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如今陛下任用我，决定完全出自内心，而颜岐的议论却是这样。像我这样迂腐疏略，自知不足以担当重任，只愿求见陛下一面，便请求退职归隐田里。至于陛下在金人所喜欢和所憎恶之间任命宰相，更希望圣上对此有所审慎处理。皇帝笑着说：‘颜岐曾经说过这种话，朕告诉他，像朕这样即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喜欢的。颜岐无话可说便退下了，这件事不值得忧虑。’我又奏道：‘陛下天资聪睿圣明，当然不难看清这一点；可是臣的才力微薄，实在不足以胜任。’于是拿出札子，再拜极力辞免。皇帝安慰劝谕我很久，派御药院邵成章宣召押送我到都堂处理政事，又命执政们聚集在都堂；我立即上马回去，这时天已经晚了。当时是六月初一。第二天，诏令建立新的班次，让我入殿奏事，在内殿进对。与我一同执政的人奏事完毕后，我留下单独进奏，对皇帝说：‘自古以来，君主只在于选择宰相；宰相选对了人，朝廷就能端正，天下的事情就能办成；宰相不是合适的人，朝廷就会混乱，天下的事情就会废弛。即使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也应当考察议论宰相，更何况现在正处于艰难多事之际呢？这就好比背负重物走远路，力量只足以承受一百斤，却让他担负千钧的重量，那么一定会在道路上跌倒。’ 从今天的国势来看，对外有强敌凌辱，二帝又掌握在敌人手中；对内兵力单薄衰弱，盗贼不断发作，攻破州县的多得数不清。在朝廷之上，僭越伪逆的臣子，正受到保护、尊崇和信任，并参与国家政务。州县官吏瞻前顾后，把进退得失看得很重，对于朝廷的号令，简直像没有听见、没有知道一样。在这种时候，即使圣贤奔走努力，也有力所不及之处；却想把这样的责任单独交给我这个迂腐疏略的人，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这件事很难。伏望圣上慈悲，广泛选拔天下有才智的人担任宰相，辅佐陛下，共同渡过艰难。这样，臣在忧患中余下的生命能够退藏到深远僻静之处，便感到非常幸运了！皇帝说：‘你平素以忠义自许，难道能在国家危急艰难的时候，自己图谋安闲吗？朕决定任用你，并不是今天才这样决定的；国家社稷和百姓，都要依靠你来获得安定，你不要再推辞。’我感动流泪，再拜说道：‘臣愚笨浅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没想到陛下竟如此深刻地了解臣。然而今天的事情，是扶持危局、挽救倾覆，以创业为法则，谋求中兴的功业；这在陛下，而不在臣。过去管仲对齐桓公说：不能识别人，是妨害成就霸业的；识别人却不能任用，是妨害成就霸业的；任用了却不能委以重任，是妨害成就霸业的。’ 委以重任却不能信任，是妨害成就霸业的；能够信任，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是妨害成就霸业的。既然识别人并且能够信任任用他，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尚且足以妨害霸业，更何况是为了天下而想建立中兴功业呢？靖康初年，渊圣皇帝慨然有意图谋治理国家；可是金人退兵以后，渐渐认为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因而贤能与不肖混杂，是非相互搀杂，既想讲和又想作战，始终没有确定的主张。到了晚年，专门任用奸佞，排斥忠良，金军骑兵再次到来，于是发生了宗社不能守护的变故。像臣这样的人，只因为愚笨正直，喜欢议论政事，就不被众人容纳；让我在外统率军队，却又不让臣得到节制诸将的权力。