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译宋朝取得天下的方式并不正当，推说柴氏是它承受天下的来源，并顺着这一说法承认朱温取代唐朝，于是“五代”的名称便确立了。名号不可以假借给别人；天下分裂而不能重新统一，夷人盗贼窃取政权而不能放纵，却把他们的国号改称为“五代”，不过是姑且用来表明宋人的滥称罢了。〖二〗 夷狄把劫掠杀戮当作长处，中原抵御他们则凭借信义。即便如此，这哪里是容易说的呢？只有得到上天保佑、获得民众帮助，成为天下的君主，道德遍及四方、仁厚达到极点，天下万方都拥护他，建立起未经试用便足以服远方的威势，然后奋发显示威严的怒气，把夷狄俘获拘系并消灭，使他们不能抗拒，这样才可以实行信义来安抚他们，任其来去而彼此不再相扰，使他们不能背叛。李克用处在河东，哪里达到得了这种条件呢？沙陀和契丹之间的关系，就像鹿群中的争逐，不过是谁脚快谁先到罢了。阿保机违背七部轮流更替的约定而占据汉城，李克用父子接受大同的任命而窥伺唐室；他们都以变诈凶狠狡猾相尚，彼此并没有不同。双方一向怀藏的力量没有谁超过谁，而克用又被李可举挫败，只得投奔鞑靼，平日就被特殊部族轻视，威势本来不足以相互制约。阿保机率领三十万军队前来侵犯时，眼中已经没有李克用了；克用同他结盟讲和，不过是力量不支而求得安定罢了。克用生死存亡的命运掌握在阿保机手中，而东面有刘仁恭与阿保机结为父子，南面有朱温远相结纳，三位强雄彼此对峙。阿保机掌握左右两方的权力，取得垄断的利益；凭他的狡诈狠毒，消灭同族世代友好的七部尚且不难，又何在乎沙陀这点酒宴之交呢？当时朱温强盛而克用弱小，帮助朱温夹攻克用，容易将其消灭；帮助克用远攻朱温，却很难取胜。克用于是想用信义结交阿保机，约定共同消灭朱温，这在阿保机看来不过是令人一笑罢了。契丹当时还不能在河东得志，只是姑且答应克用，却不难很快背弃约定。克用却说：“对夷狄失信，是自取灭亡的道路。”他拒绝谋臣的策略，没有在阿保机酣饮之时擒住他，这是多么愚蠢啊！阿保机起初刚刚兼并七部，人心还没有稳固；德光只是孤单的幼雏，突欲昏昧软弱，不能成为首领。阿保机一死，七部各自怀念原来的首领，分散离去，契丹的势力就会衰弱；李从珂、石重贵的败亡不会那么快，赵宋无穷无尽的祸患也会因此早早消除，这难道不是中华的一大幸事吗？凭李克用的机变和雄杰，却拘守老生常谈，借助帝王的大义，造成三百多年中原的毒害，莫非是天意吗？不然，他怎么会这样愚蠢呢？帝王以敦厚守信、重视信义为原则，三苗来归顺了，舜仍然一定要把他们分割迁徙；昆夷可以任用，文王仍然一定要拒绝并驱逐他们；东夷已经臣服，周公仍然一定要兼并他们；从来没有拘泥于小小的诚信而姑息放纵。晋文公不顾放弃对楚国的小恩惠，在城濮击败楚军，春秋因此称许他，使宗周安定，宋、郑得以保全，这和宋襄公相差太远了。所以说：对待夷狄，欺骗他们不算失信，杀死他们不算不仁，夺取他们的土地不算不义。凭一个人就能擒获他们，而且力量还有余；如今却集合天下全部力量经营二百多年，最终仍不能取胜，既然无从归咎，又不能不对此格外痛惜，所以说：莫非是天意吧？不然，凭李克用的狡诈，难道会甘守老生常谈、依附帝王之义吗？三位士人的不幸，是生在乱世的末流，寄身于不属于自己可以据守的地方，只能保全自身，正直的道路无法伸张；但他们本来仍有不可屈服的地方。无法伸张的，是出仕后为人谋划得失；绝不能屈服的，是退处时仍遵守自己的操守。唐朝灭亡时，得到了三位这样的人：罗隐对于钱镠，梁震对于高季昌，冯涓对于王建，都已经接近正道了。他们都是唐朝的士人，曾受到唐朝的爱护和尊重。所以旧国和旧君覆灭，无法表达自己的忠孝，只好把自己置于割据雄主之下，又怎么能完全不稍有屈从呢？想来他们在幕府中俯仰周旋时，神色笑容和言语之间，一定有一些是修养高洁的士人所不屑做的事。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保全自身、安顿士人，求得不吃贼人的俸禄而又不踏入污秽的朝廷罢了。至于作为唐朝士人亲眼看着唐朝灭亡，那么内心幽隐坚贞的志向没有什么不能伸张的；钱镠、王建、高季昌也将感到惭愧而心悦诚服，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士人如果确有志向，又有谁能够夺走它呢？冯涓就更值得称道了！他担任王建的参佐时，抗议王建妄图称帝，说：“朝廷兴盛时，做臣子的节操还没有受到损害；贼人存在时，我不能和他一同作恶。”他用正道引导王建，也是为了守住自己的正道。王建不听从，他便闭门不出；王建终究不能使他屈服，可见他平日所树立的操守足以使王建深深折服了！梁震没有能够规劝高季昌拒绝贼人、自立为政，并不是梁震的谋划达不到这一点，而是季昌处在群雄之间，形势对他不利；而且力量弱小，本来就无所作为。梁震居住在他的国家，只要保全自身就够了。他以进士身份退居士洲直到终老，季昌屈服了，而他自己却保全了志节，只顾体恤自身，来不及顾及别人，这也是一种做法。罗隐劝说钱镠讨伐朱温时，说：“即使不能成功，退守杭州、越地，也可以自行做东帝。”罗隐并不是想让钱镠称帝，而是用可以使钱镠心动的事情来激励他，希望洗雪昭宗、哀帝的怨恨，纠正君臣之间的名分。他又说：“怎么能手挽手去侍奉贼人，成为万古的羞耻呢？”这话多么伟大啊！把朱温正确地称为贼人，难道不已经胜过后世史官把梁朝当作取代唐朝的正统、称朱温为帝、为上的做法吗？罗隐本来就是诙谐之士，但他危言正色，足以昭示千古；钱镠虽然没有采纳，他的志向已经得到伸张了。唐朝重视进士，把进士看得比宰辅还尊贵。李巨川、李振一类人，都因为没有考中而产生怨毒。冯涓已经从幕府佐吏起家，罗隐和梁震也都因没有考中而困顿无聊，寄身于藩镇；但他们清白高洁的节操、光明正大的言论，即使向下看天祐末年那些自夸为清流的奸邪宰辅，也仍像看猪鸭一样。只要同列为士，名声和道义就属于自己，是否接受俸禄又有什么区别呢？上天所规定的秩序和人的伦常、本性的正直，无论周旋曲折、忍耐隐忍以求生存，内心在清冷长夜中始终耿耿不昧。唐朝灭亡时，也只有这三位士人如此。那些公卿大夫哪里值得一提呢？司马子长说过：“伯夷虽然贤德，因为得到孔子的称述，名声更加显著。”这三个人降低志向、忍辱保身，不能指望他们有伯夷那样的清高品格；但他们能在污浊混乱的时代自我标举，也实在难得。后世却没有称述他们。宋人责备别人无休无止，反而使幽隐的光辉被遮蔽，怎么能不令人感叹呢！〖四〗

