓征收财物来供养官吏，百姓并不怨恨；官吏知道自己的供养完全出自百姓，便不敢再向百姓搜刮掠夺。况且士人正因为不谋求财利而贫穷，所以受到尊重；既然已经得到供养，又可以筹办丧葬、祭祀、冠礼、婚礼的费用，士人也就安定了。因此，是天子供养士人，而不是士人供养天子；天子支配百姓的财物来供养士人，而士人不向百姓求取供养。那种拿出金钱粮食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并不合乎道义。况且这不只是求取荣耀而已：官位名分失之于天子，却可以从百姓那里取得；一旦商贾之道盛行，便希望获取三倍的利润，上面也无法禁止。贪婪的人为了取得超过本金一倍的利润而索取偿还，即使禁止、杀戮他们，也始终不能满足。纵使让成百上千的商贾遍布郡邑，向贫弱百姓取得偿付，百姓赖以生存的办法也不会有剩余。国家没有纲纪，百姓便无法生活；狡猾的人翻墙逃走，企望非分之利；弱者在墙角哭泣，竟以遭逢灾祸为幸。所以说，国家没有不灭亡的。祸患从桓帝、灵帝时开始，到献帝时毒害溃决，日益严重、日益滋长。想再得到像前汉末年那样，王莽篡位而人们思念汉朝的情形，已经不可能了。石虎、高洋的国家贫困而用度奢侈，不值得一提；唐僖宗的猥琐卑贱、宋徽宗的骄纵奢侈、皇甫镈和裴垍的谋利、蔡京和贾似道的违法乱法，也不值得一提；究竟是谁继承桓帝、灵帝而自行走向灭亡呢！由宦官充任监军，是从冯绲提出请求开始的。冯绲哪里知道像蚂蚁穴决堤那样的祸患会泛滥延续千年呢？冯绲提出请求，是因为将帅出兵时，宦官常常把军需耗损归罪于将帅，并诬陷他们抵罪；让宦官参与其中，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嘴，使他们没有借口互相倾轧。然而不久冯绲竟因军队退还而盗贼再次兴起，被免去官职。那么他这样做，对挽救祸患有什么帮助？只是白白破坏了防范限制，使宦官掌握边疆将领的权力。鱼朝恩、童贯、卢受、张彝宪，宦官之事小则失败，大则导致灭亡，冯绲留下的祸害真是惨烈啊！汉朝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无论到哪里，都不是宦官挟持控制的。南军、北军只听从宦官的颐指气使，所仅存的只是边疆的军政事务；皇甫规、张奂几乎都在宦官手中时而得志、时而受挫，却还能够在军队中自行行使依凭军功取得的权力，冯绲却进一步把这种权力引入并交给宦官这件利器。蹇硕成为八校尉之首后，熟悉其中的关键，便向人主取得决定权，以威势控制内外；循着旧例实行，竟然安然自得了。汉朝的事情既然已经不可挽救，即使竭尽忠贞，继之以死，又何必害怕诽谤诬陷呢？否则，就应当抽身退去。防范得越严密，放纵反而越厉害；既然已经把监军的权力借给宦官，军队的生死成败又都只由他们的意旨决定，那么将来忠臣元老想要除掉他们，也会无从下手。冯绲为什么不思考这些，却让害怕祸患的心情增长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倒行逆施呢？推究祸患的源头并确定罪魁，冯绲不能推辞罪责了。〖九〗 汉朝末年，已经是必然灭亡的形势，却又使军力强盛于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都奋发而起，自命为虎臣；斩杀北方胡虏、西羌，首级达到百万之数，穷尽山岭、搜遍山谷，几乎把他们灭绝到没有遗留的种族，强盛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了。可是因为习惯了战争，人人都有愤激充盈的志气，不到几十年，箭矢、石块便在中原交相飞集，祸乱的先机难道不是在这里首先发动的吗？桓帝、灵帝时期，士大夫想有所作为，却做不到。君主必定是无法匡正的，朝廷的法纪必定无法整顿，郡县的贪婪暴虐也必定无法追究。士大夫想有所作为，只有拥兵在边疆奋力作战；其次便是在中原驱逐、剿除盗贼。名声因此振作，功劳又无法掩盖，人心也因此归附；昏暗的君主和专权的宦官反而借助他们，让他们安居而放纵志意。所以即使有人忌恨他们，有人诬陷他们，最终也不能把他们置于重刑。于是天下知道这才是获得功名的道路，而遭受祸患的人很少；士大夫乐于习行，普通百姓也争相仿效。于是盗贼日益兴起，军队日益扩张，最终分裂割据、三国鼎立，形成袁、曹、孙、刘的时代。所以国家通常因为弱小而灭亡，汉朝却因为强盛而灭亡。汉朝末年的羌人、胡虏，对汉朝的危害已经很浅了；驱逐他们、逼迫他们，使他们困窘而杀戮他们，活着的同类几乎绝灭。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缓解边疆的紧急局势、拯救百姓的危难、扶持社稷免于倾覆，而是像割草除艾一样残酷地消灭他们。人们长期形成了喜欢杀戮的气息，既然没有胡虏可杀，便彼此互相杀戮。互相杀戮，就会彼此损耗；彼此损耗，残存的丑类便会慢慢起来乘虚而入。所以将近一百年后，三国的战争停息，五胡之祸又兴起。喜欢兵器和战争是不祥之事，竟使自古以来富强而卓然屹立的中夏走向衰弱，并且日益害怕犬羊般的敌人来撕咬搏击。汉朝末年的强盛，不过是强盛到了最后而姑且痛快一时罢了，这是评论时代的人深为悲哀的地方。〖一 ○〗 仇香没有施加陈元不孝的惩罚，而是感化他；仇香大概知道陈元可以感化，所以没有立即加以惩罚，并不是所有不孝的人都可以用感化陈元的办法来感化。天下有道，百姓生养顺遂，风俗淳厚，就没有不顺从的子弟。并不是他们恻隐的本性不深厚、羞恶之心可以泯灭；只是人们都遵循子弟的常道，唯独自己违逆它，便无法在乡里容身。等到天下无道，羞恶之心没有泯灭却因此灭亡的人，就不多见了。仇香说：‘我经过陈元的住处，看见他的房屋院落整齐，耕作也按时进行，这不是坏人。只是因为一次不孝，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呢？应当取用的是他想在乡里自我表现得刚强不屈，而羞恶之心尚且存在这一点。’ 孝是人的本性，是仁德发生的根源。舍弃那种不忍的真实情感，而只从羞恶之心上寻求孝，已经是末节了。虽然如此，只要他还有羞恶之心，就能收敛自己的狂妄愚昧，慢慢等待天良恢复，而恻隐之心也会随即产生。懒惰四肢，亲昵妻子，渐渐以此侵蚀自己而苟且偷安，于是作为人的气节便断绝了。所以《易》说：‘小人不以不仁为耻。’是否仁、是否不仁，难道能由知不知道羞耻来辨别其存亡吗？一个人疲弱颓唐而甘心处于卑贱地位，愤怒暴烈而生出凶悍乖戾之性，不见不仁是可耻的，之后天性终于迷失而不能复归。因此，人的没有良知，没有比胸中有形而内心空虚、又不能自我约束更严重的了；到了这种地步，教化人的办法也就穷尽了。仇香知道这一点：从陈元没有懒惰之心，知道他有羞耻感；从他有恒常的操守，知道他不会迷失。因此赶紧抓住他的羞恶之心并加以重视，慢慢等待恻隐之心产生，所以陈元最终以孝闻名。即使有圣人，对于没有羞耻心的人也无可奈何，为什么呢？弑父、弑君的人，都突然悍然行动，忘记了叛乱弑逆的名声是可憎的。懒惰四肢，亲昵妻子，处境困穷便反常行事。所以先王的德教并不是不如仇香，只是对没有羞耻心的人设立不孝之罪，又能怎么办呢？只能杀掉他们罢了。〖一一〗

译巨大的奸臣蛀蚀国家、祸害百姓，自己伏法，并不足以使人感到最大的痛快，对国家的存亡也没有实质影响。左悺自杀，具瑗被贬，侯览被黜，并不是桓帝能够诛杀他们，也不是杨秉能够迫使桓帝诛杀他们，而是他们的罪行已经超过极限，只是自行灭亡罢了。三名凶恶之人被除去，宦官的势力反而更加张大，党锢之狱也将兴起，这对挽救汉朝的危亡又有什么帮助呢？外戚覆灭，宦官兴起，大臣却没有采取行动。天子想按照自己的意志诛杀僭越逼迫之人，大臣不参与；宦官要除掉君主身边的奸邪，只选择已经暴露的事情，然后摘取罪名请求诛杀，却没有人能够诚心听从并支持他们。所以说：‘普通人不足以匡正君主，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因为确实有足以做到这一点的力量。若没有坚定的见识和确定的力量替天子除去祸患，即使天天陈说尧、舜之道，天子也一定把它看作梦呓。汉朝的大臣道德和能力不足，却同宦官争夺存亡，已经晚了。只图一时的人情痛快，除掉三个凶徒，就像拔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不能挽救国家灭亡，这是必然的。〖一二〗 桓帝、灵帝时期，君主之道已经消灭，而臣下急切地进谏；能够探究根本来立论的，大概只有荀爽吧！当时毒害百姓、摧残正气的，没有比宦官更严重的了。可是宦官对于人主而言，又有什么值得亲近而过分信任的地方呢？他们的声音、笑容、相貌都没有什么可喜爱之处，人人都知道厌恶；而人主却亲近他们，就像吃奶的孩子依恋母亲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艳丽的妻子、聪慧的妇人从中干预，宦官早就敌不过士大夫了。内宠强盛以后宦官才兴起，他们亲近宫闱，彼此依靠来增强势力；使君主沉溺于安寝享乐，于是君主的视听能力逐渐衰退。把诏令、刑罚、赏赐的权力交给宦官，床第之间的欢乐才得以在娱乐中获得闲暇。否则，声音、色彩、肥甘食物、轻暖衣物，人主自己就可以满足欲望，又何必借助这些令人憎恶的刑余之人来迎合自己的皱眉和笑容呢？荀爽的对策，直截了当地斥责并痛切陈说，若能远离女宠，宦官的权力自然就会丧失。所以说，他是探究根本来立论。〖一三〗 党锢中的诸位贤人，有人说他们忠诚而忘却自身，这是大节；有人说他们过于激烈而招来灾祸，这是偏激的行为。说是偏激行为的人，是在赞美随波逐流所得到的福分，从而使士气堕落。说是大节的人，观点较为长厚，但仍然不是确定的结论。臣下舍弃自身来侍奉君主，只要对社稷有所补益，即使死去也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昏暗的君主不任用他，谗臣交相构陷，他对社稷没有帮助，却舍身犯难，也不过是自我守正的忠诚罢了。虽然如此，最高明的做法，是直接纠正君心的错误，以正道拂拭并改变它；其次是看清大权被谁倒持、巨奸如何成为祸患根源，不与他们共同生存，这仍然是忠臣的功效。然而一个奸臣被除去，又有另一个奸臣兴起，没有人能够彻底战胜他们。至于那些琐碎的小人，凭借权奸的势力来施展恶行，既多得无法全部诛杀，也不值得诛杀。君主的心意改变，权奸被除，他们便屏息潜伏，萧条逃窜，又何必多杀他们来损伤和气呢？然而他们把毒害流布天下，并使士大夫憎恶，所以这些琐碎小人容易激起人的愤怒，使人感到不平；贤人知道这一点，便认为他们既无法全部诛杀，也不值得诛杀。可是诸位贤人没有选择对象便一概愤怒，不加顾惜地过度使用刑罚杀戮，只同这一类人争强斗胜，难道不是太琐细了吗？李膺、杜密，是天子的大臣，能够匡正君主的邪曲而不屈损自己的节操。李膺曾被罚输作左校，并不是因为打击大奸而受刑，他所打击的不过是一个无所凭借的羊元群罢了。既然已经在当时受挫而被罗织罪名，他难道不应悔恨先前只攻击枝末而忘记根本，转而争取皇极的安危吗？难道这没有道理吗？他同那些刚直之流拼杀，只为获得片刻痛快，所对付的不过是一个野王县令张朔、富商张汎、小黄门赵津、下邳县令徐宣、妄人张成，这些人哪里足以关系到社稷安危，为什么要因愤懑充盈而同他们结仇厮杀呢？侯览、张让盘踞在桓帝身边，却没有能力用一句话涉及他们。杀人者应当处死，却株连全家；大辟之刑有时尚未执行，案件一经审理便立即杀人；赦令由上面颁布，杀人却发生在赦免之后。像这样做，反而把反噬的名声交给巨奸，最终却没有人能够用片言只语把事实申明于朝廷，以除去祸患的根源。既然如此，诸位君子同奸人争夺兴亡，难道不是为了君主和社稷舍弃生命来争取存亡吗？打击奸人的力量薄弱，一鼓作气的勇气容易衰竭；他们不能战胜凶恶之人，最终自身与国家一同灭亡，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舍弃根本而攻击末节，实在太琐细了。直接攻击严嵩，所以椒山之死得以彰显正义；专门弹劾魏阉，所以应山之死得以光耀后世。党锢中的诸位贤人不能同这两位君子并驾齐驱，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岑晊、张俭一类人的行为连累了他们吧！

译◎灵帝 〖一〗 桓帝沉溺女色，因而没有确立继承人；这是汉朝的大事，还有什么比它更紧迫呢？窦武肩负社稷的重任，陈蕃以资历深厚的元老身份辅佐他，却没有谋划这件事。桓帝去世、帝位尚未确定时，才去向刘鯈询问贤能的宗室，这不是太晚了吗？何况天子之位的重大、皇后的德行，哪里是区区一个刘鯈浅陋的见识和片言只语所能决定的呢？掌握确立天子的重大权力，只凭自己的意志作取舍，成功了就是霍光，失败了就是梁冀。窦武把霍光没有学问、梁冀行为不轨的做法当作准则，社稷怎么会不危险；想要自行免除灭族之祸，难道能够做到吗？能够获得诛灭宦官的名声，使天下人为他感到冤屈，也还算是窦武的幸运了！窦武不过是一个城门校尉，并不是像霍光对汉武帝那样，接受了托付孤儿的诏命。他能够凭借个人意志拥立君主，所依靠的只有太后。宫闱和外戚的祸患，梁氏覆灭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宦官怎么能不借此作为攻击他的名义呢？窦武既不能在桓帝在世时劝谏桓帝立储的大义，也不能在桓帝死后把朝廷大臣召集到朝堂，辨明昭穆、区别亲疏、排列长幼、考察贤能与否，同大臣一起公开听取上天的旨意。刘鯈认为谁贤能就尊谁为贤，窦武认为谁可以立就拥立谁；天子的尊位，仿佛只是他分出田地授给亚旅，让他们替自己管理。这样，拥立由自己决定，废黜也由自己决定，朱瑀怎么能不大声喊道：‘窦武将要废掉皇帝，这是大逆不道。’灵帝又怎么能不相信呢？汉朝的灭亡，灭亡在拥立君主这件事上；而主持拥立的人首先遭到灭族。窦武如果不早死，我不知道他最终会怎样。能够获得诛杀宦官的名声，使天下人为他感到冤屈，也算是窦武的幸运了！〖二〗 忠诚正直而有见识的言论，并不难听取；庸碌的君主和尸位素餐的大臣不能听取，毁掉自己、毁掉家族、毁掉国家，又有谁来哀悼他们呢？窦武凭借椒房亲属的关系，承担拥立君主的事情，步梁冀的后尘。即使他的内心和行为没有邪曲之处，与梁冀不同，但他所做的事情又同梁冀有什么区别？记录拥立皇帝的功劳，封为闻喜侯，灵帝也按照梁冀的旧例来施加给窦武。卢植劝他说：‘同宗之间互相确定后继者，查阅图籍、核对谱牒，按次序拥立，有什么功勋可言？应当辞去厚重的赏赐，以保全自身和名声。’这话也像白日的光一样明亮，连昆虫都能辨别昏暗和天明；可是窦武不能采用，真可悲啊！他这是自己招致覆亡。想要掌握国家权柄、匡正社稷、诛杀宦官、整肃官场，难道不封侯就不足以建立功勋吗？即使只替庸臣考虑个人利益，使自身荣耀、子孙受益，难道今天不封侯，最终就会掩盖压抑他的大功，使子孙陷于贫贱吗？因此，卢植的意见，向上推求，可以达到造福时代而不自我夸伐的龙德；向下推求，也是在为计功谋利的人谋划：不要急迫地在一时求取利益，以免导致倾覆失败。可是窦武做不到，还想拉陈蕃一起接受没有名义的赏赐。陈蕃本来知道这种赏赐不能接受，可惜他不知道窦武不足以同自己共同做社稷之臣。〖三〗 窦武、陈蕃一死，汉朝的灭亡就必然无法支撑下去了。陈蕃已经老了，但他诛除专权的宦官、安定国家、扶助进用君子的心志，并没有稍稍衰退，可惜他不知道选择托付的人，竟托付给了窦氏！然而，难道窦武不是贤者吗？回答说：窦武未必一定不贤，但他所做的，确实也算是贤者的做法。即使如此，窦武即便贤明，本来也不可以托付；而且我也不能保证窦武会始终以贤明自守，所以更加替陈蕃惋惜。认为窦武确实可以相信是贤者，是因为他想抑制宦官、振兴王室，并且引荐李膺、杜密、尹勋、刘瑜，使他们得到升用。然而，这难道就能断定他一定贤明吗？单超诛杀梁冀时，尊崇黄琼，任用陈蕃，征召徐稺、姜肱、袁闳、李曇、韦著，天下本来曾经仰望他们的风采，把澄清天下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有所诛杀驱逐，有所提升进用，借此纠正时弊来使人信服；奸人一时也会利用这些手段，因此本来就不能相信。陈蕃已经老了，窦武刚刚在宫内倚靠太后，在宫外接受定策之功的赏赐，而陈蕃又怎么能保证他最终不会改变呢！汉朝将要灭亡时，天子的废立操纵在宫闱之中，外戚和宦官轮流争强斗胜：孙程被废，梁氏兴起；梁冀被诛，单超又起。这样一来，汉朝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天子呢！而陈蕃所托付的仍然是外戚，这就给了宦官以“梁冀还会复起”的借口；既无法正确昭示上天诛罚的意义，也不能使那些接受诛戮的人心悦诚服，而且天下也会怀疑外戚、宦官互相扶植、互相消灭，始终没有真正的正道。因此，张奂也被王甫、曹节所迷惑，想洗清自己，最终却仍不能免祸。陈蕃托付窦武，显然不是可以托付的人。然而，陈蕃凭借老成的见识，竟昏昧而不能察觉，这也是时势所趋；除了这样做，他也没有办法有所作为。唉！用三族人的血肉，去争夺贤者与奸人的兴废、国家的存亡，难道是容易说清的吗？不幸的是，如果没有像砥柱一样平直的大道可以遵循，率直地沿着它来施展自己的志向，那么也只能在江潭山谷之间埋怨，带着共同的遗恨死去罢了。对于毫厘之间的分别不能审察，事情便因此大为溃败；贤人君子接连丧命，国家转眼倾覆，就像用油脂浇火，本想把火灭掉，反而使火焰更加旺盛。陈蕃的志向值得悲哀，但他的做法也错了。因此君子更加替他惋惜。〖四〗 人情不过在于彼此不欺骗罢了；如果彼此欺骗，那么无论到哪里都会欺骗。法令越严密，越会成为欺骗行为所凭借的工具。汉灵帝时，因为州郡之间结党，便制定了婚姻之家以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临官的禁令，设立“三互”之禁，导致选用官员困难，而州郡官吏的贪婪暴虐反而更加无所顾忌。司马温公记述叔向的话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会有很多禁制。”至于开国之初，如果制定严密的法令来防止欺骗，国家虽然不会立即灭亡，但天下的祸害已经积累起来了。如今制定的制度，除了教官以及仓、巡、驿、递等不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外，都有同省任职的禁令，这就是汉灵帝时遗留下来的制度。司马温公说：“这恰好足以令人发笑。”确实有可笑之处。名义上属于同一省的，实际相隔千里的很多；名义上属于不同省的，实际鸡犬之声都能相闻的也很多。同省而声息不能相通，异省而婚姻互相连接，难道是天地把它们隔绝开来，一划分省界便真的互不相及了吗？这正是足以令人发笑的地方。有人因为婚姻关系，或因为彼此互相治理，感情亲近，过错互相隐瞒，这些确实是必须顾虑的；但又何必一定要把婚姻关系和彼此治理都规定为不得相互监临呢？辗转托人请托，彼此隐瞒，再互相通报，难道没有私下言语、秘密书信可以依靠吗？明明已经不是婚姻关系，也不是彼此治理的关系了，却借别人的手传话说：“我没有私心。”而对相互往来、请托嘱托毫无顾忌，这又正是足以令人发笑的地方。

译禁防严密，却恰恰助长了欺骗，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如果废除这些禁令而允许乡郡官员在本地任职，尤其有利。从贤者方面说，南北风俗不同，水乡泽国与土质之地的状况不同，百姓的利益各异，士人的教化也不同；遥远地互相治理，看来有利的事情有时反而有害，用来教导人归正的办法有时反而偏颇。审察士人的实际情况来增进百姓利益，观察习俗趋向来端正士人，那么利益才真正成为利益，教化才真正成为教化。从不肖者方面说，残酷地对待百姓而无所顾忌的人，突然遭到仇敌攻击，便轻易逃窜到千里之外，谁也奈何不了他；即使被罢免斥退而回乡休息，本人能够安稳，子孙也能免祸，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如果居住在当地，与当地人相处，任官时是官吏，回乡后就是乡里人，那么刑罚、科敛加到自己身上，如果不是出于正当理由，乡人还可以在数十年后报复他，他就会惴惴不安，害怕一个普通人胜过自己；不肖之徒的恶劣心情便会有所收敛，祸害也会受到一定惩戒。王者把天下合为一家，消除猜疑，以求百姓能够各得其所、士人能够施展志向；法令越宽疏，防闲反而越正当。真正不可欺骗的，是统一天下的王法、天理的公正和人心的善良，难道要依靠区区的禁制吗？三代兴盛时，士人各自在本国做官，而百姓反而更加亲近。衰亡汉朝的弊政，为什么还要仿效它呢！〖五〗 唉！世道越来越变迁，士人的趋向也一天比一天不同，哪里知道最终会走向何处呢！灵帝喜欢能写文章的士人，让能写文赋的人在鸿都门下待诏，乐松等人因此显达；蔡邕公开上章，称他们是在“把心思放在篇章上，姑且代替博弈”。他对此十分鄙薄。从隋炀帝一直到宋，千年之间都用这种方式选取士人，把它看得尊贵、崇高，好像天下的贤者没有谁能超过文赋这一条道路。汉代所鄙薄的，到了隋、唐、宋却被尊贵起来，士人也不得不把它看重；世人的趋向一天比一天下降，难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文赋也未必一定是道所鄙弃的东西。它起源于《楚骚》，忠诚和爱意积聚其中，便产生了悱恻之情；它用来摇荡性情，抒发隐藏的志向，是君子所喜爱、所推重的。流传到司马相如、扬雄，讽谏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六代衰微时，执笔写作的人才开始追求青黄白黑、转调换声，写成不真实的浮华文章；然而，雅乐和郑声混杂，其中不背离正道的作品，也没有绝迹于世。蔡邕也曾从事这种写作，却把它斥为优伶倡戏，难道不是过分了吗？概括地说，能够使人快乐却不过度，讥刺却不伤害，华美却不放荡；能够涵养性情、荡涤志气的文赋，是在成就德行、成就才干之后，内心充实而自然流露出来的作品。如果一开始选取士人便用它，以浮华引导幼学，内在抛弃德行，外在忽略经术，那么这样引导天下人走向淫靡，已经绰绰有余。因此，蔡邕自己可以写文赋，却不喜欢乐松等人动辄这样做，并且借此告诫灵帝，不应以这种方式越次拔擢人才。由此说来，士人的趋向又何尝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上位者使用它的方式不同罢了。这样看来，王安石的经义虽然也属于末端之学，但并不伤害根本，差不多可以算是华美与实际兼备的道路。元祐年间革除新法时，连这一项也一并革除，错了。至于王鏊、钱福的浅陋狭窄，陶望龄、汤宾尹的卑下鄙陋，那是末流随波而衰败，并不是创作者本身的过错。经义不是仅仅用来求取禄位的工具，而是士人精心研习、用来穷究大道的学问。文赋也不是幼学阶段的练习，而是志向端正、学业充实之后，感伤今世、追思古代，用来等待别人微妙启发的文章。志士尊崇事业而专心致志，也可以由此审察自己应当跟从什么。〖六〗 谈到作为儿子、作为臣子的变故，到了赵苞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为什么呢？像赵苞这样的处境，已经没有可以谋划的办法，即使君子也无法替他谋划；他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犯下上通于天的罪过。认为赵苞拼死作战，是能够死于守官之职；把赵苞和亲手杀死自己亲人的人等同起来，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没有人的内心。认为赵苞应当设法使母亲活下来，迫不得已而向鲜卑投降；分掌符信替天子守卫城邑，却面向北方向敌虏称臣，终身陷在那里，这也不能说是具有人心。因此到了赵苞这里，寻求不丧失人心的办法已经穷尽了。这是谁造成的呢？是赵苞自己把自己置于穷困境地，必然丧失人心。所以说，他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是上通于天的罪过。作为人子，难道只是用口腹之物来侍奉父母吗？难道竟敢把自己的荣宠施加给母亲，便以此为快乐吗？所以孔子说：“使老年人得到安宁。”寻求使母亲安宁的办法，即使劳苦也不躲避，即使死亡也不停下，更何况赵苞使母亲安宁的办法非常容易呢？赵苞是东武城人，他所守卫的地方却是辽西。母亲居住的地方，是中原的乐土；赵苞所守卫的地方，是鲜卑凭借强力侵扰践踏的边郊。他为什么刚到任便立即迎接母亲来柳城这样的绝塞居住呢？赵苞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再具有人心了。难道是为了让母亲有口腹之享吗？这是禽兽般的爱。难道是为了把自己的荣宠给母亲吗？这是市井小民得到金钱后借亲人来炫耀华美的心情。强敌就在身边，孤城处在险绝之地，却奉养老迈的妇人，在刀箭之下侥幸求生；赵苞的罪过上通于天，哪里还要等到击破贼兵、导致母亲死亡的那一天呢？所以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一个念头稍有不如意，便形成昏昧的判断；母子一同死在危城中，赵苞即使死了，难道能够逃脱内心应受的刑罚吗？有人或许说他是愚蠢，那么君子不得已，姑且替他设想一个办法：当羯贼带着母亲出来给赵苞看、用来威胁他的那一天，他如果悔恨自己迎母亲来的过错，早早伏剑而死，把作战守城的事情交给属吏，不去计较母亲的生死和城池的安危，那么还可以没有其他恶名。即使如此，也已经晚了！赵苞死了，母亲必定无法活下来，城池也必定无法保全。〖七〗

译蔡邕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开始时因为发表危言而招来祸患，最后又因为结党附贼而遭到诛杀，都是意气用事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把刑罚和赏赐的大权集中于一人手中的，是天子；兼有进用贤者、斥退不肖者之道，并秘密辅佐天子在朝廷上议论政事的，是大臣；群臣百官却不应如此。奸人处在君主身边，不能不予以攻击。攻击他，如果我的话被采用，奸人退去，贤者的道路自然就能伸张；如果我的话不被采用，奸人还会反过来咬我，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也就没有理由连累君子，使他们仍能安然无事；这样看来，君主身边还算有人的存在。君子被任用却不受信任，不能不替他表明忠心。表明之后，如果我的话被采用，君子得到进用，奸人的势力就会受挫；如果我的话不被采用，奸人也不能把挑拨这个、攻击那个的罪名加到我身上，仍会有所顾忌。蔡邕如果憎恨张颢、伟璋、赵玹、盖升是国家蛀虫，那么集中力量攻击他们就是了。如果想要凭郭禧、桥玄、刘宠的忠诚来劝皇帝广泛访求人才，那么也只需称述他们的德行，以赞助君主对他们的敬重礼遇罢了。然而，他在一篇奏章中压抑那一方、伸张这一方，好像要把朝廷中的许多士人都任意改动。究竟是替国家谋划，还是替君子谋划？其实只是压制自己一往无前的意气，排斥异己，抬高交好的人的言论罢了，哪里会有人听从呢！汉朝末年，士人的舆论掌握了决定讨伐与否的权力，言语和文章掌管着人的荣辱兴衰；汝南、甘陵太学的风波一兴起，便酿成了大乱。这并不只是奸人陷害他们，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己招致的。同意我的人就是亲密至极的人，不同意我的人就是仇敌；只凭自己的意志来权衡，又任由意气凌辱压制别人，那么蔡邕后来庆幸董卓杀死宦官，却忘记董卓专横跋扈，也正是这种意气造成的。桥玄、刘宠没有被蔡邕连累，是幸运；而君子因为彼此排斥而长久废弃，朝廷因为偏激攻击而人才空尽，汉朝又怎么能不灭亡呢！〖八〗 鲜卑抓住赵苞的母亲来威胁赵苞，赵苞不顾母亲而出战，结果使母亲被杀，这是没有人心。贼人劫持桥玄的幼子，登楼索取财物，桥玄催促部下进攻贼人，结果使自己的儿子被杀，这也没有人心。母亲和儿子难道在这种事情上同样重要吗？不是。假如赵苞的儿子被鲜卑抓住来威胁赵苞，赵苞不顾儿子而攻击鲜卑，那就是忠臣的表现，因为他没有因私爱而忘记君父的托付。但赵苞面对的却是自己的母亲。贼人威胁桥玄所求取的只是财物，财物和儿子相比哪一个更亲近，难道要吝惜财物而使儿子被杀吗？有人说：“桥玄并不是为了财物，而是因为贼人劫持人质来威胁别人，这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一个小小的登楼贼，杀了他不足以使国家安定，放了他也不足以使国家危急。法律是司隶、河南尹所执行的法律，不是桥玄自己的法律；桥玄为什么要倚仗法律而忘记天性中的恩爱呢？史官说：“桥玄上奏，凡是有劫持人质的，都一并杀掉，不得用财物赎取；从此劫持人质的事情就绝迹了。”这是史书的诬妄。乐道把它说成过分赞美的话，是为了掩盖桥玄断绝亲恩的罪过。友爱兄长、恭敬弟弟、慈爱父亲、顺从妻子，假如有人劫持他们的亲人来索取财物，法律即使已经制定，谁忍心冷漠置之而不加救助？即使以严刑禁止，也一定不会服从。因此，说劫持人质从此永远绝迹，并非确有其事，只是诬妄罢了。如果要补足桥玄的操守，把他当作赵苞那样的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九〗 封建制度废除后，权力向下转移；从天子以下直到庶人，不再有宫殿台阶那样的等级差别，于是庶人也可以凌辱、僭越天子，盗贼便兴起了。嬴政的暴虐、王莽的叛逆，使盗贼开始横行，但他们还从来不敢同久安长治的天子抗衡。到了汉朝末年，公孙举、张婴、许生开始起兵并僭称帝号，毫无顾忌；这种情况积累下来，便形成了张角之乱。盗贼在太平时代不断兴起，数千年不止。秦朝的盗贼说是悲悼六国灭亡，王莽时的盗贼说是思念汉室旧制；盗贼必定要有所依托，然后才能假借名义使天下震动，天下人才一齐跟从。到了张角，却没有什么可以依托的了；宦官的毒害、郡县的暴虐，都还不能拿来作为名义，于是便把它诡称为道。张角说：“我的道，是黄帝、老子的道。”后来韩山童、徐寿辉又说：“我的道，是瞿昙的道。”如果没有这两家的支流，也不足以迷惑天下，使人像水流一样趋附。两家给百姓带来的祸害真是严重啊，难道也是它们最初的本意吗？但其流弊必然会发展到这里。所以孟子说：“率领野兽来吃人，人们将要互相吞食。”难道这是过分的推断吗？即使如此，两家的邪僻淫荡最终导致祸乱，也不只是两家倡导的结果，而是儒者的言论先以狂妄迷惑人，两个教派的人又仿效了它。君子谈论人伦和事物的道理，就只是人伦和事物的道理；两家谈论虚无和寂灭，就只是虚无和寂灭；本来都没有关于禨祥、瑞应、劫运往来的说法。何休、郑玄研究经术，京房、襄楷、郎顗、张衡议论治道，却开始用鬼魅妖孽的影响来扰乱六经。他们上面使天子受影响，下面鼓动学士，说这是圣人取法于天来治理人的根本。于是两家的人羡慕其中的利益，后来便说：“我的老师老子也这样说过，我的老师瞿昙也这样说过。”众人一起编造怪诞言论，引诱人们相信和跟从，后来盗贼又借此而起。儒者倡导，两家附和，妖人利用它，罪魁祸首和首恶究竟该归罪于谁呢？齐桓公、晋文公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盗贼则挟持圣人来迷惑百姓。天子的权力向下转移到庶人那里，所能挟持的东西也随之转移。盗贼泛滥数千年而不止，祸害也太严重了！治理从根本入手，即使治理佛、老，也还不是根本。儒者谈论灾祥、运会，就是妖异的开始。三代圣人本来要诛杀而不赦免的东西，后来的君子却跟着尊崇它，用加倍细小的术数来测定兴亡，又让它同《通书》《正蒙》混杂起来建立教化，对于这种邪说，难道能容忍而不加辨析吗？〖一 ○〗

译士人可以被杀死，却不可以受辱。呵斥、斥责、鞭打所造成的侮辱，还不算最严重；如果再给他加上不合道义的罪名，侮辱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这对圣人有什么损害呢？但他却借助天意来指责孔子，是害怕有人把受辱的名声加到君子身上，使天下后世认为君子可以无妨地受辱。党人是君子一类的人。黄巾起事时，吕强说：“党锢积累已久，人心怨愤，如果不赦免宽宥，他们将会联合起来谋反。”吕强只是宦官中较为刚正的人罢了，他的话没有什么值得深责的；皇甫嵩是士大夫，竟然也说出这种话来。这样看来，党人所受的侮辱，长久以来还不如死去啊！以君子开始，却以贼人身份结束，那么此前王甫、曹节策划危害国家时对他们的诬陷，就不能说是诬妄。唉！李膺、杜密、范滂等君子死去，而党人中能够在生死关头卓然自立的没有几人；张俭一类的人，正要把以贼人身份起事而获得赦免视为幸运，哪里知道这种侮辱比死还严重呢？皇甫嵩凌辱、蔑视善良之士，超过宦官了。〖一一〗 用兵的道理，是对方服从了就放过他；从三代的君王直到春秋五霸，都凭借这一点安定天下。因为把对方当作友邦，王者用道理相互治理，霸者用威势相互制约；道理得到伸张、威势取得胜利，志向就实现了。消灭对方是不义，屠杀对方是不仁；放过已经服从的人，天下自然就不敢再相争。封建制度崩坏后，庶人起兵来抗拒天子，难道这就是所说的道理吗？朱儁说：“秦、项相争之际，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奖赏归附者，以此鼓励后来归附的人。”这是后世的权术，不能同三代相比。因此，以曹操那样多疑的人，面对关羽投降并非出于真诚归顺，曹操仍然听任他来去而不加害。有人竟想在盗贼败困之后，接受他们乞求投降而收容他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这样。战败后就把他们杀掉，杀也杀不尽，不如暂且让他们活着，使他们知道害怕，感念我没有杀他们，也许还会知道悔改；而且这种做法也不能施用于首领。消灭他们的首恶，赦免其余党徒，是我们自己宽免他们，当然不能给他们“投降”的名分。给他们投降的名分，就可能还要授予投降的奖赏，仍然使他们高居众人之上；这样一来，人们怎么会不去作乱呢？黄巾军遍布天下，却没有几年便被平定；汉朝虽然灭亡，却不是亡于黄巾之手，那么朱儁所坚持的办法就确定是正确的了。不能用三代的法度来处理秦、项相争之际的局势，何况能用它来处置那些起兵抗国、残害百姓的叛逆之民吗？庸碌的大臣和怯懦的将领酿成无穷祸患，有见识的人不要被他们扰乱。一二 孙坚想杀董卓，张廷珪想杀安禄山，评论者却惋惜他们没有成功，反而认为这最终助长了祸乱。张让等人在朝廷内部作乱，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从国家身上搜刮；如果没有董卓，汉朝也必然灭亡；如果没有安禄山，唐朝也必然陷入混乱。难道这两个奸人真有足以改变天命、使四海沸腾的力量吗？何进不召董卓，董卓又能逞什么威风？玄宗不宠信安禄山，安禄山又凭借什么？在叛逆的罪行尚未显露时，就因怀疑而杀人，况且杀也杀不尽。因此，后人评论往事，只惩治已经发生的后果，却不警戒祸乱的根源，这是有智慧的人所不赞许的。先主劝曹操杀吕布，而后来成为曹操强劲对手的，正是先主。孙坚沉着果断而怀有长远谋略，难道会比董卓差吗？张温没有借给董卓威权和恩宠，使董卓受到牵制，并不是没有谋略。不幸的是董卓的罪恶已经形成，这就不能责怪张温没有预先防备了。一三 汉朝将要灭亡时，有能够成为社稷之臣的人吗？朱儁、卢植、王允都不足以担当此任，只有傅燮吧！他讨伐黄巾有功，赵忠想招致他，授予他侯爵封号，傅燮却不接受。当时有军功而拒绝宦官，不仅得不到奖赏，反而还会因此获罪。所以卢植被辱于槛车之中，王允几乎被判死刑，皇甫嵩也被夺去印绶。傅燮拒绝赵忠，而赵忠又不能挫败他，只因忌惮他的声望而不敢加害；傅燮的德行和威望震慑了掌权的宦官并制约了他们，这实在太了不起了。傅燮拒绝赵忠时说：遇时不得时，是命运；有功而不加以论定，是时势。他守正而不争竞，安于命运，不说过分激烈的话，坦然平和地听任上天，只尽自己所能；他自以宽雅的气度、冲淡的胸怀，安然处在宠辱交替之中，小人无法窥见他的内心。傅燮在汉阳时说：我遭逢乱世，不能培养浩然之志，既然食用国家的俸禄，又怎么能想要逃避国家的灾难呢？他反而自我谦退，认为自己没有及早引退，并不需要激发刚直豪迈之气来坚定自己必死的决心。像这样的人，哪里是小人所能屈服的，又哪里是小人所能伤害的呢？像傅燮这样的人，受托辅佐年幼的君主，神色严肃而举止从容，镇定危乱；卢植、朱儁、王允，才智勇略显露在外而内在修养浅薄，本来就不足以测度傅燮的器量。所以可知傅燮不只是一个有节义的人，确实可以成为社稷之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一四 王芬想趁灵帝北巡之机，发兵诛杀各位常侍，废掉皇帝，拥立合肥侯。假如他成功了，也会成为另一个董卓；天下人将很快起兵诛杀他，他的灭亡还会比董卓更快。董卓掌握兵权，专门负责征讨，又有何进作为内应，废刘辨而立刘协；在皇位尚未稳定之初，刘协聪慧，而想拥立他的也是灵帝的意志。然而即使这样，关东也很快兴起了问罪的军队。王芬不过是一个器量狭小的文官，突然在一日之间起兵，劫持在位安稳达二十二年的天子，废掉他而拥立疏远的宗族，力量比董卓弱，名义上的叛逆却比董卓更明显；天下人问罪，难道只会像对董卓那样吗？何况他轻浮急躁、狂妄妄动，本来就一定不能成功。曹操预料他会失败，因而阻止他废立皇帝的妄举，并不是因为他的智慧超出常人，而是因为是非祸福的不同道路明白可见，只要有心有眼就没有不能辨别的。王芬如此狂妄，为什么会迷惑而不自觉呢？陈蕃的儿子陈逸怂恿他，襄楷又用自己的方术迷惑他。所以，有长期积愤的人，不能同他谋划万全之策；怀有奇术的人，也不能同他商议通常的祸福利害。陈逸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即使自身与仇敌同归于尽也不在意；同情他的志向可以，却不能顺从他。像襄楷这样的人，抬头窥伺上天而产生非分的觊觎，君子早就应该远离他。这是选择朋友、决定谋略的人不可不知道的。一五

译何进辅政时，召袁隗一同录尚书事，袁隗的声望更高了，地位更尊贵了，权势也更盛了。袁绍和袁术与何进共同谋划诛杀宦官，袁隗却不能承担责任；何进召董卓入京，曹操、陈琳、郑泰、卢植都知道必然会引起混乱，袁隗却不能阻止；董卓废弘农王、立陈留王，把这项意见拿给袁隗看，袁隗却答复说依照此议办理。他仍然尸位素餐，充当大臣，廉耻之心已经荡然无存。然而最后他还是死在董卓手中，整个家族也被灭掉。所以说，有羞耻心并不一定靠智慧，但智慧没有比知道羞耻更高明的了。知道羞耻，然后才知道自尊；知道自尊，然后才知道外物轻微；知道外物轻微，然后才知道不能同某些人共处，事情也不能不果断处理。因此，对利益有些不能独占，对职位有些不能接受，对功劳有些不能独分，对灾祸有些不能逃避。不知羞耻却想躲避灾祸，就像夜里行走看见水洼却说是石头，非要把脚弄湿才肯停下。袁隗凭着年老疲弱、软弱无能的心态，对内不能看清子弟的强悍凶暴，对外不能看透奸贼的雄心猜忌，只依仗家族声望隆盛，悠闲地谋求免祸，这能说还有活人的气概吗？东汉有袁氏和杨氏，都是德行声望很高的名门，世代担任三公辅弼，可是袁隗和杨彪最终都因贪恋职位而丧失了羞耻心。叔孙豹说：世代享受禄位，并不等于能够不朽。确实如此！不朽有三种，只有有羞耻心的人才能做到；袁隗和杨彪，他们早已腐朽很久了。一六 力量轻重的形势，看似无法扭转，能够扭转的契机恰恰就在这里，可是人们却不知道。宦官之祸在东汉不断蔓延，到了灵帝时已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党人竭力抗拒宦官而死，窦武想诛杀宦官而死，阳球奋力攻击宦官而死，此后谁还敢以自身去冒犯水火，姑且试一试呢？然而天下的盗贼纷纷兴起，指斥宦官，以此作为起兵的名义。四海的贫苦百姓，受到宦官子弟、门客、党羽滥居高官、占据大邑并搜刮殆尽的苦害，都在诅咒他们，盼望他们赶快灭亡。那些因诛杀、禁锢而牵连的子孙宗族，不愿同宦官共同生活在天地之下，愿意与他们拼命的人，每天都含着愤恨，等待有朝一日报仇。士大夫只要不是宦官党羽，即使迫不得已屈居他们之下，也都积蓄恶意和怒气，等待上天诛灭他们的时日。桀、纣、幽、厉凭借圣帝明王的后裔身份，正居君位成为天下之主，最终尚且陨灭，何况这些无赖般的受刑之人，难道能够长久如此而不遭祸患吗？所以，势力发展到极重之后必然反转，这一点人人都可以知道。既然这件事人人都可以知道，那么一旦出手打击他们，就像烈风吹灭将尽的灯火一样，必然非常迅速而容易。陈琳说：这就像用大熔炉烧掉毛发。曹操说：诛杀首恶，一个狱吏就足够了。而何进却像拿着一寸见方的小刀去对付猛虎，他呼喊求助时不加选择，行动受阻失败时又不能称心快意。袁绍以豪杰自居，是何进的主要谋士，却只是忧惧危疑、辗转不安，不能想出办法；反而派鲍信招募泰山的士兵，丁原在孟津举起战火，甚至召董卓来侵犯宫阙。何进心胆失据，袁绍又不能辅佐他。曹操对此发笑，而袁绍忧惧不安，他们智谋计策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何进凭外戚身份攻击宦官，人们惩戒窦氏覆灭的教训，不愿全心支持他，这是第一点。何进所依靠的是何后，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等何后同意后才敢实行；以一个妇人去对抗宦官，智谋计策本来不够，又常常被她迷惑，这是第二点。袁隗身为大臣，却疲弱庸碌、尸位素餐，不能以社稷为己任，这是第三点。郑泰、卢植起初都出身民间，任职资历浅、声望轻，不能发挥助力；杨彪、黄琬又没有比袁隗高明多少，这是第四点。袁绍兄弟包藏祸心，乘机制造混乱，却没有竭力效忠王室的诚意，这是第五点。曹操见识明察，立场坚定，却心怀不可测的志向，任凭王室发生混乱，安静地等待时机，旁观何进的迷乱，只把这当作一场笑话，这是第六点。皇甫嵩、盖勋顾念名义，不愿狂妄妄为；何进急躁逼迫，又不依靠他们作为心腹，这是第七点。具备这七种失败的形势，却想用来诛杀宦官，本来就不是何进所能承担的；即使想使祸患不落到宗庙社稷上，他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内心怀有夺取权柄的想法，对外又没有正直之人的帮助，像何进这样的人，已经不值得再谈了。过去覆亡的车辙，应当成为将来的鉴戒。凡是上天不肯保佑、志士仁人不肯支持的势力，以及天下百姓因威势而受制、因利益而受诱惑，民心不拥戴他们为尊长亲近之人，而他们又苛刻暴虐、日渐削弱、月渐衰败，使人家的儿子成为孤儿、妻子成为寡妇，日积月累而放纵暴行不能收敛的，这种势力的覆灭和死亡都在朝夕之间，就像河堤决口、鱼肉腐烂一样，不费多少余力。智者应安静地等待天时，勇者应果断地自行承担，不要因为张皇急迫，就惊叹扭转天命、改变局势有多么困难。成败只在于人的作为而已。那曹操本来也曾安坐着对此发笑，何况那些秉持正道、扶助天下而不替曹操效力的人呢？一七 史书载董卓征召蔡邕，蔡邕称病不去，董卓发怒说：我能诛灭你的家族。蔡邕害怕了，于是接受诏命。这大概是因为爱惜蔡邕的才能，替他寻找说辞来文饰过错，并不是真的如此。董卓刚开始掌握国家权柄时，急于取得名声，借助贤能之人来震动天下，真是迫不及待。他任用公卿子弟为郎官，取代宦官；吊祭陈蕃、窦武；恢复党人的爵位；征召申屠蟠；提拔黄琬、杨彪、荀爽为三公；分别任命韩馥、刘岱、孔伷、张邈治理州郡；竭力改变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的政治，窃取声誉来震动天下。蔡邕第一个被征召，难道会因为他以礼辞谢不去，董卓就突然想诛灭他的家族吗？由此可知，董卓未必说过这种话。即使董卓说过，也不过是他粗鲁蛮横、不加选择、因一时暴怒而说出的言语，又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申屠蟠没有赴召，安然活到高寿而终。袁绍横刀作揖而出，挂着符节走出东门，董卓也不能逼迫他并杀掉他。卢植竭力阻止废黜弘农王，只落得免官，仍然安然离去。郑泰阻止出兵的建议，用谦逊的言辞便得以解脱。朱儁、黄琬不愿迁都，也都保全自身而退去。蔡邕只是称病推辞，还没有像这几个人那样公开决裂，为什么要诛灭他的家族呢？这是狂妄之人的话，发怒时随口说出，过后便没有了；董卓的暴虐，不过是市井无赖的谣言罢了，又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蔡邕起初任议郎时，程璜的毒害、阳球的残酷，足以指使、顾盼之间便杀人，蔡邕却不害怕；后来牵连到叔质，几乎要和他并头同死，他也不害怕；那时是多么壮烈啊！到了这里却气馁了。他逃亡江海十二年，本来那里是守贞之人、志士仁人凭借义理和天命自处的安身之地。宦官的怨恨愤怒积累已久，想在一朝之间实现快意；剃发加钳的危辱太深，便想在晚年谋求安稳；这并不只是因为害怕祸患，实在是认为董卓能够纠正宦官的罪恶，自己也或许可以遇到知己。于是他的气势就衰弱了。以自身殉死于董卓，给千古留下污点；气势一衰弱便走向死亡，又有谁会体恤他当年那种壮烈的志向呢？

译君子立身，期望的是洁净自身；出仕侍奉君主，期望的是安定国家。至于恩怨和出仕、退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祸患在宫廷，就应当急速远离宫廷；祸患在宦官，就应当急速远离宦官；祸患在权臣奸人，就应当急速远离权臣奸人。推而至于僭越篡窃的盗贼、侵夺掠取的夷狄，都像冰与炭突然相投便沸腾、薰犹在逆风中便显出分别一样。所厌恶的对象在这里，后来又可能在那里。气运转移，忠贞与邪恶忽然改变位置，在这里躲避它，到了那里却又投身其中，就像逃避老虎却抱住毒蛇，舍弃砒霜却又拿起鸩毒。能够前后多次改变取舍而不受污染的，大概只有那些持守志向始终如一，并且完全明白义理没有固定一端的人吧！蔡邕却做不到。自始至终，他怨恨的只是宦官，对于其他篡位弑君的大恶人却不能辨别。并不是不能辨别，而是没有忘掉自己的私心，且宠辱之情随着衰老而改变了。所以，他一开始的刚劲正直，哪里足以决定他一生的品行呢？《易经》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坚定如石，是贞正的极致；不到一天，是说要及时察觉征兆，不固执地一味顺从或违背，才能保全自己的贞正。蔡邕的事情就不必再说了。想要培养浩然之气的人，应当每天更新并研求自己的义理，大概可以把蔡邕作为戒鉴吧！一八 申屠蟠被征召却没有前往，评论者说他能够察知事变的先兆。所谓先兆，就是事情细微的征象，是吉凶将要显现的预兆。汉朝将亡、天下将乱、董卓不可与之共处一日，这些事情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有耳朵的人都听得到；如果不是蔡邕衰老昏昧，谁会不知道呢？怎么能把这称为察知先兆呢？至于申屠蟠之所以不可及，在于他持守志向坚定，没有失去安于本分、守其所处之地的仁德。董卓征召名贤，蔡邕害怕，荀爽也害怕。有人劝申屠蟠出仕，申屠蟠只是笑而不回答，别人无法同他交谈，他也不自行表明志向。他坦然平静，仿佛险阻自然消失；申屠蟠难道是内心没有主宰才会这样吗？所以可知，他的志向坚定，没有失去安于本分的仁德。士人如果以贞正的志向、磨砺的操行自我要求，对外物不屈从，也不轻侮外物，那么老虎和狼便失去它们的凶暴，毒蛇也失去它的毒性。天下那些忙忙碌碌、计较祸福的人，都足以只付之一笑罢了。所以庄子说：洪水漫天而不能使人沉溺，大旱使金石熔化而不能使人感到炎热。难道真有什么不可测的神异变化存在吗？贫穷却能安处，受到侵犯却不计较，子孙不能牵累自己的心，进退取舍不容许自己投机取巧；对于当世的安危、百姓的疾苦，只在心中思考，却不急于参与谋划；对于文章和声誉，听任后世评定，不急于自我表彰；他的操守如山般坚定，涵养如水般深厚，贯通古今、参验万变来使自身纯正，于是外物便无法侮辱他。这就是安于本分的仁德，也就是所谓以本体直接作为功用，申屠蟠差不多做到了。怎么知道呢？从他只是笑而不回答就可以知道。然而浅薄的人仍然称赞他能够察知先兆，那么像蔡邕和荀爽，难道只能说他们不知先兆吗？

译卷九 献帝 一 有诡诈多变、凶猛强悍的才能，身处低位却很快就觊觎非分之位的人，灭亡一定很快。所以王莽、董卓、李密、朱泚都没有多久便灭亡。比他们更低一等的，则成为张角、黄巢、方腊那样的妄人，只能自取灭亡罢了。一个人即使取得最高权位，哪怕是夺取的、僭越的，也仍然可能成为数十年间人民和天下的祸乱承担者；如果成为君长，把权位传给子孙，直到无道之后才灭亡，那么他在最初起兵时，必定从未有过窥伺、窃取神器的想法，而是奋发立志、竭尽力量，直到功业建立、威势震动天下；等到上面没有能够驾驭他的君主，才萌生不轨之心，不再终守臣节而夺取帝位。取得天下后却不能安坐一天的，从来没有例外。关东起兵诛讨董卓，从袁绍开始。袁绍抗拒董卓时说：天下强健有为的人，难道只有董公吗？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志向了。等到他集合崤山以东的军队，声威震动天下，董卓害怕退缩，劫持皇帝向西迁徙以躲避他；假如袁绍趁皇帝播迁、局势容易崩溃的形势迅速进兵攻击，董卓难道还能逃脱上天的讨伐吗？可是各州郡的长官却接连驻扎在河内、酸枣，犹豫不前。那些怯懦而没有谋略的人不必说了；袁绍和袁术起初志气锐利、不可抵挡，却仍然像这样逗留不进，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早已怀有觊觎之志，内心顾忌董卓，外部又怀疑各路公卿，并且希望汉朝因董卓而灭亡，自己便可以实现野心。在这个时候，奋然起兵同董卓争夺生死的，只有曹操和孙坚。曹操说：董卓没有灭亡时，只要一战，天下就可以安定。假如一战便能安定天下，曹操难道能够独自拥有天下吗？曹操在荥阳战败后，还劝张邈等人不要迟疑不进，以免失去天下人的希望；张邈等不采纳，曹操于是收兵返回。由此可知，在这个时候曹操本来还没有独占天下的心思。说曹操早已有独占天下的野心，只是根据后来的事情反过来归罪于他罢了。孙坚刚起兵时，斩杀许生，功劳已经显著；参与张温的军事事务，讨伐边章，声名已经树立。他并非不能杰出而立、称雄一方；他奋起诛讨董卓，先于各路将帅进兵，屯驻阳人，董卓畏惧他，想同他和亲，于是说：如果不把你的三族夷灭，悬首示众于四海，我死也不能瞑目。孙坚独自率领孤军进抵雒阳，清扫宗庙，修缮并封护各陵，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随后退兵驻扎鲁阳。在这个时候，难道不能说他光明磊落地处在青天白日之下，没有一点惭愧吗？所以天下都起兵向董卓进攻，而能够用自身性命同董卓争生死的，只有孙坚；其次就是曹操。难道袁绍等人的力量比不上曹操和孙坚吗？只是曹操和孙坚知道应当讨伐贼人，不知道还有其他目的；他们不是袁绍、袁术那种心怀奸邪、故意养大寇乱，想坐收虎蚌相争之利的人所能相比的。所以后来天下三分，曹操得到其中一分，孙坚得到其中一分，而孙坚的子孙最终又在曹操之后灭亡；孙坚的正直，仍然远胜于曹操很快改变初衷这一点。所以，天下不是可以凭一时的念头兴起、又急于谋求一举获取的。汉高祖进入关中，只是想到灭亡秦朝后在关中称王罢了；项羽杀死义帝以后，才产生了统一天下的念头。创业能够长久，是上天保佑的结果。董卓死后，李傕、郭汜作乱，袁绍专据河北而忘却帝室，袁术窃取帝位，刘表僭越，献帝不能驾驭他们，曹操这才产生篡夺的意图。曹操挟持天子，消灭袁绍，迫使刘琮投降，孙权这才确立了割据局面。这样看来，是袁绍把曹操攘夺汉室的机会送给了他；孙坚的子孙在江南僭号，也是曹操给他们留下的机会。说曹操和孙坚在起兵诛杀董卓的那一天就怀有取代汉朝的心思，这是评论者过分苛刻的说法；难道这是体察人情、衡量天理、知道兴亡成败定数的人所能说的吗？凭着诡谲的智谋和凶猛强悍的勇力，乘机钻营、寻找空隙，突然在一朝之间崛起便立即图谋帝位，不过是妄人中最为突出的一类罢了，又哪里足以统治臣民、遗留给子孙呢？孟子说：“五霸，不过是假借名义罢了。”所谓假借，不是说真正拥有它，而是借用古人的名义，把这种名义当作自己的道义；并不是内心并不认同，却故意偷取古人的行迹。没有相应的学问和德行，就是假借。名分和道义如果产生于突然发自内心的念头，本来就不是虚伪。王莽对于周公，张角对于老聃，不能说是假借。当年曹操不接受骁骑校尉的职务，向东归去聚集众人，进军荥阳；孙坚在长沙起兵，进军驻扎鲁阳，拒绝董卓提出和亲的那一天，如果就把他们定为窥伺、窃取神器的罪人，那么张角、黄巢、方腊也都可以创业并遗留给子孙，安禄山、朱泚、苗傅、刘正彦更是尤其适合这样做了。诛杀并未犯相应罪行的人，只会助长奸恶；这种深文周纳对世道人心的危害，真是太严重了！二 蔡邕的愚蠢，不到毁掉自身是不会停止的。愚蠢而少有言语行动的人，困顿穷苦也就停止了；愚蠢却想参与处理别人家国、神灵的大事，就会使人愤怒、神灵震怒，必然毁掉自己的性命。蔡邕接受董卓的征召并历任三臺之职，这是什么时候？皇帝和皇后被杀，天子被废，大臣被诛灭，董卓劫持皇帝迁徙，宗庙被焚烧，陵寝被发掘，百姓成群死在原野上；蔡邕却在国家危急如同悬在线上的时候，建议夺去孝和皇帝以后四位皇帝的庙号，搬用三代兴革的礼制，还从容自得地炫耀自己的学术，这是多么愚蠢啊！而且他不只是愚蠢。汉朝的宗庙社稷已经岌岌可危，各座宗庙的祭祀将要断绝了。如果他果真为汉室祭祀将要断绝而痛心，忌讳先祖的过错而宣扬他们的美德，以显示汉朝积累功德、累世施仁，确实是上天所承认的正统君主，尚且还担心空有名号不能挽救局势。可是他竟急忙把和帝凉薄的德行、并不足以称为“宗”的事情宣扬出去，这就让奸雄能够抓住这一名义追究责任，说：这些人都不配君临天下，汉朝灭亡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使人怨恨、使神灵震怒，陷入大恶而不能逃脱的人。按情理推究，蔡邕难道只是愚蠢而已吗？蔡邕被髠钳并逃亡，是灵帝造成的。既然其余四帝可以称“宗”，灵帝也就可以称“宗”。蔡邕大概是想向灵帝报仇，预先堵住他获得“宗”这一称号的道路；蔡邕在这件事上没有君主之心，与董卓是相同的，王允杀他，不也是应该的吗？董卓说：“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刘氏的后代不值得再留下。”蔡邕其实说的是：“刘氏先祖不值得再受尊崇。”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所以说，蔡邕不只是愚蠢。然而，神灵难道是可以欺骗、可以恐吓的吗？那么他也就只是愚蠢罢了。三

译韩馥、袁绍拥立刘虞为主，这正是项羽拥立怀王、唐高祖拥立越王侑的做法；刘虞秉持正道而且明于谋略，难道会顺从他们吗？王芬想拥立合肥侯而废黜灵帝，合肥侯愚蠢，曹操又拒绝参与，因此合肥侯得以免祸。刘虞贤明，必定不会接受拥立，曹操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只自行伸张向西进取的志向，而没有等待替刘虞谋划。由此便可看出，曹操看待袁绍时，二人的优劣相差多么悬殊。曹操并不是真正忠于君主，但名分和道义所在，天下人是否服从都明显系于此事，他本来就不敢违犯。没有人能够违背天下共同承认的公义，却还想使群雄屈服、使百姓行动。有人说：韩馥、袁绍的主张，又怎么能说不合乎正义呢？《春秋》的法则是，君主被杀，而凶手所拥立的人继承君位，就应当判定此人为篡位者。梁冀杀死质帝而拥立桓帝，董卓杀死弘农王而拥立献帝；既然献帝不能被正当地视为君主，那么关东诸将不奉献帝为主而拥立刘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答道：依据《春秋》的法则来议论桓帝即位时名分不正，这是可以的。桓帝当时还是列侯，正向梁氏求婚，急忙赶到国都而乘其间隙，未尝没有觊觎帝位的心思，因此他和参与谋杀质帝的人一样，都同属弑君的贼党；假如有人依据大义诛杀梁冀，桓帝认罪而被废黜，也是应该的。况且顺帝、桓帝时期，汉朝正太平无事，并不急于寻求君主。至于献帝即位时，年仅九岁；何进事变时，他独自步行在郊野，汉朝一天也不能没有君主，献帝本人又因聪明早熟而得到董卓的敬仰，弘农王被废，董卓扶持自己即位；他没能发誓以死坚决推辞，是因为年幼而不能明辨，又没有大臣辅佐匡正，而董卓的凶焰又坚决声称：‘刘氏的后代不再留下。’那么献帝舍弃自身以延续汉朝仅存的一线祭祀，这也算合乎义，更何况他当时年幼呢！袁绍把对董卓的怨恨转移到献帝身上而迁怒于他，他的悖逆已经十分明显。曹操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我自当向西进军。’他知道献帝可以用来维系人心，而刘虞虽然贤明，也没有能力从远处兴兵夺取这一地位。桓帝诛杀梁冀，是因为对梁冀专宠的怨恨，而没有顾忌梁冀弑君的叛逆；至于诛杀董卓，则已经正式把他定名为贼，以讨伐贼人的名义讨伐董卓，弘农王的大仇已经报了，献帝登上帝位也就可以不感到惭愧了。与晋景帝、鲁定公相比，这更为名正言顺，又怎么能苛刻地责备他呢？四 所谓英雄豪杰，即使心怀不可测度的意图，本来也是可以用名分和道义来驾驭的。贤明的君主兴起并驾驭他们，功业得以建立，而这些人的大节也最终能够因此保全。只有那些贪图利益、乐于祸乱而不顾名分道义的人，才无法驾驭、使其调驯；贤明的君主兴起，也只能使彭越、卢芳自行招致诛杀罢了。否则，他们就会扰乱天下，替别人充当前驱，最终自身丧命、家族灭亡，国家也随之衰败。曹操是可以驾驭的人，袁绍则是不能驾驭的人。起兵诛杀董卓的时候，曹操和孙坚共同出力，同董卓争夺生死，而袁绍却安坐在河内；孙坚收复雒阳，乘胜进攻董卓，胜负就在早晚之间，而袁绍却像没有听见一样；关东诸将接连驻军，彼此共同相处，尚未发生嫌隙，袁绍却首先制造祸乱，夺取韩馥的冀州；在各路将领中首先发生内讧的，是无赖的公孙瓒，而袁绍却诱使他首先挑起事端；那么，过去他怂恿何进诛杀宦官，不过是知道何进没有能力成事，想乘机逼迫汉室罢了。何进如果不死，袁绍本来就容不下他，而陈留又怎么可能最终拥有天下呢？鲍信说：‘袁绍自己制造了动乱，这等于又出现了一个董卓。’孙坚说：‘我们共同举起义兵，是为了救助社稷；逆贼眼看就要被击破，却各自这样做，我将同谁一起出力？’即使有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人，想要收服袁绍，让他效力奔走，也一定做不到。这就是李密最终死于叛贼之手的原因。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曹操篡位成功，罪行比袁绍更严重；但曹操哪里能和袁绍相提并论呢？诸将当时正争夺地盘、彼此吞噬，曹操所用兵力攻击的是黑山、白绕和兖州黄巾，从未向共同起事的诸侯射出一箭。他占据兖州而自称刺史，虽然与袁绍没有特别不同，但他是从黄巾手中取得兖州，并不是从刘岱手中夺得；他击退金尚，是因为王允赏罚失当而招致了这件事。这样看来，如果献帝能够中兴汉室，曹操本来可以向北面受赏，不获朝廷之罪，那么他不合规矩的志向也就会收敛。袁绍拥兵河北，与曹操争夺天下；曹操于是据有兖州，形成了争夺天下的形势。是袁绍引导在先，曹操才回应；是袁绍首先行动，曹操才乘机而动；如果没有袁绍的叛逆，曹操不会首先发动。即使曹操的雄才、智谋胜过袁绍，或者说，曹操还知道名分道义不能由自己主动侵犯，而袁绍却不知道。这样看来，即使遇到汉高祖、光武帝这样的君主，袁绍也会成为彭越、卢芳那样始终不能驾驭的人，最后身死家灭，只是替别人充当前驱。贪图利益、乐于祸乱，已经习惯成性，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五〗 孙坚依靠袁术，就像先主依靠公孙瓒一样，本来不能过分责备。汉高帝曾经依靠项梁，唐高祖攻下李密后又推重他，这是因为项氏世代担任楚国将领，而李密是蒲山公的后代，受到天下人的敬重。天下刚开始动乱时，人们仍然看重虚名，把它当作归附的对象，所以种师道年老而没有能力做事，金人还依然忌惮他。袁氏四世五公的名望显赫于天下，孙坚突然崛起，不能不借助它。至于公孙瓒那点力量，不过是拥兵自重、像枭鸟一样张狂罢了，昭烈尚且曾居于他之下，更何况袁术呢？孙坚心中难道真有什么依附袁术的打算吗？董卓尚未讨伐，功业尚未成就，他以长沙这个偏远之地的守臣身份，作为客将来到中原，起初是依靠袁术才建立大功；如果很快背弃袁术，袁术必然心怀忌恨毒意，阻挠孙坚的作为。进军时要与董卓为敌，退军时又受袁术牵制；刘虞怀抱忠义却死于公孙瓒之手，也正是这个原因。假使孙坚没有死，能够亲自到达长安，他难道肯跟随袁术走向叛逆的结局，成为乱贼的爪牙吗？刘表收取荆州，是奉董卓的命令；众人都讨伐董卓而刘表不服从，刘表本有应当讨伐的罪过。袁术借此机会讨伐刘表，实际上也是在自取其罪。像孙坚这样的人，虽然不能保证他最终一定拥戴汉室，但本来没有什么瑕疵；拿他同袁术相比，暂且跟随袁术，哪里足以损害孙坚呢？〖六〗

译管宁在辽东，专心讲习《诗》《书》、学习俎豆礼仪，不是求学的人不接见。有人把管宁看作保全自身的好办法，哪里是真正了解管宁呢？王烈以经商来玷污自己的名声，借此逃避公孙度征召他担任长史；这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而管宁没有这样做。天下一天也不能废弃的，是道；天下即使废弃了道，保存它的责任仍在我。君子一天也不能废弃的，是学习。舜、禹不把三苗视为忧患，却急于传授精一之道；周公不把商、奄视为忧患，却谨慎实行践行笾豆之礼。体现在功业上的东西，虽然广大却短暂；保存于人心风俗中的东西，虽然范围狭小却长久。哪怕实行、学习一天，天地的本心也会在这一天显明流传；哪怕一个人听到并相信它，人和禽兽的区别也会在一个人身上确立并显现。它的作用虽然隐微，却能在天地之间聚集清正刚健、纯粹美好的气息，暗中对造化发挥功效。君子竭尽自己的才力，以穷尽人道的极致，只有这件事是他所致力的。有贤明的君王兴起，便可以借助他来施展这种道的巨大作用。即使不是这样，在天下分崩、人心昏暗闭塞的时代，独自掌握天道的枢纽，努力争取由剥落转向复兴，功劳也很大。由此说来，汉末三国的天下，不是刘氏、孙氏、曹氏所能维系的，也不是荀悦、诸葛孔明所能维系的，而是管宁维系了它。管宁对自己的期许实在很高，难道只是因为祸福不能波及自己，便借此保全自身吗？邴原坚持清议，管宁告诫他说：“潜龙因为不显现而成就德行。”不显现而德行成就，是有深隐作用的；对于当世那些微不足道的得失，他所珍视而不忍责备、认为轻微而不值得议论的，也正是如此。太阳的光耀，不是灯烛的光亮。管宁确实潜藏而具有龙德，难道仅仅可以说是保全自身而已吗？〖七〗 王允诛杀董卓，却没有办法处置关东诸将；即使没有李傕、郭氾，汉朝难道还能保存吗？首先谋划诛杀董卓的是袁绍，他本来就有异心，是不能任用的人。曹操独自进军荥阳，虽然战败，但志向值得表彰；孙坚首先击破董卓而收复东都，清扫宗庙，修治陵园，虽然战死，但他的儿子孙策可以任用。若能急召他们，记录他们的功劳，让他们在朝廷内部互相辅佐，李傕、郭氾失去主心骨而气势受挫，哪里还敢侧目看待王允呢？区区一个宋翼、王弘，李傕、郭氾尚且有所忌惮，不敢加害王允，更何况曹操和孙策呢？王允所依靠的宋翼、王弘，都是他私人亲信；曹操和孙策却不是他所能任用的人，而他又凭借骄傲的气势对待他们，不灭亡还等什么呢？有人说：曹操不是可以依靠来安定天下的人，王允如果召来曹操，那么与何进召董卓有什么不同？这也不对。何进不能诛杀宦官，却依靠董卓；结果何进成了客，董卓反而成了主人。王允诛杀董卓，并不需要借助曹操，威势已经大振；曹操虽然奸诈，但如果按功劳奖赏他，按才能表彰他，用德行安抚他，用法令约束他，曹操还会仔细谋划天下、考虑自己的处境。因而，对于王芬的谋划、刘虞的主张，他一定会设法避开，不敢亲身成为叛逆。在这个时候，曹操的势力尚未强盛，威势尚未张扬，王允凭借谈笑之间消灭贼人的功劳凌驾于他之上，驾驭控制他，曹操难道还敢重蹈董卓的覆辙吗？孙策当时年少，正有英锐之气，引导扶助他建立忠诚功勋尤其容易，又何必担心召来他会成为后患呢？王允不是能够做这件事的人，他的才智只用在秘密谋划上，器量却不足以包容英雄并使其驯服，加上骄纵放逸，忘记了无穷的隐患，最终在逆臣面前措置失当、丧失纲纪而死，不能避免。向东召来孙坚、曹操，向西把凉州的军队交给皇甫嵩，那么二袁、刘表、公孙瓒就不足以逞强；二袁、刘表、公孙瓒不能逞强，曹操也就没有借口滋生跋扈之心。天下可以安定，何况李傕、郭氾这样的微不足道之辈呢？〖八〗 马日磾、赵岐去调解关东局势，是谁派他们去的？当时李傕、郭氾率兵进逼宫阙，种拂战死，天子步行出宣平门，王允、宋翼、王弘一同死在宫阙之下，宫门外全是仇敌，哪里还有闲暇想到千里之外尚未和睦的袁绍、刘表、公孙瓒呢？所以可以知道，不是献帝派他们去的，而是李傕、郭氾派他们去的。关东诸将起兵，是以诛杀董卓为名起兵的。李傕、郭氾是董卓的部属，他们率兵侵犯宫阙，以替董卓报仇为借口；吕布向东逃走，李傕、郭氾怎能不担心讨伐董卓的军队逐渐逼近自己呢？他们想向关东诸将求和，又怕遭到拒绝，于是姑且假借天子的诏令提出迂回的和解说辞，表示自己虽然是在替董卓报仇，但对于关东诸将来说同样都是天子的臣子，并没有异心。这是没有真正求和，却巧妙地作出求和姿态。刘表从刺史升为州牧，曹操上书赞许并让他回去，征召朱儁为太仆，都是李傕、郭氾为求免于关东诸将而采取的好办法。唉！马日磾、赵岐身为汉朝大臣，却受贼人的控制和牵制，听从他们的暗示指使，他们的顽钝鄙陋而不知羞耻，竟到了这种地步！和贼人一同站在朝廷上，困难只在于不能自行摆脱罢了。这两个人幸而得到带着使命出使的机会，正如温峤借此机会借他人之手谋取王敦。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虽然怀有异志，但朱儁、曹操、刘虞、孙策难道不能激励他们率军入援，解除天子的困厄吗？如今却把使命称为和解，于是只以和解结束事情，竟不知道一旦有人询问中朝的情况，两人将拿什么话来回答。因此，派遣马日磾、赵岐的人，是李傕、郭氾；他们奔走于诸将之间，厚着脸皮吞吞吐吐，是替李傕、郭氾效力；被天下人鄙弃，不也是应该的吗？〖九〗 曹操的父亲被杀，他起兵报仇，这是对的；但他在泗水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遍屠城邑，就残酷狠毒而不仁，罪恶滔天了。不过，陶谦确实有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陶谦的别部将领偷袭曹嵩并杀死了他，陶谦可以谢罪说自己不知道；但他如果把杀曹嵩的人押送给曹操，让曹操把他剁碎以泄愤，那么曹操也就没有名义来逞凶了。陶谦却看待曹嵩的死，就像猎人射死麋鹿后分食其肉而不问它从哪里来一样；这样又怎么能平息暴怒之人的愤怒呢？

译况且曹操攻打陶谦，是为了报私仇，但也并非没有可以凭借的公义。李傕、郭氾起兵进逼宫阙，杀害大臣，胁迫天子，人人都可以诛杀他们。陶谦首先倡议诛讨叛逆，拥戴朱儁讨伐逆贼并尊奉君主；李傕、郭氾用太仆之职诱使朱儁，用州牧之职诱使陶谦，可见他们力量弱小而害怕我们。陶谦既然知道他们弱小，又害怕他们的诱饵，朱儁虽然有志于道义却没有坚持到底，陶谦本来可以奋起进军讨伐；他却听从王朗的谋划，向贼臣求取宠幸，接受州牧任命，于是想推脱作为逆党而应受诛讨的罪责，却无处逃避。曹操抓住这一点告诉天下，天下还有谁会援助陶谦呢？陶谦之所以成为这样的陶谦，是因为贪图利益、依赖宠幸，只顾眼前而迷失于祸福。这样看来，曹嵩的辎重财物，陶谦本来就垂涎，只是借别将之手夺取罢了。舔舐刀锋尖端的蜜，却使数十万人遭受灾祸，贪婪之人的毒害，真是可怕啊！〖一 ○〗 国家积累了导致败亡的各种因素，终于陷入动乱；心怀狡诈、图谋不轨的人，想要乘机猎取天下的很多，但当时仍有所顾忌。等到天子不能成其为君主，大臣不能成其为宰相，给天下造成必定无法支撑的局面，然后图谋不轨的人才公然挤压夺取，再也无所顾忌。关东起兵是为了诛杀董卓，但并没有拼死守卫国家的心；不过，他们终究还不敢放纵自己去掠夺。到董卓已经被诛杀时，王允又有独占功劳和名声的想法，不肯同关东诸将共享功名；对于可以收来任用的人，他不能任用；对于可以加以控制、使其不成为贼寇的人，他也不能控制，于是关东诸将的心便离散了。王允因为没有辅佐而败亡，李傕、郭氾因为没有顾忌而相互争斗。王允一死，天下人心也因此彻底分裂。李傕、郭氾杀害大臣，胁迫天子，关东诸将却冷眼旁观而不闻不问。马日磾、赵岐庸碌鄙陋，接受这两个凶徒的意旨来进行和解，实际上却替逆贼结成了连横的关系；从这时起，关东诸将才坚信汉朝必然灭亡。到了这一步，曹操上书时的心情，已经不再是当初在荥阳时的志向了。孙坚即使没有战死，也不能保证有好的结局；孙策凭一个孤立无援的少年之身，赶走刘繇，驱逐王朗，杀死许贡，在江东四处奔走。张邈、陶谦、吕布、刘备彼此攻伐而不能停止。袁绍、袁术想把汉室的权力转归自己，这种迹象也更加明显了。他们环顾四周，只把一个汉献帝置于似有似无的境地，仿佛只要轻轻扭住他的手臂，就可以把他夺走。唉！拖延了十多年，天下分崩离析的形势才终于形成。天下何曾是汉朝自己灭亡的？是汉朝自行走向灭亡罢了。到了这时，还有谁会怜悯它，重新生出《下泉》诗中对周室衰微、杂草丛生的感慨呢？王允不是能够平定乱局的人；马日磾、赵岐，则是亲手把天下交给群雄的人。汉朝最终灭亡，根源就在这里。〖一一〗 扰乱天下的人，往往借助名义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因此，君子树立诚信、守居正道，不去争逐虚名，那么借助名义的人就会因虚伪暴露而失败，君子也就能够伸张。扰乱天下的人，连同名义也一并抛弃而毫不顾忌，那么那些还顾念名义、借名义来成就事业的人，即使并不真诚而只是想伸展自己的志向，也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名义，因此不能取胜。管叔、蔡叔在内部挟持孺子，在外部挟持武庚作为借口，并不是没有名义，只是他们当然无法抵挡周公的真诚。项羽拥立义帝后又杀害他，把义帝的名义也一并抛弃了。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也只是借用了这个名义罢了，但天下人却拥戴他，因为他要诛讨项羽的不义。假如义帝还活着，我不敢相信汉高祖会始终奉事他；然而，汉高祖以讨伐项羽为名，却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胡氏说：“与其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灭亡，还不如名义和实际一同灭亡。”在三代以后，名义对维系天下的作用实在太大了。袁绍没有采用沮授的计策，听信淳于琼的话，不在天子处于危难困顿之中时迎接他。沮授说：“一定会有人抢先做这件事。”曹操果然听从荀彧的建议，迎接汉献帝，以此控制诸侯。论无君之心，曹操并不比袁绍特殊；但名义在曹操一边，所以曹操能够控制袁绍，而袁绍不能胜过曹操。曹操的胜利，凭借的只是名义罢了。不过，名义并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假如名义可以随便借来使用，那么袁绍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借用呢？淳于琼说：“如今迎接天子，一有行动就会上表报告；听从他，权力就会减轻；违抗他，就是拒绝诏命。”所以曹操迁都许都以后，对外有袁绍以太尉的诏命为耻，对内有孔融陈说王畿制度的限制，董承、刘备、伏完、金禕相继起来谋划诛杀曹操。曹操入宫朝见时，汗流浃背，几乎只是侥幸免祸；他同袁绍在河北肆意妄为、想做什么便做什么而无人能制的情形相比，处境的难易相差悬殊。假如不顾惜名义，只图谋利益，那么淳于琼的话怎么知道就一定比荀彧的话差呢？假如衣带诏得以传行，曹操真的死在董承、伏完、金禕手中，那么沮授、荀彧的谋划岂不是正好成为淳于琼的笑柄？但事实并非如此。曹操把天子从荆棘篱笆和饥饿困顿之中救出，使汉朝仍能奉祀宗庙二十多年；这不只是用来折服群雄僭越的气焰，即使忠义之士心怀愤恨想要起兵，人心对于是否归附曹操，也还在疑信之间，不能决意跟从。淳于琼的心思只是图利，承受天下的恶名也毫不在意；袁绍听从了这种做法，还想不灭亡，能办得到吗？名义和利益是相互违背的；实际和名义，开始时似乎相违背，最后却会彼此相合。全天下都追逐名义，忠孝的真诚就会变得淡薄；全天下都趋逐利益而舍弃名义，君臣、父子之间的秩序就会永远断绝于人心。因此，名义，是使人在三代以后仍能延续未曾断绝的天性常理的东西。孔子处在卫国蒯辄父子之间时，其他事务还来不及处理，却一定要先正名，大概是因为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一二〗 刘先主担任豫州刺史，是由于陶谦；他兼领徐州，也同样是由于陶谦。袁绍、袁术、曹操，都在灵帝末年接受朝廷任命；吕布、刘表也都是在朝廷接受爵位后出任的，只有刘先主没有接受朝廷任命，不得不依靠别人来兴起。他开始依靠公孙瓒，后来依靠陶谦，在两个都不足以成就事业的人身边周旋，而名声没有上达朝廷，所以多次出兵又多次失败。孔北海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把他推荐到朝廷呢？这是孔北海的疏忽。刘先主败给吕布后归附许都，然后接受朝廷任命出任州牧，声望才显著于天下。按义理衡量，他接受陶谦的任命兼领二州，起点本来就不正，因此最终不足以感动天下人、兴复汉室；这难道不也是因为起初的谋划不善吗？等到刘先主担任左将军，接受诏令诛讨曹操而出奔时，他向北投奔袁绍，托身于并非合适的人，但这也不能算他的过错。为什么呢？既然已经接受诏令诛讨曹操，那么许都发出的、由曹操控制的命令，按义理就不能接受。后来他联合孙权、分取荆州，又夺取刘璋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这样就可以不再接受朝廷命令；既然可以不接受朝廷命令，就能够自己主持政权。因此，他虽然不足以兴复汉室，最终却完全占有益州，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形势。

译假如刘先主在陶谦把徐州交给他的那一天，就早早归命于汉室，诛杀李傕、郭氾以安定汉献帝，那么袁绍和曹操，谁还能抵挡他呢？但他的谋划没有达到这一步，孔北海也没有赞助他，只是同袁术、吕布时而彼此争斗，在徐州、豫州之间争衡，实在可惜！〖一三〗 张巡守卫睢阳，粮食吃尽后便吃人，为天子守城以抵抗逆贼，最终保全了江、淮方圆千里的百姓性命，君子却还有人认为他不对。臧洪怨恨袁绍不救张超，困守孤城，杀死爱妾给将士充饥，致使城中百姓男女相互枕藉而死的有七八千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张邈兄弟结党依附吕布，夺取曹操的兖州；当时天子正在蒙受尘难，把性命寄托在贼人手中，张超无力救助，臧洪对袁绍、曹操都一样。臧洪把私人恩情当作局部的义，奋不顾身，结果使一个郡的百姓一同送命，大概就是所谓任侠之人吧！这在义理上还不够，却又犯下了吃人的罪，不能逃脱。天下最不仁的事情，最初去做它的人，未必不借义的名义来产生自己能够残忍行事的心。臧洪这样做，张巡又仿效他，并以此保全自己的忠节，于是朱粲一类的人便相继兴起。渐渐到了末世，凶年中的顽民甚至发展到父子、兄弟、夫妻相互吞食，内心却不感到悲痛；人看待他们，就像看待蛇蛙一样没有区别，那还谈得上什么君臣之间的分别和道义呢？像张巡这样，如果知道城池无法守住，自刎以殉城，也就可以了。像臧洪这样，姑且向袁绍投降，还不至于丧失大节；但因愤怒而兴兵，施行惨毒之事，到了不仁的地步，还有什么义可说呢？孟子说：“仁义被堵塞，人们就会相互吞食。”杨朱、墨子固然都是在道上有所执守的人，孟子却担心他们的学说将导致人相互吞食，所以急切地加以拒斥。臧洪的所谓义，连杨朱、墨子的学说都比不上，但造成的祸害却更加猛烈。君子应当认定他的罪行并加以诛杀，难道还可以宽赦他吗！〖一四〗 董承暗中召曹操入朝，曹操到后便在朝廷上奏明韩暹、杨奉的罪行，诛杀有罪者、奖赏有功者，怜悯并褒扬为节义而死的人，于是汉朝大致安定下来。可惜董承这样做得太晚了，而王允在此前已经错过了机会。在这个时候，汉朝的大臣已经几乎死尽；天子徒步奔逃，威势也已经耗尽；随从官员采摘橡实充饥而饿死，士大夫的气势也已经被夺走。因此，董昭谋划把皇帝迁往许都时，还担心众人的心意不能满足，但最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反对的话。假如在董卓刚被诛杀的那一天，朝廷中还有老成的大臣，人们仍然坚定地拥戴汉朝，刘虏在北方边陲怀抱忠心，孙坚在雒阳建立功勋，彼此牵制、相互抗衡，而王允的忠贞功勋又不是董承参与乱局所能相比的，那么曹操又怎么敢立即觊觎帝位、效法董卓的狂妄愚蠢呢？王允白白坐失了机会，董承不得已才尝试这样做；但做得太晚，已经无法挽救汉朝的灭亡，然而天下也从此大致安定下来。看到这一点，就更加替王允感到可惜，确实只是可惜罢了。〖一五〗 范增想杀沛公，孙坚想杀董卓，为曹操谋划的人想杀刘豫州，王衍想杀石勒，张九龄想杀安禄山，从事情发生以后回头看，他们的话都得到了验证。然而更始帝杀了伯升，国家最终还是灭亡；司马氏杀了牛金，家族最终还是改易。因此，郭嘉劝说曹操时说，不要只承受“害死贤能”的恶名，曹操笑着说：“你说得对。”有见识的人的话，不是普通人的情理所能推测的。一个人想要大有作为，关键只在自己，不能指望天下不肖之人太多，自己就可以排斥贤能、抬高自己。假如自己确实可以大有作为，那么即使天下有英雄，也没有谁能成为我的阻碍；假如自己还不能有所作为，又怎么知道上天所生的豪杰不会再次出现呢？靠等待水獭来驱赶鱼，等待鹯鸟来驱赶雀鸟，这只是封建时代的天下才会这样。兴起于纷乱时代而想成就大业，如果不能使天下英雄屈服，就不足以建立非同寻常的事业。嫉妒英雄并杀掉他们，苟且战胜天下的庸碌之人，把自己作为他们的首领，那么气势首先就会衰竭；如果忽然有从间隙中兴起的英豪在意料之外乘势而来，就会精神沮丧、意志混乱，无法自我支撑。像这样的事情，是曹操都不屑于做的，更何况是那些凭道义取胜、能够包容并保全天下而使恩泽无穷的明主呢！竭尽自己的力量而不担忧天下人胜过自己，这是君子的道；英雄也是由此道路而行的。不能多少仿效君子的道路，却还足以成为英雄的人，从来没有。〖一六〗 刘表没有平定乱局的才能，这是本来就显而易见的；但说曹操当时挟持天子、擅自施行威权恩赏，将要夺取汉室，而刘表不能兴起勤王问罪的军队，只是兴办学校、修治礼乐，去做并不急迫的事情，于是责怪刘表，这又是不可以的。刘表虽然拥有荆州，却被险要的关塞阻隔，不能向北争夺权势；同他约定共同消灭曹氏的人是袁绍，而袁绍又哪里比曹操好呢？袁绍和曹操从灵帝以来都有统兵作战的职任，刘表则出身于党锢之士，本来就是从容议论的士人。荆州虽然安定，但当地人不习惯作战；袁绍倚重刘表，而刘表不能为袁绍所用。刘表没有平定乱局的才能，哪里还需要等杜袭来说明呢？刘表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在袁绍、曹操之间犹豫观望，按义理没有可以归附的一方，按形势也没有可以战胜的一方，只好用诗书礼乐这些空文，表示自己清闲无争，以消除别人对自己的猜忌。刘表之所以成为刘表，不过如此罢了。这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用来保全自己的策略：不首先招致祸患，只勉强保住自己的地盘；没有袁绍、曹操那样明显的叛逆，也没有公孙瓒那种以杀人为乐的愚蠢，所以天下纷乱不止，荆州却依然如故。等到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献出土地向曹操投降。刘表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是也无可奈何。杜袭对繁钦说：“保全自身，以等待时机。”杜袭所等待的是曹操；繁钦和王粲则是想在曹丕那里求取官爵和宴饮娱乐的快乐，他们难道会鄙视刘表而不屑于同他相处吗？诸葛公寄居在荆州，也说：“这里足以供士大夫遨游。”这也只是因为刘表足以使他们安定罢了。天下没有主人，难道只该责怪刘表吗！〖一七〗 吕布不死，天下就没有平定乱局的机会；昭烈帝劝曹操赶快杀掉吕布，这就是曹操因此从内心折服于昭烈帝的原因。当时竞相起兵的人很多。孙坚，是以平定乱局为志向的人；刘焉是个妄人，只是苟且容身自保；刘表是个文士，不能自立；袁绍虽然疏阔，却有谋略，他的气度和谋划比较宏大；袁术狂妄愚蠢而肆意妄为，却还要装饰虚伪来抬高自己；公孙瓒顽固强悍而喜欢杀人，却还占据土地来保全自己。至于一会儿投向这个、一会儿投向那个，只要自己的意念稍有激发，便从早到晚狂奔而不能自持的，只有吕布一人。他又有勇猛强劲的力量来助长自己的恶行：一唆使他就前进，一激怒他就起来，一触犯他就争闹，在中原横冲直撞而没有止境。天下尚未安宁，吕布却先被杀死；他的灭亡是自取的，实在是必然的。吕布死后，天下的动乱才开始有暂时止息的时候；扰乱天下的人不死，祸乱必然不会平定。

译唉！吕布的罪恶没有别的，只是没有恒心、没有常性罢了。人一旦到了没有恒常操守的地步，也就完了。自己都不能使人信任，别人又有谁会信任他？不能估量自己，又怎么能够估量别人？不考虑保全自己，那么看到天下糜烂，也都会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怜惜的。因此，君子对于没有恒常操守的人，躲避他唯恐不快，断绝关系唯恐不早；如果这种人可以诛杀，就不要顾虑他微不足道的小恩、小勇、小信、小忠，而一定要杀掉他，只有这样，名声才不会受辱，自身才不会遭到危险。同没有恒常操守的人相处，有了家，家也会毁掉；有了自身，自身也会陷入危险，甚至父子、兄弟、夫妻都不能彼此保全。讨论交友之道的人，通晓这个道理后就应当懂得选择朋友；即使三人同行，也一定要谨慎啊！〖一八〗 汉武帝、汉昭帝时期，盐铁论兴起，文学、贤良之士争相主张把盐的利益分给百姓，作为宽大的政策；这种说法看似正确，实际上却不符合仁义的实质，属于这一类。把利益分给百姓，是替贫困百姓说话；即使是住在海边、盐池边的百姓，假如贫弱，又哪里能够靠盐利来获利养活自己呢？得利的不过是豪民大贾罢了。从未听说把利益分给豪民大贾，还可以称为仁义。盐和粮食一样，都是人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但二者又有不同。粮食遍布海内都能生产，勤劳的人可以得到，懒惰的人就会缺乏；盐却有时远隔千里，必须依赖商人供应。上面掌握盐的轻重和价格，即使苛刻，仍然有一定的控制；如果一切听任豪民大贾，他们囤积居奇、乘人之虚而牟利，向百姓厚取的行为就没有限制，而百姓又不得不偿付。因此，把盐利让给豪民大贾，百姓反而更加困苦。王者掌管山林、海洋的资源，以供天下使用并加以控制，使百姓不至于受到过重的困扰，这是上下都获利的好办法；为什么要追逐宽大的名声，反而使国家和百姓一同陷入困境呢？与其向从事农业生产的百姓征收重税，哪里比得上取用天地所产的资源来供给国家？盐政下移给商人，农民在郊野受到困扰，国家的财政在上面变得空虚，财货无法治理；百姓并不是没有受到禁令约束，那些动辄传播浮言、空谈仁义的人，也可以彻底醒悟而回头了。卫觊说：“盐，是国家的重要宝藏。”设置盐官卖盐，用卖盐所得的钱购买耕牛供给百姓，使百姓勤于耕作、积存粮食；这一政策在关中实行后，百姓因此安定，强敌也因此受挫。到了后世，司马懿在秦、蜀交界处拒守，诸葛亮屡次缺乏粮饷，而司马懿常常富足，这些都以此为根本。卫觊对曹氏所立的功劳，同枣祗相当，而卫觊的功劳尤其大。〖一九〗 韩高，是聪明而狡猾的人。刘表过去一向同袁绍往来，而曹操当时挟持天子来称雄；袁绍不是曹操的对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杜袭、繁钦、王粲这些人，早晚都想着归附曹操以求取功名。韩嵩也不过如此罢了。韩高劝刘表归附曹操时，明确说了袁绍、曹操的胜败，而评论的人却说他是奉戴汉室，这就说过头了。韩嵩想前往许都，形势很急，但他故意坚持拖延；他同刘表约定说：“守奉天子的命令，按义理不能替将军去死。”他先为自己谋划免祸的办法，把刘表玩弄于股掌之上；坚决推辞不去，等到刘表强迫他时，便达成目的而归附曹操，当面折辱刘表，而刘表又不能杀他。这也是陈珪过去的老谋略，不过韩嵩坚持得更加坚决。刘表愚钝，因而人心离弃他；曹操机巧，因而人心归附他。曹操任命陈珪为中二千石、广陵守，实现了陈珪的意图；任命韩嵩为侍中、零陵守，实现了韩嵩的意图。陈珪和韩嵩的计谋都得以实现，而吕布、刘表的危亡也由此决定了。这两个人，是最为险诈的人，怎么能因为他们归附汉室，就称许他们为忠臣呢！〖二 ○〗 董承接受衣带诏，同先主谋划诛杀曹操。趁曹操屯兵官渡抵御袁绍的时候，先主在徐州起兵，势力孤单，于是联合袁绍。先不说这样对待人的方式不足以成就事业，即使趁机杀了曹操，袁绍正要进军夺取汉室的权力，先主、董承又能控制袁绍，使他不至于效法曹操，甚至做得更加厉害吗？不能。因此，这次行动也是轻率发动，没有考虑到后果。董承这个人，自始至终都参与动乱，没有固定谋虑而喜欢逞弄自己的计策。此前召曹操入朝，如今又联合袁绍，前后出自同一套做法，却没有受到惩戒，也没有人责备他；先主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轻率地决定自己的进退，怎么能算是英雄呢？先主对于这件事，本来就有自己的打算。他当初起兵时，依靠公孙瓒，又依靠陶谦，虽任州牧，但权势和凭借已经很微薄，本来就不能同袁绍、曹操在灵帝时期掌握军队、参与诛灭贼臣之举相比；所以一再起兵又一再受挫，只好暂且投靠曹操。等到他接受左将军的任命，亲自承受天子的宠信和重任，又接受密诏而首先起兵，先主这才开始能够借助权势，正式向天下宣告兴师。曹操必然篡位，他心里是清楚的；袁绍将成为叛逆，他心里也清楚。若能脱离曹操的掌握，向东进临徐、豫二州，独自倡导义举来鼓舞人心，乘机兴兵，不能再等待；袁绍又不能及时联络，只好让他同曹操相持，自己便可以乘机收集军队、攻取土地，实行向东发展的举动，并有余力控制群雄。先主的志向，不过如此罢了。他起初并没有依靠袁绍来击败曹操，只是希望袁绍能够拥护汉室，使汉朝复兴。董承、种辑又哪里足以知道他的内心打算呢？所以有人把先主说成纯粹的忠臣，先主却不接受这种说法。他对于献帝，只不过不像光武帝对于更始帝那样罢了，难道真相信自己能够始终辅佐献帝来荡平群凶吗？因此他同袁绍联合，却没有始终维持这种联合，从未真正依赖袁绍。即使曹操被消灭、袁绍获胜，先主也将置身事外，不屑于被袁绍任用。先主向东进攻曹操，曹操心中后悔却并不害怕；袁绍从远处响应，却并不坚决，这些先主早已知道了。后来他在益州称尊，这就是其政治事业的开端；只是要等到曹操篡位以后才自立，所以没有违背名教，后世把正统地位加给他，他也可以不感到惭愧。〖二一〗 曹操向东进攻先主，田丰劝袁绍乘机发兵，从后方袭击曹操；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拒绝田丰的建议而不出兵。袁绍虽然年老而智力衰退，又过分疼爱儿子，难道至于因为婴儿生病而错失大计吗？况且即使自己不能出征，命令大将统领重兵跟踪袭击曹操，难道也不可以吗？袁绍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袁绍的真实想法不是田丰所了解的。曹操向东同先主相持，袁绍乘机进攻，曹操的军队必然惊慌溃退；先主再追击，曹操就会束手待毙。先主诛杀曹操、进入许都并拥立皇帝，袁绍的叛逆行为就无法实现，反而会立即同先主争夺权力。所以袁绍今天不进兵，也正如当年在冀州拥兵自重，眼看王允诛杀董卓却不出兵援助一样；他的谋划是相同的。

译哪里只是袁绍有这种心思呢？先主本来也有这种心思。袁绍发兵南下时，军众还没有聚集，军队还没有推进，先主虽然接受密诏并同董承约定，也还可以暂且把这件事藏起来，稍作等待；等袁绍推进到黎阳、包围白马，曹操屡次战败，军粮又将匮乏，土山、地道交相进攻，使他无法退却，再慢慢起用徐、豫二州的军队，迅速进向许都，阻截曹操撤回，曹操就必定会被袁绍擒获。先主却急忙抢在袁绍之前出兵，也是担心曹操被袁绍擒获后，自己手中只剩下一个空有天子名义的人质；那样袁绍就会在外面张牙舞爪地逼迫自己，自己孤立危急，将成为王允失败的后续。只有抢在袁绍之前起兵，自己才能建立大功，而袁绍的威势也无法扩张。袁绍用这一点来制约先主，先主也用这一点来制约袁绍，他们的机心是相同的。先主难道只是想着诛杀曹操，却放纵袁绍横行吗？双方彼此制约、彼此相持，曹操的计谋就成功了。曹操急于进攻先主，却缓慢应对袁绍，因为他知道两人表面上互相利用，暗中却互相猜忌，不必等到他们联合起来，只要逼迫他们各自分裂应战即可。先主怎么能不失败？袁绍怎么能不灭亡？这些机心先主和袁绍都藏在心里，董承没有看透，而田丰却想用言辞争辩，岂不是愚蠢吗！〖二二〗 张鲁很是荒诞，最终却能够免于死亡，并不是因为他的德行足以承受这种结果；他听从阎圃的劝谏，拒绝群臣的请求，不称汉宁王，这种保全自身的智慧足以保全性命，也就可以了。唉！乱世中的王公，比太平时代的守令还要轻贱；乱世中的将相，比太平时代的尉、丞还要低下。他们顾影自怜而自我嘲笑，梦醒后又自己惊恐；活人指着他们的后背讥笑，鬼神窥视他们而夺走他们的精魂。然而他们仍急切地上下相互欺骗、相互尊奉，真是愚蠢啊！陈婴、周市不肯做的事，张鲁能够不做；而张鲁不做的事，吕光、杜伏威、刘豫、明玉珍却急切地互相尊奉，以此增长自己的骄横，最后并肩受戮，后悔也来不及了。他们宁可用死亡换取一天虚假的尊贵，还自以为得意；人的愚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二三〗 袁绍曾自称：“我南面凭据黄河，北面阻挡燕、代，兼有戎狄的军众，向南进军来争夺天下。”他起兵之初，志向就已经确定了。因此董卓死后，长安大乱，中原沸腾，而袁绍仍安坐在冀州，神色自若；袁绍的灭亡，就决定在这里了。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最怕的就是有所凭恃。既然袁绍有所凭恃，他的谋臣将帅也依赖这种凭恃，士兵也依赖这种凭恃；他们所依赖的是险要地势，一旦离开险要地势，就失去凭恃，智慧和力量也都无从施展。《坎》卦的象辞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自己的国家。”险要之地不能长久占据，到了上六爻便已经走出险境了。智慧无从施展，力量也不便使用，就会像被绳索捆绑、置身丛棘之中一样，并不是有人直接困住了他。山地国家的人离开山地，就困窘于平原；泽地国家的人离开水泽，就困窘于陆地；失去所凭恃的环境，又处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就像蜗牛失去外壳而死在蚂蚁口中。因此袁绍终其一生从未敢迈出半步渡过黄河。不只是袁绍不敢，他的将帅士卒看到平原广野、河流陆地交错纵横，也都眼花心乱，不知所措。曹操说：“任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用道来驾驭它们，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处在山地，就运用山地的智慧和力量；处在水泽，就运用水泽的智慧和力量。自己没有固定的依赖，别人也没有固定的依赖之心，这样就没有什么不能依靠的了。这是争夺天下的高明方法，但曹操仍然没有做到。西到赤壁，东到濡须，面对长江浩荡的水势，他的气势就被夺去了。这说明他仍是只适合山地陆地的材料，而不是无所不能。为什么呢？曹操所谓任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是一种权术，不是道。权术有所能为，也有所不能为；能用的便相契合，不能用的便无法容纳，那么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不能被他利用的就会很多。他最终强行夺取汉室，处在四面交战之地，依靠智慧、依靠力量，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山河，因此滋生骄傲和懈怠。既然如此，诸葛亮劝先主占据益州这个“天府之国”，也是依靠险要地势，为什么却能够保存下来呢？先主当时，豫、兖、雍、徐四州已经全都归曹操所有，荆州、扬州又已经由孙氏三代安抚平定；除了益州，他没有可以托身的地方，并不是果真因为夔门、剑阁的险要以及肥沃、盛产盐米的地方值得依靠，便依靠它们。李特看到剑阁，叹息说：“刘禅拥有这样的地方，却不知道依靠它自保。”李特本来也只是处在晋朝的乱世之中；假使不是这样，他也不过是赵韪、李顺一类的人罢了。董璋、王建也都是乘乱而起，难道三巴的险峻就足以使两代人苟且安居吗！〖二四〗 荀悦、仲长统在纷乱时代立论，用来探求治理之道，都是在纠正东汉末年的过失，但仲长统的见解更好。荀悦的言论专门用来约束臣下，而曹操已经急切地采用了它，这是申不害、韩非的权术；曹操最终采用这种办法，形成严苛逼迫的政治，国家也随之灭亡。仲长统则专门责备君上，告诫君上戒除放纵淫逸，以清理政治教化的根源，所以说仲长统的见解更好。荀悦说：“教化废弛，就会把中等资质的人推落到小人的境地；教化施行，就会把中等资质的人引入君子的道路。”这话是对的。但他所说的端正风俗，不过是听取言论、责问事情，列举名目、考察实际，本来就是防止天下人都成为小人并加以督责。因此他的言论本质上是申不害、韩非的权术。仲长统恳切地把奔逐私欲、放纵邪欲、公开淫乱和固守恶行作为警戒，确实是在告诫这些事情；这样一来，越轨改制的风气，君上没有人带头倡导，臣下又怎么会沉溺于淫荡呢？汉朝的灭亡，是顺帝、桓帝、灵帝三位君主长期不行正道的结果，天下人相互仿效，彼此怨恨，并不是单靠法令制度和督责能够挽救的；荀悦却几乎只在末节上责备他们！即使如此，仲长统知道惩治当时的弊病，把责任归到君主身上，这并不需要高深的见识也能知道；但他进一步把国家的存亡更替、治乱循环都归结为天道，就会使曹氏谋求篡位的心情也借助天意来增强自信，从而使他的叛逆更加长久。所以在纷乱时代立论，并不容易。因前事的过失而愤怒，纠正它时容易走向偏激；顾忌当时的禁忌而顺从，又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原则。若不能从危乱的朝廷中超然自拔，所发表的言论没有不失当的。荀悦已经任侍中，仲长统已经任尚书郎，他们难道还能自由发表这样的言论吗？〖二五〗 诸葛亮当初向先主陈述意见时说：“天下一旦发生变化，就命一员上将统领荆州军队进攻宛、雒，将军亲自率领益州军队从秦川出兵。”后来先主命关羽从襄、樊出兵，自己进入蜀地；先主去世后，诸葛亮亲自从祁山出兵，图谋关中，他的战略大略已经确定于此了。他所制定的谋略，都是凭借地势来形成制胜方略。蜀汉能够保有宗庙社稷数十年，原因就在这里；最终不能同曹氏争夺中原，原因也在这里。

