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据丁日昌呈文说：臣丁日昌此前任江苏巡抚时，因看到外海水师的各种艇船总是不如轮船坚固迅捷，必须配备、驾驶大号轮船，才足以用来巡查和剿捕。沿海炮台也应因地制宜，审察地势，改式修筑，以加强防卫。臣曾参考西人修筑炮台、训练军队的方法，预先拟定海洋水师章程六条。现在正值筹办海防之际，谨请代为陈奏，以备皇上裁择等情。臣不敢隐瞒不上报，谨据其所陈情形附片代为上奏，并将原拟章程另行誊清成折，恭敬呈请皇上阅览。朱批：交该衙门议奏，原单一并发下。丁日昌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丁日昌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一、外海水师专门使用大型兵轮船，并招募驾驶人员：外海水师以火轮船为最有利的武器，尤其以大型兵轮船为最有利的武器。兵轮船两侧分为上下两层，都设有炮眼，多的有三十六个，少的有二十四个。船头、船尾和中部两舷也都排列炮位。估计一艘船可以装载四十多门大炮，轮流交替发射，没有什么坚固目标不能摧毁。一艘船可以装载六七百名士兵和水手，还兼用风帆，航行快如飞驰。这种轮船偶尔只要开动轮机、造成颠簸，旁边的小舢板等船就已经会倾覆，何况用来对敌？计划先在花旗购买这种兵轮船二三艘，就用提督所训练的陆兵到船上学习驾驶和操用，由粗疏逐渐达到精熟。同时招募中国能够驾驶轮船的人，优厚供给薪饷，因为宁波、漳州、泉州、香山、新会一带能够驾驶轮船的人很多。现在计划以重金招募，分别评定等级，设法安抚驾驭，使整艘船完全不需要依靠外国人，才能指挥自如。其次购买根钵轮船，用来在浅水处追击和剿捕。以上两种轮船，开始时购买，随后由机器局自行制造。有了这些可以依靠，那么沿海所有艇船都可以废弃不用。因为合并五十艘艇船的费用，可以供养一艘大型兵轮船；合并五十艘阔头舢板的费用，可以供养一艘根钵轮船。在海上交战，即使有一百艘艇船，也敌不过一艘大型兵轮船。因为在内海剿盗，非有炮船不能奏效；在外海剿盗，非有轮船不能奏效。一、沿海选择要害处修筑炮台：自道光以来，海上交战，沿海炮台全都遭到毁坏，所以人人都认为炮台不值得依靠。但追究中国炮台没有作用的原因，并不是炮台本身没有用，而是炮台的形制不合适，火炮的制造不合规范，演练火炮不能达到准确，守卫炮台没有合适的人。考察可知，西人重视城池还不如重视炮台。凡是海口和险要之地，无不密集排列炮台，严加防御。它的炮台形制下部宽大、上部呈楕圆形，四面都安置火炮，台体曲折起伏，首尾左右彼此照应，台下环绕池壕，与中国炮台大不相同。计划仿照这种形制，仍在沿海选择要害处修筑炮台。火炮的制造也采用西国式样。演练火炮必须要求准确，守卫炮台必须选择合适人员，并与沿海水师轮船互相配合，表里相应，奇兵正兵交互使用，这样海滨就会形成长城般的防御形势，寇盗也不敢窥伺了。一、选拔训练陆兵：防守海疆固然要依靠水师，但陆路军队也不能忽视。戚继光谈论水师时认为，应兼习陆战，以备上岸攻击贼寇之用。臣曾在上海观看西人进行陆军操练，有的人不用绳索援助，徒手就能登上城墙；有的人能够把竹篙插在壕沟中，借此跃过二三丈宽的壕沟；有的人能够用双脚攀缘单根绳索，同时用手发射洋枪。他们在协助攻打常州时，前面的人阵亡了，后面的人继续前进，毫不回头。只是因为他们的军饷充足，命令才能得到执行，之后才能以少数制服多数。臣私下计划，在沿海水师提标中各精选四练陆兵一千人，在镇标中各精选四练陆兵五百人，削减编额而优厚发饷，严格选拔。每人每月约发给饷银十圆。像王守仁在赣州时那样，每县选送几名或十多名体力强健、具有特殊技能的人，编入各标，勤加训练，申明军法，半年在陆地训练，半年在海上训练，以备缓急之用。全国合计约可得到精兵十万人。有了这样的劲旅，声威就能远播并震慑四方，哪里只是盗贼不敢生出作乱之心呢？一、沿海地方官应精心选用仁慈廉洁而又干练的官员：办理天下事务，没有才干就不能成功。臣私下计划，对于沿海地方官，应精选仁慈廉洁、又有才干而办事干练的人员，让他们安抚军民，按时修筑城堡，编组推行保甲，训练乡民，使各项事务不扰民而能办成。如果成效显著，就由督抚特意上奏予以优先保举，并令其协助办理水师。这样或许可以储备边疆人才，以供缓急之用。一、北洋、东洋、南洋联成一体：查直隶至粤东，海面南北相距五千余里。沿海要害彼此互有关联，应当像常山之蛇一样，攻击蛇头而蛇尾响应。计划设置北洋、东洋、南洋三名提督。把山东增益南部辖区，并在天津建立帅府，作为北洋提督辖区；把浙江增益江苏，并在吴淞建立帅府，作为东洋提督辖区；把广东增益福建，并在甫澳建立帅府，作为南洋提督辖区。三名提督都应文武兼备，单独用一个衔名上奏事务。每洋各设置大型兵轮船六艘、根钵轮船十艘。三洋提督每半年会合巡哨一次。无事时用来运输漕粮，有事时用来捕盗。计算各省沿海旧制各船的耗费，用来供给大小轮船四十八艘，费用尚且会有余而不会不足。一、精心设置机器局：水师和制造业彼此配合，偏废任何一方都不能精进。计划在三洋各设置一个大型制造局。每个制造局分为三厂：一厂制造轮船，选用通晓算学、熟悉地理和沙线、能够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的人主管其事；一厂制造枪炮、火箭、火药以及各种军器，选用熟悉兵法、武艺高强而有胆略的人主管其事；一厂制造耕作和纺织机器，选用熟悉农务、通晓水利的人主管其事。这样，今天督造轮船的人，就是将来驾驶轮船出使外国的人；今天督造枪炮的人，就是将来办理军务的人；今天督造耕作器械的人，就是将来尽心办理民政的人。朱批：阅览。张兆栋又上奏。

译同治十三年七月三十日，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文字，七月初九日奉到上谕：刘长佑上奏，现正筹划剿捕、招抚越南匪徒及越南近来情形一折等，钦此。臣查考，两广边境都与越南交界。此前因该国多事，匪徒纷纷起事，经广西巡抚刘长佑下令官军驻扎高平、谅山，尽力堵截剿捕；臣也会同前任总督瑞麟，发文命令东省钦州等处文武官员认真防范，并奏请派署理南韶连镇总兵郑绍忠等，带领勇士驻扎灵山县一带，与西省交界的官兵约定会合，查办土匪，以防止蔓延。此前已经陆续抓获首要犯人杨日吉等三百余名，审讯明白后依法正法，臣于本年四月间会同上折奏明，留有案据。该署理镇总兵郑绍忠等随即前往督促所管官兵和勇士，从灵山县所属的林墟转移驻扎到西乡等处，逐处搜捕。又先后抓获著名匪徒粱高超等一千余名，按照案件审讯明白，分别正法以及发交县府审理办理。察看灵山等处，捕盗事务已经有了头绪，正要前往钦州时，恰好接到谕旨，于是立即转发执行，恭敬遵照办理。只是今年夏秋之间，因为日本军队驻扎台湾番社，接连奉到谕旨，命令各省沿海口岸一律设防等因。粤东海面辽阔，而且接近福建海面，应当赶紧严密筹划防务。此前已经由前任总督瑞麟与臣共同商议，把潮州各海口的防务会同发文交给署理潮州镇总兵方耀，协同该道、该府以及南澳镇等逐一筹办。臣兼办督署事务后，又恳切责成该镇总兵切实办理。至于广州等处的海口，更加重要，各项防务都必须妥善布置，仍觉得调遣时需要有人。郑绍忠久经军旅，他所部的官兵和勇士也多半熟悉战阵，如果命令他协助办理海防，可以期待他发挥作用。不过，钦州的防堵也属于重要事务。臣考察实际情形，统筹办理，目前灵山等处的土匪刚刚受到惩办，恶类大多已经剿灭，西省与越南交界各处有知府徐延旭等驻军关外，自然可以根据情况剿捕或招抚。钦州地处偏远，应当专心巩固边防，以便安定局势。查得署理钦州营参将莫善喜屡次立有战功，办事非常有胆识，足以胜任防堵之职。现计划命令该参将自行招募旧部精勇五百名，并命郑绍忠酌情拨给勇丁一营或二营，交由他统领，在钦州一带选择要害驻扎，侦查越南匪徒踪迹，严密防范。郑绍忠应将当地尚未完成的捕盗事务赶紧办理完毕，随即选带所部官兵和勇士，与道员齐世熙等迅速来到省城，协助部署海防。钦州、灵山等处所有零散余匪，责令莫善喜随时会同地方文官认真捕办，彻底斩断根株。如果钦州防务紧急，仍应命令郑绍忠从道府所在地迅速前往策应。这样一番调动，看来对于筹划防务全局会更加周密。朱批：知道了。十月壬午（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上奏。本月十一日，据广东巡抚张兆栋上奏，丁日昌预先拟定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请求代为陈奏一片，本日钦奉朱批：交该衙门议奏，原单一并发下，钦此。臣等详细阅看所拟章程，其中如添购兵轮船、改式修筑炮台、陆兵与水师一同训练、沿海选用廉洁干练人员、三洋应当联成一体、分别精心设置机器局等各条，意在整顿海防，力求实际，其大致内容也不超出本衙门上月二十七日筹备海防奏折中的主旨。现在钦奉谕旨，命令本衙门议奏。臣等私下认为，谋划必须慎重开始，制度必须适应时势，事务必须考虑长久可行。像该抚所筹划的练兵筑台办法是否可行，以及将来应当怎样设法筹备办理，都应由沿海、沿江各大臣等根据当地实际情形，详细审察、推求研究，然后才能付诸实行，不至于徒然停留在空话上。拟请下令南北洋通商大臣、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等，将意见汇入本衙门先前的奏折，仍限一月之内一并妥善筹划后复奏，然后再由朝廷中的王公大臣详细商议，请皇上裁定，以便集思广益并显示慎重。朱批：依照所议办理。恭亲王等又上奏。另外，美国新任使臣艾忭敏到达京城，九月三十日来到本衙门拜见，十月初三日递交照会，请求觐见。臣等当即答复说，各国使臣抵达京城后，如有新递国书之事，应等候上奏、奉到谕旨后，再行通知。查本年俄国使臣布策、比国使臣谢惠施先后到京请求觐见，臣等按照上年五国使臣一同觐见时奏定的节略中所载，关于将来觐见日期的迟早，听候谕旨办理，并具折奏请，奉朱批‘候旨行’，钦遵办理，各有案据。及至日本国使臣柳原前光请求递交国书，刚刚上奏说明，尚未举行。这次美国使臣艾忭敏是否应准许其觐见，臣等不敢擅自办理，理应附片陈明。朱批：等候谕旨办理。十月乙酉（十六日），谕令内阁。此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日本国、美国使臣先后请求觐见并递交国书的各份折片，着令准许他们觐见。十月戊子（十九日），署理山东巡抚、漕运总督文彬上奏。奴才于九月三十日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密件，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陈述训练军队、简选武器、制造船只、筹措军饷、任用人员、持久办理等各项切实办法，限于一月之内复奏，此外另有重要计划，也一并上奏陈明，原折和清单都抄发给你阅看等因，钦此。奴才恭敬拜读谕旨，详细阅看折件，谨竭尽愚诚，按照条目上奏：

译一、关于练兵：各省水路额设兵员，必须力求实际，淘汰老弱，戒除因循，补足额数，使每一名士兵都能发挥一名士兵的作用。但他们只能分守各自的汛地，至于机动作战和策应，则必须另设重兵，水陆兼备。陆路方面，应根据各省地势和情形，精心训练若干营，分别驻守要害之地。以山东省来说，就是登州、烟台、埕子口、青州等处。水路方面，沿海各省海口众多，恐怕会像原奏所说，陷入防不胜防的困境。如果在各个海口分别设置火轮船、铁甲船等船只，不要说没有这笔经费，即使有了经费，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来办理，也尤其可惜。而且分散设置就会兵力单薄，不如集中起来力量雄厚。奴才愚见，请设置三大水军营：一营驻扎天津，一营驻扎江口，一营驻扎福建省。选派大员担任统帅。哪个省发生事变，除了由本省根据地势审慎判断，或扼守海岸不让敌人上岸，或诱使敌人上岸后再予以攻击外，还应一面自行严密战守，一面迅速报告附近的水军；或者截断敌人的接济，或者敌人来时迎击，或者敌人败退时跟踪追击。如此布置，协力同心，战守得当，海防就可以希望彼此联络配合了。一、简化器械一条：用兵有借助敌方条件的办法。原奏中说，在天津、上海、福建分别设立船炮机器局，命令兵弁等学习操练，逐渐已有成效等语，这确实是借助敌方长处的妙用。不过，只学习敌人已经制造成功的东西，跟在后面仿效，哪里比得上探求能够制胜敌人的办法，走在前面开创呢？奴才前次奏称，器械精巧，以洋人为最，他们竭尽精力和心思，不断精益求精。制造器械的基础，拟请在各通商口岸选择熟悉洋情的人，让他们广泛搜寻、秘密访查；无论华人、洋人，只要有人能创制新奇器械、破坏敌人的利器，制造出来确实能够使用，就准许其世代承继这一行业并专享其利益，而且再给予厚赏。洋人贪图利益，一定会有人愿意为我所用。这就是以敌制敌的办法。一、制造船只一条：船并不难制造，难的是制造精良。主持办理的人得当，所造船只必定坚固；水战以船为性命，制造船只的举措，怎么能轻易议论停止呢？但必须核实制造质量，才会有益。请每造好一船，就拨交水军试用；合用的留下作为战具，不合用的便罚令制造者赔造。只是使用火轮船，必须有铁甲船来护卫。查美国铁船水炮台中，名为“坐港者”的，作战时吃水九尺；新式大型水炮台，作战时吃水二丈二尺；英国船吃水二丈一尺。以上各类铁船，外国也不过十多只。现在英国又制造更精良的，称为“新试铁船”：第一号吃水一丈，第二号吃水一丈六尺，第三号吃水一丈，第四号吃水一丈，制造灵巧。每营水军先购买一、二只作为根本。同时命令各省沿海州县，分别报告某口岸涨潮时水深若干尺、退潮后水深若干尺，报送水军大臣。再由该大臣派员分赴各处，把水势、沙线查探清楚，记明里程以及行船所需时间，以便临战时布置和策应。这样就会像网系在纲上，数万里的海江都可以连成一线。至于各省能不能自行准备这种船，就看各省的力量自行购买装备和使用。至于能够攻击铁船的大炮，确实是设防的利器；只是各处口岸的形势有紧要、疏散的不同，所以设置炮台也有疏密、远近的差异。何况来船的高低大小，还要看潮汐涨落。至于大炮射击的远近、发射的迟速，必须平时校准，临事时才不会惊慌。东省沿海多山，可以用来作为屏障；与其明设炮台，不如暗中设置炮架，既便于机动，又可以节省经费。军事必须把有利和不利一并考虑；每有一项设施，总应事先筹划，使有利之处能够发挥作用，不利之处也不至于遭受重大挫败，这才是万全之计。即使这样，水路防务可以说周密，陆路防务也绝不可少。因为水路作战，敌我双方智力相当、力量相敌；陆路作战，则我方处于主场，敌方处于客场。如果把敌人引上岸来，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凭借。况且陆路作战可以凭智慧取胜，只要能够出奇制胜、安排得当，即使敌人的火器锋利，他们的技术也有用尽的时候。一、筹措军饷一条：原奏中说，提出四成洋税，另行拨款储存等语。用洋税办理洋务防务，确实是好办法。只是现在经费不足以开办，应当权衡轻重，把缓办的移作急办，以满足重要需要。各省自行修整防务，也应各自在本省设法筹措。山东如果尽力搜集财力物力，还可以凭此自我巩固。除由奴才把目前的办法随时另行写折奏报外，至于以后接济的办法，也应详细统筹。即使有地利，尤其还须体察民情，因时制宜，妥善试办，以求有利而无害，这才是好办法。一、任用人员一条：这是最为紧要的事情。凡事用对了人就能办好，用不对人就会建立不成、废弃无成。凡在朝廷任职的臣工，都已长期蒙受圣明洞察，奴才哪里敢妄自拟定？至于本省的镇、将、统领，就必须用正道率领他们，以勤勉考核他们，以真诚感动他们，以义理驾驭他们。如果有不能发挥作用的人，奴才将随时奏请惩办，以求振作精神并取得实际成效。一、持久一条：自强的道路，譬如一个人的身体，患病已经很久，必须先医治疾病；病去之后还要调养元气，元气充足以后才能强健，确实不是一天就能见效的。如果早晨换一个医生，晚上又改一个药方，没有不失败的。古人说，施政贵在有恒，才能持久。处在这样的时势下，凡是臣工，只应以坚定的意志坚持下去，不要存有私见，不要产生懒惰之心；平时竭力讲求，遇到事情尤其要同心商议。如果内部祸患不发生，外来的侮辱就可以抵御了。文彬又奏道：奴才蒙受了特别的恩典，先前在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恭敬地承蒙皇上降谕说：兖沂曹济道已经任命文彬，并以长赓补授沂州府知府；这两名官员熟悉地方情形，所以特加简拔任用。着令阎敬铭命令这些官员尽力图谋报答，将地方防守事务妥善布置，以便取得成效。把这道谕旨让他们知道。钦此。奴才每次同长赓恭敬谈到此事，都相对感激得流泪。我们勉力奉公，只恨自己丝毫没有报答皇恩。现在又蒙圣恩，委以封疆重任，只有竭尽愚诚，努力追求实际成效。如果稍微存有隐瞒、掩饰、徇私、庇护的想法，遇事不据实奏报，自己扪心自问，又凭什么做人呢？

译山东省任用人员、管理钱财、治理军队等重要政务，近年以来弊端和混乱颇多。奴才从今年春天到任以来，同藩司、臬司两司设法整顿，逐步清理，洗除恶习，哪里敢稍微回避嫌疑和怨恨？至于必须奏请办理的事情，则不得不暂且放宽时日，妥善筹划办法。自强的策略，本来就不可能早晨考核功效、晚上就要求成效；这些实际情况，早已在圣明洞察之中。现在日本的事情虽然暂时了结，但探听得知该国粮饷十分匮乏，事事都仰赖西洋接济，却仍然操练军队、修治武备，而且还有制造、购买江上火轮船的说法，他们的居心不可测，已经可以大致看出来了。奴才请求设置水军三大营：一营驻扎江口，以巩固长江的险要；一营驻扎福建省，以防该夷明面进攻台浦、厦门，暗中袭击台湾的计划。至于天津、山东是京畿的门户，更须有水师重兵镇守。只是将领必须任用得人。天津一军，请立即由李鸿章兼任统领；江口一军，请交给彭玉麟统领，他一定能够胜任；福建省一军是否可以由沈葆桢统领，请皇上圣明裁定。另外，前任山东巡抚阎敬铭，在管理钱财、任用人员方面都能坚持正道、不徇私附势。奴才同他共事多年，确实非常了解他，请起用他，一定能够发挥作用。只是任用人员是朝廷的大权，虽然准许各人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奴才终究不敢把此事列入正式奏折，谨附在片奏中秘密陈述，以备皇上采择。奴才之所以一定要操练陆军部队，是因为这样既可以固守海疆，又可以作为预先防备俄夷的准备。俄夷同中国土地相连接，他们的国力既然强大，其意图也就越发隐蔽而险恶。祸患虽然还没有显现，必须及早预先防备。十月壬辰（二十三日），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沈葆桢等奏：臣等在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接到八月初二日的上谕：日本兵船在后湾、枫港一带，意图招诱番众，恐吓村民，长久相持，情势逐渐怯弱等因。钦此。九月十六日，又接到八月十九日的上谕：日本虽然还没有发动战端，但是长久相持，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等因。钦此。臣等恭敬读到这些谕旨，感激之情无法形容。查八月二十三日，倭营来了一艘轮船，船内载有七百多名士兵，以及药品、铅、洋毡等物。二十七日，又来了一艘，里面装有二百多名琉球小工、四百多件锹和锄、十多挑铁钉以及炮子、绳索等物。二十三日来的船，于二十八日驶回，船内载有七百多名病兵、三百多名小工，花旗人机慎也在其中。二十七日来的船，于九月初二日驶回，船内载有四百多名病兵。初二日又来了一艘船，初四日就驶回，大概是用来传递信件的。初七日午时，倭兵忽然拔起一座营栅，驻扎在新街渡头。庄民共同愤怒，声称每户出壮丁二人，各自携带武器防护。申时，倭兵于是撤去营栅返回。初八日，倭兵在营外排列大铜炮八尊、飞轮炮一尊、小铜炮十多尊，并增加士兵巡逻，以防备庄兵。初十日，张贴了四张告白，说新兵到来，是为了替换旧兵，并没有其他意思，各庄仍像原来一样安居等语。他们营中的疫气仍然很重，每天死八九人或二三人不等。病人请医生诊治，医生说这是水土不服造成的；他们都流泪哭泣，想要回去。这就是近日倭营的情况。关于刺桐脚庄民所说倭兵进攻龟纹社一案，臣等向倭酋发出照会后，不久接到王开俊禀报说：已有十三名生番同该庄消除嫌隙、和好，倭兵也没有前来。琅■〈王乔〉各社，臣霨派员进山，清查户口，发给印牌，都已受到约束，并且已经把名册送来。现在又派人从海滨绕行前往卑南一带，逐社稽查。最近从台郡到凤山一带也流行疫气，染病的兵勇不少，王开俊一营尤其严重。该营逼近前线，其将领镇定而有谋略，深知大局，近来也染病很重，臣等对他十分挂念。淮军三批人马于九月十五日都抵达澎湖，现在由靖海、长胜两船转运到旗后，尚未完成。南路开山，据袁闻柝禀报，已经越过昆仑坳，再走八十多里就是卑南的边界；登高俯瞰，台东的海色仿佛就在眼前。只是进入山中越深，番社越复杂，沿途留下部队扼守险要，兵力逐渐单薄，请求增添营伍予以接济。臣等命令张其光亲自率领新到的两营粤勇，于十二日赶赴内埔察看情形，调派前方各军，依次进驻，使后方没有忧虑。如果工程进展顺利，下个月应当能够向东到达海滨。这就是台南一带的情况。北路方面，近日准提臣罗大春来函说：八月十三日以后，那里的风雨才开始停止；大南澳的两条河突然决口分成四道。勇丁正结扎木筏准备渡河时，芦苇中突然冲出生番伏击，守备黄朋厚等人都受了镖伤。十九日，又有生番带领众人进攻苏澳碉楼，打伤并杀死兵丁一人。等到大队赶到，生番纷纷像野兽一样逃散，逃藏得无影无踪。现在开山已经抵达石屋。石屋是因为石崖像屋子一样而得名。从大南澳到石屋之间都是平坡，纵横数十里；虽然菅草、茅草荒芜污秽，高达一丈多，但山水清美肥沃，处处充满生机。溪流汇成水坳，可以防备旱涝；以后开垦耕种，全都是肥沃的土地。经过石屋十多里就是浊水溪，道路极其险窄，必须由兵勇从海道前往前方扼守驻扎，才能避免被拦截袭击的忧患。现在已经造船五只，足以用来配载。此前调来的戴德祥一营，以及招募的新勇一旗，都已经抵达苏澳。兵力逐渐集中，可以鼓足勇气直向前进。开荒虽然需要耗费人力，但如果能够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做，本来可以每天都有进展。只是必须有碉堡可以依靠，凶恶的番人才无法逞其锋芒；居民逐渐增多，番割才无从施展其手段。要聚集居民，必须先招募开垦。困难在于贫困人家窘迫困顿、没有资金，乡绅富户又往往畏惧困难而不肯前进。臣等写信同罗大春商议设法招徕，无论兵丁还是百姓，都允许领取土地开垦。这就是北路一带的情况。