译即使面对极其凶暴顽劣、不得志而逞强的人，也都可以守住自己的正道来应对，而不使自己陷入逼迫。那么孔北海抗拒曹操却不能取胜，也是因为他的宽宏开阔、不拘小节导致了这种结果，何况裴枢、赵崇等人以轻薄的态度触犯朱温呢？张颢、徐温擅自派遣牙兵进攻并杀死自己的主君，庭院中排列着明晃晃的刀刃，召集将吏逼迫他们奉自己为主；他们的暴横并不在曹操、朱温之下。严可求以幕僚中文辞之士的身份，从容地走上前去，挫折张颢的吼怒之气，使他变得柔和而乐意听从。张颢的凶威，不知为什么突然像春冰一样消融，只能受他牵制而无法违抗。不要说淮南只是小国，杨渥不是天子，张颢没有董卓、萧道成那样尊贵显赫、权势厚重的地位。刀刃就在眼前，一声呵斥便会使人的腰和头颈分离，难道一定要等到董卓、萧道成那样的地位之后才有能力杀人吗？严可求所秉持的是正道，所忘却的是死亡；他安然把性命交付出去，看不见有什么可怕之处，也就看不见有什么可争执的。他看张颢不过像看蜂蝎一样，既不去触犯，也不躲避，慢慢施展制驭手段，张颢张扬的怒气自然消散。朱瑾说：“我朱瑾曾经横戈冲犯强敌，今天才知道匹夫的勇力比不上公远啊。”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朱瑾虽然勇于杀人，却不能没有害怕死亡的心；他愤怒地一往直前，道理上不能周全，也无法坚持到底。唉！乱世难道缺少人杰吗？严可求就当得起人杰之称。精神安闲，智慧就不会穷尽；志向正直，精神就不会受到逼迫。最终他使杨隆演没有丧失祖传的家业，甚至感动了刺客，使刺客收起刀刃退去。汉、唐将要灭亡时，如果得到这样的人，郗虑、柳璨就无从施展他们的毒害，曹操、朱温的气焰也将被扑灭。唐朝不能任用严可求，严可求也没有为唐朝所用；他只是在淮南稍微施展才能，就成为霸府的支柱，这是什么原因呢？朝廷中有很多尊贵而庸俗轻薄的人，阻碍贤才使他们不能通达；而割据偏安的小国却没有这种情况。高郁劝说马殷设置“回图务”，把茶运到黄河南北，在梁朝境内出售，用茶换取缯帛、丝绵和战马，国家因此富足。这是后世茶马交易的开始。古代本来没有茶税，茶税从唐德宗时才开始有。唐文宗时，王涯失败，于是矫正、改变这项政策而将其废除。那么茶税既然不是古代原有的制度，就应当废除吗？不是这样。古代没有的制度，后世不应凭空增加；所谓增加后会损害百姓，是指古代本来可以有而没有设置的制度。古代不能有而今天可以有的制度，就应当通晓古人的本意，推演其原则来制定法律，这有什么害处呢？茶，是古代没有的东西；既然没有茶，又从哪里征茶税呢？《周礼》只有六种饮料的制度。孟子也只说“冬天就喝汤，夏天就喝水”而已。到了汉代王褒《僮约》，才开始有武都买茶的文字记载；茶也只产于蜀地，只有蜀地人饮用。六代时茶才开始流行于江南，而河北仍把它贬称为“酪奴”。唐代茶才遍及天下，成为解渴的饮料；但茶并不能在各地都种植，只有蜀、楚、闽、粤依山而居的百姓，开畦种茶，获得丰厚利益。这种利益有耕田养蚕所得的十倍。古代向百姓征取赋税，耕田者抽取十分之一，漆林的税则抽取五分之一；之所以对漆林征重税，是因为漆林所得并不是百姓赖以解决饥寒的必需品。同样是君王的百姓，有人不耕田、不养蚕，却能轻易获得无法计量的利益，那么天下人将放弃耕桑而争相从事园圃生产；所以要对它征收重税，以抑制末业、供给国家开支，同时减轻南方田亩百姓的负担。那么，假如古代已有茶，必定会像对漆林那样征收重税，这是很清楚的。如果让少数产茶地区独享茶的利益，而天下每天用车运送金钱、丝帛和粮食，归到那些不耕不种的家庭手中，其中豪强甚至包揽山岭丘陵，享受封君一样的俸禄；可是天下本来没有茶，百姓也没有遭受冻饿之苦，若不是茶能给百姓带来巨大好处，又何必顾虑它会使百姓受损呢？如果确实造成了损害，就废止茶园、不再采茶，这样便无法征税；即便难以征税，而种茶的人不停种、采茶的人不停采，又有什么损害呢？即使说它有损害，也只是损害那些巧于逐利的狡黠百姓，并不是损害那些早晨耕作、晚上纺织、连救活自己都不足的百姓。因而推行征收漆林税的办法，对茶征收重税，用所得去同不产茶的地区交换缯帛和战马；即使三代的君王生在饮茶的时代，也不会在这件事上沾沾自喜地以施行恩惠来博取名声。所以，善于效法三代的人，对于古代已有的制度，要考察它为什么存在，有些或许可以革除；对于古代没有的制度，要追问它为什么没有，有些或许可以创设。若只是小步跟随、机械仿效，狡猾的百姓就会骄横，朴实的百姓反而会困苦；治理国家的人这样做，恰恰会把国家治理乱。对本来不该宽容的地方宽容，对本来应该体恤的地方却不加体恤，哪里配得上参与先王之道呢？〖六〗 汴州与晋国争雄的形势，决定于河北。所以李克用眼看着朱温吞并唐朝，却无能过问，是因为河北还没有收服，害怕朱温乘机袭击自己。朱温攻下兖州、郓州，以西面临赵、魏，形势也很有利。然而河北自天宝以后，向来强悍自立，不是靠突然兴起的勇力和机谋就能迅速收服的。魏博是河北最强悍的地方，罗绍威愚蠢而且内心猜忌，想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腹和臂膀。朱温如果在这时安抚魏博使它安定，揭发罗绍威的狂妄阴谋，顺应众人的意愿把他驱逐出去，再选择军中所拥戴的人授予节钺，那么将帅和士兵就会相互感应，乐于为他效力。凭借这样向北逼近镇州、定州，再趁刘仁恭父子内乱之机，荡平幽州、燕地，那么李克用就会困守河东；即使不灭亡，也不过成为卢芳那样的人罢了。可是朱温本来就是贼，他残杀人的心思，听到屠戮就高兴；对于乌合之众，他嫉恨比自己强的人，只怕他们不灭亡。八千家、数万人的性命，连婴儿也不能幸免。于是镇州、定州、幽州、燕地的人都担心接连惨死，对朱温恨之入骨。石公立说：“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是什么人。”王镕虽然愚蠢，但全境的人没有不争着拼死效命的；罗绍威也开始后悔并与朱温离心，王处直不必谋划便自然与他们联合。若向西迎接李克用，攻下井陉来安抚赵、魏，那么伪梁的灭亡就一定不可避免了。削弱魏博而失去辅助力量，是朱温自己造成的；激怒镇州、定州使它们离心，也是朱温自己造成的；魏博削弱而镇州、定州无所畏惧，还是朱温自己造成的；把刘守光隔绝在冀北，使他骄横悖逆，最终转而归附晋国，也是朱温自己造成的。灾祸没有比喜欢杀人更大的，危险没有比杀掉强者而使自己变弱更严重的；盗贼把这些当作手段，怎么足以容身于天地之间呢？朱温的灭亡，不必等到群小彼此返回来互相残杀。可惜没有声望盖世的英雄兴起，来执行对他的天讨。七

译不仁的人不能同他谈论，不只是说同他说话没有益处。即使劝说没有益处，国家灭亡、家族败落，而我的辩说能够在天下后世伸张，虽然不能挽救局势，祸患也不至于因为我而更加惨烈，那么君子本来就有不忍沉默的理由。但不仁的人还不只是这样：他的内心极其不仁，就像油在锅中沸腾一样，泼水进去，火焰反而更加高涨。只有天下最愚蠢的人，听说古人敢于进谏的风气，倚仗自己偶然得到的一点东西，便站出来硬要同这种人争辩，亲身投进沸锅，烧到自己，火焰又蔓延到屋里，那也实在可悲。孙鹤劝谏刘守光就是这样。刘守光囚禁父亲、杀死兄长，占据一小块地方，却想折服李存勖，向南称帝，同朱温争高下，不仁到了极点，还能同他谈论吗？孙鹤念着一点小恩惠，触犯了刘守光必定斩人的命令，多次进献危险的言论，最后被寸斩而死。孙鹤被斩后，刘守光改元、接受册命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实在是孙鹤的愚蠢促成了这一结果。罗隐劝谏钱镠，钱镠虽然没有听从，却更加器重罗隐，这是因为他毕竟是钱镠；冯涓劝谏王建，王建虽然没有听从，但冯涓还可以引身离去，这是因为他毕竟是王建。钱镠和王建还可以同人讲道理，劝说虽然没有效果，但罗隐、冯涓二人的义理自然得以伸张；钱镠和王建还足以保全疆土、留给子孙，这也只在于看他们心中仁德是否还存在。至于极不仁的人，姑且把他置于不值得议论的一类，尚且还会心怀疑惧；触犯他怒气勃发的气势，必然会使刀矛横行，即使趁一时可以施行，也会在死亡迫近时毫不顾惜。因此箕子假装疯狂，伯夷远远躲避，不愿因自己而增加纣王的罪恶。何况孙鹤和刘守光之间并没有君臣的大义，却要拿自己的头颈去试暴人的白刃吗？况且，罗隐、冯涓所说的话，是从义理上说的；孙鹤所说的话，是从形势上说的。