译从地势来说，从宛、雒出兵是正兵，从秦川出兵是奇兵；想让昭烈帝亲自率领大军从秦川出兵，却命令将领进攻宛、雒，这是颠倒了轻重。关羽败于吕蒙，固然是意料之外的变故；但假如没有吕蒙从中阻挠，关羽继续前进，同曹操正面相抗，他难道能够控制曹操的生死吗？用来制服曹仁还绰绰有余，用来抵挡曹操却确实不足。宛、雒的军队一旦受挫，秦川方面的士气就会空虚，又怎么能够应对天下的变化呢？诸葛亮说这话，是把宛、雒作为疑兵，让敌人在宛、雒抵挡我军，自己乘机夺取关中；这又只是用兵者偶然制胜的一种策略，声东击西，以此动摇迷惑敌人，使双方互相牵制，趁着仓促相遇的时刻使用一次而取得成功罢了。不能把它长期奉为策略，几年前制定计划，几年以后还依靠它来实行。敌人一旦看穿它，事情就会失败。谋划夺取天下这样的大事，却只依靠一个奇策来求得必胜，怎么可以呢？善于夺取天下的人，先把总体规模建立在完整周全的基础上，再根据时势采用奇兵或正兵。所以曹操说：“任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用道来驾驭它们，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曹操之所以自许为英雄，是因为如此；而诸葛亮却拘守一个可以求取必胜的办法，就不是曹操的对手了。况且，地势是不能依靠的。荆州军队擅长水战，一越过楚地边塞进入宛、雒，到了平地就会士气衰竭；益州军队擅长山地作战，一越过剑阁进入秦川，到了广阔平野就会心志动摇。依赖地势，而在地势之外没有其他凭恃，成功时最多只能保住自己的疆域，失败时只会陷入困境。凭借有所依赖的条件去应对没有固定方向的局势，姜维的失败就是必然的。当先主四处漂泊、屡遭挫败、无处立足的时候，占据益州作为资本，是可以的；从此以后却把出兵宛、雒、秦川作为两项战略，就不可以了。陈寿说：“将略不是他的长处。”难道全是诬蔑吗？〖二六〗 身负天下重任，却舍弃诚信笃实而追逐时机和功业，这是君子所鄙弃的，也是英雄所感到可耻的；功业毁坏、声名受辱，最终丧失性命，是必然的。想要促成孙氏同昭烈帝联合，共同图谋中原的人，是鲁肃；想要促成昭烈帝同孙氏联合，共同抵抗曹操的人，是诸葛孔明；这两个人终身坚持这一主张，从未改变。子敬因为把荆州借给先主作为资助，而受到仲谋责备，却不推辞；诸葛亮想劝谏先主不要向东征伐，又难以把劝谏的话全部说尽，只能为法正的死而叹息。吴国方面，周瑜、吕蒙扰乱了子敬的谋略；蜀国方面，关羽、张飞破坏了诸葛亮的策略，使原本彼此信任的君主最终也不免互相猜疑。然而这两个人始终坚持向西吊唁刘表、向东请求援兵的片言，把它们牢牢记在心中，不能为自己申辩；在变故频繁兴起的时代，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人道就会崩溃。而且从大局来说，周瑜和关羽争夺一时的利益，有时获胜，有时失败，结果反而正好助长了曹操的凶势；鲁肃、诸葛亮的谋略着眼长远、深思远虑，并不是周瑜和关羽那种贪图眼前利益的浅近谋划所能理解的，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战争刚开始时，群雄相互争斗，曹操挟持天子，从四面应对他们，而他们全都破碎败亡。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吕布一会儿投向这边、一会儿投向那边，因此被众人共同憎恨；袁术同袁绍分裂，袁绍同公孙瓒争斗，袁谭、袁尚兄弟互相仇杀，韩遂同马超互相猜疑，刘表虽同袁绍交往，却坐视袁绍失败而不加援救；他们都是彼此消灭，给了曹氏消灭他们的机会。如今仅存的只有孙、刘两家，却又接连发生战争；如果他们不从内部崩溃，最终被曹操击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鲁肃、诸葛亮确定联合起来，共同出力同曹操争夺生死存亡，是当时的大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晋文公联合宋、齐击败楚国，乐毅联合赵、魏攻破齐国，汉高祖联合韩信、彭越、英布摧毁项羽，这些已经验证过的经验，鲁肃、诸葛亮二人都谋划得十分成熟，并且坚持得十分牢固。周瑜和关羽却相继起来扰乱它，难道不可悲吗！〖二七〗 仲谋听从子敬，不如信任周瑜、吕蒙；先主任用孔明，却最终不能违背关羽、张飞的意气。天下最终归于曹氏，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有人说：曹操是汉朝的贼，孙权也是汉朝的贼；抗拒曹操却同孙权和好，并不是合乎义的。假如一定把这种标准推到极端来谈论义，那么在纷争的时代，没有一个人不可以诛杀。孙权的叛逆尚未成功，和曹操把献帝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置其于死地相比，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韩信请求封王于齐的那一天，窦融……曹操迟疑的心意【原文此处疑有脱误，语义不明】；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对方像张睢阳、文信国那样具有明白无瑕的忠贞，才可以同他共事呢？假如一定要查究隐微之处，要求对方具有冰霜般的操守，那么昭烈帝就不会同孔北海一起赴死，而会向北投奔袁绍；但这样的人难道还能凭借纯粹的忠孝来树立大节吗？所以孙、刘两家不能不联合，是因为这两个人对义的认识已经十分清楚。他们所坚持的信念，接近于义，而且值得终身守护。先主去世后，诸葛亮立即同吴国修好；可惜的是鲁肃已经先死了，否则也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后来终究没有成功，但这两个人的笃实守信，确实在变故频繁的时代保存了人的道义。〖二八〗 赤壁之战，曹操必败、周瑜必胜，原因不止一个。曹操舍弃骑兵而改用水军，已经放弃长处而争用短处。曹操的军队人数多，人数多就容易骄傲；周瑜的军队人数少，人数少就会奋勇作战。所以韩信曾因自己能够统率很多将领而自夸，说汉高祖不如自己，这是第一个原因。曹操乘击破袁绍的势头向下攻取荆州、吴地；曹操击破袁绍，并不是靠交战取胜，而是坚守以使袁绍的军队疲惫，再乘其疲敝。因此把这种办法施用于吴地就错了。吴国凭借长江防守，敌军的弓箭、石块无法到达；整个吴地供养一支军队，粮运又在没有忧虑的地方。越是防守，兵力越增加，粮食越充足，士气越旺盛。曹操想使吴军疲惫，反而先使自己疲惫，这是第二个原因。北方来的军队有二十万，刘表新近投降的军队将近占其中一半，曹操却依靠他们来充当水军。这些新归附的人意志不坚定，又思念故土，想要离散、各自回到原来地方；那里近而且容易回去。刘表的部众平素又没有远征的志向，加上他们感念先主的恩德、怀念刘琦的恩情，所以黄盖放火之后，人们全都惊慌逃散，荆州故土的归乡之士首先这样做了。这又是一个原因。积累了这些失败，周瑜的明察足以看清这一点；即使没有火攻，坚持几个月，曹操也会成为官渡之战中的袁绍。明白这一点，就可以预先判断并确定军队能够做到什么，以及敌人是否值得畏惧。〖二九〗 黄权、王累、严颜、刘巴想要抗拒先主，他们的智慧只看到了一个方面，不能称为真正的智慧；他们的忠诚也只局限于一个方面，不能称为真正的忠诚。凭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

译张松说：“曹公的军队天下无敌，凭借张鲁来夺取蜀地，谁能够抵挡他呢？”那些想要抗拒先主的人，难道曾经有谁能够保住蜀地而不被曹操夺取吗？根本没有这样的办法。钟繇的军队已经进向张鲁，形势危急，就在旦夕之间；而刘璋却以柔弱怯懦的态度对待，蜀地必然会被曹操夺取。与其被曹操夺取，不如被先主夺取；因此这四个人只是预料先主必然会夺取蜀地，便把这当成智慧，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全局，并不是真正的智慧。这四个人对于刘焉来说，不过是被豢养的属吏，不是君臣关系。刘焉虽然奉命担任州牧，但汉朝的危亡正如风浪翻腾、沸腾不止，他却不闻不问。割据土地、擅自专权，是有志之士所不屑于做的事。先主虽然未必能够保证成为汉室忠诚的辅臣，却仍然勤勉地平定乱世，比起刘焉已经好得多。拥戴并非自己的君主而依附他，相互依靠来作乱，因而丧失名分大义，这不是忠诚。那么张松、法正算是贤能的人吗？更加不是。刘璋当初迎接昭烈帝时，这两个人竟立即想在会面时袭击他，真是残忍啊！君子对此应当劝刘璋把益州交给先主，以此保全自己，这才是对的；除此以外，都是既不忠诚又不明智的人。〖三 ○〗 谈论治国的人，说到成功和失误，这是古今共同的事；但成功时不说明成功的原因，失误时不说明失误的原因，所以文书充满了府库，听的人却无法从中得到益处。张纮将死时，留下书信给吴主说：“人的性情害怕困难而趋向容易，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所以与治国之道相反。”这话在人的内心和情感运用之间揭示了成败的关键，听到这话而能够有所领悟，反过来在内心探求，并以此反省听取言论、任用人才、建立政事的过失，这样的人却很少。人的性情如果不沉溺于安逸享乐，天下就没有不能施行的善政；如果不喜欢谄媚取悦，天下就没有不能采纳的忠言。然而一般人对此总是加以忌讳。自己喜欢安逸享乐，却说谋划艰难事业的人迂腐遥远、没有益处；自己喜欢谄媚取悦，却说责备别人行善的人不合情理、没有法度；反过来问问自己的内心，果真是这样吗？苟且偷安、喜欢谄媚，这是妇人小孩一样的愚昧；一旦抛弃远大的谋略，便会如此。忌讳自己苟安和喜谀的情性，于是利害逼近自身也不知道躲避。表面上刚愎自用的人，内心其实柔弱迁延；应当赶紧从他的柔弱内心入手，在隐微处针砭他，然后振作起他作为人的志气。谋求治理有根本，不能泛泛谈论得失，否则会使人迷失疾病的根源，听过之后就像忘了一样。能够因羞耻而奋发自强，矫正情性流向的偏差，即使圣王修身立政，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了！〖三一〗 荀彧拒绝董昭提出的九锡建议，因此被曹操憎恨，饮药而死，司马温公称许他为忠臣，这是过分了。至于评论者讥讽荀彧替曹操谋划篡夺，却又以正论为自己辩解，难道这也是持平之论吗？荀彧的才智足以算无遗策，而他对曹操的了解尤其熟悉深刻；他违背九锡的建议，必然会被曹操所容不下，于是姑且借正论来为自己解脱，承受虚名而遭遇实际祸患，这种事智者不会做，愚者也不会做，荀彧为什么会这样呢？九锡的建议兴起时，刘氏的宗庙社稷已经沦陷。在这个时候，假如不是良心已经完全被束缚消亡的人，没有谁不会感到悲痛。荀彧也是天良尚未泯灭，只是情感一经触发便无法抑制罢了，所以他虽然知道死亡就在眼前，仍不能自我停止。由此也可以证明人的本性是善的：即使良心受到束缚而几乎消亡，也并没有完全丧失；怎么能不深入探求，反而重重压抑它呢！荀彧的过失，在于把自身托付给曹操，并多次替他谋划。即使如此，他起初一开始就投身曹操，与华歆、王朗原本是汉臣却改变面目、拥戴曹操，还是有所不同的。杨彪世代担任公辅，却不能舍弃自身而忧虑国事；邴原以名节自许，却不能辞去征召以保全自身。蜀汉的臣子中，只有武侯不能苛求；其他人都只是庆幸先主是刘氏后裔，而不是真能与汉朝同生死的人。这样说来，荀彧所惭愧的只是管宁罢了。在纷乱的时代，除了管宁，没有办法保全自己；荀彧既然固然凭才智显名，就早已不是管宁一类的人了。季路、冉有，孔子聚敛赋税，他们就跟从；讨伐顓臾，他们就替孔子谋划；祭祀泰山，他们也不加以挽救，但孔子说：“弑杀父亲和君主的事，我也不会跟从。”一旦大恶摆在眼前，后来天良尚存的人就不会昏昧；祸患尚未造成时，却迁延着替它谋划，圣人尚且相信他不会参与篡弑。善恶本来就有不能相互遮掩的地方。而且荀彧替曹操谋划，最明显的就是消灭袁绍。袁绍作为汉朝的贼臣，并不比曹操轻；替曹操谋划消灭袁绍，也等于替袁绍谋划消灭曹操。天下的汉贼，消灭其中一个就没有不感到痛快的；那么荀彧替曹操谋划，功劳和罪过正好相当。假如荀彧称说称霸王的谋略，是为了诱使曹操采用自己，怀有才干急于求见，恐怕若不这样就不能被曹操任用，那么荀彧替曹操谋划，也未必应当深加罪责。试着平心静气地评论他，荀彧是曹操的谋臣；作为曹操的谋臣，到了曹操将要篡逆时，内心惊惧不安，左右牵制、进退两难，以至于丧失自身，这正是他的天良没有昏昧。连这一点也说成是诡诈，就是诬蔑了。〖三二〗 《春秋》的法则是，诸侯失去国家就直称其名，这是贬低他；失去国家后又投降，便更加鄙贱。这是三代封建的诸侯国才有的情况：国家受自先王，传给先祖，天子尚且不能轻易灭亡它；作为臣子和子孙，有死而不能投降，其中自有道义。刘焉担任益州牧，是汉朝任命他的；任命他为牧，却从未任命他世袭。刘焉死后，刘璋苟且占据他的职位，益州哪里是刘焉可以传给儿子的，刘璋又有什么宗庙社稷的责任呢？先主围攻成都时，刘璋说：“我们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没有恩德施加给百姓，交战三年，百姓的血肉涂满荒野，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怎么能安心呢？”这还算是长者的话。

译评论者说：“刘璋昏暗懦弱。” 所谓懦弱，是在强力争斗方面懦弱；所谓昏暗，是在权变诈术方面昏暗，难道果真昏庸懦弱到了极点吗？他不能决断的地方，在于不能早早把益州交给先主，因而造成了这些战争。韩馥对于袁绍，刘璋对于先主，知道自己比不上对方，便引退来避让他们，都可以说是保全自身的智慧。他们的属吏却意气用事，以争强斗气自夸逞雄，给天下造成祸害，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呢！〖三三〗 吴、蜀的友好关系没有善终，关羽因此而死，荆州因此而丢失，曹操因此乘两国离间之机，毫无顾忌地加快篡夺，关羽怎么能逃脱责任呢？关羽守卫江陵时，多次与鲁肃产生猜疑和二心，于是诸葛亮的志向无法施展，鲁肃也苦于此事。鲁肃用友好来安抚关羽，难道是偏爱关羽而害怕昭烈帝吗？他想要合力抵抗曹操，并不是只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但关羽不能体谅，所以由此可以知道鲁肃内心独自承受的苦楚。关羽争夺三郡，是贪婪而愤怒的军队所为，鲁肃仍然与他相见，秉持道义正面告诫他；关羽无话可答，却仍强硬固执、不能忘怀，难道完全不知道鲁肃的志向气节和苦心吗？昭烈帝在长坂战败时，关羽的军队独自保全；曹操来到长江边，也不能发一箭伤害他们。诸葛亮出使东吴，鲁肃从西面结交蜀汉，于是确定了两国的交往，帮助孙氏击败曹操；关羽没有建立功劳，功劳却出在诸葛亮身上。刘锜说：“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却出自一个儒生。”关羽因此把对诸葛亮的嫉妒转移为对鲁肃的嫉妒，进而嫉恨吴国；诸葛亮、鲁肃共同制定的谋略，于是被他破坏得支离破碎，再也无法挽回。然而鲁肃的心并没有立即因愤恨关羽而放弃当初的志向。他以道义折服关羽，又从容平息孙权的怒气，仍希望吴、蜀能够联合，并与诸葛亮相互信任，共同制约曹操。鲁肃突然去世，把事情交给吕蒙；孙权的刚愎无人能够调和，关羽的愤怒无人能够制止，诸葛亮不能用力量争取的隐微之处，也无人能够体察，于是原先制定的谋略全部毁坏。鲁肃之死，就是关羽之败；曹操之所以幸运，是先主的孤立。可悲啊！〖三四〗 金禕、耿纪、韦晃想要挟持天子讨伐魏，如果让他们成功，足以保存汉朝吗？不能。即使幸运地没有失败，又幸运地杀死了曹操，也会像尔朱兆死后，拓拔氏便因逃亡而被宇文氏夺取一样；并不只是像董卓被诛杀那样，献帝也不可能有一天安稳地住在长安了。因此董承的计策算不上计策，而伏完更为严重，到了金禕时就尤其严重了。即便如此，到了金禕、耿纪、韦晃的时代，已经没有可以保全汉朝的策略，而忠臣志士舍弃三族，与国家一同毁灭；即使必然不能成功，道义上的愤怒也不容他们停止，实在壮烈啊！这样一来，孙权的罪行就不可饶恕了：他对先主怀有愤恨嫉妒，却向曹操请求投降，曹操便再无顾忌。关羽出兵襄、邓，向着宛、雒进军，却怀着愤怒与孙氏争斗；曹操知道这一点，坐等他们失败。天下之中，作为汉臣而不顾死亡、发誓与献帝一同殉国的，只有这三个人；其余人都是贪婪愤怒、只求逞强。忠臣志士已经没有可以等待的时机，又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三五〗 关羽是可以任用的人才，却失去了他的可用之处，最终导致败亡，这是昭烈帝骄纵他、偏爱他，不懂得统率将领的道理。因此韩信称赞高帝说：“陛下善于统率将领。”善于统率将领，取得天下就绰绰有余了。先主进入蜀地时，率领武侯、张飞、赵云同行，却留下关羽守卫江陵，是因为认为关羽可信而且勇敢。吴国与蜀汉处于分合不定之间，依仗对我方的笃信而夸耀勇力的人，能让他处在两国之间吗？确定孙、刘两家交往关系的是武侯；既然要对付曹操，就不能再与吴国发生冲突。替先主谋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留下武侯率领赵云和张飞守卫江陵，同时向北进攻襄、邓；夺取蜀地的事情，先主自己承担也完全足够，不必依靠武侯。然而最终仍任用关羽，是因为两人共同起兵的恩情和私交，先主夸耀他的勇力，认为他可以担当，却不知道关羽会嫉恨吴国、激怒吴国，促使孙权向曹操投降，也使鲁肃的计策无法施行。这样看来，先主难道只是不能统率关羽吗？他还信任武侯，却最终不能任用武侯。他怀疑武侯与吴国的交情牢固，不足以满足自己的志愿。因此高帝亲口说自己能够任用子房，是因为曹参有旧交和百战功劳，而帷幄中的谋划，只有子房能够参与。他不偏爱旧交，不骄纵勇将，连韩信、彭越尚且能加以制驭，何况曹参一类的人呢？先主信任武侯，不如信任关羽，这是很明显的。诸葛子瑜奉命出使时，不敢完全顾及兄弟私情；临死时又有“君自取之”的话，这说明先主虽然有武侯却不能任用，只是因为信任关羽而骄纵关羽，最终断绝了向曹氏问罪的道路。这过失难道在关羽吗？是先主自己造成的。

译卷十 ◎三国 〖一〗 国家灭亡，有它自身导致灭亡的原因；到了灭亡时，导致灭亡的过失便显而易见、众人皆知。后来兴起的政权以此为鉴、加以惩戒，制定法令来消除祸患；然而防范的是这里，失误却在那里，前人的覆辙虽然不再重蹈，却仍不足以使自身长存。汉朝灭亡于宦官、外戚交相专横，曹氏刚建立政权，就规定宦官的官职不得超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规定后族不得辅政，这些都是借鉴汉朝灭亡的原因而加以防范。然而不到两代，国家又被权臣夺取。建立国家没有深厚仁德恩泽作为根基，又没有预先进行教化，子孙昏庸暴虐，就像在原野上扑灭火焰，火势却从灶台烟囱中再次燃起；即使严厉告诫，也无法挽救。从灭亡的结果来说，汉朝灭亡后中途复兴，暴君相继出现，过了很久才失去国家；魏国灭亡时还不到五代，没有桀、纣那样的君主，却很快覆灭。若按国祚计算，汉朝算是长久的。可是从顺帝以后几十年间，祸害流遍天下，贤士接连赴死，贫困百姓遍布全国、相互沉溺于困苦，盗贼接踵蔓延；魏国灭亡时，祸患没有加到士人身上，毒害没有流及百姓，盗贼也没有在郊野纵横。若按百姓的生计计算，魏国的百姓反而是幸运的。因此，严格限制椒房外戚，削弱宦官近侍扫除之权，即使国家灭亡，祸害波及士人百姓也较浅，这是仁人的恩泽，是不可改变的良法。然而昏庸的君主却说：外戚、宦官在宫禁内侍奉，从未同百姓接触，他们怎么会去剥削百姓？况且他们奢侈靡费没有节制，偶尔施加小恩小惠，向下施给贫困者，怎么会激成盗贼呢？剥削百姓而导致盗贼出现，是士大夫贪婪暴虐造成的。哪里知道监司、守令毒害百姓也是有根源的呢？纨袴子弟、受过刑的人，只知道谄媚，只知道行贿；不谄媚就不能做官，不行贿就不能谄媚，不剥削百姓的皮肉就没有钱行贿，于是毒害流遍四海，百姓填塞沟壑，困苦穷乏的人无处申诉。他们还活灵活现地说：我从来没有损害百姓，士大夫吸取百姓的利益，把它据为己有，却把祸害嫁给我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双方互相激怒、互相诋毁，挟持皇上的权势来诛杀驱逐清流，于是天下人闭口结舌，只看着他们败亡而不敢说话。汉、唐、宋逐渐衰败、逐渐灭亡，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若能禁止这种情况，即使有夺取劫掠的祸患，百姓也不会遭受其灾。因此司马氏篡夺曹魏，是在上层暗中转移权力，天下人却不知道。不要说在这里防范了，却在别处失误；魏国所立的法令对败亡并没有帮助。二魏听从陈群的建议，设置州郡中正，以九品评定和升降人才，施行了一百年，到隋代才开始改变；对于选举人才的原则来说，其中的失误也很多。人们能够凭自己的姓名参与中正品评的很少；不是有名誉就不能被听闻，不是华族就不能得到他们延请、传播声誉。因此晋、宋以后，虽然有杰出才能的人为国家勤劳，但只要不是有名誉的华族出身，就被称为寒人，不能参加荐绅的选用。这与把天下看作公共之物、用使人共同为善的方式奖掖人才，实在相互违背，也使帝王以天下为公的心消失了。然而这种制度施行了六代，却没有完全失去收纳人才、发挥其作用的效果，其中或许也有道理。人人都可以行善，这是人的本性；有些人必定不能使他行善，是后天习染造成的。习染对于人的影响很大：耳朵局限于听到的东西，就会丧失天生的聪敏；眼睛局限于看到的东西，就会丧失天生的明察。父兄从能说话、能行动的最初阶段熏陶他，乡党亲姻在他懂得喜好和厌恶的年龄引导他；一旦改变了他的耳目和心思，泰山也看不见，雷霆也听不见。并不是他不想看、不想听，而是把他从未见过、未听过的东西拿给他，他就惊讶地认为那是无法达到的境界，忽然又认为那是不值得放在心上的东西。所以说：“习染与本性一同形成。”一旦习染形成性情，严师益友也不能劝勉他，丰厚的赏赐和严厉的惩罚也不能纠正他了。因此古代制定法令，让士人的子弟一向做士人，农民的子弟一向做农民，并不是把农民子弟隔绝在天性之外。即使想把他们引向善道，长期的昏暗阴霾已经遮蔽了他们，他们不相信上天还有太阳，甚至必定把白天拿蜡烛当作求明的工具；圣人也无法改变这种习染。所以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道走，却不能使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既然不能使他们明白，想要洗涤、清除并擦拭这种习染，违背人的习惯，几乎等于拂逆人的本性，又怎么能够做到呢？那么选取华胄子弟和清流士人，依据品评来升降他们，也不能算太过分。父母就是乾坤，正是赋予人性情的因素；师友交游就是气味，正是激发人情感的因素；见闻、行为和习染就是造化，正是改变人的气质形体的因素。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依此来寻求人才，即使有所超出、有所遗漏，也很少发生。唐代选拔进士，不是依据一天之内作出的诗赋，而是依据名望的吹嘘传播，虽然改变了九品中正制度，仍然保留着它的遗意。宋代以后，采用糊名、易书的办法，在声名寂静、踪影断绝的情况下考察人才，这种旧意几乎完全消失了。然而学校培养士人，本来就开始得很早；倡优、隶卒的子弟必定被禁止录取，这本来就是上天所限制的，人不能任意改变。伊尹耕作，傅说筑墙，胶鬲经商，不过是借此托言隐居罢了。难道在乡野傲慢侮人、在市井斤斤计较之中，表现出德色、以父自居而辱骂母亲的人，会有谁来任用吗？三，把先主继承汉统、列入正统，是史家出于替汉朝惋惜；是要保存高帝诛灭暴秦、光武讨伐逆莽的功德，他们君临天下已经很久，实在不忍心看着汉朝灭亡。至于先主，哪里足以担当这样的评价呢？光武最初起兵时，立即确立讨伐王莽的正义名分，并发誓以死在昆阳挫败王邑、王寻的百万军队；等到更始帝确实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君主后，才自行即位，正大光明而无愧于祖先。先主却不同。他起初依附公孙瓒、陶谦，同别人争战，既没有参与诛讨董卓的谋划，也未曾想到袁绍、曹操将要篡位，并想消灭他们以保存刘氏；董承接受衣带诏，奉诏起兵，他却占据荆州、取得益州后就忘掉了这件事。曹操称王于魏，他也称王于汉中；曹丕称帝，他也称帝；献帝还没有死，他却发布他的死讯，大概也是想利用曹丕弑君而使自己获得名义；费诗陈述大义来劝谏，他却将费诗贬为左迁。这难道是发誓不与贼人共同生存、竭力替高帝争取祭祀血食的人吗？继承汉统以后，作为汉朝的子孙，灭亡我国的人就是与我不共戴天的仇敌。凭苻登的孤弱，尚且还足以一逞其志；先主却没有向曹氏射出一箭。即位三个月，便急忙发动讨伐吴国的军队。孙权不过是骠骑将军、荆州牧，还不敢取代汉朝而称王，先主却急着为关羽报仇，滥用军队来逞强，难道祖宗百代的仇恨还比不上一个将领的私人愤怒吗？先主的志向已经显露出来了，他不过是想乘时机使自己称王罢了。

译所以，史家为了汉朝而把先主列为正统，是史家的宽厚。至于先主本人，本来不能担当这样的评价。后羿篡夺四十年后夏朝复兴，王莽篡夺十五年后汉朝又延续；假如先主能够枕着兵器、睡在土块上，与曹丕争个生死，即使汉统中途断绝，又有什么可伤痛的呢？他在一隅奉行大号，死后诸葛亮才有祁山之举，这并不是先主急于做的事。司马温公说：“不能记载他的世数。”不是这样。世数虽然足以记载，先主难道真能成为汉帝的子孙吗？四、谈到君臣交往的人，都竞相说先主对于诸葛亮如何。伐吴这件事，诸葛亮说：“法正如果还在，一定能制止主上向东进军。”诸葛亮的志向，难道能够在先主那里完全实现吗？可悲啊！诸葛亮的大节和苦心，当时没有得到谅解，反而只因志向决绝、身死国灭，留下了永远的遗恨；宗泽吟咏杜甫的诗，悲痛惋惜而死，也是有原因的吧！诸葛亮的心愿，必定是要保存汉室，必定是要消灭曹氏。不与吴交好，就会在内部受到吴的牵制，北伐也不能振作。这份心意，只有鲁肃知道。孙权还可以理解诸葛亮，而先主的志向却不同。先主起初也想自行强盛，最终想要自立为王；他的雄心不能收敛，只与关羽意气相投。所以他信任诸葛亮，不如信任关羽，更不如孙权信任诸葛瑾。他怀疑诸葛亮同吴交往过深，也连带怀疑诸葛亮与诸葛瑾相互配合；假如诸葛亮果真与诸葛瑾合作，并且有益于汉室社稷，本来可以不必怀疑，何况诸葛亮借助吴国的深谋，更不容许胡乱猜测呢！先主不死，吴国造成的祸患就不会停止，祁山的军队也无法出动。等到猇亭战败，先主去世，国家的精锐全都损失在夷陵；像赵云这样与诸葛亮志向相合的老将也已经凋亡。诸葛亮收拾疲敝的遗民，辅佐昏愚暗弱的幼主，向北方进军，而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所以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是忘掉自身去实现志向，至于成败，本来就不能由自己保证。假如当初先主像笃信关羽那样信任诸葛亮，听从赵云的话，停止东征，在曹丕刚刚篡位、人心还未安定的时候，与吴国结好来谋取中原，力量还完整，士气还锐利，那么即使汉室气运已经衰微，又何至于使英雄的鲜血不洒在许、雒，却白白流在猇亭呢？诸葛亮说：“汉、贼不能两立。”这话多么令人悲痛啊！至于先主，本来并没有把宗庙社稷的存亡当作忧患；勉强他哭，他也哭不出眼泪。诸葛亮又能拿先主怎么办呢？张良遇到汉高帝，志向得以施展；宗泽遇到宋高宗，志向却受到阻碍。诸葛亮、子房、汝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却不容易把它告诉别人，这一点是相同的；但他们的成败不同。诸葛亮心中怀有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说出来，实在是千秋万代的遗憾啊！五、杨颙劝谏诸葛亮说：“治理国家有一定的体制，上下级不可互相侵犯职权。”这话说得多么伟大啊！诸葛亮向他道谢，杨颙死时又为他悲痛，却不能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也一定是有原因的。诸葛亮说：“宁静可以达到深远的境界。”可见他并不是喜欢烦琐苛细、争相逞强而使自己疲敝的人。先主起初势力微弱，虽然有英雄的姿态，却没有袁氏、曹氏那样的权势和凭借，多次受挫、多次奔逃，寄居在荆州，声望不高，归附他的士人也少。等到他分取荆州、占据益州时，曹氏的势力已经强盛，曹操又能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士人争相归附曹操；蜀汉所能招揽来任用的，只是江、湘、巴、蜀一带的士人。楚地的士人轻浮，蜀地的士人浮躁；即使费祎、蒋琬的声誉当时很高，能够像钟繇、杜畿、崔琰、陈羣、高柔、贾逵、陈矫那样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军队无人治理，只有诸葛亮治理；百姓无人管理，只有诸葛亮管理；政事不公平，只有诸葛亮主持公平；财用不足，只有诸葛亮设法补足。任用李严，李严却扰乱了法纪；任用马谡，马谡却败坏了功业。诸葛亮迫不得已，只能对细微末节也明察秋毫，把这些事看作宏大谋略和远大事业的拖累，难道是他愿意这样做的吗？凡是想在天下大有作为的人，下面一定要有可用的人，上面一定要有贤明的君主。诸葛亮把自己托付给先主，并不是相信先主能够成为少康、光武那样的中兴之主，而是以替曹氏役使荀彧、郭嘉为耻；又因为先主正接受衣带诏，按义理是可以跟随并依附他的。上面没有能够再造汉室的君主，下面没有能够分担谋略的人，他只能独自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假如庞统、法正没有很快去世，徐庶、崔州平没有彼此离散，先主能够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使关羽的傲慢、李严的险诈都没有机会从中作梗，让这些才俊各自发挥作用，诸葛亮又何必这样辛苦奔忙呢？诸葛亮为杨颙哭泣，大概也是在哀悼自己。〖六〗 汉、魏、吴各自称帝，发生在三年之内，大概是天下起兵的人已经都行动过了，三国相争的气势也已经衰落。曹操知道他的儿子不能统一天下，曹丕也知道自己篡夺汉室之后，父子二人的锋芒已经耗尽。先主本来就想到曹氏不可动摇，于是退守险阻之地休养。孙权观察曹操、刘备的胜败，已经知道二人都各自称帝，便停止了吞并对方的念头；既然吴国不足以畏惧，又为什么不拥有关东而自立为帝呢？孙权所难以应付的，只是先主扼制着他的身边要害。先主死于永安，孙权于是拒绝魏国而自尊为帝，乐于让邓芝来通好，以便安处于江东。由此看来，这三位君主都不是喜欢战争、乐于杀人的人，只是所求未能得到，所处尚未安定，不得已才彼此抵触。曹氏的战争频繁，处在中原而挟持天子，敌人多，安危形势又紧迫，所以孙氏投降时，曹氏知道那不是真心投降，却还是接受了。等到敌人将尽、形势将安，甘苦得失自己都明白，杀戮就显得惨烈，也就更加深切地想到这些了。孙氏除了赤壁之外，没有大的战争；先主则收取蜀地、争夺荆州，暂且休息。因此这三位君主还能够把国业传给后代，没有像公孙氏、袁氏、吕氏那样使血胤全部灭绝。上天的大命归于有德之人；即使没有那样的德行，只要也没有喜欢杀戮的心，上天便会给予他安全。天地的心意，是以仁爱作为恢复的根本，难道不可信吗？曹丕的悖逆，孙权的狡诈，先主的刚愎，都能够保全自己的后代而没有遭受上天的惩罚，是因为他们知道适可而止，能够让百姓休息。悖逆和狡诈，违背道义已经很深；而刚愎尤其严重。先主刚即位就发动讨伐吴国的军队，以毒害百姓来逞强，伤害了天地的仁心，所以凭汉室宗支的身份，却不能胜过两个篡逆之国。先主去世后，武侯执掌政权，致力于务农增产，消除对吴国的怨恨以使百姓休息，此后天下才大体安定。蜀汉的国祚，是武侯延长的，并不是先主能够战胜敌国的结果。〖七〗

译蜀汉的道义正当，魏国的势力强大，吴国处在二者之间，三方都不能压倒对方，却彼此对峙而不相让。吴国有人才，足以同诸葛亮抗衡；魏国得到的人才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建国之初，宰相是关系国家安危的主要大臣；吴国舍弃张昭而任用顾雍，顾雍确实是足以做天子的大臣，只是受时势所限，成为偏安之国的宰相罢了。曹氏起初任用崔琰、毛玠，以严厉急切的手段治理臣民，法令大致建立起来。王道衰息，申不害、韩非一派的学说兴起，人心不稳，国运不长，自有其缘由。诸葛亮做先主的宰相，淡泊宁静，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假如他和先主都沾染申不害、韩非的习气，那么就会同曹氏在德行上相等，谁也不能胜过谁。后来一代以下的人才中，想找到像顾雍这样的人很少。顾雍少言而行动谨慎，任用人只看他的才能，不存亲疏好恶；体恤百姓的利弊疾苦，私下向君上进言，却不炫耀自己的恩威；不追求小利小功，停止边将自行决断的策略，以谋求长远大业。他有曹参的简朴安静，却不放松法度；有宋璟的沉静正直，却不炫耀自己的廉洁。要找品德与他相近的人，隔了许多世代以后，只有李沆接近他；而顾雍处在战争时代，侍奉猜忌多疑的君主，他就更加难得了。所以说：顾雍确实是足以做天子的大臣。顾雍执掌国政以后，陆逊又以宽厚仁爱来帮助他。自汉末以来，几十年间没有屠杀劫掠的惨祸，也没有苛细繁复的政令，百姓得以生养休息，只有江东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吴国没有汉室的正统、魏国的疆域，最终只能偏处一隅罢了。否则，凭这些条件来平定天下，也是绰绰有余的。〖八〗 魏国的灭亡，从曹丕遗诏命令司马懿辅政开始。司马懿起初担任文学掾，难道早就有夺取魏国的心思吗？只是魏国无人，才招引司马懿并把政权交给他罢了。司马懿比起曹操来，远远不如。曹操的威势和功力，分割并消灭二袁，俘获吕布，降服刘表，向北扫平乌桓；这些功劳司马懿没有。曹操在危乱之中迎接天子，重新建立汉室社稷；这样的名望司马懿也没有。魏国如果有人才，司马懿就不能夺取它。魏国无人，是曹丕自己造成的。不只是曹丕的一次过失；曹丕下诏让曹真、陈群和司马懿一同辅政，也非常没有道理。曹叡已经长大，群臣都希望看到他的风采，大臣各自守着自己的职分，又何必设置辅政大臣呢？他任命陈群和司马懿，是为了防备曹真，彼此进行牵制。然而即使不是曹爽那样的狂妄愚蠢，曹真也不能长久成为魏国的屏障。用陈群、司马懿来防备曹真，把曹真同司马懿、陈群合起来防备的，则是曹植兄弟。因而魏国的灭亡，起于孟德偏爱曹植，以及曹植想夺取嫡位的那一天。兄弟之间相互猜疑，拱手把国家交给别人，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汉高祖的心意转向赵王，唐高祖对李建成的感情发生二心，宋太祖接受母亲的命令而扰乱君臣父子之法，这些都是开国初期常有的事。但曹氏偏偏因此留下了覆灭宗族的祸患。上天不保佑僭越之人，却让他们同时并立于当世，从而产生猜疑和相互牵制，这就是天道。假如不是这样，即使祸患从骨肉之间发生，也一定不会借助掌握政权、控制军队的异姓之人，让他握有权力来钳制皇亲。汉、唐、宋即使在宫廷内部争斗，奸邪之人也没有在外部兴起，哪里会有祸患呢？魏国是自己招致灭亡的，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人有不善，正是天意造成的。〖九〗 两支敌军相持时，如果腹地有人起兵，从远处相互呼应，看起来似乎可以依靠；依靠他们来夹攻、作为内应的一方，必定失败。不必问他们是义军还是贼军，都不能依靠他们而贸然进兵。若是义军，那么忠臣志士因孤愤而奋起，他们并不把成败当作自己的谋算；而且真正怀有忠愤的只有一两个人，其余人都只是谋求利益、不能长久相处，聚集在一起却互不统属。若是贼军，那就是妄想之人谋求非分之事，借助我军来迷惑众人，实际上并没有实力；怎么能依靠他们呢？彭绮是制造叛乱的人，借口替魏国讨伐吴国来作为名义，实际上却是贼。彭绮心里依靠我们的援助，自己突然起兵，虐待百姓而不能获利，却想把我们当作应援；他失败了，我们的锋势也会受到挫折。他如果值得依靠，还用得着我们吗？他既然不值得依靠，又怎么能成为我们的依靠呢？侯景不足以对魏国造成威胁，却正好导致梁朝灭亡；拥有人众、扼守争夺之地的尚且如此，何况一支乌合之众呢！岳侯依靠两河忠义之士讨伐金国，假如没有金牌下令撤军，也不能保证他不会同他们一起溃败。孙资劝谏曹叡不要响应彭绮，确实精于判断敌情。〖一 ○〗 诸葛亮出兵北伐，上表给后主，以亲近贤人、疏远小人为戒；一篇表文中，三次郑重说明这一点。后主丢失国家的原因，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诸葛亮对此没有办法，只能用死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点忠诚。贤臣的进用，是大臣的责任；不能只是口头劝说，还必须真正把他们推荐上去。诸葛亮对于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已经竭尽全力加以推荐。然而能够推荐他们，却不能保证昏庸的君主亲近他们。昏庸的君主见到贤人就眼皮发沉，正如贤明的君主见到小人就喉头欲吐一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即便如此，还可以设法让贤臣列于朝廷之中。至于小人受到君主亲近，就更加没有办法了。只能降低他们的官秩，削弱他们的权力，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越是压制他们，昏庸的君主反而越亲近他们；越是禁止他们，昏庸的君主反而越偏爱他们。他们在礼法约束之下收敛踪迹，却在帷帐之中私下交结；昏庸的君主还说：“这个人不被执政者容纳，本来是值得怜悯的。”他们缠绵亲近而不肯分离，认定对方没有可以指摘的过错，却在极其细微之处暗中施放蛊毒。唉！这将要怎么办呢！所以，贤臣不能使君主亲近，却还可以把他们推荐上去；小人可以使他们不能被推荐，却不能使君主不亲近他们。若没有伊尹放逐太甲于桐宫那样非常的举动，周公尚且会困于流言，何况正处在篡夺接连发生的时代，而先主又留下了“君自取之”这样的乱命；形势阻隔、处处受限，诸葛亮又能把小人怎么样呢？他只能逐项列举兴亡的原因，揭示其中的大端罢了。究竟谁是小人，又不能像列举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那样逐一指明而毫不避讳。连姓名都不能指出，又怎么能制止他们，使君主不去亲近呢？在自己还未死之前，以一死来表达内心的一点忠诚，暂且不使局面彻底决裂，也就够了。诸葛亮的遗憾，难道仅仅在于汉与贼不能并立吗？〖一一〗 曹孟德推心置腹地对待有智谋的人，于是长于谋略的士人接连出现。孟德的智谋有所不足，荀彧、郭嘉、荀攸、高柔这一类人就在左右辅佐他，使谋划周密而没有遗漏。到了子桓时期，贾诩、辛毗、刘哗、孙资都能洞察千里之外的形势，并且能够坚定地掌握局面。所以凭曹丕的鄙陋、曹叡的浮薄，面对孙仲谋、诸葛孔明的智勇，魏国仍能保持稳固。

译诸葛亮北伐时，屡次出兵却没有功效；认为司马懿的力量能够抵挡诸葛亮，并且用一句话及早决定大计的，是孙资。汉军刚出兵时，三辅震动惊惧，大规模发兵到汉中迎击，难道不是应对敌人的办法吗？如果真的这样做，魏国的事情就完了。汉军以刚出动的全部力量求战，士气锐利；魏国抽空关中的守兵，仅凭险要来争战，形势危险；这两者都是失败的道路。一旦汉军失败溃散，而汉军乘势追击，长安不能守住，汉军还将出关进攻宛、雒，这就是汉高祖攻破项羽的旧路，魏国怎么能不危险呢？孙资筹划得很周密：只要看见汉军占据要害，就让敌军即使强盛也无法越过险阻；占据秦川肥沃土地上的粮食，坐在那里供给军粮并控制局势。即使诸葛亮志气锐利、谋略深远，也无法对这种冷静而不应战的策略做什么。孙资事先用几句话定下策略，后来抵挡诸葛亮、挫败姜维，几十年后仍收到成效；司马懿始终坚持的，就是这个谋略。魏国有足够多的智谋之士，即使昏庸的君主任用他们，国家也不会陷入危险。所以能够任用人才的人，可以无敌于天下。〖一二〗 魏延请求从子年谷直捣长安，这是正兵；诸葛亮绕山向西出兵，经过祁山，进趋秦、陇，这是奇兵。汉高帝舍弃栈道，从陈仓出兵，以奇兵夺取三秦；三秦的形势因此瓦解，汉军从后方攻击，使其震惊。而魏国的情况不同：如果不是以堂堂正正的阵势直冲向前，攻击敌人的坚固之处，那么即使得到秦、陇，长安的守备也仍然有余力。魏国必定要守的只是长安；长安不被攻下，汉军终究拿魏国没有办法。诸葛亮迂回向西出兵，在敌军分散的地方进攻，魏军反而会认为这是乘隙攻瑕；一旦有所畏惧而不敢直进，敌军的士气就会更加壮大，而我军也会疲于接连作战。夏侯楙本来可以乘机攻取；魏军看到汉军多年不出兵而志气松懈，突然逼近，救援来不及，汉军还可以取得一点战果。可是拖延十天、一个月，援军越来越多，守备越来越坚固，即使想攻下一座名城也尚且做不到，何况是魏国的全部势力呢？所以陈寿说，应付变化的将略不是武侯的长处，确实是有道理的。可是诸葛亮谋划了几年，在一朝奋起出兵，难道他没有仔细考虑这些吗？如果果真害怕其中的危险，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不出兵，以免使百姓疲敝呢？诸葛亮本来把全局都放在胸中，知道魏国不可能在早晚之间灭亡，也知道后主不可能凭一隅之地使汉室光复。他出兵北伐，是进攻，其实只是把进攻当作防守罢了。把进攻当作防守，又不能把这个意图明白告诉别人，所以无法使魏延心服，反而给他留下怨怒。秦、陇不是长安的要地，而是西蜀的门户。天水、南安、安定，地势险要而百姓强悍；如果确实能够收取这些地方，把它们作为外围屏障，那么武都、阴平就在掌握之中，魏军不能越过剑阁来夺取蜀地北部，也不能再绕过阶、文来袭击蜀地西部；这样蜀地就可以巩固保存，等待时机再进取，这就是诸葛亮确定的谋略。诸葛亮死后蜀地衰弱，魏军果然从阴平袭击汉地，这才知道诸葛亮的既定谋略，名义上是进攻，实际上是防守的计划。诸葛亮起初替先主谋划说：“天下一旦发生变故，就命令将领从宛、雒出兵，直向秦川。”只有直指长安，才能同宛、雒的军队相互呼应；如果向西出兵陇右，就同宛、雒相距千里之外，首尾断绝而彼此不能知道情况。由此可知，出兵祁山并不是诸葛亮最初的意图，而是因为君主昏暗、敌人强盛，改变计划，作为保卫蜀地的策略罢了。诸葛亮大概有不得已的地方，只是不能把一切都对魏延等人说。〖一三〗 武侯任用人，一次错在马谡，第二次错在李严，确实说明了解人之难。昏暗的人没有能力识人，明察的人又会被自己的明察所蒙蔽；妄诞的人没有能力识人，端正方正的人又会被自己的端方所蒙蔽。明察的人有缺点一定会显露出来，端方的人有瑕疵却一定不能容忍。士人如果确实有智谋、才略和果断勇毅，长处和短处往往相间，瑕疵和优点也混杂在一起，多数不能十全十美。考察得太细密，要求得太严格，他们就无法保全自己，甚至可能被弃置；即使有意收录，也本来就不会任用他们。于是那些修饰自己的行为以求没有过错、修饰自己的言语以求没有过失的人，就周旋委曲，以免被人指摘。他们的言语果然善辩，行为果然坚强，但谁知道他们不能担当大任，恰恰就在这里呢？外表似乎细密谨慎，实际上只是粉饰，而内里空虚，这哪里值得任用呢？所以，先主过于相信马谡的言论，却不能看清他的实际，仍让他统领三军；陈震说李严像披着鳞甲一样不可亲近，也不能使先主退用李严，反而把重大政务托付给他。这说明只是武侯为人端庄严整、办事精密周详，而马谡、李严二人趁此蒙蔽了他，他也受到了这种蒙蔽。由此可见曹孟德确实很会用人：用来治理天下还不够，用来争夺天下却绰绰有余。他在治道上有所蒙蔽，却不妨碍他识人用才；虽然不能洞察司马懿的奸诈，但荀彧、郭嘉、钟繇、贾诩等人，只要交给他任用，就没有不称职的。〖一四〗 城濮之战时，晋文公并不依靠齐、秦两国。若依靠齐、秦，就必然会让齐国攻掠陈、蔡，向南进军来牵制楚军于东方；让秦国从武关出兵，下攻鄢、郢来扰乱楚国。荥阳之战时，高帝也不依靠彭越、黥布。若依靠黥布，就应当让黥布率领九江的军队沿淮水袭击敌军；若依靠彭越，就会变成彭越取胜便进军、失败便退兵。善于用人的人不依靠别人，说的就是这种大谋略。吴人在石亭击败曹休时，诸葛亮出兵陈仓，上书说：“敌军在西面疲惫，又在东面忙于应付，兵法说应乘敌疲劳之时进攻，现在正是进军的时候。”后来没有成功，原本就是应该的。诸葛亮依仗吴国取胜而乘机进攻时，吴军也将要退却了；失去了所依仗的力量，蜀军的心先已沮丧，士气先已折损。蜀国与吴国确定盟交以制约魏国，这是诸葛亮成就的谋略，是很好的计策。虽然如此，吴蜀盟交之所以能够确定，也只是因为蜀国向东顾盼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决定进攻罢了。等到真正进攻时，所依仗的力量最终还在自己。假如我果真奋勇作战，在秦川大败魏军并攻取长安，那么吴国还会依仗我而迅速进攻淮水、汝水一带；不依靠吴国，吴国反而确实可以依靠。自己还没有必胜的形势，却依靠别人来逞强，彼此相互依靠，也彼此相互贻误；六国合纵之所以不能使秦国受到丝毫动摇，这就是明显的验证。石亭战役中，贾逵用虚张声势的办法恐吓吴军，吴军于是退却；吴国指望蜀国乘机进攻，蜀国却不能响应。陈仓战役中，张郃率偏师抵抗蜀军，蜀军于是沮丧；蜀国指望吴国牵制魏军，吴国却不能响应。两国各怀异心，谋臣各有不同的计策，东西相隔，消息传递的快慢又不能相互配合，听到风声就奔驰而去，风势一停便止步不前。依靠别人的人，只求不失败就够了，从来没有能够成就大事的。德行一定会有邻助，修德的人却不依靠邻国；学问一定要同朋友切磋，求学的人却不依靠朋友；得道就会得到多方帮助，创业的人却不依靠帮助。不依靠别人，才真正可以有所依靠。所以说：“一个人行走，就能得到他的朋友。”说的是专心致一。〖一五〗

译魏国的制度规定：诸侯入继大统的，不得称其生父为皇、称其生母为太后，这是正确的。帝、后的尊号，是上天所定的秩序，不是天子可以擅自加给自己亲人的；这样大统才能端正，天位才能确定。若说“既然继承了正统、奉行公义，怎么还能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那就是袭取义的名义而伤害仁了。被继承统绪的人，是因为承继大统而获得尊号，并因此使其亲属也获得尊荣，这是义；亲生父母，是因为嗣承统绪而降低了尊号，却不能因此降低对他们的亲情，这是仁。亲情，是同内心一起产生、又能使内心产生亲爱之情的东西，是人的本性，无法掩盖。所以古代的服制规定，作为别人的后嗣，为亲生父母服期服；不论亲生父母与自己在亲疏关系上相差多少，即使与被继承者之间已经超过六世、只需袒免服，也仍然必须为亲生父母服期服，而且一定要正名为“所生父母”，从未笼统地把他们列在伯叔之中。这还只是针对作为别人后嗣的人而言。像宋英宗继承仁宗、孝宗继承高宗，本来就是把他们当作儿子、把自己当作儿子来对待，因此“所后父母”和“所生父母”的名分各自端正，而亲生父母也同时降低了尊号。至于前代君主在世时，既没有告祭宗庙、诏告臣民，正式确立其后嗣身份；嗣子继位时，也没有举行入寝门、问视饮食的礼仪，没有建立作为国储君副的地位，只是由臣民推戴而登上大位。那么也应当像光武帝对待南顿君那样，尊号地位不能僭越，但天伦亲情不能忘记，怎么能突然称他们为私亲而像对待族人一样看待呢？天下最看重的是统绪；做人子女最不能背弃的是亲情。为了天下而不敢触犯统绪，那么天下的义就重，而自身的恩情就轻。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能抹去生养自己的恩德，那么天下就如同破鞋，亲情才是最重要的。逢迎谄媚的人，进献僭越的追尊之议；故意矫异的人，抹去父母的名分。按照天理本来如此的道理加以折衷，难道是一家偏颇的说法所能扰乱的吗？〖一六〗 国家政事的因革，不过是一张一弛罢了；风俗的变迁，不过是一质一文罢了。上面想要改革政事，下面却争论反对，争论反对也终究不能胜过上面；下面想要改变风俗，上面却加以压制，越压制反而越激烈地流传。所以调节疏导而取得平衡，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东汉中叶，士人崇尚名节，彼此交游、品评人物，互相援引扶持，形成党论，天下人奔走追逐，无法阻止。桓帝、灵帝听信宦官，极力用罪法罗织他们来摧折士人，但天下人本来就仰慕这种风气，并不把它当作禁忌。曹孟德心里知道，摧折士人的做法固然是扰乱政事，而相互标榜也并非良好的风俗，于是提拔崔琰、毛玠、陈群、钟繇等人，任用法令考核才能，以刑名之术加以矫正，使其趋于务实，汉末的风气因此暂时平息了几十年。崔琰、毛玠被杀，孟德去世，坚持这种做法的力量耗尽，先前受到压抑的风气恰好因此得到张扬。太和年间，诸葛诞、邓飏逐渐兴起，反过来改变孟德综合考核名实的风气，结交收纳人物、互相题名表彰；他们未曾真正师法汉末的做法，却仿佛在师法汉末，而且削直为曲，崇尚虚浮而败坏实际，更不能像李、杜、范、张那样崇尚名节来激励风俗。于是这种风气贯穿魏朝一代，直到晋代仍未衰止。这样看来，孟德综合考核名实，只不过暂时堵住已经决口的水，反而帮助它继续泛滥罢了。所以说，越压制反而越流传。名声不能胜过实际、文饰不能胜过本质，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然而古代的圣人并不废弃二者中的任何一个，以此来调和天下人的情感。用名声来奖劝，是为了勉励实际；用文饰来引导，是为了保全本质。人的情感各不相同，一旦同外物交往，就喜欢与外物相互取用；如果名声不能达到的地方，即使做了这件事，最终也不会感到快乐。这是慈父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严师不能从弟子那里得到、明君不能从臣民那里得到的。所以借助名声来劝勉实际，借助文饰来保全本质，使天下人在敦厚实际、崇尚本质之中欢欣鼓舞，而不至于动荡自己的心志。如果可以用封闭禁锢的办法，把百姓限制在规矩法度之内，那么古代圣人为什么不把天下人跃冶飞扬的性情全都拘禁在钳网之中呢？这是因为违背民情本来就不可行。情感，是本性的依托；违背情感，就是违背本性。本性，是上天所赋予的安定；违背本性，就是违背上天。志意郁结而突然想要奋发兴起，气势也会盘曲纠结，等待机会向外发泄。等到受到一次激发、一次反弹，再次反弹之后，便完全抛弃本质，浮荡于虚名之中。利欲之徒争相寄托于此，虚伪之徒也争相寄托于此；激发到了极点，便无所选择，只任其泛滥。夏侯玄、何晏借此使魏亡国，王衍、王戎借此使晋亡国；五胡兴起，江东仅能残存，并且继续蔓延，直到陈、隋仍未止息。如果不是崇尚本质、重视实际的人激发了这种风气，难道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吗？桓帝已经激发了这种风气，宦官也已经激发了这种风气；即使死亡接连发生，而这种激发还没有达到极点，桓帝、灵帝和宦官也不能掩盖士人的名声。孟德、崔琰、毛玠连同士人的名声一起压制，后来虚诞玄虚的风气便诡异地出现，竞相奔走求进，横流泛滥，再也无法禁止。凭傅咸、卞壸、陶侃那样公正忠诚、端方明亮的人去折止它，尚且不能胜任；董昭想凭区区辩说，让曹叡持法禁止它，难道能够做到吗？圣王不再出现，礼崩乐坏，政治暴虐、法令繁琐，只会更加助长风俗的浮荡罢了。〖一七〗 魏国讨伐辽东、蜀国征讨南中，性质相同，都是采用兵谋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这与隋炀帝讨伐高丽、唐玄宗讨伐云南不同。隋、唐处在天下正趋于安宁之时，却贪图功名而谋取远方，跋涉万里以求侥幸，失败灭亡的祸端，不能推卸责任。诸葛公的谨慎、司马懿的智谋，舍弃强大的敌人而勤于经营远方的谋略，他们究竟用心何在，并不容易测知。两敌相持，形势相当而互不屈服，本来就不能安然相处。既然谁也不向谁屈服，先行动而急躁，就会受到伤害；因此不能不保持镇静，等待时机。安静等待，边疆的官吏就会习惯于固守，六军将士就会习惯于休息，掌管会计的臣子就会习惯于因循。一直等待、一直等待，时机无法侥幸取得，军队却先已松弛；勇于搏击、奔赴命令、忘生赴死的情绪，日益在游荡取乐中消散，士气也随之衰败。这样一来，安静退缩的祸患，必定会在不知不觉中潜伏下来。一旦发生战事，便会张皇失措，惊慌失态、畏缩不前，国家本来就不足以保存，更何况还指望它奋起制敌，取得长驱越险的功绩吗？魏国东征、蜀国南伐，都是为了使将士习惯作战，培养他们的勇气。先主去世后，蜀国还不能谋取中原；孟德父子相继去世后，魏国还不能兼并吴、蜀。军队不能让它长期安逸，以免忘掉拼死作战的心志；诸葛亮的谋略、司马懿的智谋，其中的深意，是一般人无法测知的。

译有人说：训练士兵作战，自有训练的方法，为什么还要进行远征？唉！这只是坐着谈论兵法、误导国家的说法。步伐、系刺、束伍、分编，都是训练之后习练熟悉的东西。两军相对，飞箭像雨一样集中而来，锋利的刀刃擦过脖颈，奔向死亡以争取必胜，这靠的是气势，不只是方法。有了方法却不能激发气势，没有轻生赴死的情怀，即使每天在旌旗、金鼓之间操练，也只是从容地进退，像游戏一样罢了。训练得越久，士兵越没有拼死作战的心志，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所谓训练，是在战斗实践之后再教育他们，不是几十年中眼睛从未见过敌人，只是徒然修整那些形式上的器具。〖一八〗 武侯留下遗命，让魏延断后，是为了给蒋琬、费祎创造条件。李福来请示时，武侯已经把蜀国托付给蒋琬、费祎了。而绝对不能让他主持蜀国的，就是魏延。魏延的权势仅次于武侯，而且雄强多疑，难以驾驭；蒋琬从未担任军旅职务，威望也不高。魏延如果先入成都并挟持弱主，蒋琬本来就不能与他争夺，魏延自然就会把蜀国掌握在手中了。只有让大军撤退，使魏延不能孤立在外；让杨仪先入，使魏延不能在内部成为主事者。这样即使魏延因愤怒激发而酿成叛乱，也不过是一人之力所能制止的事。魏延作乱时，不向北投降魏国而向南进攻杨仪，评论者便认为他没有叛变之心。即使如此，难道就可以保证了吗？魏延以偏将身份率领孤军，主帅死后向魏国求生，那么也不过是司马懿手下的属吏罢了；他向南进军而不向北投降，是不愿屈居司马懿之下。假使他掌握蜀国全部军队，控制朝廷权力而一切听从自己的意志，成功了就会挥臂夺取汉室，失败了就会率领三巴归附魏国；那时司马懿连折断马鞭也无法驾驭他。他究竟投降还是不投降，又怎么可以预先断定呢？杨仪只是才器浅小的人，他说：“我如果率领全军投奔魏国，难道应当像这样落魄吗？”这就说明他即使向司马懿屈服，也不会感到惭愧。假使让杨仪先回去，而让魏延与姜维在后面牵制，蒋琬谈笑之间就能废掉杨仪，魏延也不是蒋琬的对手。这样一来，武侯的谋划就周全了。所以两位将领发生争斗，对国家没有损害。否则，他们将在内部争斗，敌人一定会乘机进攻；以司马懿的智谋，难道不能离间这两个作乱的人而吞并蜀国吗？他又为什么要收兵退却呢？〖一九〗 武侯说：“淡泊可以使志向明确。”他确实淡泊名利，因此可以质问鬼神，可以面对君主和父亲，可以面对同僚朋友，也可以面对百姓，不需要设置鼓声来急切鸣响以自我表白。况且掌握大权、建立大功、受到众望归附，而心怀不轨之志的人，没有不广置产业、在家中积蓄厚实财产的。他们用财物显示微薄的恩惠，用财物收买拥有百金的士人，用财物诱饵喂养心腹中的蛀虫，用财物结交藩镇的欢心，处处都依靠钱财来供给。季氏的财富超过周公，鲁昭公却不能制服他；曹氏、司马氏、刘氏、萧氏，都承袭了这种做法。他确实淡泊名利，是争逐利禄声名的人所不愿趋附的；他的子孙也习惯于儒者的朴素生活，不论他的威望高低，都确实知道他早有以清白自守、归隐陋室终老的打算。可是武侯还向后主上表说：“成都有八君株，薄田十五顷；到我死的时候，不使家中有多余的绢帛，家外有剩余的粮食，以辜负陛下。”这简直像一个志向隐晦而不显明、担忧谗言、害怕讥议的疏远小臣，琐琐屑屑地自我表白。唉！由此才知道武侯的志向艰苦，而所做的事情困难。后主本来没有真正理解他，还能坚持信任武侯的，只是先主的遗命罢了。先主说：“如果你不能辅佐他，你就自己取而代之。”这句话进入后主愚昧的内心，武侯若不剖开胸膛、流出鲜血给他看，难道能使他没有疑心吗？武侯身在汉中，兄弟分别在魏、吴，三国的重要声望集中在一个家族；关羽、张飞不能明察，挟持旧交而嫉妒武侯被任用，先主的疑虑，大概终身都没有消除。到了继位的后主年幼昏昧时，内则总理百官，外则统领六军，武侯不避嫌疑而坚定地掌握政权，含着感情而不吐露，又有谁能体谅他的心志呢？这样看来，后主最终决定任用武侯，是迫于形势而不能按照正道真正信任他，这是很明显的。武侯于是反复恳切地拿桑田、粮食、绢帛的数量来说明，竭尽内情向后主报告，对当世并无所求。他怀抱这样孤独幽深的忠贞，处在如此危险疑惧的境地，却还想向北平定中原、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不是太困难了吗？由此才知道，先主识人并能任用人才，远远比不上孙仲谋。孙仲谋对于子瑜、陆逊、顾雍、张昭，委任程度不如先主对武侯，但信任他们却更为深厚，难道不是更贤明吗？先主习染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并用它来教育儿子；他施行权术，与曹操相同，他的用心，也和曹操相近。如果不是司马懿极其深沉奸诈，武侯必定会受到牵制而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志略。所以说，武侯的志向艰苦，而所做的事业困难。否则，武侯的志向自然明白，又何必借助这些话来表明呢？〖二 ○〗 得到能够直言进谏的人容易，得到忧虑国家的臣子困难。见识达不到、忠诚也达不到，又没有以死捍卫社稷的心志，这样的人不能长久承担忧国的职责。至于直言进谏的人，君主德行的过失，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了。古人论说这些事情时，仁慈恭敬节俭的好处、奢侈放纵苛刻暴虐的过失，也都说得清清楚楚。熟习古代的论说，用来验证当今的得失，不必深思熟虑，不必忧心郁结、把国家的休戚当作自身所承受的事情，再加以斟酌来寻求安宁，也可以奋起发言，使直率的声音震动天下。魏主曹睿之后，经过一个辅政者，齐王曹芳被废；经过第二个辅政者，高贵乡公被杀；经过第三个辅政者，常道乡公被夺去帝位。青龙、景初年间，祸根已经潜伏，形势大概十分危急了，却没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曹睿，难道是魏国没有直臣吗？曹睿营造土木工程、宠幸过多的内臣、寻求神仙、过问琐碎事务、滥用刑罚和赏赐；旧臣中有陈群、辛毗、蒋济，大臣中有高堂隆、高柔、杨阜、杜恕、陈矫、卫觊、王肃、孙礼、卫臻，小臣中有董寻、张茂，他们极力进言而毫不避讳，不顾触犯皇帝、招致丧身的诽谤咒骂，甚至叩击棺材等待死亡，以求申明自己的意见。曹睿虽然宽容他们，没有治罪，但这些臣子冒犯威严来抒发忠心，确实有不顾自身性命的诚忱。汉武帝、唐太宗不能从群臣中多次得到的这种臣子，在魏主朝廷上却森然站立，彼此纠察。然而国家危在旦夕仍不能挽救，转眼之间魏国便灭亡了。由此看来，直言进谏的臣子容易得到，而忧虑国家的臣子却不容易有。

译高堂隆借鹊巢发生变异之事，陈说应当防制他姓取代魏室的主张；曹睿问陈矫司马公是否是社稷之臣，陈矫却回答说不知道。这样看来，魏国将要转移到司马氏手中，祸患就在朝夕之间，魏廷中的士人有的并不知道，有的即使知道也不说。高堂隆和陈矫知道这件事，却认识得不深；虽然说了，却不够有力。当时司马懿还没有建立根基深固的党羽，也没有任用或贬斥、使人出生或死亡的威福权力，他们却不能把全部内情告诉魏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心中没有把社稷存亡放在首位；对于进退浮沉的认识因此不能坚定，未能剖心刻骨地为曹氏反复筹谋、四处观察，寻求安定曹氏宗庙。等到魏主去世，刘放、孙资把大奸之人引到身边之后，即使已经看清魏国必然灭亡，也已经来不及了。把社稷当作忧患的人，就像驾船行驶在洪涛巨浪之中，仔细察看水底沙洲、岸边、回旋漩涡的险易，眼睛一刻也不旁视，心中明白一切；这样便能在数十里之外转弯避开危险而趋向安全，到达适宜停泊的地方就停下。难道船工的智慧有如神禹吗？只是因为心思专一在这件事上，并且以生死守护它罢了。至于雒阳、崇华宫、铜人、土山等放纵欲望、劳累百姓的事情，以及暴怒施刑杀人、听信小臣诋毁大臣、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而凌驾臣下、失去君主威严的事情，这些都看得见、听得到，古代雒阳已有明白的训诫；只要依据道义反复陈说，就不必具备真正体察国体的忠心，只要有敢于进言的勇气，当然可以无所畏惧、无所回避，只管把这些事情陈述出来。然而，这难道足以让人把国家宗庙和百姓托付给他吗？〖二一〗 陈群向魏主上密封奏章进谏，总是把草稿删去；杨阜触犯君主的威严直言进谏，和别人谈话时从未不谈及此事；袁宏赞美陈群的忠诚，却讥讽杨阜传播君主的过错。杨阜受到激发而做得太过，这确实如此；但把陈群删去奏稿说成忠臣的最高境界，又怎么说得通呢？袁宏说：“仁爱的人爱护别人，把这种爱施于君主就叫忠，施于亲人就叫孝。”这不是懂得道理的话。君主和父亲地位相同，但侍奉他们的原则不同。《礼记》说：“侍奉父亲，要有所隐讳而不能冒犯；侍奉君主，有所冒犯也不能隐瞒。”所谓隐讳，就是知道他的过错却替他避讳。有所隐讳是为了保全恩情，不隐瞒是为了彰明义理，这才是原则。君主有过错，进谏后很快改正，改过的美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述他先前的过错来彰显后来改正的行为，本来就是为了宣扬他改过之美。进谏而君主不听，君主的过错就形成了；即使不说，臣民本来已经知道了。那些引导君主阿谀奉承的臣子，正要替他掩饰错误、说成正确，压制朝廷内的议论；而进谏的人如果反而替他遮掩，于是阿谀奉承的臣子更加无所顾忌，只按自己的欲望行事。况且自己进谏而君主不听，也希望有人能够接着进谏。地位低微而又被疏远的小臣，往往观察近臣是否顺从，并以此决定自己该说还是该沉默。近臣包庇君主的恶行，使下层人无法了解真相，那么那些地位疏远、想要进言的人，就会徘徊迟疑、灰心丧气，反而把柔顺谦逊、逢迎称扬当成风气。劝人尽忠的道路，败坏在一味唯唯诺诺的习惯中；孤独的呼喊没有回应，即使到了君主膝前痛哭，也无法挽救固执坚持过错的君主了！韩愈并不是懂得道理的人，他仿照《文王之诗》写道：“我的罪过应当诛杀啊，天王圣明。”如果文王说过这样的话，那么飞廉、恶来就会拿它作为借口来迷惑纣王，并且会相信比干被杀确实罪有应得了。这样一来，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尽情施行斮胫、炮烙的惨刑呢？像陈群这样，在暴君身边保全自身，不过是孔光以温树之事自守的旧办法，却把这称作忠诚，并把君主和父亲说成完全相同，袁宏哪里知道忠臣的最高境界呢！〖二二〗 魏主睿的诏书说：“汉承接秦朝的动乱，废除了禘礼；曹氏的世系出自有虞氏，因此以舜配享上天，以舜的妃子配享大地。”把地位低下的地神抬到与天神相抗，把祖妣同始祖分开，扰乱乾坤尊卑的次序，本来就不值得说了。竟然妄自把祖先追溯到虞舜，又以废除禘礼讥讽汉朝，更是不懂得什么是禘礼。汉朝以后，禘礼必然被废除，这是毫无疑问的。三代以前，统治天下的不过几个姓氏；天子的支庶分封为诸侯，各自接受天命而拥有社稷。后来一个族姓衰微了，这个族姓的后代凭借德行重新登上帝位，没有不是由诸侯以天子的祖先身份崛起的。把创业之主的祖先往上追溯，最初接受天命而拥有社稷的人，就是他的始祖，商朝的契、周朝的稷便是这样。再往上追溯，便是本来就拥有天下的人，高辛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始祖所出自的帝王。世代拥有社稷而为君，历代相承且谱牒完整，即使经过几十代，后代仍不断绝，那么始祖所出自的帝王虽然久远，也仍然如同父子相传，根源清楚不昧；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仍然继承此前拥有天下的旧业，以显示帝位的尊贵，说明它不越出神明后裔的范围，不是这个血统的人就不能觊觎。这就是封建制度尚未崩坏时天下的合理原则。秦朝虽然没有德行，但毕竟还是柏翳的后裔，受封于西方土地，可以承继三代而称王；如果追溯自己所出自的帝王而举行禘礼，还说得过去。到了汉朝兴起，虽然说是帝尧的后裔，却无法考证。陶唐氏的子孙中受封为侯的人，其国早已灭亡，宗庙社稷也都不存在了；帝尧无人祭祀，早已被忽略。汉高帝从民间起身担任亭长，凭借灭秦、诛灭项羽的功劳取得天下，在家世传承若有若无的情况下，勉强指定一位古帝作为祖先，这是想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汉朝以后不能举行禘礼，难道不是完全合理的吗！汉朝说祖先是尧，王莽、曹氏说祖先是舜，唐朝说祖先是皋陶、老耼，都是攀附那些无法查究的圣贤来抬高自己的做法。恩泽已经断绝，道统没有继承，真实德行也没有达到，却把名号附会给他们，再用文章加以修饰；汉朝与这些圣贤相差太远，已经很久了。汉朝处于卑微地位时，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祖先；整理自己的谱系时，也不知道这个人必定是祖先，却还要把祖先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仁人孝子侍奉先祖，难道只是这样吗？郭崇韬在汾阳之墓前流泪，梁师成追究为眉山人辩诬的事，都不过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罢了。魏主睿与此有什么不同呢！〖二三〗 任用人和任用法，都被说成是治理国家；谈论治国的人却说：任用法不如任用人。即使如此，如果任用人而废弃法令，那么下属就会根据是否合意离心来评定毁誉，上级则根据个人好恶来决定取舍；废弃职守，追逐虚名，放纵私意，这些都是它的弊病。于是主张任法的人起来指责说：这是治国之道的弊病，不依靠法令又凭什么整齐天下呢？所以申不害、韩非的学说，便起来同王道争胜。若从法令来说，《周官》的法令也很严密，但都是让担任官职的人熟悉自己的事务，从未预先悬定升降黜陟的标准来约束他们日后的行为。大概是选择适当的人，再把法令交给他，让他遵守；并不是制定法令来考核人，非要使他的行为与条文逐项相应，否则便处罚。

译法令确实已经制定了，任职于官府、承担职事，就不能废弃。但实际情况有超过法令预期的，有正好符合预期的，也有达不到预期的。人的才能各有偏长，时势有盛有衰，事情有缓有急，九州的风土也各有利弊。如果把天下一概而论地治理，把难易程度同等要求，把险易、丰歉都规定成同一标准，能做的却因害怕而不做，不能做的却强行粉饰来迎合上级的要求，天下离混乱还能有多远呢！上级对公卿、百官以及郡邑长官的要求，有其纲要：安定百姓，使国家富足，起用贤能而疏远恶人，巩固根本并等待形势变化，这就是大纲。大纲崩坏，百姓在下怨恨，政事在官府废弛，即使虚假的声誉高涨，也无法掩盖事实。如果有法令交给他们，人就不能任意玩弄，政事自然会得到治理。所以说，是选择人才并把法令交给他，而不是制定法令来考核人。谈论官员操守的人说：清廉、谨慎、勤勉。其中清廉是根本。不谨慎、不勤勉却能够保持清廉，虽受繁杂事务困扰而仍能居于要职，如果把这种清廉充分发挥，就可以成为国家的重臣。不清廉而又不谨慎、不勤勉，他的罪行容易看见，作恶也还浅薄。不清廉，却谨慎而勤勉，明察琐细、孜孜不倦地谋求私利、躲避祸害，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奸臣。若按考核来决定他的升降，就会因为看重他的所得而使他更加凭借勤勉谨慎来损害清廉，何况他所谓的勤勉并不是真勤勉，所谓的谨慎也不是真谨慎呢？这就是所谓孜孜不倦地追逐利益，是盗跖一类的人。清议看起来似乎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但国家没有清议就不足以立足。担心官员丧失实际品德，于是用法令加以整饬，这正是《周官》《周礼》《关雎》《麟趾》的精义所在。京房不过是精通术数的小人，哪里足以懂得这些道理呢？卢毓、刘邵以他为师来迷惑魏主，魏主没有实行这一套，必然如此。虽然这一套没有实行，但后世那些讲求功利、刑名的人，仍然奉其说为师。张居正造成的祸害之所以延续一百年而不停止，就是这个缘故。〖二四〗 魏主睿把辅政的重任交给司马懿，而司马懿最终篡夺了政权，真是应当如此啊！法纪确立，人心稳固，大臣又各得其人，那么即使把年幼的孩子安置在天下之上，也可以不发生动乱；何必在君主危病、昏乱之时，把政权交给一两个人，赐给他们辅政的名义，反而倒转权柄的首要地位授予他们呢？周公辅佐成王时，成王年幼而没有知识；况且周公的至高德行，自古以来只有一人，而武王信任周公，是两位圣人彼此了解。即便没有辅政的名义，二叔也没有借口发动祸乱，幼主也可以安然无事。汉武帝任用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后来上官桀叛逆，霍氏也没有善终；辅政的名义由此确立，难道又足以作为法则吗？先主任用诸葛亮，诸葛亮接受遗命，当时正值争战分裂的时代，而后主又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两方面都是不得已，各自尽心而已。先主不能舍弃后主而另立他人，所以不得不把一切托付给诸葛亮，以统一后主的心意。至于魏主睿，他没有儿子，也不是因为嫡长子不可更换；宗室子弟任他选择作为继承人。他在收养曹芳和曹询为儿子的那一天，难道没有贤能而可以继承帝位的人吗？为什么不慎重选择并预先教育他呢？等到他将死时，曹芳作为养子已经三年了，对他是否合适已经十分了解，教导训诫也还来得及，为什么不先行选择，后来教育，使他能够治理国家而不使国家衰亡，却让刘放、孙资得以趁他病重，把奸雄送到负扆之位呢？为天下选得人才，不过是选得一个人罢了。选对了这个人，宰辅和百官也就没有不得其人的。自己既然没有儿子，只凭自己的意愿让一个人做君主，既不审察他是否胜任，又另外托付一个人辅佐他，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把天下交给辅政之人，以免发生篡夺和弑杀呢？汉朝从旁支入继帝位的那些人，都是昏庸之才，是母后和权奸操纵造成的，并不像魏主睿这样亲自选择并收养。那些糊里糊涂地死去，对宗庙社稷毫无打算而把政权交给妇人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了；魏主睿为什么也这样呢！宋仁宗把帝位传给英宗，宋高宗把帝位传给孝宗，继承人一旦即位，最高权柄便掌握在手中；如果有这两位君主的谨慎，哪里会到了临死还要等待巨奸，而把政权交给一个幼稚昏昧的人呢？所以宋朝两位君主确立继承人的做法，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辅政是危亡的根本，怎么能借用周公辅政的名义，给后世招来祸患呢！〖二五〗 史书说何晏依仗权势掌管政事，依附逢迎他的人得到升迁，违抗忤逆他的人被罢黜；傅嘏讥讽何晏表面安静、内心躁动。这些说法都是司马氏一党用来诬陷何晏、抬高邪恶、丑化正直，并给他加上“不善”的名声罢了。何晏驱逐异己、培植援助，是为了瓦解私人门党的势力，深厚地培植曹氏的人才。卢毓、傅嘏贪恋宠禄，忧虑子孙，怎么能举荐为社稷之臣呢？假使曹爽不采纳何晏的意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司马懿，只说不违背他，曹爽可以不死，而且可能成为像王莽时代的刘歆那样的人。若等到司马懿篡夺的阴谋已经成功之后，才出来反对，刘毅、司马休之有的被杀、有的败亡，岂不是太晚了吗？曹爽没有能力成就事业，是魏主睿不了解人才而轻率地把重任托付给他的结果。既然曹爽已经以宗室大臣身份接受顾命，何晏和毕轨、邓飏、李胜不与曹爽同党，又将同谁结党呢？有人说：图谋保全社稷的人，应当深谋远虑、沉着勇敢，逐渐谋划。何晏却突然奋起与司马懿相持，激使司马懿形成不肯退让的态势，魏国因此灭亡。曹芳以昏暗柔弱的幼主身份孤立地处在君位之上，魏主睿甚至有“忍死到与你相见而无憾”的话；全国的人望风而聚，难道还敢越过司马氏的门槛去救火救溺，并从容等待吗？司马懿不可以托付大权，姑且还不论他内心的不可测；他掌握全国的军队，在外建立功劳，攻下新城，平定辽东，击退诸葛亮，安抚关中，将领、官吏、士卒、百姓争相奔走来建立功劳，他已经声势显赫了。哪里有把社稷的重大权柄交给一个大将，让他掌握在幼主手中，却能保证最终不出问题的呢？王敦没有边疆的功劳，所以温峤能够在他衰病时制约他；桓温有枋头之败，所以王氏、谢氏能够从容地牵制他。要从猛虎口中夺回孤独的小猪，哪里还能容得下安静镇定，聪明人也无从施展机谋，只能以力量相争却不能取胜，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当时，同姓宗室互相猜疑而且没有权力；像高堂隆、辛毗这样的一两个正直诚信的大臣，又都已经死去。曹氏政权的一线存亡，只系于一个何晏，却还要过分责备他；难道还要责备刘越石没有早点归附刘渊，文宋瑞没有赶快投降蒙古吗？唉！珍惜名节的人被说成浮华，怀有长远谋虑的人被说成尖刻机巧。《三国志》成书于晋代，本来就是司马氏的史书。后人因而遮蔽压抑孤独的忠诚，反把保住禄位、保全自身、望风依附的叛党当作良策。公正的舆论沉没了，人心也被蛊惑了。〖二六〗

译蒋琬改变诸葛亮的谋划，想让水军顺汉水、沔水向东而下，袭击魏兴、上庸，这就更加不是良策了。魏兴、上庸并不是魏国凭借其险要来依靠的地方，而是多余的边地。即使攻克了它们，能够向东攻下襄、樊，向北收取宛、雒吗？不能。为什么呢？魏兴、上庸是汉中向东延伸的余下险地，士卒凭借它来阻挡突骑的猛烈冲击；依靠险要自我固守，等到离开险地，精神已经消耗，当然不能越过界限同人交战。况且水军顺流而下，行动虽然轻快，却没有敌人拦截，戒心便会松弛；一旦离开水面，气势衰弱，力量不足以重新振作，这必然是失败之道。先主与吴国在水上共同争战尚且溃败，何况想凭借水势，在平原陆地上同车骑争战呢？魏军将踏着坚实的土地，凭借预先吃饱的优势，坐在丹水、淯水岸边制服他们；这就像飞蛾扑火，扑十次要死九次。刘裕从河水、渭水进入关中，王镇恶等人率步兵、骑兵奔驰攻击，水军只是作为后续援军，并不是依靠水军在陆地上同敌人争战。姚泓依仗拓拔氏替他守卫，拓拔氏不替姚泓守卫，姚泓因此放松防备，所以刘裕等得以获利，并不是单靠水军的便利，就能在千里之外进攻敌人。诸葛亮出兵祁山，是以防守作为进攻，也就是把进攻当作防守；他知道熟悉险地的一方不利于在平地作战，因此先自我固守来等待时势变化，只是不愿明说，以免使众人的斗志松懈。蒋琬迁移屯兵之处，使东西两面的防备于是松弛；邓艾从阴平进军造成的祸患，就是从蒋琬开始的。蒋琬因病发作而不能出征，司马懿当时正谋划篡位而无暇顾及，所以蜀国还得以保全。否则，这一次行动就会使蜀国顷刻灭亡。〖二七〗 曹孟德开始在许昌实行屯田，于是向北制约袁绍，向南挫败刘表；邓艾后来又在陈、项、寿春实行屯田，最终凭此吞并吴国。这是魏、晋平定天下的根本谋略。屯田的好处有六项，广泛储备粮草还不包括在内。战争不废弃耕作，耕作也不妨碍防守，防守也不妨碍作战，这是第一项；屯田的官吏十分之九把屯田之地当作自己的乐土，侦察严密，死守的意志坚定，这是第二项；士兵没有家庭，感情就不稳固；有家庭，又会成为行军作战的牵累。通过屯田安置他们的家庭，出发作战，回来休息，这是第三项；士兵从事耕作，就乐于亲近百姓，残害百姓的念头也会消失；即使是境外的百姓，也不愿侵犯、欺凌、吞噬他们，敌境的百姓还会亲近归附而为我所用，这是第四项；士兵可以长期屯驻，聚集在边境，编制队伍、划分部属都不改变原有状态，铠甲、兵器也能趁空闲修整；突然有调发命令，符令早晨下达，晚上就能上路，敌人无法猜测其行动的时机，这是第五项；胜利就前进，不能取胜就退却，而且有可以停驻的地方，不至于惊慌溃散、内部争斗，这是第六项。有这六种好处，同时由屯田供给粮食和饲草，不必过分困扰编户百姓来运输，屯田的好处就广大了！诸葛公在祁山，也是采用这个原则；姜维不能继承这一做法，所以导致了灭亡。不过，实行屯田还必须有合适的地点和时机。许昌屯田，是利用黄巾之乱以后百姓都流亡、田野多有空地的时候；两淮屯田，是利用魏、吴交战之地被弃置为瓯脱、田地全部荒废的时候；五丈原屯田，是利用秦、陇、阶、文之间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羌、胡占据山泽而放弃平地，数百里都长满荒草的时候。除此之外，可以屯田的土地如果零散夹杂在民田之间，分兵屯驻，就会一分散便无法迅速收拢。夺取百姓已经耕熟的土地集中屯田，百姓怨恨，失败就会很快到来。这就是屯田必须依靠适宜地点的原因。在战争时期实行屯田，是压迫敌境、经营疆场，以防守为根本，以作战为中心，把耕作当作余力，这样放下农具、拿起戈矛，两者互不妨碍，也不会相互废弃。如果在四海平定以后，分散士卒，让他们杂居民间，靠耕作获利，把作战和防守当作差役，那么即使有训练和约束的办法，也会日渐月渐地沉溺于保全自身、保护家庭、朴拙迟钝、苟且安逸的习惯，天下于是就没有军队了。所以只有枣祗、邓艾、诸葛亮能够实行屯田；后世仿效他们，把天下的军队安插分散，这是消弭战争、养成怯弱的办法，因此逐渐衰败，无法保卫国家。这就是屯田必须依靠适宜时机的原因。法令有名称相同而实际不同的，事情相同而效果不同的，这样的情况很多。谋划国家的人不能不审慎。〖二八〗 史书称管宁高尚清洁而和乐平易，能够因事引导别人向善。他很善于培养君子的心性。世道混乱时，上层兴起权术欺诈，下层染上苟且浅薄的风气，君主无法侍奉，百姓无法役使，君子以仁德治理天下的道路几乎穷尽了。困于时势，又因而困于心，就会把天下人看成没有一个可以使之向善的人，拒绝他们还唯恐不够早；焦先、孙登、朱桃椎之类的人，就是因此道路穷尽，仁心也穷尽了。君子看待天下人，认为人仍然是人，人的本性仍然是人的本性；他知道人的恶是从哪里熏染而来的，也知道人的善是因什么而被隐蔽的。那种熏染并不是人的本性，那种被隐蔽的善，却如同经霜凋零的宿草，根部仍然滋润。没有什么事情不能顺势因循，没有什么因循不能加以引导，没有什么引导不能使之向善。明白其习气横流，正可乘其天良尚未丧失之时，还有什么不能同他一起行善呢？这样，充沛的仁心就会盈满胸中，如同及时雨灌注，宿草重新繁茂。可惜当时没有可以侍奉的君主，因此宁愿仅仅这样终老；如果不是这样，他将会同伊尹、傅说一样与之并称了。唉！在君主那里得不到施展仁心的机会，还可以在朋友那里得到，却又得不到；在士大夫那里得不到，还可以在乡党中得到，却又得不到；在父老那里得不到，还可以在童蒙中得到，却又得不到。这正是君子抱持志向直到终身，而深感悲悯的原因。朋友不能接受他，是因为君主禁锢了他们；乡党不能接受他，是因为士大夫迷惑了他们；童蒙不能接受他，是因为父老蒙蔽了他们。因此宁愿的仁心，最终不能使魏国的风俗向善。君主、士大夫、父老，都是君子无可奈何的人。我们尽力施行自己的仁心，即使道路困于时势，却不困于自己，又怎么忍心成为焦先、孙登、朱桃椎那样孤高傲世的人呢？二九

译形体可以用来推知精神吗？回答说：未尝不可。精神，是天德蕴含于地的部分；形体，是地德在天中形成的部分。二者彼此蕴含、彼此成就而不相分离：精神的灵性由形体承受，形体的灵性由精神传达，并不是精神独自把灵性放在虚空中，而形体则顽钝地存在。譬如笙竽，器体洪大，声音就洪大；器体纤小，声音就纤小。又譬如盂中的水，器皿是方的，水就呈方形；器皿是圆的，水就呈圆形。造化以精神的灵性搏结形成形质，气也随之舒展或收敛。荣华随着气而茂盛，也随着气而黯淡；卫气随着气而调理，也随着气而紊乱。内在脏腑的精粗，外在筋骨的强弱，以及动静、言语、沉默，都各自按照其程度表现出来，并由此发挥作用。因此，善于观察形体的人可以推知精神，这是确定无疑的。管辂评论邓飏、何晏，所说屡屡应验，不过是懂得了这一点。既然如此，精神可以改变形体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起初是上天改变它，这是天的道理；后来是人改变它，这是人的道理。天的道理，是任凭它、调和它、毒害它，利用偶然性，所以美与恶、偏与全彼此不同，参差不齐；人的道理，是熏陶它、培育它，利用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于是可以使恶转为美，使偏转为全，变化之后重新归于淳厚。人最难驾驭的是自己的精神，而最容易改变的是形体。昧于此理的人不知道这一点，说：‘一旦接受了这样的形体，就要永远如此。’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孟子说：‘居处能改变气质，修养能改变体质。’荣气、卫气随着修养而改变，内在的脏腑、外在的筋骨也随之改变；何况人的动作、止息、言语、沉默，本来就是随着心意放纵或收敛，随着习惯率性而行的呢！邓飏的浮躁，表现在形体的浮躁上；这种浮躁不能突然止息，但如果用宁静来使它止息，就可以控制邓飏。何晏的幽暗，表现在形体的幽暗上；这种幽暗不能突然舒张，但如果用明达来使它舒张，就可以控制何晏。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呢？一旦知道浮躁和幽暗是不善的，就加以操持、放纵或收束，在片刻之间加以惩戒；再用习惯去制约它，逐渐熏陶而成。这样一来，这两个人就会像金、锡、圭、璧上的纹饰一样，再次见到时已经令人惊异，不再是原来的样子，管辂又怎么能够测知他们呢？至于这两个人最终仍成为幽暗、浮躁之人，使管辂的话始终应验，他们的蒙蔽是相同的。相同在哪里？回答说：在于骄傲。老子、庄子，是认为自己胜过天下人还绰绰有余的人；他们弃绝学问以求无忧，与天合一，然后对于形体上的不善，便认为一旦形成就永远如此，从而废弃人力可以改变它的道理，所以灾祸降临时也不知道是自己招来的。地承受天而接受变化，形体顺应精神而屡屡改变，所以君子只取用管辂术数中合乎道理的部分，却不把它当作必然不变的事实。人是有道的，风雨尚且可以使它们顺从意愿，元气尚且可以使它接受治理，何况人体自身的荣卫、脏腑、筋骨，以及随心而动止、言语、沉默呢？三 ○ 王淩可以算作魏国的忠臣吗？大概只是想成为司马懿而没有做到的人罢了。他没有成为司马懿，反而使司马懿更加猖獗。齐王芳，是魏主曹睿所立的；司马懿杀死曹爽，把曹芳控制在股掌之间。罪恶在司马懿，过失在曹睿，曹芳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假使霍光具有曹操、司马懿那样的心思，即使汉昭帝也无可奈何，难道可以责怪曹芳吗？王淩确实忠于魏，想保存魏的社稷，正是要纠正司马懿闭门拒绝君主、擅自杀害宗室大臣、觊觎九锡之命的罪行，因此上表请求讨伐；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仍足以鼓舞忠义之气，而且司马懿不能借楚王曹彪来制造祸患，以禁锢曹氏宗支，使他们收敛行迹、坐看他的篡夺。然而王淩想废掉没有过错的君主，另立君主，这正是他的旧有谋略。梁、隋末年有很多人仿效这种做法，最终却只是掩耳盗铃。假如王淩得志，楚王曹彪不过是用来掩耳的工具；抱有这种心思，哪里足以迷惑人心，使人服从他呢？名分和道义，是决定邪正、存亡的大原则。没有道义就不能树立名分，没有名分也不能成就道义；忠臣以死来争取它，奸雄则依附并压制它，必定要把它据为己有。以曹操的叛逆而言，王芬想拥立合肥侯来诛杀宦官，曹操看出此举必败，所以没有跟从；袁绍想拥立刘虞来诛杀董卓，曹操厌恶这种做法只会造成混乱，所以没有跟从。名分端正了，道义也因此树立起来，难道只是曹操的智谋远远胜过王淩吗？天下还没有因为弱主而分崩离析，自己却先挑起祸端，内心不安的地方，灾祸必定会追随而来。刘虞是贤人，袁绍不能迷惑他；合肥侯听从曹操而得以安宁，楚王曹彪听从王淩而死，不仅是自取灭亡，还因此给宗室招来祸患，全都陷入司马氏的陷阱中，也真是惨烈啊！唉！祸乱天下的人假借道义，把名分交给别人，结果道义永远堕落，祸患反而更快产生。像这样还称许他们为忠臣，那么沈攸之、陈霸先也都算忠臣了。王淩的心思，路人都看得出来，与司马氏没有区别，不过是更加愚蠢罢了。三一 曹操篡夺汉室时，在天子陷于危亡之中时迎接他，并把他安置到安全之处；二袁、吕布、刘表、刘焉等纷纷起兵，想要改变汉朝的国运，汉献帝不能制止，曹操凭借武力战胜他们而取得天下。刘裕篡夺时，斩杀桓玄，消灭卢循，东面灭慕容超，西面俘虏姚泓，收复中原沦陷五十多年后已经覆亡的疆土，又修缮已经废墟化的晋朝陵庙；安帝昏愚，不能保全自己。至于二萧、陈霸先，功业比不上曹操、刘裕却也篡夺帝位，那么他们不能真正成为君主，也不能使国祚延续。由此说来，即使篡夺天下，也哪里是轻而易举的事呢？司马懿对于魏国，不过是属官辅佐而已；在秦川抵御诸葛亮，也只是做到不败，从未对天下建立过尺寸之功。他接受魏主曹睿临终托付，横行剪除曹爽，于是控制孱弱的君主，胁迫群臣，猎取相国、九锡的名义，最终使他的子孙世代承继帝位，成就统一天下的事业。他的兴起不可阻挡，但其中必定有道理，并不是天下可以任意妄求就得到的。曹氏驱使百姓、延揽人才并把天下交给他们，已经很久了。

译汉朝延续国祚四百年，继承三代的长久基业，天下人始终拥戴而不衰，是因为汉高帝宽厚、汉光武帝柔和，既得到民心又符合天意。汉朝衰落而法令松弛，人人任意放纵以求自得。曹操凭借刻薄寡恩的性情，惩治汉朝的过失，采用申不害、韩非的法术来钳制罗网天下；崔琰、毛玠、钟繇、陈群争相依附他，以严峻、削刻、严厉、逼迫相互竞尚。士人困于朝廷，衣冠之士不能安身；百姓困于野外，连睡卧起居也无处容身。所以魏国始终不断兴兵，却没有人敢成为苇草丛中的盗寇；然而他们把愤怒积在心里，只希望有一天解除罗网，安闲地度过余生，民情已经非常急迫了。司马懿执政后，任用贤能、体恤百姓，务求宽大处理，以此收拢天下人心。于是从士大夫直到普通百姓，才知道活着也有快乐。处在空谷中的人听到人声尚且欣然，栾盈放纵无度，人们还歌唱哭泣，愿意为他而死，何况司马懿父子的谋略险诈而小恩惠已经遍及天下呢！王淩的儿子王广说：‘司马懿的心思虽然难以测量，但事情还没有表现出叛逆。’可以说是懂得事理的话。所以说：‘得到丘民拥护的，可以成为天子。’司马氏像这样反常，却解除法网来取悦天下，上天也会借助他们来使百姓得到休息。那么，在苛刻急迫、伤害百姓之后，若有大有作为的君主兴起而使百姓复苏，他得到上天保佑和人民帮助，哪有不能长久享有福禄的呢？三国鼎立时，曹魏、刘蜀先后灭亡，吴国才随后灭亡。孙氏没有以申不害、韩非的做法为师；曹操不足称道，诸葛公却是有道之人，为什么还要学习申不害、韩非而不知道其中的过失呢？三二 蒋琬死、费祎遇刺，蜀汉必然灭亡，是因为没有人才的缘故。谋求王业的人，必须得到地盘。所谓得到地盘，并不是说得到险要之地和财赋，而是得到人才；所谓得到人才，也不是说得到士兵，而是得到贤能之人。巴蜀、汉中的土地狭隘，那里的人又少，因此贤能之人也很有限。所以蒋琬死、费祎遇刺，而蜀汉便没有人才了。虽然如此，我曾读常璩的《华阳国志》，其中记载才德文雅、值得称道的人并不少。张鲁是妖妄的盗贼，却有阎圃；刘焉骄傲懈怠，却有黄权；王累、刘巴，都是国士。先主所任用的人，大多是东州出身；随着他们年老和死亡，本来就不可能有人继承。蜀国并不是缺少人才，而是没有人才愿意为君主效力到哪怕取得一点成就，由此可知先主君臣谋划蜀地的事情是多么疏忽了。他们勤于耕作和作战，明察名分与法令，却没有讲求长期培养人才、以涵养熏陶成就人才的道理。蒋琬、费祎死后，仅剩姜维一人；姜维也是北方人，除了姜维，国家没有可以托付的人。蜀国败亡之日，诸葛氏只是以全族殉难；蜀国士人中上朝参与谋议的，只有奸佞卖国的谯周，国家还同谁建立呢？管仲被齐国任用，齐桓公死后齐国就没有人才；商鞅被秦国任用，秦始皇死后秦国就没有人才，都是因为没有培养人才。宽厚柔和、温良敦厚的德性衰落后，人们都战战兢兢地遵循循吏的规矩；即使有杰出非凡的人，也会摧毁他的生气，使他归于瓦片般的拼合状态，还能依靠什么呢？诸葛公的志向操守很伟大，但所学习的却是申不害、韩非。周文王守有方圆百里的西部土地，却培养人才，留给百年之后使用；鸟飞鱼跃，各自适合自己的本性而尽其才能，这哪里是申不害、韩非的浅陋见识所能理解的呢！三三 何晏、夏侯玄、李丰之死，都是司马氏想要篡夺帝位而杀害他们。可是史官收集当时的议论，反而讥刺他们的错误，用文辞罗织成他们应当被杀的罪名，千秋之后怎么能有确定的评论呢？当时士人所推重、后世称道不绝的人，是傅嘏、王昶、王祥、郑小同。这几个人把保全自身、保全家族看作智慧，把顺应时势、委曲顺从看作贤能，把沉默寡言、安处不动看作道术；他们受乱臣驱使而不感到惭愧，看见国家灭亡、君主死亡，内心漠然无动于衷，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败坏道德的乡愿吧！风气既然如此，祸福也随之改变，那些谋求天下安定、思求利益的人，当然会撩起衣裳跟随这种风气；禄位因此保全，家世因此兴盛，而做人立身的道理几乎就要消失了。唉！这就是无道的时代败坏风气、破坏习俗而无法挽救的原因。虽然如此，也有不能过分责备这几个人的地方。魏国取得天下不合乎正道，守住天下不施行仁政，进用天下士人也不依礼法；用利益引诱他们，用法制约束他们，把他们当作奴隶俘虏来役使。士人生活在这种时代，不能拿着耒耜耕作自食，也不能穿葛鞋踏霜而行。没有管宁那样的操守，就只能随波逐流，保全自己的家世罢了。因此王昶、王祥都能使后裔延续百年，并享有自己的名位；他们只是谨慎守持家门内部的行为，求自己没有过错，而不求对当时有所裨益。士人的不幸，是上天不要求人人都能保全。狂放或狷介的人被罗网所困，圆滑随俗的人却得到厚福，这或许也是一种道理；不能拿汉、唐、宋数百年承受天覆、脚踏大地、栽培成长起来的那些人才，要求他们舍弃自身、捐弃妻子来扶持纲常。到了宋、齐以后，君主屡次更替，而士大夫家族的声望仍然如故，也都是这个缘故。欧阳永叔感伤五代没有以死守节的臣子，却没有想到他们所侍奉的究竟是什么君主，这也过分了。王彦章的忠诚，不过是匹夫守信罢了，何况余阙呢？三四 诸葛诞起兵讨伐司马昭，似乎比王淩、毌丘俭更贤明，但实际上并没有胜过他们。毌丘俭和诸葛诞都因夏侯玄被杀而不能自安，只是侥幸想争夺权力；即使他们获胜，也不能保证不成为刘裕诛杀桓玄那样的人。况且诸葛诞讨伐司马昭，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想阻止魏国社稷转移到司马氏手中吗？魏国即使灭亡，亡于司马氏或亡于吴国，又有什么区别？吴国难道会替魏国珍惜君臣之义，诛杀权奸来安定魏国宗社吗？诸葛诞派他的儿子诸葛靓向吴国称臣来发动兵变，于是司马昭尚未篡位，他自己却先行叛变；以叛乱面对篡夺，篡夺者还没有显露，叛乱者已经显露；他的志向悖逆，名义逆反，把讨伐叛乱的名义交给了司马昭，怎么可能不失败呢？假使他成功了，司马昭一族刚刚覆灭，曹氏的宗社也早已倾覆了。可悲啊！借助敌国兵力来讨伐贼人的人，往往会使别人的家国灭亡；为一时的愤怒而快意，却使祸患流传无穷。诸葛诞实际上开了这个先例，司马楚之、刘昶、萧宝寅相继仿效来逞志，难道可以称许他们为忠臣吗？三五 人们知道冯道的罪恶，却不知道谯周更加罪恶。冯道不过是个鄙陋之人，国家已经灭亡，君主已经更换，他贪生惜恋利禄，不得已而多次改变自己的心意。谯周却不同：国家尚且可以保存，君主尚且还在原位，他却提出异说来瓦解人心，最后又以投降收场；他处心积虑，只怕刘氏宗族不能灭亡，真是残酷啊！读了谯周的《仇国论》却不感到愤恨的，就不是人臣。

