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初，盖在靖康间，尝建议河外湟、鄯之地于朝廷无毫发利，而岁费不赀，为中国患。不若求青唐之后而立之，使抚有其旧部，以为藩臣。朝廷省费，而新边弓箭手皆可徙至河内，以备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为国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盖为使，赍告赐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议买马，分为三等，格尺价直，除命官、将校见养马不许括买外，余并籍记，赴官拣选，及格尺、中披带者，即时给还价直。每及百匹，差官一员，管押赴行在。隐寄妄冒，有马不籍，及无马而抑勒令置买者，并科违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总之。又议募民出财，宜降诏晓谕，俾州县劝诱，有能出财助国者，籍记姓名、多寡，申朝廷给降度牒偿之。入财多者，取旨推恩，应劝诱到钱物，并别项椿管，听候朝廷指挥，专充募兵、买马、缘边事支用。若有敢科配骚扰者，命官窜责，吏人决配，委监司按察。凡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奉行有叙，保明推赏，中书条具进呈，有旨从之。又议措置控御、修举军政，余谓唐之方镇，当时实赖其力以定患难，第措置失宜，而其后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权，一切委以文吏。非沿边诸路，虽藩府亦屯兵不多，无敢越法行事。以处太平无事之时，可也，一旦夷狄长驱，盗贼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稍仿方镇之制，择人任之，假以权势，减上供钱谷，使之养兵而训练之，大小相维，远近相援，庶几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观察、团练、防御。今既以为阶官，不可复改，宜于沿河、河淮、沿江诸路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使带总管、钤辖、都监，以寓方镇之法，许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属、将佐，以治兵。不数年间，必有可观。昔马燧之镇太原也，承鲍防之后，兵力衰单，燧募厮役，悉补骑士，教之战。数月，成精卒。居一年，辟广场，集兵三万，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镇泽潞也，乘战伐后，赋重人困，军旅雕元刂，乃籍户三丁择一，蠲其徭租，给弓矢，令闲月得比偶习射，岁终大较，亲按籍，第能否赏责，比三年，皆为精兵。举所部，得成卒一万，遂雄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为诸军冠。此方镇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宽其衔勒以责成功，而诛赏废置之柄，悉在朝廷，使无不掉之患。则今日控御之策，宜无大于此者。至于军政，当法古揆今而更张之。古者，自伍、两、卒、旅，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而为师，又积而至于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其将帅正长皆素具。故于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阵，节制足以相使。若身运臂而臂使指，无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御敌而成功也。国朝之制，惟以五十人为一队，五百人为一指挥，而有故出师始命将佐，取具临时兵将，初不相识，而欲其临患难而用命指挥如意，盖亦难矣。今宜法古，五人为伍，中择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别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有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部，有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有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有都统。节制都统，有大帅。皆平时选定，间居则阅习，有故则出战，非特兵将有以相识，而恩威足以相服，驱之行阵，益多益。治此，韩信多多益办之术也。夫用兵，以赏罚为劝沮，而自崇观以来，有功者赏逾期，败衄者罚不及，用命死敌者，以收身不到为名，而无赠恤，遇敌奔溃者，以转山迷道为辞，而反招收。赏罚如此，岂复有军政哉？宜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时推赏，后有不实，坐所保将帅。而将之败衄、卒之逃溃者，必诛。临阵死敌者，宽主将之罚，使必以实告，而优赠恤之。庶几士气犹可作也。且祖宗严禁军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犯阶级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离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失主将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若此之类，皆宜申明约束，增重法制。又纳级计功之法，有当议者，如选锋、精骑，陷阵却敌；神臂弓，强弩劲弓，射贼于数百步外。岂可责以斩首级哉？若此之类，宜命将帅保明，全军推赏。余又具札子，于上前论之甚详。佥谓帅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镇，割隶州郡。措置军政，当先施行于御营司。及招置新军，乃命京东东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淮南、江南、两浙、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帅府，要郡、次要郡，帅府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
