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国家的安危、存亡，就由此分判。既成的诏命已经施行，倘若有人想加以改动，我当以去留相争。况且皇上英明睿智，必不会被不同意见所迷惑。否则，我难道能够贪图冒领宠禄，只顾保全自身，而徒然承受天下人的责难吗？”然而从此以后，虽然皇上从未下过改变巡幸决定的诏命，但每当批示发出时，却总是改动已经实行的指挥。比如批示买马，只命令每州买马一百匹。我上奏说：“原先降下的买马指挥，没有规定数额，只是命令凡有马匹且符合尺数标准的，依照等级给价购买。如今若限定每州一百匹，那么没有马匹的地方，就必须摊派，反而会造成骚扰。”后来又批示募兵，改刺为新军，这对军政有害。我上奏说：“原先降下的募兵指挥，所说允许改刺的，只是指溃散的士卒、没有营房可以归属的人，并不是允许现有营房中的士卒改刺。”于是我把中书省原来的批示旨意呈上，皇上的意思才明白过来。皇上又批示说，李擢已经因渊圣皇帝的责罚被降职安排到宫观，如今又责罚他，太重了。我上奏说：“李擢在围城期间，渊圣皇帝委任他提举京城南壁，实际上负责守卫陈州门一带。金人架桥渡过壕沟，李擢安然自若，竟不察看，因此被责罚并降职安排到宫观。” 后来，金人竟然凭借这座桥渡兵攻破城池，李擢的罪责就更大了。只是城池攻破以后，渊圣皇帝没有时间再行遣责罢了。如今只以散官身份安置他，已经是从轻处理；倘若还认为太重，那么用什么来警戒失守之人，使后来者承担责任呢？”吕潜善的左右极力为李擢说情，皇上于是命令改为降职任分司。又有批示发出，说翁彦国、吴▯骚扰东南，均应降职并安排到宫观，命学士院降诏安抚。起初，我还没有到行在时，翁彦国已经被任命为江宁府知府，受命修筑城池、修缮宫室；朝廷给了盐钞十万贯。翁彦国上了札子，认为不够使用。我上奏说：“崇宁、大观年间，赐给臣僚一座宅第，费用就达百万。如今委任翁彦国修筑城池，又是在刚经历兵火之后，命他修治宫室，却只给钱十万贯，实在太少。”皇上下旨，拨给两浙、淮南盐钞四十万贯交给他，共计五十万贯。同时降下指挥，命令他因陋就简，不要追求华丽壮观。一天，皇上忽然宣谕说翁彦国修城等事造成骚扰。我上奏说：“创建修缮宫室，使城池焕然一新，需要召集工匠、聚集材料，筹办砖瓦灰料，工料规模很大；在开始办理时，按情势不可能完全没有骚扰。不如明白降下指挥，命令他搬用各州的神霄宫和常平司廨宇，一律拆旧修建；城墙也依照旧有基础增修，使他们有所遵循。这样费用可以节省，骚扰的祸患也会自行消除。” 于是命令尚书省发札下达，随后又批示，责罚降职，并命令降诏。大概是吕潜善因为翁彦国与我有姻亲关系，所以暗中向皇上进言，把这件事作为诬陷控诉我的借口。得到皇上的批示札文后，恰好在同一天收到江宁府的奏状，得知翁彦国已经去世。又因为吴▯没有职名，无法降职。众人都认为安排到宫观是很优厚的处理，准备上奏请皇上裁决。皇上说：“翁彦国已经死了，不必再行遣责。”于是命令罢免吴▯，交给提刑司审查查问，仍然降诏安抚东南。像这样的事情，批示发出的很多。起初，我常常因留身奏事，从容地谈论治理国家的原则；即使有所规劝谏诤，说得很苦切、逆耳，皇上也都嘉许并采纳。到了这时，我陈述当时的紧急事务，拟定并进呈指挥，却大多没有得到批出。我因此知道，诬陷控诉我的话已经深入皇上的心中。一天，我在内殿面对皇上，留身奏说道：“臣凭借浅薄的才干，错误地蒙受圣上的慈爱，使臣得以任宰相。在国家艰难之时，陛下把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臣，臣早晚勤勉，即使长久患有疾病，也不敢休假调养，想着竭尽自己的驽钝之力，报答陛下知遇之恩的万分之一。近来屡次劳烦陛下亲笔批示，命令改正已经施行的事项，臣逐一依据事实加以辩明，幸而蒙受圣上明察。