从义理上说，话即使不被听从，义理也不可屈服，并且会使对方内心产生惭愧；从形势上说，那个暴人正同天下争夺势力，你却折辱他说“你不如别人”，暴人只会更加愤怒。普通人互相搏斗，你告诉他敌不过对方，他一定会忘记死活。刘守光有土地可以凭借，有军队可以依靠，早晨还是天子，晚上就算死去，孙鹤怎么能断定他不会这样做呢？孙鹤是小人，不懂义理，只知道以苟且求安、侥幸取利的聪明来行事；白白送掉自己的性命，激怒刘守光，使他的家族遭到灭亡，同不仁的人亲近，把内心全盘托付给他，那也只能说是不仁罢了。所以说“不仁的人不能同他谈论”。这是告诫君子要及早远离这种人，不要帮助他作恶。八 张承业请求李存勖承认刘守光称帝，以此使他骄傲，这是唐高祖使李密骄傲的旧办法。李密最终投降并被处死，刘守光最终被俘并伏法。所谓野兽搏斗必定先蹲下腿，禽鸟攻击必定先收拢翅膀；这种危险的权谋手段，不是王者所崇尚的。李存勖听说刘守光妄自尊大，便想讨伐他。那么讨伐他就是正义的吗？刘守光应受讨伐的罪行已经达到极点，援引这些罪名宣布讨伐，出兵也就有了名义。然而如果只是依仗这个名义责备别人的叛逆，把这套做法反过来看自己，既没有上天和人心归附的实际，也没有拨乱反正、安抚百姓的志向，而且在巩固根本、使自己强大的办法上也没有所得，只凭意气争斗，怎么能认为胜利一定在自己一方呢？王者凭借义理兴师，四方才会归服，并不只是凭借名义。唐高祖刚平定长安，残余的隋朝还没有消灭，却因恼怒李密狂妄而向他挑衅；如果李密扼守关隘使唐高祖困顿，同时内部又受到刘武周、薛举的逼迫，那么唐高祖的事业就失败了。李存勖孤立地处在河东，镇州、定州的关系还没有稳固，朱温的势力正盛，却倾尽全国力量到幽州、蓟州同一个狂妄愚蠢的小子争夺虚名；如果镇州、定州因此疑惧，河中又乘虚进攻，那么李存勖必定灭亡。由此说来，推尊对方使他骄傲，不是义理所允许的；因愤怒而进攻，也可以说是谋划不善。假使王者处在这种情势下，应当怎么办呢？王者端正自己，而不向别人索求什么。那个空虚却自以为强大的人，哪里值得同他较量？脆弱的必定折断，暴然兴起的必定衰萎，昏暗中行走的必定跌倒，遭天怒人怨的必定被天地人心抛弃。既然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些，便把他看作蠕动的小虫，不必同他争斗，也不必容许他骄傲。他来时以非礼对待我，但还不算太过分，可以暂且用礼回应他，并用正理告诫他；他以非礼对待我而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就闭关拒绝他的使者而已。他想侵犯我，而我没有主动挑衅的端绪；他想轻侮我，而我处在是非之外；我坚持义理来使自己强大，巩固根本来等待时机，整饬边境防守，杜绝争夺小利，凝神安静而不动摇。这样坐看暴风骤雨自行消散，或者有人替我消灭他，或者他的恶行已经穷尽，我再慢慢执行上天对他的讨伐，那么两方面的损失都能避免，守正取胜的道理也就实现了。天下没有谁敢不服，后世也没有谁能够非议。张承业哪里能想到这些呢？李克用父子最终因依靠欺诈和武力而困穷，不能统一天下，国运也不能延续，同那些假借义理挑起战争的人一样，都是失败的。庄子说：“人不在流动的水面前照见自己，而要在静止的水面前照见自己。”勇猛而任性发怒，聪明而使用欺诈诡谲，都是流动水面的波浪。稍微安静下来使水面平定，得失难道还难以看清吗？唐高祖姑且用一纸书信答复李密，也比李存勖前去祝贺略胜一筹；虽然不是王者的正道，却还足以成就事业。毫厘之间的差别，结果也会相差悬殊。九 李存勖据有河东，同朱温争夺天下，已经很久了。他任用的人都是勇于搏击的豪杰，却没有人替他谋划大计，制定建立国家的方略。他大略任用士人参与幕府事务，是从冯道开始的。沙陀不能长久，先后四次改换国姓，天下最终分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原因了。刘守光凶狠暴虐，触犯他的人必死无疑。他进攻易州、定州，侵犯晋国边境，冯道劝谏他而被关进狱中，却能免于刀锯之刑，逃出后向西投奔，为什么呢？像孙鹤这类人，竭力争论是非得失，所以丧命；冯道劝谏时，言辞一定谦逊，而且他本性圆滑，向来被刘守光轻视亲近，他的左右近臣也本来同他没有猜疑，所以能够保全。刘守光囚禁父亲、杀死兄长，冯道却不说；他有所进言，也都是舍弃大事而规劝小事，给自己留下余地来保全性命，不过姑且借此躲避沉默的罪责罢了。

译难道冯道只对刘守光这样吗？他历经数个姓氏的君主，李存勖灭掉梁以后骄傲起来，亲近倡优、吝惜粮食赏赐，冯道不说；李存勖猜忌郭崇韬，激使蜀军再次反叛，冯道不说；李从珂挑动石敬瑭而招致祸患，冯道不说；石重贵不自量力，不能巩固根本，却急于同契丹争斗，冯道不说；刘承祐亲近群小、杀害大臣，冯道不说；几十年来百姓因暴政而憔悴，流离死亡几乎殆尽，冯道不说。他偶尔有所进言，也只是挑出小毛病来显示自己正直；听从了就把功劳归于自己，不听从最终也能免于被斥退。他把别人国家的存亡看得像浮云聚散，真是所谓谗媚阿谀、当面奉承的臣子。刘守光不能杀掉他，还有谁能杀掉他呢？李克用父子经营天下几十年，仅仅得到一个士人，那就是冯道；那么他们在帷幕中谋划、施行于天下的事情，大体也可以由此知道了。唉！人们只知道冯道丧失节操，向他人称臣，却不知道他凭借小聪明来讨好君主。国家还没有灭亡，冯道已经用出卖君主的办法对付它很久了，并不是一天两天。那几个君主在宫殿之前颠倒错乱、背理行事，冯道却还尸位素餐地等着，不知道他凭什么来引导他们接受阿谀。然而这种人之所以没有被后世传扬，是因为他挑出小过失来炫耀正直、掩饰奸邪，世人本来就不容易察觉。一 ○ 篡夺帝位、弑杀君主而贪图天子之位，从曹操、司马懿以下，也有很多这样的人；至于罪恶达到极点、再没有什么可增加，而形势又容易迅速剿灭的人，没有像朱温这样的。只是当时没有人立即兴起，伸张上天的讨伐，实在可叹。他弑杀两位君主，公然进行而毫不掩饰；他篡夺帝位，咆哮着急于得到它，连表面的礼文也一并废弃；他对众多儿媳行禽兽之事，并把这种行为当作赏罚进退的依据；他嗜好杀人，一句话、一个笑容就能使鲜血汇成沟渠；尔朱荣、高洋、安禄山没有做过的事，朱温全都做了，而且毫无顾忌。可是从势力上说，他又还不足以称雄：西面被李茂贞挫败，东面被杨行密折服，王建在蜀地看不起他；罗绍威、马殷、钱镠、高季昌虽然暂时屈服，却没有拿一兵一土一粒米一寸丝来供他使用。他的土地，西面不到邠州、岐州，东面不过许州、蔡州，南面不过宛州、邓州，北面不越过宋州、卫州；从长安到兖州、郓州横贯一条狭长地带，切破中原，而四周夹逼他的势力都据有坚城，率领精兵同他相对。他的将帅，如杨师厚、刘鄩、王彦章之流，都只是凭血气勇猛、略有小聪明，却不懂用兵的谋略。他的辅佐，如李振、敬翔，出去就杀人，入内就谄媚，不懂得建立国家的方法；甚至因为口腹之欲而任用段凝为心腹，把兵权交给他，使他抵抗强敌，却不顾失败灭亡。把他的君臣全部合起来评论，不过是贪食、好色、喜欢杀人、蔑视伦理的一个盗贼罢了。而且篡位以后，他日益衰老昏聩，也正如安禄山在东都、黄巢盘踞长安时的形势。当时只要奋然起兵把他扑灭，不必再举兵一次，功业就已经成功。困难只在于当时还没有可以乘利用的内部祸乱。不久，朱友珪像枭獍一样的刀刃已经剖开朱温这个元凶的腹部，兄弟之间随即起兵，国内大乱；乘此机会逼近他，更是易如反掌。然而始终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说实在可叹。