译台郡城的工程，经夏献纶、周懋琦督促催办，已经完成过半。安平炮台先由洋匠勘察地址、绘制图样，拟建在三鲲身地方。那里下临大海，距离安平一千三百九十三丈有余，距离郡城七里多，是海滨离城最近的地方；对外可以远距离轰击敌船，对内可以就近保卫郡城。炮台呈方形，四面总宽一百八十丈，四角向外凸出，中间向内凹进；凸出之处排列大炮，以便远距离攻击，凹进之处排列洋枪，以防近距离冲击。台顶到地面的高度一丈六尺有余，厚一丈八尺有余，外面再挖一重壕沟，壕岸以一丈为标准，注水深度以七尺为常。台上可容纳一千五百人，四周配备大炮五尊、小炮六尊。除炮兵二百七十二名外，其余都是洋枪队。炮台下面是避炮室，用来换班和休息，后面是仓库，用来储藏粮米、铅和火药。炮台墙壁都必须极厚，并且层层用竹木支撑，敌人的炮弹才不能打进去。按照西洋方法，炮台都用层层堆土建成，但时常有侧面坍塌的忧患，每年修缮的费用很繁重。炮台地面经常震动，海上降雨动辄持续十多天，土台尤其容易倾塌。现在拟在外围砌方砖，内部填实三合土；外围砌砖就永远不用担心侧面坍塌，内部填土也不至于被巨炮摧毁。外围砖墙厚度必须五尺有余，粗略估算数量，已经超过六百万块，竹木、石灰等物也同样需要大量准备。据洋匠说，各项物料齐备后，工程期限为六个月。何况那里本来是沙洲，取土必须到十多里以外。台地一向没有砖厂，必须从泉州、厦门购买运输过来。海上风浪没有规律，恐怕不是限定日期就能运到的。臣等派候补府凌定国于本月十五日开工，先修道路、架设桥梁，以供车辆运输；搭建工棚、盖草屋，以供工匠居住。同时购买、运输砖、灰、木料到此，填地筑土的工程才能开始办理。中路开山，经黎兆棠招募营勇，已经成军。只是那里道路很多，岩石沟壑阻隔深险。水沙连一带长期以来是逃亡盗匪聚集的地方，如果不先搜捕长期积聚的盗匪，就无法安抚生番。新军人数不多，不足以分散布置；现在命令南澳镇吴光亮率领两营粤勇前往，已经在十四、十五等日从郡城拔队向北进发。臣霨于八月十六日回到郡城，因为外受山岚瘴气、内为焦虑劳累所迫，又患了吐血病；臣沈葆桢私下对此十分忧虑。幸好他的体质和元气还强健，逐渐已经恢复。浙江候补道刘璈已经于本月十七日抵达台湾，臣等可以借此集思广益。黎兆棠奉旨渡海向东时，禀称自己天生体质虚弱，没有出山任事的志向；如今边疆事务正紧急，作为臣子哪里敢自顾贪图安逸？恳请倭事平定后，仍准许他回原籍，这些情况理应先行说明。谕军机大臣等：沈葆桢等奏报台湾近日情况以及淮军抵达台湾的一折，朕已经看到了。日本兵船尚未退出台湾，目前退兵章程已经议定。只是今后海防各项事务，急须认真讲求，以期有备无患。现在淮军三批都已抵达澎湖，应当如何分别驻扎在各处要隘，仍着沈葆桢等斟酌情势，妥善布置。南路、北路开山，以及郡城修筑炮垒等事，也都着令该大臣等尽心办理，不得因为日本之事已经办结，就稍有松懈。刺桐脚庄民已经同龟纹社消除嫌隙、和好，琅■〈王乔〉各社也都受到约束，其余各社急须依次清查。只是进入山中越深，番社越复杂；北路又有生番进攻碉楼、打伤并杀死兵丁的事情，急应妥善筹办，使番众全都为我所用，借此可以巩固藩篱。着沈葆桢、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潘霨命令派出的各员设法招徕，并随时加以抚恤。招募开垦的事情，必须同罗大春商议，认真筹划。台郡城工程已经完成过半，安平炮台现在拟建于三鲲身地方；一切工程，沈葆桢等务必尽心规划办理，不得畏惧艰难、心生退缩。十月丁酉（二十八日），大学士文祥奏：奴才自本年六月请假期间，恭敬地接到寄来的谕旨，命奴才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办有关事务。几个月以来，奴才抱病勉强赴任，商办台湾一事，只因准备不足、力量有限，勉强办结。然而扪心自问，实在多有郁愤，更不能不考虑祸患而预先防备。前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紧急筹划海防的一折，是着眼长远、谋求持久的办法，还要从容会议决定。而眼下最不能缓办的，尤其是防备日本。就时局而言，日本同闽、浙之间仅隔一苇之水即可航行。倭人惯于背弃诺言，这次撤兵即使没有中途变故，也不能保证以后必无祸患。尤其值得忧虑的是，日本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一旦叛藩和乱民使其崩溃，那么我国沿海各口岸便岌岌可危，明代后期的倭患就是前车之鉴。如今台湾这一战，他们理亏，只是勉强接受约束；倘若再寻找一个有理的借口来同我国为难，或者唆使、勾结西洋各国，另生事端，那么即使想委曲求全、勉强应付，恐怕也办不到。台湾发生事变时，曾经商议购买铁甲船、购置水炮台，但仓促之间无法办成。因为西洋的习俗是，凡同已订和约的国家发生交战，就不准向其出售特别厉害的武器。所以直到现在仍未办成。如今倭兵既已撤退，正应趁此无事之时认真办理，不能稍有松懈。日本不过是东洋的一个小国，刚刚学习西洋兵法，只购买了两只铁甲船，竟敢借故挑衅；而沈葆桢及沿海各省疆臣等人都认为铁甲船尚未买妥，不便同它彻底决裂。因此这次迁就应付、把事情了结，实在是因为军事准备尚未齐全。如果再因循拖延，不赶紧整顿，一旦发生变故，事情就会更加棘手。恭请下令沈葆桢、李鹤年悉心筹划商议：现驻台湾的兵勇应斟酌留下多少？全台事务应如何布置？都应谋划周全，以利将来。还请会同南北洋通商大臣，把先前议购而未能买成的铁甲船、水炮台以及所需军械等物，赶紧筹款购买。无论有多么困难，都必须设法办妥，不得因为倭兵已经回去就稍有松劲。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兵器日益精良，那么即使那个民族想谋害我国，或许也会因知道困难而退却。即使他们狡猾地想逞强，而我国既已有所准备，也可以有所凭借而无所畏惧了。

译奴才自从台湾一案奏报办结后，精神更加疲惫，疾病又加重了。现在虽然请医生调治，仍不能到衙门办公。但此事关系当前最紧要的事务，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不敢安然缄默。谨就自己所能见到的情况，勉强贡献一点愚见，恭敬地缮写奏折秘密陈奏。谕令军机大臣等。大学士文祥奏报恭敬陈述管见的一折。台湾的事情现在虽然权宜办结，但后患处处令人担忧。日本同闽、浙之间仅隔一苇之水即可航行，倭人惯于背弃诺言，难保不会再生枝节。先前因为议购铁甲船和水炮台等事，仓促之间无法办成，措手不及，只得暂缓眼前之计。如今事态已经缓和，正应赶紧筹划，以便预先防备。怎么可以仍然沿袭因循的旧习？着令沈葆桢、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潘霨悉心筹划商议。现驻台湾的兵勇应斟酌留下多少？淮军一向被称为得力，现在已经到达台湾，应如何分驻各地防守堵截？全台事务应如何布置？各位大臣务必妥善谋划，以利将来。并着令李鸿章、李宗羲将先前议购而未能买成的铁甲船、水炮台以及所需军械等物，迅速筹款购办。无论有多么困难，都必须妥善设法办理，使兵器精良，有备而无患。原奏折一并抄给阅看。盛京将军都兴阿奏报。奴才在本年十月初一日承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公文，得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海防急需认真筹划，将紧要应办的事项概括列出数条，请下令详细议论的一折等情，钦此。自从中外交涉以来，只依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随时随事进行辩驳争执，十多年间借此维持相安。若急切图谋自立，振作奋发以求自强，意志坚定、艰苦持守，长久不改变，那么筹划防御外侮的事机必将产生无形的效果。庚申年的事变发生得非常突然，智慧或来不及施展，力量也不足以依靠，不得不顾全大局，暂且采取羁縻办法。当时中外臣民本来都怀有卧薪尝胆之心，蓄积锐气以等待时机的志向。但直到现在，沿海各处的防务仍没有把握，实在如同王大臣所说的从前情形，几乎又成了日久相安的状态。人的常情往往缺乏长远见识，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能够享受安逸却不能承受劳苦。倘若遇到将要出现而尚未显现的祸患，突然在一天之内爆发，实在恐怕会萎靡失败，不能再振作起来，到那时防备抵御的策略更无所凭借。因此秘密陈述各项意见，请下令疆臣妥善筹划、详细议论，这些都是眼下最先应办、最为紧要的急务。奴才详细推究各项内容，如果只是拘泥于舍弃短处、使用长处的说法，以及用矛刺盾的比喻，反而会对事情毫无帮助。军事机要最为重要，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规矩，也没有万无一失的取胜办法，关键在于防备不能废弃，意志不能动摇，上面实行，下面效法，长期坚持并不断更新，事机必然会有可以利用之处。概括要点来说，自强之道，实际上不外乎练兵、求财、筹饷、制造器械而已。查沿海各省口岸很多，到处设置防务，本来就有防不胜防的忧虑。如今既已购买铁甲船并增造轮船，训练水师，如果能够牵制敌船，我国陆路的防备自然容易奏效，这确实是极为重要的意见。然而制造和训练演习都需要大量费用，如果没有大笔巨款，实在难以开办；没有源源不断的饷银来源，也无法长期维持。到了现在赶紧筹划防备，只有中外同心同计，凡是开辟财源、节省支出的办法，都尽力设法办理；凡是可以尽用人力的地方，都切实经营，这样或许可以希望补救挽回眼前的急需，并求得长期供应。自强如果有实际成效，那么外来的侵侮确实就不足为虑了。查奉省濒海地区，从山海关、宁远、牛庄、营口、盖州、熊岳、复州、金州、旅顺口向东，一直到岫属的大孤山等处，重要口岸有三十多处。其中金州地界，海口多为老水贴岸之处，尤其急需扼守。此前道光年间，曾在山海关、锦属各处设置防务，调来吉林、黑龙江官兵，并选派大员统带。如今情况同过去不同。牛庄、营口人口集中，作为通商口岸，已经设置枪队、增盖营房，并由湄云轮船停泊防守，似乎已经严密。岫岩所属的孤山，也时常有重兵驻守。奴才先前曾奏请抽调训练各外城的马队，请拨银垫发，等训练有成效后，将驻防的客兵陆续遣散；用本省的钱，训练本省的兵，分布在各城，彼此呼应较为灵活，也可以先清除内部隐患，以抵御外侮。幸蒙圣恩准许。只是外省拨发的饷银迟滞，虽经多次催促，仅由山东解来银一万两，其余直到现在仍未解到。金州地势广大，重要海口很多，自然应先办理最紧急的事项。查先前由锦州府知府庆爱捐备洋枪二百杆，由府尹衙门发文调来军营，拟立即运往金州，增训洋枪步队二百名；先用山东解到的练兵款项借支发放。同时由省里拨派洋枪步队，教习操练。又，奴才先前请求练兵垫款十二万两，如果各省拨解较迟，势必难以长久维持。再按照省城步队章程，先行垫发增练洋枪队的月饷；以后再有款项到达，拟先全部用于最重要的城池，表示慎重。并拟在先前议定的各城练兵数额中分别衡量缓急，或增加或减少，详细斟酌确定后，再行奏明办理。都兴阿又奏报。正在封缄奏折之际，据总理衙门公文称，已经议覆广东巡抚奏请的丁日昌预先拟定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奴才详细推究该巡抚所列条款，确实是当前急切而极为重要的措施；只是购买大型轮船、增造各种机器，无论费用多么巨大，如果不得其人主持，都会成为白费。况且在辽阔海洋之中，巨大的水面高接天际，既不能按路程计算，也不能赶路兼程到达；疾风怒涛、潮汐和沙线，自古以来就是难以应付的事情。过去议论海防的人，所以大多重视防守而轻视作战。现在正值国家财政支出繁多、国库款项短缺之际，恐怕像这样的大笔款项，更难筹备。正如王大臣所议，必须因地制宜、审察时势，才可以落实办事，不至于徒然寄托于空言。奴才前一折中的愚见，正是所谓长久的良策，最重要的不过是慎重开始。十月戊戌（二十九日），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沈葆桢等奏报。

译臣等在十月初九日承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函，称倭事已经议定三条办法，双方已经画押互换，大久保即将赴台湾会同其中将撤兵；所有修路、建房等物，交给中国官员接收管理；应提前派妥当官员赶赴倭营验收，随即派兵驻守，以便将来筹办善后事宜等。并抄送会议凭单一份、互换条约一份、发给总税司赫德的札文一份寄来。初十日，倭国领事福岛九成带同该国通事吴硕等人来拜见，据说大久保已经前往琅■〈王乔〉，特意命令该领事到郡城面陈一切，并列出五项事宜，大意同总署原订条约相符；只是其中一条说，该国人民被生番杀害的，已经在收埋遗骸的旧址建立墓碑，以后如有该国人民的亲友登岸祭扫，请准许他们祭拜后即行离去等语。这大概指他们最初进入番社时战死的人。臣等认为抚局已经办成，尤其是对方所请，应规定须有领事官盖印的执照，祭拜完毕立即离去，以免发生事端。另由台湾道具文答复。该领事道谢后离去。臣等随即派台湾府周懋琦带同委员、弁兵，定于本月十三日乘坐永保轮船前往琅■〈王乔〉。随带照会一道，当面交给倭将西乡，命令他按照条约把交接事项办理清楚。同时发札命臣潘霨所属的游击郑荣安抚军一营从赤山拔营出发，由陆路前去会合。周懋琦办完事情返回郡城后，就留下安抚军驻守琅■〈王乔〉。不久据侦探报告，初八日，琅■〈王乔〉到达一艘倭船，有倭官带三十多名兵役登岸，大概就是大久保。初九日，又到达一艘倭船，也是空船。倭兵都已经收拾行李，用牛车装载枪炮器具下船。这几天倭营又死了二十多人，带来的洋毡又被大风刮走一百多件。想来那些倭将接到照会、交接完毕后，就应当撤营登船了。淮军分三批出发，九月十五日就到达澎湖，只得派长胜、靖海两船陆续转运；无奈近日风涛突然猛烈起来，连续十多天没有停息。直到十月初四日，兵勇才得以全部登岸。至于后山番社一带的善后事务，等倭兵撤退后，臣等再当悉心共同筹划，请皇上裁定。朱批：该衙门知道了。倭国领事呈请办理的五项事宜。倭国领事呈请办理的五项事宜。现在因为本国出兵征讨番人的事情，两国大臣已经在北京总理衙门商议妥当，互相订立了办法文书。我国全权大臣命令敝领事向贵道当面陈述全部情况，转请沈大臣查办的事项，列在下面：一、从今天起约五、六天之内，我国调派的大船一定会全部到达琅■〈王乔〉，装载士兵回国。为此请求沈大臣或潘大臣按期前往该地，同我国西乡中将会面，以便双方办理交接事务。所派的兵员不过是充当交接人员，彼此照应即可，不必派很多人。一、过去两国大臣之间往来的所有公文，双方都撤回注销，永远作废。这样，沈、潘两位大臣同西乡中将过去所有往来的公文，也应趁在琅■〈王乔〉会面交接的机会，双方互相交换。一、我国人民中被生番杀死的，现已在当时收埋遗骸的旧址另建墓碑作为标志。将来如果有亲戚朋友等乘船到邻近港口，想借机登岸扫墓祭祀，希望务必允许他们当天登岸祭拜后返回。一、所有交接事务办完以后，希望贵道立即将有关情况用飞札和电信报告给上海道台，以便转报北京总理衙门查考。一、我国现在在厦门派设有领事，将来如果在贵台所辖地区发生交涉事件，希望贵道务必立即照会敝领事，以便照此办理。朱批：阅览了。——以上内容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八。十一月辛丑（初二日），升任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奏报。臣鹤年在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七日，于泉州府防次承接到军机大臣寄来的密件，得知九月二十日奉到上谕：先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上海新闻纸刊登了本年三月二十九日秘密寄给沈葆桢等人的谕旨，请下令查究等情，钦此。跪听之后，惶恐惊惧，无法形容。查此案此前在七月间钦奉六月二十日谕旨：沈葆桢等片奏，近日看到香港新闻纸，将该大臣等四月十九日的奏片刊登出来等情，钦此。臣等已经敬谨遵办。臣等查明，闽省洋务一向由督臣主槁；臣鹤年到任以后，凡是洋务密件，都通过书信往来，不经书吏之手。遇到重要事情，就同臣文煜、臣王凯泰当面商议办理；不但新闻纸不可能知道其中一个字，即使同城中不经管洋务的司、道官员，也从未听到详细情况。至于同外国官员之间的照会，双方都知道其中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除此之外，臣等接到的密谕以及各处抄送来的密折、密函，全都由内署封存，秘密中的秘密，没有一个字向外传播。这就是臣等衙门办理洋务密件的实际情形。

译等到先后接到李宗羲的公文和沈葆桢抄送的奏折底稿，才知道上述密件竟有刊登在香港新闻纸上的，实在十分诧异。臣等立即买来查阅。三月二十九日的谕旨和四月二十九日的奏片都刊登在同一张报纸上，可见它们是同时流传出去的。如果不确实查出主谋，恐怕这种风气仍然难以禁绝。于是派同知文绍荣前往香港秘密查访所刊登的上述文件究竟得自何处、由何人传出，以期查个水落石出。不久据该员禀报：查得香港华字月报起始于德臣洋行的新闻纸馆，平日京报等文件都是由那里首先抄录。询问该馆的西人，他们说是出自主笔的人。继续查出主笔陈贤，即陈叆亭，是广东新会县属潮连司人，自幼加入天主教。此人六月间已经到了福建，但当时再三追查，也无法确实查明他停留在福建何处等情，现禀报前来。后来据该员回省当面说，听说陈贤即陈叆亭现在台湾府城。正在查办期间，又钦奉这次谕旨。臣等现在又秘密咨文广东巡抚，并发文给台湾道、福州府，彻底查访追究。等查明陈贤的下落，将其拘捕审讯，查究泄密的原因后，再另行具奏。朱批：该衙门知道了。十一月壬寅（初三日），升任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奏报。臣等恭敬地接到九月二十七日的密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称，海防亟须秘密筹划，将紧要应办的事项概括列出数条，请下令详细议论的一折等情，钦此。臣等查考，海防本来就是今天全国局势中的第一要务。追溯庚申年以后，各省有的因为腹地尚未安定，兵力被分散；有的因为协饷负担过重，饷力较为短缺，因此各自寻求防备办法，却还没有达到长远谋划的程度，以致小丑跳梁，使皇上劳心忧虑。如今幸好对方理屈词穷，暂时接受约束，正是事机极其紧迫的时候，应当谋划奋发振兴的办法。臣等恭敬地接到密谕垂询，凡属臣工，都应当如何振作精神，妥善筹划、周详议论，以求取得实际效果。我私下认为，自古制敌的关键，不外乎战与守两个方面。而战守的时机，尤其在于审慎估量敌我双方的情形，以便筹划。有适宜专门采取进攻策略的，是外洋窥探中国情形的时候；有适宜专门采取防守策略的，是中国抵御外洋的时候。有把进攻作为防守手段的，是外海口岸的情形；有把防守作为进攻手段的，是长江防务的情形。长江地域横跨五省，而安徽、湖北处在中部门户；海口一旦发生战事，金陵首先承受冲击，安徽、湖北以及上游也同样受到祸患。因此，谈论长江防务，不能先筹划进攻，而应先筹划防守；防守江口就是防守金陵，巩固金陵就是巩固安徽、湖北。汇合上、下游的力量来巩固长江，财力就容易集中；汇合长江的力量来防守海口，战事发生时就容易迅速应对。这就是臣英翰屡次陈述江防应当通力合作、十分忧惧谨慎的见解，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只要各位疆臣竭尽一切谋略和力量，谋求长久而宏大的规划，不回避疑难，不存地域界限，同心协力，长久坚持而不懈怠，仰体皇上不断奋进的心意，共同维持坚强卓越、自强不息的局面，那么筹划防务的关键就在这里，能够持久的关键也在这里。臣等在安徽任官多年，对长江的情形略知一二，谨就耳目所及，以及各条中应当办理的事项，其中有最为重要的，有应当同时筹划办理的，谨拟定先后次序，大略陈述三条，据实秘密奏报。实在不敢说自己的这一点见解立即就完全符合事理，但审度当前形势，私下认为用人、筹饷两条还算切实；至于练兵、简器、造船一条，虽只是谨就长江而言，也希望能够说到做到，不敢空谈敷衍塞责。应当恳请皇上施恩，下令转饬中外各方面，就全局通商事务悉心妥善议定，以达到尽善尽美，听候圣明裁择施行。酌情拟定防务中应当办理的紧要事项：一、拟议根据才能和器识任用人员，打破常格选用人才。自古以来，先有能够治理事务的人，才有能够实行的制度。只有打破常格任用人才，才足以取得成功并责求实际成效。只是人才各不相同，任用他们也必须根据各人的才能采取适宜办法，才能收到如同臂膀手指相互配合的助力。不仅统兵将领中，善于作战的未必善于防守，熟悉水战的未必熟悉陆战，不能强行要求他们兼擅；即使统筹兼顾、谋划钱粮，筹饷有筹饷的才能，治军有治军的谋略，他们的心思谋虑、处置施行，也各自有专长。任用得当，天下就没有被弃置的人才；任用不当，立刻就会显出困顿窘迫。因此，必须在开始任用时慎重选择，更要竭力要求他们取得成效。统兵重臣由皇上特别选定，不是臣下所敢擅自拟议；其余所需人才，拟请皇上下旨，命令中外大臣、督抚，就平日真正了解、确实看准的人，切实保举奏荐。内而卿贰、部曹，外而大小文武官员，不论资历，不限官阶，只要才能出众、确实可靠，都逐一详细考察并具结说明：某人懂得军事，可以充任将领；某人善于筹划，可以担任理财职务；或者熟悉洋情，能够判断虚实；或者熟悉机器，能够精于制造。至于现有旗、绿营勇队各营的将领，其中某人善于防守，某人能够独当一面，某人只能分守一处，也都应当据实秘密陈报，听候选拔录用。如果确实是真正有才能、能够担当艰巨任务的人，准许打破常格提拔，以激励众人。如果有才能却不能胜任的官员，除按公罪处分外，其中有贪污营私等恶劣行为的，就把原来保举他的官员一并治罪，以显示警戒。这样切实办理，才或许能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希望收到任用得人的成效。

译一、拟议筹集一笔数额显著的巨款，以符合原奏筹措军饷的效果。自古以来，理财的方法不外乎尽力做好人事、筹划利用地利两端；而在人事方面，尽力招徕，不如尽力巩固原有基础；在地利方面，筹划创造，不如筹划利用天然条件。到了今天，要寻求一种既能应急又能长久的便捷办法，以取得天然固有的巨大利益，依臣等愚见，除了增加征收盐厘这一策略以外，别无可图。因为盐厘一项，产自土地，长久不会枯竭；取自百姓，数额很少；而用于公家，利益最大。近来如丝、茶等项目，何尝不是中国的利益？然而都产自一个地方，卖到外洋；一旦产量偶然歉收，或者外洋不买，销路立即就会断绝。因此近年来已经有积压滞销的趋势。盐利则是中国自行产生、自行运输的利益。总计沿江、沿海产盐的数省，虽然纲票情形各不相同，盈亏也难以一致，但盐场、盐灶的产出和百姓食用的数量，自肃清以后有增无减，可以按省核算。而盐与百姓饮食相关，就像水火是生活所依赖的一样，尤其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即使只以两淮一处来说，自从曾国藩制定章程另行办理以来，每年淮南的西皖、湘、楚四岸，共约销售三十六、七万引；每引八包，每包按八十斤计算，都是按引抽收厘银。淮北共约销售二十九万余引，每引四包，每包一百余斤，都是按包抽收厘钱。淮南所抽的银数，各岸多少不同；淮北所收的钱数，则一律以每包一千文为标准。当初制定章程时，都是按照最为减少的数额酌情确定的。那时原本是为了表示体恤并广泛招徕商人，又顾虑川、浙等地邻近私盐侵入越界，所以不能增加太多。近来商贩日益增多，与兵燹以前相比，运盐的人没有不获得厚利的。如果就两淮现有的南、北引盐按包加收厘钱：每包八十斤的加收八百文，每包一百余斤的加收一千文，计算下来每斤平均加收十文，每年确实可以增收钱三百四、五十万串，约合白银一百七、八十万两。只计算一处，利益已经如此；计算各省，利益更可想而知。臣反复熟思，这似乎确实是筹措军饷的重要办法。拟请专门设立海防盐厘一项，先由两淮开始办理。除原有厘金仍照旧征收外，每斤加收十文，专门用于防务所需。各省盐务情形虽然不同，但食盐的性质相同，也拟请一律照此办理。总计每年所得绝不止数百万金。取自百姓的很少，用于公家的却很多。如果能够认真办理，三年以内，整治军队、制造器械应当不至于缺乏。不过，利益所在，分散时人们不易察觉，集中时就会产生怨言。臣等明知这一建议一旦施行，商贩不会乐意，必定有人以损害商人、损害百姓为理由，起来竭力争辩。然而，无事而增加征税当然不可；为筹措军饷而增加盐厘则没有不可。议论增加盐厘而只由一个省增加不可；议论增加盐厘而各省一律普遍增加则没有不可。因为正税是长久的制度，一旦增加就难以议论减免；征收厘金属于权宜之计，事情平定后仍然可以全部裁撤。只由一个省办理，会有此疆彼界的分别，难以保证邻近省份的私盐逐渐侵入；各省共同办理，则没有偏轻偏重的顾虑，仍然可以使销路畅通。如果说会损害商人，那么商人经营本来就是为了获利，成本既然增加，利润也会增加，实际上有益而无损。如果说会损害百姓，查百姓每天按人口计算食盐，向来以三十钱为标准；每斤盐可以供五十三、四人食用，把所取的十文钱分摊给五十三、四人，每天五个人只分摊一文钱，即使是最贫困的人家，也不难负担。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实际上并不会损害百姓。臣英翰在淮北带兵时，亲眼看到肃清以前，所有淮北盐船每包盐沿途所抽的厘金，都达到四千余文不等。那时的情况原本不能拿来作为定制。然而在战乱尚未平定、道路阻隔的时候，商人仍然选择有利可图的地方争相前往，往来不断，没有见到因亏本而停业的，也没有见到民间因为盐贵而缺食的。如今把原定数额和增加的数额合计起来，尚且不到那时的一半。况且把众人的点滴小额分摊后归入公家，名义上是酌情增加盐厘，实际上只是适量提高售价；这尤其是不会损害商民，是当日亲眼见到的真实情形。以上各项，臣等详细筹划斟酌，确实是有利而没有弊端。在今天如果想筹集数百万的巨款，寻求简便易行的办法，除这一策略以外，没有见效这样快的，也没有筹款这样多的。应当恳请下令，让中外臣工就当前盐务全局悉心妥善议论。如果蒙准议行，仍拟请另设海防盐厘经费总局，由各省督抚请旨，专门派遣司、道大员总管其事。所收款项专门留作江海防务经费，由统兵大臣会同各省督抚斟酌缓急，随时分拨。除防务以外，无论哪一项重要需要，都不得擅自请求动用。征收盐厘时，或者在领取运输盐的凭证时先行预缴，或者在出售盐时由盐厘局抽收，也应当根据各地情形实地考察，详细议定妥善办理。仍按照两淮盐厘章程，每半年把收取、解送的数目报送户部查核。经手的各位官员，如果有侵吞侵蚀行为，就从重治罪，以防止弊端并彰明核实。臣还有一项请求：自从议论开放禁令以来，洋货输入最多的，实在以洋药为大宗，每年约有八、九万箱上下。在海关缴纳税银时，无论华商、洋商，每箱收税五十两。后来因为军饷需要紧急，每箱加收厘银三十两，用来充作军饷；这笔钱在洋药捐局缴纳，专门向华商征收，与洋商无关。查洋药每箱约重一千数百两，售价约以实银五百两为标准。把所收厘税的数额与售价银两合计起来，每洋药一两，所增加的税不过五分。现在拟议每箱加收厘银三十两，专门作为海防款项。每年即可得到银款二百五、六十万，仍然是取自华商，对通商全局也没有妨碍。即使在人口稀少的时候按七成计算，仍可得到一百八、九十万两，确实有助于筹措要款。拟请下令一并妥善议定施行。

