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

译唉！难道只有奉命专门征伐的臣子，会因为取得亡国的财宝而丧失性命吗？君主不因此给子孙和百姓留下祸害的，大概也很少。汉高帝进入关中时，秦国兼并六国，把九州数百年来的财宝全都聚集起来，堆积在咸阳；这是古今最大的利益，也是古今最危险的东西，是不能据为己有的。樊哙不过是一介武夫，却知道这些财物不能占有，把它们斥责得像粪土一样；汉高帝听从了他的话，下令封闭府库。这不但当时消除了项羽的愤怒，使鸿门宴的祸害远离，而且项羽焚烧宫室以后，秦国积蓄的财物也全都荡然四散，关中没有留下哪怕一钩黄金、一尺绢帛；然而汉朝既然拥有天下，古今称为富足的，没有比汉朝更盛的。唐朝从太原起兵时，东都的府库已经被李密、王世充之流耗尽；江都的积蓄又被宇文化及之流全部耗尽；天下荡然一空，唐朝得到它以后，天下的富足仍然可以同汉朝相匹敌。宋朝则坐享郭氏世代积累的财产，又取得孟昶、李煜、刘鋹的积蓄，接受钱俶倾尽国库的进献；它所得的财富不能同汉、唐相比，却没传几代，子孙便急切地忧虑贫困，任用王安石、吕惠卿来搜刮百姓的锱铢小利，却不能挽救国家灭亡。合起来看，贫穷的变得富有，富有的反而变得贫穷，这是确实无疑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子应当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仓库。知道天下都是自己的仓库，就不必等待仓库盈余，也不担忧物资不足，能够从容地在上下之间调剂盈亏，始终看见有余裕，使用起来舒缓而自身宽裕。开创帝业的君主，既然把前朝的财富当作自己的私囊，愚昧的子孙便拘谨地说：“这是我世世代代守护的东西。”天子如果只把这些财物看作自己所有，那么天下就不再是他的天下；再把它交给贪婪而懒惰的臣子，贪婪的就偷窃，懒惰的就废弛，国家果然便贫穷了，于是残酷地向百姓搜取，百姓也就免不了死亡。奢侈的人轻易放纵欲望，吝啬的人更加争相厚藏；奢侈还可以说一说，至于吝啬，则已经到了极点。财物在泥土中腐朽，在外戚和宦官手中无声无息地消失，却还羡慕前人的富有，想着再增加积蓄。最终遇到水灾旱灾，百姓填尸沟壑；有时遇到寇乱，形势困窘而需要运输救援，于是反而偷偷摸摸地唯恐主管官员窥探自己的私藏，遮掩保护得更加牢固。就像田野里藏有许多财物的鄙陋之人，害怕别人来借贷，便皱着眉头说自己贫乏，他哪里知道拥有天下、作为天子的意义呢？不过是守着先世的宝藏、以保全家产的懦夫罢了。普通人怀有这种心思，尚且足以败亡家业、丧失性命，何况天子呢？汉、唐的富有，是因为它们没有积聚私财；宋的贫弱，是因为它什么都有、什么都要占有。国家灭亡，身遭杀戮，还留下这些东西，成为后来者败亡的媒介，真可悲啊！周武王散发鹿台、钜桥所积聚的财物，不只是为了施仁于百姓，也是为了不让腐朽污秽的收藏教坏子孙，使他们养成奢侈吝啬的习气。李存勖做君主，郭崇韬做将领，不过是些器量狭小的人罢了；他们因利益互相怨恨，彼此攻讦，终于同归于亡，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三 有一句话可以带来福，有一句话可以招来祸。听一个人说话，就能知道他说话的原因，吉凶的征兆也就可以判定了。说话本来就有一种人是故意装饰出来的：从容地拟定说辞，编造言语，实际上并不实行，内心也并不真正存有这些念头；还有更严重的，借仁义来谋取利益，借仁爱来掩饰残忍，这些是非并不是发自内心，所以吉凶本来也不会因此应验。至于危难困顿交加于自身，外界的众议又不断动摇人心，生死存亡、取舍趋避只在一线之间的时刻，如果在这时说出一句话，那么他的内心就没有别的打算，所说的话也不是虚假装饰；这才是吉凶征兆所以能够由此判定的地方。李嗣源在郭崇韬、李存又、李继麟首首相接地被夷灭宗族的那一天，朱守殷以功劳震动君主来告诫他，劝他采取远离祸患的办法，嗣源却说：“我的内心没有辜负天地，祸福到来时无法躲避，只能把它交给命运罢了。”这句话可以保全自身，可以招来福分；后来他终于全部占有朱邪氏的国家，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怎么知道他说的话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内心怀有毒害，姑且假托听任命运之说来欺骗世人呢？李存勖沉溺享乐而昏昧，伶人掌握着生杀大权，功臣的处境朝不保夕。在这个时候，嗣源并不是不懂权术的人，但思考谋划的道路已经断绝；他放开思虑、作长远打算，只有听任命运这一条路可以使自己安定。郭崇韬先前任性使气，后来又营求私利，祸患已经显现；因此本来就可以知道，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能安定心志，不使自己陷于纷乱。怎么知道他的行为确实能够实行呢？他身处昏乱的朝廷，死亡就在早晚之间，最终却没有设法脱身、回到镇所拥兵等待变乱；奉命讨伐邺城时，反而从容地离去。正因为他没有求取离开的心思，所以朝廷大臣能够推举他，李存勖也放下猜疑，他才能安然出发。这样看来，在他郑重告诫朱守殷的那一天，嗣源的内心没有疑虑，也没有隐情，明明白白地显露给人看；他消除了无妄之灾，获得了上天降下的福分，这些都不是靠心机谋算而侥幸得到的，而是他始终坚守“听任命运”这一句话的结果。充分相信这句话，就可以说他懂得了道。所以上台取得国家以后，他的举动大多合乎道理。他焚香向上天祷告，希望中原能够诞生圣人，大概也是知道上天所保佑的，必定不会是趁虚而入、占据帝位的异类；他开阔明彻地理解了天命的常理，不会因为眼前纷乱的事物而眼花心惑。君子对于僭越伪冒的君主有所取法的，大概只有嗣源吧。苻坚、拓拔宏用虚假的修饰来欺骗上天、蒙蔽世人，他们的善，也都是他们的恶，又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呢！不知道命运，却装模作样地说“我懂得命运”，这样的人有；不相信有命运，却装模作样地说“我听任命运”，这样的人还没有。像嗣源这样的人，是确实相信命运，所以说话才这样坚定。四 李嗣源不愿违背正道、侵夺国家，并不是伪装。朱守殷劝他回到镇所，他没有听从；赵在礼率领诸将迎接拥立他，他却哭泣着辞谢；这些都处在生死关头。他置身于宵小之人中而不害怕，跳出来集合军队为自己雪耻还来不及，这本来足以相信他的立志没有别的打算。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逼迫君主、篡夺国家的叛逆罪名，因为诸将逼迫他，而石敬瑭是其中的首领。石敬瑭说：“哪有上将和叛卒一起进入贼人的城池，而日后还能免罪的道理？”这句话一说出，嗣源就陷入困境了。他既不能保全自己的头颈和妻子儿女，又不得不承受参与叛逆的罪名而伏法；名声和实际都丧失了，平生的一切也全被抛弃。天地虽然广大，嗣源却没有余地容身。石敬瑭所做的，是抓住他的要害，迫使他一定服从；其中谋略深沉，言辞严厉，嗣源怎么能不服从呢？只是正因为这样，嗣源对事情的关键缺乏判断而失去决断，也实在愚蠢啊！

