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

译自唐代以来，君主加速走向灭亡，都是因为姑息养纵强臣，反过来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们，并不是因为君主过于刚硬严察而激发他们叛乱。现在想让石敬瑭用一些温软小恩来笼络将相，那么当时最应该推心置腹、信任依靠、任其凌辱而不加追究的人，没有谁比刘知远更合适了。恩德遍加于将相，难道还能单独对刘知远猜疑防范吗？柔弱就会招来侮辱，急躁的人先去凌辱他，使他心志混乱。因此安重荣之流急忙起兵，使石敬瑭的力量疲惫，刘知远便乘其后方空虚，席卷而来将其收取罢了。威势转移到刘知远手中，三军所畏惧服从的便只知道有刘知远而忘记有石敬瑭；他约束军队来保护百姓，百姓所仰望拥戴的便不是石敬瑭，而只感念刘知远。军队听从命令，百姓归附人心，所以他可以安坐晋阳，等待契丹疲惫返回，再接受众人的推戴。这就是刘知远的成算，使石敬瑭陷入其中却没有察觉。即使假设石重贵没有成为契丹的俘虏，难道不也只是拱手把天下交给刘知远吗？他傲慢不羁，不接受平章的命令，使石敬瑭再次受到部下的猜疑和愤怒；赵莹替他下拜求情，石敬瑭也被这种安抚大臣的恩德之言所感动。石敬瑭强忍怒气，派和凝到他的宅第劝说晓谕；但那种借恩宠笼络人的手段已经用尽，威势又不足以施展。范延光、杨光远、张彦泽骄横跋扈，加速了石氏的灭亡；刘知远收拾他们，也不必费多大力气。契丹内部发生变乱，反而使局势更加混乱，所以刘知远要取得天下也很艰难。当桑维翰提出割地称臣的计策时，刘知远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也早已想到自己将来会难以从这个小人手中夺取天下。但他最终还是保全了自己，驱逐夷狄，使百姓得到短暂的安息。因此，自朱温以来，称得上有志略而近于豪杰的人，只有刘知远差可相比。四 石氏统治时期，君不像君，将不像将，内部多次发生叛乱，外部夷狄日益逼近，土地日益缩小，百姓困穷；这样的国家，实在有八九成可以乘机夺取。江南李氏的臣子们争相劝李昪出兵收复中原，李昪却说：“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太深了！我不忍心再谈这件事。那里的百姓安定，我的百姓也就安定。”这番话，是仁德之人的话；他的心意，是衡量力量、估量德行而保全国家的心意。杨行密、徐温停息兵争、巩固国家的谋划，李昪能够守住它。国家兴衰的规律是：不能前进，就会后退。向前进而不能乘机利用别人的困境，退下来就会被别人乘虚而入。谋求安定、退居一处，彼此习惯于苟且偷安，这正是弱势逐渐积累的原因。李氏只因不能乘石氏内乱之机收取中原，江、淮一带的气势日益松弛，所以宋朝兴起后，李氏的国家终于灭亡；这大概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结果。但若以道义来衡量，却本来不应如此。假如天下原本是李氏所固有的，是先祖传给他们、到中叶丧失的，那么遇到可以收复的机会，就应乘势完成旧日疆土；即使因此劳苦百姓，也不能顾惜，因为世代守护国家更为重要。若不是这样，而是为了争夺天下使百姓困苦不堪，那就是仁人所厌恶的了。徐知诰自称是吴王恪的后裔，虽然承蒙赐姓李，却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家的儿子；他凭借徐温取得江、淮，割据建立国家，其道义只在于养育百姓而已。养育百姓的人，本来就应当把保全百姓作为原则。社稷可以轻，百姓却更为重要；对境外势力的争夺，尤其不是他急于去做的事。一个平民突然拥有数千里的疆土，处在臣民之上，审度自己的分际以求保全自己，难道不是把自己的能力估量到了极限吗？如果他行善，后世子孙能够在天下大有作为，这是天意；知道自己力量弱小、不能立国而逐渐灭亡，也同样是天意；这些都不是可以凭力量强行争取的。李昪在这件事上已经接近合乎道义了。当时石敬瑭虽然没有竞争天下的能力，但李氏群臣中想找出一个能够与刘知远、安重荣抗衡的人，也找不到。陈庆之乘拓跋氏内乱进入雒阳，后来却剃发逃走；吴明彻乘高齐灭亡之机攻取淮北，最后连一辆车轮也没有返回；这些都是前事的教训。即使侥幸战胜石氏，北面还要承受契丹的强敌，东面会给吴越留下乘虚而入的机会，南面又会招来马氏的争战；外部形成无休止的战争，内部又有空虚的祸害，江、淮横在中间而触怒各方，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到那时，夸耀功劳、挑起事端的人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所以说，衡量力量、估量德行，是保全自己的良策。至于他仁爱百姓，虽然不能保证他果真有发自内心的恻隐之情，但百姓承受了他的恩惠而延续生计，等到宋朝兴起，父老得以保全，子孙得以成长，享受太平安定的乐趣，也不能说不是仁人的恩泽。《诗经》不是说过吗：“百姓也很劳苦，总可以得到一点安康了。”这是人的常情：劳苦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连死亡都让人不忍谈起。杨行密、徐温、李昪使百姓得到小康，难道不能称为贤明吗？高季兴虽然猥琐，天下人都笑他无赖；但与王曦、刘▯残杀百姓来抬高自己相比，他还要好得多。更何况江南使残存的百姓得到安定，在大乱的时代能够安睡，几十年间百姓不知道战争为何物，这难道还不值得称道吗？五 江南李氏根据巡行丈量所得的民田肥瘠来确定税额，凡是征调兵役、兴办劳役以及临时突然向百姓征求的非常之事，都按税钱的数额作为标准。宋朝平定江南后，沿用这套办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南方赋税徭役之所以特别沉重，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春秋》所说的“按田地征赋”。古代用九种赋税来供养百姓、奉事国家，农业税只占其中一种，其余各项都以人口作为标准。成年男女的征收，没有职事的人也不能逃避。马、牛、车和器物，都从商贾那里征取。服役方面，除士人和在官府任职的人外，没有不服役的。这是先王大公无私、极为公正，重视农业、使百姓富足的大法，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因此百姓乐于拥有固定的产业，也受到鼓励而从事耕作。除非力量不足以耕种，或世代以工商业为业的人，其他人都安心于田亩。没有人抛弃本业，也没有游荡无业之民，不会让奸黠、巧诈、懒惰、放纵的人舍弃祖传田地来逃避赋税徭役，反而坐享农夫的粮食。百姓粮食充足而习俗驯顺，不会有人因为冻饿流离而起来成为大盗。财物足以使用，器械足以修治，军队足以出动，夷狄也就不能造成祸患。这样给天下带来的利益，也实在广大啊！如今改变制度，把田税一律作为征收标准，已经征过税了，又接着按田征赋。那些不合时宜、无法预料的劳役，全都层层加在农民身上。又根据田地的肥瘠来确定轻重，于是有田反而不如无田，良田反而不如瘠土。这等于鼓励百姓抛弃固定产业，使荒地得到好处。百姓怎么能不贫困，怎么能不堕落，怎么能不奸诈？国家怎么能不衰弱，盗贼怎么能不起，戎狄怎么能不来侵扰呢？所以自宋朝以后，即使处在全盛时期，也不能达到汉、唐的十分之一；根本的制度出了问题，天下便日益贫弱了。

译有百姓却不按人口征役，反而按田地征役，就等于把百姓视同不存在。根据巡行丈量所得的肥瘠来确定固定不变的轻重，那么田地肥沃的人就会成为灾祸聚集之处，肥田也必然会逐渐变成瘠田。有税又有役，负担就会不断增加；没有税的人却可以坐享游闲的好处，百姓又怎么会乐意成为奉养上级、急公奉国的百姓呢？这种违背道理、拂逆常经的政治，甚至比商鞅的做法更严重。然而这种制度相承六百年而没有改变，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苟且偷安、官吏怠惰无能，依据地图和税籍就容易查考罢了。如果按人口的增减来登记考核，就必须经常清理，以调节损益；不是尽心于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简便的办法容易用来取得供给，于是人们便苟且行事、任意放纵。难道不知道天子确实是天下人的元后和父母，任命官员、划分职掌，是为了共同承担上天交付的职责吗？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圣王兴起后加以整顿纠正，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事情了！六 景延广抗拒不称臣，激起契丹的愤怒，导致石晋灭亡，古今之人都把罪责归给他；但这种流俗的议论不能正确判断是非，类似的情况很多。石氏究竟亡不亡，难道值得把它当作成败有无的关键吗？即使只从石氏本身来说，称臣还是称“男”，契丹索取财物没有满足的时候，丑辱和责骂接连不断；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卑贱得同仆隶一样。即使不亡，又有什么好处？不断加重中原百姓的赋敛，把所有财物都拿去换取契丹一日的欢娱；军队储备不足，士卒在军中怨恨；流离百姓遍布道路，民众在郊外怨恨；将领和官吏灰心丧气，没有人愿意抵御敌人。即使再拖延几年，不是向南逃往吴、楚以求喘息，就是向北投奔契丹以求取利；一人揭竿而起，四方就会像瓦片一样纷纷崩解。石氏又怎么能保证自己不灭亡呢？石氏的灭亡，实在是桑维翰造成的，为什么却要让景延广替他承担罪责呢？称臣、割地、输送财物的主张，是桑维翰提出的，石敬瑭接受了；这两人之外，也只有冯道、安彦威那样一味依顺、苟且容身的人附和而已。刘知远很早就提出异议，吴峦、王权或死或被贬，也不甘心屈服于这种做法；安重荣则完全可以剸下石敬瑭的头、剖开他的心沥血来向万世谢罪。景延广与刘知远分别掌管马军、步军，担任亲军统帅；刘知远心怀异志，希望石氏失败而不尽力争辩，景延广却扶助软弱的君主，以石氏灭亡为耻而独自奋起。景延广的忠诚和愤慨，即使失败也仍然光荣，难道可以再重重责怪他，从而挫伤中原百姓的志气吗？契丹难道真是不可抵敌，竟可以拿鸿毛去试炉火吗？石敬瑭所依靠、用来灭亡李氏的，不过是晋阳解围一战而已。况且张敬达率领的本来就是一支老弱之师，遇到险阻便害怕，不敢渡河而返回。李从珂自行溃败，并不是胡骑果真能够纵横冲击。杨光远诱导他们，赵延寿为他们引路；又因为中原遭遇水旱等异常灾害，上下都因每年的军费而疲惫不堪，契丹才敢发兵南下。然而魏王战败，太原的军队就逃散；石重贵亲自率军救援戚城，却有一半以上溺死，石重贵痛哭逃走；高行周在澶洲抵御契丹，一战不能取胜，收军向北退去；安审琦救援皇甫，在榆林店遇到慕容彦超，反而惊慌溃败；阳城之战中，符彦卿一声呼喊便使军队振作起来，倾国而出的军队像山崩一样溃散，丢下奚车，骑上骆驼急忙逃走。当时中原的形势也已经振作起来了；述律担心遭遇挫败而来不及挽回，士气也已经衰竭。然而景延广被罢免，留守西京，悲愤无聊，只能放纵饮酒；桑维翰坚持向石重贵争辩，石重贵又奉表称臣来显示软弱。随后孙方简一叛乱，契丹大举入侵，石重贵便成了俘虏。由此看来，契丹怎么就一定不可抵御？景延广有什么罪过？