译起初，钱盖在靖康年间曾建议说：河外的湟、鄯之地对朝廷没有丝毫利益，每年却耗费无数，反而成为中原的祸患。不如寻找青唐之后代，拥立他为王，使他安抚并统辖原有部众，作为藩臣。朝廷可以节省费用，而新边的弓箭手也都可以迁到河内，以备调遣。有个叫益麻党征的人，是故王的儿子，一向受到国人信服；如果封立他为王，一定能得到他的力量。到这时，朝廷采用了他的计策，所以派钱盖出使，携带诏告和赏赐给益麻党征，办理湟、鄯事务，并趁机把招募士兵的事交给他。又商议购买马匹，把马分为三等，按规格和尺量定价；除命官、将校现有的养马不许强行收买外，其余马匹一律登记，送到官府挑选，符合规格、尺量和披带标准的，立即付还价钱。每达到一百匹，派官员一人押送到行在。隐瞒寄养、冒名顶替，有马却不登记，以及没有马却强迫人购买的，一律按违制罪论处，交由各路提刑司总管。又商议劝导百姓出资，应当下诏晓谕，使州县加以劝导；有能出钱助国的，登记姓名和数额，上报朝廷，发给度牒作为偿付。出资较多的，听候诏旨施恩；劝导所得的钱物，另行登记保管，听候朝廷指挥，专门用于招募士兵、购买马匹以及边境事务的支出。如果有敢于强行摊派、扰乱百姓的，命官贬谪责罚，吏人判决发配，交给监司查处。凡是招募士兵、购买马匹、劝导百姓出资，奉行有条理的，保举查明后推行赏赐；中书省拟定条目进呈，诏旨同意施行。又商议整顿防御、修明军政的办法。余认为，唐代的方镇，当时确实依靠它的力量平定祸乱，只是设置措施不恰当，后来又实行姑息政策，威权逐渐转移，于是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祸患。宋朝祖宗革除了这些弊端，削弱州郡的权力，把一切事务交给文官。除沿边各路以外，即使是藩府也驻兵不多，没有人敢越法行事。在天下太平无事时，这样做还可以；一旦夷狄长驱深入、盗贼蜂起，州郡便没有能够抵抗的，于是到了手脚不足以保护头部的地步。就今天的形势来说，不如稍微仿照方镇的制度，选择适当的人任职，授予他权势，减少上供的钱粮，使他用来养兵和训练；大小相互维系，远近彼此援助，或许可以挽救今天的祸患。方镇，是节度使统率的军队；其次还有观察、团练、防御。如今既然已把这些作为阶官，不便再改动，应该在沿河、河淮、沿江各路设置帅府；重要郡、次要郡让长官兼任总管、钤辖、都监，以寄托方镇的法度，允许他们便宜行事。设置僚属和将佐，用来治理军队。不到几年，一定会有成效。过去马燧镇守太原时，接替鲍防之后，兵力衰弱单薄，马燧招募杂役，把他们全部补入骑士，教他们作战。几个月后，就练成了精锐士卒。过了一年，他开辟广场，集结士兵三万人，威震北方。李抱真镇守泽潞时，正值战事之后，赋税沉重、百姓困苦，军队疲敝，于是登记户籍，每三丁选一人，免除其徭役租税，发给弓箭，命令他们在农闲月份结伴练习射箭，年终举行大校阅，亲自按照名册考核能力，分别赏罚。这样过了三年，全都成了精兵。他统领的部队中，练成的士卒达到一万人，于是称雄山东，天下都说昭义步兵是各军之冠。这就是方镇的功效。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来任用，放宽对他的约束来要求他取得成功；但诛杀、赏赐、罢免、任用的权柄，全都掌握在朝廷手中，使其没有尾大不掉的祸患。那么，今天控制和防御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军政，应当效法古制，考察今天的情势而加以改革。古代从伍、两、卒、旅逐级积累，到二千五百人组成师；又逐级积累，到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军；其将帅和正长都预先设置。所以平时居处时，恩德和威势足以使众人服从；行军列阵时，节制号令足以使众人听从。这就像身体运动手臂，手臂指使手指一样，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正是能够抵御祸患、抗击敌人并取得成功的原因。国朝的制度，只以五十人为一队，五百人为一指挥；遇到事情出兵时，才临时任命将佐，临时召集兵将，他们起初彼此并不认识，却想让他们在遭遇危难时听命行事、使指挥完全如意，这实在很难。现在应当效法古制，五人为伍，其中选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另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设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部，设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设正、副统制官；统制官之上设都统以节制；都统之上设大帅以节制。都在平时选定，闲暇时就检阅操练，遇到事情便出战。这样不但兵将彼此熟悉，而且恩威足以使他们服从，驱使他们列阵作战，效果会更加显著。这是韩信所说的‘多多益办’的办法。用兵以赏罚来鼓励或制止，而自崇观以来，有功的人赏赐过期，战败的人得不到惩罚；拼命杀敌的人，却以收尸不到为借口，不给赠赙抚恤；遇到敌人便逃散的人，却以转山迷路为借口，反而招收回来。赏罚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谈得上军政呢？应当设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立即推行赏赐；以后如查出不实，就治保举他的将帅之罪。