译石敬瑭强迫他起兵，难道真是为了竭尽忠诚、拼死拥戴主帅来成就大业吗？自唐朝灭亡以来，天下称帝称王的人，就像春雨催生的蘑菇一样，不论什么地方都能冒出来；虽然名义上称为天子，实际上也不过是唐朝的节度使罢了。李存勖灭掉后梁而占有其地，领土比群雄稍大一些，但和刘严、钱镠、王延翰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君主没有永远尊贵的地位，臣下没有永远卑贱的身份，百姓本来也没有固定的归向；只要可以夺取，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夺取。像李存勖这样经过百战而成功，声势如此炽盛，却没有几年就已经衰败，那么嗣源有一天卷起铠甲、冒犯君主而强行占有他的国家，又哪里有长久保存的道理？它刚刚兴起就可以很快灭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石敬瑭对此早已看得很透。嗣源如果不反叛，即使李存勖灭亡，国家也未必会落入别人手中。石敬瑭这一类部曲偏裨将领，眼光短浅、力量微弱，怎么能立刻夺取它呢？康义诚、李绍虔、王建立、李绍英都有这样的心思，而石敬瑭凭借女婿的亲属关系和掌握牙兵的地位，本来就要说：嗣源之后，除了我还能有谁呢？大概也和史宪诚、朱希彩、朱滔相继夺取节钺一样。嗣源也略微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祈祷上天，希望产生圣明的君主来断绝这种凌辱争夺的叛逆；他自己知道这个国家不可能长久，而石敬瑭决定违背正道、进攻君主的邪恶心思，也一定不能保全身后名声。可是他犹豫徘徊、左顾右盼，无法自己作主，终于拖延着跟从了石敬瑭；有见识的人本来就为他的柔弱而愚昧感到惋惜。李嗣源处在这种情势下，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切：斩杀石敬瑭以平息浮泛的议论，集中全部力量进攻赵在礼并把他平定，等李继岌回来后确定储君之位，那么叛乱也会由此平息。即使李存勖猜忌很深而最终仍不免遭祸，嗣源本来就说过“没有辜负天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又有什么可忧惧的呢？唐朝的祸乱已经十分严重，必然走向灭亡；朱温用尽奸谋十多年，后来才篡位。朱温残暴，李存勖经过多次浴血苦战、几度濒临死亡，后来才灭掉他。突然之间奋起，不折损一支箭，也不需要十天一个月，便在中原称帝，是从李嗣源开始的。石敬瑭、刘知远、郭威都是早晨还面向北方称臣，晚上便登上帝位，仿佛戏子戴上冠冕一样，使昏暗的日月更加混乱。嗣源首先承受了这种恶果，又促成了石敬瑭的奸谋。唉！正因为他愚蠢，想推辞这巨大的罪恶，却终于没有能够摆脱。五 李嗣源即位初年，下诏规定各使不得向百姓征敛贡奉，禁止刺史以下的官员进贡。这样看来，在此以前，各使假立贡奉的名目来残酷搜刮百姓，甚至下至郡守县令，也可以用财物贿赂君主，已经很久了。进奉始于唐德宗，到唐宣宗以后越来越泛滥。起初，官府有多余的财物，小人不知道把它们散给州府本来就是天子的财物，却拿来献媚邀宠。平庸的君主因逃难迁徙而感到贫困，又把它当作应急的储备，于是没有拒绝，进奉一天比一天严重。后来官府不够用了，便向百姓索取；贡物有定额，而搜取却没有限度。庞勋之乱，起因于军府空虚；黄巢之乱，起因于搜刮急迫；直到唐朝将亡，天下分裂，民力耗尽，也不能挽回。于是百姓低头割肉来充作进献，大概并不知道它所造成的祸患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至于它率领天下人毫无顾忌地这样做，蔑视上下等级，把天子看得像亭长、三老等待别人供应鸡肉猪肉一样，那么对君主的废立、奉迎、夺取，反掌之间就能做到，也正是由此成为招致祸患的根源。为什么呢？天子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同臣民隔绝而居于最高位，所以说“天险不可升也”。刺史以下的卑微官吏，竟能用极少的财物同殿陛上的君主交往，那么所谓天子，也不过是下级官吏交游的同类罢了。废黜他、拥立他、奉迎他、夺取他的地位，又有什么顾忌呢？有人说：三代的君王统治天下时，即使是方圆五十里的小国，也可以用币帛玉器向王进献；四海都向一个人献媚，而这个人从来没有因此轻视别人，进奉有什么害处呢？回答说：由此推论，三代的制度不能拿来作为名义，治理后世的天下，不能只采用一种办法。古代的诸侯即使非常弱小，也都是自上古以来世代拥有自己的土地，不会因为天子的革命而被废除或兴亡；除非犯下极大的暴行，不能灭掉他们。新王受命，即使另行建立国家，也一定要顾及这一点，不能让它独自例外。所以天子也只是诸侯的首领罢了。各国征收百姓的制度，各自沿用旧制，并不完全奉行新王的法令。天子同诸侯以兄弟、甥舅的关系往来，彼此抗礼而居上下之间，法律不能完全施行，所以只能依靠礼来安抚他们，使他们宾服，大体上就像如今安南、缅甸称臣进贡一样。使者来享、使者来聘，以财物彼此交接，也是王者因时制宜、使远方服从的权宜办法，不能要求万世都这样实行。天下既然已经统一归于一个王，上面用俸禄供养下面，而下面不能反过来供养上面，按照道理说，这也正是顺应上天明显的法则。上天养育万物，万物却不能反过来供养上天；上天以道理统摄万物，彼此的交往因此断绝；交往断绝以后，法令才能伸张，法令伸张以后，道理才能建立；上面清静虚明，万物都接受它的裁制成全。假使三代的君王处在后世的天下，遵循上天的法则来治理，也不过如此罢了。何必拘谨琐屑地接受下属小城官吏的酒食器物呢？况且天下的赋税，都是天子的所有物；天子不愿把它们私自占有，而是用俸禄和赏赐平均分给百官。既然已经给了他们，就不能再夺回来归于自己。这样一来，廉耻和操守就会得到整饬，风俗教化也能实行。由此推演而确定上下的章法，以内制外，以尊制卑，以长官统属下。掌管宪法的官员执掌法令来纠察百官，百官不敢轻慢法令；奉命巡察宣抚的使者，带着君命巡视郡县，郡县不敢亵渎君命；君子因廉洁而受到奖赏，百姓的生活也因此得以安定。所以制定禁令来加强防范，督抚、监察、郡守不敢奉送酒食；方面监司、县令不敢呈送书札；用法律相互裁制，用道义相互约束，用廉洁相互表率，从天子开始，天下都受到裁制。君子端正，小人安定；如果有王者兴起，也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一点。怎么能借口三代向上进献、同天子交往的制度，来教人贪婪、开启搜刮百姓的祸患呢？况且三代衰败时，天子索求金车，于是发生了中肩之难；大国索求皮衣和马匹，于是鞭尸的怨恨更加深重。禹、汤、文、武承接上古流传下来的制度，尚且不能立即革除，其流弊也由此可见。后来继起的统治者，只怕堵塞源头还不够严密罢了。通晓古代制度的困弊，才可以驾驭今天；斟酌道理的适宜之处，才可以制定礼制，所以说“所损益可知也”。假使古代有这种做法，今天就照样施行，因循流弊泛滥而没有人制止，那么唐、宋的进奉怎么会迅速招来败亡？而李嗣源的禁令，难道不是使上下不相交往的正确办法吗？六

