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民录卷三

译百姓不可轻易施以杖刑。百姓不可轻易施以杖刑。平民一旦受了杖刑，终身都会留下污点和轻蔑，即使伤口已经平复，抚摸它时仍会感到余痛。我曾见过无辜受杖的人，父母、妻子和儿女相互对视，围在一起哭泣；即使族人和邻里安慰他们，他们始终忧郁不乐，最终甚至因忧愤成病而死，或自尽。每当想到这些，实在非常可怕。一杖之刑的轻重，关系到人的一生。范忠宣任洛地尹时，施行了许多惠民政令。后来他担任执政官员，他的儿子经过河南，在一个乡村店铺稍作休息。有位老人从家中出来，注视着他的儿子说：“您的容貌很像丞相，您是他的儿子吗？”他回答说：“是的。”老人没有再说话，进屋准备好衣帽，出来行礼，对范忠宣的儿子说：“从前丞相尹洛时，我四十二岁。一生只是粗略知道守本分，偶然因意外与人争斗，事情闹到官府，被判处杖刑。官吏引着我，撩起衣裳准备行刑。丞相把我叫到面前，问道：‘我看你不是坏人，身体皮肤也没有伤处，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我把实情告诉了他。丞相说：‘你应当自我改过。’于是免去刑罚，把我释放了。不只是我得以保全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乡里也因此受到教化，到现在都没有争斗的事。由此可见，人不幸偶然犯下小罪，上位者如果宽容赦免他，使他能够保全自己，他一定会感动，并想着努力改过。如果依法杖打他，他就会认为自己已经有所缺损，不再爱惜自己，而这种恶劣影响还会不断向下蔓延。这样看来，一杖刑罚的轻重，关系到人的一生。唉，怎么能不慎重呢！” 杖打人的弊病。杖打人的弊病有几种。一是天性刻薄，深究百姓的过错；一是火气旺盛，一触即发；一是习以为常，把杖刑看成游戏；一是对道理认识不真切，认为本来就应当这样；一是才干短浅，不足以使人敬畏服从，所以借助刑罚来威慑人。但是，要纠正这几种弊病，必须学习道理。学习道理，就能明白事理，不依靠杖刑来治理政事；学习道理，就能扩充自己的才能，不必借刑罚使人服从；学习道理，就能改变自己的气质，不至于让百姓承受自己的怒气；学习道理，就能时时提醒、约束自己，不敢稍有放纵而危害百姓。《论语》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这句话把道理全说尽了。不施行鞭刑和杖刑。刘宽历任三郡长官，官吏和百姓有过错，只用蒲鞭责罚他们，仅仅表示羞辱而已。崔伯谦任济北太守时，改用熟皮制成的鞭子，不忍心看见出血。朱邑任桐乡啬夫时，以爱护百姓、使百姓获利为行事原则，从未鞭打侮辱人。司马朗任当涂长时，施政宽厚仁惠，不施行鞭刑和杖刑，百姓却不忍心犯法。裴子野任诸暨令时，不施行鞭打刑罚，百姓发生争执，就向他们讲明道理。徐有功任蒲州司法时，以宽厚仁慈治理政事，任期届满时事情都得到治理，没有杖打过一个人。这几位官员所到之处，什么时候不曾治理好呢？由此更加知道，那些依赖刑罚的人实在太草率了。老人和幼童不施加杖刑。凡是老年人和幼年人到官府办事，即使有罪也不可以对他们施杖刑。吕叔简所说的“老年人不打，幼年人不打”，就是这个意思。《周礼·司刺》掌管三种赦免之法：第一种赦免幼弱者，第二种赦免老迈者，第三种赦免愚蠢者。重罪尚且可以赦免，何况轻罪呢？○施用杖刑，以不超过限度为恰当 事情贵在恰到好处，过头和不足，都不是适中。不过，也有以过度为适中的，例如行为过于恭敬、居丧过于悲哀、生活用度过于节俭，就是这样。也有以不及为适中的，刑罚就是如此。试看《尚书》所说：可以用流放来宽免五刑，可以用金赎免刑罚；罪行有疑问时只从轻判处，宁可失于不合常法，也不枉加刑罚；五刑不能确定，就改用五种罚金来定罪；五种罚金仍不能确定，就改用五种过失来定罪。《王制》说，附从轻处，赦免从重处。《春秋传》说，称善是逐渐增加，称恶是尽量减少。这些哪里不是说宁可有所不足呢？○爱护百姓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报偿 纵观前代史书，所谓酷吏，都是刻薄的小人，借助刑罚树立威势，使官府和市井流血，把百姓看作仇敌，百姓也把他们视为仇敌。他们最终后代不能昌盛，自身也终于不能免祸。所谓循吏，都是宽厚的长者，用德行教化百姓，不专事鞭打扑击而能把政事治理好；把百姓看作子女，百姓也把他们当作父母。他们最终后代能够昌盛，自身也享有很大的声誉和福庆。鲁恭说：“爱护他人的人，一定会有上天的报偿。”难道是空话吗？○逞威必招致凶祸 《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作福，只有君主可以作威；臣下不可以作福作威。臣下如果作福作威，就会祸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遭受凶祸。”小小的地方官，受托治理一方，却任凭自己的喜怒，随意施用刑罚，像虎啸狮吼一样，想用威势使百姓畏服，这样做必定会招来凶祸。○酷吏传不可不读 看《汉书》所记载的郅都、周纡、董宣等人，他们公正无私，以国家为重，清廉耿介，不徇私情；打击铲除权贵豪强，迅疾得像抖落竹叶；揭发奸邪、搜出隐伏之事，明察得如有神助，都是廉洁而有才干的官吏。只是因为治政严厉峻急，便同失□一样，史臣把他们列入《酷吏传》，与恶人同列，风气也因此败坏了。魏书又把郦道元列入《酷吏传》。郦道元是名士，读过许多奇书，所撰《水经注》至今仍流传。只是因为治政威猛，竟陷到这种地步，即使有孝子慈孙，也无法为他洗清污名。既然如此，治理政事的人怎么可以崇尚严厉呢？应当把前人的事情作为警戒，因此各种《酷吏传》不可不读。○酷吏的称号 郅都治政严酷，号称“苍鹰”；严延年用刑急迫，处决囚犯时鲜血竟流出数里，号称“屠伯”；羊祉天性残酷狠毒，常常罗织深文，所到之处，人们称他为“天狗”；王志愔凭刚强凶悍施政，号称“皂雕”；谷楷吵一□，而且性情严酷残忍，号称“瞎虎”；卞衮性情惨毒，专门使用杖刑，有“大虫”的称号；吴渊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名声，但施政崇尚严酷，民间有“蜈蚣”的歌谣。人为什么不做祥麟威凤，使人希望亲眼见到他，反而要做捕杀万物的鹰鹯、吞噬人的豺虎，使人望见就害怕、厌恶而躲避呢？原因就在于选择方法时不够审慎。○循吏与酷吏的区别 权德舆说：“得到柔和之道的人是循吏，失去刚强之理的人是酷吏。”既具备柔和的德性，又合乎道理，他施加于百姓的影响，就像和风吹拂万物，能够滋养成长的东西很多。已经具有刚强之性，却又不合乎道理，他施加于百姓的影响，就像暴风荡涤万物，被吹倒折断的东西很多。就官吏而言，一个成为循吏，一个成为酷吏；就人品而言，一个成为吉人，一个成为凶人。他们最初分道而行，只是刚柔的运用不同而已，实在要谨慎啊！○下马风 民间习俗是，刚到任时每件事都施加鞭打扑击，以树立威势，称为“下马风”。这是大错。假如以后一直这样而不改变，就会成为暴虐；假如后来疲倦了，逐渐恢复原来的做法，就会变得放纵松弛，官吏和百姓便会窥探我的深浅，作奸犯科也无法禁止。哪里比得上端正自己而没有差错，处理事情恰当自然，使人以我为准则、仿效我，敬服我、听从我呢？这就是所谓不发怒而威势胜过斧钺。陆象先任剑南按察使，施政崇尚仁慈宽恕。司马韦抱真劝谏说：“您应当严厉施行杖罚来显示威势，否则百姓会怠慢而且无所畏惧。”陆象先回答说：“施政只在于把事情治理好罢了，何必要靠刑罚来树立威势呢？”最终没有听从他的话，而蜀地得到教化，是最懂得治道的人。○改变气质