李存勖当时正忙于幽州、燕地的事务，没有工夫迅速进兵，迟延执行上天讨伐的使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原因。大概李存勖只有做将帅的才能，统一天下四海的谋略、讨伐叛逆诛灭暴君的义理，并不是他所能胜任的。假使他能够消灭朱温父子，平定汴州、洛阳，那么刘守光这个琐碎的狂妄之徒，坐困在边塞尽头，还能逃到哪里去呢？李存勖却耗费自己的力量同刘守光争胜负，朱友贞于是又用宽缓的办法收拢离散的军民，同他在黄河边相持。梁朝虽然灭亡了，李存勖的精锐和元气也已经耗尽。唉！杨行密没有死在朱温荒淫昏聩之前，淮南也许还有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吗？如果趁朱温自行灭亡的机会，袭击宛州、洛阳的孤军，李存勖是不能抵抗的。杨行密死后，杨渥被杀，杨隆演寄身于众人之上而勉强即位，徐温怀有挟持内部、夺取政权的心思，不能越过睢州、亳州来执行上天的讨伐，还能指望谁呢？杨行密尚且知道安抚百姓、巩固根本、任用将领、选拔贤才，不像李存勖只把斩将夺旗当作自己的能耐。因此天祐以后，天下没有真正的君主，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可以与朱温相争的，也只有淮南。然而最终也不能做到，所以说实在可叹。一一 人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永远凭恃的。一旦凭恃某种东西，别人也会把这种名声归给他；名声归于某一方面，别人防备他就会更深，抵御他也会更用力，而最终能够保有自己所凭恃的东西，是没有的。以勇猛闻名，别人就用勇力对付他，他也会死于勇力；以谋略闻名，别人就用谋略对付他，他也会死于谋略。这两者都是自取灭亡的道路，而依靠谋略尤其严重。为什么呢？勇猛，是一人与一人相当的较量；万把刀刃森然竖立，而真正面对的只有一两个人，其余都被隔开，不能同时相及，所以即使一定要战胜对方，也只能靠谋略，而不容易单凭勇力抵御。谋略则是退一步揣度对方，人人都可以测量；集合千万人各自所得的一点思虑，白天推想、晚上斟酌，一朝之间就能制服对方，而不是一天之内才积累起来的。一个人有限的机智，要应付没有边际的事变，却想胜过千万人共同的推测吗？只有明白大计的人，他反复审察后认为正确的道理和形势，都可以同人共同了解，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他坚持得很坚定，处理得很安静，不争小利，不躲避小害，有时趁着别人的过失，顺应机会而行动。他的谋略即使奇特，人们也只把它当作寻常而不察觉；事情最终成功，人们才知道他的谋略不可测。这叫作善于谋略。至于那些机变敏捷、技巧多端的人，自以为聪明，便以善于谋略自称：眼睛一眨，人们就怀疑他；手指一动，人们就猜测他；知道他的静止并不是真静止、他的行动也不是真行动。于是他的谋略刚刚开始，人们已经预先测知；既然已经测知，就不难迎击和抵挡，他却还要把自己的手段说得神秘，声称“我的谋略不可测”。这样的人很少有不失败的。刘鄩同晋军在魏地相持，刘鄩趁晋军空虚，秘密离去袭击晋军，这是奇谋。然而假使刘鄩平日用兵一向持重，抵御堂堂正正的军队，不以诡诈出没的才智闻名，那么晋人也许还不会特别防备他；偶尔使用一次谋略，晋阳就可能落入他的圈套。可是刘鄩本来就以谋略自负，别人也把善谋的名声归给他。李存勖说：“我听说刘鄩一步有百条计策。”唉！有了这个名声，哪里还承受得起呢？他说话，别人窥测他；沉默，别人也窥测他；前进，别人窥测他；后退，别人也窥测他，没有什么行动不被人窥测。即使有九地九天那样变化多端的计策，也全都暴露在人们的心目中。处处都受制于人，又哪里还足以制人呢？

译所以，小勇是大勇所不使用的，小智是大智所不做的；巩固自己的根本，养成自己的气势，立于不可战胜之地，对方就会自行把胜利送给我，而我不必劳苦。王者用兵，能够无敌于天下，只有这个道理。因此《牧誓》告诫众人时，只反复说明行进、步伐的法则，培养他们勇猛强悍的气势，却没有讲谋略。这难道只是用兵如此吗？战争本来就是危险的道路，尚且如此；何况君子守持自身、涉历世事，出门同天下人交往，难道可以让人称赞他说“这是一个有智谋的人”吗？一二 夷狄的疆域，凭借其法制的粗疏简略、居住衣食的粗朴强悍，养成强悍凶猛的气势，不改变自己的习俗，其中自有很大的好处。然而中原也因此免受他们的祸害。一旦改变这些习俗而参照中原的道理，那么对他们来说利弊就各占一半了。其中的好处，是他们可以逐渐在中原壮大称雄；其中的坏处，则是他们也会从此变得衰弱。所以说：“鱼在江湖中彼此相忘，人处在道术中彼此相和而忘却。”他们安于逐水草而居、学习射猎，忘却君臣关系，轻视婚宦之事，纵横奔驰而没有常规；这样，中原就无法制服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城郭可以守卫，墟市可以获利，田土可以耕种，赋税可以缴纳，婚姻和仕进可以带来荣耀，于是反而把中原看作不能安居的荆棘丛；而中原人被掠去为他们服役，也会怨恨困苦，不肯为他们效力。双方互相忘却，也就彼此都有好处；这是顺应上天的规律、因循人的情性，使各自安居于自己的处所的道理。中行衍劝说匈奴，说匈奴不看重汉人的彩绘丝帛，而匈奴因此更加强盛；然而他们入侵的祸害，也从此减轻了。单于虽然有不得志、想逞强的志向，但中原的玉帛、子女既然不为他们的习俗所看重，城郭、宫室又既然不适合他们的居住，那么他们的名王、大人直到部众，全都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东西，也就一定不会拼死为单于效力。匈奴自行强盛，汉朝也因此安宁，这就是彼此相忘所带来的好处。曹操把匈奴的余部迁徙到河西，让他们在婚姻、仕宦、睡眠、饮食和居处方面改变原有习俗，同时杂用中国的法制，于是便开启了刘、愍之祸。然而刘、石、慕容、苻、姚、赫连这些族姓，也像朝生暮死的菌类一样兴盛，没过多久就衰败了。他们的习俗容易改变，原有的优势也丧失了，根本早已先行削弱。韩延徽被刘守光派遣进入契丹，后来被扣留，不能返回，于是教契丹建立牙帐、修筑城池、设立市集、开垦田地、划分族类、辨明婚姻关系，并称帝改元。契丹因此威服了小部族，而契丹的习俗也随之改变；阿保机的强悍，也从此变得柔弱了。若不是石敬瑭延请并引荐他，契丹也不能这样对待中国。把华夷混杂起来而两方面的制度都采用，其祸害天下就更加猛烈了。中国有明君良将，夷族便会因此衰弱；中国没有这样的人，夷族就会被引导去追求中国可取之处，而人心一旦产生掠夺的欲望，中国便会因此灭亡。韩延徽虽说：“我在这里，契丹不会南下放牧。”但他给中国遗留下的毒害，比不上中行衍使匈奴强盛而立即使汉朝安定。女直攻陷汴京，是张瑴、郭药师促成的；蒙古灭亡宋朝，是吕文焕、刘整促成的。阿骨打、铁木真本来都是强悍之人，尚且可以使其平息；宋朝的叛臣却拿朝廷典章和国家法制的辉煌显赫去使他们羡慕，于是他们又忘记了自己所凭借的东西，奔走追逐欲望，彼此相互倾轧。扰乱国家的人所造成的祸害，也太惨酷了啊！何况许衡、虞集把圣人之道当作沐猴而冠的装饰，使道统丧失于天下，就更加可悲了！更加可悲了！〖一三〗 刘严说：“中国纷纷扰扰，谁来做天子？”这是唐朝灭亡以后五十多年间已经作出的结论。