臣自量不足以担当责任，请求退职，但又遭到各种谗毁诬陷，被驱逐到远方，他们一定要杀掉我才肯罢休。幸赖渊圣皇帝察知臣孤忠，特意保护保全我，最终又召回任用。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没想到今天遇到陛下登上帝位，事先没有左右近臣替臣说情，只是采纳虚名声望，首先加以识拔提擢，把宰相的权柄交给臣；回头看臣这点才能，哪里足以仰副陛下谋划任用、责成臣办事的心意？然而事情没有不是开头很好、很少能够有始有终的；像臣这样孤立少助，更希望圣上体察管仲所说妨害霸业的道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多加留意，使臣能够竭尽心志和思虑，谋求报答微薄之恩，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从前唐明皇想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提出十件事来劝说皇帝，件件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大多得到施行，后世因此赞美他。我一向仰慕他的为人，如今也斗胆用十件事仰求皇帝听取，请陛下衡量其中可以施行的，希望赐予施行，这样臣才敢接受任命；其中不合圣意的，希望陛下赐予驳难，使臣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说明。’皇帝同意了，于是我拿出札子上奏陈述。第一件，称为议论国是。大意是说：中国抵御夷狄，能够守住之后才可以作战，能够作战之后才可以议和，但靖康末年这些都没有做到。如今想作战，力量不足；想议和，又不可能。不如先治理自身，专门把防守作为方针。等到我们的政事修明、士气振作以后，再议论大举进攻。第二件，称为议论巡幸。大意是说：皇帝的车驾不能不至少到京师一次，拜见宗庙，以安慰都城百姓的心。如果估计还不能在京师居住，就应当筹划巡幸。从天下的形势来看，长安最好，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都应当诏令有关官署，预先做好准备。第三件，称为议论赦令。大意是说：祖宗登上帝位，赦令都有固定格式；前一日的赦书，一概把张邦昌的伪赦作为依据，例如赦免恶逆之人、选人按资历递进、被责降治罪废黜的官员全部恢复官职，这些都泛滥而不可施行。应当改正这些做法，以遵循祖宗的法度。第四件，称为议论僭逆。大意是说：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在危难面前以死守节，反而倚仗金人的势力，改变国姓、建立年号，身处宫禁之中，面向南方接受朝拜；后来迫不得已，才开始奉迎皇帝。朝廷却尊崇他为三公、真王，让他参与大政，这是不对的。应当按照典法惩处他，以警戒万世。第五件，称为议论伪命。大意是说：国家遭逢重大变故，很少有守节而死、以义自持的人；奉行贼人的诏旨、接受伪官职、在伪朝廷上屈膝的人，却多得数不清。从前唐肃宗平定叛贼后，对接受伪命的人按照六等定罪。如今应当仿照实行，以激励士人的气节。第六件，称为议论作战。大意是说：军政长期废弛，士气怯懦懒惰，应当彻底更新纪律，赏赐一定兑现，惩罚一定执行，以振作军队士气。第七件，称为议论防守。大意是说：敌人的情势狡猾，势必还会再来；应当在黄河沿岸、江淮地区安排防御控制，以扼守敌人的要冲。第八件，称为议论根本政务。大意是说：崇宁、观以来，政令出自多个部门，纲纪紊乱，应当统一归于中书，这样朝廷才会尊严。第九件，称为议论长期任用。大意是说：靖康年间进退大臣过于急速，功效几乎没有显著的；应当慎重选择并长期任用他们，以责成他们取得成功。