译一、拟议筹办江防，也就是把原奏中练兵、简器、造船的要务合起来统筹而言。海口防务以水战为先；长江防务则应当水陆并用。防守海口的船只，以大型铁甲船为重要，取其厚重、能够攻坚；防守长江的船只，以轻便灵活的兵船为重要，取其转向、掉头灵便。臣英翰自七年凯旋以后，挑选并留下精锐部队防守皖北，名义上是扼守要隘，实际上是留下来防备意外。因此即使军饷项目极其困难，和臣裕禄左支右绌，最终也不敢轻易议论裁减撤除。就安徽一省来说，现在有马、步兵一万数千人，再加上西征时金运昌所部全队，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众。让他们渡海远攻，实在不敢贸然估计；让他们协同防守江口，力量还足以依靠。如果分驻险要关隘，与水师兵船互为犄角，就可以自行巩固藩篱，防止敌人抄袭。至于购买铁甲船一事，内地既然一时不能仿造，自然必须向外洋购买。只是铁甲船笨重，对于长江防务来说，都不适宜。现在拟议筹办江防，除各省原有船只不计入外，拟专门致力于购买、制造轮船二十只，以备水师使用。船只大小的长度，每船宜以十一二丈、十五六丈为标准；船身不必过大，机器一定要坚固精良。船的式样全部仿照外海兵轮，使其兼具防守、剿敌的用途。分配给水师的办法，应当每船配备二百人；二十只轮船共配水师四千人。每船设一名营官管带，每十船设一名统将统辖，都选熟悉水性、练习洋器、久经战事的人员充任，全部归统兵大臣节制调遣。如果担心经费困难，一时招募人员不能立即聚齐，查五省长江水师共有一万余人，若从其中挑选四成改编补充，既不需要增加军饷，而且属于已有统属的军队，尤其简便。至于制造轮船的方法，在内地设厂自行制造，固然是长远之计，只是恐怕数量太多、同时办理，工费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要使船坚固锐利、足以依靠，仍然必须同时向外洋购买。听说英国造船，大多采用建造炮台的方法：船造好时，先用本船所装备的炮轰击本船，能够抵御炮击，才称得上坚固。应拟定一面由船厂自行制造，一面从外洋购买。无论制造还是购买，统限两年内办齐，不准超过期限。所购买的船如果结实可靠，还可以作为内地仿造的式样，似乎可以一举两得。至于驻扎、训练的方法，应当先把二十营的士兵集中在一处，使他们同统领、营官彼此熟悉。等每造成或购买齐两只船，就先给它们配备两只船的兵员。制造、购买全部完成、兵员按数配齐后，以十只船驻扎在焦山一带，作为江防第一路；以十只船驻扎在江、皖交界的东西粱山一带，作为江防第二路。平时就分批起航巡行，往来训练，研究各口岸险要与平易的情形以及沙洲、水势涨落和节气时令，务必做到精通熟悉。发生战事时，就把第一路水师船驶往江阴，作为前敌；把第二路移至前方接应。各路都要同陆路炮台、守隘防军联成一体，互相策应。陆路军队也分为前、后两路，每路两岸各有十余营，兼顾作战和防守。如果敌船驶入江口，兵船就竭力扼守要冲；如果敌人登岸窥伺，陆军就合力攻击。哪只船训练不精，哪个营防守不严，就只追究该统将、营官的责任。至于水陆各营所需使用的炮械：水师各船每船所需前后门大小炮位，约以十二尊至十五、六尊为标准，视船只大小分配；后来购进的各项洋枪，也约以一百余杆为标准；陆路各营除炮台应设置的大炮不计外，每一处也应增购新式格林洋炮十余尊，其余仍分别使用洋枪、长矛，以资防守。因为水师能够防守之后才可以谈作战，应当把炮位放在首要位置，以期攻坚并打击远处目标，而枪械居于其次；陆军能够作战之后才可以谈防守，应当枪、矛并用，以期进行近距离交战，而以炮守住、扼制要冲。因此，必须把水陆作战与防守的要点合起来兼筹，才可以谈防务，才可以谈备战。兵数、船数既然已有大概，所需购买器械的数量，应当等议定以后，再由沿江各省妥善共同筹划制造、办理，以供使用。至于吴淞口江面较窄、较浅，多增加陆营炮台，辅以现有兵船，也还可以防守。这就是筹办江防这一方面，把练兵、简器、造船合起来概括而言的大致情形。

译再查各省练兵的要务，今天的兵和勇已经明显分成两条道路，绝不能把它们合为一体。而绿营兵势力之所以长期衰弱，不如勇队可靠，并不完全是因为难以得到人才，实在是因为分汛太多，处分过于严密，粮饷太少，连维持生活都没有资财，走一步都有考核成绩，遇到事情必须遵循成例；即使有才能器识出众的军官、勇敢善战的士兵，也被束缚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因此现在各省都有调集训练新兵的举措，就是在积重难返的情形下，急于寻求变通的办法。现在各省所训练的士兵，虽然不敢断定个个都已训练精熟，但用勇队的方式编制，逐日操练，似乎比那些分汛驻防的兵员已经逐渐见效。臣英翰在九年调练新兵时，增加津贴费用，却不敢轻易议论按照营制补足全额，正是对此有所鉴戒。如今把各省兵费总计起来，分散使用则每个士兵所得仍然不够，合计起来则国库支出已经很多。与其徒然耗费钱财，养活没有用处的疲弱之兵，哪里如同裁减兵员、增加军饷，集中精锐部队组成主力。拟请下令各省，就现有绿营兵额统筹妥善酌定，把可以裁撤的冗余名额一律裁汰，挑选精锐军官和士兵若干，按照旧营制度合并到一处，集中训练。每营额缺较多的，挑选留下五六百人或三四百人；额缺本来较少的，挑选留下二三百人。都参照练兵的方法，按照勇营的编制，随同营官驻扎营中，每天合操，以备调遣。其所管辖地区如有劫盗案件，也可以就近捕拿。对于不遵守营规、滋事的士兵，也照勇营的规矩用军法处治。凡因公受到处分的，酌情变通处理，并加给津贴，使他们能够有所养活，有资力专心操练。这些增加的津贴，就从所减少的兵额所节省的饷银中统一拨付。遇到军事行动时，可以自成一营，能够和勇队共同承担防御任务。这样办理，就不必另加练兵经费，也不必把勇营改成兵营，而可以利用眼前现有的饷力，把无用变成有用。我诚然知道这个建议涉及改革，办理起来有许多棘手之处；但事情到了困窘地步就必须改变，改变才能通达。在积弊已久、疲敝不堪的时局下，不能不这样设法；这种变通的办法，正不能因为繁难就害怕而中途停止。如果再因循拖延，日复一日，必然导致饷需更加耗费，军队更加削弱，只徒有养兵的名义，却得不到一兵之用。臣还有一个私下的忧虑：现在津、闽、沪的机器各局，当初都设在海口，是取其运输、制造便利，取得材料也较容易。然而平时无事时，或许还能彼此相处而互不猜疑；但时间久了，成效已经显著，外国人的心思就难以轻易测度，也不能不预先寻求变通，以防意外。此次拟议设置江防兵轮，除向外国购买外，对于在内地设厂自制的船只，可以由闽、沪各局挑选熟练精通的工匠，在沿江宽阔的地方，如武昌的汉口等镇，另设一个局，专门制造江防兵轮。或者把上海各局酌情迁往内地，合并在一处兴建制造，以显示便于制造，并筹划戒备。这也是我们考虑祸患、预先防备，谨慎到了又谨慎，不能不说是过于忧虑的举措；也请下令交付有关方面妥善议定办理，这对大局幸甚！十一月癸卯（初四日），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说，海防极其紧急，应当切实筹划，将紧要应办的事项概括列叙数条，请下令详细议论的一份奏折等，钦此。随后又接到总理衙门抄送的奏折，得知丁日昌续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臣查各国条约已经订定，实在难以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经成为我方与敌人共同出入的地方。平时无事，虽同处一地而各怀异心，猜疑嫌隙本来就难以避免；一旦有警，我方担心他们欺诈，他们也担心我方欺诈，处置就更难以周全。处在这样的时局，似乎觉得已经无处可防了。只是交涉事务日益繁多，外国人凭借强力进行要挟，处处都可能发生事端。自从办理洋务以来，屡次办结的案件，并不是没有委曲求全、勉强迁就的情况。至于本年日本出兵台湾一事，经总理衙门王大臣同该国使臣多方开导劝说，几乎说得口干舌燥；幸赖圣明在上主持，多次命令各疆臣严密筹划防务，调集军队、船只，购买利器、修筑炮台，同时进行。虽然当时还不能立即说已有把握，但声势毕竟已经稍稍壮大。日本酋长对外害怕舆论，对内又畏惧兵威，于是逐渐低头接受议款；对国家的谋划和百姓的情绪来说，没有造成妨碍，这未必不是参与此事的诸臣挽救局势的力量所致。台湾事务刚发生时，臣就写信同总理衙门商议，说表面上明明是和局，却必须暗中进行战备，这样和平才可以迅速实现并长久维持。洋人只讲形势，不讲道理；如果彼此以军事力量相互压迫，而我只想凭笔舌战胜他们，这必定是办不到的。遇到事情才筹划防务，往往已经来不及下手；如果事先预备，日本兵也不敢前来，怎么能说防务可以有一天稍稍放松呢？现在总理衙门陈请的六条，把当前最紧迫的事务和日后长远的谋划，已经综合概括得没有遗漏，确实是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所难以仓促办成的，是人才难得、经费难筹、地域界限难以消除、旧有习惯难以革除。如果沿着这些情况而不改变，即使每天都在办理设防，也仍然只是画饼。既然如此，今天最急迫的事情，只有竭力打破成见，求取实际效果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历代防备边疆，多在西北；敌我强弱的形势、客军与主军的态势，大体都相当，而且还有内外之分。如今东南海疆绵延万余里，各国前来通商、传教，来往自由，聚集到京师和各省腹地，表面上托称和好，暗中却怀有吞并侵夺的打算；一个国家挑起事端，其他各国便煽动助势，实在是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局。轮船、电报来得迅速，瞬息之间可以行进千里；军器和机械技术精良，制造功效百倍；炮弹射到之处，没有坚固之物不能摧毁；水路上的关隘也不足以限制它们。这又是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外患乘隙而来的变化如此复杂，而我们还想用成规旧法来对付它，就好比医生治病，不问是什么病，统统投用古方，实在看不出会有什么效果。

译庚申以后，外国势力步步向内逼近，沿海各地有身份的士绅，无不发愤激昂，争相主张驱逐外国人；那些置身事外而发表议论的人，既不了解局内的艰难，等到询问他们靠什么办法自强、凭什么能力抵御外侮时，却茫然无所依据。自古以来用兵作战，没有不知道自己和敌人情况而能够决定胜负的。如果对方的长处、自己的短处还没有探究明白，却只想任性气用孤注一掷的办法，难道不是把国家当作儿戏吗？臣虽然愚昧，已在军中任事十多年，尚且不敢畏缩退避、自暴自弃，给君父留下忧患。只是臣经历洋务事务已经很久，见闻稍微广一些，对于敌我双方的长短和情形，知道得比较深入；但环顾当今，饷力和人才确实有所不足，又多受拘泥成法、受众人议论牵制，虽想振作奋发，却没有办法。 《易》说：困窘就要改变，改变才能通达；如果不变通，那么战守都不足以依靠，和平也不能长久。谨依据总理衙门原来的议案，逐条详细筹划拟定切实办法，附上臣个人的见解，略加发挥。丁日昌所陈述的意见，其中有些可以采纳，也一并汇入核议拟定的方案，以备作为浅陋的贡献。仍请下令让在朝王大臣详细审慎地谋议，请皇上裁定。总而言之，处在今天，要整顿海防，除了变法和任用人才之外，没有别的着手办法。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和百姓的重大责任，考虑时势的极端艰危，常怀不足、不自满的心情，节省多余开支，讲求军事实力，培养造就人才，所有这些都不必拘泥于通常的规矩，而尤其应把人才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白洋务，那么练兵、制造器械、建造船只等事项，才可以期望逐渐变得精良强大。积累诚意并付诸实行，尤其需要长久的岁月，才能取得成效。眼下固然必须竭力维持和平，将来即使器械精良、防务巩固，也不应由我们主动挑起事端。外国人即使以极其无礼的行为加诸我们，也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予以应对。分条陈述的清单：一、原奏关于练兵的一条：其中说，如果要求取得真正能够抵御外患的成效，事情比办理发匪、捻匪更难，军队也应当比办理发匪、捻匪的军队更加精良，这确实是不刊之论。因为发、捻、苗、回等贼寇，都是内地百姓，虽然有勇猛锐利、坚韧忍耐的气概，但武器不如官军精良完备，所以可以同时采用剿灭和招抚的办法。外国本来就是敌国，专门以兵力强弱争夺胜负；他们的军械比我们强，技艺比我们精，即使暂时取胜，最终也必然失败。敌人从海路入侵，自然必须赶紧训练水师；只是各国都是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良、训练有素已经很久，不是中国水师能够很快赶上的。中土陆地多于水面，仍应以陆军作为立国的根本。若陆军训练有成，敌军登陆以后，还可以同他们激战；炮台布置得当，敌船驶入港口时，还可以抵抗防守。但如果使用绿营弓箭、刀矛、抬鸟枪的旧方法，绝对不足以制服洋人，也不足以消灭土寇。即使直隶练军经过多次挑选整顿，最近才开始兼习洋枪、小炸炮；用来剿灭内地盗寇，还算可以使用，用来抵御外患，实在不敢相信。各省抽调训练的军队，大多也是这种情况。使用洋枪的已经很少，使用后门枪和炸炮的更少。从形势看，只能增加训练，不能减少训练；只能增添洋器训练以求取胜，不能拘泥于旧制度来谋求节省费用。前督臣曾国藩在同治十年正月复奏筹备海防的奏折中说，沿海的直隶、奉天、山东三省，江苏、浙江两省，广东、福建两省，以及沿江的安徽、江西、湖北三省，都应当合并设置防务。沿海七省，共训练陆军九万人；沿江三省，共训练陆军三万人；合计每年需要军饷八百万两。因为没有款项可以筹措，议案于是中止。现在总理衙门拟用曾经取得胜利的洋枪队训练水战；丁日昌拟选练陆军，使天下合计得到精兵十万人；大体同曾国藩以前奏议的用意相同。只是陆军和水师，用兵方法各不相同，训练方法也不同。水师还可以上岸攻击敌人，陆军却不便强令其操练舟船，似乎不宜让两者兼用，以致两方面都耽误。臣愚见认为，沿海、沿江各省现有的练兵枪队，虽然没有曾国藩、丁日昌所拟的十多万人那么多，但与其数量多而没有用处，不如数量少而力求精良。只须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拔淘汰，一律改编为洋枪炮队。凡是绿营额兵疲弱的，勇营酌情裁减，把节省下来的军饷加给新训练的队伍。沿海防营也改换使用后门进子枪。在紧要口岸附近，驻扎大支精锐强劲的军队。平时专门讲求操练，同时修筑堡垒；有事时专门准备机动作战，不准分散调遣。各海口仿照西洋式样修筑沙土炮台，以地势开阔、工事宽大坚厚为要。炮位应间隔使用口径八寸至十余寸的火炮，选择将领和士兵加以演习，务求射程远，越远越好；务求能够命中，不能命中就不要发射。这就是所谓药力要对症、有准备便无忧患。

译一、原奏关于简选器械的一条：西方各国水陆作战和防守所用的利器，主要是枪、炮和水雷。火炮有前门、后门、生铁、熟铁、纯钢之分；枪有前门、后门、滑膛、来福之不同；水雷有触物磨物、电气发火等区别。臣私下经常考察它们的图样和器械，了解到大致情况。洋枪这一项，各国都改用后门枪，因为操作灵活，发射迅速而且射程远。他们把旧式前门枪低价卖给中国，往往因此轻视外国人。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是西方五个强国。它们的后门枪中，英国最精良的叫亨利马梯呢，其次叫士乃得；俄国的叫俾尔打呶；德国的叫呢而根；法国的叫沙土钵；美国的叫林明登。若比较性能优劣和发射迟速，那么英国的亨利马梯呢精于俄国的俾尔打呶，俄国的俾尔打呶又精于美国的林明登，而林明登又精于英国的士乃得以及德国、法国的各种枪。林明登、士乃得两种枪，近年已经运入中国。臣处和沈葆桢都购买储存了林明登数千枝。上海机器局也能够仿造。只是士兵和勇丁大多粗疏，士乃得的机簧较为简单，购买价格较低，修理改造也较方便，现在拟命令各营酌情换用士乃得枪，并间用林明登枪认真操练，逐渐达到精熟。并命令津、沪各局先购买制造林明登枪弹的机器，仿制枪弹用的铜卷，以便接济。仍同总理衙门商议购买若干枝英国亨利马梯呢枪。又同俄国领事订购俾尔打呶枪一千枝，供将士中选出的精锐操用。至于火炮，英国、德国的新式火炮最为精良。德国克鹿卜后门钢炮击败法军，尤其著名。臣逐年购买到克鹿卜大小火炮五十余尊，分置在大沽炮台和天津防营。最大的两尊口径八寸，炮弹威力足以抵得上前门炮口径十一、二寸的炮弹威力。但每尊价格约二万元，苦于无力大量购买。有人说钢炮过大，药力过猛，使用久了可能导致损坏开裂，所以英国多使用前门熟铁来福长弹大炮，叫作乌理治、阿墨斯得郎、回德活特，其中三家最为著名。大的口径为十一寸至十五寸，炮身重达八万斤以上，炮弹重达六百磅，能够击穿二十余寸厚的铁甲。只是运输起运十分困难，价格也特别昂贵，中国还没有购买使用的。陆路行军作战所用的小炮，则以德国克鹿卜四磅弹后门钢炮和美国格林连珠炮最为精巧迅捷。臣又分别订购了数十尊，以备机动作战和紧急需要。目前沪、宁各局只能仿造十二磅至六十八磅的圆弹铜铁炸炮，淮军已经使用很久，远远胜过中国旧式火炮，但还不如西方新式火炮精良。仍拟仿照乌理治、阿墨斯得郎的式样，用熟铁箝制，但机器尚未准备齐全。外国每制造一整套枪炮机器，购买价格就要数十万两黄金；再从外国购买运输钢铁等材料，实在太昂贵。必须等到中国能够按照西洋方法自行开采煤铁，再添购大炉、汽锤、压水柜等机器，仿造才有希望成功。像克鹿卜的钢炮、回德活特的熟铁炮，都是用生钢、生铁铸成的，那个厂自有秘密方法，更不容易仿效。至于水雷，轰击船只、破坏敌人最为猛烈。从前南北花旗之战中，南军取得胜利，水雷的作用居多；德法之战中，法国兵船是德国的十倍，但在波罗的海法国兵船不敢深入，全靠水雷发挥作用。水雷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不动的水雷，有的连接在木桩、木排之间，有的用锚固定方位，使其沉在水中；或者在陆地城堡遭到攻击时，安放在缺口和要道，这一类专门用于自守。另一类是能够移动的水雷，有的漂浮在水面上，随风飘动；有的由机器自行移动；有的从铁船船头伸出长竿安放；有的专门制造拖带水雷的船，这一类可以用来攻击敌人。近来格致学日益精进，水雷的制造方法也日益精良，多采用强水触物、磨物以及电线发火的方式。触碰后自行发火，比用人工点火的方式更好。只用药五六十磅，无论什么兵船，都可以炸毁船底。听说各国都在研究这种东西，制造储存的很多。使用时一定要在水中排列数行，每个位置安放几十具，使敌船疑惧，不敢前进。沪、津各局目前只能仿造其中粗略的类型；至于电机、铜丝、铁绳、浆皮等部件，仍然要从海外购买。必须访求、招募各国制造和使用水雷的精通技艺之人，来到中国教习演练，这样才容易精进。至于火器全部采用西洋式样，炮弹、火药两项也都是重要需要。津局有制造火药的机器四副，每天生产二千余磅，已经可以满足使用。只是枪炮多而子弹还少。沪局只有制造火药的机器一副，每天生产不了多少，应该添购机器，在苏、宁推广制造。各省防守江防、海防所需的洋枪洋炮弹药，都应当在内地设局仿造。否则事事都从洋商购买，实在无法应付缓急。而且闽、沪、津各机器局靠近海口，原因为从海外取得材料便利；一旦发生警报和变故，首先就必须用重兵守护，实在不是稳妥的办法。今后各省筹划增添制造机器，必须把局设在内地有水路可通的地方；海口如果发生战事，后方自行制造和储备的物资，就可以不断运输接济。

译一、原奏关于造船的一条：查考《布国防海新论》说：凡是同濒海各国作战的国家，如果把本国所有的兵船直接前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让敌国船只出入，这就是防守本国海岸的上策。其次没有比自守更好的办法。如果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都能到达，却还要处处设防，把全部力量分散在极其广大的地域上，军队分散而力量单薄，一处受到创伤，全局就会失去优势。所以必须集中精锐，只保护几个紧要地方，这样就可以牢固防守。这些论述极其精确切要。中国兵船很少，哪里能够前往堵住敌国海口？上策固然办不到，想要实行自守，也不是容易说到做到的。从奉天到广东，沿海延绵万里，口岸密布；如果一定要处处驻扎重兵，耗费就会极其浩繁，力量既然供应不上，形势必然大败。只有分别轻重缓急，选择其中尤其紧要的地方。比如直隶的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是京畿的门户，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江苏吴淞到江阴一带，是长江的门户，这是次要的重要地方。因为京畿是天下的根本，长江是财赋聚集之地；只要能够守住这最重要和次重要的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作布置，即使有所挫败，对大局也还没有多大妨碍。既然要坚守，就必须把全部兵马、炮位、军械、辎重以及工局的物力储备得充足而坚实，即使军情千变万化，也不能偏离根本。庙堂的谋划、统军处的筹算，平时的经营和临事的调度，都不能有一丝紊乱。道光二十一年，夷船驶入长江，全国局势才开始震动；咸丰十年，夷兵侵犯天津、通州，国家根本于是受到危害。那些外国人确实能够窥察我们的要害，控制我们的命脉。而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防务布置散漫，兵力东援西调，没有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几个紧要之处。如今议论海防，就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揣度敌情。防守的方法，大体分为两方面：一是固定坚守、不轻易移动的方法。例如口内的炮台、壁垒必须特别坚固，能够抵御敌船大炮的炮弹；炮台所装备的火炮，必须能够击破铁甲船；还必须有守口用的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敌船，并在水路中埋藏水雷等器械。二是机动调遣、灵活应敌的方法。兵船和陆军必须数量多而且精锐，能够随时出击，以防敌兵沿海登陆。因此，外海水师的铁甲船和守口用的巨炮铁船，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现在统计福建船政厂已经造成本轮船十五艘，其中两艘已在台湾遭风损坏。上海厂已经造成本轮船六艘，其中两艘马力五百匹，装备大炮二十六门，性能相当于外国的大兵船。其余各船，都只相当于外国小兵船的根钵。可是这些船已经耗费白银数百万两有余，物料和工匠大多从海外购买、聘用。因此，中国造船所用的银钱，是从海外购买船只价格的两倍。如今急于组建海军，必须在外国订造，这样较为省事便利。但不能转托洋商，以免误买旧船，白白耗费巨款。听说兵船和铁甲船以英国制造的最为精良。英国的官办船厂和公司船厂，都在铁甲船制造优劣方面相互竞争，日新月异。应当选派熟悉制造、略知军事的官员，带领学生和工匠前往。由总理衙门与在京的使臣商议，通知英国，使他们能够亲自到各厂考察，研究哪一种船型最坚固、灵活，而且适合中国水道，再同船厂议定价格订造。并把带去的中国工匠、兵士安排到该厂和武备院学习造船工艺，同时研究驾驶和操练的方法。等船造好后，配齐炮位，随船回国，这样才可能真正收到实效。中国的船厂也仍应适当扩建，以备修船之用。至于计划设置的兵船数量，按照丁日昌所说，北洋、东洋、南洋各设置大兵轮船六艘、根钵轮船十艘，共四十八艘，自然是不能再少的。除去中国已经造好的二十艘可以充用外，还缺二十八艘。我认为北洋、东洋、南洋各须有铁甲大船两艘。北洋应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应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应分驻厦门、虎门；这些地方水深数丈，都可以停泊。一个地方发生事情，就由六艘船联络行动，专门作为海面游击部队，其他船只附属于它们，这样声势较为壮大。大致估计，订造铁甲船每艘需要白银一百万两上下，费用已经非常巨大。只有先购买这一类船，分年筹办；有余力后，再添置其他船只，或者由福建、上海各厂陆续仿造兵船。总之以凑足四十八艘为限。至于守口用的巨炮铁船，就是所谓水炮台船，也是西洋新式的有力武器。用小船配备极重的大炮，辅助岸上炮台，从四面伏击，阻挡敌船于江河中央，而且能够自行行动，是最能制胜的武器。凡是重要关口，都应增设一、二艘。听说在外国订购时，每艘连炮约需白银十余万两。但这种船笨重迟钝，不能航行于海上，必须把炮位和铁甲拆开装运，运到中国后再行装配。应等委员到达那里后，一并考察办理。如果价格较低、运输方便，就陆续购买二十艘，分布在南北各个关口。或者从海外购买大炮，由中国工厂照样仿造铁船，以后还可以逐步添置。至于丁日昌奏称，裁并五十艘艇船，可以供养一艘大兵轮船；裁并十艘阔头舢板，可以供养一艘根钵轮船；计算节省沿海水师旧制各船的耗费，用来供给大小四十八艘轮船，尚且会有余裕而不会不足等语。查同治十一年五月，我在覆奏船政事务的奏折中，曾拟请裁撤各省艇船，即把各船修造和养兵的费用，用来抵充轮船的月费；总理衙门议定命令各该督抚上奏办理，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议覆。如今又要添购铁甲等船，巨额款项必须另行筹集。等船购回后，养船、练兵的一切费用，应按照丁日昌所议，请旨下令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省，把旧置和新添的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项分别裁并，专门用来供养轮船，以免虚耗而取得实际用途。

