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游日记卷二

译二十六日，迁移抄写《八议》完成。阅读《府志》第二卷《规制》，知道当时只有凤山、诸罗修建了城池，郡治设置木栅，大门用石头垒成，栅栏外环绕栽植刺竹、绿珊瑚加以防护。彰化和淡水只设置四座城门，外面用[原文缺字：■〈勹外舟内〉]护住[原文缺字：■〈艹〈束刂〉〉]竹而已。蒙按语说，自从炮火威势炽烈以来，所攻打的地方没有坚固城池，只有柔韧之物才可以抵御。台地的[原文缺字：■〈艹〈束刂〉〉]竹，每丛往往有几十竿，竹节有[原文缺字：■〈艹束〉]，像坚硬的锥子；人进入其中，头发会被牵扯，肌肤会被划伤，无不疲惫不堪。应当坚固地修筑矮墙，而在墙外[原文缺字：■〈勹外舟内〉]植数重竹木；敌人既无法越过，即使炮弹将其摧毁，难道还能把它夷为平地吗？而守卫的人从里面窥视外面，容易探知敌情，可以出奇制胜；即使是高百仞的金城，也没有超过这种防御的。海防也属于规制，我弟弟列出了港口名称。《附考》记载了有关条例：关于商船、社船（淡水旧时设置四[原文缺字：■〈木叜〉]，雍正元年增加到六[原文缺字：■〈木叜〉]，乾隆八年定制为十[原文缺字：■〈木叜〉]，不得再增加。条例规定由淡水庄民共同推举富实之人，前往漳州、泉州造船，领取执照，在厦门购买布帛运到淡水，再返航购买米粟，接济漳州、泉州百姓的粮食）、贸易（商船从厦门来台湾，由泉防厅发给印单，注明舵工、水手的年龄相貌以及所载货物，在厦门的大嶝门与武泛会同按照印单查验放行。」 商船从台湾返回厦门，由台防厅查明后更换发给印单，在鹿耳门与武泛会同查验后出港）、配运（商船调运内地的军粮以及买卖平粜米谷，都按照船梁的丈尺分派。小商船免于配载。每石脚价银六分六厘六毫五丝。从厦门运往其他地方，水程每一百里加银三厘。遇到奉文起运的日子，按照人口、船只以及船梁丈尺，分派米数多少；到交卸地点，因水程远近不同，就把交卸地点写入阄内，当堂命令各船户共同拈阄，拈到哪个地方，就按所拈地点配运，并发给免运单；下次入港时呈缴免运单，免除配运）。以及海上禁止偷渡的各种制度，也记载得很详细（海上禁止偷渡，触犯者按照私渡关津律杖责八十，递送回原籍；人数达到十名以上的，分别责罚官员和差役），却起初完全没有涉及军事事务，大概是因为过去的情势如此。政令的宽严张弛，今昔应当有所不同，似乎应当另立专门条款，以表示郑重。二十七日，阅读《府志》第三卷《职官》。先是《官制》，叙述官制；其次是《官秩》，记载姓名；再次列出《列传》，书写仕宦功绩。《官秩》没有表格，《列传》也没有同其他传记分类编排，这些都是体例上应当订正的地方。知府冯协一，注称是江南人；按冯协一字退庵，是益都相国的儿子，任官台湾时有惠民政绩。百姓成年成丁以上，每年向官府缴银一钱二分，称为公用，冯协一任职时免除了这项征收，见于《青州府志》；这处讹误应当订正。仅凭这一件事，传记也应当增补。二十八日，早晨经过淡水县署，回拜刘献之，没有见到他。回来时沿着稻田田埂向北走，田间小路之间溪流潺潺，时而横向流过，景色幽静有趣，与乡村野外没有不同。午饭后经过左照、蓉斋，左照、蓉斋请求我代写张安人的挽联，我挥笔写成一副，说：「笔床砚匣，流传的芬芳胜过徐淑的五言诗；好友失去闺中伴侣，顿时使东阳人那样消瘦，往日芝芙的梦境成为永远的哀悼。琼室丹房，早已像杨回三日那样证得果位；法斋设在海外，只应招魂于西极，如果仙人鸾鸟驾鹤而来，或许还会重返。」西王母姓杨名回，在丁丑日去世，见于《酉阳杂俎》；张安人在甲戌年去世，所以借用这个典故。晚上收到五哥的信，知道漕运转运之事已经结束，为此感到庆幸。粮[原文缺字：■〈木叜〉]偷盗的弊端，虽然悬挂严厉法令，犯事的人却依然自如；而仓场胥吏[原文缺字：■〈宀上〈峜，纟代止〉下〉]贿的苛刻行为，实际上也给了船夫以借口。五哥勤勉谨慎，不能和小人争斗欺诈，我心里暗自为他担忧，如今终于释然了。」 二十九日，晴。午后听到雷声，云从西方升起，有下雨的迹象。商务局党幼云直刺（凤冈）来访，我恰好经过禹门斋，没有见到他，他留下名帖便离去了。听说直刺籍贯济宁，寄居扬州，常常游历我的家乡，是龚谦夫先生的弟子，很以有才干、能办事而闻名，也是天方教中人。阅读《福建通志》几卷，体例还没有弄明白，文字尤其拙劣；林中丞鸿林的弁言中流露出不满的意思，大概已是公论了。这部志书成于道光末年，后来编纂的府志又过了将近九十年，对于台湾的事情却没有增加什么，已经没有可以据以考证的内容，读后很失望。这天收到刘荩臣的信，以及他代为印刷的《青溪诗选》一百本。重新通读一遍，仍然有讹误，如把「泛」刻成「汛」，把「遣」刻成「遗」之类；校勘书籍的困难，就像拂去积尘一样，确实如此！」 六月初一日戊午，阅读《府志·职官附考》说：「雍正十一年，复议批准台湾道员按照镇、协的成例，任满三年报告；知府、同知、通判、知县按照参将等官的成例，任满二年报告。当时台湾的版图刚刚归入版籍，风气尚未开化，风涛的险恶、瘴疠的严重，使赴任官员都把那里看作可怕的道路，所以规定如此。如今则有求取功名的人争先恐后地前往了。」我认为，牧令任满报告的期限，应当比内地加倍。要使他们通晓当地语言，熟悉当地人的真情和虚伪，进行养育教化；如果不放宽年限，即使贤能如陶矩，也不能有所成就。治理政绩果真优秀，经过考察清廉、举荐才能，任期届满报告政绩后，就立即提升为郡守，接连升任监司、开府，不必另向外面求取人才；这样先严格杜绝他们侥幸求进的念头，也不会使有才之人遭受埋没压抑，政教就可以成就，俊杰更加奋发，海外的吏治或许就不会衰败疲弱了！这天收到叔龙同年和李观察、次竹的信。二日，早晨起来腹部不适，身体感到不舒服。午饭大为减少。晚上接受治疗。经过惠庵斋，禹门也到了，向我讲述一件奇异的事：「往年台南安平港有个渔翁捕到一只龟，大约六寸大，脚踩着四只小龟行走。司榷王君用几千缗钱买下了它。渔翁夜里梦见神灵指示这种奇异情况，惊骇而醒，仍然请求把龟还回去，便把它放在水边，看着它蹒跚离去。不知道这是什么怪事？」我说：「这是圣龟！《酉阳杂俎》说福州有这种龟，如今所见的难道就是它吗？还是说它虽是灵物，但同类本来就很多呢？」

译三日早晨，党幼云直刺来访，谈话间得知他和我的同乡田撰异茂才（曾）最为相投。他讲述田撰异客死的情状，我为之惊惧悲痛！他因为饥寒，逃到瘴疠之地谋生而死；如此珍贵的身体，却步了覆车的后尘，后继者也越来越令人害怕！阅读《府志》第四卷《赋役》。开头记载田园数量，总计五万三千一百八十四甲有余。又有澎湖地种三百八十石一斗有余。这大概沿用了乾隆十年旧志的文字。附注所载三万六百十九甲有余，另有三千三百九十三顷五十四亩有余，则是根据乾隆二十六年册籍所载。当时的确数反而放在附注中，不明白其中用意。把另一些田地称作园，是因为没有陂塘蓄水。把亩改称甲，仍沿用红毛时期的旧制。每甲纵横二十五戈（一戈长一丈二尺五寸），相当于十一亩三分有余（有的写作十一亩，删去了零数）。雍正七年以后，把甲改为亩，所以后来开垦的田地另按顷亩计算，这是各县相同的。按地种计算的，则只有澎湖如此。考察《附考》，知道郑氏时期有官田、私田、营盘等名目。官田，是沿袭红夷王田的旧制（红夷到台湾后，命中原遗民耕种田地、缴纳租税；陂塘堤圳修筑的费用，以及耕牛、农具、种子，都由官府供给，所以称为王田，也就是中原百姓受田耕种、向官府纳租的意思），耕田的人都是官府的佃户。」 私田，是郑氏宗族、党羽以及文武伪官和士人百姓中有财力的人招募佃户开垦耕种，自己收取租税，再向官府缴纳课税（也称文武官田）。营盘，是镇营士兵在驻扎的地方自己耕种、自己供给。郑氏归命以后，这些田地全部免除旧有负担，成为民业。将来编纂《田赋考》时，应当把这些内容附载在篇中，不只是搜集残缺的传闻，也是为了彰显圣朝宽大仁厚的恩泽。晚上经过凌云斋，[原文缺字：■〈宀上〈峜，纟代止〉下〉]光绪十年清赋案牍（凌云负责纂修，中丞说他最熟悉案牍，检阅的责任也一并交给他），我打算先翻阅，理清其中的头绪，并问他说：「听说清丈田地这项工作，涉及十几个厅县那么广的范围，却限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实在太仓促了。