译人不一定要有很多才干，只要宽厚平和，百姓就能得到他的福泽；人即使才干很多，只要性情急躁，百姓就会受到他的祸害。西门豹性情急躁，于是佩戴熟牛皮来使自己舒缓。人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气质，才可以治理百姓。○仁厚是第一美德 天性仁厚，是居官的第一美德。近来吾丰有一位父母官满公岱，是满洲人，天性厚道，宽恕而有容人之量，从不寻找百姓的过失，却善于温和抚慰他们。他曾经从春天到冬天，总共只施用杖刑二十下。吾丰是事务繁剧的县，向来被称为难以治理。满公不专事鞭打扑击，政事却也治理得很好。吾丰的狡猾差役，早就惯于剥削百姓，满公不随意施行鞭打扑击，所以百姓不怕差役，差役也无从插手牟利。后来满公因事被弹劾，百姓无论聪明还是愚钝，都为他饮泣。这是满公的性情气度，纯粹出于自然，不是勉强能够做到的，应当把他作为法则。○公正廉洁、慈爱百姓是取得民心的根本 汝州防御使刘审交去世，官吏和百姓到宫阙上书，说刘审交施行仁政，请求把他留葬在汝州，使他们能够奉祀他的□垄，诏令答应了他们。州人相互聚集哭泣，为他举行安葬，并为他建立祠堂，按时祭祀他。太师冯道说：“我曾经做过刘君的僚佐，观察他的施政，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他并不是能够减免租赋、免除徭役，只是推行公正、廉洁、慈爱的心意罢了。这也是众人都能做到的，只是别人不做，唯独刘公做到了，所以汝州人如此爱戴他。由此可见，公正廉洁而又慈爱，是取得民心的根本。只是如果公正廉洁而不慈爱，百姓就不会亲附我。” ○去任后百姓思念的碑 北方有很多去思碑。凡是街市、集镇，到处都有这种碑，都是官员离任以后，百姓思念他的德行，于是立碑来记载。每当我经过，总要仔细查看。大多写着“仁廉父母某”，否则写“仁明”，否则写“仁惠”，否则写“仁爱”，否则写“仁慈”，从来没有歌颂他严厉的。由此可以知道，民情所亲附的是什么。仁，是万物赖以寄托生命的东西，也是自己赖以生存的东西，所以各种果实的果核都叫“仁”，因为其中有生长的道理。反过来就是伤害生机。那么致力于行仁的人，难道只是使百姓得到他的福泽吗？○戒石铭 宋绍兴年间，采用黄山谷所书写的《戒石铭》，颁发给州县，命令刻在石上。文字是：“你的俸禄，都是百姓的膏脂；下层百姓容易受虐待，上天却难以欺骗。”后两句也是蜀地孟昶所颁布的官箴中的话。从前我在会同时，那块石碑还巍然立在官署后面。我每次抚摸着碑文阅读，都不禁流下眼泪：怎么敢凭借一日的官长身份，就同百姓结怨而获罪于上天呢？○报告收成 凡是报告收成，大体都是庄稼还在田里时，观察其情形，斟酌确定成数，并不是要等庄稼收割入场以后，才开始查验报告。比如已经报告以后，突然受到风雹和过量雨水的伤害，实际收成同先前报告的数目相差很远，就应当仰体圣主孜孜不倦拯救百姓的心意，把先前丰收、后来遭灾的情形补充报告。如果为了维护先前的报告而隐瞒灾情，导致圣主救济饥民、援救溺民的恩泽不能下达到百姓那里，那就是罪人了。即使还有其他善行，又怎么能够自我挽救呢？○赈济饥民的方法 滕元发任郓州知州时，淮南、京东发生饥荒。元发担心流民将要到来，聚集在一起会酿成疫病，于是估量城外的营地，晓谕富裕人家出力建造席棚房屋，一夜之间建成二千五百间，水井、灶具和器用全都齐备。百姓到来时，就像回到家一样，总共救活了五万人。富郑公任青州知州时，河朔发生大水，流民前来求食。富公劝导辖区百姓拿出粮食，再用官府仓廪的粮食补充，得到公私房舍数万区，把流民分散安置；选择老弱病瘦者供给粮食。山林、陂泽中可以用来谋生的物产，听任流民取用。第二年麦子大熟，百姓各自按照路程远近领取粮食回去，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赈济饥民，通常都是煮粥给他们吃，但这样做的弊害反而更多。煮粥不可能随到随给；如果随到随给，已经领到的人一定会再次来，而官府又无法供应，势必设置粥厂。来的人被关在厂内，等人到齐以后才放出来发给粥，免不了拥挤践踏和等候的痛苦，这是第一种弊害。来求食的人多，粥就难以及时煮好，往往不到中午不能领到，甚至有人一整天都领不到，而饥民已经奄奄一息，这是第二种弊害。被关在厂中等候一整天，得到的不过是一碗粥，不能凭剩余的力气到别处寻找食物，这是第三种弊害。煮的粥既然很多，先煮好的就会变冷；百姓既已患饥饿，又要患冷粥之害，这是第四种弊害。饥民聚集在一起，人的气息熏蒸，必定会发生大疫，这是第五种弊害。既然发放粥食，听到消息赶来的人一定很多，也必然要增设粥厂；所有粥厂的灶具、器物、柴薪、用水和役夫，官府都不容易筹办，而胥吏又会借机侵吞渔利，这是第六种弊害。若选择空房，或者建造席棚，把流民分散安置，用大小册子登记他们，隔几天前去一次，给他们发放粮食，其好处也更多。没有等候、拥挤、践踏的劳累，这是第一种好处；没有有人得不到食物、有人受到偏漏的忧患，这是第二种好处；没有因吃冷食而生病、因人气熏蒸而发生疫病的忧患，这是第三种好处；百姓得到官米，可以煮粥，也可以做饭，节省安排，按时食用，全都可以自行方便，不必等到中午以后才能得到，这是第四种好处；分散安置以后，还可以采摘野菜，或者另行寻找食物，用来补助官府赈济的不足，这是第五种好处；官府没有粥厂、灶具、器物、柴薪、用水和役夫的费用，吏役也不能从中侵吞渔利，这是第六种好处。由此确实知道，二位公所采用的赈济饥民方法，真是万世不变的良法。○斟酌米价 凡是遇到米价昂贵，处置必须有办法。如果本地米粮充足，不依靠外地米粮，就应当降价；如果不降价，富户囤积居奇，百姓就会难以吃饭。如果地方靠近水运要道，必须依靠外地米粮，就不应当突然降价；突然降价，米商就会裹足不前，百姓吃饭反而更加困难。文潞国在成都时，米价飞涨，于是就在靠近城门的地方设十八处，降价平粜，第二天米价就降了下来。赵清献在越州时，两浙发生旱灾和蝗灾，米价猛涨，饿死的人接连不断。各州都在道路上张榜，禁止人抬高米价；赵公却独自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张榜，命令有米的人提高价格出售。于是米商纷纷聚集而来，米价反而更加下降。二位公所采取的做法，像水和火一样完全不同，却都取得了成效，这是因为蜀地米粮充足，不依靠外地米粮；越地米粮不足，必须依靠外地米粮的缘故。○赈济饥民以接近百姓为主 隋代度支尚书长孙平上奏，命令民间每年秋天每家拿出粟、麦一石以下，按贫富分等，储存在本社，委托社司检查管理，以备荒年使用，名叫“义仓”。这就是社仓之法的起源。赈济饥民应当以接近百姓为主。粮食储存在州县，能够救济到的人就少，施惠也不均；储存在四邻之地，能够救济到的人就多，施惠也广。因此，社仓惠及百姓，比常平仓更为优胜。○分乡平粜

