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2/2）

译土地的产出、百姓的劳作，男子耕种、女子纺织所得的一切，都是竭尽力量经营、日积月累才得到的；却被转运出去，送到异域，结果民力耗尽，民怨深重。没有物资就无法供养军队，没有人力就无法守卫国家，只能坐困待毙，任人吞食吸取；国力日渐消耗，却无可奈何，只有自行灭亡罢了。不仅如此，在突厥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日子里，它就已经熟知中国的富庶，长期张口等待享用了。中国既然自行灭亡，又把它请来作为主人，那么它的君臣上下都会认定：这些平坦肥沃的原野，确实是天地间的沃土；肥美甘甜的食物使口舌愉悦，轻暖的衣服使身体舒适，锦缎彩帛和美丽事物使眼睛炫目，繁复艳丽的音乐使耳朵快乐；想要什么就立即得到，拿取什么就立即充足。从前中国的天子侍奉我还唯恐不及，如今中国人成了我的臣妾，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呢？于是纵情暴虐，贪婪掠取，如同从河川吸水、用船吞食；大禹治理的土地变成荒郊，周朝的百姓成为道路上的饿死者。这些都是宇文氏的毒害，延续千年而且越来越猛烈。悠悠苍天，对于这些只剩皮骨的百姓究竟要怎么办啊！这正是我追究祸患的开端，并为此痛哭的原因。〖四〗 衡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观察时势，以此压抑有所作为的志气，君子不取。但如果衰败已经积累很久，立国的根本还不牢固，为了自保而慢慢谋求有所作为，那么衡量德行和力量、观察时势的说法就有道理了。高纬无道，国家早晚就要灭亡；陈与高齐在淮水以南接壤，宣帝决定派吴明彻率军北伐，难道不是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事吗？只是如果陈国深入谋划，考虑这样做最终会达到什么结果，那么高纬虽然必然灭亡，吴明彻能凭积弱已久的孤军攻入邺城、并州而灭掉高齐，像宋武帝灭姚泓那样吗？用兵三年，竟不能越过吕梁一步，只能同高氏互有胜负，在淮南、淮北彼此消耗，白白替宇文氏牵制高氏，使宇文氏得以便利地吞并高氏。宇文氏决意消灭高纬时，韦孝宽就说：“高齐把长淮以南看作自己的领土，若全被陈氏取得，陈氏便能与它形成犄角之势，必定会使我军所向之处崩溃覆灭。”由此可知，宇文氏想利用陈氏，结果却反被陈氏利用。巴蜀失守，江陵陷落，陈国最大的忧患在宇文氏，而不在高氏。作为高氏的犄角，抵抗宇文氏，虽然未必能做到，却还可以尝试；作为宇文氏的犄角，去消灭高氏，则会使宇文氏不再有北顾之忧，土地更加广大，军队更加众多，气势更加张扬。从前高齐是陈国的屏障，如今却变成陈国承受北周冲击的对象，这就像除掉狐狸，反而与豺狼为邻。以后宇文氏既可攻下巴蜀、荆州，凭借上游优势，又可逼近长江沿岸，攻打建业；旁边没有任何牵制，形势处处便利。这样，消灭高齐恰好会导致陈国自取灭亡，不需要智者也能看明白。在这个时候，天下的形势明显在宇文氏一边，而不在高氏一边；陈国的当务之急明显在江州、郢州、庸州、蜀地，而不在淮右。即使不能奋发振作，决心谋取荆州、襄阳，也至少可以坚固边境、安抚百姓、整治军队、积蓄粮食，听任两个敌国相争，自己从容谋划长远计策；集中三吴、湘州、广州的力量，仍然可以有所作为。陈国没有采取这个计策，却趁人之危，夺取空旷荒芜而难以守卫的土地来为自己争功，几乎就像老鼠一样，只是偷偷出来掠取别人剩下的东西。高氏为了自己的防卫而急于撤军，陈国凭什么抵抗宇文氏呢？高氏灭亡，吴明彻也就失败了。金人曾告诉宋朝：“我们灭亡之后，蒙古的祸患就会转移到宋朝。”他们的愚蠢相同，所遭的祸患也相同。抛开北周而不作防备，只贪图眼前所得来逞强；明明有些事可以做，却又有些事不能做，偏要去做不能做的事以自我夸耀；等到祸患已经临头，才局促退缩，已经晚了。假如高氏不灭亡，陈氏也不灭亡，陈叔宝虽然不足以保住国家，尚且可以等待其他姓氏兴起，以延续江左衣冠的传统；刘子菐、萧宝卷没有灭亡，而陈叔宝却会先灭亡吗？〖五〗 居丧期间沉默不言，孔子说：“古代的人都是这样。”这里说的“古代”，指的是殷代。周公制定礼制时，却在这一点上有所缺失，难道是因为殷代的做法不对吗？所以孔子只说“古代”。周公推行至极的孝道来树立最高准则，难道他三年服丧的感情还不如古人吗？这是因为时代有所改变，道也有所屈曲。殷代的制度立弟为君，国家常有年长的君主，因此冢宰即使不是伊尹、傅说，也不能擅自发布命令来扰乱天下；周代的制度立嫡子为君，年幼的君主登上王位，冢宰掌握权力，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本来就不能把政权托付给他。即使这个人确实可以托付政权，幼主仍然没有亲自执政；凭周公的忠诚，连管叔、蔡叔等人的流言尚且无法阻止，更何况若是贪恋权力、毫不顾惜大局的奸人，哪里有不惧怕周公的艰难处境，却敢于使自己陷入危险、又使天下陷入危险的呢？所以，殷代的制度到了周代就改变了；制度改变得很大时，其中一方面就不能单独保全，这就是时代使它有所屈曲。后世的天下，和三代相比也无非如此。三代拥有天下的君王，名义上是天下之主，实际上也不过是拥有一个国家。王畿方圆千里，是政教和号令所能达到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大省；诸侯各自治理自己的封地，因此政事较为简要。诸侯受天子控制，却不受天子大臣的压制；所谓天子的卿大夫“视侯”，就是仰望诸侯并与他们相等的意思，因此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较轻。诸侯入朝为相，自有自己的宗庙和国家，不敢任意试探；即使不是诸侯而担任宰相，也有夹辅天子的公侯可以进入朝廷纠正他，宰相不敢任意妄为，因此权力是分开的。郡县制下的天下，把四海统属于一人；一旦总揽自身，便等于总揽天下，所以政事繁多、责任重大，权力也集中于一处。冢宰已经总管天下官职，司农已经总管天下田赋，司马已经总管天下军队，司寇已经总管天下刑罚，最后又把这一切总归于一人。这就是魏、晋以来，录尚书事辅政之所以不断发生篡夺的原因。州牧、郡守只能等待命令，不能仰面质问；四海之内没有谁能过问他。三年之内，他就可以收揽人心，转移宗庙社稷；即使后来有人挽救，祸患也已经从身边发生了。人子接受先王的托付，却把它交给别人，难道可以称为孝吗？这就是后世受时代限制的地方，远不只是周代那样罢了。

译法律有固定的常规，但人却没有固定不变的。周代末年，皇甫、尹氏一类人，君主亲自处理政务，仍然给天下带来惨祸，难道可以不说话而任凭他们所作所为吗？那些只求含糊自保的人，尚且会因为误国而招致怀疑和叛乱，更何况是像窦宪、梁冀那样跋扈的人呢？又何况是司马懿、傅亮、徐羡之、杨坚那样的人呢？然而先王既然已经让他们处在大臣的位置上，想另外托付别人而不让他们总揽政务，也做不到；陶侃尚且因此怨恨，更不只是祖约罢了。一个孤苦忧伤、居丧中的幼主，哪里能够从地位卑微的人中寻找忠贤，把他们提拔起来授予重任？要想不把宗庙社稷和百姓交给奸邪之人，实在很少能够做到。因此，普通人的奉养不能达到天子的水平，天子也不能完全体恤百姓的悲哀；感情没有穷尽，而能力和条件却有边界。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完全满足人子的心愿，同样无可奈何。所以孟子教导滕文公实行三年之丧，却没有另行发布命令和告诫，只在五月之间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周礼规定在安葬以后亲自处理政务。宇文邕下令说：“服衰麻的礼节、居苫庐的制度，都遵循先代典章，以表达无穷的哀思；但军务国事关系重大，必须亲自听政。”这大概可以使感情和事理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吧！五服之内依照礼制服丧，百官在安葬以后除去丧服，也符合实际的感情。虽然如此，这只是天子因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有所屈曲罢了；翟方进妄自尊大而缩短丧期，李贤、张居正倚仗权势而丧失本心，哪里能拿这个作为借口呢？〖六〗 损害圣人之道，从而招致异端的侮辱，并使他们更加坚定邪僻主张的，是小人儒。异端既然同我们的道不同，形成了另一端，本来不会混淆；但异端也确实有它自己的主张，并不是那些沉溺于流俗的利益欲望、忘记君父而为邪说殉身的人。像杨朱、墨翟、庄周、列御寇，以及陆子静、王伯安，只要他们自有其主张，那么卑鄙污浊地追逐利益、凶暴而不怕死、完全抛弃恻隐和羞恶之心的行为，本来就是沉醉梦幻之后连想都不屑去想的。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人和禽兽的差异，只在义和利罢了。小人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君子厌恶他们，异端也跟随在君子之后厌恶他们，并不敢说君子所厌恶的不是正道。只有小人冒充儒者，借助儒学来谋求小人的利益，于是异端才借此讥讽我们的道，说为小人提供凭借的正是儒学。异端刚开始产生的念头，还没有达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君子却追究它最终的归宿，把它斥为禽兽。可是小人冒充儒者的形迹，借诗书礼乐作为求取恩宠和利益的资本，便顽固鄙陋、残忍无情，公然忘记君父而毫不顾惜，还向天下夸耀说：“这是在捍卫道统。”这种人可鄙可恨，哪里只是与异端相提并论而已呢？所以说：“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是异端也不屑于做的。桓荣炫耀车马服饰的荣耀，来勉励门人说：“这是稽考古代所得的力量。”君子鄙视他，因为他过分看重利益，已经有了禽兽般的心肠。何况熊安生，已经凭借儒术担任高氏的国子博士，对于高氏本来有君臣之义；宇文氏灭掉高齐，邺城刚刚被攻破，熊安生就赶忙命人打扫门前，对家人说：“周帝重视道术、尊重儒者，一定会来见我。”可悲啊！他所侍奉的君主已经逃走，他所跟随的官员和奉祀宗社的班列即将毁灭、倾覆，他的同僚官员即将死亡、逃窜，与他毗邻而居的妇女儿童即将被杀、被俘，他却漠然无动于衷，没有一点悲悯之情；向高氏乞求残余利益还嫌不足，又回头跑到宇文氏的坟墓之间，把这当作儒者之道。异端之中稍微懂得自爱的人，也会像鄙视狗和猪一样鄙视他，何况君子呢？不把小人排除在儒者之外，不端正儒者应有的义理，使小人不敢冒犯，这是君子的责任。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义和利罢了。议论的人苛刻地要求吴康齐、陈公甫，却把姚枢、许衡列入同一类，难道不是颠倒了吗？〖七〗 强敌在面前，却用轻装少量的军队去试探它，不仅会失败，国家也一定灭亡。因此吴明彻在彭城一败，江东就已经形成了必然灭亡的形势；之所以侥幸延续了十年，是因为宇文邕去世，宇文赟无道，杨氏谋划篡位，来不及顾及江东。否则，灭亡会更快。兵家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就能百战百胜。”这话并不完全正确。如果确实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那么有时就会知道可以不战。吴明彻能够抵挡宇文宪、韦孝宽吗？萧摩诃、任忠、周罗能够抵挡梁士彦、王轨吗？宣帝能够抵挡宇文邕吗？宇文氏难道是高纬、祖珽、穆提婆那样的君臣，可以姑且一试并侥幸取胜的吗？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解了敌我双方又凭什么作战呢？既然不能作战，又凭什么取胜呢？那么，难道只能坐着等待敌人来攻打吗？回答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轻易用兵，并不是不使用武力就自然善于治理国家，而是国家治理得好，就可以不必用兵。江东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夺取中原的形势了。巩固根本、安定百姓、养精蓄锐、选用将领，延缓数十年，不轻易挑起战争来增加敌人的势力，这样还可以有所作为。因此孙绰、王义之的论见，在东晋初年是自暴自弃，在陈朝末年却是正确的。东晋虽然刚刚建立，人人都激愤地谋求生存；有拼死的决心，才有求生的气势。到了陈朝，江东的生气已经被齐朝摧残、被梁朝削弱、被侯景摧毁，又被萧詧、王琳从中兴起而割裂；陈氏苟且求存，又使它逐渐消耗。刘宋吞并广固、攻打长安的锋芒，也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如果陈朝能够巩固根本、谋求安定，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是因为高纬淫乱昏庸，宇文邕行动迟缓，反复进退，最终才下定决心；陈朝若能自立，不把俘获大将、覆灭全军的机会送给宇文氏，使宇文氏君臣有所顾忌，并且把苻坚、拓跋佛狸当作最大的戒鉴，难道会突然轻率地尝试席卷天下的雄心吗？陈朝只有一个蔡景历却不能任用，一次溃败，举国之人便都萎靡不振，只能伸长脖子盼望北方军队渡江而来罢了。〖八〗 怎样辨认那种大奸之人，必然会颠覆别人的国家和家族呢？就是看他是否劝自己的君主杀人。至于劝人杀死自己的兄弟和子孙，那就更加严重了。只有内心已经断绝仁爱、心灵已经背离天性，然后才会劝人杀死自己的兄弟和子孙；只有欺骗对方，使他最终执迷不悟、不再回头，然后才敢劝他杀死自己天性所亲爱的人。否则，即使心怀嫉妒、挟带私怨，也会于心不忍，或者根本不敢这样做。

译郑译起初被任用时，便引导宇文赟杀死他的叔父；那么，他既然是要消灭宇文氏而拥戴杨坚，还有什么舍不得、不肯做的呢？而杨坚已经看透了这一点。他只揭举郑译不孝的罪行，不把它同人类中各种罪行一一相比列举，后来郑译的罪恶才穷尽无遗。宇文赟不成器，宇文孝伯对他的君主说：“父子之间的事，是人们难以说出口的。我知道陛下不能割舍父子之爱，所以终于闭口不言。”宇文孝伯是值得托付的人，宇文邕却不能被引导去做到不慈爱，从这句话就可以验证了。晁错对袁盎忠诚，但论内心的厚重与浅薄，却不如袁盎；他不顺从父亲，父亲很快就要抛弃他，从他对父亲的态度便可知他在父子关系上的情形了。所以，要寻找可以托付重任的臣子，应当从根本处考察，这样就已经想到了大半。〖九〗 宇文邕的政绩，充满史册；假如把汉文帝、汉景帝、汉明帝、汉章帝都算在内，他似乎还在他们之上。然而他去世才刚两年，杨氏就像拾取草芥一样夺取了他的国家。宇文赟虽然无道，但他因积怨而滥杀的，也只有宇文孝伯、王轨二人而已；至于其他人，他本来不曾把他们置于鼎镬之上。即使他荒淫昏乱，也不过在位两年多罢了。宇文邕如果果真有德行留在人心，怎么会在一旦之间就被迅速忘掉呢？可是他的那些大臣，如韦孝宽、杨惠、李德林、高颎、李穆，都能够自立于世，却全都一致地奉戴杨氏，愿意为他效死。杨坚虽然有皇后父亲的亲属关系，却不曾像王莽那样，靠偏施小恩而长期掌握国柄；也还没有像刘裕那样，对宇文氏建立再造晋室、灭虏破贼的大功；并且也不曾像萧道成那样，仅仅因为诛杀宇文氏而保存下来，使人们代为不平、想要发泄；杨坚的女儿虽然居于中宫，却失宠于天元皇帝，不能像元后那样以国母身份长期掌握朝廷权力。然而人们离弃宇文氏，急得仿佛唯恐不够快，宇文邕尸骨未冷，宗庙社稷已经转移，这样看来，他作为君主的情形就可知了。德行不能施及他人，却只是假借先王的美名来欺骗天下，天下难道真能被欺骗吗？史书之所以过分称道他们，是因为只记载了他们的事迹。评论史事的人之所以艳羡并称美他们，是因为那些做小人儒者的人，希望得到荣宠，便彼此仿效，袭取先王的糟粕，用它来炫耀夸饰自己的门庭。因此，拓跋宏、宇文邕几乎被说成圣人，而禹、汤、文、武的道术却越陷入陷阱，不能自拔。试想一下，哪有像这样的盛德，竟不到三年就被权奸夺去，使臣民争相叩头，唯恐落在后面呢？〖一 ○〗 尉迟迥可以算作宇文氏的忠臣吗？宇文阐称帝已经两年了，父亲死后，他正当其位；杨氏虽然逼迫他，宇文阐并没有失德。尉迟迥却奉赵王招的小儿子起兵。曹操不敢奉刘虞来反叛汉献帝，而尉迟迥却对此毫不忌惮，尉迟迥的志向由此可知。假如尉迟迥可以算忠臣，那么刘裕讨伐刘毅、萧道成抵抗沈攸之，导致他们失败而死，也都可以算晋、宋两朝持节守义而死的臣子吗？杨坚没有功劳却想夺取别人的国家，于是凡是手中有兵可以拥立人的，都想做杨坚所做的事。尉迟迥也是一个杨坚，司马消难也是一个尉迟迥，王谦也是一个司马消难。他们的志向相同，所争的事情相同，那么就以势力的强弱、谋略的工拙、所得到的支持多少来区分胜败。胜者是侥幸，败者才是常态；如果因此抑制这个、伸张那个，君子就会受到奸雄的欺骗。君子不预先猜疑别人会行诈，却从来没有不能先察觉的，只不过是根据人情揣度，按照道理衡量罢了。王凌、诸葛诞尚且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司马懿那样的人，何况尉迟迥一类纷纷起事的人呢？宇文氏灭亡，北方胡族的气运衰败也已经终结。杨坚没有足以担当天下的德行，而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就更加不能君临天下；《诗经》说：“百姓也已经劳苦了，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了。”三方势力覆灭而杨氏兴起，百姓要得到稍稍安康，难道是尉迟迥等人所能争取的吗？从此以后，北朝的事情就归入隋朝来论述。〖一一〗 高颎南侵时，陈宣帝去世，陈朝向隋朝请求和议，高颎以不在丧期进攻为理由撤军。陈朝的愚昧而必然灭亡，隋朝的明智而能够攻克陈朝，都可以从这件事得到验证。陈、隋两国强弱悬殊，明摆着不能相抗。陈宣帝去世，叔陵狂妄逞强，继承人又受了伤，内部不安宁，无暇抵御外敌，只得向隋朝表示屈服以缓解困难，怎么能说陈朝愚蠢呢？弱者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别人，就会不断受到欺凌和乘隙攻击。高颎的军队本来没有什么可怕。隋主刚刚篡位，地位还没有稳固，又因为司马消难在陈朝，心中有所戒备。高颎南侵，只是姑且用来防御陈朝，并不是有开拓疆土的意图。既然分兵南侵，千金公主、高宝宁又挟持沙钵略入侵，隋朝本来就急于停止南方的军队行动，转而防守北部边塞。陈朝在这时正可以安坐，从容以全部力量巩固封疆守备，等隋军疲惫后空手返回；可是陈朝却胆怯软弱、卑屈退让，暴露出自己空虚、惊惶、仓促的真实情状，使隋朝达到目的而撤军，并且看出陈朝不能自我振作的隐情，因而洋洋自得地盗取名声离去，所以实在愚蠢至极。高颎不在丧期进攻，是合乎义的行为，为什么只说这是明智呢？夺取别人的国家却不感到惭愧，欺凌别人的孤儿却不加怜恤，把女儿送给别人侍奉，因而乘机夺取他的宗庙社稷，却不以为耻，隋朝君臣难道会拘守那种怜悯别人丧事而不进攻的琐细义气吗？乘人之丧而急攻，本来就是导致失败的办法，不是取胜的策略。陈朝虽然弱小，但在江东立国已经很久，并不是可以必然取得的，难以轻易倾覆。庸人的心理，处在危急时就恐惧，稍微安定便忘了危机。君主去世，继承人刚刚即位，内部的祸难正在发生，而强敌压境，君臣都战战兢兢；表面上虽然请求和议，内心本来就没有安定。知道自己将要灭亡，又被逼到不得不拼命的地步，人就会产生死战之心，在一次决战中争夺存亡。高颎率领偏师深入，触犯了必死者的怨愤；而我军欺负对方弱小，挟着骄气侥幸求胜，突然在对方腹地与困兽相遇，没有不失败的。幸好请求和议的使者到了，于是假借不在丧期进攻的美名同陈朝交易，实际上取得了全军不败的功劳，以此蓄养威势，等待时机，所以说隋朝实在明智。隋朝既然不在丧期进攻，又答应和议，陈朝廷中，愚蠢的人说：“隋朝有仁义之心，不会兼并我们。”狡猾的人说：“隋朝有机会却不能乘机进攻，看来没有什么作为。”于是君主骄傲，臣下懈怠，解除了忧虑和恐惧，空虚地自行趋向安逸；使者往来，礼仪文书彼此相当，又把陈后主束缚在结绮阁、临春阁中作诗享乐，隋朝便可以席卷而取陈朝了，容易得就像拾取草芥。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乘敌人忧虑危急之时，而乘其已经安定的情绪和已经衰退的气势。隋朝的明智，不是陈朝所能测知的。陈朝自己松懈十年，国家必然灭亡；隋朝姑且等待十年，再必然举兵取其国。一方明智，一方愚蠢；一方兴盛，一方灭亡，胜负就在这里决定了。

译所以善于谋划国家的人，不为敌人所忧虑的事情忧虑，却忧虑敌人没有忧虑的事情；不在一天之内因震惊动摇而失守，也不因安逸日久而自行松懈，谁还能乘机攻击他呢？但庸人做不到这一点。庸人的愚蠢，正是智者的资本。假使陈朝请求和议的使者没有出发，高颎将进退无所凭据，只能狼狈返回，隋军的气势受挫，陈朝就可以不灭亡了。这哪里是浅陋的君主和庸碌的臣子所能想到的呢！◎后主 〖一〗 大臣不进言，反而由疏远的小臣来劝谏，这个国家必然灭亡。小臣的权力不足以彼此匡正，感情也不足以彼此沟通；他们聚集起来进言，言辞委婉，君主就把它置之不理，仿佛没有听见；言辞激烈，就一定触怒君主。大臣即使设法营救，也不能使他们免罪；即使侥幸免罪，也只会把获免当作幸运，而使进言成为徒然之举，更何况大臣之间还会因嫉妒而互相排斥呢？大臣所面对的君主，如果不是凶恶悖逆到了极点，就不会轻易杀死大臣，所以进言可以激切；如果不是连豆子和麦子都分辨不清的昏庸君主，就可以从容地借机以道理引导他，所以进言可以委婉。大臣在上面秉持正道，小臣也凭借这一点才敢于进言，然后才能说得切直，以婉转的言论帮助大臣把事情办成；二者相互依赖，而关键终究在于大臣。大臣不进言，小臣才起来进言，触怒昏昏然的君主，反而加重他的恶行，这样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大臣既然已经引导君主走上必然灭亡的道路，那么作为小臣的又应当怎样才可以呢？离去罢了。陈后主的国家将要危亡，却放纵欲望而败坏法度，傅縡、章华进献危急直切的言论而被杀；陈朝的灭亡，即使推迟十年也仍然算晚，而这两个人也不过是舍弃自身去喂虎的仁爱行为，并不是君子所推崇的。春秋记载陈国杀死大夫泄冶，解释《春秋》的人说：“泄冶没有掌握沉默与进言的分寸，不如高哀能够保全自身。”这是不对的。地位卑微的人，姓名不能载入《春秋》；但《春秋》说‘杀死它的大夫’并且写出他的姓名，说明泄冶是身份尊贵的大夫；他进谏而死，是合乎道理的。高哀的姓名也载入史册，同样是身份尊贵的大夫；但他却离去，便失去了臣子的节义。傅縡和章华不能同泄冶相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试探昏暴之人的愤怒呢？他们的情绪愤懑，言语攻击，唯恐刀刃不加在颈项上；对陈朝灭亡又没有任何挽救作用，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实在是不忍看到故国沦亡，又以向隋朝屈服为耻；山边水涯，难道就没有可以保全自身的地方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行刑人的市场上，私自安置这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呢？这样一来，江总的邪恶势力更加形成；这样一来，施文庆、沈客卿的势力更加张扬；这样一来，满朝人的嘴更加被钳制；这样一来，隋人以问罪为名出兵，也更加理直气壮。所以陈朝本来就必然灭亡，杀死这两个人反而使灭亡更快。病弱将死的人，浮越的火气正盛，给他投服栀子、黄芩，反而会使他更快死亡；这两个人用这样的方式处置自己，也用这样的方式处置陈朝的宗社，没有一样是正确的。〖二〗 名教对于人的影响太深了！国家虽然灭亡，君主虽然投降，臣下仍然把投降视为耻辱；不能以死殉国，却不把没有殉死当作忧虑，仍然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以免除惭愧，这说明名教还没有从心中消失。陈朝灭亡时，袁宪陪侍陈后主，不忍离去；许善心奉命出使尚未返回，便穿着丧服哭临；周罗大哭临三日，然后才放下兵器，遣散部众；陈叔慎置酒长久欢饮，而谢基伏地流泪；任环劝告王勇请求立陈后主的后代为君，王勇不听，任环便弃官隐居。他们对于持节守义而死，虽然都没有下定决心，但都有值得劝勉之处。慕容氏、姚氏、苻氏、高氏灭亡时，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形；其中有的拥兵起事，也都是怀着雄心来求取利益罢了。晋朝南渡，衣冠人物迁移到江左；贤能与不肖虽然不一，但养成的风范和廉耻之心，并不是暴君篡主所能消磨掉的。这些人没有死，是因为隋朝没有杀他们；他们都没有能够自行免死的办法。没有求取免死的办法却没有死，也不足以因此损害他们的节义。况且陈氏作为君主本来就微弱，它取得国家并不合乎义，也没有形成不可解脱的君臣名分；他们所不忍心看到的，是永嘉以来中原士大夫的故国，是前代仅存的文物，不忍它们在一旦之间沦没。即使如此，陈朝不能守住国家，而隋朝取得它，毕竟比五胡诸族反复争夺要好得多。这些人相比家铉翁、谢枋得，更没有非死不可的理由，然而他们毅然按照名教自尽，难道不是更加贤明吗！

译卷十九 ◎隋文帝 〖一〗 圣人的道，有大的义理，也有精微的言论。所以宋朝各位先生把它推究到天理，用人性来落实它，用内心的体会来覆盖贯通它，并严格要求亲身修养；这并不是故意只取显明的部分而把精微的说成浅显，也不是故意把低下的抬高。自从汉朝兴起，天子的教化和士人的学习，也已经知道尊崇孔子、以六经为师了；然而他们浅薄地只取其中表面的言辞，却忘记了它的根本，于是虽然拿它作为言语行为的准则，反而正好养成了乡愿一类的人，苏威、赵普之流就是这样。苏威说：“读一卷《孝经》，就足以立身治世。”赵普说：“臣凭借半部《论语》辅佐太祖取得天下。”可是苏威以柔弱而丧失节操，赵普以险诈而败坏廉耻，他们自己不知道，也不感到惭愧。他们把保全身体、保护妻子儿女的手段当成立身扬名的最高美德，把篡夺、弑杀、掠取的谋略当作内修圣德、外行王道的大道；窃取圣道的外在相似之处，便自以为正确，贪恋荣宠的人众多，大家都喜欢这样做。他们挟持圣人的言论来欺骗天下，也欺骗自己的内心，暗中向乱臣贼子献媚求容，引导君主欺凌孤儿寡妇、残害骨肉亲属而毫无忌惮。唉！如果没有宋朝各位先生洗涤心灵、探究幽微，从人事出发而推本于天，反求于人性，以端正大经、建立大本，那么圣人的言论被无所顾忌的小人窃取，用来侥幸求取富贵利达，难道不是圣人的最大遗憾吗？赵普对于《论语》的理解，只是把夺取他人的国家说成节省费用，把施行小恩说成爱护人民，除此以外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苏威则督促百姓诵习五教，认为先王移风易俗的道路，全都在这里了。孔子说：“乡愿，是败坏德行的贼。”假托道义，正是用来败坏德行。要端正人心，防护先圣之道，从性命根本处推究，并严格辨明它的真伪；如果不是宋朝各位先生阐发最精微的言论来建立大的义理，那么《论语》《孝经》也不过是鄙夫用来取得资历的工具罢了。〖二〗 能够实行一千年而不改变的，是人所造成的，也就是天；天是通过我们人民的所见来观察的。民间有淫靡、苟且的流俗，彼此沿袭流传；这是人的作为，不是天意。它们虽然沿袭已久，不能很快革除，但从来没有能够实行一千年而不改变的。天道不可直接知道，只能通过义理来认识；沿袭的流俗必然会导致混乱，违背义理就是违背天道，必须革除它才能安定；即使多次革除，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至于没有必然义理、也不属于治乱关键，只是人们习惯了并安于其中的事，那么人民的看法就等同于天的看法，即使圣人也不会同它更改。可是汉代儒者一定要造出一种义理来压倒它们，这就是他们纤巧曲折、徒然铺饰而反复言说的原因。改定正朔、改变服色，汉代儒者认为三代君王承受天命的精义就在这里，难道真是这样吗？正朔一定要改，并不是为了表示不沿袭前代。历法即使精密，实行数百年后也必然产生误差。夏、商末年，上层骄纵，下层荒怠，不能校正，误差已经非常严重，所以商、周兴起时，鉴于这些误差而改定法则；这也如同汉代以来直到今天，历法总共十多次改定，才逐渐适合当时的情况，实在不能不改。至于服色，是因为时代越往后越衰落，器物越完备，只求同百姓的观感协调，使天下安定就算了。那三位君王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急切奔忙，同前代君王在染色绘饰之间争胜较量呢？小戴氏所记的《礼》内容很杂，却没有看见《易》《书》《诗》《春秋》《仪礼》《周官》对这件事如此斤斤计较。他说夏代崇尚黑色，殷代崇尚白色，周代崇尚赤色，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否如此。没有什么比冕服更尊贵，而周代的冕服上身黑、下裳浅红，为什么不全用赤色呢？祭祀用的牲畜一定要毛色纯赤，只是因为纯赤容易寻求，并没有别的意义。服色取法于天，而天的五种颜色随四时变化，没有一种不是正色；取法于地，而土地的五种颜色因土质而分别，也没有一种不是正色。只要不是奇异艳丽到足以迷惑人的颜色，都是人可以使用、不能废弃的；义理本来没有固定形式，我又从哪里知道哪一种才是唯一正确的呢？那些实行了一千多年而不改变的制度，百姓对此毫不怀疑，由此就可以知道它们是天意的体现了。开皇元年，隋主穿黄服，确定黄色为最尊贵的上等服色，并建立为永久的制度。按义理同类推求，黄色明亮却不炫耀，含蓄却不幽暗，处在青、赤、白、黑之间而不过分；尊崇它，把它作为事奉上天、临御百姓的服色，是可以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它，人的规定也就是天意。由此便可知道，汉代儒者把形迹勉强比附起来而空谈不已，是用自己的义理去约束天，却不知道天所具有的本身就是义理；是用天来制定人的制度，却不知道人本来如此的事情就是天意。凡是《易》《书》《诗》《春秋》《周官》《仪礼》没有记载、孔子和孟子没有说过的这一类说法，把它排除掉是合理的。〖三〗 今天的律法，大体上都是隋朝裴政所制定的。裴政的恩泽流传深远；一千多年间，并非没有暴君酷吏，却不能任意施展残暴虐待，因为法律已经确定。古代肉刑不再恢复使用，是汉文帝的仁政。然而汉代刑法多有规定不完备之处，所以五胡以来，禽兽般的人吃人，得以任意发泄凶残的愤怒。到了拓跋、宇文、高氏诸朝，规定死刑有五种：磬、绞、斩、枭、磔；又有诛灭门房的刑罚。这些都由汉代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引发。裴政为隋朝制定法律，把死刑规定为两种：绞刑、斩刑；把鞭刑改为杖刑，把杖刑改为笞刑；除谋反、大逆之外，不实行灭族刑。这套制度一直沿用到现在，后来承袭使用的，都是裴政制定的制度。至于在绞、斩之外增加凌迟，则是女直、蒙古所设置的刑罚。刑罚到了死刑就应当停止。之所以不得不设置死刑，是为了制止罪恶、惩罚罪恶，是不得已才采用的。大恶之人，不杀就不能制止其恶，所以杀掉他以断绝其恶；大恶之人相互承袭作恶而没有受到惩罚，所以杀掉这个人以警戒其他人。先王对此，是按照使人得以生存的原则来杀人，并不是因为极端憎恶罪恶而想发泄自己的怒气。既然刑罚以死为极限，至于枭首、磔裂、车裂等刑，对已经死去的人又有什么可顾惜的呢？这只不过是满足执法者咬牙切齿的愤怒，用来恐吓人罢了。掌管刑罚的人感到痛快，仇人也感到痛快，但对死者又增加了什么呢？只是使罪人的子孙中，若有人能够懂得仁爱孝道，反而无处容身于天地之间。一时怒气的伸张，竟惨烈到这种地步，对风俗教化没有任何补益，只会使血腥之名上达于天。裴政所施的恩泽断绝了，而后世纵情发泄的愤怒又如此过度，难道不可悲吗？隋统一天下，免除了索虏、鲜卑人的暴虐，从而开启了唐朝二百余年太平的运势，并不是偶然的；大概是因为当时有人，足以参与先王的德政，只可惜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四〗

译周代的制度是：六卿各自掌管自己的职典，而统一听命于天子，在他们之上不再另设统辖机构；然而后世做不到这一点了。《周礼》说：“只有王建立国都。”这里说的是国，并不是说天下。诸侯的国家，只有接受王命；听命于宗伯；讨伐诸侯，听命于司马；排列次序，听命于司仪、行人。至于治理教化、政务和刑罚，虽然由王颁布典章，但诸侯可以在国内自行施行，不必仰赖六官裁决。这样一来，方圆千里的王畿，政务也很简约，实际上不超过今天一个布政使所治理的范围。郡县制的天下，把九州的事务集中到一处，从卑微繁杂的府史考核，到升、斗、铢等细微数量的金粟，从偏僻乡邑的诉讼，到东西万里的边防，从四渎万川的淤塞与疏导，事务繁多得无法尽数，全都由六官之长总管，再分别交给郎署办理。其中有的修治，有的废止，甚至有人借机徇私报仇；如果没有人总揽要领、考察成效，就会散漫松弛，无法追究。因此在六卿之上，必定要有辅佐天子、总理政务的人，然后政务才能有条理并逐渐办成。这就是秦以后设置宰相大臣的制度不可废止的原因。如果宰相只设一人，让他代替天子处理一切事务，那么权力就会被下臣专擅，事务也会繁杂，来不及治理；如果设置多个宰相而彼此推诿，那么责任就不能专一，意见异同又会互相争竞、彼此牵制。因此，隋文帝所制定的办法就是正确的。左右仆射都是宰相，让他们分掌六部，各自治理三官。这样，天子统辖二仆射，二仆射统辖六卿，六卿统辖众司，仍然保留周代官制分设的体制，同时由两省分担宰相的功职，大概可以说是有条理而不紊乱了吧！由小到大，由多数到少数，由繁杂到简约，按照法则和象数来衡量，也正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和八卦，以穷尽天下最幽深复杂的事理，并使万物各得其宜。法律本身未必能够治理天下，能治理天下的是人；但是法律制定得不好，即使得到合适的人，也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仍然没有办法得到治理，更何况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呢？使法合乎天道纲纪，充分发挥人的才干，处于要害而治理详尽，统摄共同之处而辨别不同之处；对于郡县制的天下，建立国家、任命官吏，隋朝难道是独自得到了这种办法吗？不能因为文帝不是圣人、不是创制之主，就废弃这一制度。〖五〗 开凿河道以转运漕粮，设置仓库以接力运输，这两种办法哪一种有利？事情本来就有因时因地而各自适宜的情况，不能拘守一种说法，认为只有它才是正确的；但大体说来，两者也确实有一定的得失。开河的表面很便利，事情似乎简便，成效似乎迅速，船一上河，很快就能运到，不必再费人力，这就是转运漕粮看起来有利的地方。然而一旦运输漕粮，就必须为它规定期限，劳苦也就很重了。闸门要不断开闭，以调节水量的盈亏，这是第一种劳苦；时有旱涝，要随着上天的干湿争取适当水量，这是第二种劳苦；河水有淤积和疏通之别，要经常役使人力疏浚治理，这是第三种劳苦；时有冰冻，要等待天气寒暖，这是第四种劳苦；还要役使水边的民夫，夺取行旅的船只来帮助船只通过浅水处，这是第五种劳苦。此外还加上涉险、漂沉以及运粮损失后加倍赔补的祸害，只不过把这些事情一概推给水运，庸人便苟且偷安地以为省事，于是看成有利罢了。没有循序渐进的办法，却想把事情集中在一条途径上，以求迅速见效，这是政务中的荑稗。岁月都是我们的岁月，若从容缓慢地办理，就能把千钧的重负分成一百份，负担便轻得多了。设置仓库、接力运输，是用一年的运输来储备下一年的粮食，合并数年的储备来完成一年的事务，源源相接，不会显得有大规模转运的富足；每天计算似乎不足，按一年计算却有余。在民间的粮食容易运入仓库，仓库里的粮食也在不知不觉间运达内地，没有规定期限、催促逼迫的痛苦，还可以养活失业的百姓，扩大马牛的蓄养。虽然看起来没有眼前的紧迫利益，却可以长久实行并推行到远方。把它同强行依靠水运的不足、开凿漕渠以谋求小利相比，得失是十分明显的。隋朝沿河设置仓库，避开险要而利用平缓之处；唐朝沿袭了这一办法，宋朝又沿袭，直到政和年间才开始废止，可见它的利益能够长久存在。只图简便，却让漕运和挽运承担劳苦，是胡元造成的乱政。何况大河正因狂暴的洪水而令人担忧，还要再引导河水曲折漫溢，岂不是要损害徐、兗二州的土地吗？隋朝虽然没有德行，却有政务制度，所以不能守住天下，却确实能够统一天下。它所建立的法制施行到唐、宋，大概就是隋朝灭亡了而法制没有灭亡；设置仓库、接力运输之类，正是如此。〖六〗 有美好的名义却不是善政的，义仓就是这样。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最初请求建立义仓，每户拿出粟麦一石，储存在本社，遇到灾年就发放。如果实行这种制度的人品行善良，便足以用它赈济灾民。或者一个乡、一个社中有君子长者，德行声望足以使乡人信服，那么在十姓百家中推行也就可以了。否则，命令严厉只会使百姓受害；命令不严厉，不出三年就会废止。而且即使有君子长者主持其事，只能在一个乡里实行，也不过到他本人在世时为止。哪里有一个乡里的事情、数十年的规划，可以通行于天下而成为一代制度的呢？即使实行这种制度的人品行善良，却仍然不足以赈济荒年：假设一个社有百家，每年储存一石粮食，第二年遇到水旱灾害，难道曾经储存的三百石就足以救济百家吗？如果水旱灾害发生在三年以后，粮食又将腐坏虫蛀，不能食用了。况且规定储粮以一石为标准，是要限制每户的数量吗？还是要根据贫富而有所差别呢？如果有所差别，人们就会假称贫困，谁来核实他们实际的富有呢？如果限定每户数量，那么当年的计划尚且不够，哪里还顾得上以后几年呢？同样都是农民，有余粮拿来资助义仓的是勤劳的人，等到领取粮食时却多取的是懒惰的人；如果确实没有君子长者用仁厚教化乡里，使懒惰者也受到劝勉而勤于耕作，并且少取粮食，那么这不过是从某些人那里取来给另一些人，谁会心甘情愿呢？如果不依从，就要用刑罚督促吗？这样乡里不得安宁，告讦诉讼兴起，还有什么义可言？况且那些懒惰怠惰、没有节制的贫困百姓，还会依赖义仓而更加骄纵懈怠。更何况百姓把它看成不得已、受法律束缚而应付命令，于是把糠秕、粗粝、潮湿、腐坏的粮食混杂投入，使粮食很快生虫，只是为了博取好义的虚名，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再说实行日久，长吏把它当作惯例而敷衍，不再考察，里胥侵吞克扣，也没有人治理，百姓深受其害却无法求得免除，这本来就是势必造成的结果。

译王者爱护养育天下百姓，应当像上天一样做到最大限度，这样也就可以了：减轻徭役，减薄赋税；如果不幸遭遇水旱灾害，就免除征税来使百姓复苏，开仓出售粮食来救济他们。平时则应当预先防备：抑制商贾，禁止租赁雇佣，惩罚游荡懒惰，修整陂池，治理堤防。这样即使有水旱灾害，百姓死亡的也会很少。赋税轻、徭役简，重视农业和粮食，但仍有流离失所、饿死在道路上的人，这是他们自己断绝了生路，上天也没有办法；又何必损害勤劳辛苦的百姓，使不守规矩的人抱着侥幸期望，反而增加他们的傲慢呢？所以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首先救济的是鳏、寡、孤、独，发放的是公家的粮仓，并不是从百姓那里征取粮食，去养饱那些不勤劳、没有节制的懒惰农民。孟子说：“有恩惠却不懂得治理政事。”拿自己的东西来惠及百姓，尚且不懂得养民的大道，何况强行以义压迫百姓，夺取他们的财物来成全自己的恩惠呢？义仓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乡里的善士来说，在君上失去正道、横征暴敛使百姓困苦的时代，在十姓百家中实行，以求勉强保全一方，是可以的。作为居于人上者却推行它，与梁惠王所谓尽心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七〗 建立教化的原则，忠孝已经是最高的了。即使有无道的君主，也没有不以忠孝来教导臣子和子弟的；但人们有的服从、有的违背，志趣不同，也不过是反过来追究其根本罢了。用言语教导的人，召见人家的儿子，告诫他说：“你不要不孝。”召见人家的臣子，告诫他说：“你不要不忠。”即使说到舌头磨破、笔锋秃尽，听的人仍然冷漠轻视，悖逆之事还是接连发生。这不值得奇怪，因为教化不是只靠言语就能完成的。奖赏忠孝的人并提拔他们，压制不忠不孝的人并拒绝他们，不接纳叛臣，不怜悯逆子，不因他们的恩惠而怀念，不因他们的利益而动心，伸张大义来昭示天下的臣子和子弟。这样做，大概才是真正喜好忠孝，而不只是发布命令；应当可以端正家庭，施行于国家，推及天下，从而消除悖逆。然而隋文帝面对陈朝郢州叛乱而请求投降的人，却拒绝接受；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后归顺隋朝，请求由隋朝决定阿波的生死，高颎说：“骨肉相互残杀，是教化中的祸害；应当保存并抚养他，以显示宽大。”文帝便听从了，禁止杀死阿波；吐谷浑的妻子儿女背叛其主而请求投降，文帝却说：“背弃丈夫、叛离父亲的人，不可以收纳。”文帝想吞并陈朝、使两个胡虏归服，这是他的真实意图；但他还顾及君臣、父子、夫妇的大伦，舍弃可以乘势利用的利益，严厉拒绝他们，用这种行为来示范给臣子和子弟，使他们都顺从君父，消除乖悖之心，难道做不到吗？然而他受制于悍妻，受逆子的迷惑，使兄弟相互残杀，最终让枭獍般的刀刃加到自己身上；一家之内，刀兵逞凶而天性被蔑视，天下各地举兵，不久便纷纷兴起，这又是为什么呢？由此可知，忠孝并不是可以树立成教条来教导人的东西。用言语教导不足以说明问题，这本来已经很清楚了；即使只是用行为树立标准，也不过是外在的行迹罢了。忠孝是生发于人的内心的，只有内心才能彼此感通；而身居君父的重要位置，只有自己内心的好恶，才可以唤起他人的恻隐和羞恶之心，遏制他们狂暴乖戾的情感。文帝用机变篡夺别人的国家，他所喜好的是争夺，所厌恶的是驯顺谨慎。在外部约束人，显示常伦的准则；在内心却放纵个人喜怒。他拒绝叛臣、拒绝逆子，是借助名教来控制别人。幽暗隐秘之处，鬼神都在窥视，而妻子儿女尤其熟知他的真实情形。个人好恶开始时是违背本性而任性行事，后来又违背真实情感而牺牲一切来追逐外物。悍妻、逆子有时诱惑他，有时胁迫他，使他在没有依据的心念中颠倒错乱；这样一来，他即使每天做着整饬人伦、端正纲常的事情，也可能被他们挟持或诱导，最终因怨恨毒害而伤害别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内心彼此招引，好恶相互激发罢了。唉！正当他想用纲常来端正边裔夷狄时，骨肉之间却发生了血腥灾祸，内心的细微变化真是严峻啊！好恶的情感也真是危险啊！所以，收敛自身而宽恕他人，防止感情偏邪，是建立教化的根本，只需从自身近处取法罢了。政令不足以治理，刑罚和赏赐不足以劝善惩恶，何况还想用空洞的言语，作为寻找已经失去的儿子的鼓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八〗 《周礼》说：乡中设置比、闾、族、党，遂中设置邻、里、酂、鄙，各有长官掌管教令，但没有详细说明由什么人担任。若从普通百姓中选任，那么在比、闾等基层居民中，质朴粗野的百姓不适合担任；那些机敏而可以任职的人，又足以成为百姓的祸害。况且比、邻的长官虽然地位低微，但列在六官所属之中，就已经列入君子之列而区别于普通百姓了；放下耕具而进入官员行列，难道不是太轻薄了吗？我认为，这大概是士人尚未执贽拜见君主之前，先在乡里接受小范围试用；凡是通过乡饮酒、乡射礼和宾兴而推荐给君主的士人，都属于这一类。他们本来就不耕种而享有俸禄，是士，不是普通百姓。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成为士、成为大夫；但升迁的道路还很遥远，所以在乡里居住并担任乡里的教化职务时，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名节，不敢在乡里放纵淫逸，或许就不会成为百姓的祸害，教化也可以借此兴起。然而《周礼》只记载了这些职名，却无法考察他们是由什么人授予的。那么对于郡县制的天下，就不能把这种制度附会过来设置乡官。其利害清楚明白，难道还需要再三考虑才作出判断吗？成周时代的治理，遵循中道、履行和谐，用来调和百姓的性情；它垂示为根本的经典和重大的法则，以端正天下纲纪，本来就不能只凭主观臆想去求得相合。所以说，关键在于人，而不在于政。苏威只根据残缺、简略而零散可见的文字，强行把它仿造到郡县制的天下中，细密琐碎地加以模拟，这正是王莽扰乱天下的原因。苏威又仿效这种办法，下令每五百家设置乡正，每百家设置里长，用来处理诉讼。这等于把成千上万只虎狼散布天下，让它们攫取贫弱百姓。李德林对此争辩，苏威却拿《周礼》来堵住清议的言论，百姓的膏血全都耗尽在苏威的文书和条法之中。可悲啊！

译封建制的天下分散而简约，简约的事务可以用严密的治理来处理；郡县制的天下集中而繁杂，繁杂的事务必须用简约的办法来驾驭。春秋时代，万国并立，五霸兴起，而孔子尚且赞许实行简约政治、面南而治的人，何况把中原合并在一个王的统治下，却想每十姓百家设置一个处理诉讼的长官来扰乱它呢？周朝衰落时，诸侯僭越礼制而增设许多官吏，以搜刮百姓来抬高自己；小小的邹国，官吏中死去的有三十三人，未死的不知有多少，都是乡里的奸猾之徒，上面傲慢，下面残害百姓。一个国家的土地范围，折合到今天不过一个县；卿、大夫、士中享受俸禄的人却要以百计。今天一个县如果增加一百名这样的官吏，俸禄收入就已经耗尽百姓的财产了。卿大夫出行一次有五百人跟随，今天县丞、县尉一出行就役使五百名百姓，徭役也已经耗尽百姓的力量了。即使是仁慈的君主、廉洁的官吏，也足以使百姓死于赋税徭役，贪污暴虐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何况让乡里的豪强窥测百姓的财产储藏，借恩怨来逞私，纠集子弟和姻亲横行霸道，那么孤寒、质朴、笨拙的人被他们置于刀俎之上，又会怎么样呢？《易》说：“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君子从三代所学习的是道，不是具体的法令。窃取其中一端的文字和器具来祸害百姓，这种人即使在尧、舜的时代也是不能容许的。〖九〗 声音的变化，是国家治乱的征兆，《乐记》已经说过，万宝常也以此验证隋朝必然灭亡。但这个道理不能用一句话说尽。有的是声音发生变化而引导人的心趋向正直或淫邪，有的是内心发生变化而使音乐变得正声或变声；它们相互感应的微妙关系循环往复，各有先后。如果说声音先变化而内心随之变化，那么正乐就太急于求成了；如果说内心先变化而音乐随之变化，那么音乐本身固然不能自行端正，而要等待合适的人来端正它。假如在无道的时代演奏《韶》《夏》的音乐，难道就足以挽救国家的灭亡吗？不能这样说。虽然如此，却没有一个无道的时代，能够不崇尚淫靡的声音、不夸饰悲哀的曲调，而演奏《韶》《夏》之音作为音乐的。因此可以知道，人的志向和气质彼此激发，天与人也互相发生作用。再看万宝常的话，他直接斥责何妥制作的音乐是亡国之音；隋文帝为什么不高兴，最终废弃万宝常，反而称赞何妥的音乐说：“浩荡和谐而高雅，正合我的心意。”可见盛世的音乐，必定不会与衰世人的耳朵相合。合与不合，决定因素在天，不在人。可是隋文帝唯独任用欺诈来取得天下，亲近悍妻，放纵逆子，任凭自己的好恶走向邪僻，于是内心流于邪恶，耳朵也随从内心罢了。因此，先治理内心，然后才可以审察音乐；内心是根本，声音只是末端啊！可是何妥制作了衰乱淫靡的音乐，反而更加引导隋炀帝走向邪淫而没有满足的内心，最终使他丧失国家；这样看来，音乐不正，流传的祸害就没有边际，音乐又成了根本而不是末端了。古代先王创作音乐，一定是在盛大德业已经成就之后，用来记载这些成就；让志向端正的人斟酌声音和仪容的雅正，却不把音乐放在事情之前，这是懂得根本。然而又必须斟酌声音和仪容的雅正，制作成一代的音乐，传给子孙；向上没有淫邪的君主，让它流传天下，向下没有乖戾的风俗。这样德行树立、功业成就之后，必定要端正音乐，这同样是懂得根本。唉！自从秦朝废弃先王的典章，音乐就混乱了；自从契丹、女直、蒙古人进入中国而毁弃法度礼仪，音乐便永远灭亡了。只有声音中自然形成的部分，流露于人的心、耳、手、口之间，有时也会预先显示治乱兴亡的规律。这样看来，音乐只是上天发动而感动人，而人却不能借助音乐来治理内心、召来和平之气。凡是先王用来治理天下、圣人用来教化天下的办法，都无法对天下再发挥作用，这本来就是有心之人被遗留下来的无穷束缚。上天没有丧失正道，又怎么知道不会有无圣人而兴起、无老师而获得上天聪明的人，重新发挥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呢？古代教化君上，是用礼乐；如今教导士人，却是用文章。文章中有咏叹淫泆、用来宣发道理的深蕴并感动人的部分，这属于音乐一类。苏洵开始写矫饰而拘束的文章，他的儿子又用放荡的文风与之相和，于是中国终于沦于夷狄，这也是志气彼此招致的征兆。取士的人拥有权力，士人所接受的教导和学习也有常经；舍弃大道，却夸耀细小的辩说，激扬清调、繁复萦绕、引发哀怨，以趋向轻薄，哪里知道这样做最终会到什么地步呢？一 ○ 用德行教化百姓，真是最高境界啊！所谓教化，是天的事情：天自有它的理气，运行在不得不运行之处；万物自然顺从它的法则，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顺从。圣人的德行，并不是用来从天那里取得法则的，而是自己修养到不得不如此的地步，别人看见了便称为德。人也不能专门从圣人那里取得法则，而是各自按照才能的大小、纯正或驳杂，运行在不得不如此的状态中，于是自身已经受到教化了。所以说这是至高、至善的境界，超越人为而达到天道。说圣人是用德行教化百姓，是后人推究根本后这样说；并不是圣人把德行当作工具，像拿柴去助火、拿勺子取水那样，执着于此而求取彼。用德行来求取百姓受到教化，反而不如用政令来治理百姓。政令，是用来治理的。制定政令的本意，本来就是期望得到治理；用它来治理，正如拿着凭据取得应得的偿付，得到本来就应当得到的结果，这还算是真实。若拿德行来教化百姓，却因为要教化百姓而装饰自己的德行，那么这种德行就是虚伪的。凭借一言一行都合乎道来向百姓索取回报，愚顽的人会轻侮他，狡黠的人也会装出虚伪来应付他；上下相继以虚伪相待，这是君子最为鄙视的事情。等到祸乱败亡临头，只要一经触发，便再也无法收拾。从政的人，以廉洁来使自己清白，以慈爱来爱护百姓，把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尽力做好罢了。至于内在品行的修养，更与百姓无关，只是自行达到不得不如此的境界，难道能把这些当作凭据，拿来向百姓索取回报吗？自从汉代的龚、寅、卓、鲁受到当时人的褒扬，于是便有了伪善之人，假借德教同百姓交易；虚伪的百姓也以虚伪回应，于是相互自我标榜、彼此为对象张榜称颂，说这就是德行教化的功效。东汉末年，矫饰之士不断出现在策书之中。到了三国，直到梁、陈，难道没有循良的官吏吗？只是这种风气悄然无声，因为当时君主不崇尚它，褒奖宠任也没有施及他们，伪善之人只好悄然退去。到了隋代，苏威剽窃六经中肤浅的说法来求取隋文帝的任用，文帝以为这种说法有利，便拿它来夸耀治理安定、功业成就的盛况，于是开始用虚伪来奖赏天下；辛公义、刘旷以诡诈激切、矫饰欺骗的行为，显赫地表现出来，以求取荣华利禄。辛公义就露天坐在狱中听取诉讼；有诉讼者被关押，他便住在厅事，不回内室睡觉。刘旷则大谈义理，晓谕诉讼者，却不裁决是非，终于凭借追求没有诉讼的虚名，升任美官，并被载入史册。唉！在那个时候，君臣互相残害，父子互相伤害，兄弟彼此残杀，将相互相倾轧；上面已经如此，闾巷百姓彼此嫉恨、仇视、吞噬、伤害，又不知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而辛公义、刘旷只求取得美誉、猎取高官，此外便没有后续影响了。

译没有诉讼，是孔子都来不及做到的事；以德行教化百姓，是周公都不敢自居的事。区区一个庸俗官吏，不过在公堂上卖弄口舌，在寝处暴露形迹，竟然就认为自己胜任其职而感到得意吗？为什么这么容易听信言辞，却反而加重了对伪善之人的欺骗呢？德，是自身所得；政，是使自身端正。崇尚政令，是因为德行还不足；崇尚德行，却不能废弃政令。顺其不得不如此的本性而行，百姓的教化，要等待真诚达到极点后才会发动。上下相互用虚伪蒙骗，奸诈险恶、残害争夺，就像火潜伏在水洼中，一旦得到水势，火焰便无法扑灭。隋朝的灭亡，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所谓德行教化，不过是廉耻荡然无存的行为罢了。一一 天下经历分裂争战之后，战事刚刚停止，人民的生育必然繁盛，这是天地生养万物的规律：受压抑的到了极点，伸展就必然迅速；消长往来的规律，几乎不会有差错。当天下尚未安定时，人们习惯于混乱，苟且偷生；由于人口所需不足，而土地出产有余，百姓不勤于自行谋生，也渐渐习以为常。等到平定动乱、人口繁盛之后，后来出生的人将无从谋求生存。在这个时候做君主的，又将怎么办呢？人口繁多而没有办法安抚，就会发生动乱；这样看来，人民突然繁衍生育，也正是拥有天下者的忧虑。即便如此，王者又哪里能另外给他们什么恩赐呢？难道又能自作聪明，制定法令来强行安排一切吗？只能减轻徭役、减薄赋税，选择贤良的官吏，让百姓得到休养；时间渐久，百姓自然取得生计，彼此相忘而和睦安宁罢了。五代南北战争之后，幸存的百姓已经很少。周灭齐而河北安定，隋灭陈而天下统一，于是户口逐年增加；京辅、三河一带土地少而人口多，难以自给。隋于是派使者均分田地，认为这样可以使每个人都拥有田地来供养生活。只是这样一来，百姓的困苦反而更加严重了。人没有不自行谋求生计的；君主替他们谋划，不如让他们自己谋划。君主替他们谋划，反而会松弛他们自行谋生的努力，后来生计就会更加兴盛。所以不必担心百姓没有办法自给；即使最终确实无法自给，他们也必定会改变办法，寻求生存之道，并且依恋祖先留下的田地而不肯舍弃；这样本来就没有自行走向灭亡的道理。君主只要不夺走百姓治理生计的力量，在公事上宽待他们，那么天地广大、山泽富饶，百姓便有余力去经营，没有什么不能用来养活人的。如今隋所谓户口逐年增加，难道只是百姓自行增多吗？大概是君主精密核查户口数字，以便征收赋税徭役，促成了这种增加。人口正迅速繁衍，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垦，百姓还来不及从事工商业来交换布帛粮食，也来不及经营园林畜牧以扩大生计和繁殖，却急忙把他们登记入册，于是衣食都不充足。这不是人口已经过多、土地生产力不足，而是登记户口的人没有留下余地，役使户口的人又不估量人口已经充盈而减轻赋税。难道还要夺取一部分人的田地给另一部分人，使他们互相倾轧、互相怨恨，从而造成大乱吗？所以不到十年，盗贼竞相兴起，隋朝因此灭亡。百姓不能和睦，已经很久了。考察当时的情况：北面修筑长城，东面巡行泰岳，营造仁寿宫，服役的壮丁死了以万计；又有十二座别宫相继营造，这就是不断抽取丁男和庄户来供应土木工程。即使还没有等到隋炀帝骄奢淫逸，百姓也已经没有余地来求得生存了。于是姑且实行均田，以堵住那些请求免除赋役者的口，因此说，结果只是使百姓更加急迫地困苦了。王者拥有土地，就应当像没有拥有土地一样，然后疆界才不会荒芜；拥有百姓，就应当像没有拥有百姓一样，然后统御众人才能不发生混乱。难道还要忧虑京辅、三河土地少而人口贫困吗？邓禹有很多儿子，就分别授予他们产业，使家族兴盛；并不是夺取这个儿子多余的东西来供给那个儿子。宽待他们、救济他们，使他们自行供养自己，几十年后人口繁衍也会有条理，不必担忧人口拥挤。汉文帝、汉景帝掌握了这个道理，所以天下安定，汉朝国运因此长久。隋朝迅速灭亡，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均田令施行后，狭乡每户登记十亩田地，由此可知它虐待百姓；那么提出均田主张的人，必然是王者所应诛杀而不赦免的，这就很清楚了。一二 开皇十四年，下诏把职田授给公卿以下的官员。当时天下已经平定，百姓各自守着祖先留下的田地，不知哪里还能得到田地来供给官员，史书也无从考察；大体说来，这无疑是扰乱政事的做法。在此以前，官府设置公廨钱，贷给百姓收取利息，确实是有害的政务，于是苏孝慈请求禁止这种做法，改为赐给土地来经营农业。他的意思还认为这是三代的制度，可以实行而没有弊病，但哪里会是这样呢？三代的国家，疆域狭小，直接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做官的人活动范围不出百里之内，而卿大夫的儿子通常一直是士，所以有世代享受俸禄的人，也有世代拥有的田地，那就是他们世代经营的产业。世代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代勤于耕作祖先的田地，世代修治水利，世代治理那些帮助耕作的百姓，所以官府不侵扰百姓，百姓也不欺骗官府，田地也不至于荒芜。到了郡县制统治天下的时代，把四海九州的人混合起来互相担任官吏；官员没有固定的职分，职务也没有永久的守任，升降调任，京内京外、南方北方，每月都可能变化，每年更不相同。若把田地给他们让他们经营农业，是要每个人都给一份吗？贵贱没有差别，授予和收回又没有定规，而且终究供给不起；还是要按照职务给田吗？那就会有在这里耕种、却由那里收获的人。而且官员不熟悉田地，一旦把权力交给胥吏，胥吏便横行于田间道路，只顾搜刮，不顾田地荒瘠。几十年后，农民不再是原来的农民，田地也不再是原来的田地，只是取得肥沃土地而把它破坏掉，既不足以养活官员，反而徒然加重百姓的困苦。所以，职田是三代以后必定不可实行的制度。放贷公廨钱来收取利息，会败坏官员的操守、给百姓带来灾祸，是必须禁止的事情；君子与小人在义和利之间的界限，不可以混淆。努力耕作也是惶急求利的事情，所以孔子斥责樊迟为小人，孟子则把不耕作却享用粮食看作不是白吃。拥有天下的人，总管郡县的赋税，由司农统领；再供给百官的俸禄收入，使他们安逸地取得俸禄而不与百姓争夺收成的多寡，这正是安定小人、引导君子走上不可改变的正道。俸禄收入丰厚，士大夫还不向百姓求取什么，尚且担心他们不廉洁，难道还要引导他们同穿蓑衣的农夫争夺一升一斗的粮食吗？苏孝慈既然知道公廨钱不合正道，为什么不请求增加官员俸禄来制止他们贪求，却偏偏不顾时代已经不同于三代，拘泥于三代的旧迹，难道是要徒然扰乱天下吗？隋文帝是个计较细小得失的君主，以为这样对国家没有损失，却可以增加官吏的收入，还可以窃取效法古制的美名，于是欣然听从；沉溺于古制的士人，也认为这确实合理。后世有官田、学田以及藩王勋戚的庄田，都是沿袭这种做法而给天下留下祸害。创制有利于百姓的制度，都应当交给百姓并据此征收赋税，或许才会有所减轻吧！三

译隋文帝一直心怀疑忌，凡是对自己有功的人，他都不遗余力地铲除。郑译、卢贲、柳裘有的被贬黜，有的被处死，是为了防止他们因拥戴自己而再去拥戴别人，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竭尽全力使天下统一的人，如史万岁、王世积、虞庆则，只要一被诬告攻讦，刑罚便随即加身。至于贺若弼、高颎、李德林，文帝把他们倚为心腹，不在杨素之下，但贺若弼被交付司法官，几乎处死；高颎被除名；李德林最终也被废弃。文帝偏偏只把杨素当作情同胶漆的亲信，把天下都托付给他，为什么这样坦然无疑，完全改变了自己猜忌防范的习性呢？后来杨素终于与逆臣杨广相互勾结，向文帝挥刀，这难道是上天夺走了他的心智吗？不然，为什么他对本来可以不疑的人反而猜疑，对必定不可信的人反而信任，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呢？隋朝的诸位大臣中，最不可以托付的就是杨素；不只是高颎、贺若弼、李德林不屑于同他为伍，即使拿他同刘昉、郑译相比，也有天壤之别。为什么呢？杨素是天下古今最不仁的人。他用兵时，寻找人来杀掉，以此树立威势；让几百人去进攻强敌，不能取胜便把他们全部斩杀。自从有军队以来，只有尉缭说过这种做法，只有杨素真正实行过；他大概没有别的智谋，只是忍心自行杀死自己的人罢了。他营造仁寿宫时，服役的壮丁死了以万计，都是靠杀人来加速工程完工。自古以来，把杀人作为事情核心的，再没有能和他匹敌的人。唉！人的不仁达到这种极点，难道还知道君主不可弑杀吗？难道还知道儿子不可弑父，因而自己不参与谋划吗？文帝的颈项天天悬在杨素的刀刃之下却不知道，难道仅仅是杨素以媚态讨好独孤皇后，因而得到她的庇护吗？还是文帝残酷狠毒的本性与杨素气味相投、彼此契合呢？所以说：君主不仁，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臣子不仁，就不能保全自身。不仁的人喜欢同不仁的人亲近，并且深信不疑；即使是天子，也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杨素一族直到他的儿子一代才遭到灭族，已经太晚了。所以，恻隐之心，是关系到存亡生死的关键。人的本性如果不纯厚，习性又不顺正，恻隐之心就不足以发动。只有不被自己的好恶迷惑，不喜欢同不仁的人相处、依赖他们，才会厌恶那种可能造成损害、轻易招致祸患的行为。一四 太子杨勇沉溺声色，亲近群小；杨广却建立了平定陈国的功劳，又假装恭敬俭朴，以求取君上的宠爱、钓取臣下的声誉，因此声名显赫。隋文帝废黜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虽然偏听强悍的妻子，导致后来发出“独孤误我”的叹息；然而在杨广的恶行尚未显露、杨勇的德行已经有过失的时候，互相参照考察，也还没有看出废立之举不利于社稷的地方，又怎么能辨别清楚呢？杨广用来迷惑独孤皇后的办法，是口口声声说自己非常孝顺。妇人喜欢听到絮絮叨叨、亲昵柔顺的爱语，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文帝本来很能洞察人情，为什么也会如此呢？天下哪里有孝顺父母，却忍心残害自己兄弟的人？杨勇虽然没有德行，但知道杨广在陷害自己，始终没有把杨广的过错公开揭露给父母。杨广却俯伏在地流泪说：“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失去了父皇对东宫的宠爱。”杨勇没有说话，而杨广却急于进谗言；杨勇仍然自处敦厚，但杨广的不仁不义已经无法掩饰了。所以，一个人极其不仁，还是容易看出来的；至于父子兄弟之间不相互揭露，是人所无可奈何的事情。若不是关系亲密的亲属或知心朋友，即使灾祸将要彼此牵连，也本来不应互相攻讦告发，去触怒对方而伤害天性中的亲恩；如果是关系亲密的亲属或知心朋友，就不能不告知他，但一定要设法谋求保全他的办法。若只是直接攻讦他的隐私来激起我的责罚，那么这个人必定已经在天性上同我断绝，只是想用愤怒暴戾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对一般人尚且如此，何况同胞兄弟都是父母的儿子，却不断用浸润式的谗言和肤浅的刺激交相进言，来激发我的愤怒；这样的人还可信吗？还能把生死存亡托付给他，认为他是大孝之人吗？杨勇被废的那一天，拜了两拜，流着眼泪，手舞足蹈地走出去，始终没有控告杨广诬陷自己，也没有揭露他的隐恶。假使杨勇继承帝位，隋朝或许还可以不灭亡；即使不是这样，又怎么会发展到像杨广那样逞露枭獍般的凶残呢？所以，杨勇和杨广谁贤谁不肖，并不容易辨明；但杨广控诉杨勇，而杨勇不控诉杨广，两人的仁心一个仅存、一个几乎完全泯灭，却显然容易看出。天下没有忍心夺取兄长的孝子，古今也没有赞扬、诋毁我家子弟，劝我杀戮并放逐他们，却仍然是可以托付的人。用这两点来判断，已经绰绰有余了。一五 《传》说：“节俭，是各种德行共有的；奢侈，是最大的恶。”所谓德行共有的节俭，是说收敛耳目口体的放纵，使自己的心归于正道，并不是说吝惜钱财、积聚财物以求利。所谓最大的恶，是说放纵心志，使外物迷惑自己，引导天下走向淫靡，并不是说不留下余财而使自己贫穷。节俭于德行叫作节俭，节俭于钱财叫作吝啬；节俭和吝啬二者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不可不加以辨察。吝惜钱财却用“节俭”来文饰自己，这叫作贪婪之人。谚语说：“大吝啬之后，必定生出奢侈的儿子。”这说的是吝啬所得到的报应。如果真能节制耳目、安定心志，以恭敬自持，不敢放纵，那么说话就有内容，行为就有常规；即使不能保证儿子贤能，又怎么会走到完全相反的地步，激发出奢侈呢？隋文帝的节俭并不是节俭，而是吝啬；不是共同成就德行，只是徒然增加财物。他富有四海，却追求盈余而不知满足，夸耀财物收藏之多，反而加重天下的祸害，不过是最大的恶罢了。怎么知道确实如此呢？仁寿宫建成后，隋文帝奖赏封德彝，提拔他为内史；可见对于耳目欲望，他竭力克制却不能真正克制。盗窃边地粮食的人，罪至一升以上都要斩首；可见他贪恋积聚，夸耀富强，只怕财富不够丰厚。宋武帝藏起农夫的衣服给子孙看，齐高帝希望黄金和泥土同样被看待，都是这个道理罢了。这不过是下邑穷乡中一点一点积攒财物、在乡里称豪的人所共有的心情，哪里足以称为节俭呢？越看重金钱粮食，就越要积聚金钱粮食；越善于从百姓那里取财，就越不担心财物匮乏。于是，不肖的子孙没有什么要求得不到，并且以为天下一切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欲望，没有什么比财物更重要。太子杨勇装饰器物玩好、沉溺声色；杨广的离宫别馆，涂金堆碧，龙舟锦缆，剪彩铺池，撕裂彩帛挂在树上，都是取之有余；仓中粮食陈积而变红，又成为资助李密暴虐的基础。这一切都是隋文帝心中筹划聚集的东西，却被他拿来夸耀富足。这样只会加速灭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贤者的节俭，难道是这样吗？他们把金玉看得像尘土，把锦绮看得像草芥；不让耳目受到诱惑，心志不被迷乱，淡泊地同这些外物相忘。因此，金钱粮食只是供小人满足欲望；君臣父子竞相以义为重、以利为轻，他们必定不会把贤者看作诱导奢侈的媒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只有极度吝啬之后，才会生出奢侈的儿子，难道这能叫节俭而轻视财物吗？一六

译隋文帝虽然善于察察，却在身边有杨系奸邪的确切证据时仍加以信任，在富贵显达的杨广显露凶逆时仍专一宠爱，最终因此杀身亡国。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用涂饰出来的虚伪笼罩天下，使真实情感改变志向、使志向发生迁移，连好恶也都失去了本心；他乐于同伪善之人彼此取悦，亲近他们却自己不知道。王伽这个人，是古今天下的伪君子。他遣散押送囚犯的士卒，放走流放中的李参等七十多人，同他们约定期限到京，并说：“如果你们不能按期到达，我替你们承担死罪。”李参等人都按期到达了。李参等人身犯重法，本来就是桀骜不驯、违法作乱之徒；王伽凭什么敢以死来担保他们，借此试探他们是否诚实？在这以前，从未听说王伽有足以感动天地、使豚鱼都信服的高尚德行；他一旦拿父母般的身份同罪人交易，难道真愚蠢到这种地步吗？况且李参等已经到了京城，正在等待有关官署发落，究竟是谁使皇帝听说此事后又惊又喜？这说明王伽和李参等人探知皇帝喜欢用虚伪的事情粉饰太平，于是相互约定共同成就此事，把这种诡异行为在皇帝身边标榜炫耀，使皇帝听到。皇帝果然因此下诏说：“如果官员都像王伽这样，停止刑罚还会远吗！”王伽于是被擢升为雍令，李参等人也得到宴饮并被赦免。皇帝已经替王伽立下了凭证，准备从中取得回报，只是皇帝自己不知道吗？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后仍然喜欢他用这种办法粉饰太平，以彰显自己的治功盛大，从而欺骗天下。这种心情，同王劭进献《灵感志》、焚香歌诵来宣扬皇帝功德，没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如此，杨素假装忠诚，皇帝还说自己有忠臣；杨广假装孝顺，皇帝还说自己有孝子；君臣之间在情意上相互投合，在心理上彼此习惯，便再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真实的内心。皇帝还会说：文王的孝顺也不过如此，周公的忠诚也不过像杨素罢了；孔子使远方之人来归、使天下和谐，也不过像王伽罢了。古今哪里还有圣贤呢？只要加以粉饰就能把这些事传给万世，那么怀藏奸诈、蓄谋叛逆的人，正要俯伏下来把刀对准自己的脖颈，本来就是迷惑而不自知。他们起初用来欺骗别人，最终反过来欺骗自己；本人被杀，国家灭亡，就像踏入火中必然被烧伤、接近水中必然被淹没一样，难道会有差错吗？圣人也是同普通人一样的人；如果做出前所未有的事情，使天下人都惊异，其中一定有虚伪之处，秉持正道的人不会被它迷惑。像王伽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容于尧、舜的时代；正因为不容于尧、舜，才足以显示尧、舜的明智啊！

译◎炀帝 六代所有不肖的君主，都仍然称作帝；本篇唯独称炀帝为“逆广”，因为他和刘劭一样，犯了天地所不能容的覆载之罪！况且当时没有夷狄割据的情形，也不必抬高杨广来说明正统。〖一〗 牛弘问刘炫：周礼中士人多、府史少，事情却能治理；后世令史多，事情反而办不好，这是为什么？刘炫回答说：古代占卜文书简略，而如今文书繁多；事情烦琐、政务败坏，是由此造成的。这只是在末节上说中了一点，却在根本上漏掉了一点。文书繁多，审核办理层层重叠，又追究遥远而难以查证的事情，于是官吏只求避免细小的差错，便含糊推诿、游移不决，上下相互遮掩，无法追问到底。这正是治理之道所以衰败、教令所以不能实行、百姓所以更加困苦、奸顽之徒所以不能收敛的原因，并不是府史劳作太多。假如只要求不被挑出毛病，大致修饰一下文书格式，那么一个老吏承担这些事也绰绰有余。至于府史为什么冗多却不能理事，是因为权力转移、贿赂流行、徭役繁重；百姓中贪婪顽劣、追逐利益以及改换姓名逃避徭役的人，都争相挤入府史胥役这一条路。因此，甚至有些不识文书、本人也不接近长官的人混杂其中，从未分担治理事务的劳苦，事情又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呢？周礼之所以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是因为它对府的职责要求只是谨慎管理仓库，对史的职责要求只是供应篆写文书；而掌握法律、制度和典籍的士人一多，士人多了，府史自然可以减少。士人既以学习为职业，又把做官作为道路，那么只要分别任职于六官所属机构，便都熟悉吏事、精通典故；政令即使繁多，也没有难以供给办理的。周朝之所以能够长久安定，政务不败坏，官员不出弊病，百姓不受困苦，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士人既然懂得学习，学习便使他们接触大道；进一步成为命士，再进一步成为大夫，都是他们本来能够达到的。因此名节受到重视，官府的规范得以建立。即使有不肖之人，也只能丧失廉耻操守，却不能忘却进取之心；这样，吏治之道不会污浊，而冒犯法令、借此报复奸人的人，十人中也不到一个。况且国家政务虽然堆积繁多，实际上不过是几项大事：铨选，是治理与动乱的主管环节；兵戎，是国家存亡的关键；钱谷，是国家财政的根本；赋役，是百姓生存的命脉；礼制，是人神之间的纲纪；刑名，是施加威权、给予恩惠的权柄。大事掌握要领，小事综合详情，无不关系到宗庙社稷、百姓生存、纲纪风俗这些大问题。那些细微曲折之处，都是使风俗淳厚或浇薄、使政治仁厚或暴虐的关键。可是把它交给卑鄙的刀笔小吏，他们的谋划只够用于私利，智慧一遇大事便穷尽；他们只能应付一时，却把祸害遗留到长远，即使有正直刚强、明察清楚的大臣，也未必能够胜任挽救。比如唐代滑涣不过是堂后的小吏，郑余庆一旦斥责他的奸邪，自己很快就被罢免宰相之职，事情可怕而又无法挽回，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把国家大事不交给重视名义、坚持操守的清正之士，却交给卑鄙低贱、贪污侵夺的宵小之徒，难道不是千金大堤被蚂蚁洞穴冲垮吗？清正的参佐只作空谈，而浊流小人掌握权柄；越是避免小的过失，越是酿成大的忧患。这样以后才知道，周礼的制度卓越非凡，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刘炫是儒者，为什么不明白先王建立教化的根本，并把它充分讲明，以此作为永久的鉴戒？却只局限于说文书繁简。天下九州统一的时代，文书法令怎么能轻易说成简略呢！〖二〗 人们凭才干自我炫耀，凭智慧凌驾于他人之上；功业也建立了，声名也显赫了，所作所为也没有大大偏离正道，但等到事情已经结束、岁月已经过去，便有志气未能施展、名节未能树立，甚至不能保全自身的情况；汉代的朱隽、皇甫嵩，隋代的高颎、贺若弼，就是这样。唉！士人如果没有昂然自立、树立志向来振奋士气，而又被俸禄官位和子孙家室交相牵累，那么即使是朱隽和高颎这样秉持正道、匡救乱世的人，尚且会受困于董卓，不能以正义舍生，何况高颎与贺若弼呢？他们声势强盛时，智慧足以看清事机，才干足以渡过险阻；刀兵正强，声望正起，又遇到可以共同有为的君主，君主推重奖赏，使他们尽量发挥才能，于是思考就能有成效，行动就能成功，心中无所顾虑，眼里看不起天下人。只要认为可以做，就去做，于是功名显赫，名声在当时显现出来。他们却不知道时势已经迁移、世道已经改变，智慧耗尽、才干枯竭，而富贵已经满盈，子孙又成为牵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耗衰败，疲惫得只像一个老年男女的温暖残影，诛杀夷灭已经临头，既不能振作起来践行仁义，也不能抽身退避灾祸；从前自命为英雄豪杰的气概，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志士深为悲痛的事情，而君子早就知道他们衰败的气势已经先行侵入，只是不能战胜自己。杨广杀害君父，杀害兄弟，骄横淫逸没有节制；他不可辅佐、不可与之相容，连路人都知道。贺若弼料敌时，目光能远及千里，心中判断却如同近在咫尺；他轻视杨素、韩擒虎，自夸为大将，难道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却竟然没有办法应对吗？其实是他既不能看清，也不能处理。他在李懿、何稠等宠幸之人的身旁支支吾吾，只敢揭发杨广的过失；他所指摘、所重重叹息的，又不是杨广那些必然导致败亡的大恶，只不过是征召散乐罢了，厚待启民可汗罢了。他舍弃大的问题而揭发小的过失，进不能抒发忠贞愤懑，退不能守住沉默，只能并排着头走向狂夫的刀刃。可悲啊！曾经同高颎、贺若弼一样铮铮有骨气的人，竟只与王胄、薛道衡这些雕琢辞章的腐儒一同死在斧钺之下吗？他们的愚昧无法警醒，懦弱无法扶助；假使让高颎、贺若弼回到十年前自我反省，难道会甘愿做这种人吗？高堂曲榭，金玉纨绮，老妻弱子，种种牵累相互缠绕，消磨了丈夫的气概；于是即使有爱护世道之心，也只能在坏人身旁低声嘀咕、絮叨，灾祸一旦临头，便像胎中的羔羊小牛一样，在屠门中哑然死去。所以说：“血气已经衰弱，就要警戒贪得。” 凭血气刚强，足以冒险犯难、建立功业，难道就值得依赖吗？朱隽和皇甫嵩扶持正义而行动，尚且不能在衰老之后保全自己，何况二人那些微小的优点呢？衰老之后却不改变盈满自得的状态，只有在血气正强盛时预先谨慎自己的行为，在田园房舍和妻子儿女之间约束自己的心，使自身轻利而志向不受尘俗污染，那么等到老年，即使像伏在槽边的老马，也不会忘记驰骋千里的志向，仍能以清白光明的品行在白日之下留下光辉，又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君子并不是靠自我显露英雄豪杰来立身，却能在道义和名节之中把自己置于崇高境界。年岁越流逝，志气反而越昌盛，这不是高颎、贺若弼所能达到的；然而观察高颎、贺若弼的遭遇，也更加知道应当警戒什么了。〖三〗

译高丽是弱国，隋文帝攻打它却没有取胜，逆广再次攻打又遭到惨败，后来唐太宗征讨它也损失了军队。杨广虽然无道，来护儿、宇文述虽然不是制胜之将，但他们曾向北击败突厥、吐谷浑，统一疆域，向南渡海俘杀流求；这样以全国力量大举进攻高丽，也有摧枯拉朽的形势。何况唐太宗凭英武的姿态，依托全盛的天下，节制军队出兵进攻一个小小的邦国；然而最终仍不能取胜，并不是隋、唐无力攻克，而是高丽人的防守坚固。隋朝刚刚灭掉陈，高丽以陈为鉴而恐惧；九年以后隋文帝才开始攻伐，二十二年以后杨广又再次攻伐。也就是说，在此以前，高丽一直在团结人心、选择将领、部署军队、积蓄粮草、修整器械，经过这些日子，终于形成了不可攻克的局面。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陈并不是高丽的盟国，高丽不能依靠陈来相互援助、巩固边防；但高丽听说陈灭亡便感到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发生在九年以前。防备的机势在九年以后发动，成效在二十三年以后显现，国家兴盛延续五十多年；他们君臣以恐惧为始终，因此能够抗拒强敌而大力保全国家，不也是很恰当的吗？《易》说：“快要亡了，快要亡了，要把它系在丛生的桑树上。”是什么把它系住的？是能够保持警惧的心把它系住。既然已经拥有国家，就有自己的百姓；山川、城郭、粮食、军队，都可以逐渐供给。谋划于尊俎之间的谋臣、能够折冲御侮的勇士，只要停止无谓的劳役而求取他们，激励奖赏他们使其奋进，难道还担忧没有人才吗？只是没有恐惧之心的人，不能同他们一起把国家系牢。蜀汉灭亡了，孙皓却不恐惧；高纬的国家灭亡了，叔宝却不恐惧；孟昶的国家灭亡了，李煜却不恐惧。等到军队已经压境，他们才惶恐不安，却不知道如何应对，惶惶张望四周，哪里还有什么丛生的桑树可以系住国家呢？朽木和枯树，即使把国家系在上面，又能有什么用？不过，恐惧是自己恐惧，并不是恐惧别人。聪明人把警戒放在心中，以此自我增强；愚蠢的人则丧失魂魄，使自己陷入混乱。突厥震恐战栗，争相投降献媚、相互攻伐，也还不如没有恐惧。谯周害怕魏国，动摇姜维的防守，蜀汉因此灭亡，这也是恐惧；宋高宗害怕女直，忍受称臣的耻辱，国家的大仇不能雪洗，这也是恐惧。恐惧却忘了把国家系在丛生的桑树上，和不恐惧的人一样。听说高丽人过去的事情，尚且应当感到惭愧。〖四〗 秦和隋虐待百姓已经十分急迫，怨恨深重、盗贼兴起，天下像沸腾一样，最终因此亡国，这一点相同。然而二者也有不同：胡亥高居咸阳，沉溺逸乐，销毁兵器，孤立地居处；陈胜、吴广却在江、淮之间起兵，关中相隔遥远，秦不能迅速控制，等到打开关门出兵攻击时，六国的军队已经聚集，形势已经不利。隋朝正忙于征讨高丽，九军之众二百一十三万人连营渐进，首尾相接千余里，会集于涿郡；这时王薄在长山聚集部众，刘霸道在平原集结党徒，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在漳南、清河之间纷纷起兵，距离涿郡不过数百里，平坦荒野相连，竟没有险要阻隔。这些豪杰不顾百万大军逼近眼前，纠合乌合之众，竟在隋军旌旗相互映照、金鼓声音相闻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旗帜；所以他们在秦末起兵容易，在隋末起兵困难。难道是隋末各路豪杰勇猛绝伦、智慧深不可测吗？等到看他们后来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罢了；而隋朝最终对他们无可奈何，只听任他们自行兴起、自行灭亡，刚灭又起，最后在江都自取灭亡。况且逆广并不是胡亥那样的人，他从小到大都在军队中，略有才干，作战又屡次取胜；如果让他同群雄在中原争斗，未必比群雄差，那么隋末起兵的人就更难取胜了。然而群雄能够毫无困难地实现自己的志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上面过分精明，反而使自己听不见真实情况；下面相互效法，借此容身。隋朝所急于应付的在远处，却舍弃了近处；它把盗贼看作疥癣之疾，又倚仗自己的强大。这样一来，群雄便乘着隋朝忽视的空隙来回活动；前进可以求取功名，退后也有余地隐藏自己，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老虎虽然凶猛，却受制于刺猬；蝎子虽然有毒，却困于蜗牛，这都是因为它轻视了对方。因此杨玄感、李密凭借公侯后代的身份，世代掌握枢机，门生和将吏有一半属于朝廷权贵，金钱、衣物和财帛之多足以与一国相敌；可是兵变才两个月，很快就遭到诛灭。只是隋朝很早就忌惮他们，防备也很深；一听说他们反叛，便以全部力量争夺生死。山东各地的盗寇则起于草野，不在独夫杨广的心目之中，他还说：“凭杨玄感的势力，倾动天下尚且可以像韩卢捕捉兔子一样，那么这些区区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群雄即使失败，也可以自行保存实力；而隋军与他们的战事长期不能平息，最终对他们无可奈何。高颎、贺若弼已经被诛灭，正是逆广骄傲地宣称太平、鞭笞天下的日子；群雄不在这时起兵，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到这时王薄等人起兵已经两年了，只有一个张须陁同他们交战并取胜；逆广君臣只把他们看作不足畏惧的人，姑且听任他们。既然如此，那么各路起兵者只是没有汉高祖、项羽罢了；假如其中有这样的人，难道还要等唐公慢慢从太原起兵，然后商辛才会在牧野自取灭亡吗？对于极端不仁、聚集天下怨恨，又占据不应占据的尊贵帝位的人，只要起兵将他击倒，就不要因为先前起兵者的失败灭亡，而怀疑他的力量强大、不可拔除。杨玄感死了，隋朝随即灭亡；真正有作为的人，只要明白这一点就够了。〖五〗 圣人的大宝叫作“位”，并不只是说承受上天的命令来治理百姓。天下百姓若不依靠这个“位”，就没有办法生存；圣人最看重的是百姓的生存，所以说它是大宝。秦朝乱时，天下蜂拥而起；三国乱时，群雄彼此争斗，但杀戮的惨烈并不更甚，掠夺的祸害也没有更加严重。只有王莽末年和隋朝灭亡时，百姓互相杀戮不止。王莽末年，赤眉、尤来、铜马等盗贼遍布东方，延伸到西陇，北达赵、魏，南至江、淮，却没有谁觊觎帝位、僭越名号来壮大自己。赤眉将要失败时，才拥立刘盆子来盗取帝王名义；但刘盆子并不以君主自居，盗贼众人也不把刘盆子当作君主。大业年间的动乱，从王薄、张金称在淄、济一带起兵开始，到窦建德、刘元进、朱燮、管崇、杜伏威、刘苗王、王德仁、孟让、王须拔、魏刀儿、李子通、翟让等人接连举臂起兵，已经六年了，却没有人自称帝王。其中最妖妄狂妄的，也只是号称知世郎、历山飞、漫天王、迦楼罗王；他们不但没有平定天下的心，也没有割据一方的志向；不但不想被四海推举奉戴，也不想做同类中的首领。因此他们纵情掠夺、屠杀割裂，使山东、河北、淮左、关右的百姓相互吞噬，弱小者只能缩身伏地，以尸体为枕席，郊野原野血流成河。这种惨状，比王莽末年还要严重。

译直到大业十二年，林士弘才开始在江南称帝；窦建德、李密接踵而起，自命为王公，设置官属，任置守令，虽然本质上仍是盗贼。百姓还依附他们来延续一线生机。等到采集和授予官爵的事情已经完成，草木般的割据势力渐渐平息，唐朝又兴起并将他们收服；人们开始知道得到土地才是安定的条件，于是天下逐渐安定下来。盗贼却称帝称王，是悖乱到了极点，名与实的错乱也严重到了极点；然而徒然拥有帝王的名号，尚且不如没有名号。既然称帝了，称王了，那么作为其辅佐的人便称将相，称牧守；即使他们残忍暴虐、卑鄙污秽到足以被人讥笑，却还要说“这些是我的百姓”，终究不如公然把自己当作蛇猪，只任凭它们突袭、任凭它们螫咬。可见，所谓“位”，就是名号；即使圣人实际具有为天下之君、为天下父母的德行，天下尊奉他为君，所凭借的也只是这个名号。做天下之君，而天下人保护他；做天下之君，又想着保护天下；盗贼听到这种声势便勉强仿效，那么名位用来约束暴徒的残杀、聚合离散之后的百姓，难道不是很重要吗？所谓“宝”，就是保，是人们用来自己保全的东西。天下有道，就用德行来保全；天下无道，就用名号来保全。所以陈胜起兵而拥立六国王族，汉室衰落而孙氏、曹氏僭越称帝，灾祸也因此有所减轻。人一天也不能没有君主；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置君主，为他们设置师长。虚假的君主尚且好过没有君主，何况是在厌恶动乱之后兴起、又能使四海安定的人呢！〖六〗 忌惮天下的强盛，却反而助长它的衰弱，那么最终就会因自我削弱而丧失天下，赵宋就是这样。然而，衰弱是暴虐的反面，所以虽然不能抵御外来的侵侮，却不会失去内部的民心。忌惮天下的贤能之士，把他们驱逐而任用不肖之人，于是祸害流布天下，自己就会遭戮，国家也会灭亡，连一天都不能安处。宇文化及杀害高颎、贺若弼，是因为害怕他们贤能；薛道衡、王胄、祖君彦，不过是擅长辞章吟咏罢了，却也有的被杀、有的被废弃，使他们无处容身，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凭天子的身份去胜过一个人，而是认为贤能之人可以压制自己、夺取自己的权位；不肖之人则不得人望，没有人能把自己怎么样。所以虞世基、宇文述、裴矩、高德儒这些卑鄙低劣的人，便把他们委任为心腹而毫不怀疑；甚至王世充这样凶暴顽劣的人，也把土地和甲兵这样的重任交给他。没有别的原因，只因这些人沉溺淫乐、贪图财利，为众人所极其鄙视，没有人愿意拥戴他们。唐高祖因为才干和声望而被猜忌，几乎被杀，于是放纵饮酒、接受贿赂，借此寄托于污秽的行为，才被重用，派去镇守太原，把它作为兴起的资本。君主一旦混淆贤与不肖的区别，受到小人的扰乱，就必然要假装出有节制的样子，装饰出贞洁廉正的事迹，然后才能欺骗昏昧之人，以遂行自己的奸谋；从来没有因为他放纵饮酒、接受贿赂，反而推心置腹地把重任交给他的道理。这难道只是宇文化及一人的昏乱吗？自隋文帝以来，想要消磨天下人的才智，毁坏天下人的廉耻节操，利用百姓怨恨大臣来苟且巩固自己地位的做法，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唉！做君主的，竟然唯恐别人修身洁行、爱惜自守、竭尽才力以供任用，反而要挑选不肖之人来任用，那么百姓所受的荼毒，难道还忍心说吗？凭王文化及那样的愚昧低劣，也能相互呼应、互相杀伐，难道非要等到比自己贤能的人才会使自己灭亡吗？他们只是在祸害天下，使父子离散，倒毙道路。因而天下的罪恶，没有比憎恶天下的贤能之士、喜爱不肖之徒更严重的了。天子因此不能保有天下，士人和庶民因此不能保全自身，宗族被诛灭、祭祀断绝、鬼神降下的祸患无法解除，都是这种念头造成的，难道不可畏惧吗！七 古语说：“彰明我认为五谷可贵、珠玉低贱。”五谷之所以被特别提出，不可不把其中的道理弄清楚：如果迷失了五谷所以可贵的原因，反而拿它来作为贪贵的对象，就会违背天意、祸害百姓，灾祸必然殃及自身。五谷为什么可贵？因为要依靠它来生存。平民百姓靠它生活，天子也靠它使天下人生活，所以可贵；如果不能用它来使天下人生活，又有什么可贵的呢？因此不能只把它收缩起来储藏；储藏起来就容易腐败，不能像玉那样藏在盒中，价值千金，数百年后仍像新的一样。这样看来，聚积五谷远不如聚积珠玉；但把它分散使用来养活天下人，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可贵了。古书说：“财物聚积，百姓就离散；财物散给百姓，百姓就聚集。”这里说的是五谷。至于钱币、布帛、金银的聚散，还不是百姓最急迫的事情。在上面聚集钱币、布帛、金银，百姓就贫困，国家就危险；在上面聚集五谷，百姓就会死亡，国家就会迅速灭亡。上天生长五谷，不选择土地，因而使它散布各处；人却把它收敛聚集起来，这是违背天意。人需要五谷，不能终日等待而得不到，却把它积存长久，这是祸害百姓。所以天下的罪恶，到了聚集谷物以谋取利益时就达到极点了。为国计议的人说：“耕种九年，必须储备三年的粮食。” 这句话是说，诸侯拥有方圆百里的封地，遇到水灾旱灾时，可以向邻国告贷买粮；如果有一个邻国不答应，百姓就会因饥饿而死，所以要引导百姓建立储藏，使各处都有余粮来等待匮乏之时。若四海统一于一个君王，舟船车辆首尾相接、彼此救济，却还征收百姓的粮食，把它堆积在地窖和仓窌中，积压成霉曲，化成蛾蚁，使那些十天只能吃九顿饭的人只能吃草木、吞咽糠秕，眼看着高大的仓廪和大庾而饿死，不是极端不仁，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呢？隋朝毒害百姓已经十分急迫，而它祸害百姓、招致灭亡，起初不过是为了供给两都、六军以及宫官、工匠、胥吏等人的需要，作数十年的打算，于是设置雒口、兴雒、回雒、黎阳、永丰等仓，征集天下百姓的粮食，储存在无用之地。这样一来，家家户户的粮食都被搜刮殆尽，一遇到灾年，百姓就流亡、饿死，盗贼也因此迅速兴起；即使死了人也不顾惜，镇压之后又重新兴起，不灭亡隋朝就不会停止。到最后，所征收积存的粮食，只成了李密聚集民众、唐公取得民心的资本，不是很愚蠢吗？隋朝的富足，汉朝、唐朝的盛况都赶不上；宇文化及向北出塞向突厥夸耀，向东渡海征伐高丽，离宫遍布天下，锦绮珠玉狼藉充满，用来满足无穷的奢侈，还有剩余可以供李密、唐公挥霍散用，这些全都是隋文帝周密搜刮聚敛所积累的。谷物是财物的根本，谷物聚集，财物就没有不聚集的；招致奢侈、诱发淫乱，也都是这些谷物造成的。把五谷看得如此贵重，那么还不如不把它看得贵重吗？

译天子拥有四海的赋税，就不必担忧六军的匮乏；庶人拥有百亩田地，就不必担忧八口人的饥饿。吝惜不肯供给饥肠辘辘者的饭食，夺取勤于耕作之人的生计，居于低价时买入、到高价时卖出，只是用来助长子弟的骄奢，引来怨恨之家对财物的觊觎，这与珠玉有什么不同？珠玉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所以想夺取它的人很少。上面喜好什么，下面一定更加厉害。谷物腐朽在仓中，百姓倒毙道路；豪强百姓逞强，贫民死亡；争夺兴起，盗贼出现；有的国家因此破亡，有的家庭因此灭亡。愚昧昏聩的人还不知道，仍然把“没有什么比五谷更贵重”作为托辞，真可悲啊！八 隋朝取得天下本来就不正当，而杨广的不正当更加严重。李氏虽然做了隋朝的臣子，但他的先世曾与杨氏并列侍奉于宇文氏朝廷，只是迫于形势而臣服隋朝，并不是心甘情愿推戴的君主；那么后来彼此轮流称王，惩罚隋朝的无道而取代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唐公幸而没有死于猜忌，被调出朝廷镇守太原以避祸，从未亲自掌握朝廷权力，也没有像司马氏对魏、萧氏对宋那样，以狐媚手段欺骗孤儿寡母。奉行正义、讨伐有罪之人，诛灭独夫以端正帝位，天下谁能指责他不臣呢？然而他最初起兵时，仍然假托防备突厥来招募兵众，又诬陷王威、高君雅谋反而杀死他们，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吊民伐罪，这是为什么呢？自从曹氏篡夺汉朝以来，天下人不知道篡夺是错误的，反而认为有所授受才是正当的；上面习惯这样做，下面也习惯听闻这样的说法。仿佛不借托伊尹、霍光的权力，就不足以起兵；不盗用舜、禹的名义，就不足以占据帝位。所以唐高祖父子本来是要讨伐暴君、平定盗乱，却不能舍弃这些做法而直接兴起。唉！机端发于人而风气形成于世，气势一经发动便转化为意志，一旦发动就不能停止，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啊！自从成汤以征伐诛讨取得天下，便把这种影响延续到汉朝灭亡秦朝；自从曹丕假装接受禅让以篡夺天下，便把这种影响延续到宋朝夺取后周。成汤秉持大义，却害怕后世留下口实，因为知道一旦发动这种先例，就会接连不断；汉朝果然后来从平民中兴起而成为天子。至于曹丕的篡夺，王莽已经先做过了；王莽很快败亡，但这种势头发动后六百多年仍未停止。天下的形势一分一合，三国的分裂由此开始，又延续到五代的瓜分才停止。金、元侵入并窃取中原，沙陀及捩臬雞已经先开了这个头，不过没有一两代相传便形成割据，而是相互延续五百多年仍不止，越来越趋于下劣，又怎么知道它最终会到什么地步呢？凭借唐高祖的形势，秉持唐高祖的义理，去做讨伐暴君、拯救百姓的事情，唐高祖父子本来确实有这样的心意，但最终还是不能改弦更张，因为时势的数尚未穷尽。若不是圣人兴起，就只能等待天运重新转回；王莽、沙陀这些小小的人物，竟能使数百年的气运发生转移，并形成不可遏止的流势。若不是圣人崛起，以最大的仁义树立千年的人道极则，又哪里足以遏制这种狂流呢？九 唐朝起兵时利用突厥，所以后世效法它，利用回纥诛讨安禄山、史思明，利用沙陀攻破黄巢；石敬瑭又借助契丹篡夺帝位，割让燕、云，输送岁币，迅速使中原受害，并自行断绝后代；直到宋人借助女直灭辽，借助蒙古灭金，最终使中原全部沦于夷狄之手，灾祸彼此蔓延而再也无法停止。唐高祖其实早就知道这一点。他既然知道，却不能不使用突厥，是因为要防备突厥被刘武周利用，从背后袭击自己，这些话可以对刘文静说；假借突厥的名义恐吓河东、关中，又从远处震慑李密，这些话就不能对刘文静说。唐高祖向突厥借用的兵力只有数百人，却说“用不着太多”，这已经清楚看出异族不能放任其进入中原，践踏中原、残害百姓、毁坏内外防线。因此康鞘利只带五百人到来，高祖就很高兴；但他攻破长安、攻下河东、向上陇进攻薛仁杲、出关平定王世充时，都没有使用他们。这样看来，难道高祖是谋略疏忽而不担忧后患吗？然而事机一旦发动便不可停止，那么凡是想在天下大有作为的人，在一动一静之间都不能不谨慎，竟会如此啊！不要依仗势力已经充盈，就以为可以不畏惧；不要依仗谋划已经周密，就以为可以不防备；不要以为使用他们的时间很短，祸患就不会发展得深。箭射出时，刚离开弓弦不过毫厘，前后距离却会达到寻丈；三峡中的漩涡，投入一勺米便会久久不止，最终就能使大船沉没；事机变化不可预知，也不可轻忽，本来就是这样。能够使用突厥的是唐高祖；不能使用突厥的人却因习惯而继续使用，既没有他的慎重，又贪图成功，难道还能推脱制造千古祸根的罪责吗？至于唐朝使用突厥而最终仍没有真正任用他们的道理，本来就很难向庸人说清。一 ○ 言语是从心中产生的，事情却会因言语而反过来生成心念。由心产生言语，心中不正，便会在言语中逐渐泄露出来，这种危害还浅；由言语形成事情，由事情使心念更加转移，那么言语就是正邪开始分化的端绪，并且必然发展成事情，必然荡乱其心，这种危害就深了。所以说：“恶念产生于心中，祸害施加于政事。”突然说出一句话，认为可以做便去做，没有不危害政事的。因此君子要端正天下，常常使人有所敬畏和顾忌，不敢随意发言。小人没有忌惮，突然说出话来，灾祸就无法收拾。李密和唐公，都是隋氏的世代旧臣。宇文化及虽然无道，但他们都曾面向北方称臣侍奉他，并不像嵇绍对晋朝那样有杀父母之仇。宇文化及不能做天下之主，李密想夺取他的天下，唐公也想夺取他的天下，这一点是相同的。唐公起兵时，明知掩耳盗铃不足以欺骗天下，却一定要下令说：“有侵犯七庙以及代王宗室的人，夷灭三族。”李密却任凭祖君彦发泄私人的怨恨，公开宣称：“要在牧野杀死商辛，在咸阳擒获子婴。”于是唐公得以凭借义理驳斥他，说：“这是我不忍说出口的话，也不敢听从你的命令。”唉！李密和唐朝的兴亡，从这里就决定了。唐朝难道不知道宇文化及就是纣王，而把代王杨侑看作怀抱玉玺、面缚投降的子婴吗？然而这些话却不能仓促说出口。为什么不能说？因为既不敢，也不忍。并不是害怕宇文化及和弱小的代王，而是自己害怕心中的鬼神。因此，人到了说出这种话也不感到惭愧的地步，后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了；人已经无可挽救，鬼神也必然不会赦免他。

译所以圣人想端正人的心，首先急于端正人的言语。心中包藏着恶念，嘴里不说出来，祸害就止于心中；心中包藏着恶念，嘴里竟说出来，祸害就显现于外；心中未必真信，嘴里却仓促说出，反而会增加尚未发展完全的恶意，使心念和事情一起猖狂，毫无止境。说话时有所惭愧，心中有所顾忌，做事有所止境，即使事情没有顺利，也许鬼神还会体谅他仍有不敢、不忍的心，而加以保佑。心背叛道理，言语背叛内心，仍然随声附和、任意发言，以此动摇天下，使天下人轻蔑常伦、放纵意欲，发展成大恶。等到恶行充满天下，上天降下毁灭也不会有差错。所以唐朝报复李密、折服他，并不是果真怀有不忘隋朝的忠诚，而是把不敢、不忍之心告知天下，同时反过来警戒自己的内心，最终保全了杨氏宗族，并以宾礼待之。唐朝享有天下，而李密在函谷关被授首；言语不可任意逞强、不可欺骗天下，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一一 徐洪客，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只根据他的言论考察，他大体是一个险邪偏激、毫无顾忌的游士。史书说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大概也就因此死了；他并不是那种能在谋求功名利禄的时代屈身待时、最终高飞建功的人。他给李密上书说：“米粮吃尽，人心就会离散。”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这句话，人们都佩服他的明察；但他又说：“径直前往江都，捉住独夫。”李密是隋氏的世代旧臣，假如他赶到江都捉住杨广，那么将要怎样处置杨广呢？项羽是楚国的世族，秦朝是他的仇敌，但他杀死子婴、挖掘骊山坟墓，天下人却因此背叛他。杨广堂堂正正地做了十三年天下之君，李密作为亲近臣子的子弟，曾在仪仗之下侍奉他；如果一旦把他像鸡猪一样屠杀，以李密的刚狠，在这种时候本来就会有迟疑，不敢立即行动。所以“在牧野杀死商辛、在咸阳擒获子婴”，只是祖君彦愤怒怨恨的诬妄言辞，不是李密所能承担的。天下最大的祸难，亲身触犯它的人会死；事情已经到了做君主的地步，却杀掉刘氏之人，就会招来凶祸；已经做了臣子，却径直上前杀死自己的君主，必然连同自己的同类一起覆灭。李密也知道，攻打江都、杀死杨广，只会招致天下人的指责，并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徐洪客险邪偏激，又不顾惜名声，怎能知道这些呢？有人说：杨广的暴逆，与刘劭相当，不只是与纣王匹敌；把他捉住杀掉又有什么妨碍？回答说：李密起兵，是乘着天下混乱而想夺取天下吗？还是因为痛恨杨广覆载天地、不能容忍的罪行，像沈庆之援戈而起那样，替隋文帝讨伐贼子呢？这正是李密不能自欺其心、却可以借来作为名义的地方。有人说：慕容超、姚泓也曾经做过本国君主，宋武帝直接进兵攻破他们的国家，把他们俘获并斩杀于都市，又是为什么？回答说：宋武帝从未做过他们的臣子，而鲜卑和羌人也不可以用君臣之道来对待。徐魏公放纵妥懽，是拘泥这个道理而不知道变通，难道能拿它作为隋氏的例子吗？把纣王的首级悬挂在太白山上，这件事还不知道是否确实；即使确有此事，三代诸侯对于天子，也不完全是臣子关系，并非后世的情形。祖君彦以愤怒暴戾的心情说出那些话，徐洪客就想任意妄为、果断执行，因此自绝于上天，逃窜而死于草野之间，不能留下什么名声，也是应该的。有人竟把他提升到鲁仲连那样的高尚义节，岂不是太过分了吗！一二 选择了君主然后出仕，出仕后如果君主不值得侍奉就离去，这是君子的操守，本来就是如此。失身于无道的君主而不能离去，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名义和责任了；只是人费、石之纷、贾举、州绰等人不能算作以死守义，是因为他们跟随君主行邪道。如果不跟随君主行邪道，那么即使为此而死，也不能再责怪他失身于无道之君。所以宋殇公、宋闵公都是失德的君主，却不损害孔父、仇牧的义节。正值凶暴叛逆滔天、君主和父亲横尸的日子，难道还可以把罪责推给君主，来替自己逃脱死亡吗？杨广无道，被宇文化及弑杀；许善心、张琮抗击贼军而死。在这种时候，即使想不死也做不到。麦孟才、沈光讨伐贼军而被擒获，他们部下千人没有一个投降；李袭志守卫始安，听到杨广被弑便哭着临丧，坚守而不向萧铣投降。这难道是因为隋氏能够得到人心吗？那为什么与宋、齐以来王谧、褚渊那种安然无愧的风气大不相同呢？在位十三年的天子，即使本人无道，君臣名义仍然存在；四海统一于一王，人们没有二心。只要懂得自我反省，就不忍亲眼看见宫廷中发生这种流血的大变乱。唐高祖听到事变而痛哭，难道是因为杨广的恩泽足以感动他吗？又难道是高祖假装悲哀来欺骗世人吗？臣与君之间的义理，本来就产生于人心，在这里可以看见。所以庄周说：“在天地之间无处可以逃避。”君子厌恶那种残害人性、破坏义理的行为，确实是有道理的！

