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民录卷四

译唐音任鸡泽令时，曾对太守说：‘上司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办事，从来没有亲自看到百姓的疾苦，所以大多采取急切严厉的做法。所依赖的、能够在其中加以调停的人，就在我们这些有司。若上司只知道急切严厉，而有司却不知道从中调停，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了。’这确实是有历练而有所心得的话。凡是上官的教令，其中有对百姓不便利的地方，就要在其中随机应变，斟酌轻重缓急，自然有巧妙的作用。不拘泥地遵从教令，才是真正善于遵从教令。○掌握调停的分寸和办法 史弼任平原相时，诏书下令举发钩党，各郡国上报的人数多到几百，只有史弼一人没有上报。属吏坐下责问他，史弼说：‘水土不同，风俗也不同。别的郡有，平原郡自然可以没有。如果迎合上司，诬陷良善，那么平原郡的人家家都可以算作党人。我这个相只有死而已，这是我不能做的。’鲜于侁任利州转运副使时，辖区百姓不申请青苗钱，王安石派官吏前去查问。鲜于侁说：‘青苗法规定，愿意领取就发给；百姓自己不愿意，难道还能强迫他们吗？’姜潜任陈留县知县时，青苗令下达，便拿出钱来，在县门张贴这项命令，又把告示移贴到乡村，各处等了三日，没有人响应，于是撤下告示交给属吏，说：‘百姓不愿意，算了。’钱因此没有发放。宗泽任掖县知县时，郡中使者奉诏购买牛黄，宗泽答复说：‘正值疫病流行时，牛饮用了有毒之物，毒便凝结成黄。如今和气充满流行，牛怎么会有牛黄呢？’李椿任婺州知州时，诏令购买牛筋五千斤。李椿上奏说：‘一头牛的筋才有四两，这是要宰杀二万头牛啊。’皇上醒悟，于是收回先前的诏令。这几位公卿都善于奉行公事，掌握了调停的分寸和办法。○运用法律中的细微变通权宜 宋朝实行新法时，苏文忠任杭州通判，常常借助法令为百姓谋便利，百姓因此得以安定。和籴令下达后，崔新献与苏文忠一同任新城令，只有他按照时价向百姓收购，并让百姓自己量取。役法刚开始实行时，李公琮任阳武县知县，处置谋划都合乎情理，附近百姓相继击打登闻鼓，希望以他的做法作为准则。法令虽然可能使百姓受害，但能够在使百姓受害的情形中寻求有利于百姓的办法，使百姓不至于受到严重损害。程明道所说‘青苗法姑且可以放过’，邵康节所说‘能够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赐’，这确实是运用法律的细微变通，也是经世济民的高明手段。○对狱中囚犯要勤加抚慰问候 世间的苦处，没有比囹圄中的罪人更甚的了。他们辞别父母，离开妻子儿女，独自一人进入其中。寒暑、饥渴，既没有可以诉说的地方；狭小的一点地方又聚居许多人，臭秽熏蒸，甚至无法靠近。何况越狱的禁令越严，防备看管的人就越残酷。白天手脚戴着桎梏，不能自由活动；晚上众人被关进木仓，长木一根根并列，上面剜出半月形的孔。罪人躺定以后，各把一只脚伸进孔中，再把孔的末端锁在柱子上，称作‘上压栿’，以至于翻身、伸缩都做不到，想大便或小便也都不能自由。更何况狱卒勒索钱财、施加私刑，那种痛苦更不是意料所能想见的。必须知道，百姓即使有罪，也仍然像是我那些不肖而偶然触犯刑网的子弟。要勤加抚慰问候，按时供给饮食，使居处便利；夏天给扇子，冬天给衣服；勤加告诫狱卒，不要施加私刑。既不让他们有机会逃走，又不让他们过分受苦；既不枉法，也不残害人，这样才能两全其美。○体恤狱中囚犯 古人对狱中囚犯体恤备至，无微不至。盛吉任廷尉时，凡是没有后代的囚犯，就让他的妻妾入狱，使他留下后代。吴佑任胶东侯相时，有个安□男子名叫母□长，和母亲一起出行，路上遇到一个醉汉侮辱他的母亲，母□长杀了醉汉后逃走，在胶东被捕。吴佑怜悯他，问母□长有没有妻子儿女。他回答说有妻子但还没有孩子。吴佑立即发文到安□，把他的妻子逮来。