译刘清之任万安丞时，江右发生大灾荒，州县商议降低常平米的价格。刘清之说：“这种恩惠不过能达到三十里以内，不能及于远处，乡民一定会有人饿死。我有一个办法，使富裕人家得到钱，使贫苦百姓得到米，两方面都便利。”于是请求把境内土地平均分为八个区域，让有粮食的人分别赈济本乡，由官府主持，筹划安排并加以防范管理，百姓非常依赖这项措施。由此想到，凡是年成凶荒而分散赈济，本来就应当分乡储米，以方便百姓。如果达不到常规赈济的标准，粮价昂贵而百姓饥饿，就应劝告富户分乡平价出售，或者分路运送常平仓粮食来补充，使百姓就近得到实际恩惠。刘公的方法实在高明，只看救济百姓的人怎样运用罢了。○变通平粜的方法 徐九思任句容县知县时，年成不好，粮价暴涨。巡抚发放仓粮数百石，让官府平价出售，并把米价偿还给官府。徐九思说：“来买粮的都是豪强，贫民即使按平价也买不起。”于是按时价出售其中一半，把所得价钱偿还官府；用剩下的粮食煮粥给饥民吃，救活了很多人。此事载于《明史》。由此想到，近来州县平价出售粮食，都只是奉行旧例；能够买到的，不是囤积粮食的人家，就是靠近城里的富户。贫民没有钱，价格即使平也买不起；弱者挤不过别人，等候一整天也买不到；距离城远的人知道轮不到自己，也不来购买。遇到粮价昂贵、百姓饥饿时，徐公的方法确实可以仿行。事情虽然违背常例，但只要能救济百姓，而且官府不从中染指，上级一定会体谅宽宥；即使不能这样，因而遭到弹劾谴责，也是官员的罪过、百姓的福气，又何必吝惜呢？○虚张声势以劝导平粜 令狐文公被任命为兖州知州时，境内正逢旱灾，米价很高。迎接他的官吏到了以后，令狐公首先询问米价多少、州中有多少仓库。问完后，他屈指计算说：“原来的价格是多少，四座仓库各自拿出多少米，定价出售，这样就可以赈济救援了。”左右的人听到这些话，把传言传到郡中，富人竞相拿出自己储藏的粮食，物价顿时平稳。毕仲游任耀州知州时，年成大旱。毕仲游在百姓尚未饥饿之前，就向境内张贴告示说：“郡中赈济施舍和平价出售粮食若干万石。”其实是故意虚张数目。富户知道官府已有准备，也相互劝说打开粮仓。前来求食的百姓有七十余万口，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乡里。这两位公虚张声势来劝导平粜，真是仁慈的办法。○用官府钱财运送采购粮食 辛弃疾任隆兴府知府时，江右发生大饥荒。他命令把官府所有的钱财和银器都拿出来，召集官吏、儒生、商人和百姓，各自举荐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酌量借给钱物，让他们运送采购粮食，不收取利息，约定一个月期满时运到城下，再发卖出去。于是装粮食的船只接连而来，粮价自行下降，百姓依靠此举得以渡过灾荒。此事见于《宋史》。由此想到，生兹 在这个圣明的时代，每逢局部灾害，圣主都孜孜不倦地为百姓操劳，施救越来越多，从不停止，所耗费的金银无法计数，实在是前代史书中从未有过的。只是有时灾害尚未形成，不符合赈济的常规，而粮价偶然上涨，百姓吃饭十分困难，这时就只能借用官府的钱，分路采购，米买得多了，价格自然降低；收到米价后仍然可以归还公款。近来如陈公在苏州时，陈公榕门在江西时，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对地方的益处不小。○查核灾情必须亲自到达灾区乡里 朱子任浙东提举时，年成大饥荒，巡视所辖地区，穷山深谷没有不到的地方，亲自抚慰询问、存恤百姓，救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刘清之任万安县丞时，江右发生大灾荒，郡里发文让他察看旱情，刘清之徒步走过田间小路，亲自同百姓接触，凡应当蠲免的事项，都确实掌握了实际情况。李道传任江东提举时，年成大旱，李道传分别赈济池、宣、徽三州，在严冬冒着风雪行走，即使深村穷谷也一定到达，依靠他而得以保全生命的人很多。遇到事情勇于前往，本来就是州县官的职责，何况受灾地区万民的生命悬于呼吸之间，怎么可以苟且安逸呢？必须亲自到达灾区乡里，了解真实情况，然后胥吏、差役和里保才没有机会施行奸弊，灾民才能真正得到实际的恩惠。○查核赈济最难 发放赈粮并不难，查核赈济最难；查核赈济本身并不难，做到既不滥给又不遗漏最难。因为滥给会损害财力，遗漏会伤害百姓；做到不滥给、不遗漏，才是办理赈济的关键。办法在于受灾初期，印官不怕烦苦，亲自走遍乡庄，与邻保一同逐户查验：询问人口，询问田亩，询问谋生情况，观察房屋，观察成年男子，观察牲畜，亲自记录在册，分别哪些人应当赈济，哪些人不应当赈济；在应当赈济的人中，又斟酌区分最贫困和次贫困，丝毫不差。那些没有被列入的人，也就心服了。之所以既不伤害百姓，也不损害财力，施行顺当而没有抵触，是因为查验确实。不过，与其失之过严，宁可失之过宽，这也是查核赈济的人不可不知道的。○善于劝导赈济 林概任长兴县知县时，年成大饥荒，富人封闭粮食不出售，以等待抬价。林概拿出自己的俸禄和粮食放在庭院中，诱导地方豪强捐出数千石粮食，用来供养饥民。赵阅道任赵州知州时，年成大歉收，赵公召集富民，用赈济的道理劝导他们，亲自解下腰间的金带放在庭院中。于是施舍的人云集而来，救活了很多人。这两位公善于劝导赈济，又能以自身行动倡导，所以百姓乐于听从，竟能做到这样。○安定富民 《周礼》说，大司徒用六种保息之法养育万民，第六项就是“安富”，意思是有富裕百姓，就要设法使他们安定。后世人心浇薄，地方上有富民，乡里就嫉妒他们，豪强就欺侮他们，盗贼就抢劫他们，房族就侵占欺骗他们；有事到官府办理，胥吏又敲诈勒索他们，能够自立的很少。所希望于上位者的，就是极力保护他们、使他们保全。如果不能平心静气地观察事理，专门以打击富户、扶植贫民为务，不只是违背《周官》的本意，也可以说是不通达时势变化了。○对富民无礼，遇到紧急事情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地方上有富民，是贫民的福气，不只是贫民的福气，也是官府的福气。如果平日以恩德对待他们，以礼貌优待他们，突然遇到年成凶荒、粮价昂贵，亭子倒塌、桥梁倾毁，他们一定会乐意捐助，以响应官府的号召，对地方的好处不小。这不是官府的福气又是什么呢？如果平日接待他们没有礼貌，遇到事情又故意压制他们而结下怨恨，那么一旦有缓急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即使劝说他们，他们也不会听从。○对强者要用德行安抚 袁绍问陈元方：“你们家住在太□，远近都称道你。你是怎样施政的？”元方说：“对强者用德来安抚，对弱者用仁来抚养。对弱者用仁抚养，是人人都知道的；对强者用德安抚，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看见别人强大，便逞威风去压服他，这是庸俗官吏的常态罢了。归根到底，都是内在不足。内在充足，就能使他们在我的尺度范围内活动，化去他们桀骜不驯的气势，使他们不敢逞强。吕文清说：仁人所处之地，能够把虎狼变成人类那样。比如老虎不进入境内、不伤害生物之类，虎狼尚且能够感化，何况人呢？用什么感化他们？只是用德来安抚罢了。” 恭敬可以制服勇悍之人。