译卷二十 ◎唐高祖 一 《易》说：“成汤、周武王实行变革，符合天意，顺应人心。”圣人懂得天意，也尽到为人的道理。《时书》所记载的事情，有些无法详细考察；后世更无从知道其中深意。然而从后世来看，那些得到上天保佑、受到人们归附、在六寓之内安定下来并奠定数百年基业的人，必然有恰好适合时势的关键，从这些事情也可以认识天意、认识人心。得到天时就不会违逆，顺应人心并把握时机，志向就能确定；时势是圣人也不能违背的。唐朝取得天下，迟迟徘徊而后起兵，似乎不足以争夺天下的先机，但天时和人事恰好都与它相应，终于取得成功；唐高祖的深远谋虑，确实无人能够相比。大的道理并不容易明白，人的内心也不容易使人相信，而造成失败的，常常是急躁。杨广的暴虐已经非常严重，但唐朝原本是隋朝世代的臣子，在隋廷接受爵禄，并不像商汤继承契、周人继承稷那样，在唐尧、虞舜时代建立国家，凭借先世的盛德和显著功勋自有社稷，并不是纯粹做夏、商的臣子。因此，隋朝虽然无道，唐却不能拿这件事来责问隋朝。上天有纲常，事理便不可逾越；人如果有可以申辩的话，内心就不容易服从。所以杨广依靠高祖而又屡次想杀害他，高祖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看见天下分崩离析，似乎有可乘之机，想借此远离祸患、求取福分，却仍然收敛心意，谦卑退让，不轻率地起兵。天下怨恨隋朝的暴虐，王薄一声号召，翟让、孟海公、贸建德、李密、林士弘、徐圆朗、萧铣、张金称、刘元进、管崇、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朱粲纷纷起兵，使隋朝灭亡；唐却仍安于臣服，替隋守卫太原、抵御突厥而不行动。到了杨广放弃两都，流荡到江都，李密已经进入雒阳城郭，四海之内没有一尺一寸安宁的土地时，郊野白骨堆积，孤儿寡妇流离在山林沟谷之间，天下所受的毒害又不只是来自独夫杨广，而是来自群盗了。唐朝为天下遗民争取生死、谋取天下，是从群盗手中夺取天下，并不是从隋朝手中夺取。隋朝已经被群盗灭亡，唐朝在关中以外所取得的，都是隋朝已经失去的土地。然而高祖仍然慎重再三，迟疑徘徊而不急于起兵。所以秦王暗中结交豪杰，高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秦王勇于作为，高祖坚忍自持，暂且听任他去做，用沉静来镇定局势。他不贪取上天刚刚发动的时机，不乘人们妄动的气势，于是天与人相互呼应而不违背。因此高祖五月起兵，十一月进入长安，拥立代王侑；第二年二月，宇文化及就在江都杀死了杨广。杨广既已被杀，代王不足以兴复隋朝；越王侗被王世充逼迫，早晚将遭杀害。隋朝已经没有君主，关东没有一尺一寸土地属于隋朝。于是高祖名分正当、义理顺遂，荡平群雄，使百姓从凶险危难中得到拯救，使人民有了君主，可以安定妻子儿女；与杨玄感、李密背叛君父、反戈作乱相比，顺逆的分别相差悬殊。所以，解除杨广暴政的是群盗，却使祸害更加深重；拯救百姓免遭群盗杀掠的是唐朝，却给了他们安宁。唐朝只是等待，再等待，直到时机成熟、事情发生，仍然像是不得已才应对，这样就可以推辞叛主的名声；而听到江都发生弑杀，便泪流满面，保全代王，录用隋氏宗族，这样君子也相信他并非欺骗世人。人们说唐朝拥有天下，是因为秦王勇武有谋、志向远大而功业成功，却不知道高祖慎重的心志，持守得坚定，涵养得深厚，能够顺应上天的道理、符合人的情感，放开大道而实行，因此足以挫败群雄的急躁妄动，使百姓期待复苏安宁；所以能够折断笔锋来抵御枭雄，把国家系在像苞桑一样牢固的根基上，这不是秦王所能比的。唉！天子的尊贵，不是可以凭志气来比拟的；四海的广大，也不是可以凭意气来压服的。应当观察时势所遭受的疾苦，审察自己是否有横暴逆乱之处，然后才可以从容起兵，与天下共同休养生息；即使使毒害众人的人面对战争，神灵和人们也不会因此怨恨悲痛。降服李密，擒获王世充，斩杀窦建德，俘获萧铣，都是义理所允许、仁德必然能够取胜的事情；天下不归附唐朝，还能归附谁呢？起兵必须慎重，而所争夺的是群盗，并不是隋朝；所面对的也不是已经恶势消尽、将要熄灭的杨广，而是毒害正在兴起、仍不停止作恶的伪主。唐朝三百年的国运，是由高祖一念之间的慎重造成的；商汤、周武王一定会依法等待天命，而高祖这种静心审察天人时机的做法，也可以仿佛遇到了天命。〖二〗 李密因为杀死翟让，诸将对他又危险又疑惧；他在邙山战败一次，邴元贞、单雄信便急忙背叛了他。李密想据守太行山、阻隔太河，以图谋进取，但诸将不听从；等到各部将领大致率众投降唐朝，他们却欣然跟随，而李密于是灭亡。项羽杀宋义，更始帝杀伯升，最终都失败了，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样的。既然如此，如果项羽在鸿门杀死汉王，触犯天下人的忌讳，就更不可能长久延续，而浅陋之人还称赞范增这是奇计；鄙陋之人的见识，哪里足以知道成败的大纲呢？驾驭事物而能够消除别人疑忌的人，即使还不能向天下昭示最大的信用，也一定能取得自己的信任。能够自信的人，叫作有恒心；有恒心的人，经历胜败也不会迷乱。自己有足以自立的凭借，就不畏惧外物，疑忌之情也可以不深。李密只是利用别人来争取胜利，却没有能力巩固自己。李密是隋朝的世代臣子，对隋朝并没有很深的怨恨，而自身又没有可以凭恃的势力，却无故蓄积叛乱的意图，去投靠杨玄感；杨玄感失败后，他逃亡投奔翟让。隋朝对李密有怨恨，李密本来对隋朝也没有怨恨，却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的罪状，把他斥责得像奴仆一样；既然已经想在牧野杀死商辛、在咸阳擒获子婴，那么他与隋朝就势不两立，君臣之义也永远断绝了。后来宇文化及弑君自立，李密奔赴黎阳，在河边逼迫他；李密害怕宇文化及将来会把自己交出去，又幸亏得到盖琮招降自己，便上表投降隋朝，以暂时缓解困境，接受了太尉、尚书令的任命。隋炀帝本是李密想在牧野杀死的人，可李密却责骂宇文化及说：“世代接受隋朝恩惠，反而实行弑逆。”越王侗本是李密想在咸阳擒获的人，可李密却面向北方称臣，接受他的爵位任命。诸将于是把他看得如同犬豕，知道他没有成就事业的能力；还有谁愿意替他拼死，以希望他得到天下呢？

译他投降隋朝时，如果不是元文都愚蠢，就不会有人相信他；他投降唐朝时，唐朝本来也不相信他是真的投降。他反过来自己想一想：唐公推举他的言辞，他并不惭愧；心意一会儿产生、一会儿消灭，自己也不知道依据什么。一个普通人没有志向，做三军统帅而意志又容易被夺走，他凭什么自立呢？《易经》说：“不能恒守自己的德行，就会有人加给他羞辱。”过错可以补救，凶险也可以守正以转变；人人都可能承受羞辱，但死亡却无法逃避。所以诸将急于背叛李密、乐于归附唐朝，是因为以他的行为为羞耻，没有人愿意和他同道。李密死后仍不能掩盖自己的羞耻，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呢？只是因为没有恒心罢了。〖三〗 治理天下需要掌握权衡。所谓权衡，就是按照事物轻重远近的实际分量来衡量，并不是故意把重的说成轻、把轻的说成重，以欺骗世人、实行私意。事情重，就按重的分量对待，恰好符合它的数目；事情轻，就按轻的分量对待，恰好符合它的数目。保持公平而不担心有所差错，权衡一旦审定，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它。李密放弃土地、解除武装，带着二万人投降唐朝。李密扰乱天下，本有必须诛杀的罪过；但他解除铠甲投降，若杀死他，刑罚又显得过重。北方有宇文化及，东方有王世充，唯独李密艰难跋涉来归，成为天下首先归顺的人，本应重重奖赏他，以此劝导天下人；但他本来是隋朝的乱臣，天下人又把他看作卑贱的盗贼，若厚待他，刑赏也就过重了。李密狡诈、喜欢祸乱而且骄傲，虽然投降唐朝，却没有坚定归顺的志向，只是暂时缓解困境；如果放纵他，最终一定会再逞强作乱，因此应当严加防备来制止他的奸谋，却不能马上压制他而激起他的怨恨。他众叛亲离、援助断绝，力量穷尽、智谋困竭，对他的疑忌若太重，就又显得本来不值得如此；把他看得轻些，却又要像看重一样防范。审察事物恰好适合它的分量，这就是权衡。高祖授予他光禄卿之职，不过是一个闲散冗余的文官，又让他掌管进献饮食这类卑微事务，使他在殿陛之间执守臣节，仿佛不知道他的狡猾、奸诈和凶狠。这就叫能够掌握权衡来治理天下。不是故意抬高他，也不是故意压低他，只是恰如他叩头归命的情状，淡然处置，在进退之间对待他。唉！这正是成就大事业的人之所以不可企及的地方。这样一来，李密既没有可以凭恃的恩德，也没有可以申诉的怨恨；恩无从报仇，恶也无从施展，只好不得已孤身骑马叛逃，交给有关官府捕捉就足够了。假使他悔改志向，最终顺服，那么就用俸禄使他生活富足，用官位使他安定，像孟昶、刘继元在宋朝那样，不至于像黥布、彭越那样被剁成肉酱，从而损伤恩德。李密没有这样做，自己走向死亡，却也没有留下怨恨。由此可知，天下最凶狠的人，也并非无可制止；最奸诈的人，也并非无可应付。各种人的行为都有止境，各种事机都有平息的时候；用合乎常理的方式对待他们，恰好符合其实际分量，就不会违背道理，险阻也会自然消除。天下安定取决于一颗公平的心，道理本来并不难；但不是成就大事业的人，不能参与其中。〖四〗 徐世勣始终不过是一个狡猾的盗贼罢了。他自己说：“年轻时做过亡命的盗贼。”这种习性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做盗贼而能在同类中称雄的人，也一定有些似乎讲信义的地方，并不是完全靠假冒来欺骗人、实际上毫无信义；他们以气势相互争取，以私情相互感动，也会守住这种关系，至死不变。这就像萤火，不是从外界产生的，到了黑夜便发光，到了白天便隐藏。所以，如果因为他似乎讲信义，就把能够执守义、笃守信的责任交给他，并且重用他，那么实际上毫无可靠之处，反而只会助长祸乱。他所固守的只是这种习气，应当按照他的实际分量到此为止；超过这个限度，他就会颠覆失控，无法追究。他似乎讲信义，也并非全是虚假；正因为越是真实，越不足以任用。世勣奉李密之命镇守黎阳，魏征在山东安抚百姓，劝他投降唐朝；世勣登记户口、士卒和马匹的数目，写信告诉李密，请他献给唐朝，自己不仅拟写投降表章，高祖还称赞他说：“不背弃恩德，不邀取功劳，真是纯臣。”于是宠爱任用他，把他交给太宗，最终还接受了托孤的命令。世勣在这件事上，难道完全是为了欺骗高祖、求取宠遇而假装的吗？他所看到的就是这些，他所固守的也就是这些；大概曾经听说信义之道，便诚心信奉，以为这样就可以卓然自称豪杰，所以坦然实行，果然得到高祖的怜惜和奖赏。可是，他天性残忍，只能与盗贼相互投合；在选择君主方面智力困窘，在遵循道理方面心意迷乱。他可以称为英明君主所能任用的人，却不能纠正昏暗君主的邪僻；这样的人只是在群盗之中表现得铮铮有声，便贸然把他称作纯臣。高祖、太宗识人的鉴别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难道没有看见他向窦建德投降，把父亲作为人质，接受任命为将领，后来却抛弃父亲，想袭击曹旦而归附唐朝吗？所以他的信义，是盗贼的信义：察见利益便行动，凭恃意气便逞强，残害本性、损伤恩德，始终一意而不顾后果。贸然相信他是纯臣，并把安定国家的大任交给他，很少有不失败的。曾子说：“面对重大的节操关头而不能被夺去志向，这才是君子。”只有君子才可以践行信义、守护义理，这不是小人所能做到的，几乎就像鱼儿跃起却不能离开池沼，鸟儿行走却不能越过自己的界域一样。〖五〗 从李密那里选拔魏征，从王世充那里解救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从萧铣那里选取岑文本；凡是唐朝初年正直、诚实而博学多闻的人，大多都是从伪朝中洗涤出来的。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没有因共同蒙受昏乱之罪而被处死，反而仍得到宠爱任用。大概新建立的国家，没有逐渐培养人才的功劳；而隋朝末年风俗教化衰败，当时没有严穴中可供举荐的知名人士可以提拔为国家栋梁，朝廷礼仪、国家典章以及四方事物的处理，也不能不向亡国之臣求教。士人品流难以立即澄清，暂且因循旧例任用他们；唐朝治理未能恢复古道的原因在这里，而能够取得天下人之心、使反侧之人安定的原因也在这里。可是为什么唯独到了苏威，就急忙与他断绝关系呢？因为苏威这种人，在清明时代绝不能容忍；如果不斥责、纠正他，把他视为匪人，那么风俗教化就会被轻视，廉耻就会丧失，上下秩序就会混乱，天下的祸患便无法止息。

译隋文帝对待苏威，本来是按照古代大臣的标准来期待他的；苏威用来表现自己的，也以平定四海、端正风俗为己任，天下人一致仰望他，把他看作决定隋朝应当顺从还是违背的人，认为隋朝可以灭亡，苏威却不可杀。因此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都依靠苏威来收取人望，苏威也依靠自己的声望，在凶恶之人的刀俎之间来回周旋；刀兵如雨聚集，骨肉鲜血横流，而苏威却神色自若。这样一来，兵力不足以成为疆界，险阻不足以成为坚固屏障，天子之位也不足以单独成为尊贵，而没有什么比苏威更受看重；士人又有什么顾忌，不去学习苏威，迂腐行事、腐败举止，傲慢自得地逍遥呢？向当世献媚，似乎是谨慎；把自己藏在六艺之中，似乎是端正；随时迁就流转，似乎是中正；年老而傲慢、骄纵任性，似乎是刚强。杀他没有名义，远离他又做不到，天下还将以为没有什么道理比他所奉行的更高。他引导世人走向苟且污浊，是常伦的大盗贼，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吗，怎么可以容忍呢？明王必定诛杀而不赦免的人，唐朝姑且拒绝他，却没有立即施刑，难道不是姑息怜悯老人，仁慈过度而失于柔弱吗？至于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这一类人，天下人已经知道他们卑贱可恶；即使重新任用他们，也不足以迷惑人心、败坏风俗，杀掉他们也是可以的。赦免他们而量才任用，难道也不可以吗？〖六〗 薛仁呆、萧铣、窦建德有的投降、有的被杀，但都被斩首。只有王世充被赦免，迁往蜀地，这是无法解释的疑惑。唐高祖和群臣正处在应当伸张大法的时候，掌握着生杀大权，难道会如此茫然而不辨是非吗？王世充是隋朝的大臣，引导他的君主荒淫，拥立越王又弑杀并夺取其位，他应当获罪，本来是确定的；但是王世充拼力守卫东都，多次作战抵挡李密，而他的篡夺发生在隋炀帝已经被弑之后，即使侥幸成功，也与陈霸先没有不同。唐朝拥立代王，随即又夺取他的帝位；自己做过的事，就不能责怪别人做，唐朝本来就不能端正名分、施行诛罚。再把王世充同薛仁杲、窦建德、萧铣比较，王世充承袭的是曹操、司马懿以来的积习。窦建德、薛仁杲出身平民，萧铣出身县令，忽然乘天下丧乱，便想窃取圣人大宝而自居帝位，他们与张角、黄巢同类，尤其是不可让其滋长的乱贼，实在没有可以宽恕的理由。《春秋》记载里克、宁喜弑杀君主而被处死时，只写作“杀其大夫”；齐豹杀死公子之兄，阳虎窃取玉弓，并没有弑逆这样的大恶，书中却称他们为“盗”。亲近而显贵的臣子，有的凭亲属关系，有的凭旧日恩情，有的凭才干，成为国家的柱石，先在国家建立功劳，使人心归附于自己，然后才萌生不轨之心、走向恶行；想仿效他们的人，本来就不容易成功。而且君主与他们接近，贤能还是奸邪容易辨别，本来可以早早防范；如果辨别不明，防范不及时，逐渐酿成坚冰到来的局面，君主也有罪。至于疏远的小臣如萧铣、亡命的小民如窦建德、如薛仁呆，他们起初只是掠夺，攫取穷困百姓来吞食；等到聚合势力形成，便胆敢妄想窥伺帝位。这样一来，四海广大，像枭雄、豪强和赌博之徒，只要觉得可以做，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君主高居其上却不能察觉，有司拘泥法令而难以诛除，等到他们突然在一日之间兴起，毒害流遍天下，即使是君主失道导致了这种局面，也如同蚁穴一旦穿透，金堤便无法保全；严寒、暑热、暴雨所引起的怨恨，都可以成为农民拿着耰、耝、棘、矜反抗的借口。等到他们溃败乞降，竟然还可以按照投降之王的礼遇任凭他们逍遥，那么人们还有什么顾忌，不去杀害平民百姓以求富贵呢？何况天下刚刚平定，众人的意志还没有安定，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兴起，哪里会有止境呢？东汉以后，权臣篡夺帝位而成功的，形成了曹魏和六朝；没有成功而失败的，有王敦、桓温、刘毅、沈攸之、萧颖胄、王僧辩；局势险些成功而最终失败的，有桓玄、侯景。到了隋朝灭亡，天下的形势改变了，人人都可以称帝，家家都可以称王，这是平民狂妄起兵的最初契机。唐朝及早惩治这种人，确立了草野之人妄称尊号所应受的重罚；然而仍然发生了黄巢之祸，延续到朱温，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假如不惩治他们，那么昏庸的君主相继出现，政治和刑法没有纲纪，乡里平民中，多少人会称帝、多少人会称王，百姓流血也终将没有停止的日子。至于权臣接受将相的托付，为国家建立功劳，却逼迫并夺取孤儿幼主的帝位，那么不必等到对王世充使用刑戮，之后也不会有继起者。高祖观察天下运数的变化、大权的转移以及祸乱胜败的变化，责备王世充、讥刺他的僭越，也算审慎了，难道会草率地责罚而任意施张弛吗？平定天下的乱局，靠的是义；而义本来就要随着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措施。王世充可以诛杀，窦建德、萧铣、薛仁杲尤其不可宽赦；如果不是不明白治乱的关键，就不能拿一成不变的义理来评判得失。〖七〗 有些言论不能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像德彝关于对付突厥的策略就是这样。突厥突然聚集十五万人侵犯并州，郑元璹想同他们讲和，德彝说：“不交战就讲和，是向他们显示软弱；先攻击他们并取得胜利，然后再同他们讲和，这样恩威就都能树立起来。”这番话，确实是懂得用兵、筹划国事、审察时势的良策。唐朝不能同突厥争衡，始于刘文静的失策：把突厥召来，却反而向他们屈服；权势一旦丧失，就不能迅速挽回了。中原刚刚平定，而突厥正安然自得，名义上有可以要挟唐朝的条件，实际上也有可以乘机进取的机会，唐朝怎么能立即同突厥争胜呢？然而经历百战之后，人人仍然熟悉战争，所以他们屡次被刘黑闼挫败，却没有畏缩的心，这就可以决定同他们交战并取胜了。困难只在于，锐气在一战中耗尽，接下来便会疲惫。应当奋起迅速争战，不再当面显露拙弱；迅速交战，又迅速讲和，那么李神符、萧颛的功劳必定能够成就，而郑元璹的主张也一定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夷狄这种人，不先交战就不能同他们讲和；就像狗要先把项圈系住才会驯服，蛇要先拔掉毒牙才会变得柔顺。以交战作为先导，正是为了讲和；用讲和来羁縻他们，正是为了交战。可惜唐朝能够用交战来求和，却不能用讲和来准备交战。懂得这一点，那么秦桧的谋略和岳飞就可以互相配合，用来制御女直；而激为雨不能相互协同，偏重于讲和，岳飞也有过错。岳飞坚持绝不能讲和的主张，使主张讲和的人更加固执，后来反而丧失了本来可以用来交战的条件，只一味依赖讲和，宋朝于是日渐衰弱，最终灭亡。没有岳飞主张交战，秦桧又怎么能够讲和呢？既然如此，有秦桧的讲和，又何妨碍岳飞的交战呢？交战与讲和兼用就能成功，偏用其中一方就会失败，这是中国制御夷狄的上策。夷狄这种人，对他们使用欺诈并不算失信，乘机攻击他们也不算不义，只是希望远离他们造成的祸害罢了。〖八〗

译唐朝初年制定官制，三公在上面总揽大政，六省在中间掌管机要事务，九寺在下面分别处理各项政务；后来沿革不一，但建国的规模制度，正是从这里开始奠定的。一代兴起，就建立一代的制度，有的互相仿效，有的彼此不同；归根结底，主要就是分与合。周代设置六官，完全是分权；以奉常统领、以一相一尉辅佐而实行合治。汉朝承袭这一做法，开始任用丞相，后来又任用大将军，把权力专门合并到一人手中，而分掌职务的人都听从他的命令。唐初的制度中，三公、六省与九寺的数量相称，重在合治，轻在分治。在九寺之上设置八省，在六省之上又由三公统领，层层统摄相承；分掌政务的机构只是奉行命令而已。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会随时势变化，得失各有其所在。然而唐朝有许多能臣，前有汉朝，后有宋朝，都比不上它；因此，唐朝在劝勉、奖掖人才以详细治理政务方面，对周制所作的斟酌，并不是不周密。国家的事务，总不超出周代六官所掌管的范围；把事务分开，使各部门专门负责各自的职务，是为了使名分和实际都得到周详考察。根据名分考察实际，根据实际考核功绩。没有什么可以推诿，各自尽到本来应尽的责任，这是综合考核的要领。然而其中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官各有主管机构，主管机构各有典章，典章各有常规，而君王听取政务时，只综合考察实际，使实际与名分相副，只求没有过失就停止了；因循沿袭，把旧例当作准则，只求不出差错，却不再根据敬天勤民、顺应时令而养育万物、褒扬清正而激励邪浊、改变风俗而使民向善的深意，随时调节变通。实际可以查考，却不一定合乎道理；名分可以相副，却不一定符合实际。这样一来，主持国家大政的人，往往像府史一样，只会修饰文书、制造表面文章来求免除责罚，彼此互相粉饰，以便在一人耳目所及之处报称政绩，而人也不愿意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周制让冢宰统领六典，综合治理政务；冢宰既有分掌的部门，又兼掌五典，大体上不会出问题，但也不能只在文书形式之外，斟酌人情、物理、时势和事变的适宜，体察贤能与不肖者用心的异同，以求在法律之外做到周详。若不是周公那样的才能，也只能徒然画诺签署、坐着长叹罢了。由此可知，唐初的制度并不是不完善。六省都不是只负责守掌某一项事务的机构，而是全面了解九寺所掌的事务；三公虽然各有统属，也兼管六省的政务。九寺各按自己的职务遵守职责，完成期限，依照既成法令办理；而对于得失的衡量、长短的尺度，则彼此参照，互相补救。至于清正与污浊各怀不同心思，忠诚与奸佞各有不同志向，如果略去表面形式而寻求真实的利弊，就要由六省秉持正道加以斟酌，再由三公执掌纲要加以裁定，彼此融会贯通，以求真正有利于尊崇国家、养育百姓的长远规划。哪里是那些只会循名责实、沿袭旧例粉饰太平、苟且逃避废弛之罪的人所能真正符合的国家大计呢？所以，要求分掌部门核实名实，重在法律而略于道理；重视由合治来辨析裁定，法律有时可以简略，而道理必须周详。不以拘守法律、拘泥文书的旧规来要求人，人的才能就可以充分发挥；能够综合权衡此彼、参照各方得失，智慧就会日益增长。这样，天下的人才会受到鼓励去办理国家事务，并以粉饰文书为可耻；否则把政务下放给熟悉法律的胥吏，就会使天下变成一群穿着官服、只管官署厨房饮食的木偶。唐朝有许多能臣，正因为它最初的制度本来就是好的。郡县遍布天下，负责治理九州；天子却只有一人，没有广泛收集意见和加以讽议的机构，也没有讨论道理、折中裁决的部门，只凭一个人的耳目和心思，面对六典分司的繁杂事务。即使有代为处理的人，也不过一两个宰相而已，这样几乎不会因拘泥文书、敷衍塞责，使天下陷入麻痹瘫痪，并让大奸大猾的胥吏凭借文书掩盖祸害、控制尊崇国家和养育百姓的命运吗？国家的事务，就像手指和手臂一样，不能割裂身体而分别看待；人的才能，就像两只眼睛要相互配合，交相映照才能合成一个完整的视野。若把一个整体的事务分开来责成各自负责，却没有综合协调来互相补救，就会出现司农不知司马的缓急、司马不知司农的有无，双方在朝廷上争执，在边疆上怨恨，这势必发生。刑罚和礼教相争，教化就会衰败；安抚教养百姓与催收赋税相互冲突，政务就会混乱。事情无法办成，百姓无法安定。这就像鼻子不辨滋味，嘴巴不辨香臭，背上裹着厚重的皮毛却不顾胸前寒冷。即使有杰出的才能，也只能徒然叹息，最终将在文章、饮酒、琴棋之中消磨；不肖之人则拿着俸禄保全自身，不再知道有清正的舆论，贤能与愚劣没有区别，还有谁会尽力勤勉地办理君王的事业呢？所以三公、六省都不专掌一职，而是全部了解国政，来弥补天子的不足。国家人才众多，即使处于危难也不会灭亡。唐朝能够立国二百多年，虽有失国的君主而国家始终存在，正是因为高祖制定并坚持了这种法制。后世把六官合在一起、共同听取政务的，是台省；但它的职责在于纠察参劾，于是议论容易失去公允，而且没有事先裁决审察的职能。把六官联合起来辅助治理的，是寺监；但它只是仰承六官，于是职责更加分散，只能专门处理一职的细节。因此，言论越来越纷乱，人才也越来越困顿。考察古制，斟酌今情，用来贯通天下人的意愿并成就政务，这绝不是那些循名责实、拘泥于旧有痕迹的人所能理解的，已经很久了。〖九〗 租、庸、调的制度，始于拓拔氏，到唐初才确定下来。每户按田一百亩计，所缴的租是粟二石，没有比这更轻的了；调按照士人的所宜征收，庸役为二旬，不服役就缴纳绢六丈。在调、庸方面较重，在粟租方面较轻；三代以后郡县制天下的时代，向百姓征取的制度，能够斟酌人情、衡量道理，适合实际、便利百姓，这算是比较得当的了。

译土地能够生产庄稼，是天地用来供给人们养生的东西。人们拥戴君主，并且彼此扶助以求生存；君主抵御灾害，协调人们的居处，防止疆界放纵而越界，抚恤弱者使其不致衰败。君子既然劳心治理百姓，那么有力气可以服劳役的人就应当为此效力。土地出产中有余的东西，如桑、麻、金、锡、茶、漆、竹、木、棕、苇之类，并非人人都必须依靠它们才能生存；有些人不劳作却能获得很多，可以用来供君主为百姓建国治民、经营筹划之用，本来就应当直接从百姓那里征取来使用。斟酌人情，衡量道理，租税不可不轻，而庸、调即使较重也没有什么不妥，这难道不是君主养育百姓、百姓奉事公家的大义吗？所以说“明白地看重五谷”。五谷，是百姓生死所系的大事。像用箕一样搜刮百姓，把粮食聚集到上面，粮食腐烂而养着许多不耕作的人，甚至养到犬马也有余，这样五谷就贱了。应当开发百姓的利益，劝导他们耕作，使他们有足够的粮食养生，并流通多余的粮食，以供应日常生活的需要，这才是使五谷贵重。向百姓表明不吝惜自己的劳力来奉事君上，却十分珍爱自己的粮食，即使是君上也不轻易拿来给予别人，这才是把粮食看得最贵重。因此，只有把庸役看得重，把租税看得轻，百姓才知道耕作有利；即使不耕作，也不能容许他们偷懒来逃避劳役。这样天下就没有闲置的土地，田地也不会荒芜；耕作要征税，不耕作也要征税，不愿意耕作的人就少了。再考察唐代开元年间的户数，总共九百六十一万九千多户；按每户租粟二石计算，租粟有一千九百二十三万多石。拿万历年间清丈确定的夏、秋税粮二千六百六十三万多石来比较，两者相差不大。每田一百亩只收租二石，大约一百份中取一份，却可以供给二百二十万人吃饭并养兵，而且不只是三年的储余。所征的粟租很少，而调、庸所征的绢、绵和土产很广泛；官吏、胥役和百工的供给，都由调、庸所缴纳的物资供给。若要求他们另行求取粮食来维持日常生活，他们就都会拿财物贿赂农民买粮；这样，耕作者食盐、乳酪、医药、婚丧等方面的用度，既不会使粮食耗尽，也不会使财物价格暴涨。调、庸作为职贡，一经按照户口确定就不再变动，不问土地有无，都必须缴纳，不能宽免；这样，经营末业的人在天下四方就没有地方逃避。徭役并不是因为有田才开始征发，租税征取得少也容易缴纳，污吏奸猾之胥没有办法在田间额外求取，于是人们自然把土地看成有利无害的资产，不会落入豪强手中，任其役使农夫并肆意夺取一半收成。这样计算，唐朝百姓本来就是中唐以后最能安居乐业的百姓；这种制度废弃以后，百姓才不再适合生存，土地也全部落入豪强之手而无法阻止。役使百姓而不侵占他们的土地，是上天的制度；使用他们多余的劳力，而不夺取他们辛勤耕作所得的收获，是道理的中正；征收他们土地上的土产贡物，而不搜刮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是顺乎人情；耕作者没有遭受暴虐征取的忧虑，不耕作者也没有侥幸逃避的利益，是义理的端正。至于三代的制度，田税取十分之一，又说二十取一，孟子斥责它是小貉，为什么呢？三代沿袭上古的封建制度，国家小而君主多；聘问、享献、征伐都从土地上征取，长期积累了数千年的困敝，再加上暴君横征暴敛，与今天川、广地区的土司没有区别，吸食侵害其部民，使他们面容憔悴、形体消瘦，衣服打满补丁，只能吃草木。三代的圣王没有能力迅速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只能节省用度，使百姓逐渐恢复生机；征收十分之一，是先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况且天子的疆域，东西南北相距不过五百里，舟车运输十天就能往返；侯国封地不过百里，居于其中五十里之内，可以早晨运送、晚上返回。如今把四海的财物合起来供养一位君王，军需又要周转到遥远的边塞；若把十分之一运到京城和边境，长途跋涉万里，百姓死亡的有十分之九，谁愿意拿性命去换取一顷荒瘠的土地呢？不得已而采用折色、轻赍的制度，稍微减轻负担；但粮食价格没有固定，于是用一概的标准来确定，贪墨的官吏甚至完全废弃本色，在就近支销时还加重所取的价值。若不是奸诈诡谲的豪强，没有谁敢公开把田地说成是自己的。如果还不加考察而按十分之一征收，谁会提出这种极其不仁的话，说这是中正的制度，来断绝百姓的生路呢？至于唐朝的庸役，是很重的：同后世困扰农民、放纵游民逃避劳役相比，它是重的；但同三代相比，却尤其轻。古代七十二井出长谷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九百亩田出一名士兵。一亩不过一百步，九百亩相当于今天的四百亩还不到。按中等标准折算，大约每二十石粮食就要出一名士兵。没有一年不征发，没有一年不作战，死伤在道路上，还要在一井之中重新补充兵员。唐朝府兵制度还没有完全革除时，便从免租免庸的农夫中征求兵员；再读杜甫《无家》《垂老》《新婚》三别的诗，至今仍令人流泪。那么三代的百姓死于刀兵箭矢、流离失所，也够惨了；何况君王出行有军队跟随，卿大夫出行有随从跟随，巡狩、朝觐、会盟、聘问、迎娶、会葬，甚至游览、打猎，都要让成百上千的农夫奔走道路，暑热中中暑，严寒中冻僵，因饥渴劳苦疲惫而死的，不知有多少；修筑城池、开挖池沼、营造宫室、修筑苑囿的劳役还不包括在内。把这些同一年一次的庸役、一户几口人折纳绢六丈相比，利害究竟怎样呢？议论者不能体察三代圣王因时制宜、不得已而设法补救的心意，却还说取民十分之一、寓兵于农的办法如今也可以实行，既不明智，也不仁厚；学习古制却不加思考，未免太残忍了！后世君王参照古制而使之适合百姓，唐朝租、庸、调制度这种划一而仁民的办法，即使有所增减，也没有理由废弃。〖一 ○〗

译古代士人各自在本国做官，诸侯把土地和人民视为私有；既然禁止士人向外迁徙，寄居外地的臣子又会使新君产生其情意不稳固的疑虑，三代圣王想改变这种状况却做不到。那些成为卿大夫的人，大多凭借家族身份升迁，于是受到相互熟悉的名分关系约束，百姓安然接受治理；农民的儿子一直做农民，即使有杰出的才能，也不会产生失意不平之情。赏罚施及邻近之人，恩怨也不会因此产生。到了周代末期，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彼此交替兴衰，于是陈、鲍、高、国、栾、却、赵、范等家族在长期积累猜忌之后互相动起刀兵，兄弟和姻亲在顾盼之间彼此结怨，流血覆灭宗族，这也是人伦关系的大败坏。法律与人情不能同时完全兼顾，却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乡里相邻，婚姻相连；一旦有人凭借权势居于高位，就逮捕、拘禁、鞭打他们，甚至依法杀戮他们，残酷而毫不顾惜，却说“我是奉行国家法令”，那么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恩义，都可以借君臣之间的名分来压制摧残，五伦反而会彼此伤害。这样，仁爱之心就会丧失，百姓争相依附权势而彼此离散，这不是小祸。若想委曲保全恩义，歪曲法律来伸张私情，那么法律也会混乱，而那些凭借依靠权势来祸害百姓的人将多得无法追究。既然如此，在九州统一之后，革除诸侯把土地和人民据为私有的弊政，便不能再设置典乡郡、刺乡州、守乡邑这类由当地人掌管当地的制度，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张锁周是舒州人，担任本州都督。他召集亲朋故旧痛饮十天，赠送金帛，哭泣着同他们告别，说：“今天我还能同故人欢饮，明天我就是治理百姓的都督了。”这同演员登台有什么不同呢？俨然以君臣、父子之势相对，歌舞结束后又聚在一起吃饭，互相亲昵嬉笑吗？同情怜悯之心不能施行，羞耻厌恶之心也完全消灭了。所以，在自己的乡里做官，没有一件是可以的。君主想任用贤能来治理百姓，为什么一定要用本乡人？想替百姓选择官吏，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本乡人？士人出身后侍奉君主，为百姓尽力，又怎么会因为更换地方就无法施展才能呢？君主不替士人谋求安定，士人也不替自己谋求安定，以致法律和人情两相牵制，这实在是太不明白道理了。韩魏公因为镇守本乡郡而养老，也不过像朱买臣穿着锦绣衣服回乡那样的荣耀罢了；何况像张锁周这样对父老子弟施加刑罚，残酷而不加怜悯呢？〖二〗 说高祖立李建成，是因为符合嫡长子的礼法，这是不对的。立嫡子为太子，是因为嫡长子将要继承天下；太子和诸王都生长在深宫之中，这是上天显明的秩序，不能因宠爱偏爱而扰乱。刚刚取得天下，创立制度要根据自身情况，以贤能和功劳为标准，为天下选得合适的人，作为君主和师长来帮助百姓，不能用守法循例的方式来套用。反过来说，高祖应该废掉李建成而立李世民，也不对。睿宗舍弃宋王李成器而立李隆基，是因为讨伐逆贼以后安定国家；李隆基亲自冒险去做这件事，事情成功后才奉迎睿宗、让他正式即位。睿宗起初并没有参与此事，更何况宋王呢？所以宋王坚决推辞，而睿宗作出决策，是可以的。太原起兵虽然由秦王发动，但李建成也分兵向长安进军；功劳虽比不上秦王，毕竟也是共同谋划、共同尽力，与他一起完成了事业。两人共同办事，而李建成年龄又大；况且李建成也能刚强自立，并不像隋朝太子杨勇那样恶德昭著，高祖又怎么能废掉他呢？所以高祖处理这件事很困难；不只是困难，实在是没有办法处理，智者不能替他辩明，勇者也不能替他决断。君子尚且无法处理这种局面，何况是高祖呢？处在这样的情势下却能不感到困难，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泰伯成就他那最高的德行，难道只是因为他天生仁厚孝顺吗？太王、姜女以仁爱、恭敬、孝顺、慈爱敦厚人伦，在宫中修养内教，培养他已经很久了。《诗经》歌颂王季说：“他友爱自己的兄长。”王季本来就没有因为得到国位而改变兄弟之间的欢爱。王季没有夺取国位的心意，所以泰伯才能成就三次让国的美德；一家之内，人人都修养君子长者的德行，安静地听从上天的安排。因此，王季得到国位，仍如同没有得到；泰伯辞让国位，仍如同没有辞让；内教得到修养，礼让之风兴起，辞让者获得仁德，接受者也不疑心自己失去了义。邠人称颂太王，说他是“仁人”。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唐高祖镇守太原时，纵情饮酒、收受贿赂，以满足自己宠幸宫人、私下侍奉的欲望，甚至曾试探生死，准备为嗜欲殉身；秦王于是奋然崛起，只看重自己的才能足以成就大事业，又任侠好勇、驰骋刚烈之气，放纵了他的天性，本来就没有名分义理可以约束他的心；等到他成事之后，品行更加恶劣，却希望他能继承三后忠厚开国的美德，谦逊地听从高祖的命令，这怎么可能呢？高祖不能善于教导自己的儿子，已经如此；而在他身边前后辅佐的，又不过是裴寂之流那种冒险求幸的人。东宫和天策府的士人各自凭借所知所能得到任用，成为私人亲信，自然看不见慈爱端庄之士，也听不到孝友之言；他们引导太子和秦王相争，急于夺去彼此的恻隐之心。高祖像木偶一样在上面占着君位，面对这一切无可奈何，确实是无可奈何啊！源头不清，哪能使下游澄清淘汰呢？后世之所以不足以效法三代，原因就在这里，并不是说要靠井田、封建这些装饰性的制度来强制人民。王之所以成为王，霸之所以成为霸，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贼之所以成为贼，只要反躬自省而诚实面对自己，就不用说也明白了。要保全你的子孙，安定你的国家，难道还要从别处寻求吗？只要不是圣人，就没有能够免于祸乱的。立嫡的制度和授予贤者权力，都足以招致祸乱，何况用井田、封建把土地划分出来作为守御之地呢？三

译魏征、王珪一定要为建成之难而死吗？答：看不出有这个道理。他们侍奉太宗而尽忠，和管仲辅佐桓公有什么不同吗？答：有不同，但还没有特别不同。史书说：“享受俸禄，就不能躲避君国的灾难。”这不是最正确的论断。君子的生命，是上天赋予的，父母生养的；生死所系的是名分义理，性情所主宰的是本性，难道仅仅因为享受俸禄就要殉死吗？君臣之义产生于人的本性，本性不会随外物而改变；君主只有一个，就如同父亲不能有两个一样。管仲是齐国的臣子，齐侯是他的君主；魏征、王珪是唐朝的臣子，高祖是他们的君主。管仲侍奉子纠，是齐侯命令他的；魏征、王珪侍奉太子，也是高祖命令的。上天所安排的秩序、本性所安定的处所、义理所承接的关系，君主都只有一个。即使只从俸禄来说，管仲享受的是齐侯的俸禄，魏征、王珪享受的是高祖的俸禄，子纠、建成并没有给他们俸禄；何况君子的死，难道一定是为了殉俸禄吗？所以，无知是齐襄公的仇敌，是管仲不共戴天的仇人。假使唐高祖遭受篡位弑君的祸患，魏征、王珪有的死去、有的逃亡，也一定不能在他的朝廷中多待一天。子纠、建成与其君臣名分尚未确定，怎么值得为他们而死呢？为他们而死，就等于一天之内有了两个君主。胥都是君主的儿子，有的被废、有的被立；应当由君主决定，主持国政的大臣援引经典、依据正道来裁定。作为宫廷属官，不能把自己所侍奉的人当作唯一正统的君主，跟随他去争夺。建成凭长子身份，世民凭功劳，两人都有可以被立为太子的理由。君主命令我侍奉那个人，我就侍奉那个人；君主命令我侍奉这个人，我就侍奉这个人。高祖起初并没有把荀息那样以死拒绝世民的责任交给魏征和王珪。这样，建成死后，高祖立世民为太子；世民不是敌国之人，也不是君主的仇敌，改而侍奉他，并不妨害义，也不损害仁，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么，魏征、王珪和管仲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齐襄公被弑杀后，子纠和小白逃亡在外；他们回国讨伐弑君的贼人，不幸又发生兄弟争位，这并不是管仲预谋的。子纠失败后，管仲被囚禁在鲁国，桓公释放他并让他担任宰相；管仲从未主动向桓公请求免死来试探自己。建成和世民含着怨毒争斗已经很久了，知道必然会有宫门前流血的惨祸，却不能制止他们的邪恶，也不能辞去宫廷属官的职位离开，反而想侥幸观望事态变化，二人的心志实在卑怯。太子一死，魏征、王珪便立即到秦王那里请求见面，这尤其是义理所不允许的；这就是他们不能与管仲相提并论的地方。魏征出身于群盗之中，侥幸得以脱离盗贼而归附唐朝，不过是追求功名的人罢了。“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便能明察事机”，这样以后才可以说懂得先兆。他哪里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太宗 一

译《尚书》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可以成王；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必然灭亡。” 一个人如果已经丧失心志、最为迷惑，那么长短、虚实、大小、有无、清浊、得失、明暗，都清清楚楚地分别摆在眼前；知道就是知道，能做到就是能做到。盲人受困于视力，跛子受困于行走，怎么能歪曲自己尚未明白的内心，却说博闻善思的人还不如自己呢？然而，认为别人不如自己，也可能确实存在别人不如自己的地方。太宗说：“隋炀帝的文章深奥博大，说起尧、舜来头头是道，说起桀、纣来又能分辨是非，但他做事为什么同这些道理完全相反？”魏征说：“他依仗自己的才华，骄傲自满，终于使自己陷入困境，以至于覆亡。”这样看来，隋炀帝文章深奥博大，确实有高出群臣之处；在这一点上，别人确实不如他。既然如此，别人说的话又哪里足以警醒他呢？君主固守过错，有的是因为身处高位而安逸自得，拒绝劝谏；有的是凭借权势欺凌他人，拒绝劝谏。然而忠直之士卓然不屈，即使被斥责、流放、诛杀，也不以因进言而获罪为意；暴君不能夺走他的道理，那么他的身体虽然受挫，道义却自然得到伸张。而且，那些依仗地位而骄傲、凭借威势而蛮横的人，只是外表气焰张扬，内心其实畏缩；等到虚浮的骄气稍稍平息，回想起从前的过错，必然会说：这是我所不知道、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终究不能歪曲它。这样，劝谏者的话，有时反而会被悔悟者认为平庸。只有那些博闻广识、善于辩说的人，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进言者不怕他的威势，却害怕他凭借一点小聪明来辩解。说得宏大，他就认为是夸张；说得切实，他就认为是狭隘；考察情实、审察事理，反复谋划多年，他却一眼看过便说其中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援引古事证明今事，依照事类铺陈长篇议论，他又常常从旁边找出一点错误。这样，除非进言者具有像日月一样明察、像雷霆一样果断的识见，否则总是战战兢兢，害怕话一说出口反而被他驳倒；怀着忠心上前进言、最后却闭口退下的，十人中将近有八九人。况且，尧、舜的正确，他已经认为正确了，我又怎么能拿尧、舜来劝进他呢？桀、纣的错误，他已经认为错误了，我又怎么能拿桀、纣来警戒他呢？他一定会说：假如让我做臣子，靠称颂、劝说来求取君主的任用，我所能清楚有力地陈述的道理，肯定比这些更加善辩；他确实不如我，却像爱父亲一样爱我，像责备儿子一样责备我，也不过是可笑罢了。天下虽然广大，贤人君子虽然众多，谁肯因为才智强、见闻多而屈服于我，最后不闭口来避免受辱呢？所以，认为别人不如自己，是危亡的媒介；说别人不如自己，自己的危亡就一定到了。太宗和他的群臣懂得这一点，所以兴盛起来了。不然，以太宗的才华，当时的臣子没有谁能和他并驾齐驱；如果只让他发表意见而没有人违背他，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唉！难道不只是君主如此吗？士人如果贤明聪智、博闻多识，而当世之人本来就都不如他，那么他想从选择善言中获益就困难了。“以自己的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以自己的多闻向见闻少的人请教”，这是颜子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即使如此，人们都知道他的才能和见闻很多；他虽然勤于请教，如果只是想等着别人开口，而自己内心又迟钝不明，那么请教就成了虚设，只会增加自己的骄傲。只有谦逊自认为不足、空虚自认为不满的情感发自内心、不得不如此，并且请教时一定真诚，人与人才能忘掉自己少知或无能，于是能够畅所欲言而不胆怯。太宗向孔颖达请教，已经差不多懂得求学的道理了，却仍然固守自己多才多能、确有实学的身份，还以自己能够请教为能，这哪里足以体察颜子的心境呢？孔颖达不能把隐微深奥的道理推究到底，以触动君主的心，所以太宗的骄傲才没有得到遏止。二 宗室人才的兴盛，没有哪一代像唐朝这样；天子保全宗室支庶，彼此没有猜忌、残害，也没有哪一代像唐朝这样。这大概是因为太宗处置宗室的方法合乎道理。高祖想增强宗室的力量来镇守天下，三从昆弟一类的人都封为王爵；如果沿袭这种做法而不改变，他们就会地位尊贵而骄傲，财富丰厚而放纵，邪佞之士从中谋利，依附他们并引导他们肆意妄为。想要增强宗室，反而会给他们带来灾祸，最终必然使他们衰弱；晋、宋因此自相残害而灭亡，最后陷于孤立。太宗听从封德彝的意见，说：“天子养育百姓，难道还要劳累百姓来供养自己的宗族吗？”以天下为公，正可以安定皇室根本和宗族，并鼓励其中贤能之人进取。封德彝是个奸佞之人，但在这件事上几乎接近正道了。作为天子的至亲，妾媵众多，生育养息顺利，不必担心他们不能繁衍；他们远离十姓百家那种计较鸡犬、锥刀的小人环境，也不必担心其中没有可以造就的人才。然而，强悍聪慧的人得到权势就会狂妄，愿望朴实的人满足于温饱就会自我废弃；这样一来，他们不是像刘濞、司马伦那样自相残害而灭亡，就是连菽麦都分辨不清，像圈中的猪一样只等着别人喂养罢了。应当节制他们官位和俸禄的数量，使他们登上仕进的道路，既免除他们枯槁困顿、默默无闻的忧患，又从德业、文章、吏治、武略等方面的成就来奖励他们，使他们和天下的英才贤能一同进用，不因身份而有所崇抑。这样，他们必然会不断努力进取，成为众多士人的领袖，以藩卫天家。所以唐朝宗室中的英才，担任宰相的、将领的、治理州郡的，纷纷同时兴起；他们以身为纨绔子弟自居为耻，也没有人做梦妄想天命、对着太阳狂吠，觊觎大宝而触犯甸师的刑法。直到今天，陇西一族仍然兴盛，不也是美好吗！孟子说：“亲近亲族，是希望他们尊贵；爱护他们，是希望他们富有。”富贵难道可以因为不合宜而长久拥有吗？制度有等级，授予有正道，然后希望尊贵的人果真能够尊贵，希望富有的人果真能够富有，这就是义的极致、仁的尽头；大公之道实行了，私人的恩爱也就能得到成全。那么，周朝遵循亲亲之道，文王、昭王、武王、穆王的后裔，以及邢、茅、蒋、胙和毕、召的后裔，都分封土地，难道不是合乎道理吗？答：这是武王、周公平定天下时所采取的微妙权宜，也是千古以来人们没有理解的道理。古代的天下，各人自立为君，君主各自建立国家；百里以外就像不同的地域，施行不同的政令，崇尚不同的教化，采用不同的刑法，赋税有轻有重，人民只听凭各国刑杀。关系好就彼此亲近，关系坏就互相攻伐；国家有一万个，民心也就有一万种，百姓的困苦达到了极点。尧、舜、禹、汤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到了殷朝末年，形势已经到了穷极必变的时候，但仍不能在一天之内骤然革除；所以周朝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并且进一步扩大疆域，把天下的一半分给姬姓子孙，于是逐渐形成统一的趋势。后来实行郡县、统一称王，也由此逐步走向大一统；这样以后，风俗教化日益趋于统一，百姓的困苦也因此逐渐减轻。

译所以孔子、孟子论治国已经很详尽了，却从未想把上古万国并立的制度施行于周朝末年；他们清楚地看见武王、周公安定天下的重大权宜，也知道普通百姓的愿望在这里而不在那里。把天下的一半分给一个姓氏，使天下原本像瓦片拼合、浮萍飘散的局面逐渐趋于统一，所以孟子说“定于一”。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并不能立即实现统一，只能使天下逐渐统一。春秋时期战争频繁，但晋、鲁、卫、蔡、曹、滕之间彼此攻伐的情况很少；即使互相攻伐，也没有出现“掬指舟中”“焚茨侵海”那样的暴虐。当时，异姓、庶姓诸侯仍然错杂地分布在外，而同姓诸侯不能断绝援助关系而彼此残害，这就是周朝亲亲之道的作用。但亲亲并不只是亲近亲族，实际上是借助一个姓氏的兴起，确定统一的王朝礼制，把它广泛施行于四海，逐渐革除诸侯各自封殖、自谋私利、残害百姓、制造祸乱的毒害。到了汉朝，六国已经废除，韩信、彭越已经被诛杀，如果还想按照周朝亲亲之道来施行，就会造成七国、衡山、淮南之乱，使骨肉相残、血流遍地而无法停止。那么，君主即使想建立宗室根本来镇守天下，也不如节制他们的官位俸禄、奖励他们仕进、公开公平地决定他们的升降黜陟，这样足以培养人才、鼓励善行，保佑子孙的长久福祚，使国家的屏障稳固；何必要过分赐予他们马厩中的豢养之物，借给他们优伶所穿的华贵服饰，使他们有的骄纵狂妄，有的软弱萎靡呢？邓禹享有大国的封爵，还让几个儿子各自掌握一门技艺来立身。曾经拥有天下的人若以天下为公作为治国之道，就应当使人争相修养美德，却把使子孙沉溺的东西授予他们，那就是仁爱过度而流于不仁了。因此，亲亲之道的减损和尊贤之道相互配合、相互成就，只有唐朝真正做到了，所以唐朝宗室人才众多，独盛于古今。三 太宗规定谏官跟随宰相入阁议事，所以当时进言没有不尽情说出的，国家治理也合乎道理。那么，能不能把这一做法当作充分听取意见、处理政务的原则呢？恐怕也不完全如此。治理国家关键在于用人，不在于法令本身。任用王珪、魏征为谏议大夫，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再加上太宗明察，足以综合裁定群臣的意见，决定采纳或拒绝而没有差错，这样就可以了。若一定要依靠这一做法，把它制定为永远不变的制度，又怎么可以呢？任用官员谋求治理的方法，没有比让各官明确掌守的职责、让各项政务由适当的人负责更重要的了。各种事务由六官分别治理，属官详细掌握具体事项，长官把握总纲，都有既成的制度可以遵循。有的举用，有的废止；有的依靠法令却夹杂奸私，有的根据时势斟酌处理；都要以各自已经取得的功效和才能来评定得失。然而，对于需要天子、宰相裁成的事情，太宗的制度是让五品以上官员轮流住宿内省，以等待皇帝询问，这确实是很好的办法。下级的利弊能够上达，上级也能追问他们勤惰、公私，从而制止欺瞒；如果只是有小的过错，就包容并加以教诫，等待他们改正。假如让谏官专门罗列细小过失、彼此纠察，那么大体就会丧失，党争也会从细微之处兴起；这正是乱世中议论越发纷乱、事情越发败坏的原因。宰相在外统领六官，在内匡正君主的德行，掌握能够长久、能够扩大的权衡，以常道来驾驭变化。君主之心凭借他而得到端正，国家体制凭借他而建立，国家根本凭借他而巩固，百姓生活凭借他而安定；如果没有通达四海、惠及万民、着眼数百年大计而不受一时利弊驱使的胸襟，就不足以胜任宰相之职。所以古代三公讨论治国之道，所讨论的是道，而不能和任性直言之士争论某一件事的是非；他们向君主论道，也不在于挑剔他人的琐碎政务，纠察行动中的小过失，揭发深宫中的细微过错，借此同君主争胜。那样只会使自己轻薄，也会同天子疏远。因此，宰相和谏官意见相同，未必就是对的；意见不同，也未必就是错的。若诡诈地附和谏官、躲避他们的弹劾，只能应付一件事情，却不能谋划全局；若一味反驳谏官、伸张自己的独见，就会使许多事情泄露，也会失去端正严肃地立于朝廷的风度。至于宰相如果确实怀有私心而损害国家，本来就是谏官必须正面抗争的对象，却不是让他们在同一朝堂上争辩偶然得失的对象。谏官的职责就在于劝谏；所谓劝谏，就是劝谏君主。君主追逐声色、奖赏阿谀而斥退忠良、喜好财利和功名、亲近小人、沉溺安逸享乐，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种苗头，谏官就必须冒犯君主的威严直言规劝；大臣不行正道，误国妨贤，引导君主残害百姓，而君主又偏偏任用他，就应当直接纠正，毫不隐瞒。至于各部门官员政务的成败，应由六官长官考核其功效，由执掌法令的臣子督察其过失，再由宰相和天子总揽大纲、裁定是非，起初并不需要借助谏官事无巨细地罗列、猛烈攻击、搜寻挑剔，以显示自己善于辨察。老成持重、深思熟虑的宏大谋议，不是仓促之间繁复称说、曲意辩论、故意标举异同的人所能凭借所谓风裁来决定的。所以，天子如果确实广泛听取意见来求得治理，就应当有宰相入朝坐论的时候，有群臣等待询问的时候，有谏官请求面对面进言的时候，却不应有群臣聚集一堂争讼、像众人议论造屋那样各说各话的时候。官员各自守职，政务各自交给适当的人办理，分别治理而兼听各方意见；关键只在于君主虚心纳谏以扩大所得的益处，难道可以设立一成不变的法令来开启争端，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常法吗？四 发生旱灾和饥荒就实行赦免，表面上像是仁爱百姓，实际上并不是仁爱百姓的方法。太宗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灾祸。”他既然已经知道这一点，贞观二年却因为旱灾而赦免天下，可见他信守这一道理并不坚定，明知不可为却又再次实行，这不是君主和人师应有的道理。赦免也有适当的时机和可以赦免的对象：夷狄、盗贼僭越占据中原，众多受胁迫而随从、企图侥幸求生的百姓，上面不能牢固保全自己的民众，使他们全都陷入叛逆，那么就可以荡涤罪过而怜悯保全他们。遭逢旱灾饥荒的百姓，流离失所、饿死在道路上的，大多不能去做奸恶之事；而奸恶之徒，即使遇到旱灾饥荒，也本来就不至于饿瘦。如果说衣食不足，因而走上邪僻之路，那么这些犯罪的人在尚未饥饿以前，本来就不是被饥荒逼迫的，又有什么值得怜恤的呢？减少囚禁以疏通冤屈滞案，宽宥过错以体恤愚昧，停止诉讼审判以专心从事农务，这些都是君上应当施行的政事，没有哪一年不适宜，也不必等到旱灾饥荒。至于旱灾饥荒之年，豪民擅自囤积粮食，借机掠夺市场上的子女；游民结党，强行要挟别人买粮借贷；甚至争相起而做盗贼，抢夺杀害善良怯弱的人；如果不依法惩罚，不施加刑罚使他们收敛，却反而放纵不守法的人，使他们没有受到创伤和警戒，横行于郊外城邑之间，这难道不是凶年的大祸害吗？免除拖欠的赋税，减免租税和徭役，是用来救济灾荒的。被征收输送所困扰的，是朴实的百姓。把免除租税和赦免罪行同时写在一张诏书上，就是把朴实百姓和奸邪之人等同起来，名义不正，实际也不相称，同样是严重侮辱了我们身边的百姓。不要把赦罪的命令混杂在减免租税的诏书中，这尤其是君主扶持正直人心的大权；可是当时的君主没有察觉，却说：“用这些来回应上天好生的心意。”难道上天会乐意保佑这些顽民，让他们残害凋零的遗民吗？体察上天的心意来通达百姓的隐情，不是那些以施恩博取名声的庸俗官吏所能参与的，已经很久了。五

译唐代制度规定：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自陈述意见，称为“五花判事”，再由宰相审议，这是集体议事的开端；敕旨下达以后，由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这是抄录参议、封还驳正制度的开端。六官的长官和副职，各自统率所属官员，办理本部门事务，以等待军国事务的使用；如果不是把国家看作自己家一样尽心的人，他们就会各自炫耀长处，隐藏短处，彼此推诿转移，逃避自己的罪责。假如没有总摄各方并通盘谋划的人，他们将只会修饰表面文具来应付，而不顾国家事务的疏漏会导致倾覆；因此，不能听任各部门泛泛应付，却没有人参与其中加以折中裁定。由宰相统筹这些事务，推诿责任、谋求私利的弊端就消除了。然而，即使是贤能的宰相，也还会担心考虑不周、见解有所偏颇，更不用说不肖宰相专意谋私了。先由中书舍人分别判议，汇集众人的谋略，以启发和补足宰相尚未通达之处，使公论得到伸张；这样，意见更加集中，权力也不能被一人专擅，那么错误大概就会很少了。即使如此，在宰相审议之后，还有给事中在后面加以驳正；这样，宰相的违误就能得到堵塞，君主的过失也能受到纠正，这正是治理之道最严密的制度，是依靠它来取得合理结果的。不过，分别判议是在前面陈述意见，驳正是在后面实施；中书舍人的意见已经汇集，宰相的审议已经确定，才开始出来驳正。如果不是公正忠诚、没有私心的大臣，以及纯正明达的给事中和谏官，双方意见参差相左，给事中与宰相争夺权力，那么议论就会增多，朋党就会兴起，国家的是非准则也会因此混乱。既然如此，驳正制度应当设置在中书舍人陈述意见、宰相正在审议而敕旨尚未下达的时候，用来斟酌最恰当的办法；是非还没有明朗，采纳或拒绝都容易，这样群臣的意见可以充分表达，也不损伤宰相的体制。只有在公议已经同意，而宰相中途改变主意来玩弄法律的时候，才由给事中封还诏书加以驳正，这不是更能通达人情、确定国家的是非准则，并且保全和衷共济的美德吗？太宗对王珪说：“议论往来争辩，务必要寻求最恰当的办法。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又有什么妨害呢？有时维护自己的短处，最终就会形成怨恨和隔阂。”大概就是担心这种情况。制定法律，应该使贤能者和不肖者都能彻底遵守；法律本身不精细研究，却希望人们能够舍弃自己、听从别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中书舍人各自抒发见解，给事中对其加以裁断，决定采纳或拒绝；宰相掌握权衡而作出裁决；天子综合裁成而施行。这样把众人的心意合于一致，使宫省停止相互争竞的情绪，使事理得到执中适宜的作用；考察古代、借鉴今日，这大概就是可以长久实行的良法了！近世的集体议事，范围扩大到九卿；而唐代的分别判议专由中书舍人负责。二者的得失，哪一种更好呢？九卿各自掌管一类事务，既然已经同所属官员共同商议本部门所办理的职责，以等待实行，本来就会形成一种既定看法，并把它坚持为不可改变的原则。假如遇到大规模用兵或徭役，司马、司空专心谋求事情成功，司农则专心谋求节省费用，那么彼此不协调、互相争论异同就会发生。唐、宋的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都历任内外官职，通晓各方面的事理，并且要经过选拔才能任用；他们兼能知道盈亏成败的规律，以斟酌当时可以实行的办法，这样彼此不相妨碍，反而能够互相补益，有中书舍人的判议和给事中的驳正就足够了，何必还要征询各专门部门的官员，使喧嚣争论由此产生呢？如果议论已经形成、敕令已经下达，而九卿认为不能奉行，自然可以再次陈述利弊，请求斟酌修改；不必在朝廷议论尚未审定以前，预先提出异议来彼此牵制。国家大事之所以能够确定，只在于建立纲纪，使人心归于一致罢了。集体议事，不过是大臣逃避罪责的浅陋办法，能有什么好处呢？至于提升任用大臣、斟酌重要法令、裁定重大礼制，则只能依靠天子的果断裁决和宰相的辅助襄赞，同时参考给事中和中书舍人的清正公论；六官各自遵守本部门的典章，不可以有越过职位、侵犯职权的妄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果让人采纳纷杂喧闹的说法，用模棱两可来求得两方面都不得罪，那么大臣就会苟且偷安，群臣就会相互争竞，朋党就会兴起，机密就会泄露，这种弊端哪里说得尽呢？不能全面了解天下事务，就不足以决定一件事情的成败；宰相以及给事中、中书舍人没有偏私，以全面了解事务为原则。不能消除人情之间的争竞，就无法确定国家事务的权衡；分别判议和驳正谨慎地在前面审议，统一意见后必定在后面实行，所以议论虽然详尽，却不会发展成争竞。太宗说：“有时会形成怨恨和隔阂，有时会为了躲避私怨，顺从一个人的心意，却成为万民的祸患；这就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的时代正是如此。”这话说得正确。六 读太宗论述治理的言论，我不敢说尧、舜的成就止于此；拿它同成汤、武王相比，相差也没有多少。然而他败坏常伦，损害最高的德行，贤人奸人混杂任用，顺从欲望、谋求利益，最终始终不能自我克制，形成了严重的缺失。读史的人可以以此为鉴，因而懂得治理，懂得德行，也懂得治学。气，是发出气息来推动万物，又收敛起来约束自己的心的东西。听闻和见识到的善，会开启人的聪明，而随着气的发散和收敛而变化；气发散时，就泄露内在的蓄藏，施加于外物。因此，言语是用来端正别人的，并不是用来端正自己的。自己有余力，却不忍心看见外物有所不足，于是发挥自己的聪明，启迪天下的昏暗蒙蔽并纠正它；儿子不忍心父亲有过失，臣子不忍心君主有过失，士人不忍心朋友有过失，圣人君子见道不能施行而不忍心看着天下后世如此，于是言语的功用就很大了。至于接受天命而成为君主和师长的人，臣民的责任集中在自身、承载于一心，所以收敛气来约束聪明，把天下放在心中，以建立中和的最高准则，因此说“汤、武把它落实在自身”。自身端正，天下就会端正，并不需要靠言语。所以《仲虺之诰》是仲虺说的；《咸有一德》是伊尹说的；《旅獒》是召公说的；《无逸》是周公说的；而汤、武没有用言语自我宣扬他们的道，也没有用言语告诫群臣。再往上推，大禹、皋陶、益、稷各自竭尽言论进谏尧、舜，而尧、舜关于执守中道的训诫，直到他们因年老而准备退位的时候，道不再只在自己身上，然后才用来告诫舜、禹。这样说来，尧、舜只是不忍心后世受害；禹、皋、益、稷、伊、莱、周、召只是不忍心君主有失，因此不能停止进言。比这更低一层的人，即使亲身实行还没有达到，也向上级进献忠言，却不一定要因为言语超过行动而责备他；他的忠诚本身，就是他的行动。如今太宗的言论，不是尧、舜、汤、武的言论，而是伊、莱、周、召一类人的言论。他承担了尧、舜、汤、武所承担的责任，却夺取伊、莱、周、召的言论作为自己的言论，那么臣下还能进献什么话呢？听取善言的道路就会穷尽。太宗的聪明才智充溢于见闻，却不能守住中道，是一个以行动、以显露锋芒为长处的人。他外表奢侈，内心空虚；气息散乱，精神昏昧；精力耗竭，心神驰散。到了常伦败坏、最高德行受损，奸佞宠幸之人在外面迷惑他，利欲在内心逼迫他时，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自我守持的；等到晚年，又更加泛滥失控，这是必然的结果。

译唉！难道只是帝王如此吗？自我修养的士人，有所见便急忙说出来，德行不够崇高，内心不够精纯，王通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儒者，就是这个缘故。更何况扬雄、韩愈那样被利欲熏心的人呢？所以《鲁论》谈论言语，说要慎重，说要随后再说，说要迟钝少言，说要谨慎说话，说要以言行不当为耻，说要有所惭愧；圣人和狂人的区别，就在笔舌之间显现出来，真是可畏啊！七 夷狄的势力，一时强盛、一时衰弱，这是必然的规律。当他们衰弱时便庆幸，却忘了他们还会重新强盛，因而没有办法抵御，所以灾祸一旦发生就无法停止。既然拥有土地，就必然有人居住；居住在那里的人必然会自行寻求君长来相互保全；相互保全有余，就必然会强盛。从来没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荒废一百年而没有人来保卫它的。已经强盛的族群后来衰落了，此后能够重新强盛的很少；但土地已经空旷无人，必然会有人依附它。可能是不同的族族、不同的类别，却没有不同的土地。原来衰落的族群已经衰落，不值得忧虑；接替它的人依附这片土地并占有它，那么即使族属不同、种类不同，逼近我国边疆的情况仍然相同。突厥强盛，到颉利时衰落；后来分为两部，不能彼此相抗，于是突厥因此灭亡，到五代时终于绝迹。难道只有夷狄如此吗？五帝、三王的光明德行，汉、唐、宋的统一局面，如今它们的子孙仅仅存在而不能再次兴起；而统治天下的也不再是同一个姓氏，何况那些依恃强悍、不得志而逞强的部落呢？那些族群的人衰弱了、灭亡了，但他们的土地仍然如旧；上天不能不为这片土地产生新的种姓，土地不能不为他们繁衍水草，后来兴起的人也不能遏制自己的战斗之心。竟然不考虑这些，就可以把一个族群的衰落当作中原的幸运吗？一个族群衰落了，它的土地没有主人，就必然还有其他族群乘虚而入，在草木丛生之中暗暗滋长。因此唐朝自贞观以后，突厥的祸患逐渐平息，而吐蕃的祸害正开始兴起，接着又有契丹，都是突厥两部原来的地域。颉利被擒，唐太宗登御楼接受俘虏，君臣交相庆贺，这果真能因此成为中原永远安宁的福运吗？西突厥的部落散处在伊吾，太宗命令李大亮安抚他们，又在碛口储存粮食以赈济他们，这未尝不是一个策略；那么李大亮为什么没有奉行呢？用恩德施加于他们，是为了用威势控制他们。已经衰弱的族群，即使存在也不足以构成忧患；保存已经衰弱的族群，那么正在兴起的族群就不能趁着土地没有主人而擅自占有它。这样，先前的祸患可以平息，后来的冲突也可以消除。强盛和衰落的形势，我们能够预先知道，又没有暗中滋长的祸患；即使暂时劳费，与耗费财物、毒害民众来守卫边境，割让土地、送纳贿赂以求免祸相比，利弊又怎么样呢？把株守一处、安定内部的说法当作远大谋略，难道是长久之计吗？八 魏征驳斥封德彝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来逐渐变得浮薄虚伪，那么到了今天，应当全都变成鬼怪了。”这作为通达全面的论断，真是伟大啊。立论者的祸患，没有比憎恨厌恶一时的流俗更大的了；他们因激愤而产生并非必然的忧虑，鄙视天地所生的人，却自以为承担了矫正世俗、标新立异的责任。于是刻薄苛察、缺少恩德成为内心的常态，刑名之术也被利用来损害天地间的和气。荀卿关于人性本恶的学说，传了一代而成为李斯的学说，原因就在这里。况且那些喜爱称道古代、因而给予古人超出实际的美称的人，是因为赞美古代上层的仁德，又羡慕古代下层的顺从；他们把贤人的匡正之德，施加给不肖者，为不肖者也加上淳厚的名声。假如能够用道理衡量，用人情考察，采用仅仅见于传闻的材料，并设身处地、交换位置来求取事实，那么在尧、舜以前，以及夏、商末年，百姓的淳朴或浮薄、正直或淫邪、刚强或柔弱、愚昧或聪明，本来就没有不是如同亲自阅历过一样的。正因为他们浮薄而不淳朴，淫邪而不正直，柔弱而疲惫，刚强而凶悍，愚昧而顽固，聪明而欺诈，所以尧、舜的德行和汤、武的功业，能够使他们发生变化、转移改易，在常伦上作出伟大的创制，并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如果编户百姓全都善良，那么帝王的功德也就微小了。唐尧、虞舜以前的事情，没有办法详细考察；但那时衣裳的制度还没有端正，五种伦理关系还没有分明，婚姻还没有区别，丧礼祭礼还没有修明，民众处于蒙昧野蛮的状态，人与禽兽的区别没有多少。所以孟子说：“庶民舍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明辨人伦、考察万物，保存的正是唐尧、虞舜时期百姓所舍弃的东西；同一血气之中尚且有象这样的恶人，何况天下呢？至于三代末年，更有清楚可考的证据。当纣王时期，朝歌沉溺酗酒，南国淫乱私奔，也十分丑恶。列举纣王的罪行时说他“使逃亡之徒聚集成渊薮”，这些都是臣子背叛君主、儿子背叛父亲的枭獍、豺狼之类。到了春秋时期，弑杀君主的有三十三人，弑杀父亲的有三人；卿大夫之间父子互相残害、兄弟互相杀戮、姻亲党羽互相灭绝，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年不发生这些事；蒸、报等淫乱行为毫无顾忌，贪图财货没有满足，每天在朝廷和民间更加盛行。孔子编成《春秋》，乱臣贼子才开始感到恐惧；删定《诗》《书》，厘定礼乐，道术才开始明白。这样看来，治理唐、虞、三代时期的百姓很难，而治理后世的百姓比较容易，也是很明显的。封德彝说：“三代以来，人心逐渐变得浮薄虚伪。”象、鲧、共、欢、飞廉、恶来、楚商臣、蔡般、许止、齐庆封、鲁侨如、晋智伯，难道是秦、汉以后的百姓吗？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遵循正道而行的原因。”春秋时期的百姓，与三代初年的百姓并没有不同。帝王治理经营之后，孔子垂示训诫之后，百姓固然不缺少败类，但同唐、虞、三代帝王刚刚兴起、政治教化还没有取得成效的时候相比，他们进步的地方多得多。战国末年，诸侯狂妄放纵，游说之士邪曲欺诬，百姓不知道天性的安定，因而趋向浮薄，这并不是百姓本来的状态。秦朝的政治不懂得这一点，反而像对待盗寇一样憎恨他们，于是更加增重了百姓的离叛。五胡之后，元、魏高氏、宇文氏等暴虐相继，以此引导百姓走向浮薄，这也不是百姓本来的状态。隋文帝不懂得这一点，反而像防备仇敌一样防备百姓，于是更加增重了百姓的沉沦。逆广继承了这种做法，放纵淫乱、助长谄媚，后来百姓便争相做盗贼。唐朝初年大致安定，但过去的习惯还没有革除，这又难道是百姓本来的状态吗？伦理已经明白，礼制已经确定，法律已经端正，在这样的基础上，百姓还希望得到一天的安宁，以恢复性情的自然状态，本来就不能同唐、虞以前茹毛饮血、对人道茫然无知的百姓相比。以太宗为君主、魏征为宰相，只是略微修明仁义的文教，天下就已经安然接受治理；这种影响施及四方夷狄，他们解开辫发，归顺诚服，并不需要等到尧、舜、汤、武那样的君主。把这种局面延续十多个世代，即使发生动乱也没有灭亡；用力少而功效大，谁能说后世的天下难以兴起仁义呢？

译邵子把古今分为道、德、功、力四个阶段，帝王为什么如此短促，而霸业统治为什么如此长久？霸业之后又将会怎样呢？拘泥古代、把古代抬得过高，鄙薄当今而蔑视活着的人性，这种说法一旦流行，刑名、威势和武力的办法就会得到发展，君子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腥风鼓动，民气受伤，民心等待治理更加急迫；在这种时候起而治理他们，就像暑热时盼望洗浴一样，难道不比隋、唐之际更容易吗？九 太宗说：“自己还不能接受谏言，怎么能够劝谏别人呢？”这是懂得根本的论断。只有极其凶暴的君主，淫乱残虐而无所不为，即使遇到虚心乐于听取善言的君子，陈述大公无私的言论，也只会因此危及自身；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君主拒绝谏言、疏远君子，确实是失德；但进谏的人又怎么能不反省自己而没有过错呢？凡是能够极力直言进谏的人，大概都是意气强盛的人；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自负地认为别人都赶不上自己，任何事物都不能改变他们。意气强盛，感情就容易浮泛；自负而又不受外物改变，所讲的道理就会闭塞。对上侍奉君主，对下治理众人，对中与同僚朋友交往，他们认为该认可的就认可，该否定的就否定，坚持独自行事，不喜欢别人违背自己；只有这样，才会轻视宠辱、忘却死生，说话毫无顾忌。其中贤能的人，会有考察道理不够精密、通达人情不够恰当的过失，却仍然固执坚持；再下一等的人，则意气一动便不能收敛，言语一发便不能停止，攻击不同于自己的人而不遗余力，因而陷入嫉妒和伤害，给别人造成极大的损害；这样一来，君主就会窥见他的内心，认为这个喋喋不休的人只是谋求自己的利益。他的言论虽然不可动摇，但内心本来就不能使人感动，怎么能指望靠片言只语移山转石呢？只有内心虚怀，才能公正；公正，才能正直。只有明察，才能真诚；真诚，才能感动人。能够主动接受劝谏，正是因为能虚心而扩大自己的明察；但劝谏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很少。事奉上级和接待下属，道理是一样的。君主不接受劝谏，即使下令，臣民也不会服从；臣下不接受劝谏，即使进言，天子也不会相信。不能倚仗地位，不能任性使气，不能依靠辩才，不能挟持道理。心平气和地好善，胸襟坦荡而谦逊自持的人，很早就能使君主产生敬爱之意，也能消除同僚的嫉妒和猜忌。圣如周公、忠如诸葛孔明，都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刚愎自用而自以为聪明，抱着一个道理同君主争论得失，若不是舜、禹那样用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接纳劝言，想不因此造成朋党、破坏国事，实在太难了！〖一 ○〗 《尚书》说：“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君心的错误，也很容易看出来；用来纠正它的，是天理民彝这些显明的道理，人人都知道，也容易做到。然而，能把这件事断定并实行于大人自身所得之处，而不是仅仅依靠进谏的大臣，这一点从魏征、马周身上可以看出。君心没有过错，而过错在具体事务上，那么只要德行不足、言语恰当，即使下至乐工、盲人，也能使言语奏效。至于君心的问题，则必须用君心来相互感通。君心一有错误，必定深深加以掩饰，并设法压倒别人。进言的人，话说得对，但这个人不对；即使他本人没有大的过错，而君心又不能自信，于是那个掩饰过错、求胜的人就会说：旁观者也能这样说，我也能说这话；如果用这话来对你说，你本来就不会接受。这样，话仍归话，君心仍是原来的君心，彼此互相指责，只会更加增添怨恨。如果能够忍耐而不产生怨恨，就已经够了，哪里还敢希望纠正君心呢？唐太宗不顾高祖的温凊视膳，把他安置在低湿狭小的大安宫，自己却住到九成宫避暑；嫁女儿长乐公主时，下令给她的资财嫁妆超过长公主的一倍。这难道只是办事失误吗？他之所以残酷到不知体恤，是因为仁爱孝心已经被蒙蔽了。马周曾进言，魏征也曾进言，都是陈述天理民彝这些显明的教诲，希望启发他的恻隐之心。可是马周进言后，太宗并未听从，还是决定起驾；对于魏征的进言，则是先到长孙皇后那里谋划，之后才勉强听从。假如皇后是独孤氏、武氏或韦氏那样的人，魏征就死定了。人本来都有父子之亲，也都有兄弟之情，只因一念被蒙蔽，突然间就察觉不到了；用直率的话来启发他，使他亲爱自己的亲人，这难道是难以理解、难以实行的吗？况且这两个人都是君主信任并接受其意见的人，最终却不能使君主做到这一点，其中的原因就值得思考了。魏征起初身处群盗之中，曾事奉李密，后来离开了他；又曾事奉隐太子，后来也离开了他。马周则带着策论求见君主，除才华之外，没有听说他有自我修养、洁身自守的能力。凭这样的经历，却想唤醒一个人内心不可遏止的惭愧和疚痛，怎么可能做到呢？所谓大人，如果能够用言语纠正君心隐秘的邪恶，贤明的君主会以此为乐，中等的君主会因此惭愧，平庸的君主也不敢侮辱他；那么，怎么会把像唐太宗这样可以进言的君主斥为“田舍翁”呢？如果不幸遇到暴君而被杀身，也应当像比干那样，以自我安定、自我献身的态度献给先王，而不是用反复的口舌去听任凶人玩弄，这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所谓大人，是先端正自己，然后万物才会端正；自己的端正，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一一〗 谈论治国却急于谈权术，这并不是真正的权力，而是上下彼此用机巧制约，互相操持，并相互以欺诈为仇。用仪、秦那样的狡诈，来实行帝王的大法，祸乱怎么能够平息，人心风俗怎么能够不败坏呢？王伽采用欺诈手段，同李参勾结作奸，以求得到隋文帝的赏赐；唐太宗把这当作榜样，释放了三百九十名囚犯，而这三百九十人都仿效李参的智谋，按照约定期限回来接受死刑。唉，人伦道理已经灭亡了。好生恶死，是人的常情；只要有可以求得生存的办法，没有人不用。即使坚守小节般的信用，以死来殉守它，志士尚且会犹豫不决，何况已经遭受大辟之刑的囚民呢？唐太宗时期，天下已经大定，道有使，州有刺史，县有令、尉，法令严密，庐井有定制；百姓按什伍编组，彼此互相保结；宗族亲戚按比闾聚居。北面不能逃到胡地，南面不能逃到粤地。被释放的囚犯即使想逃跑，又有谁能给他们提供藏身之处呢？太宗拿他们必然会回来这一点作为权术，囚犯也把自己必然会被赦免的想法当作凭据；他们被释放后回来，于是太宗借此夸耀君臣恩信彼此相合。这究竟是在欺骗谁，是在欺骗上天吗？三百九十人中并不是没有极其愚蠢的人，他们不能揣度太宗必然赦免的心意，便抱着侥幸心理逃走。况且在释放他们时，太宗做出这种令人惊异的举动，并以善于听谏闻名，却没有听说执掌法律的官吏依据法律在朝廷上争辩；那么，太宗必定暗中把“回来就赦免”的旨意授予有关官吏，让他们秘密告诉被释放的囚犯，使这些人彼此隐瞒、互相掩饰，再把这件事传给天下和后世。有的人惊叹这是盛世之治，有的人诧异这是非同寻常，其实都是君主与臣民上下暗中运用机巧，把事情像拾取东西一样轻易造成的。古代从未有过的事，必定有虚妄之处；人人争相夸耀的事，必定带有欺诈。王道平正坦荡，说法偏僻、行为诡异的人，在尧、舜的时代不能容身。苏洵却以此为乐，称之为“帝王之权”；这种祸害，比洪水还要猛烈。〖一二〗

译《左传》说：“做君主却不懂《春秋》的义理，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贼害却不知道。” 《春秋》的义理究竟是什么？就是明确嫡庶，排列长幼，区别尊卑，确定刑罚和赏赐，重视农业而抑制末业，任用贤能而疏远奸邪，以义为贵、以利为贱，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先自治而后使万物端正的道理。懂得这些，那么谗言和贼害就不足以逞凶；违背这些道理的人就是谗贼，不必等到揭发，便如同看见火一样清楚。舍弃这些道理，反而要靠告发来了解情况；有人告发谗人、告发贼人，却不知道告发者本身就是谗贼。这样当然会迷惑失守，使谗贼长期潜伏在身边，最终导致自身危亡。君主在上面明白这一义理，用它来进退大臣；大臣奉行这一义理，用它来端正朝廷；朝廷整饬这一义理，用它来端正郡邑。治理地方有刺史、太守和县令，考核地方有观察、采访之使，裁断是非有执掌宪法的大臣。只要义理明白、法令端正，奸邪顽劣而不守法的人哪里能够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即使有这种人，也只能暂时隐藏，最终一定败露，何必依靠告讦呢？告讦一旦兴起，赏罚的权力就完全转移到善于诉讼的普通人手中，那么上面何必还要尊重君主，下面何必还要尊重执掌宪法的大臣呢？况且替人告讦，确实是不合道义的事；但希望朴实柔弱的百姓能够奋起，与奸邪顽劣之徒拼死相争，这种人百人中也找不到一个。若不是险诈无所顾忌之徒，哪里有闲暇去窥察别人的隐私和罪恶，掌握对方的短处，运用必胜的手段，同官吏豪强相互争斗？他们忘却尊卑，轻视祸福，背弃亲戚，叛离朋友；官吏胥吏胁迫长官，奴隶控制主人，这正是《春秋》义理所斥责的谗贼，必须在萌芽时杜绝。知道它的危害而及早杜绝，那么谗言没有不能察见的，贼害没有不能知道的；一切都像日月照耀那样明白，与天下共同遵守法纪。即使是能吞下舟船、逃脱法网的奸人，在政治简明、刑法清正的时代，大概也很少能够容身。太宗说：“朕开辟直言之路，是为了有利于国家；上封事的人如果攻击别人的琐碎事情，就应当按谗人的罪名治罪。”而当时官吏不祸害百姓，百姓也不冒犯上级，真是好啊！〖一三〗 银被使用，在宋代以前，只用于装饰器物和衣服，与黄金、珠玉相同，还没有同钱、布、粟、帛一样在民间通用。权万纪请求开采宣州、饶州的银矿，唐太宗斥责了他，这也如同停止开采珍珠，是为了惩戒奢侈罢了。后世官府征赋、百姓使用财物，都以银为主；钱、布、粟、帛的价值轻重，也都由银来决定。银这种东西，储藏起来不腐蚀，熔炼后也不会减少，收藏时占用少，整理起来也容易；人们习惯了它的便利，知道千百年间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它。这样看来，开山采矿，对百姓没有太大损害，又有厚利存在，难道不可以吗？然而其中存在的巨大危害，却不是庸常之人所能了解的。为什么可以由此说明它的危害呢？银这种东西，本来不像铜、铁那样是制造器械所必需的；它上类似黄金，下同铅、锡，本身没有什么值得珍贵之处。把它尊奉为钱、布、粟、帛的根本，并掌握它们价值轻重的权力，大概只是出于一时的制度；上下竞相奔走追逐它，几乎是在愚弄天下人、蛊惑天下人。因此，银越多，天下反而越贫穷。由上面开采，却禁止下面开采，那么上面就积聚过多的银，用来笼络和搜取农夫织女的丝、粟，财富迅速集中到上面，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饥饿，却自己还不知道。既然已经耗尽了百姓的积蓄，而且巨大的利益形成的孔隙，不是刑法能够堵塞的。严禁百姓采矿，刑杀就会日益增多，最终也不能止息。如果不加禁止，任凭百姓自行开采呢？那么贪图利益、懒惰的百姓都会舍弃耕作，侥幸求取非正常的收获，田地荒芜日益增加；而且游民聚集在山谷，只看重力量来取得财利，争斗杀戮就会兴起，祸乱必定发生。一旦山矿枯竭、湖泽干涸，游民不能解散，祸乱必定形成。即使侥幸没有发生祸乱，耕田种桑的人竭尽力量所得的东西，用来养活游民，以换取没有实际用途的银；银日益增多，而丝、粟日益耗尽，国家不危险、百姓不死亡，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不是考察几百年始终的变化，以探究其中的利弊，哪里足以察觉这一点呢？唉！自从银的使用流行天下，用粟帛来供役，并掌握钱币价值轻重以来，天下的祸害就没有尽头了。钱比粟帛轻，也较易收藏；银比钱更轻、更容易收藏。贪污的官吏在夜间行贿、装载归途中财物时，珠宝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银却是最方便的。否则，若要用船运输、用车装载，前后相接地铺满道路，即使不顾廉耻的人也不敢这样做。百姓做盗贼，不能背负石数的粟，也不能携带百匹缣；即使带钱，力气也会耗尽在十缗上。挖洞进入、撬开箱箧，所得利益少而刑罚重，不是极其无赖的人不会做；至于银，十几个人就可以挟带万金逃走。近自成化以来，大河南北有些人单骑一匹马、带一支箭，抢劫商旅，片刻之间就能抢得价值千缗的财物。银的流通，对污吏搜刮和大盗突然劫掠尤其有利，给天下造成的毒害，难道还不猛烈吗？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不如堵塞采矿冶炼的源头，任其自然暗中耗损；广泛发展冶炼铸造，逐渐夺回银的权力；租税收入以实物为主，路途遥远、无法运送时才用钱补充。这样实行百年，使银日益匮乏，价格逐渐降低到和铅、锡相当，也许就能使耕田种桑广泛发展，使贪墨官吏有所收敛、盗贼能够止息，难道还会没有好转吗？天地所生产的物资，难以取得而不容易转卖流通，是为了使百姓安居本业并使生活富足；帝王的政令，即使繁重，也不追求便利安逸，是为了止息百姓的侥幸偷惰，节制他们过度的欲望。早晨开凿山矿，晚上在冶炉中熔炼，所得不过一寸大小，却足以供养几十人的衣食；于是奸邪之人得志，朴实之人受损，招来抢夺而抛弃本业，饥饿时不能得到食物，寒冷时不能得到衣服，最终奔走天下而死的，都是银造成的。采矿的禁令，怎么能不严格呢？权万纪所受的削夺，实在还有余罪。〖一四〗 贞观十年，确定府兵制度，大体上同秦、隋销毁兵器、宋代废除方镇的用意相近。府兵制度，说到底等于没有军队，只是让天下农民在轮番服役中徒然劳苦。因此不到三十年，武氏凭一个妇人的身份，就在宫闱中轻易转移了唐朝的国统；李敬业死后，天下人便全都顺从，没有人敢伸张义理、追问是非。并不是一定没有忠愤之心兴起，而是力量做不到。唐朝的乱局已经很紧迫了，历来没有不到三十年便发生大乱的情形；它不可能像汉、宋那些守成的时代一样，长久安享太平。如果不是玄宗废除府兵、改行军制，那么安禄山、史思明、仆固怀恩、朱泚以及河北、西川、淮、蔡等地的蜂起，唐朝早已成为秦、隋，哪里还用等到懿宗、僖宗昏乱，黄巢起兵后才灭亡呢？

译府军制度把士兵分散安置在天下各地，不论当地风气柔弱还是强悍，也不管这些人是否适合当兵。人数多的府有一千二百人，少的有一百人，像星星棋子一样分布在田地之间，甚至到老也不知道行军布阵是什么；每年季冬操练作战，呼喊周旋，不过像一个优伶演戏罢了。三百人为团正，五十人为队正，十人为火长，编定以后世代沿袭，完全不问他们是否适合统率。更可笑的是，兵器、铠甲和装备，平时便送入库中，出征以后才发给；刀刃生锈而未淬炼，箭弯曲而未校直，天气晴燥时不加润泽，天气阴雨潮湿时也不拿出来晾晒；铠甲头盔破穿，刀刃缺损，弓也松解。掌管保管的官吏只管取出器具，仓促间发给士兵，也不衡量是否合乎其力量，没人能追究。铠甲与身体不相称，攻守也不相宜；让士兵拿着不适用的钝劣金属，穿着不能遮蔽身体的腐朽皮革，甚至削弯竹子当作戈矛，用败坏的纸涂漆做盾牌。这样还没有导致军队覆败、城邑陷落的，能有多少呢？士兵把这些当作惯例，只用空文应付，白白使百姓疲惫于道路之上；一个月就轮换一次，既没有固定驻守的人，也没有坚定的意志。名义上有六百三十四府的军队，实际上没有一个士卒可以依靠；所以安禄山、史思明一旦率领番兵渡过黄河，两都便土崩瓦解。大概天宝初年改为彍骑，只是沿袭旧有习惯，没有能够革除长期玩忽的弊病而重新整顿。后世评论者拘泥古制而不知道变通，还说军制没有比唐代更好的。那么，与其像唐代这样，为什么不如秦、隋那样彻底销毁兵器，却仍然不驱使农民走向死亡之地呢？详细考察府兵制度，就知道它不过是一场戏，是太宗用来削弱天下的制度。若想通过削弱天下来使自己变弱，就采用唐代的办法好了。〖一五〗 太宗任命荆王元景、长孙无忌等人为各州刺史，允许子孙世代袭任；但长孙无忌等人不愿接受封地，这足以说明人情。人的常情，是让子孙世代拥有土地、世代役使百姓，使富贵延续无穷，哪里会有人不愿意呢？但他们知道这样做只会灭绝自己的后代、给天下带来祸害；如果不是极其愚蠢的人，就没有不把它看作陷阱的。周代大规模分封同姓和功臣，圣明如周公，贤能如吕公、召公，都本来不推辞；其余的人也不是不知道留在朝廷内部的安逸，却没有不认为拥有自己的国家并传给后世有利的。为什么长孙无忌等人反而把免受茅土之封看成幸运呢？时势允许这样做时，人们就会安于此制；时势不允许这样做时，除非是贪婪无厌、怀有奸心并想谋反的人，否则本来都会始终知道它的弊害而不愿接受。马周说：“让孩童继承官职，万一他骄纵愚昧，百姓就会遭殃，国家也会遭受败亡。”因此，不忍心毒害现存的百姓，宁可割舍对已经死去的一位臣子的恩情；稍有见识的人，听到这话本来就会寒心。所以孔夫子谈论治理，把《鲁论》中有关治道的内容列为其中一项，却没有谈到封建；他作《春秋》，阐明王道，而邾、郳受封爵的事没有载入史册，筑城于卫、迁徙杞国等事也没有排列为功绩。既然如此，在《春秋》时代本来就有不能恢复实行的制度，何况后世呢？柳宗元的论说出现后，拘泥古制的人仍然争相起来同他争辩；其实不必争论，姑且让他们实行，看他们自己是否真相信一定能够实行。太宗说：“割地封赏功臣，是古今通行的义理，而你却轻视它，难道是要强迫你接受茅土之封吗？”强迫一个人接受国家，只会被天下人讥笑罢了，还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一六〗 贞观年间改革服制，嫂与叔、丈夫的兄长与弟弟的妻子，彼此都穿丧服，这是改变周代制度。古代规定这些人之间不互相服丧的原因，《礼记》的传文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嫂子不能按照母亲的关系来归属，弟弟的妻子也不能按照妇人的关系来归属，这是为了确定昭穆的分别。嫂叔活着时不互相通问，死后也不互相服丧，是为了严格男女之间的区别。唐代推重对兄长的敬意，于是因兄长而为嫂子服丧；推重对弟弟的爱，于是因弟弟而为弟媳服丧；这是为了扩大兄弟之间的恩情。周代谨慎对待礼的细微规定，唐代体察人的至深感情，二者都是道，但周代的义理更加精密。即便如此，我还有话要说。礼是用来确定万世不变的准则的，所以必须能够推行于天下，穷尽事物的变化而取得适当的中道。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年幼时失去父母，又没有慈母、乳母抚养，而是由嫂子抚养；长大后，嫂子又为他娶妻，那么其中的恩情和义理，两方面都不能忘记。他活着时依靠嫂子才得以生存，死后却漠然视之，如同看待路人，内心本来就会不安。按照礼制，舅母、姨父都是不服丧的人；但有人说：“同灶共食的人只服缌麻丧，她养育我的恩情难道还不如同灶共食吗？”这样的人一定不能忍心不给她服丧。又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幼年丧父，由兄长抚养；后来兄长又为他娶妻，从纳采一直到请期，所有场合称为主人的都是兄长；成婚以后，兄长仍然是家政的主持者；还没有分居，兄长就去世了，那么弟媳看待丈夫的兄长，便有如对待君主一般的关系。况且兄长如果排行居长，本来就是小宗的宗子；小宗中的男女都为他服丧，唯独弟弟的妻子不服丧，一家所共同尊奉的宗主，难道可以傲慢地把她当作宾客吗？继父本来是不服丧的人，但如果与他共同居住，由他为自己成就婚姻家庭、建立亲庙，就应当服丧〔原文作“服棋”，疑为“服期”〕。丈夫的兄长可以成为小宗的宗子，并为自己成就家庭；与继父这个同居而异姓的人相比，又该如何呢？或者说，按义理本来就不能不为嫂子服丧。礼书中有这样的例子：子思哭嫂，只是设位哭她，并不是不可以哭而强行忍住不哭。既然可以为她哭，就可以为她服丧。君子厌恶眼泪无所由来；那么为嫂子服丧，不也是可以的吗？上古时代，男女关系的规范还没有确立，昭穆的次序也还没有明确，所以周公在这方面制定严格的礼制，并作了精细的辨析。后世男女关系已经端正，但亲情和礼制却发生了背离；兄弟失和，多半是由于家庭内部的猜疑怨恨而起。因此让兄弟彼此服丧，以奖励友爱和睦的情谊，也只是各自适应当时的情况罢了。礼书说：“因时制宜最重要。”历代君王相承，哪些地方有所损益，是可以看出来的。圣人尚且允许当代君王对礼制有所损益，那么贞观年间改革周代制度，也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一七〗 自称懂得用兵的人有一种纵容贪欲的说法，于是天下的祸乱便再也无法平息。岑文本引用黄石公的话，请求赦免侯君集私取高昌珍宝的罪过，用的就是这种说法。可是阿史那社尔作为投降的俘虏，却唯独能够不接受侯君集赠送的东西；夷狄的法度尚且比中国严明，中国怎么能不向夷狄屈服呢？打败敌军，攻取城池，灭掉国家，然后贪图所缴获的财物，这是武人的常态。然而，君主因此对臣下发怒，臣下因此背叛君主；主帅因此厌恶副将，副将因此怨恨主帅；士兵因此留恋抢掠所得而没有战斗之心；百姓因此遭受掠夺而争相反叛。功业已经完成，祸乱已经平定，却转眼之间大败。古今因为这个原因而丧失军队、失掉土地、招致寇乱、灭亡国家的，不止一例。贪婪的人败坏同类，怎么能让他掌握三军的命运，去平定祸乱、安抚百姓、安定国家呢？

译汉高祖对待项羽，并不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副将；他与怀王之间，君臣名分也还没有确定；但他封闭府库以等待诸侯，樊哙这个屠狗出身的人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平息了项羽的怒气，解除了鸿门的危难。项羽不明白这一点，最终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教人去做盗贼，人们就会想着夺取他的财物，《大易》难道会欺骗我吗？唐朝把侯君集交付狱官审讯，宋朝征召王全斌并让他待罪，这是法律必然要整饬的。后来终于释放侯君集，只轻罚王全斌，是表示不与他们争夺财利；两方面都做到了。所以那些自称懂得用兵之人的话，全都是扰乱人的话罢了，岑文本哪里足以明白这一点呢！〖一八〗 太宗下诏说，各州有人犯十恶之罪，不要弹劾刺史；那么在此以前本来就有弹劾刺史的法令，而戴州所属地区有人犯法，御史因此弹劾刺史贾崇，也只是按照旧例弹劾罢了。这项法律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推想起来，或许是苏威在隋朝时借用儒术、粉饰治理工具来欺骗世人，并创立了它吧？曾子说：“上位者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所谓“久”，是说周王室失道以后，鲁国也失道；鲁国国君失道以后，卿大夫没有不失道的。所谓“上位者”，是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角度，把责任归于天子的说法。百姓犯下大逆之罪，国君要过一个月才举爵饮酒，不过是自我反省罢了。治理不够兴盛，教化不够美善，天子难道不应自己惭愧，却反而把罪责转移给刺史吗？百姓犯了大逆之罪，反而弹劾到刺史，于是上下互相掩盖，放纵凶恶之人逃脱法网。天下的混乱、风俗的败坏，就像河堤决口、鱼肉腐烂一样，再也无法遏止。隋朝末年盗贼遍布天下，而隋炀帝毫无所闻；刀刃已经加到脖子上，他还不知道那是谁家的贼。这些事情都是苏威一类的人造成的：他们设置苛细的法令，自称实行王道，却用来蒙蔽视听、助长谗毁和盗贼。惩罚贪官，却责备保护贪官的上级；收捕盗贼，却严厉惩处捕盗时有所遗漏的人；审慎用刑，却追究最初办案时的冤枉。这些做法都是教人彼此掩盖，并纵容奸邪残害百姓的法令。假如一定要责备上位者，以体恤百姓离散，也只能要求天子自己修身反省罢了；对于下位者，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一九〗 小道和邪说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如果拿是非去同它们争辩，从来没有能够使它们止息的，反而会使它们增加游移浮夸的言辞，进一步加重天下人的迷惑。是与非以什么为准则呢？在于道理、事实和人情。道理中有似是而非的道理，事实中有偶然发生的事实，人情则是末世庸人的情感，容易受到诱惑、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用道理去驳斥他们，他们就会搬出上天来抗辩；上天不会说话，无法亲自辩明事情并非如此。用事实去验证，事实中又有偶然与他们说法相合的，他们便拿来当作毫无差错的证据。用人情去压倒他们，他们所说的人情，是在追逐富贵功名、苟且求生、逃避死亡中形成的庸人常情，而恻隐、羞恶之情又不足以胜过它。因此孟子辩驳杨朱、墨子的学说，是从根本上指出其罪过，说他们“无父无君”，表明这种学说必须诛灭而不能赦免；至于那些在心性上深求隐微、在事理上穿凿附会的说法，孟子并不与之争辩。君子的大义和精微言论，简约而有文采，温厚而合乎义理，本来就敌不过淫靡言辞的铺陈蔓延。太宗命吕才刊削订正关于阴阳的荒谬书籍，想借此驳倒它们的妄说，使百姓归于正道。然而妄说最终并没有被驳倒，百姓最终也没有相信正道；这种风气流传到今天，日益增多，甚至还假托是吕才所订定的，以此迷惑百姓。在末流上加以驳斥，却不拔除它的根本，它横行不止，原本就是应当如此。这样的鄙陋猥琐、荒诞无稽之说，哪里值得订定？即使订定了，又有谁一定会相信？即使一时相信了，又有谁会守持它？而且还借托所谓订定之说，扰乱人道的大经常理。例如近世按照出生年命选择婚姻，使本来不相配的男女结为配偶，众人都说这是吕才订定的；〔“曆官乃以赘敬授民时之简末”原文疑有讹误，语意不明〕。唉！祸害也太惨烈了！吕才所依据的道理、征验的事实以及推求的人情，用来驳斥妄说的对象，是宅经、葬法和禄命。这三种东西不能用来以妖妄之说推测阴阳，却会损害百姓的实际生活、蔑视人伦常道、违背天理、触犯王法，这一点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说明，就已经像看火一样清楚。先王担心愚民受骗而迷失，所以把禁令写在礼经中说：“假借时日、卜筮来迷惑众人，处死。”刑罚应该与罪行相称，不要同他们争辩。然而贪婪怯懦的风气，稍微尝到一点〔“锋端之蜜”语意疑难〕甜头，便苟延残喘，天天向术士询问行动和停止的时机；忘记亲人，蔑弃本性，尸骨暴露荒野而无人收葬；为了求得好处而争夺诉讼。作为君主和老师的人，竟然还采纳他们的话替他们删定，岂不是荒谬吗！王者应当端正天下的大经常理，致力于使百姓合乎义理：在国都中，前面设朝廷、后面设市场；在乡野中，引导百姓依傍流水、丈量夕阳，以便利百姓的生活，这样宅经就会废弃。贤者得到尊贵，善人得到富足，有罪的人一定受到诛罚，靠诡诈侥幸逃脱的道路被堵塞，这样禄命之说就会穷尽。慎终追远，以养生送死的至真本性教导百姓，按时令加以限制，授予相应制度，这样葬法就会屈服。然而如果有人凭借术数来牟利，就杀掉为首者，流放其同党，焚烧他们的书籍；对收藏这些书的人也一定诛罚不赦，用刚决的手段裁断，几十年就可以平定。舍弃这些根本措施不做，却琐琐屑屑地在似是非是、似信非信之间争论，人人都鼓动唇舌同坏人争辩；这样想要感化天下，也已经是末等的办法了。吕才的订定，恰好只是助长混乱；即使言辞善辩，又有谁会听他的呢？〖二 ○〗 按照嫡子确立继承人，但嫡长子不成才，必定不足以继承国家；如果因此在宫廷内部发生变故，刀兵加害骨肉，这是君主最难处理的事情，即使有辅佐国家的大臣，也不能承担这种议论。魏王李泰投入太宗怀中，说：“我今天才开始成为陛下的儿子。”褚遂良立即用这句话揭破李泰的奸心，真是伟大；然而唐朝几乎因此亡于高宗之世，褚遂良以死来求得自身安宁，却不能使国家安宁。所以说，这是君主最难处理的事，社稷之臣也不能承担这种议论。丹朱不成才，尧便把天下交给舜，这是圣人创行的非常举措，不是后世可以仿效的。舜即位后，丹朱仍安处于虞宾的地位；魏王李泰如果不被流放，能够在高宗时代安然相处吗？太宗能够保全高宗，使承乾和李泰容身，却不能保证李泰安分地处在藩国，侍奉高宗，于是只好抑制私情、伸张法度来制约李泰，这是不得已的事。李泰自己扑倒在床上，抽刀想要自刎。唉！英明勇武如太宗，竟然还要抽泣着求死，也实在可悲啊！有人说：“既然确立了嫡长子，而他不能成才，那就选择贤能的人辅佐他，不必忧虑了。”这话似乎有道理。太宗时代忠诚正直的老臣，没有谁超过魏征，太宗本来已经把师保的职责交给他了。然而魏征曾经是李建成宫中的僚属，他的成效已经可以看见。魏征在正月去世，承乾在四月反叛；即使魏征没有死，也确实不能改变承乾的品德。大难兴起时，魏征不过会成为袁淑那样的人，至于纥干、承基之流，又有什么可畏惧魏征的呢？

译教化，是君主和父亲反省自身的事情，不是只责求师保就可以了。光武帝废黜东海王，立明帝为太子，汉朝的治道因此昌盛；东海王也保全了自己的福禄，不必流放。光武帝作为君主和父亲，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太宗让兄弟的血洒在宫门之内，早早教会猕猴爬树；又为了顺从长孙无忌的请求，流放驱逐自己所宠爱的人；明知高宗不能治理好家国，却姑且把国家交给他；又因为吴王李恪贤能而使他陷于死地。这也是自身反省而没有做到应有的教化，所以最终无法挽救局面。汉文帝当时守藩于代北，正逢内乱，却没有窥伺帝位的心思；迎立他为帝的事情已经决定后，他仍然多次推辞。然而有关官员请求建立太子，他还迟迟不能决定，确实是慎重，并不是敢于拘泥嫡长而轻视天位，更何况太宗本身还有惭德呢？〖二一〗 长孙无忌说：“太子仁慈宽厚，确实具有守成之君的德行。”这是谄媚者的辩说。太宗不能驳倒他，仓促立李治为太子而不加改变，唐朝几乎因此灭亡。仁慈宽厚，是君主德行的最高境界；用它取得天下尚且绰绰有余，何况守成呢？长孙无忌哪里懂得什么叫仁恕！不明辨是非，就不能称为仁；不能尽忠，就不能称为恕。仁，是爱的道理；但仁一旦发自感情，就容易受到触动，所以处在下位的人容易被利益打动，处在上位的人容易被欲望打动。君子的仁，能够开阔明白地辨清情感的正与邪，并以虚静之心顺应万物的道理，同义相互扶助，最终彼此济成。因此，仁是内在的德行，但它的作用在外显发扬。若一遇到事物便立即发出不忍之情，就会同那些只会啜泣、互吐唾沫的人相互取悦，而不顾万物的生死。内在德行很容易被阴暗地运用；如果作用也偏于阴暗，就是对仁的损害，这正是高宗所谓的仁。恕，是推己及人，是仁打开的门户。把自己的欲望推及外物，是最难做到的事。之所以最难，是因为所推及的是自己的欲望。因此君子的恕，是把自己不想要的推及他人，不把自己想要的强加给他人；因为自己所想要的未必合乎本心，也未必不越过规矩，所以不能把它推给别人。然而，什么叫“不想要”，也很难说清。夺去自己的声色臭味，使它们不能汇聚到安逸之处，固然是人所不愿意的；因此不愿夺取别人的东西，这是委屈自己的道理，委屈天下人的情感，以求免除他人的怨恨，都可以说是恕，但这样也会更加放纵女子、小人、佥壬、谗佞之徒。所谓忠，就是把自己完全发挥出来。尽力做到自己能够做的事，尽力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尽力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并且确实不做，然后才能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推及外物而不施加给别人。不这样做，别人便会呼喊请求、哭泣求取，陈说亲狎私密的事情，匍匐着等待命令。女子、小人、佥壬、谗佞之徒在尚未得志的时候，正会用这种办法恐吓我；而我自己对义与利、理与欲的取舍还没有确定，便认为不能拂逆他们而顺从他们，使他们放纵奸邪，却都说：这就是不把自己不想要的施加给别人，是恕。所以，仁恕是君子的大德，并不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可以毫不怀疑地据有的。高宗最终因为这种所谓仁恕，既没有庇护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保全世代辅佐自己的大臣，灾祸波及子孙，祸患延及宗庙社稷。长孙无忌哪里足以懂得仁恕呢？他挟持仁恕的名义欺骗太宗，而太宗又接受了他的欺骗，所以说这是谄媚者的辩说。太宗在明辨是非上有所困，在尽忠上有所屈，于是无法驳倒谄媚者的言辞，使他们仇视正道、助长邪说。这正是三代以后学术不明、德行不修的原因，所以与圣王之道相距悬绝。〖二二〗 身负罪恶却害怕别人知道，便加以掩盖使它不显露，用来迷惑天下，这是小人的虚伪。他还知道害怕别人知道，说明心中仍有不敢显露、不忍显露的念头，那么天生的良知还没有完全丧失。可是如果不使罪恶显露，反而让天下人疑惑，就会使天下人仍然疑惑于大恶是否确实存在，而名教也还没有完全熄灭。等到什么都不害怕、什么都不掩盖，罪恶便流布天下，延续到后世，内心也彻底丧失了。太宗亲自拿弓射杀自己的兄长，又厉声呼喝着把刀加到弟弟身上；在这个时候，凶恶残酷到了极点，人的良心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存在。史臣修撰《高祖实录》时，言辞多有隐约含蓄，仿佛怀有惊惧不安的情绪；这种心情人人都有。他们还把这件事留给后世，与宋太宗烛影斧声的事情一样传为疑案，于是人们本来会认为天伦关系不可残害。然而太宗却命令史官直书其事，既不畏惧上天，也不顾忌世人，毫不掩盖，竟然自信自己的大恶可以昭示万世而不感到惭愧，反而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是为了安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是为了保存鲁国。”这能欺骗谁呢？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封国；季友毒死叔牙，并没有抢夺叔牙的职位。李建成、李元吉同自己争夺帝位，却从来没有像刘劭那样犯下弑逆之罪；他们给唐王室带来危亡，太宗便为求自保而杀死他们，难道古人所谓“安忍无亲”竟然可以拿来作为他的口实吗？况且周公不得已而接受上天的惩罚命令时，《鸱鸮》中有怨恨，《东山》中有悲哀，言辞中有微妙的暗示，也有隐约的痛苦；祸患归咎于商人和奄人，却没有明写管叔、蔡叔被诛杀流放的情状。东方百姓歌颂周公时，也只说四国因此得到安定，并不说是诛杀了管叔、蔡叔。过错已经形成而内心不忍承认，事情逼迫而又不得不做，志向困窘而不能实现，言辞屈曲而不忍明说；天下后世不应拿这些来替自己的罪恶文饰。能够观察过错而知道仁德，这正是周公早晚都无愧的原因。至于过错实在无法掩盖，而君子说它像日食月食一样，只能听凭天下后世的公论，绝不是自己快意地说出来，以此鼓励天下人残害恩亲。何况太宗把夺取帝位作为心愿，其中还有不能让人知道的巨大罪恶呢？到了他亲自命令史官直书此事，太宗就再也不能列在人类之中了。既然已经大书特书，把事情昭示天下而毫无顾忌，那么天子中不仁的人就会说：“我是为了天下才杀兄弟的。”卿大夫中不仁的人也会说：“我是为了家族才杀兄弟的。”士人和百姓也会说：“我是为了自身才杀兄弟的。”自身和家族同天下相比，究竟哪个更亲近？于是兄弟们便拿起戈矛争斗，谋夺田地、房屋、丝帛和粮食；有势力的人得志之后，也会瞪眼张胆地正告别人说：“我也是在实行周公、季友的道理。”蛇互相吞食，青蛙互相吞食，人人都自称圣贤之徒，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史书是要留传到后世、作为行为准则的东西。它引导天下走向不仁，而太宗的不仁，更没有比它严重的了。万世以后，难道会没有君子吗？如果厌恶之心不再存在，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都一同化为灰烬，功利、杀戮和掠夺横行于人类之中，甚至想找一个能够稍稍掩盖罪恶、粉饰虚伪的小人，也不容易找到了。可悲啊！一三一