妻子到后，吴佑解开他的桎梏，让夫妻同宿狱中，妻子于是怀孕。乔智明任隆虑县令时，百姓中有个叫张兖的人，为报父仇杀了人，独身没有儿子，而母亲已经年老。乔智明命张兖把妻子带进狱中，于是在狱中生了一个男孩。沈介庵任顺德县令时，有人犯了重法，他的父亲到官府申诉，儿子被判死罪。后来父亲一次次请求宽解，哭着说：‘只恨我这个儿子没有留下孙子，请您怜悯他。’沈介庵说：‘你的儿媳已经出嫁了吗？’老人回答：‘因为儿子在狱中，还没有。’沈介庵说：‘只管回去，我来处理。’此后，他就让罪人的妻子早晚送饭，并称她有一点小病，也让她留在罪人身边照料他。过了一年，这个人终于有了四个孩子。这四位公对待罪人都如此体恤，他们的仁厚之心达到这种程度。○设身处地体贴罪人 李师中任洛川县知县时，有百姓犯罪应当受刑，但如果会耽误农时，就一定遣送他回去，命令他在农闲时自行到县。曹彬任徐州知州时，有个属吏犯罪，过了一年才杖打他。人们都不明白原因，曹彬说：‘我听说这个人刚娶了妻子。如果现在杖打他，他的岳父岳母一定会认为他不吉利而厌弃他，所以我故意把这件事缓办，但法律也并没有赦免他。’他就是这样设身处地体贴罪人的。○体恤百姓，要细致入微、无所不至。凡是体恤百姓，必须细致入微、无所不至。即使是一跪一立这样细小的事情，也都应当留意。吕文清说：“夏天审问罪人，早晨在东廊，晚上在西廊，是为了避开日光。对待罪人尚且如此，何况平民呢？避日光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事情呢？” ○不要虐待无所依靠的人。舜称赞尧说：“不虐待无所依靠的人。”武王称赞文王说：“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周公称赞祖甲，也说：“不敢欺侮鳏夫寡妇。”称颂圣人的德行，却一定说到他们不欺侮鳏寡无告的百姓，是因为这类穷困百姓最容易被人忽视。对于人们容易忽视的人，却能给予敬重，才是盛德的极致。○供养老弱、疾病和无所依靠的百姓。五帝时代，鳏寡、孤儿、独居老人以及残废患病的人，都有供养。文王施行政令、推行仁政，总是先照顾四民中无所依靠的人。《王制》说，凡是哑者、聋者、跛者、跛足者、侏儒、肢体残断者，都按照各自的能力由官府供给生活。我朝的制度中，州县设有养济院、普济堂、留养局，都是古代供养老弱、疾病和无告之人的意思，确实是仁政。主管一方事务的官员，在政事办成、百姓信任之后，应当妥善安排，选择方正的士绅和年高有德者管理此事，多置田亩，每年收取田租，作为经常性的粮食供给。房屋倾塌的就修缮，废弃的就兴复，勤勉奉行国家原有的制度，并结合自己的意图来推行，所带来的益处一定很多。○敬重百姓，也要畏惧百姓。盘庚的诰文说：“没有不想着承受百姓意愿的。”又说：“恭敬地承受百姓的命令。”祖己训诫说：“君王的职责在于敬重百姓。”古代明君贤臣，没有不把敬重百姓作为根本的，庸俗的官吏轻慢地看待百姓，实在是错误。舜告诫禹说：“可畏的不是别的，正是百姓。”召公告诫成王说：“要顾念并畏惧百姓的险恶。”周公作《酒诰》说：“当明白畏惧上天，也要畏惧小民。”古代明君贤臣，没有不认为百姓是值得畏惧的，庸俗的官吏轻视百姓，实在是错误。○百姓即使有鄙陋之心，也应敬重而不可轻慢。

译《礼记》说：“百姓受到人的蒙蔽而有鄙陋之心，应当敬重，不可轻慢。”百姓被个人欲望蒙蔽，因而有鄙陋的心思，这本来似乎可以轻慢；但经典却说不要轻慢，反而更应敬重他们。不能因为他们鄙陋无知，就不施以我们的敬意。那些眼神不正、举止猥琐、整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无不是值得敬重的人。那些不幸而触犯刑律的人，是他们自己触犯刑律，我们也不敢因此轻慢他们。罪人尚且不敢轻慢，何况平民呢？有鄙陋之心的人尚且应当敬重，何况有良知的人呢？○能够让童仆称道恩德，才可以从政。对待百姓必须有恩惠和礼节，先从对待童仆上检验自己。