译李嗣源召见术士周玄豹，赵凤劝谏阻止，说：“术士妄言，导致人被杀、宗族被灭的事情太多了。”说得伟大啊！这是不可改变的正确论断。说杀人灭族，是就谋反而没有成功的人而言；赵凤有所避讳，所以只举了这一方面。谋反如果成功，就会导致李存勖被一箭射死、被乐器烧死，国家也随之灭亡。谋反成功，甚至会灭亡别人的国家；谋反不成功，就使自己的宗族灭亡，这样的事本来就很多。然而天下想要图谋帝位的人没有几个，而时机可乘、力量可以扰乱天下的情况，更不是常有的。这样看来，术士的危害似乎还没有特别严重，仿佛不必严厉斥责并严格禁止他们。即使如此，难道一定要等到像周玄豹那样，向嗣源许诺说贵不可言，引导他走向反叛，然后才认为会给天下带来祸患吗？纵观古今，遍及天下，无论士人还是平民，只要相信术士，没有不受其陷害沉溺的；蔑视天理，破坏人伦，追逐利益却得到祸害，谋求安定却得到危险，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王制》说：“借助时日、卜筮来惑乱众人，应当杀掉。”术士的心志不过全在衣食，并没有什么大的罪恶，却让他服最重的刑罚，岂不是过分了吗？但观察他们迷惑百姓所造成的流弊达到的极端，然后才知道先王的法令用来端正人心、维系风俗教化，以礼整齐百姓并保全他们的恩义，确实周全到了极点啊！星相之术、葬法、壬遁时日，以及火珠林、观梅、河雒等推算吉凶的征兆，术士把这些东西拿来贩卖，以接受愚人的微薄财物，于是使婚姻者失去配偶，居住者离开安乐的故土，死者的尸骨暴露在外，兄弟彼此猜疑而相互伤害，邻里互相倾轧而吞并，诉讼大量兴起，杀伤接连不断。活人的祸患发展到这种极点，不杀掉他们，怎么足以抵偿他们的罪过呢？这样看来，导致人被杀、宗族被灭的祸患，并不只是图谋不轨的人才会遭遇；许多人借助术数，自己被杀、宗族被灭，却还不知道。即使自己侥幸没有被杀、宗族侥幸没有被灭，却冒昧地追随这种禽兽般的行为，那么古今天下所有愚蠢的人大概都如此。善于推演赵凤的话，把事情必然发展的实际情形推到极点，术士的可怕，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吗！解缙在《太平十策》中上奏密封奏章，请求废除《大统历》中关于建除宜忌的文字，以断绝术士的来源，确实是高明的论断。赵凤和解缙并不是能够真正懂得大道的人，但他们秉持正道来拒绝邪说，遵守先王的典章训诫，比蔡西山贤明得多了。七 王环替马殷攻打高季兴，大败高季兴的军队，逼近江陵城后收拢军队撤退。他认为荆南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应当保存季兴，把他作为楚国的屏障，这是很好的谋略。季兴虽然得以保存，却不能再成为马殷的祸患，只能萎靡地苟且存在于吴、蜀、汴、雒之间，隔开长沙，使长沙不受兵祸，因此马殷得以保全自己的疆土。即使这样，如果能借此谋划巩固根本、自我强盛的办法，休养百姓、训练军队，以等待天下形势变化，那么即使成就大事业也可以了。若不能妥善安排后续，只是侥幸兵祸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以求暂时安定，那么就是所谓“没有敌国外患的国家必然灭亡”。这是马殷的浅陋，不是王环谋略失误。天下处在战争不断、局势未定的时代，最令人忧虑的是，处在天下交通要冲而承受天下的灾难，力量还没有恢复，事业也来不及长远发展，却突然取得胜利，扼住咽喉、夹住脊背，招来敌人的进攻；这样的失败转眼就可以等到，而愚蠢的人却把它当作建立功业的幸运。越国和楚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彼此并没有直接冲突；勾践灭掉吴国以后，越国后来却遭受楚国进攻而灭亡。契丹灭亡以后，女直的祸患侵入汴地；女直灭亡以后，蒙古的祸患侵入杭州，都是力量弱小而不能正确估量自己，撤去屏障，反而欣喜侥幸，从而招来进攻的结果。难道只有弱小者才这样吗？齐桓公如果知道要冲之地不可争夺，暂且把江、黄置为不受侵犯、不背叛的国家，用来隔开楚国，那么陈、蔡、郑、许就可以安然向北；急于收取江、黄，就给了楚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两个国家于是灭亡，楚国便可以伸出一条手臂，很快抵达泗水一带，再也没有阻碍。强弱形势的积累，不是一天之内就能恢复的；偶然取得的胜利，不是长久保持的办法，所以说“有些土地是不应争夺的”，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土地。所谓散地，是敌人把它看作多余的赘疣，而我方却可以收取实际利益；得到它，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又不会以全部力量逼迫敌人。至于南北的咽喉、东西的腰腹，忽然被我方占有而使天下震动，得到它可以兴盛，失去它就必然危险；能够因此兴盛的只有百分之一，而陷于危险的有十九分之多。耗尽财物、竭尽力量来保守它，一旦倒下就会瓦解。没有见识的策士却说：这是要地，是一定要争夺的地方。不加揣度便听信这种话，拼死去争夺它，实在令人寒心。如果善于采用王环的谋略，用它来养蓄自己的全部力量，使强敌彼此忘却而能够在天下大有作为，可惜马殷不能达到这一点，只是怯懦罢了。即使这样，也还可以不至于灭亡，只是要等到下一代了。八 唐朝灭亡以后，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禁止百姓制造曲，官府制造后再卖给百姓，以此收取利润。既然自己号称帝王，所实行的政策却这样，鄙陋没有超过它的了。更严重的是，又禁止百姓铸造铁器，官府铸造农具，强行卖给百姓，这尤其是不仁到了极点。不过，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李嗣源天成三年，允许百姓制造曲，却在秋税中每亩收五钱；又过了三年，允许百姓铸造农具，却在夏税、秋税中每二亩收农具钱三钱；他自以为这是宽厚的政策，却不知道这样对百姓的残害反而更加严重。