桑维翰给中原带来祸害，促成石氏灭亡，难道可以因为一时苟且求安的人情，歌颂他片刻的安宁，而宽赦他滔天的罪行吗？韩侂胄凭借鹰犬之功，杀害忠贞之士，驱逐善类，他的罪恶确实很大；但北伐并不是他的罪过。成败是天意，得失取决于人的作为；有时成功后失败，有时失败后成功，关键只看他的志向和力量。宋朝即使北伐而遭到小挫，也完全可以重新谋划以求后来的成功；但后来却把挑衅敌人、破坏盟约定为韩侂胄的罪过，于是人心涣散，国势衰颓，最终灭亡而不能再振兴。所以景延广被驱逐，决定了石氏的灭亡；韩侂胄被杀，促成了赵宋的衰败。身为大帅，只知道应战而不知道投降，这是他守职尽责的表现。景延广受到讥讽，难道岳鹏举被杀，反而成了秦桧重新建立功业吗？七 石敬瑭起兵而成为天子，于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天子，人人也都想成为天子。石敬瑭接受契丹册命成为天子，于是人人都把天子看成只能由契丹任命，并且都想求得契丹立自己为帝。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都是受石敬瑭教导而形成的。想成为天子，却又想反过来效法石敬瑭、拒绝契丹而灭亡石氏的，只有安重荣。虽然他兵败身死，蒙受叛臣的称号，但与赵延寿等人的腥臭污秽相比，仍然保有活人的气节。刘知远持重等待时机变化，更不能与石敬瑭一类人相提并论。现在姑且责怪刘知远拥兵晋阳，没有发一箭去救石重贵的危难，这一点刘知远确实无可推诿。然而，事情难道全是这样吗？李守贞、杜重威、张彦泽的兵力强大，彼此不相上下，却互相怀有嫉恨加害之心；桑维翰居中掌权，倚仗契丹来控制藩镇将帅；石重贵轻躁而积聚了深重的疑忌，进退反复无常，力量终于趋于失败。上天要毁坏的局势，是无法支撑的，徒然拿性命去殉葬，也不过一同粉碎罢了。至于君臣之义，本来不必深究而责怪刘知远。当时的君臣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君臣关系。刘知远的器量见识远胜石敬瑭。他作为石敬瑭的偏将，因为权势而屈居石敬瑭之下，彼此一起做叛贼，夺取李从珂的宗社；彼此一时强一时弱，衰败的君主互相乘隙，难道曾经接受石敬瑭的遗命，辅佐石重贵来保全石氏的国家吗？石敬瑭没有推心置腹地把国家托付给他，刘知远也没有主动承担这个责任，这已经很久了。那么，他保护河东这片土地，停止战争、使百姓休养生息，避免他们遭受契丹打草谷式的掠杀，等待契丹退去，再收拾残破的疆土，安抚杀戮之后的百姓；刘知远对于天下，不能说没有功劳。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的恶行已经传播开来，无法掩盖；桑维翰向夷狄献媚，残害天下，最后又自杀。到了这时，人们才明白跟从夷狄的凶险；石重贵已经被俘，国内没有君主，刘知远才慢慢起兵安抚百姓，他的谋划于是决定了。他排斥契丹以保全中原，并把天下交给郭氏，契丹也不敢凌辱中原。大概自朱温以来，勉强可以称许为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只有刘知远。虽然他的继承人失去了帝位，但仍使河东的祭祀延续了几十年，这也是合宜的。然而他之所以不能使国祚延续更久，是因为刘知远也是沙陀人。当时天地间维系纲常的根本还没有完全崩裂，所以刘知远本来不可以成为中原的君主。八

译聚集军队之后再把他们遣散，这是平定天下的人所面临的难题。汉光武帝安抚一千多万投降的盗贼，使他们各自安居于井邑田牧之间，这真是久远以来难有的成就啊！自从周武王收缴三千辆载箭的战车之后，再没有人能做到这样。没有仁慈的官吏来安抚他们，没有宽缓的政策来使他们安定，没有兴起文教来改变他们的习俗，那么，那些习惯强悍、习惯坐享粮食的人，让他们耕种，就不能忍受锄耰的劳苦；让他们经商，就看不起锱铢积累的微利。他们贪恋肥美食物、流连饮酒赌博，心思梦魂都寄托在游荡闲散之中。一有小小的骚动，触发他们逞强好胜的心，他们就会像蝗虫遮蔽太阳一样蜂拥而起，没有谁能够抵挡。河北自天宝以来，百姓依恃乱局而不安心于田地房舍，已经很久了。魏博的牙兵虽然已经被消灭，却不能因此惩戒这种风气。石晋设置天威军，但军队无法使用，于是将其罢废。可是即使军队不能使用，铸铁冶炼、逞强好斗的习性仍是当地风俗，一有动乱便会重新兴起。既然将其罢废，又不问他们将归向何处吗？反而也不为他们作出安排。那些无赖子弟，早已穿着袴褶，在乡里逞强称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置自己，能够聚合却不能分散，于是只好做盗贼。梁晖起兵于相州，王琼起兵于澶州；他们之所以起兵，是契丹掠杀的暴行激发了他们。即使没有契丹的掠杀，又怎么能保证他们会成为安居井牧的驯顺百姓呢？石敬瑭父子做君主，却使中原空虚来向夷狄献媚，放纵骄横的将帅发兵作乱；而民间的奸恶之徒，难道能够早晨耕田、晚上织布吗？百姓不富足，就不足以容纳游荡懒惰的人；国家没有教化，就不足以改变强悍暴戾的风俗。若不是光武帝那样的人，就姑且让他们编入军伍，等待他们的气性逐渐驯服，然后使他们自己厌倦军旅生活而想到返回本业，这样才可以慢慢为他们安排出路。刘知远安置、集合那些保据山谷的百姓，使他们安定心志，逐渐想到农业这一根本计策；从此以后，盗贼才逐渐平息。把他们集合起来，确实胜过把他们遣散。九 取得国家而迅速灭亡的，没有像沙陀刘氏这样的；叛乱一起，军队还没有交战，众人就溃散，君主随即死亡，国家随即灭亡，容易得如同吹枯草一般，也没有像沙陀刘氏这样的。后来宋朝夺取柴氏的国家尤其容易，也是沿袭这一轨迹而做成的。刘氏取代石晋，与陈霸先相比还更加正当。二萧、石氏、郭氏都怀有篡夺的谋划，发动军队反叛原来的君主；刘知远虽然没有救援石重贵使其免于灭亡，但他不臣服的迹象还没有显露。石重贵已经被契丹俘虏，石氏没有三尺高的后裔可以扶立，中原没有君主，亿万百姓乐于推戴刘知远，他这才正式称帝，收复两都，驱逐胡骑。并且他还出兵山左，想夺回石重贵，没有成功后才返回。像这样的人，本来应当可以取代旧朝兴起并使国祚长久；然而最终不能做到，原因有二。《诗经》说：“宗子是城墙，大宗是栋梁。”先王端正亲亲之道，使天伦深厚；宗族枝干相互扶持的道理也就在这里。《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不要任用小人。”先王尊重贤能，使他们共同承担上天的职责；君臣心腹相互依靠的道理也就在这里。汉、唐兴起时，在亲亲方面不能像周公、召公那样同心一德，但把土地分封给侯王的制度本来是不可动摇的；在任贤方面不能像伊尹、吕尚那样同心同德，但让贤人居中担任宰辅的制度本来也是不可扰乱的。刘氏起于沙陀，以孤立的宗族突然兴起；除刘承祐以外，只有刘崇父子，而他们的威望又不能与郭威、杨邠、史弘肇相抗衡。全国的人都看出，这只孤雏一鸟的宗族已经衰亡了。郭氏也同样如此。柴氏虽然有宗族党羽，但不能正名为皇族，也不过是孤立的一人罢了。一旦有人拥立另一个姓氏来取代他，谁能出来阻挡？又何必再费力发动一次呢？亲族不能依靠，这是天意；那么还差不多可以依靠贤能的辅臣来从旁扶助。刘知远任命宰相，竟然从军幕中掌管文书的宾客和佐吏中寻找人选，天下人轻视、厌恶他们，亲近而又蔑视他们；刘氏骤然兴起又旋即灭亡，没有人因此长叹惋惜，也就尤其不足为怪了。所以刘氏的灭亡，亡在苏禹珪、苏逢吉担任宰相，以及王章担任三司使。他们正是被郭威、杨邠、史弘肇轻蔑叱喝，只能像小吏一样濡笔听候命令的人。四年之后，刘氏的宗庙已经荡然化为冷灰，还有谁能拯救它呢？天下之下，百姓所仰望的是君主；君主之下，百姓所仰望的是宰相。君主不像君主，天意就不能平息天下的动乱；宰相不像宰相，君主就不能保全国家。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却急于任用小人，这是人们所鄙弃、上天所抛弃的，不能存在一天。苏禹珪、苏逢吉这两个人从幕府中的卑贱士人，越级取得辅弼的荣位；即使想求得像敬翔、任圜、和凝那样的人也不可得，却还想扶持软弱的君主来折服强臣。刘氏过了四年才灭亡，已经算晚了。郭氏建立政权时，虽然德行与地位并不相称，但范质、李谷比起二苏来，却有如云泥之别，所以郭氏后来灭亡了。刘承祐灭亡以后，刘崇还能够保住一方的祭祀，延续数十年，这比郭氏、柴氏突然被诛灭要好，正是同姓亲属关系造成存亡差异的缘故。亲近贤能之臣会带来得失，国家国运会有长短，难道不是像符券那样明白吗？一 ○ 李业、郭允明引导他们的君主杀害大臣，因此刘氏很快灭亡。当时人心还没有稳固，君主的势力也没有张大，却轻率地使用不可预测的威势，杀害拥戴自己的功臣。杨邠、史弘肇、王章虽然死了，郭威手握重兵，占据强大的藩镇，施恩结交将领官吏，掌握赏罚威福的大权，刘承祐却突然想凭一纸诏书杀掉他，这简直是在拿国家当儿戏，愚蠢得无法责问。即便如此，刘氏的存亡，哪里值得牵连到天下的治乱呢？杨邠等人被诛杀后，天下才开始有了可以安定的形势，那么这件事，评论时势的人正应当感到痛快。自唐代以来，强臣擅自掌握兵权、图谋篡夺，已经相沿成习，天下长久没有安宁的年份了。朱温、李克用先后凭借夺得中原而兴起，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又接踵而来。大概在这期间，仿效他们而突然起兵的人，有的谋划没有成功，有的几乎成功却最终失败；刀兵相接不断，百姓遭受荼毒，无法一一记载。当他们还是偏裨将领、参与谋反时，已经暗藏了自己窃取天下的心思。延续到石氏、刘氏的时代，竟然人人都想做天子。安重荣、安从进、杨光远、杜重威、张彦泽、李守贞虽然先后被处死，但君臣之间浴血争夺雌雄，失败就灭族，胜利就称帝，全都把希望寄托在不可预知的命数上。幸而他们被诛杀，国家也因此最终断绝。流血汇成河流，民间财物被搜刮一空，仅仅平定了一个叛臣，叛乱者却又接连出现。他们本来就会说：‘和我并肩起兵的人，是靠资助我才兴起的，我怎么可能执掌法令，把握我的生死？何况对方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幼童，难道还敢堂堂正正地实行帝王制度，手持斧钺来统治我吗？’