又有臣进拟的处置机务，多数没有得到批出。只是臣孤陋笨拙、缺少同道，独自承受陛下特别明达的知遇；嫉妒之人很多，恐怕一定有人暗中进谗言，离间臣与陛下。” 《尚书》说，时势如此时就不要加以离间；管仲也认为，信用君子而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损害成就霸业。君子和小人，就像冰和炭一样，势不两立；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他们的进退，只在于君主能否察辨他们罢了。”于是我拿出札子，极力论述君子、小人的道理。并且说，靖康年间，渊圣皇帝听信任用唐恪，而唐恪奸邪，卖弄智巧来驾驭君主，能够取得渊圣皇帝的信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最终进谗言罢免徐处仁、吴敏，夺去他们的宰相职位，后来终于导致祸乱。所以如今陛下正励精图治，枕戈待旦、卧薪尝胆，振兴中兴功业，实在不愿重走覆车的旧路。对于有疑心的人就不应任用，既然任用就不应怀疑；怀着狐疑之心，会给进谗害人的嘴留下机会，希望陛下对此明察。皇上安慰我说：“没有这回事，只是朕偶然想到这些罢了。其余章疏朕已经看过，不久就会批出。”我拜谢后退下。到八月五日，朝廷宣布授予我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食邑、实封；又任命吕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既然任命了两位宰相，我便公开反对吕潜善排挤张所、罢免傅亮的做法，以去留相争，于是进退之事就这样定了。虽然我知道这是落入了吕潜善的计策，但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起初，张所接受招抚使的任命后，建议请求在北京设置司署，等到各项安排准备就绪，就渡过黄河，再把司署迁到恩、冀二州。他想用招募来的士兵，联合归附的被金人俘虏的士兵和百姓，收复怀州、卫州、浚州三州，解除邢、▯、磁、相、中山的围困，以谋求收复真州、定州。已经确定了日期，张所却还留在京师，招集将佐，筹措钱粮。河北转运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上奏说，招抚司造成骚扰，不应在北京设置司署；又说，张所想调发北京屯戍兵，供给器械铠甲，是不对的。由于设置招抚司，河北盗贼白天杀人，不如撤销招抚司，专门把这件事交给帅臣办理。原来张悫长期担任河北都转运使，与张益谦关系友善；张悫因为我曾经阻止他担任执政，所以依附吕潜善、汪伯彦，和他们共同谋划，让张益谦上这道奏章，以排挤张所、迷惑皇上的心意。我上奏说：“张所已经明确请求在北京设置司署，等到安排就绪后渡过黄河；如今他还留在京师，是为了招集将佐，所以尚未出发。我不知道张益谦凭什么知道招抚司造成骚扰，并说不应设置司署。至于守兵的器械铠甲不可停止供应，应当让招抚司详细列明所需数目上报，由朝廷拨给即可。”

译朝廷因为金人正在攻打围困河北，百姓无处归属，聚集起来成为盗贼，所以设置招抚司，借助他们的力量加以使用，以解除河北的危急，难道是因为设置了招抚司才有盗贼吗？如今京东、京西群盗聚集，攻打劫掠州县，难道也是招抚司造成的吗？正值时局艰危，朝廷想有所经营谋划，张益谦不过是小臣，竟敢无理地公然阻挠压制，这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不惩罚他，就无法警戒那些妄加议论、阻挠国家大事的人。”