平日对于身边亲近、习惯相处、容易被人忽视的人，都不敢忽视，并且把恩惠施及他们。这样对待百姓时，就会自然实行自己已经熟悉的方式，而不会故意矫饰。文中子说：“能让童仆称道恩德，就可以从政。” ○询问地方风俗。羊续担任南阳太守，先采集民间风俗，然后才施政。王质历任河南尹、□歙池诸州观察使，所到之处一定先考察当地风俗，然后治理政事。凡是治理地方，都必须根据一方民众风俗习惯所便利的事情，顺势应对，这样才是适合百姓的政令。《礼记》说，进入别国要先询问当地风俗。《皇华》诗说，使臣的职责在于到处询问、广泛咨询。如果不广泛询问，怎么知道什么适宜，并据此治理呢？政令不合风俗，百姓就不能承受；不了解当地风俗，办事一定会多有错误。本来想治理它，结果反而使情况更坏，于是百姓的怨声就沸腾起来了。○弄懂地方方言。治理地方必须通达下情。不懂地方方言，下情就无法通达，又凭什么实现治理呢？如果一概让书吏翻译，那么翻译的人就可以借机任意操纵，官民都会受到危害。祁忠敏彪佳任莆阳司理时，担心闽人的语言近似侏离之语，便预先派人暗中前往，买来两个粗使婢女，询问她们的乡音。等到升堂办事时，书吏大多用当地土语欺侮祁公，祁公假装不懂。十天以后，他按照名册把在官府任职的人全部召来，逐一说出他们的罪过，众人惊叹他像神一样。这可以作为治理边地、面对语言难懂的百姓时的方法。○顺应人情。做官没有别的诀窍，只需努力使事情合乎人情。顺应民情的事情可以实行，违背民情的事情就不能实行。管子说：“政令能够存在，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会被废弃，在于违逆民心。”唐质肃说：“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好天下的君主，并不是寻求绝世的奇术，只是顺应人情罢了。”治理天下尚且要遵循这个道理，何况治理一方呢？○采纳舆论。凡是地方要办一件事，都必须广泛采集舆论。舆论认为可以，就可以实行；舆论认为不可以，就不能实行。如果违背众意而独断专行，百姓一定会违抗，事情最终也会被阻止。《坊记》所说的“上面斟酌民众的意见，下面才能像承受上天的施予一样”；上面不斟酌民众的意见，下面就会违抗。” ○与百姓同好同恶。官员必须与百姓同好同恶。凡是百姓认为有利的，官员也说有利；即使百姓所求的利益尚未实现，百姓也会感念。如果说“我怎么知道这对百姓有利呢”，就是违背民情。百姓认为痛苦的，官员也说痛苦；即使百姓的痛苦尚未消除，百姓也不会怨恨。如果说“这还不足以算作百姓的痛苦”，就是惊骇百姓的听闻。唐代崔荛任陕州观察使时，百姓诉说旱灾。崔荛指着庭院前的树说：“这树还留有叶子，哪里有什么旱灾？”于是杖打百姓。百姓愤怒，将他驱逐。崔荛逃走后口渴求饮水，百姓竟拿尿给他喝。《纲目》大书“陕民作乱，驱逐观察使崔荛”，这是为了谴责百姓；但在分注中详细记载了造成动乱的原因，其中警戒后世的用意，实在深切。○真正有利于民生，才是真正的清廉操守。蔡君谟修建万安渡百梁，苏文忠修筑西湖长堤，汤绍恩修建绍兴石闸，他们的恩泽使后世百代永远受益。做官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业，就不能说是有利于民生。裴潜把胡床挂在桥梁上，王逊把产下的小马留在郡中，江秉之把书案交付给府库，他们的风范使后世百代仰慕。做官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怀，就不能说是有清廉的操守。○长久获得俸禄，才是大得名声。享受国家的优厚俸禄，确实是得到俸禄了；但不如王堂任职巴郡时，百姓为他建立生祠，也不如朱邑任职桐乡时，百姓在他死后祭祀他，这才是长久地得到俸禄。受到上级官员的褒奖和荐举，确实是得到名声了；但不如阳城任职道州时，百姓生下孩子都给孩子取名为“阳”，也不如郑覃任职邵陵时，百姓生下孩子都给孩子取名为“郑”，这才是大大地得到名声。