译姜维竭力作战，多次失败仍不停止，百姓都怨恨他，但他的志向实在令人悲苦。百姓害怕劳苦，却不知道君主和父亲所代表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所依靠的，只有士大夫的公正议论，来开启他们的惰心、振奋他们的生气。士大夫的议论却说：‘现在并不是秦末天下沸腾的时候，实际上却有六国各自据守的形势。’这显然是把秦国的情形强加给魏国，把蜀国看作韩国、燕国，坐等魏国吞噬，仿佛只有面缚自己、载着棺材投降这一条路。汉朝不能复兴，是天意；蜀国不能抵敌魏国，是形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诸葛亮虽身死而志向已决，臣子的道义在于享用君主的俸禄，就要终身完成所承担的事业，志向不可夺，这种气节比三军统帅还要强烈。况且这样可以使人心不被邪说败坏，使兵力不因荒怠而消耗；哪怕延续一天，也能使忠臣志士的气节流传千秋。谯周难道没有人的内心吗？难道不也是束紧口袋，坐听天命，把事情推给上天而不帮助它施虐，这样罪过还浅一些吗？百姓的生计不能停息，确实不能不加以怜恤。譬如父母积累疾病，仆妾因护理奉养而劳苦，那么也应当用酒食慰劳他们，用温和的态度抚慰他们，使他们受到鼓舞而忘掉怨恨。如果只是怜惜仆妾的疲劳，便废弃药物和饮食，任由他们酣睡，具有人的恻隐之心的人，难道会认为这样做是恻隐吗？在谯周当政的时候，黄皓、陈祇蛊惑平庸的君主，不顾百姓的疾苦。如果谯周确实顾念百姓，那么也可以斥退奸佞，提倡节俭，整顿太守县令，使他们宽厚廉洁，让百姓前进时运送军粮、作战，退下来时休息，这就可以了。谯周却塞住眼睛、闭住嘴巴，从未听说他进献过一句正直的言论，只是一味过分责备姜维，用来诱骗愚民、讨好宦官，替司马昭灭亡蜀国充当先驱；国家灭亡、君主受辱，他自己却保全了利禄。他并不是取悦百姓，而是取悦魏国，谯周的罪恶简直达于上天。应当受最重刑罚的只有谯周，而冯道还可以减轻处罚。三六 王沈任豫州刺史，下达教令说：‘陈述属县长吏得失的人，发给谷五百斛；评论刺史宽严是否适当的人，发给谷一千斛。’用这种办法规劝自己宽严适宜，并赏赐谷物，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陈述长吏的得失就赏赐谷物，那些险诈之士、狡猾百姓争相起来诬告、揭发自己的守令，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大概王沈是司马氏的私人，司马氏借爱好士人、体恤百姓的虚名，收罗善于辨说的人，求取百姓的称誉；每次下达不合情理的命令，施行过分的赏赐来诱导天下，而王沈替他办事，所以他的教令如此泛滥，也不便过分责备。陈廞、褚入对王沈说：‘拘谨耿介的士人，害怕赏赐而不肯发言；贪婪昏昧的人，贪图利益而妄加举告。’这话说得对啊！由此可以推衍开来，完全说明贤明君主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道理。拒绝接受劝谏，是古今所说的大恶；急于搜取人们的意见，贪图广泛听取的名声，这种恶行却隐蔽而难以察觉。公孙疆便利用这一点使曹国灭亡，主父偃也利用这一点使汉朝陷入混乱。宋朝中期，上书议论制度沿革的人，文牍塞满了公府，然而政令屡次变更，朋党争权；熙宁、元丰、绍圣、元符之间，纷乱得像一团乱丝，国家也随之衰败。近来，民众本来就轻视通达显贵之人，卑贱之士便借机希求荣宠，奸相又凭此肆意作恶；一个人骤然登上中书省、门下省等近侍之地，天下便很快灭亡。唉！以赏赐鼓励进言的祸害，比拒绝劝谏还要猛烈，难道竟是这样吗！既然如此，堵塞耳朵与广开耳目，圣人兼用这两种办法来应对天下，究竟依据什么道理呢？答道：善于听取言论的人，一定也是善于选择人才的人。若这个人是贤善之人，即使他的话没有被采纳，其中仍有可取之处；若这个人不是贤善之人，即使他的话被采纳，其中也会有不善之处。唐、虞的朝廷中，有人直言进谏，有人反对诘难，彼此互相辅佐、互相匡正，正因为他们是禹、皋陶、稷、契。禹、皋陶、稷、契看待君主的过失，就像疾病侵入心脏；看待百姓的困苦，就像水火逼迫肌肤；而看待因进言被采纳、因此接受俸禄，就像污秽恶臭冲到鼻子一样，哪里还需要靠赏赐来鼓励他们呢？所以君子听取言论时，先考察提出言论的人，然后才采纳他的话；绝不以利禄玷辱贤者的操守，也不引导不肖之徒变得狂妄无忌。考察官吏有固定的法则，弹劾官吏有专门的职掌；不得已而提出斥责奸邪、申诉冤枉的言论，但如果事情并没有严重危害国家和百姓、切身伤害他们的肌肤，那就只是好揭发的宵小之徒，诛杀他们就可以了。政事有时兴起、有时废止，有时放宽、有时收紧；提拔臣民并斟酌是否适当，既然已经没有疑问，却还要另立一套说法，就可以斥责他。言论即使十分恰当，也不授予他官职；他的建议即使后来见效，也一定以礼相待、按礼进用。大臣可以坐着议论政事，每天在燕闲之时侍从；谏诤有专门官职，各自按照谏官的职责进言。除此之外，即使有时兼容并包，也一定要严防他们惹事生衅的危害。若不是奸邪之人，哪里会有舍弃闺门子弟的职分、放弃士农工商各守耕读常业、抛弃做官者谨慎自守的准则，早晚揣摩研习，炮制出显耀炽盛的议论，来打动君主，以侥幸求取显名和厚实利益的呢？舜耕田、种地、烧陶、捕鱼而取用人才，天下人对耕田种地、烧陶捕鱼的人没有什么私利可图，所以不善的言论就很少。他做了帝王以后，以耕田种地、烧陶捕鱼者那样的听心来听取天下言论，那么只有像禹、皋陶、稷、契这样没有私利之心、如同深山野人一般的人，他才会决定听从。因此他告诫禹说：“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七……使以。”难道会用利禄和情感诱使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把攻讦别人当作正直吗？靠出卖口舌来希求利益和依赖的人，是小人，也是塾师一类的人；祸福只凭他们妄自揣测，文义只凭他们割裂解释，一旦得到利益，便立刻情意全无。这是求得治理的人一定要远离的，也是求学的人一定要拒绝的。君主端正自身来统治臣下，节制嗜好欲望，远离宦官寺人，勤于学习问道，公正地对待喜爱和厌恶，那么小人的利弊、国事的得失，接触到这些事情便会自然知道。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言论，也不是依靠别人的言论就足以治理国家。若用赏赐鼓励进言，结果导致政事和刑法混乱、朋党兴起、廉耻丧失、风俗败坏，除非是奸雄以媚惑众人来窃取国家，哪有这样做而不灭亡的？这是治乱的关键，不可不审慎。三七 后主失去德行而灭亡，并不是因为失去了险要，而是因为依仗险要；凡是有所依仗的，就没有不因此失败的。君主依仗险要，便放弃德行；将领依仗险要，便放弃谋略；士卒依仗险要，便放弃勇气。他们依靠伏弩和飞石来击退敌人，依靠险峻的石山和密集的灌木来保全自身；没有拼死作战的决心，一旦失去所依仗的险要，便唯恐来不及匍匐逃窜。敌人扼守小路，并从陡峭的山壁向下进攻，他们就首尾不能相顾而溃败。因此，说后主听信巫师的话，失守阴平而亡国，并不对。即使守住阴平，绵延数百里的山崖溪谷也都可以翻越，阴平的一支军队也不过是多余的累赘罢了。李特经过剑阁时感叹刘禅不能守住它，不过是草莽窃取者的智谋，乘晋朝动乱而苟延残喘罢了。谯纵、王建、孟知祥、明玉珍骤然兴起，又很快覆灭；越是依仗险要，灭亡就越快。

译既然如此，诸葛公说“益州是天府之国”，难道他的话不对吗？那是另一个时期的情况。当时先主凭借少量而弱小的力量，连一尺土地也没有；除了益州，便没有可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至于他的完整规划，是向西出兵秦川，向东进取宛、雒，都要同魏在平原上争夺，而不是依靠险要来苟且保存。等到关羽向吴国挑起事端，先主愤而争战，结果失败，与吴国的交往没有巩固，仲谋也已经年老，进攻宛、雒的军队不能再出动；诸葛公于是率领孤军向秦川进发，事情艰难而内心苦闷。何况蒋琬据守涪城，姜维据守汉乐，颠当守卫门户，使敌人终日不能窥见天日，这样不灭亡还等什么呢？汉高祖从汉中起兵，很快攻下三秦，又迅速出兵成皋，因此虽然处于危急边缘，最终还是取胜。光武帝把都城定在雒阳，曹操居中占据兖州，都是把没有险要当作险要。周公营建雒邑，长远的谋划就在其中；有人却对此说道：“没有德行就容易灭亡。”圣人既然没有把天下据为私有的心思，难道还希望自己的子孙迅速灭亡吗？周朝迁都雒邑，却使国运延续不断；它的灭亡比夏、殷更加困难。由此可见，国家灭亡的难易，并不在于有没有险要。三八 司马昭晋爵为王，荀顗想要带头行拜礼，王祥说：“王与公只相差一个等级罢了，哪有天子的三公可以向别人下拜的道理？”人们突然听到这番话，没有不认为他像高山一样挺立，可以做社稷之臣的。冯道慰劳郭威时说：“侍中这次出行不容易。”也是同样的情形。可是，司马炎篡魏后，王祥在晋朝做了太保；郭威篡后周后，冯道在周朝做了中书令；由此可大略看出他们故意表现出抗拒姿态以树立名声、并取得新君主认可的做法。司马昭对王祥说：“今天我才知道您顾念我的深厚。”王祥原先就逆料到并知道事情必然如此。司马昭既然尊重他大臣的节操，那么太保这一重任最终授给王祥本人，也毫无疑问。冯道经历几个姓氏的朝代，最终接受瀛王的爵位，本来就是远远承继王祥的衣钵。不吝惜参与篡位，却吝惜行一次拜礼；不以向北面称臣为难，却以在篡位以前折节相从为难；这样，天下后世便不能用帮助叛逆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万一篡夺不成，像桓玄那样，还可以逃避责罚、保全自身，免受辅佐篡位者的讨伐，这个盘算也很狡猾。由此推论，汲黯向卫青作揖，并说：“假使大将军有以作揖相见的宾客，难道不是更尊贵吗？”汲黯的真实心情也显露出来了。他想凭这个在权臣面前求取尊重，难道可以称为社稷之臣吗？司马昭、郭威虽然是逆臣，但本来还不是朱温那样的暴虐之徒，是可以用道理夺其权势的。假使汲黯遇到梁冀，王祥、冯道遇到朱温，难道还能这样做吗？至于社稷之臣，应当以死守护君主，同时从容处事，务求不自行丧失臣子的节操，如谢安对桓温、狄仁杰对武氏那样；难道还会故意表现得矫饰自负，来求取权奸的知遇吗？

译卷十一 晋泰始元年起 一 魏朝削弱宗室而被权臣篡夺，晋朝分封同姓而使骨肉相残，所以说，法制并不是用来守住天下的唯一办法；然而怀帝、愍帝陷没之后，琅邪又在江东重新建立国家，并延续了几百年，因此晋朝的制度毕竟胜过魏朝。天下不是一个姓氏的私有物，兴亡长短自有定数；如果改朝换姓而没有原野流血的惨祸，那么把天下轻易交给别人，百姓也不至于受苦。魏把天下交给晋，虽然上层看是逆乱，但下层毕竟安定，难道不可以吗？然而三代的王者建立亲王和贤臣辅佐的制度，一定希望国祚长久而无人能够夺取，难道只是出于私心吗？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不只是因为能够知道利害、生死并作出选择。因此，君子成为天下的君主、使人区别于禽兽，也不只是体恤百姓的困苦、使他们获得利益，保全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死亡而已。推原于上天的仁，就不能没有父子关系；推原于上天的义，就不能没有君臣关系。同样都是人，却把一个人拥戴为君主，尊敬亲爱他超过父亲；这样早晨更换一个君主，晚上又更换一个君主，叩头匍匐，随势决定服从或反抗，却不知道羞耻，人的生存之道就被毁灭了。以这种方式获得利益，不如让他们遭受困苦；以这种方式苟且生存，不如让他们死亡。先王对这些百姓怀有深重的不忍之心，并不是姑息的仁慈；他们想保全身体、保护妻子儿女，把天下引向鱼虫般聚居的状态，对此考虑得很深！既然如此，晋朝保全社稷达百年，而魏朝在三代之内迅速灭亡；它们在统治天下的道路上得失分明。晋武帝未能善终，惠帝昏愚，怀帝、愍帝没有能力谋求生存，元帝也不能大有作为；然而后来王敦、苏峻、桓温接连图谋叛逆，桓玄甚至篡夺帝位而自居其上，但东晋的国运仍拖延了很久，并不是因为安帝不知道饥饱，而是由于刘裕功勋显赫，没有人能够夺取政权。这难道不是大规模分封同姓宗室起了维系作用吗？宋文帝宠信任用诸弟，让他们治理国政、出镇各州，考虑的恐怕也是这一点；但宋明帝把他们诛杀殆尽，萧道成于是乘虚而入，夺取了政权。从此以后，取得帝位的人就像拾取落叶一样容易，臣子不以更换君主为惭愧，百姓也不以改换国姓为奇怪。到了唐、宋，虽然权臣没有兴起，但盗贼和夷狄势力进入了。既然如此，那么是应当把八王之乱归咎于晋朝的制度错误，还是应当把射中肩膀、请求开隧道等事归咎于文昭、武穆等先王不该分封土地呢？法制虽然不能单独守住天下，却胜过完全没有法制；也不过是以至仁大义的根本原则来加以谋划罢了。二 劝谏一定要设置专门的官职吗？古代贤明的君王，工师、盲人乐官和普通百姓都可以向天子进言，所以《周官》没有专门的谏职，是为了扩大听取意见的范围。谏官设置专职，是从汉代设置谏议大夫开始的。晋朝初建国时，任用傅玄、皇甫陶担任这一职务；唐朝的补阙、拾遗，宋朝的司谏，也都是仿照这种做法设置的。谏言有了专门的官职，臣下能够向君主进言的途径反而受限了。虽然如此，古今时代不同，广泛听取与谨慎听取也不能不有所区别；进言的形式相同，但从中受益和防止邪说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古代百姓质朴，农、工、商、贾各自世代从事本业；读书人在庠序中学习，也各有固定的学业，不能夸耀见闻、修饰文辞来打动当时的人。到了战国，教化衰败，人们各自求学；那些揣摩当时事务的人，竞相推崇自己的学说。任由他们发表言论，偏私就会逞强，是非也会混乱；因此必须选择忠诚正直、懂得治理的人来任用，然后那些没有根据的言论才不敢破坏圣人之道、扰乱纲常纪法，来迷惑君主的听闻。这样看来，设置专门谏官的作用，也不能说完全不对，这是时代造成的。谏官专门设置起来，职责就是劝谏。然而并不是说只有谏官可以劝谏，而要禁止其他人进谏。不能因辨析之言而放纵听闻，也不能因偏听而堵塞耳目；如果让忠诚正直、懂得治理的人掌管是非的裁定，那么怀抱忠心、乐于进言的人就会相互感召而兴起。至于听取言论的方法，群臣争相上奏，而忠臣与奸臣混杂其中，关键在于君主能否辨别，并不只是进言者本身的问题。劝谏就是劝谏君主。亲近声色，积聚货利，亲狎宦官外戚，接通宫女进谒，怠慢政事，废弃学问，崇奉佛教和老氏之学，奢侈营造宫室，任性出游，轻慢威仪，凡是这些事情，都是谏官应当负责劝止的。大小群臣，下至平民，只要有话要说，本来就是天子应当侧席而听的。即使言论有过错，也本来不应责怪。除此之外，人与政事的具体处理就应当各有专司。然而，人的贤能或不肖，应由铨衡部门负责；政事的因革，应由主管部门负责。这些虽然都是君主之道必须详察的，但从源头上澄清，便能使是非明白、议论归一；若在末流上争论，议论就会繁多，朋党也会兴起。正邪、利害各自顺从私意，巧辩邪说就会由此产生；对此本来不能不谨慎防范。广泛听取意见反而招来奸邪，更是明主深深畏惧的。概括地说，进言如果是批评我的，即使言辞激烈、见解迂阔，也不可忽视；进言如果是在褒贬人物、辨说事情，即使辨析详尽、措辞尖锐，也未必可信。士人尚且应当接受朋友的规劝，何况统治天下的君主呢！既然如此，就应当选择忠诚正直、懂得治理的人在朝中担任谏职；只要君主的意旨明确，风气崇尚端正正直，就可以广泛采纳各种言论，同时始终不能让主父偃、息夫躬一类的人，凭借文采自负，来为他们的奸邪报仇。谨慎对待进言，正是为了扩大听取范围。又何必拘泥于《周官》没有设置谏臣、却能向下访求樵夫野人的做法呢？近来把谏职分散到台省各部门，听取意见也确实更广了。然而六科掌管抄发诏令等事务，十三道掌管督察之权，纠察弹劾的权力下移，于是君主的德行不再由君主独自负责；奸诈随从和暴躁乖戾之人交替进退，国家的是非标准大乱，于是扩大言路反而使言路废弛。党人相互争斗，功臣受到牵制；设置谏官，难道是为了劝谏臣下而不是劝谏君主吗？违背设置谏官的根本原则，却给了进谗言的途径，以至于奸邪之人和游说之士献上邪说，成为任用官员、施行政令的祸害。不专一，也不谨慎，覆辙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后世难道还不知道引以为鉴吗？三 晋朝刚建立时，设置供奉七世祖先的宗庙，撤去五帝的神座，废止圜丘、方泽的祭祀，把它们合并到郊祀中；这些都尊奉王肃的主张，而废弃郑玄的主张。由此可知，王肃的学说比郑玄纯正得多。后世经学传承郑氏之学，王肃的正义反而湮没不传，这是因为贾公彦、孔颖达固守专门师说而使大道晦暗。

译周代的祭祀制度，祖绀以上的祭祀并不废止；而郑玄把天子的宗庙限制在五世，合并两代的世室，才凑成七庙，这是借口义理而损害仁道。所谓《周礼》在圜丘、方泽配合乐舞，并不是祭祀，而是用来调和阴阳、协调律吕、端正音乐的；郑玄却说郊祀之外还有圜丘、方泽的大祭，这是沉溺于音乐而扰乱礼制。他最荒诞虚妄、不合经义的地方，是把上帝命名为耀魄宝，又为四方之帝另立灵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纪等名号，仿佛给父亲取名、给宾客取字，只足以让通人一笑。却还用这些说法解释经书、议论礼制，欺骗神灵、亵渎上天，滥行祭祀、迷惑百姓，郑玄的罪过实在不可宽赦。他把这些托付于星术，实际上却是从谶纬中传承而来，甚至诬称为孔氏的著作。王肃兴起后加以辨正，晋武帝因而贬斥这些说法，于是禁止研究星气、谶纬之学，以严密防范邪说，王肃的功劳实在很大！可惜年代久远、风俗流变，师承断绝，王肃的学说也没有流传下来。假如它能够流传，那么程、朱兴起时，或许还可以有所凭借，用来驳斥郑氏荒诞的言辞。四 三代以后，用兵合乎道义，并且从容不迫地取得大功的，大概只有羊叔子了！祖逖驻守雍丘，宗泽驻守东京，都是屹立于一方、谋划长远战略的人，与羊叔子相当。然而祖逖死后，他的弟弟起兵而违犯顺理之道；宗泽死后，他的部众瓦解而沦为盗贼。他们都只急于求成功，却没有谋划安定，从未学习羊叔子的办法来消除三军的骄气。军队骄纵，就没有能够成事而不发生混乱的。有人说：羊叔子当时，晋强盛而吴衰弱，凭借强盛的势力镇压吴国，那么敌国灭亡就可以坐等；而祖逖、宗泽面对正在壮大的敌人，不能用道理使其屈服，所以时代不同，不能互相仿效。答道：说羊叔子能够用道理使敌人服从，而祖逖、宗泽不能，是因为他们遇到的是陆抗。至于敌国的百姓，如果信任他的仁厚而愿意归附，那么祖逖、宗泽所处的邻近地区，就如同晋、宋遗留下来的百姓；而羊叔子面对的则是晋、吴两国各有君主、彼此在名义上不相屈服的局面。假使祖逖、宗泽也用这种方式对待敌人，难道不会更加有效吗？陆抗也是智谋深远，并不与羊叔子争一时的利益；假使他像石勒、女直那样狂妄逞强，那么灭亡会更快。这说明遇到陆抗，是两棋相逢、势均力敌的难处，并不是像对付石勒、女直那样容易制服。石勒虽然勇悍，但志向没有达到江、淮一带，而且不久国内就发生大乱，比孙皓尚且能够安处的局面更严重。女直虽然强盛争胜，但斡离不、挞嬾、兀术各自心怀猜忌，像猪一样冲突、像鹿一样奔逃，没有一个能像陆抗那样持重而相互牵制。假使祖逖、宗泽二人用道义统率军队，用诚信安抚百姓，用缓和的办法牵制敌人，延续几十年，等到赵有冉闵之乱、金有完颜亮之变，以顺理对待逆乱，以安静等待变动，事情就会易如反掌。羊叔子的功业，也是收效于身后；祖逖、宗泽何至于让子弟成为凶暴不孝之人而伏法诛死，让部曲逃入芦苇丛中而仓促起事呢？所以说，祖逖、宗泽只是求功过急，却没有谋划安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祖逖有可以据守的雍丘，郭默、邵续一类人都相互依靠，拥戴晋朝；宗泽有可以凭恃的东京，两河的忠义之士也都相互等待，以求建立功业。他们能够共同因愤激而奋起，却不能共同巩固团结；二人的志向和义气已经很高尚了，可惜没有讲求羊叔子的办法。五 任用人才和施行政令，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治理；只举用其中一个而废弃另一个，祸害必然产生。魏、晋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没有奸佞之人，却急于施行苛刻的政令来钳制天下，使叛乱不能发生；然而人心早已离散，乐于更换君主，国家很快灭亡。政令不苛刻却任用奸佞之人，政事虽然接近于治国之道，足以羁縻天下使其不反叛；然而国家的是非混乱，朋党彼此争斗，国家也很快因混乱而灭亡。曹孟德惩治汉末政令松弛的弊病，采用申不害、韩非那样的法术，臣民都 भय惧得两脚相叠而站；司马氏趁机以宽厚恩惠收买人心，君主被杀、国家灭亡，却没有人起来保卫它。然而魏氏所任用的人，除谋臣以外，如崔琰、毛玠、辛毗、陈群、陈矫、高堂隆这些人，虽然没有听说他们懂得君子之道，却都刚直清正严肃，不肯做招揽权势、收受贿赂、骄奢放纵、柔媚谄谀的卑鄙行为，所以朝廷纲纪大体得以建立，一直延续到篡夺发生之时；妇女干政和宵小之徒不能在朝廷中流毒，这就是任用这些人的成效。晋武帝初即位时，整顿郊祀和宗庙，实行通丧之礼，分封宗室，解除禁锢，设置谏官，征召被废弃和隐逸的人才，禁止谶纬，增加官吏俸禄，推崇宽厚、弘大、雅正的治国方术，所以百姓得以借此安定。后来内乱外逼，国家已经腐败不堪，而人心仍然依附于他。然而他所任用的人，如贾充、任恺、冯勗、荀紞、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全都是缺少廉耻、贪婪冒进、骄奢淫逸的卑鄙之人；即使张华、陆机以铮铮之气自立，也随邪恶的风气而流转，陷入作乱和反叛之中，临死还不知畏惧；虽有二傅、和峤那样刚正不阿的人，也抵不过群小相互诋毁排挤。因此强宗与妒后的势力互相扰乱，而氐、羯等族趁机猖狂起来。小人混浊扰乱，国家没有可以维持的基础，这并不只是王衍一类人清谈误国造成的。所以，用人和施政必须相互扶助、共同谋求治理；其中缺少任何一项，另一项即使仅存，也不足以挽救局面。这就是古今乱亡的轨迹反复相继、从不停止的原因。概括地说，用人是最为急迫的事情啊！如果所用之人确实能够治理人民，治国之法也会因此建立起来，那么苛刻和放纵松弛两种弊病就都会消失。魏国用人，不过是勉强避免了奸邪谄媚之徒而已，并没有能够建立长久根本、制定宏大长远规划的人。孟德的才智，所能认识的范围是有限的；他能分辨忠臣和奸佞，却不能虚心接纳、招致高明通达的人才。战乱之后，智术兴盛，道德衰落，闻名于世的风气已经遥远了。只有一个管宁，但他的德行又不足以使孟德招致他。晋承接魏的安定局面，当时并不是没有贤才，只是奖赏他们没有用正确的方法，进用他们也没有真诚的态度；天下日益颓靡，反而把老、庄之学当作藏身自保的屏障。它的法令虽然建立了，也只是徒具形式罢了。假使这两代的君主修养德行，勤于求治，使天下人都共同趋向正道，难道还会担心法令不能建立吗？宋太祖、太宗之所以能使统绪长久延续，并且天下人在宋亡之后仍然怀念他们的恩德，大概就是差强人意的了！〖六〗

译杜预想缩短太子的服丧期限，却说：“君子对于礼，只要把它存于内心就够了。”怎么能把这种乡野之人的话称道为正确呢！假如现在有这样一个人，内心并没有忘记敬重父亲，但坐着时却傲慢无礼；感情上并没有不爱兄长，但发怒时却扭伤兄长的手臂；他也可以说只要把敬爱存于内心就够了吗？内在和外在是相互维系、相互滋养的。既然修饰外在，就一定要探求内心，这是为了要求君子充分表达他的真诚；想要发动内心，就一定要整饬外在，这是为了引导天下人而使他们产生相应的内心。假如让人穿着粗麻丧服，吃粗糙的饭食，住在倚庐中，但他仍然放纵情感于淫靡奢侈之中而忘掉哀痛和思慕，这种情况是很少的；耳目受到外在礼制的约束，内心就不能任意动荡。假如让他穿锦绣衣服，吃肉食，居住之处有藻井、彩绘窗棂、金制门轴和玉饰门户，即使有哀痛思慕的真情，能够不受动摇而忘怀的人也很少；耳目受到外物诱惑，内心就会随之动荡。因此先王制定丧礼，是把贤者的内心感情表现于外，以安定他的内心；同时约束中等才智之人的外在行为，以感发他的内心。所以说：“任凭真实感情直接行动，是戎狄的做法。”鸟兽以啾啾鸣叫来悼念死亡，内心并非没有悲哀，但外在没有任何礼仪表现，过不了多久就会忘掉；乡野之人只说内心存有感情、外在却不表现出来，也不过如此罢了。杜预在学问方面也算广博了，却凭借这种博学来文饰他的不仁，连六经的宗旨也几乎被他弄乱了。“谅闇”是梁庵，即有梁而无柱、茅草垂到地面的庐舍；他却歪曲说这是“心丧”。叔向讥刺周景王说：“有两次三年之丧。”说的是他确实有丧事，并不是说只要内心悲戚就够了；杜预却歪曲说，叔向不是讥刺景王除丧，而是讥刺他过早地宴饮作乐。杜预所谓把礼存于内心，是欺骗圣人、欺瞒上天，断绝人与禽兽的区别，却还说“君子对于礼，只要存于内心就够了吗”？所以说：“用礼来约束内心。”内心有所缺失，就用礼来制约它。如果外在行为没有区别，那么内心存有或不存有，又凭什么辨别呢？邪说得以放肆，人道就会止息。如今的人都说：臣下忠诚、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只要考察他的内心就够了。但内心不可考察的地方实在很多。杜预这话多么不仁啊，它足以祸害天下还不止！〖七〗 嵇绍可以出仕于晋吗？回答：不可以。既然出仕于晋，难道可以不为晋而死吗？既然出仕，又怎么可以不死呢！出仕就必定要为晋而死，所以必定不可以出仕。父亲受到诛杀，儿子为父报仇，这不合法；父亲没有受到诛杀，儿子却不为父报仇，这又不合乎人心。这还是在一个君王统治之下，君臣名分已经确定，天子制定法令，有司奉行法令，却还要谈论谁该受诛、谁不该受诛。嵇康在魏时，和司马昭同为臣子而侍奉君主，嵇康并不是司马昭有权杀的人，司马昭杀了他，也不过是平常人的相互残杀罢了。况且嵇康之死，是因为他不承认汤、武的正当性而被司马昭忌惮；等到晋最终篡夺魏国时，嵇康还会在黄泉之下留下遗恨，而嵇绍却奉司马昭为君。这样看来，难道司马昭成了汤、武，而嵇康反成了飞廉、恶来吗？嵇绍因此犯下的不孝之罪，简直通于上天了。沈充因叛逆而被诛杀，他的儿子沈劲却为晋效死。蔡仲之命说：“你还应当掩盖前人的过错。”沈劲确实完全承担了这句话的意义。嵇绍本应掩盖前人的美德，却为了父母的身份，使自己的身体糜烂，去为与自己不共戴天的乱贼殉死，真是愚蠢而不仁啊！汤阴的鲜血，在魏国社庙建成房屋的那一天没有流淌到河中，为什么不在叔夜赴刑场弹琴时流淌出来，却反而流到司马氏的衣服上呢？〖八〗 魏、晋之际，有一位坚贞之士叫范粲，比管宁、陶潜更加刚烈，但后世却几乎没有人称述他。古今被埋没而志向没有彰显的人，不知有多少！管宁以品行和义理著称，陶潜凭文章流传，范粲没有其他可以显露的事迹，只有一颗孤独的心志隐而不彰。然而论到志向高亢、意志坚忍，那两个人都赶不上他。魏主曹芳被送走时，他悲哀得感动身边的人；三十六年假装癫狂而不说话，最后死在车中；他的儿子范乔侍奉父亲治病，脚步从未走出县邑。父子二人的志向和操行，确实是末世的砥柱。只是他们没有文章和品行方面可以显露的事迹，志向也就没有被保存下来罢了。管宁比不上范粲，是因为管宁没有出仕于汉，而范粲已经接受了魏的俸禄。陶潜比不上范粲，是因为陶潜知道晋将要灭亡便离开了它，没有亲眼见到篡夺政权的惨状。因此，管宁、陶潜不妨凭文章和品行来显露自己，唯独范粲不能这样做。范粲的贤德以及他儿子的贤德，真是难得啊！晋赐给范粲俸禄以供养他的疾病，又赐给他布帛办理丧事，他都不接受。嵇绍听说这些事后，尚且还为仇敌的子孙牺牲父母的生命，人的贤愚相差竟有这样大吗！范粲的行为，实在难以做到；不只是难以做到，他难道不是仁者吗！〖九〗 晋下诏规定，诸王所封的大国设置三军，次国设置二军，小国设置一军；它所仿效的名义，说是周代制度。古代诸侯本来都有自己的军队，周不能夺取它们，并不是周赐给他们的。周开始建立的那些诸侯国，才各自设置军队；有的国家有军队，其他国家不能唯独没有。到了郡县制统治天下，军队都由天子统辖，州郡不能自行拥有自己的人民，却偏偏只把军队借给王侯，授予他们相互争夺的资本，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晋果真是遵循周制，想追求三代那样长久的安定治理吗？它只是鉴于魏削弱、废弃宗室，因而让权臣有机可乘罢了。魏削弱诸侯，是怀疑同姓宗室；晋把军队交给宗室以控制天下，是怀疑天下人。怀疑同姓，结果天下人趁机作乱；怀疑天下人，结果同姓宗室趁机作乱。竭力防备所怀疑的对象，祸患却从没有怀疑的地方发生；它们招致祸患的情形不同，但因猜疑而受祸却是相同的。唉！因为猜疑而能够不招来乱亡之祸的，从来没有。天下人都认为你在怀疑自己，那么谁还会亲近你呢？那些被你借来防备猜疑的人，反而庆幸自己没有被怀疑，并窥伺你的疏漏来乘机利用；彼此没有可以亲近的关系，只知道相互利用，于是庸人的猜疑始终不能消除。自己道义不足，就先在内心怀疑自己；内心不能自我安定，天下人就全都不值得信任，兄弟、臣僚、普通百姓，都成了可以怀疑的人。凭一个人的猜疑来对抗天下，却认为可以依靠智谋计策来防备，这种愚蠢无法形容，这种祸患也无法挽救。亲近亲族却心存猜疑，那么亲族就不再是自己的亲族；尊重贤人却心存猜疑，那么贤人就不再是贤人；爱护众人却心存猜疑，那么众人就不再是众人；究竟有什么可疑的呢？君子以得到正道为乐，小人以满足欲望为乐罢了。按照正道与君子交往，满足小人的欲望，即使孤独地遨游于天地四方，也不会生出荆棘；没有圣贤而又没有豪杰气度的情形，是不存在的。〖一 ○〗

译天下哪里有无缘无故杀人，就可以平定乱局的道理呢！齐王司马攸想杀刘渊，王浑说：“怎么能因为没有事实根据的猜疑而杀人呢？”他的话是对的。如果不杀刘渊，就没有别的办法驾驭他，这正是刘渊最终扰乱并残害晋朝的原因。不杀刘渊而他反叛了，责任在王浑；杀了刘渊而胡人反叛，也同样要责怪齐王。舍弃根本而只顾末节，两方面都会有罪责，又有谁能承担呢？曹魏把匈奴安置在内地，使刘渊这类人得以窃取中原文事武备的一点余绪，用来成就奸谋、萌发雄心，这个祸根已经存在很久了。即使刘渊死了，像刘聪、刘曜、刘猛、刘宣这样的人，怀着怨恨而想要逞强，难道能够早晨杀一个人、晚上再杀一个人，却都不算有罪，把他们全都剪除吗？契丹之所以加深女真的怨恨并激使他们起兵，难道是值得庆幸的事吗？晋承接魏所留下的弊病，本来就不能急于把他们驱除。王济想任用刘渊来平定吴国，这是放虎自卫的办法。李憙想发动匈奴五部，假借刘渊将军的名号去征讨树机能，这是很好的策略，可是孔恂却进谏加以阻止，为什么呢？孔恂确实担忧刘渊深不可测，还是一定已有办法控制他，却只是在谈到老虎时脸色变了呢？凉州是中原多余的附属之地，河、湟之间又是夷狄便利出入的地方；让刘渊西征，荡平树机能的旧地，随即把那片土地割给他以安置他，那么刘渊的野心就会收敛；即使刘渊不收敛，匈奴五部的心也会收敛。驾驭得法，他们甚至不敢窃取河西而据有它。即便事情不如预料，我据守萧关抵御他们，他们即使发展到极点，也不过像元昊那样罢了。哪里比得上让他们近在汾水、晋地之间，使我方不守法的士民去教猿作伥、助虎为虐，让祸患像河水决堤、鱼在腹中腐烂一样发生在心腹之地呢？所以知道李憙的谋略不只是为了平定树机能，实际上是为了排斥刘渊、把他调远，这是在祸患将要发生之前消弭它的好办法。晋朝却一会儿猜疑他，一会儿畏惧他，毫无办法而姑且把他放置在那里；刘渊既感到自身危险，又自负自矜，而且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这正是用必然使他反叛的方式招来他。唉！晋朝的政治失误，不过是由于贿赂罢了，不过是由于私人交游罢了。王浑父子收受贿赂而保全刘渊，孔恂、杨珧没有得到贿赂，反而陷害刘渊，所以李憙深远的见识没有被采用。不是刘渊有能力灭亡晋朝，而是晋朝自己走向灭亡罢了。〖一一〗 傅咸的忠诚与荀勗的奸佞，分明是两回事。然而谈到裁减官员时，荀勗的主张却更有道理。所以听取意见的人，不应只看提出意见的人是谁，而应只看他说的话是否正确。傅咸刚强正直，痛恨邪恶过于严厉；他看见闲散部门的官吏，有的懒惰傲慢而荒废职务，有的舞弄文书以谋取私利，便愤然说：“要这些人有什么用，却要耗费农民的粮食，空耗国家的府库吗？”他的话不能说不让一时的人心感到痛快，但以狭隘的心胸治理天下，天下又怎么能被治理好呢！古代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卿、大夫、士、府、史、胥、徒等官属都齐备，上面共同从公家领取俸禄，下面共同取食于百姓，却不担心供养不起。天下这样广大，众多官员只要能够各自供职，却说“公家和私人都不足”，这只是老妇人的见识，眼界不出一箪一豆之间。所以说：用狭隘的心胸治理天下，天下就无法被治理好。古代设置官职，本来就是为了治理事务和百姓；至于君子与平民，上天按照他们的才能给以职位，按照他们的类别加以编次，通常由平民供养君子，平民安然服事而不吝惜，难道这是人为安排的吗？王者以把天下看作公有为心愿，以扶助、提拔人才走上君子之路为原则。因此，一件事情就分别设置人员负责，十姓百家就立即为他们设置长官加以治理；农民努力耕作来供养他们，并不感到惭愧；君主不以孤高自贵，而供养人才必定周全。于是凡有一技、一经、一种才能或一分力量的人，都能进入君子的行列，并且相互以廉耻之心劝勉。即使田中有稗草，也不必把整块田都铲除，只要除去它，不让它夺取良苗的养分，使良苗能够生长就可以了。官职裁减以后，有才能而能够参加选拔的人，进身的道路就会狭窄；那些没有力量从事耕作、又不甘心处于卑贱地位的人，没有办法分得上天赐予的俸禄来显明自己的不同，便会放纵自己去做奸诈富商，或者受到激发而成为盗贼。君子的道路走不通，小人的歧路却纷纷出现，风俗在下层泛滥，国家还凭什么建立起来呢！只有任用人才的道路宽广，升用人才的名额增多，那么即使有人通过受宠之门求取机会，那些爱惜操守、谨慎出仕或退处的士人，也能从容等待，自然不会困穷到终身埋没。假如裁减官职、减少员额，那么进入仕途就困难；进入仕途困难，掌握选举权的人就更加重要。几十个人争走一条道路，只要有可以投奔的捷径，即使是自爱自重的人，也不能安定心志而坚忍不移。如果掌管铨选的不是合适的人，他就会自尊如帝王，操纵人的吉凶祸福如同鬼神；他借整顿淘汰之名实行垄断，而被裁抑的多是品行清洁之士，被提拔的全是浮躁谄媚之徒。士气衰败，官场邪恶兴起，风气流散沉沦而无所树立；即使让傅咸来主持，也不能挽回衰颓的潮流而使之归于纲纪，何况谁能保证掌管铨选的人都能像傅咸一样呢！所以君子尤其担忧刚直之人固执地因痛恨时世而行事，竟想用苛刻严厉的办法重重压制天下人的心。何况他的说法是：“公家和私人都不足，就合并官职而致力于农业。”这就更加荒谬了。做官吏的能有多少人，却要荒废天下多少顷田地！拥有天下，却急切忧虑贫困，夺去上天所珍视的君子，使他们变成农夫园丁一类的小人，用来充实府库；如果不是商鞅一类的人，谁忍心做这种事呢？治理天下有其道理，并不是只要粮食充足，就足以建立国家。荀勗说：“清静内心，减少事务。”这差不多是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难道能因为提出这话的人品行不好，就把它废弃吗！〖一二〗 贾充竭力阻止伐吴，我不知道他究竟存着什么心思：或者是接受了吴国的贿赂而替吴国从中阻挠，或者是嫉妒羊祜、杜预、二王建立功劳而夺走他的宠信，这些都还无法确定。或者按照贾充一贯奸诈的心情推测，他的目的还不只是这些。曹操讨伐董卓、剿灭黄巾、平定袁绍，战功显赫，却借此篡夺了汉朝；司马懿抵御诸葛亮、平定辽东，司马昭灭亡蜀汉，兵权掌握在手中，也借此篡夺了魏国。贾充知道吴国必然灭亡，却想把这件事拖延下去作为自己的功劳；他蓄谋不轨已经很久，只是畏惧困难而不敢发动罢了。伐吴的谋划起于羊祜，羊祜死后，推举杜预来完成这件事。贾充既不能抢在他们之前，又不能在事后分得功劳而满足自己的野心，于是只想阻止出兵，等待武帝死去、自己掌握国权，然后再说“吴国今天才可以图取”。这样，诸将的功劳就都会归于自己，自己要成为曹操、司马懿那样的人也不难了。这一点，杜预、张华本来已经知道，只是害怕武帝宠信贾充，所以不敢说出来罢了。看他把女儿嫁给太子，知道惠帝愚钝，便以甥舅关系把他控制起来；曹操的妻子对献帝、杨坚的妻子对周主，也都是采用这种办法。他的谋划秘密，奸心潜伏，当时没有人揭发，史书也略过了。千年以后，有心有眼光的人，仍然可以清楚看见他的真实用心；难道他是无缘无故来扰乱国家大计的吗？

译唉！晋朝感激贾充杀君而拥立自己的行为，却不早作防备，想求得不发生乱亡就难了。幸好贾充死后七年武帝才去世，贾谧才能平庸，而且不是司马氏的血亲后裔，不足以成为司马昭那样的人。否则，高贵乡公当时的刀，难道会因为顾忌而不向司马氏施用吗？连女子都足以使晋朝灭亡，假如贾充还活着，后果会怎样呢？项羽并不是侯生的君主，汉高祖因为侯生欺骗项羽，便像躲避毒蛇一样远离他；石守信、高怀德这些人，从未承担过弑君的罪恶，宋太祖却因为他们拥立自己，像防仇敌一样防备他们。变化欺诈、凶狠残暴而不知道名分义理的人，君主不能把他当臣下，士人不能把他当朋友。孙秀向南流泪，诸葛靓怀抱漆身之忠，晋却不能任用他们；晋不过两代就大乱，是有原因的啊！〖一三〗 秦灭六国而销毁兵器，晋平定吴国而撤除州郡的军队，不久便因大乱而灭亡。《泰誓》称说武王攻克殷之后，放牛归马，给铠甲举行衅礼，把弓装入弓袋，以此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武力。秦、晋与周所走的道路应该没有不同，但成败却相差悬殊，这是为什么呢？纣王无道，残虐加于百姓，但诸侯有的向西归附周，有的向东留下侍奉纣王，并没有天天寻衅动武，竞相起兵作乱。天下人的意愿彼此都趋于安静，玩弄兵器、以祸乱为乐的人没有兴起。等到纣王的暴虐革除，周朝的政令施行，众人仍旧穿着原来的服饰，不必用武力强迫他们，也不用等到出兵镇压。战国时期的争战，一直延续到秦末项羽时期，共有几百年，到汉初才开始平定。三国时期的争战，一直延续到隋末，共有几百年，到唐初才开始平定。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延续到五代，共有一百多年，到太平兴国年间才开始平定。靖康之祸延续到蒙古时期，共有二百多年，到洪武年间才开始平定。这些时期中并不是没有过短暂平息、似乎可以安定的日子，然而枝蔓始终不断，很快又重新兴起。这不只是因为上面有暴君、国家中有奸雄；也是因为人心和风俗一经变动，就不能骤然恢复平静，奸诈虚伪的习气形成后，杀机很容易发动，即使君上想扑灭，也无法立即扑灭。秦国和晋国哪里能够一下子收摄天下人的心气，使之在一朝之内收敛呢？所以陈胜有停止耕作而起事的欢呼，石勒有在东门长啸的举动，人人争相利用空虚而图谋起兵。这就是兵乱不能急于平息的原因，因为祸机在下层民众。况且周朝兴起时，文王接受斧钺，获得专门征伐的权力，当时正在对密、阮、崇、黎用兵，却早已勤勉修养文德，勤于学习圣人之学，推演《周易》，培养俊秀之士，奉养老臣，采集南国的诗歌，革除其中的淫乱风气；儿童嬉游时采摘芣苢，女子操持家务时采摘苹和蘩。他们并不是先放下武器才开始谈论道，先让马休息才开始讲习六艺。周人以宽裕和柔和的方式调和天地和平之气；对于战争，只是迫不得已而姑且使用，君上不把武力看得尊贵，臣民反而轻视它。圣人这样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心、陶冶人的性情，达到了极点。此后刚刚穿上战衣，弓箭便很快收藏起来，天下人都认为这确实符合自己的心愿，可以洗涤污秽，以文治获得荣耀。秦国吞并六国、灭掉宗周，晋国篡夺魏国而吞并吴国时，谋略唯恐不险诈，力量唯恐不争强，每天进用阴险狠毒、残忍的人，惶惶然图谋捕获，又崇尚奢侈、放纵欲望，败坏人伦的约束；那些参与成功、共同享受富贵的人，又以奢侈淫荡引起天下人的嫉恨，不能洗涤天下的淫邪之风，反而把强悍狡猾的人蓄养在草野之间。等到侥幸平息兵乱、消除祸患以后，便想使他们低头遵奉长吏的法令，却没有人能够降下自己的心志而顺从。上面没有预先进行教化，却想在早晚之间粉饰出太平安定，只会招来侮辱罢了。这就是兵乱不能急于平息的原因，因为教化在君上。陶璜、山涛竭力反对停止用兵的主张，从事后来看，他们的判断已经得到验证。然而，难道在天下刚刚脱离水深火热的日子里，还要不停寻求战争，每天把百姓投入奔驰冲杀、搏击刺杀之中吗？为什么不也从根本上寻求解决办法呢？所以，圣人兴起，乱事就不难平息，商、周就是这样，这是由于教化逐渐驯服人心。圣人不兴起，就要等到弊病发展到极点，人人都厌恶困苦而希望停止武力，帝王于是顺势安抚他们，这就是汉、唐以后重新统一的情形，是把握时机而恢复秩序。大概可以与商、周的治理相比的，难道只有光武帝吗？当时寇盗正横行，光武帝却提倡道义、尊崇礼教，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在纷乱中潜移默化地消除百姓心中的暴戾之气，兵乱还没有等到平息便自行停止。然而黎阳的屯驻军队，终究不敢借口说放牛归马，来把自己比作周朝。〖一四〗 孔子说：“不处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谋划那个职位上的政事。”士人如果确实有治世的谋略，一句话就可以平息无穷的祸患，即使不在职位上，只要有希望被采用，使天下蒙受其福，为什么要把它隐藏起来呢？但谁知道这样做其实本来就不可行。说得不切实，别人就习惯把它当作迂阔疏远的言论而不听；说得切实而被采用了，天下人又会揣测其中的缘故，甚至凭自己的智力与君上相抗；如果不被采用，那反而只会启发奸邪，引导他们把凶恶悖逆发挥到极点。汉、魏之际，羌、胡、鲜卑杂居在塞内，渐渐成为百姓的祸患；把他们迁到塞外，是有利于万世的办法。郭钦虽不在掌握国政的大臣职位上，本来就忧愤积压在心中，不能不直切地进言。即使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用，后世也会佩服他早有见识，并说晋朝曾有这样的人。因此郭钦、江统慷慨陈说此事，没有隐讳，论述得十分详尽，所以被记载在史册中，后世诵读而不衰。郭钦说：“一旦有战乱的警报，胡人的骑兵从平阳、上党出发，不到三天就能到达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都将成为夷狄的庭院。”后来刘渊父子、石勒都实现了他所说的话，晋朝终于灭亡。唉！这难道不是郭钦的话在教猕猴爬树吗？刘宣、张宾的谋略，都以郭钦的见识为师，他们清楚看出晋朝可以被袭取，并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判断。郭钦的话没有被采用，却白白教给别人发动乱事的方法。假如晋朝采用了他的建议，因而下令迁徙戎人，群胡知道朝廷畏惧自己，而自己又有可以乘势而起的机会，那么在迁徙之际就会溃乱作恶；到那时又将凭什么控制他们，使他们低头听命呢？所以，如果让郭钦身处朝廷议政之列，参与君主的机密谋议，那么他尽管直言极谏，也不会招致嫌疑。即使意见没有被采用，也不至于启发戎人的反抗之心，使他们的恶行更加增长。哪里有把隔墙偷听到的话，公开在大庭广众中宣扬，说什么“别人将怎样对付我，将怎样使我无法抵抗，难道我最终就什么也不能做吗”？既然不在那个职位上，谋划就不能完全说尽，暂且缄口不言，等待事变发生，也是可以的。即使内心因义愤激动，也不敢一时痛快地把话全部说出，这确实是慎重。孔子说：“我难道要使周朝的制度在东方复兴吗？”他打算怎样做并没有说出来。圣人在尚未可以有所作为的日子里尚且如此谨慎，何况只是偶然有所见识的人呢？〖一五〗

译西晋灭亡，是因为齐王司马攸受到猜疑，被废黜而死。司马攸如果还在，杨氏就不能擅自掌控国政，贾氏不能肆意施展奸谋，八王也不能制造祸乱。因此满朝臣子争论此事，争的是晋朝存亡的关键。虽然如此，满朝争论的人，却没有找到保全晋朝的办法。司马攸在国中不得安宁，武帝起初并没有猜忌之心，只是荀勗、冯紞从中离间罢了。荀勗和冯紞是贾充的私人党羽，他们不只是靠谄媚来保全自身，早就怀有把国家出卖给异姓的心思。嫉恨司马攸，并不只是嫉恨司马攸，实际上是嫉恨晋朝。司马攸的贤能，本来足以托付国家，但他难道果真有周公那样的德行吗？即使没有司马攸，晋朝本来仍然可以保存。汉、唐、宋延续国祚数百年，也从来没有依靠亲近贤人、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来控制天下，却最终没有发生动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身边没有奸臣罢了。刘放、孙资处在魏主身边的深宫内室，司马氏便借助他们来伸展臂膀。至于荀勗、冯紞对于贾谧、杨骏究竟归属于谁，尚且无法确定，但总之他们把司马氏的宗庙社稷出卖给别人，早晚都在谋划实现自己的意图。司马攸即使被废，晋朝未必就一定灭亡；荀勗、冯紞不除，晋朝就没有保存的道理。应当追究贾充遗留下来的怨毒，于暗中排斥张华；排斥博士们的忠言，公然斥责曹志。假如真有图谋保存晋室的人，小事不吝惜官爵，大事不吝惜生命，就应在朝廷上揭露荀勗、冯紞的奸邪，把他们驱逐到边远夷地，那么不用等到群臣纷纷上奏争论司马攸，司马攸自然可以安稳，也不用等到把司马攸安置在磐石般稳固的位置，晋朝自然就可以保存。如今却让尊卑亲疏各色人的言论合在一起争辩司马攸，并强迫皇帝掌握天下来任用司马攸。荀勗本来就说：“陛下试着下诏让齐王到自己的封国去，满朝一定都会认为不可。”群臣陷入了他的计谋，却还争相争论；只崇尚口舌辩说，最终必然困窘。司马攸的困厄、晋朝社稷的危险，都是群臣造成的。一时追逐名声、依附权势的那些人，不值得一提。李憙、刘毅、傅咸忠诚正直，是当时的领袖，却不能除去先前进谗、后来作贼的人，为宗庙社稷效力驱逐他们；晋朝廷中不能说还有真正的人才。树立君子，小人自然会远离，所以在奸邪尚未得势的时候，应当以进用贤人为根本、斥退奸人为次要。奸人不被驱逐，君子就不能安处，所以在奸邪已经盘踞内部的时候，应当以斥退奸人为根本、进用贤人为次要。这两件事彼此都可以作为根本和次要，但君子知道如何选择，才明白人臣的道义，成为社稷所依赖的人。否则，只会彼此激发，使祸乱更加严重罢了。

译卷十二 ◎惠帝 惠帝的愚昧，古今没有可比的，国家因此灭亡。唐顺宗又哑又没有知觉，宋光宗受悍妻控制而不知道有父亲，他们比惠帝好不了多少，但唐、宋没有灭亡，是因为朝中还有人才。环顾晋朝廷中的士人，有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的人吗？齐王司马攸能够获得众人的拥护，他能否成为慕容恪那样的人，却不敢肯定。傅咸、刘毅是敢于进谏的人，可以把他们任作耳目，却不能把他们任作心腹辅佐，因为他们不能掌握大局。张华是有谋略的人，可以同他建立功业，却不能同他守持正道，因为他不能秉持大节。把国家托付给这几个人，尚且不能挽救惠帝的危难，何况还有荀勗、冯紞、贾谧、杨骏这些骄横谄媚、持着矛戈彼此争斗的人呢？傅咸、刘毅能够用严厉的言辞规劝武帝的过失，却与贾充同朝而不能揭露他的罪恶。张华掌握国政时，朝廷内外大体还能安定，而杨皇后被废时，他甚至请求按照赵飞燕的罪行来治罪；他依从贾谧浮华的爱慕和推重，不能阻止他的邪行，张华也不能推卸导致晋朝灭亡的罪责。有人说：狄仁杰置身于淫乱的皇后和奸贼之间，与他们周旋而不以为耻，评论者把保存唐朝的功劳归给他，哪里知道张华并不是没有暗中施用谋略，只是不幸没有成功罢了。回答说：狄仁杰在武后朝骤然显贵，在高宗时期从未担任大臣、掌握国政，权力本来就轻，所以不得不借助武后的权力来成就大难。张华深受武帝知遇，参与平定吴国的大计，作为开国元老，出任州郡长官，入朝掌管机要，受到天下人的倾仰，却只依附淫邪的党羽，粉饰治理的功迹，难道可以称得上履行大臣的职责吗？自身的根基先已毁坏，声望先已丧失，志向先已被夺取，等到后来才求有所作为，在已经混乱的局面中周旋，他还能成功吗？说晋朝满朝没有一个真正的人，并不是过分的话。晋朝士人放荡无检、越过界限，骄纵淫逸、柔弱靡费，名教遭到毁坏撕裂，并不是一天造成的。魏朝政治重视综合考核，苛求办事的功效，却忽略节义，天下已经不知道还有名分和道义；晋朝承袭这种做法而更加宽弛，廉耻操守更加荡然无存。孔融被杀，士气灰败；嵇康被杀，清正的舆论断绝；名教成为天下人避讳谈论的东西，同流合污而且不以为耻。那些把世事放在心上的人，便琐细列举各种政务，以博取忠贞、干练、善于治理的声誉，张华、傅咸、刘毅之类就是这样。否则就崇尚浮华虚妄，逃避于得失之外来免除祸害，阮籍、王衍、乐广一类人就是这样。两种风气相互竞争，却把立国的大体、立身的大节都置之不顾；国家的存亡，又有谁深入思考并预先防备呢？所以，与贾充同流而不惭愧，与杨骏并列而不忌惮。如此一来，即使得到一个中等的君主，也难以使国家长久维持，何况惠帝的愚昧是古今无比的呢？董养登上太学的讲堂，欣喜地说：“天理、人事的联系已经断绝，大乱将要发生了。”他这话确实说得对！〖二〗 惠帝七年，索头猗向西侵略各夷族三十多个国家，这是拓拔氏进入中原、开始建立统治的基础。夷狄居住在塞内，乘中原空虚而窃据中原为主；边远地区于是空虚，又有其他夷狄乘虚而入，在空虚之地建立统治。夷狄所凭借来战胜中原的，是朔漠荒远之地；他们能忍受饥寒，勤于畜牧，习惯射猎，与禽兽争夺生存，因此粗犷强悍，足以夺取中原人沉溺于膏粱厚味、豢养安逸的气势。可是他们一旦进入中原，沉迷于膏粱豢养而抛弃原来的习性，占据他们留下的土地的人，又会粗犷强悍并夺取他们的地位。因此刘氏、石氏、慕容氏、姚氏、苻氏、赫连氏彼此交替乘虚而入、相互袭取；索头猗的后裔于是把锐气养在西北，慢慢兴起而收取这些土地，全部占有各胡族所占有的地方，并使国祚长久，这是必然的趋势。契丹人占据燕、云，金人又从东面乘虚而入；金人占有河北，蒙古又从北面乘虚而入；只知道夺取别人的土地，却不知道自己随即就会被别人夺取，正在这里体现出来。唉！他们蓄养锐气的时间越久，获得的势力就越强；势力越强，所窃取的东西就越多。自从拓拔氏兴起，借用中原的礼乐文章，冒用中原的族姓；隋、唐以来，他们全都成为中原的百姓，并且进一步成为士大夫，以此自我标榜门阀功勋。那些高门大姓中，十家有五家并不是五帝三王的支庶，婚姻和仕宦彼此混杂，已经没有办法辨别了。汉、魏把戎人迁入塞内，使朔漠空虚，以便延续新兴夷族的势力；后来夷族接踵相继而来，如同螃蟹登上陆地，密密麻麻、纷纷继进，天地的纲纪混乱得无法恢复，乾坤难道将要毁灭吗？谋划不善，却没有人知道祸患将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又能责怪谁呢？〖三〗 “流民”这个名称，从晋朝李特开始。春秋时期史书所记载的戎狄，都不是塞外荒远之地那些带弓持弦、进入中原谋食的族群，而是占据并横贯交错于中原溪谷山林之间、迁徙没有定处的人；后世所谓流民、山寇，都是这一类。泽、潞以东，井陉以南，夹在太行、王屋之间的，是赤狄、白狄；淮水两岸的沼泽地，是淮夷；商、雒、淅、邓、房、均，是戎蛮、陆浑；夔、巫、施、黔，是濮人；汉、川、秦、巩，是姜戎；潜、霍、英、六、光、黄、随、均，是群舒；宣、歙、严、处，是岛夷。后来用郡县把他们包围，羁縻使他们归附，列入版图的边缘。可是人口多于土地，就没有地方居住；土地多于人口，于是无人治理；最终因为不从事耕种蚕桑、没有固定职业而成为流民，这种情形沿袭数千年而没有停止。

译追想大禹安定天下土地时，开山修路，传播他的文命，声威教化达到四海，把九州所有山岭的顶端、水流的曲折之处都纳入大夏。延续到三代，又把这些地方纳入政教之中，制定他们的贡赋，大概是因为治理他们就要宽缓他们。殷、周把他们斥为戎狄，简略他们的礼遇，减轻他们的贡赋，于是侵扰欺凌开始发生。后世把他们附入郡县版图的边缘，少计他们的田亩，免除他们的赋税和徭役，结果他们成为流民、寇盗，反而更加猖狂放纵。之所以如此，并不只是因为骄纵他们，使他们变得凶狠。他们隶属于郡县的地方，大多方圆数百里，却成为不征税、不服徭役、不受教化、无人治理的乡土。土地广大，土壤肥沃，粗略耕种，草率耘田，也能够有所收获；有溪流泉水却不修筑堤坝蓄水，有沼泽薮泽却土地空旷、人口稀少，成为虎、犀、蛇、蝎盘踞的地方。这样一来，他们如果侥幸遇到丰年而多有收获，一遇灾年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一有征发调遣，就像是要求他们承担无法承受的负担，于是怨声载道、离散逃亡。愚钝的人不以乞讨为耻，狡黠的人则把放荡游荡当作奸恶之道。设置遵义、平越，播州的夷人祸患便平息；设置天柱、嘉禾、新田，武、靖、郴、桂的寇贼便消除。既然如此，那么阶、文、秦、徽、英、六、随、黄、汉、雒、淮浦、夔、郧这些可以设置郡县的地方，就应当迁移多余的人口去充实土地空旷之处，划分田地，收纳并教导他们的子弟，确定他们的实情，通达他们的意愿，使农民有固定的产业，士人有持久的志向，国家有固定的赋税。虽然劳费在一时之间，利益却能兴盛千年。若有能够有所作为的君主和宰相，顺应天地、辅佐百姓，用中原的教化改变夷俗，引导百姓安居本土，这难道不是经世治国的大谋略吗？为什么不讲求实行呢？明王兴起，闻名当世的人出现，但愿他们能够谋划这件事！〖四〗 知道事变的关键、察见事物实情的人，可以同他谋划国家大事吗？未必可以，甚至也不能用来谋划自身。所以张华最终身死，而晋朝因此发生大乱。张华谋划平定吴国，是多么明智；在淫乱昏庸的朝廷中执政，百般事务大体能够办理，百姓还感到安定，是多么审慎；拒绝刘卞的主张，不愿做陈蕃所做的事，希望借此免除祸患，又不能不说他善于保全自身。然而他最终身死，国家最终陷入危难，为什么呢？因为智慧有余而义气不足。华歆说：“权贵外戚充满朝廷，威权柄政不统一。”既然知道这一点，却接受侍中的职位来掌管机要，这又是为什么呢？他又说：“我没有阿衡那样的职责。”既然职责并不在自己，却始终同贾氏周旋，又是什么心思呢？华歆曾被贾充忌恨而置于外任，如果他想保全自身、免除罪过，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引身退去也就可以了。贾模是贾氏的党羽，他知道贾氏将使晋朝灭亡，因忧虑而死；华歆却仍从容安处，寄托于翰墨往来、书信问答来自我消遣，本来是自信他的才智足以在后羿的箭靶中游走，并凭此而无所畏惧。不清不浊的中间状态，天下难道还会有余地让投机取巧的人从容游处吗？天下有谁把自身置于无可退避的境地，却还可以同他谋划国事呢？所以晋朝的灭亡，不是贾谧能够使它灭亡的，而是华歆使它灭亡的。为什么呢？君主昏暗，后党暴虐，谗言盛行，盗贼潜伏于草莽之中，天下所寄望的，只有华歆一人。刘卞进言扶立太子，并不是不了解人而妄自进言，而是舍弃华歆之外，已经没有可以商议的人了。华歆无能为力之后，志士便灰心，狂夫便乘机而起。栋梁折断、椽子崩坏，房屋就会瓦解倾倒，哪里还会有希望呢！况且华歆所处的权势地位，也不是陈蕃可以相比的。陈蕃依靠窦武谋划社稷，窦武却没有得到宦官中的心腹作为内应；华歆则有贾模、裴頠凭借贾氏的姻亲关系作为内援来相互辅助，这件事本来有八九成可以成功。然而最终没有成功，是因为华歆在贾氏废黜姑母、杀害其母亲的那一天，委曲顺从地置身其中，从此气势便再也无法振作；气势已经衰败，却还能有所作为的，从来没有过。华歆是离开义而把智谋当作凭借，却不知道不义之人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有智慧的。是非之外没有祸福，义利之外没有昏明；他留恋俸禄而不肯舍弃，在其中随波浮沉，这反而还不如小人倾倒于邪道，至少还能苟且保全自身。因此孔光、胡广能够像瓦片一样苟全，而华歆却不能免死；如果说他们都能使别人的国家败亡，那就是一样的。所以君子对于他的死亡，并不怜悯。〖五〗 有些士人具有优美的文辞笔墨，却喜欢凭借它来显露自己，终于因此拖累一生并丧失性命，陆机就是前车之鉴。陆机的身家和名声都毁灭了，临死时才后悔，发而成为“华亭鹤唳”的悲叹。这只是因为他陷身于司马颖一方，不能自行脱身，而且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他中途停止。他被司马颖拘束而不能脱身，只是因为受过司马颖辨明事理、使他得以免罪的恩惠，不忍心背负这份恩情。陆机替司马伦撰写禅让诏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为他的死开脱的了。别人把他从斧钺之下救出，使他白骨生肉；他却突然预料司马伦将要失败，赶紧离开来躲避尚未发生的祸患，这也几乎是不讲人情了。所以陆机的死，不是死在替司马颖领兵的那一天，而是死在替司马伦撰写诏书的时候。他死得已经太晚了！即便如此，陆机难道是愚蠢悖逆、甘愿做叛贼的箭靶吗？他辞谢早晨的荣华，披览晚间的秀美，以文辞笔墨的优长乐于在当世显露自己，于是司马伦便借助他的谀颂来增添自己的荣耀；大概是想求得免死，却没有办法做到。他不能坚决拒绝并守持节操而死，固然如此。可是，不死就成为叛贼，不做叛贼就只有死；以琐碎的文名，把他逼到非死即贼的境地，文辞笔墨的优美造成的拖累竟到了这种程度！“虎豹的斑纹会招来藉用”，难道竟要托身于无才的樗树，才可以终享天年吗？或者又何必一定如此呢？君子有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理、表达志向的。所谓道，是上天的道；所谓志，是自己的志向。对上奉行天道而不违背，对下尽其本心而不丧失，这样看待文章，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的；如果以文章自我显露为乐，就轻视它了。以自我显露为乐，又轻视文章而用来回应别人的请求，那么别人就会不加选择地借用它，把它当作自己的美饰。替别人借来文章而用来美化别人，就像把翡翠珠玑拿来装饰妇人；倚门卖笑的人也能借用它，难道只有穿象服、适宜享受这种装饰的人才配得上吗？唉！如果有了文章，人们就想借用它，哪里还顾得上它是否合乎道义、是否符合作者所守持的志向呢？班固的《典引》，算是幸运；扬雄的《剧秦美新》，算是不幸。汉明帝想借助班固，和王莽想借助扬雄，是一样的。李白的《永王东巡歌》，是永王借来使用的；陆游的《平原园林记》，是韩侂胄借来使用的，这都是不幸。蔡邕对于郭有道，苏轼对于司马温公，算是幸运；然而只要文章被借用，幸运还是不幸取决于借用它的人，哪里能够由作者自己保证呢！君子有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理、表达志向，用来承奉天道、尽其本心并匡正天下邪淫之事的。严格守持自身，以正道对待外物，不要用来谄媚别人，不要用来取悦别人，也不要让天下人侮辱；这样哪里值得成为拖累，又为什么要效法无才的樗树呢？〖六〗

译有必定不可出仕的时势，那么保全自身就是上策。外患已经深重，国家危急如同一根丝，急于得到君主而侍奉他，自身安危就不值得顾虑了。权臣在下擅权，孤立的君主在上；扶助弱主、谋求存国，即使功业不能建立，志向也不能忘却；只要不是因依附权臣而进身，自身安危就不值得顾虑，这些情形都可以出仕。必定不可出仕，却把保全自身视为上策，大概只有处在没有天子的时代吧！所谓没有天子，并不是说群雄争夺而失去帝位、天下尚未确定归属。选择君主来奉事，以平定祸乱，确定君臣名分，所以张良归附高帝、邓禹追随光武，是正确的。即使不是这样，像范增追随项羽、郭嘉和荀攸依附曹操，也还足以显露自己的才能。唯独到了晋惠帝时期，是有天子却等于没有天子；人人都想做天子，却互不肯居于人下，群臣都不知道有天子，情形就像可以没有天子一样。在这个时候，顺逆没有固定的道理，成败没有确定的趋势，强臣林立，凭恃愚昧而肆意妄为；违逆者固然是逆，顺从者也同样是逆；失败者固然失败，成功者也同样失败。想趁此侍奉孤危的天子，却做不到；即使想扶助他成为真正的天子，也一定不能实现。杀人或放人，全都掌握着天子的权力。到了这种时候，把自身投入狂放凶狡之人中，把性命寄托在转眼之间便不能保全的地方，果然是大惑不解，自己招致死亡。王戎能够免祸，是幸运；王衍、陆机、潘岳的死，是自己招致的祸患。顾荣、张翰、戴渊、贺循提起衣裳急忙离开，并不是他们智谋高绝、远胜常人，而是因为没有天子的时代本来就没有可以出仕的道理。〖七〗 晋朝拥有天下，起初兼并蜀、吴两地；两地的百姓习惯了割据之后的生活，却还没有得到安抚，而中原朝廷内部发生动乱，所以赵廞、李特、张昌、石冰乘机而起。后来李特的子孙窃据蜀地达数十年，而江南很早安定下来，刘弘的功劳多么盛大啊！由此可以知道，国家有捍卫国土的大臣，即使发生动乱，也不难平定。然而，难道只是刘弘一个人的功劳吗？那个地方有人才，然后才可以相互凭借而治理。李特作乱时，蜀地风从而跟随他，整个三巴的士人，只有一个行为诡僻的范长生而已。吴地则有贺循、华谭、周玘、顾荣，都洁身自守、退居不仕，成为州郡所倚重的人；百姓发生动乱而士人不跟随，那么百姓就会疲惫而自行瓦解，张昌、石冰的首级也就不难割取了，陶侃因而能够毫不疑惧地施展自己的志向。唉！这并不是晋朝有意取得的成果，它的由来早就存在了。孙氏没有资格谈论治理，却从未建立一套权谋、名分、法令的标准，因此江东的士人百姓还能够从容游处，涵养自己的志向。诸葛公比孙氏贤能得多，却还崇尚名分和法令来钳制属下；人人都困在名分法令之中，急于追求事功并以此自认为贤能，于是从容涵养的风气便不再存在，哪里还能有高瞻远瞩、洞察贞正与邪逆、顺从与悖逆这些大问题的人呢？诸葛的张弛，不如孙氏的宽弛。孙氏不懂得道，但道还没有灭亡；诸葛奉行他所理解的道，道反而就此丧失了。从他在隆中养志、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的那一天起，他也就只是管仲、乐毅而已了！齐国因此迅速混乱，燕国也随即衰败。管仲、乐毅，是从功业方面说的；申不害、商鞅，是从学术方面说的。申不害、商鞅的法令施行后，百姓产生了作乱之心，这正是君子更加替诸葛亮惋惜的地方。〖八〗 刘渊虽然具有桀骜不驯、不得志便肆意妄为的才干，但他当初的志向难道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吗？看他讥讽随何、陆贾没有武力，绛侯、灌婴没有文才，可见他也只是把自己期许为随何、陆贾、绛侯、灌婴一类的人罢了。他回到五部以后，听说司马颖失败了，还想替他攻打鲜卑、乌桓，那么他还未必马上背叛晋朝而图谋消灭它。司马颖招引并挑动他，刘宣等人推拥并唆使他，这才开始使毒害流布天下，颠覆晋室。况且匈奴自从归附边塞以来，在西河繁衍生息已经多年；刘渊不加克制而逞强，结果不到两代，他的子孙、宗族以及同类部众就全都被靳准杀死，没有留下一个遗民。这样，刘渊施加给天下的毒害反过来毒害了自己；刘渊又何必因司马颖的挑动、刘宣等人的唆使，在一朝之内使冒顿以来数十代繁衍的后裔部落遭到覆灭呢？司马颖一旦冲破了防线，形势就如黄河决堤、鱼肉腐烂；使自己的宗族灭亡，使刘渊一族遭受屠戮，也太惨痛了！如果追究祸患最初由谁开启，那么王浚勾结务勿尘，正是最先这样做的。司马氏内部自相争斗，本来并没有借助外援来招致这场祸乱。王浚有余谋而力量不足，于是开始勾结鲜卑，开启了延续千余年的祸端；司马颖害怕鲜卑，于是借刘渊来对付它；双方互相利用夷族，司马颖没有能够免于死亡，王浚也伏罪受诛。把毒害流布天下的人，灾祸必然会殃及自身。殃及自身，是灾祸已经兑现的凭据；祸患延续百世，是灾祸留下的余波。石敬瑭的妻子儿女被契丹消灭，没有留下后代，难道会有什么差错吗？所以王浚是千古凶人的首领，而仿效他的人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自取灭亡呢？〖九〗 死得不合其所应处之道的人，称作受刑戮之人，大概说的就是嵇绍吧！嵇绍本来不应该死却死了，并不只是因为宣扬先人的志节，去为仇敌的子孙殉死。惠帝北征，征召嵇绍到行在，难道是昏暗的惠帝能够了解嵇绍并任用他吗？这是司马越召他去的。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都残忍无亲、极其不仁，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偶然借用正义的名义，奉承土木偶像一般孱弱的君主来逞强；君子只要逆风闻到他们的气味，尚且要躲避那腥臭。嵇绍说：“臣子护卫皇帝的车驾，应当以死生相随。”这是胡说罢了。他乐于做司马越的奴役，却忘记了自己的死亡。不知道有父亲的人，怎么会知道有君主呢？借助名义，依靠权势，奉献自己的身家性命而跟随他们，不是受刑戮的人又是谁呢？秦准对嵇绍说：“你有好马吗？”这是在引导他借此免于刑戮，他却没有醒悟，不过是妄人做妄事，自己走向灭亡罢了。〖一 ○〗 宋高宗免于被带往北方，在杭州延续了祭祀，这是幸运；琅邪王免于刘、石之乱，在建康延续了祭祀，却不是幸运。在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腾、司马越相互争斗的日子里，抽身离去，回到自己的国土来谋求保存，真是卓越啊！琅邪王的归国，是王导劝成的。王导观察时机十分审慎，琅邪王听从劝告十分果断，王与王导彼此投合从此开始；究其所以能够这样，是有根本原因的。八王争斗之时，晋室纷乱纠缠，人们困在其中而没有办法自行脱身。然而在琅邪王尚未归国以前，他似乎从不在出仕与退处之间计较得失、随波浮沉；王导因为出身望族而轻视到东海任职，对邪正、顺逆的交会，也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态度。唉！这正是别人无法赶上的地方。

译老子说：“宁静是躁动的主宰。”这还不是最精深的论断。所谓宁静，是在天下妄动的日子里，端正凝神地观察事物变化，暗中参与筹划，专心等待可以采取行动的时机。那些躁动的人当然不知道我在宁静之中的活动，而我自己从容自得、处处留有余地。天地也是广阔的，事物的变化有开始，也必然有终结。事情凡是可以做的，没有什么能够禁止我不去做；困难的是，身处葛藟卼之中，又被酒食牵绊、被赤绂系缚，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不知不觉陷入兵戈相争。宁静的人终日在天地之间从容自得，施展我的才干、成就我的事业没有边际，怎么能劳碌不休，和别人一起在漩涡中争逐回旋呢？片刻之间澄清精神、安定志意，审察事变的先机；言语有适当之处，就听从并自行决断。这就是王与王导彼此会意、无需多言而心意相合的地方。这种方法，是老子、庄子在乱世中自处并思考如何济世的方法。得势时，就可以纵横天下，发挥最刚强的力量；不得势时，也可以顺着事物的中道而行，不接近刑祸。琅邪王得以保全江东的宗庙社稷，而王导使其家世昌盛，是理所当然的。即便如此，这种方法用于争乱纷扰的时代，暂且试行还可以；天下已经安定，却仍然使用它，就不足以有所作为、成就功业德业了。王与王导始终采用这种方法，这又是晋朝因此对中原完全绝望的原因。孔子思念年轻人的简朴，却一定要加以裁制；如果不是精细研究动与静的时机、随着时代一同前进，就不足以参与其中。〖一一〗 晋朝保住江东，从而保存中原正统，是刘弘的力量。刘弘任用陶侃，诛杀张昌，平定陈敏，于是江东又恢复为完整的土地。陶侃长于才干，刘弘广大于器量，只有刘弘能够任用陶侃，而陶侃本来就在刘弘的庇护之中。刘弘难道又只是凭器量取胜吗？刘弘无论到哪里，都坚持以正道行事。司马越讨伐司马颙时，司马颙假传诏令让刘弘攻打司马越，刘弘不替司马颙攻打司马越，也不替司马越攻打司马颙，而只是写信责令双方停止用兵，这是正道，因为司马颙是悖逆的，司马越也并不顺当；他厌恶张方的凶暴悖逆，不得已在两者之间选择而接受司马越的节度，也是正道；接受司马越的节度，却始终不向北进军攻打宫阙、诛杀司马颙，也是正道；张光是司马颙的亲信，讨伐陈敏有功，刘弘不因他属于司马颙一方而压制他，也是正道。天下正处在混乱之中，他却用正道使事物归于一统，在应当行动的地方行动，在应当停止的地方停止；不摆出慷慨任事的姿态，不怀有偏袒或轻率委任的心思。千年之后，还仿佛能看见他如山岳耸立、如大海涵容的气象。假使晋朝能够把全国的事务都交给他，即使发生动乱，也可以不至于灭亡；可惜它不能专任刘弘，而刘弘也早逝而终。没有刘弘，周玘、顾荣、贺循就没有所畏惧而保全自身的贞正；没有刘弘，陶侃就没有可以依托的人来尽展才干；没有刘弘，琅邪王南迁，王导也没有凭借来建立国事。晋朝不能任用刘弘，而刘弘却能够使晋朝发挥作用。唉！在危乱的时代，用宁静来镇定局势，用周密来谋划，用大正之道来守持，然后才可以成为社稷之臣。倚仗才干而急于决定进退的人，只会加速国家灭亡罢了。有土地可以凭借，有人才能够任用，却以狭隘的心思和诡诈的谋算招来祸乱，还说：“我是在行使权变。”权变这种东西，难道可以同立身行道混为一谈吗？哪有天子中毒而死，却不能追查出行弑之人的道理呢？惠帝是被司马越用鸩毒毒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司马越弑杀君主，当时天下却不能穷究他的奸谋，因此把疑案流传给后世，连被弑君主的名义也没有确定。当时司马模、司马腾都唯恐没有机会而不足以逞志，然而朝廷内外全都为此讳言，司马模和司马腾也不能借此建立名义；史臣到了百世之后，便没有凭据来判定司马越弑逆的罪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人都庆幸惠帝死去。惠帝死了，乱局却更加严重，国家仍然灭亡；如果惠帝不死，那么琅邪王即使想在江东保存一线生机，也不可能做到。惠帝是绝对不能做天子的人；武帝却护着他，不更换太子，武帝真是糊涂了。然而司马氏的子孙，只是没有一个像惠帝这样严重罢了；如果说没有一个可以不导致天下灭亡，那么又能改立谁才可以呢？惠帝必然会使晋朝灭亡，假使晋朝有社稷之臣，实行伊尹、霍光那样的事情，或许还可以安定吧！司马越本来确实也有这个想法，然而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司马伦已经尝试过，并且被天下人戮辱；司马颖、司马颙也都将要这样做，却先行遭受了罪罚。司马越如果实行伊尹、霍光之事，就要亲身承担司马颙、司马颖不敢承担的罪责，从而招来天下的军队，司马越对此考虑得很周密。只是拿这个土木偶像般昏暗的君主没有办法！不得已而听任别人杀死他，司马越的内心也很痛苦。贵戚之卿负有更换君位的责任，而司马越不能做到；养着昏乱污浊的君主，使他迅速走向灭亡，又不能这样做；只是想到怀帝还可以有所作为，而不让惠帝死去，怀帝就无法即位。于是他最终决定采取一种倒行逆施的办法，扶立怀帝；他自己并没有私心，所以天下人仿佛卸下了沉重负担，都期待着谋求生存的机会。因此一时之间人心一致，全都替这件事隐讳，以免司马越受到宫官的罪责；后世也把它保留为疑案，没有追查施行鸩毒的人。如果一个人确实处在不得已的形势中，而志向并非悖逆，那么上天的惩罚不会降临，清议也不会揭发他。事情不能办理，君主不能废黜，社稷又危危欲坠；他替天下承担恶名，是天下人怜悯并宽容他的原因。怀帝即位五年，而司马越并没有篡位之心；他擅自杀人而又畏惧外寇，是司马氏骄纵昏乱的习气，不值得过分责备。〖一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一三〗 孟子谈论保全国家的道理，主张急切任用世代为臣的家族，尊重声望显赫的世家大族，大概是厌恶游说之士扰乱国家。游说之士即使不能扰乱国家，也不足以维系国家的轻重，民众的拥护不会归向他们。只有主宰那个地方、熟悉当地教化的人，才能使人心一致地归附。陈敏作乱时，甘卓反正，便对陈敏的军队说：“我们之所以竭力效忠陈公，正是因为顾念丹阳的周安丰；如今这些条件都变了，你们还要做什么？”顾荣挥动羽扇一指，几万人便溃散了。琅邪王镇守建业时，顾荣和纪瞻在道路左边拜见他，于是江东的基业就此安定。这几个人，都是孙氏建立国家以来所培植的世族；他们率领江东，平定八王之乱后的天下，抵抗五胡窥伺并吞的雄心，使国家建立百年而真正安定。孟子的话，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

译唉！各地都有当地人，百姓都有自己所仰望的人。任用人才的人却急于搜求那些突然起势、喜欢制造事端的人，而轻视老成持重、深孚众望的士人；这样要使百姓归附就困难了。光武帝与之共同兴起的，是南阳崛起的那一批人；但他收取河北作为根本时，依靠的只是耿弇、寇恂、吴汉，因而大业得以安定。刘焉倚仗东州兵作为心腹，以此凌驾蜀人，结果造成内部叛乱；到了先主刘备，所任用的也都是在平原郡最初起兵时的爪牙，所以两代都没有招徕并任用蜀地的一位士人，到了灭亡时，百姓甚至像丢弃遗物一样离弃他们。刘弘、王导懂得这个道理，因而通过培植人才来建立建业百年的根基，在当地任用当地人才，制定平定天下的大略，确实是正确的。◎怀帝 晋武帝把兵权分给诸王，让他们掌管军队，晋朝就不再具有竞争天下的力量了。那些人都是出身富贵、穿着华丽衣裤的子弟，不亲自教练军队，也不整顿约束队伍，只是临时拼凑起来，徒然炫耀军容；这样的军队足以制造混乱，却不足以争夺天下。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相互残杀，喧闹着向前冲，却又颓败消散，从来没有进行过持续十天的攻守战斗，横尸却以万计，他们把百姓的性命当作儿戏已经很久了。既然没有竞争的力量，却又想相互争夺，于是不得不借助夷狄来增强力量。刘渊起兵，是司马颖召来的；石勒起兵，是苟晞任用他的结果；拓跋氏兴起，是刘琨资助的结果。他们都没有竞争的力量，不得已借助夷狄来争夺天下，于是晋朝终于灭亡。中国的祸乱，也因此延续了一千多年而没有止息。假使竞争力量在中国，而不需要依靠他们；不向他们显露软弱，断绝他们互相侵凌的苗头，那么七国之乱、赤眉和黄巾之乱，以及袁氏、曹氏、公孙氏、韩氏、马氏之间的争斗，中国也曾经沸腾混乱过，但既已折损摧毁，最终仍会归于安定，又怎么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武帝没有作百年长远谋划，竟把兵权交给幼稚的人；司马颖顽劣愚蠢，招引异族来逞强，这些还不足以单独责罚他。至于刘琨，怀着忠诚和愤懑，立志匡救中国，却又为什么这样做呢？刘琨进用索虏，是想讨伐刘渊。拒绝一个夷狄，却又引进另一个夷狄，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反而把拓跋猗卢延请到陉北，这不是太荒谬了吗！刘琨不能驱使市井百姓去抵挡强大的敌寇，确实很困难；但是君子为了忠于所事而使自己安定，也只是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罢了。智谋用尽、力量耗竭，就归命朝廷，像魏胜、辛弃疾那样，这也就可以了；从来没有因为急于解决一时之事，就忘掉无穷后患的道理。大概刘琨也只是一个追求功名的人罢了，心志在于功名，却没有听闻君子之道，所以功业不能完成，名声不能保持纯正，反而成为后世的羞辱，这都是他自己招致的。前面有不作长远考虑的君主，后面有不作长远考虑的臣子，接连不断地使天下陷入混乱；国家迅速灭亡，夷狄与华夏之间的防线也永远破裂。唉！这还能归咎于谁呢！〖二〗 司马越出兵驻扎在项地，并不是没有计策；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司马越不是能够渡过险难的人，对外被苟晞乘隙攻击，对内又任用王衍而把事情办坏了。刘聪、石勒绕过雒阳向南侵扰襄、邓，使晋朝君臣、军队和百姓粮食断绝、援军孤立，只能划守雒阳而陷入困境，他们必然窘迫地等待覆亡，这是毫无疑问的。把重兵驻扎在外面，刘聪、石勒进攻时，司马越就可以从后面牵制他们，他们一定不敢肆意侵犯，贸然打通三川。因此，只要苟晞不在内部争斗，司马越不死，军众还有主帅，王衍敢于承担责任，那么刘聪才会果断出兵进犯王都。司马越出兵驻屯，并不能因此归罪于他，这是很清楚的。雒阳陷于孤立危急，司马越不能推卸责任；他的过失在于掌握国政时不能推诚任用贤才，调和安定东南，使各方互相夹辅，以致一出兵就没有可以倚仗的力量。山简纵情饮酒、任意放纵而忘了君父，苟晞挟带私心争权夺利，内部相互攻伐争夺；张骏派来的北宫纯一支军队，又已经屡经战斗而疲惫；怀帝又憎恶司马越，一定要消灭他而不顾全大局，实际上是自相残害，最终反而使自己灭亡。司马越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又怎么能不郁郁而死，并且因此溃败呢！司马越并不是没有心计，只是特别不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罢了。他一掌握政权，就只提拔王衍、庾敳、谢鲲、郭象、胡毋辅之这些浮薄虚诞的人，难道认为这样就可以平息战争的气势吗？一旦想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摆脱孤立危急的处境，回兵向内求援，却必定无法做到。然而他说：“我出兵，如果有幸击破贼军，国威就可以振作，仍然胜过坐等困穷。”这难道就一定不是在死地中求生的长远谋划吗？假如刘弘没有死，使他担任山简所担任的职务；刘琨没有被王浚牵制在北方；张轨没有远隔凉州；再向东联合琅邪王，观察刘聪、石勒的进攻方向，从外部出兵攻击他们，晋朝还可以不灭亡。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司马越不是合适的人，并不是计策不善。至于司马越不奉怀帝出行，反而把他留在危险之地，这就是罪过。玄宗前往蜀地时，太子在灵武，而安禄山、史思明不能在长安安定立足。假使怀帝亲自率军到外面抵御狄人，苟晞即使骄傲，山简即使怠慢，也自然不敢抗拒斧钺而坐视不理。琅邪王把江东的粮食运来，使士兵和战马吃饱，迅速发动进攻，刘聪、石勒难道能够进入一座空城，占据它来承受四方的敌人吗？司马越出兵而皇帝留下，皇帝惴惴不安地居处，流言纷纷而死去，司马越的罪过就太大了。不过，也许是“国君应当死于社稷”的说法误导了他。如果君臣一起死在孤城之中，却把天下置于不顾，即使获得了保护君主的名声，又有什么用呢？〖三〗 百姓愚昧无知，依靠安逸和饱食便以为自己有了势力，欺凌轻视孤弱之人；士大夫不能制止他们，反而跟着一起流荡，丧失仁慈宽恕之心，忘记出征和归来都应报效国家，自己招致死亡，成为国家的祸患。祸乱一旦爆发，就无法抵御了。夷狄不是与我们同族的人。那些侵害我们、应当捕捉诛杀的夷狄，即使多杀一些，也不损害我们的仁德；如果他们陷入困穷而依附我们，就应当疏远并防备他们，同时还必须怜悯他们，保全他们的性命；不能趁他们处境困窘时放纵淫暴，役使、残害他们，并谋求从中获利。汉朝纵容军队和官吏残害践踏西羌，而羌人的祸患仍未消除；夷狄尚且如此，何况中国的流民呢？他们闯入我们的土地，不耕作却获取食物，使我们的百姓受害，心胸狭窄的人看待他们，必然更加愤恨嫉妒。上面不能供养他们，不能使他们安定；他们抛弃祖坟，离开亲戚，仰着脸向别人求助，只为免于受冻挨饿，这难道是他们的本心所愿吗？让他们服役，他们就服役；驱赶他们，他们就被驱赶；但他们不能抵挡我们十姓百家的结党相互勾结。愚昧的百姓于是认为侮辱他们是得计，士大夫于是认为制服他们就是取得了权势，主管官吏于是把箝制、束缚和驱逐他们当作保护本国百姓的功劳。天下统一，士人不应有分别；天地所生的人并非不同种类，却把他们像仇敌一样摧残，伤害和气，违背人理，激起怨恨愤怒，那么对你们的家族就是祸害，对你们的国家就是灾难，全都是自己造成的罢了。西晋末年，蜀地此前已经覆亡。刘弘死后，山简昏暗无能，荆、湘一带的士人和百姓虐待苦害流民；像冯素这样的人，还坚持保卫乡里的邪说，迷惑了狂妄愚昧而残忍的荀眺，想把流民全部杀掉。四五万家流民同时起兵，杜弢利用他们发动叛乱，这是天道所必然导致的，也是人情所必然造成的。唉！荀眺想把他们全部杀掉，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吗？事情如果真的成功了，他怎么忍心？何况这只是在自我残害！等到流民已经反叛，后来又有人责怪说：当初没有迅速杀掉他们。不仁的人是不可以同他讲道理的，竟会有这样的事！〖四〗

译刘聪攻陷雒阳，俘虏怀帝，百官竟没有一个人死于守节。唉！像这一类人，难道可以用坚守气节、为正义而死的道理去责备吗？雒阳陷入困境、危急万分时，周馥请求皇帝前往寿春而没有被听从，苟晞请求前往仓垣也没有实现；等到后来想出城，却已经不能做到了，真是可悲！皇帝将要迁往别处时，公卿阻止他，并替自己辩解说：这是要拼死守卫社稷。实际上，他们的心情有两种：如果不能坚守，却依靠迁往的地方，那么迁到寿春，周馥就会成为辅政大臣；迁到仓垣，苟晞就会成为辅政大臣；跟随迁徙的臣子，不能占据尊贵荣耀的位置，这是第一种心情。还有一种心情是：他们长期在雒阳做官，已经修治住宅、置办田园、准备器物衣服、联结婚姻亲戚，想要离去时却徘徊四顾，不能割舍。这就是盘庚所说的：“不要把心思都放在财货宝物上，要以不断创造生活资料为自己的事业。”他们把心思全系在田宅、器物和衣服上，抬头不知道有君主，低头不知道有自身性命，所以说，像这一类人，怎么可以用坚守气节、为正义而死的道理去责备呢？拥有十金的财产，最终遇到寇乱，却不忍心舍弃自己的鸡、猪、坛、瓦罐，结果肝脑涂地，妻子儿女被俘；汴京的士人和百姓拥护李纲而欢呼，也不过就是这种心情罢了。玄宗将要逃往蜀地时，杨国忠排列火炬，请求焚烧府库，皇帝说：“把这些留下来给贼人，不要让他们掠夺百姓。”他轻视财物货贝的心情，远远超过寻常人。因此唐朝最终没有灭亡。〖五〗 刘琨把石勒的母亲送还给他，想以此招降石勒，但石勒并不服从；高齐把宇文护的母亲送还给他，宇文护却很快反过来进攻。既不把人扣作人质，又想用仁义感动狡猾强悍的寇盗，这不是太愚蠢了吗？有人说：这还不足以责备刘琨。扣押别人的父母，拿他们来胁迫儿子投降；儿子不投降，就杀掉父母来满足自己的快意，这是夷狄和盗贼的行为，有良知的人怎么忍心仿效呢？把母亲送回去，虽然不足以使石勒感恩归附，但石勒也没有借口决意死战。曹嵩被杀，徐州因此遭到屠杀，陶谦真是愚蠢。刘琨并不愚蠢；刘琨之所以不能制服石勒，是因为怀帝、愍帝软弱，琅邪王孤立，王浚又从中阻挠，形势无法振作；刘琨虽然慷慨激昂，但过去曾受贾谧、司马越的污染，威望不足以感动人；而且沉着坚毅不如刘弘，精明敏捷不如陶侃，所以石勒轻视他，知道他不是自己的敌手，又怎么会听从他呢？假使刘琨能像郭子仪那样，那么仅凭焚香盟誓，就足以感动回纥，更何况其他手段。回纥难道真的是害怕鬼神、顾惜信义吗？只是有人能够制服它，又凭借名分和道义来压制它，就没有不能战胜的。因此，平素具有仁义，又有声威而不受损害，那么这一举动就足以挫败石勒的狡猾并掌握他的生死，所以说：“仁者无敌。” 刘琨还没有完全做到仁，并不是因为仁厚过度而显得愚蠢。假如扣押别人的父母来胁迫他的儿子，这不是人所应做的事，本来就是刘琨不忍心做、也不屑于做的事。〖六〗 王导掌握江东政权时，陈頵劝他改变西晋的制度，明确赏赐、严格惩罚，综合考察名声与实际，以此推行大义，议论的人都认为陈頵说得对，只可惜王导没有听从。然而假使王导立即听从陈頵的话，大幅背离以往的轨道，任用名教法令来惩治长期松弛的人心，那么江东的存亡就难以预料了。古语说：“琴瑟不协调，就一定要改变弦柱，重新调弦。”这不是懂得治理之道的话。琴弦不协调，只应按照原有的弦来调节节奏的缓急，并不是责怪琴弦而急忙更换原有的弦。琴弦不协调，是因为弦调得太松；如果嫌它松而把它调紧，大弦会绷断，小弦也会断裂，何况还能调和吗？晋代的官吏和百姓互相崇尚浮华虚诞，喜欢松弛放纵，已经很久了；一旦用严厉手段骤然约束他们，下面的人将如何承受？况且当时能够凭借其道理来治理的人，如周顗、庾亮、顾荣、贺循这一类人，都是雒阳旧日任用的士人，习惯于旷达玄虚的风气，从来没有习惯受到束缚；突然让他们奔走于规章制度之间，他们不能恭敬奉行，于是全都引退离去。这样一来，那些虔诈矫饰、拘束苛刻的人，就从寒微之流中被拔擢出来，各自逞强争躁；官吏不熟悉政务，百姓不得安宁，士人之心瓦解，内乱发生后就不可遏止了。卞壶、陶侃本来就是端庄严肃、勤勉谨慎的人，王导本来已经把卞壶引荐到朝廷任职，也任用陶侃镇守地方了；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难道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完成吗？宋朝曾经忧虑纲纪太宽松、政事太腐败，王安石急于改革更换制度，于是人心开始怨恨；元祐、绍圣、建中靖国年间屡次惩治、屡次改易，宋朝于是灭亡。锻造铁器的人，如果急于把它折回去，铁就会折断。心胸偏狭的人怨恨先前的谋划不够好，矫正过度反而又走向另一个过度，这不能用来治理平静无事的天下，何况是在国势正窘迫、人心尚未稳固的时候呢？而且不只是这样。汉朝末年崇尚声誉，曹操便用严厉手段加以矫正；魏氏急于讲求名分和实际，司马氏便用宽松手段加以矫正。他们都喜欢夸耀前人的过失，显示前代君主的错误，以此取悦人心，使人乐于归附自己。在王导的时代，王敦曾经采用这种手段；后来桓温又采用这种手段；他们因此招致那些追逐利益、希求功名的人，与自己一同作乱。王导只是没有这种不轨的志向，所以顺势进行改革，从容调节驾驭，而不主动显露自己的才能。难道王导没有陈頵那样的心意吗？桓彝评价他，说他像管夷吾，那么他没有沿袭王衍等人的放荡淫逸，使天下随之败坏，也就可以知道了。又怎么知道他没有把陈頵的劝谏铭记在心，只是不显露锋芒罢了呢？有治理当世方略的人，喜爱和厌恶都不过分激烈，放宽和收紧都不急迫；心胸偏狭的人不懂这些，只求一时痛快，反而责怪他不能有所作为。愚昧的人哪里值得同他深入谈论呢！〖七〗 王弥劝刘曜定都雒阳，刘曜没有听从，王弥因此轻视刘曜并背叛了他。王弥不过有盗贼首领的才智，哪里足以测度狡猾的夷狄首领的长远谋划呢？石勒看待刘曜，比刘曜更加狡猾；张宾的智慧，也不是王弥所能测度的。石勒在葛陂时，孔苌请求夜袭寿春，占据寿春来困扰江东，石勒却笑话他，听从张宾的意见向北返回并占据邺城。石勒横行天下，难道会害怕纪瞻吗？但他知道可以战胜纪瞻，却知道江、淮地区终究不能据有来作为安身之地，这就是石勒的智慧。