将领战败、士卒逃散的，必须诛罚。临阵杀敌而死的，应当放宽对主将的惩罚，使主将一定据实上报，并优厚地加以赠赙抚恤。这样或许还能振作士气。况且祖宗严禁禁军逃亡的法律，近年已经不再实行；严惩违反军队等级的法律，近年也不再实行；严惩脱离部伍的法律，近年也不再实行；严惩失去主将管辖的法律，近年也不再实行。像这类法令，都应重新申明约束，加重法制。至于纳级计功的办法，也有应当讨论的地方，例如选锋、精骑，冲入敌阵、击退敌人；神臂弓、强弩、劲弓，可以在数百步之外射击敌人，难道可以用斩获首级来考核他们吗？像这类情况，应命将帅保举查明，对全军推行赏赐。我又另写奏札，在皇上面前论述得很详细。众人都认为设置帅府、重要郡的制度可以实行，但还不能像方镇那样割分并隶属州郡。整顿军政，应先在御营司施行。等到招置新军，于是命京东东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淮南、江南、两浙、东西路、荆湖南北路都设置帅府；重要郡、次要郡中，帅府长官为安抚使，兼任马步军都总管。
要郡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皆以武臣为之副。改路分为副总管路，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为副都监。总管、钤辖司，许以便宜行军马事。辟置寮属，依帅卧法。屯兵聚粮，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则副总管为帅，副钤辖都监，各以兵从正官。愿行者，听转运使、副一员，随军一员，留本路。而提刑弹压本路盗贼，遇有盗贼，则量敌多寡，出兵会合，以相应援。本路帅臣，当职官措置兵马先就绪者，当优议施赏之。命招置新军及御管司兵，并依新法团结，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伤，皆可周知。三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置籍以受功状。三日不简举施行者，必罚。受赂乞取者，行军法，许人告。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皆敕榜通衢。将士观者，皆奋厉。余又具札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备御夷狄者，皆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金人、盗贼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堙颓，并无器械，何以御敌？金人盗贼所至，官吏、军民多不能守，而郡县遂陷没者，非特士气怯懦，盖御敌之具不备使然。宜诏诸路州郡以渐修葺城池，缮治器械，朝廷量行应副。有能葺治备具者，当旌赏一二，以劝之。”有旨依奏，应州县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给降祠部应副。又奏金人专以突骑取胜，而中国骑少步多，固宜多致溃散。夫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战，多以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刚车自环而依以为固也。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制为战车，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制冲冒也。后世徒见房▯尝以车战败，遂不复用，殊不知制御突骑，非车不可，顾所以用之如何耳？但当以革冒之，以备火攻。故古之兵车，谓之革车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制车简易轻捷，数人可推，运行、进退、旋转、曲折皆如人意，每车用卒二十五人，行则为行阵，止则为营垒。平原可以驰逐，险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铁骑不得以奔冲，其制甚精。凡造数百两，教阅月余，士卒皆习熟。会臣罢，不果用。今宜颁其制于京东西，俱制造而教阅之，其详具▯子中，因绘图进呈。有旨，令御营司制造、阅习，诸将皆以为可用，乃颁降两路，委提刑司总领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设之险，帝王所恃以守其国者也。然须措置控扼，以人绩加之，乃为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复措置，虽大河奔湍，虏骑潜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中，范仲淹请于河阳上流置战舰、水军，习水战以备契丹之深入，当时不从其议。至于靖康间，金人渡河如入无人之境，盖无水军战舰以击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临江表，周瑜以舟师破之赤壁，而操终身不敢窥吴。由是观之，使有水军、战舰因其济而击之，得一胜则敌人破胆矣。且虏人便于骑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长，攻彼所短，其胜万全。但有其备，使彼不敢轻济，为利已博，况胜之哉？为今日计，莫若于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战舰，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军，凡习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记其姓名，平居许其自便，有故则纠习而用之。逐时教阅，量行给赏，不年岁问，皆为精兵，则所以固吾圉者，莫要于此，其详亦具▯子中。