又不选择合适的人任用，不加检察的人员往往收受富民贿赂，减少登记的数目，另外制造虚假的名册，用来装饰增赋的成绩，有这种事吗？」凌云说：「这种弊端只有淡水没有，其他各县都有，而凤山、嘉义、彰化尤其严重，众人的说法都是这样。」我说：「扩大无赋田地的范围，听任它们隐匿税赋，就会损害国家；拿着并不存在的田赋，责令官员催收，就会损害官府；官员害怕考核列为下等，于是任意施展盘问、罗织的手段，最终也会损害百姓。」 抛弃投鼠忌器般的细小顾忌，仰慕改弦更张的宏大方略；过去的事情虽然无法挽回，今后的事情难道还不能挽救吗？」凌云因为说明其中不可行的缘故，我们一起长叹了很久。四日早晨，经过商务局，回拜党幼云直刺，正好他外出。回来时沿着城墙行走，柳树的枝叶低垂，溪流像带子一样，看到两三个牧[原文疑字：■〈〈臣又〉上言下〉]横躺在牛背上，任凭牛自己前往，显出悠闲自在的情态，令人心情也随之改变。晚上阅读《府志·租赋》。田园的等级都分为三等。郑氏向百姓征收的赋税最重。上则田每甲征收粟米多至八石八斗（中则七石，下则五石；园地上则五石，中则四石，下则二石四斗），最初都沿用了这种制度。雍正七年以后，后来开垦的田园升科，按照同安县的成例办理：上则田按照民米，每亩只征银八分五厘三毫四丝，秋米六合九抄五撮；中则田按照盐米，每亩征银六分五厘八毫八丝，秋米二合八抄七撮；下则田按照官米，每亩征银五分七厘五毫五丝，不征秋米。上则园按照中则田，中则园按照下则田，下则园按照盐米但不征盐折，每亩征银五分六厘一毫。按亩征银，仍折合一部分粟米（一银三钱六分折粟一石，秋米一米二粟）。每石粟米征收一斗耗粟，后来改为征银（各县都相同；按地种征银，也只有澎湖这样）。粟米用来充作军粮（全台十五营的军粮四万四千八百五十一石八斗，福、兴、漳、泉四府平粜额粟，以及兵眷和金厦兵粮八万三千二百五十石，督标军粮七千七百八十五石，都按两倍发给粟米；所征粟米不够起运，每年把运往四府平粜的粟米价银发给台湾，分给四县，购买粟米补足定额）。银两用来充作经费（与人丁饷税、官庄各项耗羡，以及并封、戥头等银，一并解送，用来供给各衙门的养廉银、船工津贴和公费）。大致情况就是这样。附注说，乾隆二十六年册籍记载，原额新收田园共三万六百十九甲九分有余，征粟一十二万六千五十八石五斗有余；雍正七年以后，后来开垦、把甲改为亩的田园共三千二百九十三顷五十四亩有余，征粟五万四千六百六十一石四斗有余；合计每年共征粟十八万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九斗有余。如今合并一直属州、二厅、十一县的土地，增加的数量何止超过一倍。至于征纳银粟的损益、因革等缘故，我非常想[原文缺字：■〈勹外舟内〉]知，以此考察今昔得失；然而官书、私家记载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向人询问，也像聚集聋子去听鼓一样。办事竟然如此，真可以说是懈怠散漫了！」 这天收到朱调元的信。

译五日，阅读《府志·户口》。总计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七户，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七口，这是根据康熙五十年丁册作为编审依据所得到的数目；到乾隆二十年为止，记载详略不一致。彰化只增加了一名成年男丁，当时虽然严格禁止渡海到台湾，也不应当连人口繁衍都加以限制；缺漏恐怕很多，但已经无法考察了。百姓男丁以外，还有番丁。八社番丁三千五百九十二口，隶属凤山；册籍记载公廨番丁九十七人，壮番丁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少壮番丁二百五十六人，壮番妇一千八百四十四口。另有八十九社番丁五千九十口，又有六十社归化生番，人数不详，分别隶属凤山、彰化、诸罗、淡水各厅县。起初征收丁粮比内地重，康熙二十五年题准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六厘；康熙五十年规定额定滋生的人丁永远不再加赋，于是和内地相同。纯庙即位后，下诏减去大半，每丁征银二钱。乾隆十二年，又把这项数额均摊到田园中，按等级征收。旧额田园每甲折合十一亩，每亩上则田均摊丁银四厘一毫八丝六忽，中则田均摊四厘三毫八丝一忽，下则田均摊四厘六毫三丝九忽。园地方面，上则均摊四厘九毫二丝九忽，中则均摊五厘二毫五丝七忽，下则均摊五厘六毫三丝三忽。新开垦、把甲改为亩的田地，下则田每亩均摊丁银七厘一毫六丝九忽；园地均摊八厘六毫三丝九忽。每两加收耗银七分，并收并封平余银二分。按丁银摊入田赋，本来在雍正四年就已实行；但台湾直到这时新令才开始推行，已经晚了二十多年。番丁缴纳的赋税另称番饷，开始征收时也很重，有多至二两的，也有一两多以及五六钱的。乾隆二年，下诏优待抚恤番丁，按照民丁的成例办理。归化生番各社责令缴纳鹿皮五张，每张折征银二钱六分。乾隆二年免除其中五分之三，折征的银额也减去二分。这就是丁税和番税钱的大概情况。我私下认为，户口应当先于土地，土地应当先于租赋；有人口才有土地，有土地才有财产。山阳鲁通甫编撰《邳州志》，体例最好，我过去编撰《临朐志》就依照它。这虽然是通志，但基本原则没有不同。午饭后，席春愚太守（时熙）屈尊来访。太守是成都人，以医术著名，中丞请他来，给自己的长公子治病，早年就以奇效闻名。」

译初六日早晨，拜访席太守的书斋，■〈言卩〉谈他的医术。他极其信服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学问有根本，大概不同于那些庸庸碌碌、靠行医谋食的人；他的议论也十分豪迈刚健。我耳边每天听到筝、琵琶之声，忽然听到这种声音，直如敲击羯鼓一般。晚上阅读府志中的盐课、水饷、陆饷。台湾有盐埕的共三个县。台湾有三个盐埕，一个在洲南，一个在洲北；雍正九年又把凤山的濑北场移归台湾县管辖，但格数不详。凤山也有三个盐埕，旧时只有濑南、濑北二场，共一千三百二十三格；后来把濑北场移归台湾县，乾隆二十二年又设置濑东、濑西二场，仍按原额征收。诸罗有一个盐埕，在安定里，乾隆二十年增筑，共六十五格。盐埕按格计算，大小不一；格按丈计算。按丈征税，每丈征银四钱九分，名叫埕饷。这项税的征收办法不详。据《附考》说，它总归在盐课之中。晒盐工没有灶，所以不称灶丁，而称晒丁。盐制成后交给官府，官府按价值偿付。每交盐一石，给价广番银一钱二分。南场的盐不如北场，每石减二分。官府为此建造仓库储存盐。府治设有一个机构，名叫盐馆。贩卖盐的人大都到盐馆缴纳课税，每石交番广银三钱，脚费三分，然后凭单到盐场取盐。当时额定销盐十一万石，收取课银三万六千三百两；除缴清并解送埕饷之外，养廉、役食、晒盐工价、运输费，都从这里支给。剩余部分用来充作兵饷。这就是盐法的大略。如今台北盐馆有“配运”的名目，也有余盐的利润，掌管此事的人往往因此腰包充实，似乎比过去的制度容易取利一些了。水饷是向船只征收的，有采捕小船、渡船（每载梁头一石，征银七分七厘）、尖艚、杉板等名目。台湾旧有尖艚五只，每只征银四钱二分；杉板头船九十七只，每只征银四钱二分。雍正五年，拨归澎湖，后来又增加尖艚二十九只，连同原有的每只征银八钱四分；杉板四百三十四只，征银数额照旧。向渔人征收的有港（海水支流汇入之处，大小不同，征银从一两到二百二十两不等）、潭（平地挖成的水窝，积水很深，鱼虾多聚藏其中，按所计算；每所大小不同，征银也不等，多的有达到十二两的）、塭（就海滩筑岸蓄水养鱼，按口计算；每口征银从五钱到五十两不等）、罟（每张网驾两只船，先放到海底，再由四、五十人从两头牵拉，把鱼围拢到海边；征银从五两到十多两不等）、罾（有车罾、举罾、摇罾三种；大罾征银二两一钱，小罾征银八钱四分）、■〈罒上令下〉（网上有浮荡，能够漂在水面，下面系着许多网袋，每个袋子都缀有铅坠，沉入水底；鱼一进入袋中，便被遮蔽而不能出去。