皇上于是命令降旨：招抚司依照既定方案在北京设置司署，安排就绪后迅速渡过黄河，不得抽调、挑走守兵；详细列明所需器械铠甲，上报朝廷予以供应。如果招抚河北的兵民到来，要严格加以约束，不许他们作乱。命张益谦把事情逐项说明上报。尚书省已经发札下达，枢密院又拿张益谦的申状上奏请旨，全文一千多字，极力诋毁招抚司，并命令北京向所属州县张榜公布。几天以后，这份文书才转交到尚书省，我才看见。于是我把枢密院拟定的旨意和尚书省原先降下的指挥一起上呈，和汪伯彦、张悫在皇上面前争辩。我上奏说：“张益谦所奏的都是细小事情，显然带有观望之意；尚书省已经奉旨下达了，枢密院却又另外请旨，极力诋毁指责它，这是什么道理？” 这不过是想同张益谦互相呼应，以细小事情损害国家大计，阻挠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因为兵力不足，而河北的事情紧急，所以委任张所担任招抚使，借助兵民、盗贼的力量抵御强敌、收复旧地。如今安排刚刚就绪，眼看就要成功，却这样加以阻挠压制。州县和将士知道朝廷意见不一，怎么肯协力？在事情即将成功时放弃功业，实在可惜。我不知道朝廷对于张所，究竟是想让他成功，还是想让他失败？如果想让他成功，就不应这样阻挠压制；如果想让他失败，还不如直接罢免他，不要让人挟带私心损害公事，却不替国家考虑。阻挠压制一个张所并不困难，但这样会耽误国家的大计，使河北的兵民全都被金人俘获，使河北的州县全都归金人所有，连中原也将无法保全，到那时谁来承担责任？靖康年间，正是因为朝廷议论不一，没有以公灭私的意念，终于导致祸乱；所以如今难道还能再次重蹈覆车的旧路吗？”汪伯彦、张悫无言以对，只说起初不知道尚书省已经降下指挥。皇上于是命令枢密院改正，改为依照先前降下的指挥施行。事情没有得逞后，他们便又策划傅亮的事情。起初，王▯燮、傅亮接受任命担任经制使、经制副使后，拟定明确方案上报朝廷，说河东的州县大多被金人攻陷占领，甚至与陕西相连接的河中府、解州也被金人占据，与陕府相对，以黄河为界。如今经制司所得到的兵力，才达到一万人，都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其中很多是招安的盗贼和溃散的士兵，未经训练和抚循，很难取胜。请求在陕府设置司署，进行训练和筹划；召募陕西正兵、民间那些不肯出来的弓箭手，以及将门子弟，不到一月，就可以得到二万人。陕西正兵和弓箭手都是精锐士兵，童贯统领军队时，赏罚不明，他们便都藏在民间不肯出役；每次应当点集的，来的都是他们的家人。所以王▯燮、傅亮想用优厚的资财供给来招募他们，这些人都可以一人抵百人。让他们与正兵相互配合，胜利就可以确定。又一面联络河东山寨的豪杰，估量哪些州县可以收复，就收复哪些州县。能够渡过黄河时，就乘机进攻讨伐，收复河阳、河中、解州沿河一带，占据险要扼住敌人的要冲，逐步商议深入，以收复泽州、潞州、太原，愿意承担一方的重任。皇上下旨同意，拨给在陕西的川纲，使他们召募西兵；又命令陕西、京西转运司竭力供应协助。王▯燮、傅亮行动才十多天，枢密院又请旨，命留守宗泽节制他们，并命令当天渡过黄河。傅亮上报朝廷说，这与先前的议议以及原先降下的指挥不同；如今要立即命令他们渡河，并非不可以，只是黄河以外全是金人的地界，本司的安排完全没有就绪，渡河以后，在哪里可以建立后方，何处能够取得粮食？这些乌合之众如果再次被金人击溃，又从哪里可以得到兵力？王▯燮、傅亮本人不值得可惜，只是恐怕会误了国家大事。我准备上奏进呈，说：“河东今天的形势，与河北不同。河北失去的不过是几个州郡，其余地方都还由朝廷守卫，王师渡过黄河后，仍有驻扎和取得粮食的地方。河东的州县大半陷没，沿河一带从解州、河中到河阳、怀州、卫州，全都被金人占据。