刘严既然已经知道这一点，却又占据海边一隅之地，自称为帝。赵光裔、杨洞潜、李殷衡这些琐屑浅薄的人，竟冒充宰辅而享有显贵名号。郑綮说：“歇后郑五竟做了宰相，时事就可想而知了。”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后来才请求退休离去，那也不过是一个归田的宰相罢了。他自己知道，自己讥笑自己，却又亲自去做，只要侥幸求得一天的虚荣，最终不过是被天下人侮辱、被天下人嘲笑而已。唉！人怎么可以不自我反省呢？对待别人时显得聪明，认识自己时却显得愚昧；事情发生以前明白，到了事情面前反而昏暗；随着世势迁流变化，就一定会和世人一起遭受失败。人怎么可以不自我反省呢？不要去谈论世道，先问问自己；也不要只是问自己，还必须使自己不同于世人。桀、纣正相继守着禹、汤留下的光明祭祀，汤、武却毫不迟疑地发动革命；周敬王正把王位安置在成周，齐、晋还借助他的名号和号令，而孔子却作《春秋》，掌握了南面而王者所拥有的命讨之权；难道他们曾先去询问世道吗？如果认为这样做不可行，那么曹操尚且知道嘲笑孙权劝进，而唐高祖曾推戴李密，却仍以光禄卿的身份死去；这些全都是人们明亮的鉴戒。没有德行却想做君主，没有道术却想做老师，没有勇气却想做将帅，没有学问却想做文人，还说：“天下纷纷扰扰，大家都已经这样做了，我也这样做，难道不可以吗？”起初还感到惭愧，接着产生怀疑，没过多久便开始自我相信；不必担心没有人来相互诱导、彼此推举。以流水作镜子，本来就照不出固定的影像。儿童看见艺人爬竿便跟着模仿，有人为此悲哀，有人为此发笑；即使有人爱护他，也没有办法禁止他。可悲啊！〖一四〗 汤继承禹的服制，武王恢复商朝的政事，王道相互效法而达到成功。汤难道只是效法禹，武王难道只是效法汤吗？一定要效法禹，是因为禹恭敬慎重；一定要效法汤，是因为汤圣明而恭敬，德行不能降低。至于创立法令、制定制度的长处，夏、殷后代的君王未必比我们贤明，但凡可以学习的，就都应当学习。所以说：“君子不因一个人的品德而废弃他所说的话。”《尚书》记载秦穆公的誓言，《春秋》记述齐桓公的功绩，认为即使只是偶然获得的一点贤能，也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如果一定拘泥地守着某一位先生的话，亦步亦趋，除此以外都说不足以效法，那是多么缺乏喜好善行的宽广气量，选择善行的意志又是多么不坚定啊！唐朝最初设置枢密使来掌管军事事务，却让宦官担任这一职务，最终因此覆亡天下。用军政大权交给受刑之人，确实足以丧失国家；但枢密这一官职有专门的职责，本来就是法律制度中不可废除的。王建割据西川，地位卑微，远不足以列入王霸之主的行列。但他沿用唐朝的制度，设置枢密使并授予士人，于是兵权有所统属，军机有所裁决，君主和大臣可以在朝廷上筹划军事，斟酌唐朝的得失而归于正道。即使王者重新兴起，也不能改变这一制度。于是当时许多僭伪的君主都仿效它，宋朝也沿用了它，王建确实可以成为王者的老师了。

译军事是国家的大事，如果泛泛地把它交给六卿或某一位官长，只知道执守常规而不顾变化，变化已经发展到极端，仍然害怕不遵守常规，以文书和期限会合等烦琐细节来决定危急存亡，那么军队就等同于没有军队，掌管征伐的人也等同于从未掌管过征伐。属官各自坚持不同意见，胥吏也掌握关键机密，奏报和会议在朝廷上喧闹不休，而间谍的情报早已输送给敌寇。于是天子有想做却不敢公开泄露的事情，只好不得不交给宦官。所以说，这与没有军队、与没有掌管征伐的人没有区别。宋朝设置了枢密使，却不能挽救它的衰弱和灭亡，是因为童贯等人擅自把持了这一职权。高宗以后，为了惩戒童贯造成的过失，官职虽然设置了，权力却没有归还给它。假如建炎年间有专门负责恢复失地的人，让他成为韩世忠、岳飞这些人的宗主，而张俊、刘光世之流没有谁敢不听从命令，那么秦桧、汤思退怎么还能提出不同意见来阻挠他呢？宋朝末年只是虚设枢密使，实际上等同于没有设置。从此以后，竟然废除这一职务，把军事事务交给即将跻身八座、只知株守职分的尚书，以及刚刚进用、没有见识的职方官。难道他们会说这是唐朝的弊政、王建的浅陋办法，不值得效法，而我们所效法的是《周官》所说的王道吗？用这种说法来堵住天下谈论治理者的嘴也就罢了，至于削弱中国、使天子孤立，他们全都不顾。石敬瑭废除了这一职务，因而很快亡于契丹，难道庸才反而胜过他吗？〖一五〗 宋齐邱请求徐知诰废除输纳钱币、以实物折抵的办法，命令丁税全部缴纳谷物和帛，因此江、淮的荒地越来越多地得到开垦，国家和百姓都富裕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杨氏建立国家时，西北不过淮河以南，东面不过常州，南面不过宣州，都是水乡。那里不论冬夏，白天黑夜，舟船都可以通行，不会有在路上连续行走十天之久的情况，也没有翻越山岭、开闸行水的困难；这样，所缴纳的粮食和帛就没有漂黑、损坏、发红、腐朽的忧患，百姓本来就没有推车运输经年累月的费用，也没有损耗、蛀蚀和赔偿的祸害，怎么会不获利呢？土地面积不大，税额也有一定限度；上级接受后加以收藏，也不会遭受多年未发放、长期滞留而陈腐的损害，上级又怎么会不获利呢？况且当时天下分裂，各自守卫疆界，战争不断，商贾不通，百姓有多余的粮食和帛，却没有办法贸易转运来换取钱币；江、淮之间又没有铜、铅矿产来供应铸钱，而必须从外国取得钱币。粮食和帛滞积，钱币又匮乏，与其索取他们有余的东西，不如不责求他们缺少的东西；农夫和织女即使只有一粒米、一寸丝，也可以应付追征催收。这不是四海统一、商贾畅通而钱币容易取得的情况所能相比的。因此宋齐邱提出这个办法，徐知诰加以施行，顺应当时的形势，适合当地的情况，以此安抚百姓，使国家和百姓都获利，难道是虚妄的吗？只是如此一来，它不能成为古今天下通行的办法，也是十分明显的。把物资转运到数千里以外，翻越高山，越过险阻，排干水道，冒犯狂涛，一石物资的运输费用，动辄超过本钱数倍；再加上漂流、受潮、损坏，以及加重责令追偿，物资堆积在山谷沼泽中，根本不能供人衣食。若说宋齐邱、徐知诰的办法是良法而加以效法，百姓会因此死亡，国家会因此贫困，难道还会有不错的结果吗？船上航行的人用一盂水来汲取饮用，住在林中的人用手折取柴薪，市井商铺也想照此仿效，那种愚蠢不用等人讥笑。只有十亩地的农夫，必须计算每一粒粮食来做饭才不会挨饿；卖蔬菜的孩子，必须把钱装在袋子里才不会丢失。陶朱公、猗顿若想效法这种做法，他们的贫困立刻就会到来。听到古人一项偶然的长处，便根据陈旧言论认定它是良法，像这样的事情多得很！使天下困窘而自己也陷入困窘，已经不值得同他谈论了。〖一六〗 徐温大败钱镠，徐知诰请求乘胜向东攻取苏州，徐温想到天下离乱已久、百姓困苦，于是利用钱镠的恐惧，收敛军队、使百姓休养，让两地各自安居从业，并说：“难道不是很快乐吗？”这难道不是仁者温和慈爱的言语吗？自从广明年间丧乱以来，能想到这些的有谁呢？不能因为徐温是武人，就说他能够这样做是偶然的。如果把人与人平等地看作同类，那么不忍心看人死亡，是人共同的心性；但习气能够夺走这种心性。上天正要给百姓降下灾祸，于是一些不仁之人倡导这种风气，煽动天下，使人们一同流于残忍；这并不一定会带来利益，灾害却会像回声和影子一样随之而来。然而人们昏昧追逐，唯独以杀戮为乐，群起彼此传染，不能自拔。习气本来是没有根株的东西。