大的放在外海，小的放在内沪。按条计算；大的每条通常征银五两八钱八分，小的数额不详）、縺（冬、春两季在外海捕捉涂魠等大鱼时使用；每条征银与■〈罒上令下〉相同）、蚝（就是蚝房，即以此作为取蚝之名。用两根竹竿，长一丈多，各自在末端贯入铁器，像剪刀一样，在海水浅处钩取蚝；按条计算，每条征银与縺相同）、■〈纟衮〉（垂下鱼饵钓大鱼。大绳长数十丈，一端系在岸上的湍流处，驾船出海；绳上每隔一尺左右设几个钩子，绳放尽后便掉头划船收回，这叫“收婊”。每条征银与蚝相同）、网（大的征银三两五钱，小的征收一半）、箔（削竹片制成，用绳子缚得像帘子，高七、八尺，长数十丈；在海滩插立木桩，趁潮水未满时把箔缚在木桩上，留一道宽约四、五尺的门。涨潮时鱼随水进入，就用网截住堵塞箔门；退潮时鱼不能出去。大的征银一两二钱六分，小的征银六钱三分）、沪（在海滩潮水能够涨到的地方，四周筑起一、二尺高的土岸，留缺口作为门；两旁竖立木柱，在上面挂小网，截住堵塞岸门。涨潮时淹没沪，鱼虾随水进入；退潮时从沪门出去，却被网挡住。宽的叫大沪，窄的叫小沪，按口计算；大沪征银八钱四分，小沪征收一半）、鸟鱼旗（用一幅白布，印上“鸟鱼旗”字样，填写渔户姓名，盖上县印，插在船头，带网采捕。用罟捕捞的，每枝征银一两零五分）等名目，旧额每年共征银三千八百七十七两有余。陆饷有街市中的瓦草店厝（瓦厝每间征银三钱三厘八毫，草厝每间征银二钱一分七厘，安平镇的税额较低）、牛磨（按牛头计算，每头征银五两六钱）、蔗车（按部计算，每部征银与牛磨相同）、番檨宅、槟榔宅（按所计算，每所征银六两）、瓦窖（按座计算，每座征银二两五钱）、菜园（按所计算，每所征银一两五钱）、当税（每所征银五两）等名目，大多沿袭郑氏时期的制度。如今这些税有的减免，有的停止了（光绪三年，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请求：除番社所缴的鹿皮、小米还保留着以当地物产进贡的遗意，以及民间的塭饷、蔗车、糖蔀仍照旧征收外，凡按所征收的杂项都应免除，以减轻百姓负担）。这与过去大不相同，制度和费用各有常规，都是应当广泛考察的。

译初七日，阅读府志卷第六《赋役三》，内容分为“存留”“经费”“养廉”“官庄”。经费支出的各项，与内地相同（只有本府进表所需的合绫、袱、纸张一项内地没有；乾隆二十年也裁去了）。官庄共一百二十五所，征收项目有青白糖、粗粟、芝麻、糖蔀、蔗车、牛磨、鱼塭等名目，每年收入银三万零五百两有余；凤山、诸罗二县最多，都是武营经费的来源。考察闽人郑苏年（光策）的《西霞文钞》，其中有一篇《台湾设官庄议》（大意说：官庄就是公田，但与文职官员没有关系。我私下认为，台湾各属县的员吏也应仿照办理：将各地叛产以及流亡者无主的田地，分别拨出若干顷作为公田，招募人耕种，由官府收取田租），想用它来补助各县官吏的匮乏，使廉洁的官员不至于困窘，而贪婪的人有了收入，私欲也可以收敛。这件事没有见到实行，大概是有所阻碍。现在的制度是，牧令征收的平余也全部缴入公库，另外发给一笔钱，称为“津贴”；事务繁重的县每年费用一万二千金，其他县依次减少。这样的立法似乎很好，但恐怕不能长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五百两〕 这天，党幼云刺史来访。谈到番人祸乱时，我说：“治理番人没有别的办法，反叛就剿灭，服从就安抚罢了。但两者都各有方法。先说剿灭。剿生番困难，剿化番容易。生番行动敏捷如猿猴，凶悍如■〈炙，布代火〉豪，以麋鹿作为干粮，占据幽深之地作为巢穴；发怒时便疯狂啮咬，困窘时便像猕猴一样潜伏。若不烧毁山林、砍除遮蔽，便无法控制他们的生死。如今要剿的都是化番。他们既有村社，又已经熟习耕种；如果等到他们的禾稼成熟时，放纵军士把禾稼取走，并在险要处驻军，断绝他们的劫掠，使他们没有隔年储粮，粮食吃尽、力量耗竭，必然出来求和求抚。这类人不可以全部消灭，只要名义上诛杀他们的首恶，使众人畏惧，他们自然会安静下来。这是剿灭的上策。既然已经接受安抚，就不应仍把他们称为番人；应命令他们剃发、穿戴冠服，清查户口，编入户籍；把其中稍微强悍的人迁移一部分，分散安置在近郊，与齐民编伍，授给他们土地，引导他们耕作。番地空旷，也可以酌量迁移无业百姓去充实。婚姻往来，使汉民与番民之间没有隔阂；官府不把他们当作异类隔绝，他们过久便会自行同化。这是安抚的长远方略。有人会问，哪里有闲田可以授给他们？这也有办法。” “林太仆凭财力称雄海外，田地最为富足，几乎占有台北一半的土地，应当同他商议，酌量拿出他近郊的田地安置番人，同时迁移他近郊的佃农去耕种番田。太仆深受朝廷厚恩，安抚番人又是他的专责，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使毁掉家产也不应吝惜，何况这本来没有丝毫损失呢！如果这样还要吝惜，那就是鄙夫的盘算，把利益封闭起来独自占有，再拿大义来约束别人；太仆恐怕没有话可以为自己辩解了。这是一种办法。听说番社土地广大肥沃，等待开垦的很多。近郊农民中若有愿意同番人交换耕地的，就按三倍数额补偿他们，并免除三年租赋，期满以后才征收；贫民或许也乐意参加。这又是一种办法。”党君问：“安置生番怎么办？”我说：“也只是开山罢了。时势一旦开通，万物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如今既已建立行省，东西各地都已接受声教，唯独中部绵延数百里还沦为教化之外，这也是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所感到的耻辱。”党君问：“从前也有人办理这件事，士卒死于瘴疠，尸体相枕而卧，难道你没有听说吗？”我说：“这是使用外地军队的过失。役使闽、粤人就不会有这个忧患。如今的宜兰县，就是过去的蛤仔难，实在是漳人吴沙首先开辟的。” 埔里各社也是利用潮州民人的私自开垦，终于成为■〈氵〈艹夭〉〉壤。人们既已习惯水土，瘴毒就不能造成灾害。用招募外地军队的军饷，招集安抚当地民众，砍伐树木开通道路，逐步推进；不需要十年，内山就会清平了。”党君问：“山里的树木长年茂盛，焚烧并不容易；砍伐木材再运输，也很难运到远处，怎么办？”我说：“我听说泰西有炸药，力量极其猛烈，某种灾祸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投放一次，茂盛的树木就会凋败，再投放一次，繁茂的树木就会枯死。那些藏在草丛中窥伺的人被其猛烈火势逼迫，势必远远逃避；我们就可以从容尽力地清除障碍。还可以在山冈山麓密集设置窑灶，扩大薪炭贸易，商贩便会成群而来，又何必担忧运输呢？”党君问：“生番可以全部诛灭吗？”我说：“不可以。凶悍的就杀，驯服的就安抚，也只要用安置化番的办法来安置他们就可以了。蓝鹿洲说得好：用杀戮制止杀戮，用番人来调和番人，开辟他们的土地并聚集我们的百姓在那里；谁还能再用三句话就把这种办法说得神妙呢？既然已经掌握了要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谋划解决呢！”党君离去后，我于是把先前的话编次记录下来，写在册中，供后来的人采纳其中粗浅的意见。” 初八日，阴。蓉卿在艋舺的龙山寺为亡妻设斋，我和同人一同前往吊唁。艋舺本来是一个大聚落，饮食和货物都集中在那里；府治建成以后，此地便成为府城的附郭。龙山寺在艋舺西面，房屋颇为狭窄；我们在别院稍作休息。尹疏、二君约我经过学海书院，曲折的小路幽深僻静，竹树遮天，走一里多才到达。山长丁彤煊（炜）出来，惊讶而谈，态度恭谨温和。他说，以诸生所学习的内容来看，大半已经沉沦于俗学；急于求成的弊端，真是整个天下都同样如此了！丁君对禹门说：“如今最容易招致百姓怨恨的，是大桥厘局。诸位也听说过吗？乡民到艋舺购买东西，即使是食物和货物也一定要征税。近来有人办理丧事用品，如缞麻、缌布之类，匆忙经过桥上，差役把他抓住，说这是违法，罚他缴纳双倍税额；那人悲哀地哀求，也没有得到宽免，只好把物品投入水中，悻悻离去。