译隋朝进攻高丽却不能取胜，是因为君主不是能任用贤能的君主，将领也不是能统率军队的将领，士卒在下层怨恨，盗贼又在国内作乱，本来就应当如此。唐太宗经过百战荡平群雄，李世勣、程名振、张亮都是善战的将领；天下又不是杨广凶暴而使之疲敝的天下，太宗自信一定能够取胜，世人也都注目等待成功，事情反而因此变得困难。这从隋朝的情形没有不同，于是可以由此明白王者用兵的大略。太宗亲自攻克白岩后，准备舍弃安市而不攻，直接夺取建安，这是高明的谋略，但李世勣没有听从。高延寿、高惠真请求攻取乌骨城，收缴那里的资财粮食，擂鼓进军攻打平壤；长孙无忌却不同意。结果军队被困在安市城下，只能狼狈撤军。李世勣、长孙无忌难道不知道困守坚城没有益处吗？为什么反而阻挠奇谋？太宗亲自制定的策略已经很周密，而且也乐于听取高延寿、高惠真的意见，最终却听从两位将领而拖延不决，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天子亲自统率军队，胜败所关系的后果重大，李世勣、长孙无忌不敢让万乘之尊去冒险，太宗自己也顾惜声望，不能忘记豫且的警戒。假使当初只是命令将领出征，那么就会像韩信测度井陉、刘裕进入河、渭之间一样，走出险境而取得成功；即使功业失败、军队受挫，本来就不会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局，李世勣、长孙无忌又有什么可畏惧而迟疑不进的呢？苻坚如果不亲自率军进攻晋，就不会遭到大败，从而给鲜卑迅速叛变造成机会；窦建德如果不亲自率军援救雒阳，就不会被擒而与王世充一同败亡；完颜亮如果不亲自窥伺江南，就不会在采石受挫，也不会使国内另立君主而发动弑杀。拓跋焘的威势，折损于盱眙；石重贵本人，被契丹擒获。区区盗贼、夷狄的君主，尚且因轻率行动而招致危亡，何况天下的纲维系于一人，却轻率地向小夷试探呢？即使怯懦而无所成就，世、无忌也还算是采取了老成持重的谋略。否则，土木之变造成的灾祸、天下纲维的倾覆，后悔又哪里还来得及呢？王钦若以“孤注”来诋毁寇准，钦若固然奸邪，寇准也算幸运了；鼓动一往无前的士气，把天子渡河说成寇准的壮伟谋略，几乎没有不误导后世的。春秋记载鲁隐公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隐讳他的失败来讥刺他；自射伤周王的肩膀以后，王室便再也不能复兴了，这是桓王自己造成的。所以说，天子可以讨伐，但不应亲自出征。〖二四〗 刘洎被杀，有人说是褚遂良进谗造成的，这本来就是许敬宗的污蔑，当然如此。可是，假使褚遂良果真把刘洎的话向太宗说明，难道也不可以吗？太宗征讨高丽，留守西京的人是房玄龄；奉命在定州辅佐太子的人是高士廉、张行成、高季辅、马周，而刘洎以新进之臣的身份参与其中，并不是本来就被作为宗臣，承担伊尹、周公那样独任大事的责任。战争凶险，太宗年事已高，国家安危尚未确定；太子柔弱，本来就有权势和恩威下移的防范。刘洎在接受任命的当天，便傲慢爽直、毫无顾忌地说大话：“大臣有罪，我谨立即将他诛杀。”那么，假如不幸太宗没有回来，继位的君主正在服丧，房玄龄的头颈就将悬在刘洎的刀刃之下，更何况高士廉以下的人呢？更何况其他从未受命的人呢？臣下如果想擅自掌权、改变国家政局，就必定要树立威势来胁迫众人，子罕夺取宋公的权柄，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曹爽，王敦杀周顗、戴渊，都是没有奉承皇命，却仍然像择取食物一样任意吞噬；何况刘洎已经在皇帝面前预先说过这番话，挟持着皇帝已经答应的旨意，他还有什么顾忌来收敛自己专擅杀人的行为呢？魏王李泰还没有死，吴王李恪又是众望所归的人，刘洎掌握生杀大权，用来诛杀异己，欺凌太子的柔弱，只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肆意行事，还有什么事情是求不到的？既然如此，伊尹、霍光的事情，即使刘洎不说，或许也必然有他的用意；况且又怎么知道刘洎只是狂妄悖逆，并没有真的说过这话呢？有人说：“刘洎回答‘我谨立即将他诛杀’，只是刚强而愚直罢了，并不是怀有不轨的意图。”回答说：人们所厌恶的强臣，只在于他的狠戾。愚直的人，正是狠戾之人的一类。他心中既然毫无顾忌，就会毫无顾忌地把话说出口，最终也会毫无顾忌地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司马师、高澄、朱温、李茂贞，正因为说话毫无顾忌，便足以震慑人心，天下人甚至惊叹说：这是英雄毫不掩饰自己的表现。当他说出‘我谨立即将他诛杀’时，眼中没有天子，心中没有大臣；即使过了百代以后，人们仍然无法测知他的威势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难道还可以留下他，把他交给柔弱的幼主吗？假使褚遂良果真劝太宗杀刘洎，也同样是忠臣尽职。有人说：“唐朝正处于兴盛发展的形势，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都是开国元臣，可以匡正扶助王室；刘洎虽然狂妄，也没有能力作乱。”回答说：一个人之所以可以相信他不会妄动，只在于他言语谨慎、行动考虑周全。不能说的话却说了，也就会做不能做的事。朱泚以孤军无援的力量进逼德宗，苗傅、刘正彦处在张浚、韩世忠之间却废黜宋高宗，都是愚妄鲁莽而不顾祸福的人。即便说刘洎只是文官，兵权不归他掌握，范晔、王融也没有兵力可依靠，又有谁能保证刘洎没有别的企图呢？假使依法使他伏罪，并不是过分的计策，也不是滥用刑罚，这是很清楚的。〖一五〗 星占术数的推测，正是祸乱产生的根源。史书说，秘密记载中有这样的话：“唐朝三代以后，有女主武王，取代唐朝拥有天下。”是谁记录了这份秘密记载，它的来历已经无法考察。太白星的光芒，群星没有能比得上的；在南北运行时，离太阳近，光芒就被太阳掩夺；离太阳远，太阳就不能掩夺它的光。至于记载五纬星的出入，是历法家能够推算的；但南北方向上光芒的盛衰，历法记载简略，古今也没有可考的依据，即使有精通推步测算的人，也不过如此罢了。然而太史仍然坚持自己的曲说，说‘女主将昌盛’，与所谓的秘密记载相符合。太宗不能用道理驳倒它，反而横杀李君羡来应验这句话；李淳风又说‘上天所命定的事，人不能违背’，用这句话断定事情必然如此。武氏的篡夺，实际上就是被这些话教导出来的。

译凡是篡夺的祸乱，大多乘国家将要危亡之时发生；篡夺者先取得兵权，起兵建立功业来挽救乱局，但往往还会迟疑畏惧，不敢立即行动。或者有强干而机智的人，如荀攸、郗虑、刘穆之、傅亮、李振、敬翔这类人，帮助他们谋划逆谋；又豢养许多如虎狼般的将领和属下，作为爪牙，然后发动恶行，使人没有能力抵御。如今武氏不过是一个处在深宫中的淫妇，身边都是搽脂抹粉、猥琐淫媟的卑贱之士；武三思、武懿宗、武承嗣一类人，本来就是沉溺酒色的纨袴子弟，是连一个强项的县令也可以鞭打杀死的庸碌小人。可是，正当兴盛发展的社稷受到一阵淫乱风气的吹拂，天下人便归附于她；众人只能在枷锁、棍棒和酷刑的威逼下缩头噤声，没有人敢于抗拒。武氏凭什么能从臣民那里得到这种力量呢？天下人本来就说，这是前代圣人的秘密记载所说的结果，是上天显现的征兆；像李淳风这样能够预知的人，已经说过‘上天所命定的事，人不能违背’。李淳风说：武氏将成为天下之王；武氏便说：我应当成为王。李淳风说：将杀尽唐朝的子孙；武氏便说：我应当杀尽他们。唉！动摇四海人心，倾覆正在兴盛的宗室社稷，使李氏宗族成排地伸颈受刀，李淳风一句话的毒害，真是滔天而无边无际了。太宗竟然昏暗到这种地步！如果他当时正确对待妖言，拘捕李淳风并把他诛杀，焚毁秘密记载，斥责太史的妄说，武氏哪里足以迷惑天下而完成篡夺呢？拥有天下却不诛杀、驱逐术士，不认真安排历法以告知百姓农时，不安定民心，就必然会把无穷无尽的祸乱招来。人有出生就必然有死亡，国家有兴盛就必然有灭亡，即使相隔百世也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何必采用这些喋喋不休的说法呢？〖一六〗 把利益当作恩惠的人，见到利益就没有什么不肯做的。所以，儿子能够孝顺，必定是因为他不把父母的田地房屋看作恩惠；臣子能够忠诚，必定是因为他不把君主的爵位俸禄看作恩惠；朋友能够守信，必定是因为他不把朋友的车马皮衣看作恩惠。怀着谋利之心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信守朋友，一旦利益耗尽，便像飞驰一样离去；利益在别人那里，就会抛弃君主和父母，背弃承诺，转眼之间便如此了，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慈爱的父亲不靠利益来豢养儿子，英明的君主不靠利益来诱使臣下，守贞守正的士人不靠利益来结交朋友。太宗把李世勣调任为叠州都督，并告诫高宗说：“你对他没有恩惠，等我死后，你任用他为仆射，用亲近信任来对待他。”这已经清楚地说明太宗知道李世勣只把利益当作归依；在一给予、一剥夺之间，用对比来造成恩怨，也清楚地显现出他是个无赖小人。可是把这样的人托付给软弱的继承君主，不也是愚蠢吗？长孙无忌有功勋和外戚关系，可以依靠；褚遂良忠贞，可以托付；李世勣又能做什么呢？高祖没有看清这一点，却答应把他当作纯粹的忠臣；太宗不能决断，却把国政托付给他。利益在高宗一边，他就为高宗所用；利益在武氏一边，他就为武氏所用。李世勣只看利益所在，把利益当作自己的归宿，而用利益来笼络他的办法，早已被李世勣看透，因此更加贪恋利益。只因“家事”一句话，社稷便倾覆于武氏之手，这是必然的。如果说李世勣才智有余，那么任用他镇守边疆也就够了；把他禁锢在叠州，唐朝怎么会因此而发生祸乱呢？

译卷二十一 ◎高宗 〖一〗 房遗爱狂妄愚蠢，和妻子谋反而自取灭亡；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却一起被杀，李道宗也因受牵连被流放而死。唉！李元景年长而有功，李恪是皇帝最亲近的宗室而且贤能，李道宗与皇帝同姓又是开国元勋。假使他们还活着，武氏尚且不能凭一个妇人之身控制唐朝的命运。长孙无忌坚决主张诛杀他们，固然不是挟持私怨来争夺权力，大概也是为了保护高宗、使他安稳地坐在皇位上罢了。然而只保护高宗，却不顾唐朝的宗室社稷，就是偏袒高宗的生母武氏，这是长孙无忌的罪过。追究他从哪里开始犯错，难道不是太宗自己造成的吗？李承乾被废，魏王李泰被贬黜，太宗既然知道李恪可以守住国家，就应当像光武帝立明帝那样，自己在内心作出决定，不应当和长孙无忌商议。如果认为高宗是嫡子，名分不可混乱，那么也应当自己在内心作出决定，更不应当和长孙无忌商议。若是疑惑而不能决定，朝廷上自有可以参与商议大事的臣子，如唐德宗对于李泌、宋仁宗对于韩琦，可以借助他们的见识来形成决断。唯独长孙无忌，是高宗的亲舅舅，难道可以和他讨论高宗与李恪的废立吗？太宗却告诉长孙无忌说：‘雉奴软弱，李恪英明果断，很像我，我想立他为太子。’事情最终没有成功，长孙无忌从早到晚思虑如何疑忌李恪、嫉恨李恪、畏惧李恪，因担心李恪怨恨自己而想彻底断绝他的性命，这些念头始终没有忘掉。唐朝没有能够辅佐皇帝的亲贤之臣，而太宗凭借自己先后已经逝去的威望，也不能抵挡后宫亲宠的力量，最终必然灭亡，这些都是他糊里糊涂而不加顾虑的结果。太宗一句话的错误，在不该询问的人那里询问，既不能保全自己所爱的儿子，也不能使宗庙传续长久。《易经》说：‘君主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臣下。’哪里只是君臣之间如此，父亲不严守秘密，也会失去自己的儿子。长孙无忌倚仗外戚身份，谋求牢固掌权，太宗却没有察觉，反而对长孙无忌说：‘您是因为李恪不是自己的外甥吗？’ 太宗越是揭露长孙无忌隐藏的心思，长孙无忌的意图就越加狠毒。房玄龄、褚遂良赞成立高宗，是合乎道义的正当选择；太宗对于立李恪有所疑虑，是权宜的权衡；长孙无忌坚决请求立高宗，则是出于私情。挟带私情而最终发展到杀戮，长孙无忌的罪恶已经成熟，而太宗没有明显看出并及早防范，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有人说：褚遂良接受遗命辅佐国政，却不能阻止长孙无忌的奸谋，而且李道宗被流放，实际上褚遂良也参与了谋划，难道他也是挟带私怨来剪除宗室子弟吗？房遗爱已经探知长孙无忌的意图，诬陷李恪来求得自我免罪；话既然已经说出，又好像有证据，褚遂良很难使自己完全不受牵连。李恪临死时只骂长孙无忌而没有牵连褚遂良，那么说褚遂良陷害李道宗，也是许敬宗的诬陷，史书难道没有可以用来纠正它的记载吗？〖二〗 刘文成公曾说自己“憎恶邪恶过于严厉，不适合做宰相”。宰相，是贤人和不肖之人都要取法、掌握国家治乱关键的人；如果喜好善行不坚定，憎恶邪恶不严厉，怎么可以呢？刘公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推究他的话来思考，“过于严厉”并不是说不能姑且放纵恶人，而是说虽然憎恶恶人，却没有等到他的罪行应受的惩罚，甚至还没有等到他的罪恶完全显露，就急忙揭发他。喜怒显现在脸色上，发作在言语中，毫不隐藏，让对方早早知道自己不能被容忍；只求斥责一时痛快，却不考虑对方因而奋起反抗、向旁处蔓延。这样来帮助君主掌握赏罚大权，而君主的意志又没有确定，必然会造成反激，产生大乱。赵高邑任总宪时，想要查办崔呈秀的贪污，但考核查究还不迅速，愤怒怨恨却先显露出来，于是使投靠权势的宦官借机杀害善类。古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由此才知道，刘公对自己的性情认识清楚，对时机的判断也确实审慎。长孙无忌憎恶李义府，本来是正确的；既然已经仔细察知他的凶险，就不应轻易向他显露意图，使他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可是长孙无忌没有等到李义府的罪行完全显露、无处逃脱，就急忙想把他贬到蜀地边远地区；又不能迅速揭发并立即执行，反而给了李义府辗转谋求侥幸的机会。于是李义府的奸谋因受到逼迫而寻求伸展，采用王德俭的计谋，请求立武氏为后；他一旦被越级提拔到宰相地位，长孙无忌便只能坐等困窘。这样看来，做宰相的大臣如果不能平心静气地审查法律，依据法律作出决断，只是怀着憎恶邪恶的心，大声疾呼、红着脸挥动衣袖，和小人争论邪正，足以自取祸患并给国家带来灾祸。喜好、憎恶、赏赐、惩罚，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掌握这些只在一念之间，哪里是容易的事呢？韩魏公处置任守忠时，气势并不逼迫人，之后作出的决断却毫不疑惑；把事情从容地藏在心中，顷刻之间作出决定，所以任守忠不能被激怒而发作反咬。申屠嘉第一次在邓通的问题上失误，第二次在晁错的问题上又失误，都是因为憎恶邪恶过甚而没有持重决断的缘故，一旦把情绪发泄出来，便容易陷入困境。刘公这句话，确实可以作为万世大臣的内心准则。〖三〗 极其软弱的君主，必定会有暴怒；极其昏暗的君主，也必定会有偶尔的明察。一个软弱而昏暗的君主，如果没有偶然显现的明察、没有持久不变的愤怒，那么巨奸还不能测知他的最终态度，也不敢欺凌他来放纵自己；可是他的明察刚刚开启就可以被蒙蔽，愤怒突然发动又立即转移，这样一来，奸人的伎俩便全部暴露，就可以逼迫、驾驭君主而再无顾忌，君子想要辅佐他有所作为，就困难了。不过也有办法：如果知道他的明察不够审慎、愤怒容易转移，就预先防备他的明察和威势不能持续，趁着空隙寻找机会，慢慢加以培养，使它们积累深厚后舒缓地发挥出来，或许还可以有所成就。即使不能成功，在我这一方面也还留有余地，可以等待日后改变计划；在对方那一方面，也没有增长威势、形成不可拔除的势力。所以，只有谨慎稳重地掌握权力的人，才能侍奉昏暗的君主、治理混乱的朝廷，消除其中的险阻；这样的大臣才是难以得到的。

译高宗因为厌胜祈祷的事情而对武氏发怒，想要废掉她；假使当时果真废掉她，那是社稷的福分。虽然如此，废黜皇后是大事，哪里有突然发怒、突然说出、又立即突然废黜的道理呢？如果既能突然说要废黜，就能突然废黜，那么这个人即使不被废掉，也没有能力危害国家、祸害家庭。像武氏这样强悍狡猾的人，难道可以凭偶然产生的愤怒在片刻之间贬黜吗？懦夫的懦弱，就在于愤怒偶然发作，便气势汹汹，不能等待片刻；这好比暴雨灌满沟渠，便驾船在其中漂行，还以为可以直达江海。上官仪没有审慎考虑，实在太愚蠢了！假使他在这件事上持重处理，逐步设法引导，从容地对皇帝说：‘皇后不适合做天下人的母亲，我们本来已经知道，只是不敢说出来；如今幸好陛下自己知道了，但此事本来就不能轻率处理。姑且宽容她，以观察她的骄横；逐渐疏远她，以观察她的怨恨；在心中斟酌之后，再正式告诉群臣，悔恨先前的过错，然后端正祖宗之家法，与天下共同废黜她。我还可以把陛下的心意传达给那些忠于公义、以国家为重的大臣，使他们都公开发表意见，向天下彰明公论。现在不能用一纸诏书来满足一时的愤怒。’这样，高宗的意志就可以逐渐坚定，武氏的罪恶可以逐渐被察知并显露，忠直之言可以被引导而采纳，佞幸的党羽可以逐步瓦解；懦夫那种容易消散的愤怒，因为无处发泄而积蓄在心中，武氏的哭泣也无从施展，危机自然就会受到阻隔。即使最终废掉武氏，社稷因此安宁；即使最终没有废掉她，又何至于反过来激起她的搏击噬咬，使她劫持群臣，让群臣像风吹草倒一样屈服呢？上官仪没有想到这一层，是见识不足、操守不坚定，急躁草率而希望在一天之内成功，结果自身丧命、国家受祸，他想推辞这个罪责也不可能了。虽然如此，评论者说：“那个昏暗的君主什么也不知道，不能同他谈论；上官仪因为没有智慧而丧命，和京房一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身为大臣，肩负宗庙社稷的责任；如果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不过是卑鄙小人罢了。上官仪是忠诚而愚直的人，不能苛刻地要求他。” 〖四〗 张公艺把“百忍”二字献给高宗，评论者说这与高宗的过失没有关系，反而增加了他的柔弱怯懦。他们又哪里知道“忍”作为一种原则的意义呢？

译《尚书》说：“一定要有所忍耐，才能获得成功。” 忍耐，是发挥极其刚强力量的方式，是用来使自己强盛并维系天下的。忍耐可以观察事物情势的变化，忍耐可以挫败奸邪的机谋，忍耐可以维持刑罚和赏赐的公正，忍耐可以积蓄德行和威势的稳固。高宗突然发怒，听信宦官的话，立即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书废掉武氏；这正是因为没有人从中激发他，他被激发后又没有估量形势便愤怒发作，先前不能忍耐，所以后来也不能持久，最终被悍妇胁迫，原因就在这里。能够忍耐的人，难道是把自己羞恶是非的心束缚起来，使它不能发挥作用吗？不是任凭耳朵听到什么就立即行动，而是让自己的内心承担并控制它罢了。任凭耳朵听到诽谤控诉便让内心随之激动的人，就像急水冲击礁石、沸腾的油脂滴入水中；诽谤刚刚传来，便面红耳热，仿佛天地之大也无处容身。这正是聪明强悍的妇人和奸人用来控制君主命运的手段。所以，王后夫妻之间的恩情、太子贤和太子忠、毛里的宠爱、长孙无忌与高宗之间的渭阳之情，一听到谗言就产生怀疑，死亡很快便接踵而至；一经激怒就不能容忍，日后后悔也不能自我改正。耳朵不能忍受，也就是内心不能忍受；高宗断绝自己的天良，罪过难道在于忍耐吗？公艺能够忍让，从而保全九世同居的宗族，只是因为他听到那些话并不相信，而是用自己的内心加以制约；威严已经在其中发挥作用了。否则，子孙和仆妾在背后交相憎恨、议论纷纷，天天把足以激怒人的话灌满耳朵，即使只有一尺布、一斗粟，也可以拿起刀戈来相残于骨肉之间，又怎么能够整饬九世，使他们和睦如一呢？〖五〗 处在重要地位的地方驾驭较轻要的地方，先治理内部而后治理外部，这是三代的法则。诸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势力几乎可以与天子抗衡，所以京畿以内的选任，比五服之内其他地区更优先。天子能够得到贤才来治理内地，于是没有人敢不端正，这是端正根本的办法。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把四海都看作一家，哪里还在乎远近呢？京畿以内以及腹地崇尚文教的郡县，距离朝廷很近，官员贤能还是不贤能，容易上报朝廷；而且那里的人接近天子的恩泽，对法令也更加畏惧，名教兴盛，风俗高雅。即使由中等才干的人治理，也足以收敛他们放纵的志向，使他们安守常规。至于荒远而杂居夷人的地方，那里的百姓习惯于顽劣、鄙陋、粗犷暴戾，诗书礼乐的教化不是他们所能理解的；那里的官吏欺骗他们愚昧无知而加以搜刮，百姓本来就不知道有天子，只知道有地方长官，于是贪婪暴虐的官吏便任意妄为，清正的舆论也传达不到。这样，百姓和夷人积累的怨恨一经激发，便会揭竿而起，冒死反抗，祸乱蔓延到天下。若是这样，却轻视边远地区长官的选任，只就近补任调派，凑足员额；贤能的得不到提升，邪恶的也不降罪，任凭他们贪婪索取、放纵妄为，直到日暮途穷、走向反逆，接连发生离叛，战争不能止息，那么即使内政修明，又怎么能够从远处控制他们呢？从前平定天下的人，砍除荆棘，平定溪峒，用威势使他们服从，同时以恩德安抚他们，设置郡县，借此用中原的教化改变夷俗，推行风俗教化，力量极为勤劳，心意极为深厚。如今却把这些地方割弃不管，交给卑劣粗鄙、凶暴横行的官吏，使他们把那里驱逼到混乱之中，天下之大，唯独成为这种蠹虫贼害盘踞的区域，这也足以令人长久叹息了！所以，与其重视内地，不如重视外地。内地即使不能特别重视，也一定不能轻视；外地如果不加重视，就会永远被轻视。唐初桂、广等府，官员的注拟任用完全听凭都督决定，朝廷不过问，这是治理上的大弊病。边远地区稍微熟悉文法的人，留在当地，知道其中的便利，便贪恋职位，不羡慕调入内地；中州那些喜好名声、谋求进取的人，又厌恶那里鄙陋，担心在那里任职便断绝进入清显职位的希望，于是鄙视它而不屑前往。仪凤元年，才开始派五品以上官员与御史一起到边州注拟，希望能够选得合适的人；但这些职位仍未列入吏部的选任范围。后世归吏部统辖，听凭朝廷任命，就更加接近合理了。然而仍把县级缺额用来安置较差的候选人，而且就地授予当地人；即使有人有清廉的声誉，也不能列入内地升擢的行列。于是官吏苟且偷安而不受警戒，夷人怨恨也无法平息，百姓困苦不能恢复，等到他们叛乱以后，才兴兵去斩杀他们，也太惨了啊！千年来积累的弊病，即使有明君、贤臣也不能革除，怎能不令人悲痛呢！八闽、东粤，从前也是荒僻鄙陋的地区。重视守令的选任，派贤能的人前去治理，如今已经变成文教兴盛的地区；为什么唯独邕、桂、滇、黔、阶、文、邛、雅不能使它们成为善地呢？不必劳师动兵就能使远方服从，不使中原百姓劳苦就能改变夷俗，有什么可嫌弃的，为什么不去做呢？士人厌恶轻视这些地方的私心，借重内轻外的说法来掩饰自己；明主不会顺从这种私心，那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六〗 赈济饥荒而派遣使者，会使百姓有迎接等候的劳苦，像刘思立所说的那样，但事情并不完全如此；如果派去的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不会劳苦。假如派遣使者并不可行，饥荒又不只发生在一个县，百姓的生死命运悬于早晚之间，施救不迅速，就不能及时普遍救济，而饥饿的人已经死了；施救迅速，那么使者刚到任便立即发放金钱粮食，只有靠近城郭的人能够超过定额得到沾润，远郊的人却赶不到。而且府吏、史吏和里胥会结党，把没有户籍的游民召来；他们并没有挨饿，却冒充灾民领取赈济。大臣奉命出使，身份尊贵，不与百姓亲近，怎么能知道谁是真正的疾苦之民，又怎么能把有限的金钱粮食专门用来使饿殍复生呢？这只是徒然耗费国家财力，却不能救济百姓的大患。而且还不只是这些。饥民是不能聚集的。用一升一斗、分厘铢两的微薄粮食诱导他们，使他们聚集到城邑等待使者；朴实愚拙的百姓，力量衰弱，又要顾念妻子儿女，即使饿死也不愿离开家乡等待命令；那些强悍轻佻、性情浮躁的人，却像跋扈的鱼一样，听到水声就鼓动鳃鳍，放弃采橡实、梠实和捕捉禽鱼这些能够求生的办法，而希望现成的口粮自己送到嘴边，本来就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得到终年的饱食。人们奔向城郭寻找使者，聚集而不散去，丧失职业，彼此喧扰，抢掠、增加索取之事兴起，最终造成大规模的动荡，这是必然的。问题只在于担心没有贤能的官吏罢了。有贤能官吏，就应当在当地办事，了解当地所有百姓，巡视乡野，召集绅士和老人，周遍查明各家有无和数量，随即把救济物资发给他们，早晨发放，晚上归来；仍然不妨碍他们经营桑麻、耕种田地、进山采集、入泽捕鱼等原本的生计。这样恩惠全都落到实处，百姓能够安居；用仁德安定百姓、平息乱事的办法，两方面都能得到而没有忧患。所以救荒的办法，首先应当免除租税、停止诉讼刑狱、禁止抢掠、疏通运输；打开仓廪赈济，是不得已的办法。如果两方面都想实行，就不如命令使者巡行各地，考察官吏是否廉洁能干，这才是最急迫的。守令是代替天子养育百姓的人；百姓将要流亡，不任用他们又任用谁呢？应授予慈爱廉洁的人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迅速驱逐贪婪昏庸、傲慢懒惰的官吏；这样天子不必劳神，百姓就能苏醒复生，除此之外没有办法了。〖七〗

译李世勣是一个安忍无亲的人：把父亲置于窦建德的刀刃之下而不顾惜；强迫女婿杜怀恭随军征讨高丽，又想杀掉他以树立法令的威严；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弟弟，任凭弟弟发怒便鞭打杀死他们。可是他的姐姐生病时，他却为她煮粥，甚至烧焦了胡须，还说：“姐姐老了，我李勣也老了，即使想替姐姐煮粥，又怎么还能做得到呢？”这番蔼然出于天性的言语，读到的人仍然足以流泪。由此说来，世勣上面陷害父亲走向死亡，下面又想杀死儿子和女婿，并不是他的内心果真已经断绝了天理人伦。天下那些轻率而缺少谋略的人，躁动行事而忘掉自己安定的天性；然而对于不能容忍自己不去施行的慈爱，他们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一旦表现出来，就没有什么能够遮掩、阻遏，使其感情得以实现。只有那些沉着凶猛而果断的人，如果不能自行摆脱功名利禄的沉溺，就会把得失全系于一心，期望必定达到目的；心里才刚刚忧戚，眼睛已经发怒，眼泪还没有收住，兵器已经拿在手里，像枭獍那样的雄心再也不能收敛。他本来还自夸是当世的豪雄，难道真是这样吗？其实不过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鄙夫罢了。刚强时就不顾惜君主和亲人，柔弱时就完全抛弃廉耻；明明知道，却一定强忍着不去做，即使圣人也拿他没有办法。有时他好像忠贞，有时又好像孝友；不只是表面相似，而是在利害与自己无关时，他也没有什么吝惜的，便会施展自己的真情。世勣对于单雄信，割下自己的肉来救他也可以；为了姐姐烧焦胡须，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当利益无可追求、祸害又无可逃避时，他为什么不直接通达自己恻隐的内心，把它发为仁者的言语呢？他登记甲兵和户口，上报给李密并让李密献上，是因为知道高祖不会把这件事算作自己的罪过；太宗问起李建成、李元吉的事情，他却不回答，事情究竟如何尚不可知，姑且先作两种试探，也是因为知道太宗不会把此事视为对自己的嫌隙；年纪越老，智术越狡猾，高宗问群臣为什么不进谏，他却回答说：“所做的事情全都完善，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这是因为知道高宗不会把自己视为佞臣。于是他结党于李义府、许敬宗，赞成拥立武氏；别人自己毁掉社稷，而他自己保全爵禄。他内心并非没有鲜明发动的恻隐、羞恶和是非之心，却用强力压制它来保护自己的私利；一个能够安忍的人，自己尚且忍心压制内心，对别人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的呢？所以，一时产生的仁心是不足以凭恃的，正是因为厌恶他偶然有一念仁心，却又强行违背压制它。他还会说：‘难道我不知道忠孝吗？’到了这种地步，就不得不把忠孝置之于心外了。做鄙夫，做盗贼，做篡位弑君的大逆之人，都不过是由此而来。〖八〗 魏玄同上书说想要恢复周、汉的法制，主张内则从三公、省、寺，外则从府、州，各自征召属官，而不把选任官员的权力专门交给吏部。他的言辞很有条理，实际上却不可实行。一个朝代的治理，各自依据自己的时代，建立一代的制度规模，彼此辅助而形成治理，所以三王相互沿袭，虽然略有损益，大体却都相同。从来没有因为羡慕古人的某一件正确做法，便单独举出这一件，把古制杂糅在当今制度之中，就足以形成完整制度的。王安石正是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偏偏采用《周礼》的一节，杂糅在宋代法制之中，结果天下大乱。周代之所以让诸侯、大夫各自任命自己的臣属，是因为封建制度沿袭已久，百姓淳朴而听从世族，不可能突然合并权力而归于天子。所以以孔子那样的圣人，天子也不能登用；像冉求、子路那样的贤才，鲁、卫的国君也不能把国家托付给他们，三代末流的弊病也就在这里。汉代制度是：三公、州郡各自征召掾属，按时举荐孝廉，贡给朝廷；征召属吏完全听凭长官，朝廷不设置冢宰。这大概是因为距离三代还不远，人们仍然习惯于旧制，而刺史、太守在所管辖的地区施行法令，刑罚、诛杀、军队、农业、赋税、徭役和祭祀等事务都可以专断，所以势必不能再设置统属官吏来牵制他们。汉代这样治理时，施加于三公、州郡的刑赏，法令严明，诬上行私的人不敢放肆；等到局势混乱，三公、州郡任用非其人，又根据个人爱憎来黜退或升迁属吏，于是背弃公义、效死党羽的习气形成，百姓的利益和疾苦不能上达，诛杀横行，百姓都怨恨激愤，盗贼蜂拥而起，法制于是败坏而必然要变革，不可能再恢复旧制了。汉代的属吏把自己的长官看得像君主一样，遇到危难便替他死，死后还替他服丧；各自讨好自己的主人，却不知道有天子。这样一来，假使公敛处父的据守没有失败，祝耼射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他们都可以自称忠臣而毫无顾忌；大伦不明，倒行逆施，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而且他们向天子贡举人才，完全取决于长官借此博取恩宠，天子无法知道谁贤能、谁奸邪，也没有经过考核的成法来衡量他们愚昧还是聪明。三公征召属吏，也只是从州郡采取名誉，于是虚假的声誉日益张扬，任意褒贬之言随口而出，所以处士的权力日益加重，朋党兴起，最终造成大乱。因此曹孟德惩治这种弊病，把选任的权力总归于吏部，这是穷则必变的一个重大契机；既然已经改变了，就没有理由再让它走到穷困的地步。法制没有绝对无所不能的，也没有绝对没有作用的。先王不倚仗法制本身，而倚仗了解人、安定百姓的精深用心。至于法制，则随着时代变化，同礼乐、刑政等制度参酌，使四海均平、万民整齐、百事贯通，以一项制度形成纯一整体，同时彼此裁制。举用百项而废掉其中一项，百项都会受病；废掉百项而只举用其中一项，这一项难道能够实行吗？浮泛地羡慕前人的一点所得，把它夹杂揉合进当时的政务之中，却自夸是在复古，这是多么闭塞啊！魏、晋以来，三公、牧守不能掌握生杀、兵农等权力，教化也不专由自己负责，而士人凭借自己的学业来求得天子的知遇；于是又要等待省、寺、府、州众多官吏的征召，取舍决定产生于恩怨，奔走竞争盛行于私门。在这里得不到，就到那里自我推荐；廉耻丧失，朋党形成，国家便不可能有一天安宁。唐代发生动乱时，藩镇各自树立私人作为爪牙，有的还让他们入朝充当内应，于是敬翔、李振兴起而使唐朝灭亡。其他如罗隐、杜荀鹤、韦庄、孙光宪之流，也都向四方效命，而不为唐朝所用；天下分崩瓦解，社稷因此倾覆，这也是后来事实的明证。吏部要凭一个机构周遍了解士人贤能与否，确实不能完全像魏玄同所担心的那样做到。然而士人能够参加选举，在最初进身时，本来就已经有各种科目来考验他们了。君子不在早年就断绝一个人的前途，而士人的才能也会因历经事务而增长；贪婪还是廉洁，仁厚还是残暴，也会受到法令约束并在磨炼中改变，从而被劝导向善。至于那些破坏法令、扰乱纲纪、败坏政务、虐待百姓的人，本来就有执掌宪法的官员，拿着准绳来考察议论他们后来的表现。至于才具偏颇的士人，有人担心他们长处与短处各不相同，那么也可以根据具体事务从旁征求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禁止大臣荐举。这样看来，吏部总括选拔任用的制度，本来就是魏、晋以来人心和事务发展所趋向的结果，是实行了一千年也不可更改的制度。

译读古人的书，用来揣度当今的事务，取得其中精深的意义，那么就没有哪一种制度不能使用。在这里看见这一制度的长处，在那里看见那一制度的优点，只因为一件事的功效适合某个时代，或一句话流传下来，便偏执地据此断定：三代的兴盛、两汉的强盛就是依靠这个。把它固执地贯彻实行的是王安石，假借窃取它来实行的是王莽罢了。哪里能轻易从言语上说明呢？了解人才、安定百姓，是帝王的大法；了解他们，要求的是审慎；安定他们，要求的是适宜。用来了解和安定百姓的办法，不能把各种制度一股脑塞进时政的变迁之中，弄得王道不像王道，霸道不像霸道，却还想不发生混乱。庸医把表证、里证、温证、凉证混杂起来，一起拿给人服用，强壮的人病情加重，虚弱的人就会死亡，难道不可悲吗！中宗假称周武氏，附于内 〖一〗 中宗继承帝位两个月，失德的表现还不明显，武氏却与裴炎急忙将他废黜并幽禁起来。三叶全盛时期的天子，竟像从井灶之间随手拾取一件空器物一样，任凭他们安置；百官尸位素餐，噤声不敢说话。武氏凭什么能从天下取得这样的权力呢？国家必定有所凭恃才能建立，大臣就是国家所凭恃的人。大臣秉持正道，天子就不会倾覆；即使大臣心怀奸邪，也还要依靠天子来巩固自己，只因他们责任重大、声望崇高，彼此交情深厚、地位稳固，利害休戚相互依赖，感情不能不牢固。然而高宗在位时，情况完全不同。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相、侍中、同平章事，都是辅佐宰相、作为国家心腹的重要职位，却一会儿进用、一会儿罢退，占据这些职位的人共有四十三人；他们被提拔，不知道由何而来，被罢退，也不知道消失到哪里，没有一个人得到高宗坚定的信任并长期任用，大臣地位的卑贱，在这里达到极点。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高季辅、张行成，都是太宗任用来辅佐自己的大臣，却被贬死、罢黜、废弃，不能有一天安宁；能够保全禄位直到善终的，只有心怀奸邪的李勣罢了。除此之外，像韩瑗、来齐、杜正伦、刘仁轨、上官仪、刘祥道，所受的伤害相对没有那么严重，却也很快遭到斥责治罪；侥幸免祸的人，也只是借驻守边境来躲避灾祸。至于其他窃取职位、贪恋俸禄的宵小之徒，先不说李义府、许敬宗是举国都指责的人；即使是宇文节、柳奭、崔敦礼、辛茂将、许圉师、窦德玄、乐彦玮、孙处约、姜恪、阎立本、陆敦信、杨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张文瓘、赵仁本、郝处俊、来恒、薛元超、高智周、张大安、崔知温、王德真、郭待举、岑长倩、魏玄同这些人，也都没有足够的气节来守管仓库，才能也不足以治理小县；有的按资历升迁，有的凭一句话便得到任用，有的奔走歧途而以诡诈求得机会，彼此争相接踵，来赞助皇帝的事业。到了皇帝临终托付后事、托孤并把国家重任交给他们时，所用的却是裴炎、刘景先、郭正一这三个无赖之徒。唉！任用辅弼大臣竟然如此轻率，国家怎么可能不灭亡呢？高宗是柔弱懦怯的君主。柔弱的人容易与人相合，却难以与人分离；那么为什么与人相合容易，离弃他们也容易呢？只是因为猜疑罢了。猜疑，是自己内心迷惑自己，也是人情自行瓦解的原因。刚强而过分责备别人，就会产生猜疑；柔弱而没有根据地自信，也会产生猜疑；两者虽然志趣不同，结果却一样，都是招致败亡。刚强的人不以判断邪正为目的，却用来实行猜忌嫉妒；柔弱的人不以安定善类为目的，却听信谗言奉承。猜忌嫉妒从内心产生，谗言奉承从外部兴起，于是人人都可以被怀疑，人人又都不可以被信任；人人都可以被斥责，也都可以被诛杀。做大臣的，把黄阁看成传舍，对来去升降都漫不经心，把君主和亲人当作陌路，这不是很应该吗？孟子说：‘君王已经没有亲近的大臣了。’没有亲近的大臣，就不能把君王当作父母；裴炎只因一句话不合心意，中宗就像从裤裆里捉虱子一样把他废掉，又何必顾惜什么呢？宰相代替天子处理政务，是上天所授予、天下人所归附的职位；天下人尚且不知道他的姓名，叛臣也不屑于把他奉为决疑的蓍龟，宠妃和宵小之徒倚仗长久存在的权势，驱使那些忽然升迁、忽然退职的鄙夫，谈笑之间就能改变宗庙社稷，这都是过度猜疑必然造成的结果。审察祸乱的根源，就可以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二〗 要伸张天下的大义，如果出面执掌言论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反而会使大义坠落，从此大义就再也无法伸张。齐桓公不去责问楚国僭越称王，而是反省自己还不足以伸张大义，宁可暂且搁置，像是在等待时机。即使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等待的，楚国最终仍会惴惴不安，怀疑将有人责问它；天下人也会仰望着，几乎都像要责问它。因此，曹国、桧国的大夫还敢于秉持公论高声歌咏，而楚国最终不敢灭亡宗周、迁移九鼎。大义因此没有受到亵渎，也没有立即坠落。齐桓公是方伯，本来就是执掌言论、伸张大义的人，为什么反而不可以呢？然而他之所以不可以，是因为内心反省自己的真实情意，不过是想称雄诸侯、建立霸业，并不是真的忧恤宗周、想恢复宗周的事业。真实情意不对，就不是合适的人了；他自己一问便知道，天下人也都知道，乱臣贼子也全都知道。他的真实情意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他本人也不足以令人畏惧，却只是在天下人面前高喊：“我是为了伸张大义。”天下人不支持他，乱臣贼子也不怕他，他孤立无援地起兵，最终因失败而灭亡，于是乱臣贼子的气焰更加嚣张，天下的局势一旦被扑灭，就再也无法恢复。大义不是可以凭外在手段夺取的，必定要根源于人的内心；这一点真是严峻啊！李敬业起兵讨伐武氏，与他共同做事的骆宾王、杜求仁、魏思温，都因失去职位而怨恨不满，并不是真的因为中宗被废而产生了动员众人的忠诚之心。李敬业凭借功臣后裔的身份，世代承袭其奸心，窥伺可乘的间隙；朝廷权力不归于己，便怀着愤恨起兵。他看他夺取润州、进向金陵，是为了奠定称霸的根基、响应王气；这种不轨的心情，天地鬼神都明白地看见，不能欺骗，却只是在军前擂鼓，向天下宣称：“我是为了替霍子孟、桓君山作歌哭。”他内心怀有取代唐朝的私图，表面上却借用保存唐朝的名义。假如这样的行为可以取得大义，那么小人的巧诈，只要能够淋漓尽致地发表慷慨激昂的忠愤之言，就可以得到上天保佑、得到人们帮助；难道上天昏昧无知，人们都有耳朵却没有心吗？因此李敬业兵败身死。此后，四海之内兆民之众，没有一个人为唐朝宗社的沦亡而悲痛，都说：“大义无法伸张，乱贼无法讨伐。”上天要转移唐朝的国运，那又能怎么办呢！

译大义的坠落，是由于李敬业的那篇檄文；没有真实情感的文章，用巧言破坏大义；忠贞之人的眼泪，成了奸人的讥笑对象；日月昏暗，妖狐在书写、长啸，又有谁能够制止这一切呢？所以，李敬业的失败，反而成了武氏的资本；李敬业的起兵，以及骆宾王的檄文，正是他必然失败的征兆。忠臣孝子凭借无私的志向，伸张不得不伸张的大义，即使失败、即使被消灭，也不担心没有后来者继承自己而兴起；只要这种孤独而纯正的情怀存在，即使众多蒿草般的人物纠缠纷扰，经历百次失败、百次挫折，流血成河，尸骸堆积如莽，也不能夺走这种情怀。那些不得志的群小，借大义之名来求取私利，结果使大义在人心中断绝，真可悲啊！〖三〗 自从霍光实行非常之事以后，司马懿、桓温、谢晦、傅亮都借此来实现自己的私怨私图；裴炎赞成武氏废中宗、拥立豫王，也是沿用了这种旧有的智谋。否则，哪里会有继承帝位才两个月、过失尚未显露，只因一句妄言，做臣子的就仓促更换君主，把他像仆役一样任意调遣呢？裴炎没有估量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权势和奸诈比武氏低了不知多少，还以为豫王即位后，自己将建立震动世人的功劳。他的欲望是否只是想像霍氏那样乘机掌权，或像懿、温那样图谋篡夺，也都难以确知；但如果时机允许，他就会进一步窥伺帝位；即使时机尚未成熟，也足以压服天下，长久保有富贵。哪里料到自己一旦被武氏利用，豫王寄居宫中，而承嗣、三思已经抢在自己前面成为得利者呢？他请求把政权交还豫王，其中包含的懿、温之心，天下后世有眼有心的人都看得出来，难道武氏会察觉不到吗？家中没有一甔一石的储粮，看似清廉；请求把政权归还豫王，看似忠诚；跟随他的侄子裴仙先不惜死命为他申诉冤屈，看似仗义；凭借这些表面形象，却怀抱滔天的胆量，解下天子的玺绶，改授给另一个人，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形，比起王莽的恭谨节俭，实在没有什么更高明之处。况且武氏并不是元后，裴炎也不是武氏的姻亲，却妄生非分之想，这就像在白天抢金子，只看见金子而看不见人，他的愚蠢也太过分了。自从裴炎因奸谋没有成功，反而在都市被斩首以后，权奸的欺诈伎俩就穷尽了。后世那些辅佐新君、心怀奸谋的人，再没有谁敢借口伊尹、霍光而疯狂妄为。刘季述、苗傅、刘正彦，不过是让宦官和武夫骤然试行这种做法，随即便被诛灭，已经不足以震动天下了。裴炎被诛杀而死，难道是上天借武氏之手，为万世匡正纲常吗！〖四〗 将领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国家疆域就会分裂；将领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唐朝末世，外族的祸患还不算深，国家屡次被攻破，君主屡次逃奔，却没有灭亡；然而天下分裂，最终进入五代，这一切都是同一个原因。将领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于是设置监军。由宦官担任监军，是唐朝最大的弊害；起初由御史监军，比宦官担任要好一些，然而即使由御史监军，军队不败的也很少。既然任命将领统率军队，却又一定要派御史监督，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将领各自拥有军队，因骄横悖逆而僭越叛乱的暂且不论；即使不是这样，朝廷的意图和命令不能在战场上贯彻，将领便会养寇以保全自己的权势，畏缩不前而错失战机，拖延时日而耗费军资，这些情况必然会发生，并成为国家的大患。天子和大臣不能坐视自己受困，只好委派监军来决定执行皇上的意旨，所以说是不得不如此。然而这样一来，军队必然失败，从未有例外。监军如果与将领意见一致，那么设置监军还有什么用呢？这反而给将领提供了借口，使他说：“监军亲眼看见、内心了解，已经确信事情必然如此。”监军如果与将领意见不合，那么将领就不能自行审定进退，只能听从一个不熟悉军队、也不了解敌情的人。

译《传》中说过：“将领选对了人，却让刚愎不仁的人参与其中，就会失败。” 监军未必本来就是刚愎不仁的人，但御史凭借风纪声望，不畏惧高官，依据文书法令责求功效。责求功效的人必然勇于进取，因此刚强；掌持法令而无所畏惧，因此固执；身居朝廷要位，习惯于清闲安逸，又不与士卒共同体察甘苦，因此不仁。既然让他承担刚愎不仁的职责，即使是性情柔和的人，也会改变平日的操守，勉强采取决绝强硬的做法。而且，性情柔和的人本来就不愿接受监军的任命；愿意接受这种职务的，必定是喜欢争功、好强竞争，把轻率尝试当作能干的人。况且朝廷派人监军，一定有它特别属意的原因。天子有急于求成的心，宰相有分取功劳的意图，谋臣忧虑军粮运输困难，接近敌人的士绅希望迅速驱逐敌寇；将领即使没有养寇畏敌的心思，朝廷中也本来就怀疑他会进退不前。在这种考虑下，除非是年轻锐利、倚仗才智自负、傲慢轻视主帅的人，朝廷本来不会派他出征。没有敢于死战的决心，没有必胜的谋略，没有爱惜全军将士生死、以巩固国家根本的情怀，也没有军队覆没后将受到诛罚的制度来约束他；这样却希望不牵制将领而取得胜利，必定做不到。至于设置监军的缘由，归根到底只是因为将领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而天子和大臣不能坚定地信任他们。唐初府兵制度刚建立时，军政统一于天子；授予将领斧钺时，军队并不属于将领本人；整军出征时，士卒也不是将领私有的部众。因此即使有武氏的猜疑，也能够任用将领。并不是武氏有能力使将领不生二心；李孝逸、程务挺这些分镇一方而建立功效的主帅，即使武氏杀死他们、流放他们，他们也不敢抗拒命令。这样一来，也就没有设置监军的必要了。并不是武氏有能力驾驭将领，而是府兵制度确定、军政统一，君臣之间如臂使指的形势形成了。然而，府兵制度起初建立在战争之后，士兵本来就争相服役，所以将领可以没有属于自己的兵，只听从上级调遣。传了一代两代以后，府兵中该死的死去，该老的老去，按户籍征求士兵，却都衰弱而不能使用，形势必然改为招募，于是不得不把军队授予将领。因此监军重新设置，并由宦官担任，成了庸主和嫉妒之臣所不能不实行的乱政。把军队交给将领，却精心选择将领，谨慎掌握权力，使天子的明威能够施行到万里之外，而不借助新进、喜好争功的人去扰乱主帅的权力，这才叫作驾驭将领。只有西汉能够做到这一点，难道是武氏所能达到的吗？〖五〗 经历大难、谋求大功，顺应时势来成就事业，在国家已经濒临灭亡时保存社稷而没有因决裂造成伤害，评论者说：“不是能够委曲周旋、运用权术的人就不能成功。”其实并不是这样，不过是坚持大正之道，使自己处在不可动摇的位置罢了。用权术来控制事物，事物也会用权术来回应；君子本来就不如奸人险诈，因此君子会先遭失败。以正道立身，就站在不可动摇的地方，而天时人事自然会与他相应。所以所谓社稷之臣没有别的条件，只有正道而已。孔融不能折服曹操以保全汉朝，是因为他虽然慷慨英发，却有不少地方放荡超越准绳，曹操因此有机会反过来控制他。周顗、戴渊秘密谋划匡正君主，却死于王敦之手，几乎使晋朝灭亡，这也有他们自己的过错。因愤怒而有时流于激烈，因聪明而有时流于诡诈，这两种弊病相同；但聪明流于诡诈，失败尤其严重。即使有极其奸险、罪大恶极的人，杀人如草芥，气焰像草莽一样嚣张；但一遇到像山一样高峻、像岳一样屹立、守住关塞而不改变的人，他的气焰也会因此收敛，内心也会因此受挫。唉！这就是狄梁公令人无法企及的地方。有人说：“狄公之所以能够取得武氏的信任，使她只听从自己的意见，又能在武氏身边树立勇猛忠贞的大臣而不被武氏怀疑，这一定是因为他有深沉的逢迎之术，先取得武氏的欢心，然后让武氏为自己所用。”考察狄公一生的事迹，难道真是这样吗？高宗在位时，他刚任大理丞，高宗想杀掉盗伐昭陵柏树的人，狄公依据法律据理抗争，高宗多次发怒责罚，他始终不改变立场；到酷吏横行之时，他任宁州刺史，以宽厚仁慈取得百姓的拥护；后来又任豫州刺史，审理越王贞的案件，秘密上奏，保全了被判斩刑的六七百家，又免除了应当籍没的五千余口。这难道是一个曾经姑且顺从、随世俗变化来谋求勉强成功的人所能做的吗？其中最为光明显著、足以与日月争辉的事情，没有比安抚江南、焚烧淫祠一千七百余所更突出的了。这件事，似乎轻率任性的人也能做到，但实际上当然不能。鬼神，就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东西。一个人一往无前、强悍地兴师而起，气势虽然盛大，但内心惴惴不安的人好像会牵制他；昏昧的士民争相起来阻挠他。若不是心中服从道义、天下人共同信服其内心，就没有谁不会迟疑进退。因此说这件事光明显著，足以与日月争辉。由此思考，狄公只是把道义作为内心准则，把内心作为守持，坦荡然没有疑虑；他看待妖邪淫乱、凶狠残暴的武氏，也不过视为普通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值得忧虑或恐惧的。他请求恢复庐陵王的地位，又把张柬之等人安排到重要职位上，武氏清楚地看见了他的真实意图，却自然不能违背他，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没有不正当的言论、没有不正当的行为、没有不正当的志向罢了。有人说：“狄公如果只是特立独行、端正自守，不使用任何权术，那么为什么不洁身自好、不出仕，卓然自立而不受污染侮辱？如今却姑且侍奉武氏，然后再谋划除掉她，这难道也是权术，而不是正道吗？”第一，武氏没有最终篡位的道理，唐朝也没有必然灭亡的形势，只是天下人昏昧混乱，没有看清罢了。三思、承嗣这些无赖小人，在淫昏醉梦中结交市井中的亡命之徒，追逐声势、狂叫乱吠；庸人看他们，就像推车经过太行山的险处；大人君子看他们，却像一片芦苇就能渡过的浅水。只要秉持正道治理他们，本来就绰绰有余，为什么要放弃可以作为的时机，任由他们扰乱天下，等到南阳再起兵，才在渐台斩杀王莽，给中原留下流血的灾祸呢？天下没有正人，才会有妖乱；群狐聚集在山脚，足以迷惑人的视听，武氏也不过如此而已。只要按照我所遵循的规范奋力前行，就没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狄公也坦然这样做，又有什么权术可说呢？〖六〗

译夷狄践踏中原，并不是夷狄力量有余，也不一定是他们抱有必然获胜的信心，而是中原自己招来的。招来他们有两个原因：贪图他们的利益，贪图征服他们的功劳。贪图他们的财货贿赂，把他们前来朝贡、前来称臣当作美名，于是打开关隘迎接他们，使他们轻视中原、羡慕我们的富饶，从而产生偷盗抢掠的念头。所以周公拒绝越裳的贡物，说：“德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就不要接受它的贡物。”意思是，如果德行能够达到，就应当分出我们的利益来赏赐他们，使他们接受我们的供养，让他们的父老子弟乐于为我们效力而不忍背叛。否则，我们贪图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把利益当作诱饵，迷惑我国臣民的心志；一旦突然起兵，天下人还会因贪图利益而依赖他们，不愿同他们争战。而且，他们对我国的锦绮珍华垂涎，却不能如愿，积蓄的毒害已经很深，一旦发作就无法遏制。契丹、女直都开始以朝贡而来，最终却互相侵伐灭亡，这是一种必然。贪图荒僻不毛的土地，把开辟土地、使远方臣服当成功名，于是越过极险之地，穿过沙漠，攀登高山，砍除幽深的竹木，以求取得奇特的胜利；不幸失败，就跟在敌军后面深入；幸运获胜，接连不断地运送粮饷，船只车辆相接，砍树填路、铲平险阻，架桥渡水、踏冰通行，把道路修成平坦大道。贾谊说：“我能够前往，敌寇也能够前来。” 推论这句话，我能够前往，敌寇当然也能够前来，这是清楚的。所以光武帝关闭关隘，河、湟地区得以巩固。天地设置险阻来限制华夏与夷狄，人力无法通达，数百里路程就像隔了一个世界；眼睛受阻，心中灰冷，这正是使戎人的进犯之心自行收敛的原因。中原的形势，东面有大海，西面有高山；山的险阻，还不及大海的十分之一。然而胡元曾经泛舟出征倭国，把数万生灵丢在海岛上，又向倭人显示巨浪也是可以渡越的，于是倭人便乘势不断侵犯中原，到了嘉靖年间，东南的祸患达到旷古未有的程度。大海尚且如此，何况山麓坚实、可以行走，并且能够彼此接近、逐步前进的山地呢？铲平天然险阻，开启盗匪之徒横行的道路，这是第二个必然结果。两种做法造成的祸害相同，而都出于贪婪的君主和谄媚的臣子不知满足的心，不过是同一个原因罢了。吐蕃成为唐朝的祸患时，祸害只达到临洮，若集中力量抵御它，还比较容易。武氏想要调发梁、凤、巴、蜑等地的兵力，从雅州开辟道路去攻击吐蕃，陈子昂说：“扰乱边境的羌人，开通险要道路，使他们把逃亡的人收集起来作为向导来进攻蜀地，这就是借给敌人兵力，又替贼寇修路，等于把整个蜀地送给他们。”他的话说得伟大！事情虽然暂时停止了，但这个建议一经提出，边疆大臣便暗中采用它来求取功劳；严武、韦皋虽然取得小胜，最终却留下了大祸。明智而熟悉谋略的人，能够看见事情始末的全局，洞察祸福最初的征兆，这可以作为永久的鉴戒。然而后世的君臣仍然不能醒悟，天纲倾覆、地轴崩裂，向来都是有原因的。〖七〗 陈子昂凭借诗歌闻名于唐朝，但他不只是文士中的优秀人物；假使遇到明君，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那么让他与马周并驾齐驱、与姚崇相匹敌，任用为大臣是完全可以的。他关于开通道路进攻吐蕃的论述，本来就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而且在武氏杀害诸王、凶威正盛的时候，他请求抚慰宗室，使他们各自安定；触犯武氏的暴怒却毫不畏惧，又抑制酷吏滥杀的罪恶，要求为受害者申理；他说出了天下人不敢说的话，而贼臣凶党却不能加害于他。这其中本来有足以使他们心服、夺去他们魂魄的力量，难道他会冒昧行事、不加选择地把自己送到虎口吗？所以说，把他作为承担社稷重任的大臣，是完全可以的。再看武氏统治时期，人们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宗族，没有谁不是处境危险的；然而陈子昂与苏安恒、朱敬则、韦安石都敢于触犯群凶，秉持正论而不屈服。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虽然遭到贬谪流放，最终却没有和傅游艺、王庆之、侯思止、来俊臣等人一同受到公开诛杀。由此说来，武氏虽然怀有滔天罪恶，难道又何尝不能有人秉持正道来抑制她的妄为吗？可是高宗刚刚去世、中宗刚刚即位之时，全国的臣子都缩着脖子、藏着脑袋，乐于推尊武氏，使她废黜并夺取君位，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假使当时朝廷中有陈子昂等人林立，裴炎、傅游艺难道能够借助奸邪势力移动九鼎吗？人才的多寡，取决于君主的喜好和厌恶。没有人来振作人才的精神，他们的气势必然萎靡；没有人来匡正、扶持他们，他们的行为必然乖戾。然而武氏不过是一个嗜好杀戮的淫乱妇人，却能得到如此众多的人才；高宗承受贞观遗留下来的恩泽，又有永徽初年的治理，却使世俗风气随波倾倒，不能得到一个刚直敢言的人，这是为什么呢？该褒奖善人时不褒奖，也不任用；该憎恶恶人时不憎恶，也不罢黜；眼睛被堵塞而昏暗，耳朵被堵塞而聋聩。这样对生人的志气造成的挫折，比诛杀还要严重。人的内心有志向，受到奖赏就会受到鼓励，所以盛世朝廷中有许多正直之士；受到激励也会奋起，所以大乱之世仍有忠臣。废弃针石之术而只顾养痈，后来便形成了痿弱麻木的风俗；那么，高宗的柔弱昏暗，败坏人心、毒害天下，比武氏的淫乱暴虐更加严重，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灭亡唐朝的是文宗，灭亡宋朝的是理宗。唐朝能够在开元年间复兴，难道还不是依靠太宗没有斩断的恩泽吗？否则，怎么能够承受高宗三十余年昏暗阴沉的邪气呢？〖八〗 在殿廷考试贡士，是从武氏开始的。已经在南宫考试过，又在殿廷考试；把选拔士人的权力交给大臣，却不以诚意相托，而是通过临轩亲自判定等第，始终没有见到殿廷选得的人优于南宫，白白借此向士人市恩，却离间了大臣的心。因此到了宋代，富郑公想请求废除这种做法，他的说法是对的。虽然如此，也不能说贡士之策不同于汉武帝策问贤良。贡士的取舍，关系到人才进退的大原则；开始时轻率对待，后来就无法再郑重对待。天子以承当天职的身份求取上天所生的人才并加以进用，如果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办理，自己不亲临主持，就是轻慢人才而亵渎上天。这样做的弊端，是士人更加被轻视，贡举也更加泛滥，这又怎么可以呢？如果有一种办法：把考试事务交给南宫办理，将录取者的文章密封后献给皇上，由皇上与大臣共同阅览，确定等第；这样或许既不疑忌、不亵慢，又能取得选拔贤能的适当办法。可惜富公的说法没有涉及这一点。

译应科举而来的士人贤愚混杂，人数又多，所以把初步甄别交给有关部门，以淘汰那些学业不正、见识不通却冒昧应试的人；而由天子亲自确定等第，则是为了崇尚文章、重视爵禄、敬重上天所授的秩序、奖励人才，并表示不敢轻慢。这也是容易理解、容易实行的办法。然而自武氏以来，直到一千多年以后，议论选举的人在公车署前说了很多话，谋划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说明后世君主的心思，同武氏并没有多大不同。武氏以妇人身份窃取天下，唯恐士人的心不归附自己，于是夺取有关部门的权力，向士人出售私人的恩惠，使他们感激自己而忘记君父；这本来就是心怀奸诈、负有罪恶者的常态。后世君主承受天命，继承先王遗业，作为君主、作为师长，并不需要用私恩来笼络人心，却还同大臣争着延揽人才，以网罗天下人，反而使亲信大臣彼此猜疑、互相推诿，这不是荒谬吗？天子如果想把贡士收为私人，举荐者和门生彼此怀有私心、互相交易，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朋党就是因此兴起的，而以人事奉君主的道义也由此衰败了。九 王莽以后，集合天下士人百姓歌颂功德、劝成篡夺之事的，又一次出现在武氏时期。傅游艺一被授予显要官职，就上表请求把唐改为周，响应者达到六万人；即使功劳像汉高祖、唐太宗，德行像商汤、周武王，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孟子说：“得到丘民的拥护，就能成为天子。”三代余风尚存的时候，教化还在，人心还淳朴，难道是正道不被扭曲的时代吗？如果到了后世，教化衰败、品行浅薄，私利乘机掌权，没有什么士人不能用爵位诱惑，没有什么百姓不能用利益诱骗，那么丘民的拥护又哪里值得依靠呢？盗贼可以做君主，就拥立他为君主；妇人可以做君主，就拥立她为君主；夷狄可以做君主，就拥立夷狄为君主。孔子说：“天下有道时，平民不会议论政事。”后世平民的议论，正是大乱的归宿。早晨给他们食物，他们早晨就歌颂你；晚上夺走他们的衣服，他们晚上就诅咒你。恩惠不一定深厚，怨恨也不在于事情多大；一经激发，便会因此兴起，而完全忘记事情的缘故。眼前有利益，祸患却在两夜之后，便只看见利益而忘记祸患；表面上遏制他们的欲望，暗中却图谋他们的安宁，他们就奔向欲望而抛弃安宁。赘婿得到妻子，便把别人称作父母；奸猾的百姓收受贿赂，却反过来控告廉吏贪污。上面不加以惩治，反而更加采纳、听信他们；不肖之人利用他们容易受骗而蛊惑他们，丘民违背天常、违拂最根本的本性，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怎么能说得到丘民拥护就可以做天子呢？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肖之人，用尊贵的人治理卑贱之人，上如天、下如泽，百姓的心志就会安定。泽是水向下流聚集的地方，天本来就不需要等待别人推尊它；这就是万世不变的大道理。一 ○ “逸民”这个称号，是君子十分珍视的。商、周延续了一千年，而《鲁论》授予这一称号的人只有七个，这些人本来就能与商汤、周武王相抗衡，是世间少有的英才，能够流传美好的风气、改善社会风俗，树立清正平和的最高标准；不是这样的人，哪里承担得起呢？如果辞去俸禄、回家养老，保全自身和家业，求取美名，享受田园之乐，就被允许称为逸民，那么王莽也可以称为周公，曹操也可以称为周文王，朱泚、黄巢驱逐无道之君，也可以称为商汤、周武王了。武攸绪是武氏宗族成员，依附逆后的势力而起，却没有功劳可记；他窃取将军的名号，冒领安平王封国的封爵，和武攸暨等人趁武氏篡位之时，拥戴帝王的礼服和冠冕，面向南方称孤道寡，已经整整六年了。唐朝的子孙，有的被杀，有的被囚，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而武攸绪兄弟却以皇族自居。我不知道在这六年之内，他们有什么脸面僵尸般地居于百官之上，还自夸说自己恬淡少欲，这要欺骗谁呢？担任扈卫之官，身居侯王之位，即使是天下欲望最多的人也已经满足了，却还说自己少欲，难道一定要做了天子以后才算欲望多吗？大概到了这时，武氏的势力已经逐渐衰落了。武三思、武承嗣昏乱淫逸，才干又比不上武懿宗、武攸绪；武氏知道天下必将归于唐，心意已经改变，过了一年，中宗便召他们返回东都。武攸绪害怕祸患将要牵连到自己，便抽身躲避祸患，在嵩山脚下享受安稳、荣耀和富贵，逃脱了吕禄、吕产那样的诛杀；有福时与诸武共同享受，有祸时却保全自己而违背众人。即使只从小人的角度评论，武三思、武承嗣的愚蠢还值得怜悯，而武攸绪的狡猾就更加厉害了！假如武三思、武承嗣是曹丕、司马炎那样的人，武攸绪俨然以皇室至亲的身份保卫他们的社稷，他难道肯住在山峰背阴处的溪流旁，冬天住茅屋、夏天住石室吗？把逸民的称号给他，这个称号也太低贱了吧？依法论处，免除他的死刑还可以；但流放之刑，不可以曲意宽免。二 洞察人的才能，确实很难长久准确。狄公能够认识张柬之、敬晖，把唐朝的宗庙社稷托付给他们，他凭什么知道他们能够胜任呢？一个人所能成就的事业，要看他的器量所能承受的范围；器量所能承受的范围，要看他的度量所能包含的内容；度量所能包含的内容，要看他的意志所能坚持的程度。意志不能坚持的人，即使立志行善，也容易动摇；意志容易动摇，那么极小的得失、可否之事一触动他的情绪，怒气便勃然兴起，见识因此不能看得长远，才能因此不能成就大事。如果只要有一点可以显现功名的地方，就把它估计为他的器量；事情一旦超出器量，他就会张皇失措而畏缩不前。像这样的人，把大任交给他，必然空虚无力、不能胜任。当时宗庙社稷濒临覆亡，女主宣淫，奸邪窥伺，继承皇位的君主昏暗，刑杀横行，天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复兴，这也是最容易激发人的情感的时候。想要建立突然崛起的功业，使被阴霾遮蔽的日月重新明亮，似乎不是锐意进取的人就不能做到。狄公门下有很多士人，想得到这样一个因大义而奋发、突然兴起的人，难道很难吗？然而此前李敬业、骆宾王就因为这种做法而失败，只是增加了叛逆的声势，挫伤了壮士的气概，他们的成败已经可以看到了。因此，即使有慷慨激昂、愿意舍生取义、效死尽节的情怀，狄公也不任用他们。张柬之任蜀州刺史时，上奏请求撤除姚州的戍守，泸南各镇一概废除裁并，禁止南夷往来；敬晖任卫州刺史时，突厥起兵，想夺取河北，各州征发百姓修筑城池，敬晖不愿舍弃收获而从事筑城，便停止执行使命，回去务农。狄公由此才得以看出二人的器量，知道他们可以担当大任。把它持守在手中而不轻易发出，说明隐藏得已经很牢固；让它处在重要位置，说明发动它并不轻率；把它收敛得严密，说明一旦出手便难以预料；不去追求无益的功名，说明不会逃避难以成功的险阻。因此武氏任用他们而不怀疑，群奸虽怀疑他们也不敢行动，臣民都相信他们举事必定成功，并乐意依附他们以求成事。善于观察人而任用人的道理，在这里寻求却仍然失误的人，实在很少。一二

译读《文王世子》这一篇，便知道古代天子、诸侯的长子每天侍奉在寝门，衣服饮食的增减都亲自办理，与平民父子没有不同。父子天性的恩爱，既不因尊贵的地位而隔绝；奉养父母的孝礼，又以身居高位者率先实行。这样到了身居大位而局势危疑、奸邪窥伺的日子，接受遗命、传承帝位，也还是在寝席旁当面授受；德行不衰薄，道路便能确立，道路不失，祸患也会消除。这真是伟大得后世无法企及啊！后世为人子之道衰败，难道全都是因为儿子不仁吗？也是君父先造成了这种局面。宫嫔众多，宠妾得势，君主年纪已经很大，而年轻美貌的女子充满面前；于是，不肖者因猜忌嫉妒而心怀疑虑，即使贤能者也把防嫌避疑当作礼法。太子住在另一个宫中，入朝拜见有规定，侍立有时间，问安有节度，有时经过十天、数月也不能来到君父面前，于是割裂了本来细微而亲切的父子恩情，徒然维持尊严的制度，残害人的天性、败坏人伦，却没有人能够改变。因此造成的祸害是：父子不亲，谗言离间便兴起；宠妾依仗权势，宦官便得以张扬。秦始皇对扶苏，晋惠帝对太子遹，隋高祖对太子勇，都被奸贼困住；召见他们不能算真正召见，诬陷他们又无法申辩，杀害他们也不能让君主明白真相，于是祸乱发展到了极点。道理只有两种：仁与不仁罢了。断绝父亲的慈爱，禁止儿子的孝心，还怎么值得谈论祸福呢？如果不得不这样做，那就应像崔神庆向武氏提出的办法：太子如果不是在朔望入朝参见，而是需要另行召见，就由皇帝另下手敕并发给玉契，以防奸邪。这是三代以后仁爱衰薄、恩情淡薄的时代绝不能废除的制度。崔神庆提出这一点，是担心诸武假传诏旨召见太子而加害他。崔神庆这个人虽然不肖，但他的这番话所起的作用也很大。否则，半夜有一个人传呼召见，太子踏着白刃而死，怎么知道诏令是真是假呢？后世君主处在关系疏远、彼此隔阂、互相猜疑的形势下，为了防止奸邪、杜绝祸患，建立为永远遵守的制度，是可以的。一三 所谓罪，是根据人的恶行来确定罪的等级；但恶与罪也有区别。因此先王制定刑法时，恶行和罪名有时并不相当：恶行很重，却不能以相应的罪名处罚；恶行还不严重，也不能曲意宽宥。要斟酌事理，参照等级，作为万世都可以遵守的法则，而不是怀着急切痛恨罪恶的心情，就擅自设置大法来满足人的情绪。武氏的恶行远远超过韦氏，鬼神所不能容忍，臣民共同怨恨，万世之后听到她的恶名，也没有不想按剑而起的；韦氏的恶行却没有这样严重。然而若从罪名来说，不能把韦氏的罪加在武氏身上。法律不是用来满足人的愤怒、平息人的怨愤、消解人的怨恨、满足人痛恨恶人的情感的；法律是用来整理人伦，端正名分，安定民心，平息祸乱，作为万世法则的。因此，只有弑父、弑君的逆贼，除了他的子女以外，人人都可以杀死他；如果他已经成为枭獍那样的逆伦之人，那么即使没有听说他还有别的恶行，众人也没有其他怨恨，也一定不能宽贷。玄宗起兵后在宫中斩杀韦氏，是合乎法理的。凡是唐室的臣民，曾经把韦氏当作母后侍奉的人，没有谁不可以亲手杀死以示惩罚。至于武氏，虽然毒害遍及天下，杀戮唐朝宗室，恶行已经达到极点，神人之怨也已经满溢；但唐室的臣子曾经改变面目奉她为君，就不能拿刀与她相向，何况中宗是她的儿子，张柬之是中宗的宰相呢？如果不得不追究，那么在把中宗囚禁于房州、废豫王为皇嗣的那一天，武氏还可以被诛杀。中宗回来并接受皇太子的封号以后，张柬之奉太子之命诛杀幸臣，就已经不是可以杀武氏的时候了；把她迁到别宫，等她自然死亡，依法这样处理就可以了。假如允许张柬之杀武氏，早晨面向北方称臣，晚上却拿起武器，奉她的儿子去杀他的母亲，还说“这是法律应当伸张的”，那么乱臣贼子就会借此兴起，哪里还会没有可以抓住的话柄，又还有谁能追究责问呢？憎恶武氏的人，责怪张柬之没有执行诛杀，要求满足痛恨恶人的心，却不顾法律应当伸张还是屈曲，这又有什么可取呢？只有给武氏加上“则天皇帝”的称号，却让武三思等人仍然窃居俸禄和官位，才是刑罚失当。文姜并非亲自弑君，只是参与知情；哀姜参与弑君，而被杀的是她自己的儿子。《春秋》没有剥夺夫人的称号，承认齐桓公讨伐哀姜，却不让鲁国人依照法律处置她；由此可见，中宗君臣不能对武氏加以刀刃。这些都是武氏时期的事情。一四 武氏被迁到上阳宫时，姚元之哭泣哽咽；因此把他调出京城任亳州刺史。难道张柬之、敬晖的见识足以看清姚元之的智谋吗？武氏被废，二张被诛杀，而诸武安稳得像磐石；中宗淫乱昏庸，这是本性形成的，身患疾病却不醒悟。所有人不知道他不可能长久保持这种清平安宁，智者却早已看见了。姚元之的智慧，到了临死之时还可以用来制约张说；当时正处在谋划建立功业、渡过险境的日子，他百般忧虑，周密观察细微之处，早已知道五王的性命掌握在诸武手中，所以本来就不愿亲身试探他们的刀矛，只以一场哭泣向诸武表示谢意，便远远引身出走。因此后来五王被并杀，而姚元之安然无恙。有的人坚持正道来保全功业，有的人运用智谋来求得免祸；忠直之士不屑于智士的做法，而见识通达之士也不推崇刚直不屈的气节，他们彼此不愿谋合，已经很久了。有人说：“蔡邕只叹息一声就受到刑罚，姚元之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智慧也太疏漏了。”回答说：蔡邕没有参与诛杀董卓的谋划，而姚元之赞助了复兴唐朝的计策；五王即使愤怒，也不能把蔡邕的罪过加在姚元之身上，姚元之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蔡邕是在被拘禁的情况下接受董卓征召的，而王允并不是因为董卓才显达；姚元之虽然被武氏认为平庸，张柬之本来就是武氏的宰相，姚元之没有顾忌而称武氏为旧君，难道武氏只是姚元之一个人的旧君吗？这不能拿来作为罪责的口实。苛刻地用蔡邕的罪过责备姚元之，是姚元之自己深思熟虑而不感到嫌疑的地方。他为了保全自己而采取诡诈手段，却没有树立贞正的气概，确实不足以称为忠臣。然而五王正处于国势倾危之际，诛杀两个小人，废黜一个老妇人，谋划在朝廷上确定，事情一举手便成功；并没有经历补天浴日般的艰难，就得意地身居高位，环列在宰相之位，分封土地而称王，得意飞扬地纵情享乐，内心忘记了悲痛。这样看来，同大臣孙肤引咎自责的诚意、像阴雨天保护桑树幼苗那样谋求长远安定的计策相比，他们的见识也太狭隘了。废掉她的母亲，拥立她的儿子，奸人尚未铲除，宗庙社稷仍然飘摇不定，虽然不值得为之哭泣，却也还不能讥笑他们；又怎么知道姚元之的眼泪，不是因为悲伤五王最终困顿、唐朝社稷仍没有安宁的日子呢？一五 狄公和张柬之，都具有古代大臣的贞正品格，所以志向相互沟通，彼此信任。中宗刚刚复位时，薛季昶说：“武三思、武承嗣还在，草根还会重新生长。”但张柬之没有诛杀诸武，而想让皇上亲自诛杀他们，以张扬天子的威势。由这句话体会他的心意，可以看出他考虑深远、遵守礼法，轻视个人的功名，端正君王的纲纪；正直之士与追求功名之士的差别，正是由此相距很远。

译中宗不能同他一起成就事业，而张柬之却不知道估量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昏暗无知。赵汝愚说：“社稷如果有神灵，应当不会有这样的祸患。”臣子只做自己能够做的事，谨慎地守住臣节，不同天子争夺施恩施威的权柄，知道这一点就够了。事情不能成功，难道不是社稷的不幸吗？个人的荣辱生死又何必顾惜呢？况且，假使中宗的淫乱昏庸没有这样严重呢？他年事已高，早在接受禅让、正式即位的那一天就已经登上皇位，却在诛杀二张后又诛杀诸武；王者的权柄握在手中，一切都由自己决定，不必等待命令。怀着贞正之心侍奉君主的人，自会恐惧警惕而不敢安宁，这本来不是把利害得失放在心上的薛季昶所能理解的。刘幽求说：“武三思还在，你们最终连埋葬的地方都没有。”事情还没有做成，怎么能这么早就把葬身之地挂在心上呢？绛侯诛尽诸吕时，文帝还在藩国，国家没有君主；这和中宗近在咫尺却不违逆的情形不同，但绛侯尚且免不了受官吏审问的羞辱，几乎不能保全自身。假如中宗果真有所作为，张柬之不等待天子的命令而大规模进行诛杀，又怎么足以保全自己的功勋名声呢？但中宗竟然那样淫乱昏庸，后来武三思被诛杀，还割下太子的头献给宗庙，宗楚客又起兵扰乱唐朝，相王几乎不能幸免；这样看来，即使诸武被诛，也看不出五王能够免于像烹杀走狗那样的下场。他们同样都不能免祸，但坚持臣节而遭受大难，难道不是尤其可以问心无愧吗？评论者惋惜薛季昶、刘幽求的话没有被采用，却嘲笑张柬之愚蠢；张柬之的这种愚蠢，是别人无法达到的。预先谋划祸福得失的人，已经很久不能看见贞正之士的内心了。唐朝有许多能臣，却很少有正直之士；张柬之值得取法，所以能同狄公有如投合的关系。一六 李日知、魏元忠、唐休璟、韦安石在武氏当政的时代，折挫酷吏的威势，斥责宣扬淫乱的人，制服凶暴宦官的顽抗，怀抱复兴唐室的志向，建立讨伐的功业，都自认为是伟人，也成为天下人所寄予厚望的人。到了晚年，他们在韦氏淫乱昏聩的时代潦倒度日，同宵小之徒一同进退，尸位于三公之位，沉溺于豢养供奉之中，几乎和鄙夫没有区别。唉！士人想在晚年保全名节和大义，确实就这样不容易吗？所谓义，就是无论到哪里都能和别人并立；早晨取得它，义就在早晨确立；晚上取得它，义就在晚上确立。天下人服从它，自己也乐于显露本心。这样一来，即使受辱、困穷、死亡，也不会因此停止，所以说：“怯懦的人仰慕大义，没有不受到勉励的。”如果站在险阻之后，回头想到过去，又反过来感叹自己从前的危险，那么即使是百炼的刚钢，也必然会有绕指般的柔软；刚柔相互转化，贯穿始终。武氏杀人十分频繁，杀得越惨，人们越受激发；这种激发使人以大义自任，未必出于虚伪，但这种义终究不牢固。等到武氏已经衰老，杀人的念头消失，韦氏接着兴起；她柔弱奸诈而不残酷，对人的激发也不强，那些不牢固的义便在暗中消退、悄然气馁，终于走向灭亡。于是后来兴起的英杰已经讥笑他们的衰颓，反而安然说道：“这是我年轻力壮时曾经做过的事，而如今却不这样做了。”于是便一下子萎靡退缩，再也不能振兴。所以君子应当用安静来培养大义，用坚定来守持它，审察大小轻重是否适宜，并在一个念头中贯通始终；不受外物激发，便不会随之摇摆；懂得柔和，也懂得刚强，成为众人的期望，这才叫作精审大义、善于施用，并且志向不改变。一七 唐朝从显庆到景龙，共五十五年，朝廷的混乱达到极点：艳丽的妻妾接连出现，昏庸的君主至死不悟，宠幸之人公开宣淫，酷吏任意杀人，都是古今所未有的。把唐懿宗、唐僖宗和宋徽宗、宋钦宗拿来比较，前者十个也抵不上后者一个；然而那些朝代迅速灭亡，而唐朝在这里却仍能安定，原因是什么呢？人的邪正不能同时存在，政治的善恶不能并行；纯正就治理，混杂就混乱，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即便如此，尤其可恶的是彼此激发、相互反对，交相把事情做得过分。所谓过分，是小人的嫉妒狠毒；他们进一步陷害君子，以此反过来打击与自己同类的人，于是国家因此空虚。国家已经空虚，便又把君子的政治措施全部推翻，不管这些措施关系到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生死存亡，也不一定是出于内心真正不愿意，却一概反对，以发泄自己的愤怒；又推及言语文字中不合己意的地方，全都罗织成罪，使人获罪而死。天下人于是闭口不言、搁笔不写，形成同恶之人互相煽动的局势。这就是唐、宋灭亡的原因，和汉末党锢之祸如出一辙。武氏、韦氏当政时期，从长孙无忌、褚遂良因忠诚而遭诛灭的祸患起，也已经很惨了；然而杀掉这些人，祸患只止于他们本人，被他们提拔和与他们共事的人仍能安然无事。因此，只要不竭力触犯奸邪的暴怒，仍然可以从容自处。至于贞观、永徽时期的善政，虽然不能加以整顿、确定并发扬，却起初并没有听任奸邪之人改变它。武氏、韦氏自己制造异议，以扰乱典章常法、蛊惑众人心志的，不过是丧葬祭祀的虚文和选举任用的冒滥而已；边疆防守和赋役制度，仍然是太宗留下的教法。她们杀君子，却没有牵连同类，所以虽然诛戮很惨，陈子昂、苏安恒、李邕、宋务光、苏良嗣这些人仍能抒发诚意、畅言直谏而不受屈抑；至于守正不阿、效忠而不改变志节的狄仁杰、宋璟、李日知、徐有功、李昭德，也都位列高位，时时能够伸展自己的志向。至于在朝廷内外尽力建功的刘仁轨、裴行俭、王方翼、吉顼、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张仁愿，也都没有受到牵制阻挠而得以建立功名；甚至杨元琰、张说、刘幽求等人也是与同事一同起用，而受害者并没有牵连到他们。奸邪之人虽然掌握大权，最终却没有妨碍贤臣升迁进用的道路；即使驱使天下完全陷入淫乱惨酷之中，混乱也只是自行混乱，国家未必就因此灭亡；有的势力被摧毁，有的势力得到扶助，二者互不相互遮蔽，而天下仍然可以安然自处。

译小人的毒害没有什么比同君子争夺名声更严重的；君子自己招来忧患，也没有什么比同小人争强斗气更严重。武氏、韦氏、太平公主的淫乱暴虐正肆行之时，小人得到自己的欲望，便安于做小人；君子安守自己的诚信，不等着压制小人来伸张君子的名声。因此小人的毒害浅，君子的志向平和；水火不相争，毒害就不猛烈，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名声，是君子真实德行的表现；意气，是小人凭借它凌辱他人的东西。君子过分爱惜名声，意气便乘虚而入；小人于是以荣名离开自己为羞耻，也装饰言辞来求取声誉。这样一来，公忠正直的名号全都被小人夺取；一旦他们得志逞强，便把君子全部指为奸党而诛杀，夺空他们的禄位，招引自己的党羽，朝廷很快就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等到他们的罪行败露，正直之道暂时伸张，那些因大义激发而意气自矜的人，又反过来运用同样的手段铲除、斩绝败类。几十年间，势力相互起伏；风已经平静，波浪却仍不停息。君主没有一定信任的人，官吏没有一定遵守的准则，百姓没有一定听从的对象，甚至把边疆安危的关键、百姓膏血所积的资财，也早晚反复改变，任由各方以实行自己的主张为快，就像疟疾发作时一会儿抱火取暖、一会儿又踏着冰一样。唉！锻铁的人反复改变钳子和铁锤，治病的人频繁更换栀子和附子；如果不因此折断而灭亡，难道还值得庆幸吗？让意气支配自己、又过分矜持名声的人的祸害，真是太猛烈了！宋仁宗是贤明的君主，吕夷简、夏竦也不是大奸臣，却彼此激烈争斗，以致石介因为诗文遭受被装殓的羞辱。由此产生的余波荡漾百年而不止。没有罪也可以加罪，苏轼却因文章言辞遭祸；有罪可以惩治，蔡确也因为歌咏而被议罪判刑。免役法并不是祸害百姓的坏政策，司马公却一定要在一朝之间迅速改掉；维州并不是关系宗庙社稷安危的急务，李文饶却坚持自己的偏见。即使君子突然升任，也还会因为收敛怨恨而妨害国家的大计；何况小人骤然进用，只知道苛责他人、扰乱政事，又哪里顾得上国家倾覆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呢？唐武宗、唐宣宗，宋神宗、宋哲宗本来都可以有所作为，却反而不如高宗的柔弱昏暗、中宗的狂妄迷乱；看看他们朝廷中位居要职的人和国家的政事，就可以知道了。国家没有遭受党争祸乱却灭亡的，作为君主，应当在祸乱刚有苗头时就加以消除，难道要等祸害爆发后才束手无策吗？一八 临淄王诛杀韦氏时，没有请示相王；这是豪杰的见识中有暗合于君子之道的一类。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儿子接受父亲的命令，不敢擅自作主，这是正道。只要内心所信守的并不违背道理，事情办成后心中也没有愧疚，那么即使君父加以责怪，也不应回避。只有豪杰以自己的内心为准则，在事情上作出决断；君子安定自己的内心、据此裁定大义，也不过如此。推而至于圣人，舜没有告诉父母便娶妻，也不过如此。道理产生于人的内心；内心有不合于道理的地方，而道理却没有不与内心相协调的。因此，有豪杰的见识却不能成为圣贤的人是有的，但从来没有没有豪杰见识却能成为圣贤的人。临淄王说：“事情如果不成功，我就以身殉死，不因此连累大王。”这也并没有办法确信事情一定会成功。然而，以相王温厚柔顺的性情，要使他在刑杀横行的日子保全自身，那么也可以希望事情或许成功。况且如果没有临淄王这次举事，相王也已经岌岌可危了。宗楚客、叶静能每天谋划杀害相王，拥戴韦氏来夺取唐朝的宗祀；韦氏不被诛杀，相王本来就不可能再从凶恶妇人的手中保全自己，只是临淄王不忍说出罢了。实际上，事情不成，相王危险；不举事，相王也危险。在必然危急的形势下，寻求保全相王并使他继承大统，这两种形势不能同时存在；如果只是害怕相王优柔寡断而妨碍既定计划，先行请示就会使军队无法发动，所以宁可不请示。安定社稷、讨伐乱臣贼子、拯救相王于危急之中，都在这次举事之中。崔日用已经把宗楚客谋害相王的计划报告了，难道还要迟疑拖延而不决断吗？所以临淄王不请示，是孝子的道理。即使只从一件事、一个念头来说，大舜没有告诉父母便娶妻，哪里需要说得那么远呢？由此可知临淄王是可以同他一起大有作为的。他生在污秽混乱的时代，奔逐于声色犬马之中，所交游的又是王琚一类的人，所以最终陷入浊乱而损害了人的天然常性，这难道不是不幸地没有接受君子的教导吗？

译卷二十二 ◎睿宗 国家没有正当的舆论，就不能建立。睿宗表彰在武氏、韦氏之祸中死去的人，太子重俊也在其中；韦湊斥责他为乱臣贼子，请求剥夺他“节愍”的谥号，这是合乎正论的。重俊的罪恶，不只是可以同蒯瞆相比。有人说：韦氏没有被诛杀，而中宗被弑，其祸害比南子更深；武三思逃脱了诛杀，武崇训、武三思等人的诛杀反而扰乱天下，其罪恶比宋朝还严重；重俊将他们诛杀，这样看来比蒯瞆还好。我说：不是这样。君子憎恶罪恶，是诛责其意图；但议定刑罚，必须依据已经造成的罪行，不能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预先施以重刑。武三思在武氏当政时谋求篡位，既然没有成功；韦氏谋划弑君，是在重俊死后二年才发生的。当时篡位、弑君的迹象尚未显露，只是推测其必然发生，便起兵撞击宫门，想对君母加刃，这可以吗？况且重俊起兵，并不是果真忧虑社稷危亡、替君父铲除潜伏的奸贼；韦氏因为他不是自己所生而憎恨他，武三思、武崇训迎合韦氏的憎恨并想废掉他，重俊心中不平，只为一时的愤怒而行动，恐怕自己不能即位，便手持兵器向君父争夺，骑在鞍上不下马，眼中没有君父，更何况会把嫡母放在眼里吗？按照他的罪恶发展下去，他同商臣、刘劭相差不远，并不只是像蒯瞆那样恶名昭著、悖逆行事。因此重俊的罪恶超过蒯瞆，怎么能拿韦氏、武三思的罪行来替他减轻罪责呢？韦氏淫乱放纵，罪恶已经显露；武三思、武崇训怀有叛逆之心并打算逞凶，其罪行也已经显露，人人都可以诛杀他们，并不只是临淄王才可以。即使罪行尚未显露，唐朝也有掌握社稷的臣子，可以废黜韦氏、讨伐武氏，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唯独重俊不能这样做。甲生自己安守本分，却不能得到“孝”的谥号；重俊有什么“节”值得称道，又哪里值得“愍”呢？韦氏、武三思谋危宗庙社稷，是重俊起兵的名义。假如这种名义可以成立，那么儿子就可以凭此冒犯父亲、杀害母亲；乱臣贼子谁会没有名义，大逆之罪又从哪里得到限制呢？韦湊的议论，是为了大大端正人伦纲纪、杜绝祸乱的萌芽；可惜睿宗虽然明白这一点，却不能作出决断。二 请求夺情起复的话传到朝廷，人子居丧的本心也就丧失在家中了。苍蝇蚊虫不叮咬活物，却叮咬死物，是有原因招致它们的；何况还要纷纷喧嚷、自我辩解，同公论相抗！史嵩之、李贤、张居正、杨嗣昌的罪恶滔天，再也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唐朝想夺苏延之的丧服之情，李日知奉睿宗的命令到苏延之家中劝说他。李日知看见他哀伤毁瘠的样子，不敢开口；人子到了这种时候，难道还有什么话能够说出口吗？耳中听到诏命，内心便如同撕裂；眼睛面对来客，精神便悲伤。人甚至会责备自己说：这种话为什么要来到我的面前？君主不体谅我，由此可知我作为臣子的处境；朋友不怜恤我，由此可知我作为儿子的处境；难道我真是禽兽吗？难道能忍心让我的父母有一个禽兽般的儿子吗？等到反复催促不止，而还要等待我的坚决推辞，罪过已经通达上天了。又要替这种行为寻找说辞，希望苟且留任，那就连大猪也不会吃它剩下的东西，更不会顾及人了。人的罪恶，有的要等到吹毛求疵才显露，有的无需吹毛求疵便无不显著。夺情的罪恶，只用一句话驳倒[原文疑误]、念奄[原文疑误]、幼玄[原文疑误]等人的参劾，难道还算不上多余的辞说吗？孔子说：“你若心安，就去做吧。”何必还要辩解一句呢？像苏延这样为父母服丧的人就可以了。三 太平公主谋害太子，宋璟、姚元之请求把她安置到东都，睿宗说：“朕只有这一个妹妹，怎么能把她安置到遥远的东都呢？”这话说得多么令人悲哀啊！自从武氏毁灭唐朝宗室，惨杀她的儿子而不加怜恤之后，高宗的子孙，上至兄弟，都几乎被铲除殆尽，只剩下三个人而已。父亲昏暗，不能庇护他们活命；母亲残酷，也不难把他们置于死地；又接着有韦氏、宗楚客的淫乱凶暴。睿宗和公主没有同中宗一起遭受杀害，已经是幸运了。原野之间聚集的草木，有谁怜惜？凋残已经殆尽，只能保全一个人。诗不是说过吗：“将要恐惧，将要忧患，只有我和你。”何况他们是同胞至亲呢？所以姚元之、宋璟的话，是为社稷考虑；睿宗极度伤心，也怎么能在一时之间作出决断呢？公主习惯于强悍暴戾，耳朵习惯听到牝鸡司晨之事，眼睛习惯看到倾覆国家的智谋；连贞洁之士尚且不能保全其贞节，何况妇人呢？她轻视宫廷，掌握废立的权力，对于朝廷章程和家法，也不能立即责求她顺从。不过，难道竟然没有办法处置她吗？公主对太子怀有嫉恨，只是还含着恶意和愤怒没有发作。窦怀贞凭借远州长史的身份突然产生叛逆之心，引导公主走上邪路并替她结党，不久就升为侍中，兼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做了左仆射、平章军国重事。于是崔湜、萧至忠、岑义[原文作“岑义”，疑为“岑羲”]争相依附以求做宰相；李日知、韦安石年老衰朽、庸碌拖沓，不能加以匡正；刘幽求孤立地争辩，因而遭到流放。此时，姚元之、宋璟身居大臣之位，关系到众人的声望，又能够参与睿宗机密政务，难道不能及早公开指出窦怀贞的罪恶，以消除崔湜、岑羲、萧至忠的奸谋吗？可是他们没有削弱党羽援助，就急着要取走睿宗在患难中相互依存的妹妹，以国法加以排斥；睿宗内心忧戚，而群奸的计划却成功了。没有窦怀贞、崔湜、岑羲、萧至忠，公主的罪恶不足以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只是把公主远远安置，而群奸仍在位，那么她乘翟茀车刚到蒲州，召令很快就会把她召回京城宅邸，这是必然的趋势。睿宗不忍心对待公主，是因为这是正直的天性，也是亲情使他不能自已；共同经历患难，亲情和道义不能忘却。至于窦怀贞一类人对于唐朝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他们没有能够系结人心的德望，也没有建立于社稷的功劳，流放、逃窜、诛杀的命令一下达，早晨下诏，晚上就可以伏罪，不过耗费一纸奏章的力气罢了。姚元之、宋璟有什么可畏惧而不这样做呢？最终却使睿宗不能保全自己的恩情，玄宗不能保全自己的孝道，公主不能免于死亡，群奸的罪恶已经满盈后才被诛杀，唐朝的社稷又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姚元之、宋璟不能推辞自己的罪责了。唐朝初年的习气是：士大夫过分爱惜同类，彼此宽容忍让；贤人和奸人并列，却互不妨碍，宁可得罪天子，也不愿同僚友结怨。即使以宋璟的刚强，也不能免于这种习气；凭姚元之的智慧想求得保全，又能有什么指望呢？四

译按察使的设置始于景云二年。看李景伯、卢俌的话，当时派遣的其实是御史。当时的议论是把天下分为十道，每道派一名使者按察；又分为二十四都督，负责纠察辖区内刺史以下官员的善恶。后来因李景伯、卢俌上言说，生杀的大权交付得太重，任用的人不合适，造成的危害不小，于是将这一制度废止。废止它确实是对的，但李景伯、卢俌认为御史品秩低而声望高，奸邪自然会受到约束，这种说法却有不妥。为什么呢？官员是否得到合适的人选，并不取决于品秩的高低。唐朝的刺史，相当于汉朝的太守；既要守护郡县，又兼有刺察的职任，权力已经很重。职任重大而品秩尊贵，却派遣品秩低的人站在其上加以制约，那么爵位轻微的人就不足以办成事情，只会设法规避以免除责任。刺史怀有规避责任的心思，下级官吏就会轻视他，豪强百姓就会胁迫他，刑罚政令也无法整治。新进士人见识不足以掌握大体，却喜欢在细枝末节上攻击别人，以此夸耀自己的风裁；贤者任凭个人意气，损害国家计策和民生长远的大计；不肖者贪图权利，又没有把持纲要、提挈全局、匡正扶持的根本心意。品秩低的人，声望哪里会很高呢？这样做只是奖赏浮薄之风，使牧守之臣寒心。因此，景伯、俌的说法，并不是治理政事的常道。如果命卿贰等官员前往，只让他们负责纠察，而不授予生杀、军队、财赋等权力，又有什么任权过重、擅权谋私而造成危害的忧虑呢？设置按察使，后世沿袭了这一做法，但其制度有两种：一种是专任官员，另一种是临时派遣使者。专任官员任职时间长，并在当地任官。它的好处是，任职久了足以深入了解民情，广泛考察吏治，不会因为偶然听到的传闻或短暂所见的得失，就急于施行奖惩；它的弊端是，和郡县官吏长期相处而彼此亲狎，即使是不肖官吏，也可能慢慢设法结交、串通，以逃避纠察弹劾。临时派遣的使者，出使有一定时限，复命有规定期限，通常只是巡视一番便很快返回，不和地方官吏亲近，职责只在于参劾纠察，其他事情都不负责；使命完成后，仍然恢复原职。它的好处是，职责专一，威势可以充分施展，没有因熟悉亲近而结交的关系，也没有调停迁就的弊端；它的弊端是，不熟悉当地风土，不能亲自了解利弊，只凭突然听到和看到的情况，在一天之内判定官员的贤能或不肖，贤者可能任性而行，不肖者则可能徇私。两种办法的利弊各占一半。若要收取其利而避免其害，不如采用临时派遣而放宽期限，任用大臣担任此职，却不把它作为升迁的阶级；这样，既可以代替天子按时巡察而不使百姓劳苦，又可以代替诸侯述职而不使政事废弛，因时制宜，谨慎选人，并使法令简明严整，这大概才是得其中道的办法吧！如果任用都督超过适当限度，使他的权势过于集中，那么天下将会不知道有朝廷，只知道有都督。唐朝设置节度使而分割疆域，于是唐室因此分裂；元朝实行行省制度而使政令失去纲纪，也都是由此造成的。因此，景伯、俌请求罢除这种制度，确实是正确的定论。

译◎玄宗 〖一〗 谈论治国之道，谈到法令时就很难说清了。有宋一代的大儒痛恨败坏人伦者的贪婪残暴，忧念百姓生活的困苦，大多崇尚威严，整顿吏治。他们既然持有这样的主张，到了任官驾驭属吏时，也把扶助弱者、铲除豪强奸猾作为自己的责任，甚至连官员饮酒饱食的过失、闺帏方面的失德，以及“书箑之”这类事情，也无不加以举发弹劾，以满足舆论的愿望。可是，以儒者身份暗中采用申不害、韩非的手段，把仁恕宽平的言论置于一边，难道尧、禹、汤、文王、孔子、孟子也有助长祸乱的过错吗？仁慈却软弱，宽厚却放纵，崇尚私情而歪曲法令，姑息奸邪而使百姓受害，确实是过错。然而，假如这种过错确实危害国家、确实伤害百姓，那么先王已经把相关原则写在经书中，后世也应该用法律守护它；违背经义、破坏法律，借此取悦众人，还自以为积了暗中的功德，那才确实是过错。可是，想要弥补这种过错，难道就应该罗列细小瑕疵，窥察他人隐秘曲折的过失，听任懒惰百姓无休止的怨言，采信士大夫不平之下的指摘，用难以两全的名节去羞辱荐绅，用无法忍受的清贫去责备中等才质以下的人，夸耀细微的聪明，树立令人难以抗拒的威势吗？老氏把慈爱视为宝，把无为视为正，这是谈论治国和治学的人所忌讳的。至于君子不忍伤害他人，所说的“哀矜而勿喜”，虽与老氏旨趣相近，却本来不是同一流派；怎么能用激烈的羞恶是非之论，把“宽”“简”“不忍人”“哀矜而勿发”等原则排斥在恻隐之心之外呢？割断人的腰颈，死者不能复生；轻率地把人放逐逃亡，被抛弃的人不能再收回；毁坏人的名节，受辱的人不能再恢复荣誉。只有那些极其无道的人，倚仗自己一贯作恶而放纵妄为，自己走向死亡，并不是我杀了他；自己招致羞辱，并不是我羞辱他；对于这种人，才没有什么可以容纳、怜悯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法令范围之内，就逐字逐句地搜罗罪过；在法令范围之外，又凭言辞吹毛求疵，按行为追究；连饮酒饮浆、婢妾方面的过失，也使他终身陷入罪责。这样一来，当时还能有几个完整无损的人呢？罪恶还没有达到众人都认为可恶的程度，危害也还没有波及他人，只追究已经过去的事情，推测他将来的行为；这样的人即使受到惩罚也不服，公议也可能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想要坚持到底、一定执行，反而会自行屈服。徒然制造繁琐苛密的深文周纳，最终因阻挠而不能决断；一味以强烈的憎恶去惩治恶人，对惩罚奸邪又有什么帮助，只会羞辱朝廷、使当世士人蒙羞罢了！所谓宽厚、不忍伤人、哀怜，都是帝王用法时的精微本意，但又恐怕因此放纵而窝藏奸邪，不能专门采用。概括地说，只有简明才是最重要的吧！一个八口之家如果不简明宽和，就会有妇女和子女喧闹争吵；十姓聚居的闾里如果不简明宽和，胥吏差役就会纷纷往来；君临天下、视万民如子，却同臣民一起争论琐碎怨愤，也太浅陋了。简明，是宽仁的根本；以敬慎来实行简明，是居于正道的根源。敬慎，是君子自我修养的原则，不因细小瑕疵损害大德；简明，是居于民上者治理百姓的原则，不因苛细之事引起纷争。及早堵塞严苛刻薄的根源，只在于执法者善于斟酌而已。玄宗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时，晋陵尉杨相如上奏说：“法令贵在简明而能够禁止犯罪，刑罚贵在轻缓而必定执行。小过失不加察究，就不会造成烦琐苛细；大罪不被遗漏，就能遏止奸邪。这句话既不偏向老氏，也不流于申不害、韩非，确实是懂得治国之道的言论吧！后世自称君子的人，十人中有九人却成了申不害、韩非一类；以此作为鉴戒，他们的过失就无法掩饰了。” 〖二〗 如果真想保全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以此效力于国家，那么喜欢结党、沉溺于淫朋之中而败坏官场纲常，必定是自己不愿做的事。然而，立身没有污点，却始终不能远离邪佞之人，最后因同恶相交而受到伤害，形势发展到无可奈何，正直的志向不能伸展，美好的名声反而受到牵累的人，又何其多啊！张九龄始终怀抱忠诚清正，几乎成为一代泰山乔岳般的风范和标志，却受到李林甫的侧目；他远游于空旷幽深之处以避开弋猎之害。看他起初向姚崇进呈记室文书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他立身待人的大概原则。他说：“君侯登用晋升不久，浅薄而缺乏操守的一类人，已经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前来投靠，难道他们没有才能吗？他们的过失在于没有羞耻心。”这话说得太好了！一个人凭借宏大的才华和崇高的声望，一旦得到天子的知遇，于是位列三公，声势盛大，影响遍及海内，众望归附于他，就像夏天的云层高高涌起，春天的水流奔腾汇聚一样，这是不必说的。在这个时候，有所求而来进身的人来了，无所求而来进身的人也来了。有所求而来的人，目的在于求取某物，他们的隐情很容易看出来；无所求而来的人，则应慢慢观察，看他是否真的无所求。难道他只是乐于我的美德，帮助我成就事业，愿意共同为国家尽力吗？于是便乐意同他交往，也因此误失自我。哪里知道那些无所求而来的人，是被显赫声势的气势鼓动起来的；不只我不知道他到底求什么，即使让他自己追问，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纷纷而来、不能自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浅薄的人器量有限，弱薄的人自己没有立足能力，是依靠别人才能兴起的。形势忽然在这里，他们就聚集到这里；形势忽然转到那里，他们就迁移到那里。祸患还没有降临便躲避旧处，惊慌如受惊之人；福分还没有到来便奔向新处，迷醉如醉酒之人。君子和小人一升一降，本是常理；但他们会因形势而改变对人的褒贬，因形势而改变自己的愁容和笑容，因形势而改变脚步的高低，于是凡是能够压制将要衰落者、抬举正在兴起者的手段，无所不用。和这种人相处，能够做到上不使君主受害、下不使百姓受害、中间也不给后世留下耻辱的人，很少。所以，天下最可鄙、最可憎，君子应该尽早远离的，只有这种随风奔走、随波流逝，内心浅薄而不知道时势变化无常，立场软弱而不能守住内心所坚持原则的人。生在教化衰败、操行浅薄的时代，处在众望所归的位置上，风俗习尚已经如此，不可能迅速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闭门退避、拒绝交往，宁可让人怨恨诽谤，也不要同他们周旋，以此树立自己的风范而已。天下正混乱时便谈论用兵，天下刚安定时便谈论礼制，时局急需使用时便谈论财利，甚至到了教化兴盛、道统显明时，又相互仿效而谈论性理之学；这些人都是内心浅薄、立场软弱，足以玷污君子的美名，却有时只要有人稍微违背时尚，他们就反唇相讥，竭尽全力攻击。刚开始同他们交往，容许他们成群进身；一旦被他们颠倒是非，想不使国家受害、使自身受累、使名声败坏，怎么可能呢？司马温公在蔡京的问题上失败，只是因为没有及早看清这一点。张九龄唯独早早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清正的节操没有被浊流污染，远大的操守没有被罗网伤害。他的诗说：“捕鸟的人究竟在羡慕什么？”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鸿雁高飞于幽远之处，正因为如此，才能飞翔在云天大道之上，成为天下的羽仪。〖三〗

译唐朝有许多才臣，而清正贞洁的人并不多见。贞观时期虽然号称人才众多，也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后来如陆贽、杜黄裳、裴度，能够立言立功，声名显赫，流传到身后；但宁静淡泊，却本来不是他们的志向和操守所能达到的。只有开元时期，以清正贞洁而位居宰相的有三人：宋璟清正而刚劲，卢怀慎清正而谨慎，张九龄清正而平和。他们远离声色，断绝货利，卓然屹立于有唐三百多年之中，于是朝廷才知道廉耻，天下也因此得到安定。开元时期的盛况，汉、宋都比不上。否则，即使议论正确，法制详细，永徽以后奢侈荒淫、贪婪放纵的风气也无法革除。然而，大臣中以清节著称的人，大多苛刻严厉，难以容纳属下，牵制有才能的大臣，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这也不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汉、宋时期有很多这种人，他们孤高自守而不能容物，争强好胜而不能成事；对于才臣来说，就像水火互相消耗，又像密云聚集却不能降雨。三人的清正却不同于此：刚劲者自我坚强，谨慎者自我约束，平和者不随波逐流，却也不固执争斗。因此，宋璟虽然与姚崇操行不同，却有共同体恤国家的心；卢怀慎更加不愿以孤高耿介自我标榜，但也不妨碍姚崇施展才能；张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和李林甫共事却不迷失自我，始终不与他争斗。正因为如此，才臣不把他们视为妨碍自己的人，他们也绝不为了夸耀一贯操守而压制才臣。因此，他们的清正不同于汉、宋那些褊狭急切之流：后者把国计民生置于度外，只在馈赠和文书之间争论清浊。唉，真是伟大啊！杨震、包拯、鲁宗道，以及斩輗、海瑞，如果让他们处在姚崇、张说、源乾曜、裴耀卿之间，能不在熔炉中像金子一样跃动、在胸中像冰一样凝结吗？政治没有人同他们协力，功业没有人同他们建立，只是激起朋党，导致君主产生厌恶和憎恨，那又有什么用呢？三人能够清正而不偏激，长期保全自身并广泛有益于国家，大概是有原因的。士人初次进身时，除非本性已经卑鄙猥琐、喜欢依附腥膻之徒，否则一时之间名声所归、声望所聚，众人争相托身于他的门庭，把自己列入清流之选；他们的志向看起来都值得嘉许，气节看起来都可以任用。于是，怀有清正之节的大臣便欣然接受他们，把他们看作志同道合之人。这样一来，自己内心的和平尺度尚未受损，激扬众人的情绪却已经转移到他们身上；众人争相互相奖誉，又彼此支持。即使有边疆安危的大计、百姓生死的长远谋划、国家兴衰的永久忧虑，也都抵挡不住这群人激昂的共同意志，只会把士人分成不同流品和界限，笼统地加以取舍。这难道是怀抱清正贞洁的大臣起初所想到的结果吗？彼此唱和不断增加，势力已经形成，便无法挽回。由此可知，三人的器量实在远大：他们自身不受辱，志向不被歪曲，光明正大地如同高举日月而行，只是遵循本来固有的俭朴德行，并不借此诱导天下人，也不把名节奉为标榜，因此士人本来就没有机会依附他们。他们不自我夸耀，也不结党；不结党，就不会争斗。唉，士人出身田野，吃粗淡食物、穿粗劣衣服，本来就是平素的生活。至于世代享受俸禄的人，或许还有祖先旧德可以凭借，也没有交相责难的忧虑；他们读先圣的书，位居四民之上，就不会甘愿让身心陷入锥刀般的微利和腥秽之中，难道这就算特别的操行吗？既没有损害外物，本来也没有什么实际益处，又哪里足以傲慢自雄，擂鼓求取清流的声誉呢？天下的事情，本来就要同天下人共同完成：有智慧的人借助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借助他的决断，有技艺的人借助他的才干。他不能凭才多而向我炫耀，我也不能凭独行而向他炫耀；对上帮助君主，对下惠及万物，守持正道而不严厉，保持谨慎而不浮躁，培养和气而不乖戾，这样天下才能依赖清正贞洁的大臣。至于孤高自守的人，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君子怀抱一贯的志向在朝廷立身，学习三人的做法就可以了。有伯夷那样的廉洁，却又骄傲吝啬，也是人道的忧患。〖四〗 奸人被人揭发，却反过来诬陷揭发奸人的人，使其获罪，这种罪行不能赦免。两个人都有奸邪行为，后来又因为一方揭发另一方而互相揭发，那么后揭发者的罪姑且置之不论，但先前所犯的奸邪罪行仍然不能赦免。既然他确实有奸邪行为，为什么不早些公开指出他的罪行并加以论奏，却要等到自己的罪恶已经暴露，才反过来互相攻击呢？京兆尹崔日知贪污违法，御史李杰弹劾他，崔日知却反过来罗织李杰的罪名。先不论李杰究竟有没有罪，李杰不能因为崔日知的话就被定罪，崔日知也不能因为揭发李杰就得到宽免。玄宗采纳杨玚的意见，释放李杰而把崔日知放逐，这是恰当的。可是，这件事还有可说之处。御史和京兆尹都是执掌法令的官员。京兆尹贪暴，是御史必然要纠察的；御史在京城放纵越轨，京兆尹也熟知其情，而会依据职守来论劾他。假如李杰败坏官箴、包藏奸邪，并且从下方妨碍京兆尹的权力，知道崔日知必定会揭发自己的过失，便先搜罗崔日知的过错来钳制他，那么李杰难道也只会攻击崔日知，而不许崔日知开口吗？这样，杨玚所说“负责纠察弹劾的机构，如果奸人能够恐吓它，御史台就可以废除”的话，也只是偏袒御史台官员的一党，而不是公允的论断。崔日知的罪行不能因为他罗织李杰而减轻，这当然是对的；但李杰有没有罪，也不能不查察。如果李杰果真无罪，那么崔日知既因贪暴而依法治罪，又增加了诬陷贤人的罪恶，应该加重刑罚，不能只贬为丞就算足以掩盖他的罪行；如果李杰确实有罪，也不能因为他弹劾崔日知，就一概不再查察。如今杨玚不辨明李杰有没有罪，只因为保护御史台官员而保护李杰；况且开元初年，群贤都各自有所表现，而李杰没有什么声名，李杰究竟是怎样的人，也就可以知道了。杨玚只是为了保存御史台的纲纪，却没有替朝廷辨别贤人与奸人，这不是公平允当的论断。天子虚心审慎地详察刑罚，奸人自然无处藏匿奸邪；士人端正自己来匡正世道，小人自然不能插嘴；但也不能因此制定禁止恐吓、排斥反咬、把一切都用法令弹压天下的办法。〖五〗 君主和臣下互相戏谑，朝廷就没有纲纪；朝廷没有纲纪，邪佞之人就会轻慢法度，巧妙地掩饰自己的罪恶。所以，曾听说过用道来裁断万物的君主，其次才是用法来禁止臣下；如果道理无法衡量，法令也没有整饬，君主反而拿臣下开玩笑，来满足浅薄之人的快意，那么感到快意的就是浅薄之人；趁机同君主互相戏谑的，就是奸人。真正懂得道和法的君子，知道这种做法不足以治理天下，又有什么可快意的呢？