译自从杨邠等人作为辅佐刘氏的旧将，威势震动朝廷，权力遍行境内，却有一天在宫阙之下横尸，如同圈中的猪被拿去烹煮；从此，所谓功臣才开始知道，君主自有最高的权柄，不必经过战争，也可以像割除门前杂草一样铲除专权奸臣。因此郭氏兴起后，王峻、侯益一类人不敢再萌生跋扈之心；李谷、范质、魏仁浦才得以凭文臣身份，掌握天子的法权，决定藩镇统帅的荣辱生死。柴氏承接郭氏之后，樊爱能等人很快被押赴刑场，伏地死于刑刀之下，而人们并不惊异于这种创举；杨邠、王章、史弘肇被诛，实在是开创了这种做法。有了对杨邠、王章、史弘肇的诛杀，樊爱能等人的罪行才很快得到伸张，众人的心才真正服从；有了对樊爱能等人的杀戮，石守信等人才把解除兵权、保全禄位看作幸运，于是宋朝内外获得安宁，延续了三百年。唉！李业、郭允明不加考虑便急于杀害权臣，难道是上天借此启发他们，以清除延续百年的飞扬跋扈、盘踞专权的恶习吗？或者只是时势发展到了极点，事物必然循环往复，这是自然的规律吗？郭威只凭一张帖子就罢黜王守恩，任用白文珂，满朝大臣都不敢质问。杨邠、史弘肇斥责他们的君主，禁止他说话，还说：‘有我们在。’如果对此不加诛杀，刘氏难道还能保全吗？即使刘氏保全，天下各方分崩离析、狂妄争夺，天天都在寻求动刀兵，难道可以稍稍停息吗？杨邠、王章、史弘肇死后，风气于是转变，内部的祸乱没有发生，国家有了余力，然后吴、蜀、楚、粤才能依次平定。因此，这一行动正是天下逐渐安宁的开始。刘承祐是死是生、国家是存是亡，都不值得再讨论了。二 耳、目、口、身体各自有所适意，并且追求得到它，这就叫作欲望。君子能够节制它，普通人则任由它发展；任由欲望发展而不知道节制，就足以败坏德行，也会损害外物。不过，如果对自己所适意并追求得到的东西，只按适当的限度任意取用，得到满足便停止，那么也只是达到满足而已，德行还不至于凶败，外物也不会受到损害。君子节制情欲、端正本性的功夫，不能一概要求所有人都做到。何况身份崇高、富贵的人，可以满足耳目口体的需要，不必损害外物便能供给，而且还借此区别尊卑等级，承受上天的福祐；只要按照适当的限度享用，对德行也没有什么瑕疵。天下有一种大恶，整个世人都糊里糊涂地趋附它，古今相沿成习，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它超过了耳目口体适意的限度，人们又随从世俗，把它看得尊贵重要，所谓宝器就是这样。耳目口体不能彼此代替，众人一同追逐视觉享受，口便失去味觉享受，身体也失去安适，真是愚蠢；众人一同追逐听觉享受，眼睛也不能发挥作用，那愚蠢更是不可言说。所谓宝物成为宝物，口从中得到什么甘美，身体得到什么便利呢？即使只是为了赏心悦目，也未必真是它本来就令人愉悦。只是天下并不多见，偶然出现一件，有人惊叹它奇特，于是把它传遍天下，流传后世，说这就是宝物；因而有卑鄙小人出现，挑出其中奇异瑰丽之处给它命名，愚蠢的人又迷恋这个名称，任凭耳目口和四肢去迎合传闻中的说法，震惊而艳羡地称赞它说：‘这就是宝物。’这就是把五官、百骸以及心肾肺肠全都交给耳朵支配，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把它看得贵重、想得到并收藏它。唉！这种愚蠢太厉害了。古书说：‘普通人本来没有罪，只因怀藏璧玉，便招来了罪祸。’ 孟子说：‘把珠玉当作宝物，灾祸一定会降临自身。’为什么呢？因为愚蠢到了极点，耳目口和四肢不足以作主，于是普通人便耗尽可以用来穿衣、吃饭的肥美财产去求取珠玉；有时还为了争夺它而与别人竞争，残害天伦，欺凌孤儿寡妇，这些都不在意。身份崇高、富贵的人，则掏空府库，催逼赋税，夺取军队储备来资助搜求，流连把玩，国家危亡也不放在心上。‘灾祸一定会降临自身’，并不是空话。试想，声音能够使耳朵安宁吗？色彩能够使眼睛快乐吗？味道可以适合口味，但在把玩这些东西时，四肢身体就能因此安适吗？于阗的玉，使人奔走万里；合浦的珠，使人在深重的渊潭中丧命；商、周的鼎彝，使人毁掘丘墓；难道只是败坏德行、沉溺淫纵而已吗？它们给人带来的祸害，也已经十分惨酷了！人们听从如犬吠般的言论，放纵无所顾忌的心，以此祸害天下，随即又使灾祸降临自身；愚蠢之人无可责问，到这里已经达到极点。郭氏开始建立国家时，把宫中的宝器全部毁掉，价值万亿的东西尽数毁坏，打碎成泥沙。不明白的人还会为此惋惜，却不知道它们本来和泥沙没有什么不同；不把它们留在世间以启发天下人的愚蠢，这难道不是很痛快吗！难道不只是宝器这样吗？书籍只要符合六书的法则，形声不出差错就够了；绘画只要画尽山川、动植物的形态，以及宫室、器物、服饰的制度，使人知道可以考察仿效就够了；典籍只要没有缺漏和讹误，使读者不疑惑其解释就够了。晋人的书法、宋、元的绘画、澄心堂的典籍，全都拿来焚毁，也正是端正人心、纠正嗜好的好办法。十二 封闭粮食贸易，使邻国百姓受死，是最不仁的做法；只杀害邻国百姓，却让本国粮食腐烂，使本国百姓陷于贫困，是最不聪明的做法。李氏统治的淮南发生饥荒，周通开仓卖粮来救济他们，这两种恶处就都避免了。后来又遇到大旱，百姓渡过淮水争夺粮食，李氏于是大量修筑粮仓来供应军队，周便下诏，禁止用船车运载粮食，不许给他们粮食。〖原文‘勿予夫禁舟车’疑有脱误或串句。〗只是允许徒步挑担运输，这样能救济到的地方很近，而那些力量弱、不能挑担的人便会接连饿死。郭氏当时正有吞并江、淮的计划，不愿资助敌方粮食来使敌方陷入困境，自以为算计得当，却不知道这只是斗筲般的小聪明，徒然损害自己的仁德，并没有实际益处。旱灾和饥荒一旦发展到县中的粮食全部耗尽，难道会有饿死的士兵吗？真正饿死的只是百姓。国家一旦建立，就必定会有积储；即使粮食不足，国家也会用严刑逼迫尚且活着的百姓，只要能搜求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如果仍然不够，就坐享百姓供养，或者放任士兵掠夺而不加禁止。这样看来，即使让君主多拿一些粮食作为军粮，也不过是缓解百姓的死亡罢了。禁止用船车运输，又不让粮食贸易来充作军粮，正好只会使百姓更加困苦，难道真是救济百姓的人忍心做的吗？即使只从制胜的策略来说：两个敌对地区彼此相逼，丰收与歉收各不相同，中间所隔不过一衣带宽的水。淮南百姓中那些强悍而欲求生存的人，转而带着武器向北进发，是无法禁止抵挡的；他们饥饿瘦弱、濒临死亡，望见饱食的地方，想要为一时的性命争斗，连死都不顾，何况弱瘦而无所约束的百姓尚且如此。假如军粮供应不上，敌方又对众人下令说：‘发誓死战，那么遍野的禾粟只供我们饱食。’士兵们振臂高呼，争先前进，以自救于死亡，又怎么容易抵挡呢？

译对百姓没有恩德，不足以兴起；对士兵积累怨恨，却足以导致灭亡。晋惠公封闭粮食贸易，秦军因此拼死作战，晋惠公本人便成了俘虏。真正有大作为的人，不会同别人争夺一时饥饱造成的利弊。所​​以，只有深入研究人情和事理规律的人，才可以同他一起穷尽智慧、完成仁政。郭氏本来就达不到这个境界，因此德行不能长久，功业也没有完成。只有能够保全民众、安定天下的人，才可以拥有天下；区区这种小算计，怎么能算得上呢！十三 法律本来不是单靠它就能治理天下的；但如果竟然没有法律，百姓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君主也无法拥有自己的百姓。因此，天下将要得到治理时，首先要有制定法律的君主，使百姓知道上面有天子、下面有官吏，自己也有应当遵守的规范，可以据此谋求生计。开始制定法律时，不可能全都完善；后世沿用下来，有时反而使百姓受害、引发祸乱。不过，在草创之时，有的法律是为了纠正偏差而矫枉过正，有的是因条件简陋而从简设置，先粗略建立起来，以等待后起者加以裁定完善。因此，秦法毒害百姓的地方并不止一处，但它承接六国纷乱不定之后，首先建立法律，使百姓知道有法可循；后来汉人宽大施政，便可以借此除去繁琐、革除苛刻，使天下整齐。五胡时期法纪荡然无存，宇文氏开始立法，接着苏绰加以修饰，唐代又沿用并有所损益，也是同样的道理。自唐宣宗以后，懿宗、僖宗昏庸无道，逆臣盗贼纷纷割据，天子连求生都来不及，大臣自身也站立不稳，天下无法无天，直到郭氏称周，已经将近几百年了。唐代的善政没有一项保存下来，而它后期流传下来的弊政，却相沿承袭并日益增加。大概所谓天子，就是强大时才能得到，衰弱时便会失去；所谓宰相，对治乱不负责任，对存亡也不忧虑，他们对待百姓，要么用枷锁逼迫百姓服从命令，要么像捕猎一样搜刮百姓来供给军队。这样一来，怎么能指望他们还有心思过问法纪呢？叛臣竟然做了天子，武人竟然做了平章，幕僚竟然做了宰相；那么他们所任用的各部门官员、百官和郡县长吏，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略微涉猎文墨的人，也不过像和凝那样，凭淫靡的词章小文，在花间取悦人而博得声誉罢了。等到郭氏拥有国家，才开始有制定法律的命令。这样以后，做君主的才可以说：‘我是以治理百姓为职责的人。’做百姓的也可以说：‘上面有人治理我，并不只是竭尽我的财物、轻视我的生命，拿我来争夺天下。’ 郭氏制定的法律，当然有许多还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它放宽盗窃一钱以上即处死的规定，废除营田赋，改为让百姓平均承担民赋，免除朱温向百姓征收的牛租，这些都是除去百姓的大祸害、使百姓得到苏息的措施，也是挽救时局的好办法。至于给运输夫减省耗损的补贴，只是使运输者得到缓解，缴纳者的痛苦却没有消除；禁止百姓越级申诉，却不能简选贤良的守令来治理百姓，于是奸民虽然暂时收敛，州县的贪官却更加肆意，百姓无法控告；诉讼文书不能自己书写，必须写明所请代书者的姓名，以此惩罚和教导诉讼之人，但讼魁便拿利害关系胁迫别人、索取贿赂，奸民更加放肆，弱小百姓更无从控告；免除出售牛皮者的税，却规定田地十顷缴纳一张牛皮，这只是宽待屠户和商贩，反而把祸害转移给农民，增加了没有名目的征敛。这些做法都是本想使百姓获利，却反而使他们受害；本想谋求治理，却反而造成混乱，法律由此建立，弊端也由此产生。大概那些能够挽救时局的好办法，是去除苛刻暴虐的政令，却没有另外制定一项法律，所以是好的。那些因条件简陋而从简设置、后来产生弊端的做法，则都是另立一项法律来修饰原有法律，所以产生了弊端。不过，与天下完全无法相比，这已经不同了。君主还知道有百姓并且想治理他们，那么即使做得不完全恰当，也已经相去不远；百姓还知道有法律并且遵守它，那么即使受到法律的损害，也会逐渐习惯而获得安定。郭氏惩治武人、幕客砍伐掠夺百姓、任由地方荒废的行为，树立了惩治贪暴、无休止虐待百姓的成法。于是范质、李谷、王溥等人得到任用，而王峻凭借辅佐拥立郭氏的首功，却不能安稳地居于宰相之位，因此出现了革除旧弊、采用新制的机会。枢密院不能操纵宰相的进退，宰相也不再依靠藩镇来决定听从或违背君命；君主成为百姓的君主，宰相成为君主的宰相，差不多可以说共同承担了上天赋予的职责。从此以后，王朴、窦俨得以修明文教，宋代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代的制度规范。所以说：天下将要得到治理，首先要有制定法律的君主；法律即使不完善，也胜过没有法律。汉代承袭秦代的法律而有所损益，所以不能效法三代；唐代承袭拓拔、宇文氏的法律而有所损益，所以不能达到两汉；宋代承袭郭氏、柴氏的法律而有所损益，所以不能超过盛唐。不完善的法律一旦建立，百姓长期习惯了它，也就不得不专心遵从；只削减其中的弊端，再增加其中的善政，天下于是得到安宁。唯独天下正处于长期未止的动乱之中，却承袭前代末流的弊政，使局势更加恶化，并且把原有的善政全部丧失；弊政逐渐浸染、相互沿袭，使穿袴褶、执刀笔的庸人登上高位传播恶政，却没有人加以裁革；到了这种时候，即使有贤明的君主，也很难一下子彻底改变，祸害可以立即除去，利益却不可能马上兴起。这就是商汤、周武王继承桀、纣，以及高皇帝继承胡元之所以困难的原因。有法律来建立政事，就不必担心它有缺点；应当彻底改变那些积重难返的政令，移风易俗，整顿修治，使亿兆百姓得到安康，这哪里是容易说到做到的呢？上面没有这样的君主，下面就必定会有研究这方面学问的人。至正之末，刘、宋诸公在民间修明政道，掌握扭转局势的关键，等待时机而施行，他们的功劳难道还小吗？十四 没有儿子而立同族之子，依照昭穆次序把他作为儿子，以奉祀宗庙，从天子直到士，都是同一个道理；而天子又把天下授予他，这件事尤其重大。异姓之人不得立为后嗣，这一大法是存在的。《春秋》记载莒人立鄫国人为后，却写作‘灭’，其严格程度可见一斑。但有时事情会发生极大的变故，郭氏就是这样。郭威出身于士卒，旁支没有子弟，年老又没有儿子，更没有可以立为继承人的同族近亲；柴氏的儿子既是他的姻亲，又由他抚养，而且贤能，可以托付国家。要寻找同姓的旁支之子实在不可得，除了郭荣又能托付给谁呢？既然已经建立宗庙，用天子的礼制祭祀他的祖先，神灵虽然不享用异类的祭祀，难道会让自己挨饿吗？所以，立异姓之人为后嗣，不能责怪郭氏。有人说：郭威没有同姓之人可以立为继承人，知道郭荣贤能，便引荐他置于将相之位，把国家禅让给他，却不改变自己的族姓，仿效尧、舜的道路，不也是美事吗？舜尊奉尧为宗祖，又把文祖作为祖先，祭祀也可以不至于断绝。