译子路治理蒲地。蒲地有许多壮士，难以治理，便向孔子请教。孔子说：“恭敬可以制服勇悍。壮士固然强壮有力，但恭敬可以使他们服从。他们既然感受到我的诚意，我也乐于接受他们的顺服；人与人之间，难道不是安泰而且从容有余吗？反过来，如果用武力制服他们，他们也会用武力回应，这就是双方较量。双方较量，就不能单独取胜；即使勉强胜过他们，也只是胜了而已，必定要费很大周折。” 误用了“不畏强御”这句话。史书所载的循吏很多。慈祥的人可以作为榜样，刚强好胜的人却不值得效法。现在的人只是误用了“不畏强御”这句话。凡是绅士、富室有事到官府来，反而一定更加严厉地打击他们，却不知道我只应平心静气地观察事理，以谦恭态度待人；弊端消除，风气清明，人自然会服从。这就是所谓不发怒而威势胜过刑罚。孟子说：“治理政事并不难，只要不得罪豪门大族。”《泰誓》说：“虐待我们，我们就把他当作仇敌。”怎么能做百姓的父母官，却使本地有声望的人和豪门大族把自己视为仇敌呢？以仁慈之心推行有弊病的政事。何远任东阳太守，把贫弱细民看作子弟，把疾病和强暴的富户看作仇敌，因而受到受罚者的诽谤，最终获罪免官。海刚峰任应天巡抚，摧抑豪强，抚恤穷弱；贫民的田地被富室侵占的，大多夺回归还。豪强中有势力的人，甚至逃到其他郡去躲避；但奸民又多乘机告发诬陷，所以故家大姓时常有被诬告、蒙受冤屈的，由此产生怨恨，终于招来台谏官的弹劾。这两位公都以铲除强暴、扶助弱者为仁心，但施行时出于一偏，所以是用仁心推行有弊病的政事。张南轩说：“处理政事首先必须使内心平正；内心不平，即使是好事也会做错。比如抑制强者、扶助弱者，难道不是好事吗？却往往正是在这里做错了。应当像明镜一样，漂亮的自会显得漂亮，丑陋的自会显得丑陋，和我有什么关系？”这真是通达治道的话，可以用来纠正偏失。要敢于对付不善之人。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请教政事。蹇老说：“要忠诚信实而且敢作敢为。”安于问：“敢作敢为表现在什么地方？”蹇老说：“敢于对付不善之人。危害禾苗的东西不除去，良苗就不能生长；不善之人不除去，就是良民的祸害。古代治理政事的人，虽然崇尚宽恕，但对于豪强大族中危害百姓的人，必定铲除并驱逐；即使是天子所宠爱尊贵的人，也绝不稍加宽容。这有什么不敢的呢？只是如今生在圣明时代，没有特别大的奸恶之人，急切地成为百姓祸害的，也就是所谓横行当道的豺狼。若是在十户人家的小邑里，靠代写诉状谋生；在三家村中，逞强耍横来占便宜的，不过是狐狸罢了。用清明来治理他们，用德意使他们缓服，他们自然会蜷伏起来不敢妄动，又哪里用得着我去逞强呢？” 尊敬老人。《周礼·大司徒》说，用六种保养休息的方法养育万民，第二项就是养老。《王制》说，三王养老，都根据年纪区别对待。《祭义》说，虞、夏、殷、周所尊崇的对象虽有不同，但都崇尚尊重年长者。因此，养老的礼仪有乡学、国学的区别；优待老人的制度，则有不服劳役、不参加军役、不参与宾客接待、不从事政务等不同规定。古代先哲圣王勤勉不懈地敬养老人到了这种程度。庸俗官吏不懂得尊长的道理，遇到老人如同对待普通百姓一样，不加区别；遇到事情有时还加以斥责侮辱。仅凭这一点，就已经看出他不懂治道了。向年高有德者询问。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每次召见年长者，都请他们入座，询问政事的得失。张横渠任云岩县令时，每月初一都准备酒食，召集乡里的年长者在庭院会聚，亲自向他们敬酒酬答，询问百姓的疾苦，并且使人懂得养老敬长的道理。潘德麟任江东提举时，巡视所属各地所经过的地方，都请父老来接见，询问民间疾苦以及吏治的得失。做县令的如果能够每月初一召集城近的父老，恭敬礼待，询问一个月来施政的得失以及哪些事情应当兴办、哪些事情应当革除；如果因事到乡里去，父老前来迎接，就坐下来询问一乡的事情，这对政务必定大有帮助。礼待士人。士人是百姓中的优秀者，是不同于普通百姓的人。正因为他们比常人高出一等，所以应当区别对待，这样士气就会振作。《甫田》诗说，公卿到南田去，在众多耕耘的人中，一定把杰出士人请出来慰劳，这就是把他们区别对待。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应当以谦虚宽厚的态度接待士人，以礼貌优待他们；有涉讼的，就公正处理其事情，也一定要使他们有别于普通百姓。这样即使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期望，士人也不会怨恨。以礼相待，士人就更加谨慎自持；以非礼侮辱士人，士人就更加放纵不羁。礼待一个士人，整个士林都高兴；侮辱一个士人，整个士林都怨恨。这样看来，究竟是谁得到、谁失去呢？”},{ ○不要失去士人的人心。汉代庞参任汉阳太守。郡中有个叫任棠的人，品节非凡，隐居授徒。庞参到任后，先去拜访他，任棠却不和他说话。庞参叹息惋惜后返回。桥元任汉阳太守时，郡中有个叫姜岐的人，恪守道义，隐居不仕。桥元征召他做属吏，他称病不去。桥元大怒，命督邮逼他到任，说：“姜岐如果不来，就催促把他的母亲嫁出去。”当时人们以此讥笑桥元。范史评论说：“庞参亲自实行求贤的礼节，百姓因而喜爱他的政事；桥元倚仗州郡长官的威势，众人因而失去了真实的心情。庞参、桥元都是贤者，同样治理汉阳，只在这一点上做法不同，百姓便有了亲附和背离，史书也有了不同的评价。古语说：‘宁可丧失千金，也不要失去士人的人心。’难道不是这样吗？” ○广泛谋划政事，采纳劝谏 郭伋任并州牧时，聘请、访求年高有德和才智出众的人，设置几杖之礼，早晚同他们参与议论政事。韩延寿先后任淮阳、颍川、东郡太守，每到一处，必定聘请当地贤士，以礼相待，广泛谋议，采纳劝谏。陆馥任相州刺史时，州中有德行高、年资久、素有声望的人，便以朋友之礼相待，向他们询问政事，这样的人共有十人，号称“十善”。宓子贱任单父宰时，把三人当作父亲侍奉，把五人当作兄长侍奉，把十二人当作朋友侍奉；有五个人比宓子贱贤能，他以老师之礼相待并接受他们的教导。因此单父得到大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士人中的贤士对地方的利弊无不周知，同他们商议政事，必定多有收益；但必须是贤者才可以这样做。如果不是贤者，就会借公事谋私利，窃取官府的声势来为自己谋利，那种弊害哪里说得尽呢？○带着笑容，便能兴起美好的风气 古时候，君主对待臣下，有在车上见到臣下就下车、在御座上见到臣下就起身的礼节。大君尚且如此，何况下级官吏呢？我私下认为，士人和老人不是因为办事来拜见我，即使我坐在公堂之上，也可以起身迎接；如果他们经过自己的乡里来迎接我，即使我坐在轿子里，也可以下轿。一点小小的举动，哪里关系到轻重呢？但士人和百姓受到它的恩泽，就像得到多余的润泽一样。带着笑容，便能兴起美好的风气，又何必吝惜而不这样做呢？○搜集讥谤之言来改正过错 毛硕任曹州刺史时，有个书生向他投递书信，言辞涉及诽谤讥刺。属官们都不能忍受，毛硕却请他坐在上座，向他说：“假使我经常听到这些话，也许就能少犯过错。”士人们因此称赞他。古代帝王设置诽谤木，让平民在道路上进谏，让商旅在市场上进谏，无非是想听到批评，以了解政事的过失，并说迁改到善道上去。如今担任州县官，政务纷繁，怎么能没有差错？正应当广泛听取、详细记录众人的言论，用来改正洗涤自己的过失。如果听到诽谤就发怒，那也就违背圣贤之道了。○随时随地询问政事得失