译一、原奏关于筹措军饷的一条：近来财力极其困窘，这是人所共知的。要想振作起来，必须统筹天下全局，全面筹划，然后确定办法。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开始归入版图，无论开辟它的困难，单说无事时每年所需的兵费也有三百余万两，只是得到数千里的荒地，却增加了延续千百年的财政漏洞，已经很不值得了。而且那里北邻俄罗斯，西接土耳其、天方、波斯等回部国家，南面接近英国所属的印度；外部势力日益强大，内部土地日益被侵削，今昔形势已经不同，即使勉强图谋恢复，将来也绝对不能长久守住。屡次看到外国报纸和西路侦探报告，说喀什噶尔回酋新近接受土耳其回部的封号，又同俄、英两国订约通商。这样已经同各大国勾结一气，不只是伊犁长期被占而已。揣度形势，俄国会先行蚕食，英国也必定来分取利益，两国都不愿中国在西方取得成功。再说以中国目前的力量，实在无力专门顾及西域；军队疲惫，财力困竭，更担心另外发生变故。曾国藩以前提出暂时放弃关外、专门清理关内的建议，大概是老成谋国的见识。如今虽然已经命令将领出师，但兵力和饷力都万万不能满足需要，能不能秘密通知西路各统帅，只严守现有边界，同时屯田耕作，不必急于进取。同时招抚伊犁、乌噜木齐、喀什噶尔等地的回酋，准许他们自行成为部落，就像云、贵、粤所属的苗、猺土司，以及越南、朝鲜那样大略奉行正朔，就可以了。两方面都保存下来，就能两方面得利。俄、英既可以不再各自打算兼并，中国也不至于屡次耗费兵力，这似乎是长久之计。何况新疆不能恢复，对国家肢体的元气没有损伤；海疆不加防备，却会使心腹大患更加严重。哪一件重要、哪一件轻微，必定有人能够辨别。如果这个建议确定下来，那么已经出塞和还没有出塞的各军，似乎都应略加核减；可以撤的就撤，可以停止的就停止。裁停下来的军饷，就均匀拨作海防军饷。否则，凭这点财力，既要防备东南万里的海疆，又要供给西北万里的饷运，哪有不困穷颠蹶的呢？至于现在开办海防，大致计算购买船只、训练兵员、简选器械三项，至少首先需要经费一千余万两。本年八月间，户部在奏覆文祥关于宽筹饷需的奏折中，议请暂停内府不急需用的支出；至于海防费用，似乎没有可筹的款项，只好命令各省先把各项存款全部调剂出来，以缓济急，抵充防务费用。究其实际，各省留支、奉拨的数目，比照每年收入的数目，没有不浮多溢出的数倍的，还有什么款项可以存留、借作抵充呢？实在不得已，就仍按总理衙门五年前奏准的办法，专门提取部库存款和各海关四成洋税这一项，作为目前开办海防的费用。除了津海关、东海关的四成洋税已经奏准归天津机器局，江海关四成洋税中的二成已经奏准归上海机器局，山海关、江汉关四成洋税中已经奏明拨作奉军和淮军的月饷，淡水关一关已经奏准留作台湾防军军需，这些都是为海防而设置的，不必再议以外，其余各海关四成洋税以及部库历年提存的四成，都应请专门留备总理衙门和海防统帅大员会商拨用。此后应责令各关另立款项封存，直接报解，不准本省截留，也不必再解送部库，以免多次转运。此项每年估计可得白银一百数十万两，加上部库另存的三百余万两；如果仍有不足，拟暂时借用洋款，再从以后续收的四成洋税中拨还，或者另想办法归还，以应付急需。利息以七、八厘为标准，归还本金以十年、八年为期限，这也是各国常有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和忧虑的。至于日后长远的费用，应从开辟财源、节省支出方面设法解决。现在除了丁、漕、课、税等正供之外，又增加厘金、捐输两项，想尽各种办法搜罗，仍然不够使用。捐输所得没有多少，流弊却很大。而内地厘金又被半税制度弄得捉襟见肘。像铜、铁、羽、呢、洋布等物，都是百姓日常生活所需；洋船运输快捷，缴纳的又只有半税，于是奸民包揽、冒骗，大宗货物都逃避缴纳厘金。由于税则已经载入和约，无法议定增加，结果彼此税负轻重悬殊，商人和百姓都陷入困境。那种‘丛雀渊鱼’的情形，哪里堪以设想！丁日昌拟议设厂制造耕织机器，曾国藩和我又屡次请求开采煤矿、铁矿，试办招商轮船，都是为了开拓内地生计。因为既不能禁止洋货进入，又不能禁止中国百姓使用。英国的呢布运到中国，每年售银三千余万两；此外铜、铁、铅、锡等又售银数百万两，对中国妇女纺织和工匠制作的利益，妨害夺取不少。哪里如同样设置机器，自己制造，轮船、铁路也自己运输呢？只要货物的精良程度能同外国相当，外国货物来自重洋，在势力上就不能同内地自产的相比。我们的利益一天天兴盛，外国的利益自然一天天削弱，这不只是有益于厘饷而已。各省的山中，有许多盛产五金、丹砂、水银、煤的地方，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大规模开采，偶尔开采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器械和方法，却常常担心国用匮乏。这同家中有宝库，却封闭不打开，坐等忍受饥寒有什么不同？西方研究地质学的人，只要观察山中的土石，就知道其中有什么矿藏。我认为应当聘请这样的人数名，分头前往各地普遍勘察，记明各地出产，选择利益丰厚的矿藏逐步开采，一切按照西方的方法办理。可以筹借资本，也可以劝说远近富商集资合股成立公司；开采所得若干，酌情提取一、二分归官。这样收到成效，应当在十年以后。我最近在直隶南部边境的磁州山中，议论开采煤、铁，命令天津、上海机器局的委员购买外国器械、雇用外国工匠，以资倡导；这固然是为了铸造军器的必要需要，也是想逐渐开拓风气，以有利于民间使用。近世学者鉴于明末的失败，把开矿视为弊政，却不知道弊端在于用人，而不是矿藏不可开采。那些没有见识的绅士百姓，迷信凿坏风水；无能的官吏，又害怕聚众滋事，这些尤其都是荒诞不经的说法。眼下东西洋各国没有不开放矿山的，为什么唯独它们没有这种弊病？而且难道不都是凭此而达到富强的吗？至于南方各省沿江近海等处，如果都能设法开办船械制造所，使用的煤铁不必向海外购买运输，进一步把剩余利益用于养船练兵，这就是军国的大大利益。至于洋药这一项，毒害正在流布中国。

译本年三月间，恭敬地接到密寄的谕旨：醇亲王请求下令秘密筹划杜绝洋药，命令立即妥善议定办法等。臣查阅醇亲王的奏折，其中有‘不必仓促实行，关键在于立定志向而不懈怠，等到外国鸦片不再输入后，再严格禁止中国种植罂粟’等语，确实深刻通达大体。正好因为台湾发生事情，未便置议此事。现在查得洋药从印度发运进口，每年约有七万数千箱，售银三千余万两。英国明知这是害人的东西，却不愿禁止本国商人贩运，还想禁止中国自行种植，其用意实在极其狡猾狠毒。上年修订条约时，总理衙门已经多次同英国交涉此事，并预先声明：既然不能禁止英国商人贩运洋烟，就不能禁止中国百姓吸食洋烟，只有暂时放宽对罂粟的禁令，不仅可以夺取洋商的利益，还可以增加税项。将来如果办法穷尽、事情紧迫，也难保不会这样做。那时英国使臣听说后，也颇为心动，但英国最终没有听从。臣即使再次交涉，恐怕也没有益处。应当仍然遵循总理衙门原来的议定，采取相互抵制的办法，希望洋药逐渐减少输入，然后再加严禁，才比较合宜。查云、贵、川、陕、山西各省种植罂粟很多，疆臣和台谏官员总是以重申禁令为言。这样只是白白替外国培植获利的渊薮，给吏胥提供借机扰乱勒索的把柄；究竟罂粟还是一天比一天种得广，势必仍然不能立即禁绝。听说土药药性缓和、价格低廉，烟瘾也较轻，不像洋药危害那么猛烈。就现在的办法来看，似乎应当暂时放宽各省对罂粟的禁令，同时加重洋药的税和厘金，使外国烟土没有厚利可图，自然就不会输入；然后妥善制定规条，严格规定限制，使吸食逐渐戒除并最终绝迹。这样既可以杜绝民间财产向外流失的源头，国库收入也有日益增加的趋势，可以两方面都得到好处。查得洋药每箱一百斤，新关正税三十两，厘捐则各省多少不同。福建每箱捐银三十六两，江苏每箱捐银三十二两，北洋天津等关每箱捐银二十四两。捐得越重，偷漏就越多。英国条约原有关于洋药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的规定。如果能够把洋药税统一议定增加，自然可以完全避免偷漏，益处更大。否则，南北各口共同规定一个加重捐税的数额，都按照福建省的标准，不能有丝毫差别，以免商人趋利避害。专门把这笔收入作为海防经费，由统帅提取使用，合计起来也会成为一笔巨款。此外，沿江、沿海各省都应命令整顿货厘、盐厘，每省每年限定酌情拨出数万两，协助海防。以上几项，都是开辟财源的办法。至于裁减艇船来供养轮船，裁减边防中多余的军队来供养海防战士，停止官府不急需的开支，削减地方浮滥的费用，用来充实军力并成就长远谋划，也都是节省支出的大事。如果不是上下同心、内外同心、局内局外同心，就没有不半途而废的。

译一、原奏关于任用人员的一条：计划派统帅负责经理，并选派得力的提镇将领，分任统辖。查南、北洋滨海七省，必须联合成为一个整体，才能彼此呼应、消息灵通。只是地域太长，事务繁重，一个人的精力绝对难以兼顾。各督抚未必都深知洋务和军事，意见尤其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责成统帅统一调度，既怕彼此抵牾而无法实行；如果让各省会同商议筹划，又怕互相推诿而贻误事情。从前办理粤、捻各路叛乱时，何尝不是屡次简派统帅？臣也曾在其中任职，深知其中的甘苦。军饷权和地方军政并不掌握在统帅手中，不过是徒有空名；而各督抚又不能不过问军事。地域界限一分开，情形就容易隔绝；号令分歧，将士就难以听从。这是想要统一事权，反而造成紊乱。何况发生事情时，军情瞬息万变。假如像西方国家的办法，有电线传报，直接通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之间传遍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军队驻扎在铁路旁，听到警报就迅速援救，一天可以行进数千、数百里，那么统帅还不至于误事。但这些办法中国确实急切之间办不到。今年台湾战事中，臣同沈葆桢通过书信商议调兵，过了一个多月才确定下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等到调集轮船，分批装运，又过了三个月才完成。而日本的事情已经议定了。假如发生紧急情况，实在担心迟缓会误事。所以我曾说过，办理洋务、整顿洋兵，如果不变法而只是热衷于空洞的文章，绝不会有实际成效。我不敢明知其情却不说出来。我私下估计，北洋三省即使设置一名总帅，其才力即便比我强一倍，仍担心不能全面应付。南洋四省，口岸更多，似乎也不是一名总帅所能兼顾的。如果因为创设铁甲兵船等事项，必须责成大员督办筹划经营，那么像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这样的人，都专心研究此事，熟悉外国情况，似乎可以胜任。至于丁日昌拟议设置北洋、东洋、南洋三洋提督，分别统领各船，并不是没有见地。但文武兼备、平素熟悉风浪，能够驾驶轮船并操练船法的人，实在很难找到。我还有一点要陈述：任用人才是最紧迫的事务，储备人才则是长远的谋划。洋人进入中国已经三十多年，住在京城也有十多年，以武力威胁我国，几乎没有一年停止过。然而，寻求通晓兵略、精通洋务的人，常常很难见到，这是不学习造成的过错。下层不学习，是因为上层不教育。军务平定以后，文武两途仍然只重章句和弓马，不能凭此以外的本领得到升进；而把章句、弓马当作专务，对于洋务却隔膜得太厉害。因此，沈葆桢先前曾上奏请求设置算书科，丁日昌先前曾上奏请求把武试改为考察枪炮，但都受到各部议论的阻挠而没有实行。所使用的不是所学习的内容，人才又怎么能够产生呢？近来拘谨守旧的儒生，多把办理洋务看作玷污人的工具、投机取巧之士所做的事，又把回避洋务当作让自己图方便的办法。如果朝廷不大力改变风气，打破拘束的旧习，寻求制胜的实际成效，天下的危局终究无法支撑；日后人才缺乏，而且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以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没有自强、自立的时候，不仅可忧，也实在可耻！臣愚昧地认为，即使科举制度不能立即改变，时文也不能马上废除，但小楷和试帖诗过于追求虚饰，实在不是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应当在考试制度上略作变通，另开一项从洋务方面选拔人才的途径，以资培养。如今京师已经设置同文馆，江省也选派幼童出洋学习，似乎已经开辟了学习西学的门径，但士大夫的趋向仍没有完全归附于此，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任用人才、选拔人才的途径，完全不在这里。拟请今后凡是有海防的省份，都应设立洋学局，选择通晓时务的大员主持此事，分设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位、化学、电气学等科目；这些都切实关系到民生日用和军器制造的根本。外国凭借这些学科来考核升降人才，所以心思日益产生，永无穷尽。华人的聪明才力，本来没有比西方人差的地方，只是没有得到他们的方法，没有进入他们的门径，因而无法鼓励人们革新创造。如果有人有志趣和思考，在各种学问中略通一两门，就选拔收入学局，聘请西方人中博学而精通者担任教师；官府按照所学的深浅，酌情发给薪水，使他们能够研究得精通明白，然后再用实际事务考验他们。或者分派到船厂、炮局，或者补充为防营的员弁。如果取得成效，就分别按照文武官员的规定，依照军务保举章程上奏奖赏、提升品阶，授予滨海、沿江的实缺官职，与正途出身的人没有区别。如果开始勤奋而后来懈怠，立即罢免革职。他们当中，京城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测算的学生，以及出洋子弟学成回国的，都可以分别调入学局任教，并酌情派往各机器局、各兵船任职。这样从多方面诱导扶助，劝勉和惩罚同时实行，根据所学来考核所做的事务，即使十个人中有一个取得成就，也已经多一个可用之人；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取得成就，也已经多十个可用之人。二十年以后，制造器械、驾驶船只，自强的成效就会显现出来。一、关于原奏中持久办理的一条：我私下认为，自古没有长久而不衰败的制度，关键只在于办事的人同心协力，前后相继，日益追求精进。不仅可以保卫疆土、使百姓安宁，还可以由此推究领会新的思想，使财力充裕、物资充足。比如泰西各国，都从弹丸之地兴起，创造各种有利器械，不到百年，成就就这样精良，谋划就这样长远，拓展的土地就这样广阔，难道不是因为全国上下积虑竭精、人人都想着奋发自强的结果吗？中国在五大洲之中，自古被称为最强大，如今却被小国轻视。练兵、制造器械、购买船只等事情，学习他们的长处，去掉我们的短处，现在才着手做已经晚了；如果再因循不办，或者刚开始做就停止，日后的祸患实在不忍说下去！如果不稍微改变成规，在洋务方面开辟任用人才的途径，使人人都能够通晓，那么将来即使有万全的海防策略，几十年以后主持的人才缺乏，也必然会名存实亡，逐渐衰败。只有中外同心，坚持一定办理，竭力排除浮泛的议论，把成规看作绝不可拘泥，把风气看作绝不可不开放；不要忽视眼前的功效，不要吝惜重大的费用，精心努力，长久不懈，屡经挫折也不回头，这样或许可以使军事实力逐渐强大，人才逐渐增多，制造技术逐渐精良，由能够防守发展到能够作战，由贫弱转为富强，或许有实现这一天的时候吧。这是天下臣民祈祷祭祀、共同盼望的事情。李鸿章又上奏说：

译我正在缮写奏折时，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十月二十八日奉到上谕说：文祥上奏恭敬陈述管见一折，台湾的事情虽然权宜办理完结，但后患处处值得忧虑等语。钦此。并抄录文祥原奏送到我这里。我查阅沈葆桢十月十四日的来信，倭使大久保已经抵达琅■〈王乔〉，而且已经约定日期撤兵，自然不会再有变局。只是文祥考虑到日本距离闽、浙太近，难以保证今后一定不会发生祸患。目前最需要防备的，尤其是日本，这确实是老成而有远见的看法。这个国家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听说起初颇有小规模骚乱，时间久了也相安无事。它改变衣冠、改换正朔，常常受到有见识者的讥议。然而，像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设置电报、煤窑、铁矿，自行铸造洋钱，对于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不能说没有益处；又多次派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器械技艺，多借洋债，暗中同英国人结成党援，势力日益增长，野心也不小，所以敢于在东土称雄，轻视中国，并有窥伺侵犯台湾的举动。泰西虽然强大，尚且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却近在门户之内，窥伺我国虚实，实在是中国永久的重大祸患。如今日本虽然勉强就范，但它内心深处长期积蓄的谋划，是觊觎我国物产和人民的丰盛，希望侥幸利用我国兵船利器尚未齐备的机会；将来稍有间隙，恐怕仍会狡猾地企图逞强。因此，铁甲船、水炮台等事项，实在不能不赶紧筹备。只是巨额款项既无从指拨，定制造船也还需要时间，我已经在答复总理衙门关于造船的一条意见中，详细而切实地说过了。至于先前曾议论购买铁甲船的事情，一艘是沈葆桢命日意格商议购买的丹国铁甲船，因为事情中止而作罢。昨天丹国使臣拉斯勒福经过天津，我当面询问，据他说，这艘船大约价值白银六十万两，与日意格的报价不相符。我已嘱咐该使臣明年春天从京城回到天津时再行商议。另一艘是出洋委员容闳在美国查报的一艘新造而尚未完工的铁甲船，需要洋银一百七十万圆。我询问住在天津的英国领事，他说这艘船未必合用。总税务司赫德也曾向总理衙门提到，恐怕它不太可靠。我批示命令上海道写信告诉容闳，务必切实考察比较，再行禀报核定。以上两艘船，虽曾议论购买却没有办成。此外，外国商人献上图样的很多，但由于相隔太远，所需费用过大，实在担心误买旧船，所以不敢立即订购。似乎必须派委员前往该国商议购买才妥当。至于水炮台船一项，总理衙门现在命令赫德向英国询问价格。上海的洋行也有承揽订购的。根据上海机器局委员冯焌光等人的禀报，该局仿造的一艘，明年春天可以完成，似乎以后陆续添置并不困难。只是有备无患，是立国的根基；不交战就使敌人屈服，是攻心的上策。自古以来，防备边疆、驾驭夷人，将才和使才二者不可偏废。各国之间互通贸易、派遣使臣，是为了联络外交，也可以窥察敌情。而中国连近邻都置之不顾，实在不是长久驾驭、深远控制的办法。同治十年，日本起初议定条约时，我和曾国藩都上奏请求：日本立约以后，中国应派官员驻扎日本，管束我国商民，借此探察日本的动静，希望能够联络牵制，消除后患。上年刚刚换约，还没有敢于筹办此事，日本便在今年春天出兵来到台湾。如果先有使臣驻在那里，就应当能够预先加以辩阻、秘密而迅速地商办；否则也可以在出兵以后，同日本君臣当面据理争辩，比在京城办理更有力量。如今台湾的事情大体平定了，这一举措不能再拖延。拟请下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选拔熟悉洋情、明练边务的三、四品京堂大员，请旨赏给崇高的官衔，派往日本驻扎，担任公使；对外寄托邻邦报聘的礼仪，对内回应华民希望得到恩泽的诚意。倘若日本另有诡诈谋划，就不难侦察到它的实情，并相机加以控制。日本的横槟、长崎、箱馆等处，中国商民约有近万人；既然已经立约，就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等公使到达日本后，应当再酌情设置总理事官，分别驻扎各口岸，自行处理诉讼和赋税，以维护国体。不仅如此，即使对泰西各大国，也应当特意选派大臣，轮流前往兼任驻使，给以优厚的俸禄和赏赐，并规定任期，以此宣扬威信、沟通情谊。他们在中国所办理的交涉事件，如果有不能议定解决的，或者所订条约有很不方便之处，就直接同该国总理衙门往来辩论，随时设法商议修改；这样似乎可以逐渐杜绝外国使臣蒙蔽、要挟的弊病，对于通商大局也有帮助。浙江巡抚杨昌浚上奏说：我于本月初五日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得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一道上谕，命令将切实办法限于一个月内复奏等语。钦此。并接到抄发的奏折附件送达我这里。我查阅西洋各国，凭借船炮利器在海上称雄，已经三十多年。近来更是争相追求奇巧，新式事物层出不穷，形成千古未有的局面；它们都包藏祸心，具有虎视眈眈的态势。日本不过是东方一小国罢了，我朝二百年来与它相安无事，如今它也依附西方人，狡猾地企图逞强，无故出兵驻扎番社。现在事情虽然议定解决，但由霜降而推知坚冰将至，很难保证它日后不会借故挑起事端。而且听说日本还在购买器械、训练军队，观察它的意图，即使不敢公然侵犯内地，但如果从旁侵扰琉球、高丽，同我朝属国为难，那么也有不能坐视不理的道理。因此，若从将来抵御外侮的打算来说，不能不预先筹划战守；即使只从保全目前和局的打算来说，也不能没有战守方面的凭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月〕 就中国目前的局势来说，内地早已肃清，边疆也已经平定。各省并不缺少懂得军事的将领和能够作战的士兵，船政、机器制造也逐渐有了成效，同庚申以前相比，情形已经不同。前年的天津案件和今年的台湾战事，都能够勉强办理到一定范围，并不是没有因为中国的声势逐渐振作而在其中形成震慑。果真能够趁此机会进一步讲求，同心协力，不被浮泛的议论动摇，不因费用多而中止，放宽时间，便没有不能由弱转强的道理。秦国的襄公修治铠甲、整顿军队，因而报复了先世的仇恨；勾践休养生息、训练教导国人，经过二十年最终报了强吴之仇。何况我国家大一统的规模，如果真能惩戒先前的过失、警戒后来的事情，中外一心，怎么能断定洗雪耻辱、报仇雪恨没有日期呢？

译此前奉旨设防时，曾命令沿海口岸修筑炮台、置办器械、增募水陆兵勇，未尝不是认真整顿。然而海上没有规模较大的水师，也没有可靠的战船，一旦突然发生警报，我自信只能在陆地上攻击敌人；如果在海洋中与敌人争战，实在不敢说有把握。因此，今天自强的办法，陆军固然应当整顿，水军更是重要的谋划。前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发逆平定以后，立即同侍郎彭玉麟创设长江水师；直到今天，长江水面数千里，仍依靠它而没有忧患。我愚昧地认为，现在整顿海防各师，比江防更加紧急。沿海各省虽然本来设有定额战舰，但要用来抵御外国海军，胜负不用智者也能判断。因此，必须扩充轮船，置备铁甲船，使各军练习驾驶，才有实际作用。明知费用极其巨大、成效难以迅速见到，却不能不这样做。日本这样贫弱而小的国家，尚且不惜重金，竭力学习西方办法；难道堂堂中夏，在外患正盛的时候，反而还不发奋图强，因循坐误，以致受制于人吗？《论语》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然会有眼前的忧患；又说：做事如果只求快速，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只看眼前小利，大事就不能成功。这就要看我皇上能否坚持既定见解，果断决定而不疑惑；那么自强的关键，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近来洋人进入内地的地方越来越多，交涉事件也越来越多，办理起来确实棘手。天津、台湾两案，就是大家都明显看到的例子。其余平常的摩擦之事，各处都有，言语争端的背后，无不潜伏着兵戎祸患。既不便一味迁就，也不能过于激烈。愚昧的百姓只图一时痛快，却不顾将来的忧患；旁观者只擅长发表指责的话，却不知道当事人的苦处。所以，即使眼前勉强敷衍过去，也终究难免有决裂的一天。奉命议论各项办法，确实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而任用人才、筹措军饷这两件事，尤其重要。有充足的粮食，才能有充足的军队；有善于治理的人，才会有良好的治理办法。持久办理的办法，也就包含在这两件事之中。我还有一点请求：自古以来，天下的安危取决于民心的拥护或背离。外夷虽然强大，但遇到百姓同心，就不敢公然触犯众怒。必须整顿吏治，以此凝聚民心，这对于自强的根本，或许会更加有益。谨按照原奏的各项内容，把切实办法详细陈述如下：一、关于练兵一条：查海上应当专门设置重兵，我所见也正与此相符。浙江省水陆各标自从整顿以后，较有起色，虽然还没有经过战阵，但士兵都精壮。近年挑选洋枪队，一切步伐、号令都仿效西法，还算整齐。只是各省沿海地方辽阔，即使设置防务，又怎么能够处处周密？况且战与守相互为表里，有守备的兵而没有出战的兵，有分区防守的兵而没有机动出击的兵，一旦发生事情，终究担心措手不及、顾此失彼。我私下认为，南洋、北洋、中洋，应该设置水陆三大枝。闽、广合为一枝，江、浙合为一枝，直隶、奉天、山东合为一枝。每枝以精练一万人为限额，各设置统领一员、帮办二员，仍听从南洋、北洋大臣的节制调遣。每枝各置备轮船二十号，兵船和商船各占一半，另外配备铁甲船一、二号。首先在各省外海水师中严格挑选，挑选不足，再招募生长于海上、熟悉风浪的壮勇来补充。口粮似乎应当比照长江水师的章程，略微增加。没有战事时，就分别防守海上汛地，由兵船缉捕盗贼，商船运输货物。发生战事时，就全力合作，联合成一个整体；兵船准备作战，商船负责转运。平时如果兵丁太多、船上容纳不下，就在海口选择要地集中驻扎，随时操练，轮流出洋。大概水师以闽、广为首，浙江等省次之。至于陆路洋枪队，不熟悉风浪，也不善于驾驶，调换地点就难以发挥作用，恐怕难以得力。海上如果有这三大枝水军，练习三五年以后，海上就会形成巍然的重镇，既可以分开行动，也可以合并作战；既能够作战，也能够防守。近处可以拱卫神京，远处可以在海面上扬威。不仅内地的奸匪会收敛踪迹，外夷的要挟也可以逐渐减少。一、简选兵器一条：臣认为，军队不精良，武器越锋利反而越会资助敌人；军队精良了，但武器不锋利，也很难决定胜负。洋人的器械之所以精良，是因为他们长期讲求，专心致力于此。例如布国的克虏伯、美国的格林，都是火炮中最精良的，且都以造炮者的名字命名，所以彼此争相取胜，式样越来越奇巧。仓促仿效，确实好像还赶不上。现在闽、津、沪各局，已经办出了一些成效，如果管理者得当，努力求精，时间久了自然不会比别人差多少。臣以前派委员到上海、香港，挑选精良的火器：火炮有克虏伯、格林一类，枪有林明登、来福一类；此外水雷、铁火箭等，也都酌情决定办理，数量各不相同。其中有一尊大钢炮，重二万斤，炮弹可以射到四十里。等各项器械到齐后，就可以配备在沿海要口，以资演习。西洋火器日新月异，今天被人称赞的器物，后来一定还会有超过它的。并且存放太久，难免生锈损坏，所以臣不敢办理得过多，恐怕白白耗费经费。臣询问得知，后镗枪炮虽然觉得灵巧便利，但究竟机关太多，时常发生炸裂，不如前门枪炮结实耐用。浙江省各处炮台，已经建成了几处，将来全部完工后，需要的火炮较多。现在已经买好了机器，准备在省内设厂铸造，借此可以考察比较，为进一步扩充打下基础。广东东莞制造的线枪，装填的子弹多，射程也远，确实比洋枪优越。看来海防方面，这种军器也不可缺少。