○对百姓有恩德，不要拿来为自己谋取名声。士人如果懂得学习，就一定有爱护百姓的心；如果懂得尽职，就一定有爱护百姓的政绩。这是内心和职责所应当如此，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这样做。如果有一丝一毫拿政绩为自己求取名声的意思，就接近于追逐名声；这样做所发出的行为，就不是出于公正的天理，而是出于私欲。桂林陈公榕门任江西巡抚时，正值某年偶然发生饥荒。陈公早起晚睡，苦心思考，多方调剂，并委托太守吴公办理赈济事务。当时前来领取赈济的愚昧百姓，都歌颂太守的恩德，却不知道这其实出自巡抚；甚至认为是太守救活了他们，而巡抚没有救他们。陈公知道后并不介意，反而更加努力地委托吴公办理，因此依靠赈济得以保全性命的百姓很多。后来百姓知道事情出自陈公的作为，家家感动哭泣，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不能忘怀。唉！当陈公竭力筹划百姓粮食的时候，哪里曾有追求名声的心呢？不过是直接实行自己内心和职责所应当做的事罢了。这可以作为居有功德者的准则。○战战兢兢，勤勉警惕。做官必须战战兢兢、勤勉警惕，时时防备自己，唯恐陷入刑法罗网，这样才可以避免罪过和悔恨。如果把做官当作可以得意、可以享乐的地方，任性放纵地去做，却不知道顾忌畏惧，就会走入可怕的险途，不能自行脱身。《尚书》说：“身居恩宠之中，要想到危险；没有什么不畏惧的。不知畏惧，就会陷入可怕之境。”《论语》说：“君子心中怀有刑罚。”唉，真是可畏啊！○阅读邸抄有益。阅读邸抄很有益处。不仅新定的条文和条例、刑名案件的成案，大体都抄录在其中，可以据此遵守法令。凡是督抚列举罪款参劾官员，即使事情很细小也不宽宥；知道稍微涉及这类事情就会招致罪责，实在非常可畏，难道不是对身心的一种帮助吗？俗话说：“不知道怎样做官，就看看已经办成的事情。”邸抄记载的正是已经办成的事情。○办理案件只是依据情理加以衡量。从前我在湖南时，有辰溪县令胡君国选，早年曾任制抚幕客，号称熟悉练达。我曾向他请教幕府中的学问。胡君说：“做制抚幕客没有别的巧法，只是把奏报的原文熟读罢了。”从此我读邸抄，一个字也不敢忽略，而其中大要考究的不过是情理而已。由此可见，依据情理加以衡量，便是办理案件的关键。○法律根本上源于经术。律文中的十恶、八议，根本源自《周礼》；七出、三不去，根本源自《大戴礼》；老年人、幼年人和残废疾病者可以收赎，就是《司刺》中三赦之义；亲属之间互相为对方隐瞒，就是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的意义；而条例中儿子为父亲报仇，奏请裁定，就是申明《公羊》所说的复仇之义。一部《大清律》损益历代法典，根本源于经术。它设置重大禁防来防止百姓流于邪僻，都是圣人不得已的苦心；而在条目和曲折周详的规定中，都体现出忠厚仁爱的意思。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实行仁义，也是它的目标。读它时，不知不觉间，子弟敬爱和恻隐的心就油然而生了。○律例必须熟练掌握。

译薛瑄说：“做官的道路以法令为老师。”所谓老师，就是懂得法令的意义并加以遵守，然后才能成为吏员。然而必须熟读法令，才能以法令为师。如果平日从未熟悉律例，一旦把他置于公堂之上，不仅遇到重大案件时，不能看准案件应当归结的地方，以求得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即使是户籍、婚姻、田地、土地等细小事务，也都不能有所遵循，不能明白处置，其中的谬误就会很多。《尚书》说：“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一样；处理事务时，只会烦乱。”不读律例，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不要仓促作出尸场结论。