如今经制司的军队尚未集结，却突然违背先前的议议，驱使他们渡河，势必成为孤军；倘若被金人覆灭，不知道朝廷还到哪里去取得将佐和士卒，来承担这一整条战线的经营。古代将帅不受中央遥控，希望暂且依照先前的议议，让将帅充分发挥智虑，并责成他们完成任务。等到拖延很长时间仍无功绩，朝廷自有法律处理他们，又何必这样仓促驱使他们渡河呢？”吕潜善、汪伯彦都说，如果不让他们赶快渡河，就会错失机会；像傅亮等人，只是想拖延罢了。我说：“军事行动不能在远处凭空推测。眼下也没有看见可以乘取的机会，只应当委任将帅，让他们选择有利时机行动。如今不顾他们的安排尚未完成就驱使他们渡河，正是把他们送给敌人作诱饵，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况且傅亮等人接受命令行动，才十多天，申明朝廷前后降下的指挥不一致，这是将帅的职责，怎么能立即认为是拖延呢？” 就像赵充国坚持屯田的主张，汉宣帝也没有因此认为他有罪。臣认为，不如只依照先前降下的指挥办理为妥。”皇上因为吕潜善、汪伯彦坚持他们的意见，圣意颇为迷惑，犹豫不决了好几天。我留身奏事，极力论述其中的道理，并且说吕潜善、汪伯彦起初竭力阻挠张所，幸赖陛下圣明察看，没能让他们实现意图；如今又竭力阻挠傅亮。招抚河北、经制河东，都是臣提出的建议；而张所、傅亮，又都是臣推荐任用的。他们极力阻挠这两个人，就是为了阻挠臣，使臣不能安稳任职。臣每每鉴于靖康年间大臣不和的过失，凡事从未不与吕潜善、汪伯彦商议后才施行，没想到二人竟然存有这样的心思。傅亮一事，情理十分明白，希望陛下虚心观察，那么其中的实情自然会显现。皇上说：“等批示发出，只命令依照原先降下的指挥，在陕府设置司署。”第二天批示发出，却说傅亮兵力少，不能渡河，可以罢免经制司，让他们赴行在。原来是吕潜善留身奏事，暗中向皇上进言。我把御批留下准备上奏，说：“臣昨天议论傅亮的事情，已经蒙受宣谕，等批示发出后依照原先降下的指挥办理。后来又接到御批，却是罢免傅亮的经制使，不知圣意究竟是什么意思。”

译皇上说：“傅亮既然因为兵力少而不能渡河，不如暂且停止此事。”余上奏说：“臣所议论傅亮，是请求降下指挥，并不是说不让他渡河。因为傅亮昨天请求在陕府设置司署，与金人对垒，招募士兵、训练军队，选择有利时机渡河，收复州县，朝廷已经同意了他的请求。如今行动还不到半个月，却突然改变命令，让宗泽节制他，又命令他立即渡河。臣认为这样做有三点不可：事情由中央越权干预，不能充分采用将帅的谋虑，这是第一；军队尚未集结，就驱使乌合之众渡河，渡河后便成为孤军，必然会被金人击溃，这是第二；军队溃败以后，朝廷没有将佐和士卒可以承担河东这一战线的重任，这是第三。所以臣认为改变命令是不对的，应当依照先前降下的指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如今却因为臣争论的缘故，连经制司也一并罢免，这一定是吕潜善等人以私害公，暗中迷惑圣听，想借此阻挠臣，使臣离职。臣承蒙陛下特别明达的知遇，从罪谪之中被起用，交付国家权柄；正值艰难的时节，臣只知道一心为国家办事，只要可以扶持危局、挽救颠覆，凡是知道的就没有不去做的，希望能够仰报陛下委任之恩的万分之一。实在是傅亮经制河东，正是今天应当做的重大事情，吕潜善等人却想用不合道理的方式阻挠并罢免他；如果这件事都可以被阻挠，那么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如今御批还没有施行，希望陛下对此明察；倘若容许臣继续任宰司，以图报答称扬圣恩。否则，臣难道敢尸位素餐、贪图冒领宠荣，来徒然辜负天下人的责任吗？”皇上说：“像傅亮这样的人才，如今难道很难得到吗？”余上奏说：“臣曾经同傅亮详细交谈，观察他的谋略、智勇，确实可以担任大将。