译一、制造船舰一条：臣认为，船舰和火炮的请求，功效在平时准备；抵御敌人的办法，则取决于临战时机。臣计划设置水军三大支，所需使用的轮船、铁甲船若干只，已经在第一条中详细说明。臣私下估算，训练士兵三万人，有轮船六十号、铁甲船数号，才可以勉强够用。只是中国的轮船还不到所需的一半，铁甲船更是一号也没有。因此应当先在泰西船厂订造铁甲船一、二只，其余的再自行陆续仿造。至于增添轮船，闽、沪已有现成的船政局，不难扩充。臣托闽局代造兵轮二号，明年三、四月可以完工，已经另行上片奏明。只是完全依靠官府制造，终究难免受经费限制。如今各省富裕的商人，如果各自购备轮船，经营贸易，遇有事情时听官府租用，并准许破格奖励，也未尝不是扩充船舰的一种办法。有人说铁甲船可以抵御敌人，也有人说英国的蚊子船装载巨炮，可以击穿铁甲，这些都是洋人彼此自我夸耀的话，事情没有经过实际验证，臣实在不敢凭空断定。但是他们有这种装备，而我们没有，一旦发生事情，首先就会显得相形见绌，所以势必不得不办理。今年日本的铁甲船停泊在吴淞口外，用小船渡入吴淞口内。浙江各处口外水深的地方很多，不难选择地点停泊。港口内涨潮的时候，如定海、镇海、黄道关，听说也可以驶入。船有大小，装甲有厚薄，吃水深度也各不相同，应当等铁甲船买到后，知道它吃水多少，停泊的地方就不必测量也能确定了。一、筹措军饷一条：臣认为，既然在海上设置重兵，那么一切用款就不能不从头到尾、统筹规划。按照臣所计划的三大支，粗略计算全年所需，没有三百万两不行。而购买、制造船舰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现在关外军务正紧张，滇、黔善后事务还没有结束，正天天催促东南各省转运军饷接济；如果同时筹办海防，事务就会非常庞大，用款也会更多，确实有难以兼顾的趋势。只是查得，自从同外国通商以后，各关洋税每年收入不少于千万两。内地设卡抽取厘金，各省一年收入也不少于千万两。如果从这两项收入中每年酌情提取一、二成，交给各省藩库，作为专款储存备用，用它来满足创办海防的需要，也用它来充作长久的经费。所有不急迫的事务和闲杂款项，能减就减，能裁就裁，调拨那里来补这里，看来还不难办成。如果舍弃这两项收入而另想办法，所得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况且东南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哪里还经得起竭泽而渔？就浙江省来说，海塘工程预计二、三年后可以报竣。除去酌情提取每年的维修费用外，每年还可以节省银二十余万两，用作海防经费。如果各省同心协力，天下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以前因为倭人对台湾态度傲慢，商人听到风声便束手不敢行动，厘捐收入日渐减少。如果海疆发生动荡，税收和厘金的损耗一定会很多。所以说，筹措军饷是为了养兵，而军队强大又正是为了增加军饷收入。开辟财源、节省支出，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这样权衡轻重，把缓办的事情移来优先办理，集中力量坚持下去，就不至于半途而废了。一、任用人才一条：臣认为，军事兴起以后，各省原本并不缺少将才，只是大多熟悉陆路作战的多，熟悉海洋情况的少。目前知晓军事、声望很高、真心办事、可以担任统帅的大员，如前陕甘督臣杨岳斌、前湖北抚臣曾国荃、前兵部侍郎臣彭玉麟，都一向威望显著，志向和考虑忠诚。这些大臣都在圣上心中，无须臣逐一评论。其余提督、总兵等将领，就臣所知的来说，如现任台湾镇张其光、现任衢州镇喻俊明，都是水师出身，长期经历战阵。又如现任乍浦协副将卢成金，诚实朴厚、勇敢能干，举止庄重严肃，似乎也可以作为上报选择的人才。此外，容臣继续访察核实，再随时保举奏报。一、坚持长久一条：臣认为，设置外海水师，是从头创办的事情，极其庞大繁重，哪里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按照臣所拟的办法，即使最快，也至少要四、五年才能完成。因为组建军队容易，办理船舰困难，训练也困难。西方人做事，不做到精良就不停止，不成功就不放弃；他们这种坚忍的性情，大概不是中国所能相比的，但也不是中国做不到的。刚开始设置船政时，外界不是没有异议，如果不是朝廷在内主持，又有二、三位大臣在外维持，几乎就会半途废止。自古以来，国家大事，花一百年完成还嫌不足，一旦失败却只需一天，古今都对此感慨不已。现在各国环绕窥伺我国，虽然战端不能由我国主动挑起，但武备确实一日也不能松弛。事情既然不能不办，办理后就不能中止，确实如原奏所说。这样就全靠皇上的决心坚定，内外臣工同心协力，始终不懈，才差不多可以共同谋划开端，共同享受成功。这样，外患到来时才不至于茫然没有把握。十一月丁未（初八日），两江总督李宗羲上奏。本年正月间，日本驻沪领事品川忠道说，该国匪首江藤新平乘坐小轮船逃出长崎，有到中国上海的说法，请求派兵船协助捕拿。臣当即命苏松太道沈秉成分派火轮兵船协助。后来该国将匪首捕获归案，品川忠道写信请求撤除防守，并请将兵船的一切开销照数缴还。臣随即由该道写信答复，全部由中国承担开支，不必归还。臣已经将此案前后办理的情况咨报总理衙门备案。现在于十月十三日，又据该道禀报，送来日本使臣柳原前光的照会、和刀一口、日本史一部，以及照录该国送给有关各官礼物的清单一件。查同治十一年，因为日本扣留秘鲁国船只，将被拐骗的华民全部交由中国委员带回，曾经用土产向日本有关官员致谢，已有案可查。现在该国因为派船协助捕拿一事，准备礼物送来，事情与前例相同，不便坚决推辞。除将和刀、日本史收存，准备公文答复外，并将该国送给有关各官的礼物清单，以及双方往来的公文，抄送总理衙门查照，理应附片陈明。朱批：知道了。十一月庚戌（十一日），福建巡抚王凯泰上奏。

译臣私下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得知九月二十七日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急需认真筹划等事，钦此。臣想到，海防固然最重视水师，但水师应当变通旧有制度。各省水师的定额船只，人人都知道不能抵御敌人；如果不及时改议，无论怎样整顿，也只能用来捕盗，不足以用来抵御外侮。查从奉天到广东的海面，南北绵延七千余里，急需联成一体，使消息相通。拟将海洋分为三路：以奉天、直隶、山东为北洋，统辖处设在大沽；以江苏、浙江为中洋，统辖处设在吴淞；以福建、广东为南洋，统辖处设在台湾。每洋设置总统一员，作为海防大臣，沿海水师官兵就近归其统一节制。每洋设置铁甲轮船二只、大号兵轮船四只、中号兵轮船六只、小号兵轮船四只，共计轮船四十八只。大船最多配兵五百人，其余船只依次递减。由总统统率训练。外海师船都可以裁汰。所需各种轮船，起初先购买，不能立即齐备；以后再制造，逐渐增加，总之一定要办成并取得实际成效。有人担心水师定额士兵突然裁撤，恐怕会滋生事端。不知道这有转变办理的办法：先淘汰老弱，已经革除的缺额不再补充，把精壮士兵编入轮船进行训练，二、三年之间旧制度就可以改变，本来不必仓促地全部裁撤。又有人担心轮船经费太大。不知道几十号师船的作用还不如一艘轮船。花费少却没有用，和花费多却有用相比，哪一种得失更大，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判断。况且裁减师船所节省的费用，用来供给轮船，正是把无用变成有用。又有人疑惑三洋各有疆臣，为什么还要设置总统？不知道各疆臣都有自己应办理的地方事务和通商事务，而且各营还必须分别设置局厂，请求制造，事情既重大又繁琐，不是各疆臣能够兼顾的。就像福建省制造船舰，沈葆桢专门负责此事，才取得成效，这就是之所以议设总统的原因。至于陆路练兵，臣去年曾分条奏陈把兵改练为勇的一种办法。士兵应当集中而不应分散，应当精良而不应过多，拟仍仿照楚军制度，以五百人为一营。沿海提督、总兵所属各标，根据制兵人数多少，酌情确定训练营若干，分别驻扎在各口扼守，作为长久的办法。训练营的章程，应当由各省根据当地情况制定，总不外乎裁减士兵、增加饷银的办法。臣所拟的练兵办法就是这样。三洋的营制，如果承蒙皇上批准实行，拟在每洋设置一个制造局，制造局分为两个厂。一个厂制造轮船，由通晓算学、熟悉洋图、认识沙线的人分别负责；一个厂制造枪炮和一切军火器械，由精通机器、熟悉兵法、具有胆略的人分别负责。三洋中已经开办的，就酌情扩充；尚未开办的，必须筹划议定，开始创办。船舰以铁甲船最为重要，请先购买稍小的铁甲船，详细考察怎样才适用，然后精心研究制造。听说外国制造大型铁甲船已经完成，竟有不能下水的，还必须拆散后才能下水。中国内洋浅水很多，开始时不能不慎重。枪炮近来还崇尚洋式。臣私下认为，中国的线枪比前膛洋枪优越。洋枪只能射到五、六百步，线枪可以射到七、八百步；洋枪只能装铅子一、二枚，线枪可以装到四、五十枚。即使射击快慢也不同：前膛洋枪每开火三次，线枪已经可以开火五次。臣详细加以比较，确实有可靠依据，广东东莞制造的尤其精良。放弃线枪不用，反而用高价购买洋枪，似乎不是妥当的办法。拟请各营参用线枪，以求增强战斗力。洋炮的式样越来越新，如格林、克虏伯等名目，奇巧的无所不有。自然应当先购买，再仿造；尤其必须寻找机巧的工匠，能够制造新式样，另有克敌制胜的办法，才可以抢得先机。炮台工程更不能拖延。沿海旧式炮台近来都没有用处，应当选择险要地区，加意修筑。臣所拟的简选兵器办法就是这样，制造船舰也包括在其中。以上创立洋营、设置局厂制造器械，初办时的需要和长期的费用，如果不预先筹划，军饷从哪里来？臣私下认为，今天的洋税，自从周官主持财赋以来，史书从未记载过这样的规模。用洋税办理洋务，名义和实际相符。总理衙门议定提取四成洋税，以备意外之用；像现在筹办海防，所谓意外之事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拟请议定办法，先估算初办所需多少，先提取应用；长期费用需要多少，每年均匀拨付。除此以外，似乎没有大笔款项可以筹措。至于开辟财源、节省支出的办法，只有切实办理。如开矿、开山等议案，等办出成效后，才可以供给支应。各省厘捐，除解送京饷以外，以西征协饷数额最大。关外军务尚未平定，势必不能不筹措解送接济。如果西部边疆平定，专门办理海防，就可以议定停止厘捐，只酌情保留丝、茶等大宗厘捐，作为不会枯竭的财源，每年收入自然会有固定款项；目前确实还做不到。总之，有治理的办法尤其要有治理的人；得到合适的人，之后才可以长久坚持。确定三洋的营制，自然不会半途废止；设置专任总统，才不会被异议迷惑。局厂都已齐备，船械也已备好，事情就能取得成效，军饷不会白白耗费，人人都想着振作奋发，事事努力纠正因循守旧的风气。眼前的事务在这里，长远的规划也在这里，自强的道路大概就有希望了。王凯泰又上奏。

译筹办海防，如果没有镇定和坚忍的态度，最终一定会犹豫不决。而且听洋人议论，说中国人没有定见，也没有恒心，这种弊病确实难以避免。现在议论任用人才，必须先确认这个人没有这种弊病，才可以任用。查前江苏抚臣丁日昌，专心研究洋务和制造事务，已经多年，艰苦任事，受到多次挫折也不回头。他整顿地方，不遗余力，也不给人留下情面；僚属怨恨他、诽谤他，而士民却感激他、思念他。臣以前在江苏营务中与他共事，对他了解最深。近年写信商议时事，意见尤其相同。又如前江西抚臣沈葆桢，综理船政，切实讲求办理；他笼络洋员、驾驭洋匠，独具苦心。臣自从到福建以来，与他共事数年，深深佩服他意志坚定、气势锐利，忠勇超过常人。以上二员都是封疆大吏，不是臣所敢擅自保举的。因为议论洋防用人，不能不举出臣所知道的人。此外，长江水师提臣李成谋以前在福建任职时，臣很了解他的为人；他胸有定见，不改旧有习气。关于台湾开山的议案，臣曾与李成谋反复筹商，也曾派委员实地勘察，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奏请办理，臣实在把他当作志同道合的人。这是武职人员中毅然任事的一位。又有江西候补道黎兆棠，有办事干练、能够成事的才能，胆略也足以承担此任；办理洋务，尤其善于掌握处理。江苏候补道冯焌光，讲求制造，刻意专精，在沪局多年，阅历深厚，对洋人情况尤其熟悉。这两位官员都可以作为分办洋防事务的人选。臣谨用密片陈奏。王凯泰又上奏。臣私下恭敬地奉到谕旨，命令筹议海防紧要事务，并要求在各条之外另行提出重要办法，一并奏报；由此可见圣上的胸怀谦逊宽广，不遗漏微小的意见，臣内心钦佩感激，无法用言语表达。臣任职海疆，对于一切中外交涉事务，遇到事情就进行咨询，留心观察体察。谨就臣所能看到的一点情况，大略提出四条，恭敬地向皇上详细陈述。一、派遣使臣到海外：同各国通商，在都城设置公使，在各行省设置领事，无非是想同中国建立联系，并了解中国的情况。如今只有他们来而我们不去，就好像面对墙壁思考却想看得清楚，捂住耳朵却想尽快听到声音一样。何况他们曾经请求中国也一律设置官员，又何必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呢？即使分批派遣，起初也不过派往英、法、俄、美、德以及日本这几个国家，其他国家还可以暂缓办理。拟请每国派正、副使臣各二员，不拘泥于内外臣工，选择精力强健、意志坚定、有智谋和胆略的人担任，授予崇高的官衔，给予优厚的俸禄，驻扎在该国。正式任职的官员不占用原来的官缺，每两年更换一次，专门办理友好事务。各国情况如何，随时迅速报告，这样或许可以使耳目更加灵通，不致中外隔绝。如果承蒙批准，所需派遣官员的经费，请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情议定，从各关库中提取支用，准许作为正常开支。一、调护华商：在海外的华人，听说暹罗约有二三十万人，吕宋约有二三万人，新加坡约有十多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长崎也不少于一万多人。这些数字是经商、做工的人合计在内的。如果在派遣使臣之外，再选派有才干的官员，分别前往各地，像那些国家的领事一样妥善管理，重大事务仍由使臣审核办理。凡是经商贸易，都由官府予以扶持和保护；商人受到的损害，由官府加以辨别处理，商人的利益，官府不加干预，那么中外出洋的人，谁不愿意为中国效力？其中有奇特技艺和特殊才能的人，送回中国，优厚发给薪资，酌情给予奖励，这样一来，海外华人必将争相发奋图强。何况中国的富商知道海外有官员保护，丝绸、茶叶的大商人都可以广泛招徕，自行运输销售，不受洋人压制勒索；这又是暗中收回商业利益和权力。居住在中国的洋人，福州一口每月查报，从领事到教士、商人，男女合计不过一百多人。即使上海、香港是洋人聚集的地方，有时以千计、有时以万计，最终也比不上在海外的华人人数。如果真能由官府加以联络，中国就会多得到一份助力，外国就会多树立一个敌手。这样，中国的气势会日益振作，外国的气势会日益衰弱。一、防范和整顿教务：天主教传入中国，不能不按照条约加以保护。可是有些坏人把入教当作护身符，作奸犯科，把教会当作逃避法网的藏身之处；教士多方袒护，官吏敷衍容忍，使良民受到委屈，长期不能申诉，怨恨日益滋长，祸害越来越严重，天津以前的事情就是明证。有人说，地方官不能安抚百姓，百姓才借助入教来保全身家，并不是百姓本来不善，而是官府把他们逼到了这一步。只是普通百姓稍有人心，就从来不会被他们迷惑。加入教会的人，必定先有轻视法律、蔑视官府的念头，然后才会被引动去作恶。这种风气绝不能放任滋长。臣愚以为，教士虽然是外国人，但教民仍是中国百姓。中国所管辖的百姓，允许他们传教，本来已经是委曲求全、维护和谊之举，绝不能把中国自主的权力交由他们擅自掌握，以至于严重违背民情。应命令已经入教的人列出姓名，报送官府备案；今后再入教者，必须先向地方官申报，由地方官查明没有过犯，才准按照条约予以保护。如果是现有案件中的犯人，以及从前没有报案登记的人，一概不得按教民论处，教士也不得过问。这或许也是补救偏失、挽救弊端的一种办法。是否可以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驻京各国公使商议，议定后复奏施行，恭请皇上裁决。一、广泛储备人才：十年规划在于栽培树木，百年规划在于培养人才。遇到事情时才任用并不擅长的人，和在事情发生以前平时就有素养地培养人才，两者的得失是很明显的。设置科举考试选拔士人，自有通常的制度；但为了挽救时局而需要人才，就不能拘泥于固定的规制。必须另有陶冶培养人才的办法，放宽人才登用的途径，使人人都知道应当努力的方向，受到鼓舞而振作兴起。这样以后，学习文事的人才不会只专攻辞章书法，学习武备的人也不会只在弓箭、刀枪、石器上下功夫。是否可以请皇上下旨，命令各省督抚大臣特别设立储才馆？凡有雄才大略、奇特技能和特殊才能、通晓天文、熟悉地理的人，由各府、州、县申报送来，安置在馆中，随时考察试验。如果名实相符，就据实奏报保举，破格录用。即使只有一项技能可取，或者力气超过常人，或者制造技艺得当，或者通晓外国的语言文字，也可以咨送到各局、各厂、各海关，学习兵务和税务。这样，储备的人才多了，任用人才就不会枯竭。王凯泰又上奏说：

译日本自从与中国交往以来，唐、宋两代进贡的使臣从未断绝；元代使臣受到阻挠，明代则成为东南沿海的寇患，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只有我朝声威教化远播，日本安静地怀有畏惧之心，已有二百多年。那个国家过去的政令，掌握在将军手中，将军专门依靠与中国铜商的贸易来独占利益。自从同西方各国通交以后，将军不能再掌握这种权力，利益被西方人夺走，于是又改变旧章，一切听从西方人。西方人又加重利息盘剥，使日本贫困得几乎无法支撑，于是铤而走险，兴兵骚扰台湾。有人说，日本内部的动乱将要发生，最终必然败亡。臣私下认为，日本如果灭亡，本来不值得惋惜；但西方人把日本当作自己在海外的府库，蓄谋已经很深，而日本却懵然不觉，开始是受他们愚弄，后来又被他们挟制，一旦被兼并，逼近中国身边，这种祸患更是无法估量。臣拟派遣使臣，同时前往日本，并让使臣驻扎在该国，以诚信相交，既同日本联络，又对它加以劝告，使它早日知道感悟，努力谋求生存，那么日本仍可以成为东洋的屏障。湖南巡抚王文韶上奏说：臣私下于十月初九日接到兵部用火票递送到军机大臣处寄来的谕旨，其中说：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海防亟须切实筹划，将紧要应办的事项概括叙述为数条，请求命令详细议论一折等，钦此。臣私下考虑，中国遭遇外患，历代都有；但海外势力给中国造成的祸患如此严重，实在是古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变化既然出于前所未见，议论也就无所适从。概括说来，大致有几种意见。有人说，洋炮的威力强大，而且日益更新精良，中国即使仿制生产，势必也比不上；如今和局已经形成，与其另起嫌疑、重新挑起边境战事，不如彼此相安无事，暂且采取羁縻办法。这是苟且偷安而不知道振作的人，他们的说法本来不值得讨论。有人说，中外之分从古以来就界限分明、不可改变；洋人凭借势力取胜，中国凭借礼义取胜，遇到万不得已的事情，就总是拿清议来坚持；到了万分困难、无法下手的时候，又动辄拿常理来约束。这是迂腐拘泥、不通晓时势变化的人，他们的说法也不必讨论。有人说，庚申之役使神人共同愤怒；过去内部的寇乱还没有平定，无暇抵御外敌，如今各省军务已经依次肃清，大举用兵的时机，应当就在今天。用鲁莽草率、支离破碎的见解，提出直截痛快的主张，这又是谋划平时没有确定、计策没有做到万全，却只想孤注一掷。这种说法也暂且不必列举讨论。天下最难改革变化、最令人惊骇的事情，也不过是依据事理和形势，凭借智慧和力量去应对，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把苟且偷安改变为振作奋发，把迂腐拘泥改变为通权达变，把鲁莽草率改变为切实准备、精心求治；思虑达到极致，鬼神也会来告知；精诚达到极点，金石也会被打开。成就非凡事业的根本，只在于依靠我们自己罢了。如今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所陈述的六件事，都是所谓寻求依靠自身力量的办法。臣谨按各条议论并作答复，另行缮写清单，恭敬呈给皇上御览，以备采纳选择。此外臣还有请求：天下的事情有根本有末节，而根本之中又有更根本的根本。就六件事来说，练兵、简选武器、制造船只、筹措军饷，是末节；任用人才、坚持长久，是根本。至于最大的根本，尤其在于皇上自己的心志。自古帝王能够平定大难、建立大业，都是因为上下同心，贤臣与明主彼此警戒，共同磨炼精神、振奋志气，一起渡过艰难。汉臣冯异对光武帝说过：希望国家不要忘记河北的灾难，臣也不敢忘记皇上以巾车迎接我的恩德；光武帝因此最终成就了东汉的事业。庚申之祸，哪里只是河北之难呢？臣希望皇上想到自己承担艰难、承受重大责任，以雪耻复仇作为继承先志的事业；清心寡欲，节约费用，谨慎修身，以至诚来推行这些事情，以坚定的意志坚持到底；严格考察身边的近臣和亲信，以端正视听、整肃纲纪；慎重选择公卿和督抚，以整饬吏治、巩固国家元气。最大的根本一旦确立，上天的意志也会响应，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所谓在朝廷上取得胜利，关键就在这里。分条议论的事项：一、遵照议定意见练兵一条：如今统率军队的人，不谈怎样用兵，只谈招募勇丁。其实兵和勇是同一种人，为什么士兵没有用而勇丁就有用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士兵的军饷太少，不足以养活他们。这次练兵，应当先训练现有的士兵，不必大量增加新招募的勇丁。海疆的军务，不是海疆本地人不能担任将领，也不是海疆本地人不能当士兵。从前如施琅、黄梧、李长庚、王得禄等，都是以沿海人为水师名将，这就是明显的成效。按定制，海疆的兵力本来很充足，只是绿营的习气太深，水师尤其疲沓懈怠。拟请把各海口额定设置的水师大加裁减、大加挑选，分为三等。其中熟悉各处海洋情况以及各种风向、云势、沙线的人列为一等；习惯操舟驾驶、擅长使用枪炮、熟习潜水游水的人列为二等；在船上行走如同平地、能够运用器械、跳跃灵活的人列为三等。额定设置的士兵，不能列入这三等的，一律裁退，另行招募补充。即使是各地械斗的强悍之民、私贩硝石和盐的人，以及渔艇上的蛋户，只要符合条件，也全部收录。这些人勇猛强悍、敢于有所作为，抛弃他们就会成为乱民，任用他们就会成为敢死之士。如果确实能够善于驾驭，海疆就可以立即增加无数精兵，天下也可以暗中消除无穷祸患。仍仿照湘军、淮军各营的编制，以参、游、都、守、千、把、外委等官职，确定统带、营官、哨官、什长等名目。如果裁掉额定士兵的一半，把两名士兵的军饷加倍发给一名士兵，那么实际得到的就是一名士兵的效用。与虚耗军费、坐等花费相比，两者的得失不能相提并论。至于长江水师，一提辖四镇，额定士兵达到一万多人。如今腹地安静，海防最为重要，拟请抽调其中一半，移驻江海交汇的地方，切实训练，扼守要地、设置防务。这样各镇既没有废弛的忧虑，海疆也能得到声援的帮助。士兵不会虚设，军饷也不必另外筹措。臣所说先训练现有士兵，就是这个意思。

译一、遵照议定意见简选武器一条：洋人凭借火攻取胜。他们制造的机器争奇斗巧、竞相求快，每天都有新的发明而没有穷尽。中国制造轮船，他们又有铁甲船；中国制造洋枪，他们又有后膛枪；创造越奇巧，仿制就越没有尽头。议论此事的人几乎只能望着大海叹息了。然而臣认为，中国人的智慧没有什么不具备的。历法和计算方面，能够推算日月交食、闰余消长，丝毫不差；仪器方面，钟表、日晷等计时器并不比西方制度差，罗盘、滴漏都是中国本土发明，后来才传到西方；飞石、弩箭，自古以来也一直流传。人才并不是不够使用。甘肃的石油、四川的井油，配入火药以后，遇水会燃烧得更加猛烈；硝石反复提炼几次就会冒出白烟，铁经过锻炼就能炼成柔韧的钢。洋人的长处也不过如此。材料并不是不够用。可是最终比不上洋人的原因，是洋人不吝惜工料，不达到极其精良的程度就不停止；中国人却浅尝辄止，不能专心一志。所以如今整顿海防、广泛征求有利器械，急于求成的办法不能不靠购买，但购买并不值得依赖，仍然只有讲求制造。中国各地所设的机器局，臣没有亲自见过，不敢凭空猜测；但如果说工艺制造这类末节之事，中国必定要让给洋人，臣私下并不相信。另外，西洋的枪炮之所以胜过中外各国，并不只是依靠武器精良，还因为平日操练时设立标准，用仪器测量远近，随处都能命中，丝毫不差，所以所向无敌。军队兴起以来，中国各营设立洋枪队，专门练习洋枪、洋炮，只知道操演，却不谈瞄准目标；这就是所谓丢掉精神实质而只取外表。取得胜利的是武器，而使用武器的是人；这难道不也是简选武器的人应当赶紧讲求的吗？一、遵照议定意见制造船只一条：海防的关键，以防守为根本，以作战为作用。防守所依靠的，重点在炮台；作战所依靠的，重点在轮船。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除了铁甲船一项，目前应当如何购买、如何制造、哪里适合停泊，应该由沿海各督抚大臣详细陈述之外，只考察原奏中所说的：自从各国有了轮船，中国旧式战舰很难抵御，确实是这样。就像江南等地所制造的广艇船，笨重迟钝、不够灵活，不能在风浪中奔驰追逐，而造船费用也相当不少；其他各海口的各种师船，大多也是如此。把有用的经费花在无用的东西上，也实在不是好办法。臣愚以为，拟请把各种旧式战船一概停止制造，就用这笔款项改造轮船，再配备新近训练的水师，选择熟悉海道的将领统带，认真操练，分别巡行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海口，全年往来不停。没有事情时就用来缉捕盗贼，有事情时就作为机动部队。遇到警报立即出动，不得只是空谈驻守。这样或许可以使士兵和将领熟悉海上情况，使轮船都归于实际使用。将来制造的轮船越来越多，声威逐渐壮大，消除祸患于无形，关键就在于此。有人说，要推广轮船，莫如准许商人和百姓自行制造，听任他们经营运输。这样实行得久了，中国造船的工匠会一天比一天多，驾驶船只的水手也会一天比一天精通；习惯成自然，做起来就会毫不费力。这样将会看到，中国把西方人的长处全部学来并据为己有，对国家大计的帮助实在不小。这也是一种顺应形势、加以引导的说法。一、遵照议定意见筹措军饷一条：以上练兵、简选武器、制造船只等事务，没有军饷就无法进行。开办费用已经非常庞大，长期所需的费用又必须预先筹划。原奏所陈述的意见，实在是考虑深远。臣愚以为，裁减改编沿海水师，并抽调长江水师，是想就现有军饷来使用军队，把无用变为有用。然而即使就现有军饷来使用军队，所需费用仍然很大，还是不能不竭尽力量全面筹划，以期有所成效。按照臣所见，大约可以筹划几项：一是太平时期各省防军的勇丁，应当酌情裁减；二是直省减成养廉的款项，应当专门提取；三是各地盐务，应当竭力整顿。裁减防军勇丁，是节省可以节省的军饷；提取养廉银，是征收已经扣留的款项，道理很明白，不必烦琐说明。只是盐务这一项，其他省份不能完全了解；就两淮盐务来说，盐商获利过于丰厚，原定章程也有应当变通的地方。因为淮商已经把引盐改成票盐了，所谓票盐，是任何人都可以认运，不像引商那样确实有固定的主名。如今名义上是票盐，实际上却与引地没有区别，一经认定，就等同于世代经营的产业。从前开始领取盐票时，不花一文钱；现在民间互相转卖一张票，每张可值价银四五千两，即使只租运一年，也能值租银一千多两。一张盐票相当于五百引。究察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过去曾经捐缴清水潭工程费用，于是这张票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换。捐缴若干工程费用，每张票只需银四百两。以四百两的捐款取得一张五百引的盐票，论卖价，所值几乎达到四五千两；论出租，也有一千多两，所得利润何止十倍。臣认为，从前引商允许其子孙世代守业；现在票商应当以一年运销为期限。如果仍然按照原定抽签的办法，每年每票征收银一千两，把两淮全部盐纲计算在内，也未尝不是一笔巨款。唐代供给军队的费用，大半取自盐的专卖，巨大利益所在，自来都有其原因。大体说来，筹措军饷的关键，总要把崇尚节俭、去除耗费和蠹弊放在首位，尤其要以不损害百姓为上策。臣所拟定的办法，未必完全妥善；但是对于损害百姓的政策，臣绝不敢提议。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关系到人心；以后如果有人谈论求取财利，希望朝廷以此加以权衡。