译江、淮地区春天有连绵阴雨，这是常事；纪瞻与石勒相持时，并没有因为阴雨而困顿，反而使石勒陷入困境；由此可以了解地气，也可以了解天时。三代以前，和善之气聚集在北方，南方是蛮夷之地。汉高帝从丰、沛起兵，借助楚地而平定天下，于是天时之气转移到了南方。郡县制和封建制因人事而更替，南北形势也因天时而转移，这是天人相应的征兆。天气向南迁移后，匈奴开始强盛，逐渐与幽、并、冀、雍一带的地气相合。所以三代以前，华夏与夷狄的分界在燕山；三代以后，分界在大河。不是属于某地却闯入那里，是土地所不适宜、上天所不保佑、当地人所不服从的。因而拓跋氏迁都雒阳，六镇便占据他们原来的巢穴来残害他们，后来延续到齐、周，元氏一族被杀尽。守绪迁到蔡州，完颜氏一族便被消灭。耶律氏灭亡后，它的支庶子孙仍能在漠北保全。蒙古灭亡后，它的后裔和同族中在塞外称君长的，尚且延续了几百年。舍弃土地所能提供的安定之处，而违犯天道规律，没有能够长久延续的。枳树和橘树、貉和鹆各有自己的本性，聪明的人可以由此自我体会，糊涂的人却不知道。王弥、孔苌之所以愚蠢，只能白白成为刘曜、石勒笑谈的资材，就是这个道理。江、淮以南，米、粟、鱼、盐、金、锡、花卉、树木、蔬菜、水果、丝和麻等物产的利益，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但如果想要保留这片土地来保全自己的族类，他们就会像受惊一样离开那里。既然如此，那么上天本来就是珍惜这片土地，要让衣冠礼乐的智慧命脉延续下去，这是很明显的。上天固然珍惜它，夷狄也知道这一点，但人却不能自己保全它，真是可悲啊！中华的败类，罪过已经上通于天了。不过，假使夷狄具有刘曜、石勒那样的见识，就应当自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土地，不要固执地贪图它的利益，以致自我断送自己的世代。〖八〗 刘聪的臣子中有个刘殷，评论史事的人有时称赞他是贤人。刘殷把女儿打扮起来进献给刘聪，以此牢固地保持自己的宠幸，这种行为不足以拿来同人类相比。因此他说：“侍奉君主应当在事情将要发生时委婉劝谏；普通人尚且不能当面斥责他的过错，何况是万乘之君呢？”评论的人如果因此认为他贤能，就会给谄媚奸佞的人提供排斥、攻击忠直之士的口实；刘殷虽然不配称为真正的人，却不能不加以辨析。侍奉父母而多次委婉劝谏的人，既然把不忍伤害亲恩看得最重；而且子女每天侍奉在父母身边，劝谏即使不够恳切，也可以娓娓道来、不断进言，父母即使刚愎，也无法抵挡子女朝夕不离的坚持，最终一定会听从。这不像觐见君主有固定时日，话还没有说尽，君主就暂且搁置不理。父母的过错，不会有安危存亡决定于顷刻之间这样重大的关键；早晨犯错，晚上改正，就没有过错了。君主掌握宗庙社稷和百姓生民的重大命运，话一说出，天下就震动惊骇；行动一施行，群臣百官就纷纷倒伏。一旦失误，就会给九州亿万百姓带来百年的死亡灾祸。若对这种事情曲折婉转、慢慢设法，哪怕日后君主听从了，后悔也来不及了。父母有过错，即使有引导他们、阿谀他们的人，也不过是淫乱的朋友、奴仆和妾媵罢了；他们的势力不大，党徒不多，掩饰过错、蛊惑人心的智术，不能压倒我而居于我之上。我只要用含蓄的话告诉父母那些他们尚未察觉的事情，他们还不能结党强辩来驳倒我。君主如果不贤，就会聚集天下那些偏僻固执而善辩、机巧而强悍的人，以天意人事为说，借助道理和形势来抗拒我；孤独的忠臣本来就担忧不能胜过他们，微弱的进言像呐喊一样，而反对者喧闹嘈杂，连自己的气势也会被夺去。以上这些情况，劝谏父母容易，劝谏君主困难。处在这种困难之中，却还和颜悦色、压低声气，抱着苟且保全的心思，话说得吞吞吐吐，察看君主的脸色行事，这就是贪恋禄位、固守宠幸的方便计策，毫无疑问是小人的行径。何况君臣之间只是因义理相合，并没有不可分离、不可选择去留的关系呢！刘聪凶暴而嗜杀，殷浩把这当作保全自己富贵的计策，确实达到了目的。他用献女来媚悦这个夷狄的禽兽之心，暂且取得天下人的声誉，这种手段确实巧妙。本来不值得同他深入讨论，但邪说一旦倡导起来，如同苏轼《谏臣论》一类的文章，后人便师法这种说法，把它当作诡诈求合的策略，君臣之义就会废弃，辨别忠臣和奸佞的防线也会崩裂。

译◎愍帝 〖一〗 愍帝向西进入长安，是必然灭亡的形势。刘聪虽然离开了雒阳，石勒虽然离开了江、淮，但刘聪在平阳，石勒在邺；雒阳已经毁坏，襄、邓已经残破。石勒一渡过黄河就能到达雒阳，刘聪一渡过黄河就能进犯关中；长安孤零零地处在一隅。南北绵延的地域中间已经断绝，两个胡虏夹在两边，刚一出兵便能立即到达。张轨远在河西，孤军没有援助；李特又割据巴、蜀，使西南的臂膀断绝。天下仅存的完整地区只有江东，但汝、雒荒废残破，声势不足以与长安相互接应。贾疋、索綝、麴允临时聚集、刚刚合并的军队，显然不足以维系九鼎。周顗等人在半途逃走，并不是胆怯而背弃义理，而是知道长安将在早晚之间灭亡，而江东还可以留作日后的谋划。长安自汉代以来，荒芜空旷，已经很久不能作为险要之地了。刘聪、石勒没有急于进犯并占据它，正是因为它的地势不足以凭恃。把它称作天子的都城之后，刘聪才想坚决夺取它。愍帝如果不进入关中，长安还不会立即灭亡。当时石勒已经放弃淮、襄向北而去；雒阳虽已长满野草，但陈、汝、蔡、邓仍可凭借楚地的边塞作为屏障，向东连接寿、泗，与江东沟通津梁；向西连接关、陕，与雍、凉相联络。这是顺势而成的局面，是首尾相互呼应的形势。假使愍帝不放弃中州，而暂时把都城定在陈、许、宛、汝之间，两个胡虏显然不敢立即进犯京城。贾疋、索綝留恋乡土，又挟持愍帝向西而去，别人无法同他们争夺，只能想着逃散；这样一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灭亡呢？所以，在丧乱之后继承基业、谋求复兴的人，如果并非真正具有英武资质，就不能贸然处在危急之地而侥幸求成；这不是怯懦，因为所关系的事情重大，一旦陷入危境，天下就会随之倾覆。夷狄又何尝不畏惧中原呢？天下人共同拥戴的君主，一再被他们俘获之后，他们才知道中夏没有人，已经不足以畏惧。苻坚亲自率军奔赴淝水，高纬亲自出行救援晋阳，结果都因此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何况一向不懂军事、只是凭借名义而被推戴的愍帝呢？智者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够了；愚蠢而急躁的人，却把挟持天子当作孤注一掷，讥笑那些畏惧退缩的人，既不估量力量，也不审度形势，只是白白败坏别人的国家，哪里能够有所救助呢！既然如此，肃宗占据朔方一隅之地，与天下隔绝，为什么却能够取得收复失地的功劳呢？回答说：禄山凶悍而愚蠢，已经占据长安，得意忘形而没有长远志向，轻易离开幽、燕而丧失自己的根本，就像将要被晒干的朝露，所以只需从一隅进攻他就足够了。刘聪和石勒各自占据狡兔般的巢穴，彼此凌逼，正处于兴盛而未停止扩张的时候，哪里是孤立的势力所能抵挡的呢？形势取决于时势，道理又取决于形势；智者明白这一点，不能笼统地用一套说法判断成败。〖二〗 官职卑下，士人就离开朝廷；封赏泛滥，士兵就逃离戍所；天子的权力减轻，万物没有什么可以用来相互劝勉；而那些忠贞守理的人又以同坏人为伍为耻，人心从内部涣散。这是成败的关键，掌持它而不谨慎，就会瓦解而无法制止。陈頵劝谏琅邪王，说用金印紫绶装饰士卒、把符节策命交给仆隶，并不是端正纲纪的办法。他说得对。然而天下正处于乱世，人心更加争竞，尸体相枕，仍不能满足于荣宠的欲望；天子蒙尘，夷狄盗贼充斥四方，正是急躁之人得志、谋求名位的时候。若过分压制、竭力裁抑他们，就会像项羽削刻印信，使韩信、陈平从小路逃走；也会像张元、吴昊被韩琦、范仲淹斥退，反而引导西夏倡狂。即使才能不如韩信、陈平，狡诈不超过张元、吴昊，他们对我效力还嫌不足，但依附夷狄盗贼却绰绰有余；如果固守陈頵的主张，恐怕没有办法收拢躁动的人心，使他们归顺自己。那么，治理这种情况的办法难道已经穷尽了吗？回答说：这不是在宽和严两条道路之间制定法令就能决定的。天子是教化的根源，大臣是万物效法的对象。天子急于求功，人们就把功劳看作崇尚之事；天子急于求取官位，人们就把官位看作荣耀。节俭的人，首先自己节俭；谦让的人，首先自己谦让，并不是靠法令约束别人、使别人卑下俭约。若是从崛起开始谋求称王，就慢一些称王、慢一些称帝，于是众人的志向不会互相争夺；若是承接乱世而谋求兴复，就慢一些设置监国、慢一些继承正统，于是人心不会争竞。汉高祖在成皋作战时，项羽一天没有被平定，自己一天就仍然同韩信、彭越、张耳、吴芮等人处在同等地位，所以韩信请求封王，最终夺取他的王号，他也不敢怨恨。光武帝听从耿弇的建议，过早自行即位，所以赤眉已经投降，而天下的动乱却正开始兴起。那些在帷幕之中拥戴辅佐他的人，突然崛起而接受三公之位，他们的下属越发尊贵，自己就越发高踞其上而更加尊贵；上位者越尊贵，下属越会相互攀援而上，争相求取尊贵。更始的朝廷中，人人都佩戴王爵，于是关内侯、骑都尉之类的封号充满朝廷，无法禁止。唉！得到它就成功，失去它就失败；成功就生存，失败就死亡；宗族悬在刀俎之上，乌鸦老鹰正窥伺着自己的肉骨。在这种情势下，奋发心志同上天争成败、同人争生死，而且把这种志向明白地显示给天下人看，那么必然会有把轩冕看得如尘土、把金玉看得如锱铢的心志，然后才可以用功名之路鼓舞天下。诸葛公说：“只有淡泊才能使志向明确。”君主和大臣的志向明确，天下臣民的志向就会安定，难道还要依靠综合考核、压制裁抑来建立纲纪吗？偏向宽松或偏向严厉，过失相同，失败也相同。〖三〗 愍帝下诏任命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分别督率陕东、陕西各路军队，命王保率领西方军队到长安，命王睿从江东出兵进取雒阳。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彼此必须相互救助才能成功的时候。琅邪王刚刚平定江东，却不肯北伐，把君主和父亲的危难看得仿佛没有听见，姑且置之不理而自行保全自己的辖境，确实有罪。然而，如果用纯粹忠诚、盛大德行的标准责备琅邪王，琅邪王无话可说；若按实际情况他根本做不到，那么愍帝的这道诏书就只是一场戏罢了。愍帝对于这两位亲王来说，名分不足以统辖他们，义理不足以使他们尊奉，道德和道路不足以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君主。他做皇太子，并不是天下人必然归心拥戴，而是贾疋等人拥立的；他做天子，也不是诸王共同拥戴，而是麴允、索綝扶持的。琅邪王承接八王之乱之后，幸而没有参与司马伦、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之间的争斗，这是由于王导等人有观察时势、自求安定的智慧，也由于琅邪王的器量宏大深远。难道仅凭一纸诏书、丞相分陕的虚名，就足以鼓舞并折服他，使他听命吗？名义上是愍帝的诏书，实际上只是索綝、麴允的命令罢了。以琅邪王为君主，以王导等人为辅佐，却安然只听从索綝、麴允的命令，争先恐后地奔走效命吗？

译索綝和麴允有实行忠诚的心，却不知道应遵循的道理。衡量德行、估量力量、观察时势，就是道理。假使二人拥立愍帝在长安，却不放弃秦王的称号，使他同两位亲王并列，并且暂时虚置最高名位，等待有功之人出现后再论定名分，那么还可以不让愍帝孤立危险，从而使他免遭俘虏；二人也可以自救免死，建立功名。可是二人正得意洋洋地贪求辅佐君主即位的功劳，却不自量，所以他们灭亡时没有人能够救援。元帝听到长安攻破，知道司马氏已经没有余力；南阳王偏处一隅，日益陷于危险，也不足以依靠，于是才慢慢登上王位，继承大统。读刘琨劝进的奏表，可以看出上下都悲哀叹息，求立君主的心情十分迫切；然而周嵩仍劝他不要急于行事。能够得到人心的人，会慢慢等待天命，这不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理解的。〖四〗 喜欢阿谀的人，身负大恶还认为自己行善，遭受奇耻大辱还认为是荣耀，大祸临头还认为是福分；君子会因此丧失德行，小人会因此加速灭亡，怎么能不警戒呢！石勒横行天下，杀王弥如同杀圈中的小猪，背叛刘聪也如翻手一样容易，天下人听到他的名声，尚且心怀警惕；可是他一旦用卑微谄媚的话讨好王浚，王浚便相信他而毫不怀疑。唐高祖从晋阳起兵，迅速攻下西京，安坐着收取汾、晋之地并使之安定，难道是甘愿屈居人下的人吗？可是他一旦用屈己谦逊的话诱骗李密，李密便相信他而毫不怀疑。王浚死在石勒手中，李密被唐高祖擒获，不过在举手顾盼之间，他们都不知道躲避。王浚凶狠悖逆，被这种话迷惑也就合乎情理了。李密起兵失败后逃窜，艰难辛苦都已经尝遍，却一听到谀言，便如同狂醉一般毫无察觉。天下足以使人丧德亡身的事情，沉溺饮酒、贪恋女色还不算其中最严重的，喜欢阿谀才是最严重的。元祐年间的诸位君子尚且被蔡京迷惑，不要只责备那个骄横悖逆、好听谀言而受骗的王浚和李密。〖五〗 建立大业的人，必然有同他一起起兵、共同兴起的人，不能忘记他们；但如果过分信任并专门任用他们，祸乱就会由此产生。元帝能够在江东延续国运，是王氏辅佐的结果；但最终造成王敦之祸，是因为让王敦都督江、湘军事，这就是祸患的根源。王氏虽然有拥戴元帝的功劳，但当年在寿春以北抵御石勒，是纪瞻率领江东的军队在淮河以西抵挡他；那些跟随元帝渡江的人，还没有建立丝毫功劳。至于安定江、湘，镇守上游来巩固建业，那是刘弘的功劳；刘弘所任用而因此立功的，是陶侃。平定陈敏、铲除杜弢，都是陶侃的功劳。陶侃的功劳刚刚奏报上去，元帝却急忙派遣王敦夺取他的权力，凌驾于他之上，又把陶侃贬到广州，以满足王敦的心愿，使陶侃想为京城效忠，而王敦已经扼住他的咽喉，使他无法前进，这是多么荒谬啊！陶侃能够在荆、湘建立功业，是因为刘弘以诚心相待而毫不猜疑，从而使陶侃的心完全信服。到了这个时候，陶侃已经无法保全了。后来王敦做登天的梦，苏峻之乱发生时，陶侃犹豫不前，本来还会说是专门任用陶侃，反而使陶侃成为王敦一党，却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王敦杀死自己的兄长而毫不顾惜，陶侃则向刘弘输诚效忠而不改变立场，他们的忠贞与邪曲已经十分清楚了。陶侃不能成为纯粹的忠臣，是元帝开启了这个局面，王敦又首先作乱加以倡导；但陶侃始终不忍做王敦所做的事。猜疑并控制陶侃，是王氏的私心，难道是晋朝的利益吗？一起兴起的臣子，即使没有大的权力，也本来就彼此亲近；新近归附的人，即使权势凭借很盛，关键权柄却不在他们手中，内心想法也不是他们能够测度的。所以萧何、曹参同高帝一起兴起，而参与帷幄谋划、决定危疑大事，就授予张良、陈平；掌握重兵、镇守要地，就授予韩信、彭越。新近归附的人因为受到信任而高兴，一同兴起的人也感到安定。韩信说：“陛下善于任用将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元帝感念王氏拥戴辅佐的恩德，却猜疑有才干的臣子而疏远他们；幸亏王导还有所顾忌，王敦的凶顽也不足以诱使人心归附于他。否则，司马氏难道还能同王氏分割天下吗？有陶侃却不知道任用，元帝本来就没有什么作为；内乱发生，外来的侵侮最终无法抵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六〗 接受劝谏的困难，不只是接受劝谏本身困难，更在于使人能够来劝谏自己尤其困难。地位尊贵了，人们将要依附他，又害怕违逆他；然而依附尊贵地位的人，并不是懂得劝谏的人。权力重大了，人们将要畏惧他，早早就对他感到惴惴不安；然而畏惧重权的人，并不是能够劝谏的人。地位尊贵却能屈尊对待下属，权力重大却能谦逊以容纳他人，这样可以招致劝谏，但仍然不够。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些人才智有余，又勤于处理政事，于是怀抱忠心、想要陈述意见的人，早晚都有劝谏之心，却在面对他时受到阻挠；这样便堵塞天下忠直之士的进言，而每天只看见别人不如自己，直到危亡将要到来还不知道。人的才智，有时同我相等；但在某一方面有所长，就必然在另一方面有所短。况且有些人的才能虽然低于我，看到我的长处，自己本来就会认为有更好的长处而怀疑自己的短处。言语正确、谋划完善，本来都有明显的道理，人人都能明白；但才智有余的人，有时反而看不出来。又有些人才能不及我、智慧不如我，却偶然得到一个意见，恰好合乎善理；还有些人的谋划协调周密、考虑深远，只是言辞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尤其还有这种情况：对方有一个优点，我也有一个优点；在我这里，任意挥斥便显出长处，在对方那里，迟疑徘徊便显出短处。然而君子所乐于听到的，并不一定是等待贤明多闻、能够做我老师的人；恰恰是那些才智低于自己，却专心思考一个道理、顺应人情而得到事情适当处理办法的人。对方听见我才智宽广有余，想献出自己的长处，却害怕我拿他的短处来挑剔；那么忠厚自守的士人，不愿承受迂阔浅陋的讥笑，成为我取笑玩弄的材料，又担心我搜求幽隐、摘取细微之处，使自己在不及之处陷入困窘，于是他早晚怀抱的忠心，必然敌不过面对我时的羞惭退缩。我即使接受了他的意见，他仍然会不安，担心意见不合适。这就是教导别人来劝谏的困难，也是君子所忧虑的事情；而隐去人的恶处、宣扬人的善处，乐于从别人那里取得意见，正是成就圣人的原因啊！隗瑾告诉张寔说：“明公处理政务，无论事情大小，都亲自决定，群臣下属只接受既成决定罢了；应当稍微收敛自己的聪明，多加访问，那么好的意见自然会来，何必还要奖赏呢？”这确实是懂得治理之道的话啊！

译卷十三 东晋元帝以下直到陈，凡是僭越称帝而建立的各国之事，都分别附在六代编年之下加以评论。〖一〗 扶助危局、平定倾覆，首先要以取得人心为要务。国家破亡、君主死亡，天下人嗷嗷地希望得到一位君主来奉事，人心似乎容易取得，实际上并不容易；不只是因为安抚他们的人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而且天下正嗷嗷地希望得到一位君主，也必然是天下人本来就共同嗷嗷企盼。如果他马上自信地说，天下本来就嗷嗷地希望拥立我为君主，那么天下人的真实情感就松解了。若不是因为天下人的感情受到压迫而主动寻求、然后响应他们，那么贤者尚且不能伸展自己的忠孝愿望；比贤者更低下的人，就更不会把拥戴的功劳归给他。于是人心解散、犹豫不前，心想：他将要自行登上自己的位置，却要求我建立功劳来保全双方。这样一来，即使名分端正、威望建立，天下人奔走归附也不会迫切。于是才开始下达奖赏、劝勉、联络的诏令，来羁縻天下归附自己，但天下人却不响应。我用奖赏、劝勉、联络的情态和言辞羁縻天下，天下人怎么会不骄傲呢？所以在国破君亡之后，不等天下人催促便急于自行即位的人，不是会被外部逼迫而灭亡，就是会因内部争斗而叛乱。这难道是依靠假装推让、伪造机会就足以感动天下的吗？没有宗国灭亡的痛苦，却乘乱兴起，即使想要谦让也做不到；他的情绪疑惧，气势喧嚣，行事必然急躁而不合礼法。愍帝即位，是贾疋等扶立他，随后又自行拥立；这样一来，琅邪王在江东，南阳王在秦、陇，即使不参与争夺，也只是眼看着愍帝灭亡而不救。不只是这两位王，刘琨、慕容廆在北方，张寔在西方，陶侃在南方，也都眼看着愍帝灭亡而不加以救援。长安失陷，愍帝被俘，司马氏的子孙几乎全都覆亡了。琅邪王拥兵据守江左，削平内部寇乱，使东方安定；若舍弃琅邪王，便没有可以另立为君的人。然而他听说长安发生变故，属官请求他接受尊号，他不答应；属官坚持请求，他仍不接受，只是流着眼泪暂时登上晋王之位。不久，刘琨多次上表，陈述痛哭之辞；慕容廆、段匹磾也联合上书劝进；豫州的苟组、冀州的邵续、青州的曹嶷、宁州的王逊，联合南北共同请求；江东士人中的声望人物纪瞻等，也都诚恳而急切地催促他。这样以后，他才登上帝位并改元，于是元帝的帝位才确定下来。不是向天下求取帝位，而是天下来请求他，人民便不会产生异心，国家也自然安定。东晋的根基，是在一年之中由天下等待他而形成的，这正是人情与天理发展的极致。他的谦让，正是国家得以建立的原因。然而，也有一个没有等到这一步的人，那就是张寔。张寔拥戴晋朝的心意坚定，选择君主也很审慎。南阳王司马保没有等待天下拥戴便自行即位，张寔舍弃了他，把希望寄托在江东。张寔的表章送到时，元帝已经先行即位，于是张寔的心意反而有了二心：他使用建兴年号，却不采用太兴的正朔。张寔难道不愿意得到一位君主来侍奉吗？只是厌恶这位君主不等自己请求，便迫不及待地自行称帝罢了。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人心拥护或背离的关键。作为臣子，难道可以压下奉戴君亲的悲痛，产生浮泛地仰慕并图谋获取名位的心思吗？天下人看出他的隐情，便鄙视他。这说明天理存在于人的常性之中，容不得丝毫偏差！他自己或许没有察觉，但人心离合的情理本来就截然不同。由此推论，那些没有功劳却得到拥戴的人会产生嫉妒猜忌，出力辅佐的人则会挟功骄横凌人，这都是事态发展到末流的必然结果。远方的人擅自发号施令以抬高自己，权奸怀有叛逆之心而企图逞强；国家想要保存下来，难道还能办得到吗？二 元帝即位时，王氏逼迫皇室，和皇室相抗而享有同等尊位；这不只是王敦凶悍，王导的志向也有僭越之意。元帝于是把刁协、刘隗安排在身边，用来分割王氏的权力并巩固自己。然而最终招致祸患，并不是因为元帝不应该任用人才来辅佐自己，也不是因为刘隗、刁协不应该脱离朋党来辅翼君主，而是因为他们尊奉君主、压制强宗的方法不对。在危亡倾覆之际承受局势而建立国家，依靠众人的意志谋求生存，自己的势力已经十分孤弱。有时外部有挟持尊亲身份的宗室藩王，有时内部有凭借功名的将相；势力一天天受到凌辱削弱，同时又潜伏着篡夺和弑杀的祸机。这正是君子独自挺立出来、安定宗庙社稷的时候，牺牲自身并不是他所顾惜的。然而，君主所急需的事情以及我之所以侍奉君主的原因正在于此，就应当专心致志地弥补周全，唯恐还来不及。即使刑赏有所失当，政教有所松弛，风俗有所败坏，也应暂且放下，等到君主的权力已经尊崇、国家纲纪已经建立之后再处理；绝不可急于改变政令、改易先前的政策，以此离散臣民之心，使权奸得到借口，诱使天下归附自己。刁协和刘隗的作为，足以说明这一点，只是意气自矜罢了。他们依仗刚决的才能，标榜名义来为自己博取声名，钳制束缚天下；一句话不对，一件事有失，便大肆张扬并加以指摘。于是满朝的怨恨兴起，王氏的党羽反而更加团结。这并不是臣民背叛君上而投向王氏，而是他们突然违逆众人的情感，把众人激怒了。孟子说：“不要得罪权势显赫的世家。”这并不是说只听从世家，而是说不要得罪臣民；只要不得罪臣民，世家就不能把罪责加在自己身上。以沉静稳重的态度收揽人心，使振兴衰败、挽救弊病的人才得以出现，同时从容等待人心安定，那么权臣自然会收敛，外来的侮辱也会消除。何况那些把名分和法令综合考核、使众人心情惊骇的措施，难道可以强行推行来触犯众怒吗？方正学还没有达到这种见识，刘隗、刁协又哪里能够谈到这一层呢！三 国家沦亡，孤立的臣子身处远方，要寻求使自己安定守节的方法，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只是径直去做应做的事罢了。凡是可以做的就去做，做成了，是上天使它成功；做失败了，我的志向本来就不回避失败。就像行走在鸟道上，前面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后面也没有什么可退却的，旁边没有可以绕行的小路，只能沿着道路一直走下去罢了。若一面从旁窥视，一面想借另一条小路来实现自己的志向，严重的会祸及天下，不严重的也会丧失自身，白白死去而没有名声罢了。刘琨托身于段匹磾，就是这样。不是同类的人，内心无法了解，行迹无法追寻，片刻之间的变化也无法测度。和这种人相处一天，谈笑之间就潜伏着万般诡诈，又有谁能知道呢？刘琨却凭孤立无援的身份，游处在豺狼的巢穴中；想要伸张自己的志向，必定做不到；即使想用自己的颈血溅到刘聪、石勒身上，以报晋朝宗庙社稷之仇，也必定不能做到。因此君子深深惋惜他的愚拙。以刘琨的忠诚，尚且落得自身死亡、家族被夷灭，怀抱志向长久埋没在荒远之地；比这更差的，陷入叛逆之罪而被天下人杀戮，最终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后代。立功固然没有功劳，死亡却必然死亡，这样做有什么可乐的呢？所以说，只是径直去做应做的事罢了。四

译嫉妒偏将有功，厌恶别人奖励他，害怕他被别人任用，背叛自己而离去，并且将要压过自己而居于其上，这是武人的常态。陈川部下的将领李头奋力作战有功，祖逖厚待他。李头感激祖逖，愿意归附祖逖；陈川猜忌他，便杀死李头而投降石勒。于是汴、【原文“汴、之闲”疑有脱字】之间大乱，无法平定。唉！这就是统领将领的人之所以困难的地方。了解武人的心理，不违逆他们所忌惮的事情，才算懂得权变。这不只是害怕他们怨恨愤怒而委曲迁就他们，其中本来就有合乎正道的道理，权变也就是正道。三军将士中，聪明的人、勇敢的人以及勤奋敏捷、愿意效死的人很多。有些人的智谋勇力和效死之心超过主帅；但他们既然已经隶属于他人并接受命令，纲纪就存在了。所谓纲纪，就是君主用来统辖天下，元戎用来统辖众将，众将用来统辖偏将副将的关系。既然已经让他们彼此统属，却又用不可预测的恩威，只凭一时的功劳和罪过来施行赏罚，那么即使赏罚适当，纲纪也会先行混乱。纲纪一乱，将帅便无法统辖偏将副将，元戎也无法统辖将帅；失去了相因相承、贯通联络的条理，天子也将无法统辖元戎。所以韩信攻下燕、赵，平定三齐，难道只是靠他一个人的手脚之力吗？那些以智勇效死来成就韩信功业的人很多。然而汉高祖了解韩信，却适可而止：即使李左车贤能而有智谋，韩信正面向北接受他的教诲，汉高祖也没有提拔李左车，让他接受一县的封赏。韩信说：“陛下不能统率士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说的就是这个吗？既然已经成为他的偏将副将，名分和义理就存在了；即使其智谋勇力和效死之心受到主将压制，也只能借此逐步惩治主将，不能因为自己能够率性行事就马上实行。即使好恶合乎正当，也有不能任意使用的地方；即使刑罚和赏赐公平，也不敢轻率施行。聚集数十万人而成为他们的首领，却要逐一考察他们的才能和能力来使用恩威，自己的力量就会耗尽，而争乱也会由此发生。祖逖让李头愿意为自己效力、背叛陈川，就是任凭个人感情施行好恶，自以为极其公正，却不知道纲纪才是维系人心的枢纽。祖逖慷慨豪迈、英【原文“英多”疑有讹误】气过人，却没有通达大体；即使他没有遭受挫折，我也不敢相信他能够成就匡复晋室的功业。称赞周公的人说：“和乐宽厚，见到善行不欢喜，见到恶行不发怒。”英明的君主、明智的宰相，其格局宏大深远，哪里容易达到呢！五 忠臣志士要善于保全自己的忠贞，更不能没有见识。如果没有这种见识，就容易被事势动摇，而不谋划最终的结果。说荀彧结党曹操、帮助他篡夺汉朝，是过分的说法。不考虑最终结果，只是相沿而行，变故一天比一天加深，最终不能自拔；荀彧因此而死，也不能避开“不合乎正道”的名声，这是急于实现自己的志向而见识不够长远。当汉献帝困于群凶之中的时候，只有曹操能够迎接并安置他，天下悠悠众人，除了曹操还能归向谁呢？曹操不能始终任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要改变原先的打算，却只是最初的念头已经昏昧。他的智谋在片刻之间不能决断两端，不能顺势解决问题，只好姑且试行，并且自以为将来还可以改变计策，却不知道最终根本无法改变。因此，能够及早决断来保全自身名节的人，才称得上大智；高瞻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慕容廆刚开始拥戴晋朝时，平定辽东以后，想任命高瞻为将军，便抚着心口告诉他说：“我想和您共同清除世间的灾难，辅翼拥戴王室。”慕容廆慷慨陈言，高瞻却冷淡地回应，忧郁而死，始终不肯屈服，这似乎已经太过分了。高瞻怀有拥戴君主的忠心，而慕容廆又给他留下了借此效忠的机会，姑且听从并观察他的后续行为，也还不晚；然而高瞻本来就知道慕容廆不可依靠。慕容廆不能指望他始终拥戴晋朝，难道很难知道吗？怀抱忠心而想立即试探他，只因一念迟疑，忘了慕容廆能够任用自己，而自己却不能任用慕容廆，于是就会像荀彧那样因不能决断而败坏名节。身处空谷听到脚步声，便高兴地跳起来，哪里知道这声音并不是熊罴鬼怪来侵扰呢！怀抱忠心而为国家倾覆灭亡感到愤怒，听到有人发出正义的声音便欣然投奔，这样不被叛乱贼人陷害的人很少。高瞻的智慧在片刻之间便作出决断，分明得如同黑白不会混淆，像刀刃迎向竹节一样迎刃而解，比击鼓传令还迅速；他在尚未屈服之前就死去，而没有等到后来无路自拔、力量耗尽、志气沮丧的时候才死。唉！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刘琨比不上他，更何况荀彧呢！六 祖逖在黄河以南树立威名，石勒请求与他互通友好，祖逖不答复书信，却听任双方进行互市，可以说是善于谋划了。两军相对而断绝互市，并不是能够真正断绝；难道只是士兵和百姓被利益吸引而前往，即使杀了他们也不能制止吗？我方也会有需要对方境内物资的时候，暗中购买它们。断绝互市，只能断绝我方不去，却不能断绝对方不来。我方前往互市的货物，不是一天之内就能送到对方那里；需要蓄养、放牧，再用舟车运输数百里，尚未到达战场，消息早已泄露，所以即使不能完全断绝，也能断绝许多。对方前来时，在战场边界交接货物，一个晚上就完成价值千金的交易；从我方到官吏、士兵和编户百姓，没有不依赖这些物资的，怎么能够断绝呢？这样一来，我方的金钱和对方轻便而整齐的货物财物，全都被运回敌方，而我方只得到那些每天都在消耗的物资，于是敌方日益富足，我方日益贫困；金钱暗中耗损而自己还不知道，想使三军不缺乏物资也做不到，百姓贫困，怨恨便产生了。况且主张断绝互市的人说：这是为了防范间谍。间谍往来，通常都走偏僻小路；如果只是名义上断绝互市，却不能禁止下面的人私下往来，那么偏僻小路就会四处畅通，间谍往来也会无所顾忌。互市相通，关卡渡口有官吏，可以稽查出入；交易有期限，可以限制往返；军民因为能够通过互市获得所需而不再走私，偏僻小路荒废，间谍出入也就受到阻碍。而且间谍并不一定都是怀有叛逆意图、冒险奔走的人；私下交易相通，偏僻小路四通八达，人们知道官禁松弛，渐渐同敌人亲近，因而轻视死亡、与奸人勾结的人就多了。把交易统一限制在互市之中，互市之外没有彼此亲近的途径；若不是特别奸邪、甘愿忘死而侥幸求利的人，谁敢去尝试呢？用互市来限制私通，祖逖的考虑很周密。这是两军相持时供给财用、杜绝奸人的好办法，用兵的人不能不知道。七 说王导不能算纯粹的忠臣，是因为他杀害周顗的事实无法掩盖，评论者对此加以指责，是合理的。然而说王敦篡位时，王导向北投降并成为辅佐篡位的功臣，按照王导一生的作为推断，这恐怕也是他所不能忍心做的。况且王敦凶狠残忍，杀害自己的兄长也不忌惮；如果凭借篡位而建立政权，王导平素的德望又在王敦之上，王敦必定不能最终保全王导的性命。王导即使愚蠢，难道会对此毫无察觉吗？

译王导之所以在两端迟疑、不能成为晋朝纯粹的忠臣，也是有原因的。王导这个人，把庇护宗族看得很重，却因此损害了自己的名节。王氏宗族中，除了王导以外没有贤能的人，而骄横违法的人却很多。他们全族跟随元帝渡江，在患难中彼此依靠而不分离；在这种情况下，王导若没有亲近协调他们的心思，本来也不合乎人情。然而忠臣保护君主、君子保全家族，都有自己的原则：按照亲情爱护他们，按照道义亲近他们，根据他们贤能或不肖，按其才干决定任用或舍弃；尽自己所能做的事，但国家的刑罚和赏赐，不是自己可以私自掌握的。当时纪瞻、卞壶、陶侃、郗鉴一类的人物在江左如同林立，而王导却把上游的兵权交给王敦，难道王导有叛逆的图谋吗？不过是怜恤自己的宗族，不愿压制他们罢了。难道要说管叔叛逆，周公也不忍心及早防范他吗？管叔不只是周公的兄长，周公也不只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兄长，才让他监督殷地。管叔本来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是共同属于天子的尊亲；周公凭借自己的贤能，怀疑管叔不肖而及早制裁他，在道理上是不可以的。王导难道也是这样吗？天下是司马氏的天下，不是王氏的天下。只因惋惜王氏门第一向显赫，顾念与宗族共同经历艰苦，便拿属于他人的天下来慰藉自己的感情，没有不陷入罪恶的。到最后，竟至于让最亲近的人统率六军，名义上称他为贼而把刀刃推给他，又哪里足以挽救名义、保全人的天性呢？唉！这难道只是像王导这样的人所涉及的国家安危大事、臣子是否贞正的大区别吗？凡是人亲爱自己的宗族，也各自有应守的原则。自己能够做的事，没有什么不能推行；上至君主，下至朋友，再下至今天的一般人与天下万物，不是我所能私有的，就不能据为己有，也就不能因此偏私自己的父辈、兄弟。妄图满足私欲，哪里会有满足呢？应当用正道教导他们，引导他们走自立的道路；读书人习做读书人的事，农民习做农民的事；对狡黠的人加以收敛约束，对弱小的人加以振兴扶助。这样不但不损害天下，而且还可以保全那些【原文“跃冶”疑有讹误】子弟，使他们得到安定，那么就可以向祖先禀告而没有遗憾了。若徇私满足宗族朋党的好恶，即使自己本来正直，也必定陷入邪僻；辱没自身、不孝的罪责，又怎么能够逃避呢？明帝 如果明帝没有早夭，中原大概就可以收复了吧！上天借五胡来扰乱中原，这是气数将尽的表现；偏偏明帝又早早去世了。王敦横行不法，元帝忧惧不安地死去；明帝年幼，却在多难之中承担大事，他的一举一动都卓异非凡、出人意料，难道不能称为神武吗？王敦图谋篡位，却暗示朝廷征召自己，使明帝疑虑、畏惧、忧伤，不愿征召他，等着他的党羽相互逼迫；这样王敦的横暴就会得逞。明帝坦然亲自下诏征召王敦，仿佛君主征召大臣的旧例一样，没有任何疑惧；王敦因此内心折服，不敢入朝。王敦想让王导担任司徒，明帝答应了；王导本来就可以担任司徒，没有什么可疑的。或者说，明帝还借此举荐王导为君子，使他洗刷与王敦同谋的耻辱，把心思转回王室，同时瓦解群臣依附王氏的恶劣气势。于是王导的志向改变，王敦的党羽孤立，王敦奄奄一息，便把篡位作为下策；其中勉强制造困难的，只是钱凤一类无赖之徒罢了，消灭他们就像摧折枯木一样容易。王导写信给王含说：“从前奸佞之臣扰乱朝廷，人们心中不得安宁，像我这样的人，心里都想着从外部救济朝廷。如今却不是这样，圣主聪明，恩德遍及朝野，凡是做臣子的，谁不愤懑叹息呢？”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王导的心情，也可以看出跟随王氏的人的心情；天下的大势以及明帝的宏大谋略，也都可以由此知道了。解决最大的疑惑，要用诚信来对待；安定最大的危难，要给人以安全。上天如果给明帝足够的寿命，让他收拢北方离散不定的人心，再乘着两次闵乱的局势，摧枯拉朽，恢复中原的衣冠礼乐，我知道这并不困难。可惜明帝早早去世，事情无法实现了，真令人悲痛！二 君子的过错，不会损害他作为君子的本质，只是不同于小人掩饰过错罢了。王敦起兵侵犯宫阙，王导却拖延隐忍，没有加以匡正；周顗、戴渊之死，王导确实参与知情，他在名教上获罪，是无法粉饰的。所以他自己说：“像我这样的人，心里都想着从外部救济朝廷。”大概是因为刘隗、刁协不分顺逆，逞行自己的意志，想要诛灭王氏全族；王导的处境又受家门将要覆亡的逼迫，不得不采取诡诈顺从的态度。这种情况在情理上可以原谅，却不能因此隐瞒粉饰来欺骗天下。等到王敦死去、他的党羽被诛杀，谯王司马承、戴渊、周顗因以死报国而受到褒奖追赠，这难道不是王导悔过自省、向地下的周顗和戴渊谢罪的时刻吗？然而王导仍然亲近那位打开城门引狼入室的周札，违背卞壶、郗鉴的正直谏议，还说：“周札和谯王、周顗、戴渊所表现出的都有不同，这都是臣子的气节。”王导如果认为周札已经充分尽到了臣子的气节，那么他也就认为自己在气节上没有过失。他借周札来文饰自己的过错，于是王导最终彻底走出了君子的道路。郗公爱子去世却不哭，卞令抱病奋战而死于战场。这两位君子，自己不做不该做的事，也不责备别人；直言不讳地评定是非，不是一般教导所能达到的。然而，能够归咎自己、认识错误，在舆论已经定论之后不再提出异议，难道不可以吗？如果倚仗自己的过错还想掩盖，反而会使它更加明显；不学习君子之道，即使有智慧也不能发挥作用。

译◎成帝 〖一〗 君主年幼即位，而大臣徒然占有辅政的名义；即使圣明如周公，也不能制止二叔之乱，何况比周公更差的人呢？庾亮没有把权力专归自己，而是召集西阳王羕、王导、卞壶、郗鉴、温峤，一同接受托孤遗诏，避开汉末窦氏、梁氏那样显著的罪责，庾亮已经好得多了。虽然如此，哪里有同为人臣，却只尊崇这几个人，让他们掌握百官的进退，就能使天下人心服的道理呢？陶侃的怀疑，祖约、苏峻的叛逆，都是必然发生的。君主年幼，国政必然需要有所裁定；大臣不承担辅政的责任，又怎么可以呢？但如果有合宜的办法，本来就不必设立辅政的名义，授予某人独自驾驭政务的权力，使天下疑惧。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官职的常规已经确定，官职之间彼此相连，法令纲纪预先建立，并按照各自职责自然施行罢了。三公讨论治道，却让他们处理具体事务，就会向下侵犯六卿的职权；百官彼此不越权，却又不守自己的职分，就会互相争夺。所以六卿、百官的可行与不可行，由三公斟酌；三公只参与议定可否，不凭自己的意思控制六卿、百官去执行。这样，满朝众多官员就像由一个人发出政令一样；州牧、军帅也各自依照常规办事。天子即使年幼，朝廷内外也会自行整齐协调，以共同成就治理，哪里还需要辅政者代替天子发布命令呢？古代的天子，从来不曾任意独断；他们虚静自守，谨慎遵守先王的法度，即使聪明神武，也像没有这些才具一样，这就叫作无为而治。遵守典章制度，使百官各自敬守职责，并不是完全不做事，而是坚守无为。真正实行无为，那么有天子却仿佛没有天子；有天子却仿佛没有天子，也就能做到没有天子却仿佛有天子。君主虽然年幼，百官都是辅佐治理的人，哪里需要标举辅政的名义，使天下疑惧呢？因此，三代的圣王在天下刚刚安定之时，就为天下确定家法和朝廷制度，并世世代代实行；君主年幼、国家疑惧的变故，都已经预先防备了。所以三代共一千八百年，并不是没有幼主登上帝位，但大臣从未独自掌握赏罚威福。至于周公辅政，那是在六官尚未建立、宗庙礼制尚未确定之时；武王晚年接受天命，没有时间完成这些事务，不得已才让周公独自承担。虽然如此，读《鸱鸮》这首诗，也可以看出周朝的危急和周公的艰难。有圣明的君主兴起，考虑到后世未必都能由年长贤明的君主继承统绪，于是预先确定世代相传的制度，把天子置于有无辅政之臣都不影响的位置上，以虚静统治天下，就不必依靠贵戚旧臣来夹辅。这样既没有窦氏、梁氏专擅国政的祸患，也不会像庾亮那样因避开辅政之名而引起群臣争夺。否则，君主年幼而国家没有人来裁定政事，即使想不设辅政者，也不可能。〖二〗 内部崩溃的事，必然会在外部决裂。苏峻在历阳反叛，进入建业；祖约占据寿春，和石勒联络。然而石勒没有乘机入侵，并不是石勒没有狡诈进取的意图，而是刘曜在蒲坂击败石虎，进军包围金墉，石勒正急于对付刘曜，无暇顾及其他。咸和三年九月斩杀苏峻，十二月石勒在雒阳擒获刘曜；如果这件事迟一年，等苏峻、祖约先被击败，祖约就会因处境危急而引导石勒向东进兵，晋朝恐怕就要覆灭了。所以夷狄之间互相攻伐，有时对中原有利，但这种利处只能维持一时；如果把它当作长久的依靠，等他们长期相攻而彼此消灭，最后合并为一，祸害就无法挽救了，那还有什么利益可言？“池水枯竭，不说是从岸边开始的”，说的是外部逼迫而内部祸难兴起；“泉水枯竭，不说是从泉源内部开始的”，说的是内部发生混乱而外患乘机而入。糊涂的人却说：“外部安宁，必然会有内部忧患。”他们认为可以用外患来警戒内部，从而消除内忧；那么难道有了内忧，就能消除外部的侵凌吗？假如刘曜、石勒不相互逼迫，江东不处于孤立状态，那么像苏峻、祖约这类人，又怎么敢轻易产生反叛之心？石勒、刘曜相互攻伐而没有彼此兼并，是幸运；谋划国事的人不能把这当作可以依赖的常态。〖三〗 东晋的臣子中，能够担当大臣重任的，大概只有郗公吧！卞令是忠贞之士，是朝廷所寄予希望的人；但说到收拢人心、改变风俗、安定国家，就还不敢这样肯定。晋朝的失败，败在上下放纵松弛；名义上尊奉黄帝、老子，实际上却只崇尚贪婪、冒进、荒淫、享乐。王衍、谢鲲确实不能推卸责任。然而江左政权刚刚建立时，胡族寇患在外逼近，叛臣在内争斗，士人的心已经习惯放纵散漫而害怕约束，一时之间不容易改变。卞令执掌法纪加以纠正，使人心震惧，知道还有名教，确实不能没有这样一根中流砥柱。但如果把他的做法推到极端，只是一味惩罚而不停止，突然以人们不习惯的方式强行约束，就会使人心想要离散；那些只会逢迎的小人便会天天修饰言辞来求进身。这样一来，又怎能保证人心永远稳固、国势能够安定呢？王敦反叛，是刁协、刘隗操切严厉，激成了他的反抗；苏峻反叛，是庾亮任意以法治理，激成了他的反抗。堵住狂暴的洪流，却把它逼到一处蓄积起来，这正是鲧治水失败的原因。所以先王担心人心容易松弛流散，便用德教来慰劳和引导，而不急切地用具体功绩去考核；用礼乐来改变他们，而不急迫地用刑名去督责。临卦的象辞说：“以感化来临民，吉祥，没有不利。”既然要感化人，就不能用强制压临的方式。殷朝末年的风俗淫乱，周南、召南的教化却使人们在采苤苢中得到游息，在采摽梅中得到安顿。极度松弛，应当用极度振作来挽回；但极度振作必然走向穷尽，最后又回到极度松弛。名义上说是王道，实际上却成了申不害、商鞅之术，能够不使别人的家国覆亡的，几乎没有。因此，卞令在朝廷上严厉变色，用来警戒群臣的放纵享逸，不可没有。但要任用他来统辖、驾驭六寓，寄托社稷的安危、安定百官的心志，就确实还不可以。“夬卦说：‘在王庭上公开宣布。’暮夜中的敌兵，难道可以不加以忧虑吗？〖四〗 刘曜包围雒阳，撤去对金墉的包围，在雒阳以西列阵，结果一战即被擒而灭亡。他失败，是因为饮酒赌博而不体恤士卒，轻率撤围向西，狂醉之中使自己陷入绝境；并不是因为不听劝谏，才在成皋的失策上被石勒困住。假如刘曜深挖壕沟、筑高营垒，截断石勒进入雒阳的道路，使内外不能相互呼应，那么石勒一往直前的锐气将会受挫，也不能解除金墉之围。时间一长，军队上下就会产生懈怠归去的想法，想回去又回不去，也不过像窦建德在东京被擒一样。假如刘曜分兵扼守成皋，在百里之外抵御敌人，那么派去阻挡石勒的将领本来就不是石勒的对手，必定先受挫溃败；这样，包围雒阳的军心就会完全瓦解，他的失败也就确定了。石勒说：“在成皋集中重兵，是上策；阻挡雒水，是次策；坐守雒阳，只会成为俘虏。”这话是石勒害怕刘曜坚守营垒，使自己被拖垮，所以姑且这样说来安定众人，并不是他的真实判断。刘曜撤围后在雒阳以西列阵，遥望蒲坂，把那里当作退路，石勒说：“可以向我道贺了。”这才是石勒真正感到欣幸的事。

译军队远在千里之外，却在敌人围城之下进攻敌军，这是用兵的大忌。撤去包围、分兵到险要处抵御敌人，而险要之地又不在自己掌握之中，军心就不会稳固。陈友谅解救南昌之围，最终死在鄱湖。军队一分开就难以重新合并，一行动就难以停止；石勒的智谋足以看透这一点，只是姑且用反话来安定众人的心，若有人竟相信那真是正确办法，石勒在地下也会笑话这种人。〖五〗 苏峻之乱后，建业残破凋敝，朝廷讨论迁都，只有王导坚持不可迁。江左百年基业，因王导一句话而确定，这说明他审察了迁都的难易。梁元帝害怕建业凋残，凭借江陵的富庶，仓促迁都，结果很快灭亡。那么，曹操放弃雒阳，把献帝迁到许地，是他一时的奸谋：把许地看作兖州的地盘，挟持天子为自己的私利，并不是真正厌弃雒阳的破败。曹操由此不能最终统一天下，也有其原因。所谓难易之理，是说宫殿楼阁毁坏，城邑乡里萧条，人民离散，粮食财货耗尽，初看起来极其困难，似乎无法收拾。然而人的惊惧之情，过一段时间就会平定；心情平定后，便又会想安居、养活自己，不必等待上面来供养他们。所以《鸿雁》诗说：“虽然十分劳苦，最终还是安定居住。”只要没有人去扰乱他们，百姓各自都有安居的愿望，难道一定要苦心劳来、安置、集合他们吗？如果再加以慰劳、招抚和安置，他们就会更加受到鼓励。这就是看似困难、实际容易的情况。至于真正难以改变的情况，就是人心已经动摇，不能再恢复安定。人没有不贪恋一时便利、争相趋赴的：丝、粮、盐、酪，酒浆、鸡豚，房舍、帷帐的便利，都是妇女和孩子所喜爱的，也是人情难以割舍的东西。这里凋敝了就迁往那里，即使迁徙时像回家一样；那里凋敝了又迁往别处。君主与百姓、朝廷与民间，每天只是伸长脖子四处张望，斜眼看着所谓乐土，苟且求安；年复一年，心思只在迁徙游移而没有固定打算，这样不日益困穷、日益窘迫，走到绝境的，已经不多了。楚国迁都到陈而陷入困境，迁到寿而危急，迁到吴而灭亡，并不只是地形不利；趋逐利益、苟且求安的心情，就像使河流回转向西一样，必然无法实现。王导说：“用安静来镇定局势，众人的心情自然会安定。”他懂得人情和事理消长往复的关键，防止众人的心思流散，在很早时就把它制止；他的谋划已经很宏大，主持也已经很坚定，哪里有什么难以了解的道理呢？只是庸常之人没有察觉罢了。〖六〗 庾亮征讨苏峻而激使他反叛，天下人都怨恨庾亮，他当然不能推卸罪责。虽然如此，他的志向仍有可以原谅之处。庾亮接受辅政的命令，却没有擅自专权；他尊奉王导，让王导地位在自己之上，又召集郗鉴、卞壶、温峤共同渡过艰难，这一点是窦武所不能做到的，并不只是不同于梁冀、杨骏而已。晋朝东迁以后，王氏掌握国政，王敦首先倡导叛逆；掌握兵权的人，都有侵犯君上的意图，不可完全信任。陶侃梦见自己登天，天下人因此怀疑他。祖约的悖逆、苏峻的奸诈，尤其不能把盗贼引进屋里。正因为这些，庾亮被陶侃怨恨，也促使祖约、苏峻更快叛逆。只是他的见识和器量不够，不能登上高垒解除众人的悖逆罢了。如果一定要委曲迁就，在幼主身边容留不守法的奸宄，那么灾祸虽来得晚，却会更大。庾亮可以免去激成叛乱的责任，而孔光延请王莽、褚渊推戴道成的罪责，难道能够逃脱吗？庾亮因为没有保卫国家的办法而承担罪责，司马温公却想严格依照典刑追究他的罪过，那么，对于曾经招引王敦、使他杀害周顗、戴若思以逼迫天子的王导，又该如何处置呢？温峤是人中豪杰，庾亮失败逃亡后，温峤对他的敬意仍未衰减，一定是有原因的。苏峻虽然反叛，君主虽然危急，但最终平定大难的是郗鉴、温峤；以死殉国的是卞壶；这些人都是庾亮召集来共同保卫社稷的。压制权臣、扶助幼主，庾亮与这些君子志向相同，只是谋划宏大而才智不足，志向正确而方法疏略罢了。推究他的实情，斟酌他的刑罚，怎么能仓促以典刑加罪于他呢？温公说：“晋室没有政纲，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不是王导吗？”王导难道能够弹劾自己的功罪，来实行只求责任归属而不求保全的法吗？卞敦观望叛党，拥兵不来，王导尚且不能加以诛杀；自己有同样的过错，不能责备别人，何况庾亮呢？〖七〗 天下有两种极其重要、不可窃取的东西：天子之位，即所谓治统；圣人的教化，即所谓道统。治统一旦混乱，小人可以窃取它，盗贼可以窃取它，夷狄也可以窃取它，但不可能永远保有天下并保全自身；即使侥幸传了几代，也必然会出现日月运行失常、五星逆行、冬天打雷、夏天下雪、山崩地裂、冰雹飞落、水势泛滥、草木出现妖异、禽兽虫鱼发生异常等现象。天地不能保持清宁，人民不能保全寿命，以此回应治统被窃，丝毫不会差错。至于窃取道统的人，像猕猴戴帽子、教猕猴爬树一样，只徒有圣教的名义来求取利益，成为夷狄、盗贼的羽翼；他们用文辞把这些人装扮成圣贤，任意制造妖妄之说，却还洋洋得意地说自己是在守护先王之道、教化成就天下；然而天罚很快就会降临，他们也会立即灭亡。唉！到了窃取圣人教化来抬高卑劣之人的地步，祸乱就达到极点了！议论者不明察，反而夸张地宣扬这种说法，说盗贼所做的是君子的事业，君子不得不承认他们。那些佛教徒只要崇敬佛像、念诵梵语，就承认他们具有佛种；至于在妓院酒馆中保护寺门、贪求供养的人，却毫不加以选择。这种卑鄙的做法，君子竟然也仿效，难道不是荒谬吗？石勒建立明堂、辟雍、灵台，拓跋宏修治礼乐、建立明堂，都是这种情形。败坏儒道的人，把道统卖给夷狄盗贼，教他们窃取道统，使君臣都自行断绝于上天。因此石勒的子孙被冉闵成批杀戮；元氏的后裔到了高齐时一个也没有留下。上天不可欺骗，竟然如此显明严厉！

译虽然如此，败坏儒道的人把道统卖给夷狄盗贼，使他们得以窃取，难道他们真能窃取先王最根本的教化吗？他们不明白其中的精义，丢掉它的大纲，只在宫室器物、上下进退、出入行止的仪态上，制造繁琐曲折的法式，把先王治理安定、功业完成的伟大成就说成就在这些形式之中；他们出于私心牵强附会，夸耀奇异而不能成其章法，凡是财力能够做到、百姓能够劳作的，就想在一天之内仿造完成。所以夷狄盗贼容易窃取这些东西，也乐于窃取它们来抬高自己，明堂、辟雍、灵台就是如此。明堂的说法见于《孟子》；辟雍、灵台见于《周诗》。按实际考察，明堂是天子在太庙接见诸侯的地方，也就是庙前面对屏风的殿堂；辟雍在雍水旁边，是被水环绕、距离宫城较远的别宫，用来练习礼乐；灵台则是游观之台，和苑囿池沼相邻。这些都明显与王者的治理教化没有关系。汉代儒生师法公玉带的邪说并加以夸张，说王者要取法于天、效法大地，颁布《月令》、造就俊杰，必须在这里彰明王道，于是制造出倾斜零乱、四面伸展、曲折道路、高耸台阁等怪异而不合常理的制度来使它显得神秘。这本来就符合夷狄盗贼妖妄的心态，而那些教猕猴戴帽子、教猴子升堂的人把这些东西卖给他们以求荣利，也正是理所当然的。假如先王确实是在这三座宫室中兴起教化，那么也只是偶然有适合利用这些场所的地方罢了：同样是学校，庠、序、棱各不相同；同样是大乐，夏、濩、武各不相同；同样是大礼，忠、质、文各不相同。至于历代君王都不会改变、千位圣人根本相同的东西，它的大纲，是明白人伦、考察万物；它的实际政务，是广施教化、推行仁政；它的精微意义，是敬畏上天、提升敬意，是以不可显见的威严临民、永远保有仁德。这才是圣人的道统，不是可以窃取的。败坏儒道的人，哪里能凭这些去讨好夷狄盗贼，使他们自比于先王呢？他们耗费民力，竭尽国库，用亵渎圣道的行为来喧嚣自大，便会获罪于天；上天降下灾害，人民起来夺取政权，圣人的教化明白而显赫，难道会有丝毫差错吗？议论者还说君子应当承认他们，这难道不是违背上天、毁坏人间正道吗？〖八〗 公山泄引导吴国走偏僻的道路，使鲁国有所防备；慕容翰阻止段兰追击慕容皝，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国家灭亡。这些都是在良知几乎被蒙蔽殆尽之后仍然显现出来、不能完全泯灭的善心。然而，这和看到有人扭伤兄长的手臂，却姑且慢慢地处理，有什么区别呢？一个人想使自己免于不忠不孝，能够依靠的只有最初的本心。狄仁杰侍奉叛逆的皇后而能有善终，是因为他从未参与篡夺唐朝的谋划，也没有和李勣等人一起接受托付宗庙社稷的重任。宋齐愈亲手写下张邦昌的名字，却没有痛哭不安的神色，所以他被斩于市，并不是李纲的过错。君主和父亲的重要性，顺从与叛逆的分别，就像黑白一样清楚地摆在眼前。道路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一旦把脚踏进不仁的泥潭，即使害怕陷入污泥而姑且挣扎，也终究无法全身而退。因此，即使没有达到仁道最精微的境界，只要还有过失，君子仍会体谅他，认为他并非不可改变。假如仁与不仁的道路已经清楚显现，离开顺道就是走向叛逆，即使一时显露出恻隐之心，君子也不会听信；所走的是不仁之道，终究不能参与仁道。像慕容翰这样的人，身为叛臣，已经置身于不仁之中了；即使想拔身而出，也只会因此不被段氏信任而危及自身，并且最终一定会被慕容皝猜忌而死。到那时，百般悔恨聚集在心中，又有什么补救呢？〖九〗 成帝年幼即位，把政事交给王导；拜谒王导及其妻曹氏〔原文“道”疑为“导”〕。魏、晋君臣之间的关系，陵夷竟到了这种地步，石勒说：“曹孟德、司马仲达像狐狸一样献媚，以取得天下。”确实是有道理的。古代礼制在今天还能见到的，有燕射之礼；君主都要答拜，这是说诸侯对大夫的礼仪。诸侯对大夫，不能比照天子对诸侯；正如大夫对陪臣，也不能比照诸侯对大夫：等级尊卑的差别，就是上天规定的秩序。天子对诸侯的礼仪，已经很少能完整见到，现存的只有《觐礼》一篇：诸侯朝见时袒露上身、叩头，天子不答拜，尊卑的界限十分严明。天子不以骄傲傲慢的态度对待臣下，只是在朝廷正殿前站立而不坐；对同姓诸侯行天揖，对异姓诸侯行时揖，对庶姓诸侯行土揖，却不听任他们快步趋走。这就是三代用礼对待臣下的情形，和暴秦已经过分严酷的做法不同。哪里有屈损一人的至尊之位，让他向臣下乃至臣下的妇人下拜的道理呢！礼，是防止过度或不足的标准；如果压抑到了极点，就必然矫枉过正，变成极度放纵，这是形势必然反弹的结果。到了女直、蒙古时代，更是鞭打他们、给他们戴枷锁，把他们斥为奴隶俘虏并加以辱骂；于是诏令中出现了“者厮可恶”这样的恶声，朝廷上实行廷杖、锁拿等酷政。三纲破裂，人道毁坏，彼此相反、相互激荡，祸害也太惨烈了！三代以后，如果一定要取法于某个朝代，除了赵宋对待臣下的礼制，还能归依谁呢？一 ○ 张骏能够安抚他的部众，以威势使西域服从，有兼并秦、雍之地的志向；他上疏请求北伐，不能断定他没有谋求私利的心思。但他说：“先辈老人渐渐凋零，后生已经不知道他们，对故国的爱慕依恋之心，一天比一天淡忘。”这话真令人悲伤啊！婴儿失去了母亲，即使让婢妾喂养他，受到她们的亲近戏弄，也没有不哭的；后来渐渐听从她们，渐渐安于她们的照料；再后来把母亲告诉他，他也不相信了；经过母亲的坟墓时，似乎有些感触又似乎没有，快要回去时反而急忙依附婢妾。人如果终于忘记母亲而不知道悲伤，那么只留下的家中老人，到了临死还怀有余哀，又将和谁说、由谁来听呢？到了这种地步，人的本心终究无法恢复；能够恢复它的，大概只有天地的本心了吧！宇文氏、鲜卑的气运已经穷尽，上天于是默默地把它转移，交给杨氏，以便进而扶助李氏主宰中国。所以杨氏的篡夺，君子不能说它是贼；对宇文氏说是悖逆，对中国说却是顺应。并不是杨氏能够以中国为本心，而是天下拥戴杨氏来统一天下；这是天地的本心在暗中转移。那些渐渐衰落的旧臣和老人，来不及亲眼见到这些，又怎能不悲伤呢？一一

译《困》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献出生命来完成自己的志向。”既然献出了生命而志向却不能实现，凭吊古人时之所以深深悲痛而不能停止，就是因为这个。然而，既然有人献出了生命，志向又怎么会不能实现呢？周文王安定天下的志向陷于困厄，是武王、周公替他实现的，他们仍然是继承文王的志向；“上帝临视着你，不要改变你的心志”，说的就是献出生命。巴西龚氏兄弟不向李特屈服，被李特杀害；他们的儿子龚壮多年不除去丧服，想着报复李特。李特死后，他便借李寿之手杀死李期及其亲信，消灭李雄的后裔，使仇恨得以报复；又劝李寿向晋称藩。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父亲和叔父的志向因此昭示于天下。李寿僭越称帝后，征召龚壮为太师，龚壮始终不肯就任，李寿赠送的东西一概不接受，李寿也不能因此忌恨他。专一于自己的心志，坚持自己的道义，守住自己的操守，即使身处困厄也能亨通；金印绶带怎么能扰乱他，葛藤又怎么能缠住他呢？所谓志，就是执守不改变的心志；活着时如此，死后也如此，即使本人去世，子孙的精神气脉仍承继不断。龚壮的志向，就是他父亲和叔父的志向；即使死去，也没有不能实现的。值得悲哀的，只是嵇康还有嵇绍这样的儿子。然而，上天让困厄者亨通，却不让不困厄者亨通，从来没有给予过他们虚假的恩惠。龚壮怀着报仇的心思去说服李寿，李寿不怀疑他是借助自己来满足私怨；他劝李寿归附晋朝，李寿虽然没有听从，却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他拒绝李寿授予的爵禄金帛，李寿也不认为他是在抗拒；他上章指责李寿违背约定、不肯称藩，李寿也不因此怨恨他。他的志向无往而不伸展，龚氏两代的忠孝也与蜀山并立。至于嵇绍，血溅汤阴，只是为篡夺君位的仇敌而死，却把朱绂和酒食当作缠绕自己的葛藤，又怎能希望他亨通呢？有志向却不能实现，继承先人的志向却不能实现，在不该占有的位置上占有它，结果自身不能保全，世人也轻视他。这正是值得为那些怀抱志向却先行死亡的人悲哀的啊！一二 颜含可以说是懂得道理的人了。郭璞想替他占筮，颜含说：“修养自己而上天不给予，这是命；守住道义而世人不了解，这是人的本性。”这话的深意真大啊！如果不懂得人的本性而能够守存本心，就不足以参与理解这件事。人能够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却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这是必然的。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本性，实在很难；并不是我的本性与别人不同，而是他们不能认识它。他们连自己的本性都不了解，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是本性，并知道我的本性是怎样的呢？不了解仁，就以为仁只是从井里救人；不了解义，就以为义只是尊敬别人的长辈。本性本来就是人所不能完全了解的，却急于求得别人了解自己，这样一来，本性就不成其为本性了。郭璞能够从理数的变化迹象中测知一些事情，却又急于求得别人了解自己，因此死在他的术数之下。假如他知道人的本性是别人无法了解的，那么怀抱道义、安守正道，哪里至于浮沉于凶恶之人的身旁，不能制止他们的狂悖，反而只是自取伤害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有所测知便急于把它说清楚，揣测天命，却忘记了人的本性中所包含的东西。庸俗之人所想知道、急忙向鬼神和卦象数理询问的，不过是贫富、穷通、寿夭罢了，这些都是变化的外在迹象。仁的恻隐之心，对痛痒的感受，明白地呈现在心中；义的羞恶之心、喜怒之情，藏在志意之中。它们的发动只在片刻之间，辨别细微得如同针尖、芥子，而一旦发作，便横贯长天、充塞大地，不能自已。君子尚且只能把相信自己的人所相信的当作依据，也不能完全了解它，更何况如今的普通人呢？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这是说，凭内心穷尽人的本性，清楚地体认于虚灵而无形迹之中，不是普通人的耳目所能听见看见、达到的。颜含大概可以参与理解这一道理了；他出仕或退处都顺应时机，守礼而不屈服，难怪他成为君子。一三 巨鲸不能脱离深渊，豺狼猛虎不能脱离山林；一旦失去所凭据的地方，力量耗尽，也无处归依。石虎占据邺，慕容皝占据卢龙，于是东面从灭掉貊族起，西面直到攻破落，南面抵达阴山，北面直到沙漠，全部成为什翼犍所有；拓拔氏的兴起延续了百年，这就是基础。为什么呢？因为石虎和慕容皝把深渊和丛林交给了什翼犍，自己却处在不适宜据守的地方。上天以洪大的元气生养万族，而大地用各自的地域限制它们；天气也随之变化，天命也随之不同。中国的地形像簸箕，西南方是它的胸腹；山岭分为两支并向两边延伸：北面从贺兰山起，向东延伸到碣石；南面从岷山起，向东延伸到五岭；中间则是深奥之区、神圣富庶之地。因此，边裔夷族就像衣服的下摆垂在边缘之外，凭借山岭和沙漠的阻隔而自立；地形的不同，就是天气的分别；适合它们性情的地方，就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它们冒然进入并居住在神圣富庶的腹地，未必不是贪恋那里的美好利益；但那是土地所不适宜、上天所不保佑、性情所不相顺、命运所不能安定的地方。所以拓拔氏迁都雒而失败，完颜氏迁到蔡而灭亡；游鱼到了沙洲，啸叫的狐狸到了平原，将归向哪里呢？只能等到灭亡罢了。进入中原的那些人，都是中夏之人；他们不足以保全那些地方的命运，反而只会自行溃乱。聪明神武的人，知道取得据守之地，却只会使自己失去据守之地，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设置筌、设下蹄，也不可能留下多余的种类了。一四 把东晋的形势同南宋相比较，东晋优越得多。东晋在江东建立国家，以荆、湘为根本；西晋发生动乱后，刘弘、陶侃勤勉谨慎，花费数十年使人口繁衍、积聚力量，百姓安定、粮食充足、军队精锐，草料粮食、舟船车辆、器械兵仗，早晨请求，晚上就能供给，而南宋没有这些条件。东晋用来保卫国家、抵御敌人的，是纪瞻、祖逖、温峤所鼓舞出来的勇士；王敦、苏峻虽然叛逆，但他们的部曲仍是晋国的爪牙。与韩世忠、岳飞收编那些乌合的降贼、见到利益就行动、见到祸害就沮丧相比，不能同日而语。王导历经四位君主担任宰相，把国事看得如同家事，而且深沉安静、镇定自持，谋划宏大长远，不像李伯纪、赵惟重、张德远那样时而进取、时而退缩，志向混乱、谋略疏漏，又有汪、黄、秦、吕结交群小来从中阻挠。因此，东晋的内部防备远比南宋充裕。刘渊、石勒的凶悍，虽然不亚于阿骨打，但他们彼此猜忌，互相牵制并相互吞并，本来就没有全部力量用来和晋争斗；慕容氏、苻氏、姚氏、段氏都借晋的名义，与刘氏、石氏争衡；李特虽然窃据一方，李寿又被龚壮折服，不敢把一箭射到晋的边疆；张氏虽然没有坚定的志向，却始终称藩不改；仇池杨氏也根据形势决定服从或违背，成为刘氏、石氏的内部祸患；不像金源氏那样专心全力吞并南宋而没有任何牵制。因此，东晋受到的外部压力远比南宋轻。

译然而南宋南渡以来，除了汪、黄、秦、汤这些奸臣之外，没有谁不以报仇雪耻为言；而提出退缩怯懦主张的人，都不为公论所容。至于东晋，蔡谟、孙绰、王羲之都是当时的名流，并没有怀奸误国的心思；可是他们夸大敌人的威势，估量自己的弱小，创立了畏缩退避、阻止进取的说法，使江东坐困，而当时人却把它奉为定论，史官还夸赞为宏伟谋略。是非的颠倒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读蔡谟驳斥并阻止庾亮经营中原的奏议，只要还有活人的气概，就没有不愤怒的。蔡谟等人凭什么能够逃脱天下后世对汪、黄、秦、汤式的诛责呢？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用意才这样说！庾亮北伐，是为了显出王导的衰弱；替王导袒护的人，便贬抑庾亮来抬高王导。桓温北伐，志向在于篡夺帝位；憎恶桓温叛逆的人，害怕他成功，便压制他。于是，朝廷内部的阻挠之情比对外防御更强：对宰相，是为了保全他的功名；对天子，是为了防止他的篡夺。由于感情牵系在这里，天下人都把这种做法视为理所当然，后世也沿袭下来而没有异议。唉！天下最重大的防线，人与禽兽最根本的区别，五帝、三王的大统，即使桓温功成而篡位，也仍然胜过拥戴异类来做中国的君主，何况这里只是王导和庾亮争夺权势、彼此势同水火呢！因此，晋人所谓的贤者、宋人所谓的奸臣，不必深入考察他们的内情，只按古今的大义来衡量，实质是一样的。蔡谟、孙绰、王羲之怎能不与汪、黄、秦、汤一起受到名教的诛责呢？一五 慕容皝请求封为燕王，晋廷犹豫不决，不肯答应；诸葛恢上疏抗议拒绝，义理正当，在谋略上也很正确。慕容氏父子拥戴晋朝，名义上是顺从的，那么按照韩信封王于齐的先例，权宜地封他为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慕容廆、慕容皝不能和韩信相比，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刘邦、项羽的时代。六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废除不久，分封土地、各自称王的习惯还没有消失；而且汉高祖还没有正式成为天下共主，韩信又是汉朝任命的将领，为汉朝讨伐项羽，即使封王，本来也是汉的臣子。慕容氏却和刘氏、石氏一样属于异类，蓄谋自立为帝已经很久了。晋已经统一天下，只是承受了天下的动乱，并不是同刘氏、石氏交战争夺后才取得天下。慕容氏奉晋为名义上的宗主，是因为他与石虎对峙而势力不敌，依靠本国士民以及赵、魏遗民怀念旧主的心理，所以想借助晋来收拢他们，使他们离开石虎而归附自己。晋已经割出燕地封给他，他却擂鼓向众人宣称：“我是晋所封的王。”这样一来，石虎的党羽就孤立了，而他自己得到了助力。归附自己之势既已确定，那么晋业已进入他的笼中而不能离开，他又何必还要接受晋的王爵而不自行称帝呢？诸葛恢说：“假使能够除掉石虎，那就又得到一个石虎。”他已经清楚地看透了慕容皝的心思。刘翔虽然善于辩说，又哪里能够驳倒这番话呢？当时石虎的恶行达到极点，声势日益衰落；慕容皝的谋略深沉，势力日益强盛。除掉石虎而得到慕容皝，还不如保留石虎来牵制慕容皝。看后来冉闵之乱，慕容氏终于占有河北，成为晋的强劲敌手，便知道诸葛恢的说法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得到验证了。有人说：晋不封慕容皝为王，慕容皝难道就不能自行称王、称帝吗？回答说：我们不给他名分，却给他提供诱饵；众人揭发他的奸谋，及早挫败他。国家还有贤能之人，知道晋用来抵御石虎并不依靠慕容皝，那么慕容皝的气势就会被夺去。又何必一定禁止他自行称王、称帝呢？唉！王导、郗鉴、庾亮相继去世，何充、庾冰、蔡谟都是庸才，慕容皝于是敢用这种话来试探中原的态度。那些大臣害怕慕容皝暴露自己的罪状，便顺从了他；诸葛恢也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晋朝的事情就不可挽回了。慕容皝不死，慕容氏不乱，苻坚不起兵，我看不出晋朝不会彻底落入鲜卑之手。一六 刘翔北归，对晋朝公卿说：“石虎、李寿都有互相吞并的意图，晋军应当进军巴、蜀；一旦石虎兼并李寿，占据有利地形来威逼东南，智者也无法妥善应付后果。”这并不是替晋朝作长远谋划，而是担心石虎吞并李寿后势力增强，慕容氏无法抵挡他。即便如此，这难道不也是晋人保卫巩固江东的重要策略吗？陈轸劝说秦国灭掉蜀国，以便进逼夷陵，楚国于是失去鄢、郢，向东迁徙而灭亡。司马昭灭掉汉，进逼西陵，吴国于是遭受王濬顺流而下的军队，中途被截断而灭亡。梁朝失去成都给宇文氏，江陵便陷入困境，湘东王死亡，陈氏最终因此灭亡。大概江东凭借长江、淮河，在北方抵御敌人；而巴、蜀一旦失守，便会横渡长江而在中部溃败，就像防卫头部而腰腹中途折断，从来没有不灭亡的。李昪能够取得割据地位，是因为王建替他遮蔽；南宋能够勉强延续，是吴玠、吴璘守护的结果；孟昶灭亡而李煜坐等死亡，合州失守而阳逻的渡口无法防守，这些都是明白的验证。所以，占据完整的蜀地来出兵秦、巩，想要平定关中就做不到；扼守秦、巩来保全蜀地，却足以遥相守卫江南。何充、庾冰听到这番话仍不警醒，直到桓温出现后才兴兵伐蜀；刘翔提出了这个主张，桓温替他实行。桓温虽然不是忠于晋的人，却对江东有大功，这一点不能歪曲。听取他的言论，记载他的功劳，又何必一定深究他的内心呢！

译康帝 一 时代风气所趋向的方向，贤者也不能超越；君子只需衡量其中正直或邪曲的程度来立身，不可据此一概评判人物。孟子出游时，后车有几十辆，跟随者有几百人，常常辨析事理来驳倒异端，也委曲地设法说服君主；假如把这种做法放在这以前的西周，或放在这以后的两汉，他一定不会这样。然而，他和田骈、慎到、苏秦、张仪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顺应了当时所崇尚的风气，但邪正的分别本来就存在。刘向、贡禹的经术相同；诸葛亮、司马懿的方略相同；二程、三苏的议论相同；不能因为和贤者有相同之处，就奖掖坏人；也不能因为和庸人有相同之处，就怀疑君子。殷深源、谢安石的风度相似，声望相当，但殷浩空虚浮夸而导致失败，谢安沉静安定而建立功业。有人把江左的风流看作祸乱的开端，因而说其中没有人才，也不过是只看表面罢了。自西晋以来，时代风气的趋向固然如此；它的弊病在于浮夸虚诞而不适合实用，它的可取之处，则是孔子所说的狂放简约。狂者不屑于做乡愿那样温顺讨好的人；简约而有才德，本来就可以治理天下。当时的士人，无论得失、正邪，都寄身于这种风气之中，不能容许自己显得不同，所以陶侃、卞壶、郗鉴、庾翼竭力想纠正它，却无法挽回。那几位君子如果能够独立挺立在时代风气之外，不违背正道，也就很好了；如果一定要据此评定人物品级，那么殷浩的短处会被夸大，谢安这位谢傅也会被认为连庸人都不如。真正懂得识人的人，另有独到的鉴别力，并不追问是否同处于某种风气。因此说：“能够识人就是明智，只有帝王才难以做到。” 二 慕容翰在本国不得安居而出逃，本来就是把自己寄居的地方当作托身之处。他起初依附段氏，却阻止段氏追击慕容皝，给段氏留下祸患，还可以说是害怕宗国灭亡。段氏灭亡后，宇文氏的逸豆归怜恤他、安置他；但他一回到燕国，就劝说慕容皝灭掉宇文氏，把宇文氏上下的情况以及地形险阻全部告诉慕容皝，以便决定一定取胜。这样看来，慕容翰在宇文氏那里时，早已像鹰一样侧目窥视，像蝎子一样暗藏毒钩，窥探他们的举动，指点他们的山川地形，用这种心思已经很久了。逸豆归逃亡而死，宇文氏离散灭亡，慕容翰获得全部功劳回到燕国，慕容皝却急忙杀了他。这不只是因为慕容皝残忍，也是因为慕容翰暗中怀有欺诈，心思深密，向别人显示出不可测度的一面，天下没有人能够容忍这样的人。一个人的身体所托付的对象、内心所依附的对象，只要不参与谋划倾覆国家宗庙的事情就可以了；身体依附于它，内心却早已离弃它，而且还潜藏着不可预测的意图来窥伺它，这不是别人不能容纳他，而是他自己的内心不能容纳自己的身体。慕容翰将死时说：“我想替国家荡平天下。”这难道果真如此吗？慕容皝有可以图谋的地方，灾祸已经先降临到他身上了，他又怎么能够免于一死？关羽解白马之围时，身体依附于刘备而不能不为他效力，所以先主把诚信托付给他。即便如此，为什么不如徐庶置身事外，不同刘备共同追求功名呢？王导将死时，王导荐举何充，是为了制约庾氏；庾翼死后，何充把荆州、梁州的军事交给桓温，是为了振兴庾氏；庾亮疏远他人，庾翼、庾冰又心胸狭窄，他们都不足以托付国家，而且又是后族，本来就不能世代把国柄交给他们，这一点是确定的。然而，庾亮责备王导，言辞正当，道理充分。王导荐举何充而庾亮没有猜疑，何充当面指责庾冰废黜太子而改立弟弟，庾冰也不怨恨。这样看来，庾氏不成为晋国的祸患，是很明白的。王导为了报私怨而荐举何充，何充又倚仗这种关系，因而给桓温留下了叛逆的机会，最终导致桓玄篡位。谋划国家大事却只凭内心的恩怨，从来没有不把过失留给国家的。刘惔厌恶桓温而阻止他，这是深有见识；何充坚持这一点，会稽王司马昱也坚持这一点，认为只有桓温的英明谋略，才能钳制庾氏，使庾氏不能同他争斗。桓温已经看出了这种心思，说：“区区一个白面书生庾爰之在身旁，尚且像猛虎在侧，使人惴惴不安，等待我来控制。君主和宰相如果这样，我还有什么顾忌而不放手行事呢？” 怀疑本来不必怀疑的事情，那么真正可疑的人就会乘机而入；怀疑本来不必怀疑的事情，那么奸雄就会知道我们只会猜疑而没有能力制止他们。所以蓄积疑心，是招致祸患的大门，何况又把这种疑心加上猜忌呢！王氏已经衰落，庾氏又败替，王彪之、谢安当时都处于低位，不能掌握权力，何充不谋划巩固国家，却只同庾氏争斗，晋国的灭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只有没有疑心的人，才可以担当重任而不至于倾覆。二 蜀国早就适合讨伐了，刘翔曾为晋国说明这一点，谢广也很早就知道这一点。等到李寿死、李势即位，骄横淫逸，残暴杀戮，这正是上天要灭亡李氏的日子，也是无需再作打算就应当出兵的时候。桓温西征，晋廷却惴惴不安，尤其担心他不能取胜；桓温表面上只是微笑，内心却鄙视他们，拜上表章后立即出发，由此知道晋国无人了。刘惔说：“只怕攻克蜀国以后，他会专擅朝廷。”后来果然应验了。难道当时竟然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吗？桓温的表章送到后，朝廷相信他而不加怀疑，下诏嘉奖他出征，并命重臣率领大军随后接应，那么桓温军队孤立无援的问题就可以不必担心，而他专擅朝廷的邪念也不会敢于萌发。朝廷惴惴不安地忧虑这件事，却冷漠地听任它发展；失败了由国家承担后果，取胜了却让桓温独占功劳。刘惔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不提出这样的谋划呢？大概是因为刘惔只是会稽王司马昱的门客，不能主持国家大计。司马昱和殷浩都是浮夸虚妄、没有实际才能而且萎靡不振的人，即使刘惔提出这个谋划，他们也一定不会听从，只能白白叹息而无可奈何。晋国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有人才却不能使他们的意志得以施行。三 冉闵把羯胡全部消灭，却说：“我们本来都是晋人，请各自担任牧守，迎奉天子。”虽然这并不是真有归顺晋朝的诚意，但他担心赵人没有忘记中原而不拥戴自己，所以不敢立即僭越称帝。有个叫胡睦的人，称颂冉闵的功德，说晋人远远逃到江左，不值得拥戴；这样一来，冉闵便没有什么再需要顾忌的了，于是僭越称帝而成功。唉！胡睦本来就是晋朝的遗民，然而他的悖逆竟到了这种地步，肉虫自己生长出来又自己吞食自己，难道祸患是从外部来的吗？胡睦丧失良知和志向到了这样的极点，也有他的缘故。自从刘渊起兵以来，中原士人迫于形势而侍奉他们，起初也有不得已的心情。后来他们享受这些人的余荫而取得富贵，借助他们的威势和恩福欺凌孤儿寡妇并侵害他们，改变礼法来迎合他们的习俗，口中甘愿接受他们的滋味，身体习惯他们的服装，这样已经有几十年了，所以内心完全丧失，而对这种习惯也安然自得。即使让他们恢复原来的户籍，奉行晋朝正朔，江东士人也会以同他们为伍为羞，使他们无处容身。于是他们一听到中原衣冠之士的名声，就惭愧沮丧了。他们自己断绝了归附正统的道路，反而在草莽盗贼之中苟且偷安，自以为强大；大概一想到王、谢、何、庾的风流气度就汗流浃背，那么还不如夸耀拥戴冉闵的功劳，在自己的巢穴中自我夸耀呢！

译这种心态，也是一种不容磨灭的羞耻心；可是他却把依恃无耻当成可耻，又贪恋权势凭借来荣耀自己，于是陷入歧途而不能回头的凶险局面，最终再也无法返回正道。《诗经》说：“不要放纵诡诈顺从的人，以此谨慎对待无良之人。”所谓“不放纵”，不一定是用法律把他约束起来，而是在他刚开始时加以制止，保全他仅存的初心。若放任他流荡，使他逐渐习惯并安于其中，到那时又能怎么办呢？四 辛谧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他经历刘氏、石氏的时代，多次被征召却不肯出仕，但祸害没有波及他，那么本来可以不死；然而他选择死亡，是为了激励人心。冉闵是中原人，他把羯胡全部诛灭，并说了归顺正统的话，虽然不能真正同他谈论归正之道，但这样的话说出来也并不辱没自己。辛谧这样劝说冉闵：“趁着这次大胜，归附晋朝，一定会有伯夷、叔齐那样的廉洁，享有松乔那样的长寿。”这不只是向晋朝表示忠心，也是替冉闵谋划，忠诚到了极点，见识也十分深远。遇到似乎可以交谈的人就同他交谈，把积累了几十年的忠愤在一时之间表达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话说给大羊的耳朵听；既然话可以说出来，就可以死了。龚壮委婉曲折地表明心意，辛谧直言不讳地彰显志向，各自根据所遭遇的情况使自己获得安宁，君子能够审时度势而屈伸进退，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有人说：辛谧已经把话说出来了，冉闵未必会杀他，他为什么还要死呢？回答说：辛谧本来就知道冉闵不会听从。冉闵不听而自己还能活着，就是被冉闵容忍了。话说出口，志向得以伸展；志向伸展，自己要做的事情也就完成了；事情完成了，不死还等待什么呢？士人怀抱孤高的志向，如果遇不到可以死的时机，却奄奄一息地活着，真是可悲啊！五 蔡谟劝阻北伐，是替庾亮考虑；王羲之劝阻北伐，是替殷浩考虑。庾亮同王导不和，想通过建立功业来在内部压制王导；殷浩同桓温不和，想通过建立功业来在外部挫败桓温。在内部不和的情况下，却想在千里之外取得胜利，这是一定不可能的。所以这两个人的言论，在当时确实切合事势。然而，君子发表言论，既要考虑当时，也要考虑后世；有时有些事情不能明说，就用含蓄的话来触动对方，用秘密谋划来纠正局势，不能因为一时的紧急情况而损害长久的计划。庾亮的正直不足以使王导服从，殷浩的才能不足以制约桓温，他们迫于建立功业，反而导致溃败，只是用来扰乱人心，给奸雄留下笑柄，这只是当时的事势。王业不能偏安，羯胡不能放纵，忘记自我强盛的办法，反而更加招来他们的侮辱；苟且享受微弱衰败的安定，却使自己的灭亡一天比一天逼近，这是百世都应防备的大患。王羲之说：“区区江左，已经使天下人寒心很久了。”既然已经形成了区区江左的局势，使天下人寒心，却还把陵墓宫室变成丘墟、臣民改穿左衽当作额外要求，在朝廷上公开宣扬，竟然丝毫不感到惭愧，为什么不自己投身南海赶快死去，以便延长羯胡的统治并助长他们呢？宋人割让土地、称臣，面对敌人反绑双手乞求活命，都是遵循这种心意，把它当作不与人争竞的最高策略；关起门来、堵住窗户，只庆幸盗贼没有窥视自己，却从来没有因此得以免祸的。谯周仇视国家的言论形成之后，刘禅的降旗随即竖起，邪说欺骗人也实在太厉害了！至于殷浩想要挫败桓温，也不能说他的谋划不忠；但挫败桓温的办法，没有比收拢桓温并加以任用更好的了。北伐的举动，是桓温先提出的，殷浩却阻止他；后来殷浩自己出兵，却把桓温置于局外，不给他一兵一卒的援助，桓温也安坐在上游，仿佛没有听见。这固然是桓温乐于看到祸乱而乘机掌权，也有殷浩排斥他、使他只能坐视的原因。假如当时东西两路一同进军，而我们掌握中枢的控制权，桓温本来就是我们的爪牙，他又哪里足以放肆呢？殷浩不是能够这样做的人，王羲之等人也不能用这个道理劝说他；他们一味怀疑桓温、忌惮桓温，反而给了桓温叛逆的凭借，使他能够自我强大。这就是所谓用含蓄的话、秘密的谋划，在尊俎之间制伏强敌和强臣，浅陋的人是不足以理解这一层的。六 苻健请求接受晋朝任命，殷浩不能控制他；姚襄前来归附，殷浩却刺激他使他反叛，这是殷浩的过错。然而，假如殷浩打开关门接纳苻健、姚襄，想依靠他们来收复中原，那也不过是梁朝把侯景引进来罢了。苻健和姚襄难道是可以收拢来为我所用的吗？苻健请求接受任命，是因为杀了麻秋而感到害怕；姚弋仲让姚襄归附晋朝，是因为战胜冉闵后感到害怕。苻健势单力孤，畏惧冉闵的勇猛；姚弋仲死后，姚襄势单力孤，畏惧慕容氏的强盛。他处于中立状态而没有安定的居所，看到晋国弱小，便可以用诱骗的办法作为日后图谋的凭借；接受晋国的诱饵，就会成为侯景，察觉晋国的意图，就会离开而不会受损。像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安抚他，使他替我们效力呢？殷浩不安抚苻健而想袭击姚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殷浩力量不足、智慧不够罢了，他的谋划并没有严重错误。拒绝他们或袭击他们，祸患来得快而且较轻；接纳他们并任用他们，祸患来得慢而且更大。姚弋仲临终时所说的忠顺之言，有谁听到了呢？只有姚襄转述罢了；他的言辞越谦逊，内心的用意就越诡诈。议论者却把拒绝苻健、刺激姚襄说成殷浩的罪过，为什么古今乐于引进豺狼来保护自己的事情这样多呢？难道没有看见苻健一进入关中就立即自称为王，殷浩北伐时姚襄就在山桑埋伏军队截击他吗？假如在苻健、姚襄请求归附的那一天，关闭关门拒绝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地方要用到你们”，那么这两个胡人的气焰就会受挫。即便如此，如果只是空口说大话，也没有帮助，必须自身的树立有根本。若不是像光武帝那样，又怎么能傲然对盆子说“只让你不死”呢？七 桓温能够任用殷浩，殷浩却不能任用桓温。桓温说：“殷浩有德行、有言论，担任令、仆，足以作为百官的典范，只是朝廷任用他不合他的才能罢了。”这就是桓温能够任用殷浩。桓温请求北伐，殷浩却阻止他，这就是殷浩不能任用桓温。能够任用他，然后才能控制他；能够控制他，就可以任意给予、剥夺，使他生存或死亡，一切都由我作主。不能任用他，却想要控制他，这是必败的办法。桓温的叛逆，刘惔早已料到了；但他并不是认为桓温的叛逆必然无法控制，而是知道何充、殷浩不足以制约桓温。桓温刚开始时，难道就已经处于必然无法控制的情形吗？嫌隙已经形成，王彪之劝说会稽王，桓温收到一封书信就立即收敛行迹退下；后来桓温终于叛逆，是殷浩造成的。殷浩等人在朝廷上惴惴不安地互相恐吓，仿佛猛虎将要咬人，桓温于是看出别人怀疑自己要篡位；他认为退下以后必然无法容身，既然别人怀疑自己却又不能制伏自己，就会同自己争夺功劳。后来他在许昌第一次失败，在山桑第二次失败，能力已经显露出来；到这时，他的技艺欲望和情绪开始兴起，篡逆的志向才猛烈发作而不能收止。若不是谢安、王彪之处事迟疑而淡然，把猛虎看得像麋鹿一样，桓温一定已经篡位了。

译老虎不被招惹，就不会扑抓；不逃跑，就不会追赶。蜂不主动扑来，就不会蜇人；不躲避，就不会触犯它。哪里只是桓温如此呢？董承不奉行衣带诏，曹操就不敢侵犯宫闱；曹爽不争夺顾命之权，司马氏就不敢擅自废立。制约人有正确的办法，任用人有恰当的方略，那么温峤作为新近归附的臣子，仅凭“义旗回指”的话，就足以压倒长期镇守方州、受上游倚重的陶侃，何况有余。殷浩担任将相这样的重职，是众望所归，难道会比任用桓温更难吗？却只是在那里惴惴不安罢了！谋划越深，祸患就越形成。八 晋国失去天下已经很久了！殷浩被废后，桓温接受征讨的命令，在蓝田击败苻苌，进军灞上，又在伊水击败姚襄，收复雒阳，也真是壮盛啊！当时石氏、冉氏刚刚灭亡，苻氏、姚氏刚刚兴起；苻健虽然凶悍，但国家刚建立还不稳固；姚襄刚刚离去，暂时聚集在平坦空旷的土地上，势力更加飘摇，所以击败他们很容易。善于进攻的人，专攻敌人的弱点，乘着弱点取得功业，并借此振作长期衰弱的气势。桓温可以说知道应该攻击什么地方。他攻入关中时因为粮食缺乏而返回，收复雒阳时设置戍守后又返回。议论者说：桓温有叛逆之心，舍弃外部而图谋内部。这是拿刘裕作例子来推断桓温，反而误解了他的诈术。桓温回到镇所，从来没有像刘裕那样逼迫朝廷。殷浩既已被废，会稽王势力弱小，不足以同他抗衡；王氏、谢氏刚刚执政，声望还浅，也不是桓温需要内顾的忧患。桓温为什么还要急切行事呢？其实，他之所以不能继续进军以完成全部功业而急忙撤退，是因为孤军乘着锐气，只适合迅速一击，却没有力量接续在后。晋朝偏安江左，却又分裂了：建业拥立天子以显示尊贵，但力量弱小；荆州、襄阳拥有重兵以显示强盛，但权力较轻；双方又彼此分离、彼此猜疑，于是分成两部分。桓温把荆州、襄阳的全部力量当作孤注一掷，他的进退都完全寄托在桓温身上，而朝廷却把这件事置之不理，仿佛忘记了一样。桓温即使有忠诚，也不能自行实现自己的意图，何况他还怀有二心呢？臣与君相分离，将相彼此相分离，东部与西部相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让孤军深入，在蜂拥而起的寇敌中争取胜利，绝无可能。尤其值得叹息和奇怪的是，桓温正在关中、雒阳一带作战，苟羡却从山茌向东出兵讨伐燕国，想同桓温争功，忘记了自己的力量不足。况且燕国不是苻氏、姚氏那种新近建立的政权，慕容儁三代都是雄杰，根基深厚稳固；去触犯势力强大、难以动摇的敌人而自取失败，竟不知道只需用一支军队辅佐桓温，乘胜收复故都，这难道不是糊涂吗？秦地的寇乱平定，燕国的气势就会受挫；两座都城收复，晋国的声势就会形成；集合天下的力量响应桓温攻燕，燕国就不能孤立地抗拒；同桓温协力完成即将成功的功业，桓温的心气就会受挫，也不足以放纵驰骋。可是他们正在向西响应，我们却向东进攻，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而产生相互欺骗和怨恨。谢万的愚蠢、荀羡的妄为、会稽王的昏暗，怀着嫉妒之心居于中间，却想让桓温在外部成功，怎么可能呢？像这样谋划国家，不灭亡已经是侥幸了。它之所以没有灭亡，仍然是因为桓温两次胜利的威势振起了衰弱疲惫的气势，震慑了凶恶狡诈者的内心。九 五胡很快兴起，又很快灭亡，而中原死于兵刃的人多得无法计算。把中原百姓都推入兵刃之中，自己迅速兴起的势力也必然迅速灭亡。能够怀有仁人之心，并因此保全自己的，只有慕容恪吧！所以中原的君主，一个姓氏不能再次兴起，而慕容氏灭亡后却又重新兴起。慕容恪把段龛围困在广固，诸将请求赶快进攻，慕容恪说：“段龛的军队还很多，没有离心离德；竭尽精锐进攻，杀死我的士卒一定会很多。自从中原发生战事以来，军队片刻没有休息，我每当想到这些，夜里都不能入睡。关键在于夺取它，不必追求成功太快。”唉！这种恻隐而深沉的话，是从他的内心发出的；取得成功又使百姓免于死亡，慕容恪难道不能说是夷狄中铮铮有节的人吗？古代用兵的人，对于敌人并不想多杀；两军交战，追赶逃兵、俘获敌人的人数也不多，对待敌人尚且有所节制，更何况对待本国人呢？战国各国交战，驱赶步兵同敌人拼命，杀敌以万计，军队于是成为天下的毒害；但他们仍然爱护自己的百姓，不把百姓的死亡拿来试验。尉缭这一类人已经极不仁慈，开始提出杀死自己人的说法；于是杨素一类人竭力实行这种说法，驱赶百姓走向死亡来取得胜利。冲出包围、陷入敌阵的人有奖赏，贴近城墙攻城的人前面的人死了，后面的人继续前进；这样看来，嗜好杀戮的人并不是嗜好杀敌，实际上是嗜好杀害自己的人。他们早晨一同出发，晚上一起休息，环绕聚集在牙旗之下听从命令，正亲密地聚在一起互相保护；可是将领却用威势逼迫、用利益诱导、用言辞激发，唯恐他们不自行投入死亡。唉！同样都是人，怎么忍心做到这种地步呢？用兵杀人，途径不止一种；而驱赶人去送死却没有益处，没有比攻城更严重的了。把鸿毛投入烈火，却急忙称赞这种行为勇敢来奖赏它，作为有人的心肠，难道还能在这里改变吗？

译卷十四 ◎哀帝 一 桓温请求迁都雒阳，确实是收复失地的大计。然而，桓温难道果真有迁都的心意吗？慕容恪正派吕护进攻雒阳，桓温所派的援军却只有水军三千人而已。桓温如果真有经营中原的志向，本来就应当亲自率领大军镇守雒阳，然后再请求迁都也不晚。自己惴惴不安地保守荆州、楚地，却想让天子渡江来进图天下，这种话谁会相信呢？他提出这个说法，只是想试探朝廷会怎样回答他。然而全国都惊恐忧虑，孙绰陈述百姓震惊恐惧的情形，反而给桓温留下了笑柄。桓温本来就说：我一句话就使所有人震恐，我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呢？王述说：“只管顺从他，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桓温的言论于是被折服了。但朝廷周章失措、反复议论的情形，早已落入桓温眼中。他所说的“请向兴公致意，为什么不寻找《遂初赋》来读，就知道别人家和国家的事情”，并不是忌惮孙绰，而是嘲笑晋人不值得同他们谈论别人家的事情和国家大事。桓温凭借虚假的声势震动朝廷，朝廷难道也可以用虚假的声势回应他吗？王述的建议，也只是虚声而已。假如真能率领三吴、两淮的军队渡江，声援寿、谯，诏令桓温移兵驻守雒地，修缮城郭、整治坞堡和戍所，筹划战守之事，然后皇帝的车驾依次迁往那里，桓温就不能中途停止了。这样，对外可以抵御燕、秦，对内也可以挫败桓温的叛逆意图，乘机采用我方取胜的策略，实在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可是晋却没有这样做。燕、秦看出了晋的虚实，桓温也明白了晋的意图，晋没有灭亡，只能说是侥幸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内部安定，外部就可以没有忧患，这是一种办法；处在太平安定的时代，用树立威势来消除祸乱萌芽的办法。外部没有忧患，内部就可以安宁，这也是一种办法；处在纷乱的时代，用强化根本、削弱枝末的办法。桓温这个人，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慕容恪沉着狠决，苻坚胸襟开阔，东西两面相互逼迫、相互吞并，却只和桓温在虚声上彼此牵制，竟没有想到强化夷狄的意图正在江边驰骋，这实在可悲啊！晋没有成就好自己的君臣之道，而桓温也并不是注定要成为曹操、司马懿那样的人。〖二〗 作为别人的后嗣，为生身父母服丧一年，这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只在《士丧礼》中见到；按照情理推论，本来也可以通用于天子。天子的丧礼没有流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后世却执守“期丧可以上达大夫”的说法，用尊卑压抑亲情来议论缩短丧期，这是不对的。哀帝想为生母周太妃服丧三年，这就过分了；后来想服丧一年，这就对了。江霦坚持服缌麻三月的说法，压制哀帝而听从这一主张，是邪说。天子连服期丧都被说成不应有，又怎么能服缌麻呢？作为别人的后嗣而继承大宗，承接正统，向上要尊奉祖先，却不能厚待自己的生身父母，这是用君臣大义加以裁断的。因此，欧阳修、张孚敬关于称“考”、称“皇”、称“帝”的主张，扰乱了大纲而违背公共大义，本来就不如汉光武称生父为“府君”恰当。帝王的名位，是天下共同尊奉的名分，不是人子可以把自己的尊贵加到亲人身上的，这是义。至于父母去世后，悲哀从内心发出，哭泣、踊跃以及服饰等礼节，都用来表达内心不忍忘亲的感情，这是仁。降为服期丧，也就够了；超过这个限度还要再降等，就是看重名位而轻视恩亲，损害仁爱的本性。哀悼死者，是情感；情感所由产生的，是人的本性。称尊贵者，是名号；名号所依据的，是名分。井然有序、不可僭越的，是用名分确定名号；悲怆而无法停止的，是用情感充分表现本性。舜把天下看得如同草芥，却因为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而痛苦，不能这样就不算是人；江霦难道不是人子吗？如果一定要把哀帝同疏远的亲属等同而薄待他，那么还不如辞去天子的名位，这样才能尽情悲哀一日！王子的母亲去世，他请求服丧几个月，孟子说：“即使多服丧一天，也比到此为止好。”他生来只是庶子，处境没有办法改变。哀帝没有登上天子的名位，却可以充分表达悲哀，并不是生来就被压抑的人。这样看来，天子的名位难道竟成了皇帝的枷锁吗？《周礼》残缺，古代圣人的精义没有流传下来，那些死守残缺经文的儒者，只是纷纷扰扰地损害正道，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三〗 苻坚在位时，富商赵掇等人的车马服饰僭越奢侈，公卿们争相举荐他们做卿，苻坚厌恶这种现象，便加以禁止。天下有两大界限：中国与夷狄，君子与小人。这并不是本来没有区别，而是先王特意为它们建立界限。夷狄和华夏，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地域不同，所禀受的气也不同。气不同，习俗就不同；习俗不同，他们所知道和实行的事情无不不同。即使在各自内部，也自然有贵贱之分，只是因为地域疆界不同、天气各异，不能混乱；一旦混乱，人伦纲常就会毁坏，华夏百姓也会受到吞噬而憔悴。及早设立界限，是为了确定人伦纲常、保全人的生存，这是顺应天道。君子和小人，出生于不同的种类；种类不同，是因为资质不同；资质不同，习俗就不同；习俗不同，他们所知道和实行的事情无不不同。即使在各自内部，也自然有巧拙之分，只是因为所产生的类别不同、所崇尚的方向不同，不能混乱；一旦混乱，人伦道理就会悖乱，贫弱的百姓也会受到吞噬而憔悴。防止这种混乱蔓延，是为了保存人伦、使人的生活富足，这也是顺应天道。唉！小人扰乱君子，与夷狄扰乱华夏没有不同；有时人们甚至还把它当作玩乐，谁知道它的危害竟会如此猛烈呢！小人的巧与拙自然按类别区分：拙的人安于自己的拙劣，因而困住自己；巧的人炫耀自己的机巧，因而害人。拙的人，是农夫和园圃之人；他们只是困住自己，祸害还没有波及别人。然而孔子从未轻率地把人斥为小人，只特别斥责樊迟，可见厌恶得很深，辨别得很严格。汉代等到以努力耕作、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作为取士标准时，礼教已经衰落，所以说三代以下没有盛治。用农夫和园圃之人扰乱君子，弊害尚且如此，何况商人呢？商人，在小人之中属于机巧的一类，是最急切地轻蔑人的本性、残害人的生计的人。他们的气质总是同夷狄相投合，他们的资质总是同夷狄相契合，所以夷狄兴起，商人就受到尊贵。许衡是一个偷偷依附于君子的人，却还说：“士大夫居官而经商，可以用来养廉。”唉！每天亲近金帛财货，计算盈亏和本息，耳朵会因此变聋，眼睛会因此昏花，心思会因此奔逐，志气会因此动荡。许衡对于小人来说，尤其是机巧而害人的那一类，怎么能混在君子的行列中呢？