有旨如所请，招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号。又命御营司干办公事杨观复赍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余路委提刑司措置、总领。又奏上，既于河北、陕西、京东西四路募兵，而军器、衲袄、旗帜之类，经靖康之变，类多散失，内库甲胄甚多，特太重大，兵卒不能胜，乞降指挥条具军器、衲袄阙数，下诸路转运司制造，于行在置司，取内库甲改为大小三等之制，及图画式样、制造旗帜之属，上皆可之。又询访陕西、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余人，乞召审察，以备将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余日，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余奏上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
译重要郡由长官兼任兵马钤辖，次要郡由长官兼任兵马都监，都以武臣担任副职。改路分为副总管路，钤辖改为副钤辖，州钤辖改为副都监。总管、钤辖司，允许便宜处理行军和军马事务。设置僚属，依照帅府的制度。驻军和聚集粮食，都有不同等级。遇到朝廷出兵，副总管担任统帅，副钤辖、都监各自率兵跟随正官。愿意随军出征的，听任转运使、副使一员随军，另一员留守本路。提刑官负责弹压本路盗贼；遇有盗贼，就根据敌人多少出兵会合，互相援助。本路帅臣中，凡是奉职官命令、先把兵马安排妥当的，应当优先议定赏赐。命令招置的新军和御营司的军队，都依照新法编组：五人为伍，伍长用牌子写明同伍四人的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用牌子写明五名伍长的姓名；一百人为队，队将用牌子写明四名甲正的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用牌子写明队将正、副共十人的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用牌子写明部将正、副共十人的姓名。凡有召集、差遣，都按牌子发遣；逃亡、死亡、受伤等情况，也都可以周遍知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四人〕 三省、枢密院共同设置赏功司，设立名册来接受功劳状。三天之内不能审查举荐并施行的，必定处罚。接受贿赂、索取财物的，按军法处置，并允许人告发。遇到敌人逃散溃败的，斩首；因而成为盗贼的，诛杀其家属。凡属军政，申明约束和更改法制的条目有数十条，都张榜公布在交通要道。将士看见后，都受到激励。我又另写奏札，上奏说：‘朝廷用来防备抵御夷狄的力量，都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完备，所以敌人不容易攻破。金人、盗贼却来扰乱我们的腹心地区。中原郡县长期承平，积习已久，城池淤塞颓败，完全没有器械，拿什么抵御敌人？金人、盗贼所到之处，官吏、军民大多不能守卫，于是郡县陷没；这不只是士气怯懦，实在是因为抵御敌人的器具没有准备好。应当下诏命各路州郡逐步修缮城池，整治器械，朝廷酌情给予补助。有能修缮完备的，应当表彰赏赐一二处，以此勉励他们。’诏旨依照奏议施行。凡州县想修筑城池的，上报朝廷，由朝廷发给祠部度牒作为补助。又上奏说，金人专靠突骑取胜，而中原骑兵少、步兵多，当然容易有更多溃散。步兵不足以战胜骑兵，骑兵不足以战胜战车，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古人作战，多使用兵车。卫青之所以能够深入匈奴，是因为使用武刚车环绕自己，依靠它作为坚固防御。马燧之所以凭军力称雄朔方，是因为制造战车，外面覆盖狻猊、犀象等形制的装饰，车后排列戟；行进时用来载运士兵，停止时用来布成阵势；遇到险阻，就用来制造冲击和抵御。后世只看到房[原文疑字]曾经用车战失败，于是不再使用，却完全不知道要制御突骑，非战车不可，关键只在于如何使用它罢了。不过应当用皮革覆盖战车，以防备火攻。所以古代的兵车称为革车，正是为了防火。臣在靖康年间驻军河阳时，制造过一种简单轻便的战车，几个人就能推动；行进、前进、后退、旋转、曲折，都能随人的意愿；每车用士卒二十五人，行进时组成行阵，停止时形成营垒。平原上可以奔驰追逐，险阻处可以控制扼守，士卒有所凭依，铁骑不能凭借冲势冲撞，制造方法非常精良。共制造了数百辆，训练阅习一个多月，士卒都已经熟练。恰逢臣被罢职，最终没有使用。现在应当把这种制造方法颁给京东、京西两路，分别制造并训练阅习；具体内容都在[原文疑字]中，因而绘图进呈。诏旨命御营司制造、阅习，诸将都认为可以使用，于是颁发给两路，交由提刑司总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又上奏说，大河、江淮都是上天设置的险阻，是帝王赖以守护国家的地方。但是必须加以安排控制，用人的作为来增强它，才能为我所用。如果任凭自然形势，不再设置防备，即使大河水流奔腾，敌人的骑兵也能暗中渡过，仿佛在平坦的席子上行走，何况江淮呢？嘉[原文疑字]年间，范仲淹曾请求在河阳上游设置战舰和水军，训练水战，以防备契丹深入，当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到了靖康年间，金人渡过黄河如入无人之境，大概是因为没有水军和战舰在渡口攻击并加以扼守。过去曹操带着大军逼临江表，周瑜用水军在赤壁击败他，此后曹操终身不敢窥伺吴地。由此看来，如果有水军、战舰，趁敌人渡河时攻击他们，取得一次胜利，敌人就会胆寒。况且敌人擅长骑射，而不熟悉舟船；用我们的长处攻击他们的短处，胜算十足。只要有这样的防备，使敌人不敢轻易渡河，所得利益已经很大，何况还能战胜他们呢？就今日的计策来说，不如在沿河、沿江、沿淮的州郡设置和制造战舰，根据当地适宜的习俗，招募水军；凡是熟悉水性、能够操舟的人，都登记姓名，平时允许他们自行谋生，遇有事情就召集训练并使用。