译一、遵照议定意见任用人才一条：天下的事情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来办，即使容易也会失败；如果确实得到合适的人来办，即使困难也能成功。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从前中外太平安宁，大小臣工大多从容坐着办理政务，没有经历过事变；突然遇到意外，就没有办法应对。如今用兵将近二十年，经历的事情已经很多，才智和勇气也更加受到锻炼。其中人才有大小，才能有深浅，也只在于皇上能否识别人、善于任用人罢了。臣还有一点意见。国家要得到能够挽救时局的杰出人才容易，要得到威望很高的大臣却难。文彦博主持军国大事，每六天入朝一次，而契丹人赞叹他是天下奇人；这说明居中坐镇的人不能没有。郭子仪出兵屯驻泾阳，只派几名骑兵传达命令，回纥人便惊叹令公果然还在；这说明筹划边防、驾驭远方的人不能没有。皇上整顿海防，应当先在中外大臣中专门任用一两个人，放宽他们平常承担的职务，使他们的精神和才力全部集中在海防这件事上。同时还要广泛集中众人的智慧，汇合各方面的策略和力量来谋划此事。怎么能说今天的情况一定不同于古人所说的道理呢？推而广之，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上面以实心求取人才，下面就会以实心回应；辅弼大臣得到合适的人选，边疆大臣就会得到合适的人选；边疆大臣得到合适的人选，州县官员就会得到合适的人选；州县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百姓生活就会富足，百姓的信任就会建立，民心更加稳固，民气也更加壮大。外国人既然具有才智见识，就一定会遵守他们所订的约定，不忍心违约；既然如此，还怎么敢轻率妄动，难道他们还会有什么非分企图吗？一、遵议持久一条：天下的事情，只有在开始时谨慎，后来又能够继续办下去，才可以长久。目前练兵、简器、造船这几件大事，固然人人都知道是自强的关键。然而如果夸夸其谈地讲武备，只做表面文章，耗费很多而实际效用不足，就好比治病，医方虽然正确，药物却是假的；这正是值得忧虑、不能指望长久维持的情形。假如军队都精锐强劲，武器全都精良，战守所需的条件足以凭恃而无所畏惧，那么说到自强，确实可以称得上强了；但如果耗尽国家的财赋，超过期限还要花费巨资来维持，搜刮海内外的财力，不久便暗中形成耗损衰败的局面，那么有形的祸患尚未到来，无形的祸患却已经很深了。事变的发生，难道一定还在很远以后吗？这也像治病一样，外来的邪气虽然被驱除，人体的正气却已经耗尽；这又是非常值得忧虑、不能指望长久维持的情形。大体说来，过去用兵，只需从一个地方考虑；这次筹办海防，却必须统筹天下的财力。过去用兵，只需从一时考虑；这次筹办海防，却必须统筹长久的财力。量入为出，是治理国家的常规原则，治理军队尤其如此。臣愚昧地认为，开始办理时，首先应当把海防经费全面筹划清楚：哪个省可以拨用多少，哪一项可以筹备多少，务必核定准确数目，然后按照我们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来练兵、简器、造船。开始办理时，规模不宜铺得过大，只要使我们的力量有所余裕，自然可以随时扩大。这样做到内外一心，实事求是，坚苦坚定，卓然站立而不动摇，然后才可以维持长久，才可以称为自强。天下的事情，经历时局变化而改变计划，有时半途停止，难道全都是因为受到不同意见的影响吗？也是由于开始时不谨慎，后来就难以继续下去。以上是这六件事中应当以持久为归宿的一项。王文韶又上奏说：设置海防，水师是必不可少的。凡是铁甲轮船以及其他机器、军火，固然应当取用外国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不过，在海上纵横航行、外国用来乘机侵袭我们的凭恃，正在这些东西上。而且沿海那些不关系得失的地方，并不是双方必然争夺之处。如果各省争相谈论海防，专门把这些作为防敌的办法，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其中，那么一战取胜，固然可以暂时肃清海面；倘若失利，数年经营便全部归于无用，而力量也已经耗尽，其他方面再没有可凭恃的东西。耗尽天下的财力和精神，在片刻之间决定成败，这种情势可以说极其危险。一时失误，势必难以再次振作，那么这项议论也就不能长久坚持了。臣愚昧地认为，从长久和万全的谋划来说，水师固然不能废弃，但尤其应当重视陆防。防务也不必平均设置，关键在于扼守要害。我私下认为，应当选择地势险要、可以拱卫天津、山海关等地，以及闽、广、江、浙等冲要之地中若干能够彼此牵制、互相支援的地方，选拔任用懂得军事的将帅，驻扎重兵，严格准备战守所需的装备，以便兼顾各处、互相策应。水师不必主动迎战，只令其在海上巡弋，等候敌人进攻陆防，便从后面袭击敌人的轮船，以分散其兵力。即使敌人从其他道路登陆，离开其驾驶船舰的技术，也已经不能充分发挥长处；而孤军深入，又没有后方援军，所到之处都将成为绝地。我军先占据有利地形，局势已经稳固，前面迎击、后面袭击，进退调动都可自如。百姓积蓄的愤恨由来已久，平时团结起来力量很强，都可以使他们自己奋战，依靠当地百姓组成军队，兵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再用精兵截断敌人的归路，用水师袭击敌人的轮船，胜负的结果就决定了。敌人看到我们的陆防已有准备，又害怕水师从后面袭击自己，必然不敢轻易登陆。如果只是在海上徘徊而不能交战，那么即使船坚炮利、驾驶技术神妙，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如果确实秘密确定大计，部署安排已经完成，自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敌人知道我们不可侵犯，又担心一旦战事开启，口岸的财产和营建都将化为乌有，那么控制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长久而万全的计策也就实现了。王文韶又上奏说：

译江防和海防，都应赶快筹备；当前最急迫的事务，确实没有超过这件事的。然而臣愚昧地想到，私下认为海疆的祸患，不会没有原因就到来。外国究竟根据成败来决定行动还是静观，关键在于西部边疆的军务。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洋各国中，俄国最大，距离中国又最近。自庚申年以来，俄国对英国、法国、美国各国，表面上好像彼此相安无事；但它暗中图谋逞强的心思，固然另有深谋远虑，更不是英国、法国、美国各国所能相比的。近年以来，关于新疆的争端，邸报没有全部公布，民间传言也不值得相信。但臣隐约听闻，俄国人侵占我们的伊犁，恐怕已经有长期借占而不归还的势头。由踩到秋霜便知道坚冰将至，事变的苗头已经显现。如今虽然关内已经肃清，大军也出了边塞，但运输军粮困难，深入敌境很难。我军迟一步，俄国人就前进一步；我军迟一天，俄国人就前进一天。事机的紧迫，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本来就是会乘机行动的；万一俄国的祸患日益滋长，海疆的变故相继逼近，防备抵御时顾此失彼，那么中外大局将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局面。臣愚昧地认为，目前的办法，还是应当把全部力量放在西征上，不在于兵力多，只希望军饷供应充足，责成左宗棠、景廉等人尽力经营，希望取得显著成效。只要使俄国人不能在西北实现其企图，各国就一定不会在东南挑起事端，这是局势明显而容易看出的道理。并不是说海防可以缓办，正是因为海防迫切，才深怕西部的事情日益棘手；想要让海防历久坚持，却又担心力量不足、形势上也来不及顾及。恭候圣明裁夺施行。——以上见于《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九。十一月辛亥（十二日），两江总督李宗羲上奏说：臣于十月初四日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其中转达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海防亟须认真筹划，将紧要应办的事项概括叙述为数条，请下令详细议论一折等因，钦此。臣恭敬查阅，总理衙门原奏的六条意见，以用人、持久两条作为前四条的纲领，从末端追溯根本，用意极其深远。我私下认为，持久一条尤其足以挽救当前的弊病。纵观史册，凡是提出一个建议、创立一种办法，只要不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就一定会有从各方面进行辩论阻挠的人。因为置身局外来议论局内之事，往往各自怀有意见，却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把是非搅乱，白白耽误事情的时机。目前筹办防务的议论，关键在于皇上独自决断，逐步推行，长久坚持；把天下大事中应当讲求的事项写在御座旁，每天省察，每月考察，每年考核。这样或许内外群臣都能体会皇上的意旨，尽力奉行。《礼记》说：臣下侍奉君上，不是只听从他的命令，而是要顺从他的好恶。皇上一心坚持长久，臣下自然不敢松懈。只是持久的办法，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如果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等各项大政，万一没有用对人，无论章程多么完备，条目多么详细，一旦落入急于求成、营求私利的人手中，势必颠倒黑白、舞弊弄权，把立法最初的用意全都破坏掉，又怎么能指望长久坚持呢？所以，用人这一条，尤其是一切事务的根本。不过，就海防来说，最重要的是寻求将才。宋臣杨万里曾说：宰相不嫌年久，将领不嫌新进。这是说用兵最忌暮气，应当任用年纪壮、气势锐、平素有远大志向、尚未建立大功的人。恭请皇上特别留意搜求，破格奖赏提拔。臣下如果有所了解，也应当随时据实上报。至于宿将、勋臣，年老而志气更加壮盛，皇上心中自有考虑，任用自有权衡，本来不必等待臣下议论推荐。原奏关于练兵一节：臣恭敬查考，西方人凭恃他们的船和炮，所以能够在海上横行。然而自古以来有海防而没有海战，今天练兵仍应以水陆兼练为主。先说水师，普通战舰比不上轮船，普通轮船又比不上铁甲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船只是否得力，仍然要看使用它的人。西洋各国驾驶轮船的人，大多从小就学习这门技术，逐级升迁，由水手逐步升到提督，因此心志专一、技艺精熟；统率他们的人无不号令严明、指挥如意。这些成效都是逐步积累而来的，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办成的。如今的战舰即使不能立即更换，也似乎应当从弁兵中挑选人员，派往轮船学习。增加一艘轮船，就酌情裁减若干战舰；增加一艘轮船的弁兵，就酌情裁减战舰中的若干弁兵。并且仍归水师提督节制，这样事权统一，经费也节省。还应招集沿海一带熟悉沙线、能够耐劳吃苦的人，参照西方办法，使他们逐步升迁，依靠船只作为终身事业，这样或许可以逐渐收到实际效果。然而沿海地区几乎长达万里，到处都可以登陆，势必不能处处停泊轮船。一旦发生战事，如果敌人乘沿海没有防备的空隙地带，舍弃船只登陆，那么我们的船炮都将无从发挥作用。外国人远涉重洋而来，意图在于登陆，并不是意图在海上。中国厌恶他们到来，厌恶的是他们登陆，并不是厌恶他们停留在海上。因此陆军应当赶快讲求了。前明时期倭人入侵内地，谈论军事的人都说：在海中击退他们是上策，在海上抵拒他们是中策，在内地与他们交战是下策。于是唐顺之讲求水师，出海攻击贼寇。这是因为当时认为倭船非常简陋，不像今天的轮船、铁甲船那样。然而倭人仍然登岸肆意骚扰，水师竟不能制服他们，最后戚继光等人精心训练陆兵，浴血奋战数年，才得以把他们的部众全部歼灭。这是过去的事情可以验证的例子。近来法国水师数量很多而且精良，是布人的十倍，然而最后仍被布人打败，这是因为布人从陆路进攻，水师无从下手。这是近来的事情可以证明的例子。由此可见，水师虽然值得依靠，更应当赶快训练陆兵。查同治十年曾国藩覆奏折中说，沿海的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共训练陆兵九万；沿江的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共训练陆兵三万，合计十二万之数。以陆兵作为抵御敌人的力量，以轮船作为调动兵力的工具；海道即使极其遥远，血脉也都可以贯通流转。他的意思大概是以陆兵为主；这确实是最好的谋划。如今如果确实继承他的意旨并努力实行，各省分别确定数目，各自专门负责，以精锐为贵而不以数量为贵，军队宜集中而不宜分散。过去缺额的兵员，不必再行补充；现在已经招募的勇丁，则进一步精练。练兵尤其必须训练技艺，选兵首先必须选将，这就要在平时切实请求办理了。

译原奏关于简器一节：查考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今天所谓精巧的武器，到后天就可能成为笨拙的武器。谈论中国自强的办法，绝不能只依靠火器来取得胜利。看西方人所著《防海新论》，其中详细叙述南北花旗交战的事情：即使有极好的炮台、极其猛烈而且数量很多的大炮，也只能击坏一两艘敌船，并不能阻止敌船来去。这样看来，火器不足以深深依靠，可以说是明显的证明。然而风气和潮流所趋，即使是造化的奇妙事物，也好像听命于智巧的规律；它们不能不随之变化，是由于时代，也是由于形势。近来各国的后膛炮，大家争相推举德国的克鹿卜为最好；英国则首推乌理治。洋枪以美国的林明登为最好。今年夏天，臣已经陆续购买各项枪炮，直到现在还没有运到。想要自强却必须依靠西方人来实现强盛，本身也一定不能依靠。臣愚昧地认为，开始时应当从外国购买运来，一方面发交营伍操练演习，一方面命令机器局仿造，这样或许可以从开始借助外国，最终创制自己的武器，不至于依靠别人来求强。现在上海机器局仿造乌理治炮、林明登枪，已经能够按照样式制造，只有克鹿卜炮还没有掌握它的秘法。至于后膛炮不如前膛炮稳固，似乎也没有必要仿制。水雷一项另有机器，也已经设法买到并制造。只是各项火器，难在使用，也难在不用。有事的时候天天试演，还可以长期保持；无事的时候，一经搁置，马上就会形成锈坏。今后购买、制造枪炮，应当发交所属的管带员弁，操演以后时时擦拭清洗，不许锈坏，违犯者治罪，这也是珍惜巨额国帑的重要原则。至于铸造的方法，上海机器局的机器和工匠，华人、洋人兼用；中国工匠与外国工匠协同工作，学习已有多年，也逐渐窥见其中的奥妙，但只能依照外国工匠已经形成的办法仿造。若想融会贯通、灵活变化并推广开来，必须让上等工匠和学习算学的学生亲自到外国去，遍察各厂，互相参照考核，才能自己设计，凭智慧创造和巧妙推演。现在出洋学习的童生，已经学习三年，其中聪颖的人，既然已经学会语言，就可以同时通晓技艺。拟命令带领管理他们的人员分别考察，如果有人能够通晓制造方法，就由督抚优厚地发给廪饩，酌情保举官职，令其竭尽思虑和心力，精心钻研绝技。将来技艺学成归来，再广泛传授，这样或许足以开辟道路，激励人才。臣听说，自古以来考察一个国家的国势，取决于人才的盛衰，而不在于财用的盈亏；取决于政事的得失，而不在于兵力的强弱，从未听说以武器作为衡量轻重的依据。况且西方人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的心志和谐而统一，法制简明而严密，选用人才一定考核实际用途，任事的人没有欺骗和侵吞掠夺的习气，选兵极其精良，所以他们临阵都勇敢而不怕死，然后再加上精良的武器，这才是他们强大的原因。如果不考察他们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却只仿效他们的器械，哪里足以依靠呢？从前林则徐在粤地时，英国人怕他如同怕老虎；僧格林沁在天津打败英国人，他们都未曾拥有精良的武器。由此可见，火器不能不讲求，但实在不能专靠火器来取得胜利。原奏关于造船一节：自从闽省创设机器局，上海继而创办，金陵、天津又相继创办，都是由制造枪炮进一步发展到制造轮船。刚造成的时候，已经有横行四海的气势。等到西洋各国的铁甲船出现，轮船便相形失色。近来英国又创制一种蚊子般的小铁船，称作水炮台，船长约十丈，能够装载数百磅的巨炮，在三里之外狙击铁甲船，于是铁甲船又相形失色。今年筹办防务，人人都称说铁甲船，争相提出购买的办法，臣坚持不允许。并不是认为铁甲船没有用，而是深知外国造一艘船，都是按本国自备战守的需要制造的；那些损坏而不能使用的船，才拿来卖给中国，而且还抬高价格，需费多年周转，经手者层层盘剥，只是给人提供中饱私囊的机会，对实际使用没有帮助。中国用百万巨款，购买一艘外国已经不堪使用的坏船，驾驶不善就容易损坏，修理不得其法也容易损坏，后患还很长，而船的损坏又非常迅速；权衡利弊，不敢轻率地孤注一掷。况且铁甲船吃水很深，英国、法国的船来到上海时停泊在吴淞口，不能进入黄浦江；日本的船到达北洋时停泊在烟台，不能进入大沽口。因此，中国如果确实拥有铁甲船，必须先酌定停泊的处所，确认能否同各类轮船合在一起使用，然后才可以放手仿造。现在已经命令上海机器局，先试造一艘小型铁甲船，预计明年春天可以造成。如果试验适用，就由此扩大生产，再酌量增加制造。臣愚昧地认为，造船仍应以兵轮为主。像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岸，各驻铁甲船一两艘、蚊子船三四艘，再用兵轮辅助，配置能够重大打击、远距离射击的大炮，同炮台相互配合，便可以稳固地建成重镇，从而压制敌人的野心。只是以后轮船日益增加，必须先筹措养船的费用。外国的轮船以商船为主、兵船为辅，所以财力雄厚，军饷也充足。上年直隶督臣李鸿章试办轮船招商局，就是这个意思。如今的办法，是制造兵轮并增加铁甲船，借助商人的力量来供养兵船，确实应当兼筹并办。臣听说泰西各国的轮船有一百几十艘，铁甲船有几十艘，大炮有几千门，小炮有几千门。即使中国每年筹措巨款，多方制造，也一定不能像他们那样数量多而且精良。而且即使千方百计搜刮，船炮都足以与敌人抗衡，仍然不能阻止他们登岸。依臣愚见，船炮不可不办，也应量力而行，逐步筹划，稍稍积蓄财力来训练陆防军队，以备发生战事时使用。同时仍应急切整顿政务、培养人才，以此为根本，使各国仰慕我国风尚和道义，或许能够稍稍缓解外来的侵侮。

译原奏关于筹措军饷一节说：战事兴起以后，劝捐、抽厘、津贴等办法无所不用，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开辟财源，臣私下恐怕已经没有财源可开。国家经费有固定来源，地丁、漕米、关税这三项，虽然比从前不能达到足额，但各关的洋税、各省的厘金、京城内外的捐输，都是从前没有的，数额也很大。总计一年收入和支出的数目，仍然不敷使用。既然如此，并不是财力不足，而是使用不当。如今谈论理财的人，有的说煤山、铁山是中国天然的大财源，如果逐一开采，不但造船、造炮可以取用充裕，而且可以因此致富、实现自强；有的却说一旦开矿，必然招来无赖之徒，深恐这些人容易聚集而难以遣散，酿成重大案件。臣愚以为，所谓酿成祸患的说法，大概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不必过分忧虑，不能因为吃饭噎着就废止吃饭。现在磁州已经奏明试办，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省已经建成的煤厂、铁厂，如果加以推广实施，确实能够取得成效，又何必舍近求远，依靠外国呢？臣所担心的是，中国开采煤、铁，或许地气不厚，精华容易耗尽，花费很多而所得有限，所以不敢贸然相信它是大财源。作为目前权宜之计，只要把各口的洋税统一提取六成，专门供海防使用，以五年为期限，还可以办成事情。至于节省开支的方法，并不是特别高深难行，取得成效也并不困难。自古以来，能够节省费用的国家未必不富，谋求搜刮聚敛的国家没有不贫穷的。因为一旦开了逐利的口子，上下就会互相征取，君主的奢侈之心必然产生，贪利的盗心也会更加炽盛，而收入反而抵不过支出。汉文帝时，减轻赋税，多次免除田租，而国家越来越富，是因为他节省费用。汉武帝时横征暴敛，各种牟利措施一齐兴起，而国家越来越贫穷，是因为他不节省费用。汉昭帝继承汉武帝之后，完全停止兴办牟利的事务，看起来似乎不能避免贫穷了，却又变得富裕，也是因为他节省费用。由此看来，使国家富裕的办法就可以知道了。臣私下认为，要想节省费用，必须从朝廷开始。如果确实能够停止土木工程，减少传办费用，削减宫中的开支，以节俭为天下先导，那么一年所节省的，岂止百万。各省督抚都用心筹划，全部裁减不急需的费用，并且对州县的钱粮漕运、关局的厘金税收，都认真核查，不让人侵吞；既不能刻薄办事而损害政体，也不能徇私隐瞒来取悦人情，那么一年所减少的开支，又岂止百万。还请求下令户部，统筹全局，分别划定收入和支出的界限：京师旗、绿各营约需多少，内务府约需多少，各直省旗、绿各营约需多少，各路勇军的粮饷约需多少，文武官员的养廉银和俸银约需多少，杂项支出约需多少；并且在综合核算各项之外，指定筹办防务的专款约需多少，使朝廷内外、上下各方清楚知道经费是有限的，这样使用经费就有制度，绝不准因为紧急需要而先行挪用，导致自身陷入经费窘迫。从此内外一心，兢兢业业，尽力节省，不必采用计臣所说的牟利之策，自然可以使财政宽裕并长久维持下去了。以上四条，都是根据总理衙门的原奏，再参照外间各种情形加以引申论述的。总之，必须军饷充足，才可以造船、制造枪炮、训练军队；尤其必须得到人才以后，才可以谈筹措军饷，才可以谈长期坚持。这六项彼此互为表里，施行要有次序，办理要有根本。皇上总揽全局，臣下各自竭尽微薄才能、抒发忠诚之心，不把现在当作安于常规、处在顺境的时候，而把它当作卧薪尝胆的日子，这对国家大局是非常幸运的。不过臣广泛征询、博采众议，觉得事情中还有三项是可以实行的。考察沿海各岛，大多土地贫瘠、物产稀少，只有台湾一岛地势险要、形势优越，与福州、厦门互为犄角，向东南俯视噶啰巴、吕宋，向西南遥相控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向北扼制通往日本的道路，向东阻挡泰西各国的往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道门户，这正是倭人垂涎台湾的原因。而且当地物产丰富，有山林树木可以采伐来制造船只，有煤、铁可以开采来供制造之用。当地客民多是漳、泉、潮、嘉等地勇猛坚韧、能吃苦的人，足以作为水师的选用对象。趁着这次倭事刚刚平定、番民感激国家恩德之时，如果得到一位有才干谋略的大员，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使他安抚调和汉民与番民，同时使用西人的机器，开发煤、铁和山林树木的利益，过几年后，该地就可以自行开办制造局，自行训练海防军队，成为沿海各省的声援，断绝泰西各国的窥伺；这就是中国防御海疆的重要方略。只是创办之初，得到合适的人才很难，所需费用也很大，其中事务项目繁多，应请下令闽浙督臣李鹤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妥善筹划，议定方案后上奏，以期一定办成。这件事是第一项可行的。海外的新加坡、槟榔屿、旧金山、新金山各个埠头，都有来自闽、广等地的人在那里经商，每处不少于数万人；他们建有会馆，推举有头领，名叫领首，大多能够知道这些人的姓名。这些人世代承受圣恩，心中牵挂故土，每逢中国人到来，都非常热情地接待。凡是担任领首的人，必定有办事才干，足以号召整个埠头的人。如果按照泰西原先请求派遣领事出洋的建议，物色人才，不论官阶、文武和大小，只要有能够担任此事的人，就授予他一个虚衔，使他前往各埠头，结交各地首领，委婉劝导，激发他们共同仇敌的念头，并向他们说明加官进秩的荣耀；由各督抚咨请总理衙门奏请授予官职，派作练首，命令他们组织团练壮丁，随时操练，每年酌情赏给银牌、宝星，以示鼓励。大致计算，所需经费有限，而获得的好处无穷。这件事是第二项可行的。

译西洋各国，考察地球、参照天文度数可知，都距离中国数万里；即使电报极其迅速，兵船前来终究也需要六七十天。现在通商各口，洋人遍布各处，中国的情况没有一件不是被他们侦察并熟知的，而他们本国的情况，中国却都没有深入了解。自从斌椿、志刚、孙家榖出使以后，至今没有继续派人前往。臣私下认为，对于通商的各国，应选派有才略且熟悉洋务的人，随时出使；遇到交涉事务，可以争辩的就同他们争辩，可以预先防备的就秘密设置防备。至于那些在其本国有用的人才、新制造的精良器械，也都可以随时访求，以便招致和购买。目前各国之间通商往来，彼此都没有猜疑，实在是千古未有的新局面，比张蓦出行西域、苏武出使匈奴更加可以把危险之地走得像平地一样。天下广大，人才辈出，未必没有英伟奇特之士愿意充任这一选派。这件事是第三项可行的。以上三项，都是采纳众人的意见，再以所听闻的情况加以验证；如果试行，看来对于洋务一定会有所助益，对于国家体制也没有损害。李宗羲又上奏。正在准备复奏期间，接到总理衙门的咨文，议复前江苏抚臣丁日昌预先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并抄录原奏清单等文件送来。考察抚臣丁日昌专心研究时务，熟悉中外情形，他所拟的六条章程极其切中要害。其中训练陆军、设置机器局、增加兵轮船、修筑洋炮台等各项，江南都已经陆续试办。沿海地方官员加以详细选择，也属于当前急务。至于在东洋、南洋、北洋分别设置提督一项，同治十年前督臣曾国藩的复奏折中已经说明过这个建议，只是没有提出设置提督的具体方案。考察三处建立专门统辖区域，开创规模宏大，而且必须有船只才能设置官员，目前造船很少，还可以暂缓议定。拟请下令在朝廷任职的臣工一并核查复议。谨附片具奏回复。十一月壬子（十三日），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沈葆桢等上奏。臣等于本年十月十四日，已经将倭国使者遵守约定撤兵、派人前往交接的情况上奏说明在案。后来接连据台湾府知府周懋琦禀报：十月十三日夜，该知府带同委员陈谟、都司沈国先等人抵达琅■〈王乔〉登岸，随即写信通知倭将西乡从道。十四日，该倭将派他的通事吴硕来请该知府到倭营会面；该知府随即交还臣等先前发出的照会五件，他也把倭营先前发出的照会两件退还，并且向倭营索取他们与民间交涉的文书凭据。倭将答应了。于是拿出酒和水果款待，并列队鸣枪送他们回去。十五日未时以前，倭官副岛九成送来当地百姓租地合同七纸，并通知十六日先撤出风港的兵。当天，游击郑荣所率的安抚军恰好到达，该知府于是派巡检周有基引领郑荣部下的把总沈如生先行前往风港。到了十八日，该处倭兵才全部登船，副岛九成寄送并缴交风港租约呈词十一纸。该知府又索取民间尚存的呈词字迹。不久据西乡回信说，由于其所管人员中有几人病故，无法寻找检出，今后都作为废纸，双方没有异议，等等。倭军遗留下来的营房三十七间，经周有基等人接收并填扎驻守。二十四日巳时，西乡从道率领龟山老营的兵勇五百多人登船；酉时，副岛九成又率兵役五百多人登船，同时列出清单，派人交出草房一百零二间、板片一千二百零五片，当即派巡检周有基、千总郭占鳌按数点收，又由郑荣派安抚军四哨前往该营填扎。西乡的船在当天夜里亥时开船离去。其余倭船在二十五日全部驶出海洋，事情就是这样。现在交接已经办完，该府知府周懋琦已于二十六日乘扬武轮船返回府城。龟山、风港两处，留下郑荣驻扎，以资弹压。至于琅■〈王乔〉一带所有善后事宜，容臣详细用心筹划后，再行请旨决定。谕令军机大臣等。沈葆桢等奏报日本遵约退兵、收回草房和营地一事。日本的兵船已经全部退出台湾，他们遗留下来的营房、草房、板片，都已经清点接收完毕。当地已经派官军填扎驻守。只是琅■〈王乔〉一带的善后机宜，亟须用心筹划、妥善经营。所有招抚生番以及修城、开路等事宜，仍应妥善筹办，不得因为倭兵已经撤退就表现出松懈。着令沈葆桢、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潘霨懔遵十月二十八日的谕旨，妥善布置，不得稍有因循。倭人一向性情诡谲，这次退兵本来就不能依赖，沈葆桢等应当趁此时努力谋求自强的办法，以便未雨绸缪，做到有备无患。十一月癸丑（十四日），湖广总督李瀚章上奏。臣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六日，接到军机大臣密寄，得知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海防急需切实筹划，将紧要应办的事务列叙数条，请下令详细议论一折，钦此。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在于得到民众拥护，开始自强才能驾驭远方；有了准备然后才能没有祸患，筹办准备尤其贵在及早谋划。我国深厚的仁德恩泽延续二百多年，凡是依靠国家土地生活的人，无不满怀同仇敌忾之情，民心还能够牢固团结，军威自然可以振兴。只是中国和外国的情形不同，自从海口通商以来，各国难免产生觊觎之心，日本寻衅于生番就是明证。事先筹划谋求对策，尤其依赖内外大小臣工同心协力，讲求战守的机宜，或许可以使外来的侵侮暗中消除，而自强也能收到实际成效。谨就总理衙门王大臣等原先拟定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逐项详细筹议办法，参酌臣的管见，另行缮写清单，恭候皇上阅览，伏候下令交付会议施行。另外臣还有请求：东南防务固然应当认真谋划，西北征军尤其贵在及时清理。新疆的回逆尚未全部剿灭，自然难以立即议论撤兵。只是现在统帅太多，事权不统一，各路营勇难以稽核，因而军饷的输送也没有定规。统计关内各军每月的军饷，一年要以数百万计算，东南各省的财力有一半耗费在这里。眼下创办海防，需要的费用非常庞大，日久恐怕难以兼顾。似乎应下令给西征各统帅大臣，淘汰弱兵、保留强兵，裁减无益的军队，以便把财力用于有用之处。这样是否妥当，恭候圣裁。