译郑铣、郭仟舟投递匦函献诗，借叙述游仟的旨意来亵渎皇帝的听闻，依法应当将他们放逐并处死，或者姑且赦免死罪而斥退罢免，这都是恰当的。堂堂作为天下的君主，不能秉持道义来整饬法令、惩治奸邪、制止邪恶，却把他们安排去做道士，姑且同他们戏谑，以供浅薄之人一笑；那么，贪婪的人聚敛财物，是否也可以赏给他们金帛粮粟；淫邪的人鼓励污秽行为，是否也可以把年轻女子赐给他们呢？况且郑铣和郭仟舟奉诏成为道士，谁知道他们不会得意洋洋地聚集徒众、营建楼观、采炼铅汞，借此炫耀得意并谋取厚利呢？玄宗这样做，只是姑且以此取笑他们；小人得到天子的戏谑，却把受到戏谑当作荣耀，无知的人又争相赞美这种荣耀。不到几年，张果、叶法善、邢和璞就纷纷聚集到天子的朝廷，这难道不是由此招致的吗？君主可以戏谑臣下，臣下也可以戏谑君主；上下彼此戏谑，君上就没有威严，臣下也没有禁忌。萧瑀是大臣，太宗听任他出家，也是在戏谑；唐朝之所以没有政纲，正是因为如此。评论者却以此为快，认为足以惩治奸邪、警戒风俗。这样一来，国宪、官箴、法律、刑纪都可以不用，而用戏谑来惩治奸邪，那么天下还有谁会受到警戒呢？浅薄之人的快意，早已是君子羞于称道的事情。〖六〗 姜皎参与诛灭叛逆有功，玄宗听从宋璟的劝谏，放他回乡务农，并下诏说：“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对于刘幽求、锺绍京，也都是采用这种办法。为国尽力，也只应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已；超过这个限度，就没有不招致英明君主憎恶的。若遇到猜忌而残忍的君主，那么里克、宁喜被处刑，也是他们自取其祸，不能只责怪君主刻薄。明白这一点，君主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有功之臣，臣下也知道怎样树立节操、保全自身了。本文疑有脱漏和讹误。〖七〗 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取决于通达事理的见识。所谓通识，就是通晓事情从哪里开始、弊端从哪里产生、祸害从哪里消除、利益从哪里形成，能够广施恩惠，能够因时制宜，能够制止奸邪，能够使国家富足，而且都没有不恰当的。于是才会有独断。有了通识而形成自己的决断，一旦果断实行，必定大大惊骇流俗；那些庸主和只看眼前得失的庸臣，当然无法揣测它的意义，只会认为这样做损失很重。例如宋璟拿出太府的粮食和府县的粮食十万石来出售，收取民间的恶钱，送到少府销毁，就是这样。把粮食散给百姓而收取钱价，似乎不足以算作仁爱的恩惠；君主同百姓做买卖，似乎不合乎义的适宜；用粮食换取钱而把钱销毁，只是从百姓那里收取钱，却没有给君上留下实际利益，似乎会损害国家、使国家贫困；一旦这样做，既不可揣测又令人惊骇，庸主和庸臣听到这种议论便吓得缩舌，这本来就是必然的。按照实际情况考察，难道真是这样吗？不取钱价，却把十万石粮食散给等待粮食的人，这是不花费钱财的恩惠；下层积存的恶钱将随着破损而坏掉，国家多余的粮食将因久藏而腐朽，把二者交换，这是处理事情的适宜办法。至于它对国家的大利，更不是见识浅薄、胸襟狭窄的人容易明白的。恶钱在天下公开流通，奸民同国家争利，而国家总是不能胜过他们；恶钱充斥，官府铸的钱就无法流通。人情趋向轻便而厌恶沉重，国家的钱不能胜过私铸的钱，已经很久了。恶钱散积在民间，没有地方消除归宿，却想让人主动把它抛弃，即使天天刑罚人，也不能制止；拿粮食来收取恶钱，是使人不至于丧失钱的价值，反而乐意把它拿出来。销毁的钱虽然很多但还没有全部销尽，百姓看见君上舍弃十万石粮食的价值，把它付之一炬，就知道这些钱最终必定消灭，因而不肯再收藏；不用几年，不必等到人们主动抛弃它们，它们自己就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恶钱不再流通，国家的钱就会变得贵重；国家的钱贵重，铸钱就会日益兴盛，奸民便不足以逞强，铸钱和货币的利权也归于一处。实行十年，它所获得的利益将是十万石粮食本钱的百倍；暗中补偿这笔本钱后，所得盈余更是无法计算，这难道不是使国家富足的长远谋略吗？然而在当时，愚昧的人无法测度，吝啬的人不敢决断；如果不是玄宗倚重任用姚崇、苏頲并与他们协力恭谨行事，那么宋璟的建议一提出，讥笑就会随之而来。掌管国家财政而能懂得大局，是多么困难啊！小人凭着狭窄如环堵的见识，吝惜眼前极小的利益，舍不得付出，却急于收取，只会削弱百姓、聚集怨恨，在十年以后暗中损耗国家根本的谋划，却还像吸食蜂蜜一样贪恋它；王安石使宋朝受到损害，就是这种情形。不耕作却想着收获，不过是做盗贼罢了，不过是做乞丐罢了；盗贼和乞丐，难道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们吗？〖八〗 黄帝确立婚姻制度，父子关系才得以确定。按照《周礼》，父亲在世时，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之丧，用来体现黄帝制度的精义，以端正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感情；这种制度不是圣人就不能制定。武氏抬高妇人的地位，使之凌驾于丈夫之上，于是改为服斩衰；从此三从的义理被毁坏，宫闱中传播丑闻，祸及宗庙社稷。开元七年，诏令五服一律依从《礼传》，于是士大夫纷纷发表议论，各自依从自己的意思，迷失先圣的典制，违背当时皇帝的命令。褚无量叹息说：‘世俗人情浅薄，制度一旦被扰乱，谁能纠正它呢？’可悲啊！提出了这种道理，却没有人能够理解；理解了，却没有人能够相信；相信了，却没有人能够遵从。圣人不足以留下教训，天子不能用它来施行法令；天下使人心受到禁锢、违背天理的事，没有比世俗更严重的，没有比浅薄更可恶的。至于奸邪悖道的人还不在其中，竟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奸邪悖逆之人破坏法令、扰乱纲纪，他们的罪恶显著，辨析他们是非的标准也不能坚持；等到势穷情尽，祸患到自身便停止了，不会用来扰乱天下后世。世俗却不是这样。起初倡导这种做法的人，也怀有奸心，也在行邪道，也违背君王的法令、逆反天理，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但这种做法相互沿袭而形成风气，到了末流泛滥时，人们明明看出它不对，却又认为其中有对的地方；明明看出它违逆，却又认为其中有顺理之处。它为什么看似正确而又顺合人情呢？因为人人都有沉溺之处，并把有利于自己的东西作为归宿。人使用爱容易，使用敬却困难；知道感情的人多，知道本性的人少；在奉养上能看见恩情，在道德上却感到畏惧，这些都是软弱。还不只是这样。士大夫出门在大庭广众中议论礼制，回到家却同妻子儿女商量可不可以，于是父亲能够与母亲享有同等尊亲地位，也只是现存法纪造成的罢了。不然，抬高母亲而压低父亲，让父亲服齐衰、母亲服斩衰，难道不是他们认为可以做、也忍心去做的吗？于是亲近继父而轻视继母，依仗母亲一族来伤害父亲的本宗，茫然得几乎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家的儿子。‘哪里懂得仁义，只要享受到利益的人就是有德之人’，这样的人竟还自夸孝顺慈爱，带头引导天下；中国不变成夷狄，人不变成禽兽，还能有多少呢？

译人的天性，是隐藏深密的；如果不能引据所听所见的知识使之归于内心，潜心体察本性，顺应本性来穷究事理，就不能明白它。浅薄的世俗观念用于人伦关系，十姓百家浮动不定的志气违背天理，却同奸邪悖逆之人的情态相合，这是必然的。所以说：罪恶没有比世俗更大的，世俗没有比浅薄更轻薄偷惰的。褚无量的叹息，流传千年；可是帝王不能纠正它，士大夫不能实行它。唉！人道的沦亡，我不知道最终会到什么地步了！〖九〗 评论鲁庄公的人说：‘母亲不能加以管束，就管束她身边侍奉的人。’ 用这个办法侍奉不顺从的父母，还不能算尽善；把它施用于不贤良的兄弟，则既合乎义又保全恩情，没有比这更高明的道理了。舜让官吏治理象的封国，却不让象暴虐他的百姓，圣人也不过如此罢了。想不到玄宗竟能做到这一点。驸马都尉裴虚己私下跟随岐王游玩，携带图谶一类的文字，因此获罪流放新州，并解除他的婚姻，法令严厉而没有宽赦；但对于岐王，玄宗却不因此怀疑他，仍像从前一样加以安慰。裴虚己携带邪说而私下交游，岐王却把他当作宾客，岐王难道没有罪吗？不过裴虚己受到惩罚以后，游历岐王门下的人都知道畏惧和避忌。那些生长在深宫、处在宦官宫妾之间的帝王之子，早晨唱歌、晚上饮酒，怀着那种邪僻心思，本来不用施加威势，也会自行安分守在侯爵的封地里。如果没有左吴、赵贤，淮南王就不能谋反；如果没有宇文述、杨素，杨广就不能夺取太子之位；如果没有张公谨、尉迟敬德，太宗就不能杀死兄长。天下的动乱，往往都是由那些希求侥幸功名的人从旁煽动促成的，大多如此。博望苑一开设，戾太子的首级就悬挂在湖城；天策府一设立，隐太子的鲜血就流在玄武门。事情成功，灾祸就波及国家；事情失败，灾祸就殃及自身。玄宗每天让诸王在鸡鸣吹笛之间游玩，却把雷霆般的威势迅速施加给那些挑拨激怒他们的小人，使诸王保全自己的爵禄，王室也没有受到震动，不是很好吗？睿宗不能诛杀驱逐扰乱朝政的奸人，接着又残害自己的同胞，所以纵容窦怀贞而仅仅保全一个妹妹，最终因此伤心。周公把顽民交给管叔治理，本来就不如舜让象以天子的官吏治理自己的封国，从而长久保全兄弟恩情。所以说：‘圣人是人伦关系的最高境界。’效法其中一个方面，就可以穷尽人伦、平息祸乱；尧、舜的道理，人人都可以学习，也只是去实行罢了。〖一 ○〗 汉代的太守，距离古代诸侯的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差别，征辟任用、赏罚、兵刑、赋役都可以专断；县令听命于太守，就像臣下听命于君主。因此宣帝下诏说：‘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就是二千石官员吧！’太守的权力很重，县令的责任就轻，所以天子详细考察二千石官员的升降任免，治国之道便能全面施行。唐、宋以来，虽然有府州统辖县，也有禀报承受、考核监督的职责，但诛罚、奖赏、罢免、任用的权力不能专断，县令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治理百姓。于是天下的治乱、百姓的生死，只看县令是仁厚还是暴虐、贪婪还是廉洁，而县令的地位也就格外重要。玄宗下诏，命在京五品以上官、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分别举荐县令，确实是重视县令。若只在举荐开始时重视县令，必定要让举荐者承担保任责任、分担功罪；这样做的好处，不过是得到一些善于粉饰治理工具的官员，他们胆小软弱，只求免罪，却不能使百姓受益；这样做的坏处，是举荐者害怕受到连坐处罚，彼此遮掩来掩盖奸邪。那么，保举县令的办法不足以整肃官场、惠及百姓，本来已经很清楚了。重视县令，难道只在选举的那一天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石〕 县令的责任很重，但官秩却低，所以后世大多把县令看作初入仕途的官员。他有没有才能，事先没有过去的政绩可以验证；想先辨别清楚而使他能够胜任职务，即使具备知人之明的人也不容易做到。然而士人刚刚接受第一次任命、初次治理一个县，如果不是从胥吏等不同途径升任，那么其中不顾清议、甘愿成为败类、使国家受损、虐待百姓的人，本来就很少。没有办法激励他，贪浊者就不会受到惩罚；没有办法表彰他，清廉者就不能施展；受到上级官员排挤，他的才能就不能得到任用；只责令他奔走逢迎，他的操守就无法树立。这些都取决于上级如何使用他。加强法纪来纠正不称职者，就有所戒惧；以清要职位等待提拔，就有所劝勉。在成法之外，允许他根据当地情况便利百姓，这样他的权力才可以任用；把供应行旅、驿站传递的劳役交给主簿、县尉，而不让县令承担卑贱劳役，这样他的操守才可以磨炼。这样一来，贤能者志愿得以实现，不才者也会勉力自持、爱惜自己；至于特别不肖的人，本来会同同类相比较，过失很容易显现，事后依法议处，也不用担心坏苗难以铲除。何必在他们尚未任职以前，就用无法保证始终如一的标准来约束举荐者，又责备他们做到本来难以预知的事情呢？开元年间的制度，刚开始实行时，用来显示皇帝所重视的事情，可以；如果据此把它作为固定法则，弊端就会由此产生。所谓重视，是在任用上重视，并不是一次选举就能把任用贤能、养育百姓的道理全部完成。只要在任用上真正重视，治理就差不多可以实现了。〖二〗 停止用兵，必须使士兵有所归宿；军队解散却没有归宿，就会成为盗贼、制造动乱。张说平定麟州叛胡，奏请撤去边兵二十万人，天下于是安定无事，大概因为他所撤的是府兵。府兵本来就是农民，回去以后耕种自己的田地、居住自己的房屋，父子夫妇在屋舍和柴薪之间相互保全，所以天下安定。由此可知，府兵制度只是用来毒害天下，却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乱，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张说说：‘我长期在边疆，完全知道那里的实情。将帅如果不是为了自卫，就是为了役使士兵来营求私利罢了。’百姓中被征任为兵的，必定是轻佻放纵而不能约束、把死亡看得轻却害怕劳苦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贪图饮酒、杀牛等利益，也才可以任用他们让其拼死效力。府兵制度初建时，士人因为可以免除租庸调而乐意当兵，或许也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勇力能够胜任。到了后来，列入户籍而不能推卸，便把当兵看成不得已的劳役；那些柔弱、老实、本分的人，都流着眼泪上路，去参加军队。像这样的人，才能既迟钝懦弱，已经适合充当劳役，却不适合当兵；他们怕死却不怕劳苦，便乐意服役来躲避刀兵；既然役使他们，他们没有不听命的，那么骄横贪婪的将领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役使他们来营求私利呢？团队的首领役使他们，偏将副将役使他们，大将役使他们，出行边地的大臣役使他们；甚至纨绔子弟、主帅的仆人和妾也役使他们；幕府中的文士、来往的游士、弹筝击筑、下棋赌博、驯鹰喂狗之类的人，也都可以役使他们。当兵的人也欣然愿意做奴隶，只求苟且偷生一天。唉！府兵哪里还能算是军队呢？不过是把百万井田疆界内耕田的壮丁全都变成了奴隶罢了。即使把他们遣返回田地，使他们像奴隶获得平民身份一样，又怎么会不安定呢？

译他们没有强悍而不受役使的气概，只有苟且偷安而不顾服役的心态；正因为他们具备可以役使的条件，便侥幸收取役使他们的利益。出行时被边疆大臣役使，居家时被地方长官役使；一时没有审察，便终身受役；先代没有谋划，役使还会牵连后代。天下苦于兵役，不必等到箭石交加、尸骨不得归返，怨毒就已经充满胸中。张说奏请撤去的二十万人，没有一个可以供战守之用，只是使这二十万农民苦于奉拚除、执虎子、修筑毬场、供应搬运负荷等劳役。因此军队一撤，玄宗知道这会劳害百姓、削弱国家，于是实行招募士兵、分别隶属的议案，逐渐改为长从，又逐渐改为彍骑。事情困迫到极点就必然改变，难道还可以片刻等待吗？可是议论者仍责备玄宗、张说改变制度不同于古法，认为要遵循君子之道，制定法令制度来保卫国家、安定百姓，不应这样鲁莽。所担心的是，法制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旧习相互沿袭而难以改革；即使实行变更，祸害仍会相继而来。因此，自从张说撤去边兵，边地便空虚；长从、彍骑的制度尚未确定，也没有收到它们的功用；边将承袭这种局面，蓄养私人武装，养殖番兵，自行建立军府，因而酿成天宝年间的动乱。大概从府兵调发戍守的那一天起，他们早已轻视天下没有军队；一旦撤回，草料和粮食有了剩余，便任凭他们自行处置，朝廷本来就无法责问他们。府兵数十年流传下来的祸患，在改制初期仍被承受，却把过错全归给招募兵，为什么不衡量人情、遵循事理，反而充耳不闻、塞住眼睛，任凭浮泛游移的言论轻率议论天下大事呢？〖一二〗 同一项议论，如果夹杂个人私意，就会成为私见而损害正道。唐、宋以来所说的能够掌握大体、致力于长远谋划的大臣，没有不把公心和私意混杂在议论国事之中的，因此被嫉妒君主的奸臣反过来利用，彼此阻挠、彼此胁迫。玄宗同宰相讨论广州刺史裴伷先的罪过，张嘉贞请求杖责他，张说说：‘刑罚不施加给大夫，是因为大夫接近君主；同时也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这话说得正确，确实是维护国家体统、劝勉臣子操守的宏大谋议。随后他又说：‘宰相如果时运到来就能这样做，大臣都可以受到鞭笞侮辱，那么就会轮到我们了。’这同宋人所说的‘不要让君主亲自下手而习惯于滥施刑罚’是一样的。如果心里怀着这种想法来倡导这种说法，上下相传，写入史册，君主将会说：士大夫是在保护自己的同类，以抗拒君上、躲避祸害；这大概是古今共同的习惯。他们所谓维护国家体统、奖勉士人操守，都只是借口，不可信。贾谊以不能侮辱贵重大臣为理由劝谏文帝，也同张说大致相同；但贾谊是新进的小臣，不属于绛侯、灌婴一类的人，自然可以直言无讳。张说怀着‘将会轮到我们’的心思，又同僚属私下聚谈议论，就不应让君主听见，否则会开启后世君臣猜疑防范的祸端。心念一转，言语随即获罪，过错难道还算大吗？士人之所以宁死不可受辱，在于自己的操守，并不是要挟持君主，企望君主在法律上宽待自己。平日以淡泊自守，行事保持宁静，断绝受贿的门路，整顿子弟的奢侈，拒绝游士的邪说，停止党同伐异的争斗，卓然立于朝廷之上，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鞭笞和侮辱呢？确实有过错，就引退自身等待治罪；主张不被采纳，就辞去俸禄回乡耕作。万一遇到昏庸暴虐的君主，触犯了后妃、宦官或权奸的忌讳，侮辱无法避免，那么就应像高忠宪公攀龙投池水以明心志一样，保全肢体，去地下见先人。再有不幸，也本来只是义理和命运的偶然遭遇，是虽受辱而仍然光荣的事。若拘拘计较将来可能遭受的侮辱，并限制君主使其不能侮辱自己，士大夫有了自己的门庭，而君主却不能拥有自己的喜怒，那么暴君更加猜忌，专门把他所不愿承受的事加在士大夫身上，也就不足为怪了。张说自夸自己的见识能够考虑长远，但在君子看来，这同胥吏仗恃强横、把长官钳制成不可拔除的根株，有什么不同呢？天下的公理，如果被私意扰乱，公理就会被夺去。君臣之道的丧失，是唐、宋的大臣自己造成的。于是廷杖、诏狱之类的灾祸便如燎原之火，再也无法扑灭。〖一三〗 《春秋》记载晋国在商任同诸侯结盟，是为了禁锢栾氏；讥讽晋国不能安抚、保有栾氏，却又在别人的国中加重禁制，这是做得太过分了。实行封建制度的天下，各国都把本国的人看作私有；人一旦离开本国，就不再是本国的人，于是设置疆界来划分区域。《硕鼠》诗说：‘我将要离开你，前往那快乐的地方。’这也是借离去来反抗君主。上下彼此猜疑、彼此离心，这是衰乱时代的风气，已经无法制止了。天下已经由一个君王统治，那么哪个郡、哪个县不是一个君王的土地？担任太守、县令的人，只是暂时供职办事，本来并不属于他们的百姓；天下百姓无不是天子的百姓。有的土地贫瘠，不能供养人口；有的官吏暴虐，不顾百姓生计；有的政令不考虑土地肥瘠，一概施行，因而使贫瘠之地更加困苦，于是有人离开故乡、脱离户籍，迁往别处。只要使耕田的人耕田，做工的人做工，经商的人经商，这对天下大同的时代有什么损害？却把他们称作逃人，这是有关官员的诡辩之辞，哪里值得听信呢？不能让百姓中有不登记户籍的人。客居者胜过本地主人而使主人疲敝，是不公平的；但新近聚集来的百姓，也不能突然征发他们服役，因为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安定，力量也承受不了。至于把他们查点出来押送回原籍，那更是苛政。百姓不得已而远行迁徙，却强迫他们返回，是把他们逼上死路。开元十年，下诏令州县安置逃亡之人，这已经做到了，只是还没有追问安置他们的具体办法怎样。安置之法，必须让他们申报来自何处，同时注销他们原来的户籍，使他们不必由乡里宗族代为输纳赋税，然后根据他们所从事的产业逐步确定赋役。这样，四海之内都成为君王的百姓，实际并没有损失，那么“逃人”这个名目又怎么足以成立呢？既然如此，一个县邑有逃亡者，可以归罪于它的守令吗？回答说：还不能这样说。土地肥沃或贫瘠，本来就有其固定状况；赋税徭役繁重或简省，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迁徙的人多了，就应当察看当地陂池堤防的便利，改良土地；查问徭役废弛积弊的情形，整顿政务。这不是守令一人所能专任的，而是抚治大臣的职责。一个县邑有很多新归附的百姓，可以奖赏它的守令吗？回答说：还不能这样说。守令的贤能，如果只肯惠及登记在册的百姓，却不能施及新归附者；如果又用小恩小惠诱使人来迁徙，那也不是法令所允许的。没有荒废的土地，也没有闲散的百姓，解除法令禁限，让各地自行任用安排：土地上的人从事耕作，百姓安居为民。这样一来，安置百姓的诏令难道还会成为多余的设置吗？〖一四〗

译唐代有许多有才干的大臣，只是因为他们懂得通变。裴耀卿治理漕运，难道不是可以作为万世法则的吗？与其堵住水流来行船，不如更换船只以顺应水势；与其冒险求取便利，不如避开时机不利之处；与其直行求快，不如辗转递运而使运输相接。江河各有各的规律，南北船工各有各的习惯，水的涨落各有各的时节，船的大小各有各的规格。只是因为不懂得通变，才用一条船经历数千里的曲折航程：山崖宽阔、水势深远，却限制它少装货物；滩险石浅，却强迫它使用巨大的船只。于是便有修筑闸坝的劳苦、疏浚浅滩的扰民、守候冰冻而耽误时日的需要，以及决开阳水而造成的阻塞困顿；又引导洪流侵蚀土地，扰乱水性而违逆自然，使百姓劳苦疲惫，耗费国家财力，强行实行这种直线运输的拙劣计划。像近世的漕渠，经过江、淮、汶、泗、河、济、漳、沽等水道，旷日持久，使百姓疲惫、国家耗损，其危害无法尽述，都是只凭主观意愿办事而不通晓事物规律造成的。处理天下事务，应顺应上天雨晴的变化，利用地势险易的不同，发挥人的智力和力量，做条件所允许做的事，不要强行让万物迁就自己的意愿；这样，无论是用道理处理繁难事务、经受艰险、调通盈亏、督察懒惰、禁止盗窃侵害，都没有不能胜任的。宋代以后，议论虽然很多，但不能实行的，只是想用一套办法战胜天时、人事和物力，强迫它们依从自己罢了。唯有唐代有才干的大臣，拿来同后世相比，后世哪里值得一提呢！〖一五〗 帝王制定法令的精深意旨，寄寓在名分与实际之中；它们都以仁义为根本，用来安定民心、振兴民行，使天下趋于中正和谐。它的作用含蓄而通过教化神妙地实现，本来不在于封建和井田。井田、封建，是因时制宜而制定的权宜之法。夏、商、周三代贡举之法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周代制度零散可见，还能大略考察。任用人要依据他的职务，端正职名，把使百姓归于善的用意寄托其中，使他们习惯于此并相互影响而兴起善行；同时还要表明君主应当作为天下的君主和老师，而不只是计算百姓财产以谋求实利。因此由司徒总领，而不是由冢宰、宗伯分别偏任。它的意义深远，即使百世之后也可以奉为师法。贡举这件事，同时包含两条途径。选拔天下人才，任用他们办理天下事务，用来修明政治、保全国家、安定百姓，这是第一条途径。把君子同小人区别开来，用爵位使君子荣耀，用俸禄供养他们，使天下人相互劝勉向善；让行善者不受压抑，让不善者得到悔改，这是第二条途径。两条途径都具备，而以善劝民的用意尤其是圣人急切关注的。人们受到劝勉而向善，国家因此保全，百姓因此安宁，这就是本末的次序。所以冢宰，是负责治理的人；宗伯，是负责任用已经登进、已经升用的贤才并整饬其轨则仪法的人；而进贤的职务，专由司徒承担。“徒”的意思是众人，就是把朝廷君子和乡野百姓合在一起，都归司徒掌管。司徒掌管君子的教化，以此树立乡野百姓的准则；天下所有众庶，都仰承教化而形成和谐。司徒难道是容易掌管的职务吗？正因为司徒能够鼓舞、教导、宣扬、抑制他们，使百姓不待刑罚便自行警戒，不待礼制便自行恭敬待人，所以只要掌握选举的权力，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枢纽，把它交给司徒，天下人就都明白天子的心意，说：上面对我们的牧养、治理和划定疆界，没有一样不是希望我们向善，并且都合于君子的道理。因此，选举由司徒统领，其用意深切而宏通，确实是万世不变的至高原则啊！唐代旧制，贡举由考功掌管，这只是替官府选择人才，而不是向天下民众求取贤才。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侍郎掌管，于是把贡举当成装饰文治的事务，士人凭浮华而升进，百姓的品行便不能兴盛了。风俗的衰败，正是在上位者所表彰的事物中暗暗转移，却不知道名分所保存的、实际所趋向的，未曾有过差错。自从贡举不由司徒统领，贡举就变得轻贱；一个人的私下取舍，取代了公共的原则，亿万百姓共同遵循的公理便废弃了。自从司徒不掌管贡举，司徒也变得轻贱，只成为替天子搜刮聚敛的庸俗官吏，而不再是承接上天、协助君主整饬人伦秩序的天职所在。士人竞逐浮华，抛弃实际品行；百姓迫于赋税徭役，失去了安常守分的心性。只是在职分上略作调整，依照名分考察实际，国家治乱的大道理就存系于此。良法一经改变，精深的本意便消失了，谁还知道先王施行仁义的重大作用，竟然如此严肃而不苟且呢？善于师法古人的人，对于这一类事情，千万不可容许自己忽略而不加考察。其他因时制宜、顺应士人而制定的权宜之法，本来可以变通施行、裁量调节，又何必一定要仿效成法呢？〖一六〗 李林甫进谗言杀害太子瑛和二王，是为了给寿王铺路。武惠妃死后，寿王的宠爱逐渐衰退，李林甫想要树立私恩、倚仗权势，但他的意图始终没有改变，谋划更加凶狠，坚持更加坚决。凡是可以迷惑皇帝听闻、曲意促成奸邪计谋的手段，他在武惠妃未死以前尤其厉害，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他自身的生死祸福，是关键所在；只要认为可以达到目的的，他没有不用的。然而玄宗最终因为忠王年长而好学，又听到高力士趁空闲进言几句，储君之位于是确定，李林甫连一句话也插不上。从这里看，奸邪之人自夸得到君主宠信，以恐惧控制朝廷大臣，使他们害怕自己；他们这种夸大虚妄、毫无实际的伎俩，大致可以看清了。这不只是因为玄宗在位中期还没有十分昏乱，即使是极其昏暗懦弱的君主，听任奸臣说这样或说不这样，只受其牵制摆布，在情理上也必然做不到，在形势上也不可能实现。况且奸臣孤立无援，只能以献媚来保全自身，难道会像董卓、高澄那样威胁皇上，逼迫皇上一定顺从自己的意志并使君主怨恨吗？他们只是事先探知君主想做什么，事后把事情如何办成的过程隐秘起来；凡是君主的任用、罢免、听从和违背，他们都早早测知，知道必然如此，于是便向众人宣称：天子本来没有这样做，是我能使他这样做。恩惠是他的恩惠，威势是他的威势；群臣百姓只等候诏旨下达之后的命令，却不能亲自承受皇帝的顾问，于是果然相信恩威都出自奸臣，君主只是受其牵制。奸臣便借此恐吓天下，笼络众人使他们归附自己；即使有人想揭发他的奸邪，也不敢说出来。那么，假如有忠诚而有智慧的人知道这种伎俩不过如此，就会明白：以武氏的强悍淫乱，周、来、侯、索等人突然得到皇帝的权柄，诸武、二张秘密侍奉于内廷，但攻击他们的人并未因此受伤，按罪诛杀他们的人也没有顾忌，直言请求斥退、远放他们的人反而得到任用，何况如今并不是武氏当政的时代，难道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只可惜没有能够明辨道理、察知实情的人，不能看清事实而不受迷惑。难道奸邪果真具有不可拔除的势力吗？人们只是厌恶他、怨恨他、怀疑他、畏惧他，在私下议论，结果徒然遭祸，以至于因噤声而死、全家被屠；奸邪因此更加得意，忠贞真实的人因此更加衰微，君主因此更加迷乱，怎能不令人深切悲痛啊！〖一七〗

译天宝元年，设置十个节度使，其中九个都在西北边境。只有河东一镇治所在太原，位置较为接近内地。另有岭南经略，以及长乐、东莱、东牟三处守捉，也都属于边地，不过权力较轻。至于京畿和内地，河、雒、江、淮、汴、蔡、荆、楚、兗、泗、魏、邢等地都放松武备，苟且偷安，依靠沿边的节镇，希望早晚能够没有忧患；外部边疆强盛而内部空虚，国家走向动乱灭亡的形势就形成了。自从一行提出“两戒说”，把国家的治理分为文治和武备，于是实行居内地者力量轻弱、控制边地重兵，以及使边疆枝强而中央根干衰弱的办法，却还自以为这样就巩固了。当玄宗在位时，吐蕃、突骑施、奚、契丹虽然强悍不服，却也屡次受挫退却，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防御的。无缘无故把边患当成大祸，把专门征讨的权力交给边将，这种失策本来不必多说。即使外敌果真强大，接连侵扰逼迫，也应当在内地屯驻重兵，按时出兵应敌，而不能把重兵长期驻扎在边塞，使其玩忽敌寇而失去防备，一旦失败便没有后续力量。况且周、汉灭亡时，都是先从内部溃烂，前车之鉴并不遥远，难道全都是由于四方夷狄吗？盗贼在内部兴起时，并不能立即聚集数万人横行天下；即使有能做到的，也都是乌合之众，并不难以扑灭。只是中原把兵力撤空、没有驻军，于是盗贼刚被消灭便又再次兴起，没有力量压制。调撤边兵入内讨伐，必然加重对本国百姓的虐害，使人心离散叛离；偶然一旦遭到挫败，盗贼便乘势收编溃散士卒，席卷而进，而边兵也都被盗贼利用。这样一来，盗贼擂鼓前进，进入无人抵抗的境地，再也没有人能拿着一支箭来抵挡他们，国家社稷在朝夕之间就会沦为废墟。假如安禄山叛乱时，两河、汝、雏、淮、楚之间有大臣屯驻重兵，从背后攻击进入关中的叛军，迫使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形势，叛贼岂敢轻易窥伺函谷关呢？封常清只有一人两臂，仓促之间招募市民，把他们交给敌人擒获，他必败无疑。二颜在河北起兵，张、许守卫唯阳，也都是率领市民作战，是叛贼所希望看到而暗自发笑的。李、郭二将虽然出兵，攻克九门取得胜利，却不能挽救潼关的失败。从这些事情看，掏空腹心地区，却在四方边末树立强大的援军，一旦发生变故便会瓦解，国家大厦很快倾覆，形势注定灭亡，毫无挽救可能，这是必然的凭证。况且重兵驻扎在边地，军队是强是弱，朝廷无法知道；将领是忠是奸，中央也无法查问。士兵只知道将领施加的恩惠和威势，不知道有天子；将领一旦失去守卫职责，便自行放纵成为流动作战的军队，溃散、逃亡、投降，甚至反戈而起、内部相攻，难道只有安禄山攻入宫阙、天子逃往蜀地才会这样吗？杨、刘军队一溃，朱友贞便只身无处投奔；恒州一败，石重贵便束手等待被擒；种师道入援而不能振作，宋徽父子便凭借孤城而被擒获。千古以来败亡的一条共同轨迹，自从大规模兵乱骤然兴起、边地烽火却没有援军开始，已经存在很久了。东汉在黎阳的屯兵，勉强算是有所凭借；但它后来灭亡，也是因为边疆兵力强而腹地空虚，山东的义军抵挡不住董卓的胡骑。后世谋划保全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一八〗 唐代政治没有坚持到底的共有三次：贞观、开元、元和。其中天宝和开元相比，治乱相差尤其悬殊。人保持志向而致力于修养才能，起初也很困难：血气尚未安定，外物诱惑容易使人改变，智慧尚未开启，操守尚未牢固，对得失、贞正与淫邪、治理与动乱的原因还没有充分经历和熟悉，所以容易产生骄傲懒惰。等到年富力强，见闻更加广博，浮荡的志气已经收敛，声色娱乐已经厌倦，而修养自身的成效又有所凭借，就会逐渐懈怠放纵、贪图享乐而松弛、任性而暴虐；这些情况每天减少，便逐渐趋向善道。这是普通人的常态。太甲、成王最终成为贤明的君主，也不过是因为如此。唐代三位君主，已经能够在血气充盈、性情浮躁、见识浅薄的时期克制自己来谋求治理；功业大致成功，成效足以自我满足，急躁刚烈的意气也将衰退，沉溺女色和游乐的滋味也已经尝够了，却反而改变方向、背道而行，像少年人狂放纵欲那样，这又是为什么呢？由此可知，修养德性和建立功业，各自都有其所能达到的限度，而它们的根源和发展又相互联系。假如真把修养德性作为志向呢？德性是无穷无尽的宝藏。还没有看见它时，完成一件善事便觉得已经绰绰有余，天下一切可能妨碍自己行善的事，会相互牵引使人改变，而自己却察觉不到；已经看见它、已经习惯于它之后，仁还没有成熟到能安定于心，义还没有精通到能便利地施用，德性便浩大无边，森严而不可侵犯，循序深入而越来越精密，好像登上高山，越往上登越能看见山势险峻，不能容许自己中途放弃。所以所担心的，是起初不能自我振作，继而不能自我反省，却不担心最终不能自我守持。师保在前面，辅弼在后面，古人的遗文不断督促自己而不稍有宽假；即使窥见其中精深的意义，想要遵从却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即使不能每天进步到高明境界，也可以不失去原来的步伐，又何必担忧末路会狂妄放纵呢？假如把建立功业作为志向，却不知道德性在于自身而不在于事功呢？那么功业就是有尽头的尺度：内部的奸贼没有清除，清除之后内部便显得清明；外部的敌寇没有平定，平定之后外部便显得安宁；百姓没有富足，使他们富足之后人人便有了生活；法制没有修明，修明之后国家便有了典章。既然内部没有肘腋之患，外部没有猖獗的敌人，乡野少有流亡，朝廷又有纲纪，那么再往后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志向很大而要求达到满盈，就会贪求遥远边地的功业；内心自满而自以为得意，就会偷取安逸享乐。所愿望的就在这些事上，所实行的也达到这些事，所成就的也止于这些事，那又还有什么可做呢？于是邪佞之人进用，女宠兴起，沉湎于歌舞，却说这是与百姓同乐；深居宫中、晚起视事，却说这是无为而自然端正。进言说火藏在灰下、柴薪堆积的人，看不到明显的征验；忧虑蚂蚁洞穴会毁坏金堤的人，反而受到苛刻求全的责备。智慧浅薄的人不能强使他深沉，志向狭小的人不能强使他远大；人的才智器量有其限度，放纵过度必然泛滥，这大概是势所必然。因此，古代的圣王把治理放在后面，把学习放在前面；重视德性而轻视功业。对于天下人的期望很轻，对于自身身心的要求却很重，所以即使年老仍更加勤勉，直到死去才停止；这不是为了天下，而只是为了自己。为自己修养的人，不想占有功业，不想树立名声；即使身为天子，也与隐居岩穴的士人没有不同。志向一天比一天专一，意气一天比一天收敛，欲望一天比一天淡忘，内心一天比一天守持于内，只担心开始时没有端正志向，因为有师保来承担匡正之责；不担心最终不能长久，因为没有看得见的功勋，就没有宣布成功后的安逸享乐。唐朝凭借功业建立国家，但道德的宗旨，从天子直到学士大夫都置之不讲，三位君主不能坚持到底，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一九〗

译大道义理不可更易，彰明的道理不可歪曲。假如因循苟且，没有能力改变，终究不可能永远隐藏在人心之中；但不幸的是，它在德薄望轻的时候显露出来，又有人用纤曲、邪妄的说法来牵强附会，于是便不能在天下得到伸张，这是君子深为叹息的事情。商、周的德行，是万世所怀念、百代帝王所师法的。王朝气数已经终结，但彰明的礼制不可废弃，子孙也不可替代，这是大公之道。秦从西戎兴起，凭借诈术和武力兼并天下，蔑视先王的道法；天下各地争相起兵，彼此不能统一，杀戮劫掠接连不断，百姓没有主人。汉高祖灭秦、平定项羽，解除法网，减轻征税徭役，与天下共同重新开始；若略去德行而只论功业，他并不在商汤、周武之下。汉朝国运终结以后，曹魏以下二百多年，南方的司马氏、刘氏、萧氏、陈氏，都是窃取名号者；北方的五胡、拓跋、宇文，都是夷狄；隋氏开始以中原族姓统一天下，但天伦断绝，百姓的祸害滋长；唐朝扫平群盗，成为中原的君主，涤除积重的暴政，使亿万百姓得到安定，继承汉朝而兴起，其功业也与汉朝相等。天下的兴生，总是一治一乱；帝王的兴起，是以治理相互承继，难道一定要亲手相互交接吗？承继的是道。至于天下动乱时，天下没有君主，而治理之世本来就不会承继动乱。夏朝末年，有韦、顾、昆吾，乘暴君之乱而称霸；殷朝将要灭亡时，崇、密挥臂争雄；周朝已经衰败时，六国、强秦、陈涉、项籍，凭借兵力逞强；汉朝已经灭亡时，曹、吴、司马、刘、萧、陈、杨、五胡、索虏、宇文等割据并僭越称号，都只是彗星和孛星的光芒，前面不能承接西方落日，后面也不能开启东方升起的月亮。假如把一时僭越割据、乘机逞强的人看作帝王交接的统系，那么三檗、崇、密也可以算作商、周的继承者了；这难道是上天所允许、人民所怀念的吗？君主褒扬尊崇前代，厚待他们的后裔，使他们修治先人的事业、守护先人的宗祀，以宾客之礼相待，难道是说把天下授给我，只是为了报答自己的私情吗？他们的德行足以君临天下，功业足以安定百姓，统一六合，使天下安治百年；又有贤良的子孙相继而出，修饰政治，兴起礼乐，推行教化，保存人道，使人远离禽兽之行，对天地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这些是不可忘记的。于是就应当由天下共同尊崇他们，这也符合人心最大的顺理。唐朝想效法古代帝王的德意，恢复三恪的封爵，本来就应当把商、周、汉看作帝王相承而治理天下的统绪。这是不可改变的大义，是不可诬蔑的显明正道。从武德到天宝，已经一百多年了，议论礼制的大臣，却没有人能够公开直言加以厘正，仍然把拓拔、宇文这些犬羊般的族类，以及杨氏悖乱的一支，奉为元后父母的渊源，这是多么浅陋啊！天宝九载，才寻求殷、周、汉的后代，立为三恪，同时废除拓拔、宇文、杨氏的封爵。虽然说已经太晚了，但能够堂堂正正地举起久已湮没的坠典，树立百王的准则，也真是伟大啊！这件事竟不是天子所能想到的，不是大臣所能匡正的，不是儒者所能议论的，反而出自地位卑微、言论分量很轻的崔昌。又把以王代火、五德推移之说掺杂进来，承袭邹衍的邪说。像卫包这样的儒者，又把“四星聚尾”这种无稽之谈当作征验，不能阐明先天之德、显赫之功以及民心天理的秩序，把它宣告给后世，作为永远的法式；主持此事的又是李林甫。因此李林甫死后，杨国思一党又起来阻挠此事，后来再也不能伸张这一义理；圣帝明王的祭祀在冥冥中永远断绝于世，这不是更加明显的祸患吗？唐朝灭亡以后，朱温凭盗贼起家，朱邪、臬捩鸡凭夷狄起家，刘知远、郭威不过是些琐屑的健儿，瓜分天下，而仅仅占据中原，称帝称王，地位还低于丞、尉。到了宋朝以后，政治教化才修明起来，贤君和贤相相继出现，成为天下人的君主和师表。这对于周、汉和唐来说，仍然像是亲手传授给宋朝的一样。可是宋朝竟不能推究治统的源流，使自己登上美善的境地；反而只凭姑息的恩情，单独尊崇柴氏。名儒一个接一个，却没有听到有人议论此事，大义隐没，显明的正道消歇；到了刘伯温、宋景濂，竟已经不知道还有乾坤的纲纪，不能请求刘、李、赵三氏的后裔来王家作宾客，竟然还不如李林甫，难道不是千古遗憾吗？即使这样，人伦纲纪也不容许永远断绝，王道也不容许永远废弛；豪杰之士申明这一义理，明断的君主决意施行，这难道有什么困难吗？我恭敬地等待后世的贤哲来完成它。〖一 ○〗 秀美的人一定适合做士，质朴的人一定适合务农，轻捷而强悍的人一定适合当兵；上天赋予他们不同的才能，后天的习惯又使其成为各自的性情，是不能改变的。这叫作天秩，也叫作人官。帝王用来区分治理各种人，使他们各安其所的道理，不过就是这个罢了。唐朝的府兵，世代登记在军伍之中，延续将近一百年，却违背他们的资质，强行让他们从军，于是中原便没有真正的军队了。安禄山率领蕃骑渡过黄河，进入无人抵抗的境地，直逼潼关，难道中原百姓全都肥弱，没有一个能够奋臂而起吗？颜鲁公在平原一振臂号召，十天之内就得到一万多名勇士；于是卢全诚在饶阳，李奂在河间，李随在博平，颜常山所收集的河北义军总共有二十多万人；张唯阳在雍丘一日之间召集数千人，他们都踏着鲜血，与叛贼拼死相争。这固然是几位大臣忠勇之气所激发的结果，难道这几十万家家户户的百姓，全都是满腔愤恨、想要拯救国难的人吗？那些轻捷、凶猛、强悍的人才，确实希望得到适当的机会来效力；他们不愿背着犁、披着蓑衣，宁可舍弃生命来一展所长。他们的资质不适合务农而适合当兵，性情由此形成，志向也由此确定。既然如此，却拘泥于府兵的旧纸文，怀疑彍骑只是空文，使天下有才能、有勇力的人困守在陇山一带，放荡游闲，反而不收用农民的长处，这样的情况太多了。违背他们的性情，抛弃他们的长处，强迫他们从事不擅长的事情，只会白白削弱军队，又使农业更加败坏；唐朝怎么会有军队和百姓呢？正因为不能收用天下有才能、有勇力的人来为国家效力，所以他们散布在天下各处，天下各方都能够把他们收为己用；忠诚的人凭他们来尽忠，奸邪的人凭他们来结党，各自知道应当听从哪位招募他们的主帅，对于顺从还是叛逆，都只看主帅的行动，于是藩镇的势力形成了。唐朝虽然有共同的君主，却也像棋子各自据地而立，彼此相抗。延续到五代，天下分崩离析，互相吞并消灭，这固然是幽州、燕地叛逆者所倡导的，也同样是河北、山东义兵所开启的。至于高仟芝、封常清被迫在两都招募的士卒，不过是市井中的疲弱百姓，起初并不足以左右轻重。百姓受过府兵之害，听说征募出自朝廷，就害怕一旦登记入籍便给子孙留下祸患；自然不如河北、山东、雍、睢的牧守号召，百姓乐于前往，而且能够发挥死力。

译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根据百姓适合当兵的条件让他们当兵，根据适合务农的条件让他们务农；这样百姓不困苦，军队不空虚，有才能、有武勇的人也不会被将帅私自蓄养，天下便能长久安定。这是顺应天性，也是顺应人情，是王道用来顺其自然的办法。二一李萼向颜鲁公陈说清河的富足时说：“有布三百多万匹，帛八十多万匹，钱二十多万缗，粮食三十多万斛，甲兵五十多万件。”一个郡的积蓄就这样充足，唐朝的富裕程度也就可知了。唐朝向百姓征取赋税，每田一百亩只收租二石，庸调绢六丈、绵四两而已。宇文融、韦坚、王鉷、杨慎矜虽然可以说是聚敛之臣，却从未征收额外的赋税。向百姓征取如此俭省，国库储藏却如此丰厚；他们的君主和大臣又未曾奉行《蟋蟀》《葛屨》所表现的忧劳节俭之风，反而还以见闻广博为自得。由此看来，拥有天下的人，难道还会忧虑没有财物吗？忧虑贫穷的人，只会白白增加赋税，使自己的贫穷更加严重罢了。对百姓损害最大、对国家伤害最深的事情，没有比把财富聚集到天子的内库而使外部空虚、使百官的用度困窘而削减百姓财物更严重的了。这两件事都是教人做盗贼：盗取国家，百姓便受伤害；盗取百姓，国家便因此贫乏。把天下的金、粟、钱、货运进内库，放在无用的地方，积存久了便无法使用，越积越多而成为冗余，数目也无法查核；天子不能过问，大臣不能追问，于是任由宦官、外戚以及掌管仓藏的奸胥每天偷窃、每月隐藏，最终耗损殆尽。还把有说成没有，欺骗昏暗的继位君主，并进一步增加赋税，使百姓的生计耗尽，这就是盗取国家而伤害百姓。有关官署没有可以供给使用的财物，不得不以公事为名征敛，向百姓取得足额；于是欺骗上级、盗取百姓的做法相互沿袭，成为惯例。官署征敛一次，奸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的首领又乘机而上，彼此交相盗取；官府盗取一次，而下面层层加码、互相剥削的次数远不止两次。百姓于是把私下征敛看得紧急，把正常赋税拖延，屡屡拖欠以侥幸等待恩贷；隐匿田地、逃脱户籍，各种弊端纷纷出现，用来欺骗朝廷；每年实际收入十成中还不到五成。这就是盗取百姓，并因此使国家贫乏。唐朝把积蓄分散在各州，天下各州都成为内府，可以说是掌握了理财的道理。既然把财物分散到天下，而不把它们系属于某一处，天子便能为天下筹办应有的用度，天下各地也都成为替天子掌管取之不尽的藏库。有司即使不能保全自己的廉正操守，也没有借口说经费无从筹措，因而同奸胥猾吏一起向贫民横加征敛，百姓的生活便得以维持。官府的财物分散，容易稽查；不积聚无用之物使其腐朽虫蛀，不给宦官近臣暗中偷窃提供条件；百姓缴纳赋税有固定数额，也就没有必要隐匿田地、逃脱户籍，任由奸人欺骗、使淳朴百姓受害并损失正常供赋，于是国家的财政就充裕了。所以天宝年间户口的数目，古今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安史之乱兴起之初，各州县的财物还富余有用，这并不是土地扩大、人口繁殖更多，也不是残酷地从百姓那里榨取、吝啬于使用财物的结果。财物分散就清明，聚集就漏洞百出，这是明白易见的道理；自宋朝以来，却不能察觉这一点。拥有四海财富却忧虑贫穷的，没有不因贫穷而灭亡的。〖一三〗 天子出逃以躲避寇乱，是从玄宗开始的。此后代宗、德宗、僖宗三位皇帝一共四次出逃，最终都返回了京城，虽然遭逢动乱却没有灭亡。平阳公主的青衣侍从行酒，以及五国城中终身被囚禁的人，与这种情况相比又怎么样呢？《春秋传》说：“国君死于社稷，是正道。”这里所说的国君，是指诸侯。抛弃自己的国家，寄居在别人的国家，不能建立宗庙、设置社稷，放弃天子所赋予的使命，断绝先祖的祭祀，使子孙后代灭绝，这还不如死去。诸侯遵守这样的侯爵之法固然如此，但这不是说天子。自宋代李纲开始倡导这种误国的说法，君子们喜欢他言辞的正当，却没有察觉《春秋传》中大义微言的宗旨，竟想把天子困在一座城中而抛弃天下，结果反而使天子的宗庙和血食最终灭绝。太过分了！执持一概而论的人，道义不精确，学问不讲求，只看到古人的相似之处，却迷失了其中的真实含义，用来误导天下已经绰绰有余了。天子是天下人的希望。此前因失道而导致出逃，确实算不上合格的君主；但天下臣民本来就依靠他来维系大局，把他的存亡看作自己进退的依据。如果固守一座城，或者死于寇贼之手，或者受辱于寇贼之手，那么寇贼的势力就会更加扩张，天下臣民也会像失去了头颅，四肢很快跟着倒下一样。把这样做看作正道，却不顾四海相继沦陷，那么幽王灭亡宗周、元帝斩断梁祀，难道可以被赞许为不受辱、不苟且的大节吗？天子安抚天下而成为君主，定都京师，只是选择便利而安居的地方罢了。九州没有一寸土地不是他的土地，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是他的臣民；只要还有一座城没有陷落，就仍然可以在一座城中奉守宗庙，臣民的希望仍然有所寄托，也不难改变策略以图光复。难道要凭匹夫那种拘泥固执的节操，轻率地以一死使天下瓦解吗？唉！不只是天子如此。郡县制下的天下，郡守县令替天子牧养百姓，百姓是他们所掌管的对象；士人并不是世代守卫某一地的封臣。安禄山作乱时，守卫州郡的人，如郭纳、达奚珣、令狐潮之流，望见风势便投降纳款；甚至忠贞如颜杲卿、袁履谦、张巡，也起初受到胁迫，后来才改变策略，困守孤城而不知道改变计策，几乎陷入叛逆一边，无法洗清自己的污名。如果力量不能像颜鲁公那样立即有所作为，那么还不如保全自身以避开祸患，慢慢等待时机来效力。身处危困之外，自然有余地使自己竭尽心力；如果迟疑忍耐而不能决断，形势逼迫、精神昏乱，若不是像与日月争光那样的义烈之士，像《艮》卦所说“艮其限，厉熏心”那样，处境也就危险了！不能保证最终不留下污点。因此，守令既然没有统率三军的职责，却因为失守城池而获判大辟，这是不合法的。离开也是死，守城也是死，普通人的常情是畏惧死亡，这是常态；逼迫他们必死，他们就只会投降罢了，这等于驱使郡邑跟随叛逆。所以说，这是不合法的。

译卷二十三 ◎肃宗 肃宗在灵武自行即位，按照君臣、父子的大伦来衡量，罪责无可推辞。裴冕、杜鸿渐等人劝他即位，名义上说是为社稷考虑，实际上是想凭拥戴之功取得卿相之位，他们的用心实在应当诛杀。史书称颜鲁公把赦书颁发到各郡，河南、江、淮一带知道肃宗即位后，报国的志向更加坚定；如果把这次举动看作收拾人心的大计，难道真是这样吗？玄宗招致了这场动乱，是失德，却未曾失道。他在宫闱中长期淫乱荒唐，在朝廷中任用和罢免失当，把权柄授给叛贼，使寇患不断滋长，败坏人伦、伤害教化，确实不足以担当君主和师表、庇佑百姓的责任。但他的诛杀并不滥虐，不曾像汉桓帝、汉灵帝那样拷掠百姓，也不曾像宋哲宗、宋徽宗那样放逐臣民；赋税徭役也不繁重，不曾像秦朝修筑长城、营治骊山，也不曾像隋朝征讨高丽、开凿汴渠。上天不保佑玄宗，但人民并不厌弃唐朝的德政。安禄山不过是一个凶暴淫乱、狂妄猖獗的胡人幼子，率领孤军直逼宫阙，得志便骄傲，没有一天的长远谋划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也没有丝毫恩惠来诱使百姓归附；他的生命如蟪蛄一般短促，人们都知道他很快会覆亡，难道还要等到灵武的诏令，天下才足以受到感召而离弃叛逆、归顺正统吗？即使如此，如果肃宗不即位，天下也可能有不可预知的变化。只是幸好没有发生，人们不知道那种变化必然会到来罢了。国家即使不稳固，君主即使不贤明，也从来没有一个寇乱刚刚兴起便立即灭亡的。秦朝无道，陈涉也不能取代秦朝而兴起，何况唐朝立国已有一百年，百姓没有遭受荼毒，天宝年间的富庶冠绝古今，怎么容易倾覆呢？但其中又有不可预知之处：制造动乱的人，是招来动乱的原因；平定动乱的人，也尤其可能成为新的动乱所自生之处。袁绍、曹操讨伐董卓，汉朝却亡于袁绍、曹操；刘裕诛杀桓玄，晋朝却亡于刘裕。祸患一旦发生而不交战，谁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如果不能及早平定，意料之外的变化接连发生，天下就会因此分崩离析；这样看来，即使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平定，唐朝仍然十分危险。考察当时的情形，玄宗听说东京陷落后，已经想让太子监国了；从马嵬出发时，又曾宣示传位的旨意。可是没过多久，却任命太子充任元帅，把各方分授总领天下节制的权力，以此分割太子的权势。忽然给予，忽然收回，对天下人疑忌而招致纷争，所谓一句话就可以丧失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盛王琦、丰王珙都随驾在蜀地；吴王祗、虢王巨都接受了专门征讨的诏命；永王璘出发前往江南时，已经怀有异志；这正是萧梁时期骨肉相争的形势。河北、雍、睢的义兵，都无法测知将归附谁；河西的李嗣业还想保守本境、观望事变；安西的李栖筠身处更远之地，也没有明确的归从对象；李、郭二人虽然心向王室，也暂且收拢军队进入井陉，因为还没有找到君主而心存疑虑；同罗叛离归来，与各胡族联合向内窥伺，仆固玢战败并投降，成为内应，以牵制河东、朔方的行动；这正是东汉末年荆州、益州以及西晋河西的形势。假使某一路奋起讨贼，而其他各方不接受它的统率，就会因争强竞胜而产生祸乱；这又像李克用、朱全忠彼此不肯屈服的情形。诸王各自依附一个藩镇来建立势力，藩镇又各自挟持诸王以作为名义；这也正是西晋八王之乱的祸患。以今天的情况验证古代，不必担忧安禄山、史思明不能灭亡，却要担忧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人反而会使唐朝灭亡。依托玄宗反复不定的命令，各方割据一方、争强称雄，太子即使有元帅的虚名，又怎么能够统一各方，使它们不发生参差呢？玄宗犹豫不决，不肯把天下完全交给太子，这不全是杨氏近臣的罪过；他们父子之间早已离心猜忌，足以招致动乱很久了。肃宗迅速即位，天下才得以归于统一；向西收复凉、陇，向北安抚朔、夏，亲自抵挡叛贼，功劳没有分给别人。诸王和诸帅没有可以凭借的功名来继续兴起作乱。上天还没有厌弃唐朝，启发了裴冕、杜鸿渐的用心，使他们借私心来成就公事，这未尝不是唐朝的幸运。大概肃宗也未尝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是这不是裴冕、杜鸿渐所能想到的。肃宗自行即位的罪责无可推辞，但仍然可以原谅。裴冕、杜鸿渐败坏君臣父子的大伦，以求取得拥戴之功；唐朝虽然因此得以安定，他们确实是名教的罪人。罪恶已经存在于内心，怎么能容许宽赦呢？〖二〗 李长源历经艰险到达灵武，肃宗命他担任宰相，他却不接受，只以平民身份作为宾友；看起来似乎很清白高尚，但后来他历任朝廷内外的官职，最终还做了德宗的宰相，这是议论此事的人所不能测知的。往低处说，可以讥讽他没有坚定的操守，开始时以宾友身份自尊，最后却丧失了自己的坚持；往高处说，则可以认为他鄙视肃宗乘危自立、扰乱大伦，因此以参与辅佐拥戴为耻。李长源志向深远、见识高明，他并不是开始时自尊而最后沉溺于荣宠俸禄，这一点显然可见。如果他鄙视肃宗自行即位，那么为什么还要冒险跋涉前往参与帷幄谋划？既然已经参与了大计，又怎么可以推辞、推脱拥戴之罪呢？李长源辞去宰相，关系到唐室兴亡的大关键，也是人心离合、国纪张弛由此决定的所在；那些悠悠然不经意的人，哪里能够知道这一点呢？玄宗几乎丧失国家，原因只在于他用官职酬答功劳，使安禄山因没有得到宰相之位而怀恨，仇视嫉妒朝廷大臣，怨恨君父，从而肆意施毒。玄宗出逃后，肃宗独自在边疆起兵，等待群臣前来匡救。在这个时候，人们争相乘时获取高位，却不知道满足和止步。天下凡是一败而不能复兴的祸乱，常常都起于人们觊觎尊贵宠幸而轻视爵位。既然可以觊觎尊贵宠幸，那么贤者与不肖者便没有区别，贤者也就不会竭尽忠节；既然爵位被轻视，那么奖赏和威刑便无法相继发挥作用，奖赏穷尽之后，怨恨就会滋长。李长源知道祸乱必定由此产生，所以玄宗知道他的才干，想授予他官职时，他早已拒不接受；他又知道必须反其道而行，才可以建立功业。因此，肃宗和他商议酬赏功劳的制度时，他说：“用官职赏赐功劳，才能不足就会耽误政事，权势太重就难以控制，不如疏远爵位和封土，使其只相当于小郡，不可轻易授予宰相之名。”即使如此，他还担心共同立功、共事的人，奢求高位的积习不能改变。因此，他虽然是肃宗东宫旧友，受到重用，享有并马同坐、同榻相对的隆遇，却仍然俨然只是一个平民。这样，人们就不会把官位当作尊贵，而会尊重有功劳的人；不会以虚名为荣耀，而会以实际功业为荣耀。天宝年间滥授官职的弊政，人们以此为耻而不肯接受；后晋出帝“羊头关内”和高纬“鹰扬大仪同”那样导致败亡的覆辙，也不再重蹈。

译唉！这正是李长源扭转极其危险的形势、堵塞败亡根源、默默挽回人心、挽救危局使倾覆转为安定的重大作用，也是收复失地的功业由此奠定基础的原因。意义深远啊，知道这一点的人太少了。此事可以用来向人臣显示，遭逢危难时应当献身，而不是贪图荣华利禄的大节；也可以用来告诫人主，不要偶然赏赐臣下，便仓促授予其威权福泽而滥施恩宠。这不只是像留侯凭智慧保全自身那样的事。后来李长源充任幕僚、出任外州刺史，也不以屈居下位为嫌，直到德宗时期，才以四朝元老的身份担任台鼎之重职；他的升进是有次序的。士君子被登用的正道，应当如此。如此昭明显著而世人却不能测知，反而怀疑他诡秘反复、没有常性。吴聘君一出山就立即请求占卜任相，看到李长源这样，难道不会惭愧吗？三 自唐以前，财赋的来源，只要取自豫、兖、冀、雍诸州就足够了，从来没有向江、淮地区求取财赋。把江、淮当作财赋资助之地，是从第五琦开始的。当时，叛贼占据幽、冀，攻陷两都；山东虽然还没有全部丧失，但道路隔绝、往来不通。蜀地的赋税本来就少，又受剑门、栈道险阻的限制，能够用来供养军队的只有江、淮，所以第五琦请求督运租庸，从汉水到达洋州，再输送到扶风；这只是当时迫不得已的计策。可是从此以后，人们把江、淮看作肥沃富饶之地，刘晏便沿袭这种做法，运输东南财赋来供应西北，东南百姓的财力因此耗尽，接近千年仍没有稍稍宽缓。唉！朝廷既然把那里当作外府，垂涎肥腴之地的官吏也把那里看作肥美的猎场；农夫和织布的女子昼夜不停，来应付隐密而严酷的搜刮。甚至衣服被褥的华美、口中食物的珍奇，也都被苛细繁重的劳役耗尽，任凭贪婪之人奢侈滥取。他们除了舌头之外什么都不敢发出，连劳苦也不敢诉说，又有谁来顾念他们呢！自汉以前，吴、越、楚、闽都属于荒远未开化之地。自晋室东迁以后，江、淮地区的财力才开始被完全耗尽。然而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诸政权；唐以后，从朱温直到宋初，江南虽有割据，而河雒、关中从来没有不足以建立国家。九州这样广大，难道一定要靠江边海岸来捕捞狩猎吗？那些继承第五琦、刘晏办法的人，认为当地百姓顾惜廉耻，畏惧鞭笞，容易捕取，便把那里看成取之不尽的宝藏。于是竭尽三吴来供养西北，而西北坐享其成；三吴百姓连稀粥都吃不饱，只能仰赖上游接济，而上游又没有三年的积蓄，一旦遭遇水旱灾害，死亡和迁徙的人便接连不断。西北承受坐食东南的好处，而百姓却并没有因此更加富裕，难道只是天道损有余补不足出了差错吗？坐享其成便骄傲，骄傲便安逸懒惰，每月享用超过三釜的粮食，却没有再增加收入的力量；陂塘堤堰不修治，桑蚕生产不经营，把先王竭尽力量兴修沟洫而形成的良田，任凭旱灾和蝗灾摆布而不想防治救护。饥荒相逼之时，便出现削妻子的尸骨、烹煮兄长肉体的惨事；强悍者弯弓驰马，杀人夺取行旅财物，却还斜眼看着东南，嫉妒劳作者采摘木柴、剥取螃蟹。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如果不是偏困东南、使西北骄纵的人放任所致，又该责怪谁呢？使他们骄傲，就会使他们横暴；使他们安逸，就会使他们懒惰。贪欲能够满足，他们便笑傲自得，忘记自己的来历；供给不足，他们便嫉恨愤怒，疯狂发作以逞强。他们中的乡野之人以恶毒的言语暗中辱骂，威胁软弱驯顺的百姓；其中的士大夫则意气高涨、胆量膨胀，用恐吓斥责来凌辱有礼的士人。于是国家太平无事时，他们便依附宦官、巴结外戚而不顾廉耻；天下有忧患时，他们便向盗贼投降、拥戴夷狄而不知君父。哪一样不是坐食东南者教猱豢虎，使农民不像农民、士人不像士人，日渐月靡，任其如波涛流逝而不再回转呢？冀地，是唐尧勤俭留下的恩泽；三河，是商家六百年安定乐业的土地；长安，是周、汉长期安定、长久治理的地方。人们生长在这里，教化也在这里施行；一旦把储蓄和财赋的权力转移到江南地区，中原几乎就成了没有实际积蓄的土地。第五琦不得已偶然采用这种办法，祸害却延续了千年。掌握国家财政均平之权，却不实行均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秉持公平正直的君子，以最大的公心治理天下，就很难使五方均齐、使四海安定。邵康节还压抑南方来伸张北方，也没有审察民情和天道变化。四 在天下尚未混乱时制定治理之策，在国家尚未危亡时保全国家，这样才可以称为天子的重臣。《易经》说：“它要亡了！它要亡了！系在丛生的桑树上。”九四爻守卫抵御的功劳，不如上九爻预先防备的作用；上九足以倾覆否塞之局，九五能够不亡，也要靠上九系住它。李长源正是这样的人。他与肃宗商议功臣的赏赐时，主张不要用官职赏赐，而要用封邑赏赐，所以叛贼平定后，没有出现倚仗功劳来逼迫皇上的大臣；这就叫作在国家尚未危亡时保全国家。否则，就会像刘裕诛杀桓玄、李克用驱逐黄巢那样，国家社稷也随之倾覆。他劝肃宗把元帅之位授给广平王，不要授给建宁王，所以皇位继承人得以确定，人心也归于一致；既保全了二王兄弟之情，又平息了骨肉之间猜疑的祸端；这就叫作在天下尚未混乱时制定治理之策。否则，就会像唐太宗宫门流血的惨祸、玄宗与太平公主引发祸乱的危险那样，家国都受到伤害。太原起兵时，秦王谋划确定后才把计划告诉高祖；诛杀韦氏时，临淄王没有告诉相王便自行行动。并非嫡子、长子却独自建立大功，一旦变乱从宫廷中发生，高祖、睿宗也无可奈何；这并不是君父舍弃嫡子、长子而把权力授予庶子、幼子造成的吗？假如肃宗把元帅授给建宁王，那么建宁王的功业就是奉肃宗之命建立的；将来争端发生，便是肃宗自己开启的。肃宗想任命建宁王，并不是出于偏爱的私情，而是因为建宁王英武果断，成功较为容易；若从当时平定叛贼的计策来看，确实有任命他为统帅的合理之处，朝廷大臣也自然认为合宜。但是，李长源在谋划功业的开始，就预先考虑到尚未发生的嫌隙，及早用土掩埋其踪迹，用一句话决定下来，使祸乱的萌芽永远堵塞。天子有大臣，所看重的就在这里。事情已经错乱、祸患已经发生之后，才坚持正道与人争辩，即使以身殉国，国家也不能得到他的保佑，又有什么值得依赖的呢？况且叛贼已经处在必亡的形势下，诸将也有战胜敌人的能力。广平王即使才干稍逊于建宁王，也不是深宫豢养、什么都不懂的人。借助皇长子的恩宠威望，亲自为将士先导，自然可以掌握叛贼的生死，不必等到建宁王才开始发挥统帅作用；李长源对此看得很清楚。广平王担任统帅，两京很快便收复，也并不是拘泥于名分而毁掉大功。见识深刻、思虑长远，并且与正道相辅相成，仁人的言论利益广泛，这就是所说的道理。所以说，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称为天子的大臣。五 借助夷狄的力量，引导他们践踏中原，因而使他们乘机窃取据有，这种做法无疑是失策。然而其中也有不同之处：具体情势不同，祸患的深浅也就不同。

译唐高祖知道突厥不能真正任用，只是因为梁师都孤立、刘武周的党羽势力强大，不得已听从刘文静的计策；而借来的力量仅有五百骑兵，从未把他们当作攻破敌人的主力，所以一时屈服而最终伸张。渭水之战时，太宗能够用几名骑兵将突厥击退，突厥知道唐军强大，自己没有可以凭借来逞强的条件，所以造成的祸患尤其轻。石敬瑭妄图谋求帝位，甘心做臣仆和俘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后唐之所以覆灭，全靠契丹的力量。他接受契丹的册命，成为附庸的皇帝；这与宋借金灭辽、借元灭金一样，都仰赖异类的鼻息，分取他们剩下的一点利益。这样一来，自己的存亡生死都由对方操持，只能任其吞食吸取，所以祸患尤其严重。肃宗动用朔方军队讨伐叛贼、收复京城，却唯恐不能取胜，于是让仆固怀恩请求回纥援助，又借此胁迫西域各城郭诸国征发军队入境相助，致使原野遭到践踏。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等诗，可以看出这种扰乱国家根本、残害百姓的行为，祸患也很严重。此后又接连联合吐蕃入侵，天子因此出逃，危害几乎无法挽救。然而收复京城一战，回纥并没有浴血奋战的功劳，完全是郭汾阳独自用力；唐朝本来就没有完全依赖回纥，更没有屈身割地来听候其命令。因此，这比石敬瑭的情形好得多，因为其中还存在能够自立的因素。考察当时的情形，西京已经陷落，而安禄山留在雒阳，不敢进入关中；孙孝哲、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这一类人，日夜纵酒淫乱，没有作战的志气，搜刮百姓财物，人人都怨恨愤怒，抬头盼望王师。薛景仟在扶风击破叛贼，京城西面的声威已经振作；京畿以内的豪杰杀死叛贼、响应官军的行动又四处兴起。肃宗既已拥有朔方军，又兼收河西、安西的军队，面对将要崩溃的叛贼，哪里还需要借助回纥才敢向东进军呢？这里有两个原因，都是形势困窘，考虑不能达到长远宏大的缘故。第一，自天宝以来，边疆军队能够在外部疆域与幽、燕、河北相抗衡的，只有王忠嗣镇守朔方。玄宗亲自削弱他的辅佐力量，夺去王忠嗣的兵权并废黜他；后来凭借王忠嗣余下的威势收拾西部边疆的，是哥舒翰。哥舒翰被安禄山压服而称病闲居，朔方的势力已经衰弱；后来又把朔方军几乎全部撤走去守潼关，结果在叛贼进攻下陷没。郭子仪、李光弼虽然分别持有节钺，但兵力储备已经空虚；固罗叛变归贼，又扼住他们的咽喉和后背，牵制其向东进军，所以郭、李二人的志向虽坚定，声名虽盛，但军队孤立而且弱小，不足以在叛贼尚未衰竭之前压制其势力。陈涛之败，接着又有清渠之败，不能只归咎于房琯，也不能因此说汾阳所向无敌。推究其军力衰弱的原因，是玄宗先前决策失误，肃宗后来又不能立即振兴，积累的弱势刚刚开始恢复，不得不借助回纥来壮大士气、夺取叛贼的胆气，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第二，肃宗已经到了凤翔，诸军大规模集结，李泌想把安西、西域的军队分出一部分，沿边塞进军以攻取幽、燕；如果他的计策能够实行，那么直到唐朝终结，河北跋扈的祸患都可以永远消除。但肃宗没有听从，而是急于使用回纥，迅速收复长安，这是因为他想凭功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能稍作等待。他说：“我迫切地思念父亲，不能长久等待。”这只是粉饰之辞罢了。上皇幽居南内，几乎死在宦官手中，肃宗还说功劳在于社稷；所谓早晚侍奉父亲的话，是想欺骗谁呢？当时上皇在蜀地，人心仍然拥戴旧君；诸王分别受命掌握节制之权，玄宗也没有坚定的意志，永王璘已经有了从琅邪渡江东进的雄心。肃宗如果不能迅速取得收复西京的大功，孤立地处在西方，与天下隔绝；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各自据守而起，才能杰出、行动迅速的人先取得平定叛贼的功劳，那么区区嫡长之名，便不足以压服天下。因此，他唯恐功业不能迅速完成，便在日暮时分倒行逆施，屈身讨好回纥，放任他们践踏土地，只要能使功效归于朝廷，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决定送燉煌王作为人质、使他在胡虏帐中受辱，正是这种情势造成的。如果从形势来看，朔方军虽然弱小，但叛贼也分散驻扎、势力分裂；统领各军向长安进军的共有十五万人，回纥只有六千人。最终奋力作战、击破叛贼的并不是回纥。它本来就比石敬瑭完全依靠契丹，以及童贯、孟珙只能跟在胡虏后面作战的情形好得多，所以回纥不敢轻视唐朝并乘机夺取中原。只是因为当时的实情已经带有私心，肃宗奉回纥来制服他人，这与唐高祖借突厥之名而实际上并不使用突厥不同。因此原野遭受回纥的荼毒，仆固怀恩又挟持回纥军队入境制造寇乱；如果不是汾阳的威信足以使强悍的夷族服从，唐朝也危险了。所以，使用夷狄的，从来没有能够完全避免祸患的；只是使用的程度有轻重，祸患也有深浅罢了。推究根本原因，刘文静实际上是祸患的开端；唐朝只是勉强免于危亡，而这又成为愚夫招致灭亡的先声，难道不可悲吗！六 “借事奉父亲的道理来事奉君主，敬意是相同的。”只说敬，那么用臣子事奉君主的方式来事奉父亲，也就可以了。可是又说“借事奉父亲的道理来事奉母亲，爱意是相同的”。既然对母亲的爱相同，难道只是说话必须完全听从，还是连志向也必须完全顺从；至于饮食和男女之事，也不是能够置身事外的，难道可以用事奉君主的方式来事奉父亲吗？向君主提出责难，是最大的敬意；以责备善行来损害恩情，则是最伤害亲爱之情的行为。到了这种地步，如果用臣子事奉君主的方式来事奉父亲，就会陷入不孝，伤害天性；即使辱及死者、祸及自身，也不足以赎其罪过。大体说来，君主和父亲有过错，臣子劝谏，君主采纳的有十分之三四；即使不采纳，也不施以刑杀的有十分之五六；遇到暴君而被杀戮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而且即使死了，最终也没有失去忠诚。儿子却不是这样：儿子劝谏父亲，父亲能够采纳，若不是极其仁慈圣明的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个；何况宠妾和受宠的儿子，是君父溺爱的人，地位彼此逼迫，势力彼此妨碍，情感彼此争夺，哪里是人子所能施加约束的呢？申生因为晋献公安置骊姬，不忍心为此争辩而死；君主的德行丧失，宗庙社稷危急，他却因为不忍让君父失去宠爱之情，任凭骊姬煽惑，沉默而死，始终没有发言。如果臣子像这样做，就不是臣子；臣子应当以向君主提出责难作为敬意。儿子事奉父亲，爱与敬并行，而敬意又由爱产生。对于父亲在床第之间的欢乐、私下亲昵的癖好，父亲觉得安适，自己也不得不随之安适，怎么能忍心自居于臣子的道路呢？这不只是祸患会殃及自己、使父亲陷入不慈；即使进言，父亲也未必听从，即使争辩，也未必能够胜过父亲，只是徒然做无益之事而招来死亡，难道不就是一时的愤怒吗？

译肃宗当时正在军中，张良娣因为受到保护和宠爱，便与李辅国结党来扰乱政事，李长源厌恶她，建宁王倓也厌恶她。唉！张良娣虽然不能容忍，难道是建宁王倓所应该厌恶的吗？李长源秉持臣道的正理来匡正君主，倓却违背儿子常道来抗逆父亲。因此，虽然肃宗被良娣迷惑，李辅国也暗中布置机谋来谋害李长源，但李长源最终仍保全了恩礼，安然离去；至于倓，李辅国却像抖落蒙尘、振落枯叶一样排挤他至死，而肃宗没有产生失去亲子的悲痛。二人的道理不同，情形不同，得失不同，祸福也不同，难道会有差错吗？《小弁》诗中的怨恨之情之所以不妨碍其成为君子，是因为周幽王身边没有忠直、能够纠正辅弼的大臣，而周平王的老师也只是徒然争辩自己受到诬陷，没有斥责褒姒的罪恶。在这个时候，肃宗任用李长源作为心腹，李长源既然不顾忌良娣的怨恨而与她争论成败，那么倓就应当把规劝、匡正的责任交给李长源，自己平静心情来听取意见。可是他却想杀死良娣来替李长源效力，难道不是太糊涂了吗？双方互相激怒，终于使父亲陷入杀死儿子的大恶，这正是他自己招来的。可惜的是，李长源与倓交情很深，却不能坚定地劝谏倓，使他安守人子的职责。倓死后，他才追悔不已，竭力制止广平王的愤怒；后来又在某一天哭泣着为倓申诉冤屈，但已经太晚了。难道是倓性情刚愎，不能同他深入交谈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李长源善于处理君主与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功效屡次显著，却偏偏在倓这件事上失误，又是为什么呢？七 肃宗上表请求上皇，自己愿意返回东宫，履行人子的职责；这虽然是修饰言辞，也仍然符合儿子的常道。但李长源料想到玄宗会不高兴，果然徬 （他）徘徊不肯前进，得到群臣请求他前来奉养的表章以后，才欣然上路，为什么竟至于此呢？说话一定要像他的实际情况，做事一定要合乎他的内心；君子以树立诚心来感动人的，没有不是这样的。然而有时与天下人交往，仍然要用谦逊退让的态度，用文饰的言辞来表达，也许是为了显明雍容谦抑的风度，远离直率任性、粗野傲慢的恶习；君臣、朋友、宾主之间，大概也要选择适宜的方式来使用。唯独到了父子之间，本来就容不得这些。年幼时用乳汁哺育他，从未推让乳汁；长大后给他食物，从未推让食物；成年后给他娶妻置室，从未推让房室；这是天性自然的亲爱，不忍心欺骗他。可以想要的就想要，可以得到的就得到，以真诚请求，以真诚接受。天子虽然尊贵，天下虽然广大，也不过把一杯酒、一盘肉拿出来罢了；父亲仍是父亲，儿子仍是儿子。夺取它并不是怨恨，给予它也不是恩惠；如果把父母当作宾客来对待，哪里还具有人子的心情呢？肃宗在灵武自行即位，他的悖逆本来已经很明显了。天下人不可欺骗，尤其不能欺骗自己的内心，借此再欺骗他的父亲。他假意推辞，把这种姿态告诉天下人，谁又会相信他呢？就在奉表迎接玄宗的那一天、悲喜交集的时候，他还编造饰辞告诉父亲，这是什么心思呢？叛贼还没有消灭，京城还没有收复，对社稷一寸功劳也没有显现，却安居大位而毫不犹疑；等到已经消灭叛贼、收复京城，饮至庆功，正当享有面南而王的尊位时，却说要退居东宫，把大位归还给已经称为上皇的老父亲吗？肃宗这样做，是窥探玄宗失去帝位后的怏怏之情而加以利用。他仿佛是在说：我并不是不想退位，只是天命已经离去，人心已经离散；父亲尚且不能含羞背离众意，重新贪恋帝位，我便要折服他的不平之气，使他闭口收心，不敢再有别的要求。唉！天理消灭了，人心也断绝了。玄宗当然会说：他已经自行即位，却又说出这种话，是因为他没有把我当作父亲，而是用彼此敌对的心情来压制我，他的心思实在难以测度。司马懿称病来推辞曹爽，唐高祖输诚来推让李密，后来究竟会怎样，难道还能忘掉忧虑而安睡安食吗？最大的不孝，没有比隐藏真实心情来相互胁迫更严重的了。因此，自行即位的罪过还可以原谅，而请求退居东宫的恶行却不可……若不是邺侯善于处置，玄宗就会被幽禁在南宫，不必等到以后，甚至会使他在成都自尽；其罪恶将比卫辄更加严重。群臣的表章送到后，玄宗于是说：“今天做天子的父亲，才是尊贵的。”这是为了表明他已经不再希望做天子，只求保全余年。可悲啊！〖八〗 张巡舍弃生命、以身殉国，浴血奋战来保卫江、淮地区；他的忠烈和功绩，本来就超过颜杲卿、李澄，更不是张介然一类人所能企及的。叛贼平定后，朝廷议论褒奖记录他的功劳，有人因为他吃人，想要贬抑他的功绩。国家崇尚节义、酬报功劳，自有固定的典制；想要贬抑他的人是不对的，他们的议论也太苛刻了。即便如此，他吃人的行为，若说不能称为不仁，也是不可以的。李翰替他辩解说：“牺牲几百人，来保全天下。”所谓牺牲，只要不顾惜他们的死就可以了，使他们拼死作战也可以了；至于杀死他们、把他们剁成肉块、咬碎吞食，难道能称为牺牲吗？人不忍心吃人，不需要先寻求什么道理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听到这种话，内心就会惊悸，远远想象一下，精神也会震惊。在这种事情上还忍得下去，就一定已经不是人以后才可以。张巡也许只是幸运，因为城池陷落、自己战死，便和那些被吃的人一起灭亡了；假如吃人之后，援军将要到来，城池将要保全，论功行赏时，尊贵的职位和丰厚的俸禄无法推辞，穿紫衣、佩金饰，显赫荣耀；到了那个时候，想到咬食筋骨的惨状，又将把自己容身于何处呢？守卫孤城，断绝外援，粮食吃尽而饥饿，君子到了这种地步，只有一死，志向和事业也就完成了。臣子对君主、儿子对父亲，自己所能做到的，到了死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超过这一点，就进入罪过的领域，只会损害仁义罢了。无论城池存亡，无论自身生死，有一件事必定不能做，那就是人与人相食。汉末饥饿的盗贼兴起，祸乱开始萌发；隋末朱粲兴起，祸乱才更加猛烈。然而这些事情出自盗贼，有人心的人都厌恶它，不忍心仿效。若忠臣烈士也逐渐习惯于把它当作惯例，那么后世那些贪图功劳、侥幸求赏的人，就会把它奉为师法，恶行流传万世，可悲啊！像张巡这样的人，是唐室所可以褒奖的，却是君子所不忍谈论的。李翰卖弄浮夸的言辞来引导这种狂澜，我更加害怕了。〖九〗

译史思明投降后又反叛，肃宗派乌承恩暗中谋划除掉他，又给阿史那承庆铁券，想使他与史思明的党羽离心。事情被察觉后反而加速了史思明的反叛；谋划不善，只是加速了祸乱。即使如此，也只是使祸乱提前发生罢了；即便不是这样，史思明难道会悔过自新、最终臣服吗？张镐的策略、李光弼的请求，并不是错误的计策。安庆绪想谋害史思明，耿仁智、乌承玼乘他疑惧之时诱使他投降。当时安庆绪孤独地守着邺城，覆亡已经危急得如同一根将断的线；史思明既然忌恨安庆绪要谋害自己，又料定安庆绪必然灭亡，姑且采取保全自己的计策，保持两面态度来观察时机；他的不可依靠，也已经很明显了。安庆绪对他的仇恨既不是无法化解的深仇，也没有什么难以计数的变故；而唐室君臣收复东京后，志愿已经满足，回纥已经归去，郭子仪势力削弱，威力不足以到达河朔，这一点很明白。史思明还有什么畏惧、又有什么可羡慕的，竟会收起已经张开的爪牙，束手受缚呢？多年没有北伐的军队，史思明眼中已经没有唐朝了，他不反叛还等待什么呢？讨伐叛贼容易，平定祸乱困难；诱使叛贼向自己投降容易，接受叛贼的投降困难。能够接受投降的，必定是力量足以消灭叛贼，只是暂且容许他归顺的人。威势不足以制服他，恩德不足以使他感怀，叛贼便用投降来诱饵我们，我们又用接受投降来诱饵叛贼；他刚投降的那一天，就是在蓄养余力，准备有朝一日起兵突发。不是高官厚禄、温和言语、丰厚赏赐所能安抚的，也不是输送粮食、运送金钱、安置屯聚所能使其收敛的，更不是深谋秘计、分散军队、瓦解党羽所能制服的，关键确实在于看我们用什么方式招致他的投降。应当用重兵压迫他，使他屡遭挫败而丧失胆魄，像诸葛公对孟获、岳鹏举对群盗那样，然后才可以向他打开自新之路，使他不萌生反复之心。所以肃宗的过失，在于没有听从邺侯的策略，同时堵塞各处道路，进攻幽州、燕地，使各路叛贼失去可以据守的巢穴，在奔逃中魂飞胆丧，然后再接受他们归命的诚意，少量记录其将领的功劳，解散其军队，这样才可以接受投降而永远安定祸乱。错过这个时机却不谋划，仓促地想挽住已经奔涌的狂澜使其返回沟壑，怎么可能做到呢？邺侯离开国家后，军队没有谋划的主帅；郭子仪、李光弼的威势，也在一战中耗尽。史思明再次反叛，河北最终没有归附唐朝，这不只是因为乌承恩的谋略浅陋、李光弼的计策错误。梁武帝的威势不足以压服侯景，唐肃宗的威势不足以制服史思明；养大盗寇和激发祸乱，都是失策。张镐虽然能够预先看出这一点，又能怎么办呢？假使乌承恩的计策得以实行，和阿史那承庆一起杀掉史思明，那么阿史那承庆、乌承恩又会成为另一个史思明。多次反叛的人，不能保证其后继者不再如此；越是猜疑，越是纷乱；越是防备，越是溃败。就像河水决口后再去堵塞、脓疮溃破后才去收敛一样，国家的灭亡就会更快。〖一 ○〗 将领和士兵必须彼此相合。士兵不服从他的将领，军队不是衰弱，就是发生内讧。唐朝节度使死去后，便观察军中想拥立谁，再授予他节度使之职，这样做也不能说完全错误。这件事从肃宗把平卢授给侯希逸开始。于是唐朝的权力向下转移，直到肃宗一世都陷于动乱，国家也因此灭亡。君主的心思，有些可以洞然明白地昭示出来，使天下共同看见；即使像曹孟德那样雄猜，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有些心思隐藏得深，考虑得成熟，在一旦之间作出决定，天下人却无法测度；即使像孔子使郈、费两地坠毁那样的事，也从未向人显露过想要使它们坠毁的意图。这不是因为怀疑别人，而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信念深厚。唐朝中叶，节度使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不是天子所能任意左右的，这种形势已经形成了。观察三军的意愿，拥立他们所愿意拥戴的人，使军队效忠于将领、将领效忠于国家，也是不得已的形势。不能像汉高祖那样早晨驰入军营，夺取韩信、张耳的军队。既然如此，这种意图难道可以让将领和士兵知道吗？军队有主帅，也有副将和偏将；主帅死后，哪些偏裨将领可以任用、哪些不可以，并不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一个人是忠是逆、是聪明是愚昧、是宽厚是严厉，天子和大臣如果能仔细辨察、及早考虑，那么主帅一死，就应当立即把军中想奉立的人授予节钺，而不必等他们陈请。这样，主帅已经感激天子特别的恩典，士兵也会佩服天子预先决断。既畏惧他明察万里的威势，又感念他确实体察我心的恩德；即使有桀骜不驯的人，哪里敢产生携贰之心呢？天下不过有这么几个镇，镇中的偏裨也不过这么几个人，天子和大臣竟不考察他们是否可用，却要等到情势逼迫后去询问军中小人吗？刘后主虽然昏暗，还能在诸葛亮病重之日派李福询问谁可以担任主帅；如果祭遵、来歙仓促死亡，军权有了归属，尤其应当预先防备意外，这样计策才算确定。哪里有把三军的重任悬置起来，摇摆不定、不知道交给谁，等主帅死后才到军中谋划任用或罢免呢？何况所派遣的还是宦官，贿赂流行，威权衰替，李怀玉得以施展奸计；唐朝没有天子，养成祸乱直到走向灭亡。这样的寄生之君、尸位素餐之相，已经不值得与他们共图长久事业了。将领有才能却不能被了解，军队的心意又不能被掌握，渐渐使人对此不闻不问，军中自行决定任用和罢免，这会使祸乱更加迅速。掌握大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一一〗 安禄山、史思明的灭亡，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互相残杀，四个叛贼因此被消灭，并不是唐朝擒获斩杀了他们。前面收复两京，后面收取东都，都是趁他们衰败而借助回纥的力量；李光弼、郭子仪也只是因势乘时取得大功，并没有浴血奋战的特殊劳绩。若以战功而论，李光弼施展智勇、克敌制胜的功劳，比郭子仪多；郭子仪却在清渠失败一次，又在相州溃败一次，功劳尤其受到贬抑。然而他作为唐朝社稷之臣，天下人的轻重取舍都依赖他，后世没有人能够议论…… 承担天下重任的人，没有什么比平和自己的心情、听任事物顺逆变化更重要的了，而不应挟持自己的意志，自居于胜利者的位置；这只有古代懂得道的人才能做到。所以《诗经》称颂周公的德行说“赤鸟几几”，意思是他的志向安定，天下土地都安宁。怀有把天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心，这种心是危险的；怀疑天下而不敢自行担当，这种心是偏颇的。心隐藏在内，却是无法遮掩的。正因为隐藏在内而终究无法遮掩，所以天下人都能看见它，因而以思念或厌弃、怀疑或信任来回应，报应也不会有差错。汾阳公郭子仪靠举重、负米起家，暗中却与道相合；他从上天得到的禀赋，自三代以下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译能够担当的人，就不能谦让，这就是所谓豪杰之士，韩信、马援便是这样；能够谦让的人，就不能担当，这就是所谓保全自身的智者，张子房、李长源便是这样。汾阳公对于职位的升降、权力的去留、君上的疑信、谗佞的兴灭，乃至功业的成败，事情来到便接受，接受了便担当，从不在其中存有私心。他的心情平正到了极点，而天下却无法测度他的作为。山有高低斜坡，便可以测量山峰的起伏；水有沙滩礁石，便可以测量水波的回旋；如果一片平坦浩荡，没有高低，没有曲折，也没有奇异之处，万物又从哪里去测度它呢？天下人既共同看见他的平正，却始终无法测度他，真是伟大啊！平正心情的作用，就是这样。四海都在他的尺度之中，贤能与不肖各种不同的心情，都归入他的节制范围。相州军队溃败后，汾阳公的威名已经受损；鱼朝恩的谗言又得以施行，肃宗夺去他的兵权，授给李光弼。几年之内，李光弼以元帅身份统率重兵，在中原竭力作战，仿佛要驾凌汾阳公而超过他。可是许叔冀在汴州叛乱，刘展在江、淮反叛，段子璋在梓州反叛，楚州杀死李藏用，河东杀死邓景山，行营杀死李国真、荔非元礼，内部叛乱像蜂群一样纷纷而起，这边刚被扑灭，那边又兴起。到了宝应元年，汾阳公受封王爵，掌管诸道行营，天下便安定下来；内部已经安宁，外部自然交战，史朝义如釜中之鱼，连一天也不能存活，不需要等待浴血奋战的功劳。唉！这难道是李光弼的智勇所能达到的，或是汉、魏以来将相大臣所能从天下取得的吗？董卓不足以使汉朝灭亡，灭亡汉朝的是关东；桓玄不足以使晋朝灭亡，灭亡晋朝的是北府；黄巢不足以使唐朝灭亡，灭亡唐朝的是汴、晋。这样说来，安禄山、史思明并不是唐朝真正的忧患，只是乘时像蜂群一样兴起的人，麋鹿还不知道将死在谁手里。汾阳公一出，天下便平息；他建立威势，不过是斩杀王元振四十多人而已，天下就没有人敢再作乱了。只是因为他平和心情，听任权势的来去，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停止；这种坦然无我的巨大作用，使人凭自己的意念揣测，也无法得到他的要领。又有谁知道，他只是顺着自己的心，又顺应事物来接受宠辱，把这一切看作理所当然呢？仆固怀恩是扰乱天下的人，张用济想要驱逐李光弼，怀恩却说：“邺城溃败时，郭公先离开，朝廷责备主帅，所以罢免了郭公的兵权。”把罪责归到自己身上来安定众心，这话多么像君子所说的话啊！如果不是郭公安定土地、敦厚仁爱、不舍弃“几几”之德，已经深入众人的心中，怀恩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做人臣的义务，是像忧虑自己的家一样忧虑国家，这是本性的节操；把社稷的重任担在自己身上而不能推辞，是道义上的责任。忠贞深厚的人，急切地谋划救济国家；但形势受挫、力量受阻时，心中必然会产生不平之情。这种心情一旦从内心发出，必然表现在外，于是天下人争相追逐功名，忘记忠顺。奸人乘机利用，祸乱便由此而起。只有把建功立业、匡扶君主的心情一并承受下来，平静地担当，而不存有一定要从外物得到什么的念头，在如冰消风停般的境界中与天下相见；凡是可以做的事，没有不去做的。这样，即使有桀骜不驯、图谋不轨的人，也会气馁心灰而不敢行动。无言的言语、无形的功劳，回纥称他为“大人”，确实称得上是大人了。李光弼的忠勇并不低于郭公，但天下没有得到他的福泽；比较这两位将领，器量的高下就清楚了。〖一二〗 孤立的臣子和儿子，经历忧患疾病后，往往因愤懑而奋起。然而，这也取决于个人。具有卓异不平资质的人，处于安乐时容易骄傲，处于忧患危难时反而会警惕；晋文公重耳、越王句践就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人，气势受挫，精神就更加昏昧；内心危险，志向就更加沉溺。即使让他驾着轻车、奔驰在平坦大道上，仍然免不了车轴折断、车载倾覆。中宗在房州遭受幽禁和羞辱。他于是亲近韦氏以求自安，又受韦氏控制，自己遭到杀戮，国家几乎丧亡，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肃宗明智，能够任用李泌；决断果敢，能够倚重广平王；虽然没有废弃享乐，却没有沉溺荒淫的癖好，这大概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他在东宫时，被李林甫、杨国忠离间挑拨，未被废黜却得以活着，已经是幸运了。灵武草创时，他在奔走履行职责的道路上度过数年；外有叛贼逼近，内无援军，也可以说是始终与忧患相伴、备尝险阻。可是回到西京后，讨贼的功业正要取得成效，他却疲惫地听任事态发展，受悍妻控制，受家奴逼迫，竟让拥兵之人劫持父亲、把父亲囚禁在别宫，任由他们肆意妄为，没有人能够禁止；甚至蒙面丧失本心，还安慰李辅国说：“你们防微杜渐，使社稷安定。”父子天伦泯灭到如此惨酷，难道他果真有枭獍一般的狠毒之心吗？他是害怕李辅国掌握六军，灾祸将要牵连自己，所以姑且以此保全自己罢了。他贬黜萧华，任用元载为宰相，罢免郭子仪，甚至听到李唐的劝谏时流下眼泪，却不敢履行亲自到寝门问安的礼节，和昏顽不明的宋光同样陷入沉沦，难道不是忧患太深、锋芒受挫，才到了这种地步吗？他任用李辅国，是因为李辅国顺从良娣；他宠爱良娣，也不只是贪恋美色。良娣在灵武时，孩子出生三天就起来缝补战士的衣服；她害怕刺客，便睡在外面，以自己的身体挡在前面。在患难之中，两人相互依靠、相互保护；怜悯之心一经触动，便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纵容他们骄横，不能再加以控制。日渐消磨，志向不能坚守，精神也不能振作，不再具有一个活人的气象，连勉强自保都来不及；到了这种时候，忘掉自己的天性便是必然的。假如当初凭借元子尊贵的身份，早早接受册立，没有奸臣的动摇，也没有强大叛贼的摧残，继承天子的地位，安抚金瓯般完整的国家，那么他本来可以成为守成之君，哪里会只是丧失本心、丢掉志向而已呢？唉！难道只有天子才会这样吗？士人出身于孤寒之家，处在荒乱的时代，同炎凉的世俗周旋，忍受冻饿、漂泊动荡，受到激发而奋然崛起；想到一生的坎坷，便怀着恩怨而始终不能忘怀。主父偃说：“天色已晚而路途还远，只好倒着走、反着做了。”别人给过自己一饭之恩，便要以千金相报；受到一点触犯，便一定报复。苏秦、刘穆之、元载都陷入极大的罪恶，成为千古罪人，都是由于内心积患太深，反而受到激发，使他们的狂暴乖戾更加增长。因此说：“不仁的人，不能长久处在困厄之中。”处于困厄之中而能够不把女子、小人、酒食、金钱当作恩怨标准的人，实在太少了。这就是乱世所以多有败坏德行之人的原因。

译唐代宗的名讳是“世”，所以代宗仍称作世宗；近人却想给他加上“景皇帝”的谥号，他们的无知竟到了这种地步。一 代宗听信程元振的谗言，流放来瑱，后来又杀了他，于是各藩镇都怀有叛乱之意。仆固怀恩因此在河北扶立了四个降贼，借养成乱局来巩固自己，始终成为唐朝的巨大祸患。他后来上书为自己申辩，把来瑱之死作为借口，用来拒绝入朝的命令。来瑱被诛，难道是因为他无罪，只不过没有答应请托，才招致程元振的怨恨吗？来瑱被诛，也确实是法律所不能宽赦的。他镇守襄阳时，凭借李辅国的私人关系，夺取韦伦的职位而得到襄阳；又把降贼张维瑾等人收作爪牙，收揽人心以据守重镇。朝廷召他赴京，他不来；调他镇守淮西，他也不出发；他还放纵军队攻击裴茙，将其擒获送往京师，胁迫朝廷实行他的请求。唐朝藩镇抗命、不接受调任而图谋不轨的事情，大概就是从来瑱开始的。杀来瑱，藩镇会怨恨；放纵来瑱，藩镇又会更加骄横，这两种做法都是导致祸乱的途径。杀了他，人们便责怪朝廷过于苛刻；不杀他，就必然听任他的行为，人们又会责怪朝廷姑息偷安。已经造成的过错，总要有一个归罪和怨恨的对象；如果不反过来想，过错又将落到另一方身上。自肃宗以来，骄横放纵之势一直被养成，已经到了必然溃决的地步。整饬法令而诛杀来瑱，本来并不是滥用刑罚来招致叛乱。来瑱不死，仆固怀恩像深谷无底一样的欲望，难道容易满足吗？至于代宗不能惩治乱局，反而因此招致祸乱，是因为他的杀法并不是正确的杀法。刑罚，是帝王用来惩治天下不恭敬守法之人的。刑罚滥用于本不该受刑的人，百姓固然会感到自身危险，却仍然不敢欺骗朝廷，而且还希望朝廷偶尔失误，最终不至于滥刑，因此疑惧和怨恨不会太深。只有刑罚施加在本应受刑的人身上，却不按照正确的方式施行，天下才会看出朝廷的刑罚已经走到了穷途，进而怨恨朝廷用诡计互相陷害；这时人们才开始怀着恶意相互报复。当来瑱在襄阳跋扈的时候，唐朝如果倚重他来讨伐叛贼，来瑱本来就没有可以据以胁迫唐朝的条件。藩镇林立，彼此势均力敌，来瑱即使叛乱，也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那么，朝廷只要正名并宣布他的罪行，以天诛来处置他，难道会对国家造成多大危害吗？可是朝廷却惶恐不安，连迎接他都来不及，杀死裴戒来讨好他，空出宰相职位来诱惑他，等他像鱼脱离深渊一样摆脱限制之后，才借用他勾结叛贼的诬陷之辞，给他加上不应当承受的刑罚。藩镇的怨恨，不只是怨恨而已，他们必然会说：来瑱拥兵不入朝，唐朝本来就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倔强抗命的人才能免祸，而来瑱却自己投进了诱饵；我们可要吸取教训了。把叛贼留下作为援助，抗拒命令而不入朝，就像鹰隼在高空飞翔，哪里是弓箭和绳网所能捕捉的呢？苏峻说：“我宁愿在山头等待廷尉来捕，也不能让廷尉在山头等待我。”软弱的君主和庸碌的大臣所施展的手段，在奸雄眼中，不过是借怨恨之名而实际上并非真正怨恨；这是把大权倒拿在手中，彼此牵制、彼此僵持。假如在来瑱违抗命令的时候，朝廷下达尺一诏书，以不可赦免的法律责备他，命他约束自身前来宫阙，那么姑且可以宽免他的死罪而贬谪他；否则就调动六军，迅速清除内部叛贼。这样一来，河北的群丑也会震动，从而消除他们的邪念，何况当时仆固怀恩还处在建立功劳、反叛谋划尚未决定的状态呢？二 如果通过文章选士而得到真正的人才，通过品行选士而得到笃实有德的行为，那么品行胜过文章的地方就多了。如果通过文章选士而得到的是矫饰的文章，通过品行选士而得到的是伪装的品行，那么伪装品行对人心、风俗和政事的危害，就要超过矫饰文章；矫饰文章支离浮华，危害还只停留在言语上。况且设置科目来选士，就一定要给他们规定格式。文章，是谈论治理而归结到具体事务，谈论道理而归结到实际义理；即使低到骈偶声韵之文，也必须按照章法程式裁定，是可以规定格式的。至于行为，如果一定要制定成法，那么孝应当依据什么来制定孝的标准，廉又应当依据什么来制定廉的准则呢？不考察内心，只从外表寻求，除了枭獍那样的恶人以外，谁都可以说是孝；除了盗贼以外，谁都可以说是廉，这本来就是无法规定格式的。弊端发展到极点，就会把这件事交给守令，人们奔走于守令门下；再把它交给刺史，人们又奔走于刺史门下。彼此用声誉相互奖掖，用攀援关系相互竞争，甚至用贿赂相互要挟；父母成了可以用来献媚的羔羊，廉耻成了优伶的戏谑之物。这样做，却还想率领天下人疯狂奔逐，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乡里推举、乡党选拔，是三代的制度。当时殷的大国方圆一百里，周的大国也不过五百里，小国只有五十里；就在这样的土地上选拔当地人，任用当地人为官，国君和大夫世代相处，彼此熟悉，贤能与奸邪尚且容易辨别，就像今天在一个村里设置乡老，不过是一个社而已，公众的议论本来就无法掩盖。如今面对四海这样辽远的地域，刺史、守令又只是临时任职三年，却要他们了解深藏之士的品行，要求他们具备知人的明哲，再把人荐入朝廷，担任治理天下的大任，这哪里容易呢？何况还有那些委曲求全、垂涎权势而求请托的人，以及贿赂官吏、出卖百姓以求取私利的人呢？汉代推举孝廉，推举的是已经在州郡做官的人。既然做过官并参与一乡政务，才干高低大体上就可以知道了；可是清廉与污浊各自结成一流，气味相投者互相结合，请托容易集中，朋党互相庇护，于是孝子未必真孝，廉吏未必真廉。汉末选得的人才，大致可以由此看出来了。更何况要在尚未取得仕籍的处士中，寻找能够升入朝廷任职、换地任官的人呢？杨绾认为进士已经丧失实际内容，想恢复孝廉的选举，最终却没有实行，评论者为此惋惜。惋惜这件事的人，是因为没有体察人情、揣度事理、通晓时代变化、考察事情始末，只是浮泛地仰慕古代，徒然凭空言论占据上风。杨绾不久又上奏废罢孝弟力田科，认为这一科没有实际表现，侥幸取巧的人太多，所以废除；杨绾自己也知道先前的话是错误的了。既然品行不足以选得真正的人才，那么通过文章选取人才就能得到人才吗？这里并不是说文章可以选得人才，而是说设置选士科目，只不过用来区别君子与普通人罢了。即使有知人的明哲，也不能在一个人刚开始进身时就及早辨明他的贤能与奸邪。因此，三代的制度，是在饮酒时观察他，在射箭时观察他，观察他合于礼、合于乐，内心端正、外表正直的程度，以及行拜、起身、作揖、谦让的仪态罢了；酒爵传行、彼此交谈时，观察他称述古代、讲说先王罢了。通过这些方面来观察，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大概十之八九可以看出来。此后，等到他在朝廷陈述政事、以功劳接受考核，都是在评定之后授官的环节，然后再根据这些情况考察他的贤能与不肖，决定升迁或黜退。既然如此，制定法律来选士，用策问考核，用诗赋考核，用经义考核，也不过是饮酒、射箭制度遗留下来的精神加以变通而已，难道是希望仅凭这些就立即得到真正的人才吗？学习文章礼教，并得以听闻有关德行言论的纲要，已经是普通人所不能胜任的；既然由此走上君子的道路，就可以希望沿着这条路不断上进而达到更高境界。把政事交给他办理之后，他是聪明还是愚笨、勤勉还是懒惰、忠诚还是奸佞、贪婪还是廉洁，自然有掌管法度的人依据法律考核他后来表现，难道可以把行为树立为固定标准，让他借此伪装以隐藏奸邪吗？

译至于设置学校，在士人刚开始进身时清理士人品类，不应只考察文章，还必须考察他在家庭中的一贯品行；端正士人的习气、培养贤才、严格惩罚不善之人，也不必等到他们入仕进用的那一天。然而，一个人尚在学生行列时，修养子弟对长辈的敬爱，断绝到官府请托拜访，也不过是士人通常能够做到的事；有的人一旦显贵便丧失了原有操守，怎么能立即凭这些就认定他贤能，并授予他大官大邑呢？用品行来考察不肖者并施以惩罚，用文章来寻求君子的风度，使士人品流清正，伪装的行为也不敢冒充，这样对于选士的制度来说，大概就差不多了吧！三 充满唐朝朝廷并揭发程元振奸恶的人，是太常博士柳伉；唐朝可以说是朝廷中没有人了。考察古今那些处在君主身边的大奸臣，大臣和谏官往往闭口不言，以求取容；小臣和寒士反而挺身而出，攻击并除掉他们。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例。君主又何必依赖那些心腹股肱之臣呢？实在令人悲哀！不过，这其中还可以有所辨析。如果奸邪之人已经得势，掌握昏暗君主的权力，生杀大权都在手中，士大夫与他争斗却不能取胜，于是他制造大狱，使君子之士成群被清除，诛杀、流放、逃窜之人遍地，朝廷内外血流成河，囚车满路；而中书门下和卿署中又遍布他的私人，因此奸恶已经暴露、势力将要倾覆，却没有人能够责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士人抓住时机，独自奋起攻击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过分奇怪的。程元振掌权以来，他所进谗言而被诛杀的人是来瑱；来瑱本来就有应当诛杀的罪过。他所忌恨而驱逐的人是裴冕，裴冕还得到刺史之职离去，并没有受到重大伤害。李岘与程元振关系不和，柳伉弹劾程元振的事情，李岘还参与谋划；程元振并没有先发制人来对付李岘，李岘仍安然处于自己的职位。省、寺、台的长官，大多也不是通过程元振才升迁的，受到的伤害也没有波及他们。士大夫本来可以从容地群居于朝廷之上，谁禁止他们说话，竟要把攻击奸邪的举动让给一个博士去做呢？全国都麻痹不振，没有活人的气息，怎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宋朝的谏臣，贬谪流放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岭南，而进谏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唐朝没有遭受贬谪流放的祸患，大奸臣却盘踞朝廷，没有人敢于动摇他们。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上面萎靡不振，下面苟且取容，彼此互相养成了一个塞耳蔽目的天下，使士气不能伸张，也没有人来激发它。向前进，没有因听从谏言而仰赖其庇护国家社稷的好处；向后退，也没有因诛杀驱逐而留下正直声名的祸患。即使想握腕痛恨、直言进谏，也不过像一只蝉在哀鸣、一只蟋蟀在悲泣罢了。难怪人们把纠正错误、铲除奸邪看成迂腐空阔的举动，抛弃廉耻方正而保全随波逐流的福分。这就说明，香草和臭草一同被驾驭的朝廷，还不如水火相争的士气。四 拥有重兵、身居高位、建立大功而最终叛乱的人，大都有人从中激发；只有仆固怀恩不是这样。来瑱虽然被诛杀，但他对唐朝并没有功劳，而且据有城邑来胁迫君主，朝廷上下对他的猜疑嫌隙已经很久了，这不能同汉代的彭越、韩信，晋代的苏峻、祖逖相比。即使诛杀十个来瑱，仆固怀恩也完全可以坦然无忧。代宗推心置腹地任用仆固怀恩，直到他已经叛乱，仍然对他恋恋不忘，奉养他的母亲，抚养他的女儿，还说：“是朕辜负了怀恩。”程元振、鱼朝恩虽然不可以长久倚靠，但当时朝廷正倚重仆固怀恩来牵制郭子仪，这也不像杨国忠对待安禄山那样。仆固怀恩如果不叛乱，就可以安闲地在朔方拥有王爵，既没有什么嫌疑，也没有什么畏惧，难道不能安享富贵终身吗？河北刚刚平定，大功已经建成，薛嵩等人迎接并拜倒在他的马前，请求在行军途中跟随他，这正是论功行赏、享受荣耀的日子；他却突然产生异心，养护叛贼、树立援助力量，成为叛逆之地。辛云京关闭城门自行防卫，难道是过分的计策吗？骆奉仙虽然向辛云京游说，以此诱发仆固怀恩的反叛谋划，却并不是凭借原本不存在的志向把他陷入刀俎之中；辛云京、李抱玉只是事先察觉了他的意图，并不是激怒了他。然而仆固怀恩冒昧逞强，决意不再回头，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