译第十件，称为议论修德。大意是说：皇帝刚刚承受天命，应当更加修养孝悌、恭敬节俭的德行，以符合四海的期望，从而实现中兴。每份札子读完后，我又详细陈述提出这些主张的原因。皇帝都命人留在御榻上，等详细阅览后，对应当施行的再下发。第二天，下发了议论国是、巡幸、赦令、作战、防守五份札子，其余都留在宫中。次日，我与执政一同在内殿奏事，进呈议论国是的札子。皇帝说：‘今天的策略，正应当这样，可以交给中书省遵守。’接着进呈议论巡幸的札子，皇帝下旨，命令催促留守司修治京城，恭敬准备车驾返回京城，诚敬地拜谒宗庙。又诏令永兴军、襄阳府、江宁府增修城池，酌量修整宫室、官府，以备巡幸。接着进呈议论赦令的札子，众人都说，艺祖登位时，曾经赦免恶逆之人，如今既已施行，就难以追改。皇帝下旨：选人只有在职者按资历递进；被贬谪、降职、治罪、废黜的官员，命刑部查明原犯罪行，报请朝廷，按等级叙复。接着进呈议论作战、防守的札子，皇帝下旨，命令讨论整顿、振兴军政，安排防御控制，并分条限期办理。奏事结束后，执政退下，我留下单独奏道：‘臣愚昧，竟然以管窥之见提出十件事，冒犯天听；现在已经蒙准施行五件。至于议论根本政务、长期任用、修养德行三件事，既然无可施行，自然可以留在宫中。至于议论张邦昌僭逆以及臣僚接受伪命两件事，都是今日政治和刑法中最重大的事情，请求早日下达处分。’ 皇帝说：‘执政中有人与你的议论不同，等以后从容详细地商量。’我奏道：‘张邦昌僭越叛逆的罪行显然明白，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天下人都说，张邦昌身处敌虏之中一年多，厚结金人首领，得到他们的欢心；所以金人攻破都城，迁走二帝和东宫，带走所有亲王、宗室，张邦昌大概参与了他们的谋划；这当然无法确知。然而张邦昌在道君皇帝时期担任政府官员几十年，渊圣皇帝即位后，首先提拔他为宰相，并派他出使敌虏。正当国家遭逢祸难之时，如果他能够以死守节，阐明天下人拥戴宋朝的道理，使敌人受到感动，金人未必不会后悔制造祸患而保存赵氏。张邦昌却自以为计谋得逞，安然接受这一切，端正伪造的名号，居住宫禁，面向南方接受朝拜，前后一月有余。金军骑兵退走后，各地勤王军队聚集，张邦昌擅自下达伪诏阻止他们，又派郎官分别出使赵野翁、彦国等人，全部带着数百道空名告身出发。等到彦国等人囚禁了张邦昌派出的使者，而勤王军队一天比一天增多，张邦昌知道天下不支持自己，迫不得已，才请求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并商议奉迎皇帝。张邦昌僭逆的始末就是这样；可是议论此事的人意见不一，臣请求把它全部论述清楚，再按照《春秋》的法则加以裁断。’ 至于都城百姓，就说因为张邦昌被拥立，自己才得以活命，而且免于再次被搜取科金、银钱，所以感激他。至于元帅府，就说张邦昌没有等到征讨，便派使者前来奉迎，因此宽恕他。至于天下人，则说张邦昌改建国号、改变国姓，他前来奉迎完全是出于不得已，因此对他愤恨嫉视。都城百姓感激他，元帅府宽恕他，这是出于私情；天下人对他愤恨嫉视，这是出于公义。《春秋》的法则是，臣下没有将要作乱的行为；一旦有将要作乱的行为，就一定诛杀。赵盾没有讨伐弑君的逆贼，《春秋》便记载他弑杀了君主。如今张邦昌已经僭越帝王名号，金人退去后，他又使勤王军队停止进军，这不只是有将要作乱的行为而未讨伐逆贼而已。他的罪行究竟应当怎样论处？从前刘盆子身为宗室，正逢汉室衰微，被赤眉军拥立。后来他率十万军众投降光武帝，光武帝只等待他不死而已。如今张邦昌以臣下取代君主，他的罪过比刘盆子更大，却不得已亲自归降。朝廷既不正其罪，反而尊崇他为三公、真王，让他参与国政，这是什么道理？议论的人又说，张邦昌能够保全都城百姓以及宗庙宫室，不能说没有功劳；而陛下登上帝位，也是由于张邦昌前来奉迎。没有张邦昌，陛下凭什么自明身份？