案件审理贵在掌握最初的情形，这固然如此；但把从尸场得到的情况当作最初、最真实的情形，认为这样更容易结案，所以在检验尸体时就决定案件的结局。如果没有得到确切的供词，便仓促作出尸场结论，后来就会产生许多疑窦，徒然费尽周折。俗话说：“官事进城，犯人进监。”大概是说，官员一旦受人指使，办事就难以发挥作用。○用经术来修饰吏事。《汉书》说，董仲舒、公孙宏、儿宽三人都是通晓世务的儒者，明白熟悉文书法令，能够用经术来修饰吏事。《宋史》说，宋代选取士人，同时要求学习律令，所以儒者能够用经术来修饰吏事，能够胜任自己的官职。士人既学习古代、通晓经书，又明白熟悉吏员的事务，处理事情就会迎刃而解，所到之处没有治理不好的。这样来担任郡县职务，就可以说没有辱没所学了。○不要以做一个俗吏为嫌。人活着不一定非要引水成池、堆石成山、种花栽竹，置身其中、手捧书卷，才算快乐。主管一方事务，时常经过乡村，青山绿水、丰草长林，到处都有，完全可以尽情领略。如果来到空旷无人之地，手拿一卷书，高高坐在轿子里，朗声诵读经文，这时回头看看自己，也算颇不俗了。何必以做一个俗吏为嫌呢？○不要希求做大官。吴草卢说：“有大禹、后稷、伊尹那样的志向，即使得到一个县，也可以稍微施展一番。”这是因为县官亲自接近百姓，最容易为百姓造福。不致力于此，却希求高位，轻视州县，认为不值得做，这就是把利益看得很重的小人。明庄烈帝时有五十位宰相，后世不知道姓名的很多。洪武年间，青文胜任龙阳典史，捐躯来救济百姓的困苦，名声流传青史，庙祀也不曾断绝。宰相的尊贵像前者，典史的卑微像后者，却想用前者换取后者，不必等待智者，人人都知道这是不能交换的。那么，官职难道能用大小来评判吗？○循吏良吏必须长期任职。汉代郡县官员只要任职时间长、政绩显著，就加官而不调任。做官的人因此能够从容施展，成就治理功业，于是循吏良吏的名声便显著起来。魏代杜畿任河东太守，督促百姓畜养母牛、种公马，甚至鸡、猪、狗、猪等，都有章程。百姓勤于农事，家家富足充实。杜畿于是说：“百姓已经富裕了，不可不教化。”于是冬月修治军备、讲习武事，兴办学校，亲自执经授课，于是郡中受到极大教化。考察杜畿在河东任职，大概有十六年：先使百姓富裕，最后教化百姓，这哪里是一年半载能够做到的呢？《易》说，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道，天下才能教化成功。圣人治理天下尚且如此，何况治理一方的官吏呢？如果任职不久就希望调动迁升，正是刘知几所说的：“既然怀有苟且应付的行为，哪里有空闲实行循良之政？”由此已经可以知道，他不是良吏了。○身居这个官职，就要想着为这个职守而死。君子担任这个官职，就应当想着为这个职守而死。比如担任将帅，就应当想着在军中效命；担任谏诤之职，就应当想着在进谏时捐躯；担任牧令之职，难道唯独不应当为百姓而死吗？如果确实心情急迫、勤奋努力，为百姓竭尽心力，即使劳累身体、耗尽精神而死，也是死得其所。如果只是窃取国家微薄的俸禄余利来享乐，直到老年，死在妻子儿女手中，使乡里的几十个人来充当吊客，尸骨腐朽在空山之中，与草木一同腐烂，实在令人悲泣。○为了国家而忘却家庭。身在官位却忧虑家庭，实在是愚蠢的障碍。不仅不是“为了国家而忘却家庭”的意义，而且离开人世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自己区区经营的事情最终又能剩下什么呢？白乐天《自警诗》说：“蚕老结茧，却不能庇护自身；蜜蜂饥饿时蜜已成熟，却归别人所有。应当知道，年老时忧虑家庭的人，恐怕就像这两种虫一样，白白辛苦劳累。” ○处理事务必须淡泊镇定。凡是担任繁重的职务、处理重大事务，必须有从容闲静、冷静沉着的气度，有不慌不忙、详尽有序的态度。事情办成了，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才是真正能办事的人。