译《左传》说：“狼崽子有野心。” 这大概正是说仆固怀恩吧！至于唐朝招致仆固怀恩叛乱，过错在于过分任用仆固怀恩。允许回纥昏乱行事，又把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回纥，使他同戎狄结交作为援助，有了凭借便能够兴起，这是第一项失误；任命雍王为元帅，进军收复东京，却不设置副帅，反而让仆固怀恩统领各营节度使，担任雍王的副手，这是第二项失误；夺去郭子仪的兵权，把朔方军交给仆固怀恩，这是第三项失误。仆固怀恩功劳已经建立，权势已经扩张，地位已经达到人臣之极，又逼近君主；内部有河北的援助，外部结交回纥，俯视天下，认为没有人能与自己相比。郭子仪也不得不解除元帅职务，把它交给仆固怀恩，连郭子仪都对他屈服，仆固怀恩眼中便再也没有唐朝了。鹰吃饱了就会飞走，难道还要等到有人激怒它之后才叛乱吗？辛云京没有揭发他的奸谋，只不过使仆固怀恩的叛乱稍微迟了一些。祸乱来得快，根基就还没有稳固；河北四镇刚刚分得土地、取得兵众，还没有积聚人口、巩固结合的资本来拥戴仆固怀恩而蜂拥起兵。假如他的羽翼已经形成，群凶聚集，那么幸运时会成为安禄山，不幸时会成为石敬瑭；唐朝不灭亡，还能剩下多少时间呢？一个人所能承受的事物，取决于他的器量；超过器量，就会泛滥而无法收拾，连同器具也会倾覆。仆固怀恩只能让他做偏将副将，听从郭子仪的指使。因此当李光弼入军时，他能够制止军中的乱事；超过这个限度，便已经溢出了。即使他自己加速灭亡，也不会顾惜。仆固怀恩叛乱得早，祸患只止于太原和奉天，河北没有跟着一起起兵，这仍然是辛云京、李抱玉的功劳。即便说没有人激发他，那么他的反叛发生在程元振被诛杀以后，只把罪过推给程元振，难道是确定的结论吗？把重大的职责交给别人，却不衡量他的器量，从来没有不造成祸乱的。五 广德二年，户部上奏户口数为二百九十余万，与天宝年间九百零六万九千多户相比，仅存三分之一，而且实际还不足这个数。叛贼杀戮掠夺，蕃夷践踏蹂躏，乱军搜刮劫掠，百姓死亡、绝户、逃亡，人口日益减少，这本来是必然的。然而天地生养万物，充盈之后必然消减，消减之后又会增长；百姓自然爱惜自己的生命，惊恐逃窜刚刚平定，必然立即谋求田地房屋、养育妻子儿女，使筋骨在劳苦中逐渐强健，婚嫁也会因礼制简略而容易进行，怎么会凋零到这种程度呢？国家之所以能够安置聚集百姓，使赋税徭役得到满足，依靠的是法令不混乱、政令不苛刻，使贪污官吏没有地方施展奸计，狡猾胥吏没有机会伪造欺骗罢了。战乱突然兴起，典籍制度发生混乱；军役徭役屡次发动，人口迁徙混杂；徭役繁重、赋税沉重，有司又以人口消耗、征收和输送不能达到数额为责任，反而从逃亡人口中谋利。单身男子和贫困户疲惫不堪，侥幸逃避赋役的报告几乎断绝；狡猾的百姓便乘机把人口多报为少，把熟田报成荒地，把赋税推给偏远质朴的乡里。那些拥有肥沃产业、子孙繁盛的人，官方却把他们登记为户籍之外的游民；贪墨官吏出卖户籍，奸猾胥吏买卖脱漏，于是使奉公守法、畏惧法令的老实百姓，替奸人承担国家的赋税。户数一天比一天减少，摊派征收不得不一天比一天增加；过去用三户供给太平时期的正常赋税，如今却要用一户应付军事兴起时的搜求。所以后来实行两税法，税外的苛刻征敛又随之兴起。杜甫所写的寡妇被诛求殆尽，确实是有原因的。百姓的困苦，难道只是掠夺、杀戮和逃亡的惨状吗？第五琦、元载的横征暴敛越来越残酷，疲惫百姓为逃避赋役而弄虚作假的情况越来越多，官吏和胥吏的欺骗诬陷越来越厉害；这二百九十余万户，仍然不能全部隐瞒，只能勉强用来堵塞朝廷的需求。由此可知，广德年间的凋残，使上面损害国家、下面困苦百姓，确实是有原因造成的，这大概就是乱世必然重复出现的覆辙。赋税轻、徭役简，官府有劝戒，百姓有羞耻之心，即使经历兵乱，十年之内也可以恢复原状，怎么会相差得如此遥远呢？六 读古人的书，却不考察实际情况，想要据此制定法令，那么使百姓遭殃的人也会攀附援引古说来兴起；祸害天下的并不只是那些关于耕战、刑名的邪说。三代治理百姓的赋税制度，都说是十分取一；但在当时一定有相应的安排，所以百姓才不困苦。大致可以考察的，有中田、下田，一年一换田、两年一换田，以及田地与荒地相互参杂等办法。名义上说是十分取一，实际上并不是十分取一。若从国家经费来看，天下自上古以来封建制度相沿，各国都有自己的君主，同天子相抗衡。按照孟子所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小县，却有五代之庙和路寝三门的制度。百官有司，按周初一千八百国计算，以次等国家设置两卿为标准；当时南方还没有完全包括楚地，西方没有越过河、陇，东方没有包括吴、越，中原的侯服、甸服还没有遍及六州，而卿已经有三千六百人。每人食用一千六百的粮食，大夫、士、府、史、胥、徒等坐享俸禄的人更是无法计算；如今的天下，连当时的十分之一也没有。聘礼中所见的币帛、饮食，又如此繁多；每年、每三年多次举行聘问，且遍及友邦，这些都要由百姓白天耕种、晚上纺织，辛勤劳苦才能勉强获得。后世如果侥幸免除了这些负担，却没有三王宽厚体恤百姓的仁德，反而想要取百姓十分之一，来供养贪婪君主懒散的仓藏，真是可悲！如果有一点恻隐之心，谁忍心说出这种话呢？然而第五琦窃取这句话来横征暴敛。有人想要追究这种做法的错误，他便说：这就是禹、汤、文王、武王裁定的中正之法，是用来仁爱天下的；孟子还说它不同于貉那样狭迫的做法，为什么不能实行呢？代宗于是实行了三年，百姓却全部流亡，最终因为无法实行而停止。由此推论，后世那些没有见识的士人，想要扰乱已经形成的制度，声称三代的制度一项项都可以在今天实行，结果只会残害百姓、困病国家，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像这样的人很多。不体察三代圣人的本心，不通晓时代的变化，只是一味谈论效法古代的人，都是第五琦一类的人，其危害超过商鞅。为什么呢？商鞅还可以用严刑束缚百姓，百姓也会服从；这些人却是早晨发布命令，晚上百姓就在野外哭泣，根本没有人能够服从。即使三十取一，百姓尚且不能安适地生活，何况十分取一呢？七 以道义存心的人，是天下人无法测度的。战争凶险，是把死当作道义的人所面对的事情。把死当作道义之后，才能审慎地明白应当怎样处置死亡；明白应当怎样处置死亡之后，才能取得威势、制服敌人、保全国家和民众，以及使“不战而使人屈服”的道理全都充足于心，并获得其中的规律。从已经成就的功业来看，观察他所以成功的原因，仿佛是得到了上天的幸运；可是到了决定计策、必定实行的时候，情势极其凶险，他却安然镇定而毫不疑惑，仿佛不是因为不明白祸福生死而侥幸求成。这些都是人所不能测度的。人们不能测度它，便怀疑他的智谋超越常人，善于掌握利钝成败的关键，难道真是这样吗？不过是知道死就是自己的道义，所以处置死亡时不感到迷惑罢了。

译回纥要求郭汾阳与他们相见，汾阳知道这一战必败，唯一能够亲自前往的策略，可以压制敌人的锋芒、停止其锐气，从而保全国家。在这个时候，他固然不能说此行一定会死，也不能说一定不会死，不过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罢了。因此药葛罗理屈词穷，被郭汾阳不怕死的气概所震慑；他还不知道杀死郭公以后胜败将会怎样，内心却已经折服，气势也已经衰竭了。决心赴死，情志就安定；情志安定，精神气息就平和，事理条理便显现出来。在脱去头盔、投枪而出的时刻，能够从容赴义，这是大雅之人的风度和裁量。处置死亡之道，只在于专心一致罢了。专心一致，精神就完备；精神完备，事理就充足。事理处在极其充足的状态，事情就一定能顺应他的心意。一般人的情感，局限于眼前而迷失于四面八方，本来就不足以测度这种境界，于是相互惊叹说：“他的心思竟然这样不可测度吗？难道不是得到了上天的幸运吗？”哪里知道他所守持的原则十分专一，使恐惧和疑惑无从乘隙而入呢？他对李晞说：“如果交战，那么父子都死；否则，就我一人死而家族得以保全。”这只是姑且用来安慰李晞罢了，并不是郭公的本来心意。他告诉药葛罗说：“我挺身出来，听凭你杀我，将士们一定会拼死同你作战。”这也只是向他表示无法取胜罢了，并不是要借将士为报仇而拼死作战来使回纥害怕。郭公的心意，只是把赴死做到极致，本来就没有一定求生的打算。八 代宗把权力交给骄横的藩镇，天下因此瓦解。他柔弱、宽纵，人人都知道；但哪里知道他的过失并不只是柔弱而不能振作呢？他只是想掌握深险的权术，同天下相互牵制，而一个人的权术本来就不足以抵挡天下。代宗的权术，得自老氏。老氏说：“将要取得它，必定先姑且给予它。”“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以驾驭天下最刚强的东西。”这就是极其险诈的权术，而代宗采用了它。本来想姑且宽纵柔弱，使那些极其强悍暴戾的人骄纵；等他们骄纵到了极点，人人神灵共同愤怒，因而再加以杀戮也不困难，代宗却将会自以为善于制服奸邪，最终死在这些人手里。可是天下已经熟知这种权术，只接受他所给予的东西，却不听从他的取夺；他们乘其柔弱而制服他，使他再也不能恢复刚强，最终陷入“无何”之中，反而把权力倒拿在手。这样哪里还能驾驭天下呢？只是自取败亡罢了。李辅国罪恶到了极点，便把他杀了；程元振罪恶到了极点，便把他流放了；鱼朝恩罪恶到了极点，不久也把他诛杀了。先借元载之手杀掉鱼朝恩，又放纵元载，使他的罪恶发展到极点，元载也被诛灭了全族。当初姑且隐忍时，李辅国想由三公而进封王爵，代宗都依从了他的意志；程元振居骠骑之位，激怒群情、压制郭汾阳，也都依从了他的意志；鱼朝恩统领禁兵，兼判国学，地位等同于宰相，挖掘郭汾阳的坟墓，钳制朝政，也都依从了他的意志。然而代宗还说：“宦官已经掌握禁军，存在不可预测的防患，不能突然谋划处置。”元载不过是一个书生，贪婪猥琐、行为无状，本来可以折断笔来鞭打他；可是颜真卿因此获罪被贬，杨绾因此被降职，李少良因此被杖打致死，甚至把邺侯拘置在江外，任由元载肆意毒害而没有人禁止他。代宗心中处心积虑，想彻底惩治元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一定要等他的罪恶满盈以后才收拾他，使他的祸害已经播散到天下，然后才在片刻之间用严刑杀掉他。凡是诛杀四个身边近臣，都是用老氏那种深险的权术谋划的，又借口向天下宣称：“我并不是忍心杀他们，是他们自取灭亡，我只是顺势而为。”也真是险诈啊！这四个奸臣，都是依附在皇帝身边的人，并不难以制服；即使不是这样的人，诛杀他们也绰绰有余；即使是这样的人被诛杀，也没有能力抗拒。因此代宗得以运用这种权术，最终却反而落入自己设置的陷阱。若竟依仗这一点，把它当作胁持天下的工具，先用来诱使藩镇，随后再慢慢图谋制服他们，那就愚蠢得太厉害了。朱泚不臣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举天下之力讨伐一个地方，原本很容易；可是代宗却用宰相之位诱骗他，又诬称他与人交通，然后才杀掉他。仆固怀恩已经反叛，形势将要溃败，却还编造哀怜体恤的话来优待他。于是那些枭雄般的将领，都看透了代宗的险诈，便乘机利用他假借宽恩的手段；淫滥的威势一旦获得，就再也无法控制。因此仆固怀恩接受副元帅之职后才反叛，田承嗣接受平章事之职，却始终不入朝，李灵曜、崔旰、朱希彩、李正已、李宝臣都暂且接受他的笼络，最终却逃出了囚笼陷阱。一个人的险诈，哪里足以战胜天下呢？只是白白宽纵收揽他们，却没有能力收服他们。所以说，他的愚蠢尤其严重。元载死后，晋升杨绾而任用他，原意是想同杨绾深谋，制服群雄，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怨恨；杨绾早逝，于是他的打算就颓然落空了。假如不是这样，一旦在一方实行诛灭，四方就会更加动摇。然而也不必忧虑，因为元载杀死鱼朝恩后，帷盖之恩也没有保住；杨绾虽然忠诚，也一定会想到这一点，从而担心自己在一个没有才能、惯用权术而又挟诈的君主手下遭到祸害，于是没有人敢发动深谋。可见老氏收缩、扩张、取与的权术，恰恰用来加速自身败亡；谁说汉文帝赐给吴王几案手杖的智谋，能够决定吴王的死命呢？帝王的诛杀和赏赐，奉行上天之道而无所偏私，就像寒暑运行，彼此并不宽贷。邪说兴起，邪僻行为肆行，若把这当作权术，天下的祸乱就会日益产生，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九 李长源处在肃宗时代，深深触怒了张良娣、李辅国，便拂袖而去，归隐衡山，这是多么痛快啊！至于元载，他没有斥责元载的罪恶来纠正责备他，只是认为贤者与奸人不能并处，因而离开；这样引身归退，不是更加便利吗？可是他却置身于僚佐之中，托庇于魏少游来保全自己，又何必这样委屈呢？难道他是无缘无故地畏缩，不能自我持守吗？通达之人的见识，是衡量自己也衡量别人，顺应时势来保全明哲之身，从而养成国家和谐之福，并不是可以用一概而论的说法来判定得失。

译李长源对于肃宗，在东宫时便结定了平民交情；在灵武时冒着危难首先赶到，参与孤危局势中的大政，坐卧同处，成就收复天下的首要功劳，他们的交情本来很牢固。张良娣、李辅国虽然恨他斥责自己，但他们所希望的，只是让李长源有一天不在皇帝身边，不成为自己的祸患；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愿已经满足，也没有更多怨恨了。李长源若在此时飘然离去，既可保全始终的交情，也绰绰有余。至于他和代宗，虽然曾参与谋划元帅之事，有拥立辅佐的功劳，但他早年没有侍奉东宫，后来也没有参与内廷帷幄，交情并不牢固。他没有参与收复东京、拒退吐蕃、护送皇帝车驾返回陕州，也没有诛杀三名宦官以清肃宫禁，因此又没有新的功劳。代宗是一个心存疑忌的君主，关系的离合终究不能完全依靠；元载虽然受到君主猜忌，但身边没有人逼迫他在朝廷中升迁，只有李长源作为宗室大臣参与谋议、受到召问，元载唯恐他排挤自己、取代自己；而且元载文辞辩说足以助长奸谋，朋党也乐于为他效命，众多忌惮交织在一起，深谋诡计不可测度，这又不是像对待妇人、宦官那样，心胸狭窄、见识浅陋，一旦将其逐去便可以释然。元载与李长源处在彼此不相上下的局势中，而祸患发动的机关无法预先防范，正如高山烟云、祝融峰冰雪般险恶。元载难道能够使幽居之人覆荫其下，让他安稳睡眠吗？况且，山中也并不是容易居住的地方。只有那些隐藏光芒、尚未施展才华，混迹于渔夫樵夫之间的人，或者姓名偶尔上达天子，而锋芒尚未显露，在朝廷中还没有引起猜忌嫉妒之心，才可以在尘世之外怡情养性，世道屡次变迁也不惊慌。若不是这样的人，既然名声所趋、世人所期待，功劳已经盛大，处境已经危险，即使想在云霄间保持高志，闭口不谈时事，只讲说吟咏，直到琴、酒、棋、画一类的事情，也会有人闻风而来、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甚至还有一些到处游走于军府之间、怀才不遇的人，争论他的长短，任意品评；更有挟持占星、士气、谶纬这类小技的人，也浪迹溪山，依附高人来抬高自己。拒绝他们，就会产生怨恨而兴起诽谤；接纳他们，祸患就会发生并蔓延。谁能说山的边缘、水的岸边，不是有千重风波、足以杀人灭族的险境呢？正如稗官小说所传“嬾残十年宰相”的说法，已经足以加深元载的嫉妒，也足以把人按结交妖人的重罪治罪；那么衡山这一片地方，正是元载可以横施罗网的场所。若不是有所托身于外部援助，优游于军府之中，同时屈身居于低级官僚之列，表示自己没有逼迫和取代别人的势态，怎么能够免祸呢？代宗对此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那么李长源为什么不低头顺从呢？显然，李长源并不是对当世政务毫无打算。辅佐唐朝、平定天下，是他的志向；他本来就要诛逐元载，拥戴代宗来匡正王国。处在进退之间，难道只是因为不善于审察喜悦的神色，便如同鸿雁飞入幽冥、矫然立志于林泉吗？一 ○ 辨别奸人，只需辨别其本人罢了。所以说：“君子中有不仁的人，但从来没有小人而仁爱的人。”大历末年，河北降贼与朝廷抗衡已经很久了。田承嗣与皇帝的女儿结为婚姻，做到元宰，朝廷一再召他，他却一步也不肯离开魏博；李正己、李宝臣结党叛乱，彼此袭击争夺，已经不再知道唐朝拥有天下。可是卢龙强悍可恃，凶恶叛逆已经成为习惯，朱泚一接受节钺，便随即派朱滔入朝护卫，接着又自行请求解除镇职、归附朝廷，病重时甚至有抬着尸体赴阙的说法。代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不惊喜失措，不以隆重礼节接待他，不把他列在郭汾阳一等、让他位居百僚之首，也是做不到的。那个桀骜不驯的人竟如此，而表现忠诚又如此，这就是他的真实情况。即便如此，也应当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是有恩德可以使他感怀吗？是有威势可以震慑他吗？是处置得当，足以使他心悦诚服吗？三方面反省追问，却都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或许是因为这个人一向忠贞深厚，超然于众人之中，可以毫无疑虑地信任他吗？可是朱泚不是这样的人，已经十分明显了：他出生于乱贼之中，受到强悍暴戾风俗的熏染，而且尤其狡猾凶恶；他借李怀瑗之手杀死朱希彩，又让他的弟弟朱滔蛊惑三军拥戴自己，外表柔顺妩媚而内藏奸诈，乘机窃取节镇之位，这些已经有明确证据了。代宗却把他的伪装忠诚当作归顺，便倚重他为心腹大臣，唉，实在太愚蠢了。田承嗣、李正己固守一隅，凭借军队抗拒命令，虽然可以凭险自守来显示雄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朱泚尤其危急，他突然窃据幽州、燕州，众人的意志尚未安定，而李宝臣又有死后归葬故乡的志向，每天想着举兵反击，率领轻兵进入他的城郭，他也无法阻止。于是朱泚惊慌地四处张望，把朝廷看作藏身的窟穴，让朱滔倚仗朝廷内部的援助，在北平安睡；自己则占有旷世少有的功劳，亲近天子大臣，窥伺他们的间隙来施展狂妄的图谋。自从强藩割据以来，人们从未想到的事情，朱泚竟侥幸窃取到了。代宗不能看清，郭汾阳不能制服，常兖、崔祐甫见识狭窄浅薄，也不能加以诘问；而朱泚果然能够从容游处于朝廷高位，观察形势变化，也真是狡猾啊！代宗去世，郭汾阳总摄政务，德宗刚开始执政，尚未出现嫌隙，所以朱泚拖延很久才开始发动；不然的话，朱泚哪里能郁郁地长久居于此位呢？像这样的奸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而唐朝君臣却本来就昏昧不明，难道真是奸人难以辨识吗？试问朱泚为什么能够得到卢龙节帅之职，却能不使人为此寒心呢？他并不只是像安禄山刚刚起兵时那样，还没有显露出容易窥见的狡猾叛逆。既然如此，应当怎样做呢？朱泚入朝时以礼接待、以官秩荣耀他，却不授予他政权，使他接受郭汾阳的统辖，而郭汾阳能够制服他，难道不只是朱泚的罪恶无法施展吗？河北各叛逆也会知道天子不轻易以喜怒赏罚，于是心意便消沉沮丧了。得失的关键、昏暗与明察的区别，取决于持重审慎而坚定之人的心思，不是庸主和庸臣任意惊喜所能相比的。二 法律不足以治理天下；但在天下分崩离析的时候，如果没有法律，也不足以使天下安定。所以孟子谈以仁德治理天下，最终归结到法律，是针对七国争战、十二失守而不能安定的天下说的。有法律却不能施行的时代，法律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于是孔北海想恢复王畿千里的制度，只能成为空话，自己也因此丧命，国家最终也因此灭亡。如果天下还可以治理，法律还可以施行，那么哪里容得不赶快建立法律呢？

译唐朝自天宝以后，天下分裂而没有纲纪；到了大历，战乱稍稍平息，离散涣散却更加严重。不过，能够有所作为的契机正在这里。叛臣的叛逆横暴已经到了极点，只凭自己的意愿行事，却不能用非法的法律来扰乱法律；奸臣的邪恶贪婪也已经到了极点，只知道崇尚利益，然而他们扰乱法律，却不能改变法律。因此杨绾一任宰相，三个月之间，天下便因他而震动，恭敬地共同遵从；杨绾于是抓住了立法的根本，并且有次序地推行。杨绾不死，就可以知道他能够安定天下。河北的叛乱是末端，西川、岭南的乱事更加是末端；凤翔、泾原、汴宋、河阳相继发生的事，也还不是根本。前有三名宦官作乱，后有元载作乱，朝廷没有法律，天下便随风而从。杨绾清正自守，以身作则建立法度，又增加百官俸禄来培养官员的廉洁；废除团练、守捉，以整肃军政；禁止各使擅自召见刺史，以孤立叛逆党羽；确定各州军队人数，以瓦解聚众谋乱的计划。在朝廷中推行，凡是可以实行的就实行；在内地推行，凡是可以实行的就实行。并且暂且不议论那些抗拒朝廷的叛逆藩镇，只要让这些法令确实施行，十年以后，内部安宁，外患也没有凭借而产生，天下将会秩序井然；军队有制度，官吏有操守，那么占据土地、背叛君主的人，便会明白自己是化外之人的行迹，不敢以表面归顺而内心叛逆的样子，觊觎朝廷的宠命。河北那些顽固不化的凶恶之臣，如果不收敛手脚而听从命令，是从来没有的。代宗并不是果真无所作为的人，只是先受制于李辅国，后来又有两名宦官因此而作乱，元载乘机而起；他怀着这种情况等待时机，得到杨绾任宰相，志向正要伸展，杨绾却突然去世，常衮不足以胜任，代宗又去世了。唐朝不能振兴，实在令人悲痛！然而建中初年，天下暂且安定，仍然是杨绾留下的福泽。法律先用来治理自己，再用来治理别人；先治理近处，再推及远方。杨绾清正谨慎、持守自身，郭汾阳尚且因此敬畏，谁敢不服从呢？法律仍然可以施行，天下仍然可以安定，只是上天夺走了杨绾，而代宗终究成为寄生般的君主；过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

译卷二十四 ◎德宗 突然做出震动世人的善举，其善行一定不能坚持到底。震动世人的善事，突然做出而毫不犹疑，并不是他的内心本来能够如此，只是听到别人说某事是善的，便立即相信了。听到别人说善事而相信它一定能够实行，那么听到别人说不善的话，也会不加审察便立即听从。听到不善的话而相信，那么别人所说的善事，就没有一件不可以怀疑。彼此交错地怀疑和相信，善行常常敌不过不善之人的巧言善辩，又怎能希望善行坚持到底呢？况且事情的利弊，难道是固定不变的吗？人的贤能和不肖，难道容易用同一个标准来评判吗？同样是一件善事，有的人做了有效，有的人做了却无效，其中的道理很难精确判断；急于相信的人，预期它一定有效，预期过高，不能实现愿望，有时就会导致功业毁坏，于是反过来怀疑善事不值得施行。同样是君子，有的人不辜负君子的名声，有的人却大大辜负这个名声；人的志向很难预先知道。急于相信的人，预期君子一定行善，预期过高，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有时就会导致行为败坏，于是反过来怀疑君子不可任用。像这样，想使善行坚持到底，是一定不能实现的。明主顺从善言、进用贤人，会宽缓地给他们取得成效的时间和途径，能够忍受一时的利钝；他相信小人一定不仁，也知道君子中有人并不仁慈，但只罢黜这个人，而不牵连同类；这样，他决定采用善道时，就能从容地取得成效；决定任用贤人时，就能宽大概括地得到人才。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在内心审察，即使百般曲折迂回，也详细考察道理必然如此之处和事情可能如此之处，并且坚持自己的志向，长久而坚定不移；这不是听到别人说善，便仓促希望立即获得成效。唐德宗初年执政时，把天宝以来的乱政都看作急需改革的弊病，在十几天、几个月内迅速改弦更张：斥退疏远宦官寺人，限制武将，慎重选用贤才担任官职。他行善政，仿佛时间还不够用；察觉常衮的私心，便迅速剥夺他的宰相职位，授予原先被斥责的崔祐甫，因而震动朝廷内外。当时藩镇中有称赞他聪明英武的言论，吐蕃也有赞誉他德泽遍及中国的说法。然而不到一两年，他就大大丧失了原来的初心，因为庇护奸臣、听信谗言贼说，天下沸腾，国家几乎灭亡。人们只知道他开始时吉祥、后来却陷入动乱，善政不能长久，却不知道他最初的善政并非本来就有，而是听取传闻后照搬来的；等到事物和人情发生变化，本来就难以预料，期望成效的期限逼近而结果又不能达到预期，那么惩戒过去的过失，急于改弦更张，正是必然的趋势。他罢免转运盐铁使，于是这一职务被裁省废除；又命令黜陟使巡行天下，结果洪经纶激怒了田悦的军队，使他们痛哭；任用文臣分治各地，而薛邕作为有文雅名望的旧臣，盗取隐匿官物达数万，张涉凭借旧日学术师友关系，也因坐赃而被放逐贬黜。想推行的事情彼此抵牾，所信任的人只有两三个；他对善败、藏否没有根据而犹豫不决，奸佞之人又起而迷惑他，难怪他终年猜忌，内政受蛊惑而败坏，外部势力也离心离德。假如德宗在登基之初，能够全面体察政事得失，权衡利害的轻重；深入考察天道人情和人才的状况，依据名实是否相符来行事；在心中剖析事理，又把全部心力用于穷究事理，郑重其事、精心研究，不追求表面光鲜的美名，而把成效寄托在岁月之中，那么一件事的过失，就不会因此使众多事情受挫；一个人的过错，也不会因此怀疑所有人。他的失误，正是他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那些可疑的地方，正说明并非一切都值得信任。尧不因为共工、驩兜而防备舜、禹，周公不因为管叔、蔡叔而废弃亲亲之恩；手臂三次骨折而成为良医，不过是因为亲身经历而已。那些浮躁而肤浅地羡慕美名的人，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所以从德宗初年的政事，就可以断定他不能善终。〖二〗 法律是专门为贤者制定的吗？如果确实是贤者，即使不授予他法律也可以。所以先王制定法律，是用来遏制不肖之人的奸邪私欲，而贤者也遵循法律，以减少过失。唐朝在州牧郡守之外设置诸道诸使，让他们自行选择任用属官。这样，在天下尚未发生动乱时，人们就结党营私；发生动乱后，又聚集徒众抗拒命令。沈既济上《选举议》，还想让州府征辟任用僚佐，而不接受宰相、吏部、兵部铨选任用，并且说：‘如今诸道诸使从判官、副将以下，都实行让使者自行选择、征辟属吏的办法。’他竟然如此不顾当时的大害，到了这种地步！从天宝年间军队兴起以后，一直到宋初，天下那些浮薄之士，置身于私门之下，背弃公义，死心塌地结党；至于违抗命令、图谋篡夺、割据争战的人，哪一个不是这样？沈既济认为这是善政，评论者还称赞它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实在太过分了！它留下的祸害真是无穷无尽。天下贤能与不肖之人都要由吏部铨选任用，确实不足以辨别参差不齐的人才品类，这一点的确有不妥之处；但这也是事理所决定、不得不如此的地方。把黜陟官员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是因为天子效法上天树立纲纪，就像万物的荣枯都总归于真正的主宰。把升降进退的权衡分开，使宰相和部臣掌管升进，使牧守、使臣纠察黜退，各有职掌而互不侵犯，就像春夏主管生长、秋冬主管肃杀，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牧守既然面对下属考核功罪，又让他们兼有授爵赐禄的权力，那么欺骗上级、营私舞弊就会盛行，政权分散、人才流失，也无法制止。唐朝让判官、副将听任诸使自行选择属官，这种威福之权下移的祸害，已经清楚可见了。激发安禄山反叛的，是幽州、燕地的部曲；结党刘展使他反叛的，是江淮地区的亲旧；劝李宝臣抗命的，是王武俊；引导李惟岳自行立国的，是毕华；劝说朱滔首先作乱的，是王侑；奉立四名叛臣称王的，是李子千。只要不是正直之士，就一定会把俸禄当作恩惠。脚不踏入天子的都城，眼睛看不到朝廷的法令，只知道谁任用我、谁重用我，便以生死相随，哪里还顾得上忠孝呢？所以从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一直到李克用、朱温、王建、杨行密，都有竭尽心力拥戴他们的人相互煽动而起兵；朝廷孤立无援，没有人与之谋划。唐朝的灭亡，灭亡于人心离散，这是很明显的。即使让天下没有祸衅，牧守没有擅自妄动的心思，却让他们彼此依靠，以贪婪放纵、虐待百姓、放荡废弛法制，又有谁来禁止呢？这样一来，国家和百姓一同受害，就无法追究清楚了。沈既济倡导邪说，来破坏统一的王朝法制；想来，他是要成为藩镇在朝廷内部的援助，使天子不能任用哪怕一个士人吧？不然，为什么大纲已经丧失，还一定要取得细目来把它撕裂呢？他说‘征辟属吏的办法，已经在当今试行’，其不守法度的心思，已经无法掩饰了。〖三〗

译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死亡而连累天下，是君子的义；不忍心在送死这样的大事上有所吝惜，又不因天下的缘故而薄待亲人，是为人子女的心情；这两者可以同时实行，各自做到极致。所以尸子说：‘关于道，已经说得很多了。’难道一定只能听从父亲的命令吗？何况怀有固执吝惜之心，却借遗命来加以掩饰的人，是嬴政自己放纵恶行，并不是胡亥假传父命来为自己粉饰！秦朝耗尽天下的力量来服役于骊山，穷奢极欲，残害百姓，确实是无道的。可是它竟然还想借崇尚奢侈来虐待百姓。况且秦朝毒害百姓而导致自身灭亡，难道只是骊山服役这一件事吗？《檀弓》出自汉代儒生的杂记，其中有些话并不是圣人的言论。书中说：‘下葬，就是把遗体藏起来，是不想让人看见它，难道还要封土植树吗？’ 对于有恩德的人，人们经过墓地会抽泣；听到他的遗风，望见墓道，也会觉得此人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人。人死了，天下都知道他死了；下葬了，天下都知道他下葬了；人们怀着愤懑和思念来追想他。[原文‘夫人不媿于天，不怨于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怀忾想。’疑有脱文、错简或串句，语义不确定]即使不是这样，最终也不过是在山林丘峦之下彼此遗忘罢了。有什么可抱恨的，有什么可含羞的，竟要托身鼠穴深藏，想让人不知道吗？如果他背负大恶、造成大怨，死后人们还会感到痛快，那么不封土、不植树，只把墓地平平堆起，拿东西捣毁它，也仍然容易得很。所以由此可知，《檀弓》的这句话，不是孔子的言论。曾子说：‘人没有能够自行充分表达感情的时候，一定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吧！’士人和庶人有财力而能够举行丧礼的，都可以尽力做到而没有不尽力的；何况四海万民的君主，父亲去世、母亲亡故，这是终身永远只有一次的事情，难道反而要替天下吝惜吗？《丧礼》中所见于《士丧礼》的规定，已经像那样谨慎而周详了：遣车、抗木、茵、婴以及明器，耗空平民的财产，士人既贫穷又卑微，尚且一定要置办；由此向上推及天子，率领万国来送葬自己的亲人，并以此引导百姓归于厚道，是不能超过的，何况可以不如它吗？遗命即使很严厉，也只是先君用来彰显自己俭朴德行的方式；只要不削减百姓的财力，使他们陷入死亡，就已经是善于继承先君遗志了。如果拿这件事作为借口，吝惜财力而违背本应尽力尽礼的心意，奉行薄葬之道而以墨家的做法为法，堵塞仁义之路，那么这种做法同把遗体丢在沟壑里，任凭狐狸和苍蝇啃食，相差没有多少；不是不仁之人，谁忍心这样做呢？唐德宗把代宗安葬在元陵，下诏采用优厚的葬礼，而令狐峘说：‘遗诏务必遵从俭薄的要求，不应当违背先帝临终遗命的意思。’这话说得多么不仁啊！做子女的，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应当父母说什么都顺从，父母有什么志向都奉养；父母去世后，凡是没有遗训不奉行的，也姑且不说了。如果他不完全遵守先帝的遗命，却唯独把薄葬的话当作必须遵从的内容，这是要欺骗谁呢？用邪说欺骗百姓，像这类人，大概正是仁人必定要诛杀、不可赦免的人吧！〖四〗 政事没有比简明更好的了，简明就容易遵从。不过，只有上面不怕把情况说明得详细，下面才可以实行简明的制度。最初制定法律的人，把上下彼此需要、大小事务的常态和变化等各项条理全部详细列出，然后制定成统一的制度，向百姓显示简明的规则，这样确实容易遵从。如果后来法律败坏、上面的命令没有定准，百姓陷入极大困苦，于是只好姑且挽救一时的弊病，舍弃根本而采取由末流弊政形成的办法，把制度大略简化，那么这种苟且之政，对上对下暂时都方便。上面以它征收供给迅速为利，下面以它期限和数额确定为利，也稍微能够抑制贪墨的官吏、狡猾的胥吏和豪强百姓借机侵夺；百姓虽然竭尽力量应付，却也侥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一致奉行，创立这种制度的人便自以为立法得当，哪里知道后来会泛滥而越来越趋于苛刻呢？后世赋役虐害百姓的祸根，实际上是杨炎的两税法开了先例。杨炎难道没有想到唐初租、庸、调的成法吗？难道也要用繁琐苛刻的办法，使百姓在十天缴纳、每月输送中陷入困苦吗？天宝年间丧乱以后，战争不断，土地割裂，百姓凋敝，于是只得把仅存的田土户口拿来，在租、庸、调之外横加征敛，随着事务需要临时征取而没有定额，甚至连升斗锱铢都层层摊派给百姓；暴虐的官吏又乘机加征苛敛。其实这些都属于国家财政和军队供应，在租、庸、调最初制定制度时，已经周详计算，原本没有不能供给的。把天下的田亩户口都用来满足军国所需，积存的余财尚且多得无法计算。根据收入来制定支出，本来不必因为支出增加才寻求收入。如今反过来因为支出而寻求收入，官吏的奸诈、百姓的困苦，于是逐渐蔓延而没有止境。然而，暂时应对丧乱的权宜办法，有关官员也只是乘时破坏旧法，并不敢把它当作固定的制度。百姓虽然劳苦，还伸长脖子盼望局势逐渐平定；而缴纳正供仍然只限于原有数额。两税法却把暂时超出法定范围的征收，纳入法定制度之中。这样一来，原本为应急而采取的权宜办法，全都被当作经常制度。当时，官吏不能每天驱使狡猾的胥吏和豪强百姓去追逐盘剥，狡猾的胥吏和豪强百姓也不能每天从下户朴民那里苛责索取；百姓虽然膏血耗损，却能勉强安睡，所以百姓也觉得很方便。把不合时宜、不合法令的搜刮一并归到上面掌管，掌握全部收入以备使用，官府也非常有利。可是既然已经成为固定制度，战争平息、事情结束、国用充足之后，已经形成的规则就不能再改变了。人们只知道两税是正供，却不再知道租、庸、调本来还包含额外的经费，而两税却成了法外征收。既然有了盈余，又只用来供暴君奢侈、贪官污吏贪取，更不能留下来等待非常时期使用。后来发生变故、国用紧迫时，又说：‘这两税是正供，不是用来应付非常需要的。’于是横征暴敛又兴起了。这样想来，又哪里比得上因事加征、十天缴纳、每月输送而没有定额呢？上面还可以说这是这一时期不得已的办法，不可长久实行；百姓也还知道租、庸、调是正供，而额外苛征是事情办完且有余裕之后才可上告疾苦、请求减免和借贷的。只有把破坏制度的办法当作制度，混乱才不会停止。唉！姑且图谋一时的便利，竟会给百姓带来这样的祸害吗？两税法实行了几百年，到宋代又在庸之外加派徭役；徭役既然重重摊派给百姓，时行时止仍然没有定规。到了成化年间，朱都御史英又制定一条鞭法，在夏秋税粮之外，把滥行摊派的各种杂徭编入正供，搜刮变得更加精密，而财政漏洞却更加扩大。等到战争兴起、军费紧迫，就在一条鞭法之中裁减一部分，输送给京城和边地；地方经费不足，又从百姓那里征取，因而没有办法禁止。朱英还凭借法令简明、容易遵行而在天下获得德誉，谁知道这竟是杨炎的继续，并将祸害遗留到无穷无尽呢！

译制定简明法律，只有英明的君主和明智的宰相，考察百姓所能承受的程度以及国家财政必须储备的数额，及早在上面把总数汇集起来；然后把各项支出逐条分列，凡是各有关部门等待使用的，都由司农统一承受和供应。以天下的财富，完全可以满足天下的需要，不让各部门分别向郡县索取，这样才得到简政的正道。政事已经败坏、百姓已经疲惫，却采用非常时期的办法，不顾根本，横向交错地制定制度。制度确定了，反而造成混乱；表面简明了，反而变得繁琐；百姓都死于苟且求便这一念头，简明又有什么可取呢？杨炎以损害百姓来使国家获利，朱英以使百姓获利开始却反而损害百姓，后世效法他们的人，则以残害百姓、蛀蚀国家来独自获取利益；简政哪里是可以轻易谈论的呢？杨炎还不值得诛杀，但君子对朱英却深感惋惜。〖五〗 谈论治国之道的人忌讳谈财利，斥责刘晏是小人。刘晏不能算作君子，自有他的原因；但仅仅因为他理财就斥责他，是傲慢、骄矜、浮薄的说法，不是君子的正当言论。人们厌恶聚敛钱财，是因为它会祸害百姓。假如国家没有固定储备，事情突然发生，危亡只在顷刻之间，难道能坐等灭亡吗？那就必然会无所节制地横征暴取，逼迫百姓走向死亡；又有谁比这更能祸害百姓呢？所以人们厌恶聚财的大臣，只是因为他会祸害百姓；如果他不祸害百姓而能应对变故、救济国用，使百姓没有遭受无节制横征暴取的痛苦，难道不是为天下立功吗？刘晏在战争兴起之日理财，并不是像宇文融、王鉷、元载那样额外苛求，使农民陷入困苦；他考察各道丰歉，丰收时提高收购价格，歉收时降低售价，使各地自行获得余利来供给国家，同时又用减免和救助来解救百姓的饥饿困乏。他所取得的盈余，只来自奸商和豪强囤积的盈利，以及贪墨官吏的妄加滥征。这样的做法是仁爱百姓，不是祸害百姓。盐的专卖利润，取自奸商，不是取自食盐的百姓；漕运的余利，取自节省劳力的费用，不是取自承担输送转运的百姓。上面不损害官府，下面不损害百姓，刘晏从中调剂，使租、庸不增加，军粮得到充足。刘晏死后两年，括取富商财产、增加税钱、减少陌钱、征收闲架税等加重剥削余民的政策兴起；如果刘晏是小人，那么那些人难道反而是君子吗？再考察当时户口虚实增减的数字，刘晏体恤国家、安定百姓的用心，是不可以抹杀的。自战争兴起以来，户数不过二百万；刘晏主管财赋的最后几年，增加了百万人户。那些不归刘晏统辖的地方户数并没有增加，难道是刘晏有什么办法诱使邻近百姓归附自己吗？户口的减少，并不是真的全都死亡了。贪污的官吏把各种费用全都摊派给农民，狡猾的胥吏掌握权力，以私利来决定户口的增减；百姓承受不了他们的诛求，只好贿赂官吏，自己伪称逃亡或死亡绝户。狡猾的胥吏把天子的百姓卖掉，以充实自己的囊袋；懒惰苟且的守令也认为户数少了容易征收，可以免受催科不足的惩罚；而善于隐匿的人则长期占有田产，控制阡陌，逃避征税和徭役，成为法外之民。那些重新登记户籍而再次遭受荼毒的，都是穷乡僻壤中愿朴老实的百姓。户口一天天减少，赋税却必然一天天增加；仅存的土著百姓，每天都死在杖责、文书追逼和凶恶拘系之下。这就是户口增加的只有百分之一、减少的却有十分之三的原因。刘晏只是调通有无，收取专卖利润，清理漕运中转和兑换事务，以供给军用；经常赋税有固定的制度，因而不会滥征；而且他所任用的管理租、庸事务的人，全都是把官箴铭记于心的文士，胥吏不能借此掌握权力。这样一来，百姓既能安闲地奉公而不受扰乱，自然不愿接受狡猾胥吏的胁迫索取；又能安居安睡，没有逃亡或漏籍后被杀戮的隐忧，有田就缴租，有人口就承担庸、调，还有什么害怕而不做户籍上守法的良民，从而使身心安康呢？那么，不归刘晏统辖而户数没有增加的地方，并不是完全没有增加，而是增加在官吏那里，没有增加到国家。刘晏掌握了百姓愿意附籍的真实情形，杜绝奸猾胥吏的欺诈，使乐于输纳的百姓不受中间侵害，所以民心得以获得，户口也得以充实。仁人君子体恤百姓、使人口繁衍聚集，也不过就是这样罢了。难道是向造物主祈求，使百姓不遭夭折疫病，还是遥遥呼唤胡地、越地，使他们接受戎人的统治吗？所以，刘晏对于财赋的处理，是君子的用心，不可以用他在其他方面的瑕疵来责备他。〖六〗 对国家没有利益，对百姓没有补益，却听任奸人挟持，制定禁令作为法律，用来驱使天下人并把他们束缚起来，这就叫作弊政。能够懂得这一点的人，才可以同他一起确定国家的大计。刘晏筹办军国所需，从来没有向百姓搜刮苛征，而是以盐业专卖为主要办法。盐能获利，由来已久。但法令越繁琐，财利就越困乏，百姓越苦于吃不起盐，私贩于是成为祸乱的阶梯；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听信奸商的邪说，让他们擅自谋取利益，于是各种祸害聚集起来。官府实行盐专卖，并不是由官府直接卖盐；一旦官府直接卖盐，就会有强行摊派、相互比价、抬高价格和运输损耗，祸害百姓已经十分急迫，那么私贩即使处死也无法禁绝。一定要由官府在产盐的地方收购囤积，再卖给商人，这样商人的奸诈就无从施展。统筹各地食盐，统筹每年应办的盐，只求官府不积压盐，商人不守候支取，百姓不缺盐，盐价上涨到一定程度便停止。官府总计盐利，除去灶丁、牢盆、薪刍、粮食等成本，只计算所得多少，以足够充裕国用为止。盐一旦装上商人的舟车，运往东边还是西边，价格贵还是便宜，官府都可以不必过问。然而奸商却反过来胁迫官府划定销售地界。地界一经限制，奸商就可以随意操纵价格，囤积居奇，趁市场缺货向百姓索取高价。百姓苦于盐贵，便冲破地界到其他地区购买；官府反而接受商人的贿赂，替他们设置禁令，于是朝廷中因拘捕而日益增加，乡野间因掠夺而日益喧嚣，百姓终于被激怒而拿起武器逃走，于是结伙持兵，彼此对抗杀戮，盗贼也由此兴起。元末泰州的祸乱，也极其惨烈。像这样做，对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利益，君主和有关官员却受奸商挟制豢养，以毒害百姓并激起他们作乱；制定这种法令的愚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却长期沿袭不改，这是为什么呢？朝廷想让盐迅速卖出，却没有找到办法；贪污官吏又贪图奸商的贿赂，于是设置罗网，任凭他们垄断牟利。百姓困穷、国家混乱，全都不予顾惜。刘晏已经看清了这一点：减少官员，便可减少掣查和支放盐货的烦琐，商人也就不受困扰；把盐全都交给商人，任凭他们运往哪里，商人也并非没有利益。哪里有缺盐，商人就奔向哪里；行动迅速的商人能够获利，行动迟缓的只能责怪自己笨拙，没有谁能够怨恨别人。这样，私贩的刑罚不再设置，争斗和盗窃也没有理由兴起。对百姓来说，这边正想借缺盐抬价，那边的盐已经运到；商人又唯恐不能先把盐卖掉，于是盐价暴涨的祸害也消除了。坚持这一办法施行，即使历代百王也不能改变。刘晏决定推行这一政策，可是后世仍然划定销售地界以迎合奸商，不是很愚蠢吗？

译掌握大纲，疏理细目，这是治理政事的最高明办法。统辖整个王朝的天下，官府拥有煮海制盐的丰厚收益，百姓获得流通盐货的利益，只用几句话就能决定，善于掌握大计的人，难道还有什么不可测知的办法吗？抓住要领，奸商就不能欺骗官府，千百年来却没有人察觉这一点，也可以令人欣喜了！七 德宗不允许李惟岳承袭爵位，于是祸乱兴起，延续了几年，德宗自身几乎遇险，国家几乎灭亡，天下沸腾。这难道能说德宗应该允许他承袭爵位，让他借用我的爵位，占据我的土地和甲兵来抗拒我吗？可是如果不允许，战争接连不断，祸患纠缠不解。论者说到这里，议论就无以为继了，只说没有先处理根本问题，却急于谋求枝末，这是对的。然而处在这种紧迫得来不及等待的形势中，允许还是不允许，只凭两句话便作出判断，只是一味追究过去的责任，却没有办法应对仓促事变，这也不过是事后空谈而已。等到田承嗣等人势力穷困而投降时，他们的罪足以处死，功劳却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把土地和甲兵授给他们，是仆固怀恩奸诈地曲解皇帝命令，擅自给予的。他们本是从平民中起家的无赖健儿，做了叛贼后已经陷入困境，却还想仿效古代诸侯世代相传，延续自己的福祚；他们愚蠢而狂妄，正是自取灭亡，本来只要折断一根马鞭就可以收服他们。田承嗣先死，李惟岳首先成为祸乱的端倪；他昏暗软弱而无能，而张孝忠、王武俊又同他离心，埋伏兵戈准备相攻，那么首先压制李惟岳，以便在李正已、田悦、梁崇义尚未发难时惩治他们，确实不能不当机立断。不加允许，四个凶徒内外勾结来助长叛乱，脓疮必然溃破，怎么可以继续养着它呢？不到一年，田悦遭到惨败，李纳势力窘迫，李惟岳的首级悬挂在北阙，天下也将安定了。田悦和李纳各自困守一军，没有什么困难，只需坐等他们灭亡。这样看来，李惟岳的叛乱并不足以危害唐朝社稷，而德宗不允许他承袭爵位，虽然使事情劳苦，却本来是有功的。天下后来再次混乱，确实不是因为不允许李惟岳承袭爵位所造成的。说杀死刘晏导致群臣叛乱、怀疑猜忌而竞相起事，是不对的；刘晏本来就不该被杀而已。若不杀刘晏，河北难道就能收敛心志、听从命令吗，谁会相信这一点？不杀来瑱而仆固怀恩仍然反叛，不杀刘晏而河北仍然叛乱，叛贼只是拿这些事情作为名义来激发众人的怨恨罢了，实际上两者完全没有关联。难道是想让天子不敢杀任何人，以取悦天下、保全自己的名声吗？李惟岳既已被诛杀，成德也已经平定，可是处置朱滔、王武俊不得其法而导致祸乱，那确实是过错。虽然如此，朱滔、王武俊的志向，仍然和田承嗣、李宝臣一样；平定一个叛贼却又扶植出一个叛贼，这又岂是容易说清的呢？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处理它确实很困难；评论者如果设身处地处在这种境况中，又将怎样处理呢？况且德宗初年的政治，仍然励精图治，卢杞刚刚升任宰相，他的奸邪还没有得到施展；如果能够巩固根本、整治内部，即使比不上汉光武帝、唐太宗的威势和德行，也可以不受天下责怪。由此说来，脓疮积久必然溃破，河流堵塞必然决口；从代宗以来逐渐养成的大患，交到德宗手中，确实有无法挽救的地方。这固然不是天命必然如此，也是在长期人事积累之下逐渐形成的难以挽回的局面，难道是一件处置失当的事情突然造成的吗？至于德宗不能平定祸乱，反而使祸乱更加扩大，则另有原因。当时冒失狂妄、图谋作乱的不过几个人，而且都是纨绔子弟和无能作为的偏将小将。假如海内海外都拥戴九世相传的天子而不忘其恩，并且德宗英明的声誉早已传播到远近，那么叛贼的同党，如田庭玠、邵真、谷从政、李洧、田昂、刘怦，直到幽州、燕地的数万众人，都不会想要叛乱。德宗如果确实知道天下没有什么值得深深忧虑的，就完全可以安静地等待各个叛逆集团自行消散。但德宗做不到这一点，他环顾天下，从朝廷直到四方，没有一处不是可疑的。树本想静止，却去摇动它；水波本想澄清，却去搅动它；只是末端有疥癣，却把针石施在膏肓之处。本来可以谈笑之间取得成功，却一定要用震惊的行动招来轻侮；越疑心，事变越多，事变越多，疑心越重，终于抽空了心腹部队，去东方争胜。忧虑已经很深，顾虑已经很急，祸患来得更快，失败也更加惨烈；梁州逃奔的局面，就是这样造成的，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灾祸。河北的形势不能不发生动乱，是代宗时期长期积累的弊病发展到后果；而对德宗来说，却像是偶然突然出现的波涛。事情走到穷尽便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就有转通的机会。田承嗣、李宝臣、李正己、朱希彩造成的毒害，已经大为溃败并且即将竭尽；它的溃败，正是它得以痊愈的原因。唉！如果能够知道苟且偷安必然成为后患，知道灾祸发生后可以等待它消亡，守住顺逆的常理，处在高位、凭借权势，顺应事势穷尽而变化、长久而通达的时机，不因震动惊惧而迷惑，这样天下才能安定在一个人的心志之中。一次行动没有奏效，便惶惶不安地急着改变谋略，仿佛一车载满鬼怪，却孤立张扬而不知满足；庸人的见识和器量，造成自己招来忧患的原因，不过就是这些罢了。八 刘盆子请求投降，光武帝说：“只按不杀死他来对待罢了。”这话说得伟大啊！道理正确，法令明确，器量宏大，意志坚定，没有苟且求安的心情，那么威望和信用就能伸张，叛乱盗贼的胆气也已经收敛，天下安宁就必然可以实现。《诗经》说：“我出发只是为了求得安定。”所谓安定，不是一天之内就能实现的安定。心志只求安定，在尚未安定时不把它当作忧患，将要安定时也不把它当作喜悦；能够这样求取安定、守持心志，才是真正的安定。史朝义困窘地向东逃走，官军在卫州追上并击败他，薛嵩、李宝臣投降；官军又在莫州击败他，他困窘无路可归，田承嗣投降；他独自带着数百骑兵向北逃往塞外，李怀仟杀死他后投降；马燧、李抱真、李晟在临洺大败田悦，梁崇义在襄阳被俘并被斩杀，李惟岳的援军孤立、军势将溃，张孝忠投降；马燧等人在洹水大败田悦，朱滔、张孝忠攻下束鹿，李惟岳烧毁营寨逃走，王武俊杀死李惟岳后投降。这些人都是枭雄和狡诈之徒，是叛贼的爪牙，帮助叛贼造成祸乱；如今火焰熄灭、水面平静，便出卖主人以求侥幸，即使他们不投降，余烬将尽的灰烬、将要澄清的波浪，也终究不足以重新兴起。而且他们反复无常，身边没有亲信，早晨还是君主，晚上就成了俘虏，这种惨状足以断绝人不忍之心；他们本来就是作乱之人，并不是遭受一次挫败就能消除其狂暴。与赤眉、刘盆子相比，他们的罪恶更加严重；既然已经低头听候命令，控制他们就更加容易。只需按不杀死他们来对待，再少量给予散秩微禄，把他们安置到四方边远之地，祸患到此就可以结束。官军将士浴血奋战，摧毁强大敌寇，功劳尚未得到记录，却把穷途末路、主动投降的猛兽迎入怀中，宠信并授予节钺，交给他们土地疆域；忠义之士因此心灰意冷，狂徒却得意扬扬，怪不得效忠的人越来越少，而违抗顺命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译俗话说：“接受投降比接受敌人更难。”但这句话并不是指这种情形。两国相对，势力相当、力量相等，突然来投降，真假难以辨明，所以确实难以相信。可是以天下全部的力量，奉行天子的威势，讨伐逆臣，把他逼到死地；能活下来已经是幸运，即使是假投降，又能怎样呢？生死荣辱的权力掌握在我手中，还有什么困难？光武帝当初平定雒阳，盗贼遍布各地，率领孤军来阻挡逃窜的叛军冲锋，那确实困难；可是用一句话折断刘盆子的非分企图，却容易到如此地步。何况史朝义、李惟岳如焚烧树林般的浮焰已经熄灭，天下难道还会有残余火星吗？罪恶已经滔天，杀死他们本人，当然不能说是不仁慈。况且如果按不杀死他们来对待，刘盆子最终在汉朝终老，既然可以宽免他的生命，那么这恩德也已经很厚重了，并不像白起、项羽坑杀人的惨酷。可是唐朝的君臣迫于急于使祸乱苟且平定的心情，一听到叛乱瓦解，便惊喜失措，把蜂虿收进怀中；他们的愚蠢足以亡国，后来没有灭亡只是侥幸。朱温背叛黄巢投奔唐朝，最终篡夺唐朝；郭药师背叛契丹归来，最终导致宋朝灭亡。代宗、德宗时期，唐朝仍然强盛，所以能够免于立即灭亡；但唐朝逐渐陷入混乱，最终亡于投降的叛贼，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宠信薛嵩等人，并把兵权分给他们，是仆固怀恩的奸谋；君主和大臣听从他，是他们苟且偷安。张孝忠、王武俊，则是德宗自己借给他们威势，却又因猜忌而加以裁抑；马燧等人不能与叛贼争功，又哪里能够夺走德宗对他们的宠信任命呢？九 君主昏暗，宰相互相谄媚，天下只有作乱之人而没有奸雄，那么祸乱一定会兴起，百姓承受其毒害，但国家还不至于必然灭亡；君主昏暗，宰相奸邪，又有奸雄铲除作乱之人，那么国家的灭亡就再也无法支撑了。汉、唐的灭亡，都是奸邪宰相转移政权，而奸雄借用名义和道义暗中立身，窥伺天下的混乱，不轻易出动而等待最后时机，因此它们的灭亡就确定了。田悦、李纳、李惟岳、朱滔，都是狂妄愚蠢、急躁荒唐、自取诛灭的人；即使他们互相煽动而起事，又能把唐朝怎么样呢？何况李希烈、朱泚更加狂妄愚蠢呢？李希烈镇守淮宁时，靠打猎得到旌节，并不是像河北那样长期经历安史之乱，豢养枭雄，早已修筑城池、整治防备。梁崇义软弱，没有什么难以平定的地方；即使侥幸立了功，也本来不足以成为豪雄。淮宁处在四面作战之地，东边有曹王皋，西边有哥舒曜，北边有马燧、李抱真、张孝忠、李怀光等云集的军队，李希烈却全无畏惧，凭着弹丸之地横在其中而称帝；把他比作袁术，却又不是袁术所处的时代。朱泚的兵权已经被解除，又与朱滔隔绝在一方，身旁没有可以依靠的党羽，只是趁着群龙无首的乱兵，一下子就登上帝位，保住长安一小块土地作为燕雀栖息的堂屋；与桓玄相比，百不及一。这两个小人，白天掠夺市场上的财物，实在不值得得到奸雄的一笑。若不是李元平、源休、张光晟之流怜惜生命、不怕死，谁会跟从他们呢？卢杞虽然奸邪，又挟带偏私来保护自己，但从未像郗虑、崔胤那样与叛贼暗中谋划文书。由此说来，德宗如果能够持重行事，不搜刮百姓财物，不使扈卫军队空虚，不在外部争夺朝夕之间的功劳，那么这些小人哪里能够肆意逞强呢？大群叛贼之中，狡猾而懂得审时度势的，只有王武俊。擒获李惟岳、反叛朱滔，都是因为他早已筹划利害，并且能够给自己留下退路。天子没有依靠他作为凭恃，宰相没有拉拢他作为党羽；又有李晟、马燧，力量相当、势力相等，怀着忠正之心牵制他，所以他的本领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能放纵自己的邪心。否则，如果进一步倚靠他来建立功劳，那就会像桓玄被刘裕平定而刘裕篡夺晋朝、黄巢被斩首而朱温反叛一样，不知道王武俊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平定祸乱的君主、挽救危局的将相，考虑祸患不能不周密；尤其不能没有镇定的器量，谨慎地守持那些本来不必防备的事情。李抱真掌握了对待王武俊的要领，以诚意对待他；李晟轻视李怀光的反叛，安稳地据守渭桥，不妄自行动；他们都能够忍受暴涨急奔的水流，坚定地等待它流回山谷。有这样的臣子，叛贼就不足以平定不了。德宗招致祸乱，是因为看到李希烈的罪恶已经严重，便抛弃保卫社稷的力量，孤注一掷地同他争斗。田悦、李纳、王武俊都已投降，而李希烈称帝，气息奄奄、日渐走向灭亡，哪里值得耗费全国军队去对付呢？由此就可以知道已经发生的祸乱大致是什么情况了。一 ○ 一个人如果不仁，最厌恶听到的就是忠孝之言，其中对孝道的话尤其厌恶。君子按照真诚的本性同他说话，他一定会触发怒气；如果再加上抽泣流泪、走在路上也令人心酸的言辞，那么他的怒气就更加无法触犯了。把陈天彝的话说给极不仁的人听，先不要说他是否发怒；既然不可以同他说，却偏偏同他说，首先就是说错了话。颜鲁公对卢杞说：“先中丞的首级传到平原时，我颜真卿用舌头舔去他脸上的血，你难道忍心不容纳我吗？”近世高邑赵冢宰因为魏广微叔父的事情侍奉逆奄，竟然高兴地说：“昆溟没有儿子。”颜鲁公陷身死于叛贼之中，赵冢宰终身被流放远戍；他们招致灾祸的原因，都是君子的过错。即使是小人，只要还知道有父亲，还知道父亲忠诚清白，并以给父亲带来耻辱为羞，那么对于和父亲志同道合的人，即使志趣不同、感情不合，也一定不忍心加以伤害；这不需要别人劝说，自然就会发自内心。大概在天性将要丧失之后，夜间初生的善气仍然存在，有些东西还不能完全泯灭。既然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却有人知道这一点，并且还把自己的父亲作为警戒，那么对于忠臣孝子来说，本来没有必要怨恨他；至于那些怀藏毒刺、唯恐不能伤人的人，则另当别论。蔡京只是个小人，假使他成为君子，蔡攸难道会只握着他的手替他诊视，逼他因病免职就算了吗？所以孔子责备宰予，是等他出来后斥责他的不仁，而没有同他把话说尽。假使孔子拿三年服丧之情，当面斥责宰予的违逆之心，使他震惊丧失其依恃，那么宰予还会登上高陵，成为不仁之人的极端。君子对于这种人，知道他的人性道理已经耗尽，便放弃他，不再同他说话。面对他就漠然如同蜂虿从眼前经过，不去追问他是哪家的子弟。有权力时就诛杀他，没有权力时就远远退避来躲开他，像二胡对待秦桧那样，这才是正确的。卢奕、魏允成养成豺狼毒蛇，令人感到悲痛就可以了。二

译樊系接受朱泚的伪命，替他撰写册文，后来仰药自杀。他十分愚蠢，污点也无法洗净；自己料定必死，却在名节已经受损之后才死，这正是人们感到奇怪的地方。唉！世上能够不成为樊系这样的人，大概也很少。有人以为替叛贼撰写册文，按法律不能赦免，光复之后必然遭受刑戮；这种恐惧，也许是普通人必然不能决意自杀的原因，但事情并不完全如此。等到光复后议定法律的日子，顶多不过一死；像蟪蛄那样短促的生命，姑且苟延残喘以等待，也正是普通人必然不能决意自杀的情况。那么樊系之死，实际上是因为顾念自身而怀有惭愧之心，是陈天彝所说的那种人性还没有完全忘却。既然已经惭愧并产生了求死之心，却还一定要让自己再次玷污名节，使两方面都受损，其中有三个原因；如果不是坚持志向、秉守道义来振作自己的气概，那么这三种情形，都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常有的，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第一，心怀疑虑而有所等待；第二，气节不能胜过外在压力，受到熏灼而不能自持；第三，被妻子儿女牵累而不能自我控制。朱泚的僭越叛逆，是仓促间发生的；同他结党作乱的，只有姚令言一军。朝廷中的臣子，本来就有劝朱泚迎接皇帝的人，并不只是段司农一人；樊系惊惶急迫，无法应对，退下之后才想到名分大义已经受到损害。樊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料到朱泚必然叛逆，只是姑且等待；一天之内，伪命加到自己身上，册文又交给自己撰写，他惊惶急迫，无法应对，退下之后才想到名分大义已经受损，于是愤而求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在任职朝廷时，对忠贞与邪逆的区别茫然不明，所以没有及早辨识，仓促之间疑虑太多。等到伪诏临身，册文中又相互责难，这时，令狐绹一类人的声势已经张扬开来，源休、蒋镇、张光晟、李忠臣等同党众多，进出于系囚左右而气焰显赫，用荣华来夸耀他，用祸患来恐吓他，纵情放肆，谈笑自若，仿佛连天日都被遮蔽了。系到了这时，心里明知他们叛逆，却被他们的气势夺去了勇气，张口结舌，眼花目眩，不能同他们争胜；他们杂乱地凌辱逼迫，自己也无法拒绝，魂摇神荡，四面张望而找不到可以躲避的地方。伸纸濡笔，也已经不知道那是自己写的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平素没有树立义理，同小人亲近而受到他们侮辱，突然想振作志气来抵抗凶恶的锋芒，也只够成为凶人的一笑而已。义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袭取的；没有树立锋芒的人，想振作起来却做不到，只能含羞而死罢了。德宗出奔时，姜公辅等人都连夜奔驰，随从皇帝出行；李晟在北方，家本来就住在长安，不能顾及这些事，系的同党只得留下而不能离去。不久，他便陷身于贼军之中。段司农、刘海宾攻打贼军而死，一时间百官震恐，这本来可以想见；而妇女儿童牵着他的衣襟流泪，劝他保全性命，苟且偷生，其中确有让人不忍看、不忍听的情形。系迟疑不决，回头顾念家人，便撰写册文来保全自己的家属，又想以一死谢罪；大概没有像这样唯唯诺诺、低声下气的人会怎么样了。唉！到了这种地步，中等才能以下而能够自杀决绝的人，一百人中也没有一个。牺牲自身来保全全家，有时或许还可以，郭汾阳斥责郭晞，自己却进入回纥军中，就是这种情形。牺牲名节义理来保全妻子儿女，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做。自身保全、节义也保全，而不顾妻子儿女，只看所保全的大小来选择义理的轻重，但终究还不失为有志之士；自身死亡、节义丧失，只顾顺从妻子儿女，那么做人立身的道理就灭亡了。这也有原因：平日里在家中所表率、所端正的东西没有根基，于是亲昵柔弱、低声软语之人便败坏、扰乱人的志气，牵制拖累他。像这样，哪里容易说清呢？我对系所作所为感到奇怪，还担心他根本不能成为系；即使日后侥幸偷生，也不过幸而成为王维、郑虔那样的人，给后世留下羞辱罢了。段司农从成年起参军以来，他光明昭著的大节，在军中便受到军中的尊重，在朝廷便受到朝廷的尊重，难道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吗！一二 奸佞迷惑君主，大多用声色、狗马和游乐来引导君主，再拉扯他，使他顺从自己的欲望；否则就结交宫闱中的宠臣、宦官中的援助者，作为内应，来改变君主的心志。只有卢杞不是这样：他没有进献任何蛊惑君主的手段，也没有依附妇人与宦官的交结；只是孤独地凭借自己的机巧和辩说，同世人相抗，而德宗对他的宠信和倚重却如此深厚。到了他保全朱泚，替朱泚说情，甚至说朱泚全家都不应获罪，而朱泚很快就反叛；下令灵武、盐夏、渭北的援军不要出兵救援乾陵，而各军溃败；拒绝李怀光入朝觐见，而李怀光很快叛乱：他的话一说出，祸患便随即发生，快得如鼓槌击鼓一样；事情越办越坏，德宗听信他却越发坚定。等到公论不能容忍卢杞，德宗不得已贬斥他，却仍然依依不舍，不忍抛弃他。卢杞凭什么能这样得到德宗的信任呢？德宗说“人们都说卢杞奸邪，朕却一点也没有察觉”，也是因为卢杞没有劝导淫逸、引导奢侈的行为，也没有宦官和宫妾的援助。卢杞难道不想这样做吗？只是德宗对嗜欲看得很轻，宫中没有韦后、杨妃那样的宠妃，宫门之内也没有元振、朝恩那样的权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德宗本来想求得太平却反而造成祸乱，想亲近贤人却反而保全奸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喜欢同别人唱反调罢了。喜欢违逆别人，就会决定去听从别人；一旦有所听从，即使雷霆也不能震动他，魁星、斗星也不能使他改变。卢杞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话没有不与别人相反的。他保全朱泚，并不是因为同朱泚有香火之情、要替贼人解脱，而是众人说朱泚反叛，他便说朱泚没有反叛罢了；他命令援军不要出乾陵，并不是因为同诸将有嫌隙、要陷他们于死地，而是浑瑊说漠谷危险，他便说并不危险罢了。因此颜鲁公流泪哭泣，陈说实情，反而更加激怒了他；李揆以天子所忧虑的事情相劝，他却一定要驱逐李揆出行。别人说是，他一定说不是；别人说不是，他一定说是。于是德宗到处环顾，想找一个像卢杞这样竭力纠正众议的人，却再也找不到了。两人的志趣相互契合，气势相互配合，谁能离间他们呢？大概德宗也只不过同卢杞一样罢了。自己偏偏任用他，众人便合力攻击他；众人越是攻击，自己就越加任用他。他最终不认为卢杞是奸邪，难道是另外对卢杞有什么私情吗？假如当时满朝都称赞卢杞，卢杞反而就无法容身了。所以奸邪之人必定有党羽，而卢杞没有党羽。能够挟制君主、以此巩固宠信于君上的人，正因为孤立而没有援助，才确实被当作忠贞无比的人。人的恶行，没有比竭力同别人相违逆更严重的了。王安石学问广博、思虑深远，操守清正，尤其不是卢杞所能望其项背的；然而他却赞成别人所否定的，否定别人所赞成的，对上不畏惧天，对下不畏惧人，取得全盛的天下而把它毁裂了，真可怕啊！一意孤行、只按自己心意行事的恶行，滔天而不加收敛。鲧因为刚愎正直而必被诛杀，难道是因为贪婪卑下、随波逢迎吗？一三

译德宗初年，天下沸腾动荡，河北接连发兵反叛，李希烈横亘在中部，朱泚从内部逼近，天子藏身于褒、汉，李楚琳又截断他的右臂，韩滉收拾江东而观望成败，天下已经呈现必亡之势的有十分之九。李晟、马燧率孤军援救，并不能掌握全胜的形势。然而罪己诏一下，天下人一致欣然期待清平安静；陆敬舆改变君主的心意、振作士气、保存国脉，其功劳确实伟大。但诏令一发出便立即见效的原因有两个，否则汉朝将亡时也有忠诚安靖的臣子，宋朝将亡时也下过哀痛的诏书，又为什么最终仍不能挽救呢？第一，德宗作为君主，急躁、刚愎、多疑，使群臣离心；但他本来没有奢侈淫逸、残酷暴虐的行为来失去民心，所以叛乱者自行叛乱，而德宗仍然稳稳地处于天下人仰望依靠的位置。德宗仓皇向北出奔，段司农追赶韩旻使他返回，因而得以安稳地进入奉天；赵升鸾劫持皇帝车驾的阴谋更加紧迫，浑瑊泄露了他的阴谋，德宗又得以徐缓行进进入梁州。天下知道我们的君主还在，所以罪己诏一下，都抬头盼望叛乱平定。河北的众多叛逆者，也知道唐王室必定复兴，因而有所归顺。所有这些，都依赖皇帝车驾安然无恙，足以维系人心。假如当时皇帝出奔不够迅速，或被逆贼杀害，就会像梁氏父子死在侯景手中那样，梁朝很快灭亡；或者被逆贼劫持，就会像汉献帝困于董卓之手、受辱于李傕、郭氾那样，汉朝也就随即覆灭。唐朝在这时，没有可以依靠的宗室藩王，像琅邪王在江东那样；没有可以拥立扶持的储君，像肃宗在灵武那样；陆敬舆将把忠心托付给谁呢？天下没有可以依靠的君主，那么戴奉贼人为主以求安定，也一定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只是唐朝君臣没有倡导为社稷而死的邪说，也没有阻止士人重新归来的计策；所以维系人心的，也不只在于那一纸慷慨激昂的诏书。第二，使德宗受迷惑而导致祸乱的人是卢杞。陆敬舆与卢杞，一个忠一个佞，不能两立；但陆敬舆奔赴行在时，却同卢杞一同到达。当时，陆敬舆所想除掉的、皇帝根本上的蠹虫，以洗涤旧日罪恶的，没人比卢杞更合适。卢杞深知，敢于说危急之言、提出切实批评，虽然还没有斥责指控他的奸邪，却必将驱逐自己的，只有陆敬舆。颜真卿、李揆、崔宁，卢杞都已经先下手制服了；只有陆敬舆是共历患难、同奔行在的伙伴，卢杞来不及排斥，而且他的气焰、风采、正直言辞和严正神色，不是卢杞可以从旁挑拨攻击的。不仅如此，凡是奸臣知道自己不被正直之士容纳，便不断反咬，即使已经被驱逐，也还会再次奋起，正因为他有党羽。蔡京误国已经有明显的征兆，而靖康初年，小人仍然阻挠压制君子，使他们不能伸张忠诚的心愿。卢杞性情执拗专横，不同人亲近，只同人争斗；倚仗君主的宠信如同山岳，把百官看得像小土丘；虽引荐裴延龄、白志贞同自己一起受玷污，却从未用天子的爵禄来买恩施惠、诱使众人。因此陆敬舆一得到皇帝的了解，卢杞很快就被放逐贬黜；朝廷内外全都倚靠陆敬舆来求得安定，没有人暗中保护卢杞来阻挠陆敬舆。德宗偏听的性情一旦改变，朝廷内外便一致响应。否则，宋王朝将要灭亡时，王爚、陈宜中的党羽还在阻挠文信国的谋划；我就看不到陆敬舆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历数德宗的过失，畅所欲言而没有任何阻挠了。因此，天下没有君主，后来拥立的君主就不会稳固；小人有党羽，君子的志向就不能实行。除去这两种情况，人心就不会动摇，朝廷议论就不会混乱，内政安定而外部不离心；叛贼即使像乱丝一样纷纷兴起，也仍有头绪，并不难治理。臣子懂得这一点，就不要说李纲那种偏邪的言辞，使自己的君主陷入困境而令天下寒心；君主懂得这一点，就不要任用结党营私的小人，堵塞君子效忠的道路。国家存亡的关键，决定于毫发之间，难道可以忽视吗！一四 《诗经》说：“言辞和谐，人民就融洽；言辞喜悦，人民就安定。”所谓“辑”，是汇合事理的始终，排列顺逆的本末，使聪明愚昧、贤能不肖的情状，没有偏颇地伸展，也没有偏颇地压抑，详细分析而得到它的要旨归宿。这样，万物没有不按类别辨析，事情没有不依次办成，彼此都渗透其中而相互感应，所以说人民融洽。所谓“懌”，是推究人心为什么会这样，推演事情必然达到的结果，委婉曲折地顺应其细节，明白开导来启发其迷惑；即使蒙蔽已经很深，只要善于深入其中，人自然会感到喜悦；即使以危险的言辞相互告诫，只要使人容易改正，人自然会听从。这样，君臣不相抗拒，聪明人与愚昧人不相排斥，心意消解，气息平静，乐于接受而没有疑虑，所以说人民安定。要做到这样，没有别的办法：言辞不能凭一时意气兴发，心意不能被意气激发；竭尽自己的心力来通达别人的心，只在于真诚罢了。所以《易经》说：“修饰言辞，树立真诚。”真诚树立以后，言辞才能修饰；或者也必须先修饰言辞，然后真诚才能树立。否则，把忠诚的心意积压在胸中，仓促突然发出，浮动而不根于内心，严重时反而会激起对方招来祸患，不能使人安定；即使不这样，人们也会悠悠然听过，而终究不能融洽。言辞的作用真是重大啊！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它所讲的道理明明是必然的。看见认为正确的，就果断地断定说是；但没有详尽说明它为什么正确，也没有辨明自己怀疑为错误的地方为何必定正确，那么别人也会拿着自己认为正确的地方来同你抗争。看见认为错误的，就愤怒地斥责说不是；但不能指出它为什么错误，也不能诘问那些怀疑为正确而又固执说错误的地方，那么别人也会用“不是”来反击你，同你折冲争辩。是非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先行确立，本来未必有定论；等观察事情发生以后的结果，错误的确是错误，正确的也未必能完全说成正确。倚仗意气来说话，只用一句话作断定，没有亲身验证、反复成熟的实际依据，却把话说得严厉，父亲尚且不能使儿子接受，老师尚且不能使弟子接受，更何况君臣之间呢？所以，修饰言辞而足以感动人的真诚，自古至今都很难得到。不是陆敬舆，难道还能有谁做到这一点吗？现在把他向德宗所进的上言取来仔细推究：把道理推得深远，把事情拉到眼前，依据真实情状来说明，按照事情的条理来引导，曲折铺陈以穷尽其中的波澜，又直截简捷地把它引向平坦的道路；扩大他所忧虑的，畅通他所郁结的，纵横排宕以穷尽变化，收拢会合而归于一处；符合往古的经典，在今天又确实适宜；穷究于内心深处的隐微，在事情上都能得到验证。他在言辞方面，实在无可挑剔了。贞元以后，纷乱的天下、孤危的社稷、涣散的人心、强悍暴戾的风气，都因而消解荡涤，唐王室也因此再次安定，这些全都是陆敬舆启发君主的功劳。所以说，言辞的作用真是重大啊！

译在他以前，董仲舒端正却浮泛，贾谊奇特却偏颇，魏征恳切却流于俗浅，没有人能同他匹敌。在他以后，苏轼善辩却诡异，真德秀详尽却迂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他不拘守旧常而不流于放荡，不刻意修饰文采而不显得鄙陋；六经的境界遥远了，浮泛的言论日益增多，想凭借言辞树立真诚，以匡正君主、安定百姓、拨乱反正，三代以下，只有他一人而已。一五 乱世与治世相承接，往往经过一百多年才开始安定；而关键一发，系于一句话，那就是“利”罢了。盗贼和夷狄，同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志向在于利益，而用来动员人的也只有利益。唐朝自安禄山、史思明以后，称为祸乱的事情接连兴起，到德宗时代，人们也已经厌恶这些祸乱了。所以田悦、李惟岳、朱滔、李怀光叛乱时，将领、官吏、士卒都有不愿跟随叛逆的心情，想抗拒凶恶之徒而接受王命；然而最终还是被他们驱使，是因为把利益明白地摆出来，使众人暂时吞下诱饵。田绪杀死田悦，担心将士不能容忍自己，便登城大声呼喊，许诺缗钱千万，三军于是屏住呼吸听从；李怀光想逃奔占据河东，众人都不顺从，他便答应让他们劫掠东方各县，于是众人席卷而过，渡过黄河。从此以后，凡是占据军府、纠集众心而擅自发号施令的人，都采用这种办法，以利益蛊惑众人来实现自己的志愿。唉！用利益换取片刻欢娱，难道足以窥伺非分之图而成就割据吗？把这当作藏身的稳固根本，利益耗尽、人心离散，很快便自行灭亡，也不过是盗贼的谋算罢了。老子说：“音乐和食物，能使过客停留。”大君子难道不知道人情将会这样吗？可是取得天下却不这样做，哪怕自身可以死、国家可以亡，也一定不肯用这种办法来迎合愚昧卑贱者的心意，这正是用来安定天下人的志向、稳固自己的地位的办法。用利益来驱动天下，天下就会被驱动；一旦被驱动，便不能再停止。有限的金钱粮食，不足以填满无边的深渊，所以唐朝的祸乱没有终止之期。利益在这里，这里的人就以这里为主；利益在那里，那里的人就以那里为主。出卖权力、贩卖爵位的权柄由天子掌握，尚且足以造成祸乱；由庶人掌握，那么处在庶人之上的人将会多么危险呢？天子听命于藩镇，藩镇听命于将士，一直到五代，天子还要靠行贿才能取得帝位；延续到宋代也没有停止，郊祀中没有名目的赏赐，几乎掏空国库，使整个天下在钱财刀兵之间沉浮、生死。唉！利益足以亡国败家，盗贼一倡导这种办法，尤其没有不奏效的，那么祸乱怎么会停止呢？而其愚蠢也太严重了！盗贼散布利益来诱饵众人，夷狄聚集利益来控制众人，都是凭借利益乘势而起，来控制活人的命运。是谁造成了祸害的根源？想来是天意吗？还是宇文融、王鉷、杨慎矜、杨炎这些人引导了它的源头呢？因此先王轻视利益，把百姓引入名分义理之中，节制他们的情感，端正他们的本性；这不是只谋求眼前功效的人所能测知的。孟子三次斥责梁王，杜绝篡夺、弑杀、攘取的萌芽，他的功劳确实不在禹之下。一六 汉朝有推恩的诏令，于是赐给百姓爵位，却不知道当时天下究竟怎样安置那些满朝满野的有爵者。也许是承接三代遗风，当时五十里这样的小国中，卿、大夫、士也在邻里之间到处排列；没有爵位的百姓，甚至不能同人类相提并论，汉朝也姑且借此安慰他们不满的心情吗？没有俸禄的爵位、没有职位的官员，漂浮寄居在君子和野人之间，天下却不发生混乱，这种事从来没有过。德宗流亡到梁、汉时，国库储备已经空虚，无法实行赏赐，便用爵位代替赏赐。陆敬舆说：“这就是所谓借助虚名来补助实际利益。”爵位只用来补助利益的困乏，名位又故意造成虚假来诱使人高兴，天子还靠谁来守住官职，百姓的志向又凭什么安定呢？况且唐朝之所以自己丧失权柄、祸乱不断发生，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轻视虚名而招来实际的祸患。一个人投降贼人，就可以做平章，做御史大夫；他离天子的地位不过相隔寻丈而已。李惟岳请求节钺时，德宗本来就说：“贼人本来没有资望，只是借我的职位名号来聚集众人罢了。”这显然是明知爵位任命正好会助长祸乱。时局窘迫、形势困厄，不得已又使用这种办法，那么君主能够掌握根本权柄来控制四方，实在太难了啊！献瓜果的人，便赐给他试官，陆敬舆认为不可以，确实不可以。说到底，难道只有献瓜果的人才如此吗？在军中报告一点小功劳、小成效，就突然授予崇高的官阶，使他能够同功臣、能吏并列升进；下属傲视上司，卑贱者妨害尊贵者，用一天的微小劳绩，掩盖一生的大节；更严重的，伶人、厮养也凌辱、超越清正官员。功劳资历如此积累，又哪里足以劝勉忠诚、鼓舞士气呢？陆敬舆这番议论，仍然只是争论末节而遗漏了根本。贼人用利益诱饵，我们用名位诱饵，方法已经相近；贼人给的是实际利益，我们给的是虚名，形势自然敌不过他们。我们也只是倚仗唐朝的国运还没有穷尽，而朱滔、李怀光都鄙陋猥琐，人们又没有坚定的志向罢了；否则，这种办法确实足以亡国。慎重地使用赏赐，那么一匹缣也足以彰明恩宠，一级爵位本来就足以显明尊贵；如果赏赐泛滥而没有法度，人们又哪里会把这种告身用来换取酒食呢？所以在多事之秋，更加重视授予名位爵禄，并不是吝啬；俸禄随着爵位而定，职位随着官职而定，那么那些尽节竭力、由寒微出身而登上显要官位的人，就不会只得到眼前的小利，却能获得长远的大益，根本不用担心人们不受激励。德宗开始时吝惜名器，后来却泛滥授予，中间没有主见，一经发出便再也收不回来。陆敬舆想挽救这种局面，却是不能做到吗？还是他的谋略没有达到这一层呢？爵位冗滥、名器轻贱，却希望天下安定，这必定是办不到的。〖一七〗

译凭什么知道这是大智慧呢？因为能被人欺骗。凭什么知道他能够实现大治理呢？因为他不忧虑有人扰乱我。尧任用伯鲧，反而使人无法测知圣明；子产相信校人，智慧也就无人能及。大概是因为他审察的是治乱、安危、得失的大纲，只求成就自己的事业、完成自己的功业、保全自己的德行而已。至于其他是非利害，各种说法纷纷进到面前，姑且听听罢了。凡是绝对不可行的，我既然已经确定，就不会因此改变。那些小人的心情，有愚蠢而不明白的，有急躁而不审慎的，有随时摇摆而没有一定操守的，有只图小利、妄想侥幸得到的；这些都不足以扰乱我的大谋略、损害我的常德。不论他们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见识有局限，成败也不过是小事，我欣然含笑听着，慢慢等待他们最后的结果；即使他们怀有奸私、怨仇而使事情受到妨害，也终究伤害不了我，又何必把他们逼到穷途呢？所受的欺骗小，不过是窃取我的恩泽而已，校人的欺诈，也不过是吃了一条鱼；所受的欺骗大，自有法律在事后议处，禹也不能替鲧遮掩。持守大法，舍弃小利，任凭小人有的侥幸得到薄福，有的立即遭受大刑，意志不受扰乱，精神不受惊动；我用来审察治乱、安危、得失的心志，就像日月高悬中天，不必驱散云彩来使自己发光。有智慧的人懂得这一点，他的智慧就大了；用这种智慧治理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德宗说，从山北来的人夸大贼势，很像是在窥探侦察。陆敬舆说：“越是精心施展智巧，就越远离正道。”这话真有智慧啊！那些夸大其词的人的心情，大体可以看出来：愚蠢而惊慌，急躁而恐惧，随时摇摆，听信道路上的传闻；他们的话不值得相信，他们的情状却值得怜悯。我们的强弱，就在人们的耳目之间，何必要等到窥探侦察之后才知道呢？我们所要做的，是依据大义讨伐贼人，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进退的关键就在顷刻之间，却一定不能轻易让刚到的人知道。即使他真是来窥探的，又怎么足以成为我们的重大祸患呢？况且他最终会暴露实情和踪迹，自取灭亡，为什么要过早防备制止他呢？陆敬舆这番话，并不只是说些宽疏大略的话来夸耀自己的见识器量；他把天下人情的真伪推究到极致，确实没有必要再使用那些精密周全的弥缝手段了。〖一八〗 名声，是实际内容由此而逐渐变薄的东西，所以爱好名声，是士人的大戒。又听说过这样的话：“三代以后，只怕不好名。”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话，大概是就君主选取士人、在天下鼓励人们走君子之道而言的。士人以诚心竭尽自己而远离名声，那么思想就深沉，义理就坚定；在上位的人以诚心要求下属，却忌惮他们追求名声，那么上下感情就背离，羞耻之心也会受损。所以名声也是治理人的大事。因义而树立的，叫作名义；有操守而不可逾越的，叫作名节；君主对士人所要求的，不过是节操和义理。名声本来有因彼此相承而产生的。皋、夔、逢、比，都是值得仰慕的名声。若所爱好的只是名声，那么未必真能成为皋、夔，却一定会说皋、夔所说的话；他本来不足以成为皋、夔，但君主却可以因此接近尧、舜。未必真能成为逢、比，却一定会说逢、比所说的话；他本来不足以成为逢、比，但君主却可以因此免于成为桀、纣。引导君主奢侈，使君主贪婪，助长君主暴虐，增加君主淫逸，仇视并伤害君子而牢牢结交小人，使百姓怨恨却向亲近的宦官邀宠，这样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得到呢？唯一得不到的只是名声。所以爱好名声，正是人们所畏惧、忌讳而不愿亲身尝试的。对名声不感兴趣，那么爱好就必然转移到别处：宠爱，是他们所爱好的；利禄，是他们所爱好的；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也是他们所爱好的。君主如果厌恶爱好名声，难道会认为这些有小屋、有粮食、享有丰厚物质的小人，是诚实质朴、没有修饰，因此应该提拔任用的吗？所说的话如果不是正道，就不足以成就名声；君主如果没有过错，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时局如果没有危险，也不足以成就名声。选取正确的话来加以验证，借君主的过错来攻击他，知道时局危险便抢先进言；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了，天下人共同传诵，于是忠诚正直、见识先到的名声就归于他。士人如果不是平素自爱、真诚忧虑国家，只是因为名声所在，便不顾触犯厌恶和愤怒，不躲避罪网，竭力在朝廷上争论，这固然只是做臣子的末节，也是君子所不屑做的；然而这对于君主的益处，却也很大。忠信诚笃，端正安静，平和宽厚，纠正君主的错误而不过多干预政务，以远离名声来崇尚实际功效的人，世间难得一遇；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主持政务、辅佐大臣以及接受遗命、托付国政的人选。谏官机构、各部寺以下，凡是有官守和言职的人，难道一定要全都具备这些品德才任用他们吗？既然如此，就应当急切寻求爱好名声的士人，唯恐得不到；如果反而给他们加上“沽名买直、爱好名声”的罪名，怎么会有这种亡国的话呢！德宗厌恶姜公辅的进谏，说他指责我的过错来求取名声。如果真是指责过错来求名，为什么不成全他这个名声，因而自己惩治自己的过错呢？陆敬舆说：“掩盖自己的过错，过错反而更加显著；损害别人的名声，别人的名声反而更加彰明。”这话是用来平息进谏者浮躁之气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把名声授予士人，就是让君主得到实际的功效。〖一九〗 德宗的昏暗，在于舍弃李晟、浑瑊而不信任，反而信任吐蕃。吐蕃回到本国，陆敬舆认为这是值得庆贺欣快的事，他的见识确实卓越。向夷狄借兵来平定寇乱，贼人却乘机侵入，掠夺我国百姓，又乘隙窥伺我国社稷，这两种危害很容易明白。愚蠢的人还要替它辩解说：掠夺虽然不能禁止，但忍受小害来除去大患，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至于乘隙吞灭我国的危害，他们有时轻信不会如此，但推究起来也未必完全不会如此；愚昧的人甚至还要用香火来祈求它。因此，这两种危害虽然容易明白，愚蠢的人仍然能够找出说辞来争辩。至于借兵之举徒劳无功，只会使我三军的士气松弛，使我将帅的心意骄纵，转眼便导致失败，这却是形势所必然的；即使它还没有灭亡我国、掠夺我国，祸患已经迫在眉睫，人们却仍然看不见。古今以来因此造成覆灭军队、杀死将领、丧失土地的祸害不止一次，难道很难知道吗？

译我们有危亡的忧患，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援救自己，连邢、卫都不能从齐桓公那里得到这种援助，何况夷狄呢？两军相对，锋刃箭矢相互射及，一方死、一方生，以力量相敌，以智谋相抗，以士气相凌；将领不能自保，军队不能求全，这是天下最凶险、最危急的事情。难道有人只顾体恤别人，而君主忘记自己的失败，将领忘记自己的死亡，以至于在原野上拼命送死吗？孙膑替赵国击败魏国，是因为他本来就想报复魏国；项羽替赵国击破秦军，是因为他本来就想消灭秦国。否则，君主想这样做而将领不想做；即使将领想做，三军士卒也一定会讥笑他逞强，拿自己的肝脑去为别人牺牲，坚决不会听从。因此，吴与蜀结盟作为援助，蜀等待吴国而相互起兵，最终都被魏灭亡；诸葛诞、王淩、毋丘俭依靠吴国，最终死在孤城之中；窦建德不自量力，奔赴王世充的危难，军心不稳而自己成为俘虏。依靠别人以及被别人依靠的成败，大体都可以从这些事看出来。两军相持，向外界求援，而外界急于响应的，大抵是学习邓析教人争讼的智术：总是轻视两个敌方，而把自己置于重要地位；至于究竟援助谁，其实还没有决定。这一方把实际情况告诉他，那一方也把实际情况告诉他；这一方用利益诱惑他，那一方也用利益诱惑他。他可以同时得到两方面的实情，也可以同时收取两方面的利益；看谁占优势，就偏向谁，这哪里有压制一方、扶助另一方的真情呢？他收拢军队，在旁边观望，对胜者可以邀功，对败者也可以不结怨，在两者之间周旋，得到丰厚的实利后回去，弱者的失败当然无法挽救。假如没有援兵可依靠，反而使人不再存有依赖、轻视敌人的念头，而是量力奋战，又怎么会在一天之内狂妄出兵、毫无选择，以致覆灭军队、丧失土地呢？所以凡是等待别人援助的人，大多会被别人挟制，最终使自己灭亡。何况夷狄只趋逐利益，不能用道理感化、用感情联合呢？宇文氏、高氏使用突厥，彼此都受到突厥的控制，却没有得到突厥一箭之力，这是明白的验证。回纥替唐朝讨伐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怀义的愚蠢，使他们不能反过来利用回纥来损害唐朝。德宗却想仿效这种做法，利用吐蕃；朱泚占据着充盈的府库，我们难道能同他争着讨好狡诈的夷狄，使吐蕃一定亲近我们吗？吐蕃离去，军心稳固，将领专一负责，大功必然能够完成，陆敬舆对此看得很清楚。古人成败的旧迹，明明写在史册上，像王化贞这样愚蠢的人，尚且不肯省察，却把它当成秘密计策；上天夺去了妄人的魂魄，使他祸害国家，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二 ○〗 德宗以进取的谋划向陆敬舆询问，陆敬舆没有分条上奏，只是告诫德宗不要从中制约，使将帅的智谋和勇气能够充分发挥，以成就大功。他说：“锋刃箭矢在原野上交锋，却在加重的压力中作出决策；机会在顷刻之间变化，计策却要在千里之外定下；上面牵制他的肘部，下面就不能拼死作战。”这话说得多么精当啊！但这并不是陆敬舆独创的说法。古代任命将领、为他推车送行时说：“国门以内由君主掌管，国门以外由将军控制。”这难道不是帝王制胜的固定原则吗？后世君主从远处控制进退的时机而取得覆败，只是因为他们内心没有坚持和操守，又被巧言乱政的妄人所迷惑；有谁迷惑他们，他们就被谁迷惑。能够使君主受迷惑的因素很多，但没有比宦官更严重的。宦官胆量怯弱而气势浮躁，和那些以肥甘纨绣为享受、轻佻浮薄的武人气味相投，所以动辄敢以懂得军事自居。他们想进攻时像游鱼一样轻浮，想退却时像受惊的鹿一样慌乱；大话说得气势炽盛，危言说得令人凄恻，足以动摇君主的听闻。君主听惯了这些话，便自以为是地说：“我也懂得军事了。”这就是祸患的根源。既然已经从那些粗鄙的兵法议论中略有听闻，又因为自己孤立在上、军队交给别人掌握而产生猜疑防范，就不能自己作出决断，反而召来喋喋不休、态度强硬的人，琐碎地同他们商议，使谨慎厚重而朴实诚恳的人无法与之合议。于是那些刚刚离开帖括、才读过孙、吴兵法的人，便把章句声韵方面的小聪明当成外交宴席上折冲御侮的奇谋。看见扛着武器的人，便立即相信他懂得军事；看见一呼一喊、一跳一击的人，便立即夸说他勇猛；把地图上描绘的山川、从管中窥见的玄妙天象，以及古人偶尔试用的机巧，都当作神秘珍宝。凭着雕虫小技和能言善辩的口才，说起来便成篇成章，推演起来便似乎自成道理，于是反过来讥笑元帅和宿将胆怯而缺少谋略，纷纷挽起衣袖争论。昏昧而多疑的君主一旦落入他们的圈套，就斥责名将，急忙采用他们的说法，从远处加以逼迫责备。军队已经覆灭，国家已经危急，那些琐碎絮叨的人却不必承担功罪，悠然置身事外；他们本来就是把国家当作游戏的人，又怎么能把游戏的机会交给他们呢？平庸的君主和浅陋的辅相，因为见识少而疑心多，这种情形古今相继，却始终不明白。唉，这也真是大可悲哀的事了。这一方和那一方的变化，关系到死生的命运；一进一退的变化，关系到反复胜败的时机；一屈一伸的变化，关系到彼此乘势而起的士气。要用心来运筹，用眼来警戒，衡量形势，乘着时机。在箭矢石块像冰雹一样密集、金鼓震耳的情况下，踏着鲜血前进，连一句话都没有机会说出口的人，这哪里是手摇羽扇、拥着火炉坐在高楼深室中的人所能参与的呢？以陆敬舆广博的见识和宏大的才华，难道不能说出片言只语来帮助李晟、浑瑊弥补不足吗？但他却闭口不言，只教导君主专一任用他们。那些白面书生，连陆敬舆的百分之一都比不上，却竟敢凭谈论军事来迷惑君主的听闻；不杀他们就已经足够了，怎么可以让他们掌握三军的生死、国家社稷的存亡呢？宦官居于朝廷中枢，巧辩之言日益进用，国家灭亡的凭据一旦形成，就没有能够幸免的。〖二一〗 西域对于汉朝来说，是多余的赘疣；对于唐朝来说，却是手臂上的护卫。时势不同，不能拘泥于一概而论，就是这样啊！

译匈奴的总体形势在云中以北；即使它向南侵扰瓜、沙，也有河、湟作为间隔，并不是它所便利的。西域各自有君长，聚集的部众不多，只能保守城郭，贪图财赂、畏惧威势，在胡、汉两边都留有余地，都不足以决定轻重，所以说是赘疣。到了唐朝，安西、北庭已经列入中国版图；设置重兵，修缮防御，经营屯田和牧业，巍然成为重要据点。安、史之乱时，唐朝从朔方出兵收复两京，安西、北庭对于唐朝就更加重要了。代、德年间，河、陇陷落，李元忠、郭昕闭关守境，吐蕃的势力没有壮大；它向东侵犯时有所牵制，不敢深入。这是吐蕃必争的地方，对于唐朝也很重要。只是因为两镇屹立在那里，扼住吐蕃的后背来保护萧关，所以吐蕃不能向北发展，转而向南，松、维、黎、雅不时遭受它的冲击。河、洮一带平坦开阔，便于驰骋而难以防御；蜀地西部群山重叠，骑兵队伍不能舒展，扼住它进入的道路，把它困在山中，非常容易。因此严武、韦皋防守那里，绰绰有余。假如割让安西、北庭交给吐蕃，那么吐蕃的战马就能在原、洮一带畅行，又能得到东方那些因怀念故乡、怨恨被弃而归附的士卒充当向导，深入内地，祸患难道还小吗？开拓土地，不合乎正道；放弃土地，也不合乎正道；放弃土地而把它交给强敌，更不合乎正道。邺侯作出决策后，吐蕃不能成为中国的大患，而且唐朝也不用承担转运、戍守、争战的劳苦，为什么要放弃它呢？永乐那些谋划国事的大臣，没有一个比得上邺侯；拿小小的信用和小小的恩惠，割让版图，给国家带来覆亡的祸患，从这件事看来，实在值得痛哭。〖二二〗 陆敬舆自从在奉天得到君主信任以来，凡是事情没有不进言的，凡是进言没有不说尽的；而德宗不听从的，十件中不过一两件。兴元元年，车驾返回京城，征召邺侯从杭州赴朝廷，接受散骑的任命，每日在西省值班，直到被任用为宰相；到贞元五年，总共六年，而陆敬舆寂然没有提出建议。只有邺侯出使陕、虢时，陆敬舆提出一项谋略，使淮西的军队得以停止；等到邺侯去世，陆敬舆任宰相，任用所属官吏，减少运米，扩大和籴，停止密封奏事，拒绝馈赠，平定宣武，陆敬舆又反复长篇进言。李适得到任用时陆敬舆沉默，李适退处时陆敬舆进言，这一定有原因。把这些事参照考察来探求，可以了解世事，可以了解人物，也可以了解治理之道和臣子的操守。邺侯难道是妨碍贤能、堵塞言路的人吗？陆敬舆所陈述的，又难道是邺侯所不赞成、因而怀疑不能得到任用而中止的吗？大概是陆敬舆想说的，邺侯早已经说过了；而邺侯有时不能从君主那里得到采纳的事，陆敬舆最终也不可能得到。德宗倚重陆敬舆很深，但猜疑、嫉妒、自以为贤能的心情，只是暂时潜伏，最终无法遏制；直到形势困窘、自己身处危难，才不得不听从。陆敬舆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像魏征对太宗那样据理力争；德宗心中不平的情绪，只是被压下而没有显露。所以一回到京城就急忙召邺侯来，本来就是不愿把相位授予陆敬舆。邺侯是三朝元老，安定危亡、辅佐并调护太子；他的德望已经很重，见识器量又宏大深远，通晓世事变化，能审察君主内心的偏蔽，有微妙的言辞，有重大的义理，有委婉而恰当的权变，这些都是陆敬舆所不能及的。小人用意气彼此压制，君子用内心彼此折服；如果陆敬舆在邺侯执掌国政的时候还喋喋不休，那就不是陆敬舆了。所以从前那些冒犯君主、冒险进谏、同德宗相互违拗的人，只是因为当时没有邺侯。难道他是乐于用狂妄刚直来炫耀自己，必定要同世俗相违背吗？评论者有时讥讽邺侯行事诡秘。在人伦败坏、次序紊乱的处境中，在国家危急不定的时刻谋划国事，却在猜忌的君主面前奋发激昂、把话全部说尽，只为博取旁观者一时的痛快；大臣坐在朝廷上议论，以此纠正君心的做法，本来就不是这样。假如邺侯果真怀有诡秘的权术，那么陆敬舆为什么会从心底折服，以至于忘言不说呢？邺侯去世后，陆敬舆又不能停止在朝廷上争论，这既是形势使然，也是他的性情和才学使然。如果没有居于中间的元老主持全局、从容镇定，就像冬日忽然转暖，草木冒出蓬勃生长的嫩芽，即使冰雪摧残，也不会顾惜；这又是陆敬舆的困境。〖二三〗 天子的禁卫军，若能选得合适的人来统领，用来应对多难的时代，即使四肢末端都已败坏，国家也还可以不至于灭亡。唐朝自肃宗、代宗以来，依靠神策军一军来加强根本。到德宗屡次征讨河、汴地区，李晟统领神策军向北进军，白志贞却招募市井之人冒充军名而没有实际战力。于是姚令言一声号召，天子便单骑逃走了；这说明中枢内部早已先行瘫痪。李怀光平定后，李晟移镇凤翔，神策一军仍归禁卫统辖。在这个时候，任用禁军能否选得其人，正是关系安危存亡的重大关键。德宗环顾四周，没有可以倚任的人，却把禁军交给宦官掌管；终唐一世，宦官凭借禁军肆意施展逆节，直到唐朝灭亡。当德宗刚开始任用宦官时，邺侯、敬舆竟没有一人对此说一句话，他们怎么会把国家大计置于沉默之中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李晟以外，也确实没有可以托付的人。禁军掌握在宦官手中，天子就在内廷面临危险；禁军交给将帅大臣，天子就在外部面临危险。外部的危险会由此导致篡夺，宋太祖突然在一旦之间起兵，郭、柴两家的宗祀也顷刻断绝；这正是李、陆二位公卿所无法保全的。李晟移镇之后，要再找一个像李晟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即使有这样的人，也很难让他继承李晟的作用。因为当时真正可以任用的，只有邺侯。若任用邺侯，他将进一步寻求能够成为天子羽翼、始终没有叛逆意图的人来接替自己；法制一经建立，忠诚勤勉的道理遍告吏士，即使有人不顺从，也不能越过法制。这样才能保全几十年，并处在以重驭轻的形势中有所成就。然而邺侯不便自己开口，敬舆也不能替邺侯提出这个请求。德宗想任用窦文场、王希迁，本来就是认为这样仍等于由自己亲自掌握。汉灵帝任用蹇硕，难道不也是认为仍然等于自己亲自统领吗？君主心存疑虑而只凭自己作主，忠臣明知其中会有祸患，也无法替他筹谋。李、陆二位公只救护眼前的过失，也就足够了；哪里还能为他取得百年之后的长远谋略，并替他及时告诫呢？〖二四〗

译眼前有谗言却看不见，身后有贼人却不知道，可以说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了。那么，他之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只顾向前看，想要察见已经出现的谗言；回头向后看，想要赶紧知道已经显露的贼人。已经可以看见的，当然看见并知道了；尚未显露的，又从哪里知道呢？他一定会喜欢听取密告之语，想在事情尚未形成时就把它揭发出来。这先不说密告者本身就是谗人和贼人；即使他不是谗人，也不是贼人，人的真情和伪态同样会清楚地显露出来。当局势动荡、尚未安定时，人心怀着危险和疑惧，若不是昏昧沉溺，哪里会立刻安下心来、放开意志，完全忘掉事变的不可预测呢？正因为如此，明智的人用镇静来控制局面，使那些行为背逆而内心顺从的人、忧惧危险而失去措置的人、有过错并想改正的人、作恶却尚未决意到底的人，都能够长期相处、慢慢思考，从而平定自己的妄虑。可是如果最终仍不悔改，那么他的恶行一定会充分显露，不必等到揭发便无从隐藏。这样一来，谗人就是谗人，贼人就是贼人，无论在前在后都能完全看清，这才叫作大智慧。达奚抱晖杀死节度使张劝，占据陕州，要求朝廷授予旌节，并向东与李希烈相呼应。邺侯单骑进入他的军中。当时有宾客僚佐请求屏退他人后禀报事情，邺侯拒绝说：“更换主帅之际，军中出现纷杂议论，本来就是常理，我不愿听。”达奚抱晖的叛逆既已明显，必定有人与他结为死党，这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或者有人暗中谋划，趁机作乱，也同样是常事。总而言之，不过是说他们的本领只能做到这些而已。河东的军队屯驻在安邑，马燧以主帅身份同行，威势足以相互制衡；邺侯对这些考虑得很周全，持守此理也很坚定。请求屏退他人来禀报的，即使果真怀有忠心、想要效力，也不过如此罢了，哪里用得着特意去了解呢？拒绝听取这些话，那么挟带私心来毁谤的人、道听途说而夸大张扬的人、见识浅薄而过度忧虑的人，他们的话虽然还没有说出来，心中所怀的意图已经清楚地呈现在邺侯的心目之间了。若再急切地寻求并听取这些话，耳目受到迷惑，心志就会混乱，谗言和贼谋交相而来，又从哪里去辨别呢？天下的变化虽然多种多样，却没有不止于各自规律的。狐狸，我知道它是红的；乌鸦，我知道它是黑的；老虎，我知道它会搏击；蛇，我知道它会螫人；青蛙，我知道它会鸣叫；鳖，我知道它不会鸣叫；泾水，我知道它清；渭水，我知道它浊；冬天，我知道它必定下霜；夏天，我知道它必定打雷。所以程子回答邵尧夫说：“我知道雷是从它开始的地方开始的。”天地间的变化尚且可以坐而推定，何况区区谗人和贼人的情态呢？献上密言来表示一点小忠心的人，即使不是谗人和贼人，也是谗人和贼人可以利用的对象，何况不能保证他不成为谗人和贼人呢？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保全恩义，可以树立义理，可以取得众人的拥护，可以平息祸乱，这就叫作大智慧。〖二五〗 禄山、思明父子很快便互相残杀，史朝义死于李怀仟之手，田悦死于田绪之手，李惟岳死于王武俊之手，朱泚死于韩旻之手，李怀光死于牛名俊之手，李希烈死于陈仟奇之手；而李怀仟随即又死于朱希彩之手，陈仟奇随即又死于吴少诚之手。邪恶相互学习，彼此伺机，互相报复，本来就是如此。杀戮的机心一发动，天下就相互残杀而没有止境。那些可怜而不怕死的人拥兵自重，反而使自己陷入危险，没有谁能够自我免除。恶劣习气的熏染，使天地间的和气消耗殆尽。追究祸乱的起源，这个罪责将归于谁呢？这种习气之所以形成，是君主的刑罚和赏赐造成的。安禄山、史思明相继成为凶暴残忍之徒，这是夷狄的天性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只须施行上天的诛罚就是了。史朝义像孤独的猪一样陷入困境，已经处于必死之势，李怀仟与他同为叛逆，却向北面向他称臣；一旦反过脸来杀死他，把这当作功劳，这样的人难道可以授予旌节、列入将相之中吗？汉高帝斩杀丁公，光武帝诛杀彭宠的奴仆，难道不曾想到他们对自己有功吗？名分义理所在之处，是人自己所应当确定的；即使同样都是贼，也仍有根本的辨别。用尽天下兵力来逼迫将要灭亡的贼寇，难道非要等到他们彼此吞噬、杀死自己的主君之后，祸乱才可以结束吗？投降可以接受，但杀死主君来投降，就不可赦免。偏将不能杀害主帅，那么主帅不能背叛天子的义理也就明确了。侥幸成功，就面北拥戴他为君；等到失败，又砍下他的首级来求取禄位，而禄位也随之得到。韩旻、陈仟奇怎么能不仿效这种行为来求取侥幸呢？朱希彩、吴少诚又有什么顾忌而不赶快倒戈呢？一个人在上面苟且偷安，四海便在下面放纵淫乱。我不知道在这种时候，天下的常伦崩裂，父子、婆媳、兄弟之间会变成什么样子！只是史书没有说到罢了。幽州、燕地一带，朱滔、朱泚交替成为戎狄之首；淮西一带，吴少诚、吴少阳接踵而来，仗恃叛乱。唐朝承受他们造成的败局，几十年都不能安定。代宗先前毁掉了坊表，德宗却不能改正；罪恶积累到这种程度，已经再也无法掩盖了。〖二六〗 陆敬舆筹划国事，能够推究事情的实情，考察时势而制定法令，可以说没有遗漏。他的失误在于：李怀光被诛杀之后，他担心有人请求乘胜进讨淮西，便预先劝德宗撤罢各道军队。各道撤兵八个月，陈仟奇斩杀李希烈而投降，完全如同陆敬舆的谋算；但为什么还要说这是失误呢？如果参照事情的始末来观察，那么淮西十多年使天下军队辛苦作战、浴血争战、尸骨遍野的局面，都是在这里失去了关键。安危祸福的关键，没有不以遵循事理为根本的。李怀光赴援奉天，朱泚因此逃走；卢杞激怒了他，他才开始产生叛乱之心。即使已经叛乱，他带兵返回河东时，还说“等到明年春天平定贼人”。他据守一方，不敢向旁近州县掠夺，也不敢僭越而自称大号。当时人们厌恶李怀光的地方，只在于他杀了孔巢父；而孔巢父也是由于轻率浮躁而自取其祸。德宗想赦免他，大概是有反省自己、宽恕他人的心意；李晟、马燧、李泌却坚持认为不可以，这也有过错。至于李希烈，他战胜了孤弱狂愚的梁崇义，并没有为唐王室建立多大功劳；而且在讨伐梁崇义之时，朝廷大臣都争论说不可任用他，德宗却推心置腹地任用了他。贼平之后，朝廷给他的赏赐很优厚，唐朝并没有丝毫亏负他，他却突然乘人危急而反叛，僭称大号，和天子争夺生死存亡；他的力量比安禄山弱，但他的罪恶却同样相当。这样的行为如果还可以容忍，万世的纲纪就会裂解。陆敬舆为什么还要想停止对他的讨伐呢？当时应当乘河中已经平定的势头，河北三帅也收敛手脚归命，逼迫已经穷途末路的贼寇，就像拉断朽木一样容易，却吝惜这一次出兵的劳苦，反而说“不发生人祸，也必有鬼神来诛罚”。作为天下的君主，却坐等鬼神降罚，那么还何必做天子呢？等到人祸降临，陈仟奇便趁机倒戈，吴少诚又跟随其后；淮西几十年不能平息的战祸，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译推究实情来确定罪名，而罪名有等级差别；整饬法令、彰明人伦，而法令有轻重之分。把事情交给鬼神来诛罚，神灵也不会保佑；等待人祸降临，众人的力量又会共同参与其中。李怀光可以赦免，李希烈却必不可容。法令所显示的原则，实情所归结的判断，道义所确定的结论，也就是对时势所作的审察；天下人的观感以及将来的事变，也都将在这里决定。所以陆敬舆在这件事上失误了。假如当时听从诏命，派李晟、浑瑊、马燧中的一人前去讨伐，那么淮、蔡地区就会荡平，天下清平安宁；吴少诚延续三代的祸患不足以兴起，淄青、平卢、魏博的叛逆意图也会消失。事情在即将成功时失误，实在令人惋惜。〖二七〗 小的操行不加以自我约束，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三代以后，那些有名的臣子和正直之士，志向不能施行、事业陷于困穷的，全都在这里。君主因此不信任他，百姓因此不服从他，小人还借此反过来挟持他、与他抗争，于是上下都受到挫败。欧阳永叔因为闺帷之事的议论而陷入困境，陶谷在南唐受到挫折，也就尤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张延赏是奸邪谄佞的小人，扰乱天下；吐蕃劫持盟约的战事，几乎危及国家，而朝廷大臣没有谁能斥责他的奸邪，李晟却上表论奏弹劾他，这是正当的。李晟告诫李叔度说：“我兼任将相，知道朝廷的得失却不说出来，凭什么做臣子？”由此推知他的心意，他竭力攻击张延赏的志向，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向君父说明；朝廷中的大臣若能接着他一起扶助正道、压制奸邪，也不必担心只有他一人发声。可是德宗怀疑他是抱着旧日的怨恨来破坏成功，最终仍任用张延赏，听信他的话，以致在吐蕃问题上受骗。李晟虽然痛哭陈说，也无法挽救。平凉已经战败，浑瑊几乎送命，张延赏的罪过已经无法掩盖，然而他仍保住禄位直到终身，责罚斥责也没有涉及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成都营妓之事，张延赏早已掌握了可以挟制李晟的把柄，上下都因此受到迷惑。李晟议论张延赏时，尚且忘记自己有营妓之事；即使没有忘记，难道也能因为纤芥般的小嫌隙，就把宰相的贤能或奸邪以及边疆的安危置于不顾吗？可是德宗和朝廷大臣既然把这件事作为成见，以至于史官推究双方的嫌隙，也说是从营妓之事开始的。李晟的心意最终不能昭白于天下，只是因为他起初行为不谨慎，在细微处不够慎重。饮食醉饱、琴书弈博这些细小事情中，都存在关系一生褒贬、天下赞同或反对的区别。所以古人认为，在任官期间抄书也可以算作罪过，不可不慎重。观察李晟的事，就可以作为鉴戒。〖二八〗 扰乱国家的财赋，向下就会由官吏盘剥百姓；向上又不归入官府，百姓于是困毙，国家更加贫困，百姓没有不怨恨的。天子听说后，赫然震怒，这些都是必然的，也没有谁不因发现这种事情而感到痛快。然而如果因此逐项查验，要求把所得全部缴纳给上面，那么危害反而会越来越严重，百姓的死亡也会更加惨烈。这就叫作“牵着牛去践踏别人的田地，却把牛也夺走”。借公事名义征敛的人，正因为尚未被发现，所以还会有所收敛。一旦被发现，上面反而借此收取其中的利益，既不能真正使百姓心服，只会想方设法掩饰自己以求免罪；上面又认为百姓可以多取，而且一定会应付，于是把从贪官那里逐项查验所得的财物年年作为常规。这样一来，正赋之外，又有逐项查验所得的余利，列入正常供赋之中，名义上叫作句勘，实际上却成了没有限度的加征。况且上面只贪图所得，却不把横征暴敛的人依法治罪，那么句勘之外还会有额外征收，又有谁能禁止呢？百姓无知，起初看见贪官的钱袋全部输送进内帑，没有不感到痛快的；哪里知道从前剥削百姓只是伤及床板，后来还会伤及肌肤呢？所以暂时实行可以得到小利，实行数代，却会造成残害百姓的惨祸，几乎不忍心说。李长源想以此来补足防秋的国家费用，想推辞聚敛虐民的罪责，却是不可能的。如果确实厌恶贪官的横征暴敛，怜恤百姓的困苦，又考虑国家的匮乏，把句勘所得核实后抵充来年的赋税，就可以缓解一时的急迫，百姓也能得到休息；百姓知道税额有定数，官吏也会收敛。这样才是句勘的善政啊！〖二九〗 《小弁》之所以成为君子之诗，是因为在太子将要被废而尚未被废的时候，太子的师傅向幽王陈说匡正、挽救的方法。所以它处理父子、君臣关系时，能够把调停的道理发挥得很周全，并消除幽王迷惑日益加深的苗头。邺侯运用这个道理，保全了德宗的恩义，也安定了他的宗庙社稷。所以说《小弁》是君子之诗，它所产生的益处很广。诗中说：“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只要说到“究”，那些听信谗言而受到迷惑的人，本来就会自以为已经作了审察；可是越是审察，反而越是迷惑，正是因为不够从容。浅薄之人的情性，往往一受狂躁驱动便无法挽回，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听到话就立即高兴，听到话就立即发怒罢了。他们的急躁之气与谗人的深密机心相接触，一旦急迫地追究，即使有至仁大孝的隐情，也都无法自行显露。邺侯说：“希望陛下从容三日，考察事情的始末。”这就是运用了这句诗。气息平和之后，谗人的机心便收敛，怀有忠心想要进言的人也敢于进言了。所以只隔了一天，德宗果然醒悟。诗中又说：“君子无易繇言，耳属于垣。”轻易说出的话，不一定会被自己真正相信。内心未必已经受到迷惑，但偶然受到谗言触动，说出超出常情的喜怒之辞，也会认为：我是君父之尊，话即使说错了，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然而话一旦说出口，人们就会把它当作确定无疑的事实。不只是怀有奸心的人会庆幸有机会可乘；即使那些观望而没有确定态度的人，也会认为君子的喜怒在这里、在那里，于是便据此迎合他，想要取得他的心意。身旁和近侧的人看见君主的话不值得畏惧，便什么都敢说，哪里知道一句话一旦进入他的耳中、在他心里生根，潜伏的军队会凭借这句话作为依据，随后彼此构陷煽动而没有止境呢？只有在言语上谨慎，使人不能窥探自己的心意，谗人的气势才会更加收敛，怀有忠心想要进言的人才敢于进言。邺侯说：“陛下回宫以后，应当自行审察思考，不要把这个心意显露给左右近臣。”这也是运用了这句诗。因此德宗流着泪说：“太子仁孝，实在没有其他问题。”《小弁》在千年以前留下了教训，邺侯则在千年以后以此成全慈爱孝道、安定国家的大仁大孝，所以说：《小弁》是君子之诗。只要不是幽王那样丧失心志的人，沿着它的道理去做，没有不能被感动的。诗歌所起的教化作用真是达到极致了！懂得运用君子之道的人，才是君子。邺侯成为君子之儒，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三 ○〗 君主和宰相可以创造命运，邺侯的话意义重大啊！扶助君主和宰相，使他们能够与上天争夺权力，这不同于古人所说的等待天命。然而，只有能够创造命运的人，之后才可以等待命运；能够接受天命的人，之后才可以创造命运。推究到极点，又哪里只是君主和宰相如此呢？