译答道：那时是上古时代，所用的是圣人，在位辅政的是皋、夔、稷、契，后来舜、禹接受禅让，天下才归心。如今却想让篡夺之君在扰乱的时代，把天下交给一个强大藩镇虎视眈眈、图谋夺取的最高地位，再把一位大贤以下的少年突然托付给他接受终身大位，怎么可能做到呢？舜使四方和睦，安排百官，即使雷雨交加也不迷乱，但共、驩仍在朝廷上喧嚣，三苗仍在外部叛乱。至于禹平定水土、安定九州，伟大功勋显著于天地人神之间，诸侯归心已经很久了；舜不过是承接尧已经走过的道路并继续实行，而郭荣哪里足以胜过禹舜呢？自朱温、李克用以来，身居将相而疯狂争夺帝位的人并不止一个。郭氏兴起时，郭荣没有尺寸之功，环视四方而傲然自立的，都是会像猛虎伤人一样的武人。郭荣即使贤能，他们也不知道他的贤能，只把他看作孤儿幼子罢了。没过多久他就做了将相，没过多久又做了天子；争夺者挽起袖子接踵而来，他不可能安居一天，只不过成为子哙、子之那样的人，却竟敢谈论尧、舜吗？难以处理的地方，是郭荣已经继承帝位，却没有办法安置柴守礼。议论者竟想另外为郭氏立后，并尊柴守礼为太上皇，这岂不是多么不审慎、说得太轻易了吗！郭氏没有可以册立为后的人，这是明摆着的，那么要立谁呢？郭荣得到帝位，实际上是因为作为养子承受了世袭嫡统的命运；郭氏的恩德，怎么能突然忍心忘掉呢？自身并不是汉高祖那样凭借自己取得天下，就不能把皇帝的称号加给私人亲属。礼制所不允许的事情，宋英宗尚且不能把皇帝称号加给濮王，何况柴守礼呢！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让柴守礼担任光禄卿，是先朝的命令。把他迎入宫中奉养，正式称为皇帝的生父；他去世后，按卿的等级安葬，享用天子的祭祀；丧服则比照同姓中作为别人后嗣者服丧一周年。这样大概可以有所变通，却不失常理。至于旁支继承、迁出宗族的制度，不能拘泥照搬。作为天子而旁系没有可以立为继承人的支庶，这种情况古今只有郭氏一家；道理走到尽头就应当变通，变通才能通达。〖一五〗 同众人一起起兵，浴血奋战拥戴自己为君主，功业成就、地位确定之后，又倚仗功劳相抗，这也是武人的常态。即使担心他们接连伸臂作乱，也完全可以用礼制裁正他们，用道理约束他们，使他们自行收敛心志、安居守分。若突然加以猜忌嫉恨而把他们诛灭，就是刻薄寡恩，而且还会对天地和人心怀有愧疚；汉高帝之所以不能达到纯王的境界，原因就在这里。郭氏借助众人的力量夺取刘氏的国土，王殷无罪而被诛杀，王峻被贬逐而死，这些事情与汉高帝相同，但时代不同，不能因为郭氏有诛杀韩信、彭越那样的罪恶而责备它。自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上面心怀私恩而姑息迁就，下面倚仗私人的功劳而骄横跋扈；在拥立他们、使他们兴起的那一天，早已埋下了夺取帝位的心思。担任枢密、出任节度镇守的人，没有谁不把天子看成可以捕获的飞虫；失败的、成功的、刚成功又立即失败的，接连兴起，没有一年兵戈能够停息。甚至发展到引契丹军队来蹂躏中原，纲纪法度崩裂，百姓的鲜血涂满原野，祸乱已经到了极点。李嗣源对李存勖，石敬瑭对李嗣源，郭威对刘知远，都是自以为有功、彼此效法而起兵的人。他们最终都不能安守自己的地位，为后代留下安定局面，只是白白辱没中原的神州和宫阙，使这里成为今天一个、明天另一个的腥膻战场。其他那些迅速失败、自己毁灭宗族的人，更是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到了郭氏建立国家时，侥幸还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了。高行周死去，慕容彦超被消灭，王峻等人擅自掌握国家的军队，夺取百姓的财物，他们使天下陷入混乱是毫无疑问的。郭氏虽然不能代行上天的诛罚，但上天的诛罚也不能再拖延了。祸乱之人没有被铲除，祸乱就不会衰止；既然决心在朝廷上依法处置，而不必劳师动战争斗，时机已经到来，事变发展到极点又重新恢复正常，还怎么能容许迟疑呢！王殷、王峻被诛杀以后，樊爱能、何徽才可以在牙门依法伏诛，武行德、李继勋才可以按照国法接受贬黜；后来这套做法施行于有宋，石守信、高怀德这一类人便收敛手脚，接受臣服。这里体现的是上天的诛罚，也是王法，是国家赖以建立、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所以说，不能把郭氏治王殷、王峻的罪，和汉高帝把韩信、彭越剁成肉酱的罪相提并论。一百年来，飞扬跋扈的风气因此逐渐平息；一个人死去，万人便能够保全生命，王殷、王峻低头受诛，不也是很痛快吗！〖一六〗 国家有利国便民的政策，派遣专使去推行；如果使者不是合适的人选，国家和百姓都会一起受到损害，还不如不派。如果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使者而又不能停止推行，那么不如立即责成主管官署办理，并以违抗命令的大法加以约束，这当然远胜于派专使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祸害。国家设置守令，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催收赋税、逼迫百姓，把他们搜刮得一干二净吗？难道只是守着因陋就简的旧规章，任由政务日益废弛吗？难道只是听取百姓的诉讼，收取钧金、束矢之类的诉讼费用，把它们积聚到司法机关，反而诱导百姓争讼吗？下边有疾苦而不能上达，就要替他们传达，使他们不被阻止在上听闻；上面有恩德意旨而不能下达，就要替它宣示，使它不至于无法传达到下面。这样，如果有人上奏有利于国、便于民的办法来救济百姓、增益国家，经过朝廷议论，决定可以施行，就把这件事交给守令，命他们召集本州县的士大夫和耆老，按行察看、巡视核验，分条奏报方略，并立即责令他们执行。如果他们轻视皇上的旨意、违背民心，或者专擅改革、违背国家法令，那么后面就有诛杀、极刑、贬黜、剥夺官爵等法律等着他们。贤能的人受到鼓励，不才的人受到惩罚，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既然有能够全面治理地方、向上奏报的人，把各种利弊详尽地说清楚，贪婪奸猾、暴虐的官吏固然就没有办法欺骗蒙蔽上面。即使有年老多病、疲弱无能、懒惰而使政务停滞的守令，监司也可以依据考核条例督促他们弥补不足；监司如果结党营私、粉饰言辞欺骗皇上，主管监察的官员也可以依据公议纠察他们的失职。朝廷大臣清正，监司没有枉曲，守令便不敢废弛政务；有奏言就一定有施行，这只要取决于设置官员、划分职掌的有关机构就足够了，哪里还用担心政令受阻、不能下达呢！至于那些陈说利弊的人，如果只是靠笔舌取悦上面，而所说的办法本来就无法实行，守令也可以把详细情况上报请求裁决，同时享有无事清平的安宁，何必还要派专使督促施行，担心任用不到合适的人呢！

译明君治理国家，只需选择好守令罢了；守令不容易了解，就只需选择好主管铨选和监察的官员罢了。主管铨选和监察的官员在天子左右，他们是否贤能很容易辨别。如果再能得到贤能的宰相在上面主持权衡，彼此如手指和手臂一样相互使令，纲纪法度相互维系，守令的得失没有不能通过机密近侍的渠道上达，那么天子的恩德意旨就能迅速通达天下，哪里会有阻隔呢？如今不在这些方面谨慎，却依靠专使来推行皇上的意旨，这就像手臂不能使唤手指，却强行用绳子拖拽它一样。一旦把事情全交给专使，守令、监司都会卸掉利国利民的责任；施行不顺利，国家受病、百姓劳苦，他们却不承担罪责。即使有贤能的人，也会因为受到牵制拖累而无法履职，何况不肖之徒更会借机张扬威福，催逼急迫、烦琐苛细，只求取得奉行命令的功绩呢！江南李氏听从刺史田敬洙的请求，在楚州修建水利，灌溉田地以充实边防；冯延己却派李德明负责此事，李德明借机侵扰百姓，兴办劳役，夺取民田，结果塘坝最终也没有建成。李氏巡抚各州，询问百姓的疾苦，却派冯延鲁这样浅薄轻狂的人担任此职，反而给百姓造成祸害。徐铉、徐锴逐条论述任用他们的过失，反而被贬逐。难道问题只是两个冯氏奸邪谄媚、不可任用吗？让守令负责治理百姓，却另外派使者来兴办事情，从来没有能够做好的。〖一七〗 周主威病重，借鉴唐代天宝年间挖掘十八陵的祸患，遗命让嗣主用纸衣、瓦棺为自己收殓，自以为明白了厚葬的错误，能够妥善保全自己的遗体。他取得帝位并不正当，既然无法向上天求得福佑；他在位时，虽然比昏乱的君主贤明，却确实没有以大德取信天下、使天下人心服。他战战兢兢，只忧虑自己的朽骨，却教导臣子，使他们不能用一生的心力来效忠君主和父亲；他的智慧，正是他的愚蠢。尤其可笑的是，他还命人在陵墓前刻石，郑重告诉天下后世，说自己用纸衣瓦棺；我怎么知道他不是厌恶厚葬，却故意用这些话欺骗天下呢？这样一来，想挖掘陵墓的乱兵盗贼反而会怀疑他是在欺骗自己，越是怀疑，越想挖掘它。汉文帝下令薄葬，可霸陵被挖掘时，里面仍装满了珍宝玉器。说这种话的人，他的话难道真的会被人相信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挖掘陵墓的事情，从嬴政开始。骊山的陵藏不只是厚葬而已，金银宝玉、鼎彝、镜子、宝剑，用玉做匣子，用水银作为池子；这些都不是生前供养所需的资财，却收藏百年，反而越来越珍贵，因此招来盗寇。至于古人慎重办理丧终、实行厚葬，以尽人子的心意，收殓和随葬的衣物无数，遣车、明器、祭器、柳衣、茵、罂、赠帛等，见于土丧礼的规定，是那样完备。再往上说，直到天子，所用的材料以及极尽孝养、应当具备的物品，礼书虽然没有详细考证，但聚集万国的力量来安葬一个人，其厚葬程度也可以知道了。然而这些东西都先于尸骨腐朽，出土后也不适合使用。这样，子女的诚心可以得到舒展，而最终很少有被挖掘的祸患。先王对此考虑周全，取义正确，扩大仁孝以充分表达臣子人子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能超过，也不能达不到。周主威没有学问和方法，哪里足以懂得这些呢！墨家以为没有父亲，把人道降低到禽兽的地步；在他们所厌恶的事情中，薄葬是最大的。借口安葬亲人来助成他们吝惜财物、缺少恩情的罪恶，这是禽兽之道。作为君主和父亲，却用遗命倡导这种做法，也是不仁。〖一八〗 高平之战时，周主决意亲自出征，群臣都想劝止他，冯道坚持得尤其厉害，甚至当面责问他说：“还不知道陛下能不能成为唐太宗吗？”凡是说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的人，都是残害君主的人。唐太宗亲自统率六军的能力，冯道却大声疾呼，断绝君主攀登进取的道路，小人的肆无忌惮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冯道的心思，路人都看得出来。