译概括地说，天下有两大界限，但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就是义与利的区别。出生在逐利的环境中，成长在逐利的道路上，受父兄熏染，身体筋骨安于这种生活，心思所指向的地方、意志和气息的变化、精神的交往和追求，全都沉没在利益之中，最终不可能转移到华夏君子的境界。因此，同样都是人，却因为疆域而分为夷狄和华夏，因为类别而分为君子和小人；设立界限不能不严格。夷狄扰乱华夏已经很久了，亲近夷狄而把他们招来、用利益使他们安定的，是贪图利益的小人，其中商人最为突出。夷狄依靠商人获利，商人依仗夷狄而骄横，人的道义几乎永远灭亡。没有磁石，铁就不会移动；没有琥珀，芥子就不会黏附。帝奕 〖一〗 慕容暐废除了荫户，涉及二十万户。东北一隅之地，却有二十万户受到权贵荫庇，不承担公家的差役；民户减少，赋税徭役就会偏重，百姓的疲惫贫困也更加严重。大概夷狄刚兴起时，上下没有纲纪，凭借部族的强力割据，并像分瓜一样分割土地，这种把土地据为己有的做法由来已久。所以慕容暐听从悦绾的请求，查出并纠正荫户，使他们归还郡县，于是全国上下都怨恨愤怒。然而慕容暐的灭亡，是因为怀疑慕容垂而使他在外叛乱，最终导致失败，并不是废除荫户造成的。国家没有纲纪、百姓困苦，积累的弊病即使被除去，祸害也已经很深，所以苻坚借仁义之名来激励众人，一举席卷了燕国。这样看来，悦绾的话，只是遗憾他没有早些实行罢了。唉！难道只有没有纲纪的夷狄才会这样吗？四海百姓的民力，本来足以供给天下的用度、保卫国家社稷。可是上不属于国家、下不属于百姓，闲居而成为蛀虫的，有中涓、戚畹、债帅、勋旧，他们都是顽劣之民和懒惰士卒所依附的人，靠消耗国家、把沉重负担加给百姓为害。刘忠宣只搜查隐藏冒占的禁军，怨言诽谤就已经四处传播，最终导致阻挠失败；君主英明，臣下忠诚，最终仍不能施行整治，是因为亲疏远近的形势不同，轻重的权衡已经转移了。像这样的一些浮言为什么会一齐煽动起来呢？这些琐屑人物的恩怨，哪里值得牵系国家的安危？君主不能明察，竟还不如慕容暐能够果断。制度虽有法令，却在开始时谨慎实行，后来尚且不能坚持；祖宗的法度，实在不可依赖。中期以后的君主中，能够不受迷惑的，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天下因此很少有国运长久而有道的国家。〖二〗 桓温伐燕，在枋头大败，申胤的预料得到了验证。申胤说：“晋朝廷中的大臣，一定会彼此乖离、互相阻挠，使这件事失败。”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乖离阻挠的具体事实，但从孙盛在《春秋》一类史书中直书桓温失败来看，桓温的失败，是晋朝大臣们深感高兴并乐于谈论的事。会稽王司马昱不能自强，只是一味害怕别人排挤自己，王彪之也不能纠正他。唉！人的猥琐苟且，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秦桧主张称臣纳贡、收受财物而忘记仇恨，是因为害怕岳飞获胜后夺取宋朝。岳飞也未必已经决定能够灭亡金国。假如岳飞灭了金国，接着进攻宋朝，那么他对于宋高宗父亲被囚、兄长被俘的仇恨，和秦桧相比又怎样呢？而对于皋亭潮水退落、碙门飓风骤起、只剩一块血肉而无所依靠的处境，又能相比吗？桓温也未必已经成为攻取燕国的忧患。假如桓温攻取了燕国，他是否会篡位，也还不能确定。作为君主和宰相，应当居于重要地位而不失去人心的归附，竭尽治国之道以取得民心，推诚相待以取得士人支持；用礼节对待桓温，用正道驾驭桓温，保持安静正直而不惊慌，树立威势以巩固自己。这样，桓温难道还敢逞志作乱，而不顾天下共同讨伐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王莽、萧道成根本没有丝毫功勋，也会像拾取草芥一样窃取帝位。昏庸的君主和鄙陋的臣子，像婴儿护着食物一样，只会忌惮桓温，却还能安坐自己的位置而有所作为吗？他们在堂上嬉游，把兵权交给桓温，却又希望他失败；桓温的怨恨因此更加深重，轻视朝廷也更加厉害。所以会稽王即位后，愤怒充满内心而终于逞志，并不是因为他死得太快；晋朝一定会把社稷转移给桓氏。舍弃夷狄与华夏的大界限，放置君父的大仇不顾，只因猜疑和忌惮而使成功受挫，昏庸君主和尸位素餐的臣子成为天下人的耻辱，晋和宋正如出一辙，这也是古今共同的遗憾啊！《春秋》称许齐桓公、晋文公的功劳，却讳言周襄王请求隧葬的叛逆行为，圣人的真实情意由此可见。至于孙盛这类人，顺从流俗而自夸直笔，幸灾乐祸，又哪里值得称道呢！〖三〗 王猛请求慕容垂的佩刀，欺骗慕容垂的儿子，使他叛逃，并约定趁机杀死慕容垂。司马温公讥讽这不是高雅有德的君子所为。对王猛这样的人，怎么能要求他具备深厚的德行，却责备他不够宽厚呢！王猛不过是乱世中最强横的人罢了，他哪里懂得什么德行！王猛认为桓温不足以成就事业，所以不归附晋国，难道他以为苻坚可以同他一起平定天下吗？结果苻坚灭亡而晋朝反而长存，究竟谁短谁长呢？假如王猛跟随桓温向东，也只是归附晋国，并不是归附桓温。王猛如果果真有平定天下的谋略，就应当借桓温之力归附晋国，再借助可以使用的晋国来制服桓温。这样看来，他不跟随桓温向东，是因为他的智慧和器量还在桓温之下，只想选择一个容易对付的人来获得富贵罢了。慕容垂逃奔秦国，慕容评却凭借像卖柴卖水一样的卑贱出身掌握重兵；王猛消灭他，并不是智慧和勇力超出常人，而只是摧枯拉朽般容易。苻坚不想杀慕容垂，王猛难道能阻止他吗？他只是从中扰乱，嫉妒慕容垂受到宠爱罢了。他向三军发誓说：“王景略受到国家厚恩，兼任内外要职，在贤明君主的朝廷接受爵位，在父母居室中举杯祝寿，不也是很美好的事吗？”王猛的气量和见识，也就到这里为止了。他欺骗无知的幼子，使他陷入死亡，这是商鞅、张仪一类的手段。朱子说：“三秦的豪杰之士，除了王猛还能有谁？”把戈矛暗藏在谈笑之间，激起叛乱来杀人，不过是妾妇般的行径罢了，哪里谈得上豪杰！

译◎简文帝 〖一〗 简文帝做琅邪王时，辅佐晋朝五年。桓温在外抵御燕、秦，在内进攻袁瑾，简文帝却冷漠旁观，不肯相助，大概是他很早就厌恶并忌惮桓温。既然厌恶桓温，却又不能树立贤能、修治防备来制服桓温；桓温看待他，就像看待一块肉，他只有眼睛而没有手脚。因此桓温虽然忌恨他，却仍拥立他，因为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谈笑之间坐而夺取的人。等到简文帝听任桓温扶立自己而终于即位时，一个活人的心和气节，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帝奕并没有失德之处，桓温却诬陷他的过错而废黜他。在这种时候，简文帝如果不能用行动挫败桓温来保护帝奕，就应当以死抗拒桓温，坚决不登帝位，奉守名分正义，哭泣发誓表明自己的决心；桓温难道还能立即杀死自己吗？即使桓温不加选择地向自己挥刀，那么桓温的叛逆就会承受众人的憎恶而无容身之地；即使自己被杀而桓温篡位，也可以不对天下负罪。可是他却厚着脸皮面南称帝，随后便夭折而死，帝位和寿命都如同早晨的露水。既然都是一死，为晋恭帝、齐顺帝服毒而死，哪里比得上发誓至死不登帝位，用自己的颈血报答宗庙社稷呢！桓温是贼；简文帝辅佐自己的君主却同桓温一起谋逆、篡夺帝位，也同样是贼。贼与贼之间以智力和力量争夺胜负，不能敌者就被吞并，这是必然的形势。简文帝病重时，一日一夜四次下诏召桓温入朝辅政，临终遗诏还说“君自取之”，并对王坦之说：“天下是偶然降临的运数，卿又有什么可嫌弃的？”他不只是像谢安所说的那样昏暗软弱、近似晋惠帝；他得到一天时间穿着衮冕、端正地面南而坐，内心已经满足，于是改变了忌惮桓温的心意，永远拥戴并感念桓温，乐于把祖宗的天下奉送给他，以报答他的恩惠。确实啊，简文帝就是一个贼。◎孝武帝 〖一〗 简文帝凭借与皇室的亲近关系担任辅政宰相，却同贼人一起谋逆，尸居天子之位；名位和器物都掌握在他手里，任凭他赏赐给谁。即使有王彪之、谢安、王坦之这样的忠臣贤士，也没有办法。上天不保佑逆贼，使简文帝很快死去，于是诸位贤臣的志向得以实现。王坦之撕毁了居摄诏书，只是因为简文帝病重，不能同他争辩。册立太子时，朝廷大臣想等桓温来处理；太子已经册立，太后仍有让人居摄的命令，王彪之抗议而不接受；桓温入朝，谢安谈笑自若，把他看得若无其事，只是因为简文帝已经死了。孝武帝当时才十岁，也不是英武的资质，诸位贤臣的志向可以实现，但对于简文帝却无能为力。只是责备简文帝昏暗软弱，难道他还会比十岁的孩子更不如吗？所以说简文帝同别人一起谋逆，私下相互授受，并不是苛刻的评论。简文帝篡位而王彪之不能阻止，是因为桓温同他合谋，朝廷内外的权力都失去了控制。简文帝死后，桓温虽然有淫威，但朝廷内部没有替他主持的人，于是王彪之才能慷慨激昂地匡正，谢安才能从容不迫地暗中消解其势力，已经不足以成为深重的忧患。简文帝处在中央牵制拖累，诸位贤臣的困境不在于遭遇硬碰硬的冲突，而在于受到葛藤般的牵缠。晋朝国运还没有终结，上天迅速夺去这个非正义之人的性命，也算痛快了！像桓温这样的人，没有简文帝，即使面对十岁的孩子也不能夺取帝位；这本来在诸位贤臣的谋划和气量之中，只是他们不能超越常规而行。即使事情决裂而最终形成篡位，也一定有办法处置他。〖二〗 唉！人一旦把感情转移到富贵上，沉溺其中而随波流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天子的尊贵、四海的财富，也是富贵；主簿、县尉的官秩、获得百金，也是富贵。即使临近死亡，只要侥幸得到一天，也还会埋藏心思、伸长脖子去企求它。不知道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也不知道究竟能得到什么利益，临近死亡还不停止；做人却没有仁心，还能怎么办呢？《易经》说：“不击缶而歌，就会成为老年人的叹息，凶。”已经极其衰老了，还有什么可叹息的呢？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名声、没有实现利益，转眼之间就叹息了；转眼之间又连叹息本身都忘了，埋藏尚未冷却的心，伸出将要断绝的喉

译咙，去图谋意外获得利益。有限的日月被荒废，击缶的欢乐被抛弃，忙忙碌碌、急急切切，任凭笑骂集中到自己身上也不顾。主簿、县尉的官秩等同于天子，百金等同于四海，人们全都像奔驰一样追逐，直到道路穷尽才停止。唉！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王敦、桓温都在年老多病、奄奄一息、早晚将死的时候仍不停谋划篡位，以为这样将来可以留给子孙。可是王含、王应只是奴仆般的才干，王敦早已知道；桓熙软弱低劣，桓玄当时才五岁，桓温也知道。王导知道王敦将死，起兵讨伐王敦；王氏、谢氏的诸位贤人知道桓温将死，便坐等他死去；王敦和桓温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呢？他们心里想的是：我只要有一天处在天子的位子上，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唉！天下人不把王敦、桓温的心思当作自己的心思，我看也太少了吧！孟子说：“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宫室的华美、妻妾的侍奉、贫困者得到我的救济，都会使人失去本心。”即使这样，也还只是人生中有所作为的事情。至于已经奄奄一息、将要死亡，三者都已不能享受，却还鼓动残余的气息挣扎起来图谋它们，这是什么心思呢？一个念头转向不仁，内心忘掉本心，外在忘掉名声，沉湎淫溺而自己不能停止，也不再问自己为什么要追求这些。谋划天下的人说：主簿、县尉的官秩、百金的收获，哪里值得用生命去求取；谋求主簿、县尉和百金的人说：天子的尊贵、四海的奉养，哪里容易求得，我所求的只是趁早晚还没有死而得到它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心情是相同的，处境互换也都会这样。幼年时忘掉自身去贪求果实和食物，长大后忘掉自身去贪求温暖和饱食，彼此习染、彼此流转，欲望越引越长，不能中止。若不是从早年就立志，以名分义理涵养内心，并产生恻隐不忍之情，就没有人到老死还能忘掉这些欲望。假如不以仁为志向，就不要奇怪乱臣贼子执迷于作恶而终身毁灭。〖三〗 汉代儒者主张违背常经以符合大道，程子对此加以非难，说权变是审察常经所在，而常经本来就不可违背。就大道而言固然如此，但用来应对无道的时代，又不能完全这样说。母后不应临朝听政，难道不是万世不变的大经吗？谢安因为天子年幼，请求尊奉德皇后临朝摄政，这显然是违背常经了。王彪之想要制止此事，谢安却没有听从。王彪之所坚持的是常经，谢安所实行的是权变；这又说明违背常经也可以成为权变。桓温虽然已经死了，扬州、豫州、江州三州的军事仍由桓冲统领。桓冲没有最终走上叛逆之路，能够保全臣子的节操，世人于是都把忠顺归于他。其实桓冲只是不像王含那样做罢了。王含的叛逆，在失败以前就已经有明显迹象。桓温死后，人心突然发生变化，郗超一类人折服沮丧，谁知道桓冲不是姑且顺从、表面上与众不同来笼络人心，然后慢慢图谋呢？况且桓冲如果果真怀有忠诚效顺的心意，那么桓温在世时，桓冲本来与他关系亲密，又是受他托付的人，为什么不能劝谏桓温，使他守住臣节？这样看来，桓冲确实没有与桓温大不相同。假如桓温死后，有人劝说他诛杀驱逐当时有声望的人，而桓冲没有听从，那是他做不到，并不是他不想做。王、谢诸位贤者，并不是刘隗、刁协一类的人，桓温尚且不敢果断地诛杀驱逐他们，桓冲也只是量力而行罢了。外人很快相信他没有别的企图，谢安明明看出了这一点，难道还会不早点设法制止他吗？以奉戴太后为名义，把大权引到自己手中，使桓冲受自己裁制，谢安大概是经过深思熟虑、牢牢掌握了这一局面，而王彪之无法改变它。有人说：谢安身为大臣，承担国家安危，所以任用他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借助太后？回答说：晋朝任用世代为臣的家族，而轻视新进之士，已经成为习惯。王导能够执掌政权，是因为他是最初创建江东基业的人；庾亮是外戚；何充则是王导所引荐、器重并授予政权的人。到了穆帝时代，权力归于桓氏，已经不是一天了。谢安对社稷的功劳还没有显著，未曾受遗诏辅政；他的兄长谢万又因徒有虚名而失败。谢安刚开始出仕时，还是接受桓温征召的，虽属名门望族，却与孤寒出身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声望虽然很高，但蔡谟、殷浩都因徒有虚名而留下笑柄，本来就得不到众人的信任；如果突然掌握大权，桓冲一党的成员又会给他加上专擅国政、自作主张的罪名，他便无从反驳。因此奉戴母后以表示自

译己有所承受，也是当时迫不得已的重大谋划。有人说：谢安为什么不引荐宗室中的贤者与自己共事，却把大政交给妇人呢？回答说：此前简文帝辅政时，削弱国权使之柔弱衰靡，已经是这样了；后来司马道子任相时，僭越帝王制度而造成混乱，又是那样。司马氏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所任用的人只足以相互牵制，还不如妇人容易控制。这就叫作违背常经而符合大道，又有什么妨害呢？

译即便如此，王彪之的意见也不能废弃。谢安虽然没有听从，却常常高兴地说：“朝廷的大事，王公没有一件不是当机立断的。”这是佩服他的正直。审察常经而采取权变，是权变的常态；违背常经而实行权变，是权变的变例。面对无道的天下，积弊深重而形势又相违背，不得已才使用这种办法；一旦使用，就不能再用第二次。因此君子对谈论权变必须谨慎。四 太元元年，谢安录尚书事，废除了度田收租的制度。度田收租，是晋朝不良的政令，也是鲁宣公按田亩征税遗留下来的弊病。谢安废除它，可以说是体察上天的常理来制定安定百姓的制度。君王能够使天下人臣服，却不能擅自占有天下的土地。人，是随着时势而出生的。人出生在君王统治的时代，只有君王的厚待、任用的利益和正确的德政使他得以成长，等到君王治理天下后，他的生命才能成就；于是他竭尽力量侍奉君王，君王也可以放心接受他的效力。至于土地，则是天地本来就有的东西。君王有兴有废，而山川原野显现的形貌并不改变旧状；土地生长百谷、卉木，出产金石来养育人，君王也要依靠它来得到供养，并不是土地要依靠君王，所以君王本来就不能擅自占有它。因此井田法规定，私田占八份，公田占一份，君与卿、大夫、士共同取食公田，但君王也不敢把它据为私有。君王只能役使百姓来帮助耕作，却不能侵占百姓所治理的土地。百姓的劳力，君上可以取得并使用；百姓的田地，却不是君上可以占有的。助法、彻法，是殷、周的制度，夏代则实行贡法。所谓贡，并不是贡纳土地的出产，而是贡纳人的劳力所获得的收成。规定一夫贡纳五亩田所产的粮食，只是为此制定的标准。所谓“五十而贡”，就是说五十亩作为一夫的标准，贡纳其中五亩的收成。至于一夫耕种的土地，有时超过五十亩，有时少于五十亩，于是设置一易、再易、莱田等名称，以放宽赋税。田地从有五谷以来就是百姓世代经营的旧业，君王怎么能把它占为己有，又怎么能向它征税呢？土地不能擅自成为一个人的所有物，就像天一样。天不能分割，土地不能割裂；君王虽然是天子，天地难道能被他据为私有吗？他又怎么敢贪图天地本来就有的广博深厚，把它割裂成自己的土地呢？懂得这一点，就知道丈量土地来征税，是人的妄为；土地不可任意丈量征税，是上天的本体。这就叫作体察上天的常理。从治理百姓的制度来说，百姓生活所需的东西，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所以劝导、帮助百姓从事根本事业以成就其生计，也没有比农业更重要的。商贾是君王必定要抑制的，游荡懒惰的人是君王必定要禁止的。然而既要抑制又不断让它发展，既要禁止又不断暗中放纵，君王也拿百姓没有办法。若只按人口来征收租税，而不按田地来丈量征税：一户征多少租，一口征多少租，都预先确定；有余力而耕地广、有余勤而收粮多的人，不会被加征到满额以上；土地贫瘠荒废而弃置的人，也不会因此获得减免。这样百姓就更加珍惜土地，争相从事农业。在强豪兼并盛行的时代，这种制度尤其便利：田地已经被夺去，租税却没有减少，谁还敢把百姓世代经营的旧田当作可以让强有力者兼并的东西呢？人人都保有自己分得的产业，人人都勉励从事农业，强豪又从哪里夺取它呢？所以，按人口征税而不按田地征税，是劝农并使贫富趋于均平的好办法；其利益可以长久，百姓也都能各得其所。这就叫作制定安定百姓的制度。太元年间的制度，每口征收税米三斛，不问他有多少田地。它不禁止兼并，却使兼并自然停止，等于把末世的制度整个废除了。谢安治理天下，思虑深远而道理周全，以古制规范当今，哪里是那些一味苟且简略的办法可以与之比较长短的呢？五 荆州、湘州、江州、广州据有江东的上游，土地富饶，兵力强盛，东晋能够立国依靠的就是这里。但权奸在内部逼迫，边防在外部匮乏，内外都受到制约，也在于此。处在轻弱的位置却控制着重大的力量，枝叶强盛而树干衰弱，因此权臣窥伺皇权而想要窃取，庸人依仗富强而忘记危险，能够不陷入危亡的很少。上游的形势，如果顺流趋向建业就容易，这正是王敦、桓温之所以无法抵御的原因；如果要越过楚地边塞争夺淮河以北的地区就困难，舟船的便利在平地上反而受困，凭险据守的长处在广阔平野上受到限制，这正是庾亮、桓温出兵后立即溃败的原因。谢安任用桓冲统领荆州、江州，又另派谢玄监督江北军事，晋朝由此拥有了北府兵，用来加强朝廷的权力、图谋收复中原，一举而两得。谢安吟咏诗句，取用“訏谟远猷”这句话，这次任用，难道不能说是宏大的谋略和深远的规划吗？江北、河南的军民，纪瞻曾经利用他们抵御石勒，使石勒逃走；祖逖也曾经利用他们声援汝水、雒水一带，使汝、雒地区恢复。因此功业不能长久，是因为王导不能任用他们。王导不能任用他们，是因为他专门把王敦放在上游，不愿分散权力。纪瞻出兵一次便没有后继，祖逖开始建立功业而最终造成混乱，王敦、桓温于是挟持荆州、湘州来同晋朝争夺权力。内乱而外部荒废，积累了几十年，谢安起而收拾这一局面。他虽让桓冲镇守江州、荆州，自己却督领扬州、豫州。北府兵强盛，扬州、豫州又比江州、荆州强盛；顺应形势所趋，建立威势，权力重新集中到朝廷，国家的根本就稳固了。何况中原南迁的人众中，尤其有许多磊落而英杰众多的士人，重用他们，比起楚地人轻佻而容易动荡的特点，强过十倍百倍。

译《尚书》说：“启用有夏，才有家室的大盛。” 这里说的是以家室来争胜，并不是以门户庭院来争胜。谢安由此懂得了建立国家的宏大原则。所以淝水之战时，桓冲派兵前来援助，谢安却拒绝了他，用以表示荆州、江州的力量不足以决定轻重，朝廷可以不依靠它们。桓冲难道还能不始终守住臣节吗？宋高宗、秦桧的愚蠢，在于担忧各位将帅势力强大，却不知道使自己强大，反而杀戮、削弱他们，国家因此最终衰败。秦桧死后，张浚负责恢复中原，却在符离溃败，因为已经没有可用的军队了。这就是殷浩失败的旧例。谢玄监督江北军事，选拔将领、简练军队，经过六年才使用他们，在淝水击败苻坚，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取得的成果。六 先王的教化主张显扬文治、隐藏武力，不只是为了使百姓的气势安静下来、尊崇文治。文可以显扬，武力不可以显扬。不能显扬的东西，就不可以拿来教习；教习它而使武力受到轻慢，武力一旦受到轻慢就会衰弱。苻坚设置教武堂，命令太学生中通晓阴阳、兵法的人去教导将领，这是[“狄道”一词含义不明]，结果恰好足以导致灭亡。之所以说它是“狄道”，是因为它鼓励武力来扰乱人心，加深祸害；谈论治道的人有时知道这样不可行，但妄人仍然讥笑他们迂腐疏阔。它恰好足以导致灭亡，却没有人能够相信它一定会如此。岳武穆说得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武力难道是可以拿来教习的吗？教它、练它，就会使人的志气玩忽，使人的气力空虚，他们必定会招致失败和灭亡。军队所崇尚的是勇敢，但勇敢不是可以靠教导就获得的；军队所重视的是谋略，但谋略不是可以预先设定成教条来传授的。至于编伍严整、训练勤苦、与士卒同甘共苦以取得他们的心，这些从六经中取法就足够了。其他那些荒诞不经、反而会使军队溃败、将领被杀的做法，例如对阴阳、时日、壬遁、星象、气数喋喋多言，把不该进攻的当作可以进攻，把可以乘机进取的却不进取，用鬼神之道败坏人的谋略，都是不可取的。至于骑射、技击的方法，虽然可以练习，但只精通姿态形式却不足以实际应用；靠口头传授、用眼力揣摩，拘泥于规矩动作，仰观天象、俯画土地，疑鬼疑神，因而使士气受挫、心志动摇，不失败还等什么呢？若不是狂妄狡诈、虚浮荒诞的人，谁肯担当这种人的老师？若不是市井无赖、逃窜求进之徒，谁又愿意做他的弟子？如果官府制定制度让这种人尝试，只会扰乱天下，使武备日益玩忽而衰败。苻坚喜好虚名而没有实际功用，像这种情况多得很。国家灭亡、自身死亡以后，后人仍然仿效，愚蠢竟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吗？七 桓冲死后，谢安把荆州、豫州、江州分给桓氏诸人，这成为桓玄之祸的开端。谢安对桓氏的忧虑已经很成熟了；如果折损桓冲，使他无功而惭愧至死，便可以乘势完全削弱桓氏的权力，以扶助晋室。然而他这样做，是因为自己父子二人的名位太重，给了桓氏攻击的口实，不得已才平息他们的怨恨和猜忌。桓氏难道会因为私人怨恨而怨恨谢安，并危害谢安吗？真正的忧患不在桓氏，而在司马道子、王国宝。两个奸人潜伏在宫墙之内，蛊惑孝武帝，使他猜忌谢安；如果这样还不能胜过谢安，他们就一定会借桓氏之手挑起事端。君主昏暗而宰相嫉妒，即使有周公那样的圣德，也不能堵住那些不利于幼主的人的嘴，何况谢安呢？因此可以知道，谢安在这件事上确有大的不得已。谢安所任用的是石虔、石民、伊，认为他们比桓玄稍好，可以避免祸乱；然而最终仍然不能避免，谢安也就无计可施了。即便如此，谢安难道竟然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来保全自身、安定国家吗？谢安在这里执掌国政已经十年，太后归还政权后，他自己录尚书事也已经八年。难道晋廷的士人中竟没有可以承担大任的人才，使他能够及早培养，储备为国家的栋梁吗？桓冲死后，内不把权力私下交给子弟，外不再借助桓氏诸人，君主就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宰相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桓氏同样没有可以依靠来争权的力量。谢安的见识早年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临事时仓促周章，也是势所必然。器量不宏大，谋虑不周密，虽有安定国家的忠心，却不明白大臣的道理，谢安不能免于责备。《鸱鸮》诗说：“既然已经夺走了我的孩子，就不要再毁坏我的房屋。”周公培养人才的心意，到了因疑谤而居东之后，悲哀鸣叫得更加急切。人才，是大臣用来巩固国家根本的。时代如果没有贤才，就是因为没有及早教育培养。却不致力于此，反而战战兢兢地寻求平息谤言的办法，给国家留下祸患，实在令人深为惋惜啊！八 询问，是仅次于学习的事情；询问的方法，比学习尤其重要。三代以后，学习广博，询问却少；三代以前，学习简略，询问却详尽。因此说舜具有大智慧，喜好询问，这就达到极点了。不过，学习是自己进行的；询问则要借助别人，而询问有两种途径：有自我询问，有向别人询问。自我询问，是担心自己心里相信的东西不适合自身，自己实行的事情又不是内心真正获得的；处理自身之外的事情，以公理作为衡量标准，不询问就没有人告诉我，询问了还担心别人仍不告诉我，于是勤勉不懈地求知，这就是舜成为大智者的原因，也是通向圣人的桥梁。向别人询问，是放弃自己的是非而寻求别人的是非，放弃天下人的好恶而寻求一个人的好恶；越观察反而越昏暗，越详察反而越偏颇。君子的喜怒有时会偏私，小人的爱憎没有不出于私心的。他们急于寻找别人的短处来怀疑别人的长处，乱国昏君正是被这种猜忌之臣迷惑，从而自行丧失判断力；这也是愚人的狂药。人的心性和行为，有的细节简略而大节详实，有的名声污浊而实际清白，有的行迹诡异而内心坚定。君子对于这样的人，考察得真实，信任得坚定，不忍心从隐秘曲折处去苛求人，也不屑于这样做。然而流俗的言论喜欢夸张揭举，以此炫耀自己的聪明善辩；至于奸邪者诋毁正人的行为，更不必说了。不加选择地向人询问，就会把善恶混淆；有所偏信任用，谗言和离间就会乘机发生。向君子询问，他还会回答说不知道；向小人询问，他却把一切都说尽，仿佛值得依靠。于是贤才心中疑惧，不肯出来任用；奸伪之士加以粉饰，掩盖自己的恶行。这样就会有谗言不能被发现，有贼害不能被察知，这都是喜好询问的人必然招致的结果。身居官位却败坏自己的官职，拥有天下却败坏天下，必定会如此。所以说，这是愚人的狂药。放弃考察自身的得失，不以公正的是非作为镜鉴，每天只考察别人的正邪，把身边的人当作自己的耳目，这样灭亡得比桀、纣还快，难道不可悲吗？范宁任豫章太守时，派十五名议曹下到属城采集、访求当地的风俗政情；官吏休假回来后，便询问长官的得失。这种做法，不是自己询问自己的过错，而是询问别人，是把耳聋当作耳聪的办法。徐邈责备他说：“想要把身边人当作耳目，却没有一个不是小人，善恶颠倒，谗谄之人一同进用，难道可以不警戒吗？”治理国家的道理和学术，这句话已经把它们说尽了。九

译有才干的人都可以任用，任用之后都可以使其走上正道，关键只在于能否培养人才。掌握培养人才权力的是君主。君主能够培养人才，大臣就应当辅佐他；君主不能培养人才，责任就在大臣。君主不能培养人才，又牵制大臣使其不能有所作为，大臣还可以有理由推辞责任。君主没有下令，而大臣亲自承担社稷安危；安定救济天下的功业已经显著，为天下人所倚重，却只做到自己在世时为止，不能培养人才来支撑几代人的危局，使国家免于灭亡，这样的大臣就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了。王导、谢安，都是晋朝社稷的大臣。王导庇护自己的宗族，却不能把他们公正地用于天下，所以庾亮得以找到机会离间他们；但王导死后，仍有郗鉴、王彪之、谢安来支撑晋室的危局。虽然这些人不是王导亲自托付的，但培养他们的人仍然是王导。谢安因为宗族势力强盛而避嫌，不私下任用自己的子弟，这本来可以；可是就在他活着时，司马道子造成乱局，等到他死后，桓玄又篡夺帝位，朝廷中没有端正严明的人，居于端揆之位来镇服奸邪，不责备谢安，还应当责备谁呢？老子说：“功业成就后自身退隐，是上天的道理。”谢安是学习老氏的人，所以能够凭借权力建立大功的子弟，让他们远远退避以保全名声；即使宗族中有贤者，也都不让他们列位于朝廷上层。难道这样就是顺应上天兴亡废替的规律吗？君子的进用，有人在他之前引导；他的退处，也应有人在他之后接替。退处后却没有后继者，那么已经成就的事业也会随自身一同消亡，宗庙社稷和百姓不能受到它的恩泽。既然已经成为公卿辅弼，建立了不世之功，那么宗庙社稷和百姓，就等同于自身的祸福。保全自身而躲避名声，知道衰败便听天由命，难道是所谓善于退处吗？退处比进用更难，已经很久如此了。尚未退处之日就及早为退处安排道路，不培养人才，又凭什么退处呢？有人说：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人。王雅、王恭、殷仲堪、王珣这些人，之所以急躁而失败，是因为声望不够高，修养也不够纯正。如果培养他们刚烈的气节，用规矩矫正他们，提高他们的地位和声望，以遏止他们的浮夸，那么这些人本来都可以任用，而且任用后都能够得到匡正。谢安却不能培养他们来收敛骄气，反而把他们交给昏庸沉溺的君主，引导他们走上邪僻之路，于是他们轻薄浮躁，顺从君主的私意，激成了上下争斗的局势。谢安活着时，政治已经混乱；谢安死后，国家便倾覆，于是他一生的志向、操守、功名以及宗庙社稷、山河大地，都随之消散陨落。谢安的退处，是一退便再没有留下任何余地。上天的规律是功成之后便退让：春天把时令交给夏天，冬天把时令交给春天，元气在无边无际中相互承接；预先培育幼嫩的，然后让衰老的休息，所以四时循环，永远相继。老氏不能认识这个道理，而谢安却学习了老氏。史鱼不能举荐蘧伯玉，临死时以此为惭愧；这就是老氏所说的“死而不亡”。一 ○ 慕容宝整理士族旧有的户籍，区分清浊，查阅户口，废除了军营中受封荫的户籍，因此士人和百姓都怨恨叹息。夷狄如果仿效先王的法度，从来没有不灭亡的。靠德行仁义兴起的，就应当靠德行仁义来继承他的事业；靠威势武力兴起的，就会靠威势武力来延续他的命运。像猴子戴帽子那样冒充人而成为当时的大妖孽，先王之道是不能偷窃冒用的，这个道理真是严明啊！靠威势武力兴起的人，始终崇尚威势武力，前后一致。削弱他的威势武力，他的威力既然已经衰败；偷取他的德行仁义，本来就不足以成为德行仁义。父亲是驴、母亲是马，所生的是驘；驘已经不能再繁殖了。杂交而使种类不能延续，这是上天的规律和万物的道理。自从苻坚失败以后，北方分裂割据，像云一样纷扰，各自依仗部曲来弹压并役使士民，没有不是浑浊的。完全浑浊却想把它澄清，清者并不是真清，浊者又失去了凭据；人民不得安宁，部曲离心离德，不灭亡还等什么呢？即便如此，天下的混浊已经到了极点，威势武力横行，贫弱者无处申诉，本来就不可能长久。慕容氏因此灭亡，而拓拔氏承继其后，使局势稍稍得到安息；那些低微污浊的气息相互延续、彼此等待，直到隋、唐兴起。因此，慕容宝采取导致灭亡的办法，也未必不是天下生机的一种表现。士人和百姓怨恨他，但那些士人和百姓，又哪里足以与他计较恩怨呢？一一 君子的恩泽传到五代便会断绝，小人的恩泽传到五代也会断绝，有的甚至不到五代便荡然无存；君子深深悲痛自己的后代。永嘉之乱时，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张骏不能使自己的忠贞传于后世；而汾阴薛氏聚集全族，凭借黄河险阻自我保全，几十年不向刘氏、石氏、苻氏出仕。姚兴在关中称帝，以礼征召薛彊，授予他将军的名号，薛彊于是投降姚兴，并为他引路攻取蒲坂。可悲啊！志士为中原而牺牲九族，在刀锋之下经营奋斗，给子孙留下磐石般的安稳和士大夫家族的恩泽，子孙却使这一切陨落。虚名小利触动了不肖之人的心魂，使他们忘记祖先；他们祖先英拔、峻毅的气节，在幽冥中怨恨悲痛，而子孙有时竟还把这种背弃当作荣耀，竟有这样的事啊！姚兴的强盛不如苻氏，暴虐也不如刘氏、石氏；再过几年，姚兴就死了，姚泓也灭亡了。拓拔氏尤其能够容纳我们，不会有灭绝的忧虑；只要等待，等待隋朝兴起，让清白的子孙成为禹所治理地区的士民，难道就一定做不到吗？然而最终没有等到那一天。一旦失去自身操守，历代流传的风气也就随之坠落。前人只顾自我保全罢了，哪里还顾得上忧虑我们的后代呢？溧阳史氏因为是建文旧臣，三代不进入庠序；但史鉴的名声却超过王鏊而居其上，史氏是多么幸运啊！

译安帝 国家灭亡，大多是灭亡于荒淫昏庸、暴虐残酷的君主；唯独晋朝不是这样。晋朝前有惠帝，后有安帝，他们都像行尸和可供观看的肉体，嘴里不知道滋味，耳朵不知道声音。按照传子的制度，继承人应当确定为嫡长子；这两位君主都是嫡长子，并且预先被立为太子，本来应当拥有天下。如果废掉他们而改立旁支庶出的贤者，那就是压抑、凌越正统，使人伦常规败坏。不过，作为君主和父亲，假如不是因为宠爱嬖幸而使嫡长子丧失地位，只要想到宗庙社稷的安危，又何必顾虑呢？这也不只是前任君主的责任。大臣肩负社稷之任，本来明知不可，却仍应选择贤者而改立；能够自守其职、忧国如家的人，理应如此。惠帝的继承人当时就是这样，卫瓘曾争辩，和峤也曾争辩；贾氏用虚伪的言辞欺骗武帝，而武帝姑息迁就，迟迟不能决断。至于安帝，则上下都没有不同意见，竟坐视这个不知道寒暑饥饱的人充当神圣君主。孝武帝荒淫昏庸，确实没有考虑百年之后的打算；可是大臣们为什么如此冷漠，竟不加思虑呢？司马道子利用安帝的无知而专擅权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王恭还算清白正直，却反而闭口不言，处置这种局面，为什么呢？王恭当时正要与司马道子作对，担心司马道子借废黜嫡嗣为名，实施诛杀驱逐；天下人若不知道安帝确实不能胜任，反而把叛逆的罪名加在王恭身上，这是王恭不敢承担的。司马道子争夺权力，人人都怀有二心，难道只有王恭如此吗？谢安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只抱有退居东山的打算。全国昏昏沉沉，把天下交给聋者和盲者，晋朝因此灭亡；这是天意，还是人应当承担这个罪过呢？谢安对社稷有功，即使他的言论不被采用，也必定不会遭遇覆灭宗族的灾祸；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可顾虑的，为什么不替君主和父亲承担明辨罪责的权力呢？至于王恭，与其起兵而死在刘牢之手中，不如用危急的言辞指出国家的根本问题，以身殉宗庙社稷。见到正义却不去实行，反而仓皇失措；这样看来，不勇敢的人确实不能把国家托付给他。二 公论，是朝廷的权柄。小人在位时，天下还没有听说他的罪恶，外臣也还没有受到他的伤害，而台谏官出来争辩，大臣主持此事，斥责他的奸邪并把他排斥驱逐，那么臣民在下面便会安定而不再多言；即使台谏、大臣攻击他不能取胜，四方仍会安静地等待，因为知道朝廷最终还是有人的，不难澄清和淘汰奸邪。这样，虽不能保证国家没有奸邪，却可以使天下没有争斗抗衡的祸患。公论在朝廷上被废弃，台谏官闭口，大臣堵耳；奸恶已经被天下人知道，朝廷却反过来把公论的权柄交给外臣，于是清君侧的军队兴起，祸患便波及宗庙社稷。刘隗、刁协因为苛刻严酷而失去人心，王敦于是反叛；庾亮因为轻率急躁而损害了众人的声望，苏峻于是反叛。晋廷的大臣没有人拿出一句话来同刘隗、刁协、庾亮争辩，使强臣得以冒犯正统，宗庙社稷几乎灭亡，这本来就是有原因召致的。然而还可以说，刘隗、刁协所持的论点并非不正，庾亮内心的操守并非不忠。至于司马道子、王国宝，荒淫贪污，明明是晋朝的蛀虫和盗贼；孝武帝虽然同他们一起昏乱，后来却也怀疑、忌惮并疏远他们。可是朝廷中的士人只顾保住俸禄、取得容悦，没有一个人用片言只语揭发他们，并正式指明他们是奸邪。于是外臣猜测国家无人，便激发起不平之气；王恭、殷仲堪击鼓发声，而桓玄又借此来施展他的叛逆。公论掌握在下位之人手中，朝廷却成了豢养奸邪的深渊，天下纷纷顺从叛臣，谁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呢？有人说：司马道子是皇帝的同母弟，王国宝又居于宫禁深处，与他互相煽惑，要除掉他们并不容易。其实只要怀有忠心、恪守职责，即使把脖颈中的鲜血溅到奸邪身上，又何必畏惧强暴呢？司马道子尤其昏庸，并不是难以控制的人。孝武帝死后，王国宝叩击宫门请求入内，王爽拒绝他，他就只能停止；王恭反叛，车胤用严厉的言辞震动他，王国宝立即解职待罪，而司马道子也并不难杀掉他。司马道子不过是一个可以用鞭子驱赶、用缰绳驾驭的人。孝武帝怀疑司马道子专权，徐邈却进献汉文帝、淮南王一类的邪说；王国宝去找王珣谋划，王珣还说出类似“卿不是曹爽”的游移言辞；朝廷中的大臣全都是这样。远近充满的愤怒之气一旦爆发，便要发泄逞强，不只是王恭和殷仲堪如此，桓玄蓄谋叛逆也无法掩盖，天下于是像风吹草倒一样跟随他。这是形势必然发展的结果。谢安死后，晋朝没有大臣；谢安为了门户之计而退处，晋朝早已没有亲近可靠的臣子了。谏诤的职分长期废弃，士人相互习惯于迂缓拖沓，彼此以苟且取容为高尚，晋朝更不能说还有群臣了。地方州镇的权势重于朝廷，是非由州牧、都督掌握，彼此接连作乱，直到六代之世，仍借用赵鞅据守晋阳的名义来实行篡夺弑杀，到了唐朝以后才安定下来。所以，言论之路是国家的生命；言论之路荒废断绝，而国家还能不乱的，从来没有。三 割地来封赏功臣，是三代的制度；施行到后世，却成为危亡祸患的开端。尤其割让边疆地区给有功的酋长，危害更为严重。古代诸侯拥有封国，本来就是从他们的先世开始的，安于侯服的旧制。改朝换代、革命之时，有的封国被消灭，有的封国被建立；把土地授给功臣，使大小封国相互错杂，同姓、异姓、庶姓交错其间，彼此牵制而不相互臣服；又抑制他们进贡、朝享、朝觐、问候的礼制，把他们纳入法度规范，并且充分任用他们的才干，这样封国滋长壮大、窥伺神器的心思就无从产生。然而荆、吴、徐、越仍傲然抗拒，扰乱中原；周高宗疲惫于三年之役，周宣王劳苦于南征，直到春秋末期，天下反而更加没有安宁之日。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天下都成为天子的土地。天子从上天那里接受土地，再由自己统辖，这也并不是私有；但把土地割让给别人，就是把公有之地私自占有并私自授予他人。边疆地区有闲置的土地，按全国土地册籍无法把它们逐亩登记，似乎是遗弃的余地，不值得珍惜；然而在我方看来是遗弃的余地，在别人看来却是深奥富饶的地区。他们经营那里的物产，繁衍聚集那里的人民，最终没有不成为我方祸患的。拓拔氏因秀容川酋长尔朱羽健攻打燕国有功，割地三百里封给他；后来尔朱氏终于成为拓拔氏的忧患，国家也因此灭亡，这难道不是千秋万代的明鉴吗？建州被放弃二百多年，后来祸患爆发而无法挽救，为什么还没有人考察这个教训呢？

译有人说：一片荒远的土地，把它交给当地人管理，就像蜀、滇、黔、粤的土官那样；即使有叛乱者，也很快会被消灭，这有什么伤害呢？不是这样。蜀、滇、黔、粤土夷居住的土地，本来就不是我方所有，只是加以羁縻罢了。让他们世代承袭土地，世代担任官职，他们也有保全宗族、延续世代的心情，不敢任意逞强；即使一时逞强，原本也有回头的顾虑，因为留恋自己的栈豆，所以逼迫他们攻打他们也容易。如果土地已经纳入我方的职贡体系，而他们又凭借骁勇强悍为我方立功，就把他们世代并不拥有的土地拿来增益他们，助长他们的雄心；开始时，他们心存侥幸而无所顾忌；接下来不断晋升而没有止境；一旦产生怨隙，便借着事变机会疯狂起兵，他们还会有所顾忌吗？拓拔氏把六镇虚置，不设郡县，这种做法就是从秀容川开始的；祸患必然由此产生。放弃土地就是放弃国家，难道会有错吗？四 天下多有变故，谈论用兵的人竞相出现；用兵不是靠空谈就能做到的。孙武、吴起的论述切合情势，接近实际道理；但当时即使采用它们，偶尔取得一次胜利，也不足以凭此兴盛。读他们著作的人，尚且没有谁能够真正制胜，何况那些更为浅陋的兵书呢？道理不足，就依靠谋略；谋略不足，就依靠勇力；勇力不足，就依靠地势；地势不足，就依靠天时；天时不足，就依靠鬼神。依靠鬼神，就说明敌人知道自己举措中没有任何可靠的凭借。依靠鬼神，将领、官吏和士卒便彼此解除忧虑、懈怠勤勉；有智慧的人知道此事不能成功，内心先已混乱；愚蠢的人侥幸希望它成功，便妄自骄傲。最终兵败身死，成为术士巫觋妖妄之术的殉葬品，没有人能够幸免。然而术士巫觋的学说，最终还是在谈论用兵者口中泛滥；这类言论炙手可热，书籍多得使牛都流汗。天下多有变故，便有人借此兴起；没有以乱人，只有以乱世。王凝之信奉天师道，请求鬼兵来抵御贼军，结果死在孙恩手中；殷仲堪信奉天师道，不惜财物贿赂来请求祈祷，结果死在桓玄手中；段业相信卜筮巫觋，结果死在沮渠蒙逊手中。鬼是死者之类，与鬼为伍，就已经接近死亡。何况把疆土和人民寄托于恍惚无实的妖邪之物，给国家带来灭亡，使百姓陷于死亡；像这样的人，被上天所弃绝，没有不丧失自身和首级的。段业是窃取权位的人，殷仲堪是叛乱的人；上天夺去他们的魂魄，使他们迷信鬼神，他们死去本来就是应当的。王凝之是清正家族中的雅士，分掌符节治理郡县，却因为这种事残害自己、贻误国家，不也太愚蠢了吗？王凝之奉行妖邪之术，说这是他们家世代奉行的，那么王羲之也不能推辞自己的罪责了。妖邪之说大量兴起，依附在兵家言论之中，世人所称的贤者尚且会被它迷惑。郭京因此导致城池陷落，申甫因此导致军队丧败；金朝御史声秉持大节，在生死面前不改其志，却也被这些说法迷惑，这是白圭身上的污点。丁甲之术、壬遁和奇禽之术、火珠林，以及向关壮缪、玄武之神祈求灵验，都是谈论用兵的人所依赖的东西。这些书不焚毁，这些祭祀不废止，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扰乱人心的事情就无法止息。五 评论历史的人鼓吹权谋、败坏信义，自苏洵以来，放纵的言辞便肆意流行。近来有个李贽，更加推波助澜，使这种狂潮迷惑百姓，危害更加严重。进谏时就讲滑稽之术，治理时就采用朝三暮四，谋划时就表面赞同而暗中夺取。侥幸成功了，便借此讥笑君子的诚实厚道，说君子“不能通权达变”。至于他们反复无常、巧诈多变，最终不能相容，给国家带来灾祸、给家族带来凶祸、使自己遭到杀戮的事情，却讳莫如深而不肯谈论。所以，温峤表面亲近王敦，暗中却背叛他，他对晋朝并非没有功劳；但如果不是他早死，君子也不能保证他最终仍会是晋朝社稷之臣，为什么呢？因为他背叛别人反复无常，而忠孝之心必然淡薄。前有吕布，后有刘牢之，勇力足以平定乱事，却反过来成为制造祸乱的人。唉！哪里会有这样的人，几个月之间，刚刚被司马元显任用，立即就背叛司马元显；刚刚被桓玄任用，立即又谋害桓玄，却能不使国家遭祸、家族受凶、自己被杀吗？刘袭说：“一个人三次反复，凭什么立身？”假如刘牢之侥幸战胜并报复了桓玄的欺诈，而桓玄遭到杀戮，评论他的人将会称许他能够通权达变；可是刘牢之杀了司马元显，而刘牢之给晋朝带来的祸患反而更加深重，君子难道会受他的欺骗吗？君子的道，是成功了便使利益惠及天下；没有成功，也不使自己失去操守。进谏时，被采用就居于相应职位；不被采用就离开。再不然，就伸长脖子接受暴君的刀刃罢了，没有什么可以欺诈取巧的。他平定乱事时，能够做就去做，用正直的言辞和严肃的神色捍卫社稷；事情不能成功，就以身殉难罢了。死，是义；死还是不死，是命；命由上天决定，而人以义来等待命运，这就是人所帮助、上天所保佑的道理。所以说：“履行诚信，想着顺应正道；上天会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大易》难道不能用来讲权变吗？坚持信义并不是为了保全自身，但自身有时反而因此得以保全；不是为了谋求功业，但功业有时反而因此得以成就。把自身托付给错误的人，便成为郗超；想要自行免祸，便成为温峤；再加上反复无常，便成为刘牢之。温峤成功而刘牢之失败，刘牢之死亡而郗超却得以生存。上天降祸赐福，尤其在于一个人守信还是不守信吗？评论人物，只要以此作为标准罢了。鼓吹欺诈以求侥幸立功的人，就是所谓应受刑戮的人。六 萧道成、萧衍、杨坚、朱温、石敬瑭、郭威篡夺帝位，都是石勒所说的靠谄媚取天下的人；刘裕则比他们更好。刘裕对天下所建立的功劳不止一项，他从亲自奋力作战讨伐孙恩开始，在海边击败孙恩，在丹徒击败孙恩，在郁洲击败孙恩，把他逼到穷途末路，使他投海而死。当时，桓玄在上游怀有叛逆的意图，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在朝廷扰乱政事，王凝之、谢琰凭借庸碌低劣的才能抵挡强大的寇敌，就像鸿毛投入烈火一样危险。如果没有刘裕，晋朝不会灭亡在桓玄手中，也会灭亡于妖寇；即使没有灭亡，三吴全盛的形势和士民聚集之地，也将死亡殆尽而不留一人。刘裕竭尽全力击破贼军，不顾其他事情，这难道不能称为大功吗？

译天子，是上天所任命的，并不是只凭一时有功就可以专门承受天命的人。即便如此，若众人彼此沉沦，没有人能够建立功业，那么天地生育万物的心愿也会受困于气数而不能实现；因此，在天下建立大功的人，必定是上天不肯抛弃的人。所以萧道成、萧衍、杨坚、温、石敬瑭、郭威都不能使自己的世代长久，而刘宋的国祚却长久，直到今天，彭城一族仍然兴盛。至于谢安击退苻坚而怀有经略天下的志向，郭子仪平定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最终保持汾阳王的气节，难道能够把这些事一概期望于刘裕这类人吗？刘裕没有受过学术教养；刘裕所处的时代，是僭越篡窃相继发生的时代；刘裕所侍奉的是不守信的刘牢之，而侍奉刘裕的人又是怀有叛逆之心、企图侥幸立功的刘穆之、傅亮、谢晦；因此他最终终于篡位，几乎与萧道成等人同列。当他奋不顾身、与叛贼争夺生死的日子里，哪里曾经早早蓄有觊觎之心，认为晋朝的帝位终究会归于自己呢？在动乱的时代能够取得天下，除了刘裕还能有谁呢？七 成败的关键，也清楚明白、容易看出来；但如果不是超出世俗的英杰，就没有人能看见它，因为气势和声焰彼此争夺、倾轧，足以扰乱人的心神，使人迷惑。天下不可改变的是理；因时势而形成一动一静局面的，是几。桓玄不过是个小人，却要冒犯天命，讨伐他必定能够取胜，在道理上没有什么可疑的。然而君主不像君主，宰相不像宰相，那么道理反而不能为此伸张；用力量相抗，而力量又尤其不可依靠，怎么能不察知其中的几呢？桓玄侵犯历阳，司马休之逃走了，刘尚之溃败了，桓玄所害怕的，只是刘牢之拥有北府的军队。刘牢之本来就说：“我取桓玄，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刘牢之既然已经有了不轨之心，为什么不杀掉桓玄，挟持功劳来压制司马元显，却忽然产生异心而依附桓玄？刘牢之真是既奸诈又愚蠢。只有刘裕看得透彻，所以和何无忌、刘敬宣极力劝谏刘牢之，决定讨伐桓玄。当时应当刚断果决，不能容许等待，这就是几。桓玄已经进入建业，总领百官，督统中外军务，并在荆、江、徐、兗、丹阳安置亲信来巩固自己；而且桓玄还假意修饰，改变司马道子昏乱的政令，民心希望能够稍稍安定。刘牢之却在这个时候想起兵夺取政权，不能成功，反而被桓玄削弱，众人的心志随之瓦解；他还想着渡江到广陵投奔高雅之，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刘敬宣也昏昧了，仍然只有刘裕看得透彻，直接告诉刘牢之这是办不到的，自己返回京口，联络何无忌，打算以后再寻找机会。当时应当持重行事，不必担心错过时机，这就是几。几其实也很容易看清。事情发生以后回头观察，明白灿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可是迂腐疏远实际的人，执着于一个道理而忘记众多道理，就会失误；狂妄狡诈的人，看见了几却另自怀有一种机心，就更加失误。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气势和声焰彼此争夺、倾轧，他们只相信混乱本身，却不相信混乱之中已有可以终止它的几。刘裕告诉何无忌说：“桓玄如果守臣子的本分，那么我就和你一起侍奉他。”这不是虚假的说法，因为混乱中有可以终止它的时机，是不能违逆的。他又说：“如果不是这样，就应当和你一起谋划对付他。”可见桓玄已经被刘裕看在眼里了。所谓超出世俗的英杰能够看见几，不过如此罢了，难道真有什么不可测度的神奇智慧吗？八 三吴遭受严重饥荒，从古以来就是如此。晋元兴年间，承接桓玄闭塞粮食贸易、孙恩阻乱之后，竟至于尸体填满沟壑，城邑几乎空了；富裕人家穿着罗纨，怀抱金玉，却坐着等死。有人说：“这是由于风俗奢侈、没有节制造成的。”这固然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如此。三吴的命运，系于荆、江；上游一有变故，粮食受到阻断而没有人供给，三吴立刻就会枯槁。自从晋朝南迁以后，建业据有大江，控制外部形势，三吴就是它的腹地。人们留恋这里的安定，本地人不迁走，侨居者争相来依托，于是士民繁盛富庶，居天下之首。土地有限而人口多于土地所能承载，土地不足以养活人口；历经一千多年，始终是同一局面。这样说来，三吴哪里只是东晋的腹地、建业赖以立国的地方呢？它的财赋丰足，经历六代、唐、宋直到今天都没有衰替；那么，休养三吴来巩固天下的根本，保全一千多年的人口，使其不至于凋敝损耗，作为元后父母，怎么能不急切地去做呢？人口聚集的地方，经营生产的事务就繁多兴盛，财物常常有余而粮食常常不足；就像荆、湘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人力都用在耕作上，没有空闲从事其他事务，粮食常常有余而财物常常不足。由此筹划，王者应当根据土地情况征收贡赋：向荆、湘征求粮食，而对财物少作征收；向吴、会征求财物，而少取它们的粮食；…… 既然已经向三吴重征粮食了，如果仍然没有办法，就应当严格禁止阻断粮食贸易，使各地互相输送；有粮食的人可以得到财货，有财货的人可以得到粮食。把一个王朝的土地合起来，使它成为一家共同调剂盈亏的整体，这也是两方面都有利的办法。因此，罪恶没有比阻断粮食贸易更大的了，桓玄的罪恶比孙恩更加严重。桓玄据守上游，使三吴饥饿以削弱朝廷，自以为得计了，却哪里知道自己一旦窃取晋朝而占有天下，三吴又将成为自己日后的根本。假使桓玄能够安抚三吴，趁京口失守之后发展势力，怎么会一败而不可收拾呢？所以，祸害别人的人，没有不最终祸害自己的。九 桓玄将要篡位时，杀掉北府旧将中不肯同他一心的人，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相继逃奔燕国，抛弃故国，远赴异族，成为刘昶、萧宝寅的先例。这几个人也各自有自己的志向和操守，难道他们事先谋划了这种卑污的计策，以便藏身保命吗？只是被死亡逼迫，来不及选择罢了。即使如此，他们成为被抛弃在两国之间的人，也确实是自己造成的。桓玄的叛逆，不只是灾祸必定应当躲避；即使灾祸没有波及自己，又怎么忍心向桓玄屈服呢？这些人据守山阳讨伐桓玄，虽然不一定是忠于晋朝，但本来就是大丈夫的节操，怎么至于仓皇失措，逃到鲜卑去苟且求生呢？

译刘裕也是北府中的杰出人物，是刘牢之的部曲。他坦然在京口自立，并不畏惧桓玄，难道桓玄会对刘裕毫无猜疑吗？刘裕自有成为刘裕的根本，桓玄不足以使刘裕忧惧。刘裕返回京口，是为了以后谋划对付桓玄；但他暂且不与桓玄计较，急忙在东阳攻击卢循并击败驱逐他，随即又攻击徐道覆，大败他；追击卢循到晋安，又再次击败他，从未有一天放松军务。表面上是为晋朝效力，仿佛是为桓玄效力；表面上是为桓玄效力，实际上却是为晋朝效力。他在贼寇那里伸张了威势，在战争中锻炼了军队，仿佛不知道桓玄将要篡位；桓玄也无法测度他究竟是顺从还是违背。不仅无法测度，即使测度出来，也对他无可奈何。因此，桓玄的妻子刘氏劝桓玄除掉刘裕，桓玄却说：“我正要平定中原，除了刘裕，没有人可以任用。”桓玄既然想任用刘裕，也当然知道刘裕的威势已经建立，不是自己能够除掉的。桓玄知道刘裕不能除掉，所以隐忍着厚待他，等待他的间隙；刘裕也知道桓玄不能除掉自己，所以公开入朝而不疑惧。不到一年之间，刘裕三次击破妖贼，所做的合乎正道，所守的坚定不移，别人无法怀疑他；即使有人怀疑，也没有名义来制裁他。刘裕处在不可战胜的地位，已经有充分条件制服桓玄了。唉！士人处在叛乱将起、国家将亡，忧患危险接连而来的时候，诡诈随从就会陷入罪恶，急躁争逐就会迷失方向；也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做自己有条件做的事。能够在此时制定大谋、成就大事，全身保全节操而不至于颠沛、反而逆势而行，也都在于此。司马休之、刘敬宣、高雅之放弃了自己必定应当做的事，所以虽然怀有讨伐逆贼的心愿，最终还是进入了幽暗的深谷。英雄的谋略，君子是有所取法的：先安定自身，然后行动；先确定交往对象，然后求助。正确地运用这些道理，就可以在天纲崩裂、地维断绝的日子里独立自持而没有愧疚。一 ○ 廉耻的丧失，是从与别人并肩侍奉君主，却羡慕辅佐新君、建立功业所得到的荣耀赏赐开始的：亲手夺取别人的社稷，奉献给奸贼并向他称臣。这种行为始于西汉的刘歆、公孙禄一类人，后来华歆、郗虑接踵而来。然而天下仍然知道逐一指斥他们；幸而没有遇到光复旧国的君主，即使本人被杀，也还没有人为他们奖赏。上面一旦有人奖赏他们，天下才会不知道还有廉耻，廉耻从此永远灭亡。王谧世代都是晋朝臣子，身居公辅之位，却亲手解下安帝的玺绶交给桓玄，成为桓玄辅佐其建立帝业的首要大臣，官位做到司徒。这也不过是华歆、郗虑一类人罢了。义兵兴起，桓玄逃走，晋朝的社稷得以恢复，王谧又以桓玄旧司徒的身份率领百官迎接安帝。这实在是连豺狼虎豹都不肯吞食、连北方蛮夷也不肯接受的败类。刘毅责问他，他逃奔曲阿；按照王法将他处死，本来不应等待安帝复辟。可是刘裕念及过去的私人交情，把他追回并恢复官位，还公然让他站在百官之上，这样崇奖奸邪顽劣、败坏天下廉耻，唯恐做得不够早。假如不是有志之士，谁不会相互跟随而走向禽兽之途呢？一会儿侍奉这个人为君主，自己的富贵没有损失；一会儿侍奉那个人为君主，自己的富贵也没有损失。夺取别人的最高职位交给另一个人，被夺位的人随即又能恢复原位，而自己的富贵也仍然没有损失。既然奖赏这种破坏廉耻、丧失操守的行为，把荣宠当作原本就该得到的东西，那么谢晦、褚渊、沈约毫无顾忌、毫不惭愧，只按自己的欲望更换所侍奉的君主，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唉！忠和孝，不是可以靠劝诱而形成，却可以靠惩罚来维持的。如果本来就是忠臣孝子，那么用不忠不孝去诱惑他，就像石头不吸收水一样，不必等待惩罚；如果本来就是逆臣悖子，那么用忠孝去奖赏他，就像老虎不能驯服，也不能靠惩罚使它改变。这样说来，劝善惩恶的关键，只在廉耻。不能做到忠，却不敢成为逆臣；不能做到孝，却不敢成为悖子；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而礼的精义也就保存在其中。刑罚并不是因为死亡本身值得害怕，而是剥夺他们活着时的荣誉，小人害怕这一点甚于害怕死亡。天子依法定罪诛杀他们，公卿守法责问他们，天下士人不肯踏入他们的门槛，乡里的百姓望见他们的车尘便讥笑他们失去立足之地，于是他们因活着蒙受羞耻而恐惧。开始时，他们只是以名声利禄的得失为羞耻，渐渐便会触及真正的羞恶之心。天子和大臣用来洗涤磨砺一代人的人心、保全巩固天下，就在这里。亲手解下他的玺绶，却又让他回到朝廷议政之列，双方相见而不感到惭愧，那么廉耻先在上层丧失了，又怎能指望下层保有廉耻呢？刘裕没有杀王谧，使人心风俗所受的祸害延续了一百年。唐朝贬黜苏威，后来老奸巨猾、出卖国家的恶习才得以破除。可惜念及老臣，顺从众望，竟把悖逆之人当作师友，灾祸将要由此自身招来了。一一 李暠之后在唐朝兴盛起来，由此可知，天道存在于人心之中，并不是君子徒然这样说来诱导人向善。《易》说：“履行诚信而思求顺理，因此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人难道喜欢故意疑忌欺诈、同别人相违背吗？是爱憎扰乱了人心。既然已经看见可以做的事便去做，看见可以说的话便去说，谁会突然背离最初的心愿而自相违背呢？只是见到可爱的便改变立场，见到可憎的便停止行动，于是内心不能自我保持，宁可抛弃诚信，也要求一时的痛快。所谓爱憎，不是为了顺应事物，而是要求事物顺从自己；只要事物顺从自己，即使不合乎事物本身的道理，也不在意。顺从自己的，便喜爱他并给予过厚的赏赐；违逆自己的，便憎恨他并滥施刑罚。刑罚过滥，已经大大伤害人心；赏赐过厚，得到赏赐的人只会惊叹自己钻营取得的本领，不把它看作恩德，得不到的人则心怀怨恨，积累不平。因此，履行诚信、思求顺理，不应向外物寻求，而只应从自己的感情出发；懂得自己的感情并不等同于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反而就在其中了。李暠告诫他的几个儿子说：“从政的人应当审慎地施行赏罚，不要任凭爱憎；审理案件一定要和颜悦色而依据事理；任用人不要因新旧而有所区别；只考虑眼前是不够的，谋划长远才会有余裕。”这番话，难道只是规模宏大、见识长远吗？它还要求从内心爱恶萌发之处治理自己的心，使自己与天道相顺，顺应事物而守信。夏、商、周三代以后，君子中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李暠作为割据一方的雄主，能够从自身求取福祉；把这种心意推广开来，便可以开创基业、传下统绪，为百世留下美善。寻求治理之道而以自己的内心为根本，昏昧的人会认为迂阔；但《诗》《书》中所说的道理，难道会欺骗我吗？

译谈论综合考察、严明法令的人，任凭憎恶行事；世上谈论法治的人，大都止于这一点。谈论宽厚宽大的，任凭喜爱行事；世上谈论恩德的人，也大都止于这一点。法接近义，却可能因为不合义而妨害仁；恩接近仁，却可能因为不合仁而损害义。秦玫因为刚暴而灭亡，汉元帝因为柔弱而招致乱事；这都不是仁义，也不是真正的法，更不是恩德，而是任凭爱好而放纵、任凭憎恶而乖戾。三代的王者，并不设立治理天下的固定方法，而急切地学习，只是克制自己内心的爱憎罢了。一旦不学习，却把爱憎当作老师，苻坚厚待、羡慕慕容垂，恩德尚且不能算作恩德，何况那些暴虐者以滥刑来逞快呢？李暠从未正式学习过，却暗中契合大道；学习难道只在于文章文辞吗？梁、陈的君主，早晨读坟典，晚上读经典，最终自身被杀、国家灭亡，这是向外物求取而不向自己求取。李暠虽然没有学习，我一定要说他已经学习了。一个人的心能够得到驾驭，太和之气便会归附于他，留给后代子孙无穷的福泽；不要说三代以后没有这样的人。一二 殷仲文推戴桓玄，用谄媚来求得容身，是哀章一类的人。义兵兴起后，他跟随桓玄向西逃走，又和桓玄一起向东进军以抗拒顺义之师；等到静嵘洲战败，桓玄将要被诛杀，他才背叛桓玄投降，还挟带两个妇人来求得免死。这本来应当承受作为党羽、贼臣的诛杀，不能赦免。幸而逃过了死罪，他又镇守东阳，却一点不感到惭愧，反而因为出任守将而不能掌握大权，产生怨望。殷仲文为什么敢这样做呢？因为王谧做到三公，世人丧失了羞耻之心，所以求取荣华的欲望没有止息。刘裕、何无忌依照法令杀了殷仲文，但当时的舆论并不一致，史官尤其遗憾刘裕擅权而枉法，这是为什么呢？王谧被提拔任用，而殷仲文被杀，刘裕任凭爱憎行事的感情，使殷仲文的死无法满足自己的心意。即使如此，王谧只是侮辱他人、行为卑贱，疲弱懦怯而没有作为；假使重用殷仲文，再把权力交给他，祸患哪里会有尽头呢？最初和桓玄一起叛逆的是殷仲堪，后来辅佐桓玄建立帝业的是殷仲文；他们凭借门族势力和虚假的声誉，煽动人心，任意施展狂妄，既不能有刘裕的功业，篡位的图谋却更加急迫，天下的纷乱像沸腾的羹汤一样，越发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诛杀殷仲文时，又同时诛杀桓胤。此前桓氏被灭，桓胤因为是桓冲的儿子而独得幸免，人们说这是因为桓冲忠诚。桓温死后，谢安、王彪之整顿纲纪来匡正晋室；北府兵强盛，荆、江一带气势受挫，桓冲只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不敢尝试反抗，于是竟把这种行为称为忠诚。蛇蝎到了冬天蛰伏，对人没有毒害，难道就能因此称它为祥麟威凤吗？谢玄击败苻坚，而桓冲郁郁不得志而死；由此推论，诛灭他的族人并不算滥杀。一三 慕容超是鲜卑人，而且因为无道而招致灭亡，不值得多说。但凡有合乎人心和天理、值得肯定的地方，君子一定要把它彰显出来，作为常伦的准则。慕容超的母亲段氏在秦国，姚兴挟持她，要求慕容超交出太乐的各种伎乐人员。段晖说，不应因为私人亲属的缘故，降低身份、委屈自己；先代遗留下来的乐音，不可以交给别人。封逞说，大燕七代相传、光耀重兴，怎么能向一个小子屈服？唉！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忍心说出的话吗？慕容超不听，全部交出伎乐人员，向北面接受诏令；姚兴礼敬他的母亲并把她送回。慕容超在这件事上，合乎人心所安，也顺应了天理。慕容超窃据一方而自称皇帝，并不是天命；慕容氏趁乱世而世代成就他们的凶暴事业，也不是正统。即使他真的承受天命、继承圣王的统绪，难道会因为天下的缘故，就把自己的亲人弃置在异域吗？舜看待天下，如同统率一根小草一样轻易，这不是慕容超所能企及的；但他不忍让亲人受苦的心，只要充实扩展，就也是舜了。舜与盗跖的区别，难道相差得极其遥远吗？只要脱离盗跖，向上通达，就成为舜了。那么，宋高宗迎接母后，却割让土地、向女直称臣，难道也可以称许为孝吗？宋高宗不能用慕容超的事为自己辩解。慕容暐灭亡，是亡于苻氏；苻氏是他的仇敌，姚氏却不是他的仇敌。姚氏没有灭掉他的国家，也没有俘获拘系他的君主和父亲；慕容超乘乱占有青土，姚兴乘乱占有关中，两方都是割据势力，只是以强弱相互役使，本来就没有首足尊卑之分。慕容超因为母亲而向姚兴屈服，并不是忘记亲人、委屈自己。宋高宗哪里是这样呢？何况他并没有割让世代守护的土地，缴纳岁币来使自己衰敝，仅仅用卑贱的工伎来换取自己的无边父母之恩吗？有人说：“慕容超迎接母亲时也迎接妻子，并不是纯粹的孝。”唉！君子要求别人，难道可以苛刻审察而没有止境吗？既然他迎接的是母亲，那么对于妻子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况且慕容超即使只是想迎接妻子而委屈自己，也不同于世人为妻子而屈服。当慕容德跟随慕容垂反叛的那一天，慕容超的母亲正怀着孕，苻坚把她囚禁起来，狱吏呼延平偷偷带她逃到羌中，慕容超才得以出生。慕容超的母亲感念呼延平保全自己母子性命的恩德，便为慕容超娶了呼延平的女儿。这样，呼延氏使慕容超母子的白骨得以有血肉，恩德也很大。妻子是呼延平的女儿，慕容超委屈自己去迎接她回来，也是厚道之举，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段晖、封逞逞强任性地争论，只顾血气而不顾天性的恩义，是夷狄中凶悍暴戾的人，不能和岳鹏举、胡邦衡相提并论。一四 有个人的正义，有一时的大义，也有贯通古今的公义；轻重的权衡、公私的辨别，这三者不可不察。拿个人的义来看一时的大义，个人的义就成了私义；拿一时的义来看贯通古今的公义，一时的义也就成了私义。公义重要，私义轻微，权衡的标准就由此确定了。三者有时能够相合；相合时，便能贯通千古、通行天下，并与个人的正直相协调，那么就用个人的义来裁断，古今天下都不能超越它。有时三者不能完全相合，就不能因为一时而废弃千古的公义，也不能因为个人而废弃天下的公义。执着于其中一种义而求其伸张，即使这种义得以伸张，但它并不是万世不变的公理；这样，是非越分明，义理反而越受损害。侍奉这样的君主并为这样的君主而死，享受他的俸禄就不躲避他的危难，这是正当的义。然而，如果所侍奉的君主并不是天下共同拥戴、理应成为君主的人，那就是个人的私义。子路死于卫辄之事，不能算作义，因为卫辄是当时造成乱局的人。由此推论，侍奉偏据一方、割据自立而不足以成为天下君主的人，即使为他守节而死，并且抗拒大公至正的君主，把这种行为称为义，义理就乱了；离开他而归附有道之君，却责怪这种行为不义，义理就更加混乱。为什么呢？君臣关系本来是正当的义，但如果这个君主不是天下共同承认的君主，当时人心又不归附他，义的归属就改变了；个人的义不能废弃天下的公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天下共同拥戴的君主发出命令，臣下共同奉行，这是义；而区别夷狄与华夏，是义中尤其严格的一项。五帝、三王耗尽心力，竭尽智勇，为上天划分元气，为大地区分条理，用来隔绝夷狄与华夏，也就是隔绝禽兽与人类；万世守护这一原则而不可改变，这是确实坚定、不可移易的义。《春秋》是精研义理、树立准则的著作。诸侯不奉行王命而擅自兴兵，便贬斥他们；齐桓公驻军陉地、晋文公在城濮作战，并非奉王命，却记载他们的功绩并予以肯定；甚至楚子征伐陆浑之戎，《春秋》仍按爵位记载，以表示提升；郑伯奉惠王之命，安抚并跟随楚国，却记作逃亡归国，以表示贬低。这说明不能因为一时的君臣关系，而废弃古今共同适用的夷夏大义。桓温抗拒诏表而征伐李势，是在讨伐叛贼。李势僭越称号，破坏了君臣名分；桓温不奉诏命便去讨伐他，桓温与李势也就没有区别了。评论者厌恶桓温不守臣节，这是对的，因为天下的公义因此得到了伸张。刘裕抗拒诏表而征伐南燕，南燕属于鲜卑。慕容氏世代积累凶恶的德行，扰乱中夏；晋朝君臣不能追究，刘裕才开始出兵。昏暗的君主不足以共同谋划，尸位的臣子不足以共同商议，刘裕没有可以奉行的命令。评论者也援引桓温的事来责备刘裕，这使一时的义得到伸张，却使古今共同的义受到压抑。像刘裕这样的行为，按照《春秋》的义例予以肯定，是可以的。至于他后来终于篡夺晋朝，那么以后再伸张君臣之义而诛杀他，这才是恰当的。如果在此时就仓促夺去对他的肯定，难道要听任鲜卑最终玷污这片土地，而君主还能成为君主、臣下还能成为臣下吗？〖一五〗 国家将要灭亡时，害怕受到内部逼迫而逃往夷狄，是从司马国璠兄弟开始的。楚之、休之相继逃去归附姚兴，刘昶、萧宝寅又因此在拓拔氏那里接受王爵，每天引导他们向南侵略；对于自己的家族，他们是败类；对于国家，他们是匪类；对于万物之类，他们如同禽兽虫豸，只是苟且在人世间偷生，放纵愤怒暴戾而侥幸求存，分食豺狼虎豹吃剩的东西，却还自称忠孝，鬼神难道会赦免他们吗？尊贵的就是君主，亲近的就是祖先或父亲；宗庙将要毁灭，不能忍心做臣民而离去，这是义。即使如此，如果忠孝之情激发为义愤，像汉代刘信、刘崇那样踏着鲜血起兵，舍弃头颈去报答宗庙，那才是可取的。如果还可以等待时机有所作为，那么南阳诸刘，大的可以称帝，小的可以封侯，仇敌的首级不难在渐臺斩下。或者形势确实无法作为，只担心全族覆灭吗？在山边、海滨改换姓名，混迹于耕作和垂钓之间，以保全自身、延续后代，难道就没有办法处理这种处境吗？然而国璠这类人，上不是哀悼宗庙社稷的灭亡，下也不只是为了躲避死亡的灾祸，而是贪恋失去的富贵，倒行逆施以求侥幸，竟使中夏之士相继不以侍奉夷狄为羞耻，他们的罪过难道杀戮得尽吗？国璠最初逃奔慕容氏时，是因为桓玄篡夺；桓玄本来很快就会等到灭亡，他却仓促之间不能等待。后来又逃奔姚氏，刘裕的篡夺本来还没有成功，完全可以安静等待成败，他却不能一天忍受萧条冷落的生活；他望着犬羊般的夷狄而分食残羹，廉耻已经消灭，天良也荡然无存了。曹丕篡位时，刘氏宗族得以保全；司马炎篡位时，曹氏宗族得以保全，山阳公、陈留王都得以善终，没有遭受刀剑和鸩毒。刘裕篡位后，恭帝却被杀，司马氏几乎没有留下活口。难道曹操、司马懿、曹丕、司马炎的凶恶还不如刘裕吗？司马氏把国家交给夷狄，使中夏迅速陷入危困；刘裕极端凶暴而进一步加害，也有可以辩解的理由，说：‘他们将要引来大猪长蛇般的夷狄，蔑视我们的衣冠制度。’可是中夏之士也没有因此抱着愤恨起兵。纪季带着酅邑归入齐国，《春秋》没有使用贬斥的言辞。齐国本来是纪国的仇敌，但纪季宁可依附齐国，也不向东逃往莱夷、向南投奔句吴，这还算是知道同类亲疏的。〖一六〗 刘裕篡夺晋朝，是刘穆之引导他的；他杀死刘毅，是胡藩刺激他的。不如意的士人游走于帷幕之中，战争却从帷席之间兴起，也真是可怕啊！真正的奸雄，既然能够看清成败的关键，也应当知道名分和义理，所以孙权劝曹操僭越夺取帝位时，曹操曾有坐在炉边烤火的感叹；他既害怕受到世人的指责，也有谨慎行事的考虑。然而那些不得志的士人急于逼迫他去尝试，以便侥幸成功后由自己占据功劳；于是他们揣摩形势，用可疑之事来煽动他，又用可怕的后果来震慑他，便对他说天下士人已经答应拥立我，事情不得不这样做。钱凤、郗超只是其中失败的人，而以诡计得逞的人很多，灾祸也就无法遏止了。先王把士人收纳在胶庠之中，又用饮射之礼加以奖劝，并不是为了钳制束缚他们，而是为了培养他们和平的气质，暗中消除他们的险诈。王者的恩泽断绝以后，士人如果不游说便不能显达；流传到战国时期，他们蔑视周王室，与群雄争斗，诛杀亲近的大臣和臣属，斩杀士人百姓，都是不得志的士人为了报答自己攀附权贵的私心而煽动天下混乱。此后，君主失去治国之道，游说之士便蜂拥而起。朱温成为枭獍，是敬翔、李振引导的；石敬瑭引入犬羊般的夷狄，是桑维翰引导的；甚至女直、蒙古吞并中华，也都是身穿衣冠而无赖的士人投奔敌方幕府、谋求荣华，窥测时机并劝成其事。廉希宪、姚枢、许衡之流，又改变这种局面，把理学当作纵横捭阖的工具，使他们自我抬高到尧、舜、汤、文的行列，因而更加肆无忌惮。游士的祸害，到这时达到极点。所以娄敬、马周如果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没有处在太平时代，都足以扰乱天下而有余。李沆以不用梅询、曾致尧来报效国家；解缙的言论虽值得奖赏，也一定要罢免遣回乡里，使他的才能老去而收敛他的躁进。圣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用来整顿风俗、端正人心、平息祸乱，确实应当对此谨慎，确实应当对此畏惧。〖一七〗

译开创基业的君主，会有乡里中跟随他起兵的人；流离迁徙的君主，会有从旧都护卫车驾而来的人；惦念旧交、敦厚仁慈的人，必然不能遗弃他们。然而，以此损害治理、成为天下的祸害，也正发生在这里。他们抛弃祖坟、寄居异乡来依附我，确实值得怜念；但若立即用法制束缚他们，一概征发劳役，也令人不忍，却又不能不这样做。然而如果因此让他们坐享富贵、谋求安逸，扩充田宅、蓄养仆妾，在别人的土地上称王、在别人的土地上称霸，逃脱赋役；姻亲也受到他们的恩惠，列入仕籍时排在前面，参与国政时却排在后面；不肖子弟依仗门阀，经营私利，永不满足，而新都的士民却独自承担繁重劳役，进取的道路也受到阻碍。君主和臣下既然寄居在这里，依靠这里的财力来供给和护卫自己，却把当地人视为新近归附者，压抑他们，让他们为豪贵之人服役，那么即使有光武帝那样的英明，也已经有‘南阳不可问’之类使天下不平的话了。更严重时，刘焉偏爱东州的民众，离间西川人的人心而加速叛乱；难道只是国家遭受失败，那些寄居者的荣华利益又哪里能够保全呢？西方人的子弟，是跟随平王向东迁徙的人；谭国大夫因酒浆佩璲之事而招致怨恨，东方诸侯也都叛乱了。骄纵安逸的人不能让他们长期发展，这确实是统治天下的君主应当斟酌并努力取得平衡的事情。晋朝东渡以后，设置了侨置的州郡，选举偏向流寓之人而赋役减免，到了安帝时期，已经更换了多代君主，仍然不能革除。江东之所以不为晋朝所用，把自己的君主看得像胡人和越人一样，向外不能经营中原，向内不能抵御篡贼，确实是因为有事情使他们离心。刘裕采用桓温的办法，裁省流寓的郡县，申明士族对地方事务的专断权，但仍受到阻碍，不能完全实行。开始时没有加以节制，后来想要改变，就困难了。〖一八〗 崔浩凭借智谋反而丧失了性命。他的智谋恰恰用来使自己丧命；既然适足以使自己丧命，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不智了。君子所看重的智慧，在于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上天；至于了解上天，就困难了。然而，不了解上天就不足以了解他人，不了解他人也不足以了解自己。‘上天的聪明，来自我民的聪明；上天的明察与威严，来自我民的明察与威严。’也就是说，从百姓的聪明、明察和威严中看出上天的违逆与顺从，掌握上天的道理来治理人，便能审察人们什么可以顺从、什么可以违背。所以说，不了解上天就不足以了解人。所侍奉的是君主，这是我的义所不能不做的；所交往的是朋友，这是我的道所不能不交的。不能不侍奉、不能不交往，是人的本性；侍奉君主、交结朋友，是为了审慎地运用自己的感情、顺应自己的本性，而自身的得失也系于其中。所以说，不了解人便不足以了解自己。由此说来，推究到上天，难道真的难以了解吗？善行，我知道它会带来福；淫乱，我知道它会带来祸；善行却遭祸、淫乱却得福，我知道那是时运；时运有不齐，我用正理来校正它，并从自身寻求原因，我知道它终会恢复。天地氤氲的变化没有固定方式，不过是阴阳而已；阴阳的变化，不过是进退、消长而已。它的征验表现为象数，象数有时不能完全相合，但静静等待终究会恢复；它的作用表现为鬼神，鬼神难以测度，但真诚能够感通而不违背。因而，象数可以用义理加以校正，鬼神可以用正道感应。象数不能靠方术推测，鬼神不能用私心求取。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始终守持而不改变，那么象数和鬼神就会明亮清楚地显示在心中，使人不受迷惑；这虽然困难，但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本来没有什么困难。不懂这个道理的人，叫作玩弄上天、轻慢鬼神；他们只把方术当作仇敌般反复钻研，把生死都困在方术之中，对他人不能辨别，对自己也不能审察，不丧失性命还等什么呢？崔浩之所以被拓拔嗣所知遇，是因为《洪范》和天文。他所讲的《洪范》并不是真正的《洪范》，不是用来协调君主居处、辅佐治道的；他所讲的天文也不是真正的天文，不是用来敬授民时、指导百姓农事的。后来他又与寇谦之交往，不过是崇尚淫祀，向妖妄之物求福罢了。所以崔浩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开创治理的时代，而崔浩不知道；吉凶，是百姓的聪明所能察知、百姓的明威所能发挥作用的，而崔浩不知道；拓拔嗣不是高帝，自己也不是子房，却凭借占星媚鬼的小聪明，逢迎伪主，因而自以为有智慧。这就是所谓把人赶进陷阱却使他无法躲避，没有比这更不智的了。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不是人就是禽兽；禽兽并非不能参与象数、鬼神的灵异之事。喜鹊知道戊己日，却不知道风会摇撼它的巢；燕子知道太岁所在，却不知道火会烧毁它的屋舍。风摇屋巢、火焚室舍，是上天的作用；戊己、太岁，是象数所能推测的。蜮能够射人，却受制于鹅；枭能够作咒，却被自己的幼子吃掉。鹅用气息制伏蜮，幼子用反哺报复而吃掉枭，这是上天的作用；妖异的射击、放纵的诅咒，则是鬼神的妄说。舍弃是非，只追随祸福；舍弃祸福的道理，只追随祸福的征兆，这就是禽兽，不是人。崔浩早已不能区别人与禽兽，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作为君子，却抛弃河图、洛书的精义，曲意推测象数；忘记孝敬与天理相合的根本，而亲近鬼神；天理明明存在于人事之中，却不能察知，在了解他人和了解自己方面，能比崔浩贤明多少呢？这正是邵康节、刘文成令人惋惜的地方。〖一九〗 慕容超向姚兴求救，姚泓向拓拔嗣求救，难道没有唇亡齿寒的道理足以打动他们吗？然而姚兴和拓拔嗣只是虚张声势，按兵不动，坐看他们灭亡。刘裕孤军深入，责骂姚兴在河上攻击魏军，也不担心遭到夹攻，故意挑起他的愤怒，最终却没有祸患。大概是慕容超和姚泓愚蠢而自取灭亡，姚兴和拓拔嗣审慎于进退，而刘裕对敌情的判断已经非常成熟。崔浩说：‘刘裕谋取秦国已经很久了，他的志向一定是夺取秦国。如果阻断他的上游，刘裕心中愤怒，必然上岸向北进攻，那就是由我国代替秦国承受敌人。’这话说得正确。倾尽全国兴兵，越过数千里去攻打别人，难道是害怕作战吗？窦建德轻率出兵援救王世充，王世充尚未被攻破，窦建德却先被擒获，这就是明显的验证。进攻的一方志在进攻，三军将士都看出必定要攻；防守的一方志在防守，登上城垒防守的人都看出必定要守。双方都不肯退让，生死悬于一次决战；愤怒时就真正愤怒，害怕时就真正害怕。至于敌人并没有侵犯我们，双方正在交战而我们前去参与，君主和将领没有拼死作战的决心，士卒也看出这是无缘无故的劳苦，情绪先松懈，士气先不振奋，结果只能失败。

译唉！君子对人的期望，不过是用礼相互勉励、用真情彼此友好罢了，并不像小人那样相互依靠来逞强。自己愤怒，就希望别人也为自己愤怒；自己忧虑，就希望别人也为自己忧虑，这种要求连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愚蠢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呼喊请求，盼望别人替自己愤怒、替自己忧虑；别人迫不得已而响应他，这哪里值得依靠呢？如果不加审度，替别人忧怒而轻率地冒犯他人，那一定是狂妄的人。狂妄的人先会使自己丧命，又凭什么救助别人的危难呢？齐桓公驻军聂北，能够迁移邢国使它保存下来，却不能替邢国与狄人交战；吴国为蔡国请求援助，竭尽力量攻打楚国，夫概却先在吴国作乱，蔡国最终也被楚国灭亡；依靠别人而忘记自己，为别人所依靠却牺牲自己，都是愚蠢的。君子不跳进井里来期待别人跟着跳，也不跳进井里去救别人，只是各自从自己身上寻求办法罢了。嵇叔夜不能强求儿子一定听从自己，文信国也不能把自己的志向晓谕给弟弟，忠孝之事尚且如此。颜渊说：‘老师迈步我也迈步，老师快走我也快走，自己却已经远远落在老师后面了。’孔子说：‘面对仁义，即使是老师也不必谦让。’求学尚且如此，何况个人成败利钝的事情，难道能依靠别人来援助自己吗？明白的人审察这一点，决定自强的办法，不再怨恨别人不体恤自己，这样以后才足以自立。‘把别人称作父亲，别人也不顾念我；把别人称作兄长，别人也不听闻我的事。’这是人情，也是形势，正是事理。到了无法依靠时才怨恨别人，岂不是太晚了吗！〖二 ○〗 刘裕最初从广固返回时，卢循正直逼建康，形势非常危急，而刘裕正在要求授予太尉、黄钺的命令；朱龄石正在征伐蜀地，能否击破贼军还不知道，而刘裕正在要求授予太傅、扬州牧的命令；督率各军刚从建康出发征伐秦国，能否灭掉秦国还不知道，而刘裕正在要求相国、宋公、九锡的命令。那么，为什么不等到卢循已经被诛杀、谯纵已经被斩杀、姚泓已经被俘获的那一天，再挟持大功逼迫君主、使众人服从呢？这正说明刘裕善于掌握天下权力，并利用人们拼死效力。善于用人的办法，最高明的是靠德，其次是靠信，再次就只有依靠权势了。人喜欢安逸而不愿劳苦，喜欢活着而不愿赴死；除非处在有道的时代，百姓把君主看作父母，否则他们看重权势的归属，不过是希望依附它来取得利益和名声罢了。刘裕如果公开表明自己的心意，告诉众人：‘我将要做天子了，我可以使人荣耀、使人富裕，也可以掌握他们的生死。’这样，北归的疲惫士卒、西征的孤军，都会依靠他来建立一点功劳，并分得利益俸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劳苦是替谁劳苦，死亡是替谁死亡？即使用严刑驱使他们，也不会奋勇向前。刘裕能够揣摩人心并牢牢控制他们；刘穆之虽然狡猾，却没有料到其中的机变，想等到刘裕凯旋归来的那一天再行动，他因羞惧而死，正是智谋不及刘裕。由此可知，晋朝必然灭亡，已经很久了。谢太傅去世后，司马道子父子昏庸愚蠢，接连作恶，后来又由不知饥饱、昏昧无能的安帝继承帝位。即使是一个积累功德仁政而得天下的朝代，人民尚且会离弃它，何况晋朝是以不合道义的方式取得天下，延续一百年才灭亡，已经算晚了！晋朝的灭亡，在孝武帝末年就已决定了。当时人们正四处奔走，寻找可以安身的居所，刘裕乘此机会收揽人心，人们都希望他做天子，愿意为他效死；因此，即使他篡位，当时人也会从中获利。人们厌恶刘裕的，是他杀害皇帝；至于篡位，还不是他最大的罪恶。二一 刘裕灭掉姚秦后，想留在长安经营西北，但没有成功，只得返回，于是中原最终沦陷。史书说将领和属官都想回去，这是刘裕的说法。王、沈、毛、傅四人独自留下，难道就没有想回去的念头吗？西征将士在那里不过一年，并不是长期服役。刚刚攻破别人的国家，子女和财帛足以牵系他们的心，枭雄难道一定只贪恋故乡的安逸吗？由此可知，想留下来经营西北，是刘裕起初的打算；仓促东归，则是刘裕后来改变了主意。刘裕想回去，并且急于篡位，这本来就是他的真实心情。然而，假如刘裕占据关中，安抚雒阳，抵御拓拔嗣并经营河北，阻挡屈丐而巩固秦、雍，平定沮渠蒙逊并收取陇右，那么他的功勋会更大，威势会更盛，晋朝的天下将要归向哪里呢？曹丕在鄴，汉献帝还远远地把玺绶奉给他，难道一定要返回建康，面对面接受晋廷的禅让吗？刘裕北伐，并不只是为了显示威势、逼迫皇帝，以便攘夺帝位；说他对中原没有志向，是因为青泥战败、长安失守后，他登高向北眺望，慨然流泪，仍有再次举兵的志愿。阻止他的人，是谢晦、郑鲜之。只是当时那些贪图辅佐皇帝之名、以求取功名利禄的人，既没有长远志向，也没有坚定主意。刘裕想独自实行自己的志愿而做不到，于是急忙发动篡位弑君之事；这样一来，刘裕原来的志向也就受挫了。刘裕对天下所建立的功业，比曹操更为显赫；但他培植人才来帮助完成大业，却远远不如曹操。曹操刚起兵占据兖州，其他事情还顾不上，就急于任用人才；到了后来，曹丕和曹叡仍然得到许多刚正、正直、明达、敏捷的人才，用来弥补自己的缺失。刘裕出身寒微，凭借敢战建立功名，又自负豪侠、喜欢自我炫耀，与士大夫并不投合，所以胡藩说：“一谈一咏之间，士绅都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归附他，这一点不如刘毅。”当时朝廷中的士人，没有一个是刘裕的心腹；他孤独地倚靠一个机巧而放纵的刘穆之，而刘穆之又已经死了。傅亮、徐羡之、谢晦，都是轻浮急躁、没有坚定主见的人。刘裕孤立危急、远在外地，想凭借他们来控制朝廷，并从远处把天下交给他，既无法做到，又有他们反过来与自己对抗的忧虑；这就是刘裕最终像渡水将要淹没尾巴一样勉强渡过难关，只能偏安一隅、以草率窃取得终的原因。当时没有人才，而刘裕又没有驾驭人才的办法。他一死，弑杀和夺权便兴起了，何况还能指望他们互相辅佐，完成安定天下的功业吗？曹操之所以能够在天下取得志愿，直到他的儿子才篡位，是因为他得到了人才。难道只有奸雄才是这样吗？圣人凭仁义取得天下，也同样要看所用的人才罢了。

译恭帝 一 赫连勃勃征召隐士韦祖思，后来又杀了他，这是暴虐之人的常态。韦祖思没有逃过一死。凡是借隐士名声来处身乱世、实际上却没有隐士实质的人，能够侥幸不死，大概都是冒险求取侥幸的人吧！韦祖思被杀，是因为他过分恐惧恭敬，触犯了勃勃的怒气。过分恐惧恭敬并不是取死之道。所以庄周在《人间世》中讲养虎的道理，屡次变色告诫人们，把它比作在善射者羿的箭矢射程之内游走，实在说得对啊！但也不完全如此。按照庄周的说法，他同样是因为恐惧过度而与死亡为伴的人。孔子面对阳货时，道义上不屈服，身体也没有遭受危险；即使是圣人，也本来没有神奇莫测的应变本领，只能从自身做起罢了。君子对待别人，不傲慢，也不曲意顺从；即使风雷般的变故发生在面前，仍自行敦厚其敬慎诚信。所谓敬，是自己敬慎；所谓信，是自己守信，不必去管那个人是否暴虐。坚守贞正、敬慎、诚信的人，行走在生死道路上仍能神色自若；内心虽然戒惧战栗，对外却自然和顺，起初就不与外界纠缠。他对于暴虐之人，早已远远避开了。若无法远离，只能守正自持，那么姚兴与赫连勃勃又有什么区别呢？唉！即使不幸最终仍然免不了一死，以守正而死，与以谄媚而死，结果都是死；但以守正面对死亡，不是仍然更好吗？以守正为道路，通常会与死亡相违背；不能免死，则是异常情况。因为恐惧而谄媚，因谄媚而死，就是踏上了死亡的道路；即使没有死，作为人的生存原则也不足以保存，那也只是侥幸逃脱罢了。刚强和柔顺之外，还要有自立的根本，然后才能在进退之间行动而不迷失。庄周的说法，也是舍弃自立的根本，只顾忧虑天下、侥幸求免罢了。又怎么知道韦祖思的恭敬恐惧，不是因为听说庄周的说法，想在羿的箭矢射程内提高警惕，反而增加了自己的畏缩怯懦呢？至于韦祖思窃取隐士的名声却没有隐士的实际，从他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他处在夷狄争乱的时代，姚兴征召他一次，赫连勃勃又征召他一次，他都随声而至；到了以后却不接受俸禄，把隐士作为显赫名声和丰厚实际的诱饵，这是盗跖一类的人。中原没有君主，索虏、羌、胡轮流称雄，而桓温、刘裕两次进入关中，难道他偏偏不能乘此时机南归吗？如果说桓温和刘裕不值得托付，那么管宁归附汉朝时，又何曾受曹操的羁绊控制呢？如果他做不到，那么就应当断绝与天下人的交往，闭口不谈天下之事，使没有人替他事先通报引荐；姚兴和赫连勃勃难道还能独自了解他的志向，像梦中相遇一样前来求取他吗？二 人的不贤，有贤人作为对照；见到贤人后反过来要求自己，改正自己而跟从贤人，这是上等。即使不能改正，仍知道惭愧，隐藏自己的不善，这是次一等。拿贤人来对照自己，却嫉妒怨恨，想方设法加害贤人，这是小人的恶行到了极点。然而嫉妒贤人的人，仍然知道对方是贤人，也为自己的不贤感到惭愧，这说明他的羞耻和厌恶之心还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横行发作而变得狂乱罢了。至于与贤人同列，自己的不贤无处逃避责备，却坦然忘记惭愧；看到贤人为忧伤世道而痛哭流泪，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真的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进不能知道改正，退也不知道顾忌，这以后羞耻和厌恶之心便荡然无存，简直成了禽兽，不只是离禽兽不远而已。刘裕篡夺晋朝，徐广流泪；这样的眼泪，难道只是徐广个人的怨恨和悲伤吗？全国发生这样的变故，满朝都是这样的耻辱，只要还有人的良知，就应当因此而改变。谢晦是晋朝的世代旧臣，从容地对徐广说：“徐公，恐怕是有些过分了吧。”徐广说：“您是宋朝的佐命之臣，我是晋朝遗留下来的臣子，悲伤和欢乐本来就不能相同。”这就已经把谢晦置于人伦之外，同他断绝关系了。谢晦也仿佛把徐广置于常理之外，任由他这样做，既不惭愧，也不顾忌。人自行其道，禽鸟自行飞翔，兰花自行散发香气，莸草自行散发臭味；它们处在同一地域却互不惊扰，同时存在也互不遮蔽。唉！天下如果都这样，那么君子用来挽救天下沉溺的办法就穷尽了。不只是谢晦如此，宋朝的君臣都安然听任徐广与自己不同，没有人因此责怪他。从此以后，刘彧、萧道成、萧鸾、萧衍相继沿袭这种把苟且自保视为常态的做法。君臣之间的道义断绝，廉耻之道丧失，把忠孝置于不必讨论、不必议论的范围内；各自做各自的事，是非也无影无踪地相互遗忘。不明白的人以为这是宽厚，谁知道这其实是人的良知已经彻底灭绝了呢！曹操杀孔北海，司马昭杀嵇中散时，羞耻之心还存在。到了晋、宋交替之际，羞耻之心已经荡然无存。“八方都陷入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被阻断”，陶元亮的悲哀，难道只是为了晋朝的存亡吗？

