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建炎进退志 宋 李纲●卷一靖康元年秋，余罢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以言者，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寻移云安。二年春，行次长沙，蒙恩复旧官，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时金寇再犯阙，都城围闭，道路阻绝久之。闻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启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帅府檄，方审都城破，二圣播迁，号恸几绝。次太平州，睹今上登宝位赦书，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时，金陵为叛卒周德等所据，囚帅臣宇文粹中，杀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胜数，劫掠官府、士民，财物为之一空。虽受发运判官方孟卿招安，而擐甲乘城，杀戮恣横如故。余遣使臣，赍文檄谕之，令听禀节制勤王，乃肯释甲，然犹桀傲，不以时登舟，擅驱不当行士卒，欲乘间遁去。次金陵，因与转运判官、权安抚使李弥逊谋，尽诛其首恶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余人，令提举常平官王枋统之以行。因奉表诣行在，贺登极，且辞领开封府事之命，上书谕时事，并具奏：金陵东南形胜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择帅以镇抚之。次宝应，闻已降麻，告廷除正议大大、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陇西郡开国侯，加食邑实封。荷上特达之知，感极而继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浅涸，舍舟陆行。是时，四方勤王之师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于泗，奏取指挥，独取数百人防护以往。次虹县，始被受尚书省札子，有旨趣召，盖行在前此不知余由江淮以来，遣使赍赐御书并降诏，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札报新除，有召旨也。因奉表札以辞恩命。次会亭，上遣中使王嗣昌传宣抚问，赐茶、药各一银合。奉表以谢。次谷熟，御史中丞颜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台印。开视之，乃论余不当为相章疏，其大意谓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以为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余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罢之，以为中太一宫使兼讲筵官，置之闲地。前后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余，欲余之留外而不进也。乃知命相盖出于渊衷独断，而外廷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益以感惧。或劝余不若遂留，余曰：“国家艰危至此，极矣！岂臣子事形迹，避嫌疑日，爱惜之时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陈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会复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赐御筵于金果园，命中书侍郎黄潜善押宴，尚书右丞吕好问、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同与，即具奏辞免。次金果园，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傅上旨，尝遣从事郎刘默赍御书由湖北往迓卿，书中有“学穷天人，忠贯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之语，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执政南都门外，告以已具辞免御筵。乃归馆所，时以城北钤辖司为府第。少顷，上遣使趣见，进对于内殿。见上叙致，不觉涕泗之横流，上亦感动，因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而朝廷不悟，一切堕其计中。既登城矣，犹假和议已定之说，以款四方勤王之师。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舆、服御、历代所传宝器、下至百工技艺，无不毕取，然后劫迁二圣、东宫后妃、嫔御、亲王、宗室，凡系于属籍者，悉驱以行。遣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莫有死节者。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赖天▯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系坠绪、继绝统，此非人力，乃天授也。兴衰拨乱，持危扶颠，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抚万邦，以还二圣，皆责在陛下与宰相。宜得有大过人之材者，相与图治，以成中兴。而考爰之际，首及微臣，自视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达知遇之意。伏望圣慈，迫寝成命，改授其人，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在靖康时宣力为多，特为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国，而国家有祸故如此。朕常进言于渊圣，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托于士民之上，赖卿左右扶持以济艰难，此志已定，卿其勿辞。”余顿首泣谢，且道董耘所传圣语，荷知如此，虽糜捐不足以报德。然臣未到行在数十里间，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固宜为其所恶。然岐之论臣，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且为赵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为相，则自古卖国以与人者，皆为忠臣矣。