这类事情并非只有一次，大家都侧目而视，我担心会因此滋生事端！”我说：“台湾土地纵横还不到千里，宽度也不过数百里或一百里罢了；田赋收入以及关卡、市税等杂税，每年总计约二百万金，也可以说是富足了，为什么还要急急忙忙征收不合义理的税呢？”他说：“从前因为铁路经费不足，暂时谋求补充；如果长久实行而不废止，那就不是当初办事的人所能预料的了。” 我听到这类事情总是不高兴，就像骨头卡在喉咙里，必须吐出来才痛快。回去的路上写成一首新乐府，拿来同杜老的几首诗相比；听到的人不必因此警戒，发言的人本来就没有罪。晚上阅读府志卷第七《典礼》。子目共九项：庆贺、接诏、迎春、耕藉、祭社稷、乡饮酒、乡约、祠祀。考察章氏遗书，湖北通志没有废除这一门；海外荒僻之地，能看到《会典》《通礼》二书的人很少，似乎可以保留这一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译初九日早晨，阅读府志卷第八《学校》。得知当时土番社学最多：台湾四所，凤山八所，诸罗十一所，彰化十九所，淡水六所。如今有的还存在，有的已经废弃，大概都成了徒具形式的文书。听说台北新塾有番童十多人，学习颇为循规蹈矩，可惜对他们的救济抚恤没有跟上。夏秋之间发生疾病，有时有人死亡，求学的心愿或许因此受到阻碍。教化顽劣、驯服强梗之人，推广教化的方法应当扩大，而仍按旧例看待他们，这是主管官员的责任。陈石斋刺史（善庆）来访。刺史是毫州人，同旧友商邱梁西桥（宗玮）有深交，所以知道我的姓名。去年曾在津门见过一次。近来他住在大科嵌，主管樟垴税。他■〈言卩〉谈煎垴的始末，说：“这是大利，却被夷人夺去了。”我说：“灶丁不都是当地人吗？”他说：“确实如此，但他们的本钱都是夷人预先借给的，煎成樟脑后卖给夷人，所以夷人压低价格，没有人敢争辩。”我说：“由官府主持，不是比这更好吗？”他说：“这已载在条约中，不能擅自改变。我住在那里，就像牙郎一样，每天到市场向灶户征收八枚番银而已。”刺史离去后，我跟凌云索要条约阅读，但没有得到。午餐的饭又脏又馊，咽下去就想呕吐。中丞的族人实际负责会计，同人都在他那里会餐，于是我委婉地对他说：“饭菜屡次没有煮好。如今接近湿热的暑季，饮食稍不谨慎，尤其容易致病，幸好请告诫厨人稍微谨慎些。”那人忽然盛怒地冲我发火，语音很急，喉音含混得无法辨认，大概是嫌我多嘴。我推究他不过是个不懂待客礼节的市侩，便一笑置之。晚上在斋中点烛吃饭，煮茶代替汤羹，配着豆豉吃。经过凌云的书斋，询问何日开局，他回答说不知道，使我更加烦闷。初十日，晴。早晨阅读府志卷第九《武备》。开头记载营制：挂印总兵官一员，统辖三营。中军游击一员，驻防台湾府中路口；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步战守兵九百一十名。左营游击一员，驻防台湾府北路口；守备一员，千总二员，其中一员为雍正十一年增设；把总四员，其中一员为同年增设；步战守兵九百一十名。右营游击一员，驻防台湾府南路口；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步战守兵九百三十名。台湾城守营为雍正十一年增设，统辖二军。参将一员，驻防台湾府城。左军守备一员，驻防冈山汛，并兼管山头、山腰、山尾、狗匀、昆南、安店等塘的防兵一百八十名。千总一员，与驻台把总轮年防守罗汉门，并兼管猴洞口汛的防兵八十名。把总二员，一员与千总轮年防守罗汉门等处，一员驻防在守备同处。步战守兵五百名，其中拨出五十名防守康蓬林汛、大湖、半路竹等塘，拨出五十名防守盐水浦汛、港冈、角带围、濑口、涂椠埕等塘。右军守备一员，驻防下加冬汛，并兼管哆啰嘓汛、鸟山头、八桨溪、急水溪、铁线桥等塘的防兵一百三十三名。千总一员，驻防府治。把总二员，一员驻防在守备同处，一员分驻佳兴里汛，并统领茅港尾、水堀头、茇仔林等

译塘的防兵二十七名。步战守兵五百名，其中拨出五十名分防加溜湾汛以及溪边、水栅、柴头港、水仔尾等塘；拨出五十名防守大穆降汛、茑松、小桥等塘；拨出五十名防守旧社、大湾、嵌下等塘。南路营参将一员，驻防凤山县，防兵五百人。都司一员，雍正十一年增设，分防下淡水，驻扎丈山猪毛口堵截生番，并兼防河里港等汛，防兵三百名。守备一员，驻扎凤弹，分防下埤头汛，防兵二百五十名。千总三员，其中一员为雍正十一年增设；一员随参将驻防；一员分防新园等汛，防兵一百五十名，并分防观音山汛。把总六员，其中二员为雍正十一年增设；一员驻防凤山，一员驻防在守备同处，一员驻防在都司同处，一员防守万丹等汛，防兵五十名；一员分防观音山、石井汛；一员分防攀桂桥汛。步战守兵一千五百名，原来是一千名，雍正十一年增设五百人，其中二百五十名分驻各汛防守，并巡查南路。北路协标辖三营，原来是一营，雍正十一年分设。副将一员，原为参将，雍正十一年改设，驻扎彰化县，防兵四百四十名。中军都司一员，驻扎彰化。左营守备一员，驻诸罗县，防兵四百七十名。右军守备一员，驻竹堑。千总六员，其中四员为雍正十一年增设。一员随副将驻防；一员分防莸雾拣汛，防兵二百一十五名；一员分防斗六门等汛，防兵一百名；一员分防笨港汛，防兵一百五十名；一员驻竹堑；一员分守后垄，防兵一百名。把总十二员，其中八员为雍正十一年增设。一员分防柳树湳汛，防兵一百名；一员分防南、北投汛，防兵八十五名；一员分防燕雾汛，防兵五十名；一员分防蓬山等汛，并巡查牛骂、沙辘、大川等处，防兵一百名；二员驻诸罗县治；一员分防石榴班汛，防兵三十名；一员分防盐水港，防兵六十名；二员驻竹堑；一员分驻中港，防兵五十名；一员分防南嵌、淡水等处，防兵五十名。步战守兵二千四百名，原来只有一千一百二十名，雍正十一年增加一千二百八十名，其中五百名驻淡水厅治。据所载数字，实际应为二千五百名，不知错误究竟在哪里？又据《东槎纪略》，原额为一千二百六十八名。淡水营都司一员，旧时驻淡水港，现移驻艋舺渡头，防兵二百九十八名，并管辖长道坑、烟墩、霄里等塘。千总一员，轮流防守艋舺渡头。把总二员，其中一员为雍正十一年增设。一员轮流防守海山口汛，并管辖炮台北港、小鸡笼等塘，防兵七十名；一员轮流防守大鸡笼汛，并管辖大鸡笼港、金包里等塘，防兵一百二十名。步战守兵五百名。大鸡笼港战船二艘，淡水港战船四艘，乾隆十二年裁撤。安平水师协标辖三营。副将一员，驻安平镇汛，随带防兵四十名。中军游击一员，分巡鹿耳门外中路洋面，防兵一百六十名。守备一员，轮流防守内海鹿耳门汛，防兵一百五十名。千总二员：一员分防内海安平镇汛，防兵八十五名；一员分防外海蚊港汛，并管辖外海北门屿、马沙沟、青鲲身等汛，防兵九十五名。把总四员：一员分防内海安平镇汛；一员轮流防守内海安平鹿耳门汛；一员分防内海盐水港汛，防兵一百二十名；一员分防外海大港汛，并管辖外海鲲身、头蛲港等汛，防兵六十名

译。步战守兵八百五十名，其中九十名拨给副将随同出洋总巡，五十名增援北路营半线汛。战船十八艘：内海安平镇汛七艘，鹿耳门汛三艘，外海蚊港汛二艘，大港汛一艘，拨给副将随同出洋总巡二艘，分巡中路洋面四艘。炮架八座，全部设在鹿耳门汛。炮台七座，外海蚊港四座，大港汛三座。烟墩十一座，外海蚊港汛六座，大港汛五座。