臣询问士大夫，他们也都这样认为。如今任命他为经制副使，不过是姑且试用他罢了；给他一些时间，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假使傅亮如同他所请求的那样，面对敌人却退缩动摇，不能取得成功，臣愿意承担误国之罪。如今还没有使用他就立即罢免他，是不可以的。古代驾驭将帅的人，恐怕不会这样做。从前汉高祖哪里是自己了解韩信，只是因为萧何推荐，便任命他为大将，设置拜将坛，选择日期授予他官职。萧何之所以了解韩信，也只是因为多次同他交谈罢了。假使汉高祖不能采纳萧何的话来任用韩信，那么萧何也一定不敢接受宰相之位。如今人才难得，将帅之才尤其难得，偶然得到一两个，而朝廷为他们调拨军队、供应钱粮器甲，各项准备没有经过十个月不能办妥，他们出发不久，却只凭一张小纸就罢免他们；如此轻视将帅，谁不会因此灰心离散呢？”}], 这就是臣为陛下深感惋惜的原因。况且，潜善之所以一定要罢免傅亮，意图并不在傅亮本人，而是要阻挠臣。陛下若不察知此事，臣又怎敢安居职守？恐怕终究没有办法帮助陛下成就中兴之功。皇上默然无语，我拿出御批放到皇上面前，说：“圣意如果一定要罢免傅亮，请把御批交给潜善执行，臣便请求辞职归田。臣并不是敢于轻率地决定去留，只是更希望陛下留心仔细考虑：如果傅亮不被罢免，臣哪里敢决意离去？”于是我在御榻前再次拜谢，皇上仍然加以慰劳劝谕，说不必如此。我退下后，听说傅亮最终还是被罢免，便入内上表札请求离职。皇上派御药院官宣召押赴都堂办理政事，我到了都堂，又上马回去，再次递上第二道表札，都被批答不准。第二天，皇上派御药院官宣召我到后殿起居，随宰执一同奏事。奏事完毕，我留下来，皇上说：“你所争的事情很小，何必就要以去留相争？”我奏道：“君主的职责，在于议论和任用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荐举人才。如今最急需的是将帅，恐怕不能说是小事。假如认为这是小事，臣便以去留来争取，而天意又必定无法挽回，臣又怎敢不离去呢？”于是我在御榻前再次拜谢，又奏道：“臣以愚钝无能的资质，仰承陛下的眷顾和知遇，起初并没有左右近臣为臣预先引荐，却在陛下即位之初首先任命臣为宰相。潜善、伯彦自认为有攀附拥戴之功，于是空出职位召臣入朝，大概早已对臣咬牙切齿。” 等臣到任后，关于伪楚之事，以及请求筹办河北、河东两路事务、主张车驾巡幸时应留在中原等问题，臣的意见都与他们不同，却唯独得到陛下嘉许并采纳听从，因此他们对臣的嫉恨必然无所不用其极。潜善还没有任宰相时，他诬陷、诉说和挑剔臣，不过是想做宰相罢了。如今他已经做了宰相，却仍然不停地压制臣，把是说成非，把白说成黑，这不过是想让臣离去罢了。臣处在众多诬枉之中，独自依靠陛下的明察，才能尽力陈说自己微末的愚见。像傅亮这件事，明明白白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臣却又不能得到圣上的明察，这说明臣荐举人才不能任用，议论国事不能采纳，失职实在太大了。臣哪里还敢继续担任宰相呢？当朝廷太平无事时，宰相尚且可以尸位素餐、充数而冒受宠荣；如今正值艰难多事之时，更应当珍惜每一分时间。君主认为宰相不能胜任，就应当立即罢免；臣子自己估量不能胜任，就应当立即离去。臣自我估量，终究无法担当陛下的委任，也不能符合天下人的期望，岂敢长久占据这个职位而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之路呢？况且臣曾建议车驾巡幸不可离开中原，潜善等人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动摇圣意，所以极力阻挠张所、傅亮，并排挤臣离去。