按时训练阅习，酌情发给赏赐，[原文疑误]都成为精兵，那么用来巩固我国边防的办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详细内容也都在[原文疑字]中。诏旨依照所请，招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军号。又命御营司干办公事杨观复携带空名告身，前往江浙招募人员制造船只，其余各路交给提刑司安排、总领。又上奏说，既然已经在河北、陕西、京东、京西四路招募士兵，但军器、衲袄、旗帜之类，经过靖康之变，大多散失；内库中甲胄很多，只是特别沉重，士卒不能承受，请下达指挥，列出军器、衲袄的缺额，交给各路转运司制造；在行在设置机构，把内库甲胄改制为大小三等的规格，以及图画式样、制造旗帜等事，皇上都认为可以。又访求陕西、山东以及各路有才干谋略、可以任用的武臣一百多人，请召来考察，以备任用为将佐、偏裨。诏旨说，都召到行在。自六月初到这时，共四十多天，整顿边防、军政等事务才逐渐就绪。这时，朝廷商议派使者出使金国，我上奏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和悌。
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渊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使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朝迎暮请，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为然。命余草表，并致书二虏酋，及以周望、傅{▯万}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赍表及书以往。又奏上曰：“陛下当艰难之时，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统。宜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养海内之深，金贼不道，屠戮生灵之酷，社稷艰危之急，二圣播迁之痛，今日所以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保守以致中兴者，凡所告谕，必尽诚意，明白言之，无有隐讳。使读而闻之者，虽武夫悍卒，知所激励。然后按其所言，次第行之，无为虚文，务施实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转危为安有不难也。昔陆贽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不可以常理谕。”又曰：“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正今日之谓。”上乃命余撰拟诏文进呈颁降，又具札子，以谓艰难之际，赋入狭而用度广，内自朝廷，外至州县、监司，宜省冗员以节浮费。上命中书条具，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复开封府旧制，减学官员额，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罢两浙、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复幕职曹官旧制，非万户县，不置丞，罢吏员三分之一。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不得过朝请大夫。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应前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侍御以上，并罢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有旨从之。是时，四方溃兵为盗，如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余万人。余谓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铜马、绿林、下江之属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黄巾以破袁绍。顾所以驾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则易以叛去；移徙之，则彼必致疑。正当以术制之，使由而不知，则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营司差官每招安到一头项，即先号令，有元系良民愿归业，及有营房兵卒愿归营者，给券及公据遣之，遣去大半。又择其羸弱不胜兵者放散，独留强壮愿充行阵立功者，以新法团结，每一军差大小使臣充部队将，及择有材略者为统制官以统之。而其头领，皆命以官于他统制下，充准备将领及差遣之类。于是，无叛去者。独淮南剧贼杜用、山东李昱、丁顺、杨进，皆拥众数万，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驿、单州之鱼台，皆有溃兵数千人作过。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乘间窃发，扰吾郡县，其势不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盗贼虽主于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则彼无所忌惮，势难遽平。宜分遣兵将，讨殄数处，则余者自服。”