译管仲喜欢听讥刺劝谏的话，萧何设置记录过失的官吏，吕岱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诸葛武侯让群吏指责自己的过失。古人这样孜孜不倦，实在是担心自己一时任意处理事情不恰当，希望从别人那里取得验证，作为日后办事的戒鉴。如今虽然不能把一己的是非拿来向众多属吏验证，但如果小心谨慎，唯恐有所失误，那么随处都可以询问，了解舆论所在并立即改正；对于百姓来说，必定不会有什么违逆之处。○振兴学校 文翁任蜀郡太守时，看到蜀地偏僻鄙陋，便在成都市中大规模修建学校，招收下属县的子弟作为学官弟子，并替他们免除更役和徭役。每次巡视县邑，凡是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学生都让他们随行，使他们传达教令。官吏和百姓见到他们，都觉得光荣，争相来求学，因此教化大为推行。常衮任福建观察使时，起初闽人还不知道学习；常衮到任后，便设置乡校，让他们写作文章，亲自为他们讲解道理，并以宾主平等之礼相待，游观、宴饮时也让他们参加。由此风俗大为改变，每年贡士的数目与内州相等。龚鼎臣任渠州知州时，渠州本来偏僻鄙陋，没有读书求学的人。龚鼎臣向朝廷请求，建立庙学，选取县中子弟为生员，每天讲说，并制定考课学习的办法，百姓受到很大鼓励，开始有了考中科举的人。这些都是能够振兴学校、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人。○教导士人读书作文 刘宽任南阳太守时，每次巡视县邑，停留在亭传，便常常召集处士和生员，拿着经书面对面讲论。高智周任寿州刺史时，每次巡视所属地区，先拜见生员，询问经义。程明道任晋城县令时，各乡都有学校，有空闲便亲自前往；儿童所读的书，他亲自为他们校正句读。朱子任南康军知军时，每逢休假，便去白鹿洞书院，同生员讲论。担任州县官，对于州县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应当做的；不只是应当在城中设置义学、督课生徒，凡是因公务经过乡村，也应当进入乡塾，教士人读书作文，这同样是职责范围内应做的事。○敬养老人、尊敬士人的效果 敬养老人，是为了使百姓兴起孝道。我尊敬他的父亲，他怎么能不以孝道侍奉父亲呢？所以，不只是老人来拜见时应当以礼接待；即使有百岁老人，也可以到他家中拜见。尊敬士人，是为了使百姓兴起良好的品行。我尊敬他作为士人，百姓怎么能不以此为追求，努力修养士人的品行呢？所以，不只是贤士来拜见时应当以礼接待；有贤能而隐居的人，也可以到他家中拜见。人之常情是，尊敬他的父亲，儿子就高兴；尊敬他的兄长，弟弟就高兴；尊敬一个人，千万人都会高兴。处在这个地方，却能使一方之人没有不高兴的，声名广泛传播，难道不是美事吗？然而实行这件事的方法极其简约，不过是尊敬罢了。○杖打士人所造成的过失 都昌人江璘，是文忠公万里的祖父。他的邻居有个史知县，夸耀自己能够杖打喧闹强悍的士人。江璘低头不答，回家后对儿子说：“史家的祖父本来是贫寒的士人，如今做了官，却以杖打士人为乐，我心里对此不能释然。如果果真如此，史氏将来恐怕不会昌盛，你要以此为戒。”当天晚上，儿媳陈氏梦见一个贵人进入他家，说：“因为你家家长有好的言论，所以我特意前来。”不久陈氏怀孕，生下了文忠公万里。要知道，江璘明白杖打士人是不对的，并用这件事告诫儿子，竟足以感动上天而使他的后代昌盛。既然如此，那么杖打士人的过失哪里说得尽呢？从前有人说，蔡京即使被远远流放也不值得惋惜，值得惋惜的是他曾任宰相；士人即使喧闹强悍也不值得惋惜，值得士林惋惜的是，恐怕会因此伤害同类。当世那些以强悍著称的县令，对于强悍的士人，必定要用强悍压服他们，甚至亲自鞭打他们，还说：“我是在教训告诫你。”以一县之长却做皂隶所做的事，也实在可耻。○优厚礼遇有学问、有品行、有节操、有孝行的人 郑袤任济阴太守时，一到任便表彰孝子悌弟，敬重礼遇贤能的人。王希吕治理郡县时，敬重礼遇有文学、品行端正的士人。程迥所任职的县，凡是有隐德潜善的人，必定表彰并推荐出来，以此激励风俗。凡是治理一方，都要询问当地有学问、有品行、喜爱行善、乐于施舍的人，以及孝子、节妇，记下他们的居住之处，每年慰问一次。每当因公经过他们的乡里，就召见这些人，并连同节妇的儿子一起慰劳。对于士人和老人，依照宾客之礼同他们相待；他们家中有人参加考试，就提高其名次；逢年过节祭祀时，还常常赠送祭肉给他们，以振作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不同于普通人。这也是阐明和发扬风教的一种方式。○上下之间的情意必须相通 凡是上下之间的情意，能够相通就能治理好，不能相通就治理不好。比如官府有所施行，若不被吏役阻隔，能够传达给百姓；百姓有所诉求，若不被吏役阻隔，能够当面传达给官府，这就是上下情意相通，也就是治理得好。又如官府有所施行，却不能把施行的意图传达给百姓；百姓有所诉求，却不能把所诉说的情况当面传达给官府，这就是上下情意不通，也就是治理不好。《大易》的道理说，上下相交就是泰卦，上下不交就是否卦。我私下认为，治理一个县邑，也有泰和否的区别。○用农家乡里的话安慰百姓 刘宽先后主持三个郡的政务，每次巡视县邑，见到父老，便用农家乡里的话安慰他们。公孙景茂任道州刺史时，常常只骑一匹马巡视百姓人家，进入家中查看百姓的产业。赵汝愚任江南转运判官时，常乘轻车奔驰在田野之间，访察百姓的疾苦。周忱巡抚江南时，曾经撤去随从车马，进入田野，和村夫野老交谈，询问百姓的疾苦。每到一处坐下，就让百姓聚集来说，只怕他们不能把情况全部说尽。《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这四位官员都做到了这一点。○把教化作为根本 治理政事要以教化为根本，只要随着人的情况、事情的需要、当时的时势和所在的地方，恳切地反复教诲，百姓自然会受到感化。这就是所说的，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化更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与鞭打惩罚的效果相比，二者有天壤之别。秦懿伯任山阳太守时，用礼教导百姓，设置四条诫令来确定交往、亲疏、长幼之间的礼节。张谭任和宁县令时，百姓有过错，就命令他们诵读《孝经》和《忠臣孝子传》，用来训导他们。程明道先生任晋城县令时，百姓因事情来到县邑，必定告诫他们孝、悌、忠、信，告诉他们在家应当怎样侍奉父兄，出外应当怎样侍奉长上。冯伉任醴泉县令时，撰写《谕蒙十四篇》，大意是阐明忠孝仁义，劝人学习，致力务农；每乡发给一卷，让他们传习。刘清之任衡州通判时，编写了一部《谕民书》，大致讲畏惧上天、积累善行、勤劳尽力、致力根本、侍奉父母、和睦宗族、教育子女、祭祀祖先、谨慎修身、节约用度、利益万物、救济他人，文辞和意义质朴直白，简明而容易遵行。每家都有这部书，不合礼法的诉讼，日渐减少。这些都是善于教化的人。○替百姓作长远打算 张忠定公任崇阳县知县时，百姓以种茶为业。他说：“茶的利润很厚，官府将来会专卖它，不如及早另作安排。”于是命令百姓拔掉茶树，改种桑树。百姓起初认为很苦，后来官府专卖茶叶，其他县都失去了生计，而崇阳的桑树每年多至织成绢一百万匹。吴履任潍州知州时，山东军队常常用牛羊代替秋税。吴履和百姓商议说：“牛羊有死亡、瘦弱的忧患，不如缴纳粮食方便。”后来上级官府命令百姓把牛羊送到陕西，其他地方的百姓大多因此倾家荡产，只有潍州百姓得以保全。这两位官员都是这样勤勤恳恳地替百姓深思远虑。○替百姓兴办有利之事