周主责备樊爱能等人说：“你们想出卖我，拥立刘崇。”冯道的心思，也不过如此罢了。他习惯了朱友贞、李从珂畏缩困败而灭亡，自己不难袖中藏着劝进表去迎接新君；这样自己身价更重，出卖旧君又能得到利益，还顾惜什么呢？周主忌惮冯道的虚名，不能立即杀他示众，但没有多久冯道就死了；冯道如果不死，恐怕不能避免被英明的君主放逐。至于高平之战，它是决定治乱的关键，难道只是关系到刘氏、郭氏的兴亡吗？郭氏夺取别人的国家，失去它并不是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刘氏起兵报仇，得到它也并不是毫无道义。那么，它为什么关系到天下治乱的关键呢？朱友贞、李存勖、李从珂、石重贵、刘承祐的灭亡，都不是外敌灭亡他们的。骄横的将帅怀着不安定的心思，以他人的灭亡为自己的利益，借机实现仇恨和谋逆的意图；他们作战不尽力，一败就溃散，反戈向内，杀死旧主来迎接仇敌，继而把这当作功劳，擅自掌握军队、占据土地，尸位于将相之职，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来图谋非分之事。樊爱能等人也是这样的心思，冯道也是这样的心思。何况周主尤其不是郭氏的后裔，又没有为国家建立大功，王峻等人早就嫉恨他并想夺取他的地位。王峻虽然死了，但怀有王峻那种邪恶心思的人却有很多。假如这一次战役中，周主不亲自领兵，而是坐守汴都，仰仗各军抵御祸患；一旦小战失利，军队崩溃向南逃走，那么郭从谦、朱守殷对于李存勖，康义诚对于李从厚，赵德钧对于李从珂，杜重威、张彦泽对于石重贵，侯益、刘铢对于刘承祐，都将手执军权出兵，倒戈反叛；外寇还没有进入，孤立的君主就会被杀，周主也不过如此而已。而且，这不只是助长逆臣的罪恶，使他们习惯于无休止地制造祸乱；刘崇正挟持契丹军队入侵，周军一旦溃败，周国灭亡，契丹军队再次进行抢掠，百姓将无一幸存，耶律德光还会停留不走，而中原没有天子；刘崇又怎么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刘豫呢？靖康年间汴梁的灾祸、祥兴年间海上的灾祸，都已经包含在这一战役之中了。冯道也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却始终不能因此动摇心意；他既不失为瀛王，又还求什么呢？正因为周主决意亲征，后来溃败的右军才不足以动摇众人的意志，溃散抢掠的逃将也不足以劫掠宫阙。周主亲身建立浴血奋战的功劳，樊爱能等七十人依法伏罪，没有人敢替他们请求赦免。于是君主才真正成为君主，臣子才真正成为臣子，契丹军队不战而逃，中原才真正成为中原。周主成为天子，不是郭氏授予他的，而是他以自己的生死为百姓请求生路、因此取得的。怎么能突然断定他不能成为唐太宗，又哪里是冯道这个老奸巨猾的人所能预料的呢？〖一九〗

译盗贼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突然捕获并平息的，所以汉武帝分派绣衣使者持节追捕，盗贼反而更加严重。为什么不想一想盗贼之所以能够成为盗贼的原因呢？人们只看到他们忽聚忽散、像鬼魅一样出没的那一刻，便以为他们就是如此。其实他们一定有居住的地方，也一定和百姓混杂居住；他们靠抢劫取得衣食，也一定要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所需；他们每天出游而毫无顾忌，也一定和本乡的人往来；他们不能以盗贼自居，必然要找个身份来为自己命名，也一定依附于农、工、商、贾和各种技艺之流，说自己从事的就是这些行业。因此，本乡的人知道他是盗贼，郡县的胥吏也没有不知道他是盗贼的；不知道盗贼在哪里的，反而是朝廷突然派出的使者。他们奔走在茫茫原野之中，检阅熙熙攘攘聚居的人群，使尽智谋和威势，只会牵累那些有嫌疑的百姓，最终还是不知道盗贼在哪里。使者进行追捕，守令便坐在那里推卸责任说：天子的使者威势如此严厉，我们又能怎么办，为什么反而容易责备我们呢？于是盗贼更加自由自在地活动，没有任何忌惮和畏惧。凭秦始皇、汉武帝的威势，大规模搜查天下，尚且不能捕获一个人，何况一般的使者呢？盗贼是天子不能直接治理，而由守令负责治理的人；守令不能了解，而胥役能够了解的人；胥役不能全部了解，而乡里能够了解的人。乡里有所畏惧，所以不愿意与盗贼为难；胥役有利可图，所以替他们藏匿罪行。乡里，是守令可以施行教化的地方；胥役，是守令可以整饬法纪的对象。盗贼也是当地的百姓，胥役也是守令所属的胥役；舍弃这些而不加责治，却想让使者凭偶然显现的旌旗仪仗、驱驰造成的虚声，使盗贼早早躲避，这只会扰乱百姓，而盗贼并不会收敛，是自己造成的后果。周主明白这个道理，撤罢巡检使臣，专门委任节镇、州、县负责治理，确实是治理盗贼的重要方法。〖二 ○〗 王朴筹划统一天下的策略，是先攻下江南，收取岭南，接着攻取巴蜀，再攻取幽、燕，最后进取河东。后来宋朝平定各国，大致次序相同，但先攻蜀、后攻江南，晚些收取河东，并且把幽、燕置于不再收复的地位，这与王朴的主张不同。综合考察形势和道理来确定结论，两者各有得失，但王朴的失误小，宋朝的失误大。从形势上说，先攻江南、后攻巴蜀，不是好的策略。江南虽然攻下了，但巫峡、夔门地势险要，水陆两方面都会受困；仰攻巴蜀，即使取胜，军队的死伤也一定很重。因此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都必定先攻取巴蜀，顺流而下攻击吴地的腰脊，这样军队不劳顿而进展迅速，就像疾风扫落叶一样，是因为占据了有利形势。从道义上说，江南虽然号称割据，但自杨氏、徐氏以来，一直以休兵息民来保全国土，没有跟随群雄以武力竞争来争夺中原。李璟父子没有施行善政，但也没有残害百姓、断绝人伦、淫乱暴虐这样的重大罪恶；严可求、李建勋都是贤能的人，先后担任宰相辅佐他们；冯延己一类人虽然谄媚，但罪恶并没有大规模施加于百姓；人口繁衍，文教兴盛，仍然保留着彼都人士的遗风。孟知祥占据土地背叛君主，凭借军队而没有保民之心；到了孟昶，更是骄横淫逸、奢侈放纵，纵容宠幸之人虐待百姓，几乎没有人道。因此，兴起问罪之师，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本来就不能拖延片刻。岭南刘氏三代积累罪恶，百姓的怨恨已经满盈，几乎超过孟昶一倍；但岭南与中原隔着山岭，江南尚未平定，姑且等待以后再处理，这是形势上不允许急迫谋取的缘故。先攻吴地、后攻巴蜀，是道理和形势两方面都不利的做法。这就是宋朝用兵比王朴的策略高明的地方。至于河东和幽、燕，王朴的策略则是正确的。刘知远自立为帝时，正值契丹横行的日子，中原没有君主，他在那里做君主、抵御强悍的夷族，对于华夏不能说没有功劳。刘崇父子量力自守，勉强延续祭祀，志向已经值得怜悯；郭氏既然夺取了他们的国家，又想灭绝他们的宗庙祭祀，那么天理的断绝已经到了极点。扪心自问，实在不能立即对他们用兵，这是确定无疑的。即使在宋代，仍有值得怜悯之处。契丹趁石敬瑭叛逆之机闯入关塞以内，占据十六州，使我们的衣冠制度破碎。天下最大的防线、道义上最不能毁坏的地方，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驱逐契丹、收复我们的禹甸，这样的人才可以做天下的君主。从道理上说，急于收复幽、燕而缓攻河东，是必然的。即使从形势上说，契丹占据幽、燕的时间也还不长；契丹君主本来居住在朔漠，以毡帐为安适之所，把幽、燕看作多余的土地，从未厚待并贪恋它的利益。唐代的遗民还有幸存者，他们思念华夏的风俗，厌恶腥膻的夷俗；像吴峦、王权这样不忍使自身陷入污秽的人，本来就只能忍声含气、抬头等待王师，所以收取幽、燕也容易。若再拖延很久，契丹已经留恋这里的肥沃富饶，把它作为世代守有的土地，老人已经死去，百姓习惯了夷族风俗，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家的遗民，划定土地为契丹拼死效力，那就会变成急攻容易、缓图困难。收取幽、燕后，河东便失去左臂的援助；进入飞狐、天井两关从两面夹攻，军队不必等待第二次出兵，这也是形势必然如此。王朴的谋略在道理和形势两方面都正确，统一天下的大略，这才是恰当的。宋太祖是有这个志向的，却不能追念王朴的宏伟论策，于是弃用了曹翰已经谋定的计策，致使军力耗损在河东，把幽、燕置于意料之外；这是赵普的邪说迷惑了他。赵普是蓟人，有同乡替他暗中居间，接受契丹的诱饵，只图使自己的姻亲乡邻暂免兵戈之祸，像犬豕一样铺席安睡；奸谋一旦得逞，便留下无穷的祸患。可惜啊！他没有遇到周主，因而不能试用樊爱能的杀人刀。〖二一〗 想在一天之内挽回数千年的潮流，想凭一人拯救天下群生于沉溺之中，实在太难了！杨、墨是危害正道的学说，兴起于春秋时期，到孟子时不过百年左右；而且做它们门徒的，只是那些精力强、才智高、善于辩说的人，能学习它们的也很少，士人有的沉溺其中，百姓却本来没有真正信从的。韩愈说：“孟子驳斥并排除了它们，正道因此开阔明朗。”不过，这也确实容易使正道显得开阔明朗。佛教传入中国，到唐、宋之际，已经将近千年了。信从它的人，从天子直到家家户户，贫困孤寡之人、老人幼儿和妇女，全都欣然信奉。拓拔氏、宇文氏以及唐武宗，前后三次禁绝佛教，威令已经十分严厉，天下人反而因此怨恨愤怒，没过多久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难怪愚昧的人说：这是圣教，不可轻慢。周主荣废除没有额定数目的寺院，禁止私自剃度僧尼，但保留下来的寺院仍有二千多所，僧尼还有六万多人。有人或许责怪他铲除得不够彻底，却不知道周主是在逐步削弱并消灭佛教滔天的势力，这才是掌握了治理的道理。假如有后来继起的人接着这样做，几十年后，它的邪势必然衰弱停止。这本来就不是靠严刑酷法、凭一时的愤怒所能战胜的。