我都认为不是这样。譬如大户人家偶然遭遇盗寇，主人的亲属全都被驱逐掳走，而他的仆人想要霸占家室和奴婢据为己有；幸而主人的儿子从外地回来，在众人议论的压力下，不得已把所有财产归还，难道还想把这件事说成自己的功劳吗？陛下登上帝位，是天下臣民共同推戴的，张邦昌有什么力量可言！我已经在札子中详细论述过了。正当国家危急艰难之时，陛下想要建立中兴大业，应当先整肃朝廷；如果反而尊崇僭越叛逆的臣子，以此向四方示意，那么谁不会离心涣散？对于接受伪命的臣僚，竟然一概置之不问，又凭什么来激励天下士大夫的气节！执政大臣中如果有人与我意见不同，请陛下降旨召来，我可以同他们在朝廷上辩论。如果我的道理理亏，难道还敢再说什么吗？”皇帝答应了，于是命小黄门传令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次入对。皇帝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他们，黄潜善极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大致没有超出先前所陈述的内容。皇帝反复诘问了几次，黄潜善才屈服，但仍坚持“人在远处不如在近处”的说法。我说：“张邦昌应当依法处以正刑，哪里还有什么远近之分？假使他在近处，也应当幽禁起来，反而像这样尊崇他，为什么？”黄潜善无法回答。皇帝转头问吕好问，说：“卿在城中，知道事情的详情，认为应当怎么办？”吕好问回答说：“张邦昌僭越窃取帝王名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如今他既已自行归降，只请陛下裁决处置。”他又引用唐德宗到奉天避难时没有带朱Г同行、后来以此为悔的事，来附会黄潜善“在近处不如在远处”的说法。

译我说：“吕好问的话首鼠两端，而且拿朱Г来作例子，是不对的。当初唐德宗逃往奉天时，朱Г大概还没有反叛；姜公辅认为朱Г已经取得泾军的人心，担心他借此发动变乱，所以请求把他带着同行。德宗没有听从，后来果然发生了变故。如今张邦昌已经僭越叛逆，怎么可以让他留在朝廷？如果让道路上的人指着他说：‘这也是一个天子吗？’”于是我哭泣叩拜，说：“臣不能与张邦昌同列，正应当用笏板打他。陛下如果一定要任用张邦昌，只要罢免臣，不要任命臣为宰相，没有什么不可以。”皇帝颇受感动，汪伯彦也说：“李纲气节刚直，我们比不上。”皇帝说：“你想怎样处置？”我说：“张邦昌的罪行，按道理应当诛灭；陛下因为他曾经自行归降，可以免去他的死罪而把他远远流放。接受伪命的人，分别按等第贬谪降职，也就可以了。”皇帝说：“等你的札子下发出来，明天将拿来请示。”我叩拜道谢，退下后，暗自想到：像张邦昌的事情，顺逆是非已经十分明白，却还要费尽力气处理，其他事情难道能不令人忧虑吗？这天晚上，札子果然下发。第二天，我同执政大臣一起进呈，黄潜善仍然从中阻挠，于是只以散官身份安置在潭州。接着进呈讨论处置接受伪命者的札子，皇帝说：“国家覆亡时，士大夫不肯为节义而死，往往还趁机谋取利益；例如王及之坐在蕃衍宅门，辱骂诋毁人的正是王及之；余大均诱骗掳取宫嫔作为妾室。卿知道这些事吗？”我奏道：“自崇宁、政和以来，朝廷不再崇尚名节，所以士大夫少有廉耻，不懂得君臣之间的义理。靖康之祸时，他们把两宫播迁看得如同路人一般。很少有人能够守节尽义而死，在朝廷内部只有李若水，在外只有霍安国，他们死节的事迹最为显著，其余的人我没有听说。希望下诏京畿诸路访查，将他们优厚地追赠抚恤。至于王及之、余大均，朝廷已经交给御史台审讯追究，一定能够查明实情。我听说当初金人想要废掉赵氏、拥立张邦昌，命吴开、莫俦传达意旨，往返传达了好几次，京师人称他们为‘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的旨意，追捕宗室和外戚，命居民结保，不得收容隐匿。