制造曲的人未必有田，有田的人才需要向人购买曲，却不知道怎样制造；这样平白无故地代替卖曲的人缴纳税钱，征收这种税有什么名目呢？至于铸造农具的人，他们不耕田却获得农民的粮食；可怜这些贫苦农民，只能停止吃饭、脱下衣服来换取一件农具，又要替冶铸者缴税。这两项横征之后，农民的苦难便日积月累、越来越深了。创立这种做法的人，他的心情很容易知道。他居于上位，号称帝王，于是认为百姓都可以任凭自己索取，没有什么不能得到的。然而工匠和商人善于设法规避，向他们征取财物时，耗费心思和力量，也未必一定能够得到。只有农民，越过田间道路，却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去；舍弃农业生产便没有办法生存。人虽然逃走了，田地却不会搬走；田地即使荒芜，赋税名额仍然存在。只要宗族、乡里、村落中还有人登记在册，都可以责令他们代替缴纳，没有办法逃避，哪里还有空闲去追问名义是否适当、实际是否合理呢？只求简单便捷，悬挂起桁杨，仿佛已经套在他们的脖颈和肩背上，只要把数额收足就罢了。

译制造曲、铸造器物的人，住在富裕之地享受安逸；而那些成年累月见不到曲、只得借钱买器物的人，却低着头听凭赋敛。唉！这样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申诉吗？于是有人替这种做法辩解说：每亩不过五钱罢了，两亩不过三钱罢了，对百姓没有多大损害，合计起来就成了很多。可悲啊！每天增加一点，每年增加一些，表面看不出多，实际上已经积累起来了。至于那些最不仁的人，自以为这样很容易获利，便把各种赋税合并起来摊派到田亩上。这种办法一经确立，沿袭它的赋税不断累积，永无止境；明主不能察觉，仁君也不能免除，延续数百年，以至户口、盐钞、桑丝、钱息、车船、木竹等税，都一股脑分摊到田亩上。百姓像哑巴一样不能说话，像跛子一样不能逃走，只能坐受工商业、山林川泽等方面的征税，习以为常而不知道祸害从何而来，这一切都始于李嗣源。谁说李嗣源有仁心，几乎可以使百姓达到小康呢？〖九〗 不能谋求自身安危，却让他谋划国家大事，这是愚蠢得无可救治；不能谋划国家，却许诺由他使百姓安定，那就是论史者道听途说、信口妄言了。李嗣源只是胡人中较为杰出的人罢了。他篡夺帝位时，年纪已经老了，骄奢淫逸之事因为精力衰退而有所收敛，于是偶尔说一句话，会有体恤百姓的言辞；偶尔起一个念头，会有使百姓得到救济的愿望。然而他所托付国家的人，却是安重诲。姑且不论安重诲究竟奸邪还是忠诚，他把生杀予夺全凭自己的喜怒，挟持君主来钳制群臣，激使董璋、孟知祥，唯恐他们不首先制造祸乱。他的君主厌恶他却不能制止，上下都咬牙切齿地怨恨他，他却毫不忧虑；直到人头碎裂、尸体横陈，仍不知道祸乱从何处发生。他谋求自身的愚蠢竟到了这种地步，而李嗣源所托付国家的人，正是安重诲。宫廷中血流四溅，争权夺利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还想求得百姓一天的安宁，怎么可能呢？当时天地闭塞，群雄争斗，本来就缺少贤才。然而文臣中有任圜那样竭尽全力、忧虑国事的人，有张文宝那样秉持礼法、看重国家的人，有赵远那样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察觉的人；武臣中有康福那样被调往外地仍尽力效命的人，有姚洪那样抗守节义、以死尽忠的人。这些人善于任用，都可以承担大任，但安重诲嫉妒他们、排挤他们，李嗣源却不能任用。孙晟、韩熙载还将南逃吴国，以图日后反击。难道当时真的没有人才吗？李嗣源亲近那些凭权术谋略与自己一同起兵的人，亲狎那些性情粗野却与自己合拍的人，所以明知安重诲的罪恶，仍与他相持落泪。他的小聪明，只够用来取得国家便无以为继；他小恩小惠式的仁慈，因偏爱亲近而难以割舍。以至于从灿被安重诲杀害，替从珂向安重诲求情，遭受幽禁凌辱而无所依托，连血胤都不能保全；这样的人还能把恻隐之心推及国家吗？况且祸害并不只有安重诲一人。安重诲被诛杀后，范延光、赵延寿又接踵而来，他们的奸邪顽劣甚至超过了安重诲，后来国家因此必然灭亡。百姓死去的，不知有几千万，难道还可以说这样能够安定百姓吗？唉！百姓能够活着，是依靠君上不让他们断绝生路；君上若能保全百姓的生命，必先懂得保全自己的生命。若忘记自身的死活，便不会再顾念人民和国家的存亡；任凭一时的意气，利用片刻的权势，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愚昧的人天天与这种人相处，彼此气味相投而受到影响，偶尔因慈柔之念而有所触动，却总是中途被阻；自己已经陷在沉溺之中，哪里有余力去援救溺水的人呢？风灾稍稍平息，暴虐的政令稍稍缓和，暂时觉得他有使百姓小康的德行，但他一死，国家便陷入混乱，逆子悍婿在内部争斗，契丹又乘机入侵，这些祸患都是安重诲开启的，也是李嗣源召来的。一言一事的恩惠，好比用一杯水去浇灭车载的柴薪，谁能因此承认他是仁人呢？〖一 ○〗 仁，是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必然具有的；生命，是上天的仁心所使之繁荣的。所以说：“根本树立了，道就由此产生。”仁心发动于上天，深厚地扎根于人心，以保全人与生俱来的亲爱之性；于是，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德行流行于天下，这是人道的生长。于是，福泽传承后世而长久，延及百代，这是天道的生长。吴越钱氏有足以让人深深取法的地方。钱铰与董昌同为流寇，起于群盗之中；他们殴打他人、争斗厮杀、残害百姓、逞快私志，向逆贼屈服，接受逆贼伪造的册命。他与高季兴、马殷、刘严、王延政、孟知祥相比，各有长短，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这样看来，像微弱火光一样的势力，本来应该很快熄灭才是。然而它延续到宋代，仍接受王朝所封的爵位，保有世代越来越长久，延续到今天，仍是华族，子孙繁衍，遍布江东，这究竟是凭借什么道理达到的呢？仁没有比亲爱亲人更大的，但这并不是说要偏私地爱自己的亲人。平正自己的内心，看天下所有有生命的事物，都如同同根同脉，为什么一定要对自己的父兄子弟格外厚待呢？这本来不能从事物的道理上深究，只能回头考察内心所存的东西，以及它必然会发出的情感。同样都是人，却一定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是谁使他如此的呢？说是天吧，天从未下诏命令；说是道吧，道也要等到讲习辩说之后才被人听闻。