译杜诗任南阳太守时，减省爱护百姓的劳役，制造水排。王方翼任夏州都督时，正逢牛发生瘟疫，百姓荒废田地耕作；王方翼制定两牛并耕的方法，设置机键，使劳力减少而功效增加。戴叔伦任抚州刺史时，百姓争夺灌溉用水，他便制定均分水量的办法，百姓认为这对地方习俗和生活很便利。程师孟任河东知州时，开渠筑堰，得到良田一万八千顷，又汇集这些事编成《水利图经》，颁发给各州县。这几件事都是善于替百姓兴办有利之事的做法。○善于补足地方所欠缺的方面 凡是到一个地方任职，都应当考察当地缺少什么，赶紧加以补足，使百姓有所受益、有所依靠。任延担任九真太守时，当地习俗以射猎为业，不懂得用牛耕田，百姓常常到交趾买粮，每每因此陷入困乏。任延于是下令铸造制作田间农具，教百姓开垦田地；年年扩大耕地，百姓便丰足有余。韦丹担任江南西道观察使时，当地百姓不知道建造瓦屋，只用草盖屋、竹子作椽，地方上又多发生火灾。韦丹召来工匠，教百姓烧制陶瓦；能够建屋的人，就由官府发给瓦，按实际费用计算，不收取赢余。火灾之患于是平息。崔实担任五原太守时，五原的土地适宜种麻和枲麻，但当地习俗不知道纺织，百姓冬天没有衣服，便积聚细草，睡在草中；见到官吏时，就穿着草衣出来。崔实到任后，斥卖储藏的物资，制作纺织、练缊等器具来教导百姓，百姓得以免受寒冷困苦。刘善明担任海陵太守时，辖境靠近海边，没有树木；刘善明督促百姓种植榆树、槚树和各种果树，终于获得了这些树木带来的利益。这几件事，都是善于补足地方所欠缺的方面，因此使百姓广泛受益。○替百姓节省钱财 朱恭简英曾经说：每当替百姓省下一文钱，回到屋里时，精神气色便顿觉爽快。幸而生在圣明的时代，没有哪项政事不能兴办，也没有什么大利可兴办；只是替百姓省下一文钱，百姓就能得到一文钱的利益。比如征收钱粮漕运时，就应当彻底清理，来节省损耗和额外费用；审理诉讼案件时，就应当迅速审结，来杜绝无谓的花费；对胥吏有所禁约，不让他们贪赃；百姓所需的蔬菜、柴薪，不要压低价格；凡是官府不应向民间取办的物料，都不征取；乡里中断绝票差追呼。时时把这些放在心上，自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有所裨益。这是今天治理百姓的人最首要的事务。○不要因游乐之事耗费民力 蔡君谟任福州知州时，上元日下令每户百姓点七盏灯。陈烈制作了一盏大灯，灯身长一丈多，上面大字写道：“富人点一盏灯，等于太仓里的一粒粟；穷人点一盏灯，父子只能相对哭泣。风流的太守，你知道不知道？还遗憾笙歌没有美妙的曲子。”君谟看见后，立即掉转车驾，停止了点灯。凡是因游乐之事耗费民力的，都是不对的。那么，像上元节张灯这样的事，应当禁止吗？不必禁止。顺应当地习俗，而官府不去偏好和提倡它，百姓就不会争相攀比、耗费钱财了。○义渡 县境内有渡口，这是官府应办的事；如果再加以经营管理，行路就方便了。从前我在芷江时，那里有晃州驿、便水驿两个渡口，是通往滇、黔的要道，行人络绎不绝。虽然设置了渡夫并发给工食，但管理渡口的人常常以收入不够为借口，强行收取渡钱；两处驿站的驿卒又借机从中取利，出面撑船，于是肆意成为行路人的负担。即使屡次下令禁止，也不能制止。辛酉年，安排僧人悟透担任募捐首领，筹得的钱财很丰厚；又慎重选择十名士绅耆老，负责经营义渡事务。在各渡口附近分别购买民田，用田产收入供给船夫生活，称为“渡田”。并在河岸立碑，永远不得向行人牟取钱财。这样，渡口的祸害就停止了。火巷 凡是人口和房屋密集的地方，必然容易发生火灾。从前我在会同时，所属的洪江是辰州、沅州一带的大集市。那里依山临河，地面狭窄而人口密集，临河岸的人家层层建楼居住，每逢失火便无法扑灭，以至整个集市都被烧成灰烬。甲寅年发生火灾时，我前往勘察灾情，只见有高墙的人家还巍然留存。我询问集市居民，他们都说：“火怕墙。”于是我倡议修建火巷，并发动捐款，选择士绅耆老主持此事。市民出地基修建火巷，中间留空，旁边砌筑墙壁，共修了几处。这样，火势蔓延的势头也稍稍减弱了。听说后来任职此地的官员又增加修建，市民这才稍稍能够安睡了。收取钱粮和税契 凡是官府同百姓发生交易的事情，最容易滋生弊端。比如收取钱粮、收取税契，都是官府同百姓进行的交易。从前我在芷江时，只有这两件事很有利于百姓，至今想来也无愧于心。收取钱粮时，在各城门设置木几、秤、夹剪各一件，命纳户在城门下称量确定数额，写明里、户和应纳银数，由纳户自行封好投入柜中。银子不拘是否成锭，只要成色足，即使是碎银也收取；告示百姓不得多交一厘，也不得少交一厘，百姓竟然没有少交的。收取税契时，设置木桶一具，严密封好，只在桶盖上开孔，放在厅堂中，命百姓把封好的银子和契纸投入桶内。规定每月三、六、九日办理，辰时开桶，午时收桶，未时当堂发还契纸。百姓觉得很方便。这两件事实行起来都有效果，特记在这里，作为后来者的办法。催征赋税而不扰民 催征赋税没有别的诀窍，不扰民就是最好的办法。所谓“催科不扰”，就是在催征赋税的过程中同时安抚和教养百姓。寇莱公任巴东、成安两县知县时，每逢征收赋役的期限，从来不随意发出符檄文书，只把乡里和姓名写出，张贴在县衙门上，百姓没有谁敢逾期。杨诚斋任奉新县知县时，禁止追捕催办的差役进入乡里；有拖欠赋税的百姓，就把他们的姓名张贴在市中，百姓便喧呼着催促他们，赋税自然就收足了。叶公衡任于潜县知县时，预先规定征税期限，张榜于县门，让里正告知百姓，不派一个差役，百姓却争先恐后地缴纳赋税。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扰民罢了。从前我在楚南任职时，所到的各县都有里差，每里每年派一人负责催征，并要求他完成数额，于是需索、挪用和侵吞的弊端就发生了。我所到之处，都革除了里差，只命各保长敲锣传告催征，赋税也没有耽误。在这样的圣人之世，难道还有不踊跃输纳赋税的百姓吗？扰民固然也能使他们缴纳，不扰民同样能使他们缴纳，只是往往被书差的做法耽误了，于是多出这一层扰害。慎重使用票差 发票派差应当慎重。凡是一张票发往乡里，百姓必然会有所花费。俗话说：“官府一点朱砂，百姓一点鲜血。”我历任州县时，每当书吏呈上票签请我签押，我总是手握笔管，犹豫不决，十张中有八九张要压下不发。曾经按照往年惯例，在河神庙演戏，发票征调修造戏台的人很多。我说：“一座小小的戏台，动员木工、席工、绸布工、夫役等，竟要涉及十多个行业，这难道是河神所喜欢的吗？”一名保长请求说：“河神庙东边有一座某庙，那里旧有戏台，可以在那里演戏，请河神前往观看就行了。”我说：“好。替百姓爱惜劳力，也是神明所赞许的。”后来便把这作为惯例。慎重兴办工程 《春秋》记载各国有兴办工程的事情，是因为重视民力。凡是兴办工程，必然要动员众人；动员众人的事情不容易办，应当慎重。如果人心喜悦，即使动用大众也可以。《易经》说：“豫卦有利于出兵。”出兵是动员众人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兴办工程的方法