译佛教迷惑天下，大致有三种情形：有些士人聪慧却失于教化，听到关于性命的说法，心里仰慕，认为其中一定有可以探测明知的道理，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佛教便用忽明忽暗、时动时静的光影给他们看，于是他们仿佛找到了依据。又因为名利的劳役已经使他们疲惫，便借佛教暂时休息心神，好像劳累到了极点后在树林荫下歇息，因而把那里当成自己的住宅，却熟睡得不知道自己正倚靠在荆棘上。不过，这样的人十个中也没有一个。其次，是那些害怕死亡、忧虑贫困、背负罪责而逃避刑罚的顽夫，有的希望立即得到福报，有的盼望死后得到福报；他们既没有正当途径求得福报，也没有力量求得安宁，便把希望寄托在虚妄的境地上，于是竭尽心力和财产去供养佛教。更下一等的人，则是眼睛被塔庙佛像的辉煌所眩惑，耳朵沉溺于钟磬鼓钹的喧响，心里陶醉于成千人聚集、数百人会集以及焚香叩首的殷勤礼敬，懵懵懂懂地乐意成为佛教徒；天下人几乎都如此，并不是懂得所谓佛法，只是知道寺院和僧尼罢了。至于那些逃避徭役的疲民、逃离军伍的溃卒、叛逃的奴仆，以及营生不足、求偶不得、无所凭借的懒惰之徒，则贪图僧徒众多的好处，因为可以借此抗拒差役征索、隐藏姓名、仰赖供养而苟且求生。像这些人，若其势力被削弱，僧徒名额受到限制，作为他们首领的僧人又远离世俗、冷落衰弱，不能振作，那么一时炫耀夸张的风气就会转移，佛教便会萧条散落，接近衰亡。这样以后，再放宽徭役、减少刑罚来安定小民，阐明正道、端正义理来教化君子，百年之内，就可以使佛教像浮萍散去、坚冰消融一样消失。急于诛除它，反而会激起舆论；缓慢地谋划处理它，火焰就会逐渐熄灭。这是制胜的好办法，也是大禹治理洪水所采用的办法，只有逐步治理而已。拓拔氏、宇文氏本来就不值得与此相比；唐武宗之后，接着有宣宗，大概也是抑制佛教急流、避免其反弹的形势所造成的。周主实行裁减损抑的办法，是做对了；但宗庙社稷很快就转移了。宋太宗的兄弟亲情已经败坏，心怀愧疚而不得安宁，希望凭借“忘罪灭罪”这种邪说在心中获得庇护，所以禁佛的法令实行不久，佛教很快又喧嚣张扬起来。唉！正道一旦丧失而不能恢复，难道不是生民的不幸吗？而以猖狂言论来引导世人的李遵勗、杨亿，作为败坏世间教化的蛀虫，也真是杀之不尽。赵抃、张九成都是清正守节的人，却亲自引导了这股狂流，于是终于无法遏止，难道是周主除邪不尽的过错吗？〖二二〗 周主规定两税的征收期限：夏税在六月，秋税在八月。两税实行以后，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期限定得急，百姓受苦，这是容易明白的；期限定得宽缓，百姓也会受苦，却不容易明白。如果只是满足富人的要求而对他们有求必应，那么期限急或缓就不必选择了。贫民一年所得的收成，仅仅靠这些而已；期限急，他们就要借贷来缴纳，最后加倍偿还，这是必然的。所得有定量，而需要使用它的地方却没有定数，趁着收成刚到手的日子，让他们把应缴的赋税交给官府，那么剩下供养自家的部分，或许够用，或许不足，却都还可以筹划安排来节省一年的用度。六月时蚕织已经完成，十月时禾黍已经收获；但上面没有规定期限来限制，愚民忘记了日后催征赋税的事，妻子儿女贪恋多余的丝帛粮食，游食的工匠商人、乡邻之间的集资聚会，又共同把余粮余财耗尽，家中已经空虚，官府的征求才开始紧迫。于是他们只好拿来年尚未确定的丰歉作抵押，加倍付息借贷，以求免受桁杨之刑。上面还说：我已经放宽期限了，你们仍然不来应缴，是百姓顽固，却不知道所谓放宽，正是为了迫使他们陷入困境吗？百姓的实际情况不能不体谅，时令也不能不知道。劳役的车辆停止之后，就应给他们从容谋生的办法，让他们有闲暇筹划；到了春天从事耕作时，百姓不能自己安排，上面就替他们安排。期限应宽时不能强行催急，期限应急时也不能故意拖缓；忧虑百姓所忧虑的君主，不可不考察这些。六月征收的，期限定在八月完成；十月征收的，期限定在整个冬天结束。力量能够缴纳的，就一定催促他们尽快缴清；贫困无力承担的，就在期限结束时予以免除。严惩豪民玩弄欺瞒上级的行为，给贫困孤寡者开辟自保的道路；一年完成一年的征收，百姓习惯了就能安定。即使有圣王重新兴起，也不能改变这个办法。〖二三〗 文信公奉命出使而不屈服，从容赴死；若论忠贞，没有人能超过他。要寻找在信国公之前兴起、可以与他相比的人，除了颜鲁公以外，大概只有孙晟可以无愧于此称誉。信国公以儒臣身份起兵守义，侍奉中原共同拥立的君主，失败而不屈挠，国家灭亡而不屈服。孙晟却舍弃旧国，从北方来到南方，投身于危乱的国家，侍奉割据的君主，因此他的出身和仕进次第，不如信公那样正大。江南并不是统治天下四海兆民的君主所在之地，孙晟却为它效死，确实也显得偏狭，但不能因此贬低孙晟。孙晟虽然不是江南人士，但他南奔时，石氏、刘氏凭借沙陀部落而僭称大号，又引契丹进入中原践踏；君主昏劣，臣下离散，上下全无纲纪。即使说那是旧主，本来也是有志守节的人所不能忍受一日居处的地方。江南承接了天下无主的困乏，保卫境土、休养百姓，也颇知重视文教。士人不幸生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可以献身效力的地方，便选择一个地方去践履自己的志向；谁能任用我，就为谁尽臣节，交付诚心而舍弃生命。这本来不是背叛旧主、依附新君，只为报答国士知遇之恩；又怎么能因此责怪孙晟呢？至于孙晟向周奉上表章，请求奉行周的正朔，与信公向蒙古祈请一事大致相同；但若从义理上折中衡量，孙晟更胜一筹。江南与周相对，弱小的一方事奉强大的一方；既然事奉它可以保全自己的宗庙社稷，那么宗庙社稷自然更为重要。宋对蒙古则是人与禽兽之间的大分别；屈意向蒙古祈求，即使侥幸保存下来，也只是做犬豕的附庸，活着不如死去，存在不如灭亡，而宗庙社稷反而轻了。这样看来，信公为赵氏宗庙社稷谋划，是忠；但若说他为自己谋求实现忠义的方式，则有所失误。海上的一叶扁舟，仍保存着中华的一线希望，反正都是死，选择一个死的地方去死，本来就不如张、陆径直行动来完成自己的志愿。孙晟屈己求取生存，虽然是志士不能忍受的事，却是劳臣必定要做的事。幸而选择得当，使李氏的宗祊延续一天，屈身并不足以成为耻辱；只要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屈服，他的志节就已经光明昭著了。孙晟这样死去，比信公更加合乎正义。至于他坚贞的操守、从容的气度，前有鲁公，后有信公，像雁群并飞于高天，三人是相同的，又何必多所谦让呢！〖二四〗

译宝俨关于宰相的说法，是不对的。天子的职责，只在于选择宰相而已。百种政事的得失，百官的忠贞与邪曲，没有不以选择宰相为根本的。作为天下百姓的君父，却只选择这二三位机密重要的大臣，让他们为宗庙社稷和百姓谨慎尽职；天子不知道自行选择，反而把这件事交给前任宰相，让他推举自己所知道的人来任职。既然上天把天下交给天子，天下人又拥戴他为大君，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既然说让宰相推举自己所知道的人，那就是相信他有知人之明和安定国家的忠心；又责令他负责担保，如果他推举的不是合适的人，便连推举者也一同责罚，这不是太侮辱朝廷、羞辱当世士人了吗？保举连坐的办法，用在一般官员身上，尚且只会增加朋比阿附、包庇掩饰的奸邪；何况把天下大政交给宰相调度变更，却只依靠追究举主责任的严法吗？再说人本来就不容易看清，不能保证他以后的行为，却要因此追究退休还乡的老臣旧臣；假使王安石受到败坏法度的责罚，文潞公也将被褫夺官爵，秦桧应受误国之刑，难道胡文定也要因此连坐而被戮尸吗？宝俨又说：“姑且先让他以本官身份代理知政事，考察他是否胜任职务，然后再正式授予官职。”这就更加荒谬了。用这种办法考察刚刚入仕的士人，让主持一县事务、掌管一项职务的人先接受考验，子产尚且说过：“美好的锦缎不能拿来试着裁剪。”至于那些与天子共同坐而论道、为天下臣民所倚赖的一两个人，竟要让他们按照职务来考核能否胜任，再决定任用或罢黜；有知耻之心的人也不愿站在这样的朝廷里，何况那些以道义侍奉君主、进退由自己决定，而不以天子的喜怒作为进退依据的人呢？这种办法一旦实行，留下的就只有那些战战兢兢、害怕失去官位的鄙陋之人，他们忍受隐瞒、谨守章程，挤满朝廷的廉陛而已。臣子出身仕进，侍奉君主而做到宰相，并不是一天仓促之间就能得到的；君主提拔民间士人直到让他做到宰相，也不是一天突然授予的。有的人从牧守起步，有的人从卿贰起步，有的人从词臣起步；他们已经受到众人仰慕或厌恶，也多次得到君主的召见询问。兵、农、礼、乐等事务，都足以显现他的才干；出仕还是退处、取用还是辞让，都足以验证他的操守；议论和施政，都足以测量他的器度；荐举、提拔、论奏、弹劾，都足以考验他的交际与用人。难道要等到他已经进入中书省、将要宣布任命诏敕的那一天，才用职务来考察他的优劣，并据此决定升降进退吗？宝俨对于君主之道的蒙昧，实在太严重了。用苛细的办法来亵渎天子的职责，用猜疑来瓦解士人的心志，助长君主的苟且，鼓励臣下结党，却想做到尊奉君主、庇护百姓，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对于一个漠然不肯相信他人的人，只要有一个人称赞某人，就立即把他提拔到百官之上，让他参与谋划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大事；这样一来，天下还能得到真正的心腹大臣吗？大概自唐昭宗处在危急倾覆的时代以来，廉耻之道丧失，国家栋梁已经亏损，而昭宗又急于争竞，助长浮薄的风气，所以张濬、朱朴这类人突然被拔擢起来，尸位于政府之中，于是所谓宰相便低贱了。宝俨习惯于这种鄙陋风俗的泛滥，必然会说：这些不过是朝廷中执笔遵守典章的属官罢了，姑且先试用他们，再按照任职期限考核升降，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天下怎么能够安定呢？〖二五〗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年，亲自三次出征，走在行阵之中，冒着箭矢和飞石，经过数十次战斗来竭尽兵力，一定要取得江北才停止。江北既然献出，就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席卷江南渡过长江；但他却修好停战，馈赠食盐，归还俘虏，把这些事置之若忘。唉！这正是他善于平定天下纷乱、懂得用兵方略的地方。因为周主的志向，不在江南，而在契丹。当时中原最急迫的祸患，没有什么比契丹更大。石敬瑭割让土地，使契丹成为塞内的主人，南面俯视中原，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形势。叛臣降将引导契丹窃取中国的政令，百姓还奉它为君主。耶律德光死后，兀欲、述律相互残杀，到这时契丹的势力也衰弱了，这是可以乘机进攻的时候。然而契丹控弦驰马、强悍勇猛的力量，仍然不是轻易挥鞭就能驱逐出塞的。况且自朱温以来，号称中国君主的人，只能在雍、豫、兖、青之间横向占据一线，土地狭小、力量微弱，不足以施展志向。再加上各国立国的形势犬牙交错，不能截然拥有四方边界，既保卫内部又应对外部。因此，不收复淮南、江北的土地，中国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守备不牢固，军队不强盛，粮食不充足，却强行起兵追问旧日无云的故土；想到石重贵覆亡的前车之鉴，就令人寒心。然而，契丹不向北逃走，十六州不向南归还，天下终究不能安宁。想要勤力经营外部征伐，必须先平定内部争乱。孟氏在蜀地、刘氏在粤地，淫虐已经很严重，打败他们并不难，但却不足以增强我们的力量、张扬我们的威势。只有江南立国稳固，杨、徐、李三姓相继，而保境息民的谋略始终没有改变。李璟虽然庸弱，但人心还很稳固，要战胜他比较困难。正因为困难，所以战胜他的军队，足以取得威势；得到他的民众，足以发挥作用；占有他的土地，足以增加财赋；接受他的投降，足以平息乱局。还可以使军队在战争中得到训练，凭屡次胜利扩大声势；使将领在敌阵前接受考验，根据功过选择人才。割让土地、划定长江为界，便没有南顾之忧，粤地百姓也会在远方效顺。于是过了一年多，周主亲自率军讨伐契丹，他的志向才完全昭示天下。中国的威势也因此大为振作。他因病而最终未能完成事业，这是天意；但他的谋略确实足以统一天下，使国势继承汉、唐。王朴先攻蜀、粤，后取幽、燕的策略是不对的；屡次试行就会使人骄傲而疲惫。威势正要张扬而尚未耗尽，周主却急于求成；如果上天再借给他一些年岁，中原大概就能安定了吧！〖二六〗 古代音乐的灭亡，从暴秦开始。此后大乱接连发生，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黄巢之乱，遗留下来的乐器被焚毁，因而再也无法看见的很多。到了柴氏的时代，仅有少数保存下来的乐器，也都是汉以后各代凭自己的意愿仿照古制制作的；于是周主荣决意修复古乐，把这件事交给王朴。王朴的学说未必完全符合古制，但它所指向的宗旨，大概已经掌握了要领。到了宋代，胡安定、范蜀公、司马温公之间又兴起聚讼，蔡西山搜集整理并撰成文章，持论坚定，分析精密。不过，还没有看到它真正用于实际施行而可以发挥作用。