如果仓皇忙乱，只怕落在后面，言语声气和举止都失去正常尺度，事情即使办成了，也不是有大器量的人。刘真常做官时，身居官位却没有把官场事务当作自己的私事；处理事务时，心中却没有把事务看得过重。邹志完即使遇到极其繁剧的事务，处理起来也从容自如，常常像没有事情一样。这固然是才干高，也由于修养深厚；没有深厚的修养，就不能如此淡泊镇定。○辨别大器与小器。凡是遇到事情就有所动摇的人，是器量小的人；遇到事情却安然处置，好像没有事情一样的人，一定是器量大的人。试用船来比喻：大船空旷而有容纳力，稳稳地停着不动，即使登上几十个人，投上数万觔的东西，也像什么都没有。小船像一片叶子浮在水面上，人在船中行走，它就会摇动；再增加一个人，就更加摇动；稍微超过承受的重量，就有像要沉没的趋势。这大概关系到器量所能承受的限度，不是勉强可以做到的。○治理一个县，也有调和阴阳的方法。古人调和阴阳的方法，并没有别的，不过是使政事公平罢了。斟酌各种政务，不稍有偏重或偏轻，自然阴阳不会失常，水灾旱灾也不会发生。《尚书》说阿衡，《诗经》说秉持权衡，都是为了保持公平。不只是政府如此，州县也一样。端正自己而不虚伪，处理事务周详，在各种政务中确实体察百姓的隐忧，自然能够感召上天的和气，吉祥美好之事就会不断到来。这就是治理一个县也有调和阴阳的方法，不要自己轻视自己。○处理政务，没有比公平更重要的。孔子说：“概，是用来平量的器具；吏，是用来平定法令的。”又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公平更重要的。”凡是处理政务、办理事务，只要能够保持公平，就算称职；偶然有一处不公平，就算失职。《大学》不说治理天下，而说平治天下，只有公平才能治理天下。汉宣帝诏书说：“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吗？”这说的是政务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也只有公平之后，才可以共同治理天下。凡是出于真心、实行实政，各种应验都会自然到来。子产治理郑国时，蒺藜不再生长；孟尝镇守合浦时，失去的珍珠又回来了；鲁恭任中牟令时，螟虫不进入境内；马棱镇守武陵时，飞蝗飞向大海；韩昌黎任潮阳刺史时，鳄鱼远远迁走；庾黔娄任编令时，猛虎渡江离去；刘琨任宏农太守时，老虎背着幼虎渡河而去；袁珍任六合令时，虎、豹、鹰、鹯全都出了境。像这样的事无法一一说尽。大概只要真心实行政务，各种应验自然会到来。事情的关键在于自己掌握，这一点确实可以作为依据，并不是听凭幽冥、认为其中有不可知的定数。《易经》说，中孚之诚可以感通豚鱼；《中庸》说，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得以生长，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精诚达到极点，连上天也会随之响应。

译陆象山任荆门军知军时，祈祷下雨就下雨，祈祷下雪就下雪；许周卿任淮南判官时，祈祷下雨就下雨，祈祷下雪就下雪；黄文肃任安庆府知府时，每年遇到旱灾，祈求降雨就下雨。有时他早晨起来登上郡阁，面向灊山拜了两拜，雨就立即到来。张文忠养浩任陕西行台中丞时，当时关中大旱，饥民甚至互相吞食。张养浩取道华山，在岳祠祈雨，哭泣着拜倒，不能起身，天空忽然阴云密布，接着下了两天雨。天地如此广大，人却渺小地处在天地之间，为什么人的诚心能够这样迅速地感通天地呢？勇力可以感动上天，刚强的意志可以驾驭太阳，何况以修养洁正的自身，施行爱民的政务；精诚达到极点，上天也会随之响应，这不是很合宜吗？天人感应的迅速 俗传说天道遥远，人道却近在眼前，这并不是善于谈论天道的话。试看刘琨下拜，风向就转变而把火扑灭；戴封将要被焚烧时，大雨降下，柴薪都被淋湿。