译吴江的长桥被烧毁后，绍兴年间县令杨同谋重新修建。他选派十名僧人负责此事，分别劝告上户出资相助，从未委派一个差役，也未摊派一名民夫，桥却终于建成了。瑞州筠阳书院长期废弃，只剩下一片荒地。近来同年生杨公仲兴任瑞州守，请求兴复书院，便命所属各县和绅士劝募捐款，筹得的钱财非常丰厚。委托经厅掌管钱财，学正掌管钥匙，学副掌管封条；又选择许多绅士，负责经营建造堂宇的事务，并主持收支。绅士每十日轮换一次，各自在账册上记下开支，由接替者核查数目后接收。把余款交给质铺，收取利息，作为诸生的膏火费。不仅差役不能染指，官员也从未亲自经手，书院于是建成了。这些都可以作为兴办工程的办法。如果交给平庸的主管官员办理，不知会有多少纷扰，又会有多少侵吞渔利。以身作则，先于百姓 凡有紧急事情需要动用民力时，官员亲自带头，也是鼓舞民气的一种方法。夏侯惇任陈留太守时，发生大旱，又有蝗灾。夏侯惇于是截断太寿水修筑陂塘，亲自背土，率领将士劝导百姓种稻，百姓依靠这件事得到利益。苏文忠任徐州知州时，曹村河决口，洪水汇集到城下，城墙将要毁坏，富裕百姓争着出城躲避洪水。苏公说：“我在这里，洪水决不会冲毁城池。”便驱赶他们重新进城。苏公亲自拄杖来到武卫营，呼唤卒长说：“事情紧急了。你们虽然是禁军，也暂且替我尽力吧。”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水，我们这些人难道敢不效死尽力吗？”于是率领部下出营，修筑东南面的长堤。雨日夜不停，城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三版高。苏公住在堤上，经过自家门口也不进去。堤坝建成后，百姓才安定下来。李聪任饶州知州时，那里发生火灾，李公前往救火，说：“如果延烧的房屋不能断绝，熏天的火势就难以遏制。”于是命人把绳索系在房屋的柱子和栋梁之间，下车带头让百姓用力拖拽。房屋将要倾倒时，百姓害怕伤到他，呼喊着扶持保护他离开。这三件事都是官员以身作则、先于百姓的例子。差役遵循旧例 凡遇到大的差役事务，当地必然有旧例可循。遵循旧例，百姓就会服从，因为那是他们一向习惯的；不遵循旧例，百姓就不会服从，因为那是新创立的办法。新创办的事情，百姓害怕以后会成为惯例，所以不愿服从。差役以田地作为依据 《孟子》说有力役之征，《周礼》说每年用民力三日。既然力役确实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应当按人口计算差役吗？不是，应当以田地作为依据。有田地，就一定有耕种田地的人，可以承担差役；田多则差役多，田少则差役少。这样上下各等户都能承担差役，就没有偏重偏轻的弊病，差役也容易办成。至于没有田地的成年男子，是贫穷的丁口，难道可以役使他们吗？元代白景亮任衢州路总管时，在此以前民间的徭役不以田地为依据，官吏便能够从中上下其手；富裕百姓还勉强有余力，贫弱百姓却无法承受，以至破产失业。白景亮了解其中弊端，开始核查田亩，以此均衡差役，差役轻重一律按照田地多少确定。于是大户小户都感到便利，百姓不劳苦而事情容易办成，其他县也都把它作为法则。由此可见，凡是不得已而有雇役之事，必须让百姓按田地计算，出人承担差役；舍弃这一办法，百姓就无法应付，事情也会受阻。差役要在节省和调剂上下功夫 差役没有不使百姓受累的，只有重视民力，节省开支并加以调剂，使百姓不至于受到严重困扰；同其他地方相比，能做到这样，才是善于办理差役的人。隋代魏德深任贵乡县令时，正值辽东之役，征税名目繁多，百姓不堪承受。魏德深没有竭尽民力，官府所需都能得到满足，而乡里并未受到扰乱。宋代杜祁公衍任永兴军知军时，正值用兵，百姓苦于调发，官吏又借机作奸。杜衍区分安排，筹划办法，按照道路远近放宽期限，使百姓能够依次输送给官府；与其他州相比，节省的钱超过一半。元代申屠致远任寿昌判官时，正值建造征日本的船只，远近骚动不安。申屠致远安排得法，众人因此得以安定。黄文献溍任诸暨判官时，巡海官船按惯例每三年更新一次，费用由官府支出，却向百姓征足；有余钱，主管此事的人就私自占有。溍节省并削减浮费和侵耗，把余钱还给百姓，百姓欢呼着离去。大概只要时时刻刻把爱护百姓记在心上，即使不能完全做到让百姓处处得到便利，也总能有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关键只在于是否有这样的志向。旧制度必须用心实行 凡是州县设立义学、荐举科举人才、举荐节妇孝子、举行乡饮酒礼，以及到任后入学讲书、在朔望日宣讲圣谕，如果只是泛泛地实行，几乎同办理故事一样；如果出于至诚，以精细思考贯穿其中，恭敬认真，使人受到震动，自然就会产生感化民众的作用。旧有习俗中方便百姓的，不要仓促改变 凡是地方旧有的、对百姓便利的习俗，只要没有大的危害，就不可仓促改变。《曲礼》说：“礼要顺应实际情况，政令要依从风俗。”《王制》说：“修明教化，不改变当地风俗；整顿政事，不改变当地适宜的做法。”从来没有说边远地区一定要统一风俗，使它同中原相同。明代永乐年间，平定安南后设置郡县治理，安南很快又发生叛乱；后来又多次平定，最终仍不能安定。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依据当地风俗，而用中国的法制治理，所以百姓不能承受。如果能够依据当地风俗来治理，难道不能重新恢复汉、唐旧日的疆域吗？《易经》革卦的卦辞和六爻，都有慎重行事的意思。凡有所改革，必然强迫人们接受他们不习惯的事，违背人们一向觉得便利的做法；如果不努力纠正，百姓仍旧沿袭旧习而不服从；如果强力纠正，就会增加扰乱，使百姓受到祸害，事情也会因此受阻。所以改革变更之事，是圣人所慎重对待的。革除坏风俗必须有方法 凡是地方上有坏风俗，革除它必须有方法；只是使用刑罚和发布文告，是没有用的。周举任并州刺史时，太原旧有风俗，以介子推被烧死为由，形成了有关龙的禁忌；寒食整整一个月，没有人敢生火做饭，老人和孩子都无法忍受，每年常有许多人死亡。周举到任后，写了一篇吊文，放在介子推的庙里，说隆冬时节禁火会损伤人的性命，并不是贤人的本意；应当恩惠地晓示愚昧百姓，让他们恢复烧火做温食。贾彪任新息县长时，百姓贫穷，很多人不抚养孩子。当时城南有一个强盗劫人的案件，城北有一名妇人杀子的案件。贾彪出门查验，属吏想先审理城南的案件，贾彪说：“强盗伤人，这种事还常有；母子相互残杀，却是违背天理地伦的事。”于是向北行进，查办并依法定罪。几年之间，人们养育孩子的数量达到数千，都说：“这是贾父使他出生的。”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当地风俗害怕疾病，一个人患病，全家都躲避他，病人因此大多死亡。辛公义想改变这种风俗，分派官员巡查所属境内，凡有病人，都用轿子抬到厅堂中。暑月发生疫病时，病人有时达到数百人，厅堂和廊下全都挤满了。辛公义就在病人中间坐下办公，把所得的俸禄全部用来施舍药物，请来医生为他们治疗，亲自察看他们的饮食，于是病人全都痊愈。他召集病人的亲属，劝说道：“死生由命，不是因为相互传染；从前你们遗弃他们，所以他们才死去。” 如今我把病人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在其中坐卧；如果说会相互传染，怎么能不死？你们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各家病人的子孙都惭愧道歉，从此开始互相慈爱。这三件事，是移风易俗中最好的做法。改变坏风俗要像做平常事一样