有一个人，凭一念的明悟、一句恰当的话、一件顺应人心的事，幸而取得成效，人们便互相承接而行动，使与恻隐、羞恶相应的天良重新在天下伸展开来；其感化能传播多远，取决于他的力量大小和心地醇厚或驳杂。只要受到他的恩泽，没有不在当时见到成效，并延续到数代的，这就是杨行密。在杨行密的时代，朱温、秦宗权、李罕之、高骈这一类人，把凶暴的风气交相煽动于天下。掌权者既然忘记百姓的死亡，百姓也就自行忘记了死亡；掌权者既然把杀人当作快乐，百姓也把互相杀戮当作快乐；抢掠争夺，有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仿佛不能停止，没有人能够解除这种状态。杨行密起于士卒，也曾靠力战取得江、淮，后来忽然退下来反省自己，制定巩固根本、保卫国家的谋略，多次战胜朱温，却只是划定疆界保全自己，不急着同虎狼争夺食物。于是江、淮的寡妇和弱子，幸而保全了首领性命，把这些地方交给徐温。徐温于是知道使百姓保全生命就是利益，并以此来感动他们，使他们生出不可昧灭的恻隐之心。自此以后，江、淮的谋臣和战士，那些借暴乱兴起的气势，如决堤洪水、蔓延烈火一般把百姓的肝脑涂在原野上的人，全都颓然返回了。因此，江、淮得到安抚治理，到李煜时几乎成了乐土。徐温所说的快乐，人人都明白，并且保全这种快乐；徐温也几乎接近仁者。这一切都是杨行密在习气炽盛之中平息浮躁情绪、收敛狂暴气息，培植并兴起仁心所造成的。因此，杨行密对于乱世的功劳也很大啊！唉！习气发动时，得意便骄傲而更加自满，失势便激愤而胡乱逞强；抬头看不见上天，低头看不见大地，对外不知道有别人，对内不知道有自己。《易》说：“迷复，凶。”正因为迷失，所以不能复归；能够复归，然后才知道自己曾经迷失。“一十年不克”，“七日而反”，关键只在一个人、一个念头罢了。在天地流血的日子里，徐温说出这样的话，使东南千里之地的生命得以保全二十多年；即使只是一隅之地，他施加的影响也很广。极端混乱的时代，有人独自站立起来，引导天下回到恻隐、羞恶之中，不要担心他孤独，将会有后来继起的人把这件事完成。因此杨行密之后，必然会有徐温。这就是天地的本心，是不可熄灭的。〖一七〗

译严厉惩治下级官吏的贪污，却不追究上级官员，法令越发严酷，贪污越发严重，政事越发混乱，百姓越发死亡，国家于是灭亡。各部门的官吏很多，但人们希望他们廉洁，这是一定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中等资质的人还可以保全自己，不肖之人也会有所畏惧而不敢妄为，他们全都只看上级官员的态度。上级官员进行残酷的索取，如果不直接施加到百姓身上，就一定借下级官吏的手来搜刮；下级官吏又借此报复性地征敛，但从上级奉送的剩余中所得其实也很少。百姓的怨恨、毒骂和诅咒，甚至到叩击宫门大声申诉的地步，却只知道有下级官吏，不知道祸害究竟从哪里产生。下级官吏既做上级官员的鹰犬，又替上级官员承受锁系之刑，这种法律的不公平，实在令人于心不忍。如果想责成上级官员严厉纠察下级官吏的贪污，能使他们没有机会包庇自己的私情吗？这尤其不可能。大家都贪污，狡猾的人能够取得上级官员的欢心，他的残酷索取就更加严重，献上的财物也更加丰厚；只有那些斤斤计较、器量狭小的卑劣官吏，吝惜微小财物而积聚私利，面对参劾也不顾惜，但他们对百姓造成的祸害也没有多少。况且还有平时谨慎守职、保持廉洁，偶然一次没有检点却无从申辩的人。因此，下级官吏的贪污，不是君主所能直接治理的，也不是居中掌握宪法、监察大权的人所能一一容纳并纠察的，只有从上级官员那里严加治理。对上级官员严厉约束，贪污就会在郡守、县令那里止息，再往下到主簿、县尉、胥吏和差役，都会收敛气息，不敢逞强。君主没有苛细核察的过失，百姓没有控告上级的罪愆，难道一定要炫耀自己的明察，去照见穷困屋檐下的细节吗？官吏安守职务，百姓没有怨恨，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下级官吏分散在各郡各县，地域如此辽阔，这里受到诛罚，那里仍然不会收敛；狡猾的人得以逃脱，侥幸的人得以免罪。上级官员遍布九州也不过十几个人，掌管监察的人并不难以了解他们；居中掌管监察的也不过二三个人，天子并不难以了解他们。只要顾佐在台端洁身自守，天下就不会有贪官；掌握风纪的关键，以此改变清浊风气，全在一个人身上。应当在选任他们的时候谨慎，在任用时以君子的道义勉励他们，何必非要到偏远州县去察访，等待小民来控告他们的长官呢？杨廷式查办县令收受贿赂一事，请求先把张崇锁系起来，并说：“张崇搜取百姓财物，转而献给都统。”这是把责任追究到徐知诰身上。可以说是知道治理的根本了。〖一八〗 张承业的忠诚，是忠于沙陀罢了，有人却说是“唐朝遗留下来的忠臣”。这难道是定论吗？李存勗得到传国宝，准备称帝，张承业急忙进谏阻止他，希望他先消灭朱氏，寻求唐朝后裔重新建立唐朝，削平吴、蜀，那么天下自然会归附；即使高祖、太宗复生，也不敢再居于他之上，从而建立万世基业。这分明是把李存勗当作曹操、刘裕，想让他长久拥有天下，难道真有保存唐朝、恢复帝位的心吗？假使真想寻求唐朝后裔来拥立，朱温篡夺的那一天就可以早早立其为帝来收揽人心；张承业却闭口不说一句话，偏偏要等到朱氏灭亡以后，这究竟是什么心思？罪恶没有比弑杀君主更大的，篡夺国家还在其次。所谓篡夺，就是先面向北方称臣，后来又夺取君位。至于原来的君主已经死亡，趁天下没有君主而自立，那么还可以从轻论罪。假使沙陀消灭逆贼、平定天下之后，退下来守着臣下的身份，确实是忠臣的功业。沙陀即使不能这样做，而张承业把这作为志向，功业虽未成功，也自然不会损害他孤立的忠诚。然而张承业并不是这样，他表面奉事李氏，实际上把沙陀当作欺骗天下的诱饵。假如果真如他所说，朱氏灭亡、吴蜀平定，建立了不世之功，拥有震慑君主的威势，然后胁迫一个多余无用的君主，把神器奉送给自己；做君主的人柔弱怯懦、安于灭亡，就会像晋恭帝那样欣然执笔禅让，最终仍免不了被鸩杀；如果他挟持不平之心图谋自存，那么成济的刀刃就会刺进他的胸膛。李存勗最终不就成了篡位弑君的人吗？而李氏的子孙用颈中的鲜血换取一天的衮冕，难道不是太惨了吗？浮躁之人的意图，只是偷偷求取一时的尊荣；奸邪之人的权谋，竟敢窃取欺骗上天的名义。张承业不过是宦官，尽心于沙陀，却想欺骗天下，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君子本来就不可以被欺骗。李存勗没有听从他的策略，还得以避免犯下篡位弑君的首恶；李氏的后裔也不至于像元魏、宇文氏那样遭到灭族。有人用虚假的名声来掩盖隐藏的罪恶，却还说张承业是忠于唐朝。用虚伪引导天下而残害仁义，必然就是这种说法了！〖一九〗 朱温灭亡以后，五姓中在中原称主的人，都很快被掌握兵权的臣下夺取了帝位；即使没有被夺取，也有起兵而图谋夺取的。这边被扑灭，那边又兴起，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宰相。所谓没有宰相，并不一定是当时没有人才；也不是因为偏重武人，而是宰相不能掌握国家大权。假如确实有这样的人，想把国家大权授予他，本来也做不到。为什么呢？这些人崛起的时候，起初没有参与国家大计；一旦称帝，只是姑且找一两个人来充数，把他们安置在百官之上，就像拿着象牙笏板作摆设一样，谁会听从他们呢？李存勖想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他每天率领将士同朱氏争夺生死；在内，他所任用的不过是宦官张承业，在外，则姑且只让冯道主管文书而已。