译左营游击一员，驻安平镇汛，防兵一百名。守备一员，分防内海笨港汛，防兵一百三十名。千总二员，其中一员为雍正十一年增设。一员驻防安平镇汛；一员分驻内海安平镇汛，并管辖内海水城海口，防兵一百三十名。把总四员，原有三员，雍正十一年增设一员。一员分防外海蚊港汛；一员分防内海笨港汛；一员分防内海三林港汛，防兵五十名；一员分防内海鹿仔港汛，并管辖炮台，防兵九十名。步战守兵八百名，其中七十名随防安平镇城，十名拨往内海猴树港汛，另有海丰港炮台四十名，拨给副将随同出洋总巡，一百八十名负责巡查本汛洋面。战船十八艘：安平镇汛七艘，笨港汛三艘，三林港汛一艘，鹿仔港汛二艘，拨给副将随同出洋总巡一艘，拨往本汛洋面巡查四艘。炮架八座，设在安平镇汛。炮台七座：安平镇汛三座，笨港汛一座，海丰港汛一座，三林港汛一座，鹿仔港汛一座。烟墩十一座：安平镇汛七座，笨港汛一座，海丰港汛一座，三林港汛一座，鹿仔港汛一座。右营游击一员，驻防安平镇汛，防兵一百名。守备一员，分巡本汛洋面，防兵一百八十名。千总二员：一员驻防安平镇汛，一员分防打鼓、岐后、西溪、东港、淡水港各汛洋面，防兵一百二十名。把总四员，原有三员，雍正十一年增设一员。一员随防安平镇城；一员轮防鹿耳门汛，防兵一百五十名；二员分防外海打鼓汛，并管辖岐后、万丹、西溪、东港、淡水港、茄藤港、放纤、大昆麓等汛，防兵一百三十名。步战守兵八百五十名，其中七十名随防安平镇城，五十名拨给本标右营游击随同出洋总巡，五十名增援北路营半线汛。战船十八艘：安平镇汛六艘，鹿耳门汛三艘，打鼓汛二艘，分防打鼓、岐后、西溪、东港、淡水港洋面三艘，拨给游击随同出洋总巡一艘，分巡本汛洋面四艘。炮架十四座，鹿耳门汛七座，安平镇汛七座。炮台五座，全部在打鼓汛。烟墩二十一座，安平镇汛十座，打鼓港汛十一座。澎湖水师协标辖二营。副将一员，驻澎湖。左营游击一员，驻内海妈宫汛，防兵二百二十七名。守备一员，分巡八罩洋面，防兵一百四十七名。千总二员：一员驻妈宫汛，一员分防外海莳里汛，并管辖双头、跨凤、柜尾、文良港、龟鳖港等汛，防兵一百三十五名。把总四员：二员驻妈宫汛；一员轮流防守妈宫澳新城内海港口，防兵二十八名；一员分防外海八罩汛，并管辖外海八罩、挽门、水埯、将军澳等汛以及将军澳炮台，防兵二百八十四名。步战守兵一千名，其中七十八名拨给内海妈宫澳、新城、东港及各港口，一百一名拨给副将随同出洋总巡。战船十七艘：妈宫汛七艘，拨往内海妈宫澳、新城、东港及各港口一艘，分防外海八罩汛三艘，分防外海莳里汛二艘，拨给副将随同出洋二艘，分巡八罩洋面四艘，乾隆二十五年裁撤一艘。炮台六座：妈宫澳一座，八罩汛三座，莳里汛二座。烟墩六座，八罩、莳里各三座。右营游击一员，驻内海妈宫汛，兵三百三十三名。守备一员，分巡西屿头洋面，兵一百七十三名。千总二员：一员驻妈宫汛，一员分巡外海大北山、瓦硐港、赤嵌澳、通梁港等汛，兵一百名。把总四员：二员驻妈宫汛；一员分巡妈祖澳港口，兵五十名；一员分巡外海西屿头、内外堑，并管辖竹篙湾、缉马湾、小门等汛，兵一百七十三名。步战守兵一千名，其中五十六名拨防妈祖澳、新城及内海新城西港，九十名拨给副将随同出洋。战船十六艘：妈宫汛九艘，妈祖澳港口一艘，分巡外海西屿头等汛一艘，分巡外海大北山等汛一艘，随副将出洋二艘，分巡西屿头洋面四艘，乾隆二十五年裁撤一艘。炮台三座，全部在西屿头。烟墩六座，西屿头五座，大北山、瓦硐港一座。总计水陆十五营：总兵一员，副将三员，参将二员，游击八员，都司三员，守备十三员，千总二十八员，把总五十六员，战守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班兵都由内地五十三营派遣戍守，分入各营，三年更换一次）。这就是乾隆二十五年以前营制的大致情况。考察《东槎纪略》，嘉庆十年，海寇蔡牵从沪尾登陆，直达新庄，于是把水师左营游击移驻淡水的艋舺，兼管水陆事务；把兴化协守备移驻沪尾，改任水师守备；把延平协守备调任游击中军；新设的噶玛兰营也归艋舺管辖。噶玛兰营（建地设厅、设置官员始于嘉庆十七年，但设营在先）最初设置守备一员，驻五围城内，战守兵二百一十五名。千总一员，驻头围，兵六十名。把总二员：一员驻五围城内，一员驻溪洲汛，兵四十名。外委二员：一员驻五围城内，一员驻北关汛，兵四十名。额外三员：二员驻五围城内，一员驻隆隆岭，兵二十名。战守兵四百名，另有一围汛兵十名、鸟石港口炮台塘兵十名。据核算以上实际只有三百九十五名。道光三年，增设都司一员，驻五围城内，同时把守备改驻头围，因为那里处在北关，向东扼守乌石港，人口稠密。头围千总改驻隆隆岭汛，那里是淡、兰二厅交界，连接三貂岭，可以俯瞰鸡笼卯鼻，茂密的树林和险峻的山岭，是盗匪和民众逃藏的地方。

译千总一员，驻五围城内；把五围城的把总移驻马赛草山，山外就是苏澳，与生番接界，东临大海，可以停泊大小船只一百艘，所以在山上修建炮台，设置战守兵五十名加以防守。外委二员：一员驻五围城，一员驻头围。额外一员，驻加礼远港，在东势大溪入海的地方，沿港都是番社，港口只能容小船出入，带领兵三十名稽查挂验。增加战守兵三百名：五围城内一百四十五名，头围四十名，隆隆岭汛三十名，马赛草山五十名，加礼远港三十名，乌石港口炮台塘五名；并把艋舺游击改为参将（当时总督赵文恪公想把北路副将移驻竹堑，把右营守备改为中军，抽调彰化额兵二百名、艋舺额兵一百名，归守备随副将驻扎；把彰化都司改为北路左营，把艋舺守备改为北路右营，同兰营四营一并归副将管辖；嘉义都司则改归郡中城守参将管辖，艋舺水师游击专门负责洋面。水师提督驻台，认为这样会削弱艋舺水师的权力；副将也贪恋彰化富庶，不愿移营，道、府官员被他们的说法迷惑，因此议案没有施行）。这就是道光三年改编后的营制（噶玛兰继续拨兵三百名，即城守营左军冈山汛四十名，右军大武垄汛三十名，北路左营嘉义存城兵八十名，斗六门汛三十名，盐水港、西螺二汛二十名，艋舺汛一百名，并不是全台兵数有所增加）。光绪元年，沈文肃公提出裁并汛地、编练军队的建议，仿照湘军、淮军的制度，每营五百人，分为三支（把台南、淡水、嘉义三营调到府城，与府城三营合为一支，专门负责凤、台、嘉三县；北路协副将所辖中、右两营与鹿港一营合为一支，专门负责彰化一带；艋舺、沪尾、噶玛兰三营合为一支，专门负责淡水、噶玛兰一带。各营都认真训练，在要地驻防）。并上疏请求取消总兵挂印这一名义，归巡抚节制；裁撤水师副将，改为总兵驻安平，中营游击随同驻扎。水师中、右两营都司改为镇标，陆路左、右两营都司也改为镇标，左营游击改为抚标。左营游击随巡抚驻台，抚标原设的两营仍驻省。把左营改为中军，由中军参将统领。把水师左营游击（原驻鹿港）改为台湾北路左营游击，归北路协副将管辖。台湾的兵制从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是因时制宜，大概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法国入侵的警报传来，客军大量聚集，抚垦事务又很棘手，招募人数日益增加。到了建立行省之后，营制又逐渐有所不同。据我现在听闻，练兵、募勇已有四十营之多，具体规制怎样，却苦于无法找到案牍（中丞正在养病，减少外出，竟然整月不见面；任事的诸位先生忙忙碌碌，各有自己的事务，每当听到我的话，总是随口敷衍，心里还嫌我多事，因此官府文书和私人记载，要索取查阅一张纸都像借荆州一样困难）。澎湖副将与坛镇互相调换一事，发生在哪一年，也还不清楚。查沈文肃请求改订台湾营制的奏疏，极力说明班兵的弊端，同时又说在当地招募，得失各占一半。我认为，考察马匹要以骏马为标准，最要紧的是寻求将才。统率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班兵和就地招募两者都不可能没有弊失。豪杰畏缩不前，老成之人引退，眼下纷纷扰扰的人，不是喜欢惹事的年轻人，就是贪财的贪官；现在值得忧虑的，正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志书记载战船八十九艘，而沈文肃的奏疏却说台湾、澎湖各营只剩下拖罾船八艘。军政松弛，由此就可以看出来。沈文肃又请求把福建船厂制造的轮船分拨一些驻防台湾海域，如今却只有飞捷一艘，仍然只是用于准备修理水线和供贵官们谋取私利、通行便利，与军政没有关系。