臣是东南人，难道不愿意奉陪陛下顺流东下，以求安稳便利吗？只是车驾巡幸，实在关系到天下人心，也是中原形势的关键所在；一旦离开中原，日后的祸患将多得无法尽言。因此臣不敢附和众人的说法而误了大事，希望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百姓为念，以二圣尚未归还为忧，留心于此，不要因为臣离去就改变这项主张。臣仰承天地般的恩德，即使离开陛下左右，哪里敢有一天忘记陛下？臣对陛下的依恋和激切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其深重。”于是我哭泣着辞别退下，便递上第三道表札。有客人对我说：“您在决定进退方面已经做得对了，只是进谗言的人不会停止，恐怕将有不可测的祸患，怎么办呢？”我说：“大臣应当以道义侍奉君主，不能行时就停止。我只知道尽到侍奉君主的道义；既然不能行，也只能保全自己进退的节操罢了。祸患并不是我所顾虑的。害怕祸患而不离去，难道他们就不能用含沙射影的话诋毁我、逼我离职吗？天下自有公论，这并不值得忧虑。”第二天，朝廷颁下麻制，宣布授予我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并增加食邑和实封；这时是八月十八日。麻制中却把我募兵、买马、劝百姓出钱财列为罪状，又说我处置伪命臣僚是为了报复私怨，接受御批所除授的名目是怠慢君命，却不责备彦国结党包庇姻亲，还把争论傅亮渡河说成阻挠王师，像这样一类的事情有十多项，都是潜善暗中交给词臣撰写的。

译我备具表札，请求辞免，不敢接受观文殿大学士之职，朝廷下诏不准。当时我还没有接受左仆射的任命，朝廷有旨，命阁门一并赐给我两道告身。我不得已拜受，陈奏谢恩后立即启程，于九月中旬抵达镇江府。途中听说辛道宗在秀州发生兵变，便停留了半个月，不敢前行；后来又听说他们抢掠毗陵、焚烧丹阳，于是乘客船从外江回到梁溪。可是言官再次议论麻制中所列、被指为罪状的那些事情，又说我倾尽家财犒劳叛卒，给他们数千顶绯巾，还派弟弟去迎接贼人，暗中与他们相通。朝廷不再追究事实真相，有旨削落我的职务，命我到鄂州居住。谗言诽谤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皇上的恩德保全我，使事实真相得以显现，纵然想在江湖中选择一处较好的地方居住，哪里能够做到呢？听到命令后，我立即从江东、江西一带前往武昌，正好江上盗贼纷扰，便暂时寄居在属县崇阳的僧舍中。闲暇时，我翻阅建炎初年任宰司时的日记，回想自己凭着迂腐笨拙、十分浅陋的资质，承受皇上的知遇，受命处理国事，执掌宰相权柄才七十五天，最终竟因谗言被罢免。对国家未曾有丝毫补益，积累的罪过却超过丘山，如今还白白领取俸禄，饱食安居，实在惭愧羞赧至极。然而我被罢免之后，张所也因罪离职；傅亮以母亲生病为由，没有赴行在，而是回到陕西，招抚经制司也都被废除。车驾于是向东巡行，而两河的郡县全都陷入贼手；金人在第二年春天侵扰京东、京西，深入关辅地区，残破尤其严重，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于是我取进退的大要，按次序加以总括叙述，并把制诰、诏命、书疏、表札编纂附录在后，合成十卷，题名为《建炎进退志》，希望阅览的人能够有所考察。至于臣僚所提出的主张，四方所陈述的请求，人才的升降，以及政事的改革，自有史官记载，这里不再抄录。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纲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