译卷十五 宋武帝 一 宋取得天下，与晋相比怎么样？回答说：看起来宋胜过晋，并没有见到它比晋差。魏、晋都是以不合道义的方式取得天下；以不合道义的方式取得天下，另一个不合道义的人又起而夺取它，这是情势相同、道理相互报应。虽然如此，曹氏建立国家后，虽然没有统一天下，却也差不多能够使天下稍微安定了。曹芳和曹髦，都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完全可以凭借祖业安定天下。但司马氏产生了篡夺之心，逼迫并夺取曹氏政权；而晋朝却经历桓玄在内部篡夺、卢循在中部起兵、鲜卑和羌虏挥臂相攻，安帝又如行尸视肉，使天下人心离散，这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宋是凭借功业和武力使人服从，从而转移了晋朝的宗社，并不是像司马氏那样，侥幸趁人衰弱而拾取政权。评论者把晋列入正统，却把宋排斥在分裂争战之外，难道不是尊崇势力而压抑道义吗？有人一定会说：“晋平定吴、蜀，统一了天下；宋却做不到。”魏、吴都是僭越称帝的政权，而魏又是篡夺得国，所以平定吴不能算作晋的功劳；至于蜀汉灭亡，本来就是使刘氏二十多代享受祭祀的宗庙彻底断绝，这是古今之人都肃然悲伤的事。统一天下只传了一代就分裂了，土地疆域即使广大，又有什么足以称雄的呢？中原的丧失，是晋造成的，不是宋造成的。宋武帝兴起后，东面灭慕容超，西面灭姚泓，拓拔嗣、赫连勃勃都收敛锋芒，退居穴居之地。自刘渊起兵作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了一百年，也没有谁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在这以后，二萧、陈氏连一尺土地都没有扩展，反而逐渐削弱灭亡。这样看来，永嘉以后，能够仅仅延续中国百姓元气的，只有刘氏。把晋人坐失中原的责任，反过来责怪宋没有彻底荡平天下，抹杀宋征伐的功劳而排斥它，也实在太不公平了。统治天下，凭的是道义，不是势力。如果只看势力，那么东周末年，荆、吴、徐、越割据土地而称王，就应当把周王排除在外，和这些诸侯列为同等；而嬴政统一六寓，岂不是远远胜过五帝、三王了吗？拓拔氏怎么能够抗衡宋朝，与宋朝并肩而立呢？唐臣服于隋，宋臣服于周，它们乐于推举其为正统，不过是因为它们统一了天下。若讲道义，就借助禅让的名义；若论篡夺，唐、宋与刘宋又有什么区别？中原丧失在司马氏手中，人们尚且珍惜像丝线一样微弱的传承来保存它；难道只是不顾中华冠带之地，忍心把南北割裂为华夷之界吗？难道要把一半中原交给异类，使他们做君主，反而压抑有征伐功劳的君主，不让他与唐、宋列为同等吗？汉朝以后、唐朝以前，只有宋氏还可以作为中国的君主。二 宋本来是可以拥有天下的，但它使神灵和人都愤怒的事情中，没有比弑杀君主更严重的罪恶了。篡位之事相互沿袭，从曹氏开始就已经如此，宋只是沿袭了它。弑君之事则是从宋开始倡导的。此后人们相互仿效，被夺去帝位的君主也必然死于兵刃或鸩毒。安帝没有能力有所作为，恭帝却欣然把帝位交给宋，并无异心；宋本来也可以让他安享生命，为什么偏偏决定杀害他呢？宋武帝的邪恶之心，本来已经萌发，并且再也无法收敛了。宋武帝篡位时已经年老，不到三年就去世；他自知自己的儿子都是平庸低劣之才，而谢晦、傅亮一类人又诡诈险恶、没有定见；司马楚之兄弟当时正挟持拓拔氏来逼近淮地，在这以前桓玄又不肯放过安帝，二刘、何、孟等人挟持安帝而起兵。因此他想替子孙谋划，巩固帝位，消除天下人的谋夺，最终决定采取杀害恭帝的办法。唉！自己亲自实行弑君，却想让子孙免于被弑；自己亲自实行弑君，却想让臣下不弑君，这怎么可能呢？徐羡之、傅亮、谢晦的刀刃，早已对准了他的儿子的脖颈，只等时机成熟便要逞凶。萧道成后来起兵，又灭绝刘氏的血脉后裔，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谁会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平安生存呢？偏偏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才想使他们平安；忘记灭亡的教训，才想使他们长存；到了日暮之年，智慧衰退，彷徨顾虑，反而产生惨毒之事，这都是柔弱萎靡、不能自我振作的情绪造成的，而自身已经陷入不可赦免的大恶之中。“太阳偏西时，如果不敲着瓦盆唱歌，那么等到年老时再叹息，就凶险了。”叹息一产生，妄想忧虑就随之而起；妄想忧虑无所寄托，残害之事便发生，罪恶也就无法收敛了。君子到了老年，应该戒除贪得；如果不能戒除贪得，亲自犯下大恶，天地鬼神都不能容忍，难道不可畏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三 拿宗庙、国家和子孙的重大计划同别人商议，必须是那个人值得托付，然后才可以从他的神色和言辞中考察出来；否则，祸患就会从这里产生。汉高帝对继承人的人选有所疑虑，于是前来参与谋划的，只有张良、叔孙通。张良虽然足智多谋，但内心本来没有私心；叔孙通虽然善于曲意迎合，但还用儒术加以修饰；而且他们都是从容进谏议论的大臣，从未掌握兵权或国家大权。除此之外，萧何、曹参都不能参与此事；陈平、周勃只是在人选确定以后才受任用，起初本来没有参与议论。晋武帝所谋划的是卫瓘，卫瓘是可以同他商议的人，但晋武帝不听，因此失败。隋高祖向杨素谋划，唐太宗把后事托付给李绩，这两人都已经养成凶悍贼害的性情，正好足以伤害他们的后代；不过这两位君主的过失，是没有深入了解杨素、李绩的奸诈。至于宋武帝对谢晦，明知他善于机变而且心怀异同，却因为太子不足以做君主，便秘密同谢晦商议，还派人窥探庐陵王是否有能力。因此，营阳王和庐陵王的性命都交到了谢晦手中，却只把他们的生死交给谢晦决定，难道不是太糊涂了吗？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尊崇儒者，是为了任用他们担任师保；这看起来似乎与应对缓急没有关系，但要保全宗庙、安定子孙、杜绝祸乱，就一定要依靠这种人。诗书可以调和刚暴乖戾的气性，名分和道义可以防止邪僻的欲望；即使他们有私心，也还不忍心把君主和父亲的血脉后裔当作鸡鸭一样，任凭自己撕碎。至于身为别国世代旧臣的人，却很容易夺取其社稷，把国家交给自己推举的人。像谢晦这样的人，又身居高位、掌握兵权，足以任意行事；即使我不把赞成或反对写在言辞中，喜怒也不表现在脸上，还恐怕他窥测我的深浅，乘机逞凶，何况把保全国家的根本计划拿出来同他秘密谋划呢？最谨慎的，是把握事机；最严密的，是有所节制。应当在一心之中确定衡量鉴别的标准，把裁断取舍交给君子。唐德宗向李泌谋划，宋英宗向韩琦作出决定，于是祸乱确实得以收敛，这就是明显的效验。拓拔嗣询问崔浩，从而确定国家根本，也差不多是这样。明知谢晦险恶却仍然信任他，国家没有灭亡，只能说是侥幸。

译营阳王 一 乱臣贼子敢于拿刀杀害君主和父亲，有的是想篡位后再弑君，有的是想扶立别人而弑君，有的是灾祸将要殃及自身、被逼迫而弑君；再低下的一类，则是女子和小人轻慢侮辱君主，激起他的暴怒，因而不顾死活，最终造成弑君。至于身为接受遗命的大臣，以谋划国家自任，既没有篡夺的形势，也没有想要扶立的君主，自身地位极为尊贵，君主也没有猜疑他，他却暗中怀恨，聚集同党，早晚揣度谋划，互相勾结，共同施行弥天大恶；这种行为，不能凭常情推测，也不能按常理揣度。徐羡之、傅亮、谢晦就是这样做的。营阳王亲近一群小人，沉溺于游乐嬉戏，确实不可以统治天下，但他即位才一年多，淫乱亲昵的党羽还没有巩固，狂妄放荡的恶行还没有完全显露。武帝把辅佐他的责任托付给大臣，难道不是希望他们约束他、纠正他吗？可是范泰进谏，徐羡之、傅亮、谢晦却一声不发。营阳王如果确实最终无法教诲，只要接受遗命的大臣尽忠辅佐，使他不至于犯下大恶，也还没有立即必然灭亡的形势。哪里有刚接受遗诏来辅佐他，转眼却共同秘密谋划，立即想杀害他，甚至还要先凌辱、蔑视没有过错的庐陵王的道理呢？直到弑逆已经成功，才左顾右盼，迎立宜都王。心怀如此，实在不是常人的道理所能推测的。把枭獍般的行为看成儿戏，把先君的儿子看成孤单的小猪，唉，竟到了这种极点！这次行动，徐羡之凭借地位成为首领；但谋划最早、行动最坚定、挟持险恶形势以求成大恶的人，实际上是谢晦。一个人到了把机变当作心术、使人无法预测的地步，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眼睛屡屡转动，心思屡屡改变；耗尽聪明才力，在事物的缝隙之间驰骋，踏入险境并以此为乐，在事物的关键处游刃有余；于是天理不值得顾念，人情不值得怜悯，祸福也不值得考虑，只以实现自己秘密的谋划和隐藏的毒害为快乐；国家中有这样的人，祸害不殃及宗庙社稷的情况就很少了。谢晦最初起用，是刘穆之推荐的；他跟随军队征战，也是宋武帝同他共同谋划的。刘穆之本来就是最善于机变的人；而宋武帝诛灭桓玄、消灭慕容超、战胜卢循、俘获姚泓，所凭借的都是深入险境，在别人没有察觉时震慑对方而取得功业。谢晦又师法刘穆之，如果这些本领无处使用，便拿来试探君主和父亲罢了。当他向武帝进言，蔑视太子，侧目庐陵王时，杀害两王的刀锋已经盘绕在他们的脖颈上。他心里说：“这正可以试验我的谋术。”而两王没有察觉，武帝也没有察觉。机变运用纯熟，内心反复动摇，一个念头突然兴起，杀机便无法遏止，竟然残酷到这种地步！到了宜都王已经被立为帝，谢晦才问蔡廓：“我大概能够免死吗？”这也说明他自己知道，同党不过是接受上天诛罚、成为万世罪人罢了。然而他并不悔恨；机变得以实现，即使因此而死，他也本来甘愿。所以天下的罪恶，发展到机变诡诈这种地步，就到了极点。二 可见识别人是很难的：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对方，却还姑且试用他；如果因为时势所迫而不能任用贤者，转而采取权变之计，局面就会乱了。武帝对谢晦，明知他心怀异志，却仍把六尺孤儿托付给他，结果使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同遭受杀害；他的过失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武帝难道真是完全不懂得品评人物吗？他让文帝督领荆州，任用王昙首、王华为参佐，并对文帝说：“王昙首沉着坚毅，有器度，是宰相之才。”后来徐羡之等人迎立文帝，众人的意志疑惑不定，王华果断执行，国家大计于是确定。元嘉年间的治理，几乎达到太平安宁的程度，这些规制都是王华、王昙首整顿确立的。偶然几句话，便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可见武帝识人的能力也算高明了！至于他最终把伊尹、周公那样的重任交给谢晦、傅亮、徐羡之，是因为当时王华、王昙首一类人年纪还轻，名位低微，不足以震慑朝廷重臣，所以暂且把他们安置在较高的位置上，慢慢收取他们的成效。荆州是建康的根本。荆州有人才，即使国家危急，社稷也不至于倾覆。可是当时满朝都是尸位素餐的人，别无可谋，只好把事情交给那些善于权变、心怀异同的人；因为那时正直忠贞的人，如徐广、蔡廓、谢瞻，已经不屑于为宋朝效力，其余的人则庸碌苟且，屈居于权贵之下。不得已，只能姑且把事情交给善于权变的人；当时的困窘使人不知不觉采取了这种变通之计。自谢安去世以后，江东内部有王道子、王元显因昏庸混浊而作乱，外部有殷仲堪、王恭因轻薄浮浅而作乱；昏暗的君主占着职位，盗寇侵扰接连不断，王谧一类人结党求同以求幸免，廉耻毁坏，志趣日益低下，国家长期没有人才。并不是天地不生人才，而是风俗的衰败毁坏了他们。若不是善于权变，也就只能庸碌苟且罢了。等到权变的手段已经用尽，庸碌苟且的人也已经老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才脱颖而出。如果宋朝初年就有这几个人侍奉在机密近臣的位置上，谢晦等人的恶行哪里能够逞强，而武帝又何至于厌烦劳碌地被这几个人牵制和任用呢？

译文帝 一 蛮夷首领中也有懂得道义的人，这使中原士人感到惭愧。所以孔子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比不上华夏没有君主。”这实在是对中原深感悲哀啊！宋朝篡夺晋朝以后，义熙年间仍以甲子纪年，却不奉行宋朝的元朔，千百年来人们都推重陶公的高尚节操。武都王杨盛在晋朝灭亡时也没有改用义熙年号。杨盛不过是仇池的酋长罢了，却能在华夏和夷狄之间同刘裕相抗衡。晋朝衣冠贵族中，听闻栗里之风而不感到惭愧的人，又凭什么面对偏远地区的首领呢？杨盛临死时对世子杨玄说：“我老了，应当始终做晋朝的臣子；你要好好侍奉宋朝。”父亲的话是否听从，难道可以任意改变而另作权宜之计吗？杨盛错了。不过，这件事也不能因此责怪杨盛。杨盛远在荒远边地，虽然接受晋朝爵位，却并不完全是晋朝的臣子；向前说，他没有必要为晋朝争存亡，退一步说，他自己也有不能灭亡的世代基业可以守护。因此，若孤立地与宋朝抗争，力量又敌不过宋朝，还会因此覆灭祖先的宗社，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告诫儿子侍奉宋朝，不要给后世留下危亡，这也是一种道理。至于那些头顶高天、脚踏厚土，世代依靠日月之光，面对君父深仇，却没有社稷人民需要世代守护的人，洁身自处于山巅水涯之间，终身耕作读书，不被凶险祸患所牵连，如溧阳史氏那样，几代都不求出仕，却也能够不使宗族衰败。如果处在这种情形下，却说“我这一生如此罢了，子孙本来就应当离开这里去侍奉别人，以求荣华利益”，借此名利双收，把它当作自己的专利，难道还能拿杨盛的事来为自己辩解吗？民众中有许多邪僻行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自己树立邪僻之道，想在道义和利益之间两全，又要欺骗谁呢？二 承受大难之后，处在最高职位，掌握重大权力，想要压制大奸、平定大乱，议论的人都说：“不用权宜手段就不能成功，名分不能急于纠正，道义不能急于伸张，志向不能急于实行，姑且忍耐，等待局势自行消退，彼此相安无事，国家才可以安定。所以晋国杀死厉公、迎立悼公时，悼公掩盖荀偃、栾书、士匄的罪恶，从容地驾驭他们，晋国才得以安宁。”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难道没有看到悼公受到群贼牵制吗？邢丘一次会盟之后，天下政权转移到大夫手中，晋国最终因此亡于八卿的后代。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名分不正、道义不伸、志向不能实行，只求苟免于乱，才使祸乱不能止息。叔孙婼杀死竖牛，从而安定了他的宗族。汉献帝不能及时纠正董卓的罪行，等到董卓骄横之后才杀他，所以李傕、郭汜得以借报仇为名，杀害大臣，逼迫天子；关东各州郡坐视不救，韩馥、袁绍甚至因为汉献帝是董卓所拥立的，想废掉他而改立刘虞。弑君之罪是神人都不能容忍的，兄弟之间的痛苦又根植于人的天性，不能隐忍；接受董卓等人的拥立并与他们亲近，名分不正、道义不伸、志向不能实行，忘记亲人而贪恋君位，像这样还说是权宜之计，难道是君子所说的权宜之计吗？文帝刚即位，各项事务还没有开展，就首先恢复庐陵王的封爵，迎接他的灵柩回到建康，又召见傅亮，放声痛哭，悲伤哀恸，询问少帝、庐陵王被杀和废黜的始末，悲哭得抽泣不止。傅亮、谢晦、徐羡之自危的心情顿时惴惴不安起来。他们越是感到危险，就越可能相互勾结以图保全自己，而毒害一旦再次发作，本来也是他们所不惮于做的事。文帝这样处理，难道是考虑不周而冲动行事吗？并不是这样。上面昭昭明显的是天理，下面赫赫显著的是人心。文帝没有幸灾乐祸、伺机谋利的心，只是依照人的本性自然流露出哀痛，把三名凶臣看作大猪一样，谁还会顾惜他们个人的恩怨呢？所以天下没有什么道义不能伸张；道义可以端正名分，志向最终也能够实现。那三名凶臣正准备凭借迎立文帝的恩德来控制文帝，文帝舍弃对他们的私恩，伸张自己公正的愤恨，夺去三人的凭恃，使他们意志消沉而退却。因此擒获徐羡之、傅亮，就像捕捉鸡猪一样容易；谢晦虽然身处上游、拥有部众，一旦形势瓦解，也只能自己伏罪。给他们定名为贼，以此执行上天的讨伐，凡是有良知的民众都不再愿意替他们拼死效力，他们的党羽孤立无援，便自行溃败了。文帝由此掌握了借助权力制止祸乱的方法：不贪恋最高职位，不顾惜私人的恩情，不畏惧凶臣的威势，以此伸张自己的悲愤，那么一个人也可以勇猛地冲入九军之中，何况已经成为神人共同尊奉的君主，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只有能够处在重位的人才谈得上掌握权力；权力一旦委托给下位者而向下转移，权力就会坠落，权衡便会失去平衡。所以程子说：“汉代以后没有懂得权变的人。” 三 文帝亲自到延贤堂听取诉讼，这不是君临天下的正道，但在当时却是适宜的。自晋以来，百姓长期得不到治理；君主不是年幼无知，就是昏庸暗昧，国事几百年来都完全交给宰辅。那些掌握政权的大臣，有的图谋篡逆，本来就把利用天下作为目的，于是造成放纵松弛；即使贤能如王导、郗鉴、何充、谢安，也只是对内压制强臣，对外抵御夷狄祸患，有闲暇时便从容谈论，自我寄托于风流清谈；至于贪鄙的司马道子，就更不用说了。等到晋朝灭亡，法纪毁坏，风俗败坏，到了极点。宋武帝凭借武功取得最高职位，豪迈有余而不熟悉治理事务，自然还来不及想到亲自接触百姓。刘穆之、傅亮不过是些小有权变之术的小人，对百姓治理得好坏漠不关心；有关官吏贪污混浊、造成混乱的情况，更不知到了什么程度。文帝承受这些弊病，想要整理已经紊乱的局面，就更不能高高拱手，安坐在清静之中以保持尊贵。何况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君主、拥立君主，威势震动朝廷内外，百姓甚至不知道还有天子。如果不亲自到延贤堂听取意见，那么君主只是虚悬于上，政事任由他人废置，又哪里足以制伏掌权的奸臣、保住最高职位呢？所以他急于亲自临堂，是为了向臣民显示国家有主人，也是在寻求使自己强大的办法。由此可知，文帝的志向和谋略已经很深；而诛杀悖逆臣子的行动、元嘉之治的成就，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如果把这当作君主治理天下的正道，那就只是末节了。国家的大政不过几项：官吏铨选、赋税徭役、刑罚诉讼；至于这些大政的具体分支事务，则繁杂无穷。只要选得恰当的人来办理，再用法令加以整饬，使士人不被废弃，百姓不受困苦，权力也不发生转移。若一定要降低天子的尊严，撤下冕旒和充耳，亲自过问针头刀尖之类的小事以及子女的淫邪，与百姓争聪明而使自己越来越善于扰乱政事，与各级官员争夺权力并更加秘密地窃取权力，那么聪明敏锐过了头，最终反会昏乱；想靠这种办法振兴百年颓败，使天下在早晚之间澄清，岂不是很难吗？文帝派遣使者巡行郡县，访求百姓疾苦，又下诏让各郡县分别陈说利弊，这才可以说是懂得治理。亲自临堂听讼，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是可以效法的常道。王敬弘说：“我得到这些诉讼文书，读了之后实在自己也不明白。”他的话虽然傲慢，却仍没有失去宰相应有的体统。宰相应当掌握大纲要领，辅佐天子任用人才、修明法制，使天下安宁；何况天子本人呢？四

译赫连勃勃的权谋、勇力，都足以一人抵挡万人。他在险要之地建立国家，大力修筑城池，本来应该足以巩固基业而安居，却仍然没有办法，到了他的儿子时国家就灭亡了。所以夷狄在尚未兴起时，人们担心它兴起，却好像还不值得忧虑；并不担心它强盛，好像又难以拔除。赫连氏灭亡后，五胡杂处的中原全都被拓拔氏占有，连同刘、石、慕容、苻、姚、乞伏、赫连、沮渠、冯、高、吕、段、秃发等部族的疆域合而为一，本来将要凭借全部力量成为南国的忧患，然而其实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夷狄尚未进入中原时，人们担心它们相互兼并、合为一体；进入中原以后，反而担心它们杂乱繁冗，不适合治理，并不担心它们统一而极度强盛、相互压制。因此宋武帝时期确实处境艰难：奋勇攻灭慕容超，姚兴又在一旁争夺；竭尽全力攻灭姚泓，赫连氏、拓拔氏又乘机争夺；想要再次出兵争夺关中，郑鲜之说：“江南的士人百姓都伸长脖子盼望军队返回。”大概是两个夷狄政权既已消灭，人心刚刚松弛，不能再次振作了。拓拔氏经过血战攻克统万城，又穷尽兵力击破蠕蠕，精锐铠甲和锐利军队有一半消耗折损在这两个敌人手中；这也正是赫连勃勃死后，拓拔焘的势力虽然昌盛，却已经难有作为的形势。宋朝本可以乘此机会进攻，这正是时机；可是宋朝困守江东，畏惧拓拔氏的威势而不敢进军，即使进军也不敢与之交战，大概因此错失了这个时机，后来六代苟且偷安，也没有足以使国势振兴的作为。文帝不是英武之君，到彦之之流也不足以有所作为，真是可惜啊！五 拓拔焘爱惜财物，不轻易耗费；亲戚和受宠的贵人从未无故横加取用。至于赏赐有功勋绩、为国战死的大臣，他却从不吝惜。这就是使用财物的道理全部所在。拥有天下却担心贫穷，难道只是本来不该担心吗？难道贫穷本身就值得忧虑吗？上天的时运、土地的恩泽、人的力量，用来供给天下使用的资源，自然充足而有余。既然担心贫穷，反而在用度上越来越窘迫，那么崔浩的话确实说得周密。国家贫穷，都是使国家贫穷的大臣造成的。使国家贫穷的大臣有两种：一种是引导君主奢侈的人，他们的奸邪容易看出；另一种是诱导君主吝啬的人，他们的奸邪难以测知。诱导君主吝啬的人，使君主向臣民宣称贫穷，又让臣民替自己节省。君主一旦被他迷惑，他便每天向君主陈述物资不足的好处，反复说久了，这种话就会深入君主内心；君主必然不会把府库中的实际储备让臣下知道。君主在上面隐瞒，奸人就在下面隐瞒；上下互相隐瞒，上面的君主就敌不过下面奸人的欺骗。日积月累，财物出入繁杂，于是还使君主根本不知道实际是有余还是不足。突然遇到大规模战争、大型劳役，急需军粮和赏赐时，所有物资都被说成不足，出纳又吝于支出，国家大事就无法说了。凡是这样做的人，都是君主的亲戚和受宠的贵人，而君主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自己的人。平时经费使用时很吝啬，赏赐时却不吝惜；不只是赏赐如此，上下互相隐瞒，大臣不能追问，群臣也不敢追问，奸人还暗中窃取财物离去，上下都完全不知道。事情延续到子孙一代，君主对下属已经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却只听信奸人的隐瞒来欺骗上面，因此一定会说：“我国贫穷。”大规模战争和劳役突然到来时，如果不是吝惜用度而酿成崩溃混乱，就是横征百姓而不顾民怨，并说：“我国确实贫穷，不能不向百姓征取。”这样一来，不只是亲戚贵宠盗窃财物、使私人储藏丰厚的事情无人追问；那些尚未被盗窃的财物，也会沉埋堵塞在旧屋的积土之中，直到国家灭亡，成为乱民掠夺、新君主富有的资财，而原来的君主起初竟不知道。唉！财物一旦过度施给权贵，国事就会废弛，下面产生民怨，边境上的军队溃败，国家最终因此灭亡；这一切都是引导君主吝啬的说法造成的。又有谁知道，诱导君主吝啬的真实用心，竟是窃取国家的秘密方法呢？庸昧的君主会被它迷惑，明察的君主也尤其会被它迷惑；国家相继丧亡却始终不能醒悟，真可悲啊！六 陶靖节不出仕，是因为不可以出仕，也是因为不忍心出仕。他在彭泽任职时只是稍作尝试，以世家子弟的身份做官，说明当时他认为仕途还有道理。做官后明白终究不能继续，于是离去，他的用意很深。用意深而又不能最终把它明白说出来，所以常常故意说些曲折的话。不能把心意明白说出来，并不是因为害怕祸患；当时晋朝还没有灭亡，刘裕也还没有篡位，若预先揭露尚未发生的隐情，本来就是不可以的。万一刘裕在三年以前就死了，刘义符等人又不足以篡位，事情就会像桓温死后谢安能够保全晋朝、使它复兴一样；那又何必把尚未成为事实的叛逆罪名加在重建晋室的元勋身上，说出过分的话呢？这正是君子的厚道。所以他归隐时，只说：“难道能为了五斗米，向乡里小儿弯腰吗？”如此而已。不过，这句话一旦流传出去，长期无礼之人的傲慢便会借此滋长；如果不加思量却乐于称道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就说过头了。君子出仕，不只是为了推行道，也因为这是义；他与上下级交往必须遵守当时君主所制定的制度，不只是守法，也是守礼。县令束好衣带去拜见督邮，这是当时君主的制度，也是郡守的命令；身居这个官职的人就必须遵行这种礼。只知道对方是督邮罢了，难道还要挑选他的为人吗？不论年长年幼、贤能不肖，都不是需要考虑的事。孔子对于阳货，曾到他门上拜访，并不是屈服于阳货本人，而是向大夫行礼；向大夫屈身，就是向礼屈身。贤能的人处于下位却傲慢抗拒，即使是龙也会后悔；陶靖节这句话，是导致后悔的道理。庄周说：“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天地之间的关系。”君子尚且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君臣之义、上下之礼，是人的本性；不只是不能逃避，若傲慢抗拒而后悔，就会蔑视礼、丧失义，也不能充分实现人的本性，这种过错难道还小吗？如果不是因为陶靖节有不能明说的隐情，却相信这句话而助长傲慢，那么下属就可以凌驾上级；下属可以凌驾上级，臣子就可以侮辱君主；臣子可以侮辱君主，儿子就可以抗拒父亲。说话不可不慎；诵读古人的话，不可以不明白他们的心志而只顺从字面。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七

译把一件事的情由扩展开来，贯通始终，再汇总观察其中的相同与不同，那么辨听言论本来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有人坚持一种悖逆的说法，明明后果已经显现，却仍然迷惑错误而不能辨明。言辞繁多而互相争竞，诡异地层出不穷、彼此矛盾，看不出头绪；如果只随着自己的意图经营，放纵自己的辩说，就会极大地迷惑人，其实尤其不难辨别。凡是能够迷惑人的言论，必定是先有某种东西触动它而使它兴起。最低一等是被利益触动，其次是被情感触动，再其次是被意气触动。利益一眼就能看出并加以辨别；有的人倡导这种说法，便有人附和，但这些都是谋求私利的小人，只要从人的角度辨认出来即可。情感一被触动就没有定准，偶然看见事情像这样，就认为事情确实如此；偶然看见事情不像这样，就认为事情确实不是这样，于是产生智谋计策，于是事情的机密、事物的变化、古人的言论，都可以成为附会的材料。说法越来越多，情感越来越泛滥，并不是为了获取利益，却好像要滴血发言；不得已时还一定要强迫别人听从。这种情况容易被误认为忠诚，因而难以辨别。但人的情感没有恒常不变的性质，一会儿认为是这样，一会儿又认为不是这样，于是就知道这种情感是妄妄的，并非坚定不移的道理。至于被意气触动，就更加无法控制了：仿佛有人在鼓动它，仿佛有人在扬播它，一个人说出来，众人便喧嚣着附和；说话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说，附和的人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附和，众多嘴巴争相发声，却好像出自同一张嘴。这就是庄周所说的“狂风一吹，众声大作，听凭它自己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既然它已经自行停止，前后言论互不相连，甚至反过来攻击自己，也不在乎了。不过，这难道还有什么难以辨别的吗？看看拓拔氏攻打蠕蠕时的议论，那些被意气鼓动、被情感激荡的说法，不过只能供旁观者一笑罢了。当时讨论征伐赫连氏时，有人说应当暂且放过赫连氏而征伐蠕蠕，崔浩坚持这一主张；后来征伐赫连氏，果然灭了它的国家，俘获了它的君主。之后又讨论征伐蠕蠕，却又说蠕蠕不可征伐。为什么以前征伐蠕蠕容易，如今却困难？为什么以前战胜蠕蠕有利，如今却没有利益？一句话就足以驳倒这种说法，但众人却七嘴八舌地争论不休，竟然如此！人们认为不可征伐时，他就说可以征伐；人们认为可以征伐时，他又说不可征伐。气形成风，忽然向南，转而又向北；气形成冬夏，忽然寒冷，忽然暑热；调和成温暖清凉的适宜状态，只是根据时令而已。善于发言的人，就是调节其中的偏差，使它适合当时的情势。崔浩的话，可以说是懂得时势了：风不能任意控制，但寒冷时有衣物，暑热时有箑。拓拔寿能够任用崔浩，却仍然会因疑虑而意气动摇，难以不受影响，何况才智不如拓拔寿的人呢？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难以处理的：统摄事情的始终，分析其中的相同与不同，用已经认定的道理去攻驳尚未认定的说法，全面贯通后加以折中，这难道难以辨明吗？难道难以辨明吗？〖八〗 元嘉年间北伐时，文帝诛杀专权奸臣，整治内部政务，使百姓休养生息六年后才出兵，不能说没有准备；拓拔氏征伐赫连，征伐蠕蠕，攻击高车，军队在西北疲惫，东南的防备松弛，也不能说没有时机。然而取得土地却不能守住，军队瓦解，像刺猬蜷缩一样退缩，士兵被歼灭，铠甲被丢弃，连淮右的土地也失去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到彦之、萧思话在青、徐大败，邵弘渊、李显忠在符离大败，情形相同，都是将领不合适，拿士卒去和敌人交战。文帝、孝宗都是谋求治理天下的英明君主，都是想在天下大有作为的人；他们任用将领，并不是听信身边佞幸之人的推荐引荐，如同燕国任用骑劫、赵国任用赵葱那样；所任用的将领，也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经过小规模试用而见效，并不像曹氏任用公孙彊、蜀汉任用陈祗那样。难道是当时有将帅之才，却没有人能够任用他们吗？可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比到彦之、萧思话更强而当时没有被任用的人，难道是上天吝惜于降生人才吗？不是。上天生育人才，君主本应有所鼓舞和培养；当世士人也会把君主的意旨作为行动方向。可是文帝、孝宗所信任、推崇并用来向天下树立榜样的，都是拘谨怯弱、过分谨慎的人，认为他们可信而毫无疑虑，却不知道这样正是招致失败。他们的道德不足以消除叛逆的萌芽，智慧不足以驾驭枭雄之士，于是压制杰出的人才而提拔柔弱之人；天下人便互相告诫要有果敢和机谋，活人的精神也因此坐失活力。所以整个天下都没有可用的人才，连保全国家都做不到，更何况想同狡猾的敌虏在中原争生死呢？江东衰弱已经很久了。谢玄监管军事时，才开始收用骁勇强健的人来鼓舞激励他们，于是北府之兵击败苻坚，威震淮北；宋武帝平定广固，收复雒阳，进入长安，姚兴、拓拔嗣都不能与他抗衡，全都依靠这一点。后来宋武帝年老了，北府之兵中年老的退下，年轻的又还没有振作起来。宋武帝回顾诸子，没有驾驭局势的才能，又担心他们逼迫君上，所以让王镇恶、沈田子等人在关中互相争斗，使他们自相残杀，却不加过问。文帝即位后，鉴于营阳王的灾祸，急忙诛杀有权谋的人，仅仅一个檀道济，剑已经架到了他的脖颈上。上面的意旨是这样，下面所面临的祸福也是这样；王昙首等人却从容谈笑，等待天下澄清。即使有奇伟杰出的人才，不屈身迎合、不随波迁延的，又有多少呢？于是从中选出一两个铮铮有骨气的人，让他们同狡猾的敌虏竞争。拓拔焘本来就说：“龟鳖般的小竖子，能做什么？”宋人的地位早已被他看低了。孝宗任用邵弘渊、李显忠抵抗女直，也还是这样。岳飞被杀，韩世忠被罢免，天下对有所作为的人都产生戒心，风气随之倾倒，再也不能振作。自身没有英武的气概，外面又有正在强盛的敌寇，却奖励柔顺之人而挫抑杰出奇异的人才；即使抱有建功立业的志向，环顾四周也没有可用的人，先前因为这些而失败却自己不知道，等到失败后，又把责任归咎于上天正使乱局延长、敌虏势不可当，于是更加衰弱了！〖九〗 昏暗而软弱的人用兵，防守敌人，就像张开帐幕来抵御蚊虫，使用薄絺、稀绤使蚊虫不能进入，然后鼾睡到天亮；如果这样用兵而不抛弃军队、丢失土地并走近灭亡，是不可能的。崔浩推测宋军容易失败，说：“东西方向排列军队，绵延二千里，每一处不过数千人，阵形分散、势力薄弱，可以席卷而过，使那里连一根草也无处立足。”宋军最终没有超出他的预料：金墉被攻破，到彦之逃走；滑臺失败，萧思话逃走。防守的一方分散，进攻的一方集中，一处溃败，各处的祸患便深入腹心，再也支撑不住。因此，把进攻当作防守，是善于用兵的方法；把防守当作进攻，是失败的道路；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将领没有谋略，却把畏惧谨慎当作万全之策。

译既然如此，孔子对于战争很慎重，对于行军又很畏惧，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军队绵延千里，逐尺防护、逐寸设防，难道还会畏惧吗？像梳齿一样密集、像树根一样相连，在外围遮蔽防守而安然处在其中，内心就会因此安适而忘记忧患。敌人从哪里来，是那里还是这里，我们都有办法防备；这样即使处于败势，也能先听到声息，当然可以自行保全而退却，不会有敌人突然从背后出现、前后夹攻的忧患。这样一来，畏惧的心情就永远忘掉了；既然不畏惧，也就没有什么可慎重的了。至于因为畏惧而慎重，如果双方兵力相当，便使三军处于［原文“虔矫”疑误］，踏入死地而使他们获得生路，难道把军队分割得像瓜瓣、棋子那样分布，就能算慎重吗？还没有交战就慎重，在事情发生前先让畏惧占了上风，不失败还等什么呢？〖一 ○〗 滑臺陷落，青州失守，宋军衰败，而拓拔氏随即派使者聘问宋朝，寻求和亲；过了一年，宋朝才回报礼聘，这是南北双方以及夷狄与华夏开始讲和的时候。宋朝遭到大败，刘振之又将放弃下邳而逃走，拓拔氏乘势席卷江、淮，原本是很容易的；但他却收拢军队退去，先派使者请求讲和，难道是没有吞并宋朝的心思吗？只是军力被蠕蠕消耗，实在不能这样做。他又乘宋朝战败后恐惧战栗之时来收服宋朝，知道宋朝得以解除重大忧患后，一定会欣喜而唯恐落后；这就是敌虏的狡猾。宋朝刚刚战败，不能立即同他争斗，那么姑且接受他的和议，暂时缓解敌情以等待时机，难道不也是一种策略吗？况且对于拓拔氏，宋朝既没有君父之仇，又没有割地称臣的耻辱，不像赵宋那样，所以也并非道义所不允许。只是也应想一想，他抢在我们之前请求讲和，究竟是什么用心。和议有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国，有利于屡次获胜的军队而不利于刚刚战败的国家。夷狄凭借战争而强盛，也凭借战争而灭亡；如果他们能够悔悟祸乱、停止用兵，就会让军队休息，使百姓繁衍，繁育马匹，而骑射和搏击的技艺则由于天性和习惯而保留，不会因为不用而荒废。中国却依赖和议来求安，因而忘记危险；士人在朝廷争夺虚名，军队在郊外经营生计，人心涣散，只希望长久保持这种和睦、停止战争来苟且求安。一旦听到警报就魂魄动摇，必然失败灭亡。屡次胜利之后，失败也就临近了；即使屈己向人求和，也不认为是耻辱，不因此丧失士气，反而可以避免骄兵导致失败，这才是善于处置胜势。若已经失败，君主正悔恨先前妄动而导致败伤，情势又不能争竞，心中惴惴不安、恐惧战栗；得到和议而没有忧患，心情便像冰块融化一样完全释然，于是警惕战争的危险而羡慕和议的利益，即使没有正式停止战争，战争也一定会停止。边疆守卫的士兵，都成了多余设置，只是姑且用来逍遥，难道还足以依靠他们抵御非常的变故吗？骄横贪婪、欲望无穷的敌虏，正养足全部力量来乘机袭击我们，而我们却庆幸他们驯服安定，抱着老虎盼望它收起爪牙，不也是愚蠢吗？刘宋因为和议而停止战争，赵宋想停止战争而求和，赵宋尤其疲惫。通过和议来停止战争的人，志向并不在于真正停止战争：对外停止了战争，对内却没有忘记，因此刘宋还可以不灭亡。以停止战争为目的而求和的人，只怕自己不够弱，所以赵宋君臣逃亡并死在海滨，而［原文“草能救”疑误］。还说：“君主没有失德，百姓便不知道战争。”这难道不值得极其哀痛吗！〖一一〗 拓拔氏下诏举荐隐逸之士，但所征召的都是世代显贵的子弟，民众的声望也归附于他们；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江左有王、谢、何、庾等家族显贵，北方则有崔、卢、李、郑等姓氏显著，即使天子也不能压制他们，即使夷狄的君主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士大夫的等级品流与帝王的统绪并行，各自形成兴废；这种沿袭的风气，大概还保留着三代的遗意吧！按照族姓任用人才，途径是狭窄的；舍弃这一点而广泛求取人才，道路就宽广。然而古代帝王终究不以宽广的道路取代狭窄的道路，因为人心所趋向的，正是上天安排的次序和等级所显现的。尧从卑微之处求取人才，但舜本来就是虞幕的后裔；文王从屠夫和垂钓者中得到贤人，但太公本来就是四岳的后代。到了周朝衰落、游士进用之后，孔子因此痛惜陪臣僭越，又忧虑庶人议论政事。《春秋》记载那些因私宠而突然兴起的臣子，善的就称为“人”，恶的就称为“盗”；孟子厌恶处士蛮横悖逆，把他们同洪水猛兽相提并论。耕作者、商人、驵侩、胥吏等人兴起，成为破坏大伦的祸害，这确实是民心所不顺从的。汉高祖从田野间起兵，萧何、曹参从属吏中被提拔；上面的意向一改变，下面的风俗就混乱了。因此江充、主父偃、息夫躬、哀章之流得以干预君主、行其私欲，扰乱君臣父子的常伦，使人和宗庙社稷遭受祸害。然而，古道存在于人心之中，不可能磨灭。六代时期南北分裂，这种观念却独自流传下来，一直到唐代，世代显贵的家族与寒门仍然相持不下。等到朱温肆意施行毒害清流的政策，五代将其彻底摧毁，宋朝因循旧弊而没有恢复。可是宋朝兴盛时，吕、范、韩、陈等人仍凭借华贵的门第登上三公之位、列于清要之职，天下人都向往他们；那些卓然建立大功、阐明圣学的人，大多能够不辱没家声，成为国家所倚赖的人；至于文及甫、程松这类成为败类的人，百人中还不到一个。女直、蒙古相继成为中国的君主，而向北面事奉他们的人，都是卑劣无行的小人，没有一个能像崔浩那样不惜招致怨恨和灾祸来维护士大夫的品类，于是古道被扫荡得一无所有。直到今天，科举独自盛行，不再选择门阀，于是市井中斤斤计较牟利之人、公门中从事粪除之人的子弟，凭借雕虫小技和侥幸取巧，竟然可以同天子坐而论道，礼数上甚至超过百官。唉！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就像中国与夷狄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上天所定的，不是人故意把他们区别开来。一旦发生混乱，就没有什么不能被扰乱了。六代本来曾经有夷狄统治中国，但小人始终没有混杂到君子之中；夷狄的统绪虽然废弃了，君子的统绪却没有废弃。直到两者都废弃，后来人道能够不灭的东西就很少了。清除浊流而使它变清，原本是想把小人引入君子的道路，这一道理极其宏大；但它的弊端，是把君子降为小人，道便随之丧失。道理越宏大就越容易荒疏，所以先王害怕它荒疏，不嫌它狭窄。这就像治理渡口道路的人，如果没有小路和通道，任凭人们随意行走，那么蔓草就会遍布道路，也就没有所谓渡口道路了。身居其位的是君子，担任其职的是君子，以礼制文物来适合当世的也是君子；但如果习惯并听闻钱刀和喧嚣争讼的声音，亲近并安于役使父亲、责骂母亲的神色，那么天下的廉耻就会丧失，人与禽兽便没有区别。所以说，所谓要把小人引入君子的行列，实际上是把君子降为小人。小人混杂在君子中，与君子担任同样的官职、跟从同一个老师学习、同处于一个交游圈子、通婚于同一姓族，天下便没有君子，全都成了小人；中国也全都成了夷狄，难道不令人极其痛心吗！如果有王者兴起，不要重蹈朱温厌恶清流的错误；如果有名世之才兴起，不要回避崔浩维护清流品类所招致的怨恨，或许可以扶持天地，使其不至毁坏吧！〖一二〗

译让吏民能够告发郡守、县令，是拓拔氏的制度。拓拔焘自认为这是体恤弱小百姓、惩治贪官暴吏、伸张他们的意气，自己觉得痛快，而无知的人也会为此感到痛快；但这终究是夷狄粗暴蛮横、任意妄为的情绪，用来扰乱纲纪、败坏人心，为什么历代君主不加选择地仿效它呢？就事情本身来说，能够到天子的宫阙、大官的官署去告发郡守、县令的人，一定不是愚昧懦弱、可以任意欺侮的人，也不是遭受郡守、县令荼毒却无处申诉的人。即使奉公有法式、守法有常规，郡守、县令仍敢用苛重征敛、残酷虐待、枉曲压制来对待百姓而无所顾忌，那么这些人在见到郡守、县令时尚且会恐惧战栗，不敢抗拒，难道还能叩击天子的宫阙、登上大官的官署去告发郡守、县令吗？这道诏令实行后，奸猾之徒便会胁迫郡守、县令而横行，郡守、县令也不敢追究；乡里同族中的弱小百姓落到他们的刀俎之下，哪里还敢有片刻喘息呢？至于贪污的郡守、县令，避免这一祸害也容易，只要宽纵奸顽之人并同他们勾结，那么愚弱百姓的肉就任他们肆意吞食，而他们本来就无须忧虑。这种危害在拓拔氏时代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然而君子最厌恶的还不只在此：这是违逆大伦、割裂大分，是奖励浇薄而引导悖乱，是轻视上天所尊贵的东西、混乱朝廷上下的界限，甚至使天子也不能安居其位。这才是君子最厌恶的。君主如果确实担忧郡守、县令残害百姓，那么也应当想一想，他们残害百姓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想制止这种恶行，又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整顿，使下级不能违背呢？士大夫的品流不清，纨袴子弟、赀郎、胥吏、驵侩就能谋求得到墨绶官职；铨选不严明，运送金钱、怀带绮绣、凭借姻亲、托人请谒，就能猎取大邑长官之职；执掌法令的人不廉洁，纠察弹劾、会同考察只施行于像水一样清白的人，荐举吹嘘却集中在同恶相济的党羽身上；这些都是教导贪婪、奖励残酷的根源。追究它的本源，就是女谒兴盛，宦官寺人势力扩张，外戚专权，佞幸进用；上面的源头污浊了，下面的水流自然污秽，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等到腥臭的声名熏天，才开始顺势发怒，借告发之民的手来惩治他们；既然这些百姓是被利用的，又何必还要借助天子和大臣呢？夷狄不能禁止其部曲，毒害渐渐流布到郡县，于是不得已实行了这种法令。堂堂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人，应当彰明大伦、持守大法，激浊扬清而不伤害忠厚和平的风气，哪里用得着这样做呢？〖一三〗 儒者的统绪与帝王的统绪并行于天下，彼此交替兴衰。二者相合时，天下凭借道来治理，道又凭借天子而彰明；等到它衰落，帝王的统绪断绝，儒者仍然守护自己的道，独自实行而不依赖任何外力，以人来保存道，道便可以不灭。魏、晋以来，玄学兴起，天下失去正道；五胡进入中原，天下失去君主。上面没有教化，下面没有学术，这两种统绪都将断绝于天下。永嘉之乱时，能够守护先王训典的人，都保全自身而离去，向西依附河西的张氏；至于跟随琅邪王氏向东迁徙的人，其中本来就有很多是玄虚之徒，他们败坏、割裂君子的教化。河西的儒者，虽然文才和品行相互辅助，但成为天下后世所尊奉的领袖的人也很少；他们不失规范［原文“矩薙”疑误］，传习也没有发扬，却自认为道术尊崇，不随所在国家的兴衰而荣辱。因而张天锡投降苻秦，士人中却没有人跟随张氏向东去，在羌、氐那里求取荣华。吕光叛乱后，河西分裂成几个国家，秃发、沮渠、乞伏，不过是蠢动喘息的酋长罢了；杀人、救人、使人荣耀、使人受辱，都只凭他们的意志，却没有人敢施加残害于诸位儒者。他们还尊重儒者，这不是因为割据一隅的夷狄能够尊崇道，而是儒者自己树立了纲常维系，没有人能够扰乱。到了沮渠氏灭亡，河西失去孤立自守的形势，拓拔焘以礼殷勤聘请，诸位儒者才开始向东而去。阚骃、刘昞、索敞成为人伦师表，为北方所敬重效法；然而形势屈抑、时机不合，他们只是依附拓拔氏来修养自己的教化，从未借此向拓拔氏求取荣华、取得高官、掌握大政。唉！这也真是伟大啊。江东本来是衣冠礼乐之地，雷次宗、何胤却出入佛教、老庄而损害正道；相比之下，北方的儒者更加醇正。流传的风气所影响的范围，上及下达，拓拔氏于是改变态度，承袭先王的文物制度；宇文氏继承了它，隋朝因此统一天下。苏绰、李谔制定隋朝的治理制度，关朗、王通开创唐代的文化教化，都由此开始。只是偏处一隅，却能够保存天下废弃的统绪；只是安坐一处，却能够消解百战造成的凶危；只是卑微的士人，却能够折服嗜杀横行的异类。他们的著作虽然没有流传，他们的品行义举虽然没有显著记载，但他们修养道义、珍重自身，不向外物求取什么；即使外物有所求，他们也不屈服。这同姚枢、许衡在蒙古朝廷中自我标榜、出卖自己的做法，相差太远了。所以，儒者的统绪，是可以独自运行而不依赖外力的；天下本来可以没有统绪，但儒者有自己的统绪。道存在于人身上，而这样的人不可能很多，这是有心之士最为悲痛的地方。即便如此，这一道仍然承接上天、垂示大地，不会灭亡，不必忧虑。〖一四〗 营阳侯刘劭弑君，庐陵王刘义真被杀，文帝的内心因此悲痛了。文帝把诸弟分任各州，以彭城王刘义康托掌国政，并不只是把这看作不可动摇的根基；他顾念兄弟，不忍心让他们被权臣肢解屠杀，彼此相互勉励，共同治理国家，希望借此使天下归服、保全皇室宗支。衰乱时代的君主，能够这样做的很少。否则，营阳侯被废而自己兴起，难道不会早早担忧奸人拥立他来加害自己，从而严加防范吗？既然如此，彭城王因获罪而被废弃，是彭城王自己的不仁，文帝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刘义康入朝辞行时，文帝只是对着他号哭，没有说一句话。刘义康如果还有人的感情，怎么能够容忍自己呢！刘义康奉行文帝临终遗诏，刘湛却公开宣称幼主不能治理天下。刘义康难道没有篡夺之心吗？即使不能把刘湛交给司寇治罪，也完全可以当面斥责并拒绝他；可是他反而更加厚待刘湛，也不自我约束，刘义康的心思，连路人都看得出来了。有人说：“刘义康本来未必有这种想法，是刘湛用倾险的手段诱导他，刘义康本来可以得到宽宥。”亲属关系是兄弟，尊卑关系是君臣，这是立身处世何等重大的事情，怎么能把罪过推给别人诱导他呢！扶令育劝谏文帝保全刘义康，这还可以；想让文帝召回刘义康并授予政权，这也就是另一个刘湛。他后来被杀，也是自取其祸。〖一五〗 当权位被看得很重时，即使是孔子的车，也会像颜渊没有棺椁那样难以得到；当权位被看得很轻时，天子的尊贵、四海的财富，就像山脚水边的野菜一样，人们都想随手摘取。谢灵运、范晔不过是雕琢文辞的小才之士罢了，却都想突然奋起，进行废立，并借机篡夺帝位。天子的地位竟然这样轻贱吗？这种风气从哪里开始的？从司马懿开始。

译王敦、桓温至死也没有成功；桓玄狂妄放纵，终于实现了志愿，却最终授首；傅亮、谢晦、徐羡之刚一试行凶谋，便身死于斧钺之下；而谢灵运、范晔仍不顾死亡，妄想奋起兴事，只是把天下看成确实比一根羽毛还轻，仿佛瘦弱的人举起来也毫不费力。范晔的志向和趋向反复无常，何尚之早已看出，他筹划此事也不是一天了；谢灵运还倚仗祖先的功业，而范晔不过是儒生家庭的子弟，因一时不满，竟使君主把性命悬在他的佩刀之下，真是危险啊！萧道成、萧衍侥幸取得帝位，谢灵运、范晔侥幸失去性命，根本道理是一样的。帝位竟轻到这种地步，这是曹操经营百战而不敢轻易取得的，所以说，是司马懿开了这个头。权位不受重视，奸邪就不能收敛，天下的祸乱便不会停止，君臣之间的名分和义理也无法确立，所以《易》说：“圣人的大宝叫作位。”要思考用什么办法使天下人心归服，及早收敛他们的异心，必定是有方法的。应当珍惜名位器物，慎重选拔任用，以提高百官的威望。贾谊说：“使君位尊贵，使廉士远离，使朝堂高峻。”真是懂得道理的话啊！〖一六〗 高允几乎可以说懂得《易》了。《易》说：“出入都要合乎法度，使内外都知道畏惧。”所以圣人作《易》，是要使人衡量事理，使人有所畏惧；也是要使人品味义理，也就是使人进入学习。孔子说：“只是不占卜罢了。”意思是说，不应只把《易》当作占卜之书，而应当学习它。拓跋丕跟随刘絜，想要谋划篡位，梦见登上白台，四下望去看不见人，便让董道秀为他占筮，董道秀说：“吉利。”这是把占卜本身当成了占卜，却不知道应当以学习《易》义作为占卜。高允说：“亢龙有悔，居高位而没有民众拥戴，不能不戒惧。”这是以学习《易》义来作占断，而不是脱离得失之外去谈吉凶。天下没有所谓单纯的吉，得到它就叫吉；也没有所谓单纯的凶，失去它就叫凶；也没有所谓绝对的得失，善与不善才是得失。然而圣人作《易》，本来是要预先为民众的实际使用作准备：同样是仁，却有不够宽广的地方；同样是义，却有不够精密的地方；随着时势和地位变化，在极细微处发生争执。思虑到了穷尽之处，《易》便以“何思何虑”的妙用加以裁断，使各种方面适中而符合正道；这就是《易》之所以神妙，也是筮法之所以不能废除的原因。至于臣子应当思考什么、儿子应当怎样尽孝、合乎义的事必定要做、有利而不义的事必定要舍弃，这些道理明白得如同太阳高悬中天，并不是偶然凭借朽骨枯茎、不诚实不合道的东西私自妄动，也不是任凭术士胡说，听说吉利便仓促信以为吉，因而祸害天下、自取毁灭；对于这些道理，只可以暗自推测其大概如此。然而《易》也不曾完全弃绝小人而不向他们明确告诫。它通晓事理，用道理加以裁断，使小人也知道畏惧。小人作恶，行动起来将成为天下的忧患，所以《易》不是替小人谋划，而是替天下忧虑；惩戒小人的妄为，使他们收敛，那么祸乱就不会发生。因此，《易》所阐明的遏制小人之恶的大义，也明白显著而不隐藏。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少，而高允能够懂得，难道不是很好吗！朱子却说《易》只是占筮卜问的书，不是求学者应当学习的东西，他的话为什么像王安石，却反而见识还在高允之下呢！〖一七〗 历法到了何承天才开始符合天象，在他以前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在他以后，出现了僧一行、郭守敬，都沿着他的成就发展起来，却没有谁能够废弃何承天的历法。孔子说：“实行夏代的时令。”这是哀叹周历的疏略。历法没有比周历更疏略的，也没有比秦历更混乱的，只是因为它们图简便罢了。《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其中有发生在未朔、既朔以及月末的，正是因为历法简略，所以疏误。秦朝以建亥月为岁首，把闰月安排在岁末，也是因为图简便，所以混乱。历法没有可以一味简略的，法则完备之后才可能与天象相合。何承天的历法，通过月食发生在日月相冲之时，推知太阳所在的位置；又根据太阳运行位置不同于古代的情况，知道一年的长度有所差异；按照月亮运行迟疾设置定朔，再与经朔相参合，比前人的历法更加精密。上天的聪明才智，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对于人来说，聪明才智也要随着时机而开启，只有精密细察的人才能承受并领会它。拘谨畏缩的儒生，执着于自己习惯见闻的东西，反而闭塞上天的聪明，还因此诽谤毁弃它；浅陋琐碎的人，偶然得到上天显明的一点端倪，便自夸神奇，想废弃古人的规矩来求简便快捷；这些都是妄谬。古人尚未达到的地方，可以增益；用增益它的方法加以改进，也是可以的。古人已经完备的地方，却不能删略；如果删略而使它亡失，那么正道也会因此永远废弃。废弃古法并使它亡失，只为迎合流俗而采取苟且办法，这是秦朝扰乱天下的做法，也是君子所厌恶的。郭守敬废弃《历元》，只是为了让计算者简便，迎合流俗罢了。《历元》废弃之后，甲子从哪里开始，又凭什么纪年、凭什么纪日呢？近来竟有人想废除气盈朔虚，不用闰月，而用三十日有余的中气来记孟、仲、季，同时废掉闰月并废掉月份；这就是上天显示三种光明，却轻视其中一种。人抬头看见月亮，依据月亮的变化，便知道四时寒暑将要更替；舍弃月亮而只用中气纪年，不依据历法已经形成的体系，普通人就无法知道时令的变化。因此，古人用朔来纪月，又设置闰月使月份与年份相通，是为了让人抬头观察月亮而知道时令，就像抬头观察太阳而知道昼夜一样，怎么可以废弃呢？补足古人尚未达到的地方，应当从我们开始，并流传到无穷后世；废弃古法，则会从我们开始走向断绝。这是通达与蒙蔽的重大分界，是君子不敢自信己见而违背天道人事的地方，难道只有历法如此吗！〖一八〗 王玄谟北伐必然失败，并不需要等沈庆之这样的老成宿将看出才知道；如今从一千多年以下的历史来看，只要考察他的言论和意旨，就知道他没有不失败的可能。文帝说：“看王玄谟所陈述的方略，使人产生封狼居胥的意愿。”只是坐着谈论，便激发起远谋大略的雄心，不失败还等什么呢？用兵取胜的条件，不过是谋略和勇气，二者已经包括尽了。凭勇气作战，就要在刀锋箭镞像雨一样落下、战车奔驰、骑兵疾驰的情况下，双方一对一相当，然后才能看出勇敢还是怯懦。用言语谈论勇敢，只是气势浮夸，嘴上夸大，心里却怯弱，见到敌人一定会逃跑。至于谋略，是可以事先筹划的；但事先筹划的，也只是进退的大纲而已。双方势均力敌而又各自谋划，扼制要害、攻击空虚、声东击西、表面进攻而暗中退却等办法，即使在心目中看得清楚，也都不能依靠预先确定的方案来应付。只有在呼吸之间，或收敛、或放纵、或虚、或实，念头刚刚萌发，战机就在转眼之间掌握；如果不是深沉周密、审慎坚定，凝聚精神、集中气力在内心筹划，就会两眼昏花而心思来不及行动，争端一起而智慧不能决断。所以善于谋略的人，从来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谋略预先说尽的。指天画地，衡量彼此，想用几个方面规划无穷变化，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揣测，到了临机应变时必然束手无策，对生死感到茫然，闭口一句话也说不出。

译王玄谟的勇气，是大声疾呼的勇气；他的谋略，是鸡叫才醒、隔着被子摸肚子的谋略。因此，他可以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面对君主拄着笏板、捋着胡须，朗朗陈说，使满席的人惊异。如今也不知道他所陈述的究竟是什么，一经说出口，一经笔墨写下，几十万人的性命已经涂染在郊野的草地上了，何况又与江、徐那些善于文辞的人相互应和、共同鼓吹呢！薛安都攻打关、陕而获胜时，鲁方平对薛安都说：“你不前进，我就杀你；我不前进，你就杀我。”众人流血直到凝结在肘部也不后退，军队因此获胜。武陵王刘骏坚守彭城时，张畅对江夏王刘义恭说：“如果想弃城，我请求用我的颈血污染您的马蹄。”刘骏听到后，发誓与城池共存亡，城池因此保全。由此看来，拓跋氏难道果真有不可抵挡的威势吗？在生死关头奋勇，在安危紧迫之时果断，这就是武帝灭亡慕容氏、俘获姚泓，辱骂姚兴而使他不敢动，夺取拓跋嗣的城池以接济军队而使拓跋嗣不敢阻拦的原因，也不过如此。这些都是王玄谟用来夸耀自己的事例；他在心里妄加揣测，眼睛仿佛已经看见，嘴里便随即说出，却反过来使内心没有一个虚静灵通的窗口来接受形势的变化、产生正确的思考。于是事情与谋略相违，仓皇失措，晋军的敌寇将屠杀江、淮百姓，这一点不用等智者也早已清楚可见了。谈论兵法的人，必定会死于兵祸；听信这种言论而用兵的人，必定会丧失国家。赵括因此使赵国灭亡，景延广因此使晋国灭亡，道理是一样的。最下等的情形，则有郭京、申甫之类的妖妄荒诞说法兴起。有国家的人，赶紧用刑法纠正他们就可以了。可是如果只是废弃不用，却仍把这些说法写成论著来迷惑后世，就会不断残害百姓。《易》说：“弟子用车载着尸体。”说的就是坐着空谈兵法的人。〖一九〗 因为崔浩因修史而被杀，我又深有感触。崔浩凭借不顾自身安危的才智，被索虏任用，却想在具有狼子野心的朝廷中伸张直笔，因此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他的愚蠢固然如此。然而崔浩死后，后世史书更加污秽，那么崔浩把直笔留存在天地之间，也不能完全抹杀。他所实行的直道，对于百姓来说，是五帝、三王的法则，是圣人的教诲；礼乐刑政的兴废，边远地区盗贼祸乱的缘起，都可以从史书中查考，即使史书有不合典章之处，也仍然可以查考。像崔浩这样，出仕于魏而修撰魏史，却能够保存拓跋氏的来历，详细写出他们不配作为君主和师长的事实，以及他们乘隙进入中国、造成祸乱的起因，使后世的君王能够借此鉴戒而知道畏惧，及早加以制止；使后世的士人百姓知道羞愧，不屑拥戴他们为君，那么崔浩对人道所作的功劳也很伟大了。崔浩虽然被杀，魏收继承了他，李延寿又继承魏收；他们的撰述虽然污秽，但诘汾、力微的污行仍有流传，都是崔浩追述而仅存下来的内容。在这以前，刘、石、慕容、苻、姚、赫连诸族的来历已经散佚了；在这以后，契丹、女直、蒙古的出身来历也湮没了。刘、石、慕容、苻、姚、赫连的来历散佚，是因为没有史书；契丹、女直的来历湮没，是因为蒙古氏族讳言自己的同类，脱脱又把它隐去；然而仍然还保存了千百中的一二。宋濂是中华之士，听闻君子的教诲，辅佐兴起的帝王恢复中华，本来没有崔浩被灭族的恐惧。可是他修撰蒙古史，隐瞒其罪恶，宣扬其美好，把蒙古兴起写得仿佛与汉、唐、宋的开国君主并列，甚至还有余美；把蒙古灭亡写得仿佛对天下没有罪过，只是不幸灭亡罢了。宋濂的史书完成后，天下直道便永远从人心中断绝了。宋濂难道能够不对崔浩感到惭愧吗？崔浩即使遭到灭族也不顾惜，宋濂却曲意顺从虞集、危素，为蒙古掩盖血腥污秽，使后世君王没有可以惩戒的事实来加厚防备，使后人没有可以引以为戒、洁身自守的榜样。人的气量相差，竟到了这种程度！后来的作者即使想纠正它，也会因为没有史料而无法纠正，宋濂的罪过将延续到永远。〖二 ○〗 做人最大的气节，在于能够不怕死；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士人如果不怕死，本来可以借此安顿自己的身心，什么事情不能做，却仍然让人留下遗憾，这实在可惜。袁淑死于元凶刘劭作乱时，从容赴义，迎着锋刃而死；与王僧绰参与废立谋划、后来改变立场接受吏部尚书之职、因事情败露而被杀相比，远远不同。虽然如此，元凶刘劭与君主、父亲已经处于不能并立的局势，从他因怨恨江湛、徐羡之而制造巫蛊之事时就已经如此了。袁淑任他的左卫率，不能改变他的凶恶品德，难道不可以辞去宫廷属官而离开他吗？这样就可以不死。等到刘劭设宴犒赏将士，亲自为他们斟酒时，杀害君父的谋划已经决定了；袁淑揭发他的叛逆行为，把它报告给文帝，难道不可以吗？因进言而招来祸患，死在这个时候，是可以的。讨伐国家而不询问仁人，是因为他的严厉气势足以使人畏惧。袁淑风骨峻拔，如山岳耸立，被元凶忌恨，即使因此丧命，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到了元凶已经亮刃发动叛逆之时，还敢让他继续谋划成败呢？况且袁淑的官职是卫率，是将士的主帅；元凶一旦有不轨企图，他完全可以握持兵符、指挥众人，将其擒获献上；即使事情不成功而死，也是可以的。为什么要在漫长的夜里犹豫不决，反而被元凶胁迫登车，糊里糊涂地接受刀刃呢？可悲啊！袁淑能够用死亡避免跟随叛逆，却拖延时日，白白丧失了性命。孔子说：“见到合乎义的事情却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袁淑对于义理已经看得很清楚，只是勇气不足以承担它，难道是有什么东西牵制了他的感情，使他保留了无勇的一面吗？勇于平定祸乱、勇于讨伐叛贼，很难；勇于辞去官职，只需一念决断，完全取决于自己愿不愿意去做。连这都不能决断，那么死后仍会有遗憾。作为君子，难道不应及早作出决断吗！培养勇气来应对不可预料的艰难险阻，没有别的办法：只要不让爵禄牵动自己的心，事情就已经想通一大半了。〖二一〗 晋、宋以来，国法败坏、大伦废弛、廉耻丧失，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周札响应王敦，却与卞壶、桓彝同样得到赠恤；王谧解下天子的玺绶交给桓玄，桓玄死后，他又返回朝廷而任三公，天罚没有降临，荣宠反而加在他身上。一个人多次叛乱、又多次归顺，厚着脸皮活了一百年，六次更换君主，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像这样，本来应当迅速消灭他，使他灭亡；可是他的君主仍然能够传承到后世，他的士大夫仍然能够保全宗族，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君臣之道已经丧失，而父子之间的伦理还保留着。

译元凶刘劭发动叛逆，孝武帝起兵进行讨伐。元凶失败后，萧斌解下铠甲、系上白幡前来投降，叛将刘濬也到江夏王刘义恭处投降，却只问“来得不晚吗”，显然自以为还可以与王谧相比：萧斌仍可在有人的朝廷中立足，刘濬仍可保有自己的封爵。于是萧斌在军门被斩，刘濬在大航被枭首，刑法这才得到伸张，于是人们知道，天地所不能容的罪行，在最高刑罚面前无处逃脱。在这个时候，正义激发出的愤怒，使人的天良受到警醒，天下的人伦道理还没有断绝，大概正是依靠这个吧！所以延续到齐、梁，父子之伦尤其受到重视。梁武帝对于服丧期满入朝谒见的人，如果脸上没有哀痛憔悴的容色，就终身废弃不用。区区孱弱的江左，拥护衣冠礼义而抵抗正盛的拓跋氏，使人类生来具有的一线人伦得以保存，仿佛有天在保佑他们；从这里可以认识天道，也可以认识那种不待学习、不待思考便具有的本性。萧正德、萧综抛弃父亲而投靠贼人，却没有人代天行诛，于是江东便瓦解消亡。国家兴亡的原因，系于人伦纲常，难道不重要吗！◎孝武帝 〖一〗 形势变化、感情转移，却遭遇元妄之灾，仍安然不知警惕，违背时势、任性行事，祸患一定会降临，这是庸人的常态。只有这样，而有才智的人能够察知其中变化，赶紧改变平常的做法，去迎合当时的意旨，甚至达到残忍伤害同类、使同类怨恨自己的地步也不顾惜，把这当作保全自己的策略；侥幸得以保全，是小人中的极端，而最终能够保全自己的也很少。孝武帝以藩王身份起兵，却受到臣民拥戴；他的德望一向被诸王轻视，内心很不安。因此他杀死刘铄，诛灭刘义宣，忍心削弱同宗本支，只为满足自己的意愿。江夏王刘义恭诱使叛逆的刘劭放弃南岸，独自骑马向南奔逃，上表劝孝武帝即位，又斩杀叛逆的刘濬，功劳很大。然而他害怕祸患殃及自己，便分条上奏，提出削减王侯权力的九件事，以迎合孝武帝没有明说的心意，削弱剥夺诸王的权力来消除猜疑和忌惮。刘义恭难道没有葛藟依附之恩吗？利益并不在自己，却毁灭天性，任由对骨肉的怨恨发展，这是什么缘故？他以为这些事由自己首先提出，别人就不能拿他的短处来议论他；保全身体、保住禄位的办法，在他看来已经做得很巧妙了。有人说：遇到暴虐之人，处在危险的时运中，不把控制我的权力交给异姓，而由自己承担，这样祸患就会消弭于无形；这难道不是懂得审察时势的人所不能废弃的办法吗？如果渐渐不这样做，却把笃爱亲族、巩固根本的话说给猜忌的内心听，既不能挽救时局，只会自取其害，这怎么可以呢？回答说：君子处置这种情况，本来是有道理的。事物已经激荡，就用镇定来控制它，这是大禹平息洪水的方法。形势已经危急，就安处其中使自己安定，这是孔子解脱匡地围困的方法。圣人难道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吗？一旦超出圣人的范围，就很快进入狂妄的境地。刘义恭的狂妄，在于不能控制事物，也不能安定自己的处境。君主多猜忌而少恩德，刘义宣等人不相和睦，并不一定是妄图夺取帝位，而是贪恋权势，从而给嫉妒者制造了发难的借口。刘义恭凭借功劳位居百官之上，确实很危险；但避开嫌疑以消除猜忌，本来并不困难。他只要自称才力不够，轻快地离开政局，到园林中养病，闭口不谈朝政，那么要保全自己已经绰绰有余了。为什么还要引导君主采取残酷刻薄的做法，自己成为不仁之政的始作俑者呢？君主自己猜疑，我自己信任；诸王自己争竞，我自己安静。即使有人听到风声而相互仿效，宗族也可以因此保全，皇帝也将消除猜防骨肉的邪念。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替孝武帝献上残忍计谋的人，难道会没有吗？而我处在无罪的地位中，不是已经很宽裕了吗？只是他想建立功劳来巩固荣宠，违背本心去实行颠倒是非的政治，诱导君主更加增长恶行，聚集众人的怨恨来激发争斗，最终使天理消亡、民间伦常断绝，国家也因此陷入危险。他即使侥幸保全性命，像禽兽一样喘息苟活，又有什么不同呢？到最后，他逃过了孝建、大明年间的罗网，翱翔于百官之上，却终于被刘子业取其首级；这就是狂妄者自取灭亡，没有谁能逃脱。道理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一念贪欲，

译就是天理的贼，是圣人与狂人的分界。二 拓拔氏将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就杀掉他的母亲；夷狄竟残忍到灭绝人伦大纲，也到了这种地步吗！然而后来终于因为没有杀掉的淫妇擅自掌权，招致祸乱而灭亡；白白伤害人的天性，却无法挽救灭亡，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况且，母后难道只是不能杀，也并不是必须过度防范。周朝超过历代的地方，在于教化从《关雎》开始，以琴瑟钟鼓相娱，只是用和乐来亲善她们，于是内政得到修治，国政也不紊乱。那是圣王的教化，已经无法企及了。即使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把供奉祭祀、侍奉皇天和先祖的配偶看得如同仇敌，这种事尚且能够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难道一定要像浮屠氏那样完全抛弃家室之后，才可以治理国家吗？整治内教是很重要的，用妇人应遵行的内礼来引导她们，就可以使她们显现德行；用妇人的职分来统领她们，就可以使她们显现功劳。妇人也同样是人，如果没有机会显现自己的功德，之后就会参与外朝事务，把这当作荣耀。因此先王勤勉整饬宫中礼制，以亲自采桑、浸种等仪式来教导她们，以亚献、进献笾豆等礼仪来劝勉奖赏她们，使她们得到额外的荣耀。即使是乐于表现自己的聪慧妇人，也不会忧虑自己像圈中的猪、笼中的鸟一样被关在深宫中等待饲养，因为她的志意已经安宁了。其次，后族即使贤能也不任用；在宫中坚定勤勉服事的人也不使其参与政事；大臣可以规谏她的举动，继承人也不把匡正辅佐之任托付给她。约束她的办法难道会没有吗？为什么一定要把她视为祸患呢？否则，君主掌握驾驭六方的权力，正要汇聚天下的智勇之士来驾驭他们，任用民间豪杰、夷狄中的狡黠之人来制服他们；即便普通男子也有一个配偶，却惴惴不安，唯恐她伤害国家，这不是太鄙陋了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拓拔氏还不值得责罚；拥有天下的人，不是猜忌她们而加以钳制，就是亲近她们而放纵她们。道理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如果不取法于齐家方面的圣王教化，也只能惆怅而找不到治理她们的办法。三 源贺请求把因过失误入死罪的人减免死刑，充作士卒戍守边疆，拓拔濬听从了他，并称赞源贺说：“一年之中救活的人不少。”这话是对的。他又说：“增加的士兵也很多。”这就造成了乱政，拓拔氏从此衰败了。军队，是宗庙社稷和百姓赖以决定存亡生死的力量。古代把兵役寄寓于农业，士兵也是农民。君王没有比重视农业更重要的事，也没有比重视军队更重要的事；《国风》中有《东山》，《小雅》中有《杕杜》，君臣相互慰劳，并用诗歌歌咏他们，军队就是这样被看重的。后世兴起招募士兵，朴实的人耕种来供养军队，强健的人作战守卫来保护农民，彼此相配而不相互压低；让农民坐食他们辛勤收获的粮食，却不认为这是危害农业；士兵有功，就让他在朝廷中位居尊上，与士人同列，也不认为这会辱没士人，大概也是这样重视军队的。如今却让犯了斧钺刑罚、被活人所不齿的人苟且保全性命，并把充当士卒看作流徙到四方的徒众，这样军队就太卑贱了，甚至连徒隶都不如。要想让他们不厌恶痛苦而想着逃脱、不铤而走险而任意妄为、不因希望失败而溃散，又能有多少呢？军队卑贱，将领也会卑贱；授予斧钺、专门负责征伐的人，不过成了掌管囚狱的长官而已。廉耻丧失，掳掠横行，叛离易如反掌；使人受辱、行为卑贱本来就是这种人的常态，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军队贵在精良，不在于数量多。士卒都应是价值千金的精兵，将领专掌边疆之外的尊权，成为国家的屏障；一支军队可以抵挡百万之众。像鸟群一样聚集的人，都是有罪而无品行之人，只求免死而毫无惭愧，即使人数再多又有什么补益呢？如果因为怜悯他们是过失犯罪而宽免死刑，那么本来还有流放的刑罚。源贺的说法，把事情粉饰成两全其美，却不知道这会削弱国家的精神，使国家走向衰败。后世免除死刑而充军，把流刑改为编入军伍，都继承了源贺的办法，并把它制定成法律；实行不久，武备就败坏了，盗贼和夷狄横行，却没有人守卫国家。这不也正是看见拓拔氏坐受六镇挟制而灭

译亡了吗？四

译自魏、晋以来直到宋大明年间，后来权力转移到了近臣手中。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都被赐予爵位，掌管中书事务。在此以前，权力归于大臣；天子即使有所宠信，也不能任意伸张。孝武帝因为猜忌而实行独断专制，刘义恭等人又因害怕祸患而苟且自保，于是这种政治法则才开始改变。《春秋》末期，世代为卿的大族掌握国家；不是这种族属的人，就称为受宠的大夫。以孔子的圣德，官位也只到下大夫为止，不能成为卿。魏、晋以后，门第品流受到重视，世族兴盛；不通过门阀而升进的人，被称为幸臣；即使是君主所委任的人，也不能让他登上三公之位。可是考察当时的情况，春秋时代篡位弑君相互仿效，晋、宋的权臣接连夺权；君主在上面任用一个人，下面的人就疏远他，仿佛会玷污自己；又把他视为仇敌，仿佛双方不能并立。君主因此孤立，国家的兴废以及自身的死生都不能保全。大概“嬖幸”这个名目一旦确立，就会用来禁锢天子身边的人，成为流俗败政、夺权祸乱的媒介。然而，被君主亲近宠幸的人，大多是邪曲谄佞、贪婪进谗之徒，引导君主作恶，玩弄威权恩宠来谋求奸邪私利，最终不能得到一个可以依靠、作为股肱的大臣，这是什么缘故？事物所珍贵的，人们便因而自重，这是规律；事物所轻贱的，人们便因而自轻，这是形势。丰收之年谷物价格低，就会有许多荑稗杂草；水泽丰盛而鱼价低，就会有许多鱼腐臭。众人议论所趋向的，众情所争逐的，正是事物由此而分为良莠的道理，这是必然的趋势。九品官阶之外没有清正之士，世族之外没有出身低微而被提拔的人；于是凡是不属于这两类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才智不足以承受当世的宠荣，只能颓然自弃罢了。其中聪慧的人，又会从旁门走向歧途，希望获得非分的福泽。所以天子想从品流之外拔擢一个士人，结果竟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人具有明辨是非的智慧和办理事务的才能，也只会被告知利益，或被熏染成恶人；于是天下和后世更加相信，出身孤寒而特然崛起的人果然都是佞幸，只会导致破国亡家而不能任用。哪里知道，那些被摧抑而只能在污下环境中施展才智的人，即使有才智，也无法自行脱颖而出呢？所以君主的好尚不能不随着风俗而改变；但圣王兴起、移风易俗，也必定要经过长期陶铸浸润，不可能期望在一朝一夕之间迅速改变。孝武帝用近臣牵制大臣，最终导致祸乱，并不是说天子不可以特别任用人才，而是因为逐渐形成这种局面的过程中，没有预先培养这样的人才。五 一经发动就无法停止的，是形势。最高明的做法是在形势形成之前以道来处置它，消除妄动，使局势安静而自行归正。其次，是坦然承受形势的发展，到了不得已时才应对，在波涛已经形成之后使它澄清，这样也可以不致倾覆。元凶发动叛逆，天下共同仇恨他；孝武帝拿起武器起兵，以臣子的身份为君父遭受的惨祸而忧痛，执行诛杀兄弟之事并不是出于忍心，谁能说这不是正义之举呢？然而诸王占据各自的州郡而自我壮大，刘义宣在江州反叛，刘诞在广陵反叛，刘休茂在襄阳反叛；形势一经乘机发动便无法停止，于是孝武帝的猜忌更加深重。他竭尽全力削弱、控制诸王，最终却仍不能使他们安定。继承人刘子业虽然无道，但祸乱很快由同姓骨肉互相挥戈而起，延及明帝；杀戮纵情发展，刘氏宗族于是灭亡。波涛冲击崖石，逆风吹打水面，竟到了这种地步！考察祸乱发生的缘由，不能说不是孝武帝先开了这个头。孝武帝起兵，本来是以正义为出发点；但为什么一经发动就无法停止，最终反而成为倡导乱事的人呢？如果事先审度形势，同众人相安以平息争端，本来是有办法的。义军到达建业时，刘劭将要授首，君父之仇已经解除，臣子的职责也差不多尽到了。此时按次序，他不是年长者；按声望，又不足以使人信服。如果在宫阙前停下军队，正式告诉诸王：“我决定起兵，是因为君父遭受了难以启齿的惨祸，这是古今未曾再见的灾难。如今元凶已经伏诛，我难道忍心怀有谋取天下的私心吗？按年龄、按德行，帝位必定有所归属；社稷不可以没有君主，我将和诸王共同奉立他。”这样即使众人猜测他另有所属，臣子的道义也已经尽到了；即便臣民因为他的功劳不肯放他离开，他也可以承担罪责、含着悲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帝位，把惶恐警惕的诚意推及众人，厚待诸位叔父和兄弟，扩大先君对亲族的爱护，那么天下已经会佩服他的仁德，也会知道大位不可以凭武力争夺。天下安定之后，他才接受刘义恭的谄媚；元凶还没有斩首，就先在新亭即位。这样看来，他起兵并不是真的有剖心裂胆的痛苦，而是庆幸兄弟叛逆，使自己获得了帝位。波涛是由我自己掀起的，却想阻止它，能做到吗？既然急于自立而不能等待，那么也可以这样自我安慰：大家同为臣子，而诸王在刘劭叛乱的时期傲慢自专；我既然诛杀贼子而取得帝位，这是人心所归，并不是我贪图帝位。有能够谅解我的人，就是懂得顺逆的人，不值得忧虑；那些横暴悖逆、肆意妄为的人，不过像狂风拂过水面罢了。用恩德感化他们，如果还不能改变，天下臣民自然不会迷失于拥护谁、反对谁，谁会同我为敌呢？对他们坦然无惧，那么不轨者的意图也会消散。即使有轻率妄动的狡童，因为义理屈曲、援助孤弱，也不会一早上就败坏沮丧。可是孝武帝却是嫉妒猜忌之人，刚一登上帝位，就杀死弟弟刘铄，把诸位叔父和兄弟看作可以任意对待的人，急切地削夺他们的权力、设置禁制来牵制他们；此后又告诉诸王自己不能长久保全帝位的心情，诱发他们的觊觎之心，只是在他们心中树立荆棘，使他们彼此防御，并不能真正防御他们，反而是在教他们这样做罢了。他在世时发生三次叛乱，继承人又迅速灭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唉！以忠孝开始，以畏缩收场；把畏缩藏在心里，又在外部开启刀兵，真是可惜！孝武帝有仁厚孝顺的资质，却自己流于刻薄邪恶。天子之位还可以凭力量夺取，孝子的真实品德却不能袭取；内心反省而不真诚，身处帝位而不能安定自己，最终导致祸乱，祸乱又怎么能停止呢？他想阻止祸乱，实际上却把祸乱扬起；能够免于祸及自身的杀戮，已经是侥幸了。六 张岱历来侍奉宋朝诸王，而这些诸王都是败坏法度的纨绔子弟；张岱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免于灾祸和罪过，还自夸说：“我一片忠心可以侍奉一百个君主。”一片心可以侍奉一百个君主，在仕途上是投机取巧的官场小人，在求学上是没有原则的乡愿。这句话用来迷惑人心、败坏风俗，是君子深恶痛绝的。晋、宋以来，君主屡次更换，而臣下的官位依旧不变；辅佐乱臣贼子而不以为耻，回到旧主身边又不感到惭愧，都说：“我有侍奉他们的办法。”廉耻荡然无存，忠孝也随之灭亡；这种办法本来隐秘而不敢公开，张岱却把它公然说出来，还以为自己找到了好办法。唉，竟到了这种极点！

译况且侍奉君主的心，可以始终如一的只有忠诚罢了；其他方面本来就不能一概而论。张岱说：“君主是明是暗、才能有长有短，不过是才智和作用有多少的区别罢了。”于是才能够随时改变方向、诡诈迎合：遇到明君就同他明察，遇到昏君就同他昏暗。假如夏桀建造倾宫，他难道会替桀装饰土木工程；商纣设置炮烙，他难道会替纣烧炉炭吗？所以有顺应君主并引导他的，有慢慢引导他的，有坚持正道加以折正的，有委婉曲折加以匡正的，内心不能一概相同。对于违背天意、悖逆正道的君主，除非接受了托孤的重托，担负着心腹重臣的责任，按道义不能离去，必须以死来使自己安定；否则就应当抽身退去，绝不能和他一同昏乱。哪里有一百个君主都可以侍奉的道理？哪里有用同一颗心侍奉君主，而君主可以有一百个的道理？放纵自己的内心去迎合君主，无论到哪里都只求保住禄位，这就是胡广、孔光、冯道的心术。只要能保全身体、维护荣华利益，那么乱臣贼子、夷狄、盗贼还有什么不能侍奉的呢？内心就是人的权衡，因此有可以侍奉的，也有不可以侍奉的，分明得如同喜爱美色、厌恶恶臭一样，不必等待谋划思考。假如他还有良心而没有昏昧，那么宋朝的诸王没有一个值得侍奉，哪里还谈得上一百个呢？女子倚门卖笑，商人坐在店铺里经营，都是一心追逐利益，抱着没有什么人不可以侍奉的心。所以说，若采纳张岱的说法，廉耻就会丧失，忠孝就会灭亡，人心就会被迷惑，风俗就会被败坏，竟到了这种极点。七 郡县制统治天下有好处吗？回答说：“有，最大的好处是州郡不能擅自发动军队。”郡县制统治天下有优点吗？回答说：“有，最大的优点是地方长官不敢擅自杀人。”诸侯擅自发动战争、互相侵伐，是三代衰落的表现；密、阮、齐、晋等诸侯国，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三代盛世时，君王能够禁止这种行为，后来却不能禁止。至于擅自杀人，禹、汤、文、武也没能禁止，而郡县制统治天下却做到了。如果人与人互相杀害，诸侯杀人，大夫杀人，平民中的强横豪强也杀人，就像蚂蚁相互吞食、鲸鲵相互吸食一样。难道禹、汤、文、武考虑得还不周全，法令还不足以建立吗？自远古以来，各自统治自己的士人，各自役使自己的百姓，就像如今化外土夷的首领，名义上是天子守土的臣子，实际上却自行占据土地，作为自己的部落；三王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只能留待后来的君王。到了战国，流血成渠，难道也算是坏事发展到极点后转向复兴的一个契机吗？汉朝承接秦朝而统一天下，内有司隶，外有刺史、郡守；像严延年、陈球这类人，严厉凶猛，以嗜杀为风采，至于贪婪残暴的人更不用说了，仍然沿袭三代的弊病而不能革除。宋孝武帝因为猜忌而统治臣下，于是制定“不是统率军队不得擅自杀人，不是亲手诏令不得发动军队”的制度；这项法令长久有效而且极为完善，不能因为执行它的人而废弃。此后，毒害刘氏的祸乱因此减少。到了唐、宋，除非是叛贼，谁也不敢自称出兵；官府中残酷的人，也只能用鞭笞打死人，不敢使用刀锯。这样以后，活人的祸害才平息，立身为人的道理才得以保存。否则，在金、元时代，中国遗留下来的百姓，哪里经得起千虎万狼般的撕咬吞噬呢？前废帝 沈庆之把裤带系好便入宫，逮捕刘斌；斥责颜竣，并果断决定诛杀叛逆刘劭，是多么果决啊！等到刘子业昏乱暴虐，柳元景首先提出废立的谋划，沈庆之却把这件事泄露出去；蔡兴宗苦苦劝说发动事变，沈文秀流着眼泪坚决请求，沈庆之最终仍然执意不听，坐等暴君用毒酒杀死自己，又为什么如此迟疑软弱、犹豫不决，以致自取灭亡呢？唉，六代的大臣中，能够自行守正而不获罪于名教的，只有沈庆之一人罢了。沈庆之说：“只应当竭尽忠诚奉事国家，自始至终都这样做。”又说：“不是我所能做的，本来就应当怀抱忠诚而死。”这话正是他的言语，这心志正是他的心志：怀抱孤忠，以此面对鬼神而无所欺瞒。君主若不行正道，天下本来就将背叛他，这也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比干、箕子难道不能砍下纣王的头来奉迎微子吗？他们不这样做，是因为天下的恶行没有超过臣下弑杀君主的。安定社稷，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内心安定罢了，怎么能去干犯君主呢！按兴宗的说法，取来青溪的铠甲兵器，率领沈攸之等人驱使三吴勇士进军，难道还能容许子业像昌邑王那样从容离去吗？宋的社稷将因此倾覆，而沈庆之已经被允许成为首先发动兵戎的人了。因为害怕灾祸而闭门不出，安居以等待命运，听到那些喋喋不休的话，难道真懂得沈庆之的心吗？死生是命运，国家的存亡是上天的安排；自己与孝武帝一起在艰难中起兵，而继承人却成为败坏纲常的人，难道竟要用他的血来染刀剑吗？天地良心，怎么能与阮佃夫、寿寂之同样做叛逆呢？唉！董卓推举陈留王的刀，司马懿解除曹芳的玉玺，桓温废黜帝奕而拥立简文帝，刘裕弑杀安帝而拥立琅邪王，他们都借用伊尹、霍光的名义来完成篡夺。此后，道成弑杀苍梧王，萧衍杀害东昏侯，也都是已经弑君并且必然要篡位的人。沈庆之是经历宋三朝的老将，威望遍及南北，扶助孝武帝诛灭元凶，位居三公而为百官之首，将领和官吏都出自他的门下；扑灭子业接连不断的凶暴行为，以解救朝廷和民间的焚烧沉溺，这正是乘时机收取人心、谋求最高权位的一个机会。假使当时独夫已经除掉，众人的希望都归向他，又形成骑虎难下的势态，那么宋太祖所说的“黄袍加身不是由你决定的”，刘氏宗族的福祚将要转移到沈庆之身上，他也无法推辞。沈庆之考虑到这些，难道忍心让自己成为王莽、曹操那样的人吗？前进就是皇帝，退后就是死亡；他在心中作出了决定，安然抱持忠诚而死，所以说他是“怀抱孤忠以面对鬼神”。六代以来的臣子，只有沈庆之一人如此罢了。如果说他愚蠢到以身殉国，那么箕子、比干都比沈庆之更愚蠢了。

译◎明帝 〖一〗 杀人的念头在内部发动，祸乱在外部达到极点。宋朝末世，拓拔氏还没有南侵的谋划，淮西、淮北却已被席卷夺取；薛安都一旦反叛便转而向北，形势像风吹散浮萍一样，无法遏止。说宋明帝不听蔡兴宗的话，不用重兵迎击薛安都，反而使他疑惧，这还只是次要问题。宋明帝与子勋争夺帝位，却把孝武帝的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死，这正是石虎灭绝同族的做法。宋没有灭亡，只是侥幸罢了；难道还能够安抚并占有淮甸吗？二十八王并不都是怀有争夺之心的人，只因为子勋的缘故，明帝便把愤怒迁移到他们身上而将其全部消灭，骨肉亲情被斩断，也毫不顾惜。那么淮、汝一带响应子勋而起兵的州郡，即使剖心沥血地去慰劳他们，他们本来就会在醒着和睡梦中都怀有如芒刺在背的恐惧，哪里还用等到重兵来威胁他们呢？子业不行正道，而孝武帝的恩德还留在人心，人们并没有忘记。子业死后，明帝和子勋两方面都有可以拥立的条件，而子勋兄弟尤其名正。明帝占据本不属于他的帝位，肆意施展嫉恨毒害，消灭至亲，宁可养立义子，也一定要断绝刘氏宗族。明白大义的人会像厌恶污秽一样离开他，洞察祸害的人会像鸟兽逃避一样逃离他，谁还会守着国家而不赶紧飞奔逃走呢？孝武帝猜忌同姓已经非常厉害，子业虐待诸位叔父也极其残酷，到了明帝这里反而更加严重。后来高湛、陈蒨相继照样施行残忍手段，也都不能活过一代。小人不懂恩义，也不懂祸福，难道以为鬼神可以欺骗吗？鬼神难道真可以欺骗吗！〖二〗 自宋以来，忠贞之士、有志之人的言论在天下几乎绝迹。夏侯详当时名声并不显著，却能够直言不讳地挽救刘勔的过失，几乎像空旷山谷中传来的脚步声一样难得。殷琰在寿阳，害怕宋明帝诛杀自己，想投降拓拔氏。夏侯详说：“今天的事情，本来是要效忠守节，怎么可以面向北方称臣而穿着左衽的服装呢？”这话说得太好了！司马楚之、王琳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成为千年之后的罪人了。就宋朝的事情来说，子业被弑，是宵小之徒挟带怨毒将他杀死；他们把明帝从囚禁中扶出，拥立他为帝。明帝是由贼人拥立的，乘机窃取帝位，从一开始就不能使自己的地位正当。子勋虽然反叛，却是因为独夫将要覆灭宗社而起兵，不能说完全不正。孝武帝以讨伐贼人为名而成为天子，他有一个儿子不肖，便按照次序继续立自己的儿子为帝；这个帝位本来就是子勋的帝位。响应子勋而起兵的人，名分也接近正当，志向也接近合乎义理。夏侯详说“本来是效忠守节”，这光明磊落的初心，难道是他自己诬蔑自己吗？既然以名分和义理作为初心，就应当审慎地考虑义理。替先君争取继承人的废立，是义；替中原争取人类与禽兽的界限不被颠倒，也是义。这两种义理相互权衡，可以同时施行而不相冲突。如果实在不能两全，那么先君一方的义理仍属于私义；中原的义理、人禽之别，则是天下古今的公义。不应以私害公，不应以小害大，怎么能以臣服明帝为耻而归附拓拔氏呢？唉！人没有什么比保全自己的初心更急切的了，但也不能任凭一时的意气一路发展。想做君子的人，即使形势受挫、志愿不能实现，也还要回头追问自己所处的立场究竟是什么。感情流动，意气激发，形势逼迫，如果因此倒行逆施，便会陷入大恶而自己不知道，反而违背了初心。所以在艰难逼迫、两者不能兼全的时候，舍弃小的来保全大的，虽然与初心在小处略有不同，却不伤害其根本的一致。因此管仲侍奉自己的仇敌，孔子仍称许他为仁，是因为他懂得辨别小大、公私。假使他怀抱对公子纠的怨恨，因愤怒暴戾而离开故国，北逃戎地，南逃楚国，必定同齐桓公为难，只为发泄自己郁结的怨愤，那么反而连普通男女都不如，只是禽兽罢了。君子称赞管仲说“转向了义”，转向义而不损害君子的本来操守，便是在不同之中合于相同，对天下也没有什么惭愧。夏侯详说“本来是效忠守节”，这是极其正大的原则，当然没有昧于自己的初心。〖三〗 宋朝用金钱把刘昶从拓拔氏那里赎回，这其中的实情邪曲，意图惨毒。他在隐秘处怀有不肖之心，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都能看出来；人是不能这样欺骗的啊！为什么说他的实情邪曲呢？刘昶向北逃走，是害怕孝武帝猜忌而被杀。明帝既然杀死了孝武帝的儿子来发泄自己的忿恨和嫉妒，又担心人们怀念孝武帝的恩德而怨恨自己，所以召回刘昶，借此揭露孝武帝的过错，说“他想灭绝兄弟，而我却使他们复归”。他借刘昶来宣扬孝武帝的罪恶，内怀邪曲之心，却故意给自己取一个好名声。为什么说他的意图惨毒呢？休仁也是他的兄弟，是曾与他争夺国家并立有功劳的人。明帝的猜忌已经很深，萧体仁自行解除扬州牧的职务以免祸患，最终仍被毒死；刘祎与休祐、休若之间没有丝毫嫌隙，却先后被杀；仅仅得以保全的，只有庸碌低能的休范。刘昶的才能不是休范可比，又有拓拔氏作为外援，明帝害怕他留在外面，还可能挟强敌之势进入国内，来争夺他的养子，所以姑且召他回来。假使刘昶真的反叛，毒杀他的灾祸一定不会晚于休仁兄弟。想加罪于人，哪里还怕找不到借口呢？所以说他的意图惨毒。事情发展到这里，魏人已经知道了，刘昶也已经知道了。刘昶用兄弟亲情的话来应对，却没有归来的意图；魏国因此保全刘昶，而刘昶也借此保全自己。既然清楚看见了明帝的恶意，便远远避开，唯恐避之不早，人难道还能被欺骗吗？

译评论者却说：“赎回刘昶，是合乎义的。” 难道也曾见过明帝灭绝天性的恶行已经显露无遗，却还无法掩盖的吗？〖四〗 谄媚佛教的人，都是占据了本不应占据的地位，内心感到危险，便依附佛教来求得安定的人。自古以来，从帝王到士人百姓，真正从心里接受释氏学说并笃信不疑的，很少。佛教的教义是离弃人伦、割断欲望，对内灭除心念，对外断绝万物；而谄媚佛教的人却正好相反，他们为什么还说自己笃信佛教呢？有的人篡位弑君而居于天子尊位，有的人是夷狄却成为中原的君主，有的人德行浅薄、才能低劣，只顾自己而不知道富贵从何而来；他们内怀邪曲、背负惭愧，窃取高位后觉得连梦魂都不得安宁，于是起初有时感到冥冥中的报应会保佑自己，后来有时又希望覆灭不会降临，于是佛教关于宿命因缘、忏悔消罪的功德，便足以安慰他们，使他们得到安定。因此，夷狄的君主、篡逆的统治者屈身降志，耗费国家财力、祸害百姓，去供奉泥木偶像；士大夫中侥幸获得显贵荣华的人，乃至百姓中以奸诈致富的人，也被超过本分的荣华富贵迷惑，以为这些是自己应得的，并庆幸灾祸不会波及自身。有些人借此阐述空寂之说，也只是用来文饰自己的浅陋罢了，并不是真正以般若、涅槃来谋求身心的利益，想要证入其中。这样一来，佛教徒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就无法制止了。拓拔氏设置僧祇户、佛图户，夺取本国百姓，把赋役转加给贫弱的农民；拓拔氏的君主带头这样做，各州镇也因而仿效，遍及天下，成为百姓的祸害。读杨衒之的《伽蓝记》，可以看到当时穷奢极欲、争相奢靡，拓拔氏也因此灭亡。占据本不应占据的地位，身体一定危险；佛教徒就是他的荆棘。那么，拓拔焘诛杀沙门又是为什么呢？他向仙鬼求取神灵保佑，事情虽不同，情形却相同，都是在人前心怀惭愧，却向鬼神祈求福佑，这就是《夏书》所说的巫风。〖五〗 国家如果没有可信任的边将，必然危险。掩盖失败而把它说成战功，隐瞒敌情而不让朝廷知道，这是第一种危险；贪恋权力、固守职位，心怀忧虑猜疑来躲避祸害，在没有敌寇时却自行夸大敌情，以便在外部自我抬高，这是第二种危险。这两种情况都足以危害国家，而夸大虚假的敌情来凭借它巩固权力的人，危害尤其严重。边将会说：没有敌寇，朝廷就会轻视我。夷狄和盗贼也会说：没有我这个敌人，你凭什么做将领？削夺权力、诛杀惩处就会随之而来。于是他们挑动敌寇、豢养敌寇、放纵敌寇，无所不用其极，把君主玩弄于股掌之间，只要一番恐吓，便可以让君主完全听从自己的欲望。唉！这样的君主本来以为靠猜疑和防范来控制别人就是聪明，却被人玩弄得像婴儿一样，难道不可悲吗！宋明帝想除掉萧道成，荀伯玉替他谋划，让轻骑去挑衅北魏的游兵，随即把警报上报；萧道成因此最终占据兖州，奠定了篡位弑君的基础。所以，掩盖失败而说成战功、隐瞒警报而不让朝廷知道的人，看看这件事，所造成的祸害还算小的。选择人才任用他，既然任用了就信任他，以坦荡的胸怀和宽大的气度对待他，他难道还敢欺骗我吗？所以没有比猜疑、防范和控制臣下的君主更愚蠢的了，而昏暗无知的君主还在其次。〖六〗 赵武灵王把君位传给儿子，自己称为主父；废长子而立少子，是担心少子不能安稳地坐在君位上。拓拔弘把君位传给儿子，自己称为太上皇帝，是因为儿子年幼，担心有人篡夺他的君位。宗爱弑杀两位君主，拓拔濬几乎不能即位；乙浑专擅杀人而无视君主，拓拔弘几乎死在他的手里。因此拓拔弘年仅二十岁，就急于把拓拔宏扶上最高的君位，以便按照惯常的制度统领臣民，而由自己镇守安抚。可是他仍然担心人心有二，所以先把帝位谦让给子推，让群臣争论此事，又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因此子推的弟弟子云极力争辩，替子推推辞帝位；陆馥、源贺、高允也都冒犯君颜进谏，并不躲避他的怒火。他的这种怒火，正是他内心深处最为欣喜的事。他退居而奉行佛、老之道，和武灵王亲自领兵征伐一样，都是托辞；是不愿明白表示把君位传给儿子的意图，便以此作为借口。这两位君主都强悍而智慧有余，以事功自我得意，难道会害怕劳苦而舍弃国家政务吗？拓拔弘喜好黄、老之学，掌握了老子的权术；他想把帝位让给子推，是老子所说“想取得，先给予”的权术；他假托清静安宁而隐藏确立继承人的意图，是老子所说“守兑”的权术。他想要确立的对象并非不正当，却用诡诈的方式来实行，巧妙地笼络宗室和大臣的内心，也实在狡猾啊！但这难道又是统治君民的正道吗？即便如此，他用传位来笼络并控制子推，仍远比宋明帝杀害兄弟以安置自己的养子高明得多。黄、老之术之所以比申不害、韩非的术更高明，也正在这里。然而，借疑虑来钳制天下这一点，两者是相同的。所以说，黄、老之学流变为申、韩之术，最初的机巧兴起，到后来便极端残忍，因此君子尤其厌恶它。古代的明君，难道不想使嫡长继承人安稳，以此安定社稷吗？只要预先教导他，让他在太学中游学，当时的贤俊之士都用恩义与他结交，又选择师、保、傅来辅导他；学业成就，德行修养，再把君位传给他就稳固了，何必做这些事呢？有人说：宋高宗把帝位内禅给宋孝宗，评论者为什么不讥刺他呢？回答说：宋高宗认为宋孝宗是宋太祖的后裔，血缘已经非常疏远，不得不及早正式确立他的帝位，以防止争夺；而且高宗的年纪已经接近老年了。这只是因为时势如此、对象如此罢了。〖七〗 有些事情不需要劝导，士人读书，农民耕作，就是这样。劝士人学习，士人便逐渐养成了只为求取功名、应付别人而学习的习惯；为了别人而学习，学习就成了败坏道术的蛀虫，成为世道的祸患。选拔贤俊有固定的制度，培养士人有固定的方法，君主尊敬老师、询问道理来倡导它，士人自然会自我勉励。如果早晨下令、晚上就督责，赏罚制度施行而教令繁多，只是徒有劝学的名义，士人却一天比一天苟且偷安。真正有志于学习的人，难道还需要劝导吗？宋朝设置伪学之禁，士人却像归家一样奔向朱子的门下，禁令也不能制止，哪里还需要劝导呢？即便如此，士人没有求学的志向，劝他也不学习，不能带来什么益处，但对士人来说终究没有损害。至于农民，却没有不希望得到粮食的。懒惰低劣的农民，既然劝过了，本来就不会更加勤劳；而这种劝导反而会伤害农民。当农民谨慎尽力地耕作时，男女忙碌不停，从早到晚都在田头劳作，官吏却在田野中驱车带骑，喧闹骚扰，使他们分心，这就伤害了百姓。于是苛刻精细的官吏搜寻开垦的荒地，增加赋税；又苛求多余的丁口，增加徭役，百姓就更加受害。古代巡视耕作的君主，和百姓亲自接近；天子直属的土地和诸侯的封国，面积本来狭小，不能把事情全交给有关官吏，而且君主拥有公田，亲自查看收获，再把多余的利益施惠给百姓。后世把全部土地都交给百姓，只收取赋税；赋税轻，就可以不再补助；减少诉讼、减轻徭役，就可以不必巡视督察，为什么要把这些事交给贪婪或廉洁都不可信的官吏，让他们在耕作和送饭时骚扰百姓的妻子儿女呢？