他们让人用衣袖彼此相连地押送前往，情形就像囚犯被拘系一样。后来又逼迫道君、东宫后妃和亲王出城到郊外，这些都是臣子不忍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又接受伪命，全都担任执政。这四个人，应当作为罪魁。”皇帝把这件事询问吕好问，吕好问认为确有其事。皇帝下旨，四人都以散官身份安置于广南的偏远恶劣州军。我也依次受到贬谪降职。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陈冲等人，因贪赃违法被拘系在御史台，等结案之日再请旨处置。除李若水追赠官职外，又追赠霍安国为延康殿学士；对于其他死节的人，命令各路访查后上报。又进呈颜岐请求待罪的章疏，执政大臣替他向皇帝进言，想让他照旧任职。皇帝下旨，命他除授待制并主管宫观。执政大臣退下后，我留下来，皇帝说：“你昨天在内殿争论张邦昌的事情，宦官们都流泪了，你现在可以接受任命了。”我叩拜谢恩，说：“如果不是陛下英明睿智、天资卓绝，哪里能够这样果断裁决，天下人真是幸运至极！臣虽然愚钝浅陋，哪里敢不尽力自勉，以图报答陛下的恩德。”于是我对皇帝说，今天的国势，比开创基业时更加艰难。开创基业的君主，乘着兴起的时运，由小到大逐步积累，有时还比较容易。如今正值国势委靡不振之时，又经历了夷狄、盗贼侵凌扰乱之后，士风苟且懒惰，人心畏惧怯弱，府库空虚，郡县残破，各项制度废弛，却想要奋发整顿，以成就中兴功业，正如高大房屋倾倒之后，要支撑倾斜、扶助危墙，必须一一修缮，而材料又很少，这就是今天尤其艰难的原因。正要依靠陛下刚健不息，以至诚恻怛之心施行，不被群臣的议论动摇。先办理重大的、紧急的事情，次要的、缓慢的事情再逐步谋划。只要陛下信任臣而责成臣取得成效，臣才能竭尽思虑，作出万分之一的补益。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没有谁能超过汉高祖、汉光武帝和唐太宗。他们都有英明的资质、宽厚诚信的德行，仁厚而能容人，果断而不疑惑，所以能够决断大事、成就大功，平定祸乱，使自身达到太平境地。臣常常取他们行事的大节，编成一部书，便于阅览，想抄写后进呈，以备陛下在乙夜阅看。应对今天的变局，如果确实以这几位君主为法，中兴的功业也就不难实现。”皇帝赞同了，于是我谈论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的几件事情，其中有合于今日情势的，皇帝都认为正确。我又奏道：“君主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兼听、广泛观察，使下面的实情能够向上通达，所以舜使四方之目都明亮、四方之耳都通达，天下因此得到治理。如今处在艰难时期，四方的忧乐、利害，每天都希望能够上达朝廷；而士人百姓愿意贡献自己的智谋见解的尤其多。陛下登上帝位已经超过一个月，但登闻鼓院仍未设置，恐怕不是疏通下情、优先处理紧要事务的办法。”皇帝说：“我已经多次诏令执政大臣，仍未办理，你可以立即着手施行。”我退下后，便批下诏旨，在行在便门外设置登闻鼓院，派官吏暂时代理其职。我又请求设置两名看详官，从侍从官和职事官中选用。凡士人百姓上封事、陈述利害，等诏旨下发后，都交给看详官签署拟议；可以施行的，再上报请旨。又在省门设置机构，用来接受诉状和公状。到这时，我已经三次上表札请求辞免，皇帝的恩命都下发批答不准辞免，并且截断了我的辞章。于是我到阁门接受告身，皇帝下旨让我兼任御营使。因覃恩，我的告身转为正奉大夫，加食邑、实封，当时是六月六日。●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