上以为然，乃命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师讨杜用，都巡简刘光世讨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李昱，韩世忠讨鱼台贼。不旬月间，皆破之，斩杜用、李昱，获甲马、宝货不赀，余悉平殄。丁顺、杨进乃就招抚司招安，过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阳，扰京西、湖北。余建议，遣范琼讨之。范琼者，在靖康间为统制官，将兵河东，颇宣力。其后归京师，权步军指挥使。京城破，渊圣幸虏营，留不遣，有阁门宣赞舍人吴革者，私结禁卫，欲劫虏营，迎渊圣归。谋泄，为琼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诛之。上即位，琼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为降诏，言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当阔略之，以责后效。琼尚反侧。至是，余奏遣之讨贼，使离都城。琼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执孝忠，招安其余以赴行在。一日，与执政奏事便殿，上出绢背心一，宣谕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赍来，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余与执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庙，以示后世。道君远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尽驽钝，措置边事，以副陛下圣孝思慕之意。”执政退，余留身论及靖康问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有至终夜不寝，而卒有播迁之祸，何也？”余奏曰：“渊圣在东宫十余年，令德闻于天下，及即大位，忧勤恭俭，虽古之贤主无以远过。适当国步艰难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别忠邪，群言纷至，为小人之所惑，故卒误大事。
译孝悌做到极致，就可以感通神明。如今陛下因为上皇、渊圣远在沙漠，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枕，思念迎回两宫，使天下供养他们，这是孝悌的极致，也是尧舜的用心。但是今天的事情，正应当枕着兵器、尝着苦胆，内修政事，外拒夷狄，使刑法政令得到整顿、中原强盛，那么二圣不必等到迎请就会自己归来。否则，即使使者车盖相望，言辞卑下、礼物丰厚，早晨迎请、晚上再请，恐怕也没有益处。现在派出的使者，只应奉上表章问候两宫，表达思念之意即可。’皇上认为有道理。命我起草表章，并给两个敌酋写信；又让周望、傅[原文疑字]都借官充任二圣通问使，携带表章和书信前往。又上奏说：‘陛下在艰难时期受到臣民欣然拥戴，继承了大统。应当下发哀痛诏书，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的心，详细说明祖宗的功德、深厚养育海内的恩泽，金贼不守道义、残杀生灵的惨酷，国家危急艰难的紧迫，二圣播迁在外的痛苦，以及今天之所以要依靠天下士民同心协力、共同扶持保守国家以达到中兴的原因。凡是告谕，都必须竭尽诚意，明白说出，不要有所隐讳。这样，读到并听到诏书的人，即使是武夫悍卒，也会知道应当受到激励。然后按照诏书所说的逐项施行，不要成为空文，务必施行实际的恩惠，一定能够昭示并感通上天的意旨，激发人心，转危为安也就不难了。过去陆贽说过：处在非同寻常的危难中，不能用平常的办法使其安定；解决非同寻常的纷乱，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劝说。’又说：‘用言语感动人，所能感动的已经很浅；言语又不切合实际，谁还肯放在心上？这正是今天的情形。’皇上于是命我起草诏文进呈并颁发。我又另写奏札，认为艰难时期，赋税收入少而用度开支多，从朝廷到州县、监司，都应裁减冗员以节省浮费。皇上命中书省拟定条目，于是下诏：省、台、寺、监的官员根据事务繁简相应裁减；恢复开封府旧制，减少学官员额；罢除提举常平司，并入提刑司；罢除两浙、福建市舶司，并入转运司；恢复幕职曹官旧制，不是万户县，不设置县丞；裁减吏员三分之一。又请求按照祖宗法令规定，三省堂吏转官不得超过朝请大夫。起初，陈请出任外官的，只担任通判。凡是前宰执的子弟，因恩例兼任贴职以及侍御以上官职的，一律罢免；宰执以及现任宫观官、等待任缺和没有差遣的京朝官以上，俸钱都减去三分之一。有诏命同意这个意见。当时，各地溃散的士兵纷纷成为盗贼，如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在这一类人，都接受招安到行在，共有十多万人。我认为，如今对付盗贼，正应当借助他们的力量加以使用，就像光武帝任用铜马、绿林、下江等部众来平定天下，曹操也任用黄巾军来击败袁绍一样。只是要看驾驭他们的方法如何罢了。如果不调动他们的部曲，他们就容易叛逃；如果调动他们，他们必然心生疑虑。应当运用权术控制他们，使他们顺从而又不知道其中的用意，这样才可以。于是我按照这个意思上奏，皇帝命御营司规定：每招安一个首领，先发布命令，凡原本是良民而愿意回乡复业的，以及营房中的士兵愿意回营的，都发给凭证和公文遣送；这样遣散了大半。又挑选其中羸弱不能作战的放散，只留下强壮而愿意充任行军作战、建立功劳的人，按照新法编组；每军各派大小使臣担任部队将，又选拔有才干谋略的人担任统制官来统领他们。至于他们的首领，都任命为其他统制官属下的官员，充任准备将领及其他差遣职务。这样一来，没有人叛逃。只有淮南的剧贼杜用、山东的李昱、丁顺、杨进，都拥众数万人，不能招安。然而，拱州的黎驿、单州的鱼台，都有数千名溃兵作乱。我上奏说：“如今朝廷对外有强敌，盗贼又乘隙突然发动，扰乱我们的郡县。