译拓拔氏是夷狄，听说中原有圣人的道理，便挑选其中容易实行的部分来实行，于是奔走于各郡县，名义上称为劝农；又强行征取百姓中牛力有余的人家的牛，借给懒惰低劣而贫困的农民。这样搅扰纷乱，使百姓无法安定地从事生产，后果究竟如何还不知道，地方长官却粉饰政绩、增加赋税来邀求赏赐，天下的祸患，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蒙古征课百姓种桑，却把桑丝税加在不适宜种桑的土地上，这种祸害延续四百多年而没有停止。读古人的书却不知道变通，早晨刚懂得，晚上就照搬实行，以错误的道理来祸害天下；浅陋儒生的妄为，如果不是夷狄的君主，又有谁会听从呢？◎后废帝 〖一〗 纣王灭亡时，正确地给他定名为独夫。所谓独夫，就是拥有天下却国家必然灭亡，自身必然被杀，大义名分所赋予的尊贵也不足以让他安居，先王留下的恩泽也不足以庇护他。何况处在低下地位而成为独夫，从来没有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天下。刘休范凭借庸碌低劣，得以免于被残害君主的宋明帝杀死，竟在君主死亡、国家混乱之际，图谋求取天子之位；张敬儿带着一个健壮的士卒，冲入两万人的队伍中砍下他的头，竟没有人保护他，这就是独夫，还用怀疑吗？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做天子？然而他竟一度攻陷建业，几乎成为天子。太严重了！晋、宋末世，天子之位竟如此容易取得；而人们还想去争取它，失败后成为独夫而死的人是刘休范，成功后最终成为天子的人是萧道成。若只谈小聪明、小才能，萧道成远远胜过刘休范；但若从统治天下的君主这一点来说，刘休范和萧道成是一样的，都是独夫。萧道成弑杀君主，张敬儿取来白帽戴在他的头上，说：“事情必须趁热办成。”做萧道成心腹的人，像张敬儿这类人，就如同刘休范的许公与、丁文豪。褚渊虽然显贵，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三几个人，竟像拾取一根羽毛一样夺取了宋的宗社，把它交给萧道成，而萧道成安然坐享其位。唉！到了这种地步，天下难道还存在贵贱的等级差别吗？至于贤能与不肖，更不必说了。把天子看得如同草芥，却有人想替他行事；替他行事而未能成功，最终以独夫身份死去的，是休范；替他行事而成功，最终成为天子的，是萧道成。若从小聪明、小才能来说，萧道成远远胜过休范；若从统治天下来说，休范和萧道成是一样的，都是独夫。萧道成弑君后，张敬儿取来白帽戴在他头上，说：“事情必须趁热办成。”做萧道成心腹的人，像张敬儿这一类人，正如休范的许公与、丁文豪一样。褚渊虽然显贵，在宋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仅凭这几个人，就轻易夺取了宋的宗庙社稷，像拿起一根羽毛一样，把它交给萧道成，而萧道成安稳地占有了它。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天下难道还存在贵贱的等级差别吗？至于贤能与不肖，更是无从谈起了。曹氏篡位时，凭威势使群雄服从，又有讨伐董卓的名义，以及迎接蒙尘天子的功劳。刘宋篡位时，消灭鲜卑，俘获羌夷，荡平妖贼，诛灭桓玄，这些都是恭帝被夺取帝位却不怨恨的原因。司马氏虽然奸诈，但平定辽东、消灭蜀汉，经过四代以后才取得天下。萧道成不过是撬箱盗窃的小偷，只是向褚渊献媚罢了，却堂堂正正地面向南方登上帝位；评论者把罪责归于褚渊，还没有说尽。褚渊不过是一个无赖鄙夫，哪里能够把天下交给别人呢？如果没有褚渊，萧道成固然也足以篡位；除此之外，只是因为天子被视如草芥，人人都可以取而代之。前面有萧道成，后面有陈霸先，五代时又有石敬匪、刘知远、郭威，这样的篡夺也将要停止了。从未有天所立、民所奉的君主，而人们还想着取代他。君子对此，唯恐远离得不够快。陶弘景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说“只能自我欣悦，却不能拿来赠给您”，不过是表面含笑、内心怜悯他罢了。二 夷狄轻易杀人，是他们的天性。有时他们想出了使人活下来的办法，却并非真的有不忍伤害人的仁心，而是用使人活下来的办法去杀人，于是还自以为是在怜悯救助。唉！百姓遭遇这种情况，真是可悲啊！拓跋弘重用严酷刑法，常常命令反复审讯，以此自夸宽恕慎刑；但囚犯被拘禁多年，却不作判决遣送。他说：“人在幽闭困苦中就会思考善行，所以聪明人把监狱看作福堂。”可悲啊！因贫弱病困而死在监狱中的百姓，不知有多少，难道还要说监狱是福堂吗？《易经》说：“君子因此明察而慎重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滞留。”既然明察慎重，就应迅速判决：该受刑的受刑，该释放的释放，各得其所，不牵连逮捕别人。即使明察慎重还未达到极致，被冤枉的人也本来只占千百人中的十分之一。为什么呢？因为选择善于断狱的官吏，申明统一的法律，革除繁琐的条例，严格追究误判入罪的惩罚，被冤枉的人本来就只占千百人中的十分之一。人的真情和伪饰，在初次犯案时不可能掩藏；证人和证据尚未累积，供词还比较直率，事情已经穷尽、脸色已经显露，仍然可以察知。等到时间久了，调取案卷反复审理，移送其他官署审问，彼此说法有同有异，犯人的辩解也一再屈服、一再翻供，错乱就更加严重，审案者眼花心疑，反而更加混乱。不使案件滞留，是要根据人的最初心意来验证他的真诚；不是靠今年一个官、明年一个吏，颠倒反复地审理就能查出实情。若只是让人因饥寒疾病死在监狱丛棘之下，岂不是太惨了吗！把这种做法说成怜悯救助，也不过是嗜杀念头的另一种表现罢了。如果废除诛连门房的刑罚，那就对了。但门房被诛连的做法，也有它产生的原因。夷狄统治中原，王侯将相都是他们的同族，纷纷在驰逐争竞中崛起，成群结队地互相往来，成为朋友；于是一个人富贵，全族便骄横自满，耕田的人不再耕田，打猎的人不再打猎，依附权势之家，彼此煽动施虐。并不是被诛杀的人连累了门房，而是门房把别人陷入诛杀的情况更多。既然愿意和他们共同吞噬搏斗，也就应当共同承担危险和诛灭，这也是自取其祸。先前制定法律的人，深恶全族像蜂群一样聚集，依靠将领官吏求取食禄，众人共同作恶却让一个人独自承受灾祸；如果不连同门房一起惩罚，门房中败类的横行就会更加严重。废除门房之诛，却不禁止朋党随从的恶行，这就是拓跋氏因此积聚怨恨、最终灭亡的原因。

译顺帝 国家没有人才，就一定会灭亡；并不是将要灭亡的国家偏偏特别缺少产生人才的规律。君主猜忌太重，忠直果断的人就不能通达；君主猜忌太重而忠直果断的人又受到压抑，士人便相互习染，变得衰弱萎靡，即使有坚贞的志向，表现出来也不能成功。宋朝从孝武帝到明帝，怀着猜忌之心对待臣下，已经四十多年；又有两个暴君的凶狠毒辣夹在其中，人人都战战兢兢，朝夕不能自保，而苟且求全的习气已经形成。不肖的人沉沦于邪恶，拥戴叛逆、杀害君父而不惭愧，褚渊一类人就是这样。贤能的人即使怀有坚贞志向，也固然被迫变得萎靡；他们失败以后，不能树立光明正大的气节，即使成功，也没有办法取得安定天下的功业，袁粲、刘秉就是这样。袁粲和刘秉孤立无援，却想抵抗凶悍而党徒众多的萧道成，不惜牺牲生命来报答刘氏；这一点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苛求的。袁粲听到萧道成废立的谋划，却不能严词抗拒；刘秉把军队全都交给萧道成，把篡逆的权柄交给他，这些姑且不论。只是他们下定决心诛杀萧道成，幸而成功了，却不知道将怎样对待沈攸之，又怎样最终延续宋朝国祚呢？苍梧王昏庸暴虐，安成王柔弱怯懦，这些都是萧道成不放在眼里的；当时能与他争夺天下的，只有沈攸之。沈攸之难道又会把刘氏子孙放在心上吗？沈攸之想成为另一个萧道成，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军队已经顺流直下，而萧道成在京城内部被杀，那么沈攸之就会唱歌跳舞着入城，带着重兵，占据大功，把安成王掌握在股掌之间；袁粲、刘秉想要另作打算，本来就办不到。把社稷交给沈攸之，把宗庙交给萧道成，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我知道袁粲、刘秉二人到那时在歧路上仓皇失措，想像今天这样舍生报国，也已经不可能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把刚强果断看作忌讳，把深谋远虑视为禁忌；自孝建以来，士大夫已经养成了从容观望、等待时变的习气，蔡兴宗已经开启了这个源头，而其流弊再也无法止住。所以蔡兴宗死时，没有什么值得替宋朝惋惜的。蔡兴宗如果活着，不过成为袁粲或刘秉；否则，也只能成为谢朏罢了。史书称袁粲简朴淡泊、平素没有经世治国的才干，这并不是没有才干，而是习惯于保全自身、躲避罪责的手段，用来逃避猜忌君主的鼎镬，以至气势已经衰弱，不能再振作。宋朝末年的人才，大多如此。所以用猜忌驾驭臣下的君主，臣下便因畏惧而从旁流散：刚强变为柔弱，正直变为曲从，缜密变为疏漏；灾祸潜伏时没有警觉，灾祸发生后又没有办法。做君子的，无法挽救国家灭亡；小人就更不用说了。

译卷十六 齐高帝 凡是篡位者，没有即位时都称名，已经即位后才称帝，这是史书的体例。萧齐对天下没有功劳，只是窃取帝位，不足以列入帝王的统系；但仍称为帝，是因为北方有称魏的拓跋氏，所以尊齐为主，以保存中原正统。天下的治理，统属于天子。若把天下都直接置于天子的统辖之下，天下就会混乱。所以封建时代的天下，把统治权分给各国；郡县制时代的天下，把统治权分给各州。后世称道、路、行省、布政使司，都是州的不同名称。州牧、刺史是统治一州的人；州牧、刺史直接统辖一州而一州发生混乱，所以又把统治权分给各郡。隋、唐时称州，如今称府。郡守是统治一郡的人；郡守直接统辖一郡而一郡发生混乱，所以又把统治权分给各县。上级统辖得太直接就会混乱，分层统治才能治理好，并不只是因为上级的智慧不能洞察、才能不能处理。百姓的地位最卑下，他们认识事物、处理事务以及辨别真伪的能力本来就很不一致。处在尊位的人如果降低身份直接同他们治理政事，就会失去尊严威势，使百姓更加抗拒而苟且；如果用威势面对他们，百姓又会恐惧，不敢施展作为。所以天子的命令直接行于郡，郡就会混乱；州牧、刺史的命令直接行于县，郡就会混乱；郡守的命令直接行于百姓，百姓就会混乱。强者会轻慢玩弄，弱者会震恐失守，困顿而死。只有县令地位低而接近百姓，可以了解百姓的甘苦，完全掌握他们的真伪。只有郡守接近县令，可以察看县令贪廉、敏捷或拙劣，并督促他们取得政绩。只有州牧、刺史接近郡守，可以察看郡守施政的张弛宽严，并调节其行政。所以天子的命令不应直接行于郡，州牧、刺史的命令不应直接行于县，郡守的命令不应直接行于百姓，这叫作“一统”。上级越权侵入下级职权，职权层层下移，就是造成大乱的道路。可是暴君和污吏常常越级向下索取，以强迫下级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州牧、刺史不能治理郡守，郡守不能治理县令，县令也不能治理百姓。最混乱的时候，天子的命令直接下达给普通百姓，同他们互相督责，郡守、县令更加废弛，奸民更加放纵，懦弱的百姓更加困苦，国家就一定会灭亡。所以所谓统治，是依靠层层相承的关系来治理，并不是越过几层而遥相控制。东晋在江左拥有天下，名义上是天子，但当时的人已经说：不过如同太平时代的扬州刺史罢了。即使如此，荆、扬、徐、梁四州的土地已经很广，又加上交、广、宁三州的土地，与商、周的天下相比，版图并不狭小。但天子急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每天派臺使下到郡县，向百姓征求财物；这样看来，天子就像一个县令，臺使就像一个胥隶。臺使既然名义上是天子的使者，又拥有滥施威权的气势，那么百姓因督促逼迫而死的就多了；实际上这是天子的命令，但天子的威势已经轻薄，于是百姓无所畏惧，抗拒上级而使郡守、县令受到冒犯的也更多了。齐高帝即位后，命令群臣陈述政事，竟陵王首先把这一点作为奏议内容，说明他懂得治国之道。将要灭亡的国家，一定会频繁派遣使者向天下征求财物。派御史去了，又派给谏去了，还要派卿贰去了。百姓越来越怨恨，政事越来越废弛，郡守、县令越来越苟且偷安，从来没有不灭亡的。划定尊卑、限制越级，正是用来联结四海、使天下归于一统。因此《春秋》记载武氏子、家父、毛伯前来求取财物，用来揭示天王不像君主，并且亲自割断了维系天下的纽带。二 义是不能袭取、不能照搬的。君子在内心检验它，小人在上天那里检验它。内心不相信的事，君子不会去做；上天不顺应的事，小人也不会成功。只是说这是“义”，就凭借这个名义去责罚别人，那么这种义就在外部而不在内心。所以应当排斥把义看作外在标准的邪说，混乱就不会产生。齐对天下没有一寸土地的功劳，却乘着昏君暴政的机会窃取国家、杀害君主、灭尽其宗族，是神人都不能容忍、义所必然讨伐的对象。刘昶是宋室的至亲，率领拓跋氏三十万军队进攻寿阳，眼泪纵横，向将士们一一拜谢，要求为宋室泄除大仇；按义理说没有不能取胜的，却被垣崇祖的孤军困住，狼狈退走。第二次率军进攻甬城，周盘龙父子骑着两匹马，在万众之中驰骋，使大军畏缩回师。如此说来，难道是因为智慧和力量伸张而义理屈服，上天才重重保护萧齐、保佑乱臣贼子、挫败忠臣孝子吗？大概刘昶并不是能够凭义理使人服从的人。他逃奔时不仁，出仕拓跋氏时不正；而且借报仇之名向南侵犯，又预先订下向魏称藩的约定，以此蔑视中原残存的统绪。那么他挟持强大的夷狄来逞强，就是乘宋国灭亡之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唉！刘昶如果扪心自问，真的怜悯宗国灭亡、祖先不能享受祭祀、全族被杀而死吗？不是这样。刘昶当时正在流泪，自己尚且不能说明内心，天下人又怎么能由此了解他呢？然而上天已经看清了一切。所以他满怀愤怒出兵，却疲惫困顿地回来，这是上天夺走了他的力量。至于刘昶沉溺于索虏给予的荣宠，那么千年以后，人们仍可根据他的行迹来了解他的内心。合乎义还是不合乎义，决定于内心，并立即在外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经过上天验证，就更加可以确信，哪里能够掩盖呢？三 魏、晋以来，臣子的气节毁坏，士人的操行丧失；拥立新君来杀害旧君，早晨还并肩相处，晚上就向新君北面称臣，身处其中而毫不疑惧，天下人也彼此安然接受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唯独到了褚渊，人们都鄙视他：他的弟弟褚炤祝愿他早死，刘祥斥责他遮蔽面目，沈文季责备他不忠；而且他的儿子褚贲把接受封爵看作最大的耻辱，退居不仕。华歆、王祥、殷仲文、王弘、傅亮这一类人，都曾参与拥护逆臣，为什么唯独褚渊不被视为同类呢？这是天理的权衡显现在人心之中，即使只有铢两般的差别，也不会被混淆。参与篡逆而获得佐命之赏的人很多。有的是志向相同、共同谋划，因而心悦诚服；有的是私恩牢固结合，无法解脱；有的是当时不被任用，便奋起取得高位；再低一等的，则是为了保全身体、保住禄位而受人胁迫、诡诈追随。所有这些人，如果按照君子的标准责备，都没有可以容忍的；如果按照小人的常情推测，还可以相互谅解，但褚渊却不是这样。褚渊与宋室联姻，是宋明帝任命为冢宰的人。当时萧齐高帝还只是巴陵王休若的偏将，褚渊并没有借助他来取得富贵，也不曾与他共同谋划、彼此投合；双方没有恩德关系，志向不合，形势上也不相依赖，权力上更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情况。然而他决意参与逆党，自始至终促成篡位弑君，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自己不孝，脱去丧服以求进身，又忌恨袁粲服满丧期，想夺取袁粲的职位，使他陷入死地。宋朝不灭亡，齐朝就不能篡位，袁粲就不会死；他于是把君主交给别人，让别人加刀于君主，终于倾覆宋朝国祚，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快意而不顾一切。从此永远成为禽兽，不配列入人伦。所以在闺门之内，他的弟弟希望他死，儿子害怕他玷污家族；子弟不愿把他当作父兄。即使在流风衰败的时代，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人。否则，为什么偏偏对褚渊格外苛责呢？

译褚贲拒绝接受父亲的爵位，似乎不是人子应有的做法；但他退居墓旁，终身不出仕，也算先使自己保持清白，不损害父子相互隐讳的恩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忘掉利禄，才能在这种人伦变故中勉强保全人伦。若内心被名位权势所系，又怎么谈得上尊敬君亲呢？张居正以幼主为借口，杨嗣昌以消灭贼寇自我夸耀，幸而他们先死去，没有看到国家灭亡罢了；否则，他们一定会成为另一个褚渊。褚渊断绝了自己的根本，被上天抛弃，早已受到世人鄙弃；不必等到罪恶完全显露，天下才不能容他。武帝 一 范缜作《神灭论》来驳斥佛教，竟陵王萧子良用中书郎的官职诱惑他，想让他废弃这篇文章；范缜不屑于出卖自己的学说来求取官职，可以说是伟大了。不过，他立论不够严密，想借此规劝纠正萧子良、驳倒佛教的邪妄，实在很难。萧子良不过是一个翩翩的纨绔子弟罢了。他低头审视自己，若不是他的祖父乘时窃取帝位，他也只是有些辅佐才干的人；如今却封为王侯、位居三公，惊喜之中连这些富贵从何而来都不知道。即使不想认为这是前世积下的福报，也无法做到；范缜怎么能用空疏高远的言论来打破这种想法呢？范缜所谓“树木花朵一齐开放”的论说，已经十分浅陋，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其浅陋。萧子良凭借篡逆留下的余润而位居王侯，看起来是铺席被褥，实际上却是粪坑污秽；范缜修养文德、身为士人，看起来是铺席被褥的材料，他自己却把它看成粪坑污秽。若以富贵贫贱来判定清浊，就已经和萧子良因惊喜宠辱而失去立场的心态相同了，又哪里足以驳倒他呢？用福报来诱导、尊崇信奉佛教的人，聪明者尚且会轻视它；说形体消灭而精神不灭，信佛者中的有智慧的人也会说这是执著于常见而加以非难。对大道没有见解，只抓住一些支离的言论去驳斥它，就像用没有后援的孤军去挑衅蜂群般聚集的盗寇，没有不遭到挫败的。萧子良凭什么知道精神不会灭亡呢？他说精神不灭，于是就提出一套说法来证明它不灭。范缜又凭什么知道精神一定会灭亡呢？他说精神会灭，于是也提出一套说法来证明它会灭。若不是对性命的本原有所体悟，并且实践人道的最高境界；若不是认识就真正认识、实践就真正实践，像揭开日月一样没有隐蔽，又哪里够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呢？浮游不定的议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参与到极端不仁的立场中，而君子之道却因此不能充满天下。后世儒者对佛教，有的被它迷惑，有的加以驳斥；两方面都没有根据，而驳斥佛教的人转而被佛教迷惑的，并不少见。韩愈也不能保证自己守住正道，难道这是范缜所能承担的吗？他进行辩论却不能取胜，争论反而屈服，原本有其根本原因。范缜把贫贱看作粪坑污秽，韩愈把《送穷》写成悲叹；小人只懂得利益的心思，不能理解义理，又哪里能够树立义理呢？佛教中有智慧的人尚且会当面嘲笑并鄙视他们。这就证明了，没有后援的孤军必然会被盗寇擒获。二 官吏没有固定俸禄，贪赃就判死罪，每天杀人，贪赃反而更加严重；有了固定俸禄，贪赃仍判死罪，本来可以无可推辞地说这是冤枉，但每天杀人，贪赃却更加严重。老子说：“百姓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威吓他们呢？”这话确实正确。拓跋氏尚未颁行俸禄时，枉法受财十疋、义赃二十疋，就判死罪；实行俸禄以后，义赃一疋、枉法受财无论多少，也都判死罪；这只不过是制定残酷暴虐的法令罢了。官吏难道能没有贪赃一匹的人吗？除了于陵仲子那类人，从大贤以下，没有谁能免于此。人人都像在后羿的箭囊射程之内，只得设法逃避法网，于是上下相互包庇，以求侥幸免罪。那些没有免罪的，是因为不与权贵交往，得罪了上官，查办奸猾胥吏的过错、拂逆奸民的欲望。亲近奸猾胥吏，放纵奸民，讨好上官，侍奉权贵，即使枉法贪赃千匹也能免罪。反过来，即使没有贪赃一匹，也不愁找不到可以搜查摘取的罪名。因此，天天杀人，而贪赃反而更加严重。不懂得治理之道，却用严酷苛细来推行法律，弊端必然如此，丝毫不会改变。所以拓拔让群臣自行审查，认为不能战胜贪心的就辞去官位；慕容契说：“小人的心没有定准，帝王的法却有一定准则。拿没有定准的心去奉行有一定准则的法，不是我所能承受的，请求依从规定罢免我。”这番话所说的，是固定法令的设置只能使人人自危，却又使人人都有可能逃脱，其含义很深！元宏没有领悟，死者不断增加，而贪赃仍未受到惩罚。难道只是下层流弊无法止息吗？是因为杀人的人反而在引导人们这样做。三 拓拔氏禁止谶纬之书，前后共有两次；到太和九年，下诏焚毁，留下不烧的按大辟罪论处。邪说借助一时的淫靡之气而兴起，泛滥到极点后，必将自行消亡，这正是该消亡的时候。于是连里巷中不载于经典的占卜术也一并委弃并加以禁止，真是高明啊！提出这一主张，是要引导百姓走正道，使他们慎重对待吉凶。礼书说，占卜者问卜时应问：“这是义吗？还是心愿吗？如果是义，就可以问；如果只是心愿，就不可以问。”又说：“借助时日和卜筮来惑乱众人，处死。”因为卜筮是君子的事情，不是小人的事情，里巷之人没有资格参与。君子进行卜筮，是在义理上有两方面疑惑、对所信之事尚未作出决定时，通过询问来践行所信；事情违背自己的心愿，自己又违背外物，尚未能够顺应时势时，通过询问来思考如何顺应。得到可以相信的判断并去践行，思考如何合于顺理，那么上天就会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像这样的道理，难道是里巷小人所能知道的吗？又难道是里巷小人所应当费心去知道的吗？因此，对它施行严刑加以禁止，不只是为了消除奸邪之徒妄自兴起的苗头；即使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也不能让这种做法扰乱人心。死生，是人生道路上的大事。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妻子儿女，患病而不忍心让他死去，那么调养护理他就是了。却还要跟着去占卜，如果卜得凶兆，难道就要放弃他、停用药物和饮食吗？如果卜得吉兆，难道就因此安慰自己而疏于侍奉省视吗？里巷之人因此妨碍孝慈之情，导致亲人死亡，事后追悔也来不及了。婚姻，是人生道路上的大事。必须辨明族类，年龄必须相当，才能和品性资质也必须相称，仔细审察斟酌就是了。却还要跟着去占卜，如果卜得吉兆，难道即使不是同类也要与之结合吗？如果卜得凶兆，难道即使是佳偶也要与之分离吗？里巷之人因此扰乱婚配，有时导致诉讼，事后追悔也来不及了。又比如敌寇到来而躲避，这是不得不做的事。躲避必须抓住时机，不能等待；躲避必须选对地点，不能迷失；深思熟虑而谋划，明白事理的人尚且很少有不能免祸的。却还要去占卜，如果卜得吉兆，时机和地点都错失了，难道一定要走进陷阱吗？如果卜得凶兆，时机和地点都正合适，难道一定要背离平坦的道路吗？里巷之人因此陷入凶险危难，事后追悔也来不及了。由此说来，里巷中盛行卜筮，难道只是把天下引入邪道吗？还会把百姓陷入凶险、危难、灾祸和悔恨的道路。可是愚昧的百姓没有见识，正奔跑着趋附它，像野鸭飞奔一样。王者应当使天下安定，并用正道引导百姓，所以王制认为，若不处死，就无法禁止这种事。

译至于里巷卜筮中那些背离经典的术数，在古代究竟是什么情况不得而知；按今天的情形来说，就是先天序位、世应游魂，从陈搏那里窃取卦气，从魏伯阳那里承袭纳甲，又把六神、生克、神煞参杂进星命家的琐碎说法和巫觋的妖术之中。自焦延寿、京房以来，这种欺罔已经很久了。沿着这种流弊发展下去没有止境，作为君子儒者，不能从流俗中拔身出来以守护先王之道，反而还相信这些妄说，把它们抬高到羲、文、周、孔之间，芜杂他们的精微言论，背叛他们的大义，只是用来迷惑百姓，把百姓引向险阻。唉！拓拔氏是夷族，却知道禁止这些东西；作为君子儒者，却用淫靡的言辞为它文饰，把它尊为天人之间最高的教诲，竟不称它为异端，怎么可以这样呢？程子鄙弃康节的术数而不屑学习；康节的术数，就是里巷术士的东西。四 拓拔氏太和九年，听从李冲的请求，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里长”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李冲大概是仿照《周礼》遗留下来的制度来设置它的。现在拿周代制度来考察，王畿方圆千里，有田九万万亩；按古代一亩一百步、今天一亩二百四十步折算，田地约有三万七千万多亩；按今天起科征税的中等标准推算，粮食大约二百二十万石。与今天吴县、长洲二县的赋税相比还少，那么它的土地就狭小，人口也少了。周代的诸侯国有一千八百个，与今天州县的数量相比还少得多。土地非常狭小，人口非常少，分别细密地划分管理，也就容易了。况且诸侯征收赋税、治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有不采用周制的，例如齐国的轨里制度、楚国的牧隰制度，不可能强使天下都相同。用治理众多大国的方法治理少数小民，就会疏阔而无法治理；用治理少数小民的方法治理众多大国，就会烦琐而无法实行。所以《周礼》的制度，在一个邑中实行会有效，在天下实行却未必有效的情况很多。设置三长，李冲并不是为了使百姓安定，而只是为了核查百姓隐瞒户口、冒充身份的情况。拓拔氏起初的制度，是每三十至五十家设置一个宗主，开始把人编为一户，制度还很粗略，因此隐瞒冒报的很多。李冲制定繁密的法令，使百姓无处藏匿隐瞒，这是用细密的网捕尽鱼的办法，也正是商鞅用来使秦国强盛、却使百姓陷入涂炭的办法。况且，任何一种法令都不能整齐划一地用于天下；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能改变我的这个说法。土地有肥沃和贫瘠，百姓有淳厚和顽劣，担任首长的人也应有所不同。百姓疲惫而贫弱，那么五家的负担就会集中到一家；百姓强悍而顽劣，那么这五家就是设置一只豺虎来压在他们头上。况且对三长所要求的，究竟只是考核征收赋税和徭役吗？还是还要兼管诉讼、监狱和禁令呢？如果兼管禁制，就会弱肉强食，相互逼迫而没有穷尽；如果只负责赋役，就会出现李代桃僵的情形，彼此倾轧而供应不足。狡猾的人借公事和私事搜刮，拙笨的人奔走忙碌而不得闲，百姓受这种制度困扰，已经到了极点。除了商鞅，还有谁忍心做这种事呢？百姓没有首长，是不可以的；隐瞒冒报而没有考核，也就无法追究违法行为。但法令不可不简明，任用首长也不可不宽缓，这正是王道容易实行的地方。那么，每三十至五十家设置一个宗主，已经不能说不严密；又把五家紧密排列起来设置一个首长，这种祸害难道还有边际吗？百姓不能没有首长，但设置首长也有相应的办法；应当斟酌古今变化，参照事务和时势的适宜程度，减少首长的数量而使法网不要过密，轮流替代并相互制约，这样弱疲贫困的人就不会受困，强横豪族也不会横行。如果按照李冲的办法，免除其赋役，三年没有过错，就升任党长，再免除他所管三夫的赋役，我知道奸民必然会无止境地放纵妄为。概括说来，天下这样广大，田赋这样多，人民这样众多，本来就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法令来治理。有王者兴起，应当斟酌腹里和边方、山泽的肥瘠、人民的多寡、风俗的淳厚与顽劣，顺应各地原有风俗的便利，让百姓自行陈述情况，由邑中的贤士大夫斟酌，由良好的官吏裁定，由公卿决定，最后由天子制定；这样可以实行数百年而不衰败。却不能把南方和北方合并看待，把山地和泽地齐同起来，把刚强和柔弱等量齐观，把有利和不利一概而论，强使天下完全相同，还自称这就是均平。因为一成不变的法令，对这里大有利处，对那里就可能大有害处。怎么能够实行呢！五 齐国因为民间谷物和丝帛非常便宜，官府便拿钱出来收购，这也是一种权宜之法，可以救济偏弊。百姓从事农业和蚕桑等本业来谋生，积累辛勤劳苦所得，作为生活所必需、帮助天子守护国家的东西，没有比谷物和丝帛更重要的了。农夫终年耕作，纺织的妇女整夜纺织，遍及四海，经历万年，所经营的始终只有这些。然而婚丧所需、医药所需、盐的费用，以及亲友乡邻之间相互酬答，很多并不是只凭谷物和丝帛就能办成的，必须用金钱来补助。于是人们拿着粮食、抱着布帛，耗尽一整年的精力和积蓄到市场上去，而奸商和杂艺之人却把它们像土块草芥一样肆意挥霍；所以菽粟竟像水火一样贵重，而天下的不仁之风更加严重。孟子所说的，是亲眼见到齐、梁两国饿死的人充满道路、仇杀接连不断时说的，并不是可以普遍适用的论断。在物价应当上涨时，却不能使它降价；上面禁止它涨价，囤积粮食的人便停止出售，价格反而更加飞涨。在物价应当下跌时，却不能使它上涨；上面禁止它降价，持有金钱的人便不肯购买，价格反而更加下跌。所以官府加以禁止，还不如不禁止。不得已时，价格低就由官府收购，价格高就由官府出售，这就是“常平”之法。但这还没有说尽。官府收购粮食，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荒年才出售呢？可以用来供给军队、供应国家用度，免除百姓缴纳粮食实物的赋税，改折为金钱抵缴谷帛之赋，这样富户自然会打开粮仓、取出箱笥来收集金钱，物价自然就平稳了。所以说：这是一种权宜之法，可以救济偏弊。至于王者调节、宣通物资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又怎么会到了谷物和丝帛被看作土块草芥的地步呢？金钱不聚敛在上层，而是散布在民间；技艺不在市场上泛滥，而是使游民急切需要衣食。即使年成丰收、桑蚕兴盛，只要金钱便宜而自然流通，又何必等到官府收购之后，才使农夫和纺织妇女不受困呢？所以应当使粮食能够产生价值、金钱不致滞积，然后百姓才会兴起仁义。菽粟像水火一样珍贵，哪里比得上金钱像瓦砾一样常见呢？六

译拓拔宏下诏让群臣谈论政事，李彪所说的，接近于治国之道，是君子必然会采纳的意见。其中尤其好的一条说：“父兄被关进监狱，子弟却没有悲惨的神色；子弟受到刑罚，父兄却没有惭愧的神色，仍旧安然宴饮，衣冠也不改变，骨肉之间的恩情，难道应当如此吗？父兄有罪，应当命令子弟袒露上身到宫阙前请罪；子弟获罪，应当命令父兄露出奏板陈述自己的过失，请求有关官署解除对他们的处置。”在已经坠落的人伦中扶起人伦，在已经消亡的天性中触发天性，不是已经达到极点了吗？父兄引咎、子弟请罪，是外在的礼文；至于其中孝慈恻隐之情究竟存在还是消亡，还不能知道。如果只是拘泥于这种礼文，又哪里值得尊重呢？但事实并非如此。天下人如果趋向浮华文饰，就应当使他们返归质朴，以去除虚伪；天下人如果丧失质朴，就应当用文饰来引导他们，以触动其内心。所以用质朴来节制文饰，是对想成为君子的人说的；用文饰来保存质朴，则是因为怜惜质朴的消亡，要使质朴能够树立。天下无道时，人的质朴本来已经浅薄了，但仍有尚未完全消失的东西：举止神色和谈笑之间，面对他人还会产生惭愧之心。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说：“忠、孝、慈、友之情的深浅厚薄，符合人的本质表现出来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究礼文呢？”于是便坦然地只按照自身在欢喜、忧戚、便利、安逸时的感受行事，最终使人的本质永远丧失而不留余地。如今假使父兄获罪的人要袒露上身到宫阙前，子弟被判刑的人要退到官署反省，那么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会希望父兄子弟免罪，而自己能够立即安宁。这种感情一旦被触发，天性中的孝慈之情就会相互牵引而流露出来，小人的恶念会收敛，君子的志向会舒展；这难道不是挽救衰薄风气、扭转残忍人心的最高妙办法吗？近世有个南昌人熊文举，任吏部郎。他的父亲在家中收受贿赂，写信给文举，替别人求取官职；巡逻者得到这封信后，他的父亲被逮捕审问并发配戍边，而文举因为声称自己不知道此事而获免，仍照旧任职，渐渐升迁做官。不到三年，天下就沦陷了。悲哀啊！三纲断绝，人道轻蔑，难道只是一个家庭有余祸吗？七 正统的论说，起源于五德。五德是邹衍的邪说，用来迷惑天下，并且牵强附会地给古代帝王加以验证；秦、汉因此沿袭它，大体都是方士的说法，不是君子所应齿列的。汉代以后，这种说法虽然没有能够彻底断绝，但争论五德的人很少；只有正统问题聚集众说纷纭，争论不止。拓拔宏想把自己列入帝王之中，高闾想承接苻秦的火德，李彪想承接晋的水德；且不说刘氏、石氏、慕容氏、苻氏不能用五德来论定，司马氏以狐媚手段篡夺帝位，又有什么德可以称说呢？夏崇尚黑色，殷崇尚白色，周崇尚红色，这在礼书中记载得很清楚。按照邹衍的说法，黑色属于水，白色属于金，红色属于火；至于五行相生相胜，难道有固定不变的法则吗？天下的形势，不过是一时分离、一时合并，一时安定、一时动乱罢了。分离之后重新合并，合并的政权并不是继承分离的政权；动乱之后恢复安定，安定的政权也不是继承动乱的政权。明白治乱、合离各有其时，那么为什么还要讲五德相互禅让，并一定要追求一统相承呢？上古的事情已经无法考察了。三代以后，我只知道秦、隋的动乱，汉、唐的安定；只知道六代、五季的分裂，唐、宋的统一。治乱合离，是天道；使天下统一并得到治理，是人的作为。舍弃人的作用而窥测天道，舍弃君临天下的治国之道而讨论一个姓氏的兴亡，于是便产生了正统之争，只把统一天下作为主旨。所以宋濂作史，把元朝定为正统，破坏大义的防线，也都可以托词掩饰了。汉朝亡于献帝，唐朝亡于哀帝，这是明白的。延续旁出的孤立支系，以蜀汉承接汉统，贬抑魏、吴而让晋承接其后，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晋的篡夺建立，又哪里比魏、吴高明，凭什么可以继承汉统呢？萧詧召来夷族而使宗国灭亡，窃据一小块地方，却想保存它作为梁的正统；萧衍的叛逆，又没有什么比陈霸先更高尚，何况萧詧呢？李存勗不过是朱邪部落的人，李昪也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儿子，却一定要把他们冒充姓李的妄说置于各国之上，使他们承继唐统并传给宋，那么刘渊可以继承汉统，韩山童也可以继承宋统了吗？近世有个李槃就是这样说的。一个时期统一，一个时期分裂；一个时期安定，一个时期动乱，由此可以知道天道，也由此可以知道人的治理。超过这些事实还要讲五德、讲正统，在朝廷上喋喋争论，舞弄文辞彼此炫耀，又何必这样喧嚷争辩呢？八 篡逆之臣本身并不足以诛讨，君子所厌恶的，是把逆臣推上去、授予他们篡位弑君资势的人。像曹操、刘裕，都是凭自己的能力逼迫并夺取君位；曹操不是等荀彧授予他权柄才起事，刘穆之、傅亮则是依靠刘裕取得富贵，并不是刘裕借助他们才兴起。司马懿的叛逆，是刘放、孙资进用并授予他权力造成的，刘放、孙资的罪责无法逃脱；然而刘放、孙资本来就是天下最阴险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再诛杀的。萧道成的叛逆是谁授予他的？是刘秉。萧鸾的叛逆是谁授予他的？是萧子良。刘秉的忠诚、萧子良的贤能，与刘放、孙资相比，善恶相差悬殊；但他们优柔寡断、畏怯不前，只修饰礼让的虚文，终于造成实际的祸患，这才是君子特别厌恶的地方，因为这两人足以承受君子的厌恶。金日磾谦让霍光时说：“我是胡人，而且会使匈奴轻视汉朝。”他审慎地估量自己，深知霍光的才干，对国家的用心也极其深厚。然而在金日磾一生之中，霍光不敢接受封爵，上官桀不敢放纵自己的志意；可见金日磾本来就是毅然把国家安危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特意避开了这个名义。刘秉是宋的宗室，萧子良是齐的近亲，接受托孤的重任，地位可以制约百官，品望可以使天下服从，忠诚可以向君父申明；可是他们却迂回退缩、另作退避，明知奸贼不可测，仍恭敬地修饰礼让的文辞；宗庙社稷的责任在自己身上，却糊里糊涂地忘掉了，也不加以忧虑。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缺乏果断吗？恐怕也是忠诚不够深厚。因此君子厌恶他们。《易经》说：“谦，是德行的把柄。”君子以谦逊作为把柄，用来消除天下人的争竞；难道能丢掉这个把柄而把它当成单纯的谦让，从而招来奸邪之徒，使他们得逞吗？刘秉最终死于刀刃之下，萧子良忧郁而死，也都是后悔不及了。有人又称说：“子良仁厚，不喜欢世俗政务，所以把辅政之任推给萧鸾。”他确实不喜欢世俗政务；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山椒水湄独自睡醒而歌，又为什么要站在百官之上却不早早退隐呢？

译◎郁林王 一 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尚书》是孔子删定的，况且尚且不能全部相信，何况后世的史书呢？郁林王萧昭业不配做君主，这本来是事实。然而说“世祖积存的钱财和金帛多得数不清，不到一年就用光了”，却是诬蔑。考察这一年之内，他并没有做过建造倾宫璇室、撕裂锦绣、凿池种莲之类的事，难道只凭掷涂、赌跳这些游戏，就把无穷的国库耗尽了吗？隋炀帝的奢侈已经达到极点，使用国库十三年还没有耗尽；郁林王在位才多久，怎么会突然把国家财用耗空呢？当初他刚即位时，王融已经有了废立的谋划；萧鸾排斥压制竟陵王萧子良，挟持权力辅政，也已经有篡夺之心。萧鸾拉拢萧衍共同谋划，又征召随王萧子隆，于是他的阴谋更加急迫；郁林王坐卧都如同在刀锯之上，只是愚蠢而不知道罢了。萧鸾已经弑君自立，王晏、徐孝嗣便罗织郁林王的罪恶，用来掩盖萧鸾滔天的罪行。要加罪于人，哪里还愁找不到罪名呢？史书对宋主刘子业和刘昱，都详尽记载他们的罪恶，把那些不合人理、污秽淫亵的事情写到极点；但所说的就一定全是真的吗？乱臣贼子弑杀君主、篡夺国家，怎么可以说君主只是有小过，而我实在不能容忍呢？他们把君主极力丑诋，仍觉得不够，本来就是他们惯用的做法。宋孝武帝曾受到逆臣刘劭的祸害，明帝又一定要拥立刘昱并巩固他的帝位，齐武帝英明而节俭，他们难道不知道子孙不肖，因而想设法加以匡正吗？大臣怀着人人都可以做君主的心态，并不以拥戴贼臣为耻，谁又会在事先向君主进献预先教导的方法，在事后进献规劝的言论呢？他们只是等君主失道以后，揭露他的罪恶，再把他杀掉罢了。这几位君主，难道也曾违背师保的教训、杀害忠臣谋士吗？由此就可以知道朝廷中人的真实心态了。人道断绝，廉耻丧失，竟然公开指责、数说君主的罪恶，还加上过分的言辞，说：“这样的人，本来就应该被弑杀，也本来就应该被篡夺。”这种话哪里值得相信呢？二 人如果不仁，他的言语和行动都不是常人所能揣测的；天下如果不仁，亲近谁、背弃谁，全凭自己的意愿而定。不仁，不只是说残忍、嫉妒、加害别人。残忍、嫉妒、加害他人的人，也一定是先使自己的内心昏昧，对自身漠不关心，对天下漠不关心，然后才敢作恶而无所顾忌。即使这样，有时还会遇到极其不能忍受的事情，仿佛鬼神降临面前，内心忧惧不安，这时人的仁心虽已衰微，却还没有立即从心中消失。只有那种行善不努力、作恶也不努力，对自身漠然，对天下漠然，悠闲游荡、坦然自得的人，才是真正的不仁，就像尸体虽然保存着人的形状，却已经没有足以使它感到悲喜的东西一样。这种思想，老聃、杨朱、庄周首先倡导，魏、晋以来，王衍、谢鲲之流又推波助澜，冲决了忠孝之心，抛弃善恶的分别，说名分义理都只是先入的见解，说是非不过是天地间自然的声响，与我有什么关系？对自身漠然，就丧失了自我；对天下漠然，就丧失了同类之心。这种说法一旦流行，天下便形成一种像刀刺不伤、火烧不着的习气：君主可以被弑杀，国家可以灭亡，百姓可以陷于涂炭，社会可以解体、人民可以离散，却仍然悠然自得。天下都陷于不仁，所造成的祸害与洪水猛兽相当，甚至还要严重。萧鸾弑杀郁林王时，谢瀹正和客人围棋，棋局结束后，便躺下不再过问；虞悰听说变故，只说：“王晏、徐孝嗣把天子捆起来废掉，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江斅则借口生病，呕吐着离去；谢朏出任吴兴太守，送给弟弟几斛酒，说：“你尽力把这些酒喝了，不要参与政事。”这几件事，当时人把它们传为高尚之举。身为臣子，食用国家的俸禄，国家灭亡、君主被弑，却像看着黄雀啄食螳螂一样，只当作笑话旁观；若不是极端不仁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所以，刻薄残忍的人，即使没有及时制止，祸患已经殃及君主和亲人，但在清静的夜晚独自思量时，仍会萌生惭愧悔恨之意。只有谢瀹、虞悰、江斅、谢朏这些人，安然自适，生命的机能已经被斩断，连痛痒都不知道，仁心才永远不再在他们心中萌发，于是人理也彻底断绝了。士大夫倡导这种风气，天下人便跟着仿效，形成了一个不仁的天下。追溯祸患的根源，只有老聃、杨朱、庄周、列子所说的“守雌”“缘督”之教，才是这种仁心之贼。君子厌恶这种思想，把它看作洪水一样；厌恶的就是这一点。

译明帝 一 人才衰败，到齐、梁时期已经达到极点。但也不是所有人才都衰败了，只是尸居大官、掌握大政的人，在上层衰败罢了。明帝凶暴悖逆，高帝、武帝的子孙被杀戮殆尽之后才停止，而大臣们却在饮酒下棋之间谈笑自若。可是晋安王萧子懋死时，他的防閤陆超之、董僧慧，先前都曾与萧子懋谋划起兵，唯独能够不忘自己的初衷：董僧慧请求厚葬萧子懋；已经没有人要杀他了，他看到萧子懋幼子的问父书，悲恸一场便死去。有人劝陆超之逃走，他说：“我如果逃亡，不仅辜负晋安王的恩德，也恐怕会被田横的门客嘲笑。”于是端坐等待被捕，后来被门生杀死，头颅落地而身体仍不倒。陆超之、董僧慧二人，不只是在慷慨赴死这一点上可贵，他们能够明辨义理，临事迟疑反复考量，濒临死亡仍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假使把托付孤儿、寄托性命的责任交给他们，难道还不能称为社稷之臣吗？然而他们都出身寒门，身为武吏；至于王氏、谢氏、徐氏、江氏这些世代贵胄、华门清流和文苑中的人物，世人还把他们看作泾水、渭水那样的明显差别。拿他们同那些转而忘记君主、安心帮助逆贼的人相比，究竟谁清白、谁浑浊呢？所以说：尸居大官、掌握大政的人在上层衰败了，但下层并没有完全如此。永嘉之后，风俗衰败了。但西晋初年东渡时，还有郄鉴、卞壶、桓彝这些人，坚持正道，树立了立朝的节操；纪瞻、祖逖、陶侃、温峤，则忘却自身来共同救助国家的艰危。到了谢安去世、王国宝掌权以后，身居高位的人仿佛有一套衣钵相互传承，把高位据为私门世代相传的家产；君主屡次更替，社坛屡次改易，而那些盘踞如磐石的家族却安然如故。于是他们把苟且保住官位看作最好的谋划，把改换国姓、改变服色看作浮云聚散一样无关紧要。只有寒门武吏没有可以凭借的世代产业，才得以独自保全恻隐、羞恶的天良。由此说来，爵禄是天子用来统一人心、移易风俗的大权，不可以轻率授予臣下，使臣下据此把自己看得尊贵，这一点也很明白了。世代相传的家业，是天子所应守护的，不是臣下可以凭恃的。乡里平民的子弟从祖父那里得到一顷田地，便因为赋税而怨恨县官，这和上述情形又有什么不同呢？拓拔宏说：“君子之家，不一定有当世所用的才干，却必定要使德行纯厚。”所谓德行纯厚，难道不就是不顾名分义理，只想长久保住富贵家世吗？二 拓拔宏的虚伪，是儒者的耻辱。拓拔宏的虚伪，既欺骗别人，也因此长期欺骗了自己。他想迁都雒阳，却拿讨伐齐国作借口；当时谁不知道这是虚伪，只是事情还没有显露出来，没人敢公开同他争辩罢了。他拿出府库里的金帛、衣服和器物赏赐群臣，下至百姓，进行无缘无故的赏赐，用来诱导百姓、求取声誉；得到这些东西的人本来并不认为这是恩德，这些行为都是欺骗别人，结果恰好也欺骗了自己，但还没有把他的虚伪完全暴露出来。到了天不下雨、连续三天不进食的时候，他要欺骗谁，欺骗上天吗？人没有能够三天不吃饭的，何况是养尊处优的皇子呢！他高居深宫，平时吃什么，谁知道？他说不吃，谁相信？大官不送饭，食物器具不齐备，宦官和宫妾在身旁，谁能禁止他们供给食物？他果真没有吃吗？可是他却告诉别人：“几天不吃饭，仍然没有感到什么。”这是要欺骗谁，欺骗上天吗？拓拔宏习惯于这样虚伪，当然就会说：圣王之所以成为圣王的道理，我已经知道了；五帝可以增加为六帝，三王可以增加为四王。自从冯皇后去世，拓拔宏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此后五年之间，他修建明堂，整顿祭祀典制，确定祧庙制度，在圜丘祭祀、到东郊迎春，确定五德次序，举行朝日礼和养老礼，修治舜、禹、周公、孔子的祭祀，举行藉田礼，实行三年考核政绩的制度，禁止胡服、胡语，亲自到阙里祭祀，搜求遗书，建立国子、大学、四门、小学，确定族姓，宴请国老、庶老，允许群臣服满三年丧期。浅陋的儒生争相称颂这些事情，以为荣耀。所有这些事，《典》《谟》都没有说过，孔子、孟子也没有讲过；除了建立学校、服满丧期以外，其余全是汉儒依附经典、穿凿附会、追逐末节而舍弃根本，并杂取图谶、纬书和巫觋之言来粉饰耳目的做法，只不过被拓拔宏施行成了所谓王道而已。让尉元担任三老、游明根担任五更，难道不是辱没名教、使当世士人感到羞耻吗？所以说，这是儒者的耻辱。先树立德行，然后道义才会随之建立；先树立道义，然后政事才会随之建立。诚是德行的根本，欺骗则是诚的反面。汉儒依附经典，刻意雕饰，把这些当作文章，都是不诚实的政事，却说帝王之所以成为帝王，就全在这些事情上。把这些事情全部实行起来，用来欺骗天下后世的，只有拓拔宏。后来的评论者还艳羡地称颂他，认为这是儒道的光荣，仿佛汉、唐、宋的贤主都比不上他。不顾一天的劳累，不吝惜金钱的耗费，便已经成为后世所欣慕的对象；那么儒者难道要凭借这种道术博取宠荣、夸耀门庭吗？所以说，这是儒者的耻辱。即便如此，这难道足以成为君子儒的耻辱吗？君子儒凭借道义辅佐君主，根本在于德行，建立在于诚信。看拓拔宏所做的事，不过是沐猴而冠、优伶演戏罢了。史书把拓拔宏虚伪的政事详尽记载下来，是为了说明那些没有根本、仿效汉儒附会而成的文饰，也不过是索虏欺骗别人的手段，这些都可以作为鉴戒。三 王敬则的儿子王幼隆，因为谢朓是他的姐夫，便把谋反的计划告诉了谢朓；谢朓告发了这件事，王敬则失败而死，谢朓升任吏部，于是夫妻之间的恩情断绝了。后来始安王萧遥光想要同谢朓一起谋反，谢朓又把这件事告诉左兴盛，结果被萧遥光杀死；这样一来，他连保全自身的打算也失算了。因此评论者责怪谢朓反复倾险。即便如此，假使谢朓听从王幼隆，把他的谋划保密；又听从萧遥光，接受卫尉卿的任命而作内应，那么在道义上本来就已经不可以了，事情败露后又和同谋者一起被杀，这又怎么能算保全自身的智慧呢？唉，士人身处乱世、遇到乱臣，真是艰难啊！像谢朓这样的人，既没有显赫的地位声望足以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没有长于谋略、足以决定成败的才干，只是因为文辞才华优美而受到同辈推重罢了；而那些图谋不轨、想侥幸成功的人，一定要拉他一起参与，不肯放过他，谢朓难道是有幸遇到这种事吗？无端遭受这种痛苦，前进便背负叛主的罪名，退后又留下辜负亲戚、出卖朋友的遗憾，真是“手里拿着粮食出门求卜，哪里还能得到好收成”。谢朓的诗说：“大江日夜不停地流，客居之人的悲哀没有尽头。”他的悲哀确实值得悲叹啊！

译谢朓只是没有听闻君子的教诲，不能把自己立身于少犯过错的境地罢了，并不是心怀不可测的阴谋、陷害别人以使自己得利的奸险小人，但最终还是因为不能善终而死。君子处在这种情形下，是有办法的：可以不做官，就不要做官；做官后可以退，就不要等待时机，立即退下；实在无法退身，就安静得像愚人，简朴得像放荡之人。既然已经成为文人，那么除了山川云物之外，不谈及当世政事；交往也不亲近乱臣，这就接近庄周所说的处在“有才”和“无才”之间了。再加以修养品行，持守端正严肃。乱臣会说：“这是沉溺于词章技艺、木讷强硬而不懂政事的人，不值得同他谋划。”这样，即使乱臣心怀恶意想把事情告诉他，到了他面前也会默默离开。荣耀无法施加于他，羞辱无法加到他身上，福气无法惠及他，祸患也无法牵连他，大概就可以免祸了吧！谢朓不能做到这一点，名声败坏，性命也随之丧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又哪里像范晔、王融、祖珽和魏收那样狂悖鄙劣呢？俗话说“文人没有品行”，也不能概括地用来指责谢朓。东昏侯 一 扬雄说：“鸿雁飞在高远幽冥之处，射鸟的人怎么能捕捉到它呢？”扬雄自己没有能够践行这句话，但这句话本来很值得深入长久地思考。“幽冥”说的是时势，“飞”说的是道。鸿雁把飞翔当作自己的道路，并不是等到处在幽冥之时才飞翔；但它处在幽冥之中的方法，却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射鸟的人不能捕捉它，并不是因为没有捕捉它的心思，而是受到幽冥环境的限制，只好停止张弓待发的机势。如果有可以捕捉的机会，那么在幽冥之中反而会更加用力地捕捉。只有使射鸟的人忘掉捕捉它的念头，鸿雁才可以安然飞上云路；这在于早已消解了射鸟人的欲望。王敬则谋反时，想劫持何胤，让他担任尚书令。王敬则的长史王弄璋说：“何胤追求高尚自守，必定不会服从；他不服从，就应当杀掉他再发动大事。起事前先杀名贤，一定不能成功。”王敬则于是作罢。何胤凭什么能得到王弄璋这样的评价呢？至于何点，处境就更加危险了。崔慧景谋反，逼迫何点召集部众；何点无法脱身，只是每天同他谈论佛理，不涉及军事。崔慧景失败后，东昏侯想杀何点，萧畅说：“如果何点不是诱使贼军同他讲佛理，那么局势就很难预料。”东昏侯于是作罢。何点又凭什么能得到萧畅这样的保护呢？何点和何胤所处的时代已经幽暗，上有乱君，下有乱臣，而两人却像不知道一样，只守持自己飞翔的常道罢了。他们二人都是向佛教徒学习的人，尚且能够守持常道而安于自己的道路，何况君子以忠信作为铠甲、以礼义作为盾牌呢！飞翔本来就超脱于尘世，并不是要选择某一块地方才飞翔。所以他们二人被迫处在吴、越之间，也不必渡海到海滨、住在荒僻的山岭。飞翔不向别人有所求，别人自然会仰慕他。王弄璋和杨某不必同他们相识，却曲意为他们加以保护。乱君、乱臣无法捕捉他们，捕捉他们的意志也自然消失了。两人难道是把飞翔当作躲避捕捉的手段吗？他们只是自己翱翔在云路之上，射鸟的人本来就无法捕捉他们。所以，所谓飞翔，并不是依仗某种东西使自己不可捕捉；所谓幽冥，也不是可以凭借它取得飞翔的机会。天下无道，我却拥有自己的道；遵循自己的道所应遵循的道路，即使不能兴起天下，也绝不因天下不能兴起而改变。然而，道义不能废弃；即使处在幽冥之中，也不能停止，也不是等到幽冥之后才开始决断。端正自身，修治自己的事业，使人心自然归顺；生死祸福，等待上天的安排，听任世事的发展，自己何必去预知呢？所以，扬雄的话确实值得深入长久地思考，但它并不是故意使自己隐晦、用来保全自身的浅陋方法，与庄生曳尾于涂的说法相差得很远。二 齐国的逆臣，不能同曹氏、马氏、刘氏相比；东昏侯的暴虐，也不能同苍梧王、郁林王相比。因此，萧衍虽然篡位，罪责却轻于萧道成。然而自宋以来，天下的纲纪破裂得太严重了：一个皇帝死去，一个继承人即位，便一定有权臣紧接着产生废黜他的念

译头。他们窥伺继承人的失德，便公开宣扬，把这当作夺取帝位的名义。皇帝坐在御座上的席位还没有坐稳，废黜他的刑具已经制成。谢晦一人开启了兵戎之心，此后接连兴起的叛乱不断，到了东昏侯即位时，已经没有人不想挽起袖子继续干下去了。江祏、刘暄、萧遥光、徐孝嗣、沈文季、陈显达、崔慧景、张欣泰，这些人死了也没有受到惩戒，后来起事的人反而更加凶烈，急切地只把亲手杀掉君主当作实现志愿。身为大臣，却不在顾命之日确定辅政策略，不在君主开始失德时进谏，反而抬头等待君主覆亡，起兵把他杀掉。唉！君臣之道已经灭亡，人们安然不知忧虑，彼此相互仿效而形成风尚，竟到了这种极点！拓拔氏听到这种风气便起兵，元禧又乘君主外出打猎之机，无缘无故发动兵变，想要制造内乱。自天地开辟以来，人道的悖逆，从来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严重的了。能够挽回这股狂潮、扶持已经坠落的名分义理，难道不是伟大的吗？这时，只有萧懿独自秉持耿耿忠心，利刃逼近头颅也不改变节操；弟弟萧衍劝说他，他不听；张弘策劝说他，他不听；徐曜甫劝说他，他也不听。灾祸将要临头，徐曜甫知道后，劝他逃往襄阳，他却奋然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难道有叛逃的尚书令吗？”这难道不能说是光明炽烈、心中如有天日、孤立如山岳的人吗？沈庆之不忍废黜刘子业而死，尚且还有犹豫徘徊之心；萧懿则伸长脖子接受刀刃，以保全大臣的节操，更加壮烈。一人树立风范，天下人的心也会随之震动。因此从这以后，除非已经下定决心篡夺帝位，否则不敢把继承皇位的君主看作圈养的小猪，刚拥立他便又把他拘捕杀掉。萧懿对名教的功劳实在太大了！谢晦是煽动这股风气的人，萧懿则是扑灭它的人。谢晦的罪恶滔天，但萧懿的功劳又怎么可以被湮没呢？三 孟昶和刘裕一同起兵，卢循进犯逼近时，孟昶竟因恐惧而自杀；萧颖胄和萧衍一同起兵，萧璝的军队逼近江陵时，萧颖胄也因恐惧而自杀。庸碌之人轻率行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操守；刘裕和萧衍本来就不会把他们的生死看得多么重要。孟昶、萧颖胄没有坚定的志向，本来就是如此。假如他们没有死，而刘裕、萧衍的势力已经形成，孟昶、萧颖胄难道能够始终匡扶晋、齐吗？还是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刘裕、萧衍的对手，因而不去争夺呢？孟昶将来必定会成为刘毅那样的人，萧颖胄也必定会成为沈攸之那样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们的死，又是刘裕、萧衍的幸运。孟昶死后，刘毅便没有了援助；萧颖胄死后，萧衍安坐而取得了国政。天下逐渐安宁，免于兵争五十余年，那么萧颖胄之死，不只是萧衍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萧颖胄拥立南康王，并不是萧衍的意愿，而是萧颖胄想挟持南康王来控制萧衍。所以在各个篡位者中，只有萧衍有两点算是比较接近正道：萧颖胄怯懦，想向北魏请求救援；当时元英正想趁乱袭击襄阳，幸亏北魏君主没有同意。请求援军来挑动北魏，等于把国土交给索虏。萧衍毅然说：“大丈夫举事，是想清除天下的祸乱，怎么能面向北方请求戎狄救援呢？”这样看来，萧衍把刘文静引突厥而给后世留下祸患的做法视为不正，是对的。萧颖胄拥立南康王，果真是不忘萧鸾的血食祭祀吗？还是只知道沿用道成拥立顺帝、萧鸾拥立海陵王的旧办法罢了。既然已经确立了君臣名分，却又把君主夺来杀掉，那么君臣之道就彻底沦丧，荡然无存了。萧衍向东进军时，东昏侯已经死在张稷手中，萧衍于是整顿、约束部曲，进入建康；他只是凭宣德太后的命令代行皇帝职权，接受百官的朝拜，而不是奉南康王之命行事。南康王到达姑熟时，萧衍已经自行即位，从未有一天在南康王的朝廷中立足。不是自己拥立的，便从未把他当作君主；与唐朝奉代王而逼迫他禅让相比，又有不同了。所以说，萧衍在各个篡位者中算是比较接近正道的。假如萧颖胄没有死，他一定会表面上奉戴南康王来同萧衍争斗，并图谋消灭萧衍，自己篡位；如果争斗失败，就会向北引来索虏，残害中原仅存的正统，王琳之祸，萧颖胄已经开

译了先例。所以萧颖胄之死，不只是萧衍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

译至于萧衍不可掩饰的罪恶，就是杀害和帝。萧衍本来确实想把和帝安置到南海去，沈约用危急的言辞来动摇他；但萧衍因此厌恶沈约，剥夺他的权力并给他加上恶谥，这样看来，萧衍还存有自我悔改的心。至于萧颖胄愚昧顽固，想要仿效道成、萧鸾的旧路，他死了，反而使他的罪恶隐藏起来；这是萧衍所不屑于做的。卷十七 ◎梁武帝 〖一〗 齐、梁交替之际，天下开始出现有志向、有节操的人。马仙琕不肯投降，何胤、何点受到征召却不肯赴任，颜见远为此而死；梁武帝能够容纳他们，而这些君子纷纷挺立于人伦之中，晋、宋以来顽劣懦弱的风气逐渐衰退停止了，并不是因为等待梁武帝的奖赏劝勉才这样。齐取得天下，本来就是最为不义的；东昏侯的淫乱暴虐也特别严重，不是其他亡国之君所能相比的。齐又怎么能够从天下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拥戴呢？风俗教化的兴盛或衰败，天下有道时，就由上位者主持；天下无道时，就由下层保存它。下层迅速抛弃它而不予保存，随后风俗教化才会永远在天下灭亡。大臣，是风俗教化存亡所寄托的人。晋、宋以来，做大臣的人倚仗世族的荣耀，把苟且保全性命看作最好的办法，把天子之位的来去看得如浮云掠过眼前。因此晋朝的王谧、宋朝的褚渊、齐朝的王晏、徐孝嗣，都是世代为臣而被托付国政的人，却把从别人那里取得的天下交给别人，安然不知羞耻，还希望得到辅佐新君、建立功勋的名声。风俗教化受到这种影响，彼此相互仿效，把它当成理所当然，还夸耀自己见识通达。所以即使陶潜如此高尚，王弘也不知道惭愧，强行同他结交；自己不感到惭愧，天下还有谁能使他惭愧呢？如果不是把面对秋霜般的凛然气节、如悬在天空的白日般光明的内心作为准则，也会徘徊自得，给自己留下余地。到了东昏侯时期，那些尸居高位、掌握大政、承继这种出卖君主、贩卖国家衣钵的人，如江祏、刘暄、沈文季、徐孝嗣之流，都已经死了。东昏侯所任用的茹法珍、梅虫儿等宵小，又都被人鄙视憎恶，不足以迷惑人心。那些同梁武帝谋划篡位的人，是沈约、范云；他们在齐朝没有成为心腹重臣，只是在梁朝才突然发迹。因此在政权交接的时候，那些被称为士大夫领袖的人都没有参与。这样一来，世局一变，人人本来就具有的天良，反而因为没有受到污染而孤独地显露出来。梁氏享有国祚五十年，天下也将要达到小康。旧有的恶习已经清除殆尽，贤者和不肖者都能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彼此不勾结，也不相混杂。即使从无道的时代来看，这也像连绵阴雨的日子忽然放晴；虽然不能保证清晨之后仍然如此，但草木也已经茂盛起来，向着繁荣生长了。“那些人都已经亡故，国家因而困苦不堪。”所以党锢之祸兴起，汉朝的社稷便转移；白马之盟沉沦，唐朝宗室便遭杀戮。世代为臣的人对于国家安危关系重大，这是在承平相继的时代才如此。旧草不除，新芽就不能生长；所以宋、齐那些出卖君主、贩卖国家的老奸绝迹之后，齐朝才有自我整顿的臣子。世代为臣的人不足以依靠，于是赶紧任用新人，这是在乱世相继的时代才如此。至于豪杰之士，难道会把地位高、权力大、声名显赫、家族兴盛的人放在眼中吗？“四方全都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被阻塞”，陶渊明的风节不能感动当时的人，却可以使后世振奋；因此又不能用当时的世俗眼光来评价他。〖二〗 谢朏和何点、何胤一同受到征召而不肯赴任，谢朏却忽然自行前来，戴着角巾，乘着白色小车，拜见梁武帝，接受司徒的任命。人们都以此为耻，也知道谢朏没有始终守住自己的节操；他为什么要冒着天下和后世的讥讽而不顾呢？谢朏当时已经老了，又接受了三公的任命，却始终不参与处理职事。在本来不应再有所希求的晚年，他又从未贪恋权力利益来使自己富裕，谢朏究竟把名声和实际利益看得多重呢？大概是有人逼迫他。谁逼迫他？是他的子弟逼迫他。谢氏在这里经历了三个姓氏的朝代，始终都是望族；谢朓死后，家势衰落，谢朏最终隐居，他家族的气势也熄灭了。郁林王将要被杀的那一天，谢朏告诫弟弟谢瀹不要参与；齐明帝篡位时，他没有参与拥戴新君的功劳，子弟们反而责怪他。当东昏侯残暴杀戮而谢氏侥幸保全宗族时，谢朏可以先用自己的见识使子弟服气。到了梁篡位时，谢朏仍然远远引退，子弟们又不能不责怪他。不久梁朝的帝位稳定，梁朝的政事开始施行，显得光明可观，子弟们观望的心思消除了，争相求取仕进的志愿便不可遏止。谢朏不出仕而被当世断绝，他们在闺门之内相互逼迫，容不得谢朏；谢朏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忍受耻辱、包容羞惭，不惜像老牛一样被当作祭牲，以保全自己舔犊般的慈爱，这实在令人悲哀。最尊贵的是君主，但有时尚且可以抗拒他；最亲近的是父亲，但有时尚且可以违背他。那些琐碎的禽兽般的亲情，败坏人的名节，使人到了老年丧失本心，也实在可怕啊！悠悠天下，有谁能像王思远对待哥哥王晏那样，劝哥哥自杀而使他免于被叛军杀死呢？“母亲啊，是上天啊，为什么不能体谅我啊！”父母不体谅子女，还可以用歌唱叹息来表现；而子弟之间彼此煎迫，其威势反而超过上天。白发苍苍，扶着竹杖，任凭子弟驱遣，竟到了这种地步！陶渊明的儿子不喜爱纸笔，是幸运的，还有什么可叹息的呢？〖三〗 晋武帝任用贾充，结果使晋国陷入混乱；宋武帝任用谢晦、傅亮，结果剪除自己的后代。因此梁朝废黜王亮为庶人，任用徐勉、周舍而压制沈约，确实是鉴于前代的教训。贾充、谢晦、傅亮都是魏、晋时期的世代重臣，他们对旧君有什么怨恨，却一听到风声便献上忠款，毁掉旧朝的社稷，使旧朝的鬼神挨饿，杀尽旧君的血胤，不经审问就可以这样做，实在令人寒心。晋、宋的君主把全国都交给他们来支配，是多么愚蠢啊！有人说：别人替我冒险犯难来谋取天下，我因此得到天下；得到之后却忘掉他们，似乎显得寡恩。晋、宋的君主之所以沾沾自喜而不忍心处置他们，也是把宽厚用过了头。汉高祖杀丁公，则是把刻薄用过了头。宽厚过度而招致的祸患并非原先所谋划的，又何必一定不能发生呢？答道：这不能把小人心怀私恩的行为当作君子的宽厚。祸乱之人不死，天下就不得安宁；如果倚仗恶行、互相勾结，顾念私人的恩情，祸乱就得不到惩罚；难道还要在宽厚和刻薄之间斤斤计较吗？晋惠公杀里克，传述《春秋》的人说，里克不是晋惠公可以杀的人，这是不对的。乱臣贼子，天下没有人能够正当地施加惩罚，于是借助他所拥立的君主之手来处置，这是天道，不是人可以拿自己宽厚或刻薄的私情来干预的。梁武帝在这件事上，仿佛上天诱导他，使他不容自己蒙昧。沈约在齐朝任官时地位还不显赫，所以他的罪轻于王亮；王亮是大臣，沈约虽然受到压制却没有被废黜，王亮却永远被废而不再任用，这是天理所作的区别。张稷逃脱刑罚，却死于叛乱百姓之手，他的罪恶比王亮和沈约更加严重。上天所要惩罚的人，梁武帝没有违逆，因此得以避免贾充、谢晦那样的祸患。如果不能免除自己的惭愧，反而因此宽恕别人，互相劝诱去作恶，祸患就不会终止。把这种做法当成宽厚，既自我残害，又残害世道，难道还有什么挽救办法吗？〖四〗

译缇萦、吉翂的事情，人人都可以做到；但此后却再没有向汉朝宫阙上书、到梁朝宫门击鼓的人，竟相隔了一千多年。因获刑而受牵连的子女，也没有人敢听到这种事便仿效，为什么？因为不敢。不敢并不是害怕；父亲受刑本来就无法避免，只是不听从请求而已，从来没有因此反加刑罚，也没有答应由子女请求代替父亲受刑后再杀死子女的事，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所以可知这不是害怕。不害怕却不敢做，为什么？因为真实。平日里如果没有对父亲依恋不舍的爱，父亲已经陷入罪刑，又没有真正受到惊恐和悲哀的交相逼迫，那么在击鼓上书的那一天，若没有必死的决心，青天俯临，明亮的太阳照耀，万人的耳目都一齐注视，鬼神仿佛就在上方鉴察观看；谁敢编造言辞来欺骗上天、鬼神、他人、自己，以及欺骗天子和执法官吏呢？谁敢呢？缇萦、吉翂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真诚；天下后世的人不敢仿效，也是因为真诚。真诚，是上天的规律，也是人的本心。上天的规律，难道能够欺骗吗？由此便知道“不敢”之心是很重大的。上天有所不敢，所以冬天不打雷，夏天不下雪；大地有所不敢，所以山不会流动，水不会停止；圣人有所不敢，所以禹、汤不把天下交给别人，孔子只传述而不创作。人人都有不敢之心，它表现在怜悯、羞耻、谦让和辨别是非之中，君子因此建立诚意并保持敬慎。若昧失自己不敢做的事情，仿效别人所做的来欺骗天下，就违背上天，使人伦道理断绝。王莽自认为是周公，曹丕自认为是舜、禹，这是胆敢妄为；扬雄用《法言》比拟《论语》，王通用《元经》比拟《春秋》，也是胆敢妄为。听说古代有这些著作，便不加揣度地仿效它们，连愚夫愚妇都不会用来欺骗自己的本心；那些偏僻而强作辨析、虚伪而固执的人却毫无顾忌地这样做，都是自行断绝于上天的人。既然如此，那么仿效缇萦、吉翂所作所为的人，明主将其拘捕诛杀，也是可以的。〖五〗 如果心中只想着权势和利益，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因此，鄙陋小人参与侍奉君主，上会危害国家，下会使自己丧命，这是必然的。赵修受到元恪宠幸，甄琛、王显谄媚依附他；高肇嫉恨赵修，准备揭发他的奸恶，甄琛、王显害怕了，背弃赵修而依附高肇，帮助高肇攻击赵修，暗中施加重刑，杀死赵修以灭口。如此险恶狠毒，也实在可怕啊！不过，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鄙陋小人的性情必然会发展到的地步。小人与鄙陋小人之间，气性相合而忘记彼此会互相伤害，形势相互牵制而不害怕彼此倾覆，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君子不能审察，看到他们表面上反目相攻，便相信他们已经悔过自新，抚慰并收容他们，那就愚蠢了。过错有可以悔改的，也有不可以悔改的。沉溺在奸佞宠幸和腥秽污浊之中，与他们胶漆般相交，这是不可悔改的过错，为什么还要听信他们呢？《易经》说：“君子豹变。”意思是，豹子的斑纹繁密曲折却不鲜明，虽然能够改变外在形貌，但小人所改变的只是表面，内心本来没有改变，也没有什么能改变他。蔡京不到十天就把新法全部改掉，司马光为什么要相信他呢？工于修饰表面的人，内心却很残忍；他迅速背叛自己曾经亲近交往的人，甚至把对方置于死地，内心也不因此惊惧。这样的人，即使属于胁从而可以不治罪的类别，也一定要严格防范。所以圣人对待人已经很宽恕了，却明白说这种人不能用来侍奉君主，断绝同他的关系唯恐还不够彻底。若开设悔过的名目，那么鄙陋小人的悔过会像鼓槌击鼓一样迅速，不过是把无所不至的本性表现出来罢了。君子难道会被这种人欺骗吗？〖六〗 三代的教化，都出自天子所设立的学校，下面没有私学。然而在它兴盛时，天子体察道的精微，完备地掌握道的广大，推演自己的心意来施行教化；教师和儒者也都明白道，从未制定局促浅近的规章，限制天下人的聪明，使他们只能把自己局限在条文制度之内。这种道，大略见于《大学》；它竟是如此深邃宏大，仿佛登天也不值得怀疑！而且从天子的儿子以下，没有不同的学问。公卿、大夫、士的子弟，凭借家族声望自然可以进入仕途，并不是因为日后要接受俸禄，拿利益来诱使他们学习；所以求学的人也不会苟且迎合时俗，寻求符合章程来谋取名利。这样，学校虽然由上层统辖，但优游自得的人并没有受到一套强制性的法令来实行奖惩，也只是像普通人自行求学一样罢了。后来流传到三代末年，形式还存在，而精微的本意日益被湮没遗忘；国家的教育制度，甚至被有志之士所鄙弃，于是私学兴起，学校废坏了。这不只是制度松弛的问题，即使制度存在，却用制度来限制人；关于记诵和考问的条文越严密，实际效果反而越偷惰。三代的圣王尚且不能在五代以后维持这种制度，何况后世拥有天下的人，道德不从自身做起，教化又不能充分发挥人的才性，却想用它来整齐天下的英才、把他们束缚在制度之中，岂不是很困难吗？有人于是提出这种说法：“先王用学校来限制天下人的耳目和心思，使他们不越出范围；既然如此，学校不是为了使百姓明白，而是为了使百姓愚昧，学校岂不成了桎梏吗？”后世的学校，起初就成为桎梏，后来更成为君子不忍提及的东西，所以周朝衰落以后，教化转移到了下层。孔子难道会因为教化转移到下层，便背弃、僭越天子的道统吗？教化在天下消亡，是圣人最为忧虑的事；他不能不亲自承担，于是也实行天子的事业，作《春秋》，承担判定罪责的责任。教化转移到下层，到了秦朝，秦人便对此忌恨，禁止天下人学习，反而加速了道的丧失，使自己灭亡。既然后世拥有天下的人能够衡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顺应时势，知道自己不足以教化天下，那么就应当大力奖励下层的教师和儒者，使他们伸展自己的教化。这样虽然还不足以接近‘敬敷五教’、‘典胄教乐’那样的盛况，但道便能够不在世上丧失。梁武帝已经在国学设置五经博士，并且下诏让各州设立学校，却不敢自信能够把天下的俊才都培养出来，把一切都归于乡学和国学的教化；他又选派学士到云门山向何胤求学，知道教化应当转移到下层，却不把它禁锢在上层，这也算贤明了！三代以来，道理没有比宋朝更为明白的；而宋代理学的开端，实在是孙明复、胡安定首先开创的，到了程、朱才大为显著，朱子也曾推重孙明复、胡安定的功劳。宋朝对于国学以及郡县学校，未尝不是详细设置并加以整顿；可是教化兴起的源头，必在孙明复、胡安定，理道彰明的源头，必在程、朱，这是什么缘故呢？国家把学校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士人怀着求取功名利禄的心，受章程束缚，以迎合上面的要求，那么立志已经荒疏，所从事的学业必然浅陋。天子即使想让求学者的志向驰骋于光明开阔的境界，也没有途径做到；所以终究不如下面的人自行施教、自行求学，因为没有升降、进退、荣辱等相互限制的制度，能够使人的志向清正，精神也更加旺盛。韩侂胄、张居正急忙起来阻塞这种道路，唉！他们的罪过超过桀、纣了。

译有人说：“教化出自下层，如果没有国家的法令加以纠正，就会流于异端，成为人心的祸害。”这话固然如此，但像何胤这样的人，是儒者而在思想上偏离、接近佛教的人。然而，所谓异端之可恶，只是针对那些知道求学却不能审慎选择术业的人说的。至于败坏人心、扰乱风俗、酿成盗贼篡弑和国家危亡祸患的，没有比世俗儒生更厉害的了。所谓俗儒，就是以谋求禄位的卑鄙之人为老师的人；教的是利益，学的也是利益，利益于是渗入人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君主、父亲，这本来就是异端也不屑于做的事。像何胤这样的人，虽然以佛教扰乱正道，但王敬则想召他一起反叛而不敢召，武帝征召他参与谋划篡位，他最终也没有参加；在大节上，他本来并没有越界。若那些遵守国家教化术业的章程、把自己束缚在求取仕进的捷径上的人，竟跟随乱臣贼子而获得显贵荣耀，还说：“我所学本来就是为了求取利益和通达，不过是诵诗读书来求得当世人的知遇罢了。”那么，他们与何胤清浊之间的差距，不是已经像天地那样悬殊了吗？所以孟子评论杨朱、墨翟说：“归来的人就接受他。”归来而可以接受，是因为他所学的道理虽然错误，但使他回归自身初心，就可以使他的心术端正。俗儒奉行章程来希求利益和显达，拜卑鄙之人为老师，学习卑鄙之人的作为；他们不是被放逐的猪，而是关在笼中的老虎，只须驱逐罢了，又有什么可接受的呢？教化转移到下层，异端于是兴起；但只要逃离异端而归正，仍然可以等待他归来，这和后世学校中的教化不同，后世的学校反而像给笼中的老虎插上翅膀。上面没有礼制，下面没有学问，盗贼百姓才会兴起；学术传统已经在下层流传很久了。〖七〗 放宽盐禁，任凭百姓采盐，只会使一方豪民获利，却不知道扩大国家储备、使农民得到宽裕；这显然是有害的政令。甄琛是奸诈之人，元恪却相信他，废除盐禁，而不采纳元勰、邢峦的意见。甄琛欺骗君主，元恪听任他欺骗，本来就是因为把甄琛的主张当作有利于百姓的大恩惠，甘愿牺牲国事来顺从他。君主最大的祸患，没有比怀有惠民之心，却被小人利用来实行奸私更严重的了。甄琛说这些话，如果不是想私下侵吞所得，就是收受富商豪民的贿赂才这样说的。他哪里会顾及国家受损、百姓受害呢？唉！百姓的困苦憔悴，产生于割据窃据的时代；做君主的人，产生惠民之心的情况本来就很少。幸而偶然产生一次，那是上天在启发他。上天启发他，小人却把这种启发蒙蔽；既然受到蒙蔽，又阻止它实行，那么即使有这份心，也等于没有，尚且还可以说是没有实行。若小人借这份惠民之心来实现自己的奸私，那么惠民之心反而因此伤害百姓，就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了。上面还会说：“我是为了使百姓得利；认为我不对的人，一定是不知道感恩，一定是在扰乱君上使其不能有所作为，一定是怀有私心来谋取利益。”而小人隐藏的邪恶，始终不能被察觉是邪恶。可怜这些下层百姓，他们还能够向谁申诉呢？不信任仁人贤者，却让奸邪谄佞之人充任官位；仁德只被用来伤害人，义理只被用来残害人，毒害流遍天下，自己却相信自己没有过错。于是百姓的死亡不断积累，国家的危亡日益逼近，而君主还不知道。歌颂太平的声音充满耳边，鸿雁和鹰在郊外的哀鸣却格外凄厉。这样的国家灭亡，也不值得怜惜了。百姓又有什么不幸，竟生在这样的时代！〖八〗 将领之间不和，军队一定会失败；将领之间哪里是容易说和就能和好的呢？武人的才能如果不能相互竞争，就不足以争得胜利；有功而骄傲，是因为意气锐盛；无功而嫉妒，是因为羞耻受到激发；有智谋的人轻视勇武之人，把他们当作爪牙；勇武之人又轻视有智谋的人，讥笑他们只会高谈许诺，这都是意气使然。若只是温和恭顺、容易相处、对任何事都不争，那也不足以称为武人的才用。韩信被任命为大将，却以伍樊哙为羞；关羽自认为是亲近之臣，却使黄忠感到愤怒。两人既然不和，却引导他们走向和睦；若不是君主和执掌国政的大臣善于调节驾驭，怎么能平息他们刚强的意气呢？汉高祖能够统率将领，却不能收敛韩信的骄傲，是因为没有真正了解韩信的心意。武侯、费诗能够消解关羽的暴戾，是因为能够了解关羽的心意。曹景宗是勇猛的将领，韦叡手执白角如意，乘坐板舆指挥军队；这两位将领本来就不相同，他们相互轻视也是理所当然的。武帝预先告诫曹景宗说：“韦叡是你的乡里名望人物，你应当好好敬重他。”这已经掌握了统率将领的办法。告诫韦叡去容让曹景宗容易，告诫曹景宗去容让韦叡困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韦叡能够了解曹景宗的勇悍，曹景宗却不能了解韦叡的宽弘；曹景宗的意气收敛了，又何必担心韦叡不能妥善对待曹景宗呢？而且武帝诏令中说“韦叡是你的乡里名望人物”，用情感来触动他，用礼义来折服他，却从未有所抑扬偏袒。韦叡因为曹景宗对自己谦下，便谦让曹景宗，让他先报告胜利；曹景宗于是因为韦叡不自夸，便改变了原来争强好胜的态度来抑制自己。若不是这样，韦叡越谦下，曹景宗就会越骄亢；韦叡难道能始终屈服于人吗？武帝说：“两位将领和睦，军队一定能成功。”他自信自己驾驭将领的方法已经奏效。钟离之战的胜利，功绩可与淝水之战相等，难道只是两位将领的才能吗？〖九〗 梁的制度规定：尚书令史，都由才能和门第都很优秀的人担任，这是良好的政治措施，却也不能延续。为什么呢？属官、令史的职责，凡是文书簿册、期限要务，以及极细小琐碎的事项，只要有一处差错，日积月累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漏。下行到州郡官吏和百姓那里，便会不断发生争讼；这些事务又十分琐碎，所以修养志行的人不屑于过问。刑名、钱谷、工役、物料等事务纷乱，如果没有赏罚来督责后果，那么不肖之人就会放纵自己徇私，贤能之人也会受到压抑或因忽略而误事；如果一定要用赏罚严格考核，又会因为细小过失损害清正士流的品行，士人最终厌弃而不肯担任；愿意做这种事的，必定是冒昧轻率、不顾廉耻界限的人。这样一来，势必只能在令史以下另行把文书簿册的职务交给胥役，而令史只统领纲要。因此如今的部郎仍设置吏书来掌管案卷簿籍，令史的职位虽然空设，权力却仍旧下移。自从有职官以来，人们都苦于胥吏的奸诈诡谲，却始终没有办法禁止。官员有任期和调动，胥吏却不容易更换；让忽然来到、忽然离去的儒生，仰赖行止全由熟悉事务的奸吏决定，即使聪明人也无法胜过他们。于是又制定胥吏三年考核成绩、分别调迁到各曹署的条例，却仍然没有补救作用。官员只能由朝廷任命，不能私下相互授受；胥吏即使更换，私下相互授受的事情却无法禁止。而且那些繁多琐细的章程，必须熟悉经历之后才能全部了解，所以精通事务的人想不在该部门长期留任也做不到；若更换他们，又想禁止私下授受，也必定做不到。这样，他们就会轻慢上级，使国家受害、百姓遭殃，如同尸虫在腹中；即使杀掉、攻除，接替者仍会不断出现。这是自从有职官以来就无法革除的祸害，又将用什么办法治理它呢？

译奸吏也有害怕的事情：呵斥责骂不是他们所害怕的，清查监察也不是他们所害怕的，诛杀仍然不是他们所害怕的；他们最害怕的是法律简明。法律简明，百姓是否遵守容易看见，是否违反也容易看见，上级监察起来同样容易。即使有疏漏，能够容许他们侵害欺罔的地方，也只是细微之处，不足以成为危害国家百姓的大患。只有制定法律的人，凭借偶然得到的聪明，去察看细微得失，要求法律处处允当协调，于是胥吏更加争相用繁密曲折的条文来炫耀自己的谨慎，掩护自己的奸诈。即使有明察的上级官员，也会被他们迷惑蒙蔽，昏庸无能的人更不用说了。法律本来应当简明，一部法律的大纲，不过几件事；一件事的大纲，不过几条。把大纲拆分成琐碎的科条，连篇累牍，援引这条证明那条，使人眼花缭乱、心神迷惑，那么胥吏便会依附这些条文来隐藏邪恶，千方百计施展诡计，使人无法追究。只有法律简明，明确制定不可混乱的规则，奸诈与不奸诈才能像黑白一样清楚。百姓容易遵守，官员容易监察，也就没有必要使用私下授受的秘密传授；即使是远郊农夫的子弟，只要懂得文字和计算，也都可以抱着案卷来供官府差遣。士人早晨弦歌诵读，晚上办理簿册，自然可以把新的事务交给他，而他学习起来就像原来熟悉的一样；即使偶尔有疏漏，受到愚昧蒙蔽的情况不也会很少吗？梁让士流充任令史的候选人，是治理枝末而没有治理根本，暂时会有一番清明，后来却必定混乱，所以说不能延续。古语说：“有能治理的人，没有能治理的法。”有能治理的人不可一定得到；人是用来开启治理的，法是用来制止混乱的，怎么能在令史之中寻求能治理的人呢？把法律制定得简明，不给混乱的根源留下机会，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担任令史，又何必非要十个人呢？〖一 ○〗 圣王的教化，在绝续存亡的关头意义重大啊！至于醇厚或瑕疵大小，姑且不要过分苛求；让异同并存于两端之间，使人还知道有一定的准则，其功劳已经不可抹杀了。它的瑕疵，后世一定会有人加以匡正。所以君子不担心别人议论自己，却担心自己没有可供议论之处。周公以后，到汉代曹褒才开始有礼书；又经过四姓，到齐代伏曼容才开始请求修订礼书；梁武帝于是命令何佟之、伏暅完成此事，天监十一年五礼修成。后来继承这项事业的，只有唐代开元时期。宋代对于儒者之道，向上追溯到东鲁；但对于典礼的修订，向下却无法继承梁、唐，这是令人惋惜的。朱子有志于此却没有能够实现，大概是竭力追求大体醇正，又害怕出现小的瑕疵，谨慎而怯弱，于是大道便在天下衰息了。即使是张孚敬这样使彝伦败坏的人，稍稍加以厘定，也还可以纠正历代的邪说诬妄，使它回归正道。若因为担心不能完全穷尽事物之理、会给后人留下攻击的口实，就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使自己满意呢？只要有人创制，就不必担心没有后来继承的人。秦朝毁灭先王的典章，汉朝承袭它而形成许多固陋的礼仪；但叔孙通的苟且简略，人们一看就知道，本来不足以无穷无尽地迷惑天下。如果叔孙通连礼制的大致形貌都没有保存下来，礼制就会永远坠失。曹褒的创作也是如此。即使它不够醇正，难道就会成为大道的祸害吗？到了梁代，人们已经知道其中的错误，伏曼容等儒者并不难加以改革。比如封禅之说由方士形成，像许懋这样的儒者，便指出它是纬书中的邪妄之说，辨明金泥玉简说法的虚妄，驳斥郑玄关于升中之礼的错误。由此推论，梁代的五礼比汉代完善得多。然而，如果没有汉代礼制的瑕疵，梁代也没有依据来成就其醇正。所以应当担心礼制断绝，而不是担心它有瑕疵；瑕疵可以纠正，断绝了就不会再兴起。礼作为教化，意义极其完备而重大，是天地各得其位的依据，是鬼神得到安宁的依据；仁义以它为本体，孝悌以它为功用；五伦由它经纬，人和禽兽由它区分，治乱由它掌管，贤能与不肖由它裁定。舍弃礼，道就没有寄托了。所以夷狄轻视它，盗贼厌恶它，佛教、老氏之学抛弃它；礼制断绝，是令人恐惧的事。有人能在这方面建立功劳，褒扬其功劳、略去其瑕疵是可以的。伏曼容等人的功劳很大，梁武帝不听尚书庶务权舆的意见而停止修明礼制的主张，本来是君子所应重视和赞许的；可是后来继承这项事业的人又是谁呢？〖一一〗 和别人一起谋反，随后又背叛他，这是小人的常态。因为对方参与谋反而重用亲信他，等同于接近匪类，必然会受到他的伤害；晋代对于贾充、宋代对于谢晦，就是这样。自己已经谋划谋反，又因别人帮助而成功，便杀掉那个人来掩盖自己的罪恶，这罪恶就更加严重；杨广杀张衡，朱温杀氏叔琮，而死亡很快接踵而至，天理是不容欺骗的。假如司马昭杀死贾充来向天下谢罪，天下或许可以得到安抚，但上天难道不会立即让他灭亡吗？自己谋划谋反而由别人帮助成功，事情成功后又憎恨那个人，这是心中尚未完全昏昧的人。心中还保留一点人性的人，憎恨那个人时也会憎恨自己；坐着时憎恶他的影子，梦中憎恶他的魂魄，于是对共同谋反的人怀有憎怒，却又有所顾忌而不能发泄。内心难以自我欺骗，又无可奈何，只能任凭他自行灭亡；梁武帝对沈约、张稷，就是这样。沈约不是齐国的大臣，梁武帝征召他，才让他参与国政，所以他的罪恶本来比贾充、谢晦轻一些。然而和帝刚刚在上游继承帝位，梁武帝仍有所疑虑，沈约却急忙劝他迅速夺取帝位；梁武帝想把和帝安置到南海，沈约又劝梁武帝下定决心弑杀。大概梁武帝对大逆之罪仍有所畏惧，而沈约却决意承担天下的恶名来促成此事，这正是有一点人性的人必然愤怒的地方。至于张稷，他是出于自己的私怨与王珍国共同向君主挥刀，本来是梁武帝所宠幸的人，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梁武帝而弑君，就像赵穿对于赵盾、贾充对于司马昭一样。因此，这两个叛逆之人，梁武帝深深憎恨他们，而他们确实是应当憎恨的人。即使如此，梁武帝难道还能伸张罪责，对沈约、张稷加以讨伐吗？他只能憎恨他们罢了。憎恨得深，于是也因此憎恨自己；正因为憎恨得深，所以知道他们也在自我憎恨。把张稷安置到青、冀，却不任用沈约掌管均输，难道不是仍然不能违背心中不可完全泯灭的天性吗？不杀张稷，张稷失意而死在叛民之中；不杀沈约，沈约丧魂落魄，死于梦见被割舌。皇帝谈到张稷时怒气显露在脸上，沈约死后又给他加上恶谥。由这种感情推知，梁武帝对于只有自己知道的隐秘罪过，必定感到内疚羞惭；即使身居天子尊贵，也仿佛没有一尺土地可以容身，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然而他最终不能杀掉张稷和沈约，是因为与杨广、朱温相比还稍有不同：自己有罪恶，却不能对别人伸张讨伐。自己有罪恶，却杀掉帮助自己谋反的人，这样以后人性就永远断绝于心中。同样都是恶行，却不能一概而论；考察他的内心，才能得到正确判断。〖一二〗

译用水堵塞河道来灌淹别人的国都城邑，从来没有听说这样做能够取胜的；幸运的会自行失败，不幸的便会因此自取灭亡。自取灭亡的是智伯，失败的是梁武帝。智伯说：“我现在才知道水可以使别人的国家灭亡。”在智伯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但赵国最终没有灭亡，反而是智伯自己灭亡了。在智伯之后，梁军十多万人被水冲入海中，而寿阳依然如故；宋太祖引汾水灌淹太原，刘氏最终也没有受到损害。天下后世最不仁的人，有时还会把这种计谋献给嗜杀的君主，他们难道也知道应当从中鉴戒吗？人有可以互相杀害的工具，而上天并不废弃它们；上天有杀害万物的作用，人却不能随意使用。虎、豹、犀、象，都是上天所产生、对人有害的东西，纣王使用它们，王莽也使用它们，结果都因此加速灭亡。这些东西只能凭借威势驱使，不能用情感役使；可以用威势激发它们，却不能感动它们的情感，使它们为我所用。它们一旦发作，人就无法收束；自己尚且对它们无可奈何，又怎么能让它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效力呢？水不选择淹没谁，野兽不选择撕咬谁；正因为它们没有选择，所以禹和周公加以遏制、驱逐，才建立了功业。反过来亲近它们，借助它们，最终自取灭亡，还有什么恶行比这更严重呢？况且人与人相互杀害，不过是一方和另一方相对抗；曲直取决于道理，强弱取决于形势，即使杀戮很多，本质上仍是一方与另一方相对抗。阻挡滔天的洪水，不分顺逆，放纵自己的欲望使人被消灭，还自以为我能杀死别人而别人不能伤害我；然而结果反而杀死了自己。意志残酷而行为悖逆，哪里还有生存的道理呢？有人说：“用水灌城，城墙不会毁坏；退去水后，城墙必定倒塌。后世一定会有人实行这种计谋：引军退离水边再进攻，等城墙倒塌后，我军又没有被水冲走、淹死的忧患。”结果军队行进在泥泞中，砍柴割草都没有准备，却去进攻必死的敌人；城墙即使倒塌，最终也不能进入城内，自己却先被敌人擒获了。残忍的计谋，越变化就越错误，不要被这种说法迷惑，难道这样还能自行避免失败灭亡吗？〖一三〗 边疆上横行着借债索贿的将帅，军心就会离散；边疆上横行着收受贿赂的官吏，民心就会离散。有外敌便会迅速叛乱，没有外敌也一定会反叛。边疆任职责任重大，平庸的君主和具备一般才能的臣子一定会轻视它。袁翻、李崇担忧六镇反叛，请求重视将领、守令的选任；这不只是在拓拔氏那里得到验证，也足以成为万世永远的鉴戒。同样是将领，驻守边疆的将领中，贪婪残暴、懦弱低能的人，比腹里地区的更严重；同样是守令，驻守边疆的守令中，贪污胡作、冒昧妄为的人，也比内地的更严重。将领有时可以借助虏寇来放纵自己的所作所为，尚且还可以找到借口。守令治理百姓，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却更加贪婪暴虐；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才干声望有余的士人，占据富庶的地区就容易上奏报功，那么清贵显要的升迁，必定是他们轻易得到的；而在边疆的人仕途困顿、希望断绝，只好暂且偷取利益，等待退职。于是边疆各郡县永远成为任用低劣人才的地方，才干声望之士又以任职于此为耻，难道还要指望那里有可以任用的人吗？况且大帅近在身边，有时还会受到武人的挫辱；监军出面，有时会受到宦官的侮辱；草料粮食储备好，有时又会因供应而疲惫；重臣到来，有时还会因迎接侍奉而劳瘁。若不是仕途困顿、前途断绝、实在无可奈何而姑且接受一个任命的人，本来都不屑于去做。士人形成了这样的普遍看法，掌管铨选的人便据此决定授官的高低。于是沿边地区的守令，无不是士流所不屑的人才；他们精神萎靡，心怀苟且，做事敷衍而暴戾，甚至到了别人不忍做、他们却做了也不以为耻的地步。等到边民困苦到了极点、反叛兴起，才想到纠正这种弊病，重新选拔人才来收拾局面；祸患已经发生，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挽回的了。只是开国之初，没有长远的谋虑来维持国家的长久，局势越流传越往下衰败，最终沉重到难以挽回。所以袁翻、李崇提出危急的警告，却不能触动当权者的心。等到破六韩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等人纷纷起兵之后，才追悔采用李崇的建议，把镇改为州；但这只是对残破危急的地方，强行任用有才干的大臣，把他们置于死地罢了，又哪里来得及后悔呢！大河以北，百姓已经习惯了羯胡的统治；五岭以南，民众也习惯了盗贼侵扰；没有人治理这些地方，中原的疆域便越来越局促。可是荆、扬、徐、豫一带，却像蚂蚁在自己的小土堆上筑巢、麻雀安居于厅堂一样安逸，难道不令人悲痛吗！〖一四〗 武帝即位之初，崇尚学校教育，制定雅乐，排斥封禅，修订五礼，六经的教化由此兴盛起来。虽然还有瑕疵而不够醇厚，外表华美而实际不足，但确实是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盛况。天监十六年，武帝竟然停止用牲畜祭祀宗庙，改用粗疏的果品进献，沉溺于浮屠氏的教法，直到灭亡也没有醒悟。大概那时武帝已经老了，过去所希望、所谋划的事情都已经实现，再没有别的愿望，只想着如何安置自己。武帝本来出身儒生，熟悉名分和义理，并不是曹孟德、司马仲达那种以雄才豪气自命的人；更不是刘裕、萧道成那种从军中起家、对名教茫然无知的人。他既然曾经在圣人之教中寻求道路，便想找出一种不同于他们的做法。圣人之教并非不鼓励人走悔过自新的道路；但对于乱臣贼子，即使有丰功伟绩，最终也不能遮盖他们的大恶，不能把他们提升到君子的行列。武帝因此彷徨惭愧，知道古今之中没有可以容纳自己的余地，内心便越来越忧戚。浮屠氏把空作为道，有所谓以一念灭罪消业的说法，也有事事互不妨碍的教义。所谓五种无间之罪，是他们所说的大恶；有时把它归结为宿世业报，有时又说只要忏悔便都能消除；只要皈依佛教，即使是天地都不能容纳的大逆罪，也会随着一念而全部消灭。武帝于是欣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心想：只有浮屠氏允许我在其中以善自居，我也可以在其中成为所谓的善人；不过是戒除内欲罢了，不过是不吃肉罢了，不过是捐出金钱粮食来修建塔庙罢了，这些事情我都能轻易做到。这样便可以超越三界，离开九地，自在地处于善恶之外；即使弑君篡国，也不过像泡沫一样忽然生起、幻灭而已，又有什么妨害呢？于是他终身沉迷其中而不能回头，那么又有谁能使他回头呢？不然，那些佞佛的人都是愚昧迷惑、丧失志向的人，而武帝无非也是这一类人。唉！浮屠氏扰乱天下，遍及四海，延续近千年，那些像发狂一样趋附它的人，只因为它能够容纳天下人的污秽，并迅速把他们提升为圣人。假如不是在暗室之中也没有愧疚的人，谁能承受君子的道德规范而不舍弃它，转而投向那一边呢？淫乱的场所和酒馆里，到处都有佛；罪恶已经积累到极点，只要一念之间便可消除得干干净净，再也不必惭愧。儒者中的驳杂之徒，偷偷依附这种说法，奔走于天下之间，说什么“无善无恶才是良知”。他们认为善恶本来都不存在，而那些沉溺饮酒、渔色，贪图财利、追逐名声的人，也都逍遥自在，自称是圣人的门徒；他们的想法，不过就是这一套罢了。〖一五〗