至于那种突然兴起、惊动而觉醒、悲悯而不能忘怀的情感，不是别的，就是所谓的仁。人之所以成为人，生命就产生于这种念头，只是人们习惯了它而没有察觉罢了。佛教斥责它是贪爱之根，反而因此伤害人而断绝人的同类之情。韩愈说：“广泛地爱人叫作仁。”他说广泛，也就随着支流而失去了源头；范围一广，爱反而松弛了。有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活，也可以杀；认为他可以活，就很痛快地让他活，认为他可以杀，也很痛快地杀掉他；即使认为他不该杀，最终却不能不杀，那也只是把他搁置一旁罢了。至于父子兄弟，即使迫不得已要杀，也必然终身悲戚；如果认为他们可以活，就一定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只看力量强弱，尽完自己的道义后便把结果交给无可奈何的命运。由此思考，仁爱天下的人也有穷尽之处，但对父子兄弟的仁爱，却不会因为力量穷尽而妨碍爱护他们。只有不仁的人，舍弃亲亲这一根本而专门追求博爱；即使有所爱，也只是散漫地施行，并自夸恩惠广博。等到力量穷尽，便把父子兄弟也只看作博爱对象中的一两个人。既然可以搁置不管，又有什么不可以杀的呢？所以与人争名，名声不能由双方共同享有，杀心就起来了；与人争利，利益不能由双方共同得到，杀心就起来了；以至于与人争国家、争天下，双方势不两立，杀心就更加炽烈。

译唉！汉文帝那样贤明，尚且因为一尺布、几斗粟而造成兄弟之间不能相容的怨恨，何况比这更差的人呢？于是曹丕、刘彧、高湛、陈蒨，都不想保全自己的宗支，而宗支也如同他们的意愿一样被斩断。天道从不差错，不过是仁与不仁的一念所招来的报应罢了。朱友珪、李从珂僭越称主于中原，成为不仁的倡导者；徐知诰、马殷的子孙又相继仿效，亲手毁灭自己的宗族。这几个不仁的人，难道没有爱心施及他人吗？只是他们的爱没有选择对象，因而最终穷尽了。他们看待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和天下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对自己没有妨碍的就让其活，对自己有妨碍的就杀掉。墨家、佛教的邪说，以及韩愈学说的浅陋，确实迎合了不肖之人的内心，成为侵害天理的东西，不能纠正。只有钱元瓘独能保全对兄弟的友爱之情来对待兄弟。钱镠刚去世时，继承之位还没有确定，元瓘却与兄弟同住一帐办理丧事，彼此没有猜忌。陆仁章依据礼法加以裁断，他才不得已独居一帐。他对钱元璙，彼此真诚谦让，相对流泪，大概是有一种淡忘富贵、专心致于悲悯的情怀。因此仁爱的风气传播开来，人的天性也得以实行。到了弘俶时，群臣废黜他的兄长而拥立他自己，众将又对他的兄长不利，弘俶却以死保全兄长，使兄长得以安闲地善终。自古被废黜的君主，自昌邑王以后，没有能像这样得到保全的。孝友之风传给后代，延续了许多世，真是盛大啊！推究它的源流，全都是元瓘一念仁心造成的。这一念，是爱心凝聚之处，极为简约却没有穷尽，不是墨家、佛教所能理解的。〖二〗 天与人的关系难以说清啊！饥荒、谣言、日月、雷震闪电，以及百川山丘的变化，《诗》详细列举并深深忧虑；日食、地震、降雪冰雹、彗星、陨石、鹢鸟飞翔等异象，《春秋》全都记载而不遗漏；都是为了使人君处于忧惧之中。然而这样做的弊病，有的失于荒诞，有的失于鬼神迷信。所谓荒诞，就像刘子政父子分剖五行来配合五事，逐项区分而穿凿附会地加以证明，把灾变是否反复不归结于君德，只归结于占验；有所依凭便多方宽纵，宽刑严刑都顺从自己的臆说，于是政事更加淫乱。所谓鬼神迷信，就是依附经义来扰乱祭祀制度，如董仲舒用土龙祈雨的办法，只是亵渎上天而引导淫祀，助长巫觋风气，败坏风俗教化；这样用恐惧反而增加迷惑，使人事荒废，而上天本来就无法这样感通。因为荒诞和鬼神迷信已经给有识之士提供了嘲笑的口实，于是像康澄这样的人便说：“阴阳不调，三辰运行失常，小人散布谣言，山崩川涸，蟊贼伤害庄稼，都不值得害怕。”王安石祸害天下并得罪名教，也不过就是这一点罢了。君主处在臣民之上，生杀由自己掌握，取舍由自己掌握，兴革也由自己掌握。有的人又凭借聪慧和力量，使才能反而增加他的骄傲；有的人又习惯于昏乱暴虐，使性情更加放纵。能够用来平息他的傲慢乖僻、使他纳入规矩约束的，只有恐惧这一念。因此，贤明的君主对于天下没有不感到畏惧的。何况灾异确有凋残伤害的实情，谣言是播散祸乱的媒介，饥荒关系到百姓的生命，怎么能说不值得害怕呢？怎样安定民心，使谣言永远止息；怎样使饿死者复苏，使饥荒不伤害百姓；三辰运行失常、河流决口、山崩之时，处在灾害之下的人会受到灾气伤害生命，凶兆又足以招致祸乱，怎样镇抚才能不遭受它的危害；难道只是害怕而已吗？又怎么能像《五行志》那样随着灾异的出现而修治恢复，自夸能够调和天地而使自己心安；或像《春秋繁露》那样轻率地使用方术，姑且求助于营造祈祷而丧失实际治理呢？仲舒、子政的问题，只在于不知道恐惧罢了。他们认为天地鬼神可以凭自己的意愿迎合，因此恐惧之心便忘掉了。真正懂得恐惧的人，就是康澄所说的：“害怕贤人的隐退，害怕百姓的生业荒废，害怕上下相互蒙蔽，害怕廉耻败坏而毁誉混乱，忠言不能进上，谄媚阿谀之言天天听到。”正因为恐惧存在于那里，才会在这些事情上有所畏惧。天人感应，并不是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简单相符，也不是可以凭主观意愿推测的。一旦有了恐惧，天道便在人心之中，万事万理都由此顺畅了。康澄哪里配参与理解这一点呢？王安石的学说，外表采用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内里又杂有佛、老思想，他当然会昏昧而说出这种毫无顾忌的话。孔子说：“敬畏天命。”《诗》和《春秋》把它表现在具体事变中，并不是主观计度所能估量的，这已经很久了！〖三〗 银、夏的祸乱，延续到宋代终结，耗尽天下的力量，困守于一隅；女直又乘机入侵，而祸根始于李彝超抗拒命令。李彝超的地盘并不大，也没有战胜攻取的威力，却凭借险要据守来抗拒天下，他究竟依靠什么办法自我巩固，竟能做到这样呢？天下已经分裂了，如果不是有道的君主，德行和威势足以使远方臣服，那么即使是能力无可奈何的人，凭借极其卑下浅陋的手段，也能使智勇之士一同受他控制。高季兴以无赖著称，却孤立地处在群雄之间，位于四战之地，凭借土地而没有灭亡，延续了两代；李彝超也是这样做的。况且他的地处在极远的边徼，是中原不愿争夺的地方，士卒和战马又尤其强盛，想要消灭他，难道做得到吗？中原动乱，十多年间换了八姓十三君，忽然兴起又忽然废亡；李彝超父子无处接受命令，也没有力量抗衡，东面与契丹为邻，又假意归顺，作为契丹的间谍。