形势上如果不先平定内部盗寇，就无法抵御外来的侵侮。盗贼虽然以招安为主，但如果不显扬威武，使他们知道有所畏惧，他们就会无所顾忌，形势很难立即平定。应当分别派遣将领和军队，讨伐消灭几处盗贼，其他人自然会服从。”皇帝认为有理，于是命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军讨伐杜用，都巡简刘光世讨伐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伐李昱，韩世忠讨伐鱼台盗贼。不到一个月，全都被击破，杜用、李昱被斩，缴获的铠甲、战马和财宝多得无法计算，其余盗贼全部平定消灭。丁顺、杨进于是到招抚司接受招安，渡过黄河。只有李孝忠攻破襄阳，扰乱京西、湖北。我建议派范琼讨伐他。范琼在靖康年间任统制官，领兵在河东，颇为出力。后来回到京师，代理步军指挥使。京城被攻破后，渊圣帝前往金人营寨，被留下而没有遣返。当时有阁门宣赞舍人吴革，私下联结禁卫军，想要劫取金人营寨，迎接渊圣帝回来。谋划泄露后，被范琼和殿前都虞候左言杀死。皇帝即位后，范琼心中不安，朝廷因为他掌握兵权，特意颁下诏书，说节义是用来要求士大夫的，至于武臣和士卒，应当宽略对待，以便要求他们日后的功效。范琼仍然疑惧不安。到这时，我上奏派他去讨伐盗贼，使他离开都城。范琼认为朝廷仍然委任使用他，心里才安定下来，最终擒获李孝忠，并招安其余部众，带到行在。一天，我和执政大臣在便殿奏事，皇帝拿出一件绢制背心，宣谕说：“道君从燕山秘密派遣使臣带来，衣领中有亲笔书写的八个字，是：‘便可即真，来救父母。’”我和执政大臣都流泪，奏道：“这就是陛下接受道君授命的凭证，应当收藏在宗庙中，用来昭示后世。道君远在沙漠，所寄望于陛下的就是这些，臣怎敢不竭尽自己的微薄才力，安排边防事务，来符合陛下圣明的孝亲思念之意。”执政大臣退下后，我留下来，谈及靖康年间的事情。皇帝说：“渊圣帝勤于政事，批阅章奏有时直到深夜不睡，最终却遭到播迁的灾祸，为什么呢？”我奏道：“渊圣帝在东宫十多年，美好的德行闻名天下；等到即位后，忧劳勤勉，恭敬节俭，即使古代贤明的君主也没有远远超过他的。只是正好处于国势艰难的时候，他勤勉节俭有余而英明决断不足，不能分辨忠臣和奸邪，众人的言论纷纷而来，被小人迷惑，所以最终误了大事。”
人主之职，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细务，大功可成。不然，虽衡石程书，卫士传餐，亦无益也。”上以为然。余因论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内禅，一也。渊圣固守，二也。使其后更得一策，中国可以无事，而和与战两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方金人初犯阙，提兵不过六万人，既薄城下，累日攻击，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不可攻。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臣献策渊圣，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有不可许者，宜遣使者往来款曲，与之商议，俟吾勤王之师既集，然后与之约，其可与者，许之。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则约易成，而和可久。当时不以为然，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余万，臣献策渊圣，以谓兵家忌分，宜使节制归一，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以重兵与之相临，而分兵收复畿邑，使无所得粮，俟其困而击之，一举可破。当时不以为然，置宣抚司，尽以勤王之兵属之，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而朝廷惩劫寨小衄，不复议兵。贼退，又不肯邀击，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此失其所以战也。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譬犹医者治病，证候既明而不投药，遂有至于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机会，尤不可失，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以应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其势不同，条目甚多，臣请论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国虚实，亦无必犯京阙之意，特中国失备，无兵以御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来，两路并进，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贼至城下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来，贼已围城，始以蜡书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贼寨于西北隅，而行营司出兵屯子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问络绎不绝，勤王之兵既集，贼遂敛兵不敢复出。其后再来，朝廷自决水以淹浸京城西北，弥漫数十里，而东南不屯兵，使贼反得以据之，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进，此其不同者三也。