译元魏神龟二年，吏部尚书崔亮开始制定“停年格”来考核选授官员，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资历。当时有人讥讽这种制度不问贤能与愚劣，导致选拔官员多有失误。可是当时淫乱的皇后在宫中作乱，强臣在朝廷肆意专权，贿赂公然盛行，廉耻完全丧失，吏治混乱而奸邪得志；用人失误的责任，难道能只归咎于崔亮立法不善吗？停年格虽然说是不加甄别，但必须历年任职没有过失，之后才可以按年资计算，也不能算是很大的弊病。国家有任用官员的制度，也有考察官吏的制度，显然不能把两者都交给一个人来负责。吏部只是主管升任的人事机构，防止官员越级超擢罢了。急躁求进的人不应先升，迟滞不进的人也不应永远留后；铨选能够做到公平，守住这一点就够了。想靠一个冢宰来了解天下所有人的贤能与不肖，即使圣人周公也做不到。难道要凭相貌、言谈、文章、判词来分高下吗？相貌、言谈、文章、判词都是末节。难道要凭毁誉来决定升降吗？毁誉是不能完全凭靠的东西。一个人的耳目去接受天下人的贤愚信息，难免错乱、遗漏和遗忘，即使明察的人也不能避免；偶然得到一次赞誉，偶然受到一次诋毁，虽然谨慎记下，却又有其他事情来混淆它，究竟还能依据什么呢？只有那些挟带私心、谋求私利的人，才会借不可预测的恩威来报复贪婪虚伪的人，并借口选拔特别突出者，夸耀自己非同寻常的鉴识；公正谨慎的人是不敢这样做的。所以吏部只应按照既定法规，奖赏安静守职的人，抑制急躁求进的人，而不应任凭个人喜怒来专断行事、谋求私利。这样公道就能实行，士人的风气也会安定；守住这一点就够了。至于极贤和极不肖的人，不到一天便能看出，惩罚也不能姑息等待，自有掌管法令的机构搜集事实、采纳言论，以贯彻奖善惩恶、激励人们的制度，本来就不是吏部能够兼任的。考察官员没有过失，按年资逐步升迁，升降任免只依照既定法规；考察贤能与奸邪，进行荐举和弹劾，自有清议所依据的特殊操守。两者并行而不相冲突，吏治自然清明。停年格对于治理有什么损害，为什么一定要用非同寻常的制度来对待那些平常守职的官员呢？有人说：周官制度中的黜退和升迁，专门交给冢宰负责，不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拘泥于古制，却没有考察当时情形。周代的冢宰所治理的，是方圆千里的王畿，其范围还小于今天的一个省会；官员的政绩容易考核，品行也容易了解，哪里能拿它来和治理郡县、由一个吏部升降九州数以万计的官员相比呢？按停年格任用官员，并不是任用一次以后就不能再次降职，后面还有纠察官员跟随考察。人们责备吏部，只应责备它是否公正，至于其他方面本来就不是它所能负责的。〖一六〗 莫折念生在秦州反叛，元志急忙进攻他。李苗上书，请求命令大将坚守营垒，不要出战，并说：“贼军猖狂，只是没有长期积蓄，气势在于迅速进攻；拖延时间，他们的人心就会离散沮丧。”这是一项万世都应遵循的长远策略。天下正处于安宁之时，盗寇突然兴起，无论他们是夷狄还是盗贼，都是一时凭借剽悍之气、凶猛而不怕死的人。譬如一个勇猛暴戾的人，因愤怒而起来寻找对手，走了几里路却没有遇到对手，气势就会衰退而想逃走。所以刚刚兴起的军队，最害怕的莫过于拖延日久而见不到敌人。他们的粮饷能有多少？武器装备能有多少？他们掳掠所得能有多少？他们起兵已经很久，却连我方一个士卒也不能杀死，那么他们用来动摇人心、使人跟随自己的力量又能有多少？可是当权者却轻率地同他们急战，这种不肖之心有两种：一是畏惧胆怯，身居中枢主持议论的人，唯恐贼势深入，便一定怂恿将领先出兵抵御，希望减轻自己的忧虑；二是乘机谋利，掌握兵权的人想夸耀自己的勇敢，轻率地用士卒去试探敌人，侥幸希望取得战功。不仅如此，司农害怕承担军需供给，郡县苦于运输军粮，顽劣的百姓又吝惜自己的草料粮食，不顾国家安危，只想着赶快把事情了结。这样一来，贼人的愿望就实现了。他们冒险突击，只求一时得逞，趁着胜势继续推进；兵器成为他们的兵器，粮食成为他们的粮食，土地成为他们的土地，气势更加锐利，民众更加归附，于是形成了不可扑灭的势头。后来骄横而怯懦的将帅反而不肯交战，坐看贼势一天天强大，国家也因此灭亡。唉！以天下的力量对抗一隅之地，用百年积蓄和四海征调来的物资来抵御野外掠夺者，坐守而使他们陷入困境，从来没有不日渐消耗、月渐衰弱而最终被擒的，六镇难道能像魏国这样吗！这是魏国自己走向灭亡罢了。强弱、众寡、虚实的情势清楚可见：强大可以压制弱小，众多可以制服寡少，实力充足可以困住力量空虚者；然而他们却急忙出兵，把自己送给敌人掠夺，惊恐不安地受惊，又满怀怨愤地起兵，导致军队失败、将领被杀、国家破灭、君主死亡。愚蠢者的心态，古今都是一样的，真可悲啊！〖一七〗 士人的大祸有三种，而且都是自己招来的：博士用神仙之术欺骗嬴政，又诋毁他；元魏的臣子阿附、纵容淫虐的女主，后来又背叛她；唐朝的臣子不顾社稷，在汴、晋之间暗中摇摆，既憎恶朱全忠，又迎接他。所以他们在咸阳被坑杀，在河阴被歼灭，在白马被沉杀，全都是自己招来的。君子有时必须离去以保全自身，这不只是保全生命，也是在保全不受侮辱的人格。拓拔氏用伪饰的诗书礼乐诱骗天下士人，使他们一致归附；而且不只是当时的士人受骗，千年以后，评论历史的人仍然称赞它而不加以揭破。然而真正信奉正道的君子知道，道德不能被虚伪欺骗，难道还会受骗吗？可是鄙陋无知的人安坐于太平安逸之中，谋求荣华利益，随波逐流而不肯回头，直到一个淫荡的妇人杀子弑君，他们仍在朝廷上屏住呼吸，贪恋俸禄而不肯离去。于是相互带领着在黑暗中行走，踏入凶险危地也毫不在意；这种习气已经逐渐深入，胶结牢固而无法解除，想不一起奔向死地，难道做得到吗？河阴的鲜血已经涂满郊野，实在令人寒心到了极点。尔朱荣奉着子攸进入雒阳，而山伟孤零零一人赶去拜谢赦免，我不知道山伟为什么不感到恐惧，反而欣然前去，他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大概只是舍不得放弃散骑常侍的官职罢了。那么，二千多人恭敬整齐地奉迎法驾，到河阴迎接子攸，也都和山伟一样。廉耻丧失，祸福混淆，二千多人之中，难道竟没有一个人是有头发、有牙齿、血肉尚在的人吗？如果遵循正道，即使每天游走在刀兵之下，也能从容自若；一旦丧失羞耻，便会在堂屋里嬉戏取乐，仿佛忘记危险，直到刀刃已经砍到脖子，还像回家一样奔赴死亡。挟持诗书礼乐的形式而自我依仗，听见声音、看见影子便赶去投靠，这是道的敌人，是德的弃儿。他们只有飞蛾蚂蚁般的智识，是注定走向死亡的一群人，都是自己招来的。〖一八〗 奸雄之间相互制约，彼此利用对方的机会来加害对方，但其中也有接近正道的一方。这也不只是借助名义来互相矫饰、争取胜势；观察他们内心，确实还有正直的一面，只是把这种正直看成可以利用的凭据，挟持它来求取自己的利益。然而这种机心是险恶的；既然险恶，即使其中还存有正直，也仍然是奸雄的作为，只不过他们给天下造成的祸害略有不同罢了。

译尔朱荣凭借兵力肆意施虐，狂暴而没有成就大事的能力。高欢、贺拔岳都侍奉他，但高欢和贺拔岳内心本来都没有真正拥护尔朱荣。尔朱荣把子攸拘禁在军帐中，高欢立即劝尔朱荣称帝；难道高欢真想让尔朱荣安稳地登上帝位，自己再凭借辅佐皇帝的功劳来分取恩宠和俸禄吗？尔朱荣一称帝便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这正是高欢所希望的。后来尔朱荣精神恍惚，无法自持，后悔说：“只有以死向朝廷谢罪了。”贺拔岳劝尔朱荣杀掉高欢；难道贺拔岳真想让尔朱荣忠于魏国，以保全尔朱荣的身名吗？他知道高欢正在把尔朱荣推向死地，自己正可借此兴起；高欢一旦兴起，自己将成为高欢的下属；杀掉高欢之后，尔朱荣便会受制于贺拔岳。高欢的权势不如尔朱荣，贺拔岳的奸诈和力量又不如高欢；尔朱荣失败，高欢就可以施展；高欢死亡，贺拔岳就可以称雄。彼此猜忌、彼此利用来相互制约，真是险恶啊！一个机心刚刚发动，另一个机心便随之响应；一座厅堂之中丛集着毒箭利刃，目光一闪，心念便生，针尖对着针锋相互射击。庄子说：“它一发动，就像弩机的扳机一样。”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然而，贺拔岳的话比较接近正道。他既是替魏国谋划，也是替尔朱荣谋划；如果主持大义来诛杀高欢，那么后来背叛尔朱兆、攻陷雒阳、迫使元修逃走的祸患也会停止。贺拔岳即使要做高欢那样的人，也肯定不如高欢那样狡猾强悍，不会把天下无穷无尽地残害殆尽。为什么呢？因为贺拔岳的心中还存有正直的一面。〖一九〗 张骏为中原不能恢复而忧伤，说：“先出生的人逐渐老去、凋零，后来出生的人又不知道这些事情，仰慕眷恋之心便一天比一天疏远、淡忘。”唉！难道只是生长在夷狄统治时代的士人百姓不知道有中原的君主吗？江左的君臣自己忘却了这件事，自己习惯于这种处境并安于其中，本来就不知道中原究竟是谁家的土地，竟把整个山河都置于自己无力企及的范围之外！拓拔氏封刘昶为宋王、萧赞为齐王，把他们当作宋、齐的君主，让他们自己相互争斗；梁也让元颢做魏王，使他去争夺。拓拔氏派遣将领出兵，帮助刘昶、萧宝寅向南进攻；梁也让陈庆之奉送元颢向北征伐。这是相互沿袭，也是相互报复；他们把雒阳看成拓拔氏本来就拥有的雒阳，认为只有拓拔氏的子孙应该继承，而我们不能拥有。唉！梁朝竟然丧失心志到了这种地步！六镇发生动乱，冀、并、雍都成为贼寇聚集的地方；胡太后弑杀君主，尔朱荣沉杀幼帝，国家分崩离析，正是可以乘机夺取的时候，这是梁朝的时机。攻下广陵，夺取涡阳，郢、青、南荆都向南归附梁朝，元悦、元彧、羊侃相继前来投奔，这是梁朝的势力。时机可以利用，势力可以振兴；即使不能完全收复中原，雒阳也是中国的故都，桓温、刘裕曾两次收复它，梁朝却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反而把它交给元颢，听任元颢在那里称王，还给高欢以接纳叛臣的借口，忘记晋室沦亡的仇恨，安然这样做，完全不知道羞耻。即使最终元颢拥有了中原，难道不正是梁朝借给他羽翼，把神州交给他吗？雒阳已经攻下，子攸已经逃走，马佛念劝陈庆之杀掉元颢、占据雒阳，而陈庆之仍然不能听从；后来他剃发逃走，实在是丧失心志的人必然会走到的结果。君主忘记自己是中国的君主，臣子忘记自己是中国的臣子，割弃山河，安然侍奉异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士人百姓把华夏衣冠的君主看成盗寇，反而拥戴异族为君父呢？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江左不能自立就已经确定了。幸亏宇文氏、高氏彼此吞并攻伐，无暇向南谋取天下；否则，难道还要等到隋朝横渡长江取得天下，梁朝才灭亡吗？〖二 ○〗 国家危急，却迟疑退缩、贪生怕死，以至于丧失忠孝，这是懦夫。更有甚者，不仅没有受到惩戒，反而乘机追求非分的愿望，就像飞蛾自己扑向火焰一样，相互追逐，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人有时是不懂道义，有时却懂得祸害；心里不能认识，眼睛却能看见；眼睛对黑白看得不清，耳朵却能听见；眼睛已经看见，耳朵也已经听见，却仍然不知道祸害在哪里。贪婪之人如此困惑而不怕死，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尔朱荣的暴虐横行、不加选择地疯狂吞噬，凡有眼睛的人都看见了，凡有耳朵的人都听见了。他拥立元子攸为君主，又挟持他攻打宫门。以尔朱荣那样的势力，子攸难道还能自信地做尔朱荣的君主吗？子攸孤身一人，孤立危急而没有辅佐者；尔朱天光前去告诉他之后，子攸竟欣然偷偷渡河，以为尔朱荣将把自己当作君主，尔朱荣已经在暗中嘲笑他了。可是人们还要说，这是因为尔朱荣的恶行尚未充分显露，所以子攸没有察觉。尔朱荣被诛杀后，尔朱兆便向自己的君主报仇；尔朱兆的凶暴蛮横又超过尔朱荣。子攸被废黜而死，元晔凭借疏远宗族的身份，又欣然依附尔朱兆而被拥立；即位不到几个月，尔朱兆又废掉他，元恭竟以自己曾侥幸免死的身份，提起衣裳赶去依附，唯恐落后。高欢的狡诈，又超过尔朱荣和尔朱兆。高欢起兵，元朗凭借一个郡守的身份急忙起兵，拥立自己做高欢的君主；即位几个月，元修已经听到斛斯椿说“他的变化反复多端，怎么可以信任”的话，却仍然不害怕，又起兵夺取元朗的帝位。五年之中，子攸、晔、恭、朗、修，有的被杀，有的被幽禁，有的被废黜，一个接一个地遭遇覆亡；前一个失败，后一个却急忙跟上。元颢还依靠梁朝七千名孤军，以及彼此谋算、相互猜忌的陈庆之，趾高气扬地占据雒阳，做了两个月的皇帝，最终还是逃亡而死。元氏想做天子，相信自己能够做天子，也相信别人会拥立自己做天子，这样的人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呢？唉！想做天子的人多，百姓就一定会死；想做将相大臣的人多，君主就一定会危险；想做士大夫的人多，国家就一定会动乱。国家的动乱，开始于想做士大夫的人太多。士大夫不能满足于自己的欲望，又进而要求做将相大臣；爵禄变得低贱，廉耻随之毁坏，凡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做天子的人，全都想做天子。因此先王在士大夫进身的道路上十分谨慎，并安定民众的志向，用来收敛那些越级求进、狂妄妄动的心思，保全他们的身躯性命；这是把义做到尽头、把仁推到极致了。〖二一〗

译国家没有可以共同扶立的力量，那么祸乱一旦到来，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即使有智者，也无法替它谋划。元修害怕高欢逼迫自己，准备逃往长安投奔宇文泰，以图谋保存自身。裴侠说：“即使想投奔他，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从躲避沸汤跳进烈火罢了。”王思政再次询问，裴侠也没有办法处置；即使知道这一点，又能有什么帮助呢？高欢是尔朱荣的部曲，宇文泰是葛荣的部曲。拓拔氏占有中原已经有几代了，可是他们用来挟持天下的，只有秀容的后裔夷人和六镇的残余胡人，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个人；那么他们的君主舍弃这些人，又还能依靠谁呢？尔朱荣在河阴杀戮之后，魏国的人才已经被杀尽了。即便如此，那些在河阴一同被杀的人，全都是在淫乱的皇后、女主身边犹豫依附，奔走于逆臣的兵马之间，被腥膻之气迷惑了心志，柔弱得像没有骨头一样；对上不知道有君主和国家，对内也不顾惜自己的身名。即使让他们侥幸免死、苟且保全，又哪里有一个人可以依靠来做社稷的卫士呢？拓跋氏之所以无人可用，并不只是由于胡太后的暴虐、郑俨和徐纥的奸邪，耗损了士气于淫乱昏庸之中；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自从迁都洛阳以来，粉饰虚伪的风气，开始于儒学，泛滥于佛教，都是所谓“沐猴而冠”。他们使天下沉溺于没有实际内容的文章，自夸造成了升平的景象；强宗大族竞相以奢侈相互夸尚，而上面没有人惩治，于是精悍的气概消磨了，朴实坚定的风气断绝了。朝廷内部没有可用的禁兵，外部没有可以依靠的州镇，部落离心，浮华之气滋长；一旦群雄揭竿而起，出入于无人之境，任意施为，拓跋氏还哪里会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呢？这个是仇敌，那个也是仇敌，舍弃这些又能投向哪里呢！《诗》《书》《礼》《乐》的教化，是用来造就士人、培养他们的忠孝之心，使他们成为国家栋梁的。拓跋氏自以为能够运用这一套，可是还不到几十年，君主就寄身于一个无人之国；明堂、辟雍，养老、兴学，这些用来成就德行、教育后生的事情又在哪里呢？沐猴戴的帽子，帽子破了，猴子仍旧是猴子，而且连猴子本来的身份也一并丧失了，难道不是很可笑吗？高欢、宇文泰正好使他们恢复了猴子的本相，于是他们跳跃叫嚣而无人能制；戴帽子的人想再回到猴群中，却必定被猴群侮辱。这不值得哀怜，却也实在令人哀怜！所以，把《诗》《书》《礼》《乐》卖给异类朝廷，是国家的妖孽。它的外表相似，实质却相反；文辞诡异，言论淫邪，彼此带头嬉闹，这样下去不灭亡还等什么？虞集、危素只会加速蒙古的灭亡，也成为儒者的耻辱；姚枢、许衡其实已经开了这个头。不过，这难道又足以成为儒者的耻辱吗？君子的道路，《六经》《论语》《孟子》中说得很详细，根本不在于文饰器具的浮华荣宠和琐碎的谈说辩论。〖二二〗 元修依靠宇文泰而居于关中，元善见依靠高欢而居于邺，到底应当把谁看作正统呢？回答说：君子所辨别的正统与非正统，意义重大而且精微，哪里有闲暇去为元修和元善见辨定名分呢？拓跋氏以夷狄身份占据中原，都是窃取，没什么值得辨别的，这是第一。元修在关中，是宇文泰的赘疣；元善见在邺，是高欢的赘疣；也没有什么值得辨别的，这是第二。即使暂且放下这些，还有更大的不必辨别之处：就拓跋氏的世系来说，也必须是有资格做君主的人，才可以继承它的世统，并不只是看他有没有才能作为。元修淫乱，连人类都不齿；元善见孱弱，而他的父亲元亶又因性情急躁浅薄而被高欢鄙视，他们都不可以做君主。但更不只是这个意思：元修被立为帝，难道是按照他的名分应当被立吗？即使说他应当被立，难道能像光武帝从南阳起兵，或晋元帝、宋高宗那样，特意受到臣民推戴吗？魏国本来已有君主，元修向高欢献媚，趁时机窃取帝位；元晔、元恭、元朗，都是元修曾奉为君主的人，却都被他杀害，元修也不过是元氏的贼罢了。元修进入关中时，魏君还没有死，也没有被废；元亶本来是元修的臣子，却借着高欢的怒意急于拥立自己的儿子。君主尚在而自行称帝，他作为篡贼是无可推辞的，因此元善见又是元修的贼。二者都是贼，君子难道还屑于替他们辨别吗？凡是乱臣想要攘夺别人的国家，如果那个君主以正当身份承继大统，那么乱臣还不敢蔑视天理而妄图侵犯他；蔑视天理而妄图侵犯的，就会很快自行灭亡，王莽、朱泚就是这样。刘彧趁君主被杀而接受贼人的拥立，萧鸾和萧衍相继杀害自己的君主，都是贼，而后来又有贼人趁机依附他们而进取。因此说来，汉献帝最终被权臣胁迫，是因为董卓杀害他的君兄而自己接受其位置，董卓也属于贼人一类；所以袁绍、韩馥想不奉他为君，而曹操姑且挟持他，把他作为自己篡位的资本。“自身不正，命令即使下达也没有人听从。”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天子尚且不能把命令施行于普通人，何况权奸就在身边呢？自己已经是贼，却想制止别人不做贼，也是办不到的。贼人之间，都是彼此获利、又彼此加害。元修对于宇文泰，元善见对于高欢，尚且不足以辨明谁是君、谁是臣，何况还值得在元修和元善见之间判定高下吗？假如认为元修正统而废黜元善见，那么隋人从宇文氏那里取得天下，宇文氏又从元修那里取得天下，便会沿着这种说法把他们都推为正统；君子又何必选择呢？〖二三〗 梁武帝刚即位时，鉴于齐朝政令鄙陋固执，便崇尚空虚文饰，使天下士人沉溺其中；又崇尚宽纵松弛，使天下百姓安逸懈怠。这样将近四十年，国政一天比一天苟且废弛。当时拓跋氏衰败混乱，高欢、宇文泰正在它的巢穴中争斗；梁朝收取了许多北方不能守住的土地和不肯服从的人。高欢向西牵制梁朝而请求和好，大概正是中原大有可图的时机。梁武帝知道中原可以图取，急忙想起兵有所作为，可是吏治荒废，军政败坏，放眼看去没有可以共同治理国事的人才，于是挑选何敬容、朱异这类只长于簿书事务的人，把国家交给他们。何敬容、朱异不堪承担大任，当然如此；然而舍弃他们，又将托付给谁呢？徐勉、周舍被称为贤能之人，但从实际情况考察，他们不过饮酒赋诗，自以为对外物没有损害，却不知道自己造成的损害已经很深。何敬容勤于处理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镜”的讥讽，已经在下层官吏中不断兴起。若不是朱异那样贪恋权势、嗜好利益的小人，谁肯甘心承受当时人的非难嘲笑，辛苦奔走来为国家效力呢？大幅松弛之后，稍一收紧，百般祸害便同时产生；徐勉、周舍养痈而不治，何敬容、朱异急着动刀用针，反而伤害了人的肌肤，彼此都在杀人，而使用刀针的人只是徒然承担罪责罢了。

译史书说，晋、宋以来，宰相都凭借文章义理来自我放纵，难道真是这样吗？王导、谢安姑且不论，王华、王昙首、谢弘微，难道没有文章义理吗？可是他们政事治理清明严整，当时都称为善治；虔矫苛细的小人，又哪里足以登上城墙来攻击他们呢？有人解散纲纪，以宽纵来夸耀自己的器度，后来刻薄苛察的人便因此兴起；老、庄的弊端激化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庸碌拖沓的伤害反过来变成急躁争逐，这是形势使然。一味柔弱，一味刚猛，都不能长期适宜，于是小狐狸也能渡过河了。应当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难道要等祸患到了才仓促反向补救吗？〖二四〗 梁朝把各州分为五品，以州的大小作为牧守官职高低的差等，并规定升降的等级。制定这项法令的是朱异。不过唐代制度中，州县有畿、赤、望、紧、雄、上、中、下的区别，沿用到今天；又有腹、边、冲、疲、繁、简以及调除的办法，都以此为先例。朱异制定这项制度，不能因为是他这个人，就把它全部否定。古代诸侯的封国，按照提封土地的大小区别五等尊卑；按照疆域距离的远近确定五服内外；本来就不能因为都称为诸侯，便把它们一概而论。州郡也是这样：政务有劳逸，百姓有淳厚与浇薄，赋役有多少，防御有缓急，人才有长短，怎么能不为它们划分等级呢？只是这种制度，是为了治理而寻求合乎事理的安排，不是为迎合人的欲望而设置的。州大不是为了宠荣，州小也不是为了羞辱。腹里地区安定，即使州大，也不是承担安危重任的地方；边方地区要紧，即使州小，也绝不是可以轻视的人所能胜任的。大而事务繁重的州，应当交给有才干的臣子，不是用来优待清流、使富贵者更富；小而事务简少的州，应当用来培养贞正之士，不是用来困窘敢于议论的人、使他们苟且偷安。如果不是这样，人人都会争取富饶之地；疲敝之地则由孤陋无援的人任职，于是穷乡下邑的守令怀着日暮途远的心情，倒行逆施，百姓更加困苦，盗贼因而兴起，正是由此造成的。朱异的制度把异国降人所在的边陲地区列为下州，这是扰乱政治的做法。它迎合安享富贵者和投机巧宦的欲望，使顽劣怯懦的人去困扰边地百姓、挑起边境事端，国家日益困窘，国势也因此危急。后世北方边鄙、南方荒远之地，盗寇动乱不断，没有不是由守吏招致的；这并不是州品划分制度本身不好，而是划分州品的办法违背了事理。边地的重要性高于腹地，贫瘠地区的重要性高于富饶地区；应当把边地和贫瘠地区的职任提拔到腹地和富饶地区之上，用来鼓励能干的官吏，抑制贪婪的风气，这只在于善于变通运用制度罢了。〖二五〗 武帝崇尚玄谈，陶弘景作诗加以讥讽，何敬容面对宾客而发出叹息，议论者都说他们不能进谏劝止，只能寄托于空言。这不能责怪陶弘景和何敬容。陶弘景身处事外，只能委婉地说几句，却不能直切进谏，这是本来就如此的。武帝沉溺其中已经很深，何敬容即使身居其位，难道能凭口舌争辩成功吗？至于说他们舍弃佛教而攻击老、庄，更不对。自晋代以来，支遁、许询、生公、僧肇之流，都用庄子的学说来附会修饰佛教，因此老、庄与佛教的学说早已合流。曾经阅读昭明太子的《二谛义》，其中都用王弼、何晏的风格旨趣来解释佛教教义。空疏玄妙的学说停止，佛教也就不足以兴盛；陶弘景、何敬容的议论，是拔除根本的言论。佛教祸害国家，难道只是耗费钱财、营建塔庙、放纵游荡懒惰、逃避赋役而已吗？它败坏人心、毁坏治理，正在于把庄子和佛教混杂起来，以虚妄荒诞、没有实际内容的淫邪言辞惑乱人心。我曾经论述过，古今最大的祸害有三种：老、庄，佛教，申、韩。三者造成祸患的方式不同，但相互沿袭而滋生，最终必然会合为一体。不相互助长，祸害还浅；相互沿袭，祸害必然猛烈。庄子的教说，被人取其泛滥的一面，便会放荡而丧失志向，这就是何晏、王衍失败的原因；如果只取其大略而不过分，用来平息天下的苛刻烦扰，那么王道虽然不足以兴盛，却还足以达到小康，这就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情形。至于张道陵、寇兼之、叶法善、林灵素、陶仲文这一类人，都是巫术之徒。他们以老、庄作托饰，便不是老、庄本身。佛教修建塔庙来侍奉胡鬼，设置斋供来饲养剃发僧徒，敲钟吹螺，焚香诵偈念咒，也只是巫术风气；并不是佛教创立这些做法来欺骗百姓、充塞仁义。佛教最初进入中国，用来欺骗愚昧百姓的，也不过如此。所以只是浅尝这种学说，造成的祸害也小；石虎奉事佛图澄，姚兴尊奉鸠摩罗什，以及武帝把财力耗费在同泰寺，都不过是这种情况。祸害还没有深入人心，也没有严重损伤国家根本，又哪里值得视为深重忧患呢？至于其中更严重的，是在这种学说中寻求更深的义理，而西方夷狄的愚昧鄙陋，却猥琐而达不到这种程度。自晋代以后，清谈之士开始用老、庄的微言来附会佛教；轻蔑忠孝、解散廉耻节操的言论，也开始明显兴起，和君子之道相抗衡。唐、宋以来，李翱、张九成之流又歪曲圣人关于性与天的旨意，使这些说法混入其中而彼此扰乱。他们说，把父母的爱看作贪恋痴迷的根本障碍，这就完全符合枭鸟獍兽那样的悖逆，而浅陋的儒生却狂妄迷惑，不知道憎恶，反而乐于拿我们的道来为它殉葬。于是把认为没有善也没有恶、销毁人伦、消灭天理的东西称为良知；把事事无碍的邪行、任意放纵无度的欲望称为率性，把同时否定人和法称为圣人的证明；把廉耻看作桎梏，把君主和父亲看作浮萍与断梗，把无所不为当作游戏；可以做夷狄，可以做盗贼，随着不同类别现身而把一切都说成方便。没有一项不是根源于庄子的余论，没有一项不是用佛教的宗旨加以印证。萧氏父子之所以相互残杀、吞噬而葬送家国，后世儒者沿袭浸染千年，以铲除人伦来招致匪类。唉，祸害太惨烈了！这正是陶弘景、何敬容之所以长久叹息的地方，难道仅仅是用金碧之色营建塔庙、放纵坐食来加重疲敝百姓的负担，成为国家百姓的螟螣而已吗？

译这两家学说本来就已经和申、韩相对抗了；可是人的心，就像水容易起波一样，受到激发后哪里会有定准呢？人心一旦失去大中至正的准则，这边倡导，那边就跟随，迅速互相回应而彼此助长。佛、老对于申、韩，就像鼙鼓彼此应和一样；用申、韩来回应佛、老，就会与治国之道越来越接近。汉代所谓的酷吏，到了后世却被称为贤臣；发展到这种地步，弱小的百姓死亡，强悍的百姓成为盗寇，百姓于是灭绝，国家也于是灭亡。唉！凡是推行佛、老教说的人，他所实行的法律必然属于申、韩一派。所以朱异导致梁朝灭亡，王安石、张商英导致宋朝混乱。为什么呢？虚寂之说过于极端，任何事情都无法实际应用，只好把一切交给一套法令，用督责天下来使自己安逸，之后便让心志不加操守而任意发展。崇尚申、韩的上层，下面必然会有佛、老。于是张居正用科条使天下困窘，而王畿、李贽之流更加横行无忌。为什么呢？人们站立时双脚重叠、举步艰难，退下来便托身于虚玄之说以逃避罪责；法令严急而下层怨恨上层，便乐于接受背叛君亲的说法来使自己方便，而内心亡失、罪恶消灭，反而可以说成叛逆沉没其中，起初并没有伤害那种本来空无一物的天真。由此说来，祸害到了申、韩而爆发，才会变大；根源起于佛、老，危害必然产生；而佛教的淫邪，依附庄子之后才开始泛滥。要端正根本的办法，应当从虚玄之说开始；至于区区巫鬼和奢靡的风气，还不值得诛责。这就是陶弘景、何敬容二人舍弃佛教而厌恶玄谈，不能说他们不懂得根本。〖二六〗 苏绰制定治理的法则，虽然不是道，却接近于道。宇文泰命苏绰撰写《大诰》，作为文章的格式，虽然不是承载道的文章，却接近于文。它之所以接近，是因为不同于道理刚刚显明便套用它来粉饰自己的邪伪；那是说，道理已经晦暗到了极点，将要开启这种晦暗，虽不能深入造就，却忽然与道理相接近。天下将要响应治理，接近道的人先行开启它，这大概是天意吧！并不是他们自己有能力接近道，所以说是“近道”。上天开启它，使人逐渐达到道理，所以说是“乍与相即”。治国之道自汉朝灭亡以后已经极其晦暗。并不是说历代政令没有一项适合于解决利弊，而是说谈论政事时没有一项涉及教化。苏绰用六条整饬官吏常法，把清心列为第一，把施行教化列为第二；并不是说他果真已经做到，而是自从治国之道灭亡后，没有人用这些来向天下宣示，只有苏绰把它们提出作为治理的要领。从此以后，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都沿袭它而兴起，举出尧、舜、周公、孔子的光辉来向天下宣讲，苏绰确实是首先开启这条道路的人。文章的体制，自宋、齐以来泛滥到了极点。人们只知道淫艳文风可憎，却不知道相互仿效、全都造假的风气尤其可憎。南方人倡导，北方人应和，所以魏收、邢子才之流，与徐陵、庾信相互仿佛。悬想着某种文章的影迹，耗费心力去求得相合，那么不论它是骈丽还是轻浮虚空，全都是虚伪。人们彼此习惯于相互模仿，不再有发自内心的话，来表达自己内心可以相互告知的东西。它所谓贞正，并不是真正贞正；它所谓淫艳，也并不是真正淫艳；可是人心已经丧失很久了。因此不得已，只好用《六经》的文体裁正它，来改变这种习气。如果只是模仿，那么模仿《六经》也未必比模仿那些文章高明多少；但言论有所止限，浮荡而没有实际内容的情性，也多少会因此收敛。所以从隋到唐，吟咏月露风云的文章虽然没有衰止，但说话不出自内心、没有实际内容而不祥的文章，大概也少了，这确实是苏绰首先开启的。宇文氏灭亡高齐后，把这种做法推行到山东；隋朝平定陈朝后，又推行到江左；唐朝沿袭它，于是治理方法和文章都接近于道，百姓的祸患因此暂时得到缓解。这是上天想要开启晦暗之世，而宇文泰与苏绰率先开启的功劳也不能抹杀。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建立这样的功劳，而是天意如此。唉！治国之道的破裂，坏在没有法度；文章的弊病，却坏在有了法度。没有法度，是因为任凭私欲；有了法度，是因为徒具形式的虚伪。私欲和虚伪横行，乱象哪里会停止呢！胡元末年，动乱到了极点；吴、越的俊士先发扬自己的精神，荡涤宋末淫靡繁乱的文章，文章与国家命运的关系也实在重大啊！六代的弊病，也坏在淫靡绵曼；所谓淫靡绵曼，就是让花鸟锦绮成为文章的主宰，而人的内心却空无一物。宋朝的弊病同样坏在淫靡绵曼；所谓淫靡绵曼，就是增加语助词，繁复地铺陈呼应，而人的精神却没有气力。人没有内心，就会寻求篡夺和弑杀；人没有气力，就会屈服于禽兽夷狄。徐陵、庾信、邢邵、魏收一流遗留下来的文风，苏绰挽救了它。又有谁能够挽救苏洵、曾巩一流遗留下来的文风呢？等待后来的贤哲吧。〖二七〗 贺琛上书论事，其他内容也不过平平；最重要的是，他主张让各部门官员没有不可以上奏政事的。这样会使斗筲之人用诡诈手段求得进用，破坏大局而窃取威权福柄，这是亡国败家必然出现的凭据。妄图靠胡言乱语求取进身的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琐碎地罗列小事的兴革，另一种是钩取搜寻臣下细小的过错。像这样做，名义上说是有利于国家，实际上却是在危害国家；名义上说是有利于百姓，实际上却是在危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祸害了。法律即使完善，时间久了也必然会有漏洞；针对这些漏洞加以弥补，仍然是完善法律的办法。即使听任这些漏洞存在，造成的损失小，而保全的大局大，对国家和百姓也没有伤害。妄加议论的人，专门指出漏洞来讥刺现行法律，那么就必然会割裂、破坏现行法律而大加反动，以片刻间的小利来诱惑人，听起来也会显得洋洋得意、很有道理。却不知道各种弊病会乘机而入，蛀蚀国家、祸害百姓，败坏风俗；这就是毒害流布天下、丧失民心的凭据。贤能的人在周旋处事、检视行为时能够没有过失，也很少见。刚与柔有所偏倚，博大与谨严各有不同的取向，都可能造成过失。贪婪和廉洁的区别，判若云泥，似乎必然毫不相涉；然而要寻找一个清廉之士哪怕极细微的瑕疵，那么他若不是像伯夷、柳下惠那样清正温和，也必定能找到可供挑剔的缺点。统治天下的人，根据人的才质，培养他的知耻之心，勉励他向善，本来就会有所包容而不把一切都彰显出来，以此保全国家体统、保存士人的节操，并不是没有经过审慎考虑。可是小人每天窥伺空隙，在细微之处纠察他；说这话的人也往往言之凿凿。士人于是畏缩谨慎，只求保全自己而不触犯罪网；人们也会粉饰细小行为以免获罪，委曲求全地迎合小人以求容身，而刻薄苛细所造成的怨恨，却独独归到君主身上。这就是毒害流布于士大夫之间、丧失士人之心的凭据。民心一旦离散，士人之心不再归附，上面积有多余的怨恨，下面充满过度的愤怒，国家必然随之倾覆。

译所以，不是舜那样的智慧，就不能从耕田人和垂钓者中选取善才；不是孔子那样的圣明，就不能从同行的三个人中择取善者。因此，垂下冠冕的绳子来堵住耳朵，垂下旒冕来遮蔽眼睛，内心持守治理天下的大公之道，对外堵塞巧辩之言的邪路，然后润饰先王的典范，甄别士人的品行，使百姓安居田野，使官吏在朝廷上受到劝勉。至高的治理达到极盛，难道是靠那些察察为明、辨析细微的琐碎做法吗？周朝的德业长久而秦朝的国祚短促，难道不是千秋万代的永远鉴戒吗？汉武帝不采纳刘琛的格言，却替专听一人、独任一人辩解说：“专门听信一人会产生奸邪，独自任用一人会造成祸乱；于是才有秦二世把政事交给赵高、元后把国政交给王莽。”难道他不知道秦朝的法令严密之后，赵高才得以得志；王莽掌握国政时，歌颂其功德的都是被疏远、被轻视的官吏和百姓吗？刘琛的话音还未消散，梁朝的社稷很快就灭亡了；图谋保存国家的人，难道还要把过分苛察当作戒条吗？二八 人的精神和智慧随着血气的盛衰而变化，于是从年少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总共经历三次变化而改变原有的常态。天性正直的人是正的，学问充裕的人也是正的；这样，精神内藏得深，根基树立得牢，血气自然旺盛时，智慧不会被荡乱；血气自然衰退时，智慧也不会因此耗损。这就是卫武公之所以成为睿智圣人的原因。梁武帝即位初年，可以说是有智慧的。裴叔业想要劫持他向北投奔时，他知道群小的祸害还没有波及长远；萧颖胄想请魏出兵救援时，他知道向戎狄示弱并不是策略；萧渊藻诬陷邓元起谋反时，他判断那是诬陷；命令曹景宗去压制韦睿时，他知道军队和睦就一定能够取胜。他任用将领而取得功绩，谋划事业而获得成功，虽然不像宋武帝那样熟悉军事、善于制胜，但他对于成败得失的筹划坚定而不疑惑，对事情的关键也看得非常清楚。到了他接受侯景投降、把他安置在内地时，萧介提出危险的预言，他却不听；不久，又听信高澄的欺骗，答应替他捉拿侯景，傅岐苦苦进谏，他也不听；很快又把侯景当作心腹，很快又把侯景当作仇敌，很快又推心置腹而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很快又背弃约定而白白启发了侯景的疑心，茫然得好像船在雾中航行，不知道将驶向哪里；这同过去那个审察形势、揣度人情的梁武帝相比，明暗相差得遥不可及。大概是因为梁武帝当时已经八十五岁了，血气衰退，智慧也因此枯槁了。智慧并不是血气那种有形的东西；年纪越大，阅历越深，对于人情的顺逆、形势的安危，就越像熟悉道路的轻车一样容易奔驰，那么梁武帝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智慧凭借机巧来顺应时势变化，而不是出自道德的慧明，所以很容易枯竭。况且他中年以后受到佛教习气的熏染，扰乱了自己的思虑。佛教本来就已经违背事理，而佛教中浮泛的智慧流行开来，便泛滥成只讲机变、没有执守；可以没有恒常，也就可以无所不为；精神恍惚而随意变迁，任意挥霍他的宗社和百姓，毫不顾惜。这难道只是朱异、谢举等人迷惑他的结果吗？或者说，这也不只是年老到昏聩、精神智慧衰损所造成的；而是精神不能安居于形体之中，那种反复审慎、顾念后果的心思涣散开来，不能在内心发挥主宰作用了。君子以仁义树立根本，再用学问充实它；年纪虽然大了，即使死去，也只是死去而已，智慧难道会同他一起消亡吗？二九 父子兄弟之间的恩情，到梁武帝的子孙这里已经完全断绝了。只有萧综凶狠残忍，而且被怀疑是东昏侯的儿子；其他人都不像商臣那样有蜂目豺声，梁武帝也没有蔡景那样的罪恶。他们之所以如此，难道不是因为慈爱过度，反而伤害了慈爱本身吗？正德叛逆时，见到梁武帝便哭泣；萧纶悖逆时，对萧确说话也哭泣。萧绎、萧范、萧誉、萧詧，虽然没有拼死救援君父的决心，却都曾拿起武器起兵。然而他们却拖延观望，内部彼此图谋，骨肉相互吞并，把梁武帝所遭受的困厄、饥饿、幽禁和羞辱置之不顾。况且这些人并不是没有谋划的智慧，也不是没有可以鼓舞的勇气；萧大器笃实孝顺、安然赴死，方等忘却自身、以求自守，都具有古代烈士的风范。若用礼来教导他们，用道来训诲他们，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用善行来扶助他们，他们都可以成为王室的辅佐；难道他们竟像晋惠帝那样愚昧、像刘劭那样凶残，已经不可改变了吗？慈爱却没有节制，宠爱却没有等级，崇尚对妇人和宦官式的仁慈，施行像对禽兽幼犊一样的溺爱；一味希望得到恩宠，便会使怨恨越来越深。诸子的恶行，不是梁武帝把他们逼成这样的，难道是他们本来就不仁到了这种地步吗？而且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君主废弃对子女的教育，大多是把他们放纵在淫声美色、犬马游猎之中。梁武帝自身并非如此，教育子女却又不是这样，所以他的诸子都有文章和名理方面的声誉，本来大多也有才智谋略。然而他们所学习、阅读的，是宫体诗那种淫靡的文辞；所用来思考、研究的，是佛教的邪说。这两者表面上似乎不会损害忠孝的大节，实际上并非如此。孔子不是说过“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有仁德”吗？言语巧饰，仁德就会被遗忘；仁德被遗忘，恩情就会断绝。至于佛教，把因缘所生看作人的种性，认为人在分段生死中自行来去；把父母看作贪欲、愚痴、爱恋形成的障碍，用众生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们，见到他们危亡，也只是悲悯罢了；除此之外，又怎会容许舍弃自己本有的生命因缘去为父母的危难牺牲呢？这两种思想一旦进入人的内心，那么即使像禽鸟互相哺食、鱼以泡沫相濡一样，彼此相合而亲近；也会彼此离散、互相背叛，在形势穷困、力量窘迫的日子里不能相互保护。因此，说梁武帝的慈爱已经过度，并不是真正的慈爱；他把自己的儿子看得同老虎没有区别，只是以普遍施予一切众生的大慈悲，把自己投进去供它们吞食罢了。这种学说不讲仁爱，这种教义没有父亲；即使取得天下，也不能在一天之内安居其中，难道还会有差错吗？

译简文帝 一 在大治的时代，没有请托之事；在大乱的时代，也没有请托之事。所以关于禁止请托的禁令，虽然载入法律，却执行得不严，因为请托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汉灵帝制定三互之法，高洋赏赐房超棓，让他杀死赵道德这个替人请托的使者，并命令守宰设置棓杖，捶打杀死那些替亲属请托的使者，大概是因为当时请托公开流行，诉讼和刑狱极其混乱，受到刺激后才这样做的。在大乱的时代，守宰把利益专归自己，厌恶百姓行贿请托，却不把贿赂保存到自己手中，于是便假借秉公守法的名义，把财货贿赂统统收归一门。上面既然已经对他们严加禁止，即使因此招来人的怨恨，也可以不必害怕，因为没有人敢揭发他们的污行。刘季陵不参与公府的事务，陈蕃便讥刺他；季陵是正当的，陈蕃是不正当的。然而陈蕃在李陵一事上尚且还能找到说辞，因为当时请托盛行，而季陵孤立无援。在大治的时代，任官者有供养廉洁官员的制度，退居乡里也有像接受祭祀一样的尊崇，贤士大夫又怎么忍心把自己置于污浊之中？但乱世做不到这一点。于是那些擅自谋利、滥施刑罚的守宰，反而把强横严厉当作能干；请托虽断绝了，贿赂却更加泛滥，何况只是断绝了本来就会断绝的请托，却不能断绝本来不该断绝的贿赂呢？任用守宰而重视他们的廉节，教化得以施行，风俗自然美善，请托并不值得专门禁止。越是禁止，百姓遭受的冤屈反而越严重，汉灵帝时期就是这样。至于高洋以杀人为乐、借此逞威，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二 唐朝的府兵制度，谈论军制的人竞相称赞它的优点，大概是始于元魏大统十六年宇文泰创立此制。此后把有才力的百姓登记为兵，免除他们本人的租、庸、调；关中的疆域，最终凭此向东吞并高氏，向南兼并江陵。隋、唐沿袭这一制度，到天宝年间才开始改变。人们都说，府兵制度一改变，边将便骄横，所以发生了安、史之乱，河北始终不能平定，而唐朝最终也因此灭亡。但他们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府兵制度没有真正成为军队，反而只是用来残害百姓；即使改成彍骑，也不能把它的弊病全部革除，于是唐朝实际上没有军队，只能依靠边将。安、史之乱，正是府兵制度造成的，难道府兵制度不改变，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安、史之乱发生后，府兵制度又能把它荡平吗？三代把兵役寄寓于农业，封建天下历来都是这样。周朝初年，封建制度也已经衰替了，但还存在一千八百国；对外没有匈奴、突厥、契丹的侵逼，兄弟、甥舅关系的诸国，只是因为贪欲和愤怒而互相攻打、彼此防备罢了。然而一旦忿恨争斗肆意发作，各国就会驱使那些放下耒耜的善良百姓，在郊野原野上践踏着鲜血作战。可悲啊！三代末期，百姓因战祸而死的，不只是像今天这样而已。禹、汤、文、武的极大仁德，只能用礼来约束他们、禁止他们暴乱，为什么最终没有像这样让农民互相争斗而死呢？这是因为上古以来相承已久，幸而圣王善于制定制度，用车战而不用步战；追赶败兵、斩取首级，不过几个人，所以百姓虽死，数量并不积累。然而农民本来正忙于耕作、养蚕、保护妻子儿女，却要停止经营田地房舍的打算，奔命于原野；使他们质朴谨慎的良善本性被割断，彼此习染而竞相强悍；残害他们，扰乱他们，百姓的憔悴困苦，也实在令人痛惜！到了战国，一次战争斩首就达到数十万，难道是喜欢当兵的人吗？全都是南亩里的农夫，想逃避却不能逃避的人。汉朝统一天下后，把军民分成两条道路，于是把兵役寄寓于农业的祸害才止息。那些端坐在屋里翻书、却谈论军政的庸俗儒生，又想接着实行这种制度，他们的不仁也太惨酷了吧！自己有幸成为士人，脱离了耕作农具带来的劳苦，不耕田却吃农民生产的粮食，反而还想把农民驱赶到刀刃之下；只要还有人心，在这里就应该改变想法了。宇文泰实行这种制度，是有他的说法的。他据有关中一隅之地，想要统一天下，于是发兵讨伐高洋；后来不交战便退兵，难道是害怕高洋吗？是自己想到力量寡弱，心中早已寒惧。南面从雒、陕，西面从平阳，北面极至幽、蓟，东面渐至青、兗，都是高洋的土地，双方兵力多少的形势相差太远。况且梁氏正处于混乱之中，宇文泰还想起兵乘机吞并襄、郢，但北方尚且支撑不住，力量不足以向南推进。虽然在此以前，他多次以少胜多，但回头审视内部，终究因此感到自身危险。所以他所使用的，仍然依靠过去惯用的军队，只是特别想增加人数来壮大声势。况且关中北面拥有灵、夏，西面直到河、湟，南面有武都、仇池以及羌、氏的土地；即使是从事耕作、开凿的百姓，也都习惯作战。让他们充入军队，力量上是适合的，感情上也未必不愿意；宇文泰可以采取权宜办法，谋求一时的利益，也并没有完全错。至于天下统一、战争停止之后，为了巩固根本、保卫国家的长久大计，树立威势以消除夷狄和盗贼萌发的可能，那么用武还是用文，刚强还是柔和，性质各不相同；农民生产粮食来供养军队，军队听从命令来保卫农民，本来就应当分成两条道路，各自安定。现在却想让天下百姓早晨务农、晚上拿起戈矛；开始时，愚昧的百姓贪图免除赋税和徭役的利益，便仓促起身接受命令；等到后来一旦登记入册，想要脱离却做不到。因此唐朝的府兵后来全都改成了彍骑；这时再读杜甫《石壕吏》《三吏》《三别》中的诗句：流离失所的老妇人，婉转哀求于枷锁之中；将死的病夫，背着戈走在路上便倒下。百姓日益困窘，兵士日益羸弱，只是白白使百姓送死。而拯救危如一线的唐朝社稷的，却是朔方边地的士卒和回纥援兵。这样看来，所谓府兵制度，对国家没有益处，只是徒然祸害百姓，这是很清楚的。不能恢复三代的封建制度，幸而还能摆脱三代相互争战的痛苦；农民可以安心务农，士兵可以安心当兵，上天按才质加以区别，人按所习加以区别，掌控天下的人顺应时势而加以利用，国家根本坚固而百姓生活得到成全，自有治理的办法。那些只会翻书的小儒生，称说把兵役寄寓于农业而不肯废止，他们的愚蠢竟足以祸害天下到这种地步吗？农民不能当兵，因为残害农民只会削弱国家；士兵不能务农，因为削弱军队只会使土地荒芜。所以，卫所兴起屯田的制度，消耗天下的兵力而使中国衰弱，以至于坐视把洪大的基业交给异域，这种由来已经很久了。况且所谓屯田，粗疏草率、破坏割裂，把肥沃的土地变成贫瘠的土壤，天下到处都是这样；难道可以不把它作为永久的鉴戒吗？三 魏、晋以来，廉耻丧失，忠孝泯灭。难道没有慷慨激昂、气概足以奋发一举的人吗？只是他们没有办法自我持守，也因而没有办法使这种志节延续下去，所以即使奋发而起，最终还是会困顿。能够持守廉耻，使忠孝长久不衰的，只能归于从容履行道义的君子，而不是靠一时慷慨激昂的能力。梁朝灭亡时，出现了两位这样的君子：太子萧大器和吴兴太守张嵊就是他们。

译吴兴的兵力寡弱，张嵊又不熟悉军旅之事，但他仍然奋然挺身而出，以弱小抵抗强敌，难道还不足以显明自己的忠心吗？既然没有畏死之心，本来可以同贼军争一时的生死，而张嵊却没有这样做；他考虑到即使这样做也不能后继，那么气势就会受挫，志向也会动摇。在胜败难料、侥幸相持的处境中，精神没有确定的守持，便不能保证自己必死的决心；既然知道必死，也知道除了死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寄托心思的，他便整理衣服安然坐着，等待被捕而舍生罢了，这就是张嵊所持守的原则。侯景显然不能容忍简文帝和太子。太子本来可以离开却没有离开，因为不忍心离弃父亲。他从未向侯景的党羽屈服示意，并说：“如果一定要被杀，即使百拜也没有用。”他的神色安然，到了遭难时也不改变自己的态度。生死听凭命运，忠孝出于本性，端庄凝重、尊严自持是他的立身之道。既然知道必死，那么从内心奋然崛起，像献帝发布衣带诏、高贵乡公拿起武器那样，难道不可以吗？但太子没有这样做。既然不愿这样做，那么收敛锋芒、等待时机，希望免遭凶逆之祸而等待外援，也是一条道路；但太子也没有这样做。臣子之道和立身的节操，做到这样也就到头了；超过这个限度，就会陷入混乱。不愿使自己陷入混乱而丧失自身，正如张嵊一样，这就是太子所持守的原则。这两个人所持守的，是君子的操守；他们乐于顺应天命，安于所处之地，等待命运安排，凡事求之于自己而不寄希望于外部。唉！假使太子早些正式登上帝位，又得到像张嵊这样的人作为辅佐，朱异怎么能够迷惑他，侯景怎么能够欺骗他，高澄怎么能够欺诈他？可是梁武帝年老昏聩而荒怠，简文帝软弱多疑，同姓诸侯背叛君主和亲属、残害骨肉；太子只有储君的虚名，张嵊守着贫弱的偏僻郡地，处在没有条件施展作为的位置上，即使有可以做君主、做宰相的才略，也无从施展。这是上天要灭亡梁朝。既然无从施展作为，那就只求不丧失自身，永远做一个君子而已。所谓君子，就是看得明白，处得安稳。生死、成败，对于处之安然的人来说，都不会被时势扰乱。内心不乱，然后才能安然面对死亡；能够安然面对死亡，然后才能看重生命；看重生命，然后才能善于面对失败；善于面对失败，然后才能谋求成功。所以晋明帝能够挫败王敦，谢安能够制服桓温，都是因为气势先已安定、精神先已凝聚。太子没有经历晋明帝那样的地位，张嵊没有掌握谢安那样的权力，而梁朝的灭亡已经必然了。再往下说，也不过是武陵王、湘东王、邵陵王罢了，也不过是柳仲礼、韦粲罢了；即使勉强振作起兵，也只是加速灭亡，又有什么补益呢？国家没有君子，就没有办法立足，这确实如此。

译元帝 一 元帝忌恨岳阳王萧詧，想要消灭他，于是失去了襄阳；襄阳一失，江陵的灭亡就可以等待了。等到武陵王萧纪在成都称帝，又向宇文泰请求出兵袭击萧纪，而成都又落入北周之手，那么江陵就没有不灭亡的道理了。这并不是宇文泰能够夺取它，而是梁朝自己走向灭亡。蜀地灭亡，江陵陷落，襄阳向北折转而成为宇文泰的先导，江左能够延续数十年，只是侥幸。高齐尚未灭亡，关中的形势尚未稳固，宇文泰的篡夺尚未成功，所以江陵还侥幸存在。地利并不是有作为的人所能依恃的，这一点固然如此；曹操占据兗州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却能制服群雄，李势、谯纵占据蜀地，也没有使江东动摇。虽然如此，取得地利而人心不和，地利仍不可依恃；人心不和而导致内部崩溃，就没有谁能够保住自己的地利；失去地利之后，灭亡就必然到来。所以，除非是英雄人物突然崛起，把天下看作没有什么不可作为的事情，否则地利也是必然要争夺的。梁元帝残忍暴戾，抛弃地利而把它交给别人，最终因此自取灭亡，这是明显的验证。梁朝的失和是由于内部崩溃，并不是武陵、岳阳的罪过。元帝一即位就杀了他的弟弟萧慥，杀了他兄长的儿子萧誉，袭击他的兄长萧纶，杀了他的堂孙萧栋；武陵王派儿子萧圆照入援，听从元帝的节制，元帝却在白帝阻拦他；萧圆正聚集部众接受任命，元帝却把他囚禁在岳阳，他于是起兵竭力进攻元帝。元帝放下侯景这一大仇不报，却急忙残害自己的骨肉，都是因为他怀有极端不仁的心情，激怒他们，使他们彼此不肯退让。唉！元帝即使不顾同宗骨肉之爱而狠心无亲，难道就没有想过，武陵王在襄阳、岳阳王在成都，这两个人正是江陵生死存亡所由掌握的吗？所以，不仁的人从来不能保住地利。一念之差，使上游失守，咽喉要地被夺，困守孤城而自取灭亡；把自刘弘、陶侃以来经营百年的战略要地，拱手交给鲜卑，实在太惨了！江东四次更换主人却没有灭亡，刘子业、萧宝卷那样凶暴顽劣的人，尚且知道土地不可放弃，元帝却把它弃之如同多余的赘疣。极端不仁的人，到了抛弃地利的地步，就已经到了极点；连自己的死亡都不顾，又哪里会顾念兄弟呢？二 江陵陷落后，元帝焚烧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读了万卷书，尚且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把它们烧掉。”没有人不厌恶他不知悔改而且不仁，却把罪过归咎于读书，说：书有什么对不起元帝的呢？这并不是懂得读书的人说的话。元帝自取灭亡，不是因为读书，但也未尝不是因为读书。拿元帝所撰写的著作来看，其中搜罗骈丽辞藻，汇集前人文辞的影迹，用来夸耀博学；如果没有读破万卷，是做不到的。在当时，君父的性命悬于逆贼之手，宗庙社稷像丝线一样悬在分裂边缘，他却早晚阅览这些文章，疲惫地沉溺其中；既不能以义振作，又不能乘机而动，这和玩六博、投琼、沉溺酒色有什么不同呢？人的心一旦有所依凭，圣贤的训典也足以把志气禁锢在逐字寻章、计较笔墨之中；得到细枝末节便忘掉大义，迷恋文字影迹而失去精微的言旨，反而会成为大惑乱的资助。何况诸子百家的小道，以及只在乎取青妃白这类琐碎文辞呢！唉！难道不只是元帝不仁，读书也会仅仅成为引导人放纵欲望的东西吗？宋朝末年、胡元统治时期，那些自称儒者的人，参与讨论格物的正当训义，却不想想格物究竟要用来做什么。他们计算五经、《论语》《孟子》文字的多少而加以总记，辨析章句分合、呼应的声形而相互比拟，终日饱食，无所事事，只忙于无益的校订比较；写文章时，夸饰文辞的脉络和排偶对仗，以此自认为工巧。这对身心有什么关系？对伦理事物有什么关系？对政治教化有什么关系？他们自以为严密，便傲视别人疏略；自以为专一，便傲视别人散漫；自以为勤勉，便傲视别人懒惰。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表面上取得名声、实际上不知羞惭的不仁者，不是喜欢施展小聪明而不明事理的人吗？他们困穷时，凭借教书禁锢别人家的子弟；显达时，凭借固执己见误害别人的国家。这同元帝兵临城下时还在讲说《老子》，黄潜善面对虏骑渡江时还在参究圆悟禅法，有什么区别呢？又同萧宝卷、陈叔宝沉醉于歌舞，直到白刃临头仍不觉察，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程子斥责谢上蔡玩弄事物而丧失志向；凡有所玩弄的，没有不因此丧失志向的。梁元帝、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读书的人；宋末胡元时期的小儒，也都是读书的人；他们的迷误是相同的。有人说：“读先圣先儒的书，不同于雕琢细小辞藻，本来就不会失去成为君子的资格。”先圣先儒的书，难道是像浮屠氏的经书那样，只要抄写、诵读就能获得功德吗？读了那些书，考察前人的事迹，分析字句，便自称为君子；难怪主张良知学说的人兴起后要斥责他们了。然而，主张良知学说的人如果又迷失在他们所谓的良知之中，只凭刻意描摹而求得近似，其危害就更加严重。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辨明大义，从而确立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根本；是体察精微的言辞，从而善于运用精研义理、通达神妙的功夫。然而，善于读书、能够在内心有所获得并用书中的道理加以匡正的人，太少了。比这更差一些的，像太子弘读《春秋》而不忍心读完的，也很少。再差一些的，像穆姜读《易》，能够反省自己并知道惭愧的，也很少。不考察大义，不钻研精微，不审察时势，甚至会出现汉代儒生因为《公羊传》而废弃大伦，王莽因为讥刺二名而对匈奴采取相应做法，王安石因为国服而实行青苗法的情况；这样一来，经书尚且会成为蛀虫，史书更不用说了。读汉高祖诛杀韩信、彭越，便以为消除了祸乱的萌芽，结果反而助长了杀害亲近贤能之人的猜忌毒害；读光武帝更换太子而使国本安定，便以为丧失元良也能开启自己的偏私；读张良辟谷以保全自身，便使那些炼丹修道、求长生的方术更加盛行；读丙吉杀人而不追问，便形成怠惰荒废事务的陋习。没有高明的器量来把握大体，没有斟酌权衡的能力来审察独到的见解，那么读书万卷只会用来引导迷误，还不如不学无术的人，至少还能保全自己的质朴。因此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志向确定，学习才会有所增益；从未听说没有志向，却能把学习当作志向的。如果因为学习而使自己的志向动摇，异端邪说、流俗传闻以及放纵散漫的小聪明，大则侵蚀人的心思，小则荒废人的光阴；这正是元帝至死也没有醒悟的事情，怎么能不把责任归到涉猎万卷之上呢？儒者之徒却效法这种卑陋作风，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译敬帝 一 义能够产生勇，勇能够成就义。没有勇气的人，不能同他建立义；正如没有义的人，也不能同他谈论勇。王僧辩并不是不懂义的人。元帝让他进攻湘州、杀死萧栋，他没有服从。他亲自建立了平定建平叛贼的大功，又接受重任镇守京邑，本来是有条件有所作为的。高洋派邢子才率领一支军队护送萧渊明，使他做梁主。萧渊明不是武帝的子孙，却挟持异族势力闯入梁境；如果让他成功，萧晋就会成为宇文氏的附庸，萧渊明向高氏述职，梁国被一分为二，分别向两个胡虏称臣。这正是王僧辩肝脑涂地报效宗社、为中原保留一线生机的时候。王僧辩已经派裴之横在东关抵御萧渊明，也已经知道敬帝已正位为君，而萧渊明是叛贼。可是裴之横战败身死后，他竟立即屈节迎接萧渊明入境，这是多么怯懦啊！高氏当时正与宇文氏争夺生死存亡，显然不可能乘梁国内乱窥伺梁国。它派偏师护送萧渊明入境，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邢子才只是雕琢辞章的文士，王僧辩据守长江，等待他失败，绰绰有余。可是王僧辩竟震惊动摇、丧失守节，废黜君主而奉迎叛贼，只顾满足胡虏的意志，最终因此受到极大的恶名惩罚，在陈霸先手下授首，成为千古笑柄。这样看来，为什么不坚守节操，临江与高洋争一时的生死呢？没有勇气的人，不能巩固自己的义，结果自身和名声都毁了，难道不可悲吗！所以，不懂义的人，可以使他懂得义；但懂得有义而勇气不足以决断的人，即使是明君也无法替他鼓励振作，诚信的朋友也无法替他扶助提携，最终会陷入大恶而丧失生命。因此说：勇是上天赋予的德性，和仁、智并列而成为三种德性。二 以先王为法，应当效法他们的道；只效法他们的法制，有时会违背道；只效法他们的名目，就连他们的法制也没有真正效法。道取法于天，法制取法于人，名目取法于事物。道产生于内心，法制产生于事务，名目产生于言语。言语方面，南北地域不同，古今时代不同，质朴与文饰的崇尚也不同；各自用自己的语言来说明道、说明法制。道和法制如果相同，言语即使不同，归宿也是一致的。以先王为法却只效法其名目，只有王莽、宇文泰是这样。王莽的愚昧，是刘歆引导的；宇文泰的虚伪，是苏绰引导的。他自以为实行的是《周官》，就把它当成《周官》本身；这样会使天下后世讥笑《周官》不合于道，并认为先王不值得效法，这也并非没有理由。名目本来就是道和法制所不在的地方。宇文泰自以为是周公，是叛逆者丧失心智、放纵志意的常态；苏绰把宇文泰当作周公，是谄媚者丧失心智、失去志向的常态。李弼、赵贵、独孤信、于谨、侯莫、陈崇，是什么人，竟能同天地四时一样施行教化、治理天下？可悲啊！先王之道衰落，竟到了这种地步！高洋篡夺帝位，梁、陈苟且偷安，于是宇文氏得以在关中上演猴戴帽、马起舞的闹剧，又用华饰掩盖其腥膻污秽来欺骗世人。若不是这样，王莽的首级被砍在渐台，宇文泰难道还能幸免吗？用道来效法先王而忽略他们的法制，不足以治理天下；用法制来效法先王而没有他们的道，只足以造成混乱；用名目来效法先王，却连他们的法制也丧失，必然足以亡国。宇文泰没有灭亡，是时势使他不能灭亡。到了隋朝，革除了宇文泰的妄举，顺应时势设置官职，延续了一千多年，虽有增损却不能改变；遵循实际所取得的成效，清楚可见。《周礼》六官制度中有精微的意义，懂得这一点的人，哪里会拘泥于法制，更何况拘泥于名目呢？三 权臣是国家的蛀虫，却不是天下的祸害；权力小则专擅，权力大则篡夺，圣人难道没有考虑过吗？可是五经的文字中，并没有防制权臣的办法。胡氏为《春秋》作传，才开始战战兢兢地像关押猛虎一样防制权臣；宋人的猜忌习气，最终使自己变得软弱，把天下交给了异族。假如孔子的本意真是这样，那么他担任司寇、代理相职的那一天，必定会把诛杀三桓作为急务；又何必厌恶陪臣掌握国政，何必忧虑平民的议论呢？所以可知，胡氏所传的《春秋》是宋人的私见，并不是圣人的旨意。岳侯之死，正是这种说法先迎合了庸主的心意。自晋朝东渡以来，王敦首先叛逆，桓温接踵而来，历代都有权臣，司马氏、刘氏、萧氏的宗庙社稷也因此相继转移。那些叛逆尚未成功，却起兵作乱的人，如王恭、殷仲堪、刘毅、沈攸之、萧颖胄，都是因愤怒而起兵，同京城相争。然而军队屡次作乱，国家屡次危急，百姓仍然能够彼此保全；乱民没有掠夺的恶行，弱者没有流离的痛苦，祸乱只停留在上层，下面百姓的生活因此没有受到惊扰。这是因为除非出身世族或有大功勋，否则不能掌握朝廷权力；不掌握朝廷权力，就不会产生觊觎之心。民间并非没有桀骜的豪强，只是屈服于权势之下，终究不敢放肆。到了侯景之乱，羊侃死了，韦粲战死，柳仲礼无能而败，萧氏子孙分掌州郡，接连互相残害，而梁朝没有勇猛的大臣。于是陈霸先以吴下寒族出身、岭表卑官的身份，纠集粤峤之民，起兵拯救国难；王僧辩借助他的力量取得成功。于是建业、荆江、北府、三吴的牧守，都把自己的权力倒授给山溪洞壑中的豪强。国家没有世族尊贵、居中控制外部的大臣，像陈霸先这样的寒微之士逐渐成为天子；次一等的也分掌州郡、持符节分镇一方，成为重臣；此后权力下移，在偏僻乡邑之中，凡是魁伟豪杰、骁勇雄强的人，都昂然自命地说：“大丈夫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成就的呢？”因此周迪、留异、熊昙朗、陈宝应纷纷振臂起兵；甚至十姓百家中稍有心机和膂力的人，也都在自己的里巷聚集人众，放弃农桑，拿起耰和鉏，互相掠夺。在这个时候，强者自己投入刀锋，弱者坐等刀斧加身，天下的混乱达到极点。即使没有像刘弘、陶侃、谢玄、檀道济、沈庆之这类建立威势、消除祸患萌芽、保卫社稷、安定百姓的大臣；即使有王敦、桓温、刘裕、萧道成这样的权奸，掌握最高权柄来统治他们，局势又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从下层百姓的义理来说，盗寇作乱是小祸，篡夺弑杀的叛逆才是大祸；从上层统治者的仁德来说，一个姓氏的兴亡是私事，而百姓的生死是公事。所以明王统治臣民时，确定尊卑的秩序，敦厚忠礼的教化，不失君臣之义，却从来不斤斤计较地害怕将相专擅而削弱他们的权力。子孙贤明，还怕什么权臣呢？子孙不肖，那么宁可让天下在朝廷中丧失，也不忍让无知的百姓窥伺、窃取权力、操弄兵器而彼此吞噬。鲁国末年，三桓的子孙已经衰弱，阳虎、公山不狃狂妄兴兵，鲁国于是盗贼众多，孔子为此悲伤。难道只凭压制强臣就是《春秋》的大法吗？因此可知，胡氏的说法，不过是宋人的陋习。

译卷十八 陈高祖 一 从曹魏直到刘宋，都名义上说是禅让，实际上却是篡夺。我曾经论述过：本来凭借征伐诛讨取得天下，却因沿袭惯例而假托篡夺之名的，是唐高祖；他的名义是叛逆，实情却还没有欺诈，君子只是厌恶他的名声罢了。凭借雄杰的才能起兵而图谋功业，以取得天下为目标，功业建立后便夺取天下的，是曹魏、刘宋；其中刘宋的功业比曹魏更大。接受推诚托孤的遗命，却由此萌生叛逆之心，并非没有建立功劳，但功劳不在天下，而是凭威势恩福动摇人心，趁机窃取天下的，是司马氏。没有预先固取天下的心思，天下大乱、纲纪崩坏后，突然起兵夺取天下的，是宋太祖。对天下没有功劳，天下已经混乱，见到天下可以夺取便夺取的，是梁武帝。既没有功劳，又蓄谋奸计，顺从他人参与弑逆，因而夺取天下的，是萧齐。本来就是贼，却名义上说是禅让的，是朱梁。至于陈氏篡夺梁朝，功劳比曹魏、刘宋小，但也还是有功。天下的混乱已经到了极点，既然可以夺取便夺取，也没有预先固取天下的心思；这样看来，它不足以与刘宋抗衡，却优于赵宋，因为有讨伐平定侯景的功劳；比曹魏、司马氏好，在于没有预先蓄积奸谋；比梁武帝贤明，在于没有用违背顺理的军队发动战争。因此它虽然做君主的功业微小，罪过也较轻。拒绝萧渊明而拥立敬帝，并不是果真念及武帝的子孙而坚决拥立他；但在当时，江左已经非常难以自立。萧詧向宇文氏称藩，为了杀死叔父而保住一隅之地，并以此名义称君；萧渊明向高氏称藩，轻蔑君主的遗孙，拥立一个空洞的名号而称君，这两人都不是真正的君主。宇文氏、高氏只是守卫藩国的臣子；假使萧渊明得以即位，势必使整个江东归附臣服于高洋，那就更加惨了。陈高祖并不是忠于萧氏，而是保全中原遗民，延续数十年，以等待隋朝实现统一；这样看来，他的功劳也很大啊！陈高祖最初在岭表起兵时，直到开始入讨侯景的时候，本来就知道他还没有妄图夺取天子之位的心志。萧氏子孙彼此残杀，天下没有合适的君主，陈高祖这才想到夺取天下；他的罪过因此较轻。虽然没有显赫的功劳，但功劳也不能抹杀；与隋朝处于中间，像狐狸般献媚取巧以夺取宇文氏天下的行为相比，相差很远。至于君子对隋朝有所宽恕，是因为它以中原取代夷狄；虽然取得天下不合正道，但终究不能把它称为篡夺。陈、隋之后，天下之所以能够安定，正是这个缘故。可惜唐朝不肯正名，承认自己诛杀父亲、虐待百姓的独夫行为，却把它假托为禅让，因而自居于篡夺者之列。二 君子称许善行，即使像毫毛一样微小的善也一定取用，只是因为那一点微小之处确实是善。至于显著地拥有某种善的名声，实际上却没有这种善；如果不是厌恶这种虚名而仍要取用它，就是被不合正道的事蒙蔽，成为愚人罢了。陈氏篡夺梁朝时，王琳起兵到湓城讨伐陈氏，这在表面上是声势显赫的讨贼义举。从君子的角度来看，子之篡夺燕国，齐宣王出兵讨伐他，孟子却说：“这是用燕国讨伐燕国。”像王琳这样，难道只是用陈氏讨伐陈氏吗？王琳起兵，是为了在江陵救援元帝，这本来是正义的。萧詧引导宇文氏杀害元帝，毁灭他的宗庙社稷；萧詧是王琳的仇敌。萧詧不能独自完成他的恶行，元帝死在宇文氏的刀下，所以宇文氏更是王琳不共戴天的仇敌。侯平不接受王琳的指挥，王琳于是向高洋奉上表章，离开华夏而归附夷狄，罪恶已经很大了，却还说高氏不是自己的仇敌；后来妻子儿女陷在关中，他又奉表称臣向西而去。自己原本是盟主，却反复改变自己的操守；他顾念妻子儿女的私爱，向杀害自己君主、灭亡自己国家的索虏鲜卑北面叩拜。这种人，陈主看他如同蜂虿，不把他当作人类；他又怎么能奉上言辞去讨伐陈氏呢？萧詧是王琳的仇敌，敬帝却不是王琳的仇敌。元帝死后，敬帝以武帝之孙、元帝幼子的身份在建业即位。王琳既然两次向两个胡虏奉表，又向敬帝称臣，仍然想借此维系梁朝；梁朝征召他担任司空，他却不肯前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假使王琳果真有匡扶复兴的心愿，那么他既然已经是上流地区的盟主，又接受司空的征召，奉敬帝为主，打击陈氏的邪心，难道还做不到吗？他既然怀有二心，亲近高齐而忘掉故国，等到陈氏篡位后，才窃取讨伐贼臣的名义，来同陈氏争斗，倚仗高氏的援助，又请求萧庄，借他作为君主；同一个人，忽而站在这边，忽而站在那边，廉耻荡然无存，这样的人还可以被称为讨贼的军队吗？即使他侥幸战胜陈氏，陈氏一旦失败，高洋乘乱夺取江东，王琳也无法制止；这本来就是王琳不顾惜的事。假如萧庄能够进入建业称梁帝，王琳便会起兵夺取他的地位，这在形势上是必然的，也是王琳固有的心志。像这样没有操守的小人，早晚都不可预测，难道还可以把讨贼的正义许给他吗？从后来发生的事看，陈氏派谢哲前去劝说，王琳又退回湘州；陈高祖去世后，他再次背弃约定，奉萧庄屯兵湓城而称帝；在侯瑱手下大败，于是投奔北齐的念头就决定了。这就是王琳始终反复欺诈的情形。所以说，事情不只是借陈氏来讨伐陈氏而已。唉！人的没有操守，竟到了极点。没有操守，就是对善没有恒心，对恶也没有恒心；对恶没有恒心，偶尔做些善事，究竟算不算善，尚且不能据此判断，何况只是凭借一个名声呢？作为君主的臣子，忠诚到死；作为父亲的儿子，孝顺到死，并不是因为有君父才表现忠孝，而是因为自己作为臣子、儿子，不忍心自行废弃这种本分。难道能忍心把忠臣孝子的名声当作可以猎取的浮名吗？一旦把自身交给异族，就已经失去了自身的立场；既然没有自身的立场，那么君主是谁的君主，父亲是谁的父亲，还哪里谈得上忠孝呢？况且像王琳这样的人，既把自身交给异族，也没有可以凭据的立场；忽而像禽兽，忽而像人，简直是妖魅而已。如今这里有一个妖魅，穿戴衣冠、涂脂敷粉，便竟然高兴地推举他，说他是人；不是极愚蠢的人不会这样做。那么，假借王琳梁臣的名义，赞美他讨伐陈氏的义举，又同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同呢？人与禽兽的区别，只在于能否守常而已。君子观察一个人，要考察他从开始到最后，以此判定他是否坚贞邪正；这是持论有恒。可是，刚看到他袭取义名的虚声，便夸耀他的奇异；等到他的恶行已经暴露，又贬斥他，这也是持论没有恒心。没有恒心的人，同王琳的距离就不远了。赞美善行却没有固定的尺度，难道能不引以为鉴吗？三

译被征召却不肯屈从，名义上都称为征士，但名义相同，实际情况却有区别。守持君臣之义，远离篡逆之党，并非没有关心当世的志向，而是洁身自守、求得安定，管宁、陶潜就是这样。故意表现得刚强高傲、爽直不羁，以做他人的属下为可耻；道义并非可以隐退，却自行表明自己的志向，严光、周党就是这样。以闲适自得为安，以萧散清淡为乐，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治理世事，却怡然自得地顺其自然，林逋、魏野一类人就是这样。处在有余裕的地位，可以从容自适，保全自身和名声，并得到适合自己的处境，这就是韦、种放。考察他们的行为，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观察他们的志向，辨析他们各自的做法，那么他们的高下就可以看出来了。琼是孝宽的兄长，放是世衡、师道的族人，所以这两个人尤其相像。他们的家族在天下显赫，拥有丰厚的家业，而他们自己能够高卧闲居，又得到君主尊贵的褒奖，那么还需要求取一官半职的荣耀吗？这两个人尤其相像，他们不过是逍遥公、豹林处士这样的人罢了。文帝 一 文帝已经以高祖的侄子身份继承高祖而即位，宇文氏把高祖的儿子昌送回陈国，文帝却同侯安都在江上杀死了他。文帝贪恋帝位而且残忍无情，他的罪恶无处可逃。所尤其令人痛惜的，是昌愚蠢，竟被狡猾的异族推入死地，以此扰乱陈国。昌在关中时，高祖多次请求宇文氏送还他，宇文氏却不肯，扣留这位重要人质来威胁陈国。高祖去世后，宇文氏才急忙把他送回去，因为知道他的兄弟必然争斗，便想乘机从中获利。萧纪争夺而得到巴蜀，萧詧争夺而得到江陵，宇文氏把这种手段用在两人身上，又拿来试探建业，意图明白易见，昌为什么竟没有察觉呢？侯安都杀害昌，昌死在途中，不过是损失了一个公子罢了；宇文氏没有同族的援助，派一个使者去作逆，对自己并无损失。昌如果不死，而陈国有人奉他为主，那么他一定会向宇文氏求援，卷土而来奉行藩属之礼，昌也不能违抗，这样陈国就不再存在了。昌从这件事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却白白做了宇文氏的帮凶呢？昌如果不听从而终老关中，虽然身处异域，却可以自认是梁朝灭亡后被俘，并不是像刘昶、萧宝寅那样投身幽谷、陷入迷途。仲雍断发文身来保全孝道，反而使周的国运长久；那么把礼物献给宇文氏，又有什么伤害呢？晋文公向秦伯辞谢，凭借秦国给予的机会取得国君之位，难道就忘了晋国的君主吗？秦国扶持他回国，他反而受秦国控制；惠公因此在韩原被擒，晋文公不屑于这样做。父亲死了，这件事意味着什么，难道能忍心以谋取本国为利吗？秦人的计谋因此破灭，所以晋国得以安定，文公最终成就了霸业。天命在自己这一边，怎么知道他不能成为晋文公呢？如果不是这样，让这位亡国公子在南山、渭水之间优游度日，也可以保全自身而不给宗国带来祸患，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有人说：“这是仁人的作为，不是昌所能做到的。”其实只有两条路：仁与不仁罢了。走仁道就不会陷入不仁；使国家陷入危险，使自身丧命，都是不仁，不值得同他谈论，而被人颠倒利用，也只在一念之间。自身死亡，便成为陈昌；国家危亡，便成为萧詧。昌不仁，文帝、侯安都也以不仁回应他，而昌先走上了这条路。二 国家破亡、君主危急时，有志之士奋起图谋匡扶复兴；这是一时决然奋起的行动，没有余暇预先筹划它的始终。如果预先筹划，反而可能不能果断行动。不过，也有不得不预先筹划的情况。乱局一旦发生，不知道会发展到哪里，事势和机会的变化又无法预测；所能预先筹划的，只是自己已经有了最初的心志，道义有它根本的常理。是死，还是不死？死，要有应当为之而死的事情；生，也要有应当为之而生的事情。变化虽然可能发生在最初谋划之外，但内心自始终依循当初的原则，这就叫作预先筹划。志向不坚定，道义不明白，以道义开始，以混乱结束，利害搅乱其中，采取或不采取行动都失去准则，那就只是王琳罢了。孙瑒当初同王琳一起起兵，本来是因为萧詧引宇文氏在江陵进攻元帝，急于入援，想拯救元帝的危难，保全梁朝宗庙社稷；后来来不及援救，江陵陷落，元帝死亡，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成为我们最大仇敌的，是宇文氏。陈氏拉拢敬帝，借此行事，后来又篡夺帝位；这种意图和计谋不是孙瑒原先所能料到的，是突然发生的变化，于是王琳的志向就乱了。外部已经逼迫，内部又崩溃，王琳于是首先采取两面手法，分别向两个异族上表，观望形势以抵抗陈氏，最终接受北齐骠骑的任命，终于成为异族之人。孙瑒却与此不同，宇文氏授予孙瑒刺史之职，孙瑒发誓至死拒绝，守着孤城不投降，直到城陷而死，孙瑒算是死得其所了。后来陈军到来，北周的包围解除，但军队已经疲惫，民心已经解脱；孙瑒徘徊四顾，故国已经灭亡，又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于是召集将领和属官告诉他们说：“我同王公一起扶助梁室，尽力已经到了极点。时局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献出全州投降陈氏。这不是主动投降，而是不投降便无处可归。救援江陵、抵抗宇文氏，是孙瑒最初的心愿；陈氏篡位、梁朝灭亡，并不在孙瑒最初的谋划之内。孙瑒不是敬帝的臣子，陈高祖有篡夺并弑杀君主的逆行，但仇敌并不在敬帝的后嗣；文帝也不是亲自篡位的君主，孙瑒不必因把自己交给曾加害自己君主的狡猾异族而受辱。孙瑒可以不死，那么又是为谁而死呢？像这样，孙瑒虽然不能在事先预料到后来的一切，但他抗拒宇文氏而保全郢城，那么他平素所确立的志向，从开始到最后本来没有改变，孙瑒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没有别的原因：王琳虽然名义上讲义，却是谋求功名、侥幸取胜的心思占了上风，所以遇到变化便不知道如何选择；孙瑒的义存在于内心，而不只是为了名声，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义始终没有坠失。一下子决意赴死，却把功利放在心上，外物必然会使他失败；又怎么会知道变化从哪里产生，并预先筹划呢？三 《诗经》说：“大风有通道，贪婪的人败坏同类。”同类既已败坏，即使不是贪婪的人，只要习惯于混乱，大风所经过的通道，凡是处在它所经过之处的，没有不被摧折的。贪婪的人所吹嘘指使的事情形成了风势，同类无不败坏，而且自己还不知道这就是大恶，抛弃名节道义来促成叛乱盗贼，后来做人之道也就断绝了。华歆、贾充、刘穆之、谢晦、沈约、褚渊、崔季、舒胥，都是贪婪的人；他们扶助别人作乱作贼，取得篡位弑君的功劳，自己又接受辅佐新君的赏赐，已经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了。王晞说：“并不是不喜欢做显要官职，只是把这件事想得太透彻了。”高演报答他拥戴自己的功劳，让他担任侍郎，他极力推辞不接受，因为知道贪婪的人不能保全善终，所以安静退处以保全自身，这不是华歆一类人所能相比的。可是他竟首先倡导叛逆的谋划，竭力为之筹划，夜里进入帷幕之中，忘却生死、冒险行事，只为夺取高殷并杀死他。王晞自己并不是为了求取荣华富贵，只是焦心劳神，根本不顾全族被诛的祸患，唯恐高演不能成功篡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功成之后不接受赏赐，安处低位终其一生，把这种心思转来竭尽忠诚于君父，并扶助他人走上忠孝之路，那么同诸葛公置桑树八百株、薄田十顷的操守相比，又有什么逊色呢？然而王晞竟然不怕内心惭愧，甘愿做乱贼的心腹，这是为什么？篡夺的风气已经形成了通道，凡处在这条通道中的人都会被摧折；他们习惯于此而把它当作安稳，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因这种风气动摇而失去了立足之处。民众的常道已经泯灭了！天理已经断绝了！百年之内，江东、河北把弑杀君主和父亲看得如同捕猎麋鹿，把篡夺国家看得如同伸手拾取蝉蜩，没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为贼而惊心动魄。王晞还坚持说：“我做的是他所应当做的事，而且没有接受辅佐新君的赏赐，这样道义就在这里了。”可悲啊！华歆一类人败坏了人的伦常，而人的伦常已经无法重新保存了！他们向上不能援引千秋不变的公义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反而习染当时的风气，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从后世看来，这种罪恶哪里会有痊愈的一天？而局部的操守，难道能够掩盖不可赦免的罪过吗？四

译认为乱臣贼子可怕的人，是懦夫；认为乱臣贼子不可怕的人，是妄人。庄周自称很善于处置乱臣贼子：一方面把他们比作猛虎，一方面把他们比作婴儿；一方面认为他们处在后羿箭矢的射程中，无法躲避；一方面又认为他们如同洪水漫天，却可以不被淹没。懦夫听了这些话，更加丧失自己的操守；妄人听了这些话，更加遭受凶祸；这样一来只是丧失自我，却把轻重得失说成取决于外物。虞寄寄居在闽海，陈宝应联合周迪、留异作乱。虞寄穿着居士服，退居东山寺，发表激切的言论而不屈服。宝应放火焚烧寺院来威胁他，威势也已经炽烈了，但虞寄反而更加严正，对宝应的斥责也更加严厉。像虞寄这样的人，难道是不戒备乱臣贼子的刀锋，而任凭意气行事吗？他最终像高山一样挺立千仞，并不因宝应凶暴悖逆而疑惧；这不是轻视生命、轻率接近暴徒而姑且试探，而只是要求自己守正罢了。假如不是这样，内心反对他，表面却诡诈顺从；私下议论他，面对他却隐讳不说；急于请求离开，又想尽办法躲避他；放纵言语、毁弃法度，假装狂乱或沉默来顺从他：这些都是庄周所说的顺着中道行事的方法。这样只会早早被乱臣贼子看穿，徒然使自己受辱，却对祸难没有任何补益。妄人的出现，是由懦弱转变而来的。君子只需端正自己罢了：可以做的事，为什么害怕而不做？可以说的话，为什么畏惧而不说？乱臣贼子虽然悖逆，但人心中的良知并没有在梦寐之间完全丧失，天理是可以依靠的；即使不能依靠，死生也有命，又何必使用我的权术呢？因此可以知道，虞寄是能够成为君子的。欧阳纥在广州反叛，流寓当地的人惶恐惊骇、手足无措，而萧引却安然说道：“管幼安、袁曜也不过安坐而已；端正自己，按照义行事，有什么可忧惧的呢？”虞寄接近宝应而处境危险，萧引远离欧阳纥而处境安稳；虞寄实行端正自己的原则，萧引坚定端正自己的志向，他们的归宿是相同的。与此相反，韦思祖因为畏缩胆怯而被赫连勃勃厌恶，最终死去；赵崇因为轻薄而触怒朱温，最终死去。赵崇还称呼橐驼为“山驴王”，以此讥刺朱温。刚强柔弱都没有根据而任意变化，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他们处置自身时没有守正。五 儒者所追求的是成为君子，君子是不可欺骗的。儒者反而受人欺骗，那么不仅不能补益世间的教化，连他立身自处的方式，也同欺骗为伍；于是用欺骗别人来欺骗自己。太过分了！养老的典礼，儒者郑重地反复谈论，却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养老；于是宇文邕这个胡人孙子、优伶戏子，竟然被说成可以登上箫韶乐舞的行列！汉代儒者粉饰礼文而迷失根本，于是桓荣、李躬接受割牲奉馈的荣宠。现在还不知道明帝果真可以用来养老，桓荣、李躬果真可以作为老臣更替任用吗？不过，东汉初年，天下还没有抛尸饿死、流离失散的苦难，桓荣和李躬也不是跟随弑杀父亲和君主之臣的人，尚且可以承担这样的礼遇而不致造成大变。宇文氏天天使百姓糜烂困苦，同高齐、陈氏争斗；壮丁把尸体丢在荒野，农民在运送物资中丧命，父老孤苦无告的人不知道有几千万。于谨却对这样靠机诈使局势倾危的人，站在宇文护一边帮助他弑杀君主，竟厚着脸皮面向东登堂升降，坐在太学白吃俸禄，拾取陈旧言辞，像乐人致祝词那样说一番话，于是得意洋洋地说道：“这就是周文王敦厚孝道、尊重贤人的道理。”儒者竟以此为荣，向后世传扬称说；自称君子儒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周文王养老的道理，孟子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并不是穿戴礼服、陈列酒器俎豆，在伯夷、太公面前赞礼拜舞、进退行礼而已。况且必须先成为伯夷、太公那样的人，之后才配称为国老；桓荣、李躬哪里足以相称，更何况于谨，他本来就是伯夷会同他谈论、却把他视为涂炭之人的那一类吗？先王的政道，记载在《尚书》中，歌咏在《雅》《颂》中，由孔子、孟子论定，是君主应当取法的，也是儒者应当讲习的；没有谁能够加以欺骗，也没有谁可以自欺。话虽然简略，但推究开来，建立天地之道，考察三王之治，质问鬼神，等待后世圣人，都包含在其中了。汉代儒者的说法，本想用来尊崇大道，却只是夸耀荣华利益，过分讲究礼节周旋；至于我，却没有闲暇顾及这些。临海王 考察陈氏统治的时代，实在不知道当时没有人才，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侯安都、周文育、程灵洗作战被俘，俘后被囚禁，囚禁后又被套上长锁，竟像鼠窃一样逃走，仍然担任大将而不感到惭愧；由此可知当时武人的情形。刘师知、到仲举奉诏辅政，忌惮安成王逼迫君主，便让殷不侫孤身带着口头敕令到相府，挥手命安成王的使者退下；对内不让太后和幼主知道，对外也不同群臣商议，却不考虑安成王拒绝命令的可能。连五尺高的童子都不会做的事，他身为受遗命辅政的大臣，却谋划君国安危，轻率得如同儿戏；由此又可知当时执政者的情形。当时难道竟然没有人才，却会到了这种地步吗？君主，是用相同的气味和志趣来培养贤才，用精神来感动众人的。以道引导他们，以德取得他们的拥戴；所谓道德，就是君主与贤才相投合的气味和志趣；引导他们、取得他们拥戴的，就是君主的精神。陈高祖只有偏将副将的才干，任用他做大将本来就未必能取胜，却让他做了天子；他只能招致勇猛而无廉耻的武夫，以及不妨害大局的文吏。除了这种气味和志趣之外，便没有人同他亲近；精神不能相互感通。偶然求得一个合乎时势的人，却没有与之相应的人才，只有一个虞寄，还被外放去做藩王的记室；天下士人相继趋向苟且偷安。人才虽由上天产生，却不是君主所造就，当时也不予崇尚，难怪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由此可知，江东王气将要尽了，是因为做君主的人气势先已疲弱。他所了解的、所立的志向、所喜爱的、所厌恶的，都不超出颎的范围，于是人人都奔走在颎所形成的范围之内；这不过是夕阳的光、晨星的光，趋向消尽罢了。

译宣帝 一 太建十三年以前，论述高齐、宇文周的事，都附在陈的部分之下；从太建十二年隋文帝的纪年号开皇起，凡是论述隋朝的事，都附在隋的部分之下，只有论述陈朝的事才列在本卷中。陈、隋都是中国的君主，南北分疆而治，在义理上没有偏向哪一方更胜。小人的争斗，往往到争夺利益时才停止；但还有更严重的情况：起初看起来是为利益而争，实际上未必真是为了利益，而是争着不肯向对方低头，意气相争，不能停止。有国家的人使众人中毒、连年用兵，尸骨暴露如同野草般丛生，却不能停止；普通男女互相揭发诉讼、拿起武器，两败俱伤，也不能停止；却不知道因此并不能消除祸害，放弃这种争斗本来就有实际利益。善于谋划的人，正当争斗之时，只要念头旁及这一点，便会及早知道改变计划。晋悼公同楚国争夺郑国，出兵十年，联合十二国诸侯，把军队分成三部分、四支，使他们疲于道路奔波，仅仅使一个郑国服从，然而中原的力量已经疲惫不堪。当时如果舍弃郑国，就没有可以制约楚国的办法，那么即使征服了郑国，晋国也就不再能同楚国争衡，楚国又怎么会不能制约晋国呢？幸好楚国没有察觉，也同晋国争夺郑国罢了。假使楚国舍弃郑国而另作谋划，三川就会危险，天下也会分裂。晋国与楚国之间，并不是选择有利之处而趋赴，而是意气上互不相让，牺牲性命来求取胜利，这正是普通男女的情状。宇文氏与高齐在宜阳相持，多年不能解围。韦孝宽认为，宜阳一座城的得失并不足以决定胜负；如果对方放弃宜阳而来谋取汾北，我军必然丧失土地，因此想停止宜阳方面的作战，转而防守汾州、晋州。这样，在所争的地方节省力量，而把心思转到旁边的战场上，韦孝宽可以说是有智谋的。宇文护不能听从他的意见，斛律光果然放弃宜阳，在汾北西部边境修筑十三座城，拓展土地五百里。韦孝宽撤出宜阳的军队，赶去救援，却在汾北大败，定阳失守，杨敷被擒，而他们所争夺的地方也随之失陷。那种急切、愤怒而暴戾的情绪，又哪里能够得到满足呢？韦孝宽的计谋刚刚发动，斛律光的心意已经转变，双方争夺的不过是顷刻之间罢了；被过去的行动迷惑的人，当然察觉不到这一点。韦孝宽、斛律光都是追逐利益的人，然而在双方因愤怒和暴戾而互相逼迫的时候，能够回头考虑如何谋划成败，想到避免无益的死伤，而不是徒然让百姓在尺寸之地上遭受涂炭，这难道还只是善于谋求利益吗？利益不可争强，愤怒尤其不能不加以收敛。固执地认定自己必胜，只为快意于愤怒，幸运时不过失败，不幸时就会灭亡；双方如果都陷入迷误，便只是成为敌人的困境，同时也使自己陷入困境，甚至会有旁人从中崛起，坐收其利。匹夫乘着潮水争相渡河，把自己喂给鱼腹，却不知道吸取教训；事情中有比这更严重的，必将成为千古笑柄。不知道仁义，是君子所深恶痛绝的。〖二〗 讲五行之说的人说：“荧惑星的精气降下来，就成为童谣。”这话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其中确实有所指。所谓“荧惑”，就是以微弱闪烁的光、微小而炫惑的智慧去迷惑人。火的光不过是微微闪烁罢了，添柴助燃，它就旺盛起来；撤去油脂和柴薪，它就熄灭了。然而在昏暗的时候，夜行的人会依靠它来寻求光明，所以说月亮本来就胜过火光；大光明一旦照耀起来，微弱闪烁的火光就不足以迷惑人了。因此，明智的人向日月寻求光明，而不向火寻求光明，是因为厌恶那些助火燃烧的东西。童谣就是以微小闪烁的言辞迷惑人的东西，这就叫作“荧惑之精”，并不一定是天上的星辰降下来成为儿童所唱的歌谣。善于通晓其中意义的人，可以把它作为鉴戒。祖珽想杀斛律光，却找不到机会；韦孝宽秘密编造童谣来离间他们，斛律光因此获罪被杀。天下流传的童谣，都是奸人编造的吗？难道真是祸福的征兆，鬼神早早把秘密泄露给儿童之口吗？关于鸜鹆的歌谣，师已经编造出来，用来替季氏解除驱逐国君的罪恶。因此，童谣一定有编造它的人；即使它果真与事情的道理相合，例如“河间姹女”“千里草”之类，也不过是当时有志于憎恶奸邪却胆怯软弱、害怕祸患的人，像妇女姑嫂诅咒一样，只是在灶台、墙角之间絮絮叨叨罢了。像灵帝的国家必定灭亡、董卓本人必定被杀，难道还要等到童谣出现才知道吗？晋文公在城濮用兵，形势本来就不容许暂且停止；那首“原田每每”的歌谣，怎么知道不是楚人反过来施行离间呢？所以说：“古人有话说，要向樵夫询问。”樵夫的话可以询问，是因为要出其不意地向他们询问，并用公正的道理回答他们。百姓说的话却不可轻信；如果事先替他们编好一套说法，那一定是用闪烁的言辞迷惑人的东西。祖珽的奸诈、高纬的愚昧、韦孝宽的诡计，凭一首童谣就使斛律光死去，使高氏灭亡，实在可怕啊！上面的人越是明察，下面的人就越是诡诈；诬陷和谗毁无法奏效，童谣便兴起，迷惑也更加难以破解。王洽、李邦华因为小宦官口中的死老鼠而遭祸，实在令人痛恨，这难道只是高纬的愚昧吗？崇祯已巳年，都城被围，兵部尚书王洽与掌管戎政、整顿军政的李邦华受到宦官忌恨。宦官编造童谣说：“杀了王洽，鞑子容易杀；杀了李邦华，跑破鞑子的靴子。”这首童谣传播开来，让皇帝听见，王洽被杀，李邦华被削职夺权，军政更加混乱，最终导致灭亡。〖三〗 中国向夷狄输送岁币，是从宇文氏开始的。突厥利用两边都拉拢的办法，同宇文氏、高氏进行交易。宇文氏害怕突厥被高氏利用，每年送给它缯、絮、锦、彩十万来牵制它；高氏也害怕突厥被宇文氏利用，于是厚重地贿赂它。宇文氏、高氏对于突厥来说，哪里有什么中外、高下之分呢？弱者受强者役使，屈服本来就是常态；可是突厥却认定：宇文氏、高氏是中国的君主，中国侍奉我，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骄纵夷狄而酿成祸患的开始。宇文氏、高氏削弱、搜刮中国，来供奉与自己同类的突厥，不论是士人还是百姓，没有什么不可以拿来供奉的。后来那些懦弱无能的君臣还说：宇文氏、高氏是中国的君主，不惜把民间的财物搜罗殆尽来供奉突厥，以求国家安定，我又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做的呢？这就是开启懒惰君主、鄙陋臣子的祸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