感应如此迅速，中间几乎没有喘息的间隙，这也可以说是近到了极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天眷顾百姓；能够爱护百姓，就契合上天的心意，所以天显示奇异之事，既用来彰明有政绩的人，也用来劝诫在位者。守令的地位虽低微，却能感通上天，天道难道还遥远吗？端正自身是治理百姓的根本 王雍任相州刺史时，魏主告诫他说：“做地方长官的道理，既容易又困难。自身端正，即使不下令，百姓也会照着做，所以容易；自身不端正，即使下令，百姓也不服从，所以困难。人的自身，是百姓用来判断应该服从还是违抗的依据。自己沉溺于嗜欲的深渊，却希望百姓不相争；自己处在欺诈的府库中，却希望百姓遵从忠诚；即使这样下令，百姓难道会服从我吗？而且他们还会私下议论。《尚书》说：违背上面的命令，却服从自己所爱好的事。《礼记》说：不服从他所下的命令，却顺从他所喜好的事。吕氏所说的如同玺印加盖于泥土，董子所说的如同金属置于熔炉，都是这个道理。” 言语和举止不可不谨慎 言语和举止不可不谨慎。一句话说得不合适，一个动作显得轻浮，事情本来极小，但一经传闻传播，必定比原来的言语和动作严重得多。曾见一位长官乘坐肩舆，轿身稍微倾斜，当时人们便争相传说：“帽子歪戴了，轿子也歪坐了。”又见一位长官在肩舆中偶然闭眼，当时人们便争相传说：“他很爱打瞌睡，都是因为长夜饮酒。”一切流言的兴起，必定都有它的端由。做官的人是众人耳目所关注的对象，即使细小的地方也必须谨慎，以免成为流言的开端。口中不说恶言 卓茂任密县县令时，口中不说恶言。凡是性情急躁、张口就骂百姓的人，这和牧牛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坐在公堂之上，却偏偏说出这种粗鄙的话，实在可耻。目光不作邪视 官员的一举一视，都是百姓所注视的对象。偶然有不合礼法的注视，就不像一个官员了。吴源深任弋阳县令六年，曾经随口问他的仆人弋阳的风俗，接着问：“妇女梳什么发髻？”仆人惊讶地说：“您做弋阳主官六年，今天却问发髻，难道是在试探我吗？”源深说：“我确实没有察觉到。”哪有身为百姓父母官，却窥视百姓子女的道理？这虽然只是小节，也可以作为为官的箴戒。做官时不可荒废学习 做官时不可荒废学习。李德裕身居台辅高位，仍然不断读书；范质自从做官以来，从未放下书卷；司马温公虽然已经显贵，却刻苦记诵阅览，比平民还勤奋。高吕任广汉太守时，早晨处理官务，白天诵读经典；王琎任宁波府知府时，每到夜里四更，便登上公堂，手持蜡烛读书，声音传到官署之外；曾开任镇江府知府时，跟随游酢学习，每天读《论语》；于定国已经担任廷尉后，仍迎请老师学习《春秋》，亲自执经，面向北行弟子礼。古人领会的道理深，所以喜好学习；越喜好学习，政务就越明白。如果领会的道理不深，一旦进入仕途，便荒废学问，既没有义理来滋养内心，只在刀笔文书之间整天钻研，还说：“做官途中另有一套道理。”把这种能力发挥到极限，也不过是一个老吏罢了，哪里足以达到最高的道理呢？仕途宽裕的时候 《论语》说：“做官而有余力，就应当学习。”处在事务繁重的郡县，哪里能有宽裕的时候？只要在床上、船上、肩舆上，就是有余力的时候，也就可以学习了。历练 人一定要经过历练，然后才能明白治理之道。历练的时间越久，治理就越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清楚看出。魏文侯说：“人刚开始做官时，就像进入昏暗的房屋；时间久了，便会越来越明亮。”这就是说的历练。然而古代也有刚一做官便能胜任其职的人，这是因为学习的功夫可以与历练相同；除去这两者，便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它们了。历练之后更应当好好读书 人进入仕途，历练已久，不仅对各种事务更加明白，也越发看出圣贤之道确实可以实行，非此不可。如果稍微涉猎权术，思想便会驳杂。