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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四库全书·西湖游览志余》上册，（明）田汝成撰写。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十一。《西湖游览志》。地理类第六。山水类。提要。臣等谨慎考察：《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余》二十六卷，都是明代田汝成所撰。田汝成还撰有《炎徼纪闻》，已经著录在案。这部书虽然以“游览”为名，大多记述西湖山水的胜景，实际上涉及南宋史事的内容很多，所以从宋高宗以后，偏安一隅、安逸享乐的情形，几乎每篇都反复加以讽谏。宋代乾道年间，周淙撰《临安志》十五卷；咸淳年间，潜说友又续成一百卷，湖山只是其中的一项，按体例本来不应详述。吴自牧作《梦梁录》，周密作《武林旧事》，对岁时风俗记述特别详细，但对山川古迹又有所省略。只有田汝成这部书，因名胜而附带记述有关事迹，无论宏大细微，都一一兼收，不仅可以扩大见闻，也可以用来考察文献。它的体例处于地志与杂史之间，不同于明代一般游记只以饮酒吟咏、登临游赏、留连景物为主。《志余》二十六卷，则搜集南宋遗闻，分门别类地编载，大多是杭州的事情，并不全都与西湖有关，所以另编一书，体例上相当于附录。大概正因为有这部分余文，用来容纳那些琐碎材料，正书才不至于显得芜杂；这是它体例安排的长处。只是它所征引的旧闻旧事，全都不列出所依据的书名，于是出处无从查考，也不能考证其真伪；这正是明代人的通病，田汝成也没有能免俗。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西湖游览志余》卷一。（明）田汝成撰写。○帝王都会。杭州这一名称，相传是因为神禹治水时在会稽会合诸侯，到这里舍舟登岸，所以称为“禹杭”。到了少康把庶子无余封在越地，让他主持禹的祭祀，又称为“余杭”。秦朝设置余杭县，隋朝设置杭州。我私下认为，神禹治水时，吴越一带都是山洪冲荡、洪水漫过山陵的形势；即使有平地，也不是架设浮桥、绵延相接就无法直接渡过，不可能在这里仅仅“舍舟登陆”。《说文解字》说：“杭，就是方舟。”方舟，就是把船并连起来。礼制说：“大夫乘方舟，士乘单舟。”所谓方舟，大概就是今天的浮桥。大概神禹来到这里时，溪谷沟壑曲折环绕，于是制造方舟以渡水；越人思念此事，并且传承了这种制作方法，于是就称为“禹杭”罢了。“钱塘”这一名称，刘道真说：“唐宪宗元和年间，功曹华信提议在这里修筑堤塘，以防海水，招募能够运来一斛土的人，给他一千钱。来的人很快云集，不久却说不再使用土了。百姓都离去，而堤塘已经筑成，所以叫作钱唐。”《世说》又说：“晋代有个姓沈的人，命令钱唐的欺诈之民运土筑塘，却实际上不给钱；到了唐代，为了避讳国号，在‘唐’字旁加土，改称钱塘。”然而秦代设置会稽郡钱唐县，《史记》也说：“秦始皇下丹阳，来到钱唐，登临淛江之上，到了会稽。”这样看来，钱唐显然不是始于晋、唐时期。考察《释文》说：“唐，是道路。”钱是古代的籛姓，难道秦汉之间有姓钱的人居住在这里，或者有人筑堤防水，于是便把‘唐’与钱联系起来了吗？” 杭州之地究竟属于吴还是属于越，各家说法不同。认为属于吴的，《淳祐志》引用《吴越春秋》的记载说，越王句践入吴称臣，群臣送他到淛江，在水边举行祖道饯行仪式。又记载吴王夫差被越国打败后逃走，停留在秦余杭山。又《史记》记载楚威王讨伐越国，全部夺取过去吴国的土地直到淛江，于是便认为吴、越一定以淛江为分界。认为属于越的，杜佑《通典》、欧阳忞《舆地广记》都说，春秋时属于越国，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