译凡是民间习俗喜好鬼神之事，是因为认为鬼神能够给人降祸赐福；如果突然禁止，百姓害怕招来灾祸，谣言就会兴起。西门豹治理邺地时，处置为河伯娶妇的习俗，实在痛快。我偶然读到《后汉书》，其中说宋均任九江太守时，所属逡遒县祭祀唐、后二山，众巫师从百姓中夺取女子，替山神充当妻妾，妨碍婚嫁，前后任太守和县令都不敢禁止。宋均命令说，从今以后替山神娶妻，都娶巫师家的女儿，不要扰害良民。这个祸害于是绝迹了。与西门豹投巫入河的事情相比，这种做法既不凶暴而又严厉。改变坏风俗能够像做平常事一样，才是真正好的办法。《图民录》卷四 丰城袁守定，号易斋，著 治理百姓就像医治疾病 诚恳朴实而不浮华 包容荒疏之人和事 不要对愚顽之人愤怒憎恨 官员自我尊贵，反而得不到尊重 善于言辞足以感动人 不要烦琐地发布文告 不要隐瞒上级官员 侍奉上级要恭敬 不拘泥地遵守教令，才是真正善于遵守教令 掌握调停和变通的道理 运用法律中的权宜手段 对狱中囚犯勤加抚慰询问 体恤狱中囚犯 设身处地体察罪人 体恤关怀要细致入微、无所不至 不要虐待无处申诉的人 供给老弱、疾病和无处申诉的百姓食物 敬重百姓，畏惧百姓 百姓即使有鄙陋之处也值得敬重，不可轻慢 连僮仆都称颂恩德，才可以从政 询问当地风俗 了解当地方言 顺应人情 采纳舆论 同百姓有共同的好恶 真正有利于民，真正操守清白 长久能够得到俸禄，大大获得名声 对百姓有恩德，不要把它当作向百姓自我标榜、邀买名声的资本。要战战兢兢、警惕自励。阅读邸报会有所裨益。办理案件，只是依据情理来裁量。律法的根本在于经术。律和例必须熟练掌握。不要仓促把人送下尸场。要用经术来润饰吏治事务。不要以被视为俗吏为嫌。不要一心希求做大官。循良之吏必须长期任职。身居这个官职，就要想着为这个职务而死。要以国事为重而忘却家事。处理事情一定要沉着镇定。这是辨别大器与小器的问题。即使治理一个县，也有调和治理的办法。任官处事，没有比公平更重要的。只要有真心和实际政绩，各种应有的成效自然都会到来。精诚达到极点，连上天也会随之响应。这就是天人感应迅速应验的道理。端正自身，是治理百姓的根本。言语和行动不能不谨慎。口中没有恶毒的话。眼睛不作邪妄的视线。做官时不能荒废学习。仕途宽裕有余暇的时候。历练。历练以后，更应当好好读书。学习，就能听闻并认识道理。○治理百姓如同治病 欧阳公说：“治理百姓如同治病。有一类医生，仆人和马匹都很鲜明体面，进退举止合乎法度，按着医书讲述病症，口才流利得像倒水一样，可是病人服药却不见效。另有一个贫穷的医生，没有仆人和马匹，举止生疏，也不能应对答话，病人服了他的药却立即见效。治理百姓的官吏，也正是这样。他即使质朴而不足称道，谨慎少言而不善言辞，只要对百姓有利，就是好官了。何必一定要穿着漂亮的官服，摆出官样，操着官腔，然后才称得上是官呢？” ○忠厚恳挚而不事华饰 仕途中有一种习气，俗称“排场”，也叫“讲款”。比如衣服合时，进退合乎法度，仆从都很俊秀，饮食精美，器皿精巧，轿子和伞具整齐，应对便利周到，书信往来殷勤，这些都所谓排场。然而讲究排场的人，内里往往不足，心思都用在这些事情上，就一定不能尽心于民政。汉章帝的诏书说：“安静的官吏，忠厚恳挚而不事华饰。”只要能够做到忠厚恳挚而不事华饰，便是好的征兆了。○包容荒疏 治理百姓的人一定要有包容荒疏的度量。礼貌和言辞，哪里可以拿来责求那些愚昧的百姓呢？凡是叉开双腿而坐、没有礼貌，或言语冒犯的情况，各处都有。只要装作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宽容过去，也就没有事情了。如果因为他们不顺从而发怒，用鞭子棍棒打他们，就是和百姓结仇，也是显示自己气量狭小，反而更加失掉自己的立场。我曾听说长沙令某天夜里出街，百姓正在请僧人登台高声诵唱，举行佛事，恰好传呼声到了。僧众起身站立，收住声音，乐器也停了，端正地坐着。僧人身材矮小，虽然站了起来，袈裟却还压在座位上，没有垂落下来。县令以为他没有起身，便把他拽下来，重重杖打。僧人穿着法衣、戴着法冠，身体曲折地倒在地上。打完以后，众僧跪下请罪。县令说：‘为什么见到官长还不起身？’众僧说：‘他确实起身了，只是身材矮小，看起来像坐着罢了。’县令转怒为惭，放了他离去。又有一位大官到善化南乡劝农，监司以下的官员都聚集在那里。将要散去时，发馒头，一名村农强行夺取了一枚。一个胥吏从他手里夺回，农民不给，摆出拒捕争斗的样子。大官发怒，命令捉拿他。农民在田间小路中奔逃，追赶没有捉到。大官更加恼怒，命令标下的兵骑追捕。越过十几重山谷，农民精疲力竭，才被抓住。到达后，便重重杖打，给他戴上大枷。农民在枷下哭泣。这两件事说起来最可笑，都是因为气量狭小、性情急躁，不懂得包容荒疏的道理。○不要对顽劣的人愤怒憎恨 韩治，是魏公的后代。他曾和同僚相处时遇到一个凶悍暴躁的士卒，众人都对他发怒，韩治却不理会，神情像平时一样凝定，慢慢说道：‘不要对顽劣的人愤怒憎恨。情状可恶、能激起人的愤怒，这正是顽劣之处，而且尚且不该憎恨，何况愚昧的百姓呢？’我曾见过有官员经过时，百姓没有起身，或者有人冲撞了官员的道路。这是愚昧的百姓，官员却责罚他们，就是和愚昧的人争较。官员竟和愚昧的人争较，官员也就愚昧了。○官员自己尊贵，反而不会受人尊重 百姓尊重官员，官员才尊贵；官员自己抬高自己，反而不会受人尊重。然而真正懂得道理的人，一定不会自我尊贵；自我尊贵的人，一定是不懂道理。至于衙役等小人，专门讲究所谓体统，总想把本官捧到云端，却不顾本官如何落脚。如果被他们误导，悔恨和祸患就会随之而来。○善言足以感动人 感动人要靠实际，不是靠言语；用言语感动人而使其有所触动，也只是因为言语本身善良。《易》说：‘君子居处在家中，说出善言，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诗》说：‘言辞和顺了，百姓就和睦了；言辞使人喜悦了，百姓就没有怨恨了。’百姓听到官员的善言，即使身在水火之中，也不知道那是寒冷还是炎热，何况还能把他们带出水火之外呢？○不要烦琐地发布文告 文告必须恳切明白，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官员内心的深浅。然而如果文告烦琐而对事情没有实际作用，百姓就会把它看作废纸。一定要是关系到兴革的事情，估量确实可以实行而且没有弊端，不得不向百姓告示时，也必须明白地显示出来，这样百姓才会服从。《书》说：‘谨慎你所发布的命令；命令发布了，就只求实行，不要反复。’命令之所以能够不反复而一定实行，只是因为发布时谨慎；不谨慎，就一定会反复。○不要掩盖上官的功劳 杜祁公有个门生任县令，向杜公请教。杜公说：‘务必谨慎收敛锋芒。实在是因为好的郡守不容易遇到；如果不收敛锋芒，就会和他争夺名声，触犯他的忌讳，这是招致祸患的办法。’但害怕逼迫上官，难道就要像木偶一样，任凭上官安排，什么措施也不采取吗？不是。只是把功劳归于上级，自己不占有罢了。即使每天实行惠民的政事，也不会触犯上官。如果向别人自夸说：‘某件事是我自己做的，上官不知道；某件事是我竭力请求才得到的，上官本来不愿意。’像这样，就是掩盖上官的功劳，这正会触犯他最厌恶的事情，祸患就发生了。○侍奉上官要恭敬 看圣人与上大夫说话，和悦恭敬、温和有礼，就知道傲慢对待上官是不合礼的。看《中庸》所说‘不能取得上位者的信任，就无法治理百姓’，就知道失去上官的支持不是良策。因此，侍奉上官恭敬，对外就不会失去人心；地位虽低下却不可逾越其本分，对内就不会失掉自己。○不拘泥地遵从教令，才是真正善于遵从教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