不仅如此，中原有反叛之臣，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挟持着可左可右的形势，从而以收受贿赂为利；只轻微侵扰边境而不深入犯险，讨伐他时则固守城池而不投降，安抚他时则表面接受命令却不来朝。像这样，即使在大定之世，也不容易治理，何况中原无君的天下，更足以让这种势力日积月累而逐渐壮大呢？这与荆南高氏大致相同，只是情势不同；中原的豪杰轻视并嘲笑他，却不知道被他们暗中嘲笑的群雄，其实更加严重。他们的这种做法，或许也有可以使自己立足的道理。季兴通过盗掠各国的贡品而获得财货，彝超两次收取叛臣的贿赂而获利；他们用来修缮城郭、整治铠甲兵器、养活本地士卒的钱财，都取自其他国家无名义的赠遗，并不把所有负担都残酷地加在百姓身上，因此百姓能够保全生计，军队也不缺乏供给。君子用大义来裁断，便会说这是盗贼的手段。然而在百姓流亡憔悴之时，那些僭越窃据、统治中原的人，正天天搜刮民财来供养骄横的士卒，讨好狡黠的胡虏，逞其不加收敛的凶威，甚至连锅和甑都强行夺来充作赏赐。季兴、彝超夺取他们不义所得的余物，来使境内百姓得到救济，那么也只是姑且自我保全的便利手段，罪恶也就浅得多了。

译季兴所处的地方，是各方必争之地；否则，他若像彝超一样随着岁月逐渐积累势力，即使是宋朝全盛的天下，得到韩、范这样的将相，也会傲然独立而无法攻下。李彝超聚集兵力、积聚财利，谋划已经很深；李嗣源的地位还没有稳固，势力也没有张大，却突然想去挑衅他，难道能够成功吗？只会使李彝超更加巩固，反而成为一百多年后的大患罢了。要制服无赖之徒，如果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就很不容易做到。〖一三〗 李从珂入京篡位时，冯道立即命令赶快准备劝进文书，卢导想等太后的命令，冯道却说：“事情应当讲求实际。”就这一句话，已经把冯道一生颠覆纲常、不可容忍的罪恶全部表现出来了。所谓实际，是什么呢？就是禽兽之心、禽兽之行所凭借的东西。喜欢美食、贪恋美色，是活人的情感；满足活人的享用，也都叫实际。不吃东西便扭打兄长的手臂，没有妻子便搂抱未婚女子，只求实际而不让虚名妨碍自己罢了。所以，义是约束人心的规范，称为名义；节是天理的界限，称为名节；教是圣人顺应人的本性而穷尽人性的教化，称为名教。“名”所发挥的作用真是大啊！宰我因为心里安适便吃稻米、穿锦衣，这确实是不仁；子路认为正名迂腐，便陷入不义。这两个人也都是只讲实际、认为名分可以缓办的人。仅仅一句话的错误，就被圣人断绝了交往。推到极端，曾元只求实际，想恢复出仕来奉养父母，却不能和他共同侍奉父亲。贤人一旦只讲实际，就会变得固陋、苟且、浅薄，损害天理，灭绝风教。何况正当国家危急、君主困顿之际，却为了求取荣宠、害怕死亡，不顾君父死亡，还说这就是实际，不必再给它加上名义。这样的罪恶哪里会停止呢？所谓实际，是说道理上不能不做，内在和外在都尽到了责任，没有留下遗憾。有了实际，自然就有相应的名分。像卢导这样的人，内心动摇而没有坚持，理义上不顺却又无力守持；但幸好还有这一点羞恶之心，不敢以臣下的身份主持天子的废立，所以想用调停和掩饰来稍微遮盖自己的罪恶，并向天下表明君主不能由自己任意废立、授予和夺取，这也不过是仅存的一点实际罢了。冯道竟连这一点也一并除去，不把实际彻底灭尽就不停止。唉！难道只是冯道终身迷失而不能复正吗？这句话一说出，天下人便只顾看重微小的利益，追求片刻的安逸，蒙住脸面、丧失良心；上不知有君主，内不知有亲人，公然把自己贪婪卑鄙、无赖逐利、沉溺欲望的情感，正大地告知天下，却不因羞惭而脸红，反而欣然自得地说：“我没有被虚名耽误。”亲人死了，把尸体丢进深沟，却说：“我本来就没有埋葬亲人的真实心意，不要冒充孝子的名声。”挖墙偷邻居的粮食，却说：“我本来就有得到粮食的真实愿望，不要冒充廉洁的名声。”这样一来，人类全都成为禽兽，还有什么可忌惮的呢？只讲实际而不知道名分，就像狗猪吃污秽之物来填饱肚子，麋鹿聚合交配来繁殖后代。冯道的罪恶超过纣，祸害比盗跖还猛烈。冯道死后，揭发批评他的人兴起了，但还没有人追究他把“务实”二字作为立身根本这一念头的错误。于是李贽一类的人，反而用大臣的名义推崇他，世间的教化就更加混乱了，也实在悲惨啊！〖一四〗 《节》卦初九爻辞说：“不走出门户庭院，就没有灾祸。”孔子为此赞说道：“机密之事如果不严密，就会造成祸害。”但所谓机密，实在难以说清。把它藏在心里，闭口不言，谋划考虑已经周密，再选择老成而能决断的人来决定，一句话就可以定下来。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够审慎，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三番两次促膝密谈，屏退旁人窃窃私语，昼夜不停，却只是让别人不知道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事，那么墙根下就会聚集刀枪，猜疑防备遍布天下，这样还能成就什么事情呢？只会迅速失败罢了。宋文帝与君臣私下交谈，彻夜不止，结果逆子向他挥刀；李从珂在便殿屏退侍臣，与冯赟、卢文纪等秘密商谈，结果石敬瑭很快反叛；这些人都自以为谈话秘密，却因此招来祸患。孔子说过：“祸乱发生的地方，言语就是它的阶梯。”两人窃窃私语，秘密交谈整天不停，难道不是言语吗？假使把这些话放在大庭广众中说，让大家都听见，那么其中的机密也就仅止于此了。整天说话却让人不知道究竟说了什么，这样以后，即使只是咳嗽一声、笑一下，众人也都会看作深藏的机密。因此，两人关门垂帷密谈，或妇人婆媳附耳商议的智慧，与敌人群策群力、反复筹划相比，早已不能相提并论了。今天说，明天又说，所筹划的事情还没有实行，奸雄只会因为听到的话越来越多而心中更加迷惑，必定什么也做不成。所以所谓秘密，就是把它封存在心里，堵在口中，仔细思虑后用一句话决定，绝不会用窃窃私谈彼此缠绕、喧扰不休。石敬瑭必然反叛时，可以安抚他使他归服，一句话就能解决；也可以出兵讨伐而平定他，一句话也能解决。以坦荡无猜的态度安抚石敬瑭，使他没有借口挑起事端；以顺应正道、攻讨叛逆的名义讨伐石敬瑭，使他也没有可以凭借来争辩的理由。他们一会儿怀疑、一会儿相信，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所筹划的秘密计谋，全都迂回粗疏、细碎曲折，只是用茅草捆老虎、用油试火一类的办法，后来李从珂终于死去，实在无法挽救。宋昌拒绝周勃请求暂且退避的建议，使朝廷内外都安定，这才是善于运用秘密的人啊！〖一五〗 刘知远的才智远远超过石敬瑭，拒绝段希尧、赵莹请求移镇的计谋，并急忙劝石敬瑭反叛，他的心思由此可知。当时，所谓天子，只要拥有万人军队、万金财富，一旦突然起兵，就可以傲然面南而立，自称天子，不过是像李希烈、朱泚那样侥幸成功的人罢了。范延光、赵延寿、张敬达之流，才智和力量都在刘知远之下；而刘知远当时只是石敬瑭的偏将，势力不足以独自兴兵。石敬瑭反叛后，刘知远凭开国元勋的功劳位居诸将之上，已经看出石敬瑭篡位，也立即看出他必然灭亡；中原不归自己，又能归谁呢？唉！人们用机谋相互制约，阴阳进退和取舍都隐藏在促膝交谈之中；那些竭尽死力效劳的人，都把自己置于有利地位，而愚蠢的人却没有觉察，苟且得到一天的尊荣，便使自己的宗族灭亡，也实在可悲啊！