译中午赴党幼云直刺的约会，出了西郭门，沿着城墙向北走，大约二里多，只见一座夷楼高高地孤立在田埂中。门外用竹篱围着一个形似“■〈勹外舟内〉”的物体。池子挖得深一弓，中间隔着一道小堤。堤上有井泉，是用机器凿成的。水从筒中激涌出来，蓄积在小池里，形状像园墙。地里的荷花盛开，清香扑人。稍微转弯进门，曲折地登上楼去。楼面向池塘，可以把东、西、北三面的山都尽收眼底。山峰回环，岭脉连绵，中间开阔处有几十里，真是天然形成的一处都会之地。可惜城池建得稍偏西，如果向东移动一里多，便能占据更好的地势。吃完饭，登上高台眺望东南诸山，形势极其雄伟粗犷，云气■〈艹翕〉然，连岩■〈穴上由下〉也分辨不清。月晡时分回来，回拜陈石斋刺史，向他询问番人喜欢杀人的情形。他说：“这固然是他们的天性，但也是因为垴丁有人激怒他们。”我问：“怎样激怒他们？”他说：“外山的樟树已经砍光了，进入番人的地界砍伐番木，约定给他们羊、猪、红布之类作为报酬。垴丁无赖，常常不守诺言，树砍成后便逃走。番人不懂文字，按照约定的日期，在墙上打结，结数与日期相应，每天解开一个结；结全部解完而报酬还没有送到，他们便瞪着眼睛拿刀出来，认为汉人欺骗了他们，也不分甲乙，往往一见面就把人杀掉。” 至于那些盗窃、奸淫番妇，因而被番人杀死的人，各处也有很多。番丁人数虽多，势力却分散，即使各自有头领，也没有人能够禁止和追究。”我说：“如果用杀人来制止杀人，哪里足以使他们服从？这就好比救火却反而抱来柴薪。要撤去柴薪、停止沸腾，不如让灶长和番目共同谋划解决。每个灶雇用一名番人，让他学习这种行业，再把利益平均分配给他。”他说：“有人提出过这个办法，但大府害怕困难，把它搁置了，没有实行。”我说：“这样看来，番人的祸患就不容易消除了！哪里只是番人之祸，外来的忧患也将由此产生。那些狡猾地谋求挑起事端的人，正苦于找不到借口；如今他们带着大量钱财而来，却在山谷中抢掠□，垴灶日益减少，所求又不能满足，他们将要窃取倭奴过去的伎俩，假借讨伐番人的名义，暗中施行欺诈。霜一旦落下，便预示坚冰将至；远见这种征兆，哪里一定要等君子才有？”他说：“夷人的用心也很诡诈。近来他们请求放宽进入山中查看灶的禁令，说这样被番人杀害后就不再怨恨官府，当事者答应了他们。他们于是欣喜地带着银钱，在番社之间游荡；无论男女，凡是他们看中的，都有所赠予。揣度他们的用心，实在难以测量。”我说：“竟有这种事！他们开始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接下来必定会用重金购买土地，占据要害，营造巢穴，偏僻地处在番人境内，我们尚且不知道，又怎么能够禁止他们呢？” 这就好比把毒蛇聚集在破败的衣物中，把豺虎埋伏在门内；越晚发动，祸患就越严重，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知道以后该怎样妥善收拾了。又问他划界的得失。他说：“这是某某怯懦，害怕冒功而不能善终，却敢于作欺骗蒙蔽之事，来迷惑大府的听闻。他表面上说是划界，实际上是割让土地求和。已经开辟的土地，弃置了也不可惜；奸诈狡黠、抗拒教化的人，反而更加助长了他们的骄横。隘寮刚一迁移，持刀的人就已经越过境外，而隐瞒不上报，还以平息事端、使人安宁为名，企图侥幸得到优厚赏赐；道路上的议论，是不能欺骗的。”回来后，我向凌云询问核实，他的话确实可信。十一日，阅读武备列传。从施琅开始，到张天骏结束，共二十人，这些人应当列入列传。篇目题作“武功”，与“宦绩”并列；后来在台湾任事的人，都按这一类别归入。所谓“义民”，则归入人物传，以严格区分主客。末尾记载船政，对船的形制叙述得很详细。自从轮船进入中国，海船几乎废弃，便利交通的作用因此不如从前；然而如果说造船如同造马，闽人的机巧敏捷，西夷确实还在他们之下。这些也应当详细记录，不只是保存旧有的船制，也是为了说明观测风向、试验水势方面，中国本来就有自己的长处。这天中午，陈石斋请我饮酒，我没有赴约。十二日，早晨，阅读府志卷第十二《人物》。开头列举科贡人物，这是不对的；应当划出一格，先列■〈衺，毛代牙〉，再列秩官■〈衺，毛代牙〉，这也是修志沿用的固定体例。台湾有进士，从干隆二十年丁丑开始。查巡台御史诺穆布的奏疏，请求援照乡试的成例，编列台湾字号，录取一人；奏章下交有关部门议定，台湾郡的士子参加考试，满十人后再奏报。此事在干隆四年。过了十八年，才有登第的人，难道是此前计吏乘车同行的人很少吗？举人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开始。当时另编字号，每额录取一人。三十六年，总督奏请停止另编字号的制度。雍正七年又恢复。十三年，增加录取一人（不论学习哪一经）。干隆元年，又增加一人（因为恩例，不是通常的定额）。现在则秋榜三人，春榜二人，大体成为固定名额。流俗之学使人才受到深重束缚，难道一定就比过去优良吗？然而科第日益兴盛，一两个杰出的人才，应当更加刻苦努力，自我奋发振兴。胡铁花任直刺巡阅营伍回来后，我询问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瘴气弥漫、烟雨连绵的地区。随从三人，死了两个，病了一个，而他本人安然无恙，完全没有疾病痛苦，真是铁打的人。他后来告诉我后山的境况和风俗，大体与志书所载相同。只是他说当地的精华已经耗尽，再没有肥沃土地可以开垦，台东州直应当把它当作瓯脱而弃置；我心中对此越来越怀疑，但自己没有走过那里，不敢争辩。胡铁花又极力辨明玉山之说是诬妄，说那里根本没有这座山，嘱托我撰写《山水考》，删去旧说。我认为漳浦陈梦林有《望玉山记》，描写得确凿具体，似乎不是虚妄之言。近来有人说玉山就是积雪（见王文勤《台湾杂咏》自注），应当通过采访来验证。玉山或许只是因形状相似而得名，不能凭主观臆见删去这座山。晚上得到新鲜荔支，剥开品尝，色、香、味都极好；渡海以来已经几个月，所见所闻没有一件令人快意的事，幸亏有这种果子替我解嘲；仲翔在南海的遗憾，也可以释然了。这天收到五兄和内子的书信。

译十三日，阅读人物列传。不标列品目，是最好的，没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可惜奇异突出的人物太少，不足以使志书增光。《通志》成书于道光年间，增加列传十多人，但也大多只是罗列细小事迹，至于表彰幽隐、拔擢困滞，则是采访者的责任。流寓人物起首是沈光文、李茂春、张士郁、郁永河等贤人，他们留下的足迹和流传的风气足以令人仰慕。蓝鹿洲凭借飞书草檄的才干，参与其兄蓝襄毅的军事事务，在帷幕中筹划，时常提出奇策，在台湾可以说是有功劳的；但若把他同一般寄居的官员并列，就很不符合事实了。宁靖王始终依附郑氏，也应当列入《明遗臣传》。晚上又得到荔支，再诵读苏东坡“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罩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四句，深深佩服他品评题咏的精妙。吟诵几遍后，觉得白居易“新熟鸡冠色”、黄庭坚“新剥女儿颊”这样的说法，都成了粗鄙人的话。十四日，早晨，阅读《列女传》。所记载的都是贞节刚烈、卓异而值得流传的人物；不到一百年间，以奇特节操显名的将近四十人，可以说是盛况了。如今的风俗却为什么以淫荡放纵著称呢？殉节人物中，开头是续顺公沈瑞的妻子，她是郑斌的女儿；郑克■〈臧上土下〉的妻子，是陈永华的女儿。这两人都不是台湾人，似乎应当分别附在她们丈夫的传记之后。又记载北路参将罗万仓的妾蒋氏；罗万仓是陕西宁夏人，死于朱一贵之乱，志书已有传记；蒋氏因殉死而得到旌表，已经见于传记末尾。志书没有说明她是台湾人，也应当分列出来，以厘清主客的界限。中午写完家信，又写信给德州粮储道。粮储道名叫思焘，由侍御出任东漕，风雅而喜欢办事，有孙阳湖的风范。我作为寄居的百姓，深深承蒙他容纳接待。他索要我所撰写的著作，我把《诗刻》《江苏水利图说》《临朐县志》三种拿去请他指正。他又索要《江苏海塘新志》和《水利全书》；当时书架已经塞满，南来时托李观察访求得到，便借送信的方便尽力寄给他。晚上收到德州四月的书信。十五日，早晨，陈仲英太守来访，得知我先前撰写的《八议》已经被他看到了。他对《明室遗臣传》的篇目颇不以为然，并说：“沈文肃奏请为延平王建立崇祀之所时，有某位先生曾写信争辩，说如果台湾可以祭祀郑成功，那么李自成就应当先在京城建立祠庙；他的议论虽然激烈，归根到底是公论。郑成功如果说对本朝有功还可以，但对明朝来说确实是叛臣。”