他从来没有一天把目光和心思放在天下士人身上，寻求一个可以任用的人，同他谋定大计、筹划治理天下。到了梁朝势将倾覆、众人争相劝他即帝位的那一天，才到四镇判官中物色一两个人来做宰相。国家大计没有让他们参与，重大任用也不是早已筹划好的；君主虽然听说过他们的名声，却没有真正把他们当作楷模；将相们虽然与他见过面，却没有同他周旋交往。一旦以占卜选相之类的虚名把他们置于百官之上，那些凭借百战功勋、扶助君主而起家的将领，必然会说：“这样突然出现、位居高位的人，怎么能站在我的上面呢？他本来就是借助我来取得富贵的，怎么能不唯我是从呢？”汉高祖任用萧何为相，甚至斥责诸将的功劳像狗一样而不引起愤怒，是因为萧何确实早已使他们十分心服，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豆卢革、卢程依靠军府幕僚的身份起家，哪里足以胜任宰相呢？名义上称为宰相，实际上等同于没有宰相；枢密使可以操纵他们的进退，藩镇只把他们看作属官，天子孤立无援，心腹和臂膀无所寄托，要夺取政权就像吹枯草一样容易，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天下如果可以没有宰相，那么也就可以没有君主。宰相如果轻得像鸿毛，君主就不可能重得像泰山。所以胡氏说：“君主的职责，只在于评议和选择宰相而已。”真正想成就大事业的人，很早就物色人才，郑重任用他们；得到一两个人，子孙和百姓世世代代都能享受他们带来的福泽。一 ○

译君臣、父子，是人的重大伦理关系。世道衰败、道德沦丧的时候，有没有君臣关系却仍有父子关系的事；但从来没有没有父子关系而还能有君臣关系的事。自朱温直到柴氏，七姓十五个人，占据中原而称帝，天下后世便顺着承认他们为帝。然而当时的臣民，本来并不是诚心归附奉他们为君，只是被他们的威势所胁迫，姑且称他们为天子，君臣的伦理到了这时就完全破裂了。尤其可怜的是，连父子关系也一并扰乱了。随意拉来一个人认作儿子，于是就称他为子；随意推尊一个鬼魂作为祖先，于是就称他为祖考。这样一来，上天神灵发怒，下面的人心迷乱；父子之间的恩情，只靠名分互相假借，靠利益互相蒙蔽，这同禽兽的聚散又有什么区别？像这样还想希望天下存在君臣关系，必定是不可能的。朱邪氏不过是沙陀的夷族首领，唐朝蔑视天理、违背常理，反而赐给他国姓，于是他便借此同朱温争胜说：“我是李氏的子孙。”李存勖称帝后，仍号称唐，并在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以及朱邪执宜、朱邪赤心之中杂取其先祖而祭祀。唐朝的祖宗在幽冥之中，难道能不悲痛怨恨吗？此后徐知诰不知道是谁家的儿子，却自己编造五代祖先的名讳，选择吴王恪作为祖先。唉！暂且不论陇西李氏的后裔还散居在人间；上天不保佑他们，灭亡也就灭亡了，绝嗣也就绝嗣了，怎么忍心把夷狄盗贼的儿子取来当作自己的子孙呢？这就是所谓耻辱超过死亡。后世史官还跟着褒奖他们，说：“这是唐，是可以承继李氏正统的。”天理已经荡然无存，人心也全都被摧残，到这种地步，人已经不足以自存了。《诗经》不是说过吗：“把别人叫作父亲，终究没有谁顾念我。”在这种违背常理的风气煽动下，号称天子的尚且如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贾谧、秦熺会扰乱天常呢？二一 李存勖不可以做天子，但确实是将帅之才，懂得用兵的谋略；如果得到英明君主来驾驭他，可以同韩信并列。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缺字]奔跑时比老虎还快，最后却被老虎捉住，是因为屡屡回头观望。它小心拘谨地依仗自己的洞穴，把洞穴当作据点；偶然失败时，便急忙奔回去守护洞穴；获胜时，又担心别人趁自己不备而从内部攻破。这样一来，内部还没有溃败，外面却失去了可以乘胜扩张的机会，敌人还会逼迫它，使它自己死在洞穴里，这样的情况没有不失败的。李存勖懂得这个道理。自李克用以来，太原是根本，泽州、潞州是咽喉；太行山的险要一旦失守，井陉的道路也将危险。李存勖竭尽全部力量谋取东方，澶州、郓州远隔千里，中间还有赵、魏；潞州叛乱，泽州陷落，太原内部受到逼迫，而向东出兵，仿佛脊梁折断，不能再举动。在这个时候，不懂兵法的人必定会放弃澶州、郓州，回师向西顾念太原；一旦受到牵制，就会踉跄退回，王彦章之流再跟踪追击、乘隙进攻，太原就会成为丧命之地。但李存勖的谋划正在这里定下来了：李继韬在内部叛乱，他把它看作疥癣；泽州失守，只惋惜裴约，却把失城看作多余的赘疣；于是急攻杨刘，迅速进军汴州、洛阳，一战便使朱氏灭亡，他的用兵真神妙啊！太原自从李克用修缮城池壕沟以来，不是短时间能够攻下的；晋军大军集中在东方，李继韬虽然狡猾，梁人虽然凶悍，也一定不敢立即合围太原，因此不必担心回师会受到夹击。敌人看见我们对泽州、潞州的叛乱仿佛毫不在意，就更加无法揣测我们的意图，胆气先自行崩溃，乘虚进攻的计划也被挫败；而河上的军队始终依仗这一点来阻挠我们的宏大谋划，于是以为我们心意松懈，彼此防备的计划也就疏漏了。这就是一举袭取梁都、消灭朱友贞、平定河南的宏大战略。若没有韩信，谁能做到这一点？说李存勖有将帅之才，并不是虚加赞誉。把自己置于内部，外部日日侵凌而不能抵御；把自己置于外部，内部即使还没有稳固，也自然可以无忧。只要大局可以不倾覆，就暂且把那些事情放在一边，纵横驰骋、从容施展，没有什么不可以自得。这是安置自身的好处所，也是安心的高妙方法。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太少了。项羽急忙返回西楚，汉军便追击他；唐朝放弃太原，听任刘武周、梁师都侵犯，来赶快进攻东都，结果三个敌人都被消灭。得失的关键，就决定在这里。庸人依仗已经得到的东西，志士却忘掉自己已经具备的能力；志向和器量不同，成败的原因也因此不同。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同他建立功业、平定乱局、进用善人、扩大事业。明白它的是明智，昧于它的是愚蠢，难道只有用兵才是这样吗？二二 事业成功而不倾覆，失败而不灭亡，只在于一个人的器量能够持守什么罢了，并不是智谋所能达到的。器量是心的本体，智谋是心的作用。作用必须依靠本体；本体不稳定，作用就不足以施行。本体不稳定而作用偶尔恰当，只是因为碰上了时机。所谓时机，是一发动便可能命中，却不足以长久坚持；这样即使成功也必然失败，一旦失败也必然灭亡。所以说，这不是智谋所能达到的。项羽、李存勖作战必胜，面对强敌也不屈挠，这不只是因为勇猛，能迅速把握时机也算是有智慧；然而最后仍然倾覆灭亡，难道是他们的智谋突然穷尽了吗？有智谋的人没有不走到穷尽之时的。项羽不能承受失败，在垓下遭到一次挫败，便因愤怒怨恨而失去操守，自刎而死，这是器量不足以承受失败。假使他收敛悻悻然的怒气，渡过江东以谋求日后东山再起，韩信、彭越、英布并不是不能改变立场、归附于他；他收集残余部众，联络群雄，再次起来同汉拼死决战，汉军也会疲惫。然而项羽做不到，是因为他的器量只停留在一次胜利的威势上，失败出乎意料，便不能使自己稳固。项羽可以处在胜利中，却不能承受失败；所以失败就必然灭亡。李存勖可以忍受失败，却不能处在胜利中；所以胜利就必然导致倾覆。这是同一个道理。李嗣源谋定进入汴州的策略，消灭朱友贞后，一进入汴州，便用头撞着李嗣源说：“天下同你共享。”最后却被李嗣源逼迫，自己身死、国家灭亡，也是器量不足以承受胜利。假使他忍住沾沾自喜的情绪，从容地论功行赏，人们就会明白君臣大义；即使有大功，也只是分内所应尽的情谊。李嗣源虽然怀有不轨之心，也不会有人替他效死，他只能收敛雄心，低头听命。但李存勖做不到，是因为他的器量耗尽在争战之中，胜利出乎意料，便不能自我抑制。