译刘知远对石敬瑭，正如杨邠、郭威对刘知远一样。杨邠贪恋在内廷居留，只是自己加速了灾祸。石敬瑭不知道倚重刘知远作为心腹，实在愚蠢到了极点。刘知远知道杨邠和郭威将要效法自己，却没有及早防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也不能仓促谋划。刘知远早死，没有来得及施行诛灭杨邠、郭威的谋划；假如上天让他多活些年，杨邠、郭威的诛杀，难道还要等到郭允明吗？然而，他在晋阳拥立刘崇，使刘氏的祭祀得以延续，这说明刘知远的才智果然远远超过石敬瑭。至于向契丹称臣、进献土地，刘知远本来就坚决反对，这也是在为自己谋划。所以他修缮城池、整治军队，屹立于晋阳观察形势变化，然后慢慢收取天下。李存勖以后，能够筹划大谋、凭自己建立政权的，只有刘知远。然而他最终不能使国祚长久，即使是割据一方、侥幸称帝的天子，也不是仅凭智力和武力就能长久取得的。〖一六〗 谋划国家却给天下留下大祸，这就是天下的罪人，而且还有不同等级。祸患只在一时的天下，就是一时的罪人，卢杞就是这样；祸患影响一代，就是一代的罪人，李林甫就是这样；祸患遗留万世，自有人类以来，只有桑维翰承担得起“万世罪人”这个名号。刘知远定策劝石敬瑭反叛，倚仗山河险要，凭恃士兵战马强盛，又知道李从珂浅薄软弱，容易摧毁，于是计谋已经确定；桑维翰却急忙请求屈节侍奉契丹，石敬瑭才智低劣、胆量虚怯，立即接受了他的计策，向契丹称臣割地，把生杀予夺的权力交给夷狄，刘知远争辩也没有成功。于是百姓的肝脑、五帝三王的衣冠礼乐，都被驱赶着投入狂乱的洪流。契丹衰弱，女直便乘机而起；女直衰弱，蒙古又乘机而起，遗留下无穷祸患，人人都沦为夷狄，这并不是石敬瑭最初的念头，而是桑维翰造成的。桑维翰凭文章才学起家，成为石敬瑭的书记，本来是唐朝教养出来的士人。他与李氏有什么仇，竟一定要灭掉李氏？他对石敬瑭有什么恩德，竟一定要拥戴他做天子？即使石敬瑭死在李从珂手中，桑维翰也自有余地可以安身。等石敬瑭篡位成功，他自己即使不能为刘知远谋划，也可以顺势而起。他作为一个幸灾乐祸的奸人，姑且还不值得责备；即使一定要使石氏成功，也可以把事情交给刘知远一类人，慢慢收取必然到手的功劳。可是他竟竭力拒绝众人的意见，决意拥戴犬羊般的夷狄为君父，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心思！石重贵朝廷自始至终都把曲意逢迎契丹作为不可改变的定策，使石重贵不断耗费天下来供奉契丹，导致民财枯竭、民心离散；后来帝昺在厓山覆亡的祸患，竟被视为理所当然。他毁坏夷夏之间的大防，给万世留下祸患，绝不仅仅是石重贵被捆缚、客死契丹穹庐而已。评论者竟把亡国的罪责归给景延广，不也是诬陷吗？景延广的失败，只是不幸罢了；即使说他才智小而谋略强，可以作为过失责备，也不过是倾覆一个靠侥幸维持的宗社，并没有损害尧所封、禹所治的中原。大义名分已经昭然，即使失败也仍然光荣，石氏的存亡哪里值得一提呢？在中夏匡正名分和义理的是景延广；事情虽然违逆而名分正确的是安重荣；保存中原并把它交给宋的是刘知远。若从当时同辈中寻找可取之人，这三人可以载入史册。自有人类以来，天地都不能容纳的罪过，应由桑维翰承担。胡文定撰传《春秋》，却急于称颂他的功劳，难道是秦桧的先声吗？〖一七〗 尊贵哪里有固定的标准呢？当世本来不能拥有而竟拥有它，能够安定、富裕、尊贵、荣耀，就是贵；最高一等是借此推行自己的道，其次是借此安享其安定，再次是借此满足自己的欲望。到了只求满足欲望的地步，就已经卑贱了。然而利益落在自己身上，并且施及子孙，仍然可以拥有荣华利益，这仍是世俗所谓的尊贵。若这几种都没有，当时人们以同他为伍为耻，后世相传以他为笑柄，自身危险得仿佛睡在荆棘丛中，子孙转眼想做平民却也不可得，这就是最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了；可是他们仍然热切奔逐，想方设法求得这种地位，真是狂妄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最尊贵的是天子，其次是宰相。朱友贞、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都自称“我是天子”。可悲啊！一天登上那个位置，万箭便在梦中纷纷射来；不到十年，幸而鬼神般的灾祸先降临的人，会迅速病死，保全自己的头颈，而子孙全都死在别人的刀下；没有立即死去的人，不是被焚烧，就是被割去耳朵，和监狱中被处死的百姓一样，只等秋冬到来依法伏法罢了。他们不能自主刑赏，不能自行享受声色，不能保全自己的血胤，没有比这更卑贱的了。可是他们还要设计深险的计谋、冒着刀锋去求一天的高位、称朕自娱。穿着优伶戏子般的礼服冠冕，却还没有他们靠缠头钱和酒食得到的利益，这种生活究竟有什么乐趣呢？既然有人号称天子，于是便有了宰相。那宰相，不过是天子的宰相；利禄在顷刻之间，羞辱杀戮就在眼前，也不过是优伶戏台上的辅政者罢了，冯道、卢文纪、姚顗、李愚、刘昫、赵莹、和凝、冯玉之流都是这样。他们尸位素餐已经很久，盘踞稳固、安然自得；他们的君主把他们看作旧臣，不能废弃他们；同僚正害怕时局艰难，也不与他们争斗。庸人忘记死亡、忘记耻辱，乘着偶然降临的时运，竟也欣然自任地说：“我是宰相。” 没有什么不能供人讥笑的。即便如此，还不算最严重的。桑维翰不过是一个节度使的掌书记，他与公卿宰辅的尊崇地位相差极远，本来不可能得到，却倒行逆施、无所不为，竭力劝石敬瑭割地称臣，接受契丹的册命。他逼迫故主焚烧而死，驱使遗民暴尸荒野，引导胡骑四处劫掠，城邑田野化为废墟，收敛被杀者的遗骸多达二十余万。这一切都是桑维翰一个恶念造成的，祸患滔天，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求做宰相。耶律德光果然告诉石敬瑭说：“桑维翰对你效忠，应当任命他为宰相。”于是他竟真的做了宰相。明处的人因之悲痛，幽冥中的鬼魂也为之哭泣；后世有见识的人追溯祸患的源头，仍怀有余怒。即使在当时，刘知远、杜重威、景延广也纷纷斥责他的错误，杨光远甚至想亲手报仇。祸害已经造成，最后他在张彦泽的半组处被缢杀。算一算他讨好契丹、被称为宰相的那一天，本想求得一日的美食、一夜的安睡，却都没有得到。反而白白残害刘氏数十万生灵，毁裂数千年的冠冕礼制，只换来耶律德光一句话：早晨还是掌书记，晚上就成了平章，他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呢？