译上天所赋予的命，有规律而没有意志。这里有一个人长寿，那里有一个人早夭，上天有什么必要要这个人长久存在而使他长寿？又有什么忧虑要这个人妨碍自己而使他早夭？有的长寿、有的早夭，其中的缘由不可知，这就是所谓的命。但并不是上天一定想让他长寿、一定想让他早夭，细碎琐屑地让至高至明的真正主宰同人争夺蟪蛄那样短暂的春秋。生有生的规律，死有死的规律，治有治的规律，乱有乱的规律，存有存的规律，亡有亡的规律。所谓天，就是规律；所谓天命，就是规律的流行。遇寒会生病，遇暑会生病，饥饿会生病，饱食也会生病；违背生命的规律，轻则得病，重则死亡。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招致、自己蒙昧，却把它看作不可知，认为没有任何因素能够导致它，于是束手等待，说这是天命。这确实就是上天所命定的。规律不可违背；这种违背与上天使人死亡相应，与上天使人生存相背，自然就不可改变了。上天又有什么主观意志呢？国家的治乱存亡，也不过如此而已。君主和宰相所掌握的权力大，所以治乱存亡的影响也大；但实际上，这同士人和百姓的穷困、通达、生死一样，其限度恰好都止于此，原本是相同的。把一切推托给上天，好像上天有所偏私，好像上天细微到要同寒蝉争夺春秋一样。唉！为什么竟这样不估量自己，却说上天对自己另有意图呢？所以，邺侯的话并不高明，并不是要同上天争权，而是知道自己渺小，实在不足以承受上天的喜怒；其实上天本来没有喜怒，只要依循事理而敬畏上天，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不过，他这话也有不妥之处：难道只有君主和宰相可以造就命运，除此之外的人就同命运毫无关系吗？修养自身来等待命运，谨慎行动来延续命运，即使是一个普通士人，也没有谁不能有所作为。祸福的大小，只是看所掌握的权力轻重罢了。三一 陆敬舆在翰林院时，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听从的；等到他被任命为宰相，意见被采纳和不被采纳各占一半，即使被采纳，他也都显出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的神色，这是为什么呢？大权，是君主谨慎授予的，是小人争夺嫉妒的，也是君子谨慎处置的。陆敬舆忠诚正直、明达通晓，确实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可是邺侯将要去世时，没有急于荐举他来接替自己，大概是邺侯知道这个位置不容易居处，既是替德宗谋划，也是替敬舆谋划，所以本来不可以仓促让敬舆做宰相。宰相的显贵，是做官者仕途的最高境界；只要资历和声望够得上，人人都垂涎而想得到它。董晋、窦参、苗晋卿之所以不敢排挤邺侯来夺取宰相之位，只是因为邺侯罢了，并不是他们能够忘情而甘居邺侯之下。邺侯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建立辅佐拥戴皇帝的功劳，却以平民身份归隐山林，屈身担任佐官，没有谋求登上宰辅之位的心，这早已使不肖者心悦诚服。肃宗想任命他为宰相，李辅国嫉妒他，他便离开；代宗想任命他为宰相，元载嫉妒他，他便离开。君主把诚意交给他，长久等待他出仕；他却自重身份而迟疑徘徊，最终在一个多疑的君主那里获得了大志得伸的机会。朝廷中充满宵小，他却低头听命，敬舆难道能同他相比吗？自从随从皇帝以来，没有一天不在君主身边，没有一件大事不参与商议；虽然还没有授予他白麻诏书，但邺侯已经去世，他必定会做宰相，这是毫无疑问的。唉！在想任命而尚未任命之际，奸人窥伺、邪人伺机，聚集万支箭来射一只鹄鸟，也真是危险啊！邺侯没有荐举敬舆来接替自己，是为了成全敬舆，也就是要把德宗的法家和拂士留到日后，而敬舆却不知道。现在替敬舆谋划，邺侯在位，国政已有托付，敬舆难道不该借口不言而离去吗？董晋、窦参接受平章政事的任命，难道不该离去吗？窦参因贪污败露，舆论声望更加归于自己，难道不该离去吗？窦参死后，窦参的党羽怀疑是敬舆进谗，难道不该离去吗？同嫉妒而浅陋的赵憬一同升迁，难道不该离去吗？如果沾沾自喜地留在朝廷，等待皇帝择相，却反而把把柄交给别人指摘，那么敬舆的危险就更加岌岌可危了。等到他已经做了宰相，裴延龄掌管度支，他苦苦进谏却不被听从；吴通玄在朝廷内外散布诽谤之书，姜公辅因泄露言语获罪被贬；贾耽、卢迈相继登上宰辅之位。到了这时再引退，已经晚了。然而他仍然徘徊不决，坐等贬斥，几乎连性命都保不住。若说是为了保全自己，这不应该；若说是为了安定国家，更加不可以。为什么呢？自己获罪，而忠直之党受到危害，邪佞之人的意图得以实现，灾祸一定会落到国家身上。宰相，是地位仅次于君主而权力重于百官的人。君子想竭尽忠诚来保卫国家，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宰相之位以后，道义才能实行呢？一旦做了宰相，恰恰使以闲散身份参与政事的道路受阻了。想做纠正过失、匡正错误的臣子，还不如凭借文翰之职侍奉君主帷幄，这样更能尽到自己的作用。邺侯知道这一点，敬舆却不知道；两位贤人的见识和器量孰优孰劣，在这里就分辨出来了。三二 贞元八年，江、淮发生水灾，米价上涨一倍，京畿的官府储粮堆积着。陆敬舆请求减少江、淮运来的米，命令京兆和边镇实行和籴，斟酌一时的缓急，权衡轻重，这确实是得当的；但还不能把它作为长久建立国家的良策。丰收和歉收，是不确定的数量；田地所产，却是有定数的收获。丰年有余、歉年不足，如果按十年的总数来计算，丰年有余而歉年仍不至于不足，那么远方租税所交的米，就可以全都减轻调运，京城和边镇的庸调，也都可以改为缴纳米粮。若不是这样，那么丰年偶然多出的粮食，就应留在民间，以等待歉年；怎么能刚刚见到丰收，就立即籴买，从而掏空百姓的储藏呢？替国家财政筹划的人，应当按耕九分、留余三分的原则，常常使粮食有所剩余，以等待歉年。若国家供给有定额，官吏俸禄和军队粮食在丰年仅仅够用、歉年就不足，又遇到京城和边地粮食有余而价格低廉，那么就应改用钱帛折给，让官吏和军队自己向百姓籴买，这还可以。为什么呢？自己籴买，粮食使用就有节制，支出也不会糜费，百姓还不至于把粮仓中的粮食全部拿空而使自己陷入匮乏。若由官府实行和籴，即使没有压价强买、损害百姓的弊端，也必然要求按额供给，以满足那些坐享粮食者的贪暴和粮食窖藏中的霉烂损耗，却不再想到这些粮食日后可能使小民屡屡断绝炊烟，想求一粒米也无从得到吗？何况建立国家有常法，常常储蓄余粮以等待水旱灾害；这样江、淮接连饥荒时，自然可以从太仓取足粮食，免除当年的漕运来救济百姓，又何必搜取百姓的积蓄而使国家根本空虚呢？敬舆所提出的办法，命令江、淮每斗米折钱八十，计算所得的余钱共有十万四千缗；一时实行，似乎是公私双方都有利，但这会使国家没有长期遵守的财政常法，使官府采取败坏商业的办法，耗空内地的积粮，夺走歉年的储备，使谋利之臣借机营私而祸害百姓，其过失就大了。简要地说，京城和边地的盈余粮食，不可以集中到上面而急于消费。这是不可改变的定论。三三

译陆敬舆请求停止关东各道防秋戍卒的制度，命令各地供给他们衣粮，招募愿意留下的戍卒以及蕃、汉子弟，广泛开设屯田，由官府收籴，使他们在所守卫的地方一面作战、一面耕种。这也是因为看清府兵轮番戍守的劳苦反而使自身削弱，不如招募士卒更有所得。评论者对于敬舆提出的办法，称赞他的主张，却惋惜德宗没有听从；但说到府兵，又称赞它取得了三代的良法，认为不可改变。这些人贪图发表议论，不审察事理，彼此自相矛盾，欺骗天下后世来伸张自己毫无根据的言论，像这样的人，又何必替他们另作辩解呢？只要依据他们的说法加以驳破就够了。那种折中而极为恰当的道理，是保留双方各自正确之处，然后才能确定其中哪一方更为正确；守住其中一方的正确之处，然后才不会被双方的说法迷惑。这确实不容易。假如面对今天的事情却一定要效法尧、舜，即使有人絮絮长谈，提出曲折迁就时势的说法，也不能听取。确实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那么三代所实行的仁政，在今天可能成为暴政；三代所认为有利的，在今天可能成为祸害，就一定要因时制宜，选择适合国家和百姓的办法；即使有人以违背古道来责难，也不值得听。谈到府兵，就说府兵好；谈到折给衣粮来招募，就说招募好；心中没有衡量标准，随耳朵听罢了；耳中没有准则，只听纸上的文字和嘴边的辩说，被强硬的言辞所左右，却傲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因那番话便自以为完全适合天下。唉！琐碎的言论破坏大道，曲折的说法损伤事理；众人在朝廷争辩，文章流传后世，一个人的笔和舌，早晨这样说，晚上又那样说，难道是在拿万世的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开玩笑吗？若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呢？把他们前后、彼此的言论相互参照，就会发现他们没有眼光、没有主见，像篱笆竹子被风吹动时发出的声音一样，自己的技穷自然显露出来了。三四 除了米粮之外，百姓所缴纳的物品，缴纳实物还是折合钱帛，哪一种方便？国家的利益不应当单独计算，而一定要计算对百姓是否有利。对百姓有利的办法，并不是任何一成不变的制度都可以据此作为典范，关键只在于适合当时的情况。唐朝初年的制度是：租缴纳谷物，庸缴纳绢，调缴纳缯、纩、布；后来两税法实行，缯、纩、布改为缴纳钱。陆敬舆上奏说：‘征收的不是百姓所生产的，百姓生产的又不是征收的，请求仍然缴纳实物。’若执守通常的道理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若揣度实际事理来说，却有尚未妥当之处。绢、缯、纩、布的精粗差别极大。如果不要求精细，就会助长民间偷工减料的风气，而且把粗劣的物品缴给官府，官吏又会以包容为名接受贿赂，既损害国家的财政，又诱导百姓作奸；但如果取用有用的丝麻来换取容易损坏的绢布，糟蹋物产，对百姓也有害。如果一定要要求精细优良呢？精粗本来没有确定的标准，贪官和奸猾的吏员便会掌握权力，以苛刻责难为索取贿赂的手段，百姓的困苦就不可言说了。钱则以缗为足数，没有可以借题发挥的说辞。百姓用绢、布、绵、缕换钱，愚民虽然会受奸商欺骗，但没有官吏恐吓强迫的威势，因此所受压抑很少；虽有劳作，却没有大的损失，这就是折钱的一项便利。种桑树是先王的政令，后世又增加了麻、枲、吉贝，如今还有棉花。但这些作物不可能到处都种植。适宜种桑、种麻的土地，取得供应比较容易；不出产这些物品的地方，就要转运购买来满足缴纳，既要把本地出产的东西换成钱，又要再用钱换取绢、绘、纩、布，经过三次转手才得到，还一定要要求符合标准的，于是受到奸商抬价和百姓困苦的影响，花费十成也未必能得到五成。钱却能在四海流通，没有地方不能取得，这又是一项好处。丁和田地虽然有定额，但分户析产之后，零碎的数量不能整齐划一，这是形势必然如此。绢、绘、纩、布必须符合标准才能供使用；单丁、少产之家所出的尺寸、铢两的零数，不能登记入官府仓库，必然要计算价值，设法依附豪强。乡里不仁厚，家族不和睦，便会挟制欺凌孤苦贫寒之人，使他们无处申诉。钱则从一钱以上，都可以自行缴纳给官府，这又是一项好处。丝麻都要使用新的，百姓储存积聚它们，是为了等待临时的需要；但江南水乡多雨潮湿，山谷烟气蒸腾，物品颜色暗黯而不鲜明，官吏就不肯收取，百姓便苦于重新置办。即使官吏收下了，负责转运的仍是百姓；舟车在路上，受到雾雨沾濡，稍不谨慎而变黑败坏，上级就会重重责罚，百姓又苦于追偿。官府发放这些物品时，也不可能刚收上来就立即散发，有的积存数十年而腐朽在仓库里；拿来供给官吏士卒，不能承受穿着使用，下面就会产生怨恨。这等于耗尽小民织机纺织的劳力，把它丢弃在粪土中。钱在民间和官府都能流通，可以收取，也可以发放，即使经过百年也不改变其通常作用，这又是一项好处。把这些好处合计起来，百姓虽然只劳累一次，却能永久安逸；上面有物资可以支用，下面也得到实际利益。在金钱流通的时代，不能全部改为折钱缴纳的，只有米粮而已，然而百姓尚且会因此困苦。何况还想让他们缴纳符合标准的丝麻，承受层层转运的劳苦，只是为了供给腐朽损坏之物吗？唐朝初年离古代还不远，银还没有用于流通，铸钱也少，所以全部征收实物还可以。敬舆的话，是可惜旧制度被湮没，顺从愚民不愿考虑开端和变化的心理罢了。如今金钱在上下之间广泛流通，当然没有比折色更有利于百姓而又不损害国家的办法了。所以讨论治理的人，贵在懂得通变。三五 陆敬舆论述税收期限过于急迫时说：‘养蚕的事务刚刚开始，已经缴纳缣税；农事还没有完成，就突然征收谷租。上面的催责既严厉，官吏的威势更加逼迫。急忙卖掉物品，损失了一半的价值；求借钱粮，又要付出双倍的偿还。’可悲啊，乱世的百姓；愚蠢啊，乱世的君主！百姓的可悲，聂夷中的诗已经说尽了。更严重的情况是，不到二月便开始卖新丝，不到五月便开始出售新谷。君主的愚蠢在于，催逼得越厉害，百姓就越贫困；百姓越贫困，税款就越拖欠。耕种和养蚕的收获，只有这么多；催逼得太快，使它们很快耗尽，后来即使死在刑具之下，也一定没有办法继续缴纳。百姓日益流亡困苦，起而成为盗贼，到了这时才发布免除拖欠的命令，计算所得到的收入，比缓征少了十分之三四。多么愚蠢啊！急迫催征的命令，君主昏昧而不知道计算利害，百姓恐惧而不敢违抗。贪官借此张扬威势，奸猾的吏员借此施行报复和毒害，积金囤粮的豪强借此掌握贫民的生死，夺取他们的田地、房屋和子女。乱世的上下都把急迫催征看作便利，而国家日益受蛀蚀、百姓日益死亡，又有谁顾念他们呢？

译孟子说：‘采用其中一种办法，就把另外两种放缓。’放缓所带来的好处多么广大啊！所谓放缓，并不是竞相置办、拖延不办，而是通算几十、上百年的情况来筹划，所谓放缓也不过是几个月罢了。压制邪臣急于求功的谋划，斥退掌管府库、吝惜发放财物的说法，看清计臣推卸责任的私心，暂且忍耐，稍微等待，留出一个春夏，等到秋冬，那么第二年的春夏就宽裕了；这样源源不断地相继供给，实际上也未曾真正拖延。把它放在多年积余中统筹计算，起初哪里有迟缓的忧虑呢？国家处在紧急的时候，自有一些不急需的费用；取用这些费用而暂且忍耐、稍微等待，可以节省下来应付紧急需要，不必担心缺乏，又为什么要急着责令远在千里之外、转运来不及办成事情的地方呢？放缓，是骄横将帅、奸臣、贪官、奸吏、豪民最感到不便的，却是君主深谋远虑所得的好处；愚蠢的人自然不知道这一点。君主愚蠢，百姓的可悲便无处申诉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三六 德宗起初召用叛臣，造成祸乱；中间屈从藩镇的恶行；最后把权力交给宦官，树立小人的党羽。他这样不像君主，足以导致灭亡，却没有灭亡，只是侥幸罢了。进一步考察他的行为，他并没有追逐声色、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的过失，也没有滥用刑罚、任意杀人、暴怒而不能收敛的罪恶，也没有听到善言却不知晓、遇到事情却不能明察的昏暗；似乎可以把他列为中等君主之上，凭守成来保全福禄寿命。然而他最终成为后世危亡的鉴戒，评论者认为这是好猜疑的过错，这个说法是对的。不过，好猜疑是过错流出的末端，并不是根源；追究根本、探寻源头，其实只是喜欢听谀言罢了。所以陆敬舆想消除他的疑心，却不足以夺去他的成见，使他悔改；大概是因为他之所以有深重的疑心，正是因为他有深厚的信任，并不是没有信任而只是一味猜疑。他信任卢杞，信任裴延龄，信任宝文场、霍仙鸣，信任韦渠牟；这些人失败了，他不发怒；被贬了，他也不释怀；死了，仍然追忆他们，推心置腹。众人的言论交相攻击他们，他反而更加坚定地宠爱他们。而且不只是这些人，陆贽在德宗初期、李泌在德宗后期，也未尝不是德宗只听他们的话，毫无二心。那么，难道喜欢猜疑是他无法解释的疑惑吗？敬舆在奉天时，有排除危难的显著功劳，所说的话没有不中肯的；所以即使秉持义理而正直，处在时局危险之中，志向得以实现、精神愉悦，也会表现在言辞、声气和脸色上，必然温和而融洽。因此，罪己诏虽然公开说明他的过错，他也不认为这是侮辱。至于长源，他委婉曲折、从容不迫的气度，足以陶冶和消解德宗的骄气，使他的心意也平静下来。卢杞等奸人，难道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得到德宗的信任吗？他们没有宫中内廷的援助，也没有宦官的帮助，只是面色柔顺、言语润泽，揣摩皇帝的意旨而不加违逆罢了。因此，德宗的得失，总是随着他所信任的人而有所不同；专门信任某些人，就会极度怀疑另一些人。唉！千百年来庸人病入膏肓、无可救治的毛病，难道不是由于失去正确的信任而造成的吗？有深厚的信任，就必然有深重的疑心；有深重的疑心，就必然有偏私的信任。这样一会儿相信、一会儿怀疑，贤人和奸人都不能依靠，只有善于谄媚的人能够取得他的深信，于是天下人全都受到怀疑。一个人之所以有许多疑心，都是由于自身有所不足。智慧不足，就怀疑别人欺骗自己；力量不足，就怀疑别人凌辱自己。先是自己疑惑，徘徊不定而没有依据，环顾四周却不知道谁值得信任；于是谄媚者便起来乘机迎合，摸准他容易做的事，探测他容易了解的事情，用浅薄的尝试来试探，用轻率的说辞来分辨；这样一来，有所不足的人也能轻易做到，并且掩盖自己的短处。他本来就会说：‘凡是不与我相合的人，说的是我不知道、不能做到的事情，是在欺骗我；他们那一套固然是一条道路，却本来不是我所实行的。况且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故意造假诬陷，想在我做不到的地方胜过我，并且报复他们与我不同的志向呢？’正直之人的疑心越重，谄媚者所得到的信任就越坚定，于是偏信一方而无处不疑，终于因多疑招致天下人的离叛。所以说，疑心是弊病流出的末端，信任才是过失的根源。道理处在极其充足的境界，就会知道顺从自己的人未必真诚，而违背自己的人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尧对于群臣推荐鲧并不疑虑，而鲧也不足以使尧受到损害。低于这个境界的人，都有所不足。知道自己不足，却不想掩盖，那么谄媚我的人的真实情况就会穷尽，流俗的言论、苟且的计策哪里足以进到面前呢？这是中等才智的人挽救过失的好办法。能够懂得这一点，那么天下都是赞同善道的人，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天下都是赞同善道的人，又还有什么需要偏信的呢？所以德宗的过失，在于信任失当。喜欢谄媚并相信谄媚者，即使圣哲痛哭，也救不了他的败亡。纣王的罪恶没有别的根源，只是他深深喜欢听谀言并信任飞廉、恶来。

译卷二十五 顺宗 王伾、王叔文因为邪恶的名声而被古今所共知；韩愈、韩泰、刘禹锡、柳宗元都是一时的人才，韦执谊也一向享有清正的声望。他们一旦被王伾、王叔文引荐，便再也不能列入士人之流；恶名一经传播，史官就极力贬斥他们，仿佛要把他们同赵高、宇文化及视为同样凶恶叛逆的人。平心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哪里至于这样呢！自从他们执掌政权以后，便停止进奉，废除宫市和五坊小儿，贬黜李实，召回陆贽、阳城，又以范希朝、韩泰夺取宦官的兵权，革除德宗末年的混乱政治，使人心快意、国纪清明，也可以说做得很好了。顺宗身患重病，在国储未定的情况下即位，诸人出于自己的考虑加以扶持，希望求得安定，这也是人臣所能做的事情。所不能考察清楚的，只是他们没有自量自己并非能够担当社稷大事的人，而仕宦之情已经困窘罢了；起初并没有改变皇位、图谋奸逆的意图。此时宦官趁德宗病危，正商议更换太子以危害社稷；顺宗又哑不能处理政事，如果没有人从旁辅佐，顺宗就会危险，宪宗也未必能够幸免。诸人代替皇帝发言，颁行重大政令，以制止一时的邪谋，这是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宪宗太子之位的确定，虽然出自郑絪，但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宦官也正好借此发泄范希朝、韩泰夺取兵权的怨恨，以此作为诛杀、驱逐诸人的理由。因此，韦执谊的惊惧、王叔文的忧色，虽有为自己打算的情感，却未曾另有推戴他人、图谋动摇国本的行为，不能同谢晦、傅亮那样相比。可是史官指斥他们的罪恶，说来说去，实际核查其言辞，也不过是说：‘搜集、探听谋议，急切得像发狂一样；彼此互相推奖，自以为得意；屏退他人私下交谈，没人能猜测他们要做什么。’ 考察他们事情的始末，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所可憎恨的，只是器量狭小而容易自满，意气浮躁而不能自守；事情本来可以共同谋划，却故意把它弄得秘密；谋划本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却故意把它置于险境；用胶和漆般的关系来巩固同党，以高傲的态度对待异己；得志时自我夸耀，身处危境仍不醒悟。概括说来，不过是不能担当大事罢了。由于这些行为激起满朝的怨恨，少数敌不过多数，诽谤毁谤之声传遍天下，于是仿佛他们包藏祸心、为神人所共同憎怒似的，究竟哪里至于这样呢！王伾、王叔文确实是小人，但韦执谊等人如果没有这两人，也不足以自我联结于皇帝；王伾、王叔文如果得不到牛昭容、李忠言的帮助，也不足以接近患重病的顺宗。唉！汉、唐以后，能够没有宫廷内部援助而取得君主信任、使君主听从的人，实在很少。司马温公为人正直，但他赖以实行志向的是太后；杨大洪刚强，但他用来保护君主的是王安。这大概是因为身处积乱的朝廷，想有所作为却不得已，只好找那些可以交谈的人，作为接受建议的窗口。王叔文、王伾被诛杀，八司马被远远贬谪，事情的起因，也是宦官俱文珍等人怨恨范希朝、韩泰夺取他们的兵权，愤怒急于发泄，于是大案迅速兴起。诸人既然已经蒙受不可赦免的罪名，神策军的监军又重新归于宦官掌握，唐朝哪里还能有斥退奸邪、远避佞人的法度呢？不过是宦官争夺权力，彼此轮流取胜或失败罢了。杜黄裳、袁滋并不适合担当主谋。因此，韦执谊等人确实有应当贬黜的罪过，但骤然说他们是千古以来的败类，也就是诬蔑了。由此看来，士人想要在当世有所作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天下的事情，如果是明明白白、像揭示日月一样进行的，就应当同天下人共同承担。如果事情稍有疑难危险，必须秘密决断，就应把它藏在心中，独自加以裁制。若突然得到可以作为的机会，便声势震动、彼此炫耀，把光大事业的举动弄成诡秘的声色，附耳低语、蹑足而行，昼夜召集，排斥众人的意见，收拢众人的怨恨，还自夸忧国如家，却不知道旁观者侧目而视，反而会把这看作不可容忍的大罪。事情既然秘密，言语就不能详细说明；想要辩解又无从辩解，自己承受天下人的恶名，只是自我伤害罢了。《易经》说：‘不出户庭，无咎。’这是说在心中谨慎。若连门庭也不出，就会凶险。门以内的秘密谋划，正是门外的人所怀疑、认为不可测度的事情。世俗所说的深沉之人，正是君子所说的浅薄之人。读柳宗元被贬以后所写的文章，说他‘不把言语说出来’，他的愚昧也实在可悲了！

译◎宪宗 礼为什么要制定呢？是为了充分体现人的感情，并把它曲折周详地表达出来。古代礼制中已经散佚、没有流传下来的很多；在《三礼》中可以见到的，只有丧礼还算大体完备，贯通古今，没有什么不可遵行的。然而其中仍有缺漏：时代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现实中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人的感情没有产生过的情形，礼制也就没有涉及。于是后来的儒者用斟酌折中的方法加以论定，若有可以参考斟酌、充分合乎中道的办法，那么遭逢战乱失去父母，寻找而不得，生死都无法知道，却为他们追服丧服，就是这种情况。礼文没有涉及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古代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彼此喜欢询问情况而不间断；即使偶然成为仇敌，礼仪上的往来也不废止，声息消息彼此相通，没有阻隔。所以诸侯失国而成为寓公，大夫离开封国而得到羁旅之禄，即使作为使者被拘捕，临近战争而被俘虏，也一定能知道其生死。那么活着时可以远远传告吉凶，死后也能赶去奔丧、运回安葬，哪里会有寻找不到而只能追服丧服的情况呢？王莽时期盗贼纷纷兴起，永嘉以后，胡人与汉人分割对立，于是贵贱都同样沦为俘囚，老弱随着迁徙，千里之内无人，音信已经断绝，辗转劫掠而没有定处，踪迹无法查考，于是出现了父子各在一方、终身相互隔绝，母亲和妻子漂泊离散、不知道是生是死的情况。唉！活着不能团聚，死后又不能知道；只穿疏衰丧服，本来不是人子用来报答父母的充分礼数，却又不能尽满三年的哀痛思慕，也太悲惨了！晋代庚蔚等人开始建议，寻找三年以后仍不得其人，等到中寿八十岁时再为其服丧；这也是用礼制确定情感的极致做法，即使周公再生，也不能改变它。德宗的母亲沈太后因战乱陷入贼中，不知道身在何处。德宗即位后，寻找了几十年仍没有找到。到德宗下葬时，礼官才重新提出庚蔚的建议：在德宗启殡的日子，举行沈太后的丧礼，因此实行祔庙的礼仪。庚蔚把寻找的期限限定为三年，等到中寿时才发丧服；而德宗终身不停地寻找，是因为德宗已经正位临民，成为宗庙社稷之主，不能因为母亲而废弃国家大政。即位后继续寻找，二者并不冲突。士大夫既然怀有深重的哀痛，就必然停止婚姻和仕宦，尽心尽力为寻找父母创造条件，期限定为三年；这样既能伸展人子的志愿，活人的正常生活也不至于崩坏。晋、宋以来，有人因此终身断绝婚姻和仕宦，他们的志向值得尊重，但这种做法不能成为常法，大概也是贤者做得过分了。庚蔚把它裁定得合乎中道，不也很好吗！不做官，祭祀就无法修治；不结婚，后嗣就不能建立，这也不是扩大孝道的办法。况且寻找而不得，生死本来就没有依据，却始终怀着忧伤，只按丧礼对待；万一亲人还活着，岂不是把活人当作死者来对待了吗？即位后继续寻找、临朝而不废止寻找的典礼，适合天子；把寻找期限限定为三年、权且停止婚姻和仕宦，适合士大夫。斟酌中寿的年限来服丧，可以断绝亲人仍然生存的希望；以启殡之日作为忌日，可以使人子的义务贯彻到底。这样有所变通而不失常道，补足古代礼制没有规定的地方，合乎先圣的大原则，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了。〖二〗 杜黄裳请求讨伐刘辟，武元衡请求征讨李锜，李绛谋划对付王承宗、田兴，使他们不等朝廷用兵便自行归服，这些都因为时势适宜。懂得时势的人，才可以同他谋划国家大事。自从仆固怀恩把河北交给降贼，使僭越叛乱再也不能恢复旧状以来，安禄山、史思明被诛杀，并不是唐军武臣凭力量控制住他们的生死而将其杀死，而是叛贼自行败亡，唐朝只是坐收其成。幽州、燕州、黄河、济水一带，叛贼所纠合的蕃兵、突骑都还活着，枭雄的野心也没有消退；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怀有狼子野心，习惯战斗，习惯反复无常。在这种时候，即使李光弼、郭子仪也实在没有办法，何况比他们才能更低的人更不是其敌手。代宗轻视他们，德宗挑衅他们，都取得了失败和耻辱。即使有杜黄裳、武元衡那样能够果断决策的人，有李绛那样善于谋划的人，我也知道这事并不容易筹划。到了元和年间，天下的形势变了。先前那些同安禄山、史思明一起作乱、逞强自雄的人，全都死了；继承他们僭越叛逆事业的，都是穿着锦绣、骄横愚昧、沉溺女色和酒的纨袴子弟。他们的偏将副将，都是习惯于结党叛乱、内心离散、意志懈怠、各自图求富贵的庸人；他们的士卒，则是坐享粮帛、饮酒赌博、游荡放纵的疲弱百姓。他们习惯了两代以来的纵容放任，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轻易就口称叛乱；甚至刘辟只是白面书生，李锜只是富贵游乐的公子，只要得到一点土地，就妄自挑起战争。这样的人只要听到风声便倒下，稍一出手便溃败，是可以坐在那里筹划而必定成功的。韦丹、李吉甫尚且知道西川必定可以攻下，以此劝说兴兵，何况杜黄裳、武元衡一心为了社稷而且已有成熟谋略的人呢？所以德宗奋然行动却开启祸乱，宪宗果断行动而建立功业，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既然知道可以讨伐，也就知道可以不经过交战而使其屈服。先在西川试验威势，西川便平定；再在镇海试验威势，镇海便平定。河北那些被豢养的子弟，本来不能估量朝廷力量的轻重，只求苟且安定以自保；众人的心志都松弛了，群体的力量不能发挥。在这个时候，唐朝即使自己还不能确信必有取胜的能力，但魏博、成德已经不是王武俊、田悦时代的样子，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众人也可以共同估量出来。李吉甫亲眼看到杜黄裳、武元衡的成果，想仿效他们以求在河北建立功劳，这又走上了德宗失败的老路。李绛看事情洞若观火，难道真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智谋吗？所以代宗松弛而失去控制，宪宗宽缓却能够安定局势，也是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之所以不同，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时势不同。所谓时势，就是形势正弱时可以使它变强，形势正强时也必然潜伏着衰弱。看见对方强盛已经到了极点，便先自行震惊，于是畏缩不前，断绝进取的希望；看见对方势力正弱，便突然自行跳跃冒进，于是发动不能胜任的军队。这就是庸人屡次趋进而屡次失败的原因。焚烧树林的大火，烧到山顶就将要熄灭；在它容易扑灭时却不敢扑，在它等待就能熄灭时又不能等待，哪里懂得盈虚消长的规律来应付时势的变化呢？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他们所遭遇的天亡已经近在眉睫；不懂得乘时而动的人，仍以为没有办法对付，反而把前一天的失败当作警戒。可悲啊！〖三〗

译唐朝通过制科选取士人，得到元稹、白居易；宋朝通过制科得到苏轼、苏辙，都可以说是盛大地得到人才了。元稹、白居易受到裴中立的知遇，苏轼、苏辙受到司马君实的重视，都是正人君子所赞许的。看他们应制所作的策论，以及登科以后慷慨陈述的言论，主持国家的是非标准，规劝君主的过失，陈述百姓的情况，说明时势的变化，洋洋洒洒，都是昌明正大的言论。他们又引述古代、称说先王，并不违背前代圣贤的旨意，因此受到有道之士的推重而为世人所尊尚，也是应该的。推究他们这样的志向，即使登上三公之位，担任机密要职，用来匡正君主、庇护百姓，也是绰绰有余的。可是这几个人既然获得重用，却急躁浮夸、虚张声势，聚集引进不正派的人，同君子相抗争而危害国家；即使裴度、马燧执掌权柄治理他们，也不能使他们受到惩戒而悔改。那么，制科用来求取士人，难道因为他们的言论后来不足以采用，就可以斥责他们是凭巧辩扰乱政事吗？这几个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言论本身有过错。善于观察人的人，不必等到他们败坏德行已经显露，就早已相信他们会如此了。凭什么可以看出这一点呢？这几个人大都用酒肉沉溺自己的志向，用嬉游放荡自己的性情，用服饰、玩好、书画丧失自己的操守。凡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美好的官职和丰厚的利益，就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精神已经动摇，廉耻于是泯灭，他们还向人高声宣称自己是清流的津梁和路径，使轻薄放荡的人乐于依附，把互相标榜当作成为名士的途径。这样的人，却想要自我树立，成为君主的心腹、国家的栋梁、百姓的荫庇，万个人中也难有一个。文章的作用，是彰显道义的不同路径，宣示活人的情理；写得简略就难以使人明白，写得繁重又会增加疑惑。因此，善于写文章的人，必定致力于推演曲折、畅快宣达，然后才能上动君主的听闻，下使百姓受到感动。于是放纵自己的心思游历于天地四方、古今大小之事，随有所触动便引申发挥，就像胸中所藏的内容不吐不快，这才成为当世不能舍弃的人。苏轼所说的‘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就是这种情况。起初是深入思考来表达自己的言论，后来又凭借自己的言论激发思考；但放纵浮华、轻佻夸饰、傲慢乖僻的气息，日积月累，逐渐进入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并且一定要争名逐利，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几个人都把这些当作崇尚的事情。然而他们又广泛阅读六经，曲意迎合先圣遗留下来的说法来帮助自己的辩说，于是规劝君主过失、陈述百姓情况、谋划国家事务，都能沉浸其中而进入，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他们的言论堂堂正正，仿佛可以同《伊训》《说命》《七月》《东山》相抗衡。这样一来，正人君子怎么能不整肃衣冠，提携他们为同心之人；流传到书册以后，浅学之士又怎能不把他们奉为师表呢？可是有道之士深入推究、阐发其中隐微之处，就能从他们叙述古代、称说先王的言辞中察见其偏邪淫荡的本质；何况他们沉溺佛教、放纵游冶，更不必等到读完全文，就知道他们是像羊逐膻、蚁逐智一样的妄人了！如果他们文章写得淋漓尽致，倾吐无遗，回答临轩策问，陈述论劾的奏章，仿佛忘记羞辱和死亡，触犯禁忌，冒犯众人怨恨，都是为了宗庙社稷和百姓谋划，那么本来可以取来作为君主的借鉴，不能斥责为错误。至于君主用什么方式求取这样的言论，如果设立直言敢谏的科目，那么应答知遇、取得名位的人就在其中；他们的智慧足以达到，胆量足以胜任，本来没有什么难处，可以扬眉开口，毫无惭怍地说出来，而值得采用的人并不少。因此，明君求取言论，大臣广泛听取益言，对人不应有所选择；凡是可以听取的言论，就乐于采用，以消除自己的偏见并增加自己的美德。至于任用人，就不能只根据言论；言论虽然可听，还必须考察他的用心是正直还是淫邪，亲身行为是节俭还是奢侈，然后才把重大职务交给他。《尚书》说：‘敷奏以言’，就是说言论要毫无保留地陈述。至于升降官员，则一定要‘明试以功’，考核其功绩以后再决定。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这确实是千古以来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么，通过策问贤良来询问政事，是明王广泛听取意见、取得大智慧的方法；设立制科来选取士人，却只凭他们的言论便提拔任用，就是使国是混乱、佞人进用的治道大蠹。制科如果只能得到元稹、白居易、苏轼、苏辙这样的才士，也就到此为止；元稹、白居易、苏轼、苏辙如果只擅长策问和奏疏，不放纵他们的辩才，最终成为君子的伤害，那么调节、宣泄的权力，就应由君主和大臣掌握，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四〗 朝廷的谋划已经审定，采纳诤臣的辅弼匡正来决定实行还是停止，那么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还会有过失的，很少。朝廷的谋划没有依据，却倚靠群臣各自的谋略相互争辩，那么对于导致混乱来说还能幸免的，也很少。为什么呢？在得失利害的纷繁领域中茫然前行，一旦事情发生便无法自行作主；天子虽然有耳朵却没有主见，大臣为了逃避诽谤和罪责而推辞，新进士人的意气浮躁、思虑短浅，认为‘他也有一种是非，我也有一种是非’；只要能说的便说，不能说的也学着说，不必说他们是否夹带私心，即使没有私心，只要读过古人几篇谋略的书，便总想引用其中的话作为根据，把睡梦中偶然产生的聪明看成事实，听到曲士和末俗之人的言论便妄自受到鼓动，想到自己一生所受的牵累，便推论为利害关系，琅琅然把这些拿来作为口实；道理似乎接近，情势似乎也接近，于是拿这些同深谋熟…… 就宪宗时期的事情来说，一个藩镇叛乱，主张讨伐的人还想对归顺的魏博加兵；主张安抚的人，却想对凶恶已极的淮、蔡委曲求全。前者认为这是整饬法度的王道章典，后者认为这是怀柔的文德；前者因此认为后者是在养寇失权，后者则认为前者是在生事酿祸。双方各执一端，口若悬河，终年争论不定，究竟应当听从谁呢？谋议已经烦琐，传播也将遍及各处，一种意见还没有确立，四海已经喧腾；幕僚和游士揣测众议的归向，以便投机附会；奸猾的胥吏探听朝廷中的动向，预先准备趋利避害。这样左牵右制，百事都不能成功；等到议论终于确定，弊端已经丛生。何况在多事之秋，夷狄、盗贼、间谍潜伏在京城附近，机密消息一早就传播出去，把倒持权柄的关键交给他们，危亡就必定到来了。唐代的制度是：诰令已经下达后，如果有不便实行的地方，谏官就上密封奏章加以驳正，要求改行。事后驳正，是为了兼听各方意见而取得适当的处理；事前不加议论，是为了避免喧嚣纷乱。这样，道理就确定了。元稹刚接受拾遗的任命，便想让谏官各自献策，又恢复宰前奏事以及各部门轮流入朝奏对，只是想夺取宰相的权力，树立自己的威势和赏罚之权罢了。谏官的职责，是劝谏君主的过失；议论尚未确定时，天子和大臣还没有过失，有什么可劝谏的呢？论议治国之道，是三公的职责；向天子报告政事，是卿士的职司；纠正错误，是谏官的责任。各自遵循职分，上下的意志就能相通，国家的大政方针也能确实确定。元稹这个小人，哪里足以懂得这些呢？〖五〗

译“枢密”这一名称，自宪宗任用宦官刘光琦时开始出现。推究它的名称，思考它的意义，再按照它的职务要求和功效来任用，它关系到军队的生死、国家的安危，极其细微的差错也会造成巨大后果，九地九天的谋略全都系于此。三代以后，天子要同夷狄、盗贼争夺生死存亡，已不是古代大司马掌管九伐之法，鸣钟击鼓、先发文告，再整顿军队亲临指挥，就能平定天下乱局的时代了。因此，设立这一职务，既然已经创设，就不能废除。所应当极其谨慎、防止权力旁落的，只在于选得合适的人。像宪宗把它交给宦官，导致吐突承璀、王守澄凭此擅自操纵废立，宫禁之中血流成河，于是便说这是分割宰相的权力、夺取兵部的职权而应当废除，难道不是因为噎住便连饭也废弃，却不担心挨饿吗？五代时把中书、枢密分为二府，虽然是由于习惯战争而过分看重军务，但参照汉代大将军与丞相分掌职务的做法，本来就是三代以后保卫国家的良好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祭祀既然已经由宗伯掌管，那么礼部之外还必须设置太常，大概是因为礼部统领国家礼仪，职务已经繁多，把心力分出来侍奉神灵，就难以做到恭敬专一；专门责成太常办理，郊庙之事才会虔诚。按照这个道理推及军事，难道可以让宰相正在总管百官事务时又兼任军务吗？又难道可以让兵部既统管考核官员、叙定功罪，审核门荫，又制定士卒轮番服役，疏通四海的驿传，核查屯田收入，督促兵器制造，百般事务交集，早晚都不得空闲，却还要把三军生死的命运交给它，让它抽暇谋划吗？这样做不是把国家交给敌寇了吗，难道不是很难吗？兵部掌管的是军籍等日常事务；枢密掌管的是战争和防守中的变化。军队的进退、奇正，阴阳之术的相互运用，关系存亡的大事，往往决定于顷刻之间；周密的谋划，要从头到尾审慎筹划，文字无法完整传达，语言也不能泄露。它上承天子帷幄中的谋略，遥领主帅的生死命令，责任重大啊！专门掌管这项事务尚且担心不能胜任，难道还要把它交给那些只守成规、总理各种杂务的人吗？枢密这一官职，必须设立而不能废除，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有时天下正安宁，战争没有发生，就可以暂时撤去这一职务，让宰相兼任。但官属必须配备，人才必须预先储备；一旦有边疆战事，就根据可以任用的人，授予他原已保留的职位，同天子在朝廷宴饮之间共同谋划。至于谋划的得失，前面有宰相参与斟酌，后面有谏官坚持议论，也不必担心他擅自掌握国柄而误害边疆。汉代把朝政全部交给大将军，丞相只能听命；五代又让枢密监察宰相，确实造成权力偏重而招致权奸祸患。唐、宋的失误，在于任用了刘光琦、童贯，大概是用人不当，而不是设置这一官职的过错。假如按照《周官》，由大司马总管军政、兼掌祭祀事务并负责征伐，那么只有在封建制的天下、没有防备夷狄盗贼的情况下才可以；后世本来就不能照搬。〖六〗 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都因直言极谏而身居显要。当他们极力陈述时政得失、毫无避忌时，触怒了李吉甫，使杨于陵、韦贯之也受到牵连而获罪被贬，而这三人却没有升迁。难道世人不会把他们比作屈原、贾谊，为他们代为悲愤，希望重用他们来挽救时局艰难吗？可是后来结果究竟怎样呢！所以，以“直言极谏”的名义设置科目来选拔士人，并不能取得忠直的效果，反而使浮薄之人得到进用，激成朋党，扰乱国政，这些事情都由此而兴起。汉、唐末年，蔡邕被剃发、施以钳刑，刘蕡被排斥黜落，议论者深感愤懑惋惜；但蔡邕后来因党附贼人而丧身，刘蕡也没有可见的品行节义，那么即使把这两人提拔到公卿辅弼的位置上，本来既不能挽救汉朝的灭亡，也不能振兴唐朝的衰败，这一点也大致可以看出来了。君主依靠谏言来端正自己，就像人依靠食物来生存一样。断绝食物就会死亡，拒绝谏言就会灭亡，这是本来就如此的道理。然而人对于食物，早晨吃饭，晚上进餐，食物源源不断地接续，渐渐忘了它是食物，而安于这种本来状态；如果让一个衰弱瘦削的人，突然寻求谷物和肉食来吃，实际上是他所不能承受的，就会堵塞在体内，反而加重他的病。所以，明君寻求谏言，从师保、宰辅、百官、众卿一直到工匠、乐师和普通百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见闻和心得，借着具体事情进言规诲。以道理进谏的，不必逐件罗列事务；以具体事务进谏的，不要过度牵连到其他方面。循序渐进，从容不迫，聚集众人的片言，逐渐织成完整的意见，像接受细雨润泽一样受到滋养。没有突然在一天之内要求人把一切全倒出来，把天下的事情纤细详尽地说完，把朝廷所有的人都普遍刺责一遍，奔走延伸，铺陈辞藻，以取悦天下，同时同大臣争夺任用和罢黜的权力的做法。若不是浮薄之士，谁会任由这种尖刻的巧言去做呢？如果只求言论，不加选择，只奖励争相进言，又把取舍权交给考官，那么奸邪巧辩之人就会揣摩主考官的好恶，任意攻击，好像忘掉祸福来抒发忠心，实际上却是迎合希求，把它当作登科的捷径，正直之士本来就以此为耻。僧孺等人确实是奸邪之徒，这一点不等到车翻毂断、灾祸显现，有见识的人早就相信了。李吉甫之所以成为邪佞之人，杨于陵、韦贯之身为大臣，却不能以自己的去留来争取他的进退；既然同朝并肩侍奉君主，却借举人的手来诋毁排斥他，那么他们心怀欺诈、想要两面取利，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杨于陵、韦贯之把举人作为摇撼排挤李吉甫的媒介，牛僧孺、李宗闵又把考官作为暗中援助自己的托庇，那么让人攻击罢黜李吉甫，而杨于陵、韦贯之也就成了另一个李吉甫，这一点可以知道了。假如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不能成为李吉甫那样的人，那么从他们日后的表现来验证，也已经明明白白了。为什么呢？君主求取谏言如果不遵循正确的方式，下面的人回应他时，言语虽然直率，内心却本来是曲邪的。没有谁不可以进谏，又何必等待特意选拔的人呢？没有哪种谏言不可采纳，又何必一定要询问考官的选取呢？以道理匡正君主的人，并不以猛烈攻击为快；以理义纠正事务的人，也不会泛泛指斥、毫无选择。早晨逐渐切磋，晚上不断涵养，哪里还担心忠言不能天天传入耳中？却偏要买来“纳谏”的名声，招来巧舌如簧的嘴，来夸耀士人众多的美名吗？三代兴盛时没有这种做法，汉、唐兴盛时也没有这种做法。这一科目一设立，争相辩论便兴起，时而褒扬、时而贬抑，交替运用来激成朋党；到了最后，以卖弄直言的人反而成了枉曲之徒的首领，只凭气势、声焰和锋芒鼓动天下，形成不可扑灭的势力。牛僧孺等人被任用，唐朝于是大乱，直到灭亡。有见识的人在他们开始进用时就已经断定了结局。〖七〗

译年成丰收、谷物成熟时却降低粮价，买粮的人就会聚集，粮食天天流向外面，到了荒年便没有粮食可供储备；年成不好、谷物短缺时却降低粮价，贩粮的人就会停止行动，粮食天天在内部耗尽，不能救济百姓的死亡。降低粮价，是小民乐于听到的消息，也是官吏可以借此求取百姓赞誉的事情，所以庸俗的官吏乐意这样做。可是也应想一想，听说降价便欢呼的是什么人呢？必定是追逐末业、游荡求食、不致力于耕作、也不知道储蓄积聚的人。这种人，古代称为“罢民”，是要罚他们交出夫布、把他们置于圜土的。男子勤于耕作，女子勤于纺织，按时修治洿池，收获后谨慎收藏，即使年成不好，也不至于挨饿；即使从事各种工匠或贩运来养活自己，只按饭量进食，辛勤劳动而不倦怠，没有饮酒、赌博、歌唱、白天睡觉、早晨闲坐的骄纵安逸习惯，即使年成不好，也不至于挨饿。即使十分贫乏，也还可以在山林水泽采集蔬菜，或到富人家受雇做工，急忙盘算自己一家八口的干粮稀粥，也一定不会在河边路旁喧闹，盼望降价，以号哭来煽动众人。然而像那样的人确实很多，一人倡导，百人应和，突然发出哀号，希望官府降低粮价；却不想即使粮价真的降低，降价后省下的钱，回头看看自己的钱袋又能剩下多少呢？官府这样顺从他们的狂妄，就会把商贩拒于千里之外；囤积充盈的豪民更加可以挟持人的生死，坐收粮价暴涨的利益。罢民既然自取灭亡，官府又引导他们走向灭亡。唉！庸俗的官吏得到美名，饥民却填满沟壑，也太惨了啊！卢坦任宣、歙观察使时，年成歉收，粮价天天上涨，有人请求压低粮价，卢坦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于是商贩纷纷聚集，百姓依靠粮食得以生存。懂得治理之道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本来就是庸俗官吏所疑惑的。庸俗官吏只知道顺从罢民罢了。所以，不能顺从疲弱士人的愿望来谋划治道，也不能顺从罢民的愿望来谋求生计。疲弱的士人害怕登天般的艰难，想废除规矩来让目标容易达到，就必然陷入愚昧浅陋；罢民只顾眼前片刻的痛苦，想忘掉长远的打算来争取眼前利益，就必然陷入死亡。君子不顺从他们，即使承受他们的怨恨也不顾惜，确实是因为有更大的不忍之处。〖八〗 宪宗立志平定僭越叛乱，李绛请求在恒、冀释放王承宗，而在申、蔡困住吴少诚，这是正确的。有攻打坚固之处而使其弱点自行破裂的，有攻打弱点而使坚固之处逐渐削弱的，只在于时机如何罢了。当时国家积弱，而藩镇倚仗强盛，河北如同盘曲交错、足以折断斧斤的坚木。攻打它的弱点，国家的威势就能伸张；弱点被攻破，叛逆的气势就会受挫。所以西川、江、淮叛乱很快平定，正是因为抓住了它的弱点。然而坚固之处仍然如故，这是因为申、蔡逼近东都，处在天下中央，扼住南北的要道；河北可以借此窥探朝廷的能力。因此用兵最应先攻的，没有比淮、蔡更急迫的了。吴少诚处在四面受敌之地，旁边没有援军，李师道竭尽力量替他谋划，也不过是做盗贼而已，不能派出一兵一卒帮助他的叛逆。那里弱点容易攻破，国家的威势可以伸张。申、蔡平定后，河北必然震惊；不在这里攻打弱点，还要到哪里去攻打呢？如果说当时最应该缓攻、不能急于进攻的地方，没有比恒、冀更合适的了。王武俊首先听从李抱真的约定，发愤讨伐叛逆，他的功劳固然值得肯定；但南面有魏博作为屏障，北面有幽、燕作为援助，东面有淄青像首尾相连的长蛇一样相应。吐突承璀不加思量便出兵，只是资助史从史的叛逆，这是自取其祸。除申、蔡之外，可以申明理由讨伐的，只有淄青。淄青南接淮、海，西面同燕、魏相隔千里，形势不足以相互救援。所以刘裕消灭慕容超时，一进入大岘山，就直捣其城郭，这是穷尽海内也必然灭亡的形势。李纳没有尺寸之功，却有丘山般的罪恶；李师道继承他，以鼠窃般的小丑之力，不足以大肆施展，只能依靠穿墙偷盗之徒，来胁迫宰相，惊扰朝廷内外，焚烧府库，侵犯陵庙，夜间发动、白天躲藏，侥幸逃避天诛。如果以堂堂正正的军势按照九伐之法来对付他们，就像大山压卵一样，没有谁能抵挡。放弃这个目标不图谋，却突然想在难以攻克的恒、冀取得更多，不是很愚蠢吗？《诗经》不是说过“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吗？池，是没有源头的水，所以屡屡干涸，而其中的水也随之干尽。藩镇的叛乱，就像池水泛滥罢了。元和年间，泛滥的水将要干涸，先使它的源头枯竭，池水自然也会没有余剩。宪宗迟疑不决，朝廷的议论又被宦官扰乱，所以过了多年才平定；贼虽然平定了，国家也已经疲惫不堪。〖九〗 揣度形势、摇摆不定、纵横捭阖的人，他们的谋术一旦得逞，天下的乱局就无法停止。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延续将近数百年而不能安定，暴尸遍野，死去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被这类人的心机推动的；他们掌握天下而迎合自己的主张，促成了这一局面。到了唐朝末世，游说之士的言论又兴盛起来。河北战事连绵，天下骚扰不安，有一句话偶然说中形势，狂妄的人便放弃长远利害，一心迎合它，实在危险啊！像谭忠替田季安、刘济谋划，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要替田季安谋划万全之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就是陈述王承宗的叛逆必然失败，说明淮、蔡、淄青会自行加速灭亡，并让两个藩镇联合出兵。逼迫王承宗束手归命，改换镇地、修治职守，那么田季安、刘济就能长久保有富贵；而王承宗既被擒获，淮、蔡便不敢穷尽兵力抗拒命令，淄青也不敢凭借盗贼来结党助奸，天下也会共同享受安定太平的福祉。后来田弘正一逼近郓州，李师道很快就被刘悟斩首，这就是明白的成效。然而谭忠采取两面讨好的策略，揣度朝廷的举动，表面暂且顺从天子的命令，实际上保护王承宗的奸恶；对上免除朝廷的愤怒，对下结交叛逆之心，自以为谋划得很巧妙，却不明白长远的计策。有些人惊叹他揣度得准确，却不知道他内心没有定见，当然抵挡不住他那如簧的巧舌，于是用取得堂邑来买交情，收取饶阳、束鹿来谢罪，两个藩镇本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天下的祸患却因此更加深重。假如没有谭忠，两个藩镇顺从而归命，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即使叛逆而帮助贼人，也是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脓疮已经溃破，收拾它本来并不困难。所以说，谭忠的谋划实在危险啊！

译所以，君主陷于倾覆危亡、祸患波及天下的情形，没有比善于揣摩内外形势并紧紧抓住不放更严重的了。李巨川使唐朝灭亡，张元、吴昊使宋朝发生动乱，都是这种情况。杜荀鹤、韦庄这一类人，起初只是为了容身，最终却是为了侥幸求利；但他们的本领只限于雕虫小技，尚且没有亲自成为戎乱首领。兀术想要逃走时，一个书生揣摩岳飞、秦桧之间的嫌隙，说话像手持契券一样有把握，最终使东京陷落而不能收复。掌管国家的人要驾驭这类人很难：奖励他们，就会群起而扰乱国是；压制他们，他们又会翻脸去侍奉敌寇。只有在祸乱频繁兴起的日子里，仍然修治学校，不停止贡举，使人有平坦的道路可以遵循，旁门小径或许才可以堵塞。将帅不得推荐幕僚，督府不得任用参谋，也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一种办法。〖一 ○〗 李吉甫专横放任，宪宗察觉了这一点，便任命李绛为同平章事，让他与李吉甫互相参议斟酌，自以为找到了驾驭李吉甫的方法。却让两人互相牵制，从而引发朋党之争；这样一来，上面失去纲纪，下面产生混乱，这是必然的。李绛正直而李吉甫邪曲，不必等待辨析。即使如此，说李绛懂得做大臣的道理，他又哪里能够胜任呢？《秦誓》说：“只有那说话尖利、善于巧言的人。”能言善辩，是小人的长处，不是君子可以与之争胜的。小人不怕得罪别人，也不对自己感到惭愧；君主认为他说得对，他就滔滔不绝地天天进言，越来越放肆；君主认为他说得不对，他就当面诋毁斥责，承受责问后又换个说法继续进言，脸上没有惭愧和悔罪的样子。至于君子，如果言论不被采纳，就以反复申说为耻，哪里会琐琐屑屑地靠逞口舌来争胜呢？君子若以言辞同小人争长短，从来没有能够保持正道而取胜的。《易经》说：“牵动他的面颊和舌头。”回应本来未必不合乎正道，但彼此激发，反而越说越支离；要凭此来感动上下的人心，就困难了。大臣，应当以内心斟酌，用道理裁断，凭权势坚持；国家的荣辱安危都系于此。如果不得已而发言，话一说出，小人便无法施展唇舌，这样才可以确定众议的归宿，在危机尚未显现时扶危定倾。如果只是说了一两次，君主已经看出其平庸，而众人的喧嚣又不能停止，那一定是君主的意志尚未确定，最终还会受到压制，这就是所谓“不能行就停止”。李吉甫难道会甘心受挫而不想改变策略吗？言论一提出，李绛必然加以驳斥，宪宗也将支持李绛而抑制李吉甫。然而李吉甫屡次进言不停，意气昂扬地争相发声，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有所凭恃。他凭恃宪宗内心喜欢听谀言，虽然一时违逆，最终仍会答应；而李绛以口舌相争，言语越多，必然越容易失败。像这样，难道可以同他争论口才的长短、争夺势力的消长吗？“他也有一套是非，这也有一套是非。”双方各自得到朋党来相互抵牾，朋党之祸就形成了。这不是大臣应当亲自承担、让天下陷入纷纭的做法。李绛如果懂得这一点，那么在受命为宰相的那一天，就应当审察李吉甫根基深厚、不能仓促拔除，辞去同平章事而不接受，使君主知道正直与邪曲不能并立，转而追究其中的缘故，这样李吉甫就可以被驱逐。即使接受任命，也应暂且放下其他事务，专心公开陈说，斥责李吉甫的奸邪，必不与他共同谋划国事；君主听从，就留下；不听从，就离去。这样不但没有自取其辱的遗憾，还能使正邪分明，等待小人自己败坏毁折，再慢慢伸张自己的正论，对国家也不是小小的补益。不这样做，却委屈自己同他一起处在论道议政的位置上，势力一盛一衰，等待下风的人便随之如草倒伏，朋党彼此牵制，祸患延及宗庙社稷，李绛难道能推辞被雨水沾湿的处境吗？唉！言论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方法，议论本来就没有确定的标准；一旦失去根本的大正之道，正与邪的流转便没有依据了。吉甫、绛之间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已经很清楚了；后来李德裕想掩盖父亲的过错来报复旧怨，而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元稹一类人又更加趋附其说，与李德裕争胜，于是君子的名实反而又归到了李氏一边。一种波澜引出万重波澜，不知道最终会流向哪里；归根结底，不过是以口舌和文字在天下争论胜负，而国家的安危、风俗的正邪都随波荡漾、没有根据。言论的得失，难道可以作为判定善恶的标准吗？凡是尽臣道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尤其是想端正君道的人更不能不知道。〖一一〗 魏博的田季安死后，他的儿子擅自继立。李吉甫请求出兵讨伐，李绛却请求等待那里发生变故。在朝廷上筹划，却能遥制千里之外；在事情尚未发生时推测，后来果然得到验证。不到两个月，田兴果然请求朝廷任命，进献贡物，表示自己的忠贞，完全如同李绛所说，一点也没有差错。古今谋臣策士的计谋，能够如此迅速得到验证而毫不差误的，还没有过这样的。河朔自薛嵩、田承嗣以来，世代倚仗叛逆势力；不只是他们的主帅连续作恶，下至偏裨将领，再下至士卒，也都以据守抗拒、阻截军队为利，甘心背离天子而怀有二心。所以主帅一死、军队发生动乱，杀掉并夺取其子之位、拥立偏裨将领的事情屡见不鲜，却始终没有谁把朝廷当作后援。李绛既然知道田怀谏一定会被别人夺位，难道又怎么知道他不会像朱希彩、吴少阳那样接连抗拒王命呢？但他却坚持坐等变故的主张，不怕事机发生变化，过错将归于自己，也无所顾忌，难道真有预知一切而毫不差错的神奇智慧，还是侥幸得到上天保佑，恰好符合他的谋划呢？他的言论能够准确应验，当然有其来由，只是李绛把其中的原因秘而不宣，我们也无从追问罢了。田兴得到军心，早已被田季安所忌恨。他与田季安势不两立，只是暂时屈服于田季安，等待他死后乘势而起，夺有魏博，这个谋划早就定下了。他想同邻近藩镇建立交情，以成就自己窃据的局面，可是环顾四周，没有可以托付的强大外援，于是想到只有归命朝廷才足以保全自己。于是想亲自向天子申诉，但满朝众人的议论使机密将要泄露，灾祸也快要到来。他知道只有借助李绛来表达自己的诚意，便派遣使者秘密联络，等待时机相互响应；全国都不知道这件事，而李绛的关键谋划已经确定，并非一天两天了。李绛说诸将怨恨愤怒，必然会有归附的对象，却不明说田兴，是为了替田兴保守秘密。驱逐田怀谏而取得魏博，李绛参与了谋划；请求朝廷任命、修治贡奉，也都是李绛促成的谋划。李绛自己谋划，又自己说明，为什么还要担心事情不能实现呢？能够促成这件事，是李绛的忠诚；能够坚持到底，是李绛的果断；能够保守秘密，是李绛的深沉。这并不是凭智慧推测，侥幸取得如同神明一般的验证。所以大臣以自身承担国家事务，必须熟悉天下的情势，接纳边疆大臣的真心，与四方建立推心置腹的交情，秘密传递谋划，完全了解他们的内情，这样才可以招抚携离者、使远方归服，或安抚、或讨伐，无不如意。像这样把一个人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把天下的安危当作自己的安危，难道可以孤立地处在朝廷之中，只读过去的书，听信众人各自闭门所谋划的意见，仗恃自己的忠诚和智慧，而不担心误事吗？

译大臣谋划国事，既然如此；那么天子任命宰相，把解决重大疑难、决定重大事情的责任托付给他，也一定有相应的方法。殿阁中的文臣既然清高孤立、远离外界，同天下一向没有联系；部寺中的能臣又被钱谷、刑名等繁杂事务缠身，对于机要事务有所顾不上；面对危险疑难、不能确定的内情，竭尽智慧谋划，越是详尽反而越偏离正道。所以君主任命宰相，必须让他入内参与朝廷议论，出外接触四方；就像陆贽、李绛担任学士时那样，早早便能招揽方镇并掌握其中的要领。天下也知道君主的宠信归于谁、众望集中于谁，就可以把他作为依靠，听从他的指示；这样便不必担心事机变化太多而仓促失去依据。若不能识人，反而严加防范，严惩宰执招揽权力，禁止边臣与近侍交往，却让彼此完全不了解的孤立之士驾驭万里之外的情势，那么国家只会日益削弱、日益离散，坐等灭亡罢了。〖一二〗 唐朝在京西、京北设置神策军，虽然是为了防备吐蕃，但也曾依靠这支军队削平叛乱，因此用来建立国威、抵御非常之变，实际上是天子的爪牙。唐德宗、唐宪宗以来，军权归于宦官和西北节镇，敌人到来时没有谁能够迅速奉命出援。李绛所提出的办法，是把神策军驻地所在的地方划归本镇管辖，使其听从号令，以便突然遭遇敌军时立即出击，不必等待请示中尉而延误时机、无法救援。宪宗听到李绛的意见，欣然想要采纳，但最终没有实行，有见识的人本来就知道这件事一定不能实现。唐朝在这个时候，吐蕃的祸患已经缓和，最严重的问题是内地各节度使分别拥兵自重，划地自守，而天子没有一名可以使用的爪牙之士。在这种情况下，想从宦官手中夺取神策军，交给节镇，宦官便会用天子处于孤立危急来激怒天子；他们的言辞又貌似有理，天子也会相信，那又拿什么去驳倒他们呢？这支军队从前曾交给白志贞统领；朱泚之乱时，它瓦解离散，外臣无功、不可依靠，已有明确的验证，所以才把它交给宦官，也没有真正可以委任的人，不过暂且让它听命于宫廷罢了。如果再把它分割隶属于各节镇，只会增加藩镇的兵力，而天子仍然没有一名士卒可以调遣。假如有朱泚这样的人突然从身边发动叛乱，先不说能不能抵抗制约他，即使想要出逃，也会在道路上踉跄奔走，难道能只带一辆车、一匹马出行吗？李绛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却想削夺宦官的兵权，使君主陷于孤立，采取必定无法实行的策略，只是徒然增加疑虑，实在太疏忽了。李绛如果确实考虑得深、谋划得周密，就应当直言指出宦官掌握兵权的不合适，抽取一支神策军隶属于兵部，挑选并训练它；一旦边境出现警报，就迅速派遣文武大臣率领它前往策应。外部有敌寇就迅速应对外患，内部有叛乱就迅速应对内乱，并且同各节镇相互呼应，使功劳和罪责都由各方共同承担。这样，天子拥有军队，应援便有责任，宦官的权力也被夺取了。为什么要舍弃内廷的忧患，反而只顾外镇的祸患呢？如果说必须等边将奏报以后才派兵救援，就无法防止敌寇快速突袭，那么侦察不严密、奏报不及时，是边镇的罪过，并不是神策军行动迟缓、来不及办事。唐室的祸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镇，这已经清楚明白了，为什么还不思考呢？〖一三〗 臣子把社稷当作自己的责任，选拔贤才来共同办事，不回避亲戚，不回避知交旧友，也不回避门生故吏，只要有才能就推荐；即使自身承担疑忌和诽谤也不顾虑，这是忠臣的作为。周公遭到二叔散布的流言，已经出居东方，而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受到摧残，不能安居其位。周公自身并不顾惜，却为他们悲哀吟咏道：“既然已经夺取我的儿子，就不要再毁坏我的家室。”小人动摇君子，专门攻击那些被国家栽培的人，指责他们结党，以私亲为名诋毁他们；这实在足以让人极其痛心。不过，周公以叔父身份接受托付孤儿的重任，抚治理刚建立的国家，收拢刚刚安定的人心，以保卫社稷，所以必定要就近选取那些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人来辅助自己。这种情况本来不能一概作为臣子的准则。任用贤才却把亲近知交放在优先位置，也不是没有可以解释和处理的道理。彼此亲近熟悉已久，那么对方的性情容易看见，贤能与否也容易了解，并不是远远采听名声的人可比。况且我的权势既然尊重，风尚既然端正，属于亲信的人只要不是非常不肖，像李虞、李仲言对于李绅那样，也将经常接触正直之人，常听正直的言论，顺着风气而改变，乐于走清正忠诚的道路；那么就从亲近知交中选拔任用，也并非没有所得。然而其中有很大的隐患：如果一个人端正明亮、忠诚正直，忧国如同忧家，那么他的议论和意旨总会坚决地显露出来，别人便能揣测他的喜怒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方向。这样一来，与他亲近知交的人，熟悉他的关键所在，便会迎合他的意旨；也会习惯于摆出高亢爽直的姿态，发表高深的言论，以此自我标榜并求取声誉。像牛僧孺、元稹、李宗闵、刘栖楚这一类人，虽有危言直谏、甚至不惜碎首的表现，难道就立即比贾谊、朱云差吗？杜钦、谷永只看他们表面显露出来的表现，尚且足以欺骗后世而有余；苏舜钦、石延年、黄庭坚、秦观游历大人之门，本来应当受到特别而通达的知遇，杜祁公、司马温公也不能拒绝他们。然而后来究竟怎么样呢？尚未得到知遇时，便装饰姿态来依附；一旦结仇，便拿起武器闯入对方家室。以结党结交而导致凶险的结局，难道不可悲吗？宪宗有意告诫宰相说：“应当替朕珍惜官职，不要任用自己的亲近之人。”这一定是有人先入为主地进言，诬陷李绛接受私人的请托。李绛说：“不是亲戚，不是故旧，就不了解他的才能。”这话确实有道理，宪宗也不能驳倒他。李吉甫却因此指斥善类为朋党，让攻击善类的人得到便利，关键就在这里。假如牛僧孺、李宗闵、元稹、刘栖楚这些人早已是李绛的亲戚故旧，充分听闻他慷慨激昂的议论，李绛难道能不荐举他们、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升迁吗？那么倾覆危乱的祸患开始以后，又应当归罪于谁呢？如果不是周公那样具有至圣之德、能够洞察人才，又以叔父身份处在摄政的尊位，就不可急于提拔亲近知交，开启小人凭姻亲关系取得优厚官职的端绪；何况君主正有所怀疑，同僚也有所忌惮，正是应当因嫌疑而回避的人呢？进身时树立特立独行的操守，退处时保全和平的福分，这是大臣通常应守的尺度。李绛虽然忠诚，却没有明白这一点，对上不能使国家安定，对下反而危及自身，也或许正是由此造成的。〖一四〗

译吴元济不过是一个狂妄愚蠢的小子，处在淮、泗之间，只拥有三州不相协调的部众，苟延残喘，所依靠的只是王承宗；王承宗既不能向前迈进一步，从官军后方追击，李师道也只是凭借盗贼般的奸诈，刺杀宰相、焚烧陵邑，以招抚为条件胁迫朝廷，却不能挽救元济的危局，并不像从前河北各镇联合抗衡那样难以迅速扑灭。可是唐朝调动十六道的军队，从四面进攻，经过四年才攻克，为什么这样疲弱呢？议论者责怪分兵作战，认为像这样兵力分散，形势更加孤立，覆败更快；各军参差不齐，导致军队疲惫而无功，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假如专门任用一名将领，四周各道都袖手旁观，坐等他成败，那么形势会更加孤立，覆败也会来得更快。因此，专任一将确实不如分别任用各军更为周全。于是详细考察事情的始末而深入探究，吴元济哪里有安禄山、史思明那样滔天的叛逆野心呢？他只是等待赦免，以便获得保有旌节的资格。王承宗、李师道也同样如此。他们的兵力不足以抗衡，只能依靠结交各处有二心的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李师道派遣几个平庸之徒进入京城宅邸，杀害宰相，毁坏陵寝，焚烧屯聚之处，挟带火种、怀藏刀刃，却在大肆搜捕之下仍不能捕获；替他们提供藏身之所的究竟是谁？如果不是大臣收受三名寇首的钱财而相互袒护，怎么能这样呢？由此，他们向各镇行贿，各镇观望不前，故意显示难以攻取，以此胁迫天子接受投降的情形，就都可以推知了。对外，是韩弘阻挠李光颜；对内，是韦贯之、钱徽、萧俛、李逢吉等人阻挠裴度；他们都是饱受三名寇首的贿赂，并替他们充当辩护和说客的人。所以蔡州不过是一座空城，吴元济不过是孤立无援的一人，李愬一个夜晚就把他像捉鸡鸭一样捆了起来；事情容易到这种程度。然而唐军四面围攻了四年，事情又艰难到那种程度。唐朝哪里还有能干的将相呢？不过都是吴元济豢养的鹰犬罢了。只有裴度、武元衡两位宰相站在百官之上，却也招来疑忌和诽谤，不能胜任其责。这样拖延很久才攻克，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国家在盗寇和祸难一同逼近的时候，有才能的大臣却没有足以担当的才干，勇猛的将领却没有可以鼓舞的勇气；夷狄和盗贼用来蛊惑天下的，不过是些微小的利益，人们却因此像被风吹倒一样纷纷倒向他们。如果没有清正坚贞的大臣，前面不把千金厚利放在眼里，后面也不畏惧凶猛的虎狼，那么天子最终就没有可以托付的心腹辅佐。诸葛公说：“只有淡泊才能使志向明净。”君主还应当知道把国家托付给什么样的人啊！〖一五〗 唐德宗命令朝廷大臣互相往来时，让金吾卫暗中侦察并报告，真是愚蠢啊！如果果真有人纳贿营私，那么在公堂上可以秘密交谈，夜深时可以敲门，姻亲、族人和宾客可以闲居往来，甚至道士、僧人、优伶、仆役，也可以凭一句话、片张纸来沟通，何必一定要亲自往来呢？裴晋公担任同平章事时，认为平定寇乱必须参考众人的意见，请求废止这项禁令；他在私人宅第接见宾客，宪宗同意了。这样做难道只是取得集思广益的好处、全面了解境外的情势吗？它还打开了重重门户，使暗中的邪恶无处容纳其诡秘行径；杜绝私门请托、断绝宠幸者钻营门路的好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处理这件事也很困难。要惩戒猜疑防范的过失，就应当把广泛延请访问视为公正；要警惕各自闭门谋划的意见，又应当把谨慎交往视为正道：二者只在于根据当时的情势而定。李太初面对众人纷杂的议论，冷漠地不作回应，宁可承受天下的讥笑和怨恨，也把不任用游说之士看作报国之道。因为那些琐碎而巧辩的言论，如果不是持守中正而又懂得权变的人，很难使它们每天都进到面前来。曾经读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没有不依附裴晋公来自夸为善类的；甚至裴晋公归休绿野堂后，他们还借助诗歌风韵互相激扬。这样看来，当时裴晋公在私人宅第接纳的人，能够对他本人、对国家有所裨益的，大概也很少。概括地说，君主不能禁止大臣交游，但大臣本来就应当慎重对待自己的交往。无论是论辩、文章、风度，还是下至琴、酒、书画、山川以及玩赏鉴别等方面的长处，都会劳累视听、消磨时日，从而妨碍长远谋略，也会成为小人可以借以求取声誉和利益的工具。至于一县一乡的利害、彼此长短的策略，有人以危急言辞催促，想立即施行，这只会使国家受害、百姓遭殃，开启无穷的祸害。广泛延请访问，难道是为了追求喜欢贤士、乐于善行的虚名，让小人借机求取声誉和利益吗？周公礼贤下士已经到了极致，但《七月》《东山》只同农夫和戍卒歌咏家庭、田地、房屋的忧乐，哪里有指天画地的兵法谋略和吟咏月露风云的情态呢？所以，广泛延请访问所体现的公正，必须以谨慎听取、端正持守来配合，不要只图虚名而损害实际事务。〖一六〗 唐宪宗重用裴公，确实很深；但对他的信任却很浅。把谋划社稷大计、同心合德而不怀二心的责任托付给他的，只有淮蔡一战而已。然而在当时，裴公已经同李逢吉、王涯一同进用，没有区别。等到淮蔡平定以后，裴公身居首辅，而宦官因受宠而担任馆驿使，又赐给六军辟仗使的印信，裴公却不能用一句话规劝纠正；皇甫镈、程异因为聚敛钱财，与裴公分坐在论道议政的位置上，裴公据理力争，却因此被怀疑结党；开浚龙首池、兴建承晖殿时，张奉国、李文悦向裴公陈述意见，请求进谏停止，二人却因此获罪被贬。这几件事中只要有一件发生，就应当拂袖离去；可是这些违背意愿的事情层层累积，裴公最终仍滞留在朝廷高位，难道是贪恋荣宠而苟且容忍吗？大概也是有他的原因的。裴公开设阁舍来延请士人，当时那些有抱负的人都依靠裴公来求得进用。裴公一旦离去，他们就不足以留在朝中，必定纷纷替裴公谋划说：“公不可离去啊！您受到的委任重大，得到的知遇深厚；即使志向不能伸展，也可以趁着办事进献忠言，为国家和家族大有作为。您姑且忍耐，以安定朝廷，使我们这些人能够竭尽辅助之力，扶持危局、争取胜利。”这种话每天都进到裴公面前，他将要不能违背，于是俯仰进退、暂且收敛，以消磨自己的浩然之志，这是必然的。所以裴公在朝廷内外随时俯仰，经历昏庸的君主，亲近鄙劣的小人，时而屈服、时而伸展，最终留下而不离去，都是那些依附他余光的人不断劝阻、使他迟迟不能离开。裴公的沉浮进退，如果说对昏乱局势并非没有补益，那么劝阻他离去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把几代政治的治乱贯通起来考察，那么他所补救的很小，所造成的伤害却很大；引发水火般的争斗，酿成国家的祸患，这些裴公都没有来得及谋划。替裴公谋划的人，他们的志向、器量、见识都不足以考虑到这一层，而裴公作为大臣所应守的道也因此屈抑了。

译国家的祸患，没有比君子以时进时退的处身方式同小人轮流造成衰败、从而只会坚定小人的恶行更大的了。为什么呢？君子的处世之道，是事情不可为时就离去罢了。小人却不把君子留任当作忧患，而是纠集同党谋划攻击；这样，嫉妒怨恨的恶行一旦施展，便会从他们的同党之间自行产生，最终共同走向毁灭。邺侯一回到衡山，张良娣、李辅国的首级便相继丧于刀刃之下。只有君子始终留在职位上，依附君子的人仍密集而高峻地在朝廷中主持清议，并且触动昏暗君主的内心，使其有所匡正；小人于是感到自身危险，反而更加巩固党羽以拼死争斗，甚至结交宫禁、挟持外援来控制君主，于是他们的势力便形成不可拔除之势。《泰》卦有拔茅草而同类相连，《否》卦也有拔茅草而同类相连；可是君子的同类最终还是屈服于群策群力的险恶毒害之下。所以刘向不离去，王氏的势力就更加扩张；李膺再次起用，宦官就更加肆意；司马温公入朝任相，熙丰之党的势力就更加猖獗。做大臣的道理，不能任职时就应当停止，不只是把保全自身看作明智，实际上是要以静制动，遏制天下的动乱，使小人自取败亡。那些依附一点余光、跳跃争鸣的人，倚仗把自己当作宗主，想借此建立一切功名，哪里值得听信呢？这就是晋公不肯离去的屈辱，也是唐朝的病根；朋党之祸因此直到唐朝灭亡以后才停止。只有淡泊才能使志向明确，只有爱惜自身才能真正体察国家，只有独立而不接受他人的拥戴，才可以成为众多正直之士的归依。可惜晋公没有明白这一点。由此以后，才知道邺侯是无法企及的。〖一七〗 韩愈劝谏迎佛骨，古今都认为这是辟斥异端的正确言论，难道真是这样吗？卫护道义，只应当卫护道义本身。卫护道义本身，就是道义所在之处、言论所能达到之处，以及道义所否定的地方，每一句话都必须谨慎。道义所在，只是仁义；道义所否定，只是利益。是非，是衡量仁义的尺度；祸福，是利益所归结的结果。君子卫护道义，没有比卫护不以祸福为谋、以彰明仁义的贞正更重要的了。如今佛氏的学说广大漫无边际，连细微曲折之处都无不涉及，但那些被它迷惑的人并不能穷尽它的学说；精通这种学说的人，归结到适意自逸，也就是所谓“大自在”。这本来就是那些苟且偷懒、放纵心志的人自己所认为的幸福。那些愚昧的人，有的向佛求取寿命、禄位和子孙，想从中攫取所得；有的希望来世得到富贵、利益和快乐，只怀着贪求侥幸、免除祸患的心，放纵邪欲，纷纷妄动，期望得到本不应有的东西。像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用祸福之说同他们争论高下，并想借此改变天下吗？韩愈说：“汉明帝以后，祸乱和灭亡接连发生，国运不长；梁武帝舍身出家，最终被贼人逼迫而饿死。”如果用这些事来推究人心正邪的结果、世教兴衰的根源，那么说它确实是无父无君之教流传所造成的灾祸，也未尝不可。然而此前有暴秦迅速灭亡，哀帝、平帝又早早夭折，如果把这些都归罪于佛教，又怎么能堵住那些喋喋不休的人的嘴呢？愚昧的人正沉溺于祸福之说，却又用祸福之说煽动他们、挑起争论；一方反对，一方赞成，无非都是贪生怕死、躲避祸害而趋求利益的精明算计，彼此争相求胜。这就像恶人焚烧山林，又让火势烧进房屋，结果不过是把自己烧掉罢了。君子的道，是用来合乎天德、顺应人心的，不是异端所能相比的；它庄严宏大，卓然立于祸福之外。比干死去，并不相信周文王会长寿；陈国、蔡国遭受困厄，也不羡慕甥馆中牛羊的享受。所以说：“不可为了求生而损害仁义。”因此，帝王奉行这一道理，用来向天下施行教化，使智慧和愚昧、贤能和不肖之人都纳入法度规范之中，只说这是仁义所当然、不得不如此。即使饥寒、劳役、剥夺放逐、囚禁拘系、刀锯刑罚，都可以承受。而要让人享受仁义的恩泽，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并获得安乐利益，只须等待它自然实现，不可预先期望一定如此。至于愚昧的人不能醒悟，也是君子无可奈何的事。只要道义树立于自身，感应贯通自有神妙作用，从容等待即可，不必担心昏暗的君主、庸碌的大臣、邪曲的士人和疲困的百姓不能逐渐消除他们的妄念。韩愈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他所奉行的是仁义，所追求的却是利益；他所说的话不超出贪生求福的心量，只凭口才和笔锋顺着这种心态流转，使文章铿锵有力，足以打动庸人的欣赏。韩愈的本领也就到此为止了，哪里足以卫护道义呢？如果说，是因为把话说得深刻而宪宗不能察觉，所以姑且用这种话吓唬他，那就是诡诈、欺骗，是把自己的君主说成无能，不过是叛贼罢了。〖一八〗 宪宗去世时，被弑杀已经很明白了，但史官却把它作为疑案记载下来，没有人能够申明统一的法则。说内侍陈弘志是首要凶手，并非没有根据。然而纵观事情的始末，陈弘志只是进一步加刀的凶手，造成污秽败坏的首要罪魁却不只陈弘志一人。从此前的事情来看，郭氏由先皇授予册命，成为广陵王妃，夫妻关系已经确定；宪宗即位后，群臣多次请求立她为中宫皇后，宪宗却没有答应。不久，宪宗又和吐突承璀谋划废掉穆宗，改立澧王恽；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郭妃母子也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穆宗忧虑此事，便向郭钊谋划，郭钊说等待时机，那么“现在就要行动”的意图，其实早已藏在心中很久了。从后来的事情来看，陈弘志并没有像吐突承璀、王守澄那样掌握朝廷内外的权力，能够把握人的生死。宪宗虽然服药后烦躁易怒，但本来仍是英明的君主，不至于像敬宗那样狂妄放荡、昏庸暴虐。吐突承璀倚仗宪宗掌握国家大权，而心里想拥立沣王；陈弘志突然崛起而实行弑杀，正好给了吐突承璀借口发言、讨伐贼人、拥立澧王的机会，可为什么竟听任他的凶逆行为，没有人加以防备和制止？如果说吐突承璀的力量达不到，那么王守澄本应乘机诛杀陈弘志，把罪责分给吐突承璀，并将他一并夷灭，这样说也更顺理成章。如今这些都没有发生，宫中和朝廷官员相互隐瞒，低头闭口，任由陈弘志安然自得，这难道是陈弘志一人能够在满朝廷面前做到的吗？由此可见上下共同保护奸人的情形，已经无法掩盖。皇帝被弑杀不久，郭氏成为皇太后的诏命就颁行了。穆宗并不是孝顺的人，却把她奉养得极其尊贵。郭氏虽然用装作贤德的声名来为自己辩饰，但她奢侈淫靡、游荡放纵，本来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妇人，同武后、韦后相差不多。宪宗还没有下葬，吐突承璀就被杀了；沣王也接连含冤而死。穆宗母子享有帝后之尊，安然自得，不再追问；满朝卿士闭口不言，不敢发声；裴度虽然出镇河东，实际上空有元老的声望，韩愈、柳公权、崔群也都有清正耿直的声誉，却都谈笑着看待先君遭受刀刃之害。区区一个被清除的陈弘志，怎么可能在天下人面前获得这样的结果？由此可见，上下共同保护奸人的情形，又无法掩盖了。

译考察野史传记，宣宗即位后，要追究杀害宪宗的仇，郭氏被逼得想跳楼。弑逆的痕迹在论定以后暴露出来，那么杀害宪宗的贼人，除了郭氏、穆宗还会是谁呢？祸端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吐突承璀迷惑君主、图谋改变储位，所以激成了变乱；郭钊所说的“等待时机”，正是等待这一天。穆宗凭借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皇位，逆乱的真相却出于秘密，因此大臣不敢说，史官不敢写，只能苟且粉饰。不仅郭氏逃过了诛杀韦后的惩罚，穆宗逃过了像刘劭那样被杀的刑戮，陈弘志也因逃脱惩罚而成为千秋以来的疑案。唉！唐朝到了这个时候，还能说国家中有人吗？至于裴度、张弘靖、柳公权以及韩愈作为人臣的为人，也就可以看清了。卷二十六 ◎穆宗 〖一〗 元和十四年，李师道被斩首，平卢平定；第二年，王承宗去世，王承元归顺，请求另行任命节度使，成德平定；又过一年，刘总把辖境土地和战马全部交出，派遣部将到京师，出家为僧离去，卢龙平定。田弘正调任成德镇，张弘靖出任卢龙节度使。自肃宗、代宗以来，河北割据跋扈的风气，到这时消散殆尽。唐朝在这个时候，可以说遇到了旷世少有的澄清局面的机会。然而不到三年，朱克融囚禁张弘靖而起兵，王庭凑杀死田弘正而占据成德，战乱比前代更加惨烈，直到唐朝灭亡始终不能平定。穆宗荒淫宴饮，以此忘却天下，因而君不像君；崔檀、杜元颖昏暗浅陋，不懂长远谋略，因而宰相不像宰相；张弘靖骄傲尊贵，不理政事，因而节度使不像节度使。想靠这样的人使天下安定，确实不可能。即便如此，事情又何至于恶化得这样迅速呢？田弘正向王室输诚，并不是因为忠贞而果断真挚，而是害怕部众不服，想倚靠朝廷来巩固自己。刘悟杀李师道，是因为李师道想杀刘悟，刘悟先下手制住了他。王承元杀李寂等人并调镇义成，是因惩戒李师道之死而感到恐惧。刘总弃官离去，是看见淄青、魏博相继瓦解，党羽援助已经孤立，又背负杀害父亲和兄长的重大罪恶，无法自保。可见宪宗时期河北逐渐趋向平定，都是因为各镇节度使出于私心，违背部众，以逃避内部叛乱、外部孤立的祸害，而不是偏裨将士和士卒所希望的结果；所以暂时看似平定，实际上不过是用几尺高的堤坝堵住滔天洪水罢了。王遂一到沂州，王弁立即反叛；王承元想离开赵地，诸将便号哭。面对这样的形势，即使是英明的君主、智慧的宰相，也不可能在早晚之间收服这些凶顽之徒，难道只是因为驾驭任用不当，才造成仓促的祸乱吗？唉！天地有运行变迁的规律，风俗有难以扭转的时机；如果不是大有作为的人使教化遍及天下，就像舜分化北方三苗，使洞庭、彭蠡的狂暴水势永远平息，那么就必然要等天地生出悔改之心，使正人的气势倍加胜过邪恶，以力量争取胜利，这哪里是容易说到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河北这个地方，自黄帝诛杀蚩尤以来，尧、舜、禹广施文教，长期熏陶教化，于是成为诸夏最为尊贵的地方；传承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风气却已经消失。永嘉之乱时，司马氏不能安抚占有河北，把它交给羯胡一百多年，到唐朝才稍稍收敛。可是没过多久，玄宗失去驾驭之术，任用安禄山这样的凶险狡诈之徒，使他担任牧帅；用淫威胁迫他，用私恩彰显他，教他披坚执锐、竞相驰骋争胜，训练他怒马重裘、割取生肉饮用乳汁，改变他的嗜好，迷惑他的耳目，于是河北之人不成为野兽的已经没有多少了。所以田承嗣、薛嵩、李宝臣之流，并没有足以抗衡天下的雄武机巧，而唐朝君臣只是斜眼看着他们，却不能动摇他们丝毫。这并不是各个叛臣本身有多大能力，而是河北骄横的士兵和强悍的百姓，气势已经形成，无法扑灭。李师道死了，哪里足以惩戒他们？田弘正、王承元顺从诏命，哪里足以教化他们？他们再次起兵并乐于充当盗贼，是必然的趋势。到了石敬瑭时，他引契丹进入中原，欣然奉契丹人为君主和父亲。金、元相继承袭，凶悍之风彼此效法，日月都仿佛失去光辉，前后达数百年。在这数千里的地区，百姓没有清醒振作的精神；凡是背弃君父、拥戴夷狄盗贼、勾结宫闱、侍奉宦官、争夺权势利益、夸耀勇武暴虐的人，都是彼此崇尚强横、安然不知羞耻的习气所造成的。天气旺盛，可以改变人；人的气势强盛，也可以熏染上天。让他们在胎中孕育，在乳汁中养育，吃他们的食物，穿他们的衣服，年少时同他们嬉戏，长大后同他们相处，即使本来有温和纯粹、文雅的资质，时间久了也会随之改变。刚放下农具就立即寻找兵器，兵器刚横置便马上跃马驰骋，想要彻底清除这些风气而使他们更新，让他们知道有君主和父母而效忠顺从，实在困难。自开元以后，河北的人才如李太初、刘器之、司马君实，只是像清晨的星星一样偶尔出现罢了。而且这些人大多出外游宦四方，不想着在乡里树立榜样。邵康节还认为任用南方人为宰相是祸乱的开端，这种说法也未免诬枉了。即便如此，盛极必衰、往复循环的趋势终究会发生变化。薛河东、赵高邑、魏南乐这几位君子，以清正刚健开启正学，这难道是变革将要开端、必先出现的征兆吗？如果没有一位阐明志向、端正教化的大儒振作而起，洗涤当地人在居住、饮食、衣履、言笑和举止方面的旧习，却想改变他们的心性，是不可能成功的。评论时世的人，已经注目于此，等待很久了。〖二〗 贡举，是各种议论聚集的地方。小人想排斥异己，想寻找可以攻击的瑕疵却找不到，就一定要在贡举中挑剔，以激起天下人的公愤，逼迫君主一定不能容忍对方。李德裕想报复父亲早年的仇怨，元稹帮助他，借此攻击李宗闵、杨汝士。长庆元年进士榜公布后，他们便肆意攻讦，于是朋党相互争斗，国家的政局大乱，直到唐朝灭亡才停止。近来温体仁驱逐钱谦益，夺去他的枚卜资格，朝廷上每天争讼不休，却不顾边疆事务，终于导致彼此沦亡，大体也是同一条路数。贡举对于天下人来说，是群士趋赴其中的场所。那些与人没有仇怨的人，大多是能够用许多言辞煽动众人的人；或者说，想到将来可以居于职位，掌握弹劾的权力，公卿贪恋权势地位、亲近子孙、偏爱姻亲，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而他们触犯群体愤怒时，祸患也最为猛烈。所以张居正的儿子首先在殿试唱名中传胪，王锡爵的儿子在省试中名列第一，便动摇众人之心，引起议论，使国家不得安宁，祸患也更加严重。李德裕本来凭借门荫出仕，为避嫌疑而声名和地位都得到提升，已经有办法消除荐绅对他的怨怒；他主持贡举时，榜单公布，有“相将白日上青天”的赞誉；等到他被贬谪流放，又有“八百孤寒齐下泪”的感叹。他凭借这些声誉来揭发奸私、满足诛除奸人的快意，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幸而李德裕对于唐朝来说，功劳和过错各占一半；假使李德裕成为温体仁那样的奸臣，唐朝在他手中灭亡，而众人还高兴拥戴他，又有谁来惩罚他呢？

译那种夸耀举荐而含混地报复旧怨的做法，确实是小人的手段。然而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内情固然是出于私心，事情本身也确实鄙陋；如果知道义理不允许这样做，又为什么要给别人留下攻击自己的口实呢？至于靠贿赂相互援引的，暂且不论。若是凭借知交关系，因为了解那个人的才能，又有荐举贤能的责任，就把他推举到朝廷，当然不应吝惜。若他才能不足，那么也应当按正道相互爱护，让他知道听从命运、等待时机。如果他的品行和心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只因文笔稍有长处，便突然加以赏识，既不能保证众论和谐，又何必急切地替他谋求仕进呢？至于子弟，如果他的才能足以任用，又有门荫作为进身资格，何必还要参加贡举？既然凭文章接受有关官署的考试，那么有才而受到压抑，是有关官署的过错，同他本人又有什么关系？然而这种做法代代相承，关说请托公然流行；即使是才望很高的大臣，在其他方面并不枉曲，却在这件事上迁延放任而不知惭愧，使士人的风气不正，形成延续千余年的恶俗，实在可叹。在内，禁不住妇人和孩子的软语央求；在外，又禁不住姻亲和门生的亲近求情；顾念晚年的冷暖，想到身后的荣辱，一旦触及他们隐秘的心事，感情就不能自我抑制。贤者尚且不能避免，更不用说那些垄断利益的卑贱男子了。李宗闵对女婿苏巢，杨汝士对弟弟殷士，本来就是如此；郑覃品行操守没有大的过失，却庇护弟弟郑朗；李绅因为贤能而受到嫉恨，却也有所请托；甚至裴中立凭借年高德劭和开国元勋的身份，哪里还担心他的儿子不能入选清贵显要的职位，却让他的儿子裴譔冒领这种冒昧的荣耀，更加令人惋惜。习俗风尚能够改变人，那么能够特立独行而不受污染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如果有这样的人，那确实就是豪杰之士了。〖三〗 朱克融首先发动叛乱，囚禁张弘靖，却授予他卢龙节度使；史宪诚胁迫忠孝之臣田布，使田布自杀，却授予他魏博节度使；王庭凑杀死推诚平贼的田弘正，却授予他成德节度使。唐朝不能复兴而一步步走向灭亡，原因就在这里。河北的乱局，开始于仆固怀恩割让土地给投降的叛贼，形成于崔植、杜元颖、王播借乱局奖赏叛乱之人。仆固怀恩的奸邪，以及崔植、王播、杜元颖的鄙陋，本来都没有什么值得责问的；郭汾阳身兼内外重任，裴中立亲自承担国家安危，却坐视局势失算，不能匡正挽救，这又是为什么呢？郭汾阳本来确实有不能用力量争辩的苦衷。在河北诸镇投降之前，郭汾阳凭朔方孤军起兵勤王，威望还没有大大显著；清渠之败、相州之溃，也使他稍受挫折。宦官嫉妒郭公，夺走他的兵权，交给他的偏裨将领；他一出兵就重新收复京师、斩获朝义，正当此时，朝廷却还拿功劳不如别人来嘲弄郭公。假使郭公在这时提出不同意见，同仆固怀恩相抗，坚持不把节钺授予投降的叛贼，既会被怀疑为嫉妒仆固怀恩、破坏他的谋略，又会使仆固怀恩在朔方将士中散布说郭公压制自己、贬低三军的功绩；日后仆固怀恩叛乱，朔方众人哪里还会像拥戴父母一样拥戴郭公，为国家效力呢？郭公收敛心意，以镇静来坚持，知道事情无法挽回，便姑且听从，从而为日后图谋荡平叛乱留下余地。郭公的考虑深远而志意谨慎；国家危急、君主出逃，社稷最终仍依赖他而安定，这不是见识浅薄的人容易测度的。至于裴中立以元老大臣身份接受专门出征的命令，而元稹、魏弘简在中央牵制他；裴中立抗辩争执，却不能改变他们所受的宠任。他们接受三个叛镇的归降，赐给他们方镇，这不只是要庇护三个叛臣，也是因为不愿让裴中立再次获得此前平定淮蔡的功名、解除他们的兵权；这样一来，裴中立哪里还能施展他的长远谋略呢？三个叛臣受封以后，郭公被罢免，改任东京留守；不顾唐室安危，只图压制郭公，这就是元稹的意图。崔植、杜元颖等人尚且没有能力提出异议，何况裴中立又怎么能自行同他们争论得失呢？用兵是危险的事情，内部又有离心的宰执，危险就更加严重。假使裴中立竭力争取，不肯接受这种做法，决意进兵讨伐，那么失败的可能性将有十分之九；白白杀害士卒、耗空府库，讨伐又不能成功，最后还要再次给他们封赏，自己遭到杀戮而国家更加困窘，这只是一次贸然自任的浅薄谋划，裴中立难道肯亲自承担这个罪责吗？即使如此，君主已经昏庸到这种地步，宰相又如此卑劣，聋子不能使他听聪，狂吠的狗不能使它驯服；像中立这样的人，难道可以离去吗？难道他是木头吗？中立兼任将相，和汾阳不同。汾阳是先任将领而后任宰相，他做宰相，是因为受到宠信；他的去留不关系到自己的名节，他留在沉浮不定的处境中，是为了将来承担辅佐国家的重任，这是将臣的道理。中立则是先任宰相而后任将领，他任将，是借给他执掌斧钺的名义，使他成为三军所倚重的人，但他本来并不是将领；如果留在沉浮不定的处境中，就会因为自身被轻视而不能成为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卫护。李逢吉、元稹，乃至无赖之徒郑注，都可以同他并列为伍；即使本人留任，也终究不足以建立将来补天镇海的功业。他多次进言而屡遭困窘，只会激怒小人，使他们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罪恶，哪里只是没有补益，反而会因此使祸害更加滋长。元稹、魏弘简被任用，于是三镇叛乱，停止征讨；三镇割据后，元稹又任宰相，这就像用油脂浇火，火反而烧得更旺，这正是君子特别替中立惋惜的地方。汾阳沉默而唐朝得以安定，中立屈服而唐朝陷于混乱；时代各有权宜之计，道路各有分际，人物各有职司，所以这两位公卿所处情势不同，不能并论。四 君子和小人忽而屈服，忽而得势，交替衰落和兴盛；这种混乱，为什么反而比小人盘踞而不可动摇更加严重呢？君子以国家为重，本来有自己的规划；小人掌握权力，也有自己的手段。小人骤然得势，深深忌恨君子，当然乐于夸大君子的小过失，完全反其道而行；君子重新得势，又深深厌恶小人，甚至痛恨邪恶过甚，把小人的谋划一概摒弃。既然已经掌握国政，推行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疆场上有时作战、有时防守，盗寇有时剿灭、有时安抚，征发和徭役有时停止、有时兴起，礼制和铨选任用有时提高、有时废弛；边疆大臣接受命令后让将士执行，部寺接受命令后让各部门执行，郡县接受命令后让百姓执行。好的政策，百姓本来乐意遵从；小人的弊政，也已经不得已而奉行，钱财已经耗费，力量已经劳苦，习惯已经形成，沿袭下去还可以避免祸害。可是忽然改变这里，忽然改变那里，将领没有固定的谋略，官员没有固定的职守，士人没有固定的习惯，百姓没有固定的遵从方向；奸人借此把持两端，愿意服从的百姓也因此没有准则。难道这不仅仅是小人祸国殃民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君子摇动天下人的视听，使那些局促不安、无所施展的人，也不能保证不会被引向动乱。机密事情泄露，奸弊兴起，穷苦百姓四处奔走补救过失而没有空闲，士大夫疑惧不安，彼此争相喧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政局不混乱、百姓不困穷、边疆不败坏、国家不危亡，是从来没有过的。

译小人能够巩固君主的宠信、结交众人的人心、侥幸把事情办成来夸大功绩，也曾经取天下的大略加以筹划：有钳制人的办法，使下属不敢违抗；有顺从欲望的诱饵，使人有时能够从中获利；有揣摩形势的机巧，使夷狄和盗贼也可以彼此牵制，暂且求得安定。没过多久，君子便把这些全部改变，急切地唯恐小人再次得势，不遵循原有次序，结果掌控得已经很窘迫；改变这些措施还不久，小人果然又重新崛起，拿已经泄露的机密、已经混乱的局面，再次加以利用。对外必然发生纷争，对内必然陷入困窘，君子和小人都要受到祸害，并不只是小人造成混乱而已。穆宗在位只有四年，对于君子来说，有裴度、李绅、韩愈；想做君子却不驯顺的，有李德裕；对于小人来说，有李逢吉、元稹、牛僧孺、王播、李宗闵；庸碌颓靡，不能自我保全，只能处在他们之间随波沉浮、空居高位的，有崔植、杜元颖；虽没有大的过错，却不能有所作为的，有萧俛、郑覃。这些人有的正直，有的邪恶，有的有才干，有的低劣，却没有选择地都掌握国政。一会儿这个人被认为庸碌了，一会儿又把他贬黜；一会儿这个人退下了，一会儿又让他上来。一句话是否合意，一件事是成是败，局势摇摆不定；而宦官与君主争权，谏官与将相争势，任用贤人却心怀疑贰，罢黜邪人又犹豫不决，祸害真是无法言说。即使任用小人，也使小人没有可以自我稳固的地位：一个谋划没有实现，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早已退下来忧惧危险，寻求闪避掩饰、保全自己的办法。唉！晴雨没有定期，稻麦便腐烂在田垄之上；葠连等药物混杂而进，血气便在膻中耗损。那些不了解时势的人，使人心和国事早晨改变、晚上又更换，只为满足这一方和那一方的意愿；官吏趁机隐藏奸邪，百姓将要疲于奔命，夷狄和盗贼有了空隙而乘机进犯，又会怎样呢！唐朝没有立即覆亡，也算是幸运了！李林甫的奸邪，如果不是杨国忠大力反对，本来还可以不至于造成混乱。靖康年间贤臣和奸臣争夺胜负，国家因此迅速灭亡。极端混乱的国家也可能有治理之人；有治理之人，反而可能更加混乱。平定混乱自有其道理，并不是说一定要采取相反的做法。

译敬宗 一 君主和父亲的心意尚未确定，奸邪之人的机会正盛，继承人年幼，有人扶助他登上帝位。如果不是把拥立自己的人看作恩人、把动摇自己的人看作仇人，而是过分使用刑罚和赏赐，除非具备舜、禹那样的德行，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据为己有的人，否则做不到这一点。别人给一顿饭的恩惠，尚且还要求报答；举荐选拔时结下的知遇之恩，尚且还要终身侍奉对方。这是普通人的感情，君子不能禁止；可以说是偏私，也可以说是厚道。与此相反，能够廓然大公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叔孙昭子不奖赏私人劳绩，是像琼玉般纯洁的行为；况且他压制竖牛的谗毁和作恶，是众人共同愤恨的对象，即使想奖赏他，众人也一定会争议。所以，要求君主在参与重大议论的大臣中区别同异、泯灭恩怨，确实很难。可是如果因此而厚重地奖赏、严厉地惩罚，丧失政治原则，扰乱国家的是非标准，那么接受这种做法的大臣，实际上就应当承担罪责。遵循天理、整饬王法来安定众人的心志，除了辅佐拥戴君主的大臣，还应当责备谁呢？既然拥立拥戴者可以居功，那么提出异议的人怎么能不获罪呢？如果知道提出异议的人必须按照是非来判定功罪，而不是因为提出异议本身就有罪，那么拥立者不能仅凭拥立之功来邀功，这一点就很清楚了。现在，推荐贤才使他们居于官位，提拔寒门平民使他们登上显贵，意愿非常盛大。然而如果真是靖共的君子，就一定会说：‘我是为了侍奉君主而做这些事。’他不敢把所获报答据为己有来谋利。何况天子是上天所命，天下臣民都希望奉他为父母；如果窃取上天的权力，收拢臣民的意愿，却说‘是我自己拥立了他，我可以接受拥立之赏，把这看作自己的功劳’，又想要求天子不把功劳归给我，怎么可能呢？如果自以为有功，天子也把功劳归给他，那么那些不赞同他的意见、因而被视为异己的人，怎么能免罪呢？最初这样做的是大臣；等到它泛滥开来，宦官和宫妾也参与进来了。援立一个人做天子，是小人的奇货。于是孙程、王守澄、仇士良乘机谋取这种利益；于是贾充、傅亮借此专擅权力；于是华歆、郗虑、王谧、柳璨也不难以改变别人的宗庙社稷来换取自己的宠信荣华。篡夺相继发生，都是想把拥立之功据为己有的一个念头造成的，难道只应责怪君主奖赏私人劳绩而没有大公之德吗？穆宗包庇王守澄的叛逆，厚赏神策军士；敬宗听信李逢吉的谗言，把李绅流放；他们相继以混乱的刑罚和赏赐治国，并不是一天造成的。由此才知道金日磾没有因为接受托孤而受爵，真是卓越得无人能够赶上。周勃居功而任汉朝宰相，结果招致袁盎诬谗他使君主骄纵；杨廷和居功受爵，结果给门生天子带来了谴责。英明的君主事后能够察觉这些问题，却不能在当时谨慎对待；周勃和杨廷和自以为功劳坚定，气焰上压制了君主，其中有不能立即抑制的原因。见识卑下，器量狭小，忠贞不坚定，把天子当作可以任意书写的墨庄，自取凶险，祸害流传后世；三代以下没有大臣，究察其真实情状，不过是一个鄙夫罢了。处在机密近侍之地，参与促膝密谋时，国家根本尚未确定，就竭尽忠贞来树立正直的主张；事情平定、国家安定后，便引身退去，以杜绝因私劳而受赏的可能，那么倾覆危亡的祸害，或许就会止息了！二 小人的本性越趋向卑下，小人的伪装越变得高明，所以通过考察事迹、听取言论，及早了解一个人，并不容易；阅读遗文，观察已经留下的行迹，来评论前人的贤能与奸邪，也并不容易。古今所谓小人，通常有这些表现：引导君主追求声色、贪财滥刑，这是常态；保住俸禄、苟且容身，迎合旨意、进献谄媚，却不敢触犯君主、违逆宦官和宫妾，这也是常态；制造事端以求功劳，搜刮百姓以兴利，招致天下人的怨恨，这仍是常态。然而从元和以来，直到穆宗、敬宗时期，小人所使用的手段更加高明，竟窃取忠贞正大的形迹来控制天下，使人不能认为他们是错误的；后世诵读他们的奏议，甚至还会觉得他们的言论有意味，想象他们的风采。唉！小人的奸诈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能一一追究得完呢？李吉甫开始执掌政务时，因为推荐贤才而得到天下的赞誉；向上呈报国家的财计账簿，使君主知道财用的艰难而考虑节省，这尤其是大臣的重要手段。至于其他方面，他嫉妒贤能、引导谄媚，内心违背自己所说的话，数也数不清。元稹、李宗闵出来应对策问，诘问李吉甫的奸邪，揭发他依靠奥援的请托，堂堂正正、侃侃而谈；即使因此被罢免贬黜，也不以为忧。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志向，哪里会把崔潭峻、魏弘简、王守澄这些受过刑而残缺的人放在眼里？又哪里会把李逢吉、王播的贪婪鄙陋放在眼里？他们谈论这些事毫不惭愧，也尤其不感到畏惧。可是有一天，他们改变态度，侍奉奸佞宠幸之人，从旁趋附，其行为超过李吉甫等人的地方不止一倍。看他们最初进身时的表现，阅读他们留下的文章，哪里能料到他们后来会败坏到这种地步呢？至于刘栖楚，更是特别不同。敬宗上朝很晚，百官几乎都要僵倒在地；刘栖楚用激切的言辞进谏，甚至以头撞地，血流满面也不退却。考察他的风采，完全可以和朱云相等，连李渤也比不上他；王播用钱财贿赂王守澄，谋求主管盐铁，又和独孤朗等人在延英殿抗争论辩，这种不畏强御、铲除奸邪、保卫国家的气概尤其突出。可是刘栖楚所表现的刘栖楚，究竟是什么样呢？原来他是奸诈谄媚之人中的极端，却冒充刚正不阿的形象，竟有这样的事！不过，他所提出的建议，仍然只是针对一时一事，凭借意气自夸胜利罢了。至于牛僧孺，他所依托的品行就更加难以测度了。韩弘推荐并送来贿赂，朝廷内外都吃了他的诱饵，只有牛僧孺拒绝了；他这样约束自己，确实是君子的操守。悉怛谋占据土地前来投降，李德裕极力请求接纳，而牛僧孺坚持信义；他这样坚持主张，确实是君子的正直。这样看来，几乎可以承认他果真是君子，并且把他列入帝王的文德之中，使他无愧于大臣之称，本来也没有多少可以责难之处。然而牛僧孺所表现的牛僧孺，究竟又是什么样呢？他和李宗闵结为死党，排斥异己，败坏国事，只是自我贬损来经营自己的门户，而他的仇怨和险毒，又到了如此地步。穆宗、敬宗两位皇帝虽然荒淫昏聩，但辨别是非的心还没有完全泯灭，所以这些奸人都激烈地自我粉饰，料想不会有被诛杀的忧虑，只是冒充忠直正大的形迹，欺骗天下，以便容身于公论之中。大概自唐朝中叶以后，韩愈依傍六经的学说来建立标帜，于是如果不借用圣贤的外在形象，就不足以鼓动后来的人才，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羽翼。他们顺应当时所崇尚的东西，凭借浮动的气势和小巧的辩才，竟使刘栖楚成为忠直刚愎之人的首领，使牛僧孺成为道义的典范。小人窃取名声和形迹，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把伪装变化做到了极致：上欺骗君主，下欺骗士人百姓，延续到后世，还使儒者和史臣以周公不享用越裳进贡、春秋不列叛人为诸侯的义理，滥加赞许于牛僧孺；而对于刘栖楚叩头流血的奸诈，却没有人能够揭发。唉！小人的罪恶滔天，还有谁能惩治他们呢？孔子说：‘从来没有小人会仁慈。’所谓小人的仁慈，正是他们不仁的极端表现；辨别这种情况的人不能不审慎。