我听后大为惊骇。李自成是使明朝天下灭亡的人，郑成功是保存明朝正朔的人；这两件事如同熏与获、异器，妇孺都知道，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况且郑成功以一个诸生的身份，在明朝社稷已经倾覆之后奋起，在孤岛上开辟土地，自行实行帝制，谁能禁止他？但他却一定要奉淮王常清为监国，不改东武年号（这见于《鲸埼别编》，《外纪》则说他奉永历年号），殷顽之义、大节凛然，他有什么对不起明朝的地方，竟被视为叛臣？然而太守以翰林出身，曾一次主持文衡，又两次任大郡太守，治理政绩显著，声誉日益提高，并不是不通晓古今的人，或许另有他的见解，所以我也没有深入争辩，只是催促他赶快谋划、开始办理这件事罢了。冬生来访，得知他和凌云担任同职，参与纂修；协修有四人，还不知道都是谁。听说中丞想从候补任职的贤才中选取他们。十六日，阅读府志卷第十三《风俗》。其中的子目叫作“习尚”“岁时”“气候”“潮信”“风信”“占验”，似乎杂乱无章。应当采用《畿辅通志》的体例，按人的类别设目，分为“士、农、工、商”；按礼仪设目，分为“冠、昏、丧、祭”；最后以岁时收束。这样分类编排，杂采各书，就像把网系在纲上，条理便清楚了（潮信、风信附在《水考》中，气候、占验收入《杂记》）。书中所述的风俗，大多殷实而奢侈；由于当地人不是土著，所以风气浮薄，喜欢打官司、乐于争斗，这根源于天性。如今接受教化已经将近二百年，却有十分之七仍未改变。移风易俗，难道不是很难吗？岁时方面的俚俗，夹杂闽、粤两地风俗；我只是偶尔出门，所见很少，过去和现在的异同，也不是通过采访就不能详细了解的。

译十七日，阅读府志卷第十四、卷第十五的《番社风俗》。可以列出名称的共有一百四十四社（台湾三社，凤山五十七社，诸罗三十五社，彰化四十八社，淡水四十一社）。大社有三四百人，小社有的只有几十人。酋长也称土官，一个社有时设有几名土官，一名土官有时管辖几个社；他们没有征收赋税的责任，只是略有统属关系而已（土官有正、副之分，各自设有公廨；有事时就集合众人商议。管事的头目也称公廨。娶妻以后，就在肩、背、胸膛、手臂和两腋下刺花纹，用黑烟涂成。正土官刺人形，副土官和公廨只刺墨花，女土官在肩、臂、手掌上也刺墨花，以此区别尊卑。番人嫁娶，以鼎、珠、刀、布作为聘礼，土官取其中一半。土官之间互相通婚）。风俗重视长幼，男子娶妻，女子招赘女婿。把外甥当作孙子，因此不能延续三代，族姓也混乱了。他们人少事闲时就从事耕作、捕猎禽兽，自在安适地过自己的生活；事情紧急时就寻找人杀戮来取乐，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的长兵器是弓箭，短兵器是镖、槊，近来颇有使用火枪的。没有人激发他们，他们也不会行动。他们凶悍而嗜杀；傀儡诸社尤其如此（《使槎录》说：“傀儡生番动不动就杀人，割下首级带走。把髑髅用金装饰作为宝物。被杀番人的儿子，在四月服丧期满后，一定要出去杀人，取得首级来祭祀。大武、力力两社尤其凶悍。”），其他地方却不完全如此。从土官以下，全都穿短衣遮住肚脐，下面只盖一尺布；女子有的围一幅布作桶裙。靠近水边就捕捉鱼鳖，靠近山地就以麋鹿为食。尊重年轻力壮的人，轻视衰老者。人死后总是停放在屋内。不为父母服三年丧（有服一年丧的，有服四个月的，有服几十天的）。没有婚姻礼仪，情意相合便结为配偶（男女梳妆束发，在各社游走，互相用觜琴挑逗；情意相合就成为夫妇。琴用竹子制成，像弓一样，长约四寸，中间空出二寸左右，系上铜片，另系一根小柄，用手来回拨动，以嘴唇鼓动发声。但也有从小订婚的。聘礼使用螺钱、海蛤、珠粒之类）。丈夫死后，妻子往往改嫁。彼此反目、感情破裂，也很轻易离婚（大杰诸社，男女婚配已经很久的，就搭起高架，让妇人坐在上面，抬着她迎遍各社；番众赠送彩色布匹，回到本社设宴，这样便永远不会离异）。旧日风俗就是这样。如今这些地方有一半已经纳入版图（琅峤十八社已经属于恒春县，水沙连诸社已经属于埔里厅，竹堑已经成为新竹县治，淡水已经设立台北郡城），原来粗野杂乱的状况逐渐不同于过去了。然而即使从旧日风俗来看，男子勤于种植，女子甚至能剖木制成织机来织布（《台海采风图》说：“番女织布，用大木制成，像栲木、楮木，在木头中间凿空，横向穿入竹子使它能够转动，把经线缠在上面；削木制成轴系在腰间，穿梭其中而织布。用树皮合葛丝织成毡，名叫戈达纹；用彩丝合鸟兽毛织成有花色的布帛，再用各种草染色，斑斓相间。又有头巾、布匹等物，都坚固细密。”），由此当然可以知道他们从事根本的生产。达麻承担劳役（达麻，是番丁中尚未娶妻者的称呼；凡是长吏、将弁出远门，肩舆、行笥、被褥，都由他们承担），有的还不敢远离社寮居住，因此也可知他们急公尽职。父母去世时，戴着斗笠，不敢让天看见（凤山潴毛、傀儡诸社有这种风俗），可见他们并非不思念亲人。祭祀祖先时有歌唱，每顿饭都不忘祖先，可见他们并非不追念远祖。共同饮酒时先给土官斟酒，公廨和番众依次饮用，可见他们也很有礼让之风。子女在没有婚配以前，都分别居住，可见他们也有条理和廉耻。如今只要铲除各种弊害之人（如通事、社商、社棍之类。《稗海纪游》说：“番人既愚昧，又畏惧法律，郡县中有才能和力量的人，认领办理社课，名叫社商。社商又委派通事、伙长一类人住在社中，凡是番人的一丝一粟，都登记核查。射猎得到麋鹿，就把肉全部取走制成肉脯，并取走鹿皮；这两项交纳赋税还有剩余。然而他们剥削贪取没有满足，凡所有物都视为不属于自己便罢休。平时无论事情大小，全都召唤男女老幼来服役，并且纳番妇为妻妾。若有人从中横加阻挠，社棍就是这种人。谋求充任伙长、通事，父亲死了儿子接任，流毒没有止境。他们利用番人的愚昧，又乐于使番人贫困；番人愚昧，他们就任意攫取；番人贫困，力量不足以抗争。即使有人因冤屈申诉，也没有门路能够上达。通事颠倒是非加以答复，番人反而遭到斥责。”），减轻他们的徭役，利用他们本来具有的善性，再用礼教引导他们；如果让他们安居乐业、生活安善，怎么会不如闽、粤的百姓呢？周钟定说过：“强横的人欺凌番人，把他们看作砧板上的肉；软弱的人向番人献媚，把他们引导成爬树的猕猴。过去多有祸患，没有不是由这两种人造成的。” 不去探究其中的缘故，只把番人当作异类看待，那么我考察番人的风俗，就要替番人感到冤屈了。这天寄出家信。

译十八日，阅读府志卷第十七《物产·五谷》。稻的种类有二十七种（早占、埔占、圆粒、尖仔、三杯、天来、内山早、清游早、红脚早、大头婆；过山香、大伯姆、七十日、早安南、早白肚、早一枝、早吕宋、占糯米、赤壳秫、虎皮秫、竹丝秫、尖仔秫、生毛秫、鸭母潮、禾秫、鹅卵秫、番仔秫），名称有的取自收获时令，有的取自产地，有的取自形状，似乎有一半带有俚俗色彩。名称中称“占”的，是占城所产的稻。宋真宗时，因为福建土地多高亢，听说占城稻耐旱，便派使者求取种子让人种植；见《湘山野录》。然而据《宋会要》，大中祥符五年，曾派使者到福建，取得占城稻谷，分给江、淮、两浙地区；这样看来，种子传入中国又不始于真宗时期。《附考》说：“谷种有早晚不同。早稻六月可以收获，晚稻七月才开始收获。下淡水一带有三冬播种、四月就收获的，叫作双冬。”又说：“占稻六、七月才播种，十月收获。”稻米中最美的，据我听说，台北的农田都是两年五熟（第一次五月收获，第二次九月收获，三癈疹芝水，附城各处都是这样）。麦、黍、稷、豆，都与内地没有不同。两年五熟的田地，就都不再夹种其他作物了。蔬菜一类有二十八种，也少有奇特品种。王瓜条目下引用《月令》所说“四月王瓜生”，但台湾十二月就有王瓜，这是不同之处。考察现在的黄瓜，本名胡瓜，北方人为了避石勒的讳而改称；见《本草纲目》，它不是《月令》所说的王瓜（考察《礼记》郑玄注，王瓜就是萆絜。如今《月令》作“王萯生”，《夏正》作“王萯秀”；王瓜、王萯，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名称。《吕氏春秋》又作“王菩生”，高诱注说“菩”有的写作“瓜”，是■〈舌瓜〉■〈既上旦下〉。桂氏《说文义证》认为菩就是萯。