译臣的管见有六条：第一，练兵：筹办江海防务，水师最为重要；而扼守险要关隘、守护炮台，陆军也应同等重视。李鸿章、左宗棠所部各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劲旅；各省留下防守的军队，也都长期经历战阵。此外，按编制定额的绿营额兵，以及挑选精壮、教授洋枪的人员，还有长江水师，都足以用来备战守卫。只是内地与海洋的情形完全不同，遇有事情需要征调时，恐怕调到异地不能适应，难以发挥作用，因为海上的风涛险情不是他们平素所熟悉的。拟请在南洋、北洋分别设置轮船外海水师。考察闽、粤、江、浙等省，过去一向设置艇船巡洋。近来外国铁甲轮船又大又坚固、武器锋利，自然不是艇船能够抵御的。然而沿海原来设置的艇船，不必全部巡行外洋，内海、内江、内河都需要它们巡逻缉捕。而且外洋没有战事，万一开战，仍然会发生在海口，因此应请将艇船酌情裁减若干成，把节省下来的军饷增补到外海轮船水师；再酌情保留若干成，随同轮船进行操练。所有外海轮船，以一船编为一营，随船配带若干只艇船；数船编为一军，其中设置一只铁甲轮船。弁兵和水手一概不雇用洋人。营制以及俸饷、公费如何酌情确定，都由南洋、北洋大臣和滨海各省督抚察看具体情形，妥善议定后上奏办理。将来成军以后，就命令他们巡行海洋、缉捕盗贼，并勤加操练。这样或许能够操纵自如、声势相互联络，足以防备意外。各海口驻防的陆军，仍然要认真操练，以便相互策应。至于长江上游的口岸，地处内地，先前设置的水师炮船已经相当周密，只需随时训练，长期坚持不懈，不必另外增加防兵，以免造成浪费。第二，简器：各国的枪炮越来越精良。天津、上海、福建等地的厂局，制造也已经取得成效，自然不难进一步精益求精。考虑到利用现成成果，暂时适宜从外国购买；考虑到长久之计，必须在中国自己制造。目前水陆炮台以及水陆各军所需的洋枪、巨炮，应由各省访求精品，配套购买。比如英国制造的后膛炮，能够在数里之外击破铁甲船；又有电气水炮，沉置在水底、设置在海口，可以轰击铁船。这些都应广泛购买，并依照样式仿造。只是外国的枪炮等物，每当式样有所变换，就称作创造。应下令各厂把购买到的各项器械逐一试用，选择其中精良有利的，督促工匠仿造；暂时不要惊奇博取、夸耀新奇，总要做到制成一种器械，就取得一种器械的实际用途。从此深入考察、推求细节，日益达到完善，或许就可以不再依赖外国购买。一是造船：福建、上海设立船厂和机器局，制造轮船，这是考虑深远、探求防御外来侵略根源的策略。现在中国制造的轮船，虽然不如外国的精良，但同几年前相比，日益有所改进。不用外国人驾驶，就是明显的成效。熟能生巧，自然可以不断提高。如果因为吝惜费用而议论停办，不仅进步将无从谈起，十多年苦心经营、数百万两饷银，也都会白白浪费。总理衙门王大臣等坚持议定的方案，确实显示出卓越的见识。只是目前创建外海水师，自造的船断然不够使用，不能不酌情添购。铁甲船是掩护全军、冲击敌军的装备，也绝对不可缺少。应由南洋、北洋大臣酌情购买，选择海口最深的地方停泊。以后应命令天津、上海各厂局详细研究制造方法。购买自外国的船，也可以归各厂修理。长江上游各口岸，也应各自购买轮船，分成三层：上层可以安置大炮，中层可以驻兵，下层可以装货。仿照外国公司经营轮船的办法，平时交给招商局，令其在沿海和长江上下承揽货运，以开辟财源；遇有事情仍准备调遣，这样才不至于白白耗费养船费用。应请下令东南沿江各省督抚大臣，每省先行筹款，各购买一艘轮船。以后根据财力酌情办理，或三年、或五年，每省再添购数艘轮船。这样日子越久，轮船就会越多。中华的大利，不至于被别人分去。而每年产生的利息和保险费用，既可以借以充实国库，遇到事情时，也可以用来运输、解送军饷和军械。一是筹措军饷：四成洋税，本来是准备应付意外之需的，后来陆续被借用拨支，所剩已经不多。现在创办海防，各项经费自然应由各省统筹全局，暂缓的支出先让位给紧急需要。湖北省购买轮船，打算就从本省厘金或川盐课税项下酌情拨款资助。只是南洋、北洋创建外海水师，置办兵船、枪械和队伍，数量庞大，不容易筹办。应请仍从四成洋税中拨出一部分，先酌情购买几艘轮船、铁甲船，配备相应的枪械和队伍。并请将今后各海关征收的四成洋税，保留并拨出若干成，以备海防之需。其他项目的军饷，一概不准借支。目前增加饷银的办法，只有先从那些自然产生的利益入手，设法加以引导。直隶省目前正在试办开挖煤矿，如果有成效，利益实在不小。各省凡有煤矿以及铜、铁矿的，都可以仿照开挖，以扩大财源；既可以供应各厂铸造和轮船使用，剩余的也可以出售来帮助筹饷。只是各地情形不同，有无窒碍，应由各该省督抚大臣详细查访，妥善筹划办理。一是任用人才：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固然有法，更要依靠能够治理的人。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有良法，最终也无济于事。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著名的老将现在仍不乏其人；然而有的适合陆战，不适合水师，有的熟悉内河，不熟悉外海，有的虽然勇猛，但同主帅一向不熟悉，也很难出战立功。实在是将领必须听从统帅调度，军队随着将领行动；如果统帅任用得当，他所统领的军队自然就精锐而可用。承担这一职责的人，应当是平素威望显著、懂得军事的文职大员；各位将领有的是旧部，有的是访察选拔出来的，这样才可能彼此意气相投。有的人已经暮气沉沉，有的人长期经历艰难，想要归于安闲，未必人人都能任用。我私下认为，英才接连出现，应当赶紧广泛寻求新进人才，加以教练培养成材。统帅有的可以由皇帝特别选任，有的也可以让南洋、北洋大臣兼任，以统一事权。

译一是持之以久：坚定牢固才能成就事业。谋划一件事却不能持久，怎么能够成功？而事情往往半途而废，一种原因是局内人的懈怠疏忽，另一种原因是局外人的阻挠。这次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所议的各项条款，谋划深远，防患周密，抵御外侮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局内局外都应同心协力，共同维护，不要忘记过去的事情，不要被别人的言论迷惑；从开始到最后，都要坚定艰苦地坚持，经历长久而丝毫不改变。这样，大家就能尽到公忠之心，自强的成效也就有把握可以预见了。李瀚章又上奏说。正在回复奏报期间，接到总理衙门的公文，议复广东巡抚代为奏报的丁日昌预先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臣私下查核丁日昌所拟各条，大体同总理衙门先前的奏议相符。第一条议论设置轮船水师，这自然是重要措施，只是沿海的艇船似乎也不能全部废弃。查各省原来设置的艇船，如果有轮船带领巡防海口，就更加得力。臣在议复练兵条款中，请求酌量裁减艇船以充军饷，仍保留几成，随同轮船操练，实在是因为没有轮船时艇船可以废弃；有了轮船，艇船就可以借以作为护卫，交战时也同轮船一样，而且还可以储藏军火和粮食；何况沿海有许多地方是轮船不能到达的，艇船全部撤去，防护就难以周全，臣不敢轻率议定。第二条关于沿海修筑炮台，仿照西式办法，应由沿海各督抚斟酌办理。至于演练炮术以及守卫炮台的方法，应当按照丁日昌所议，切实操练，以取得实际效果。第三条选练陆兵，同水师互相配合，所持的意见并非没有见地；只是说水师登陆，名义不相符合，容易滋生弊端，应等会议时核定。第四条沿海地方官，应当精心选用仁厚、廉洁、能干、练达的官员。查考地方官有亲近百姓、治理民众的责任，应当慎重选用贤能之人，不只是沿海地区如此；应由各省督抚随时留意整顿，这样似乎可以不必另行议论。第五条北洋、东洋、南洋分别设置三名提督，同臣改设外海水师的建议大同小异；只是将船只裁并归入外海轮船水师的，其原来设置的水师提、镇中即可酌情裁改，另立营制，不必再增设，以节省经费。是否应当如此，听候会议决定。第六条三洋分别设置机器局，就是总理衙门所说的选购器械、制造船只的意思，也应等会议时酌情确定。闽浙总督李鹤年上奏说。臣于同治十三年十五日在福建泉州府的防地，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得知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极其紧迫，应当切实筹划，将紧要应办的事项概括叙述数条，请下令详细议论一折等情，钦此。臣认为海防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练兵、制造器械、筹措军饷、任用人才四件事。这四件事中，仍以任用人才为最紧要，而尤其在于专门责成。如今海防紧要，沿海疆臣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是没有统帅专门负责此事，即使讲求实际，恐怕仍会意见分歧，临事时毫无把握。臣谨竭尽自己一点愚见，酌情拟定数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一、请下令南洋、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以加强事权。南洋、北洋分别设置轮船统领，由两位大臣节制、调度。先把现有轮船全部利用起来，配齐弁兵、炮械，交给两位统领训练。以后陆续增造，分别隶属于南洋、北洋。每年春、秋两季会合巡哨，春季到北洋，秋季到南洋，由两位大臣校阅，分别根据功过进行赏罚，按照实际情况上奏。没有战事时，就分别驻扎在各口岸，轮流巡查海洋、捕捉盗贼，以免日久懈怠。一、沈葆桢船政局每年经费六十万两，却只制造两艘轮船，实在不够使用。拟请今后增加制造力量，每年制造四艘。计算五年内可以得到二十艘。陆续增加，不过十多年，船只越来越多，声威也会越来越壮大。铁甲船这一项必不可少，可以从外国购买，也可以由船政局制造。明知道费用极其庞大，也不得不及时筹办。至于制造兵船，本来是为了自强，近来又想兼造商船，同最初的意图不相符合，这个打算似乎应当停止。一、国家经费有固定的来源和数额，如今因为海防突然增加巨额支出，自然不能不放宽办法筹划。应等南洋、北洋大臣议定每年所需的确定数额，再请户部大臣分拨，每年拨给若干，由哪一省协助南洋、哪一省协助北洋；如果有迟误，就按照京饷的办法严定处分，使两位大臣不至于为难。至于现在的捐输，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外省筹集解送京饷和协饷，全靠厘金周转。近来言官屡次提出裁减厘金的请求，事情虽然尚未实行，商人却难免以此为借口，对军饷需要造成很大妨碍。臣认为捐例可以停止，但厘金绝对不能停止。拟请今后凡有裁减厘金的奏章，命令户部不必议论，等国库款项充足后，再行停止厘金。一、请下令沿海各道兼理海防事务。比如奉锦道、登莱青道、天津、上海、厦门、台湾各道，无论属于本省还是邻省，都分别隶属于南洋、北洋大臣统辖。所有沿海炮台各营以及轮船停泊的地方，一切稽查、训练事务，都责成各该道向大臣禀报商议，就近认真办理。武职参将、游击以下官员归其节制，这样事权就能统一，各省联成一体，消息可以互通。有人不称职的，由该大臣会同督抚据实参奏纠劾，以免贻误。一、轮船统领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以臣所知，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清廉、质朴、勇敢，不沾染旧习，爱护士卒，勤于训练，可以胜任统领之职。现在统领轮船的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才干能力也很优秀，只是器量稍微狭窄，心地也不够诚实，驾驶安排不当，就很难发挥作用。臣不敢因为自己先前已经保荐过他而稍有回护，也不敢埋没他的长处，恭候圣上裁决。一、水师将领和弁员中，有不少人才。以福建、浙江来说，福建水师参将贝锦泉有胆量、有见识，刚烈勇悍超过常人，习惯于航行在风涛之中，擅长海战；他所带领的扬武轮船，炮械坚固锋利，士卒精干强健，最为出色。虽然官阶还低，实际上是能够克敌制胜、抵御外侮的人才，拟请皇上破格提拔任用，以资鼓励。此外，如总兵杨春和、副将卢成金、游击吴世忠、陈世荣、张连登、周善初、都司黎林等，都是可以培养造就的人才，只在于该统领善于驾驶任用罢了。

译一、自从有了轮船以来，水师的长龙、拖罾等各类战船，都成了形同虚设的东西；不仅不能抵御敌人，即使追捕外国海盗也很难发挥作用。本年福建省海面有一伙抢劫米船的盗犯，经参将余致廷驾驶轮船，立即将其捕获，这就是明显的证明。臣私下估计，十艘战船还抵不上 one艘轮船，自然不如酌量裁撤，可以节省经费。水师提督以及副将、参将、游击等职位，也有可以裁并的地方。等这次议定以后，容臣分别决定去留，另案办理。一、时局非常紧迫，最重要的是人才。寻求人才的难处，在于难以找到德才兼备的人。李鸿章的才干、见识和器量，圣明早已洞察；一时之间，众人都一致看重他，军旅事务尤其是他的长处。至于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负有同样重要的责任，必须得到一位懂军事、素有威望、善于用人的大员，集合众人的谋略和力量，才能取得成功。恭请皇上下令朝廷大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找到一位通晓根本道理而又能实际办事、熟悉军务的大臣，交给他重大任务，授予他办事的权力，使他充分发挥所长。这样同李鸿章同心协力，才可以收到任用得人的成效。臣私下想到，三十年来，外国人的船炮技术越来越奇巧；他们不懂礼义，也不通晓文教，只凭力量强弱争夺雄长。中国在这个时候，除了选用将领、训练军队、增造炮台之外，别无更好的策略。臣承蒙担任疆臣，亲眼看到时局艰难，夜间反复徘徊，深深害怕辜负皇恩、失职误事。谨就自己所见所知，据实撰写奏折秘密陈奏。十一月丙辰（十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上奏。臣于本年十月十九日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寄，得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极其紧迫等情，钦此。臣任职内地，虽然不深悉沿海的情形，但臣出身军旅，长期担任疆臣，对于当前的艰难局势，无不日夜筹谋。谨就自己的管见和蠡测之愚，分别详细陈述，以求勉强副合皇上虚心下问的至意。例如王大臣所奏练兵一条，认为陆兵固然应当训练，各个口岸固然应当设防，只是应当如何从水师原有编制中挑选精壮士兵，以及从曾经取胜的洋枪队中训练水战，并酌情招募熟悉驾驶、习惯风涛的得力士兵，迅速编成军队，陆续扩充。臣查江西抽调陆兵、加练洋枪，以及在九江口等处仿照西法修筑炮台的事情，已经在阅兵奏折中附带奏报在案，自然应当妥善经营，逐步推广。至于江西水师，还算精壮。然而用来防守、剿灭内地股匪，确实绰绰有余；如果外国船只闯入江湖，我们凭借地利，也可以用它从旁牵制。若调往海洋，同外国人的兵船争斗，形势和敌情都不是他们所熟悉的，断难指望他们发挥作用。江西水师如此，推及湖南、湖北以及安徽各省，哪一个不是这样。臣愚见认为，挑选原有编制的水兵、酌情招募新军，非福建、广东、江苏、浙江、杭州、山东、直隶沿海的水师兵士不可。他们都熟悉风向、云势和沙线，而外国人的炮船以及作战本领，也都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一经训练，就会成为精锐部队。再说绿营练兵的方法，似乎应当随着情况随时变通。我朝规定的营制中，骑兵、步兵以及作战、防守方面，守丁、弓箭、藤牌兵占了大半；现在行军作战，专门崇尚火器，必须改学枪炮和长矛，以便发挥作用。否则，使用的不是所学习的，学习的又不是所使用的，白白耗费这数百万金钱又有什么意义呢？江西额兵只有万余人。驻营的各兵，没有一个不命令兼习枪和矛；又命令塘汛兵丁轮番调来操练，以期全部达到熟练。各省如果都能一律办理，就可以得到数十万精兵；虽然不能像洋枪那样便捷，也未必不能取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又如简器、造船两条，所说天津、上海、福建各处分设船厂、机器局，办理渐有成效，不可半途废弃；至于现在如何购买最精良的枪炮、兵船，将来如何自行制造并加以扩充，以及如何添设船只、安装船炮，都必须妥善筹划。臣查设置轮船、机器两局，是为了借鉴外国办法以求自强；如今既然已经具备规模，自然应当更加求其完善精良，确如王大臣所奏，不可因为浮泛的议论而抛弃以前的成效。至于购买船炮、增设厂局，以及在各海口选择地点设防，应由该大臣、督抚斟酌办理；臣没有亲自参与这些事务，而且相距很远，不敢妄加评论。然而臣私下有一点请求：各处设立轮船、机器两局，学习制造，本来希望将来能够自给自足、不再求助于别人；可是各局负责办理的委员中，偶尔有经过江西的，臣在接见之余详细询问，他们说轮船、枪炮等物，中国人已经能够制造，质量也日益精良；只是中国的钢铁、木材等材料粗劣或柔脆，不适合使用，尺寸规格都必须取自外国。一旦同外国发生冲突，他们必定不肯把铁材、木材供应给我们；即使有善于制造的人，也会显得束手无策。因此臣想到，中国物产丰富，铁材、木材等物为什么竟然不如外国？应当广泛采购，竭力研究改进，不要让外国把奇缺的货物囤积居奇，使我们受到困窘。这是第一点。洋人制造枪炮、兵船等物，日益发展，并不是他们的才力聪明超过中国人，只是他们所得的报酬非常丰厚，所以用心极其专一，早晚思考，耗尽一生的精力来成就一门技艺，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经过几代、许多年的积累，才形成一种专长。等到技艺有所成就，名声归于自己，利益也归于自己，所以没有不争相出奇斗巧，以求自行销售的。中国似乎也应当稍微学习他们的用意：如果有人对于洋人的枪炮、兵船，以及水炮台、水雷之类，确实有助于国家使用，能够学成后自行制造，并且足以充任教习，或者另有奇巧发明，足以抵御洋人的船炮，不论现在是否在各局任职，一经试验有效，就给予不可估量的富贵。如果能够世代从事这个事业，就世代享有俸禄和官职。各局员、督办如果办理得当，官员、绅士荐举引进人才得当，也应破格优厚奖励，不得按照通常成例驳回。在这样的重赏之下，估计一定会受到鼓舞而奋发，各自竭尽才力聪明，希望有所收获。将来制造得精良，怎么见得不会远远超过洋人？这是第二点。

译中国各处海口，本来就是上天设置的险要，外国轮船进入港口，必定需要引水船，这就可以作为明证。通商以来，屏障全部撤除，自然应当在险要处仿照西方法，重新修筑炮台，以资抵御。不过防御敌人的办法，不只是依靠岸上，也在于水中。我曾见布国布理哈所撰《防海新论》一册，书中对于海口岸上如何修筑炮台、水中如何设置拦阻之物，讲得非常详细。书中还说，水中没有拦阻之物，即使岸上的炮台密集林立，也不足以抵御兵船。至于水中的拦阻之物，除各种水雷以外，其他方法还很多，都绘图并加以说明。书中还叙述南北花旗交战时，某处用某种物件取胜，某处因某种物件而失败，件件都有明确依据。如今中国筹划海口防务，似乎可以选择采用这部书的内容，或许不无裨益。这是第三点。再如筹措饷银一条，主张应当储存洋税的四成，以备救急之用，并且应当开辟财源、节省支出，以便长久维持，确实是切合实际的论议。我认为，开辟财源不必向外寻求，只要把丁税、漕粮等正供以及现行的税、厘，切实报销清楚，不让州县侵吞挪用、办事人员从中饱私囊，就可以期待每天有所起色。江西近年清理交代，严格实行比较考核的方法，征收解送的数额比以前多。如果把各省合计起来，便足以成为臣所说的款项。至于捐输一项，也已经竭尽财力搜取，而且流弊日益滋长，不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增加。只是如今有人议论，中国煤炭资源非常广泛，是海外各国所需要的，如果大力开采，不仅足以供中国轮船使用，还可以贩运到海外，一定有助于国家财政。然而不用西洋机器，产量一定不能兴旺；如果使用机器，又恐怕惊骇人们的耳目，山野愚民往往以会伤害山脉、妨碍生计为借口，群起阻挠，不能不预先考虑。能否逐步推行，就在于主管此事的人是否尽心办理。善于理财的人，开辟财源不如节省支出，确如王大臣所奏，应当权衡利害轻重，停止一切浪费，把缓办的移来办理急务，细微之处也一定谨慎，积少成多，内外共同努力，一心专注于海防经费；以天下之大，似乎不至于匮乏。即使只是江省一隅，每年收入只有这个数目，臣与藩司竭力节省，不敢任意浪费丝毫；地方安定清平，已经超过十年，而各属的文武庙宇、衙署，尚且没有全部修复。九年以来，奉旨筹办江防，以及平时遇有风声鹤唳般的警报，从未轻易增加一支军队、动用钱粮，实在是担心这边有余、那边不足，以致京饷、协饷难免耽误。江省这点微薄的帮助，对当前的艰难没有什么作用；然而节省支出的成效，小处可以说明大处，这里也可以推知其他地方。再如任用人才一条，主张制度要依靠合适的人才能实行，务必要共同荐举引进。臣认为，统帅和重臣应当由廷推产生，不敢擅自举荐。至于提督、总兵、将领，自然可以广泛访求。就臣所知道的，有记名提督李占椿，是江西兴国县人；借补游击、尚未到任的记名总兵刘光裕，是湖南清泉县人。这两员勇武谋略兼优，而且志向、思虑纯正笃实，是武职大员中难得的人才，可以作为一时辅佐的力量。此外，有的人虽然任实缺，但地方职任紧要，不能立即离开；有的人虽然战功很多，但习气太重，也不能滥充其数。再如持久作战一条，主张议定之后就应当坚持，共同发誓忠于公义，永远顾全大局。自古以来谋求整治内政、抵御外侮的策略，治本在于君主的德行和人心，治标在于整顿军备、讲习武事。如今海外列强对中国的威胁，表面形势已经十分紧急，确如王大臣所奏，除了练兵、用人、制造器械、建造船只以及筹措饷银之外，没有别的良策。皇上和王大臣既然已经有了成算，又把各项事务分别责成疆臣办理，谁负责练兵，谁负责筹饷，谁负责制造器械、建造船只；如果没有成效就治他的罪，谁还敢任意发表臆说来动摇国家的既定方针呢？王大臣说，天下的事情，事前就认为事情太多，事情临头又苦于来不及，事情过去后又逐渐因循，这确实切中了千古以来的弊病。如今内外臣工，也大多不能免于此。我曾私下盘算，遇到无事时能够沉着观察变化、预先筹划安排的，有若干人；遇到有事时能够抵御侮辱、应付变故，以分担忧患的，也有若干人；屈指计算，实在寥寥无几。即使臣自己扪心自问，也觉得毫无把握。如今承蒙皇上谆谆告诫，臣等既然都有天良，自应破除积习，努力振作，总要同心协力，共同渡过艰难。那些愚蠢的岛夷，或许也就不能再造成什么祸害了。刘坤一又上奏说。臣于十月二十八日收到总理衙门的咨文，得知该衙门议复广东巡抚所上奏的丁日昌预先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臣查阅丁日昌拟定的六条，其中如制造大小兵船、修筑炮台、精心开办机器局等，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先前的奏议大致相同，臣已经逐条陈述，无须再重复。只有东、北、南三洋联合为一体这一条，确实是最为恰当而不可改变的论议。海外各国尚且知道联合起来谋求对付我们，而中国反而各自划分界限，遇到缓急不能互相援助，怎么可以呢？据称以山东增益直隶，以浙江增益江苏，以广东增益福建，在天津、吴淞、南澳设置三名提督；每一标各设置大轮船六号、小轮船十号。计算沿海水师原有各船的耗费，用来供给大小四十八号轮船，尚且觉得有余而不短缺，这件事可以实行。只是沿海原来设有水师提督、总兵，如今将旧制各船一概节省，那么提督、总兵就无事可做了，应否裁撤或改制，有没有阻碍，自应由沿海督臣妥善议定后回复。至于沿海应精心选择地方官一条，主张让地方官协助办理水师，以储备边疆人才，臣愚昧地认为不妥。这是因为地方官政务繁多，怎么能够兼顾水师？而且恐怕借协助办理之名，对军事将领不免有所牵制。只要官员用得其人，并且长期任职，那么对于海洋水师的事务，即使不负责协办，也会耳闻目见；如此一来，熟悉这些事务并不困难。