译孔子说：“宏大的音乐一定简约。”律吕的制度，就是把天地之间繁多的声音概括起来，使它们归于简约。王朴说：“十二律轮流相互作为宫音，由此产生七调，成为一均；总共十二均、八十四调，这样就完备了。”王朴所谓八十四调，实际上归结起来不过是十二调罢了。考察声音洪细、长短、高下、清浊的数值，从长九寸、径三分的律管出发，逐步缩减其中的长度，轮流相生而相互增益，不过是把计算推向极其繁密罢了。九九之数到八十一便达到极限，超过这个数，眼睛无法察看，手无法循按，耳朵无法审辨，心也无法知晓；虚设出极精密、极幽深的差等，又有什么用呢？蔡氏所说黄钟的数值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把它推演应用到大钟、大鎛上，甚至有不能用度量衡来分析的地方，更小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把数值限定在九九八十一而停止，升降、损益的变化已经精密到极点。只要取能够相合的调，构成十二均就足够了。所以王朴的律准从九寸逐渐向下，依次设置柱位，以备具十二律，并不算疏略。然而自唐代以来，能够运用这种方法的人仍然很少。若再由此推演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样精密的程度，又有谁能够使用它呢？宏大的音乐一定简约；繁复就一定混乱，何况只是徒然繁复而没有实际内容呢。天地之间的声音，如果想把它们的极其幽微的变化穷尽，那么难道仅仅是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种吗？现在拿人的声音来验证：同一时刻天下人的嘴唇、舌头、腭、喉咙、牙齿、鼻子，大体都相似；吸气发声，所用的器官也相同。然而天下人数之多，声音达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种的，不知有多少。即使十分相像，隔着墙也能分辨；忽然靠近彼此倾听，似乎相同，但父母、妻子、儿女却没有不能分辨的。由此可知，天下的声音无边无数，用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来概括，称作极其精密，本来就不能穷尽其中万分之一；那么这种制度也实在太狭隘了。天地所生的东西，有声音、颜色、气味、滋味、形质、性情、才质，似乎都有确定的界限，实际上却极其没有定限；似乎都有边际，实际上却极其没有边际。只有人所做的事，能够取法天地的变化而加以运用；即使达到至圣至神、钻研事物几微而穷究精义的极致，也都各有其限度。圣人创制，明达之人阐述，就其限度的大要加以约束和概括，使它们彼此协调而形成实际功用，那么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的道理就完备了。那些有所残缺而不加修治、纷乱杂揉而彼此妨碍、以至造成混乱的现象，都是因为不能完全符合这种极其简约的方法。所以上古作乐的人，认为人的声音没有穷尽，便用八音加以节制，使它合于有限的音；又认为八音没有一定的标准，便用十二律加以节制，使它合于有限的律。把朴素的声调推演成七调，合成十二均，数目可以循察，尺度可以测量，声响可以辨别，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清，心中可以理解；事物可以使它依从人的心意来制成，声音可以使它大致分辨。之所以不再细密，是为了不使人的心志过度放纵；超过这些以后，还有什么用呢？唉！王朴已经把思虑发挥到极致，用大纲加以裁定，乐制从此就可以兴起了。到了靖康之变，法器又丧失，淫靡的声音和胡乐扰乱天下人的耳朵，人们甚至不知道古乐究竟是什么样子。若有创制作乐的圣人、建立中和极致的人出现，又将依据什么来取正呢？按照王朴的说法，确实可以采纳。九寸长的黄钟，是累积黍粒来确定其尺度和数目的，因此有一定的标准。向上、向下损益，穷尽十二次变化就停止。用黄钟来形成各种乐调，并不局限于九寸；依照黄钟之律而把它调高或调低，都可以与黄钟之律相协调。这样，九个九寸的变化中就包含了黄钟的各种繁复变化，也包含了十一律、七调、十二均的各种繁复变化。技巧足以制造乐器，明察足以察知细微之处，聪敏足以厘清法则，心智足以穷究其中道理；简约地加以概括，而意义自然宏大。古乐难道终究不能恢复吗？至于那些苛细、烦琐、密集的说法，只有名目和数目而没有实际内容，只是迷惑人的心志，使人不敢谈论音乐，这就是京房以下诸人对乐的累赘。把各种说法折中起来，形成必定简约的根本声律，还要等待后世贤哲来完成。卷末 ◎叙论一 为什么论述不涉及正统呢？回答说：正统的说法，不知道究竟从哪里开始。自从汉朝灭亡，曹氏、司马氏乘机窃取天下，却给这件事取名叫“禅”。于是又为此建立说法：“必须有所承接而成为统绪，然后才可以做天子。”实际上道义上并没有相互传授，却强行把它们连接起来，以掩盖篡夺的痕迹；或者又借用邹衍五德终始的邪说和刘歆历法家的旧论，来文饰这些偏邪的言辞。这难道真是事情和道理的实际情况吗？

译“统”这个字的意思，是合在一起、并在一起，也是因而接续下去的意思。然而天下不能合在一起、不能接续下去的情况多得很！我曾经上推数千年中国的治乱直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三次变化。在尚未发生变化时，当然不知道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即使圣人也不能知道。商、周以前，有些情况已经无法考察。依据三代来说明，当时万国各有自己的君主，天子只是它们的首领；王畿以外，刑罚和赏赐不听天子的命令，赋税也不上缴，天下虽然表面上联合，实际上本来并没有真正统一。王者用义理来确定名分并使天下联合，这是第一次变化。商汤取代夏、周武王取代殷时，并不是有一天没有共同的君主。到了春秋时期，齐、晋、秦、楚各自凭借所属的诸侯而分裂天下；到战国时，强秦和六国彼此纵横交错，周赧王朝见秦国，而天下已经没有共同君主的名号了，哪里还谈得上所谓统绪呢？这是天下一合一离的开始。汉朝灭亡后，蜀汉、魏、吴三分天下；晋朝东渡后，十六国以及拓拔氏、高氏、宇文氏割裂土地而各自称帝；唐朝灭亡后，汴、晋、江南、吴越、蜀、粤、楚、闽、荆南、河东各自实行帝制来尊崇自己。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百姓，有的表面上表示臣属，最终却彼此不能维系，也就没有什么统绪。六国分离之后，秦姑且把它们合在一起而延续到汉；三国分离之后，晋曾短暂地把它们合起来，却不是牢固的统一。五胡兴起，南北分裂，隋姑且把它们合起来而延续到唐；五代分裂，宋才把它们合在一起。这是合与离的格局发生的一次变化。到了宋朝灭亡直到今天，在天下太平时，中国有共同的君主；在天下动乱时，中国却没有据有一隅的君主。大概所谓统绪断绝而不能接续，这又是一次变化。统绪，就是联合而不分离、接续而不断绝的意思。既然已经分离了，哪里还有什么统绪？既然已经断绝了，本来就不能相互承接而成为统绪。有人崛起而统一中夏，难道还要承接那条已经断续不相连的系脉吗？天下的发展，总是一治一乱。在天下安治时，没有不正当的势力来相互干涉，又何必谈什么正统？在天下动乱时，既然已经不正，又有谁算得上正统？有分离，有断绝，本来就没有统绪，又何必说什么正统与非正统？从天下整体来评论，就必须遵循天下公认的道理；天下不是夷狄、盗贼、叛逆所能占有的，也不是某一姓的私产。只是作为臣子的人，必然偏爱自己的君主和父亲；所以即使宗庙社稷已经灭亡，也一定不忍心拥戴异姓异族为君。至于站在百世之后，持守百世以前的天下公理来评论，那么五帝、三王的大德既已改变，天命也已经转移，就不能强行把它们连接起来使其继续存在。因此，杞国不能使夏延续，宋国不能使商延续。难道这是忘记了禹、汤的巨大恩泽吗？正因为没有五子，便不能替夏作《雒汭》之歌；没有箕子，便不能替商吟咏《麦秀》之诗。所以昭烈帝也只能在蜀地自立为君，可以说是汉朝的遗裔；但若把他比作光武帝，认为他是九州百姓的共同大君，不也是欺骗吗？如果把这种义理推到极端，想让汉朝一直存在到今天才满意，那么又该怎样处置三王的明德，把他们的后裔降为普通百姓呢？蜀汉可以说是正统，但它已经灭亡，统绪却在晋。晋朝本来就是篡夺魏而建立的，难道是承继汉朝而兴起的吗？唐承继隋，隋又承继什么呢？如果说承继陈，那么隋并不是因为灭掉陈才开始成为君主；如果说承继宇文氏，那么天下的大防已经混乱不堪，哪里还有什么统绪可说？没有承继，也没有统绪，正不正只在于君主本人罢了。正不正，在于人；一治一乱，在于天；这就如同太阳有白天和黑夜，月亮有朔、弦、望、晦。不是臣子根据君主德行的顺逆来判定天命的去留，却喋喋不休地替已经灭亡、已经无道的国家延续其消亡的命运，这又是为什么呢？宋朝灭亡而天下没有统绪，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近世有个李槃，把宇文氏所臣属的萧归，作为篡弑的萧衍苟且延续祭祀的人，使他承继陈的统绪。沙陀夷族的朱邪存勗，以及出身不明的徐知诰，冒充李唐宗室，使他们承继割据的天下。父子、君臣的大伦被严重扰乱，他们却自以为合乎义理，有见识的人只是一笑而已。至于邹衍五德终始的说法，更是荒诞妖妄、不合经典，君子斥责它，态度十分坚决。◎叙论二 天下有大公至正的是非，连普通男女都知道，圣人也不能违背。然而君子所认定的是非，终究不与普通男女争辩叫嚷，不把口头争论当作名教；所以君子的是非一经提出，天下就没有人敢不服从。流俗相沿成习，把错误当成正确，即使是天地都不能容忍的恶行，也把它看作平常；如果不凭借光明显赫的威势来纠正，恶行就不知道受到惩罚。善也是这样：流俗所非难的事情，往往其中保存着大美；事迹表面上有所阻碍，而天良仍在发挥作用；如果不凭借日月般的光明使它显现，善行就不能得到鼓励。所以《春秋》成书时，子游、子夏连一句赞语也不能增添，难道会絮絮叨叨地取用普通男女已经形成的褒贬判断，铺陈长篇议论，以求满足流俗的眼光吗？庄子说：“《春秋》是治理世事的书，圣人只作评议而不作争辩。”像华督、宋万、楚商臣、蔡般这些人，在春秋时代，人们习惯把他们的行为视为旧常而不加讨伐，《春秋》却特意大书“弑其君”。但也只是写到这里为止，并不等待进一步辩说。按照这个道理推论，像王莽、曹操、朱温一类人的大恶，明明白白地见于史册，普通男女在千年以后也可以斥骂他们，又何必等待史家喋喋不休地评论呢？假如现在有这样一个人，杀了人而且已经在司寇那里服刑，旁观者却又大声疾呼，向众人喊道：“这个人应该杀！”除了普通男女的偏狭急躁，谁会有空做这种事？孟子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正因为只用片言便作出裁断，不需要繁复的言辞，那些奸诈之徒逃避责任的游说便不能再逞强。