根据这些说法，志书的注释明显错误。从前我客居临朐时，见当地人李廷枢所著《齐雅》一书，说王瓜就是今天的土豆，俗称赤薐，也就是萆絜；四月从土中长出，藤蔓像瓜，豆生在根旁，味道像薯蓣，是野生植物，自己生长，所以可以用来验证时令。至于黄瓜，是家种蔬菜，有早有晚，取决于人的种植；济南早春就有上市的，不一定要到四月。李廷枢的说法明确可靠，足以作为依据，他的疏证尤其详细，可惜我没有全部记下来）。笋的注释说：“台湾所产的味道苦。” 《附考》引用《使槎录》说：“竹堑的笙竹笋味道最好。”筀笋，我没有见到。如果台北所产的就是这种笋，那么厨师每天都供应；虽然比不上我家乡牙竹笋的美味，但味道确实不苦。晚上写成《沿革■〈裹，毛代果〉》。台湾府、县的名称仍然是这些，但所在地不断迁移，百代以后考察古迹，最容易混淆。开始升格设置时，应当用台中、台南、台北来命名郡，这样既便于省去纠缠混乱，而且各有专名，也符合升府为省的意义。十九日，早晨，阅读府志《物产》。货物一类有十六种（糖、冰糖、油、藤、菁淀、菁子、茄藤、皮可染绛、薯、榔、用于染皂，纻麻、炭、灰、鹿皮、麋皮、鹿皮、可制靴、袜、舄、挎，茶），以糖开头，以茶结尾。《附考》引用《稗海纪游》，说台湾人种甘蔗制糖，每年产量二三十万。按照《赤嵌笔谈》所记计算，哪里只是价值一百二十万金（每年产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乌糖每百斤价格银八九钱，白糖每百斤价格银一两三四钱。根据这些数字综合核算，乌糖和白糖各占一半，平均每百斤价格银一两一钱；这样一篓已经值银二两左右，按六十余万篓计算，就超过一百二十万了）。如今台南土地每天都在开辟（台北不种甘蔗，难道是土性不适宜吗）？产量应当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必须查验货税档册来核实，不能没有依据。茶的注释说“出产于水沙连社，可以治疗暑疾”。如今台北近山地区种植得几乎到处都是，其中最好的叫乌龙茶，泰西人非常爱喝；从四月到八月，轮船每天到来，茶叶一筐筐、一箱箱地装船运走，获利与糖相当。它的兴盛大概始于同治年间（茶商都聚集在大稻埕。每到夏季，开场设摊，招待客人，分别优劣，雇用妇女，成百上千地聚集，风俗几乎和上海相似。有人提出废除茶树而改种桑树的主张，姑且不论炎热荒僻的气候不适合养蚕，即使适合，也不是一两年就能见效。毁掉已经形成的数十万利益来源，却希望获得无法预知的收益，这对百姓的违逆太过分了，绝对不能实行。况且维护风俗教化本来就有办法，说台北有桑树而没有茶树，妇女就会不淫荡放纵，这种话无论如何也是站不住脚的。腐儒谈论经济，往往就是这样。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宋代张忠定治理崇阳的政策不也是这样吗？我说：忠定的意思是，茶叶利润丰厚，官府将要实行专卖，他担心百姓失业。这就像医生贪图援引古法，却不了解古人治病的缘由，即使是仲景的方剂，也足以造成祸患）。货币一类有七种（棉布、苎布、麻布，以上三种都不多产；卓戈文、毛被、戈达纹、番毯，以上四种都详见《番俗》），其中四种出自番妇。考察番俗，以苎麻丝作经线，以狗毛作纬线，染成斑斓的颜色，织成布，叫作戈达纹。剥取树皮并混合兽毛织成的，叫毛被，也叫番毯，大概属于古代缋■〈罒上剡下〉一类。卓戈文，就是他们织成的毡。又有彰化大武各社织的麻布，名叫老佛，这里没有记载，应该增补（老佛大概就是如今市面上出售的番布。《闽杂记》说它是戈达纹，考证不够）。按“币”这个名称不妥，似乎不如统称为“货”。晚上经过西学堂，访见冬生，二更时回去，湿气像烟一样从地面冒出。湿润弥漫，高约一尺，大概就是瘴气。我曾经坚持不要晚上外出的戒条，今天忽然违犯了，心里越发后悔。

译二十日，阴天。阅读《府志》的物产部分。金属一类有六种（剑钱、圆钱、方钱、中钱、茇、通宝钱）。剑钱、方钱如今都没有见过。所谓圆钱，就是今天的番饼（俗名洋钱，每枚重七钱二分，上面铸有人面形状的叫人头番，铸有鹰形的叫鹰洋，都来自西洋。如今台湾流行的是日本番饼，银色尤其不足，但式样相当精美）。中钱和茇，就是今天的小番饼（中钱重三钱六分，就是俗称的对开洋钱，两个抵一个。茇重一钱八分，就是俗称的四开洋钱，四个抵一个；重九分的叫八开；重四分五厘的叫十六开；如今这些都有），都是从西洋流入的，并非台湾所产（日本改革法度，学习西夷，是近些年才开始的，所以当时只说番银来自吕宋、咬留吧）。番饼充斥，暗中侵蚀利益而不易察觉（每枚掺入四分铜铸成）。我曾对此深为痛恨，认为这是通商以后诸多严重弊害中最突出的一项。详细考察《府志》所述，台湾内部的祸患以此为最早。货币制度的弊病，在内地也很严重，正如《赤嵌笔谈》所说，鹅眼钱、荇叶钱散乱得像流动的泉水；看到正在鼓铸的钱，轮廓周正，却被抛弃不用的情况，后来稍加禁止革除，但弊病又从其他方面滋生。一枚番饼值九百五十文，以重量七钱二分为标准，不足这个重量的便减价（台湾所称可以通用的番饼，都是锤凿重叠，钱体没有完整的，甚至有中间穿孔像环一样的；重量不满五钱的也有），超过这个重量的却不增价（日本番饼名叫库番，钱体最重的有七钱三、四分）。钱商独自垄断利益和权力，士、农、工、商四民都困苦。我曾经向一位有地位的人反复说过这些，越过自己的身份去操心，实在没有什么益处。按这些都属于货物，似乎可以不另立条目。附考引用《台湾志略》说哆啰社产金，而《台湾外纪》说康熙壬戌年间，郑氏派伪官陈廷辉驻在那里采金。老番说，采金必定会招来大祸。追问他原因，他说：当初日本人来到台湾采金，红毛人夺走了；红毛人来采金，郑氏又夺走了；如今又来取金，难道就能安然无事吗？第二年癸亥，我军果然攻克台湾。这话听起来似乎荒诞怪异，但实际上是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如今那些以利益取媚于上者，正竭力坚持淘金的主张，招集徒手之人，加重他们的征敛，难道真的没有看过这番话吗？还是既然只谈利益，就来不及计算祸害了呢？石类有五种（■〈石娄〉■〈石国〉石，生长在海中，都是咸卤凝结而成，当地人用来充作盆景玩赏。文石产于澎湖，石上有纹理，好的可以制成朝珠、扇柄等器物。打鼓山的石头崟■〈山上欹下〉，可以玩赏。冈山的石头可以烧成灰，用来涂抹墙壁。硫磺出产于淡水磺山）。其中四种都是玩赏之物，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只有硫磺是军火所需，应当归入货物一类。《稗海纪游》说：“硫磺土的颜色有黄有黑，并不相同；质地沉重，有光泽，用手指捻它，发出沙沙声的最好。炼制方法是：捶碎成粉末，放在太阳下曝晒，使其极干。锅中先放入十多斤油，再慢慢加入干土，用大竹做成十字架，两个人各拿一端搅拌。土中的硫磺遇油便析出，油和土相互融合；又不断加土、加油，直到装满锅。一锅大约加入土八九百斤，油的多少则根据土的优劣而定。工人不时用铁锹取出汁液，在锅旁察看；油土过多就添土，不足就加油。过多或不足都能损耗硫磺。土质改用优良的，油量配得适当，一锅可以得到纯硫磺四五百斤；否则有时只有一二百斤，甚至几十斤。关键虽然在油，但工人对火候的掌握也有细微的作用。”近来听说鸡笼的煤炭开采也很丰富。又有大甲的席子（用大甲溪的草织成，叠起来像布帛，可以放进行李箱。草有咸水、淡水之分，淡水产的较好。最精美的价格可以达到五六十金，最差的也值几枚番饼。渡海到内地的人都买来作为馈赠礼物），鹿港的香（名叫奇楠香，只有如丝线般粗细，颜色黑，受热后香气浓郁，沁人心脾，用来制成扳指、珠串之类，不如扬州的精美，但香味浓烈胜过它。鹿港又用牛皮制箱子，也很有名，但不如福州制作的好）、台南的竹丝冠胎（竹丝细如头发，用来制成凉帽；和万丝胎争奇斗美。一顶帽子的价格，精细的也要一枚番饼），都是过去没有、如今才有的货物，都应逐一增补。●《台游日记》卷三 上元 蒋师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