译又如选练陆兵一条，拟在沿海水师提标中各精练陆兵一千人，在镇标中各精练陆兵五百人，每人每月约发给饷银十圆。臣认为，海疆如果发生战争，岸上必定需要大批精锐部队作为援军，不是千人、五百人所能解决的。如果他们得到的饷银特别优厚，其余士兵都将观望不前。而且在这一千人、五百人中，哪里能得到这么多具有奇特技艺的人？丁日昌在上海见到的洋人凭竿跳过壕沟、悬绳射枪之类的技艺，虽然奇特，但行军作战取胜的关键，实在不在这里。至于如今人心思奋，地方上有膂力的人一听到招募，没有不争先恐后的，这与明臣王守仁在江西赣州时的情形不同，更不必由州县转达，以免层层扰民。湖南巡抚王文韶上奏说。此前遵照总理衙门条陈的奏折，臣已于十月二十九日巳刻驰速上陈。这天未刻，又接到交议丁日昌条陈一件。臣谨将抄送来的章程六条详细查阅，其中如购买轮船、修筑炮台、选练陆兵、选择任用地方官以及分别设置机器局等条，大致不出总理衙门筹备海防原议的范围，臣在前一折中已经逐条陈述。至于长江的形势，与沿海不同；湖南处在长江上游，距海口三千余里，又与下游沿江各省不同，所有一切防备抵御的办法，只应当根据时势、相机筹办，不便拘泥于江防的名目，稍微涉及铺张，造成无益的费用。只是查阅丁日昌条陈中请求设置北洋、东洋、南洋三名提督一条，臣虽然没有经历海疆事务，不敢凭空断定，但从当前形势来看，私下认为还不能说是完全妥善。查海疆各省，有专门设置水师提督的，有提督专门管辖水陆、仍然分别设置水师各镇的。国家原定的制度，本来如星罗棋布，足以控制驾驭各地。只是事变无常，旧日营制有一半已经形同无用。这次整顿海防，或许改船制使之适宜，或许减少兵额而提高饷银，希望达到李光弼治军的效果：号令一经施行，士卒、壁垒、旌旗的面貌全都改变；但也不必认为水师提督、总兵都不可任用。如今又议论设置三洋提督，是要把旧日的水师提督、总兵一并裁撤吗？还是仍然保留呢？如果议论裁撤，不过是用那一套替代这一套，怎么能保证迁调后的人员都好？如果议论保留，就是把责任推给彼此，反而会在临到分歧处造成耽误。臣愚昧地认为，应如总理衙门所拟，请皇上简选一位深孚众望、熟悉军事的大臣，督办海防军务，驻节天津，以巩固根本。再由这位大臣慎重选择熟悉海洋情形的提督、总兵等，不拘泥于实任还是候补，作为分统，分布在沿海各洋面，以资防御。至于战守的机宜，仍听任海疆各督抚随时节制调度；这样或许事务权责各有归属，而现行制度也不必纷纷更改。又如丁日昌所陈分别设置机器局一条，其中把轮船、枪炮分厂督造等各项，自然是当前的要务。至于兼造耕织机器的说法，臣私下认为有不妥之处。四民之中，农民占大多数，男耕女织，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社会安定的根本不外乎此。如果一概用机器来进行，那么那些兼并土地之家，财富遍布田间小路，用力少而生产多，确实是很大的利益。除此之外，没有固定产业、完全依靠出工受雇来养活自己的人，往往十人中有八九个；机器逐渐推行，失业的人也会逐渐增多，使天下人都成为游民，其危害无法尽述。推及工匠，也是一样。洋人不把工商机器转卖给中国，是因为这种机器笨重而利润微薄。洋人自己不拿这个来诱导中国，中国反而要从洋人那里引进制造，可以吗？所以臣认为，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的物品外，其余一概应当禁止，不得仿制各种日用器具；这也是在无形中巩固根本的一端。十一月戊午（十九日），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上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收到沈葆桢来函说：屡次据台湾府知府周懋琦禀报，该知府于十月十三日夜抵达琅■〈王乔〉，十四日与倭将西乡从道会面，将先前往来的照会彼此交换归还。十五日，倭官福岛九成送来本地民人的租地合同七纸。十八日，风港的倭兵全部登船，副岛九成寄交风港租约呈词十一纸，并接收遗留下来的营房三十七间。二十四日，将龙山老营的一千余名兵勇分两批登船，同时列单交出草房一百零二间、板片一千二百零五片，当即派巡检周有基、千总郭占鳌按照数目点收。西乡的船在这天夜里开航离去，其余倭船于二十五日全部驶出海洋。现将这些情况急忙写信通知来此，谨合并具词上奏，以仰慰圣上挂念。朱批：知道了。十一月甲子（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上奏。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奉上谕：沈葆桢等所奏台湾近日情形的各件折片，请将税务司好博逊酌情给予奖励一事，交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考，各口税务司如果任职多年，实心办事，协助得力，由各口通商大臣奏请保举，说明其劳绩，交臣衙门复议给予奖励，历来已经奏准遵照办理。现准沈葆桢等请求酌情议定奖励好博逊。查沈葆桢等查办日本人在岐莱地方船只破损、遗失银两一案时，税务司好博逊会同噶玛兰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等往来各处，勘验查讯，使案件得以迅速办结，确有些许劳绩值得记录。查税务司好博逊此前在克复各城一案中请给头等宝星，又在办理洋务、采办洋米等事务出力一案中请给五品衔；这次他又在协助办理日本人在岐莱船破失银案件中出力，是否可以仰请天恩，将税务司好博逊赏给四品衔，以昭示激励。朱批：依照所议办理。山东巡抚丁宝桢上奏。

译臣回任以后，收到前任署理巡抚文彬密封交来的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钦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海防亟须认真筹划，请求下令详细议定一折等语，钦此。又收到交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文，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该衙门议复广东巡抚所奏丁日昌预先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臣私下认为，海防应办的事情，大体确实不外乎练兵、简选器械、造船三大方面，而筹措饷银是兵、器、船三者的根本，用人、持久又是兵、器、船三者发挥作用的条件。总理衙门王大臣考虑祸患、预先防备，请求下令详细议定切实办法，是极其重要的谋划。只是各省海疆形势不同，所以防守的机宜也应分别处理。臣忝任东疆，海防是自己的专责，谨将各条切实办法，并参考丁日昌筹划的练兵、筑台办法，一并汇总后妥善筹议，恭敬地为我皇上陈述如下。臣恭敬地查阅练兵一条，查王大臣等所议，是水陆并重；丁日昌所筹划的，则是让陆兵兼习水师，用意相同，但训练方法确实有别。陆兵和水师，只有纪律严明这一点彼此相同。至于操练技艺，陆兵没有风涛变化莫测的危险，各种枪炮刀矛的坐、立、进、退，都可以从容演习；即使是丁日昌所说的徒手登城、凭借竹篙跳过壕沟等技艺，只要稍微灵便的人，学一次就能做到，也是因为有闲暇从容的条件。水师操练枪炮，则必须在狂风巨浪中出没，在颠簸倾覆之际发射，而且必须做到发发命中，才算得力。因此水师还没有遇到敌人，在操练时就已经处在危险形势中，不是陆兵可以相比的，所以海防应当专门训练水师。至于切实的训练方法，虽然贵在驾驶得当、熟悉风涛，尤其必须训练到能够入海施放鸟枪这一长项。开始时由浅水逐渐进入深水，由短时间逐渐延长时间，总要达到入水十数丈、经历四、五时为止。等到训练日久，身体习惯了水，入海也不会被水浸湿。临敌交战时，即使敌炮击沉船只，也仍能潜伏水中随机应变。至于教练枪炮，则应在海面宽阔的地方，用圆木漂浮在水面作为靶子，命令士兵瞄准射击，以命中为目标，射不中就处罚。圆木会随着波浪起伏，再加上船只的摇荡，如果能够做到炮弹发发命中，那么临敌时自然会觉得目光镇定、手法稳健，丝毫不会游移。在驾驶船只之余，再训练他们按照队列行动，听令进退，或许就可以成为制胜之师。臣对于水师，自从上年改设登荣两营、派员训练以来，就把适应入海作为第一项训练方法；至于枪炮的瞄准，则请一名外国人来教；驾驶船只的方法，则专门选募粤中精通水上航行的人来教。办理刚刚有了规模，臣就获得准假回籍。现在听说该水师的一切操练，仍然遵守旧章；至于是否熟练，准备等河工完毕后，亲自前往校阅，努力加以整顿。但该水师初设时只有八百人，原来考虑当时海疆无事，不敢多设人数，以节省饷需。如今如果筹办海防，八百人似乎太少，臣拟每营再酌情增加二百人，共计一千二百人，按照旧章训练。有了这个基础，如果突然发生变故，就按照臣上年原议，选募海边强壮的渔人，他们都熟悉风汛和沙线，把他们编列成队，再配以训练有素的士兵，只让他们专门练习枪炮，申明纪律，用来应敌，自然也可以使用。至于陆兵，军队兴起十多年来，战守的方法人人都知道；只要把现有各营勤加训练，万一临事时不够调用，再随时酌情招募，就可以随时应付，不必再议增设，只是白白耗费重额军饷。丁日昌所筹划的让陆兵兼习水师，似乎还不够完善。臣认为，水师可以兼习陆师，陆师却绝不能兼习水师。因为陆兵没有受过海上航行训练，一看到大海的狂涛巨浪，心里和眼睛就已经惊慌。心神一乱，平日所学的技艺又都不是水师所惯于经历的汹涌波涛；一旦登上陆地，就像离开危险而踏上平坦大道，反而觉得更加得心应手。水师除了水上操练以外，也可以兼练刀矛，以备登陆策应，这也是确实不可缺少的事情。又看关于简选器械的一条。自古以来，器械不精良，就是把士卒送给敌人；兵家首先重视使武器锋利，已经很久了。然而器械没有比火器更有利的，而火器又没有比洋行所售的更有利的。所幸外国有独擅其长的利器，却不考虑把自己的长处秘藏起来。每制造一种器械，只要能够满足使用，就贪图获利而转售给他人。这对他们来说是自行削弱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却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只是中国虽然购买洋炮，发射时却不能像他们那样准确，这是由于计算炮力、炮药所能达到的远近高下，都不如他们精密。因此，他们的利器由他们使用，仍然可以发挥优势；由我们使用，仍然不能完全依靠。臣愚见认为，火炮需要购买储备，而发炮的准头尤其应该切实讲求。现在查考外国的枪炮，以克虏伯近来制造的后膛开花枪炮最为精良；但还必须掌握它的发射方法，才能命中并射得远。臣上年改设水师艇船时，就在外国购买大小钢炮、铜炮十四尊，枪一百二十杆，都极其精良。刚运到东省时，没有人完全懂得它们的发射方法，后来才请一名西方人教了几个月，演习发射才开始能够如意。臣拟筹措款项，分别购买口径七、八、九、十寸的大型后膛钢炮各若干尊，以备使用。只是这种火炮价格非常昂贵，东省筹款不容易，拟分年均匀筹集十数万金，陆续购买办理。只是各炮都购买自外国，在外国方面虽然失去了利器，而在我国财力方面终究有所亏损；只希望闽、沪所设的机器局尽力经营，及时仿造。凡是管理局的官员以及所有工匠等，都务必针对已经制成的器械，竭尽精力、深入思考，彻底弄清其中真正精妙的地方，然后使工艺力量与外国相抗，制造的器械不至于徒有其名；并且日积月累产生新的改进，也就不难夺取外国的长处。这样办理，或许我国的财力不至于全部耗费在外国，这才是正确的谋划。

译又看关于议造轮船的一条。查考中国旧式战舰，确实远远不如轮船快捷有利。现在闽、沪两厂的制造已经颇有成规，不难努力求得精进。只是造船的费用很大，养船的费用也很多，各省断然难以照此办理，即使一个省也难以独自承担。臣愚见认为，以后制造船只的事情专门责成闽、沪两省，养船的事情分责沿海各省，彼此维系、互相帮助；这样，闽、沪可以节省养船费用，把它挪用于造船，各省可以节省造船费用，把它挪用于养船。这样相互调剂，费用较为节省，而事业可以长久谋划。只是中国海疆辽阔遥远，现有船只用来分区防守，自然不够。应由各省自行酌量筹办，分年购买。就东省海面而言，必须有轮船三、四只，彼此呼应才灵活。现有闽局调来的一号轮船，臣已经命令烟台所训练的枪队，挑选四十名到船上操练。以后还准备购买一、二只，增入训练。一旦有事，才能随时应付。以东省的财力来说，不积蓄三、四年不能办成。至于旧式艇船，原本不如轮船，但也不能不交错配合使用。因为轮船遇到大洋深水，快速航行足以显示长处；如果遇到浅水而船身胶着，或者在附近岛屿狭窄逼仄的地方，有艇船从旁出动进行骚扰，出没不定以牵制敌人，也可以助轮船和炮台一臂之力。近来阅读西方人防海的新式轮船，知道他们使用轮船和铁甲船，也必须配合使用舢板。至于田鸡船，极为得力；但仔细观察它作战进攻时，该船所到之处必须由轮船拖带，那么这种炮船也不是轮船，可以由此知道。丁日昌所筹划的只要有几只轮船，就可以把一切师船废弃不用，却没有想到海面虽然广大，其中岛屿却纷杂不一，制敌时也不必偏废某一种船。至于铁甲船本来坚固，但依臣愚见，似乎只适宜用于海口紧要的区域、轮船必经的航道。例如直隶的大沽、江苏的吴淞等处，有这样一只船扼守要塞，就可以动可以静，极为灵活得力。若离开海口而依靠它远程进攻，这种船恐怕也会显得笨重，反而不如轮船便于快捷转动，能够完全适应需要。查东省海面极其辽阔，没有重要的收束之口，铁甲船暂时可以不购买；只是炮台则绝对不能不修。臣审阅丁日昌的筹划，认为极其符合机宜。沿海城池和险要关隘，如果没有炮台形成犄角之势，一旦遭到大炮远距离轰击，就绝对无法守住。但此时修筑炮台，不能只是像寻常守备那样堆土垒石，随便凭借险要地势修建，就说可以用来防御；必须找到熟悉海疆地形、精通地道、深明测算方法，而且又能全面了解外国攻战机宜的人，有时乘船经历险境，有时登山攀越险隘，远处测量、近处观察，以确定炮台基址。炮台基址确定以后，再讲求修筑的方法，方圆、斜正都要一一精细审定。务必使敌船的火炮不能突然伤害我方炮台，而我方炮台的火炮能够远距离打到敌船。这样修筑一座炮台，才算真正发挥一座炮台的作用，不至于白白耗费。地势尚未勘定，因此还没有来得及举行修筑。臣私下认为，修筑炮台的方法，有明炮台，还尤其需要有暗炮台。明炮台用于公开设置相互攻击的器具，暗炮台用于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这样或许可以使奇兵与正兵相互配合，使我方火炮能够攻击敌方火炮，而敌方来不及防备，并且不知道应当怎样防备，这才算取得炮台的好处，当然不只是照搬外国炮台的样式。臣筹办东省海防，把用炮台守护各城作为重点，把轮船作为游击部队，把艇船、舢板作为交错配合、从隐蔽处攻击的工具；虽然不能立即制胜，或许也可以用来应敌。至于丁日昌所说演放火炮不能取得准头、守卫炮台没有合适的人，这确实是近来最紧要的弊病。不过这在于训练军队，严格督饬统领加意讲求，并明确重申赏罚，本来不难立即改变面貌。又看关于筹措军饷的一条。查考中国饷源的收入，以钱粮和关税为大宗。军务兴起以来，才开始征收厘金。军务持续了数十年，而军饷不至于完全告竭，这未尝不是厘金的力量。如今想要寻找军饷取之不尽的来源，大概仍然以此较有把握。但目前厘金方面，如江苏、广东、湖北、江西、湖南、四川、安徽、浙江、福建等省，水陆交通相通，商贾聚集，厘金数额较为旺盛；如果能够认真讲求，严格查核官绅中饱私囊的情况，重重惩罚书吏差役的偷漏，竭力杜绝不急需的开支，并且在正当用途之中也特别注意节省，件件核实办理，应当可以有余而不至于短缺。这完全在于各省经办事务的人设法层层查核，就像各州征收、解送钱粮正赋和杂赋的成例一样，不容稍有弊端混杂，这才是正确的办法。如果舍弃这个办法，另外谋求开煤、挖矿，不能说一时没有收益；但土地资源一旦耗尽，无业之人能够聚集却不能解散，势必酿成事端。这样本来想筹措军饷来抵御外侮，反而导致内部祸患丛生，对外侮也无从筹划抵御；这是办事时一定应当周全考虑的事情。只是把厘金作为饷源，东南各省可以依靠，西北各省实际上难以实行。然而，如果各省能够对赋税收入勤加考核复查，件件查对核实，并且坚持节约用度，也未尝不能使自身富裕起来。这完全在于根据时势审慎判断，善于设法自谋，本来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约束。又看关于用人和持久办理的两条。查考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得到人才就会昌盛，用兵只是其中一件事。如今筹办海防，任用人才最为紧迫。得不到合适的人，兵器和船只全都会成为无用的器物。只是海疆用兵，不仅与陆路作战不同，就是与长江水师也不同，所以得到合适的人尤其困难。该王大臣所议，命令各直省大臣如实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由众人共同评议、会同推举，确实是慎重选举的办法。况且自军务兴起以来，各省用兵日久，也未必完全没有熟悉军事的人；然而他们所知道的，大多是熟悉陆路军事和长江作战的官员，把这些人调任海防，恐怕其知识不能完全了解海疆。万一调换地点不合适，使陆路、长江的将才因在海疆遭受一次挫败而失误，也很可惜。臣愚见认为，人才是在磨炼中产生的，只要是资质朴实勇敢、内心自信有担当的人，就把事情交给他，把权力授予他，以成效要求他，同时又能用正道率领他，用严格手段驾驭他，用恩德笼络他，使他知道威严、懂得感恩，自然能够振作奋发，可以使出死力，足以为我所用。如果说一次任用就能立即成为可靠的人才，恐怕也不敢断定。

译至于练兵、制造器械、建造船只各项事务，该王大臣所议要长期坚持办理，并且关键在于同心协力，确实是正确的论断。凡事没有不长期坚持而能够期待成功的，也没有不齐心协力而能够希望办成的。臣等自愧庸碌愚钝，既不能替国家宣扬德威，到了事机紧要的时候，如果又以松懈拖沓的态度办事，自己想来又凭什么做人。只有对于上面交办的各项事务，发誓竭尽忠诚，依次兴办，以求事先有所准备就能成功，稍稍替皇上的忧虑分担一些。或者臣还有一件要请奏的事。自古以来用兵的原则，不外乎战和守两个方面。然而有时作战不如防守，防守不如作战，或者以防守作为作战，以作战作为防守；其中的机宜，尤其应当审慎决定。自古以来有智慧的治国者、善于用兵的名将，没有不对此小心谨慎的。今天筹办海防，原本属于预先谋划，预先筹备战守的方法，而目前还没有发生战守之事。不过如今外国的桀骜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以通商之事同他们相互羁縻，他们也图谋通商的利益，暂时保持安定。近来由于各该国贸易亏损很多，在中国的轮船也渐渐无利可图，他们暗中图谋挑起事端，是在意料之中的。臣愚见认为，海防事务办理妥当后，将来如果发生警报，关键在于有利于持久防守，而不利于轻率作战。所谓不利于轻率作战，并不是畏惧敌人，实在是因为同外国用兵，与同内地用兵相比，形势和机势大不相同。其中相差极小也会造成极大结果，绝对不能忽视。内地用兵时，贼人都处在我方腹心之地，这里骚扰、那里逃窜，必须作战并取得胜利，贼患才可以平定；如果只说防守，就会到处设置防备，反而让贼人任意蹂躏，使其更加蔓延，所以作战胜过防守。若同外国用兵，则主客双方的形势、劳逸双方的态势，敌方不如我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而且敌方远渡数万里重洋，想在一天之内同我争胜；他们轮船所燃烧的煤、所携带的粮食、所需要的军火，都难以长期维持，他们的有利之处在于速战。如果让他们一战取胜，我方沿海军民都认为我国轮船不如他们快捷、枪炮不如他们精良，那么士气一定会受挫，形势也一定会瓦解；他们便乘我方瓦解之势进入我国腹地，或者用厚利勾结奸民，让奸民作为前驱，或者有汉奸乘机附和，分散我方兵力。这样不必等陆路稍有损失，海防就已经全部崩溃，大局也无法挽救。而且不只是如此，他们之所以同我们结下争端，是想争夺我国土地。他们所在的是空旷无物的大洋，却要争夺我国出产财赋的土地；我们如果轻率同他们作战，即使有幸获胜，他们不过损失一、两只船，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大的损失；如果不幸战败，那么他们就会乘胜占据我国土地，对我方来说损失极多。这其中的轻重，更应当加以权衡。所以海疆事务，能够守住就等于能够作战。日后发生警报时，我们只要谨慎守卫沿海炮台，严密防守沿海城池和险要关隘，只用轮船在近海之间同他们形成犄角，作为炮台、城池和险隘的防护；又用舢板、艇船在岛屿交错分布之间时隐时现，作为轮船的声援。他们想急于作战，我们故意拖延；他们想不作战，我们故意牵制，务必使他们进不能作战，退不能休息；时间一久，粮食耗尽、煤炭用完，势必自行崩溃。等到他们自行崩溃，我们再乘着他们的势头截击，或者跟踪追击，应当可以取胜。这就是所谓以防守作为作战。至于轮船以煤为生命，近来各该国常常羡慕中国出产煤炭的地区。臣仔细访查，有人说该国近年来用煤过多，出煤逐渐减少，势必将要对中国的煤炭产生觊觎之心。因此臣上年对于山东博山、淄川、潍县等出煤各属，已经分别明确制定规条，作为先发制人的计策，以防备他们窥伺。将来如果发生事情，中国的煤和粮食，务必让他们断绝接济，这也是十分紧要的。兵法说要知己知彼，臣的见识浅陋，哪里能够懂得用兵；只是审察机宜、衡量形势，确实看到海疆战事有作战不如防守、防守就是作战的机宜，决定应当在事情发生以前慎重对待，不可以忽视。是否可以请皇上下旨，秘密饬令廷臣以及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酌情衡量臣所说的得失，作为日后用兵的大计。臣将不胜祈祷庆幸之至。丁宝桢又上奏。今年日本挑起争端，仰赖圣主的福威远播，使其畏惧而不敢逞强，实在是幸事。查考该国当初提出通商的建议时，臣曾写信给曾国藩，说它逼近东洋，距离浙、闽很近，疆梁负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忽然请求通商，拒绝它似乎很难，答应它又恐怕不利于我国。谁知它互市还不到两年，就突然想要施展诡诈逞强。然而臣近年来私下忧虑、暗中担心、以至于寝食不安的，主要还在俄罗斯，日本只是其次。因为外国各国虽然同中国水路相通，但陆路不通，而且都远在数万里之外。日本所处海面虽然较近，但陆路仍然受阻。只有俄罗斯同中国水陆都相通，而且水路比各国更近；陆路则在东北、西北直接同黑龙江、新疆各处接壤，形势处处令人担忧。况且该国最为强大，自从同中国通商以后，也同各国一律更换条约，轮船也时常往来。而臣数年间暗中查考，通商各口并没有看见该国有大宗货物出进交易；每当各国同我国发生争执等事时，它往往两面都保留利益，务求博取好感。这正是它存有窥伺之意、乘机观察局势变化的大概情形。

译臣私下认为，各国所造成的祸患，如“四股”之病，祸患距离较远而且较轻；俄国人的祸患，则如心腹之疾，距离近而且严重。当前东南海防正在逐步筹办，而北面是京畿重地；从东北的地势形势来说，俄国正扼住我国后背，后方防务实在尤其紧要。臣还担心将来时势稍有变化，各国彼此勾结，日本窥伺我国东南，俄国扰乱我国西北，就更难以同时兼顾。请降旨严令黑龙江、吉林、奉天以及蒙古精练数万名马队，平时用来控制局势，发生战事则用来作战和防守。只是几省之中，黑龙江人质朴而强健，最为可用。臣从前曾派员前往该省调集人员到东部，亲自加以训练，对此了解得非常详细。吉林、奉天的人稍受风气影响，不像黑龙江人那样质朴勇健，必须认真挑选。蒙古人曾随忠亲王僧格林沁多次来到东部剿贼，臣见其质朴勇敢、善于作战，比吉林、奉天两省的人更强。现在如果认真操练，大约黑龙江可以训练马队一千五百人，吉林可以训练一万人，奉天可以训练八千人，蒙古可以训练八千人，共计训练足额的实数人员。不准有一名虚报冒充。但必须选派熟悉训练和马队攻战的大臣，如都兴阿等前往挑选人员，编成队伍，明确规定军法，严格制定条规，把每月、每日、每时应当进行的操练事项定为程序，不准间断。每年秋冬两季，再由皇帝特派王公大臣校阅一次，检查他们年力的强弱、技艺的生疏或娴熟、阵法的整齐或散乱，据此判定优劣，考核勤惰，确定赏罚，务必使他们全部成为精锐部队，作为东北、西北两面的屏障，这样才可以有备无患。然而训练军队必须先保证军饷充足。近来东三省的月饷大多不够使用，士兵连肚子都填不饱，也很难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应请下令各省练兵大臣，确实计算每年应训练的士兵人数，所需专门军饷若干，明确拨给并分发下去，不准借口短缺而减少。这样军饷就不至于缺乏，士兵才能竭尽全力操练。虽然今天不免稍有耗费，但日后遇到缓急便可以有所依靠，实际所得很多。这确实是当前东北最紧要、应当办理的事情，应赶快及早筹划，不可有片刻延误。臣内心所担忧的事情，不敢不把以上意见陈述上来。十一月丙寅（二十七日），江苏巡抚吴元炳上奏。臣在鄂省时，承蒙收到军机处寄来的公文，得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说，海防急需切实筹划，把紧要应办的事项概括列举数条，请求下令详细议论一折，谨此。臣又于十月二十五日在途中收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咨文，得知该衙门议覆广东巡抚所上奏的丁日昌预先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等事项。臣认为，抵御外敌的办法，没有比海防更为紧要的；海防的关键，又没有比水师更重要的。将领不得其人，有军队也等于没有军队；地势不能扼守要害，有险要也等于没有险要。臣刚到江宁时，曾与督臣李宗羲当面会见数次，对江苏的情况虽然略知大概，只是各个海口都没有亲自巡视，各营驻扎的地方和设置炮台的地点，以及上海机器局、输船厂，也都没有亲自到过。如果仅仅按照地图凭空议论，终究模糊不明、没有凭据。臣拟等到交接的重要公务办理得稍微清楚之后，请求展限一个月，使臣能够遍历各处，通盘筹划并权衡处理，然后再尽心妥善议论，据实上奏。朱批：知道了。十二月甲戌（初五日），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上奏。臣等于本年十月十三日，已经将奉派查办香港新闻纸刊登、传播密件的陈贤，即陈叆亭，目前在台湾府城，以及分别移文责令查拿、审讯究办等情形，缮写奏折回复上报在案。臣李鹤年拜发奏折后，随即又写信催促台湾道夏献纶，并发檄文委派候补通判刘晋，当日从泉州渡海东行，随后一同严密查办。现在据夏献纶禀报说，访闻陈贤有在道员黎兆棠处的说法，于是亲自前往查询；【“掳该道称”原文疑有讹误】该道员称，只有陈言，即陈霭亭，广东新会县人，已经于八月初二日渡海返回内地，听说他已经回到香港，等等。 “贤”与“言”、“叆”与“霭”读音相同，他无疑就是同一个人。夏献纶据此具禀送来，通判刘晋也禀报了相同情况。臣私下考虑，此案现在既然已经查明了姓名，只须查清陈言即陈霭亭究竟从何处泄露密件，一经提审，不难真相大白。只是从八月初二日到现在，已经超过数月，难保他没有返回新会原籍。即使仍在香港，按照条约，就近由广东方面照会英国，请其交解，也似乎容易将他缉拿归案。此事属于泄露密件，关系重大，是否可以恳请下令两广督臣张兆栋，秘密命令所属设法查拿务必捕获，押解审讯，严加惩办，以示惩戒警告，敬请圣裁。谕令军机大臣等。文煜等上奏查明刊登密件的新闻纸商陈言已经前往香港，请求下令查拿一折。陈言就是陈霭亭，是广东新会人。经文煜等查明，他于八月间从台湾渡海返回内地，已经回到香港。此事关系泄露机密要件，急应查明审讯，以期真相大白。着令张兆栋秘密命令所属设法查拿陈言即陈霭亭，押解审讯，从严惩办。原奏折抄给张兆栋阅看。——以上内容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