假使圣人拿齐中肩的叛逆、称王的僭越来反复申说，自以为已经穷尽乱臣贼子的奸谋，那么那些奸逆之人反而会笑道：“这不过是普通男女街巷中的议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译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的治理；刘向、朱云、李固、杜乔、张九龄、陆贽的贞正；孔融、王经、段秀实的刚烈；与此相反，成为权奸、宦寺、外戚、佞幸、聚敛者，以邪恶败坏并灭亡国家；汉文帝、汉景帝、光武帝、唐太宗使天下安定；他们后世的骄奢淫逸自取败亡；汉高祖兴起、项羽灭亡、八王之乱、李克用和郭子仪的功劳——这些事情史书已经详细记载，普通男女听到后也都知道。用极力赞美的言辞来褒扬，并不能增加它的益处，听到的人也未必因此受到激励；用极力贬斥的言辞来贬低，也不能再增加它的损害，听到的人也未必因此受到警戒。只有普通男女那种悻悻然的愤怒、沾沾自喜的欢悦，才会用繁复的言辞反复讲说，自鸣得意地认为自己通晓古事，并乐于称道传播。难道君子会诱导扶助人的善行，指示人们进入善道的途径；制止人的恶行，穷究其陷入其中的真实原因，却把一时痛快的议论看得很轻浮奢侈，和道听途说的人一起喧嚷吗？所以本书对于大善大恶、世人耳目昭彰、前人已有定论的事情，都略去而不再赘述。书中推究事情所以如此的原因，辨析其中并非完全如此的实际情况；同样属于善，区分其中的纯粹与瑕疵；同样属于恶，辨别其中的轻重；结合时代，衡量形势，考察用心，穷究后果。这就是它与胡致堂等人的论述有所不同的地方。◎叙论三 评论史事有两种弊病：一种是放纵地谈论而偏离道，不能处在道理之中；一种是拘泥于法却不能审察法的实际情形。褒扬那些不需要褒扬的事情，君子不以为荣耀；贬斥那些无法再贬斥的事情，奸邪之徒反而把它当作笑话。这已经是浅薄而不切中要害的过失了；不过这种弊病，对教化还没有伤害，对百姓还没有祸害。另有一种纤巧曲折、怪诞琐碎的说法出现：谋略崇尚欺诈，进谏崇尚诡谲，希求功名而冒险行事，求取声誉而违背正道，把诡诈随从说成中庸，把苟且偷生夸作明智，把放纵浮荡说成能够动摇人的精神而使之灵活，把机巧权术说成能够割裂人的名义而使之不正。这对世道人心和百姓生活的灾害，超过洪水，凶恶胜过猛兽。我曾经论述过：史书所记，是从实际行动和事实征验中显现出来的。因此，所记之道理必须能够推行：作战能够取胜，守卫能够牢固，施行法令而百姓认为便利，进谏而君主听从采纳；不能取用那些似仁似义的浮泛言论，只会导致悔恨而没有成效。于是，智慧有其所崇尚，谋略有其所详察，人情有其必然趋近之处，时势有其必然凭借之处，以成功和获得为期望，以失败和丧失为警戒，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因此又有卑污的说法进入其中：凭借纤巧曲折的小聪明，乐于同跳荡游移、暗中隐匿和设置钩距的手段相互取用；凭借躁动的客气，迫切地同轻佻挑衅、嫉妒愤怒、勇武健捷和奔驰冲突的能力相互依附；凭借婆媳之间的小慈爱，轻易地同狐媚猫驯、污浊柔顺的情态相亲近。听到这些说法的人，被它们的奇诡震动，羡慕它们的纤细便利，惊异它们的决裂果断，贪图它们的逢迎讨好；于是人心受到蛊惑，风俗变得淫靡，常道败坏，廉耻堕落。像近世李贽、钟惺这类人，把天下引向邪僻淫靡，酿成中夏衣冠之祸，难道不是超过洪水、凶烈胜过猛兽吗？追溯这种风气的由来，司马迁、班固喜欢写恢宏奇异、震撼炫耀的言辞，实际上已经有所诱导。读到项羽击破王离时，连男子的胡须眉毛都仿佛振奋起来，杀机也随之萌动；看到田延年责斥霍光，胆魄仿佛都张大了，暴戾之气也由此产生。和市井商贩、里巷首领一同羡慕汲黯、包拯的急切严厉，和平之道就丧失了；和词人游客一起叹赏苏轼、苏辙的浮夸，敦厚笃实之心就离散了。进谏崇尚诡谲，那么俳优也会比伊尹更贤；谋略崇尚欺诈，那么《甘誓》也会被孙武、吴起所不齿。高允、翟黑子的言论，只会奖赏老奸巨猾的小小信用；李克用在三垂冈的感叹，也是在夸大盗贼的雄心。甚至推重胡广的贪婪庸庸，以压制忠直，满足鄙夫的心愿；伸张冯道的叛逆和窃取，以抬高夷狄盗贼，顺应无赖的欲望。轻薄的人，妄自把这些当作慷慨悲歌的助力；雕琢辞章的人，喜欢把这些当作放言饰说的材料。像这样的流弊，确实是在残害人。本书所叙述的内容，不敢姑息容忍。刻意谨慎自持，求得内心安定，求得合乎道理，求得适用于实际。只是自知能力有所不及，因此内心惭愧；但立意已经严正，私下认为自己与那些人有所不同。◎叙论四 〖一〗 治国之道的最高境界，上可考察《尚书》，再以孔子的话加以裁断，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它的关键，在于君心是敬慎还是放纵；它的警戒，在于怠惰荒废、苛刻烦琐：不及的会疲倦，过度的想求速成；它的主要功用，在于任用贤能、兴办教化；它施加于百姓，在于仁爱并给予他们最大的恩惠。用它治理唐、虞，治理三代，治理秦、汉以下直到今天，没有什么不能依据这一道理推行；用这一道理考核选任官员、均平赋役、整治军队、整饬刑罚、确定典章制度，也没有什么不需要依靠它才能适宜。至于制定具体规划、落实为条文，《尚书》没有说，孔子也没有说，难道是遗漏了实际内容而不求详尽吗？用古代的制度治理古代的天下，却不能一概适用于今天，君子便不据此建立事功；依据今天的适宜情形治理今天的天下，却不能断定后世一定适用，君子便不据此垂示法则。所以封建、井田、朝会、征伐、设置官职、颁发俸禄等制度，《尚书》没有说，孔子也没有说。难道是因为德行不如舜、禹、孔子的人，竟敢凭借记诵所得来裁断万世的大经大法吗？《夏书》有《禹贡》，内容确实真实，但把它归属于禹，所以它只是夏后一代的制度，本来就不能实行于商、周；《周书》有《周官》，内容确实真实，但把它归属于周，所以它只是成周一代的规制，根本不能反过来承袭商、夏。孔子说：“粮食和兵力充足，百姓就信任了。”怎样使粮食和兵力充足，怎样使百姓信任，难道孔子是吝惜言辞吗？说出使它充足的方法，就会开启导致不足的途径；说出使人信任的方法，也会招致造成不信的过失。孟子的说法为什么与此不同呢？战国，是古今之间一次重大的变革关头。诸侯王分割土地，各自处理政事，却都放纵自己掠取的欲望，听信耕战、刑名以及使百姓遭殃的说法，与《尚书》和孔子的言论背道而驰。暂且不论他们内心对君主是敬慎还是怠慢、对百姓是仁爱还是残暴，单看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往往一道命令发出，百姓就立即走向死亡。三王遗留下来的恩泽，百中尚存一二，已经可以使百姓稍稍得到苏息，却不能预先谋划汉、唐以后天下的情势；形势不同、局面变迁，怎样通达变化而使百姓不至于疲惫呢？这大概是救火救溺，是一时的紧迫需要，所以才有“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的说法；而当时郡县制的天下尚未形成，仍有可以遵循先王道理和形势的地方，这就是它与《尚书》和孔子言论不同的原因。总之，不能把它作为万世都可以遵循的准则。

译本书所论，推究得失的根源，勉力竭尽自己去求得符合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又就具体事情讨论制度，随着时代斟酌其适宜之处，即使同属一代，也各有松弛或严密；即使是同一件事，也彼此有伸展和屈曲。宁可说出没有固定模式的话，也不敢拘执一端而损害道理。有些地方似乎彼此抵触，但并不是要强迫天下一定听从自己的独见。至于井田、封建、乡举、里选、寓兵于农、舍弃笞杖而实行肉刑等制度，先儒中已有主张必须实行的人。袭用《周官》的名目和制度，却恰好造成狄道的，是宇文氏；依据《禹贡》来疏导黄河，却恰好加重河流决口的，是李仲昌。若把天下已有的成规全部破坏，使万物惊骇，只依从自己从记诵中得到的东西，逐渐强行推行下去，我哪里知道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呢？〖二〗 意义深远啊！司马氏把这部书命名为《资治通鉴》。称为“资治”，并不只是为了了解治乱而已，也是用来作为努力实行、寻求治理的借鉴。看到前代的治理而感到欣喜，看到前代的动乱而感到忧惧；知道前代因为什么而达到治理，便称说它的美好；知道前代因为什么而招致动乱，便斥责它的恶行。等到言论说完、书卷合上，爱憎之情已经尽了，便颓然像忘记了一样，遇到事情仍旧采用原来的心态；即使见闻很多、辨析考证很详细，也仍是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治理所凭借的，正是法律所阐明的原则。在一种情形下有效的做法，未必在另一种情形下也有效。君主以温和美善为准则，汉元帝却因此失去控制而酿成祸乱；臣下把愚直视为忠诚，刘栖楚却用撞破头颅来掩藏奸诈。驱逐夷狄、收复中原，是大义所在，梁武帝却因此失败；含怒杀害将帅，是危险的做法，周主却因此兴盛。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治理的凭借，也没有什么不能成为祸乱的媒介。既然如此，治理所凭借的，归根到底只在于一心。用心来驾驭政事，那么各种政事都可以适合民情，没有什么不是治理的凭借；而善于取得凭借的人，能够随机应变，使其成为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把自己置身于古代的时势之中，把它当作自己亲身遭遇的处境；研究古人的谋略和作为，把它当作自己亲自承担的责任。把古人宗庙社稷的安危当作自己的事，代替他们忧虑祸患，那么自己远离危险而趋向安定的办法就有了；把古代民情的利弊当作自己的事，代替他们斟酌权衡，那么今天兴利除害的办法就有了。成功可以作为凭借，失败也可以作为凭借；相同之处可以作为凭借，不同之处也可以作为凭借。所以，治理所凭借的只在于一心，而史书特别可以作为它的镜鉴。所谓“鉴”，就是能够辨别人容貌的美丑，使人整理衣冠、端正目光姿态，并可据此改正自己。但衣冠是否整齐、目光姿态是否庄重，镜子哪里能够替我做到呢！所以谈论镜鉴的人，对于成功，必定要推究它所以成功的原因；对于失败，也必定要推究它所以失败的原因。取得成功时，必须思考改变自己的作为，怎样才能同样取得成功；遭遇失败时，必须针对自己的偏失，思考怎样挽救失败。这样才可以成为治理的凭借，而不只是像镜子一样白白挂在屋里，却没有人拿来照看自己。其中说“通”，是什么意思呢？君主之道在其中，国家大事在其中，民情在其中，边防在其中，臣下应有的情谊在其中，臣下应守的节操在其中，士人立身行事而不受辱的道理在其中，学问守持正道而不偏邪的原则也在其中。即使身处困厄、穷困而独居，也可以修养自己，可以教诲别人，可以认识大道并以此为乐，所以称为“通”。加以引申和发挥，因此有了论述；深入探求，因此有了论述；广泛搜证，因此有了论述；加以协调而归于统一，因此有了论述；得到自己的心得，并且可以用来帮助别人通达事理，因此有了论述。道没有固定的方位，却能使万物各处于确定的位置；道没有固定的形体，却能使具体的事物形成形体。能够以此为鉴的人，见识就明达；能够由此通晓的人，理解就广博；能够从中取得凭借的人，所得就深厚。人各自从中取用，便可以修身治世，应对各种事务而不至穷尽。难道说这里所论述的，只是确立一种固定的形式，从古到今永远不能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