因此，做官历练之后，正是最适合读书的时候，也会觉得书中道理更加亲切而有意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圣贤正是在历练之后看清了事情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们所说的话才成为经典。学习就能听闻道理 《大学》所说的平治天下，根本在于致知、格物，重在听闻道理。人学习，就能听闻道理，由义理来处理事务，所采取的措施一定恰当，所到之处一定能治理好；不学习，就听闻不到道理，由私意来处理事务，所采取的措施一定不恰当，所到之处一定治理不好。程子说：“尚未知道的人，就像醉酒的人。”让醉酒的人办理百姓事务，很少有不出差错的。跋 先曾祖易斋公所著《图民录》四卷，过去曾由新城陈约堂廉访刊刻；最后，刘帘舫观察得到赵君惕尔的手抄本，又重新刊刻于垫江县署。这部书的遗稿没有流传下来，而本书能够保存至今，实在是两位君子的功劳。庚辰年，邻人不慎失火，我家所刻的藏版全部焚毁，因此存世的片纸只字，见到的人都视若珍宝。先曾祖博闻强识，除经、史、子、集之外，还旁通青乌之术，无不精心研究；学问广博而能归于简约，不空谈性命，而归结于明体达用。他任职楚省芷江等县时，不请幕宾，却通晓治理事务，洞察利弊，深得民心。县人敬爱他，请求他退休回乡时，攀着车辕哭泣送行，并在家中立袁青天神位祭祀。如今湘浦祠中仍在每年按时献豚祭祀，香火不断。因此，当日上官虞城许公称他为全省贤能第一，南昌龚畏斋先生认为他有王佐之才，铅山蒋清容先生在怀人诗中也说他有“仪曹宰相才”。可惜他两次做小吏，却仍被反复吟咏赞叹不止。三位君子难道是毫无根据而过分赞美吗？本书大致是在治理百姓时，记录平日见于为官实践的事，并用先前所学加以验证，相信确实可以施行，所以写在书中开头。这正是书中所说的“做官不可荒废学习”，又说“历练之后更应当好好读书”的意思。从前潘安仁有《家风述》，陆平原有《世德颂》，前人的典范都在这里。诸位君子还请珍重此书并加以刊刻。作为子孙，如果任其散失而不去搜集整理，罪责将推给谁呢？况且我泰初列入仕籍，虽想为国计民生效力，却迂阔疏略而不能通达，今后将凭什么告诫自己不要犯错？于是取来刘观察的刊本，重新交付刻工刊刻，早晚阅读，希望多少能够有所遵循，不至于给先人留下羞辱，仅此而已。至于《占毕丛谈》《说云》《诗钞》《时文稿》，留待日后重新刊刻，以公之于同好。曾孙铭泰谨识。

译丰城袁祠部易斋先生的《图民录》四卷，家父曾在垫江县署刊刻。辛卯年，良驹将它带到京城寓所。当时先生的曾孙补之大令铭泰正在等待春明的考试，我询问他家中是否还藏有刊本，便赠给他一部。补之不久考中癸巳进士，任河南林县县令，颇有声誉；后来又依据垫江本影刻，寄书赠给我数册，亲友们求取，几乎全部拿走。京城同人商议再次交付刊刻，各自筹集若干资财，分任校对，并嘱托良驹审定。于是取铅山蒋心余太史撰写的先生墓志铭，刊登在书前，使阅读本书的人知道先生品行事迹的始末。至于先生存心救济百姓，确实有惠民政绩，并非只是空言记载。道光己亥年季夏，南丰后学刘良驹恭谨识。壬戌年，我在京师得到萧山汪龙庄先生所著《学治臆说》。当时正攻读举子业，却喜欢阅读此书，放在案头，有空便翻阅。癸酉年任广东县令时，曾经校刊此书。庚辰年，先父去世，我匆忙赶回故乡；年家子赵君惕尔把《图民录》给我看。这部书是丰城袁易斋先生所撰，先生学术纯正，做官清正而不违背世俗，所以能够以美好的声名终其一生。本书所说的内容切合实际，治理的大要以爱民为根本，精妙的义理和深刻的思考，足以使人警醒，这正是汪君《治谱》的底本。做官能够如此，或许就可以少犯过错了吧？本书共四卷。新城陈约堂廉访任兵部郎时，曾有刊本，如今已经散失。这次依据赵君的手抄本校正刊刻。道光四年甲申闰月白露后二日，南丰后学刘衡谨识于四川垫江县署，题为“告之以有过之轩”。《图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