译汉高祖在彭城失败一次，在荥阳又失败一次，跳脱出来独自逃走，但精神并没有因此恐惧，所以项羽最终还是屈服于他那难以折断的锋芒。宋太祖安坐汴京，曹彬攻下江南，收取了六十余年割据不服的数千里疆土，而宋太祖没有轻易授予曹彬使相之职，所以功臣最终安守臣节，天下也得以安定。成就大事业，关键在器量而不在智谋，这一点很清楚。器量，就是使本体恒久稳定。心体定于百年长远的考虑，然后才不会因一时一刻的利钝而错失时机。忧喜变化，片刻之间不能自我控制，转念知道不对时，形势已经形成，无法挽回，这只是因为稳定的本体没有建立。失败时只知道一死了之，胜利时便骄纵淫逸、奢侈放纵，没有止境；项羽、李存勖最终因倾覆失败而终结，关键就在这里。生与死、成功与失败，都是事理和形势必然会有的状态，彼此循环转化而不可预测。既然已经把自己承担天下的责任，那么死亡和失败就不是意外的凶险；生存和成功，也本来就是筹划之中的事。活着时知道自己也可能死亡，那么死亡时就知道自己本来仍可以生存；失败时知道仍有可能成功，那么成功时也应想到自己还可能失败。生死相互转化，成败相互转化，随着时势流转，而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器量来承受它们，就像弹丸善于在盘中滚动，不能越出盘外。他安定时像山一样不可动摇，决断时像水一样迅疾，这就是所谓守住元气。元气守定而内心不动，才能取得百里之地而观察诸侯、拥有天下，使事业传世长久而不危险。难道只凭一时坚强的勇气，像擂鼓两次便衰弱的力量，就足以依靠吗？智谋足以制胜，但在转瞬之间，大忧大喜乘虚而入，声音笑貌传达出内心动摇、没有主见的状态，倾覆失败立即形成，便无法挽回。豪杰同普通人的最大区别，大概就在这里！卷二十九 ◎五代中一 伐蜀之战，郭崇韬劝阻任用段凝为主帅，他的建议正确，事情也处理得当；但他后来又劝阻李嗣源出征，郭崇韬自身的灭亡以及唐朝的灭亡，都由此造成。郭崇韬请求派李继岌出征，本来知道李继岌不能独自承担这项任务，所以一定要由自己作为副手，名义上是李继岌统帅，实际上是自己在统帅。郭崇韬辞去汴州镇职时说：“臣的富贵已经到达顶点。”到了这里却又贪图平定蜀地的功劳和利益，难道是冒昧而不知道停止吗？大概是把伐蜀当作保全自身的计策。然而反而因此自取灭亡，为什么呢？他的地位尊贵、权力重大，君主已经对他产生疑心；宫内有受宠的妻妾，宫外又有许多小人。他稍稍加以裁正，众人便开始侧目，因此担心不能长久居于朝廷内部，想在外地统兵以暂时避祸；上面依靠太子，下边结交众将，彼此倚靠来求得安稳，希望远离谗人的怨恨，在不可动摇的地位上自立，可以说谋划得相当周密了。却不知道在谗佞交相进谗的时候，反而离开君主身边，掌握重兵，占据肥沃土地，建立巨大功劳，嫉妒猜忌会更加深重；朝廷中的人又因为同他疏远而不亲近，内心全都离散，必定更加依附奸邪之人，听从他们的唆使和攻击。何况他还占有王建积蓄的财物，接受降将为讨好而送来的贿赂，沿袭钟会的旧迹而更加贪婪，那么必定会落入卫瓘布下的罗网而无法辩解，杀身之祸已近在眉睫却还没有觉悟。他所谓周密的谋划，正是他的愚蠢。李嗣源有先前在河上擅自归来的过失，又有载人进入汴州、参与决策的功劳；如果把军队交给他，再让他凭借蜀地的资财，那么他将成为王建那样的人，给朱邪氏在西方树立一个强敌。因此郭崇韬亲自承担伐蜀之任，是为了压制李嗣源，削弱他的威望，使他容易控制，让李存勖没有西面的忧虑；替李存勖这样谋划，也可以说很周密了。但他不知道，蜀地只是蚕丛留下的一隅之地，叛乱容易，防守却困难；如果想窥伺秦、陇，从剑阁出兵同中原争衡，即使诸葛亮也不能实现志愿，所以曹丕说：“把诸葛亮困在山中。”李嗣源即使怀有异志，哪里能越过重重险阻来侵犯中原？哪里比得上他控制河朔的富强，扼住汴州、洛阳的要害，从高处顺势南下，那种形势又有谁能阻挡呢？郭崇韬害怕山林中的虎豹，反而把它驱赶到园墙旁边，便利它进行吞噬攫取，而他却不知道这一点。朱邪氏的祸患，已经深入心腹了。派李继岌出征，是想让他建立功劳以确立太子地位的人；可是杀死郭崇韬的正是李继岌。董璋、孟知祥，是依靠来镇抚诸将、安定蜀地的人；可是扰乱蜀地的正是董璋和孟知祥。想要表达忠诚却遇到怒斥，推行信任却招来叛逆，从后来看，这实在太愚蠢了。然而这一切，都是郭崇韬夜里思考、早早谋划，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长远考虑。由此想来，退一步可以保全自身，进一步却导致祸乱，难道智谋计策就能胜任一切吗？至于强力制止叛逆、消除嫉妒、化解嫌疑的方法，难道还有别的吗？不要把功劳据为己有，不要把利益收入府库；使自己清静无私，立身于危乱之中，那么猜疑的君主、谄佞的臣子以及震动君主的权势，都会在镇定自守之下收敛伏服。郭崇韬本来就不足以做到这些，灾祸很快便会反掌而至，足以成为后世永远的鉴戒了！二 奉命专门统帅征伐，攻打别人的国家并将其灭亡，大功劳所归集之处，也尤其是巨大利益汇聚之处。既然占有土地、拥有国家，它的积蓄必然丰厚；既然已经拥有国家却又要灭亡它，它贪恋财货、珍视珠玉，必然藏有大量财物以招致掠夺；况且那些权贵献上降表，想免于诛灭而求取新的宠幸，他们进献的贿赂，必定用车辆装载，集中送到大帅门下。这必然是巨大利益汇聚的地方。巨大的功劳不可居功自守，但并不是说不能接受功劳。曹彬参与平定西蜀，独自攻下江南，兼任将相，世代享有荣誉声名，显赫功劳明明在自己身上，哪里容得着推辞躲避？他之所以能自行免除危险，只是因为不贪图那些利益。况且功业成就后，上面使君主忌惮，下面使众人疑心，只是担心他得到众人的拥戴，足以再次兴起。十个人聚集，必定要用猪肉和酒招待；百姓归附自己，必定用私人的恩惠笼络；网罗有智谋、有勇力的人，必定要用赠送财物；军队所需的铠甲、粮草费用，必定要用家中积蓄。假如功成回到府第的那一天，车辆归还，铠甲散去，行囊空空，游士没有什么可希求，便不再登门；百姓同他彼此相忘，不贪恋他的恩惠；守门的都是朴实粗陋之人，宴会上没有佩带珠玉的宾客，那么即使君主猜忌、臣子嫉妒，也会料定他没有力量有所作为，坦然信任他；左右的奸佞宠臣也知道从他那里没有什么可求取，恩怨便一并消除。即使有震动君主的功名，又有什么不能在开阔平坦的环境中安然自处的呢？诸葛公说：“淡泊可以使志向明白。”所以田地微薄、桑树不多，正是用来践行他这句话，并确实保全忠臣功勋的声誉，难道是虚说吗？郭崇韬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呢？他的君主已经忌惮他了，聪慧而淫邪的妇人和小人又争相颠倒黑白，准备置他于死地；而灭蜀之日，他把财货、珍宝、歌妓、音乐充满庭院，凭这些东西想求得免死，按道理必定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