译文宗 一 唐朝自元和以后，国家长期没有人才。王守澄、陈弘志用刀刺杀天子，却没有人敢公开斥责他们；他们横行于宪宗、穆宗两朝，直到文宗晚年，才以其他罪名将他们诛杀。这样看来，刘克明还有什么顾忌，为什么不熄灭烛火来弑杀少年天子呢？刘克明滔天的罪行，是王守澄等四名宦官揭发的；将他斩杀的，是神策军飞龙宦官所率领的军队。路隋以翰林学士身份替逆贼起草诏制，韦处厚俯仰应付，把讨伐贼人的功劳推给江王；像这样，难道还可以说唐朝有人才吗？孙明复解释《春秋》说：‘记载某国弑杀君主，表示这个国家的人都不能赦免。’胡氏讥评这种说法已经过于严酷，并不对。所谓‘这个国家的人’，不是下至普通百姓，而是指掌管国政的大臣，以及确实承担在宫中、在官府职责的人。那么，宪宗、敬宗被弑杀，唐朝的大臣中有谁可以逃脱孙明复所说的不可赦免之诛呢？韩弘、张弘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镈、韦处厚，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没有谁能免除责任。至于李绛、裴度，虽然是众望所归的忠贞贤臣，又有什么脸面站在新君的朝廷上呢？当时宦官的势力已经壮大，但还没有达到汉末宦官那样斩杀忠良、使天下群贤一个不剩的程度；也还没有达到肃宗、代宗时期那样，程元振、鱼朝恩像宰杀小猪一样杀死来瑱，像夺走婴儿玩具一样夺走郭子仪的权位。刘一独自抒发忠愤，直言抗争而毫不顾忌；他虽然没有得到科举名次，却也没有遭受蔡邕被髡钳、张俭逃亡的祸患。那么唐朝的各位大臣，又有什么顾忌而不独自发声表达公愤呢？唉！国家没有人才竟到了这种极点，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国家的大患、人臣的大罪，没有什么比彼此结党更严重的了：他们根据同类势力的盛衰来操纵同党之人的进退升沉，而天子只成为替他们酬报恩怨、借他们的手来满足意愿的人。所谓正人，只把倾轧异己的人看作正邪不能并立的敌人；邪人则把坚持法度、抑制自己的人视为生死不共戴天的仇敌。除了天子，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们实行自己的意志；除了掌握权力的近侍宦官，也没有人能帮助他们满足欲望。假使赶上宪宗被弑时，建立讨伐贼人的旗帜，那么哪里只是陈弘志呢？王守澄就是他们的首领；不只是王守澄，郭太后也是内应的贼人；不只是郭太后，穆宗就是发动兵变的首恶。追究到极点，不能中途停止。王守澄掌握着施行威福的权柄，处在邪正两党之间，凭借权衡来颠倒是非；郭太后倚仗国母的尊贵，穆宗又有嫡长子的地位，天位一旦登上，便不可动摇。于是，发出正义诘问的是这一党的人，另一党便乘机进逼；功劳毁坏，名声败坏，自身不能保全，祸患还牵连同党。于是，素来有忠直声望的人也惴惴不安，爱惜门户而谋求伸张；依附权势的人全都指着自己的嘴、按住舌头，互相劝阻。稍一迟疑退缩，慷慨之气便全部消失；他们反而尊奉太后，大行赦免，以掩盖并粉饰自己的罪恶，因循苟安以保住地位，求得继续提拔同党、拒绝异己的愿望。做君子的人本来会说：‘我是借此为善类开辟道路。’何况那些不是君子的人呢？宦官于是因为知道外朝的情势和意愿，把君父的死亡看得如同越人看别人的肥瘦一样，闭门自保，把不参与其中当作安全。敬宗虽然没有刘子业、萧宝卷那样凶暴淫乱，但一旦失去他的意旨，便有人把刀刺入他的胸膛；难道还不可以使路隋、韦处厚泼墨鼓舌，为这种大恶撰写文辞吗？唉！满朝大臣都如此，按照孙明复《春秋》的法则来判定，并不是诬蔑。李绛、裴度虽然可以说是贤臣，难道也能逃脱法外吗？李长源归隐衡山，李辅国便不敢把恶事做到底；郭汾阳罢兵闲居，鱼朝恩也不敢肆意施毒。君子不在爵禄、权势之中随波沉浮，乱臣贼子自然有所畏惧而想要收敛。元和以来，所谓大臣的人，都在不进不退之间拖延苟且，结果两把利刃都刺向了天子的脖颈。唐朝没有人才，是有原因的。文宗起用李训、郑注，谋划诛杀内廷的贼人，并不是完全不明智；只是人人都知道有党派门户，却不知道有天子，因而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二 朋党兴起以后，人心和国家的是非就像乱丝一样无法整理，还能跟随谁来纠正它呢？邪与正没有固定的归属，离合也没有恒定的形势；想要伸张正确的一方、压倒错误的一方，划定统一的是非标准来端正人的趋向，即使有智慧也无法看清，即使有勇气也无法决断。所以文宗说：‘除掉河北的贼人容易，清除朝廷的朋党困难。’这也不完全是昏暗软弱的说法。李宗闵、牛僧孺攻击李吉甫，是正；李德裕为了替父亲报仇而同他们互相排斥，是私。可是宗闵和元稹在江湖间落魄失意，后来投靠宦官而得到进用，那么邪曲就转到宗闵、元稹身上了；而德裕晚年功业显赫，和这两人的情形相比，正如受薰染与未受薰染之别。李逢吉的恶行，人人都厌恶，德裕不与他交结，是正；可是他忽然把自己深恶痛绝的牛僧孺引入宰相之位，用来压制逢吉，反而同僧孺亲善，这就没有一定的立场了。德裕厌恶宗闵，揭发贡举中的私弊来压制他，却牵连了裴度；裴度不以此为嫌，反而极力推荐德裕为宰相，这是裴度的公正。李宗闵与裴度都是被揭发的人，宗闵却背弃裴度而同他互相倾轧陷害，他的用心就无法追究了。宗闵和元稹起初都因直言而进用，后来却都同正直之人发生冲突，并且一同争求进取；于是元稹与德裕联合来阻挠宗闵，两人都走上邪路，他们的真实心情实在无法测度。杨汝士的污浊，本来就如此；德裕却因私人怨恨蔓延而揭发他，使他被贬，并让他同裴度、李绅一起遭受诽谤，这样一来，汝士究竟是忠贞还是奸邪，就无法判定了。白居易过去是裴度的门客，却因浮华而同元稹结为胶漆之交；元稹倾陷裴度，白居易也难免受其牵连，可是德裕又急忙引荐他的堂弟白敏中，这又是为什么呢？李训、郑注想驱逐德裕，便推荐宗闵重新入相，可是不久又陷害杨虞卿，把宗闵流放到明州，变化为什么这样快？聚散在片刻之间发生，褒贬因一点小怨隙而改变；这样一会儿联合、一会儿分离，一会儿正直、一会儿邪曲，又从哪里去辨别呢？上面没有皇帝作出折中裁断，下面没有确定是非的评价，于是使天下颠倒而一同陷入混乱，聪明人不能明辨，果断的人也不能决断。推究其根源，是从李绛自恃忠直而不懂大臣的体统开始的：他同小人结交，侍奉君主时只在细小事务上争胜，又用言辞互相角逐。能言善辩的人听到风声便争相起来，卖弄口舌；议论一兴起，便罗列琐细之事；权势发生转移，人的亲疏向背也随之违乱。他们茫然奔逐于一时的升沉之间，惊涛反而四处飞溅，却不知道最终会到哪里。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将凭什么建立纲纪、保全宗庙社稷呢？

译唐、宋以来，败亡的轨迹都是一样的，君主像尸体一样居处宫中，只能长叹而没有办法。唉！祸乱开始产生，往往是由所谓君子开启的，不只是那些喧嚣的小人造成的。吕吉甫、章惇造成的祸害还没有消除，首先攻击伊川的，却是司马公的门人苏轼、苏辙；宦官朋党的祸害还没有除去，特别引进阮大铖来倾覆众多正直之士的，却是温体仁所攻击的那类钱谦益。当王介甫厌恶苏轼、苏辙之时，温体仁陷害钱谦益之时，哪里料到形势会这样迅速地变化呢？烈火焚烧原野，东西蔓延到哪里都不知道；公正忠诚、以国事为重的大臣早已忧虑到这一点，便镇定谨慎、少言慎默，以辅佐天子独断，使人心收敛，风俗淳厚。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就不能参与此事。三 文宗以自己被弑君的宦官小人拥立为耻，既憎恨他们专横，又害怕他们加害自己，早晚都想着讨伐他们。他环顾四周，想寻找可以托付心腹之事的人，于是提拔宋申锡为宰相；谋划没有成功，申锡因此死去，祸患还牵连到皇帝的至亲。后来他又倚靠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终于导致了[疑误：廿露]之变。宋申锡轻率浮躁，不能得到众望归附；李训、郑注则是无赖小人，凭借宦官而得到进用，倾覆危害的意图十分明显，只可畏惧而不可亲近；王涯、舒元舆又是贪污浑浊的鄙陋之人。文宗即使还没有达到知人之明的境界，怎么竟会昏乱到这种地步呢？当时并不是没有功勋声望显赫的老臣，如裴中立，也不是没有英明果断的伟人，如李文饶；还有像韦处厚、郑覃那样清正谨慎、自我持守的人，他们尚且不会牺牲自身而败坏国家。文宗却没有把他们召进来共同谋划，以筹划事情的成败，反而独自决定把事情托付给坏人，这其中大概另有原因。唐朝的群臣，都只知道有朋党门户，却不知道有天子。君主用高贵的官阶宠信他们，把重大政务交给他们，他们还自鸣得意地说：这是我们这一党争胜有力，能够改变皇帝的意志，使他顺从自己。他们心中本来就冷漠，不把亲近天子当回事，只倚仗同党之间争衡取胜。因此，裴中立声望崇高显赫，是四朝元老，却在陈弘志弑君时闭口不言，面有羞惭；至于李文饶，则借助宦官王践言而被召入朝；李宗闵、元稹、牛僧孺依靠暗中腐败的势力作为后援，更不必说了。外面有彼此不肯退让的仇敌，内部就不能再有互相抵触的中间人物；如果在一进一退之间争衡，就无法再顾及大节大恶的区别。文宗大概只是泛泛浏览、犹豫不决，知道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同自己谋划。然而宋申锡因为轻浮急躁，不能审慎决定进退，是不被两党推举的普通官员；舒元舆、王涯、贾[疑脱：原文“贾”后疑有缺字]则首鼠两端，只求保持俸禄、避免罪责。李训、郑注的邪恶，文宗本来已经知道了；可是他不加选择地用力打击，第一次试探德裕，第二次又试探宗闵，两党都成了他扑食撕咬的对象，他大概以为这些人没有固定立场，可以借来充当爪牙。可悲啊！自长庆以来，敢用一句话触犯宦官的，只有一个刘从谏而已，可是文宗又一直防备他将来成为董卓。那么文宗不把事情托付给申锡、训、注，又能倚靠谁呢？即使同裴中立谋划，中立也未必答应；同李文饶谋划，文饶本来就不会服从；同韦处厚、郑覃谋划，处厚、覃又会战栗退避；同宗闵、僧孺谋划，他们又会同宦官勾结而反过来反噬。因此文宗谁也不敢信任，只好把事情托付给坏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整个唐朝朝廷内外，无论大小臣工、贤能还是不肖，都知道有门户朋党，却忘记了他们上面还有天子。弑杀两个君主，杀死三个宰相，裴中立尚且能在绿野堂自得逍遥，更何况其他人呢？四 牛僧孺与李德裕关于维州的争论，由司马温公首先提出为牛僧孺伸张、使李德裕屈服的说法。温公提出这种说法，是因为要惩戒熙宁、元丰年间执政者动用军队、制造事端，使中原疲敝并挑起边境争端，所以推崇并奖许处置维州的主张，以此警戒当时的君主。可是古今时代不同，强弱形势不同，战守的适宜也不同，利害趋向更不同；根据一时的是非可否来判定千秋万代的是非，这是立论的大弊病，而温公正犯了这个毛病。至于他从牛僧孺用来压制德裕的话中所采纳的理由，就是诚信。假如真的把诚信高举为旗帜，那么谋臣不能反驳，贞正之士不能违背，便可以震慑天下人的言论，使谁也不能争辩。然而，难道真是这样吗？诚信，是中国处理邦交时所遵守的原则。夷狄既然越过边防而成为中原的祸患，消灭他们并不算不仁，夺取他们的土地并不算不义，掩袭他们也不算不守信。若只是顾惜他们彼此欺骗时所说的盟誓之辞，反而养成祸患，使我国社稷受到危险，使我国人民遭受杀戮掠夺，使我国衣冠制度被毁坏，那么太王就应当永远向北方的獯鬻称臣，文王也可以永远向昆夷奉送财币；如此一来，石敬瑭、桑维翰、汤思退、史弥远也都确实可以算作君子了。突厥、回纥，唐朝委曲求全地压服他们，这些人都对唐朝有功；暂且舍弃他们一时的恶行，而用守信来安抚他们，这还可以说得过去。然而其中也有不一定如此的地方：他们的顺逆没有常态，驾驭他们必须有制度，始终不能按照邦交的原则，相信他们会感恩归服。何况吐蕃是唐朝的封豕长蛇，对唐朝没有尺寸之功，却有丘山一样的怨恨，偶然一次修好，约定撤除戍兵，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谈诚信吗？僧孺说：‘白白抛弃诚信，是普通人都不肯做的。’他所说的诚信，大概也只是普通人的小信罢了。他又从利害方面说道：‘如果吐蕃前来责问，在蔚茹川养马，在平凉坂上行进，一万骑兵连接回中，不到三天就能到咸阳桥。’这就是夸张渲染敌人的势力来相互恐吓，和张仪夸大秦国来胁迫韩、楚的游说之辞一样，都足以使后世切齿痛恨。说这种话而毫无顾忌，小人的横暴竟也到了这种地步吗！吐蕃自宪宗以后，早已不再是从前的吐蕃了。元和十四年，它率领十五万军队包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使其不能攻下；杜叔良率二千五百人攻击它，大败而退。第二年，吐蕃又侵犯泾州，李光颜鼓舞激励神策军一军前去救援，吐蕃害怕而迅速退走。长庆元年，吐蕃特意派论讷罗前来请求结盟，并不是仰慕道义，而是国势衰弱、丧失魂魄，害怕唐朝而求得安宁。其君主彝泰多病，只求苟安；没有几年，继位的又是荒淫残暴的达磨。上天降下灾变，下面民众反叛，吐蕃逐渐衰弱，论恐热、婢婢相互攻伐，直到灭亡。怎么会像僧孺所说的那样，叩击咸阳桥，深入其中送死而无所选择呢？反而应当收敛双手、低头垂颜，把全部谋划都拿出来献给吐蕃，使它在边境上磨砺兵力，以寒却归向唐朝的心。幸亏吐蕃当时弱小；如果逐渐使它强大起来，每天都没有唐朝的力量，那么在箭镞刀刃之下，哪里还会有唐朝呢？

译僧孺又说：‘吐蕃四面绵延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损害它的势力。’那么他的欺骗就更加严重了。吐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完全占有北方疆域。宪宗时期，它把全部力量向南迁移，凭借西番的重山深谷、地势险要而土地肥沃，占据那里作为孤兔藏身的巢穴；从这时起它才开始衰弱，而沙陀、黠戛斯、回纥也侵占了它原来的疆土。因此，韦皋在西川一振作，陇右的祸患便平息了。它的南面，南诏正与它为难；而碉门、黎、雅之间，正是它扼守要害的地方。取得那里，就能控制它的咽喉，使它溃散归服，不劳而获得成功。向西可以收取岷、洮，向南可以控制南诏，向北可以抵御黠戛斯、回纥向东侵扰，于是唐朝便没有西顾之忧。对吐蕃来说，这正是大祸逼近，难道会没有关系到得失吗？夷狄聚集时就会反叛，离散时就会归顺，这是事理的必然。拒绝归顺者，是为了使其党羽更加坚固，所以婢婢说：‘我国没有君主，就归附大唐。’然而他同论恐热交战百余次，最终也没有归附，是因为吸取了悉怛谋惨死的教训，知道唐朝不值得亲近。把这样的做法称为诚信，是要欺骗谁呢？僧孺难道真是崇尚诚信来使远方归服、审察形势来谋求安宁吗？不过是因为事情已经由德裕办成，便想破坏它罢了。小人一定要满足自己的私怨，而国家的重大利益、夷夏之间的大防，都抵不过他那种令人恐惧疑惑的邪说。文宗没有醒悟而听从了他，后来想追悔也来不及了。温公竟又贸然赞许他说：‘僧孺所说的是合乎义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周公兼并夷狄、孔子作《春秋》，就一定都不是合乎义的了。五 李宗闵想驱逐郑覃，李德裕却急忙推荐他，文宗亲自在宫中宣布，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宗闵说：‘事情都由宫中宣布，那还要中书省做什么？’他妨害贤才的心情固然无法掩饰；但如果从官职职责来说，这正是职责所在，应当争辩；如果从国家政事来说，内降诏书、斜封授官的弊端，正应当在宣布任命之初就防止其发展。崔潭峻拿‘八年之中天子听任他行事’来反驳他，哪里足以使宗闵服气呢？郑覃经学、议论确实足以担当大任，君主进用一个贤士，光明正大地像揭示日月一样把他推行出去；诏令下达中书省，谁敢违抗？假如宗闵抗命而使任命中途受阻，就可以按照蒙蔽贤才的罪名论处，施以斥退驱逐。可是他却因为有所畏惧，偷偷在对方还没有察觉的地方发动争斗，以此同宰相争胜负，鄙陋竟到了这种程度。宗闵掌握国家法纪和官场常规，却在下位者面前因愤怒而怨怼；凭这种态度想解决朋党造成的危机，当然很难。因此我同意司马温公的话：‘明察不能照见，刚强不能决断，使朝廷形成党争，君主应当把责任归咎于自己。’这话是正确的。可是他又说：‘不应当把罪责归到群臣身上。’这对于君子立身、侍奉君主、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的道理，就不合适了；而纵容轻浮机巧之人、开启怨恨责怪、激发纷争的祸害，也就再无法消除。元祐、绍圣年间，党争像犬吠一样喧嚣，最终把国家大事弄得支离破碎，使全盛时期的宋朝走向灭亡。一句话的错误，偏差就会达到千里之远，怎么能不谨慎呢！黜免和升迁的权力，是君主用来安定国家的；匡正君心的方法，是大臣用来自我安定的；进退的节度、说话与沉默的适宜，是君子用来立身的。身居其位，就安于自己的职责，竭尽诚意而不越过尺度。因此，君主不能辨明贤人与奸人的区别，任用和舍弃不能决断，使小人与君子在朝廷上相互争持，确实是宰相最深的忧虑。然而小人难道能够改变君主本来不该如此的心意，胁迫君主来顺从自己吗？所以匡正君心是根本，迎合他人只是末节。只要把崇尚奢侈、谄媚鬼神、沉溺酒色、谋利害民、亲近宦官、勾通女谒等祸害，一一在宫廷的嗜好中加以约束；那么事情可不可行、道理得不得当、人物是忠贞还是邪恶，就没有什么能够遮蔽阻塞的，小人自然不足以聚集成党而争胜。假如匡正君心的办法已经全部用尽，而君主昏昧不知，容许小人彼此抵触争斗，那么就应当引身退去，闭口不言，以此培养国家的福分，使祸患不从自己身上兴起。所以孔子离开鲁国，不争夺季孙氏的权力；孟子离开齐国，不去折服齐王身边的谄佞之臣。在国中时就忘掉自身，离开国家后就忘掉世事，这是自身的安宁，也是天下的福分。如果有人不得君主信任，又不被小人容纳，请求退身到朝廷之外，却还纷纷接纳宾客，招进士人来结交，作为将来援助自己的力量，这究竟是为国家忧虑、谋划吗？其实只是激化国家政事的过失；是为进用贤才谋划吗？其实只是给贤者留下伤害。意气充盈、技痒难耐，满怀愤懑想要发泄，便同浮薄之士流连于山川诗酒之间，传播歌谣来泄除忧愤；或者活着时还想着再次被任用，死后还替子孙谋划，树立人才来辅助自己，容纳使自己高兴的人，于是让诡诈浮躁之人依附自己，希求将来得到进用。党争的祸患就这样形成，彼此争斗、互相对峙；这是立身不谨慎，是侍奉君主不诚实，不能安守本分，祸害延及国家。作为人臣却这样做，还能有什么可辩解的呢？竟然还说‘不应当把罪责归到群臣身上’，不是太过分了吗？即使在任职的时候，原则也在于匡正君主；人才的进退，国家有固定的典章，官府有确定的主管机构，本来不是凭个人好恶来伸张，也不是只由自己任意决定。一个大臣得到进用，天下便有成百上千的人望风修饰自己的行为，来求得符合宰相的意旨。言论相合、行为相应的人，不让他们退下来而接受约束，难道是为了利民卫国吗？不过是为了同异己者争胜罢了。假如可以满足私欲，甚至不惜破坏法令而采取非常措施，提拔引进别人并怀有一定要达到目的的心，那么就只把自己所喜欢的人的升沉当作忧喜，君主、父亲和百姓也许都会忘掉。这样考察自己早晚的行为，哪里能说是内心纯洁无瑕呢？德裕看待宗闵，两人的得失截然不同。然而德裕在朝廷内部不能拒绝崔潭峻、王践言的后援，在朝廷外又不能忘记对牛僧孺、杨虞卿的私人怨恨；因此，即使让文宗推心置腹地信任德裕，让他把自己所喜欢、所提拔的人安置到要害位置，使宗闵不敢有丝毫违抗，这种局面终究也不可能实现。后来武宗已经独任德裕，可是不久白敏中、令狐绹又重新得到进用，把原有的局面完全反转。难道不是因为德裕掌握权势的时候，倚仗君主深厚的知遇，把朋友和亲信聚集到朝廷中，而那些不得志的人就像埋在火中的石头，一遇到水便爆裂吗？元祐年间也同样如此：那些自称君子的人，进用时还在互相亲昵，退处时仍然跃跃欲试，引导人心走向争吵诉讼，无法遏止。把宰相的进退归于君主，把卿尹的黜陟归于主管机构，端正自己、竭尽诚意；可以实行就实行，不可以实行就停止，断绝新进之人攀附的途径，听任天命决定废兴。这样即使有小人，又凭什么乘机自立为党呢？事情偏偏不是这样，却说‘不能责怪群臣’，难怪温公门下有苏轼等人不断寻找矛盾、挑起争端了。六

译杜牧对河朔三镇的跋扈感到愤怒，又为府兵制度的废败而悲伤，于是建议想恢复府兵，这只是空泛的言论，给后世留下迷惑视听的东西。杜牧知道藩镇之所以强大，是在府兵废除以后，却不知道正是府兵长期积弱，才使蕃兵势重、边将骄横，以为唐朝没有军队，逐渐发展到桀骜不驯、无法再追究的地步。况且在太和年间，难道只有河北抗拒命令吗？泽潞、山南无不是拥兵自重、傲慢跋扈的地方。若想夺取那些仅仅听命的州郡，使农民劳作服兵役，再解散其军队而让他们务农，那么国家会更加没有军队，百姓会更加困苦，动乱也会更加兴起。太过分了！空洞的言论没有实际内容，只是用来迷惑那些仰慕古制者的耳目，结果把祸患流传到后世至今，始终没有停止。府兵造成的祸害，反过来激发而形成藩镇，这是形势必然的结果，也是祸患必然趋向的方向，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至于杜牧所说的有些地方可以采纳，而唐朝初年的制度还能够支撑一百年，那就是十六卫。十六卫用来蓄养武臣，储备将帅人才；天下的军队分别隶属于它们，并且环绕王都的左右，各自设置守卫驻军以等待命令，这样就兼有分散和集合两方面的好处。分为十六卫，则权力不专，不会像晋、宋以后那样，地方州府的长官拥兵而发动篡逆，无法控制；统属于十六卫，则纲纪不会松弛，不会像宋朝的厢军那样解散、衰弱、疲靡，最终形成长期衰败。边境不可能没有军队；边境军队如果不能轮番戍守而使人心安定，也是必然不行的。军队的用途，有作战的军队，有守备的军队。守备军，是希望它长期驻守，以保卫家乡也就是保卫国家的军队；守备军的数量又不宜太多，千人登城守卫，十万军队也不能很快攻下；人数少了，也没有粮食、柴薪供应不足的忧虑。作战军，是希望它迅速出动，利用新锐的士气；一战的勇力，功劳和赏赐很快见效，敌人退去后便可以回去休息，也可以避免长期征战所产生的怨恨。那么，十六卫和边兵相互设置、彼此补助：敌人较少时，边兵守卫便绰绰有余；敌人强大时，边兵可以坚守等待，而十六卫的将帅只由天子派遣，率领所属部队作战。至于盗寇若有突然发动的念头，逆臣萌生不轨的意图，那么十六卫之中遍布天下，谁还敢任意放纵自己来实现狂妄的图谋呢？只是十六卫的军队，必须通过召募、挑选，归营训练，不能把他们分散到田地里去；这是三代以下必然的形势和道理，不能再抱着“寓兵于农”的旧说，坐等承受它的弊端。就地供给粮食，不必有千里转运的劳苦；就近隶属于本卫，不会有身居中央而遥相控制的弊病；卫率巡视，主管部门训练，有司供应物资，各方面都很便利。这就是唐初的良好制度，不必采用府兵制而可以在后世实行的办法。到了杜牧的时代，尤其可以在一朝之内决定实行，并不像府兵制那样长期败坏而无法复兴，为什么呢？因为河朔的叛臣不能一下子夺取，但内地还可以整顿。况且自宪宗以来，淄青、淮蔡、西川、淮南在平定叛乱的当天，军队不能解散，却完全可以调动；成德、卢龙、魏博归顺朝廷的当天，军队不能立即罢遣，也同样可以调配。用恩惠抚慰他们，用威势压服他们，仍让他们当兵，只是逐步迁移改编；本来这些人都已不安于南亩、习惯于军旅，又有什么难以安排的呢？只是朝廷没有这样的人，考虑不到这里，后来天下终于无法平定。杜牧本来就不足以想到这一层，那些漫不关心国事的人更不用说了。七 甘露之变时，杀人、任免官员全由中尉决定，文宗不能参与知悉；李石、郑覃在当时接受了宰相的任命，这两个人难道有过错吗？君子的进退，必定依据正道；他要亲自承担国家的大政，也必定选择能够有所作为的时机。血溅在独柳树下，诏书却在殿陛之间发布；这两个人一向声誉和声望都很高，为什么会这样呢？回答说：这还不能用来责难二人。二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辞去宰相之职，道义上也不允许。梅福弃官，申屠蟠拒绝征召，是因为官位还不高，君主也不知道有他们，而且时局已经败坏到极点，已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留正走出国门时，宋朝几乎危亡；陈宜中逃往占城后，宋朝终于灭亡。他们只是侥幸逃脱危难，却倡导人心离散，已经没有使百姓振作的气概了。这两个人是唐朝的大臣，也是文宗所敬重和倚重的人。天子不能胜过宦官，刀兵在屏风前交错，内省之中掠夺横行，三位宰相被囚禁并肢解示众；天子仅仅保住性命，只差一步而已。李石、郑覃的党羽纷纷离散退去；裴中立作为历经四朝的元老，也低头忍受羞辱。若二人不出任宰相，不能略微收拾这场溃败，以保全天子、安定社稷，那又要交给谁来做才行呢？幸而李石、郑覃的党羽没有同宦官结合，而李训、郑注起初依附宦官，后来却反叛了他们，所以仇士良一类人没有心腹大臣引导他们共同作恶，只是按照资历和声望把政权交给二人，因此坏人没有得到进用，诛杀也止于数人，没有滥及无辜。假如二人畏惧躲避而离去，小人趁机投奔中尉，突然起用并掌握政权，那祸患又会怎样呢？二人接受宰相之位而不推辞，并不是想趁机求取荣华，而是因为诛杀和覆灭就在转瞬之间，不能有所回避。六名巡边使者疾驰入京，声称要把朝士全部杀掉，以恐吓士大夫；李石安坐在尚书省官署中，来平息他们的暴横。在这个时候，李石本来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和妻子儿女来为社稷争存亡、为士大夫争生死，难道不能说是忠诚深厚、安然处之而听凭命运的君子吗？江西、湖南想替宰相召募卫卒，李石不答应；刺客横行，刀刃甚至砍到马尾，这些本来都是李石预先知道而仍听任其发生的。薛元赏能够在神策军将领中依法办事，是倚仗有李石支持；宋申锡蒙受的冤屈能够重新昭雪，是郑覃替他做到的。要制止滔天洪水，就应趁它已经泛滥时逐步治理；最终仇士良的威势不敢逞强，文宗得以善终，武宗也能够平息宦官之乱，这些都是从二人开始奠定的。那种光明而拘守小节的操守，哪里足以责备二人呢？唐朝如果没有安静、正直、诚实、笃厚的大臣，李石大概就是最接近这种人的了！郑覃次之。八

译听取言论来任用人，不受小人迷惑，而且能够解散朋党、安定国家，大概确实很难。虽然如此，其实并不难。假如有人在这里，有人这样替他说：此人能够陈述善道、纠正过失，以匡正君主的德行；此人能够裁决重大疑难、确定重大谋略，以巩固国家根本；此人能够禁止奸邪、裁抑谄媚得宠的人，以清明国家纲纪；此人能够减轻百姓负担、节省浮滥费用，以充裕国家财用；此人能够建立国家威势、考虑长远谋略，以安定边疆。这样，就听取他的言论，考察并试用他，验证他过去已经取得的成效，审察他的才干所能达到的程度，然后任用他，也可以不必怀疑。假如他名不副实，再去复查考核、疏远贬斥他，也还不晚。假如有人在这里，有人这样替他说：此人长期受到压抑，应该得到伸展；此人的资历声望已经够了，本应得到重用，却有人阻挠他；此人应得的职位俸禄与某某等人相当，却唯独没有被选拔；此人曾经蒙受恩遇和知赏，却潦倒失意、为人所惋惜。这样，就是拿升降进退来制造恩怨，把荣宠看作自己本来应得的，用来同别人争逐，又互相鼓励追求富贵显达，只顾体恤私情而不知道有君父；不用辨别就知道这是朋党中的奸人，是小人结党要结交的人。杨嗣复托宦官暗示文宗召用李宗闵，文宗想把他量移。推想他所找的说辞，不过是说：“他本来是陛下的宰辅，如今流落在外，值得怜惜罢了”；或者不过是说：“他大概只是被李德裕以朋党之争排斥，被李训、郑注以奸邪谄佞之名陷害罢了。”李德裕被逐，本来不能说小人没有责任；但李训、郑注所排斥的人，也未必一定就是君子；还应该问一问他们过去担任辅弼时，究竟建立了什么功业。至于对国家没有益处，只是占据显要官位，那么其情形已经大体可以知道了，他们的党羽本来就无法替他们辩解。如果只因为他们曾经担任宰相，便不能让他们失去宠爱和俸禄，就等于让天子凭借天位任用贤才，使他们修明天职，却只做到使受屈的人伸冤、使郁郁不得志的人得到怜悯和任用；这样，三公论道的尊严，就仅仅像拿黄叶来制止小儿啼哭一样了。杨嗣复说：“处理事情贵在适中。”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也不过是为了平息李石、郑覃所受的不公，使双方不偏不倚罢了；所谓平反他们所受的不公，也不过是让双方都满足于追求富贵利达的欲望罢了。天子没有进用贤人、罢退不肖之人的权力，只替群臣谋划爵禄的去留来消除怨恨和嫉妒，这还能够说天下有天子吗？何况他所谓的“适中”，只是逐步引进小人来扰乱善类罢了！宋徽宗标立“建中”年号，奸邪于是得以放纵。没有别的原因，他所谓的“中”，就是人人都想求取富贵利达，双方相争后把利益平分，称为适中。上面没有纲纪，下面没有羞耻，逐渐习惯成风；即使是君子，也会说：“此人长期居处田野，应该加以提拔。”朋党怎么能禁止，士人的风气怎么能端正，国家的大政方针又怎么能确定呢？

译武宗 唉！士人生在无道的时代，却想从流俗中自我拔脱，大概确实很难。文宗临终倚着凭几时，李玨等人拥立敬宗的儿子成美；仇士良废黜成美，改立武宗。武宗即位后，李玨和杨嗣复因此被放逐，于是李宗闵的党羽不能容身于朝廷，政权必然归于李德裕，这是屈伸形势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李德裕既然没有内廷援助，除了我还能有谁？本来不是一个枢密杨钦义就能引荐他自己的。然而李德裕最终因“以淮南赂遗相互交通”的名声传遍天下后世，党人还据此作为借口；他即使想推辞依附宦官的丑名，也做不到。在此以前，崔潭峻、王践言都能说明李德裕的正直；这样看来，李德裕对于宦官，不能自行树立界限来避免受到玷污，也已经很久了。考察李德裕担任宰相的情况，他首先请求政事都出自中书；仇士良倚仗拥立武宗的功劳，使他不得不称病引身退去。唐朝自肃宗以来，宦官不能专擅政权的情况，仅仅见于会昌年间。李德裕在密切辅佐皇帝、暗中施加牵制约束方面，并不是没有力量，难道他乐意让自己受到宦官援引吗？然而唐朝积累的弊病，已经形成极其沉重、难以挽回的局势：对内，中书与枢密互相配合；对外，节度使与监军彼此呼应。拒绝他们时，他们常常就在身旁；稍有不能忍受，转眼便会受到更大的屈辱。王践言参与维州的谋划，崔潭峻借用宣、郑覃的命令；李德裕本来会说：“我不是被宦官使用，而是我在使用宦官。”杨钦义从内廷召他入朝，他没有屈节，只用珍宝玩物满足他的欲望；李德裕本来会说：“这是用来应付小人，使他忘记机心，不算羞辱。”我实行我的意志，哪里顾虑那些拘守小节、表面清白的嫌疑呢？然而从君子立身的大防来看，他终究已经受到玷污了。生在这样的时代，士君子立身的防线，君主尚且要亲自毁坏它，既然不能赶紧挽救，那么怀抱有所作为的志向、想把它施展于国家的人，确实很难了。那么应该怎样才可以呢？洁身自守，不拥有足以令人羡慕的财产；谋划国事，不结成偏私的党派；因君主的命令而与之接触，就以礼相待；秉持一贯的志向，以正道坚持；进用时不触犯他的深忌，退处时不取得他的欢心；等待时机以获得君主的信任，而不急于求成、不急于求取许可，或许可以免祸吧！但李德裕是追求功名的人，本来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以李德裕的才干，处在李德裕所处的时代，就不要过分责备他，也就可以了。二老氏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驾驭天下最刚强的东西。”这正是女子和小人滔天罪恶所凭借、用来巩固藏身之处的手段。唐朝的宦官，势力是汉、宋宦官的十倍。李辅国把统治天下四十年的天子像赶走一头逃跑的小猪一样驱使，然后加以控制。此后宪宗死了，敬宗死了，太子永死了，绛王悟、安王溶、陈王成美死了，三位宰相、一位节度使以及合计九族的人都死了。这就像厨师对待鸡鸭，只因为手里拿着弯刀便可以任意宰割。文宗流泪叹息，把自己比作周赧王、汉献帝，还认为自己不如他们；他忧郁地饮用醇酒，终于因病而死。宦官凶悍的锋芒，竟然到了不可接近的地步。有人认为神策六军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们；这说法是对的，但还没有说尽。当时节度镇势力遍布，大臣分守一方，集合天下全部力量来看待六军所豢养的疲弱士卒，难道不能与之抗衡吗？又何必惴惴不安呢？等到看到仇士良教导他的党羽说：“不能让天子闲下来，每天用奢靡之事娱乐他的耳目，使他没有空闲再顾及其他事情。”这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把中等才智的君主驱赶进自己的陷阱而不能出来，只是用最柔弱的办法束缚他、控制他，因而任意驾驭他；这样做没有不能取胜的。耳目的欲望、筋骨身体的安逸，一旦习惯并安于其中，顺从并接受它，也只会说这是人主应当享有的，是近侍应当供奉的罢了。对国家没有损害，对政事也不是专擅；即使不把它看作宦官的功劳，也不认为可以算作他们的罪过。等到宦官的骄横明显显露出来，人主也含着愤怒、无法忍受，想着要剪除洗涤他们。可是转眼退回深宫休息，娱乐接连进献，怒气不知不觉渐渐平息；稍稍安定之后，各种亲昵柔媚的手段纷纷施展，竟不知道早先的愤怒为什么突然消除了。怒气一旦发出又衰退，还能指望它重新振作吗？凡是变换童稚、美女、清歌妙舞，以及排解烦闷、消除愤怒的事物，都是宦官暗藏戈矛、鸩毒的机关。正直之士受到沮丧，不能及时进献忠诚，于是都灰心返回，说：“出去时还要同我谋划屏除宦官，进来后却还同宦官欢笑，我怎么能胜过他们呢？”他们只能自取诛杀、贬斥、流放，却不能动摇宦官。于是没有谁不闭口止息机心，听任宦官处在孤危境地而不加怜恤。这样，臣子已不再是君主的臣子，军队也不再是君主的军队；宦官早晨还亲昵献媚，晚上便可能张开白刃，谁也无法预测。最柔弱的东西驾驭最刚强的东西，实在绰绰有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既然如此，宦官群体的势力重得像山丘，而弑杀和叛逆接连发生，难道只是依仗神策军这一支孤军吗？他们所依仗的就是这个。汉、宋那些昏暗的君主受到家奴控制，也都是这个原因；而唐朝建立国家后，家法没有修明，淫声艳色自太宗以来便不断进献而没有防范限制的教导，所以它造成的祸患尤其惨烈。口鼻如果不借助外物，就无法安于臭味之外的气息；肢体如果不借助外物，就不能适应清凉温暖；烦劳郁结如果不借助外物，就不能使耳朵安适、内心愉悦。林池中的鱼鸟、书画琴弈、张弓纵马，各有君主所喜爱的东西，都能成为转移感情、平息怒气的媒介。这个机关一旦张开，比强秦更加猛烈，比曹操更加严密；彼此是用刚强争斗，这里却用柔弱控制。即使想成为周赧王、汉献帝，也做不到，果然还不如他们。君主如果能知道这一点，就不要说宦官的罪恶不可扑灭。只要以一个无欲的念头堵住滔天的横流，已经绰绰有余。然而知道这一点的人很少，能够做到的人更是百人中也没有一个，因此困难。三 河北三镇不能安定，难道是因为它们富裕强大到足以抗拒天下、无法制服吗？只是唐朝没有办法制服它们罢了。卢龙发生叛乱时，陈行泰、张绛相继拥兵来胁迫节度使；张仲武起兵讨伐他们，询问他们有多少士卒，合计正规军和土团不过一千多人；再问他们的军粮从哪里来，只是依靠妫州以北供给罢了。后来果然如张仲武所料，幽州被攻下，叛乱者被擒获。这样看来，唐朝如果确实能够制定正确策略并取胜，凭天下的力量，拿下三镇就像拾取芥菜一样容易。然而最终困于不能做到，是因为朝廷谋划不定，各路将帅离心，而且叛党中的私人使者奔走京城，向朝廷大臣行贿，都在夸大贼党的势力，鼓励姑息迁就，使叛乱嚣张而不能平息，扰乱了已经制定的谋略。君主昏暗，臣下偷安，把小小的叛臣看得无人能敌，却说河朔长期习惯叛乱，人心难以改变。唉！这是什么话！

译刘稹拥兵抗命、擅自立军，是李德裕决定谋划讨伐他的原因，这就对了；但他又说：“只要镇魏不与刘稹同谋，刘稹就无能为力。”这把镇魏看得太重了！张仲武既已使卢龙归顺朝廷，就等于拍着镇魏的后背。何弘敬、王元逵并没有田承嗣、王武俊那样的凶悍，即使他们接受刘稹的贿赂，暗中互相呼应，而朝廷又宣示昭义的罪状来压制他们，他们难道敢北面不怕卢龙从后面袭击，南面不怕宣武从前面逼迫，西面不怕河中牵制其侧翼，还公开抗拒朝廷，结党支持叛逆而突然兴兵吗？即使作战不积极，也不过是两面观望，等待形势所趋罢了。因此刘稹被消灭后，把何弘敬、王元逵调往其他镇，他们不敢违抗；召何弘敬、王元逵入朝，他们也不敢拒绝。他们虽然骄傲傲慢而昏昧糊涂，也还会想到：过去凭借险固、为子孙谋取长久的打算，如果不死于上天的诛罚，也会死在部下帐中；哪里比得上约束自身归赴朝廷，享受富贵而保全后代呢？部下即使有时嚣张，将帅的心志一松弛，士气也会衰颓。威势可以使人服从，恩德可以使人感怀；张仲武的良好谋略值得羡慕，刘稹的狂妄谋划值得鉴戒。区区几个州的土地，让两个小人尸位其上，却说终究难以教化，李德裕在这一点上真是懵懂了。于是朝廷派遣重臣向二镇输诚，说：“河朔自从艰难以来，历代圣主都允许你们世袭，这已经成为惯例。”这样就等于明确把有利的凭据交给他们，授予他们不可动摇的势力，俨然把他们当作敌国；这种话一说出口，后来还追悔得了吗？泽潞是王土，那里的人是王民；镇魏也不是北方胡人、南方蛮夷自行做君长的国家。镇魏可以这样做，泽潞为什么不可以？又凭什么折服刘稹，使泽潞的人心服从呢？镇魏西面扼守壶关，东面连接曹、郓，南面渡过黄河就是汴宋，是中原的腹地。它像横在腮中的骨头，想让食物咽下去，必定做不到。唐朝之所以一乱之后便无法再次振兴，都是这类事情造成的。李德裕如果只图苟且取得一时功劳，竟不顾祸患相结、战争连续不断将没有尽头，教化难以改变的问题，难道在河朔吗？在朝廷罢了。武宗听从了他，下诏对二镇说：“泽潞一镇，和你们的情况不同。”言语既不合乎正理，事情也就不能成功。唉！唐朝终究无法挽救了。四 杨弁在河东发动叛乱，驱逐李石，与刘稹结盟；他所依仗的，是向中使马元实行贿。马元实回来后，在朝廷上大肆夸口说：“杨弁有一副光明甲，十五里外都能看见。”他借此恐吓朝廷，索求节钺，李德裕揭穿并驳斥了马元实，杨弁这才沮丧下来。由此推论，唐朝的藩镇，大多凭借几个州的土地、一个旅的兵众，抗拒天下的威势，而朝廷却屈意顺从他们的要求，并不是他们的兵力真的强大，都是因为行贿。若不是李德裕揭露马元实的奸诈，杨弁行贿的事也会被掩盖而不显露，史官也无从记载了。贿赂在宦官近侍中流行，天子就受到震慑；贿赂在宰相中流行，百官就无法争辩；贿赂在尚书省、寺、台谏官中流行，天子和宰相也无法制胜。此前讨伐淮蔡、讨平卢时，朝廷议论纷纷，唯恐不能停止用兵，原因就在这里；德宗窥见其中的实情，深深疑忌群臣，孤独愤懑地发动战争，而朝廷内外坐视他失败，也正是这个原因。唐朝的混乱，是因为贿赂充斥天下而造成的。三百多年间，除了卢怀慎、张九龄、裴休以外，唐朝能够整治簠簋、使自己立身于金帛之外的人没有一个。即使是贤者，也未必能保全自己的清白，只不过尚未败露、没有显现罢了，实际情况本来就不可追究。藩镇叛乱，像敌国一样对峙，像仇敌一样互相忌恨，而且只用金钱收买朝廷内外的人心；天子尚且不能保全自己，何况州郡中众多官署的废置呢？唐朝自立国以来，大肆追求奢侈，以衣裘、仆从、马匹、亭台水榭、歌舞互相攀比，并把这些表现于诗歌和论说中，夸张地加以称颂，却不以此为羞惭。韩愈自夸知道尧、舜、孔子、孟子的传承，却忧愁地写《送穷》，放纵的言辞毫不避讳；由此可大致看出当时的人心和士气。到了白马之祸，所有穿锦衣、乘珂马、传递酒杯、携带歌妓的习气，全都衰微消尽。接着又经历五代的凋敝，延续到有宋时期，腥膻的风气已经消退。因此，即使有危害国家的大臣，不仅王介甫清廉自持，力求远离金银的气息；即如王钦若、丁谓、吕夷甫、章惇、邢恕这样的奸臣，最终也不像李林甫、元载、王涯那样声名狼藉，而且也不像姚崇、张说、韦皋、李德裕那样奢华；那些有时毒害百姓、危害国家的人，也只是以名位相争，而不是造成宠幸贿赂、官场邪恶的危害。这是风气的一次变化。那么，唐朝率领天下追逐欲望、崇尚货利，长期如此却没有很快灭亡，是什么原因呢？朝廷士人因为受贿而容纳奸邪，叛臣也因为行贿而巩固自己，志气全都苟且偷安，他们的欲望容易满足。因此，举兵犯上作乱的人，都只是守护自己的钱财巢穴来封闭自保，没有问鼎天下、登天称帝的志向。其中尤其幸运的是，回纥、吐蕃只把侵掠作为志向，日久之后自身衰败，也没有刘渊、石勒那样的雄心。这不过是侥幸保存下来罢了。假如遇到宋朝那样，三个敌虏接连乘隙压迫边境，哪里能够等到一次迁都、两次迁都、三次迁都之后才灭亡呢？贿赂败坏人的国家，就像鸩毒必然使人死亡一样，从来没有能够使国家起死回生的。〖五〗 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是不仁，接受投降后又杀掉他们是不守信用；古人有这样的话，这确实是仁人君子说的话。然而，言论各有所指，道理各有适宜的情形；如果不衡量时代，不考察缘故，不审察顺逆的大义，不考虑公正的好恶之心，只知道拘泥于格言，那么仁人君子的话也都会成为蒙蔽人的东西。仁被遮蔽就变成愚蠢，信被遮蔽就变成残贼，这一点不可不辨明。所谓杀降而不仁、不守信，说的是两国交战时战败倒戈的人，以及受到夷狄、盗贼胁迫而被迫从属、后来自己逃脱出来的人。有的人参与作恶的意志本来就不坚定，有的人除了求生没有别的意图，那么就应当保全他们的性命，有时还可以录用他们，并消除愤怒，以新的政策对待他们，这才确实是敦厚仁爱、崇尚信义。刘稹叛乱时，郭谊是他的主要谋臣。等到四面合围、三州已经被攻下，刘稹守着孤城，形势日益窘迫，郭谊和王协劝说刘稹束身归朝，刘稹已经听从他们的意见准备投降了，郭谊却乘他松懈时杀死了他，想把这作为自己的功劳。武宗和李德裕决定诛杀郭谊，这难道不是顺应人心共同厌恶、施行大法吗？司马温公却讥讽他们失信。他所谓的信，不正是被这种观念蒙蔽，因而变得愚蠢而残贼了吗？

译对于制造叛乱的人，如果不彻底消灭他们，叛乱就终究不会停止。这些人受到仁爱，却反过来利用我们的仁爱来侵犯我们；得到信任，却反过来倚仗我们的信任来欺骗我们。唐朝藩镇的叛乱，大多因此而滋长。自从安禄山叛逆以来，那些拥戴他的人，难道真的希望他的君主成就大业，自己也像邓禹那样建立些微功劳吗？他们本来怀着喜好作乱的心，唆使自己的主帅成为叛逆首领，以便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李宝臣、薛嵩、田承嗣首先反噬旧主，果然获得割据土地、尊荣自立的厚利。他们在劝诱作乱之日，就已经怀有自私的打算：对上胁迫朝廷，对下窥伺自己的主帅；即使流血千里、主帅的宗族也被屠杀，也不过是可以借此图利的凭据。朝廷果然因为姑息而厚重赏赐他们，官位兼任将相，恩泽延及子孙，那么人们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天天诱导别人叛逆呢？出卖主帅的头颅来求取荣华，主帅宗族被灭，自己却还夸耀为首创的大功。当时作为藩镇的人，侧目而视、寒心战栗；若不是像刘稹那样狂妄愚蠢，没有人不把杀死王协、郭谊看作大快人心的事。连年战死、尸身成为原野上的鬼，以及在郊野痛哭的寡妻孤儿，本来都不会怨恨刘稹，反而会怨恨王协、郭谊。因此，两个奸贼被依法诛杀后，武宗、宣宗时期，藩镇就没有叛乱的了。既然已经用严厉手段使他们的内心彻底服从，偏将和幕僚也知道日后不可能再侥幸逃脱、另谋邀功，那么他们的心思也会收敛，不敢再诱导主帅狂妄作乱。杀一两个人而保全天下，是仁；杀掉反复无常的人来施行法令，是信。高帝斩杀丁公，古今都称赞他的义举，何况是亲自充当叛逆首领的人呢？况且刘稹既然听从郭谊、王协的谋划而准备投降，郭谊可以容许，难道刘稹就独独不能投降吗？杀死投降者的是郭谊；杀死郭谊，正是为了杀掉那个杀投降者的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只有项羽把这种做法施加于敌国的百姓，李广把这种做法施加于解开发辫投降的夷狄，那才确实是恶行。不能让反复无常、倾覆危险的乱臣拿这件事来求取曲意宽宥。施行大仁、笃守大信，各有其时，各有其情，各有其道理。用一句话概括千古以来不相同的事变，正好只是自我蒙蔽罢了，这是君子所不赞许的。〖六〗 宦官在外统领监军事务，边疆就危险；宦官在内统率禁兵，天子就危险。监军危害边疆，李德裕已经说得非常详尽了。至于天子的危险，却不是宦官仅仅统率禁兵就能立即胁迫他、决定他的生死和废立。天子的军队分布在天下，将领都是他的臣子，士卒都是他的百姓；在京城内作为禁兵的，如唐朝神策军，只占全部军队的百分之一，而且也不是经过百战、建立功勋、能够成为天下雄军的部队。宦官虽然紧紧掌握它，把它据为己有，但势力不能与天下抗衡。他们胁迫君主、肆意妄为，甚至把刀刃加在君主身上，难道能不害怕四方来问罪吗？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敢让鲜血溅洒宫廷、以定策之功自居，实际是依仗外部监军的宦官使者，深深结交将帅，控制将帅的荣辱生死，又指挥官吏士卒，用抚慰、宴饮和犒赏的恩惠收买他们。因此，王守澄、陈弘志、杨承和亲自实行大逆之事，不怕天下有讨伐问罪的军队；甚至历经四朝的元老、分掌符节的裴中立，也眼看君父被杀，闭口不敢追问是谁。只有一个刘从谏敢于直言斥责，而怀来也无法追问。没有别的原因，各路将帅的军队都是宦官的爪牙，整个天下都受他们牵制；即使有人想仗义发声，也因孤立无援而力量穷尽。由此才知道，李德裕为国家谋划，实在深远。他以出征屡次失败为理由，指出宦官显而易见的危害来驳倒他们，使他们不敢争辩；公开纠正他们妨碍军务的过错，却不揭破他们揽权、收买众人的祸患，使他们无从受到刺激而彼此冲突，那么潜伏着的大罪恶就会在无人言说中暗暗消除。这就是李德裕善于安定君主、防范奸邪的地方。然而，难道只是因为他的立论高明吗？仇士良忌恨他却无法伤害他，于是请求退休离去；诏令规定监军不得干预军务、不得选拔牙队，杨钦义、刘行深也欣然听命，不敢争辩。最严重的弊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得到扭转，能够这样容易，大概确实是有办法加以制约的。唐朝宰相中能够大有作为的，除了狄仁杰，就只有李德裕了。假如武宗没有早死，李德裕没有被流放，唐朝大概可以复兴吧！〖七〗 后世拥有天下的君主，想要禁止浮屠教、消除社会祸害，实在很难。会昌五年，诏令毁掉寺院及招提、兰若四万余所，使二十六万五百名僧尼还俗，可以说是有令必行了。然而不过几年，浮屠教就转而兴盛，于是所谓黄檗宗出现，教外别传的邪说充斥天下；禁止它反而刺激它使之兴盛，所以说很难。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的说法而排斥佛教，用邪道来制止邪道，本来就不是正当取胜的方法；不久武宗去世，李德裕被驱逐，宣宗忌恨武宗和李德裕，全部反转他们的政令，浮屠教便借机重新发展，形势本来就推动了它。即使假设武宗长久在位，李德裕安然居相并推行自己的意志，又怎么可能把积累了一千年的祸害在一天之内清除，消灭得一干二净呢？为什么呢？用一天的力量纠正一千年的弊病，以一个君主、一个宰相对抗天下众人狂乱迷惑、泛滥成灾的情绪，还想把它彻底铲除，这就像鲧用堵塞洪水的办法来阻止横流，最终不能战胜洪水一样。天下人积累了一千年而像野马一样奔逐，自然有它的源流，也自然有它消退归止的办法。因此，天下的僧寺、兰若，想要毁掉，当然可以在一天之内毁掉，这并不困难；但强行命令二十多万僧尼还俗，他们将归向哪里呢？那些出家为僧尼的人，大多是孤苦无依、懒惰游荡、没有依靠的疲敝百姓。假如有可以还俗的生活，能够安稳地做普通男子女子，耕种自己的田、居住自己的房屋，他们还愿意出家为僧尼吗？本来十个人中有九个就不会出家。可是突然压迫他们，使他们无处可去、无处安身，那么几十万潜伏的叛乱之众，机敏的、强悍的就会在昼夜之间暗中聚集，怀着愤懑思谋，寻找旁门歧路来突破，就像河水决口一样；一旦找到蚂蚁洞穴般的通道，洪流奔腾千里，哪里还能重新堵住呢？所以浮屠教到了大中以后，反而更加宣扬幽深微妙、闪烁不定的言论，实行吊诡险僻的行为，以此耸动活着的人，使人无法探测其首尾；人们彼此惊诧而一同信从，这都是他们被排斥驱逐、无所聊赖的日子里，潜身幽谷，想着争胜求得伸张的结果。

译想要禁止浮屠教，又何必用严厉的办法治理它呢？自从有百姓以来，有四民就有巫；巫术的种类不一，但总都属于巫，先王也不能使巫完全不存在。浮屠教用来煽动天下人的，不过是生死祸福的报应罢了，也只是巫术变幻出来的东西。至于其中聪明的人杂取庄子、列子的学说，窃取心性之旨，拿来与君子之道相竞争，使那些没有审察清楚道理的人受到迷惑，但这样的人也是一千人中不超过一个。因此，若拿浮屠教的学说同君子之道比较黑白，那么衰微的王朝本来就不能在末世风俗中保全自己；若把浮屠教与巫同等看待，按对待巫的办法处理，那么天下本来有很多相信巫而不相信浮屠的人，双方的胜负势均力敌。既然浮屠只是巫，人们相信它也会像相信巫一样；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其中作为巫的人能有几个？而且人们并不把巫像父母一样爱戴，他们仍然只是编户、承担赋役的百姓。这样一来，浮屠教就会衰微消亡。所以寺院不能不赶快毁掉；范铸金属、冶炼铜铸成的佛像，不能不赶快销毁；寺院田园的田税、僧尼丁口的徭役，也不能不按齐民一样看待。不要建造宽广的殿宇、绵长的僧寮来容纳他们，不要给他们免税的田地来供养，不要用免除徭役的政令使他们安逸，不要用金碧丹漆来艳丽他们的眼睛，不要用钟磬铃铎来放纵他们的耳朵；让他们处境黯淡萧条，又考核他们的老幼，使他们向郡邑服役，那么不用强迫他们还俗，僧人也会像巫，巫也会像普通人。出家没有可安身之处，还俗又想谋求方便，他们一定会自己寻找田地房屋，蓄养妻子儿女，和良民一样生活。几十年间，看不见他们消失，也自然所剩无几了；即使还有留下的，也不过像巫一样杂处民间，不能成为百姓的大祸害。若禁止他们做僧尼，他们就会傲慢抗拒、不肯听从，怀着怨恨图谋复兴；不禁止他们做僧人，却让僧人像农夫一样承担赋役；不禁止他们做尼姑，却让尼姑像织女一样缴纳丝缕之税。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反而徒然使身体受苦，吃野草、独自住宿，没有人不会突然醒悟而后悔。没有徒众依附，宣扬幽深微妙之说、实行吊诡险僻之行的人，也会自我反省而觉得索然无味。先王不禁止天下的巫，却不把巫置于四民之外，道理不过如此。那么，拥有天下而想用统一道德、整齐风俗的办法禁止浮屠，又有什么困难呢？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罢了。

译◎宣宗 宣宗最初在奉册仪式时见到李德裕，就说：“每当他看我一眼，我就毛发悚然。”宣宗并不是软弱的君主，李德裕也没有像周勃出身军伍、梁冀世代习染骄横倨傲那样，把跋扈之气表现在声色之间；难道宣宗真的是见到他就惊惧吗？是因为先入为主的言论使他产生了猜忌。武宗病重，十多天不能说话，诏令却从宫中发出，废掉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不是按正常次序突然被拔擢、接受大位，难道是一天两天就能谋划的吗？宦官贪图他显露出不聪慧的迹象，预先与他定下谋划，偷偷地在秘密处所低声议论，一定会说：“太尉如果知道，事情必定不能成功。”所以宣宗即位后，惴惴不安，只怕李德裕把自己视为异己，就像小孩子偷吃食物，见到厨妇便不得安宁一样。俗话说：“盗贼憎恨主人。”宣宗一旦得志，必然想要诛杀、驱逐李德裕。这其中也有原因。李德裕在武宗时期得到君主信任，能够推行自己的意志，从削弱宦官的权力开始，首先限制监军。监军失去权力，中尉便不能保有神策军；在这种情况下，宦官和李德裕已经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李德裕行事有条理，使人没有把柄可以用来阻挠他；上面又得到武宗的信任，下面还有杨钦义、刘行深作为内应，所以宦官心中的怨毒虽然很深，却不敢发作。等到武宗病重不能说话的时候，正是河水决口、毒疮溃破，可以乘机实现他们心愿的时候。不废掉皇子而改立宣宗，李德裕就无法被驱逐；不向宣宗灌输李德裕威势凌厉、令人畏惧，宣宗驱逐李德裕的决心就不会坚定。宣宗惴惴不安，像抵御大敌一样不能姑且等待，于是李德裕必然不能被容留。李德裕所能控制、使之听从自己的，只有杨钦义、刘行深二人；这两个人，哪里能够抵挡宫中无数的宦官呢？皇太叔的诏令一下，李德裕便无处安置手脚，只能等待放逐。唐朝灭亡于宦官，从这里就决定了。有人说，李德裕侍奉英明果断的君主，君臣相处十分融洽，却不能在武宗病危之时，请求武宗倚凭玉几、接受顾命，以此确定继承皇位的人选，使奸人得以擅自掌握废立之权，这不是大臣保卫国家的义理。确实如此。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武宗年纪还轻，虽然有病，却未必已经到了绝对不能起身的危急时候，正准备大有作为，不能仓促谋划身后之事；等到病情已经严重、神志昏乱而不能说话时，即使想叩击宫门请求进见，又有谁替他传达宣召，使他一定能够见到武宗呢？可惜的是，先帝的尸骨还未寒，太尉就已经急忙被驱逐；环顾唐朝朝廷，竟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言，为李德裕伸张忠诚和功勋。难道只是没有人为他援助吗？白敏中之类的人还挽起衣袖争夺宰相之位，崔、杨、牛、李等人则伸长脖子等待升迁入朝，而郑肃、李回都不能抵挡他们。或许是李德裕自负过甚，孤高傲慢，没有广泛招引贤者共同协助、匡正赞助吧？又或许是自从朋党兴起以后，唐朝士人的风气在荣辱、升降、进退之间纷纷倒伏，已经没有贤者可以推荐了吧？这两种情况都是国家危乱的凭据，必定有一种存在其中，唐朝不能再兴盛，也就理所当然了。〖二〗 宣宗刚即位，因为旱灾的缘故，命令大臣疏理在押囚犯；马植却急忙进献苛刻严酷的言论，请求对于主管官吏中犯贪赃罪以及杀人者，不准疏理释放。这两类人不能立即释放，是对的；但一概不准疏理，只依据执掌法律的官吏援引条文定罪而不加辨析，宣宗采用申不害、韩非的治术，把天下人严密束缚起来而失去人心，实在是马植首先引导的。唐高宗以后，如果不是弑杀之祸发生在宫闱之中，就是叛臣在身边作乱。除了开元二十多年大体安定之外，其余都是动乱的日子；但唐朝没有因此灭亡，是因为人心本来依恋唐室，不忍离去。即使徭役繁重、赋税沉重，死亡接连不断，百姓仍然还没有忘记拥戴历代天子。没有别的原因，自太宗以来，太宗以宽容安抚士人和百姓，即使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法网，百姓就像游鱼一样各自依靠、互相救助于水滨洲岛之间。即使有弱者被强者吞食的祸害，百姓也不怨恨他们的君上。罗希奭、吉温以及侯、索、周、来等极其凶恶的人，也不过是把惨毒施加于朝廷官员，并以反叛为名，从未追究官吏百姓细小的过错，苛刻求全而自夸聪明果断。马植之流引导君主去作深入细密的监察，太宗遗留下来的恩泽从此就断绝了。马植说：“贪官没有什么可以惩罚和畏惧的，死者含冤而无处申诉。”这话也近于情理。可是皇上刚刚颁下宽缓、体恤百姓的政令，用来回应天灾，却突然又把严密考核、纠察奸伪的命令掺杂进去，于是主管官吏互相鼓励逞强好胜，拿法律来查核官吏百姓，广泛拘捕收押以制造罪案；有意把人定罪，却没有一点怜悯和疑虑。士人怨恨官府，百姓忧愁于田野，胥吏掌握生死大权来索取财物贿赂，这种情形哪里说得尽呢？申不害、韩非用他们的学说破坏先王之道，难道不是自以为合乎情理，诛杀有罪之人以救助无辜者吗？然而一旦全盘依靠法律，天下人就都会两脚并立、战战兢兢。君子之所以憎恶他们残害天下、断绝国家命脉，正是因为他们的主张接近情理，容易迷惑人。就惩治贪官来说，古今凡是无道的时代，士人和官吏互相习染贪婪，能够免于被逮捕审问的，大概也很少。如果抛弃廉耻，放纵贪欲，那么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攫取钱财而不顾旁人，难道是法网所能禁止的吗？如果没有办法在贪欲尚未泛滥以前加以制止，那么查察会越来越严密，诛罚会越来越急迫，靠攀附请托、行贿求免的途径也会越来越多；贿赂不够的人，就会更加残酷地向百姓掠取。追究那些触犯法令而不能得到宽免的人，全都是不善于结交、不肯花钱行贿、又是贪欲如深谷而难以满足的小人罢了。用法律惩治贪官，贪官反而更加滋长；上面徒然招来百官的怨恨，下面又更加严重地加剧对穷民的剥削。法律不能依靠，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就杀人来说，即使人不会伏在刑刀之下受死，世上也没有谁乐于杀人的。已经依法定罪的人，如果侥幸在疏漏的审理下保全性命，即使不死，生存下去的希望也没有多少。如果他的愤怒是由一点小小的冲突引发的，那么在挥拳持刀之时，恶气熏心，本来就会忘记自己也可能死亡，哪里还有空闲想到日后触犯法令而受到惩罚呢？如果说杀死凶手可以消除死者的冤屈，那么天地生养万物以来，既然已经杀死了一个人，又再杀一个人来增加死亡，这能有什么补益呢？况且一个人被定罪，他的证人和佐证者也会受到株连，像寡妇孤儿这样流离于官署寺院之间的，又有多少呢？

译所以，贪官伏法、杀人者偿命，这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律虽然统一确立，但宽严张弛的关键，掌握在君主和大臣的心中。君子的道理之所以与申不害、韩非的刻薄做法截然不同，是因为不愿满足一时的快意。内心如果只求痛快，那么天地间和平的气息就已经无法保存，庸俗官吏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严密考核一实行，上下之间就互相督察，又互相包庇。炫耀聪明的人反而昏昧，炫耀耳目灵敏的人反而如同失聪。唐室一向容纳、保护臣民的恩泽，被宣宗君臣消磨殆尽，马植确实是首先引导他们这样做的人。苛刻的做法一实行，就没有人知道停止；天下刚刚粗略安定，最终却招致官吏百姓叛乱而灭亡，实在还不如从前姑息宽纵，虽然有乱却还能保存国家。三 认识人很难，已经由来很久了；但也有可以据以识别人的地方，君子把它作为衡量标准，因而失误也很少。人之所以成为不肖之人，其中贪婪残害、淫逸沉溺、愤怒悖乱等秉性，十人中未必有一人是由天生气质造成的；大多是与不善之人交往，随之流转，因而泛滥开来而无法停止。所以君子在一个人早年观察他时，就把他所受的习染作为衡量标准：看他的老师朋友，看他的交往对象，看他的风俗爱好。这样做虽然不可能从不失误，但最终失误很少。要从犁牛之中选出赤色的良马，不是圣哲之人做不到。李德裕把白敏中引入翰林，白敏中成为翰林学士以后，便趁武宗、宣宗刚开始改变政局之际，夺取李德裕的宰相职位，竭力排斥他，完全反转他的政策，使李德裕获罪贬谪而死，并使唐室陷于动乱。白敏中不适合被引入而置于君主身边，难道还需要再三考虑才能断定吗？李德裕当初引荐白敏中，是因为武宗听说白居易的名声，想召来任用；白居易年老了，李德裕便以白敏中代替他进用。这样看来，认识白敏中，是因为白居易；任用白敏中，也就等于任用白居易。白居易凭文章这种小技艺成名，却成为嬉游放荡、追逐声色的倡导者；当时裴中立喜欢他的浮华，乐于和他游玩；到了宋代，苏氏一派又喜欢他放纵而越出闲暇自守的规范之外，推崇赞许他。白居易的名声于是喧腾于天下后世。可是考察他的为人，他是元稹至死相交的朋友。元稹听说白居易被贬到九江，自己病危之际竟惊坐而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白居易以放荡闲散、越出规范的行为亲近声色，又写轻浮俗艳的诗词来诱使人沉溺淫逸。当时像杜牧这样的人，已经深深厌恶他，想依法审治他了。元稹把自己卖身投靠宦官，排斥压制正直之人，使河北最终叛乱，成为唐朝的兵祸首领；白居易却护持他，视他为至死不渝的同党。目的不能达到，便借醉中吟咏来发泄他为青衫所流的眼泪。白敏中是白居易的从弟，和白居易交游，因此受到君主和宰相的知遇；白居易正是白敏中梦中睡时也感到安稳的人。像这样的人，却想引荐他作为同心同德的臣子，来匡正君主、保卫社稷，这就是所谓放出老虎来保护自己；李德裕为什么竟不知道这一点呢！假如武宗想任用白居易的那一天，李德裕能正色回答说：“这是个轻浮浅薄、机巧轻佻的小人，沉溺于酒、贪恋女色，用淫靡的词句败坏风教，陛下为什么要任用这种人呢？”那么国家的大政方针就确定了。这正是李沆、刘健之所以确实配得上做大臣的地方。李德裕却做不到，难道是因为他还存有两方面的私心吗？如果不是，那就是他自己的习性还没有端正，心中没有可以持守的确定标准，所以容易受到扰乱。前代儒者说，假使苏轼得到任用，就会引荐秦观一类人占据重要位置，其祸害比王安石更严重，正是因为他们的风俗爱好淫靡。舍弃这一点，却想辨别人才、安定国家、培养善类，从来没有能够免于过错的。四 周墀做宰相时，韦澳对他说：“希望相公不要有权。”这话多么令人悲痛！这是为了避免李相、朱崖所遭遇的灾祸，也是感叹宣宗不能同他一起有所作为。宰相没有权力，天下就没有纲纪；天下没有纲纪而不发生混乱，从来没有这种事。权力，是天子用来治理天下的重要工具。可是要把权力掌握在手中，决定天下事务的轻重，就只能慎重地议论宰相的人选并决定他的进退。宰相如果选得其人，宰相的权力就是天子的权力，提挈大纲来振作天下，就容易了。宰相没有权力，人才就无法由他荐举进用，国家大事也不能适当地替君主处理，那还要宰相做什么？不过是奉行条例，按照诏敕办理，只求不违背格式罢了。宰相按照条例命令各部寺，部寺按照条例命令镇、道，镇、道按照条例命令郡邑，郡邑按照条例命令编户百姓；大家只求敷衍粉饰来应付条例，于是疆土的安危、各级官署官员的贤能与否、百姓的生死利病，都互相推卸；或者彼此包庇，以掩护各自的奸邪。于是边疆军队衰弱，朝廷政务松弛，奸邪隐藏在近旁，百姓困苦于乡野，没有人承担责任，责任也无法追究。宰相不能用来治理百官，百官不能用来治理属下，百姓的愁苦无人替他们伸张，骄横悖逆者无人加以禁止，而天子还自以为聪明，事无大小都亲自察问，所有事情都接受现成的汇报。天子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不过是摘取语言文字上的过失，查考按照旧例办事时是否违背罢了；否则就是把耳目寄托给宵小之徒，只去揭发酒杯、尺帛这类细小过错罢了。天下怎么能不乱呢！君主把权力一概收拢，下面的人就躲避权力，权力反而归于宵小之徒。天子任由宵小之徒代行喜怒，臣民大多无处容身。后来令狐绹任用一名刺史，宣宗说：“宰相可以说是有权了。”他把天下的权力夺走，使权力分散寄托而没有归属，本来就不可能与他有所作为。韦澳看得很清楚。既然没有权力，还要宰相做什么？也不必问他贤能还是不肖，只要能奉行条例，谁都可以做宰相；那他和府吏、史官、胥吏、徒隶有什么不同？周墀又何必做宰相呢？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这样的君主，不能撩起衣裳离去，却还贪恋授予宰相的白麻诏书之荣，周墀也不能说是有羞耻了。五 德宗、宣宗二人，都是怀着疑心来驾驭臣下的人，但两人有所不同，所以他们招致的祸患也不同。德宗怀疑大事，却忽略小事，因此在安危存亡的大计上，不相信忠诚正直的言论，使奸邪之人得以乘机，动乱于是发生；但他忽略细小过失，忘记人偶然犯下的错误，所以人们还能够自我容身。他既听信卢杞的奸邪，也听信陆贽的忠言，因此他的臣下没有粉饰耳目、坐等酿成祸根的习惯；他的失败和动乱最终还可以挽救。宣宗则依仗敏锐机警的耳目，听到一句话就立即抱定成见，看到一个行动就立即产生新的疑心，贤臣和奸臣都岌岌可危，无法自保；只有那些把君主蒙蔽在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情上的人，才侥幸免于讥责和诛罚，于是再没有什么顾忌。即使有陆贽那样忠诚的人在他身边，只要一处稍有疏失，群疑就会交相发作，没有人敢把自己的诚心全部献出。他这样做招致动乱虽慢，但一旦失败就无法再挽救了。

译马植被贬，是因为他佩带了中涓的带子；萧邺被任命为宰相，诏旨已经宣布却中途停止，是因为王归长的覆奏；崔慎繇被罢免，是因为他稍微透露了请求建立太子的意见；李燧出镇岭南，旌节已经送到门口却又收回，是因为萧仿的一句话；李远没有被任用，是因为一首写长日下棋的诗。李行言只凭樵夫的一句话就出任州官，李君奭只因佛寺里的几位老人而突然得到提升。进退、刑罚、赏赐这些重大权力，全看人在一声叹息、一声咳嗽、一句笑语、转眼抬足之间的表现，君主的好恶很快转移，是非彼此混乱。心中刚生出荆棘，嫉妒伤害之意顷刻便聚集起来。如果不是白敏中、令狐绹这类依恋宠幸、贪图荣华的人，谁敢拿自身去试探他的喜怒而为他效力呢？天下官员彼此效法，互相粉饰来逃避过错，于是朝廷陈列着披戴衣冠的泥偶，州郡放纵着任意穿墙盗窃的长吏；奸邪和罪恶得到豢养、隐藏，穷苦百姓还凭什么依靠来生存呢？唉！怀着疑心去察看极细小的短处，使上下离心，而国家不灭亡，从来没有这种事。祸患等到懿宗时才开始爆发，已经算是幸运了，又哪里足以和德宗相比呢？雷，是最为震动的东西；火，是最为光明的东西。以灿烂的光明造成异常的震动，其象征就是《易经》的丰卦。“丰其蔀，日中见斗。”用星辰的光明扰乱太阳的光明，就会出现从门缝窥看门户却看不见人的情形。《易经》所垂示的训诫，真是显明啊！六 古今亡国，大致有两条途径：奸臣篡夺它，夷狄夺取它。但祸患各有其发生的根源。夷狄夺取国家，晋、宋就是这样。君主昏庸，将领懦弱，军队弱小而没有纪律，那么百姓虽然安顺地谋求安定，甚至有忠诚激愤之心、想起而为国效命，外来的逼迫已经使国家危急，也终究无法支撑。奸臣篡夺国家，却不能突然兴起而立即夺取它，必定要等编户百姓积累怨恨、盗贼大量兴起以后，奸臣借平定盗寇的功劳来钳制天下，使天下人服从自己并奉自己为君主，汉、唐就是这样。张角起兵，汉朝因此分裂；黄巢起兵，唐朝因此倾覆。但汉朝在此以前已有公孙举、张婴等人，唐朝在此以前已有鸡山妖贼、浙东裘甫等人。第一次发动还能被收敛，第二次发动就开始喧嚣，第三次发动便像烈火烧遍原野，再也无法扑灭了。唐朝建立，到宣宗时已有二百多年；天下屡次发生动乱，却没有百姓起而做盗贼。大中六年，鸡山贼才掠夺蓬、果、三川，言辞悖逆傲慢，民心开始离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崔铉说：“这些人都是陛下的赤子，只是被饥寒逼迫罢了。”在那个时候，外面没有吐蕃、回纥的侵扰，内部没有河北、淮蔡、泽潞的叛乱，百姓没有供给军需、储备军粮和被征发远戍的苦难；宣宗也没有宫室游观、放纵欲望而招致怨恨的过失，天下又没有水灾、旱灾、蝗灾、螟灾造成的千里赤地之祸，那么要问百姓为什么会被饥寒逼迫，突然冒险起事而自求被斩杀呢？这样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除了主管官吏的虐害，还能是谁呢？李行言、李君奭因为取得民心而得到优先擢升，本应足以激励廉正、阻止贪污浑浊，然而实际上却不能做到。君主越疑心，臣下越欺诈；治理的表象越加粉饰，奸邪隐蔽就越滋长；对小节越严苛，对大贪污越放纵。天子用严密考核驾驭大臣，大臣用严密考核驾驭有司，有司用严密考核驾驭百姓；而玩弄法律、粉饰过错的人得意骄纵、轻慢法令，朴实诚愿而求自保的人却遭受凶祸，百姓怎么能不因饥寒而挽起袖子起事呢！小说记载宣宗的政治，写得清楚明白，所说的全都是治理的表象，温公屡次采用它们，写入《资治通鉴》，好像其中还很有可取之处。从真正懂得治理的人看来，这些却都是亡国的征兆。小事明察而大事聋瞽，官府欺骗而百姓疲敝，聪明者攫取利益而愚笨者陷于危险；百姓含着怨恨却不能说出，一旦骤然兴起就无法控制。一个盗寇刚刚起来，就剪除消灭；另一个盗寇接着起来，又剪除消灭；到了两次、三次以后，便再也不能全部消灭。动乱中的人辗转迁徙于四方，没有地方可以消散归附；即使没有懿宗的淫乱昏庸，天下也会动荡不安，必然无法平定。宣宗役使耳目，心怀戈矛，落入狡猾官吏设置的诱饵，驱迫百姓陷于冻饿，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到了这时，唐朝立国的元气已经耗尽，人的生命垂危而六脉一起张乱，这就是将死的征候了。七 韦澳，是把藏身自保作为处世之道的人，和那些贪图进用、危害国家，侥幸求利、危害自身的鄙夫相差很远；但他却不足以谋划国家大事。宣宗屏退左右，和他商议处置宦官的方法，韦澳说：“如果和外朝大臣商议，恐怕会有太和年间那样的变故；不如选择宦官中有见识的人同他谋划。”这办法实在很浅陋。韦澳难道没有见识到这不是良策吗？他说出这种话，只是不敢亲自承担这件事，以求保全自己罢了。太和年间的变故之所以导致君主受辱、臣下被杀，是因为李训、郑注本来就是没有根基的小人，舒元舆、贾〔原文疑脱一字〕又都是贪婪庸碌、为朝廷内外所侧目的庸人；他们和宦官用权术互相倾轧而不能取胜，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难道宦官终究不能由外朝来治理吗？抛开外朝而用宦官治理宦官，程元振曾经诛杀李辅国，王守澄曾经诛杀陈弘志；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前一种毒被除掉了，后一种毒却更加猛烈。宦官扰乱国家、胁迫君主，与外朝的小人不同。小人被诛杀后，他的党羽也会离散；能够诛杀小人的人，即使未必是君子，也会惩罚小人的祸害，使他们反过来受到同样的处置。宦官却自成一类，和外朝争夺权势消长的局面；他们结成党羽，始终只有一个整体。姑且不说让他们参与谋划，谋划必定泄露，只会使祸乱形成；即使他们真能尽心尽力替我驱除其他宦官，那么诛杀别人的人也会想做别人的事情，天子依靠他，外朝拱手听命，后来发生的祸患必定比先前更加严重，到那时又凭借什么去铲除他呢？所以说，这个办法实在浅陋。

译天子如果果真想果断地依法行事，诛杀不顺从的宦官孽臣，整顿纲纪以振作自己，难道还怕没有办法吗？外朝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才；即使像李文饶这样的人，也可以从容地用讽谏议论解除各道监军的兵权。让这样的人来控制这些刑余之人，绰绰有余，可以压制他们直到他们走向灭亡。那些尸位素餐的大臣，就像白敏中、令狐绹这样的贪恋俸禄、固守宠幸的鄙夫，既暗中结交内廷援助，又不敢承担诛除宦官的事情；即使让他们承担，也不过是舒元舆、王涯、贾〔原文疑脱一字〕的后继者罢了。他们炫耀微小的聪明，自夸微小的决断，把极细小的嫌疑当作立即施行刑罚和赏赐的依据。他们所谓慎重对待名位器物，不过是匹夫般的吝惜；所谓明察吏治，不过是老妇般的耳聪。谄佞之人迅速进用，正直之士因此离心，所以仅有一个守正的韦澳，只考虑置身事外来保全自己。假如能够推诚相待臣下，擢用功业已经显著、才干声望足以委任的大臣，修明法纪来整饬内外；再颁下明确诏令，重申太宗的禁制，废除中尉这一官职；把神策军交给司马，革除枢密的职权；把机密要务归于中书，夺去宦官本来没有的权力，只授给他们清扫等寻常职事。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天子和大臣可以光明正大地像揭示日月一样实行的；朝廷群臣不敢提出异议，百姓没有不欣喜的，藩镇没有不敬仰的，少数怀有奸心的宦官，又凭什么相抗呢？又何必屏退众人私下交谈，像面对强敌对垒一样，因为力量不足以支撑，便想着乘对方有破绽时去袭击劫夺呢？有人说：习惯一旦养成，他的党羽就已经稳固；仓促地夺去权力，他的怨恨必然加深；环绕在身边的都是他的党徒，暗中埋伏着弑杀的器械以求逞其欲，这正是宣宗所着重忧虑的，不能说是过虑。祸恶，只有隐藏起来才会日益加深，所以孔子编成《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揭露他们所隐藏的罪恶并正其名分，那么罪恶就宣泄出来，不能再兴起了。宪宗、敬宗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曾经斥退并夺去他们的权力，逼得他们激愤而成事吗？宪宗被弑，陈弘志虽然伏法，却没有彻底正其罪恶；敬宗被弑，刘克明虽然授首，却没有诛灭他的党羽；内外相互隐匿，后来伏莽之徒便有了凭恃，可以互相胁迫。宣宗在这件事上如果正告中外，追究先君的贼人，继续进行诛讨污秽罪恶的行动，把他们的罪恶公开宣示，使天下人都听见、看见，那么即使有人怀有“现在就要行动”的心思，也会知道自己无处隐藏，逃不过不赦之罪，又有谁敢窥伺君父来逞其狂妄图谋呢？太和年间的君臣只是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在殿堂帷幕中埋伏兵士，反而背上大逆的罪名；三位宰相一同死在独柳，不是因为外廷参与谋划，而是事情的机密必然泄败。可是宣宗做君主时，是被宦官以非正常次序扶立的，反而因此给国家大臣留下怨恨，所以他怀着私恩、忍受重大耻辱，把事情隐藏起来而不能揭发。因此韦澳拖延推辞以求自免，却不能替这件事谋划，因为他知道那些拖延不决的人是有所顾忌牵制的。八 国家没有可任用的人，就一定会灭亡。国家没有人才，不只是君主不想任用他们，也可能是想任用却确实没有这样的人。那些显露才华、表现突出的人，不是迂腐而不合用，就是只有一点小才而不足以担当大任；像这样的人，不能说国家有人才。那个时候，难道是天地吝惜生出人才，故意要使人的国家灭亡吗？秉持正道、实行义理、德行足以挽回天命的人，隔很久才会出现一个，又怎能保证一定会有呢？有些贤能智慧之士，存心正直，又乐于被君主任用，那么也足以匡正祸乱、挽救灭亡；功业成就、事情安定之后，便可以卓然成为承受天命的一代英才。这却取决于社会风气的转变。因此，国家没有人才，只是因为贤能智慧之士不肯为国所用，安然退隐，还把这种做法当作高尚，以此倡导天下，把君父置于完全不顾之地；这样国家才终于真的没有人才。一两个贤能智慧之士不肯为国所用，对当世未必有什么损害，看起来还不足以使国家空虚、使君父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可是，唯独贤能智慧之士立身没有瑕疵，谋划多而深藏不露，天下人正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却把不为国所用当成合乎道义的道路；最终，他们把自己置于是非、祸福之外，天下人都佩服他们的卓见，推崇这种做法为高尚。于是，那些只知道保全自身、求免于遭凶蹈危的人，都仰慕这种风气，认为这是藏身的坚固屏障；这样一来，国家和宗社的安危生死，就全交给迂腐、愚蠢、巧诈、狡黠的人去处理。自命清高的人，智慧只达到保全自己，贤德只达到不受辱，志向不广，学识不博，气概不振，于是几十年间，所有士人都养成了萎靡涣散的习气；除非是贪恋俸禄、妄图侥幸、依附乱臣贼子而不知羞惭的人，否则都成了不能同他们谈论、不能同他们共事的人。这样一来，天下果真就没有人才了。狐狸在画堂中嗥叫，猕猴穿着锦衣，还有谁来治理这个天下呢？宣宗在位时，皇上正兴致勃勃地自以为治理得很好。可是韦澳对他的外甥柳玭说：“你知道时局正逐渐变坏吗？这都是我们这些人贪恋名位造成的。”这样的话，难道不是贤能智慧之士所说的吗？当时皇上想让韦澳任判户部，并且将要任命他为宰相，韦澳却意气决然地请求出镇，以便离开朝廷。韦澳不肯为唐朝效力，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周墀入朝为相，问他有什么可以做的，他说：“希望相公不要掌权。”宣宗屏退旁人，告诉他将要除掉宦官，他却说：“外廷不能参与谋划。”他把国家的治乱看得像越地人看待别人的肥瘦一样，对如何保全自身，始终只有一个办法。当时贤能智慧之士纵观全局、低头盘算，选择办法来安排自己，把朝廷看成燎原大火，不可接近；除了令狐绹一类圆滑逢迎、想以此求取厚福的人外，没有谁不对谋划国事存有戒心。这种风气一旦倡导起来，所以只有张道古、孟昭图以愚忠使自己陷入危险，魏暮、马植徒有名望而实际屈服，姑且把自身置于险境试一试却没有成功；其余不这样做的人，大都把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作为行为准则。因此郑遨、司空图经营山林泉石以自求安逸；梁震、孙光宪、罗隐、周庠、韦庄这一类人，则寄身于偏霸之地以求安身。他们对于忧虑时世、爱护君主的道理，连梦中都顾不上，谈笑之间也不涉及，天下怎么能有真正的人才呢？宣宗在位时，唐朝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可是人心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宣宗刚登基，曾经在疆域事务上建立功绩、谋划匡正宫廷和朝府的李文饶，却被贬死在万里之外；他所提拔、与他一起谋划政事的人，又在一言一笑、一衣一鞋之间，苛细地责备他们是否合乎自己的意旨。士人即使忘却自身而为国殉难，又有谁愿意接受“不善”的名声而遭受罢黜羞辱呢？君主一念之间的烦琐苛刻，就使四海人心瓦解；这样一来，要想再得到像李长源、陆敬舆那样经历艰危、承受谗谤而求得自身安定的人，必定不可能了。不但得不到，贤能智慧之士本来就会把这当作戒鉴。不灭亡还等什么呢！九

译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以后，河北乱了，淄青乱了，朔方乱了，汴宋乱了，山南乱了，泾原乱了，淮西乱了，河东乱了，泽潞乱了，而唐朝最终没有倾覆，是因为东南地区成为它的根本。唐朝在西北建立国家，却把根本植在东南；第五琦、刘晏、韩滉都凭借东南的财赋来解除天子的忧患，供养和安抚西北的士马，使国家免于倾覆。东南百姓从六代以来习惯柔和，人们又能够勤勉耕织，靠勤劳节俭足以供给自己并供给公家，所以不轻易萌发猖狂作乱的念头。永王璘、刘展一有妄动便立即被平定，没有人帮助他们。刘展被诛之后，东南安定已久，百姓竭力供给西北而不敢自称劳苦。到了宣宗末年以后，叛乱才开始发生。大中九年，浙东军队发生叛乱，驱逐李讷；过了三年，岭南也发生叛乱，湖南驱逐韩悰，江西驱逐郑宪，宣州驱逐郑薰，彼此没有谋划却同时发动。那些被称为叛乱者的，都是游荡懒惰的士兵，不是两河强悍善战的豪杰；他们驱逐的都是观察使，奉朝廷命令来治理军民，并不是割据一方、擅自发号施令的强雄，也不是依靠牙兵自立、煽动偏裨反抗上级的叛将，更不是他们所占据的地方百姓想夺取其地位。由此，唐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就可以知道了。从前军队频繁兴起，供给和运输繁重困难，百姓却没有叛乱；大中年间，四海大致安定，赋役有一定制度，百姓却迅速反叛。难道是宣宗刑罚百姓，使他们连吃饱喝足的机会都没有造成的吗？观察使怠慢上级、残害下民，把百姓逼到死地，百姓于是把他们视为仇敌；不必调查也知道，李讷这些人是自取祸患。即使这样，难道不也是宣宗纵容蟊贼来危害良田造成的吗？看张潜说：“藩府的财赋，收入有固定数额；如果不是赋税征收过度，或者削减衣粮，那么在官员代任、调动之际所奏报的羡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进奉财物，是军民因此困苦的原因，也正是他们因此叛乱的原因。到了懿宗初年，才开始禁止州县在正税之外额外征敛。薛调因此上奏说：“各地的群盗，有一半是逃亡的百姓。”所以军队叛乱刚兴起，百姓也接连成为盗贼。裘甫聚集民众，十天之内就得到三万人，他们全都是当年白天耕作、夜里纺织、向县官供应苛捐杂敛的人。财货聚积在上面，怨恨流布在下面，百姓的瓦解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王仙芝、黄巢一声号召，天下便沸腾起来，有司败坏国家，难道还不够惨烈吗！宣宗对于吏治，也算是勤于用心了，只是过分猜疑臣下，反而教导他们贪婪自私。令狐绹父子在朝廷上贪污货财，省、寺等官署彼此仿效，并流及郡县；粉饰耳目、蒙蔽视听的手段越来越严密，破坏法令而祸害百姓也越来越无所顾忌。唐朝的灭亡，是宣宗造成的，难道还要等到狡猾的儿童继起，才开始沉溺而无法挽救吗？当时藩镇的祸患将要平息，河北各位统帅都只是庸碌无能之辈，本来并不难以用缰绳驾驭；但他们昏昧无知，反而惴惴不安地防备他们，把东南看成被吞噬皮肉却不知道疼痛、流尽鲜血却不知道呼号的圈养猪鸭。俗话说“人不会被大山绊倒，却会被小土堆绊倒”，难道不是真的吗？百姓，是军队的命脉；安定，是危险积聚的地方；明察，是昏聩积累的反面；弱小，是强大的同类。能不谨慎吗？能不谨慎吗！卷二十七 ◎懿宗 一 王式平定裘甫、康承训平定庞勋，史籍依据私人著述，夸大他们的功劳，详细记载其大略。唉！这也不过是吹剑首时发出的一声轻响罢了。若只从一时苟且收拾局面的眼前效果来说，那么童贯剿灭方腊，也并非没有值得记载的功绩；至于朱儁、皇甫嵩平定黄巾，那就更加显赫了。然而都没有过多久，大乱便又发生，国家也随之灭亡；微弱火光的温暖不能抵御冰雪，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饥寒交迫的百姓突然起兵，志向不坚定，力量不坚强，大举调动天下军队来进攻他们，他们必然被击败，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困难在于，即使把他们全部抓获并斩杀，也不能把投降的人一概杀掉；即使把他们全部抓获并斩杀，仍有许多人会溃逃而免死。他们既不能成为良民，又已经习惯掠夺，那么狂乱的心就不能很快收敛，怎么能使他们洗心革面、改变念头，勤劳服役于田亩呢？何况有司的暴虐不改变，他们又起来扰乱，那么刚刚熄灭的火得到风势便会燎原；不能因为贼首已经被俘，就相信烟尘和波澜会永远平息。靖康年间，京东的盗贼也纷纷蜂起。宗汝霖收服他们后，他们能够安定下来，是因为让他们在军队中效力，提拔任用其中的强悍首领，使他们仍然能够统合自己的部曲。宗汝霖死后，盗贼又要溃散了；重新起兵收服他们的是韩世忠、岳飞，他们都各有归宿，不再把他们混杂安置在耕田、养蚕、经商的民间，使他们忙碌于生产而心生浮动，所以宋朝因此安定。王式在裘甫已经被擒之后，却不再追究几万名顽民消散、归附到了哪里，只是暂时收敛爪牙，暗中窥伺人间；后来跟随庞勋在徐州作乱、跟随王仙芝和黄巢在曹州、濮州起事的人，都是漏网之鱼，在沙洲水滨游荡、兴风作浪。王式说这不是我的事情。裘甫刚被擒获，他便策勋、饮至，就可以在当时获得荣耀，在史册上书写功劳了。乱军和叛民与藩镇不同。藩镇反叛，即使全军共同作乱，也一定依靠节度使来发动和收束；首领被诛杀后，新任统帅加以安抚，三军仍然安于原有名籍，不失去旧有编制。因此裴中立说：“蔡州人也是我的人，安抚他们就安定了。”乱军叛民虽然也有首领，却不是他们一向奉事的君长，而是各人自行作乱；首领被诛后，众人的意志各自争竞，没有能够统一控制他们的人，必然会另起事端继续作乱。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能分别他们强弱等不同情况，或者让他们归耕，或者让他们充任军伍，又不能得到良将良吏来安抚、保存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更加离散，祸患也会更加滋长。让王式这样的将领领兵，让白敏中之类的人担任宰相，在中央控制处理此事，有什么功劳值得记载呢？不过是延长祸乱罢了。更何况康承训进用沙陀，正是导致唐朝灭亡的原因呢？二

译古人称百姓为“民岩”。君主与百姓相互依靠而建立国家，同气同伦，共同处在这华夏地区，为什么反而要像面对山岩一样畏惧他们呢？这样说，是为了责备君主应当善于调理民情，平息他们的险阻。唐朝到了懿宗时代，百姓果然成了“岩”。裘甫刚被割取首级，怀州百姓就捋起衣袖、握紧拳头驱逐刺史；陕州接着起事，驱逐观察使崔荛；光州又接着起事，驱逐刺史李弱翁。疯狂起事、冒犯上级的，都是当地百姓。观察使、刺史竟被百姓驱逐，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是不得人心，本来就无法解释。即便如此，贪婪暴虐的官吏，哪个朝代没有？一次政令违背了他们的心意，他们就立即起兵驱逐官吏；君主尚且无可奈何，天下怎么能不灭亡呢？百姓既然已经这样，若想逮捕百姓，治他们驱逐上级的罪，就是不体恤他们的困苦，反而激使他们作乱；若想诛杀观察使、刺史来安抚百姓，那么百姓的不守道义又怎么能助长呢？稍微触犯豪强百姓的心意，他们便吵嚷而起，胁迫天子来满足自己的意愿；这样下去，不造成大乱是不会停止的。然而，如果反过来想使局势安定却没有办法，就应当追究考察事情的由来，知道畏惧百姓这块“岩石”，及早调理、制约他们的性情，不能只凭个人意愿而扰乱法制。君主所凭借来整饬吏治、体恤民间隐情的，只有法令。法令由天子掌握，由执掌宪法的大臣裁定，由分理政务的牧守、统帅奉行并守护。牧守、统帅听命于大臣，大臣听命于天子，这是纲；天子向大臣咨询，大臣任用牧守、统帅，这是纪。天子的职责，只在于慎重选择大臣，并同他们一起选择牧守、统帅。既然得到合适的人，任命他主持郡县治理，那么刑罚、赏赐、授予、罢黜就全听大臣决定。向牧守、统帅询问的，是实际考察官吏的善恶、功罪，然后决定执行。这样，百姓若有受到贪官毒害的，就会抬头等待本州长官施行斧钺惩罚；即使官吏侥幸脱罪，百姓的怨愤没有得到舒展，也会低头等待后来官吏的怜悯和救济。大臣、牧守、统帅既然任用得当，天子又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那么贪官能够漏网，使百姓含怨的情况，大概也就很少了。宣宗做君主却不是这样。他任用大臣，只取那些修饰外表、谋求容悦的人；任用牧守、统帅，只取那些由自己提拔、没有别人推荐引见的人。至于州县长官，全都由自己任用，但又不能周遍了解他们，于是微服私访、暗中听取，把街巷中的流言当作朝廷的章法。李言、李君奭能够升迁，怎么知道不是用钱贿赂奸民，让他们作媒介呢？他竟然决定相信这些传闻，认为廷臣的公正舆论全都不如路人的一口唾沫；于是刑赏、升降、任免的权力，全交给街巷百姓。大臣、牧守、统帅都在中央尸位其间，没有什么可以补救、进谏的。百姓于是说：这个高高在上、成为我们的长官的人，荣辱生死全都由我们掌握，天子既然已经允许我们这样做了，那么天子既已允许我们决定长官的任免，谁还能禁止我们呢？其中狡猾的人能够直接向天子申诉，就揭发奏告，以泄愤怒，也借机报复奸人；其中强横的人不能直接向天子申诉，就聚集众人呼喊，只把长官驱逐掉。他们说：天子既然已经允许我们决定长官的任免，谁还能禁止我们呢？他们不是说天子本来就爱护我，即使我起兵犯上也不忍心惩罚我；就是说天子本来就害怕我，即使我起兵犯上也不敢加刑于我。长久这样而不受惩罚，又哪里还把天子放在眼里呢？于是拿耰、锄、棘矜之类的农具来攻城掠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百姓本来并不是险恶难治的，是君主使他们变得险恶难治；既然已经变得险恶难治，谁还能使他们恢复平坦安定呢？裘甫刚被平定，庞勋随即兴起，都是自然形成、无法中止的形势。山崩河决，周道荆棘丛生，哪里只是变得险恶难治而已呢？宣宗引导这种横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原因了。懿宗又以昏昧顽固助成其势，祸患爆发得越晚，便越不可止息。民气若要使它不动荡，不依靠法令就无法使其安定。不懂治国之道的人，反而把迎合一时人心当作美谈，这是古今最大的迷惑。三 庞勋作乱，是因为崔彦曾军府的财帛空虚，不能发兵留守戍卫而引起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唐朝赖以立国的根本已经全部丧失了。财物在上面不归国家所有，在下面也不归百姓所有，这是有国家者的大蛀虫；而唐朝供养天下的力量来巩固国家，正是善于利用这种财赋。唐朝赋税收入丰厚，从军府直到州县，都有大量积蓄存放在府库中；节度使、观察使、刺史、县令，都有掌管收支的权力。因此一旦发生意外变故，有司便能立即供给物资，召集人员来巩固辖境防守。甚至内有朝廷发生动乱，外有盗寇充斥，也能随着需要取道、利用便利条件输送物资，舟车首尾相接，连续不断。不仅如此，官府使用的物资，不以擅自支出的罪名责罚，于是公私之间的酬赠、宴饮、犒劳，以及车舆、服饰、随从，都充沛地从公帑中取用；军吏不必削减军饷来导致军队怨恨，守令也不必剥削农民来招致民怨。因此唐朝没有孤高清廉到无法办事的官吏，也没有贪婪放纵的贪官。官吏的操守不受玷污，官员的品秩不被削减，其中的大好处就在这里。即使是贪鄙之人，也把长期升迁任职当作满足欲望的深谷，因此不会产生白昼攫取财金、被剥夺官职也毫不顾惜的情状。从李萼所称清河一郡的富足，以及刘晏、韩滉在仓促之间便能筹办大军、大役所需物资这些事，就可以知道了。自德宗以来，各代都有进奉，州郡的积蓄才开始亏空。然而这不过是奸臣迎合皇帝的欲望，以供宫中的奢费；从未有人据此立为制度，把积蓄收进内库，依靠它来使国家富足。宣宗并没有奢侈的欲望，却施行考核、核查的办法，想把天下的财利权力全部收归自己。白敏中、令狐绹这些才器狭小的人，迎合皇帝的欲望，交相赞成说：“既然已经从百姓那里征收了，却不归于朝廷，上面如果不把它陈列在四方，下面就会被属吏侵吞盘剥；把它全部运送到天府，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搜刮得一点不剩，州郡都像悬挂着空罄一样，却自夸得到了好办法，说：“我没有增加对百姓的征敛，而财物已经充满内库了。”祸乱于是兴起，再也无法遏止。只是因为积蓄已经充盈，所以流丽的声色迷乱了懿宗的耳目，助长了他的奢侈之心。一个女子的死亡，竟耗费了军兴所需的数十万资财。帛缎腐烂在箱笥里，粮食陈积在仓廪中，钱币在台阶上生了苔藓。轻佻的少年懂得什么，受宠的小人便借机润泽自己；他们放纵狂荡，安然自得，又哪里知道天下已经空虚了呢？一旦变乱发生，征发频繁而艰难，有司面对空虚的国库束手无策，只得向皇帝请求；可是君主昏暗、臣下奸邪，本来就不会答应。呼号已经十分急迫，有时终于得到答复，奏报却已经拖延十多天；朝廷议论又拖延十多天；发放和转运又拖延十多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军队饥困瘦弱，不能振作；贼军乘着这种疲敝加紧进攻，运输的物资还没有汇集，孤城已经溃败。即使只是徒然在道路上迟疑徘徊，任由贼军掠夺，哪怕捐出巨额财物，又哪里还来得及发挥一文钱的作用呢！

译况且任官而只能守着空空的钱袋，公私费用仍然不能免除；贪欲之心，也不能责求普通人能够完全抑制。这样必然会削减军队编额来剥削军队，又超额征收来夺取百姓财物。这道防线一旦溃决，泛滥便没有边际；田野里的鸡和猪，连追捕差役所需的酒食都供不起，孤儿寡妇在郊野痛哭，而贪婪之人的欲壑本来还没有满足。百姓揭竿而起，不过是想延续朝夕之间的性命，却让穿着破短衣、披着破铠甲、吃草喝水的疲弱士卒去抵御他们，难道会有人不倒戈而与叛军一起反叛吗？官府贫困，百姓就更加贫困；兵乱发生，百姓也全都陷入混乱。只是把天下的财物聚集到京城官府，一旦京城失守，就只成为盗贼的资财。考核核查、把财利权力集中归于一处的政策，导致败亡的道路相同，古今都令人悲痛。由此才知道，唐初把财富积存在军府、州县，确实是把官府当作天下的府库、以四海为家的最高明办法。所以说：“财物分散，百姓就聚集。”所谓分散，不只是让百姓各自拥有财物，也要让各郡各县各自拥有财物。“财物聚集，百姓就离散。”所谓聚集，既不让财物留在百姓手中，也不让它用于供给，把它积存在一个库藏里，反而把有用的东西当作无用。财物分散，就能用天下的财物供天下使用；财物聚集，就会废弃各种事务的用度，任凭天下陷入危难。贪婪吝啬的说法一旦迎合了君主和宰相的心意，他们便把活人的重大国计委弃不顾，拿腐草土石般的东西来夸耀富足，流传给子孙，最终骄纵淫逸、奢侈过度，成为天下人的耻辱，难道不可悲吗！所以治理家业的人厌恶只知道盘算鸡猪，治理国家的人厌恶蓄积聚敛。平民竭尽力气积存财物，把粮食囤到腐朽虫蛀，灾祸一定会殃及自身；把金子埋在地下，窖穴毁坏了，子孙也一定会断绝。把有用的东西当作无用，是积聚民众怨恨的根源，也是上天所愤怒的，何况拥有天下的人呢？四 唐朝的灭亡无法挽救，五代的动乱无法制止，是从康承训上奏请求让朱邪赤心率领沙陀三部落讨伐庞勋开始的。灭掉唐朝的是朱温，但并不是朱温有能力灭掉唐朝。朱温从起兵成为贼寇，到背叛黄巢而投降唐朝的那一天，从来没有窥伺天下的志向。僖宗、昭宗把他当作君主，时溥、高骈把他当作将领，张濬、崔胤在朝廷内部作为他的奥援，而李克用、李茂贞、王行瑜各自怀有争夺天下的野心，于是朱温内心受到邪恶驱动，再无所顾忌。至于沙陀，乘吐蕃、回纥衰弱之际，在塞上自我强盛起来，本来就将继承这两个外族而与中原为敌。它的羽翼尚未丰满时，表面上接受羁縻，和刘渊在河西时没有不同。趁它尚未叛乱，姑且让它租居在边塞，断绝它窥伺中原的念头，使它的眼睛不知道中国疆域的广狭，内心不了解唐室的强弱，那么它自然以为只能勉强在边陲立足，而对中原忘情。这样一来，唐朝即使衰弱不振，即便有朱温一类凶悍叛逆者，也将和朱泚一样消亡。唐朝即使不足以自行保存，还可以苟延残喘，等待应时而出的英杰取而代之，而中原的祸乱也不会达到极点。康承训却把他们迎请进来，使他们驰骋于河、淮、江、海之间，同中原军队相互较量勇怯；平定贼乱的功劳，他们独居首位，这种祸患难道还有能够收拾的人吗？庞勋拥兵数万横行，耗尽天下军队和武臣的力量，也没有谁能挫败压制他；沙陀却以一千骑兵在其间奔驰冲突，如同割除倒伏的野草。他们本来就会轻蔑地斜视并嘲笑说：“就凭这样微不足道的力量，唐朝尚且对付不了庞勋；如果我披甲纵马冲去，顷刻便能把他碾成粉末，那么唐朝究竟是什么样子，也就可以知道了。江、淮、沂、泗方圆千里的郊野，坚城深池，竟然不足以抵御小小的庞勋，却要等待我的命令，那么唐朝任我处置而不难降服，也可以知道了。泽潞、淄青，是号称东西藩篱屏障的地方，坐拥旌旗，凭据千里疆土，统领甲兵来巩固自己，却坐看叛贼猖狂，竟没有谁肯发一箭相助，只是仰望等待我去救援，那么中原众叛亲离、孤立无援，不能自我捍卫，也可以知道了。我整顿军队归来，分封朔方荒野的土地，还有什么是我想求而得不到的呢？”国昌年老而李克用兴起，眼中已经没有唐朝了，必然会振袖而起说：“这是可以夺取并取代它的。”沙陀尚且可以统治中原，那么疆域比沙陀大一倍的契丹、女直、蒙古，当然更加没有什么不可以，灾祸也就延续到无穷无尽了。可是议论者却说：“李克用父子竭尽忠诚于唐朝，唐朝赐给他们国姓，把他们收作宗室支系。这样又有什么鄙陋的呢？” 既然如此，康承训召来外寇使其进入中原，成为灭唐战争的首要罪魁，他的罪难道可以逃脱吗？朱温刚灭唐，沙陀随即窃取天下；石敬瑭、刘知远都是沙陀部落的人，祸患延续到郭威，直到这时中原才有希望得到真正的主人，祸乱也已经十分惨烈了！康承训的力量即使不足以抵敌庞勋，然而河北各镇将领自张仲武、王元逵、何敬弘归顺以来，都有服从朝廷的功劳，没有抗衡朝廷的异心。那么为什么不请求调魏、淄青的军队南下，经过曹、宋，从背后攻击庞勋；康承训再从汝、亳进军，直捣他的胸腹？只需稍等一些时日，锅中的游鱼完全可以坐等它被烤焦。可是康承训贪图功劳，急于进兵；执掌国政的大臣又鄙陋无谋，听任他这样做。这就像把小火星放到积薪下面，再浇上油，等到火焰燃起才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唐朝的灭亡，不是朱温灭掉的，而是沙陀灭掉的；也不是沙陀有能力灭掉它，而是唐朝自己灭掉了自己。康承训就是这场祸患的根源。五 穆宗、敬宗昏乱无道时，进谏的人极力陈说他们的过失；即使意见不能实行，他们也从未不认为这些话是正确的，并且怜惜而保全进谏者。到了懿宗时，因私下进谏受到严厉处置，把陈蟠叟流放到爱州；同昌公主死后，想诛灭医官全族，又把温璋贬为振州司马，逼他服药自杀，还把怨恨寄托在刘瞻身上，再次贬斥他；传到僖宗时，侯昌业、孟昭图、张道古都因此死去。温璋临服毒药时叹息说：“活着没有遇到好时代，死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唉！活着没有遇到好时代，但还可以寄情林泉、涵养志向；上面有沉溺欲望而不理政事的君主，下面有贪污财货而没有人心的宰相，拿自己的性命去试探他们的脖颈，愤懑得顾不得爱惜自己，难道不会超过这种地步吗？所以讲说《春秋》的人认为，泄冶没有离去而死于进谏，是不合于沉默或进言、死亡或求生之道的。那么这几个人，也就难免受到讥评了。可是考察《春秋》，前面记载杀死大夫泄冶，后面记载陈平国本人被弑、国家灭亡。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就知道圣人把大洩之死看作陈国存亡的根本，当然从未按照苛责贤人的原则去责备泄冶。