译《建炎进退志》，宋代李纲撰。●第一卷 靖康元年秋，我被免去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改授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因为言官进言，我被降职为提举杭州洞霄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建昌军，不久又迁往云安。靖康二年春，我行至长沙，蒙受恩典恢复旧官职，改授资政殿大学士，兼领开封府事。当时金军再次进犯京城，都城被围闭，道路长期阻断。我听到诏命后，立即率领湖南勤王军队，入京援救王室。四月初启程，从巴陵乘船顺江而下。五月初，驻军繁昌，收到元帅府檄文，才知道都城已经陷落，徽宗、钦宗二帝被迫迁徙，不禁号哭悲痛，几乎气绝。驻军太平州时，看到了当今皇帝登上帝位、颁布赦书以及改元建炎的消息，悲喜交集。这时，金陵被叛卒周德等人占据，他们囚禁帅臣宇文粹中，杀害官吏和百姓，焚烧船只，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又劫掠官府和士民，财物因此被抢劫一空。他们虽然接受了发运判官方孟卿的招安，却仍然披甲登城，任意杀戮横行如故。我派遣使臣带着文书檄文去劝谕他们，命他们听从节制，参加勤王，他们才肯放下武器；但仍然桀骜不驯，不按时登船，擅自驱赶不应随行的士卒，想乘机逃走。驻军金陵时，我便与转运判官、权安抚使李弥逊谋划，将他们的首恶四十六人全部诛杀；又把其党徒一千多人交给提举常平官王枋统率，使他们随军出发。于是上表前往行在，祝贺皇帝登极，并辞去兼领开封府事的任命；又上书说明时事，同时详细奏报：金陵是东南形势险要的地方，刚刚遭受兵火，应当尽早选择将帅前去镇抚。驻军宝应时，听说朝廷已经下达麻制，宣布授予我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陇西郡开国侯，并增加食邑和实封。我承蒙皇帝特别知遇，感激至极，继而流下眼泪。驻军泗上时，因为汴河水流浅涸，便弃船改走陆路。当时各地勤王军队都已经遣散，于是我把湖南和金陵的兵卒留在泗州，上奏请求指挥，只带数百人护卫前行。驻军虹县时，才收到尚书省札子，其中有诏令催促召见。原来行在此前不知道我是从江淮一带来的，派使者带着御书和诏令赏赐，都是从湖北方向发出。到这时，朝廷收到金陵的奏报，才发札子通知我已经新任官职，并有召见诏旨。于是我奉上表章和札子，辞谢这些恩命。驻军会亭时，皇帝派中使王嗣昌传达宣谕，慰问我，并赐茶、药各一银盒。我上表致谢。驻军谷熟时，御史中丞颜岐派人投递奏章，并用御史台印封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弹劾我不应担任宰相的章疏。大意是说：张邦昌深受金人喜爱，即使已经授予三公、真王，也应当再加同平章事，以提高对他的礼遇。我被金人所憎恶，即使已经下令任相，也应趁我尚未到任时罢免，改任中太一宫使兼讲筵官，把我置于闲散之地。前后一共五份章疏，都没有下发，所以颜岐封好给我看，是想让我留在外地不要进京。由此我才知道，任命我为宰相是出自皇帝内心的独断，而外廷阻挠这件事，竟无所不用其极，更使我感到感动和畏惧。有人劝我不如就留在外地，我说：‘国家危难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极其严重了！哪里还是臣子计较外在形迹、躲避嫌疑、爱惜自身的时候呢？皇帝这样知遇我，只要能够见到皇帝一次，陈述我的真心，退回田里，即使死了也不朽。如果按颜岐所说，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恰逢朝廷再次派使者催促召见，我于是启程。诏令在金果园赐我御宴，命中书侍郎黄潜善主持宴会，尚书右丞吕好问、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一同参加。我当即上奏辞免。驻军金果园时，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前来相见，传达皇帝的旨意：皇帝曾派从事郎刘默带御书从湖北前来迎接我，书中说：‘学问穷尽天人之理，忠心贯通金石；如今百姓的性命危急，如同倒悬，若不是举世无双的人才，凭什么能够协助成就功业？’我感动流泪，于是前往行在。我在都城南门外遇到三位执政，告诉他们我已经准备好辞免御宴。随后回到馆舍。当时城北钤辖司被用作府第。不久，皇帝派使者催促我入见，我到内殿进对。见到皇帝并叙说情况时，我不觉泪流满面，皇帝也受到感动。于是我奏道：‘金人不行仁义，专门依靠欺诈谋略战胜中国，而朝廷没有觉察，完全落入他们的计谋。金人已经登上城墙了，还借口说和议已经确定，来拖延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凡是都城中的女子、财帛、车舆、服饰器用、历代传下来的宝器，直到各种工匠技艺，无不全部掠取；然后又劫持迁徙二帝、东宫、后妃、嫔御、亲王、宗室，凡是登记在宗籍中的人，全都驱赶着带走。他们派奸臣传达命令，废黜灭亡赵氏，另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的侍从和百官，都面向北方屈膝，向贼人称臣，没有一个人为守节而死。自古以来夷狄给中国造成的祸患，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幸赖上天保佑我宋，大命尚未改变，所以使陛下在外统率军队，成为天下臣民共同推戴的君主，承接将要断绝的国统，继承中断的帝统。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而是上天授予陛下的。振兴国家、平定乱局、扶持危局、挽救倾覆，在内整治政事，在外排斥夷狄，以安抚天下各国，以迎还二帝，这些责任都在陛下和宰相身上。’ 应当得到具有远超常人才能的人，与陛下一同谋划治理国家，以成就中兴。然而在考察任用之际，首先想到微臣；我自量有所不足，力量小而责任重，恐怕不足以仰副陛下特别知遇的心意。伏望圣上慈悲，赶紧收回已经形成的任命，改授给合适的人，天下都会感到幸运。皇帝说：‘朕很久以来就知道你的忠义和智略。靖康年间，你出力很多，只是特别受到同僚排斥，所以朕才让你在没有罪过的情况下离开国家，而国家也因此遭受了这样的祸患。朕曾经向渊圣皇帝进言，希望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认为非任用你为宰相不可。如今朕孤单一人居于士民之上，要依靠你在左右扶持，来渡过艰难，这个心意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推辞。’我叩头哭泣致谢，并且说道：董耘所传达的圣上言语，承蒙皇帝如此知遇我，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恩德。但我尚未到达行在，在离行在几十里的地方，御史中丞颜岐封存并给我看弹劾我的章疏，说我被金人所憎恶，不应当任宰相。像我这样愚笨，只知道有赵氏，不知道有金人，本来就应当被金人憎恶。然而颜岐弹劾我，说我的才能不足以担任宰相，这可以；说因为我被金人憎恶，所以不应当任宰相，这就不可以。况且身为赵氏的臣子，却受到金人喜欢，这一定是有讨得金人欢心的办法；如果反而因此任用他为宰相，那么自古以来卖国求荣、把国家交给别人的人，全都成忠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