译桑维翰凭文章才学起家，成为进士；即使不能像梁震、罗隐那样保全自身、不受辱，也完全可以守着俸禄安身，坐等升迁任用，如和凝、李松那样幸运地做到三公。可是他心神奔驰而不知收敛，意气充盈而忘记死亡，急忙追逐无法凭据的浮华荣名；实际上，他还不如太平盛世中一个优秀的录参佐。可是他使九州涂炭、千年沉沦，残酷到了这种地步。可悲啊！上天生下桑维翰，使他的狂暴凶悖达到如此程度，千秋积聚的戾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又能怨谁呢？乞丐乞讨别人坟墓前的祭品，除此之外便不能吃饱；盗贼挖洞进入别人的房屋，除此之外便不能获得财物。桑维翰不做宰相，本来可以谋求温饱终其一生；桑维翰即使做了宰相，也比不上李林甫、卢杞手下的属官；即使按世俗的说法来看，也实在卑贱而不值得尊贵，这是明明白白的。身处大乱时代，君不像君，相不像相，拿镜子照自己，梦醒后反省自己：是乞丐，是盗贼，是君，是相，是贵，还是贱？只是白白给万民带来灾殃、给百世留下祸患，为什么迷乱而不觉醒呢？卷三十 《五代史》下，自石敬瑭称号的年份起。〖一〗 契丹对于石敬瑭，所付出的劳力实在很少。解晋阳之围、击败张敬达，是因为张敬达的军队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能力对晋阳采取什么行动。石敬瑭向南进军，耶律德光便返回，河南内部崩溃，张彦泽迎接石敬瑭入城；起初并没有借助契丹的力量，也没有靠战胜李氏才取得天下。而且耶律德光几乎舍弃石敬瑭，改立赵德钧，可见他对待石敬瑭的态度也并不坚定，甚至还不如突厥对待唐朝。可是石敬瑭坚决拒绝众人的意见，只听从桑维翰，把契丹尊奉为君父，却还为此托词说是信义。唉！石敬瑭难道知道人世间有所谓信义吗？古今篡夺别人国家的逆臣，大多有伟大的功绩来树立威望，使后人畏惧而服从，不敢妄动。没有大功而篡位的，只有萧道成、萧衍和石敬瑭罢了。然而萧道成、萧衍遇到的是荒淫昏庸的君主，臣民无法保全性命，于是他们借助众人的怨恨兴起，又装出节俭宽容的样子来结纳朝廷内外的人心，天下也将归附他们。李从珂并没有刘子业、萧宝卷那样荒淫暴虐；石敬瑭只是一个庸碌怯弱的武人，根本不知道治理国家是什么，凭借妇人的势力才得到节钺。他占据一隅反叛，自唐末以来，像梁崇义、刘稹一类人一样，失败后被悬首阙下的并不止一个，石敬瑭只是侥幸没有伏受其罪罢了。他在位八年，确实没有一句合乎治理之道的话，也没有一项有利于百姓的政令；他知道自己的见识和气量不足以使人服从，桑维翰也深知这一点。即使把天下交给他，让他成为四海共主，他也一天都坐不稳，更何况只是占有这块摇摇欲坠、不得安宁、也没有善政的土地，勉强守着国门，垂着旒冕乘坐车辂呢？所以他刚刚篡位，范延光、张从宾、符彦饶、李金全、安从进、安重荣便纷纷起兵争夺；杨光远、张彦泽在前面杀人，却无人能够问罪；刘知远还怀揣秘密谋划，等待时机行动。石敬瑭大概只能惴惴不安地睡在荆棘丛上，连自己是否真能做天子都没有把握。德行不能依靠，就依靠功劳；功劳不能依靠，就依靠权势；权势不能依靠，就依靠武力；这些都没有什么可依靠时，石敬瑭能够苟且在汴邑立足、自称天子的，只有借契丹虚张声势来恐吓臣民罢了。所以三镇接连起兵，石敬瑭惊慌失措想要逃走，而刘知远说：“对外勾结强悍的胡虏，鼠辈能有什么作为？”由此可知，除契丹之外，石敬瑭没有任何可以依靠来维持性命的力量。张从宾将要逼近汴州，随从官员都惊恐不安，桑维翰却神色自若，难道他真有谢安围棋时那样的从容气度吗？不过是心目之间藏着一个契丹，暗中保护他的头颈罢了。还借口说这是信义，究竟想欺骗谁呢？正因为他不能自主，一切都依靠契丹，所以别人便能抓住他的把柄来控制他。赵延寿、杜重威都仿效这种做法，结果国家因此灭亡，血胤因此断绝；桑维翰的谋划，恰恰只是加速了石氏的灭亡。石敬瑭窃取帝位名号，与张邦昌、刘豫完全相同，甚至还在安禄山、黄巢之下；宋人却奖誉他，说他承继正统，那么秦桧称臣于宋高宗赵构而不感到惭愧，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二〗 《礼》说：“刑罚不能施加于大夫。”古代的大夫，在方圆五十里的小国中有三人；次等国家人数加倍，大国则加到四倍。周朝有一千八百国，计算起来，担任大夫的有一万多人，大概相当于汉代的亭长、今天的仓巡驿递之类，却不以刑罚侮辱他们；由此可见，培养人的廉耻操守、加厚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已经达到极点了。天下哪里会不因此勉励向善呢？这里所说的刑罚，并不是指死刑；如果罪行达到可以处死的程度，三公也不会宽免其死罪，更何况大夫呢？只是宫刑、刖刑、劓刑、墨刑，不让大夫与小人一样受辱，不剥去衣服、不残害肢体、不施加礼法上的羞辱罢了。汉代用杖刑代替肉刑，那么杖刑作为刑罚也已经很重了！让人匍匐受刑、袒露身体，任凭卑贱的隶卒凌辱踢打并记录罪状；在这种时候，在烦闷冤屈和污辱之下，哪里还会有君子呢？王昶在闽地僭越称号，淫乱暴虐不像人类，他的臣子黄讽诀别妻子儿女而入朝进谏，不顾惜死亡。等到王昶想杖打他时，他毅然说：“直谏而遭杖打，臣不能接受。”王昶不能使他屈服，便把他贬为平民。黄讽的志向，难道会顾惜被贬吗？触犯暴君而死，也不过是死罢了；他一定不接受杖刑，是因为不肯受辱。由此便可知道，后世北寺之狱中残酷掠夺、狼藉不堪，廷杖之辱中在朝廷和街市间号哭，并不只是三代以下虐政相沿，更是君主毁裂纲常的大恶；而那些臣子吝惜一死，低头接受这种刑辱，有的还把它用来自我标榜忠直，后来又列于清贵官班、成为戴冠着冕的希望人物，难道能够逃脱罪责吗？“士人可以被杀，却不能受辱”，不只是对君主说的，也是对士人说的。高忠宪公被缇骑逮捕时，投水池而死，说：“侮辱大臣，就是侮辱国家。”这话说得对。为他立坊表来端正君臣之义，谨慎保全遗体以顺应生死的常理，这已经是最高的做法了。次一等则退居山谷，终身不再站在他人的朝廷上，也可以。士大夫如果都能这样，有王者兴起时，必定会革除这种弊政，彰明盘水加剑之礼；如此，人道还足以保存吧！〖三〗 刘知远的谋划深沉周密，石敬瑭不过是砧板之间的肉，哪里能够测知刘知远的心思呢？起初决定劝石敬瑭反叛，是为了让他替自己充当前驱。三镇起兵后，石敬瑭询问计策，刘知远说：“陛下用恩德安抚将相，我用威势约束士卒。”这大概是借用了子罕专擅宋国的旧有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