译臣下劝谏君主，有的是因为爱君无尽而进谏，有的是为了伸张自己的道义、不能忍心违背自己的内心而进谏。君主如果还可以进谏，可能是有些事情没有审察清楚，违背了求得国家生存的道理；也可能是没有警戒，内心在道义上放纵，因而形成了错误偏邪。做臣子的不能忍受他误入邪道，必定要匡正约束他，使他回到正道。因此即使是危险严厉的话，也要赶紧进言，不避开君主的厌恶和愤怒，必定争辩。君主是重大的，自身却是轻的。君主如果已经不可进谏，那是因为我的性情清正，不能承受外物的污浊；我的学问正直，不能与世俗的邪曲相同；生而为士，出仕是我的义务；出来侍奉君主，忠诚是我的节操。站在人臣的朝廷上，和鄙陋之人一同进退，看着他的淫乱昏聩，竟像污秽沾到自己身上一样，有话就不能隐瞒，有心事就不能昏昧，所学的道理就不能忘记。如果把畏惧祸患当作常情，有所怀抱却不吐露，嘲笑当世的迷乱而只求保全自身离去，那么这七尺之躯便无法报答上天生养我的恩德，也无法报答父母；回头看自己的内心，已经容不下那些幽微难言的情绪，愤懑充满胸中而无法闭口。反正都是一死，为什么能忍受三天不出汗的状态，却不能忍受这种事情呢？于是便以危险尖锐的话切实议论，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内心是重要的，而身体更加轻微了。韩偓、司空图处在已经无可救药的时代，君主即使只听从我的意见，我本来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离去是可以的。陈蟠叟等人所处的情形，君主听从我的意见，乱局还可以治理，国家灭亡还可以挽救；如果他们远远地望着局势便离去，那就不是爱君，内心本来就不能这样做。泄冶处在《春秋》时代，大夫对于诸侯，并不完全只是臣子，所以礼制允许不被任用便离去，离去还可以。天下统一于一个君王，四海之内的士大夫共同拥戴一个君主，不能向南逃到粤地、向北逃到胡地，却只在天下之内寻找林泉苟且偷生，坐看国家败亡，这也就不能算真正的大丈夫了。讲说《春秋》的人说，不是贵戚之卿就可以离去，这也只是根据诸侯国拥有世代旧臣的情况而言。后世同姓宗室的旁支，只领取俸禄而不参与国政；天子所倚靠的心腹和辅弼，都是出身草野的士人，这种责任还可以推给谁呢？所以各位君子有的逃亡、有的死亡，却不离去以保全自身，并不取决于君主是否可以进谏。◎僖宗 一 君主暴虐，天下还可能有活路；君主贪婪，天下还可能有财物。有司违背诏令，横征那些已经下令蠲免的税，百姓才会没有可以逃避的死亡；国家加重赋敛来毒害百姓，百姓也知道这就是毒害。于是他们害怕督责，躲避鞭打，吃淡食、啃草，暑天披着皮裘去背柴，寒天穿着葛衣踩踏霜雪，减薄昏葬之礼的情意，竭尽耕织之力，希望免于罪网，这样还可以逃生。明诏既已颁布，答应为他们蠲免赋税，于是他们心中才放松下来，以为仅存的力量可以让自己饱餐一顿、置办一件衣服，却不知道有司层层积累征敛，准备在后面督责他们，而且更加急迫。到了那时，他们已经无力应付，只好砍伐树木、拆毁房屋、卖妻卖子，最终仍然不能缴足，死在刑具之下；这就是蠲免的命令反而把百姓赶进死亡陷阱。僖宗元年，关东发生旱灾和饥荒，有司征收已经蠲免的税，比以前更加急迫。卢携痛哭着陈述此事，诏令已经答应停止重复征收，可是有司仍照旧追逼呼叫。这等于放纵天下成百上千个暴君和贪婪的君主，使每一个县邑的长官都成为天子；百姓怎么能不死，国家怎么能不乱呢？天子要制约有司，本来很容易；可是只要一纸墨敕下达，官吏竟敢在皇帝眼皮底下奉王命而下去残害百姓，毫不忌惮，他们凭借什么竟敢这样做呢？上面崇尚奢侈，天下便相互仿效而奢侈；郡县长官收入总共能有多少，却要吃尽水陆珍味，穿尽锦绮，给马装饰钱珂，给妾穿戴珠翠，食客挤满门庭，外戚姻亲纷纷依附。只要有一项没有准备好，便憔悴得不足以活命；上级官员经过时的饮食供给、宾客的馈赠贿赂，在外面催逼他们；艳丽的妻子、忤逆的儿子、骄纵的仆人、奢侈的妾室，在里面责难他们。出门进屋，无论到哪里都有人以掠夺相威胁。中等人以下，尚且把死看得容易，却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更加困难的局面，又哪里还会知道天子的诏令呢？至于小民的怨恨，就更不用说了。懿宗、僖宗时期，上下相互习染淫靡之风；上面这样做，下面便纷纷仿效。全国各地的有司都是如此，诛罚也诛罚不完，却又无可奈何，这是第一个原因。天下所有官吏都习惯于奢侈并且贪婪，前人的覆车难道不能使后人警戒，难道没有人自我悔改、奉行法令，不忍心伤害百姓吗？可是自令狐绹、路严、韦保衡执政以来，只崇尚财货，又借助刑杀来树立威势，没有人敢抗拒。宰相向各道索取，各道向州县索取，州县不向穷民索取又向谁索取呢？官吏拿这些东西堵住上级官员的嘴，仰面违背诏旨，却不得不替他们遮掩；向下虐待穷民，也不得不使他们屈服。天子孤零零地发出呼声，只是徒劳地动笔动口而已，这是诏令最终不能实行的第二个原因。即使从情理上说，离开家乡出仕侍奉君主，把家安置在千里内外，耕田养蚕的生计已经停止；上奉父母、下养妻子，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姻亲之间按时往来的应酬，也和普通人一样。再加上不时经过的贵显人物，早晚相伴的上级官员，酒和饭食、一匹缣帛、一把扇子，这些人情往来无法全部断绝，既不能傲岸自矜而远离人情；何况学校、桥梁、舟车、官署房舍的修建，更不能置之不闻；驿站传递、戍守屯驻、转运漕运的需求，又相互逼迫，使他们固守官职，这难道能舍弃家产来代替公用吗？他们只能依靠朝廷的制度，储存多余财物来等待这些开支。可是自宣宗、懿宗以来，搜括羡余以充作进奉，哪怕一铢一寸也计算清楚，全部运送归入内府；有需要时仍像过去一样，却没有办法供给，只好拿已经蠲免的税来补偿。贪婪之人又借机追求盈余来润泽自己，即使下达蠲除的命令，最终也没有处置办法，只姑且用空文堵住言路的嘴；天子本来就存有苟且偷安之心，始终不能禁止和惩治这种行为，使百姓承受蠲免名义下的实际负担，这是第三个原因。懿宗、僖宗时期，这三种情况全都具备了。卢携虽然痛哭流涕地陈说此事，又有谁让他们听进去呢？天子不替有司设置防范，有司便没有防范；天子不替有司筹划，有司便自行替天子筹划。祸害不断积累，动乱便有了根源，并不只是因为有一个暴虐而贪婪的天子。正因为如此，唐朝百姓被逼到非死不可的境地，便揭竿而起。二

译秦朝销毁天下兵器，盗贼便兴起；唐朝命令天下乡村各自设置弓、刀、鼓、板，盗贼反而更加横行。所以古代圣王的训诫说：“显露文治，隐藏武备。”把它的迹象明显地表现出来，叫作“觌”；善于把它的作用藏起来，叫作“匿”。所谓显露文治，并不是能够取得五礼的精微奥义来大大晓谕天下，而是彰明文治的迹象，把它制定为可以兴起而不可废弃的典章，慢慢引导百姓，触动他们的心。所谓隐藏武备，并不是能够把五兵中供人使用的兵器突然使其销亡，而是听任百姓把它们置于可用与不可用之间，由他们自行处理，并且使人知道这不是上面急于处理的事情。把兵器销毁，就没有可以隐藏的东西；没有可以隐藏的东西，就谈不上隐藏武备。命令百姓设置兵器，就是把武备显露出来；即使显露出来，也本来不是要让它为我所用。既不是上面能够真正隐藏，也不是上面能够真正显露，所以它们迅速走向动乱和灭亡，结果是相同的。秦朝把天下并归自己一人，便以为不会有使用武力的日子；唐朝看见裘甫、庞勋、王仙芝接连起兵，却立刻惊慌，认为这是无法收拾的动乱。庸人没有从容舒缓的见识，看到某种情况就突然欢喜，看到另一种情况就突然恐惧；事情不同而情势相同，都是迅速走向动乱和灭亡。秦朝销毁兵器，百姓便拿耰、锄、棘矜起兵；后世知道以此为鉴而嘲笑它，但仿效它的人却很少。唐朝命令天下乡村各自设置刀兵，把人引向动乱，这种乱政造成的祸患已经明白可见；可是后世谈论抵御盗贼的办法，却把乡团、保甲说成好策略，彼此不断仿效。那些庸碌的君主和具臣把它当作不得已的办法，述说古代、称道先王的人也对此津津乐道。唉！没有见识却谈论政理，古今竟然到处都是，难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驯顺善良的百姓，给他们兵器，他们不敢拿着去对人；让他们设置兵器，也只是白白使他们受苦。有司督促他们，奸猾的胥吏和里魁也督促他们，小则罚款，大则施刑，耗费衣食的资财，耽误耕种的日子，只求免于诛责。到了最后，他们只能闭眼摇手；即使有盗贼进入房屋，劫走父亲、捆绑儿子，也没有人敢追究是谁，乡邻也不敢过问。这难道是使他们成为强悍善战的民众吗？至于那些强悍好斗的人，便借此玩弄兵器，争相学习击刺技艺，彼此不断进行私斗；豪强大户又替他们充当首领、进行号召，抢夺朴实百姓，抗拒官吏；大盗到来时，就集合众人响应。邓茂七在闽地首先发动叛乱，就是明白的验证。受命于天而成为君主，却不能安抚百姓，使他们不去盗窃；奉君主之命而成为长官，却不能保护百姓，使盗贼停止作乱；依靠百姓的粮食来供养将领和士兵，盗贼兴起而祸害百姓，却不能将其捕获斩杀，使百姓安宁；反而征取居住在市廛、井邑、牧野中的编户百姓，拿起凶器同不得志的暴徒争生死。百姓拥有君主有什么好处？君主设置官吏又有什么用？国家整治军队又有什么意义？君不像君，官不像官，军队不能保卫百姓，各地纷纷瓦解、争相扩张；如果不群起逐鹿中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那些主张乡团、保甲的人，全都是唐僖宗、韦保衡一类的人。三 《阴符经》是术士的书，但它推测事物规律的细微之处，说明吉凶发生的原因，使人懂得思虑祸患、预先防备的道理，因此君子也有可取之处。书中说：“火生于木，祸患一旦发生，必然战胜并毁灭一切。”这是说，祸患从根本上发生，作为其凭借而兴起的东西，最终反过来伤害自身，使它再也无法扑灭。天地之间到处都是火，但一定要得到木材作为它产生的根本，所以火一旦发生并相互伤害，果然如此。古今亡国的祸患，只有秦国残暴地灭亡六国，使天下人怨恨，以及蒙古人进入中原建立统治，而百姓不服从，才是这样。因此，草野间兴起的人，足以取而代之，并不一定要有所凭借。除此之外，汉朝是被黄巾军灭亡的，但黄巾军不能拥有汉朝；隋朝是被各路盗贼灭亡的，但各路盗贼不能拥有隋朝；唐朝是被黄巢灭亡的，但黄巢不能拥有唐朝。他们像火一样，并不是不猛烈，只是如雷龙之光、火井之焰，突然旺盛起来，却本来就容易熄灭。只有沙陀能够灭亡唐朝而占有它，这才是祸患一发生就必然取胜。火势既已取胜，便无法再扑灭，延续了几代，余焰仍然存在。朱邪已经灭亡了，邈佶烈、石敬瑭、刘知远都是他的部落成员。祸患延续到宋太宗时期，后来刘钧留下的余焰才熄灭。祸患一发生就必然取胜，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像黄巢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深深忧虑的呢？裘甫被斩首了，庞勋被杀了，王仙芝死在曾元裕的刀下，黄巢最终也在宫阙前被悬首示众。浮动不定的祸害，气势已经泄尽，反过来把自己烧毁，怎么能必然取胜呢！沙陀占据云中和边塞险要之地，名义上是唐朝的外臣，略微效力于爪牙之用；但它蓄养军众、修治装备、喂养战马、训练士卒，收拢残余的蕃部，结交鞑靼，聚集谋臣，联络猛将，窥伺中原的空隙，已经很久了。趁黄巢作乱之际，沙陀聚集全族谋划，李尽忠、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共同商议拥立的人，与刘宣等人推戴刘渊，完全如出一辙。于是，夺取唐朝的志向，有时潜伏，有时兴起；有时受挫，有时张扬；有时姑且表示顺从，有时公开表现为叛逆。三代人心意相同，各方力量一同聚集，盘踞云中，向南占据太原作为根本，即使想拔除它，也一定不能取胜。刘渊当时在离石、西河，尔朱荣当时在六镇、秀容，唐高祖当时在晋阳、汾阳，都是这样的地方。外有北狄的援助，内有士卒战马的资助，又处在中原边远偏僻之地，而当政者把这些置之度外，不询问其强弱、逆顺的情势。年年积累，月月渐进，彼此亲近，逐步得到任用；掏空我们的府藏来充实它，使它偶然取得一次功绩，无知的士大夫便称颂夸耀，震动而自以为得意。这样就使它得以向四方窥伺，熟悉地探查我们的要害；幸而一旦发生变故，人们正争相奔走于四面作战的地方，而它已经慢慢起兵，这正是所谓“把火放在柴薪下面积存”的情形。然而还要集合中外臣民早起晚睡地谋划，竭尽四海、疲敝九州的力量，同无根基的敌寇争生死，急切寻求安定，哪里知道那个拍着我们的后背、乘我们危难而兴起的人，火已经得到风势，柴薪必将烧尽！木材资助火而使它生长，随即又被火焚烧，难道会有差错吗？李克用杀死段文楚，占据大同，唐朝不知警戒；后来敌寇紧迫，又引他进入境内，于是沙陀的祸患经历几百年才开始灭绝，真可悲啊！四 不忘记以家事为国事、舍生忘死以事奉君主的忠诚，不重视对豚鱼也守信、坚持正义足以感动鬼神的节操，却只知道挥霍奋发，凭借小聪明和小才力在一时取得成效的，都是所谓的小才。所谓小才，不过是普通人的智谋和勇气罢了。偶有小的功效显著闻名，便在危乱之日把大任交给他，古今因这种做法而亡国的，不止一个；高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唐朝自宣宗以后，任用非人，因而开启祸乱、导致灭亡的事也不止一件；任用高骈镇守淮南，又兼领盐铁转运，加任诸道行营都统，是其中最严重的。

译假如高骈没有可以检验的才能、没有可以记录的功劳，那么即使是昏庸的君主和平庸的宰相，偶然任用他一次，也不会坚持下去。但高骈在天平时，已经以威名著称；在岭南时，攻破了安南；在西川时，抵御了各族蛮人。当时奉命专门出征的将相，如曾元裕、王铎，声望都不能同他抗衡；按实际功迹考察，郑畋尚且比不上他。然而唐朝分崩离析、走向灰烬，实际上正是高骈造成的。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王仙芝、黄巢虽然横行天下，也不过是流寇中的强者罢了。从北面的濮、曹，到南面的岭海，屠杀数千里，却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被他们真正占有；即使到了入关侵犯宫阙、驱逐天子、僭越称帝，他们在关东、邠州和岐州以西北、剑阁以南，都没有真正占有；将要向西攻取秦、陇，却在孤城中纵酒贪色，实在是所谓游釜之鱼。假使高骈收拾江、淮的军队，奔赴河、雒，扼守黄巢向东逃奔的道路，黄巢将困死在高骈掌中，又何必借助倒行逆施、心怀奸谋的朱温，以及蓄积野心、窥伺天下的李克用呢？唐朝就可以不亡。即使做不到这样，假如像刘宏镇守荆州；再退一步，像韩滉镇守江东；安抚百姓、训练士卒，储备草料粮食以应付匮乏，那么朱温和李克用也将仰赖高骈供给，就可以控制他们的生死。两个凶徒也不敢立即放纵自己的欲望，唐朝同样可以不亡。然而高骈连一箭也没有射向汴、蔡，连一粒粮食也没有运出河、淮。高骈本来并不是没有谋划，只是让朱温、李克用乘时专擅窃取权势；他的地位已经极高，财富已经过度，普通人的情欲已经满足，情欲满足之后，才能也就穷尽了。高骈所统辖的，是天下有利的形势：拥有三吴的财赋，拥有淮、徐的精锐士卒；从后来情形看，钱镠、杨行密、王潮这些人，都可以同他共同建立功名。高骈的忠贞不足以感动人，淡泊不足以彰明志向，后来懒散无聊，变得妖异荒诞，闭居闺中，忧郁而死。回头看他从前率孤军渡海、深入蛮地的情形，如今哪里去了呢？他受制于妖人，家门之内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转眼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由此看来，他的才能确实不足以担当重任。如果只说才能，那么才能会随着志向而浮沉，随着情欲而张弛，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童贯也有平定方腊的功劳，却让他去对付女直；熊文灿也有平定海寇的功效，却让他去安抚流贼；甚至朱儁、皇甫嵩荡平黄巾之后，仍被董卓所束缚。乱国的朝廷所倚赖的人，乱世的人心所寄望的人，都是不能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的。由此才知道，狄公能够保存唐朝，靠的只是保全流亡百姓、焚毁淫祠的大节；汾阳能够平定乱事，靠的只是听闻乱事便立即起兵、即使受到诽谤也不改变志向的精忠。大人君子，内心充满德性，然后才能才不会穷尽。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衰老不能使他胆怯。偶然奋发取得的小功绩，便立刻把国家的大计交给他，这就是“鼎折断了腿，倾覆了公器，鼎中的肉汤流得满地都是”所说的情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五 刘巨容在荆门大败黄巢，追赶并将其歼灭并不困难；即使不能歼灭，赶紧紧随其后，黄巢也不敢轻易进入两都。但刘巨容说：“国家喜欢辜负人，危急时就抚慰、保存将士，不吝惜官职赏赐；事情安定后却抛弃他们。”于是放走贼军，任由它驰骋突进，使它在江南以外横行。这是古今武人养寇自重、用来胁迫君上的通病。国家灭亡，自己和家族也跟着覆灭，他们全都不顾；武人的愚蠢和强悍，已经无可救治了！考察唐朝对待功臣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把功臣制成肉酱的灾祸，而且酬赏十分优厚，封给土地、封为王爵，恩泽延及子孙。汾阳、临淮、西平都显赫地位列朝廷上卿之右。懿宗、僖宗虽无道，却也未曾轻易加罪于有功的臣子。康承训被贬，本来确有延误、退缩的事实，并不是被过分诬陷；朱邪赤心、辛谠也都显著地获得了节钺。刘巨容所说国家辜负人，不过是奸人的遁辞罢了，难道国家果真辜负了他们吗？那么刘巨容辜负国家的罪责，在上天的法令下就无可逃脱了。即便如此，难道不是因为作为君主的人不能秉持正道来端正他人，才造成了这种结果吗？君主掌握刑罚和赏赐来驾驭臣下，不只是为了掌握权力，也是为了向天下彰明大义，使人把它奉为天理。天下人如果不明白义，君上就用赏赐和刑威来劝勉、震动他们的心，使他们去做不得不做的事。所以说：“君上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刘巨容说：“危急时就抚慰、保存将士，不吝惜官职赏赐。”这就是在将士还没有功劳的时候用官职赏赐诱导他们，使他们明白利益并受到诱惑鼓动。盗贼刚刚兴起，爵位赏赐就先行给予，君臣之义由君上先行废弃，用来收买臣下。既然天下有乱，不必有功就可以侥幸获得非分的荣宠，那么贼寇一天没有平定，就可以借此胁取一天的富贵，哪里还指望他们知道君臣之义，知道应当像保护手足头目一样互相保护呢？刘巨容的真实心情，并不是为了防备将来被轻视，实际上是为了求取当日受到重视。假如在盗寇祸难刚刚兴起的时候，提拔武臣，要求他们履行职分所应做的事，授予他们办事的权力，却不轻易晋升他们的爵位。君上大力端正自身，以此端正人心；用善行来奖赏他们，用道理来约束他们，而官职赏赐的施行一定等到有了功劳之日。那么义就在君上那里树立起来，明亮如日月星辰；即使鲜血涂满荒野，也会知道这是义理和天命所不容停止的事情。等到依据功劳授予官职和诏命时，他们居其位会安心，接受赏赐会感到荣耀。即使是桀骜的武人，又怎么敢有超越本分的心志呢？宋太祖因为河东尚未平定，没有实行授予使相的赏赐，而曹彬没有说国家辜负了人，确实是有使他心服的道理。六 把灭亡唐朝的贼人加在李克用身上，并不是故意深文周纳。李克用父子战败溃逃，投奔鞑靼，对鞑靼说：“黄巢向北而来，一定会成为中原的祸患；一旦天子赦免我的罪过，我和诸位一同向南建立大功，谁愿意老死在沙漠中呢？”评论者认为，他这样说是为了安慰鞑靼、保全自己，其实不对。李克用掌握天下的意图本来就很坚定，也知道天下必定会落入自己掌中；他看得深、谋划得定，所以说话十分果断。因此后来他说的都得到验证，最终凭此凌驾于唐朝皇室之上，最后据为己有，难道只是姑且用这些话来安慰鞑靼人的心吗？

译在李琢、李可举讨伐他的那一天，李国昌已经老了，李克用的力量还没有稳固，黄巢还在江、淮之间，唐朝仍然安定；集合西北全部力量去攻打新近建立的一隅势力，也未必能够取胜。李克用知道自己可以利用的，是从未被中原挫败的鞑靼，所以不难舍弃两镇离去，向北收拢鞑靼作为自己的凭借；又派李友金假装背叛自己而投降，替自己在内部谋划；把亲信党羽布置在忻、代、云中一带来结交人心，秘密而周密。李可举、李琢取得一次胜利，只庆幸李克用逃脱，不能继续追究；赫连铎于是想用财物贿赂鞑靼来捉拿他，反而被鞑靼嘲笑罢了。等到黄巢已经攻陷京城，李友金招募杂胡三万人，傲慢自得，表面上不听命令，说：“如果上奏天子赦免我兄长的罪，召他回来任命为统帅，那么代北的人一旦听到一声号令，就会响应。”得到召回的诏命后，李克用果然带着一万鞑靼人快速进入，士卒全都听命效力。这样，内外联合谋划，把唐朝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如愿以偿，难道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吗？外有鞑靼，内有李友金，即使逃奔，也远胜于固守抗争。这就是李克用的险诈，人们无法窥测他隐藏的谋略。唉！假使当时唐朝的文武将吏能够合力把黄巢困在长安并将他歼灭，那么李克用夺取唐朝的谋划就会失败，唐朝可以保存，沙陀的祸患也会平息。然而李克用为什么能够料定计谋必然实现、谋划必然成功呢？沙陀自从跟随康承训在徐、泗建立功劳的那一天起，就已经目空一切，认为中原无人，不能像黄巢那样有所作为，必定要依靠自己。奸人掌握天下的利害，把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并收取它，这件事到了李克用手里达到极点，甚至不是刘渊、石勒所能相比的。他占据一隅，却把九州看作袋中的果实，把满朝将吏看作痿痹的病人；黄巢、朱温都只是被他借来驱使众人归附自己的鹰鹯和獭。这样的情形，就叫作狼子野心，也就是大野猪正要潜伏、长蛇正要蛰伏。七 黄巢作乱时，唐朝内外各位大臣竭力效忠、建立功勋的，只有郑畋一人。郑畋因为将佐不听命抵抗贼军，郁闷昏倒在地，刺破手指用血书写奏表，发誓至死也要斩杀贼军使者，不能说不是忠诚到了极点；他以文官统率几千人，抵抗尚让五万人的军队，在龙尾陂击败他们，向天下传发檄文，各道争相响应，向蜀中输送贡赋不断，不能说不是勇猛至极，也不能说不是智慧最突出。然而他一向长安进军，很快就溃败；凤翔发生内乱，孤城不能保全，各镇将士寒心，贼军更加巩固，最终使王铎借助反复横暴的朱温、包藏异志的李克用，共同起兵消灭贼军，因而灭亡唐朝；郑畋的忠诚和功勋所取得的成效也随之毁掉。这只是因为他不明白用兵的谋略。郭汾阳收复西京、李西平擒获朱泚时，都是振臂向前，气势足以吞灭贼军；但他们却迟疑慎重，集合四方军队，从旁收取贼军的枝蔓，然后才进军拔除根本，难道是怯懦而忘记君父的危急、辜负士民的期望吗？贼军自始至终的强弱，都清楚地呈现在心中和眼前，就像果实长在树枝上，等它成熟后再打落，既容易落下又能得到余下的甘美。这样才能平定纷乱，使国家社稷安如磐石，这就是所谓用兵的谋略。善于制胜的人，审察形势明白，坚守意志牢固；智慧不自夸，勇力不依恃，安静时如山，行动时如水，这样便不可抵御。但郑畋却与此相反。唐弘夫在龙尾陂取胜，尚让依仗胜利而骄傲，所以唐弘夫得以施展他的智谋；难道一次胜利值得依仗为常胜吗？贼军占据长安才五个月，它强悍的气势还没有衰退，劫掠的毒害还没有遍及，荒淫的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内部离心的念头还没有产生；郑畋收集的新近聚集的孤军，王处存、王重荣的军队正在召集，高骈拥兵观望，王铎迟疑不前，却想立即进入长安，搏击爪牙正张开的猛兽，当然很困难。而且，黄巢很容易被围困至死，并不同于安禄山、朱泚。安禄山在幽、燕建立的根基已经稳固，将士都是他的部曲，结交深厚，谋划周密。他从燕地到秦地，收取土地二千余里，所到之处都布置军粮互相供给；安禄山又在东都，作为长安的外援，而不亲自冒险进入罗网。朔方军孤军兴起，东北没有援军，以少敌多，以五人抵抗十人，看起来似乎适合急攻，不适合围困守候以等待其困顿。朱泚虽然突然起兵作逆，但朱滔在卢龙作为他的外援，李纳、王武俊同他互为唇齿，李希烈又阻断汴、蔡，切断东南的策应道路；朱泚虽然孤守一城，却还没有陷入困境。这样，李西平率一支孤军悬在外面，担心持久下去会发生意外变化。至于黄巢，攻陷广州后很快就放弃了，践踏湖、湘后很快就放弃了，渡过江、淮后也很快就放弃了；申、蔡、汴、宋没有一尺土地成为他的领土，没有一个百姓成为他的臣民，也没有一粒粮食供他运用。他所倚仗的爪牙朱温、尚让，都不是平时由他统辖的，不过是同为群盗、偶然相互推奉罢了。再从官军方面看，王铎在山南统率全军，从未遭受挫败，本来完全可以遏制贼军逃窜突进。假使郑畋收敛他怒气冲冲的气势，按兵不动而向西逼迫黄巢；王处存、王重荣增兵压迫他的北面；传檄王铎从商、雒出兵，扼守同、华，断绝黄巢的归路；从四面牵制、围困、逼迫、压缩他；想到唐朝百姓，守住壁垒和坞堡，断绝他的草料粮食。黄巢驱逐天子、占据宫阙、僭称大号、拥有府库，傲然面南而坐，但贼军的欲望已经满足。淫乱放纵之后，再加上震慑打击，众人背叛、群体离散，想成为脱钩之鱼逃走，也万万不可能。朱温即使投降，也会魂魄沮丧、情势穷困，只祈求免死；只要赦免他的性命，授予他闲散官职，他就会低下耳朵听命。沙陀后来到达，知道中原有人，也只会把赦免以前的罪过、重新侥幸获得边镇职位视为大幸，哪里还敢窥伺天下、窃取赐姓而企图取代唐朝兴起呢？这时正是唐朝存亡的重大关头，而郑畋没有做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深深惋惜。

译古今文臣受命统兵却遭到失败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并不是因为胆怯懦弱。胆怯懦弱的人，本来就只知道藏身于官场，不会参与疆场之事。他们忧虑国事的心情很迫切，又对将士不能拼死效命感到愤懑；这种情绪早已积蓄在心中，一旦掌握兵符奋起行动，因取得一点小胜便自以为是、过度惊喜，不估量敌我力量，眼中没有强敌，听到慷慨激昂的话便轻率任用那个人，冒昧进军，一次溃败就使志气衰颓。外来的侵侮正在兴起，内部的叛乱将要发生，士民失望而离心，奸雄乘机进入并争相取胜，于是只能自己悔恨谋划失误，感叹持重谨慎的人不可企及；这样志气更加沮丧，便什么也做不成了。容易折损的是武士的雄心，难以压制的是文人的浮躁意志。志节尚且值得嘉许的人，还免不了失败，何况忠贞、果断、坚毅不如畋的人呢？用兵的谋略，是关系存亡的关键，哪里是容易谈论的呢！哪里是容易谈论的呢！八 朱温在夜里袭击李克用，他的凶狠狡诈固然不必再谈；不过，李克用和朱温谁是谁非，又哪里值得谈论呢？因为李克用、朱温自行决出雌雄，想要追逐唐朝已经失去的天下，两人势不两立，就像袁绍、曹操争夺汉室，沈攸之、萧道成争夺宋室一样。所以说，他们的是非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当时，黄巢虽然已经失败，但僖宗不能复兴唐朝，王铎等人不能保全唐朝，这些情况已经完全落入朱温和李克用的意料之中。朱温眼中已经没有唐朝的君臣，李克用眼中更没有朱温，难道还会再把唐朝的君臣放在眼里吗？假使李克用不能从朱温的刀锋下脱身，那么朱温篡位一定会加速。然而篡位越快，他的失败也就越快到来。朱温刚刚作为贼寇投降，没有什么功劳可以记载，还没有见过天子、接受朝廷任命，只是仰赖王铎的接济；一旦袭击杀害曾经援助自己的功臣，早已在天下人面前失去道义，成为众人指责攻击的对象。即使逼迫天子并夺取帝位，也不过是黄巢的继续，不久就会灭亡，唐朝仍然可能保存。况且沙陀部众为李克用效命已经很久了，李存勖、李嗣源都年轻而有雄才，朱温又哪里能够逞强呢？借此可以正朱温之罪，奋起诛杀这个权势尚未形成的奸贼，而唐朝也就少了一个贼；等李克用死后，唐朝本来又少了一个贼。只是由于没有成功袭杀朱温，反而延缓了朱温篡位，使他的奸谋得到滋长；又挫败李克用的叛逆之举，转而谋求自保。因此唐朝经历两代之后才灭亡，一旦灭亡便再也不能恢复。至于这两个人的是非，又哪里值得谈论呢！没有李克用，朱温的篡位未必能够成功；促成朱温篡位的，是僖宗的昏庸、昭宗的急躁，他们自己引导并助长了朱温；张、崔胤一类人又从各方面构陷促成此事。甚至有人指称沙陀是战乱的根源，而唐朝君臣中那些对沙陀不满的人，借朱温之手来完成他们的恶行。否则，朱温尚且不能成为董卓，而他最初请求投降的意图，本来只希望成为田承嗣、李宝臣那样的人，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没有朱温，李克用一定会成为刘渊那样的人。他首先在大同发动战乱，志向是不吞并唐朝便不罢休；他从鞑靼归来以后，还没有向贼军射出一箭，早已伪造诏书，胁迫帅臣，掠夺太原，攻陷忻州、代州，建立自己的根本。等到他回到镇所，又乘孟方立内部动乱之机夺取潞州，年年出兵争夺山东，三州都被劫掠，田野间断绝了庄稼。假使他不顾忌朱温的凶险强悍，那么回兵向内进攻，僖宗穿着青衣在他庭中斟酒，也只是早晚之事。朱温不过是个贼，狡诈而没有固定操守，是吕布一类的人。李克用凭借一点小忠小信施加私恩，买取虚名，却养成了不可测的威势，最终使他的部落和四姓相继兴起，以异族身份统治中原，流毒数代，哪里容易控制呢！哪里容易控制呢！总之，这两个贼人的猖狂暴横，都是因为王铎没有讨贼的力量，委身依附并借助他们；等到他们互相攻伐时，又坐视而不能控制，所以王铎招致寇患的罪过，反而超过康承训。假使这两个贼人把唐朝看作悬空无主的器物，互相争夺，那么他们谁是曲、谁是直，又有谁能够替他们辨明呢？九 “行善，天就降下各种祥瑞；作恶，天就降下各种灾祸。”善与不善的分界虽然不止一种，但以彝伦为纲。彝伦得到条理，即使有不善的人也很少；彝伦遭到败坏，善行也就断绝了。君臣关系，是彝伦中最重要的一项。“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建立；百姓没有君主，也无法共同得到匡正而生存。”名分与义理相互维系，利与害彼此相因，人情本来就相互依赖而不能停止，怎么能毁坏它呢！君主只顾放纵欲望，就会忘记百姓；百姓只顾追逐利益，就会忘记君主。欲望不能遏制，追逐私利的心情不能自我禁止，于是君主忘记百姓，把百姓视为草芥；百姓忘记君主，把君主视为仇敌。这样一来，灾祸的产生仿佛不知从何而来，好像有鬼神催促着人们奔向祸患。君主被弑、国家灭亡、子孙遭到杀戮，不一定是百姓杀害他们，自然会有杀害他们的人；百姓的鲜血和脂膏洒满原野、尸骨暴露在风日之下，也不一定是君主把他们杀绝，自然会有杀绝他们的人。所以说是“百殃”。所谓“百”，就是说天下所有方面都能杀害他们、把他们杀绝，使他们无处可以停留。唐朝自宣宗因为拘泥于细节而忘记天下的大患开始，懿宗、僖宗又以荒淫暴虐相继承接，百姓怨恨、盗贼兴起；使唐朝灭亡的不是叛乱的百姓，而是逆臣。唐朝君主奔逃窜匿、身受幽禁侮辱，还没有报尽自己的怨恨，昭宗就死在朱全忠手中；十六院的宗室子弟一个接一个地接受强臣的刀刃，高祖、太宗的宗庙血食一旦之间便被斩断。君主不仁而招来各种灾祸，已经够残酷了，难道只有君主遭受残酷吗？李克用从潞州争夺山东，三州百姓几乎被抢掠殆尽，南边田地里的庄稼也断绝了；秦宗权劫掠、焚烧、杀戮，北到滑州、卫州，西到关辅，东到青州、齐州，南到江、淮，放眼千里再也看不到烟火，只能用车载尸体来供给军粮；孙儒攻陷东都，城池四周寂静得连鸡犬声都没有；杨行密在扬州攻打秦彦、毕师铎，百姓把泥土和堇草做成饼充饥，掠夺人并杀死后割肉出售，鲜血流满市场；李罕之担任河阳节度使，把劫掠作为职业，怀州、孟州、晋州、绛州方圆数百里之间，山中没有麦禾、城邑没有烟火，几乎将近十年；孙儒带兵离开扬州，把房屋全部焚毁，驱赶壮丁和妇女渡江，杀死老弱来充作食物；朱温攻打时溥，徐州、泗州、濠州三州百姓不能耕种收获，死去的人有十分之六七。像这样的情况总共有几十年，灾祸波及百姓，惨烈到了不忍看、不忍说的程度。难道仅仅是君主不善、上天对君主降下惩罚吗？不善在君主身上，而灾祸集中到君主身上，杀死其本人，使其宗族受辱，灭绝其宗庙祭祀，已经足以相抵相报了。难道上天无道，要把祸患转移给百姓吗？这说明百姓的不善是自己招致的，才达到这种极端地步，而不只是君主一人的罪过。

译自从天子失去正道以来，百姓苦于上层统治的事情，有进奉、追征免除的税款、额外摊派，以及专卖盐、征收茶税。百姓总是捶胸疾首地呼喊，伸长脖子盼望，说：“怎么才能让上天的诛罚突然到来，换掉我们的共同君主，杀掉这些主管官吏，以舒解我们的怨恨呢？”等到丧乱已经惨烈到极点，百姓像鸡猪一样被屠杀肢解，像蛙蚓一样死在野外，像麋鹿一样惊慌逃窜，像鸠鹄一样饥饿瘦弱；儿子看见父亲被剖胸裂肺而不敢哭，丈夫看见妻子被强行拖出家门而不敢回头；千里之内没有一粒粮食储藏，十年之间没有一张席子可以安睡。如果让他们回想过去因征税而求足额、因被桁杨拘系而受苦的日子，那时的苦乐又怎么样呢？他们一定会把昏暗的君主、贪墨的官吏统治的时代，看作唐、虞、三代那样的太平时代，再也无法得到。可是，一触及他们的私利之心，他们便立即把不能积蓄厚财、占有盈余视为最大的怨恨，诅咒君主迅速灭亡，争相拥戴贼人为君主，天下人都喧嚣不平地相互怨恨，忘记了上面还有君主。忘记了自先世以来，延续我们的生命直到今天的人，是君主；忘记了让我们苟且获得一日安定、还能耕种自己的田地、住在自己的房屋中的人，也是君主。他们天性中的伦常情谊完全泯灭，养成最为不仁的习惯，已经很久了！积累不善而灾祸自然聚集，天理循环运行，按照同类相应的规律所造成的结果不可测知；通达事理的人看得如同观火一样清楚，而执意作恶的人却不能明白。一旦灾祸接连而至，就像山崩落下、洪水决堤，想躲避却无处可去，所以说是“百殃”。百姓愚昧由来已久，君主如果能够改变他们，使他们行善，那么君主当然不能推卸自己的罪责。可是，匡正并维护世间教化，以挽救君主过失、在天下保存人伦的，难道不是士大夫的责任吗？那些跟随昏庸君主虐待百姓的人，就不用说了；至于那些自命清高的人，把诋毁攻击说成正直，把歌谣讽刺当作文章的乐事，言论一说出便相互传播，煽动百姓的愤怒怨恨来诅咒自己的君父，于是乖戾之气充满天地之间，触犯天和并助长叛逆，他们竟不知道恶言从自己口中说出会使彝伦败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延续百年而不停息，难道本来就是必然的吗？古代的君子遇到无道的君主，便离开国家、出外逃亡，不向人宣说君主有罪，所以三代建立国家千年，也没有屠杀遍地、赤地千里的惨状。行善所带来的祥瑞，难道只在一个人身上吗！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君主最轻。”这是根据当时情势所作的评论。当时文王、武王的恩泽已经断绝，天下忘记周朝，不再把周王当作君主；周朝也忘记天下，不再把自己当作天下的君主，因此君子即使想自行奉周为君，也做不到。至于六王，他们如果不是篡逆之臣，就是处在戎狄之间，与部落首领没有区别；他们杀人遍野，只为取得统治天下的君位、建立自己的社稷。这样君主已经不是君主，社稷也已经不是社稷，所以说它们轻。如果君主和社稷都轻，而上天所生的人不能没有人来为他们确立生命的归宿，那么只要有人懂得珍视百姓，君子就不能再用君臣之义责备他，而可以承认他为百姓的君主。黄巢灭亡以后，僖宗以幸灾乐祸来逞志，首先在河东挑起事端。朱温是贼，李克用是狄人；二人起兵交战。高骈、时溥、陈敬瑄各自把暴虐发挥到了极点；秦宗权、孙儒、李罕之、毕师铎、秦彦这一类人，杀人唯恐来不及。当时人人都自以为是君主，天下却没有君主。百姓被屠杀剥割、横尸遍野，往往超过千里；驯顺朴实、孤苦弱小的百姓，连勉强维持一线生机也所剩无几。然而王潮约束军队在闽海行动，丝毫不侵犯百姓；王建听从綦毋谏的建议，在西蜀养士爱民；张全义招抚安置东都流散的百姓，亲自劝导农桑；杨行密平定扬州，运输米粮赈济饥民；成汭在荆南安抚聚集残破的百姓，沟通商业、劝勉农耕。这几个人，君子应当斟酌天地之心，顺应百姓万物的愿望，给予他们应有的肯定。保留他们的美德，略去他们的过失：不能因为王潮拘留主帅的罪过而责罪王潮，不能因为张全义结交贼人的罪过而责罪张全义，不能因为王建僭越称号的罪过而责罪王建，不能因为杨行密争夺的罪过而责罪杨行密，不能因为成汭驱逐主帅、自立的罪过而责罪成汭。至于那些忘记唐朝仍有天子、不加理会而擅自专有土地的人，大体上都可以不必论说。不是王潮，就不能保全闽海的一角；不是王建，就不能在已经动乱的局势中保住两川；不是张全义，就不能救出孙儒刀下残存的百姓；不是杨行密，就不能使遭受高骈暴虐的遗民复苏。况且他们各自守住一方，不妄想窥伺中原，不使自己的百姓陷于糜烂，并与暴虐之人争夺衰亡中的王朝。拿他们同朱温、李克用耗尽百姓的肝脑、只为自己做君主并建立社稷相比，仁与不仁的差距难道不远吗？唉！到这个时候，百姓就显得最重要了。这不是说要依靠百姓来安定君主、保卫社稷，而是看见百姓的鲜血染红溪流、脂膏涂满原野，即使想不重视他们，有人心的人本来就不忍心。君主执意作恶而使百姓遭殃，贼人乘机施行残忍，百姓自己不得安定而很快又互相残害，这三者都是祸患的源头。不过百姓是值得怜悯的。为什么呢？遭受屠杀、割裂、流离的百姓，本来就不全是怨恨上层、追逐私利、伸长脖子等待动乱的人。上天又开启了这几个人的心智，使他们从千百人中救出十分之一，也同样可以把他们看作百姓的君主。昭宗 一 “国家将要灭亡，一定会出现妖孽。”所谓妖孽，不只是草木禽虫中的怪异之物；亡国的臣子，确实就是这种妖孽。唐朝因动乱而灭亡，宰执大臣实际上就是祸乱的根源。大中以来，白敏中、令狐绹是最初制造祸乱的人，后来又有路岩、韦保衡贪婪无厌，把这种祸乱推到了极点；然而他们的为人，不过是鄙陋小人，还不足以称为妖孽。草木中的妖异，也会炫耀自己的花朵；禽虫中的灾异，也会夸耀自己的奇特；它们未曾一出现就立即危害人。到了后来，草木的妖异最终会自行枯萎，禽虫的灾异最终会自行毙亡；它们既不能救助自己，反而只会扰乱天下。人如果像这样，内心深不可测，得失也无法追究；他们耗尽智慧、竭尽力量，冒险而忘掉自身，喧嚣奔逐、闪烁炫耀，只把亡国败家当作显示才能的地方，至于自己被杀、宗族被夷灭，全都不在考虑之内，这就叫妖孽了。张、崔昭纬、崔胤、孔纬、李谿就是这样的人。萧遘、杜让能心里知道事情不可为，却勉强随波逐流，也是在妖风吹袭下失去了自己的精神。

译华歆、郗虑使汉朝灭亡而建立魏，是因为曹魏而这样做；刘穆之、傅亮使晋朝灭亡而建立宋，也是因为宋而这样做。他们这些人，却从未提出过辅佐朱温篡夺唐朝的确定计策。张劝州牧运送粮食时，孔纬以有病的妻子为托辞，仍赶赴朝廷；不能说他们有忠于国家的功劳而竟得不到承认。至于他们激怒昭宗，使他向晋挑衅、向汴招祸，大概也不是存心灭亡唐朝来成就他人篡夺的野心。他们不知道究竟受了什么挟制，只是一味害怕战争不起、祸乱不滋长、宗庙社稷不危殆、百姓不死亡。宗庙社稷危殆，百姓死亡，即使自己被杀、家族被灭，也是他们甘愿并感到快意的事；如果不是妖孽，又为什么会狂妄迷乱到这种地步呢？进一步详细考察他们的内心，不过是有一点小聪明，想要试验一番罢了；有一点小才能，想要报仇罢了；贪图做一天宰辅的权力，使李克用、朱温有时害怕自己、有时亲近自己，以此震动天下罢了。他们像桃李尚未开花，却在冬天突然荣盛；又不加选择地在市井中游走，让天下人知道自己能够在乱世中操纵祸福，即使死去也并不忧虑。唉！人如果像这样，却参与谋划国家，国家想不灭亡，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僖宗还没有从蜀地返回的那段时间，天下局势还可以挽救。郑畋即使不能平定乱局，但他慷慨激昂、忠诚愤懑，成为天下人所归望的人；他接受将相之职而不推辞，确实是有不能推辞的理由，并不是技痒心热、贪图高位。僖宗、昭宗年间，难道还能再有朝廷吗？河东叛乱，朱邪抬起手臂便继续响应；岐、邠在身边近处构成祸患。潼关以东，朱温、时溥、孙儒、高骈、李罕之、朱瑾的战垒彼此相望；天子孤独地守着一座城，连一个县令也抵挡不了，却有人还来做宰相。像鄙陋之人那样只想求得安定、富足和尊贵荣耀的人，怎么会处在这种局面中呢？稍有见识的人，如果不是发誓以一死报效宗庙，就一定会把这种处境看作荆棘和牢狱，不能忍受哪怕一天，怎么能忍心仿效效、昭纬、胤、纬、谿等人，像发狂一样奔走呢？萧遘、杜让能还以正直之人自居，那么他们究竟想到还有什么忠诚可以效力、什么功业可以成就，却为平章这一虚名而忙碌急迫，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愚蠢，就是疯狂；这也正是桃李在冬天荣盛、在市井中游走的情形。妖异之风正炽盛时，有人摇荡它、煽动它，彼此追随而随波流转；自以为高明的人也不能免于此，实在可悲啊！生在这样的时代，郑遨算是高尚的了！陈搏借游仟来使自己得到闲逸，也还可以；司空图、韩偓出仕时不能使自己安定，退处后则得以免受污辱，他们难道还算差吗？再往下说，梁震、罗隐、孙光宪寄身于偏远地方谋食，却不做祸乱的首倡者；如果连这样也做不到，那么周痒、严可求、韦庄只是在割据者那里略尽微力，却还知道延长祸患是不对的，因而勉强免于上天和人的怨恨愤怒。像张氏一流的人，窃取护卫君主的名义，贪恋晨霜般短暂的权势，心怀毒害、制造污秽，以加速君主的死亡，使鲜血流遍天下。唉！事情竟到了这种极点！所以说这是妖孽。二 刘巨容能够烧炼药物制成黄金，田令孜向他索要方术，他不肯给，因而被杀；这并不是刘巨容吝惜传授，而是这种术法非常鄙陋，不能告诉别人。这种极其鄙陋的术法，大概就是如今市井小人用水银和铜制造假金银，欺骗不识货的人，以此售卖他们的奸诈而已。天下哪里有能够烧炼药物制成黄金的事呢？泥土可以制成砖，木头可以烧成炭，米可以酿成酒，铅可以炼成粉；天下本来没有现成的砖、炭、酒、粉，必须等待人来制作。至于黄金，则本来就已经存在了。生在矿中的，自有它的质地；经过火炼、从沙中淘洗的，自有它的方法；形成一定形状和质地的，自有它的物质。把桔梗煮出甘甜芳香的味道，虽然像人参，却终究不是人参；把硝石炼成轻白的样子，虽然像硇砂，却终究不是硇砂。市井小人的术法如果想欺骗人，就一定要把它藏起来，不把方子告诉别人；一旦把方子告诉别人，奸计就无从施展，有见识的人还会唾弃他的脸面。因此方士把方子秘密保存，甚至以死守护；由此他们的秘藏，便可以知道他们的奸诈，也可以知道他们的鄙陋。他们用奸诈来掩藏鄙陋，这种术法施行起来很容易，但其中的道理本来并不难辨明。自从汉武帝被方士迷惑，天下人也跟着受惑，刘子政作为儒者竟也沉溺其中。到了后世，天子因服食丹药而丧命，平民因烧炼丹药而破产；害怕死亡反而早夭，贪图富贵反而变得贫穷。既然如此，那些市井小人公然制造假物，即使伏法获罪，也不至于因此死亡，难道不是更好吗？况且金银的珍贵，并不是它们本来就具有的价值。考察它们的实际质地，和铜、铅、铁、锡没有什么不同；把它们制成器物来使用，功用相同，甚至还不如其他金属，所以古人总称它们为“五金”。后世因为金银便于携带、容易使用，便把它们同各种物品作为交换媒介，用来索取偿付；世俗风气崇尚它们，君王也顺应这种风气，使它们成为一时的便利工具。哪里知道千百年以后，如果没有什么东西代替它们流通，它们也会和石块一样被人轻视呢？金银本来就不值得特别珍贵，哪里会有神异的术法把其他东西变化成金银呢？既然如此，那么铜、铅、铁、锡乃至石块，难道也会有某种药术可以把它们化成金银吗？贪婪而愚蠢的人真是无可救治啊！刘巨容本来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取得高位，也曾勇猛奋战击破黄巢；然而他最终还是身死族灭，大概就是因为制造假金欺骗天下，连鬼神都不肯赦免他。说到底，那种术法不过是市井小人中锻工所使用的鄙陋技能罢了。三 曹操、袁绍，都是汉朝的贼臣；朱温、李克用，都是唐朝的贼臣。他们争相篡夺的心思，以及彼此不肯服输的形势，完全相同。然而曹操以挟持天子作为名义，进攻袁绍并取得胜利；张奉天子之命倚靠朱温进攻李克用，却失败了。这是因为献帝在许地时，四方没有一支军队可以指挥，完全听从曹操，所以曹操没有任何制约，能够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昭宗仍有河朔三镇、昭义的军队以及韩建的部众，他们三心二意，忌惮朱温并从中阻挠；又担心昭义被朱温夺取，便争先轻率进军。因此朱温的决心不能确定，独自承受敌军攻击而溃败。由此说来，汉朝处在必然不能保存的形势中，而唐朝却还可以保存，只是谋划国事没有用对人，才导致覆亡，这正是所谓“不是从天而降的灾祸”。假如能够得到贤明的君主和良相，安抚联合那些尚未反叛的藩镇，收编整顿禁军，坐镇关中静观形势，斥责汴、晋之间的奸诈交往，断绝它们互相告发的奏报，听任它们彼此争斗吞噬，趁它们疲敝时加以折服，那么这两个寇贼的气势虽然一时膨胀，最终必然竭尽，并不难制服。可是昭宗和他的臣子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快灭亡。再从朱温、李克用的情况来说，朱温哪里能够和曹操相比呢？曹操借助名义和正当性来行事，并且致力于把根基建立得深厚稳固；朱温却只是贼寇，凶狠狡诈，任意逞强，利用他人的争斗，从中窃取利益。他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天下，却挑动天下使其疲敝，借此使自己显得强大。

译他与张合谋进攻李克用时，朝廷正倚靠河朔来攻打晋阳的东北面，而朱温却进攻魏博，希望趁其疲惫而获利。他答应昭宗讨伐李克用，大概是因为有两种获利的办法，并不一定非要使李克用灭亡不可。李克用如果失败，那就是张替我消灭了一个大敌；李克用灭亡以后，我自己便可以使罗弘信在魏博服从，收服东都的张全义，扼制唐朝，使它困守关中；北方没有晋阳之患，便可以集中力量促成唐朝灭亡，这是第一种利益。李克用如果胜利，李克用就会因此背负抗拒王师的罪名，我便可以借此诱使唐朝落入我的掌握；而且李克用即使胜利，唐朝也已经残破，不能再振兴，这等于让李克用替我出力扫除障碍。曹操致力于平定天下的动乱，并把功劳归于自己来收取天下；朱温却致力于制造天下的动乱，自己趁着纷乱加以控制。利用天下动乱的人，从来没有能够成就事业的；因此朱温虽然能够灭亡唐朝，却只得到中原的一线之地，很快又灭亡在李存勗手中。假如朱温利用张的谋略，集中全部力量进攻李克用，李克用平定以后，河北三镇自然不能与他争衡；凭借平定大乱的巨大功劳，挟持天子、号令诸侯，同州、华州、西川谁能同他竞争？他再慢慢兴起，取得曹操、刘裕那样的成就，朱温对于天下大局，便有八九成可以获得了。当时朱温不臣的罪恶还没有显露，他在天下人面前所负的不义之名，也只有违背对李克用的援助恩惠这一项。李克用对朱温有恩，但对唐朝本来就是贼臣。朱温凶狠狡诈，不知道名分大义，又没有一点平定动乱的功劳，霸业最终不能成功，只是任意发泄枭獍般的心肠，吞噬君主和父亲，所以说朱温是贼，而不是曹操所屑于同他并列、相提并论的人。国家即使将要灭亡，仍然有谋求保存的办法；臣子即使极其叛逆，仍然有取胜的策略。两方面都做不到，后来才使沙陀四姓在中原相互争乱数十年，又让契丹趁机而入；想来，这难道是天意吗！四 所谓有智慧的人，并不是指乘人之危、争一时机巧、侥幸取胜的人，而是通晓得失成败的道理，避开别人争夺的东西，放弃别人所取的东西，以此树立根本，慢慢取得安定天下的功业。李左车想在险要之地扼制韩信，不过是求得一战的胜利罢了，未必能够保全赵国，还不足以称为智者；后来他劝说韩信不要交战而收取河北，使百姓安宁、军队保全，保持胜势并使尚未平定的寇贼归服，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韩信能够听从他的建议而取得成功，功劳便归于韩信。在西川、淮南，得到了两位有智慧的人。王先成劝说王宗侃采用招安办法攻下彭州；高勗劝说杨行密与邻道通商，选任守令，督促农桑，从而保全淮南。真是有智慧啊！这不只是帮助王建取得割据的基础、辅佐杨行密成就霸业，也是在刀兵之下拯救百姓，使他们重新安定、聚集起来；其中的仁德也非常广大。所谓有智慧的人，并不是凭借机巧谋略获取眼前的胜利，而是掌握辨明是非的准则。凭机巧取胜，在乱世中以权术害人，一句话便导致死亡的人多得很，祸害也往往潜藏在利益之中。辨明是非，是为了推行恻隐之心的重大作用，平息英雄的争斗之气，顺应百姓的愿望；这种功效虽然来得不快，利益也并不微小，而且能够使根本更加增益。前后这两种做法本来就互相妨碍：小智慧所争逐的，正是大智慧所不屑的。天下正纷纷扰扰地兴起动乱，利害在顷刻之间产生；即使有英杰的资质，也会眼花心乱，贪图追逐细小的利害，而忘记重大的根本。智者站在事情之外，从总体上把握并周遍了解它，辨别仁政与暴政的根本分界，完全看清人们归附或背离的不同结果；看那些在局部争斗的人，都不过是鹑鸟争斗、蚂蚁相争的末流技巧，于是超越具体纷争，从整体之外游观，而获得其中的核心。假如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会笑他把这种谋划看作迂腐笨拙，又有谁会听从他呢？王建、杨行密能够听从这两个人，也不能说不是智慧。为什么呢？智者的话，正是愚者所嘲笑的。五 占据土地来抵抗敌人，划定疆界来自我防守，把米粟、丝枲、布帛、盐、茶等物资封闭在境内，不让它们向外出售，这是自我困窘的办法，其中还潜伏着有害的祸机。凡是能够拿出去和别人交易的，一定是自己有剩余的东西。这里有剩余，那里本来就有所不足；而那里又有自己的剩余，正好是这里所不足的。天下各地相互输送、交换物资以后，百姓生活所需才能完备，建国的储备才能充足。金钱尤其是百货流通的媒介，掌管着国家的贫富。物资滞留在国内，金钱就会被挡在国外，国家的用度便不充足；耕田、养蚕、织布、开采山林、煮盐等劳动成果，都会堆积在无用之处，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百姓贫困，赋税便不足；盗贼在国内兴起，即使有剩余物资，也不能适应需要，国家必然陷于困窘。如果说封闭关口、阻断贸易，使敌人在物资匮乏中受困，这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恰好足以令人发笑。各种物产中，最需要人们相互交换、彼此供给的，没有比米粟更重要的了。封闭粮食买卖，敌人就会挨饿，这是最有依据的说法，但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因饥荒而困窘时，金钱仍然可以使用，那么越过险阻前来的人，就是因为这里有重利可图，难道会携带金钱来到这里坐等死亡吗？即使有人挨饿而死在道路上，也只是老弱之人；一个国家本来并不曾缺少可以使用的青壮年。夫差答应越国出售粮食，后来越国却灭掉了吴国；夫差的骄横悖逆、宰嚭的奸邪，本来就足以亡国，难道是因为答应卖粮才亡国吗？晋惠公背弃秦国施舍，封闭粮食买卖，结果兵败被俘，国家几乎因此灭亡。断绝百姓生存的命脉，借敌国灾难来求取侥幸胜利，是上天所愤怒、人民所怨恨的事；三军和百姓都会拼死对付我们，而我国百姓又只能白白使自己的耕种收获腐朽，得不到出售剩余物资的利益，怨恨也会归向我们。想要不败亡，是不可能的。米粟是彼此生死存亡的命脉，也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连粮食都封闭起来，危害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自己有剩余、别人需要交换的货物，可以换取衣被、器械以及养生送死的用品，这些都是建国的资财；金钱从那里流到这里，尤其是一切货物都必需的。要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关键全在这里吗？而且还不只是这一点。能够禁止的，是法令所能管到的；不能禁止的，正是法令所管不到的。在关口和渡口之间禁止贸易，私下交易就会更加有利。那些急于求利的百姓会四处寻找偏僻险阻的小路，私下互相交易，即使每天杀人，也根本无法禁止。强横豪贵、权势显要的人如果从中获取利益，那么环绕我国疆域的地方，就没有不是敌人来往的通道；我国的人民，也没有不是敌人拉拢的党羽。敌人非法闯入渐渐形成了熟路，奸民在境外把内部情况告知敌人，间谍在国内交错往来，却没有人能够抵御；而我们还要说禁令已经很严密，可以不必忧虑。这不是太愚蠢了吗？

译只有开放贸易，不隐瞒任何事情，把敌国的百姓看作自己的百姓，把敌国的财物看作自己的财物，既得到他们的欢心，又补济我国的匮乏；金钱聚集到国内，百姓得到供给，赋税也会充足；耕田的人受到鼓励而勤于耕作，织布的人受到鼓励而勤于纺织；山林、海洋、湖泽的物产，都可以成为金钱和粮食。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把虚实明白地展示给人看，奸邪盗贼的通路也会被堵塞。这样有利于国家，惠及百姓，选择这种方法是智慧，其中也有仁德。善于谋划国家的人，为什么要顾忌而不去做呢？高勗劝杨行密把我国所有而邻近各道没有的东西，拿出来彼此贸易，以供给军队使用；选任守令，督促农桑。几年之间，仓廪自然充实。杨行密听从了他的建议，直到李氏建立国家之前，江、淮百姓富裕殷实，居天下之首，文教也兴盛起来。田頵称赞说：“贤者的言论，利益真是广泛。”不确实是这样吗？六 藩镇在外相互交错、纵横对抗，就应当任用亲军来制约它们；可是李茂贞所掌握的亲军，跋扈程度反而比藩镇更加严重。昭宗瞪眼四顾，没有可以任用的人，于是把曹诚等人派到外面，又命令诸王统率军队担任宿卫。这大概是不得已之下所能想到的极端办法，但也未尝不是一种策略。南阳的诸位刘氏最终灭掉了王莽；琅邪王渡过长江，晋朝因此得以延续；康王向南逃避，宋朝因此得以支撑；刘焉、刘表没能挽救汉朝灭亡，但汉高帝的祭祀在曹氏之后仍能延续并被诛灭的，也还有刘备这一支。所以《诗经》说：“同宗子弟是国家的屏障。”难道是虚言吗？可是昭宗聚集各位宗室子弟，让他们统领亲兵并加以任用，最终却把他们陷入死地，以至于他们哭喊着呼叫“宅家”，也没有人能够救援；宗室子弟全部覆灭，昭宗自身也随之被弑，国家也随之灭亡。难道不是上天厌弃李氏，使他们不足以感动天下人的心吗？朱邪、李存勗本是异族，徐知诰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子孙，却冒充宗室支派，以李氏宗室的名义号召天下而兴起。既然如此，李氏后裔只要还有人存在，人心就没有完全忘记唐朝。然而他们接连死于凶恶刀刃，最后甚至被斩杀，实在是昭宗造成的，并不是宗室子弟不可任用。只是任用他们已经太晚，而且所处的地方也不对。如果早些把宗室子弟分置在四方，使他们各自拥有根据地来建立根基，并且立即任用这些人，那么人人都可以发挥作用；即使一处失败，另一处也会兴起。刘虞死于燕地，刘琮投降楚地，但先主仍能在蜀地兴起；南阳王在陇右败亡，而元帝仍能在吴地兴起。昭宗没有及早谋划这些，却等到天下分崩离析、孤立无援之日，才把诸王聚集在一座孤城中，拥立一群乌合的疲弱百姓；号令不能传出国门，却要同封豕长蛇般的敌人争生死，结果一败便全军覆灭。李氏哪里还能留下余烬呢？到了这种地步，才想在四方广泛设置宗室，使他们同王室相互维系，已经困难了。不给他们军队，他们就会落魄于民间，降为普通编户；给他们军队，又会招来祸患，无法抵敌，连全家都会被杀灭。当时势已经无法作为，地势也没有可以凭借的地方；他们还不如那些被赐姓的夷族、冒充宗室的庶姓，至少还能凭借一个空名号欺骗天潢宗室，自称帝王，这是必然的。读史的人之所以看到李存勗、徐知诰都自称唐室，而更加替李氏悲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僖宗从蜀地返回时，天下虽然已经割裂，但山南、剑南、河西、岭南仍是王室的土地；西川虽然已经成为叛逆宦官的党羽，但车驾刚刚返回，人们仍然知道有天子存在。在这个时候，选择宗室诸王中贤能的人，分别统领各个节镇，收揽士民、训练军队，作为王室的屏障，仍然没有谁能够抵挡他们。到了昭宗时期，王建已经占据西川，王潮占据剑南，刘隐占据岭南，成汭、周岳、邓处讷先后分别占有荆南和湖南；河西又被邠、岐阻隔，无法通达。即使想把诸王分散安置为牧守，以维系李氏子孙不断绝的根系，也已经做不到了。不让他们拥有军队，他们就会潦倒于民间，降为普通编户；让他们拥有军队，又会招来无法抵御的祸患，全家都被杀灭。当时的形势已无法挽回，可以凭借的地方也不存在；李氏子孙还不如那些被赐姓的夷族、冒充宗室的庶姓，至少还能凭借虚假的名号欺骗天潢宗室，自称帝王，这是必然的。读史的人之所以看到李存勗、徐知诰都自称唐室，反而更加替李氏悲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七 两个国家相互对峙，而处在两国之间的人把敌情传递给双方，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拒绝这种人；不明白谋略的人依靠他们充当耳目，却不知道巨大的祸害已经潜伏在身边。这个人对我没有大的恩德，对敌方也没有大的仇恨，却冒险介入，参与关系到双方胜败安危的大事，不考虑泄密后祸患必然殃及自身；这样的人怀着什么心思，不必再三推求，也知道他只是被利益驱动罢了。受利益驱动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不会放过可以获利的机会。奸人窥察这一点，知道其中的细微之处，便利用它来掌握关键：利益在这里，就把那边的情况传给这里；利益在那里，就把这里的情况传给那里，反掌之间就能完成。而且不只是这样。当他把敌情传给我们时，也可以同时取得我们的情况，再传给敌方；一定要先把我们的情况传给敌方，然后才能取得敌方的情况，再传给我们。对他加以控制、纵容，表面亲近而暗中防范，可以借此建立一点小小的信用，可以借此夸耀自己预先知道情况；他浮泛游移地探听消息，侥幸获得功劳，夸大言辞、把话说得轻易明白来诱导人，略微显示一点利益，便引导敌人使他的说法成为事实。他对那边没有怨恨，对这边也没有罪责，悠然处在凶险之地而无所忌惮。这样的人从我们这里获利，又立即从敌方那里获利；一挑一引，扰乱人的重大谋划，直到造成危败。这样一来，他的利益就已经两方面都得到了。这是不用再作推求就能明白的。谈论用兵的人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关键只在于依靠我们自己的了解。大势就是这样，最终要义也就是这样罢了，哪里用得着那些吞吞吐吐、低声耳语，时而惊恐、时而欢喜的人呢？所以有智慧的人坚决拒绝他们，不让他们扰乱自己的耳目。除非是怀有忠心、感念恩德，确实适合充当内应的人，以及突然来到、没有预先约定而前来回答情况的人，否则都不要允许听信。这是两军对峙时不使自己的心志二变的关键。中国利用夷人时尤其严重。与我们为难的是一个夷人，在旁边潜伏而尚未行动的又是另一个夷人；他们于是两面操纵其命运，用假装归顺的诚意迷惑我们。实际上他们想倾覆我们，只是假意同我们往来，以便从我们这里交易获利；还暗中把轻浮浅薄的情报传给敌方，以巩固我们的信任。我们进攻时，他们使我们疲惫；我们防守时，他们诱导我们；等我们大败，也不能责怪他们误导了我们。最愚蠢的人却把这当作秘密的机要，夸耀自己得到外援，最终小则使边疆残破，大则祸及宗庙社稷。古今平庸的君主和昏暗的臣子，掉进这种陷阱的屡见不鲜；等到覆亡之后，只能增加追悔议论时的痛哭。假如能够及早拒绝他们的游说空言并同他们断绝往来，哪里会到这种地步呢？由此看来，王建的见识真是无人能及。黎、雅三部浅蛮每年得到缯帛赏赐，本来是让他们窥探南诏蛮人的情况，结果他们反而收受南诏的贿赂，探查我国的虚实。王建停止对他们的赏赐，并斩杀同蛮人往来的部将。从此各部蛮人都收敛服从，直到五代末年以至宋朝，南诏始终没有入侵骚扰，这都是王建善于谋划、果断决策，从源头上堵塞祸乱的结果。

译唉！难道只是守边防、抵御夷狄、据关拒敌的人才应当如此吗？君主有不听命的臣子，父亲有不遵从教训的儿子，上位者有彼此交相构陷的朋友，对顺从者就安抚，对违逆者就折服，这不过取决于情理罢了。小人处在中间，利用我们的厌恶和愤怒而置身事外，又揭发他们隐藏的罪恶来互相告发，都是以他人遭祸为乐、借此取利的人。他们今天拥护这个，晚上又拥护那个，轮流互相窥伺、煽动，本来就没有一定。因为这样而损害恩义、酿成祸患，如陈侯溺死于公子招之手、隋文帝死于杨素之手，却还被认为是忠臣的事情，古今累积起来，多得说不尽。那么，拒绝和堵塞游说以统一军心，难道只是带兵将领应当如此吗？用塞住耳朵和眼睛的办法来隔绝视听，又难道只是君主和父亲应当谨慎的吗？八 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以威势使天下臣服，是从齐桓公、晋文公开始的。曹操沿袭了这条道路，进而篡夺汉朝，因此二袁、吕布、刘表都不能同他争衡。这是奸雄已经试验成功的效果，后来兴起的人必然会仿效。可是，朱温正联合军队入侵时，徐、郓发生战乱，他却不闻不问；王行瑜、韩建、李茂贞劫持并驱逐天子，朱温坐视不救；李克用已经讨伐平定他们之后，却听从盖寓的话，不入朝见天子便返回镇所；李茂贞违犯臣节，昭宗到了华州，被韩建困住，朱温在汴州，叩关迎接天子、救驾本来非常容易，但他当时正向南与杨行密争斗，竟不闻问；等到刘季述凭借没有外援的宦官势力废黜天子、将其幽禁，崔胤召朱温入朝，朱温却还迟疑不进，把天子复辟的功劳让给孙德昭；李克用当时正修治城池以求自保，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两个凶恶之人把天子置于几个叛乱者手中，却不把他据为奇货？而像盖寓这样善于谋划的人，也不能效法荀彧的智谋，促成其主篡夺天下；难道是他们的智慧不够、力量也办不到吗？天下的道理，不过是顺与逆罢了。顺，是事理的常道；逆虽然是违逆，却也有违逆的道理。逆着险滩往上行驶的人，即使船桨折断、牵引的绳索断绝，也仍然可以渡过，因为他所沿着的水流，仍是顺流的渡口。齐桓公、晋文公所凭借的渡口，难道是朱温和李克用所能相比的吗？齐桓公、晋文公安定周王的继承人，迎回周王的车驾，向北讨伐戎族，向南使楚国臣服，把诸侯的贡物通送到周王都，所以周王召见他们并赐予赏赐，诸侯也整肃衣冠表示敬服。他们确实有能够使天下人心服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朱温、李克用所能企及的。即使说到曹操，他奋起讨伐董卓时，几乎在荥阳丧命；袁绍、韩馥想拥立刘虞为帝，而曹操坚定地向西进取，退居许下，从未敢用一句话违逆天子。献帝被李傕、郭汜等贼逼迫，露宿在曹阳，然而那里只有一个普通人，汉室群臣连救死都来不及，又哪里顾得上天子？董承、杨奉势力微弱，却徒然骄横傲慢；曹操以礼迎奉天子，使他获得一天的安宁。曹操虽然心怀叛逆之意，但他所遵循的道路，毕竟还符合君臣的名分和义理，是在违逆之中依循合乎道理的顺势而行，因为他最初并没有公开违逆。李克用以异族身份怀有野心，父子承受唐朝恩宠，分别接受节钺，却突然萌发刘渊那样的叛逆意图，起兵占据云中反叛。失败逃走以后，他结交鞑靼，窥伺中原；又乘黄巢之乱而侵入，寸功未立，先行掠夺河东。黄巢困窘到了极点，他只稍稍取得收复的功劳，便联合王重荣从长安背后进攻，流箭射到御座附近，公然成为国家的贼寇，却没有人忌惮他。他偶然战胜岐、邠并斩杀王行瑜，天下本来就知道他不是为了国家讨伐贼寇，而只是借此逞强称雄。此时却想袭取义名来奉承天子、控制强藩，那只是注定失败的办法罢了。盖寓知道这一点，所以劝止他；李克用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曹操。朱温不过是盗贼，王铎没有见识，却把权力借给他，使他能够掠夺攻打、专擅行事，对唐室没有丝毫功劳。假如让朱温仓促起兵，乘危而动，把天子掌握在股掌之间，天下人必然群起攻打他，那还不如王行瑜、韩建。于是朱温自己知道这样做不可行，李振、敬翔也没有把这件事作为谋略献给他。假借义名的人，必定要有自身可以凭借的义；自己是叛贼首领，在天下人面前负有极大的不义，又凭什么可以凭借呢？所以他只坐等别人使唐朝灭亡，然后再夺取天下，他的志向是确定的。从形势来说，朱温和李克用急于争夺的地方是河北。河北归于汴州，便扼住晋的咽喉；河北归于晋，便压住汴州的脊梁。刘仁恭、王镕、罗弘信、李罕之、朱瑄、朱瑾等人交错其间，朱温屡屡失败，李克用也处境危险。假如他们竭尽全力进入关中而使自己的巢穴空虚，朱温进入长安，李克用就会在河东集合军队牵制河北，渡过黄河攻打汴州，朱温便会坐以待毙。李克用进入长安，朱温就会率领雒、蔡、山南的军队叩关，燕、赵、魏、潞的军队再进攻太原、拔除他的根本，李克用便立即灭亡。义名不能假借，名分也无从凭据，反而会丧失形势而使自己倾覆，所以两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况且他们还要积蓄力量，在河北求取功业，把孤立危急的天子置于狡诈宦官手中，使天子加速灭亡，然后再收取成果。因此刘季述叛逆时，朱温还迟疑不肯进军；朱温篡夺并弑杀唐朝皇帝时，李克用也没有起兵服丧。朱温以李克用的叛逆获利，李克用也以朱温的弑杀获利，他们的心思都像穿墙盗窃一般。难道他们只是不能借助齐桓公、晋文公的名义行事吗？曹操所做的事情，他们其实也不能亲自承担。所以崔胤已经成为内廷的内应，李振劝朱温派人讨伐时，朱温还姑且派蒋玄晖依托崔胤谋划，同时亲自率兵向河中进发，把长安之事暂且缓办，可见他就是这样不肯仓促行动。然而他最终篡夺唐朝，也只得到天下八九分之一的土地，不到十年便突然灭亡。他既然不能像曹操那样行事，就当然不能像曹操那样雄踞三分天下，并把基业传给数代。至仁至义的君主兴起以后，假仁假义的人便不足以动摇天下，这就是商、奄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没有至仁至义的君主，假借仁义的人仍足以钳制天下，这就是袁绍不能战胜曹氏的原因。至于想要假借仁义却必定做不到，随后确实成为贼寇、不能列入雄杰之数的人，只须看他从哪里兴起以及已经做过什么罢了。把曹操比作齐桓公、晋文公，就像把杜蘅比作细辛；把朱温、李克用比作曹操，就像把瓦砾比作碔砆。这些事是不能强行混同的。九 李克用按兵不动以求自保，大力整治晋阳的城池和壕堑。刘延业劝谏说，这样做不应损害自己的威望、使敌人产生进犯之心；李克用却赏给他金帛，而修城的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把自己置于不会灭亡的形势中，等待天下形势变化，李克用这样处置心志、选择策略，谋划这件事已经很久了。第二年，朱温果然攻陷泽、沁、潞、辽，直抵晋阳城下，进攻不能取胜而返回。李克用知道朱温的志向，本来就知道他想先消灭自己，然后再篡夺唐朝；也知道朱温急于篡唐，本来不能长久坚持作战来使自己疲敝。晋阳城坚固而不能攻取，朱温也就受挫了。

译李茂贞劫持皇帝，是朱温篡位的资本；朱温挟持皇帝向东而篡位，又成了李克用的资本。把这些事情当作自己的凭借，李克用的谋略尤其牢固。他自己已经多次成为叛逆，不能假借保存唐朝的名义来为篡位谋利；威望还没有建立，也不能以篡唐的名义作为旗号来召集天下军队。因此他迟疑退缩、收敛锋芒，把天下大事置之不问，任其沉沦，以便推卸罪责并掌握朱温的短处，这正是李克用的狡猾之处。然而到了这时，李克用才稍微依循事理。他修整防守、使士卒休息来增强自身力量，又采纳李袭吉的意见，训练士兵、劝导农耕，以此建立开国立家的根本；这样做不但远非李茂贞、韩建一类人所能比，朱温也远远在他之下。训练士兵、发展农业，是谋取王业的资本；修城整治壕堑，是保卫国家的根本；刘延业哪里懂得这些？他却说‘应当大举用兵来严整四境’。内部空虚却在外部张扬，不过是自取灭亡罢了。然而李克用为什么还要赏赐刘延业呢？他想自我保全、等待形势变化的心思，不能让部下知道；部下知道了，众人的意志就会懈怠。刘延业能够说夸大其词的话，来振作将士的士气，所以李克用赏赐他，以此鼓励、振奋士心，这正是李克用的狡猾之处。自己认为不对，却对别人发怒；自己认为对，却为别人高兴，这是庸人导致危亡的原因。一 ○ 王抟担任宰相时，以明达而有度量著称于当时。看他向昭宗进言，也正大、明白、和善而有条理，似乎有陆敬舆的风范。唉！唐朝在这个时候，即使陆敬舆还在，他也一定不愿意身居机密近侍之职来承担国家安危；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何况王抟呢？德宗多疑而且听信谗言，但遇到事情能够思考，不至于像昭宗那样轻率躁急、反复无常。德宗朝廷中的奸佞已经充斥，但也只是卢杞、裴延龄那样一心想保全宠禄的人，不至于像张、崔昭纬、崔胤那样向外结交强藩、出卖国家。德宗身边的宦官已经掌握权力，但也只是霍仙鸣、窦文场那样厌恶正直、引导皇帝放纵欲望的人，不至于像刘季述、韩全诲那样把君主的生死掌握在手中。德宗的叛臣虽然相继兴起、纵横各地，但也只是朱泚、李希烈那样突然起兵而没有根基的人，不至于像朱温、李克用那样根基深固、必然要篡夺天下的人。而且德宗还有李晟、浑瑊、马燧这样的赤心之臣可以任用，所以李怀光虽然叛乱，也不敢进逼皇帝，只能退居河中；昭宗却没有一个人不起来劫持他，甚至连一支军队也没有可以依靠。时代不同而形势各异，既然已经如此。那么，即使陆敬舆处在昭宗的时代，昭宗坚定地信任他，也未必能挽救唐朝的灭亡，何况王抟比陆敬舆的贤能愚劣相差悬殊，本来就不能相提并论，岂能只因为言论有些相似便称许他呢？陆敬舆担任学士、掌管中书制诰时，一句话发出，一项谋略施行，朝廷内外都一致听从；卢杞的奸邪也无人能够牵制，这难道只是因为他的言论正确吗？是因为他有足以使人心悦诚服的地方。王抟开始做官不知已有多久，突然跻身公卿辅弼之列，天下人起初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由此可知他平素所树立的声望如何；他的德行不如陆敬舆，威望也就不如。陆敬舆谋划扶危定倾之策，计划周密，从上面君主的内心，到下面百姓的隐情，钱谷、兵刑、用人、行法，全都详细而有条理；他把德宗天下的大事小事、表面内里，一一分析并加以治理。而王抟只不过提出了一个还算可行的计策，就是说‘应当等到各种祸难逐渐平息，再根据形势通报消息’。如果问各种祸难凭借什么才能逐渐平息，那么他的办法也就穷尽了；才能不如人，权变也就不如人。陆敬舆得到君主的信任已经到了极点，但在驱逐卢杞、吴通玄之后，仍然担任学士，并没有直接把邺侯推到宰相之首，也不愿越过窦参、董晋而居于他们之上。王抟的德行和威望没有树立，才能声望也不显著，却一旦位居百官之上。当时天子虽弱，宰相仍然掌握天下的权力，叛臣还要仰望他的进退，本来就承担着恩怨交织、安危系于一身的重大责任；他不自量力便仓促接受任命，和顽劣鄙陋、毫无凭借的李谿、朱朴一同进用而不感到惭愧，这也不过是冒昧贪求荣耀名位、不顾死后羞辱的人罢了。拿他同陆敬舆长期留在中书制诰之职、不肯轻易接受宰相任命相比，怎么样呢？气节不如。气节不如，却要承担扶危定倾的大计，正如‘背负重物又乘车，招致盗贼来抢夺’一样，凶险能够避免吗？臣子在危乱之日，想要舍弃生命报答君主、挽救即将灭亡的国家，也一定要谨慎对待自己的进退和操守，不能苟且追求名位。这样做，即使最终成功，也能够使奸邪之人心悦诚服；即使不能成功，身死国亡，也能把自己的志向和行为清楚地显示给天下。如今置身于宰相之列，定睛看去，居此位的不是崔胤这样的叛臣，就是朱朴一类蝇营狗苟的人，难道值得同他们并立于台座之上吗？再就王抟的话来评论，为了制止昭宗的急躁草率，把宦官问题暂缓处理，昭宗不听，受崔胤迷惑而招致祸患，王抟不过是显示自己先见之明罢了。然而，假如按照王抟所说，姑且养纵宦官的奸恶、任由他们作恶，那又将到什么地步才会停止呢？激使李克用反叛的是田令孜；促成韩建恶行、纵容他囚禁君主凶行的是刘季述；联络李茂贞来劫持皇帝的是韩全诲。到了这时，宦官与外镇叛臣合在一起，接连制造祸乱；如果唐朝不灭亡，宦官不自行走向被杀尽而不止，哪里会有外部祸难平息、再根据形势通报消息的那一天呢？王抟的话表面上似乎有道理，而且后来也得到了验证。即便如此，难道其中真有什么可以采纳的实际办法吗？一一 唐朝将要灭亡时，没有一个舍身殉国的士人，大概只有韩偓吧！韩偓被贬时，昭宗流着眼泪送他离开。韩偓回答说：‘臣能够被贬而死，已经是幸运了，不忍心看见篡夺弑杀的耻辱。’这正是听到的人心酸、看见的人肝胆欲裂的时候。然而韩偓没有服毒、割断喉咙，死在君主身边，那么人们就会怀疑他不能算作舍生取义的忠臣了。不过还不能责怪韩偓：君主还在，国家还没有灭亡，还没有到应当去死的地方；当时他正被贬谪流放，如果在这个时候死去，那就是因为被贬而死，不过是匹夫匹妇那种刚强任性罢了。韩偓离开国家后，君主被弑杀，不久国家也灭亡了。韩偓后来生死如何，没有可考见的记载；又没有听说他绝食投水、与国家一同灭亡。那么，这时本来可以死了，这正是建文诸臣争辉于日月的地方，而韩偓没有做到。不过按照义理来审察，韩偓也可以不死。伪造的诏命还没有涉及他，这还不是龚胜绝食不食的时候，也不是谢枋得靠卖卜度日的时期。即使终身湮没、郁郁不得志，比起家铉翁在河上讲经，也更算是实现了自己的志向。纣王灭亡而箕子仍然活着，这也是一种选择。

译臣子处在危亡之日，处于生死抉择之间，有应当赴死的道路，也有应当赴死的时机。踏上赴死之路而死，是正当的；踏上赴死之路却没有死，是时运不相逢；踏上赴死的时机而死，不过是极端愚蠢罢了。昭宗复辟、谋划诛杀刘季述时，韩偓参与其中，这是踏上赴死之路的第一件事。王抟请求不要听从崔胤的谋划，不要杀宦官而招来祸患，崔胤发怒，诬陷并杀了他；韩偓为昭宗谋划时，也说：‘帝王之道，应当用宽厚沉稳来镇定局势，这些人不能全部诛杀，以免引起祸患。’他违逆崔胤，与王抟相同，这是踏上赴死之路的第二件事。韦贻范请求让宦官同李茂贞交结，使自己复出并重新担任宰相，命韩偓起草诏书；韩偓坚持不肯起草，中使说：‘学士不要把死当作儿戏。’李茂贞说：‘学士不肯起草诏书，同反叛有什么区别？’这是踏上赴死之路的第三件事。韩偓跟随昭宗，在迁徙、幽禁和受辱之中，脖子离刀刃只有一线之隔，却守持正道而不屈服；刘季述不能杀他，崔胤不能杀他，李茂贞也不能杀他。这并不是韩偓可以预料自己一定能免于凶人的杀害，而是偶然得以免死。韩偓最终没有踏上赴死的时机，是因为爱惜自己的生命，也爱惜自己应当死亡的方式；他本来就超然于祸福之外。姚洎将要入朝任宰相时，曾向韩偓谋划，韩偓告诉他不要接受。一个人为别人谋划尚且如此，那么他为自己保持坚贞就可想而知了。苏捡想援引韩偓为宰相，韩偓却发怒说：‘您怎么能拿这件事来玷污我！’昭宗想任命他为宰相，他便推荐赵崇、王赞来代替自己。当时的宰相，都是汴、晋、邠、岐各方势力的私人，被他们扶植起来作为内应。权力虽然被逆藩反过来掌握，但唐室一线生机仍掌握在宰相手中；占据宰相之位，就已经落入他们的圈套，而奸贪小人奔向陷阱，竟还把这看作荣耀，这就是所谓赴死的时机。韩偓唯独坚持不肯担任宰相的节操，也知道即使做了宰相，既不能挽救唐朝灭亡，只会使自己陷入危险；还知道即使不做宰相也可以竭尽忠心，只有不做宰相，才有可能尽忠于君主。于是晋人不怀疑他是汴方的党羽，汴人不怀疑他是岐方的党羽，宦官不怀疑他依附崔胤，崔胤也不怀疑他依附宦官。他站在四面空虚、无所依靠的处境中，保护孤弱的天子，尽力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因为猜疑较少，怨毒没有产生，连李茂贞也惭愧地说：‘我实在不知道读书人的礼数。’于是恶意也平息了。这就是既可以生、也可以死，可以抗拒群凶而最终不踏上赴死时机的原因。没有应当赴死的时机，所以不死；履行应当赴死的道路，所以不受辱。像韩偓这样的人，处在危亡的时代，确实可以使自己安然自守。他告诉昭宗说：‘天下万国都在关注、观察，不能用权术和机巧欺骗他们；应当推诚相待、直截行事，每日计算似乎不足，按年计算却绰绰有余。’他奉行这种原则来立身，也正是这个道理啊！一二 宰相频繁更换，那么人人都可以做宰相；人人都可以做宰相，也就渐渐人人都可以做天子了。宰相对于天子，就像台阶的边缘一层层相接：下面的边缘被铲平了，上面的台阶也会被踏平。唐高宗采用了这种做法，轻易任命宰相，所以一个妇人谈笑之间就灭掉了他的宗庙，废黜了他的嫡系后嗣；裴炎、傅游艺轻视他，武三思、武承嗣便乘机欺凌他，这就是相互因袭而成的势力。高宗承继全盛的国土，享有太宗的恩泽，却尚且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何况昭宗处在僖宗丧败之后，疆臣和宦官交相兴起、彼此乘势的时代呢？从龙纪元年到唐亡、天祐三年，共十九年，张濬、孔纬、刘崇望、崔昭纬、徐彦若、郑延昌、杜让能、韦昭度、崔胤、郑綮、李谿、陆希声、王搏、孙偓、陆扆、朱朴、崔远、裴贽、王薄、裴枢、卢光启、韦贻范、苏捡、独孤损、柳璨、张文蔚、杨涉这些人，或被起用，或被罢免，共二十七人。疆臣胁迫他们，宦官控制他们，朝廷不能掌握升降官员的权力，这是确定无疑的。或者说，昭宗轻率而没有恒心，任凭自己的感情作为喜怒的标准；听到一句话说得对，肝胆便立刻倾吐；侥幸一件事成功，精神便不得安定。甚至任用那些令人惊愕的人，使天下人都讥笑他，他还自夸有识人通达的才能。最后弄得一无所有，却仍不知道悔改。他见识昏暗而刚愎自用，把一时的感情作为爱憎标准，自取灭亡，本来就是千古以来必然发生的败亡之路。或者就这些人来说，凡是乐于处在尊贵地位的人，最高的目的，是借此推行自己的道；其次，是借此成就自己的名声；最低的目的，也不过是满足荣华利禄罢了。高宗时代，天下正安宁，宰相地位尊贵，名声所归、利益所掌握的地方，众人糊里糊涂地一齐起来争夺，希望能够得到它；鄙陋之人的心态大多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僖宗以来，天子屡次披荆斩棘地逃难，两京都变成了茂密的荒草；国门以外，号令不能通行。虽有三台这样的名号，却连一席安稳之地都没有。若计算他们恐吓路人、招纳贿赂的本领，甚至还比不上李林甫、令狐绹的侍从。他们自身不安而处境危险，不能富足反而日益贫穷；说到尊贵，藩镇把他们看作属官；说到荣耀，宦官还可以对他们呵斥辱骂。一旦发生变故，天子就要用自己的颈血向别人谢罪；有的被杀，有的被灭族，有的被贬到远方，死在道路上。这些人稍微有一点见识，怎么还会乐于把自己的身体投入沸油鼎中，想着沾取其中的一点油滴呢？所以苏捡想设法让韩偓入相，韩偓却愤怒地说“不能用这种事玷污我”，确实如此！那就是玷污。可是当时的风气受到这种欲望的浸染，就像喝了莨菪酒一样，争先恐后地奔逐，谁也不能阻止；前面的人惨死，后面的人却整理衣冠准备接替。人的无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译唉！士人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凭借自己立身。若不能凭自己立身，而把自身寄托在炎凉无常的世局上，那么从开始接受塾师教导时，就把利禄名声作为目标；到了宾兴之日，就把做官当作通往目标的渡口。一旦踏上仕宦之路，向前进却不知道终点，退下来又无从安置自己，便把紫阁黄扉、火城堂食看作活着的人的极境。从此以外，前面有往古，后面有来今；上面有高天，下面有厚地；仰头有君父，低头有黎民；明处有名教，暗处有鬼神；凡是百姓都有嘴，妻子儿女都有颜面；清晨鸡鸣时，人有不可以自行蒙蔽的恻隐羞恶之心——这些都不是学问所能达到、内心所能辨别的。他们听见这些只当作声音，看见这些只当作文章，漠然与自己无关，就像海外三山不会来到自己身边一样。唉！士人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却还不认为宰相是人生中难以得到的境遇，那么鼎镬烹杀即使明早就来临，他也会等待；即使能够享受鼎食，他也会侥幸只求今天得到。像韩偓这样能够警戒自己的内心、收敛自己的志向的人，能有几个呢？世道混乱、君主昏庸，正是他们逞意求进的日子，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世间教化衰败，百姓不再振作实行善行，天下像发狂一样，于是国家灭亡，君主被杀，百姓灭绝。因此先王加强廉耻观念，崇尚忠孝，把利益放在后面、把义放在前面，用这些来培养士人，使他们处在难以进身、容易退处的环境中，实在是考虑周全而治道坚定。〖一三〗 昭宗被朱温劫持迁徙，流离在道路旁，派发闲使向李克用、王建、杨行密求救，这是将死之人的哀鸣，顾不得选择对象便发出呼救，只值得悲伤哀悼罢了。那三镇，难道能够抗击朱温、阻止他篡位杀君的罪恶，并以君臣的大义责备他吗？假使三镇仍然是唐朝的臣子，而且兵力足以战胜朱温，那么朱温也不敢立即图谋凶逆。王行瑜、李茂贞、韩建没有成功，朱温早已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迟疑等待到今天；这时他已经仔细审察了敌我形势，眼中已经没有三镇，知道只有自己的意志，没有人能够违抗。李克用如果能够抗击朱温，难道会有一天忘记朱温吗？昭宗曾经想同朱温讲和，他都不肯听；何况有诏令可以作为名义，卷起铠甲急速进军，难道还要等到昭宗闲暇时下诏求援吗？李克用当时正在修筑城墙壕堑，守卫太原、泽、潞、邢、洺已经来不及顾及，显然必定不能越过太行山进攻汴、雒。王建北面依靠剑阁，东面扼守瞿唐，利用别人不争夺的地方，凭借险要自保；他本人没有经历过百战的劳苦，所使用的又是两川土著，不能出山穴作战，怎么能同强横暴虐的朱温争夺生死呢？杨行密虽然曾经挫败朱温，但舟船是他的优势，一旦离开水面就会困顿，所以只能保全江、淮，不能在平原上同骑兵、步兵追逐作战。他新近得到朱瑾在兖、郓的余众，骑兵稍有振作，但朱瑾又只是被朱温残害后留下的残余力量罢了。况且假使杨行密从汝、亳向西进攻，钱镠就会乘机进攻他的东部边境，马殷会进攻他的南部边界，田頵等人又从中作乱；进军不利，退兵又会失守，不过成为朱温的俘虏罢了。由此可见，三镇的力量不足以进取天下、为昭宗兴兵，这是明白的。或者拿君臣大义来责望三镇，那么三镇又有什么资格可以这样说呢？李克用想夺取唐朝，只是同朱温有先后之别罢了。他把唐朝的灭亡推给朱温，借此把不义的罪名嫁给朱温，自己则准备慢慢起兵收取天下；李克用的这种心思蓄谋已久。即使假定他的力量足以承担此事，借密诏兴兵，战胜朱温后挟持天子，也不过会成为像朱温对待李茂贞那样的人；何况他内心深处的筹划本来就不是这样呢？王建得到蜀地，早已把公孙述、刘备、李特那样占据全蜀的格局放在心中；他只是暂时受唐朝羁縻，不敢先发动兵乱，以免招致天下人的指责罢了。他逼迫顾彦晖驱逐韦昭度，使韦昭度逃走，逆反的节行已经显露无遗。过去他还曾假托勤王的名义，表面上出兵，实际上掠夺土地；如果不是李茂贞阻止他，他就会乘长安空虚，收取洮、巩，进逼秦、凤，自称西帝，哪里还会对唐朝怀有根本的感念，去效法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呢？李克用是狄人，王建是宦官的私人党羽，本来不能拿名教来要求他们，这原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昭宗胡乱猜测而大声呼救，还是有理由的。沙陀承受唐朝三代的恩德，李国昌从骑将起家而被授予节钺；李克用逃入朔漠，唐朝赦免了本应诛灭他族人的罪过，还赐给他国姓。王建跟随皇帝逃奔蜀地，背负玉玺跟随左右，和皇帝共同经历艰难，这种君臣关系亲近得如同父子。因此，李克用、王建自己起兵反叛，而唐朝本来厚重地施恩施义，以唐为君；在危急时刻，逼迫他们来呼救，并不是过分的要求。至于杨行密，他同昭宗有什么关系呢？高骈占据千里肥沃土地，却没有向贼军射出一箭，只是坐享富贵，把百姓视如草芥，使他们无处控诉；毕师铎、秦彦、孙儒争相起兵争夺，血流满沟，放眼望去尽是蒿草，唐朝也不能过问。杨行密的脚从未踏入王都，眼睛从未见过宫阙，他起于军卒之中，没有一点可以奉行的诏令，削平高骈等势力后，只抚恤剩下的百姓。这是从草野间崛起，同陈胜、项梁对于秦朝没有区别。霸业的格局已经形成，唐朝不能禁止，只能授给他爵位官命，姑且用来维系关系；这样一来，他与唐朝的君臣名分已经很浅了。天下已经不再归唐朝所有，但人民总要有所依凭才能生存；他奋力抵御凶恶的锋芒，保住江、淮的一小片土地，坚守志向而崛起，唯独能够不依附逆贼，甘心奉行唐朝正朔，像王师范、罗绍威、韩建所做的那样，也可以称为大丈夫。唐朝一天没有灭亡，杨行密一天不称王；至于帝王制度下的赏罚之事，他听命于朝廷，安守本分、审量自己，安于所处的地位，只是不屑于臣服在逆贼的朝廷之下，也可以说并不妄为。唐朝对杨行密有什么恩德，竟能期望他像郭子仪、李晟那样精忠，去同凶人拼争一线生死呢？如果说天下之大、四海之内，人人都有义务，不能逃避，那么商汤、周武王尚且会有惭愧之处。项羽没有杀楚怀王，汉高祖难道最终就会永远向北面称臣吗？杨行密保卫自己的疆域、使百姓休养生息，等待时局变化：唐朝能够重新兴起，他就做窦融；唐朝不能复兴，他就做尉佗；只要不做如枭如獍的逆贼爪牙，这就已经足够了。既然不能用君臣大义苛责他必须效死，那么昭宗又怎么能指望他来援救自己呢？所以三镇没有一个可以依靠。昭宗先前没有使自己固守的办法，灾祸到来后才慌乱奔走，说“把别人当兄长，也没有人听见我的呼救”，这是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屠宰场门前的悲号，还不如像哑巴一样沉默。◎昭宣帝 〖一〗 嬴政坑杀儒生，其实并没有坑杀真正的儒生；他坑杀的都不是儒生。朱温杀害清流，把他们沉入黄河，也没有杀害真正的清流；他所杀的不是清流。确实是儒生，那么嬴政本来就不能坑杀他；确实是清流，那么朱温本来就不能杀害他。

译朱温确实竭尽全力铲除善类，毫不留情，可是士大夫难道就没有人能逃出他的罗网吗？他不能杀韩偓，不能杀司空图，不能杀郑綮；再往下说，像梁震、罗隐这一类人，他也不能杀。所有这些后来被杀的人，难道是以身殉国、同唐朝一起灭亡的吗？还是想在暴君手下求生，却没有掌握求生的方法罢了？天下人不知道这些士人究竟是谁，天子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天；情性乖逆而放纵逞强的人，腥臭的气味逼近人身；无赖之徒充塞官员行列，醉梦般的眉眼看上去像鬼；他们却仍然得意洋洋地戴冠佩玉，早晨联袂入朝充数，晚上从容退朝用膳。像这一类人，如果称为清流，那么谁还能算作浊流呢？朱温作为他们的主人，李振作为他的辅佐，当然必定要杀；即使圣明的天子在上，贤能的执法官在列，也不能宽赦而不诛杀。身处浊流之中却炫耀自己的清白，这就是所谓“口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却平庸违背”的人，把这种人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难道可以宽宥吗？欧阳永叔却说，裴枢等人只是惋惜一个太常卿没有让给伶人，因此使自己不死，若他们不死，就一定不会把国家交给别人；这话错了。晋、宋、齐、梁保护门第，唐人保护流品，不过是迷恋荣华、占据要位的习气罢了。门第和流品横亘在他们心中，他们仗恃人多而喧闹，上不知有君父，下不知有廉耻和分寸，全都是这种念头造成的。王谧解下玺绶交给桓玄，只是不愿意使自己的华贵家族失去体面。裴枢等人不死，劝朱温进位的人，难道还要等到张文蔚、杨涉吗？只要不失去清流的品级次序，那么人人都可以把他奉为天子。忠孝是否存在，名位应当看重还是看轻，这才是清流与浊流的根本界限，不是欧阳永叔所能理解的。〖二〗 使国家强大并不是安定天下的办法；如果为了夺取天下而把强大的国家摧残、铲除，使它变弱，那么天下的混乱就会更加无休无止。因此，保存天下的力量而不轻易使用，使它不显露强大却自然不可削弱，这是王道；国家本来弱小，却使它强盛起来，以武力互相激励，并用合宜的方法加以控制，使其听命于自己，这是霸功；依仗它的强大而进一步助长其强大，没有人能够遏制，反而开启它的骄横，这是混乱产生的根源；害怕百姓强大而摧毁、削弱他们，甚至使他们灭绝以令其弱小，这既是使自己变弱，又反过来招致混乱；没有强者也没有弱者，人人都可以制造混乱，于是天下瓦解，众人像蜂群一样起兵相互残杀，这是祸乱最猛烈的情形。战国时代天下强盛，天下却因此混乱。嬴政厌恶各国强大，想使它们变弱；削弱六国军民以后，又把关内百姓也一并削弱，销毁他们的兵器，用劳役使他们疲惫。强悍的人几乎被杀戮殆尽，于是拿着耰、锄、棘木矛柄之类简陋武器的人纷纷起兵；那些从事掘坟、受黥刑流放的人，竟然抛弃王号而成为统治官民的长吏。天下变成了没有一个值得畏惧、却人人都可畏惧的局面，百姓于是争相走向死亡，却没有人能够救他们。唐朝的混乱，是藩镇强大造成的。藩镇的强大开始于河北，而魏博尤其突出；魏博是天下强悍刚烈的地区。自从光武帝使用河北军队平定盗贼叛乱，派军队屯驻黎阳，定为永久制度以后，东汉因此强盛。所以那里百姓习惯于强悍，把弱小视为耻辱，天下依靠他们来防备祸患。到了唐朝，朝廷没有进一步加以训练，但骁勇强悍的习气从未消失。然而他们什么时候曾经成为天下的祸患呢？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平定后，代宗不能安抚并占有这一地区，田承嗣起兵收取它，以此自显强大，成为藩镇军队的首领。幽、燕、沧、冀、兖、郓、淄、青等地的失意势力，都依仗魏博的强大，扼守黄河，彼此阻塞河南而形成屏障。田兴一接受朝廷命令，河北便瓦解；魏博对天下的重要性由来已久。广明以后，黄巢横行天下，却不敢正眼窥视河朔，依仗的就是这一点；汴、晋相继吞并土地，窥伺唐朝，而王镕、刘仁恭既不敢向南争夺天下，也不至于屈服于汴、晋成为它们的奴仆，依仗的也是这一点。罗绍威是个狂妄愚蠢的小子，听从朱温的计谋，一夜之间坑杀牙兵八千家，从此魏博成为天下的弱者，天下没有不变弱的了。唉！难道只是罗绍威自己招来幽辱和危亡吗？天下一治一乱，到了乱世，上面激发下面的愤怒，下面便因此骄横；骄横之气膨胀起来，就不再区别强弱。强者力量足以逞强，所以怨愤还浅；弱者怨毒深重，像水藻聚集、浮萍飘散一样，不顾死亡，只想姑且试一试自己的虚张声势，于是像蜂群一样纷纷起来，无法遏止。《诗经》说：“没有拳力，也没有勇气，正是成为祸乱的阶梯。”只有没有力量和勇气的人制造的混乱，才无法平息。有强者可以制服他们的同类，他们还会有所畏惧。天下都变弱了，而骄横之气当然无法收敛。没有凭借也会兴起，刚刚灭亡又重新出现；既然没有什么可畏惧的，还有谁不能跳出来制造祸难呢？所以自从魏博牙兵被消灭以后，朱温的计策就得逞了。于是当时各地割据的强人互相鼓励，认为这样做是得计，每天都把天下有智谋、勇猛的将领、官吏和士卒找出来杀掉，唯恐强者不能被杀尽。因此到了朱温与李存勗相互争战的时代，天下都变弱了。有人突然起兵，却又突然失败，连一天也不能保全自己。天下全都变弱了，不必等到强者骄横，弱者也没有不骄横的。于是天下被割裂开来，只要有十姓百家的人能够拿着白木棍、伸开空拳，便都抛下农具大声呼喊。高季兴、孟知祥、王延政、董昌、刘▯、钟传、马希萼、雷满、张文表、危全讽这些琐屑人物，剪妇女的衣服和绣品做成韎韐，砍伐空山中的弯曲木材做成戈矛；有的自称皇帝，有的自称大王，有的自称霸主。即使石敬瑭这个羸弱多病的懦夫、刘知远这个贫寒孤苦的小儿，也能占据土地而自称帝王。唉！不要说他们没有资格做君主，也不要说他们没有资格做霸主；即使把他们同群盗并列，他们也根本不足以同张角、齐万年、方腊争夺雄长，却都毫无畏惧，妄自夸称自己是刘邦、项羽、孙权、曹操。风气放纵，草木随风倒伏，于是竟让契丹进来成为君父；弱化天下的人不断招来祸乱，本来就是这样啊！“勇武的战士，是公侯的屏障。”这是周文王的仁德；他尚且要在山林道路之间寻求勇武之士，难道竟会把这些勇敢果决、强悍善战的军队全部屠杀，使那些不自量力的人因此骄横悖逆吗？罗绍威的愚蠢、朱温的残酷，都还不值得诛责。上天有造成大乱的命数，强者先被消灭；不是盗寇，也不是仇敌，却杀他们唯恐来不及，这难道也是衰败气数所造成的吗？〖三〗

译昭宗虽然昏暗无能，不足以谋求国家存续，却没有荒淫暴虐到足以亡国的罪恶。朱温起于群盗，凶狠狡诈如蛇虺，对唐朝没有尺寸之功，却夺取了唐朝三百年的坚固社稷。可是天下那些世代显贵家族的子弟、缙绅士人和掌握军队、分镇一方的将帅，竟没有一个人感伤悲愤，不忍奉贼人为君，只有丁会做到了这一点。丁会统领泽潞时，朱温胁迫昭宗授给他旌节，所以他本来是朱温的私人，并不是昭宗施以恩礼、倚为心腹的人。他统领昭义六年，朱温攻取潞州后把它授给他；后来听到昭宗遇害的消息，便率领将吏穿着丧服、流泪哀哭，庆幸李嗣昭前来进攻，于是投降河东，说：“虽然承受了梁王提拔任用的恩德，但实在不忍心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大概汉、宋灭亡时，忠臣节士多得无法全部记载；而唐朝灭亡时，只有这一位士人。有人说：李克用也是唐朝的贼，离开朱温而投向李克用，又有什么不同呢？（李）克用说：在这个时候，会已经没有可以归附的人了。凭一己之力想要讨伐贼人，不过是昭宗、宣宗两位皇帝刀俎下的残肉，根本无力辅佐他们。若保住自己的境地来固守，汴州、晋阳夹在两面，而又必定不能长久，那么军民将要一起死在凶人的刀下。当初温篡位弑君尚未成功时，克用离开温并没有多久；等到温弑杀君主以后，克用还没有犯下这种滔天大逆，那时彼此依靠来保全自己也是可以的。不向弑君的贼人称臣拥戴，不把自己列为佐命功臣，也就可以使自身不受羞辱。项羽杀了韩王，而张良归附汉王；韩王如果没有死在项羽手里，汉王又哪里能分割天下来封韩王呢？归附能够替我报君父之仇的人，即使不能保全我的旧国，志愿也可以得到伸张。何况篡位弑君的贼人，是天地所不能容的大恶人；他虽然已有这种心思，却还没有做出这种事情，君子尚且可以允许他改过而不急于断绝关系，那么克用可以归附，会又除了这里还能归附谁呢？知道有君主，因而为君主哀痛；知道谁是贼人，却不向他称臣。天下既然没有君主，也姑且用这种做法来洗刷自己结党附逆的罪名。志士和忠臣处在这种情形下，也不过如此而已。唐朝灭亡时，天下已经只剩下一块土地，会又有什么可谦让的呢？卷二十八 ◎五代上 合称为五代的那些政权，它们所建立的国号，全都不值得称道。朱温是盗贼，和安禄山一类；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是沙陀三部的小夷；郭威则是以掠夺窃取而起，名分无从谈起，所以这里只称其名。周主荣开始没有参与篡逆，是奉受天命而成为继承人的，并且有平定统一天下的志向，所以称为周主，比夷人盗贼一流稍强；总的说来，他们都不足以成为天子。所谓“五代”，是宋人的说法。它们哪里值得称为“代”呢？所谓代，是指前后相承而又彼此更替。统绪相承，道统相继，创制和显著功业相互承接，所以汤、武革命而统一天下，又沿用前代礼制加以损益，称为三代。朱温、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这些琐屑之人，只是窃据唐朝的京城，却竟然称为“代”吗？郭威既不是夷人，也不是盗贼，勉强算接近正道；但他以受黥刑的士卒突然起兵，功业没有什么可称道，趁人主孤弱寡助，夺取其巢穴来建立自己的政权，同陈霸先能够平定寇乱相比，仍如同奴隶一般。至于朱温，是盗贼；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则是沙陀犬羊般部族的首领。朱温可以取代唐朝，那么侯景就可以取代梁朝、李全就可以取代宋朝；沙陀三族可以取代中原的君主，那么刘聪、石虎也可以取代晋朝了。况且这五个人，什么时候真正取得过天下呢？朱温当政时，李克用已经与他为敌；李茂贞、刘仁恭、王镕、罗绍威也各自据有土地，彼此不相服从；其他如杨行密、徐知诰、王建、孟知祥、钱镠、马殷、刘隐、王潮、高季兴，也先后各自对峙，擅自实行帝王制度，分据土地守卫。即使有时采用唐朝的正朔，终究不曾奉行天子的冠服礼制、祭祀春秋，也不曾有一天奔走到汴州、洛阳朝见。若说汴州、洛阳是王者居于天下中央、发号施政的正统所在，那么舜、禹接受禅让后，并没有继续住在陶唐氏的宫室；汤、武革命后，也没有踏入夏、商的都城；而苻健、姚兴、拓跋宏却都曾占有汉、晋的旧宫室，那么究竟要以什么作为正统呢？如果根据张文蔚等人撰写的玉册，就立即承认朱温取代唐朝，那就更是在奖赏天下的叛逆、蔑视帝王神器了。况且，能够相互取代而成为天下之王的人，必定是能够统治天下、而天下人也拥戴他为君主的人；即使还没有完全做到君主应尽的职责，至少也应当有这种志向。秦、隋虽然不行仁政，但也曾立法创制，想要督率天下，使人遵从自己的法令；即使悖逆混乱很多，其中因应时势、补救弊病的地方，也有可取之处。下至王莽的狂妄愚昧，尚且占有天下而加以区划治理，早起晚睡，急切地思考百姓的事情。如今石敬瑭、刘知远苟且窃取一时的尊号，只是偷延朝夕性命的人，本来不值得评论；李克用父子归附鞑靼以后，朱温统率宣武军以来，觊觎帝位已经不是一天了，而君臣之间击掌、促膝密谋不止，曾经有一念想到百姓的利害、国家的规模吗？他们竭尽智慧和力量所谋划的，只有彼此搏斗吞噬、毒害百姓、争夺土地，以满足自己的志向欲望。他们的臣子如敬翔、李振、周德威、张宪之流，也只是一味含着毒意、伸出爪牙互相争夺。因此，朱温一篡夺唐朝，李存勗一灭掉朱温，淫乱暴虐、卑鄙下贱，便不再顾及活人的生存之理，逼迫威胁臣民，只供他们无穷无尽的欲求；制度设施沿袭唐末的弊政，又增添藩镇的狂妄作为。这样看来，他们和刘守光、孟知祥、刘▯、王延政、马希萼、董昌志相差不多，恶行彼此相等。众人纷纷自称帝王，那么对于这五个人有什么可取之处，竟偏私地把他们称作一个“代”呢？他们原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志向，天下人也没有拥戴他们为君主的心意；这不过是燎原之火，刚刚燃起就化为灰烬，哪里谈得上什么“代”呢？如果实在不得已，在当时想推举一个人作为君主，那么杨行密、徐温、王建、李昪、钱镠、王潮这些人，难道不还要强一些吗？他们还多少有体恤民众的心，而百姓有时也依靠他们来暂且求得安宁。周朝自威烈王以后，七国相互争战，十二诸侯划分土地，等待灭亡；赧王献出土地，入朝事奉秦国，天下和后世本来就没有因此把秦称为取代周朝的王朝，而是称那一时期为战国。那么天祐以后、建隆以前，称为战国也是恰当的，为什么要取用那些割据一方、迅速灭亡的盗贼夷人，把他们推尊为共同的君主呢？中国不能没有君主，就像人不能没有父亲一样。孤儿尚且不能治理好家业，本来就是没有父亲，却不能把凶悍的奴仆和强横的邻人称为父亲。因此，世上会有无父亲的儿子，也会有无君主的臣民。人的常伦、上天显明的道理，是不能歪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