渊圣即位之初，将士奋励用命，其后赏罚失当，人心稍解体，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围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号令严肃，昼夜抚循，未尝少休，闻其后无任其责者，贼至，造桥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数人登城，将士遂溃，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大半。盖朝廷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势不同而祸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与金人约和、用兵次第札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兵章疏进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谕曰：宣抚司官属靖康间迫逐非辜，可并与差遣。乃条具进呈。有旨，曾任郎官、监司人与知州军差遣，曾任馆职以上人与通判差遣，余并升一等，选人与优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间虽号为通言路，然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鲠峭，皆远贬，其实塞之也。”乃纳札子，劝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与执政同进呈臣僚论宋齐愈事，初，齐愈为右司员外郎，自围城中出，诣行在，自陈以病在告，不与伪楚事，除谏议大夫。至是，臣僚论其首建议请立张邦昌，按据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伪楚之议，震怒，命付御史台鞫治。证验明白，齐愈款服。众颇为之救解，上曰：“齐愈奸恶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众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断，仍榜其罪于通衢。又进呈御史台鞫治陈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围城中诱置内人为妾，及因抄札金银自盗入己。上曰：“此何等时，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测，众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长流海岛，余编置岭南。又进呈留守司鞫治承华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退归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语指斥乘舆。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宁殿，李氏尝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其后邦昌之妇入禁中，乃留其亲随人，而易以陈氏归府第。上震怒，谓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窃位号，此乃细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决脊，降配军营务下民为妻。又宣谕：王时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状。余奏曰：“人臣不能仗节死义，而不顾君父，一至于此，虽犬彘有所不若。
译君主的职责，只要能够识别人并任用他们，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即使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也可以成就大功。否则，即使每天称量文书、计算进度，像卫士传送饭食那样忙碌，也没有用。”皇帝认为这话有理。我于是谈到靖康初年，金人进犯京城时，中原应对这件事的方法，本来有两个可取的策略。道君退位传给渊圣帝，这是第一个。渊圣帝坚守京城，这是第二个。如果后来再采用一个策略，中原本来可以无事；但和议与作战两方面都错失了机会，于是终于造成大祸，夷狄的祸患直到今天仍然成为阻碍。当金人最初进犯京城时，带来的军队不过六万人；逼近城下，连续攻打多日，知道都城坚固、士卒奋勇，无法攻取，于是派使者提出优厚的要求，请求议和。我向渊圣帝献策，认为金人提出的要求，有些可以答应，有些不能答应，应当派使者往来周旋，与他们商议，等到我们勤王的军队已经集结，再同他们订约；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他们；不能答应的，就坚决坚持而不答应。这样，约定容易达成，和议也可以长久。当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把金人的要求一概答应了，后来果然不能按约履行，于是金人再次入侵，这是错失了实现和议的方法。勤王军队集结在都城四面，共有三十多万人。我向渊圣帝献策，认为兵家忌讳分散兵力，应当使指挥权归于一统，采用周亚夫困住七国的策略，用重兵与金军对峙，同时分兵收复京畿各县，使金军得不到粮食，等他们困乏后再攻击，一举就可以击破他们。当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设置宣抚司，把勤王军队全部交给它统领，所以姚平仲得以提前发动；而朝廷因遭到劫营的小挫败，便不再议论出兵。金军撤退后，又不肯乘势追击，于是使金人产生了轻视中原的心思，而中原的形势日益削弱，这是错失作战方法。机会到来时，间隔连头发丝都容不下；一旦错失机会，后悔也无法追回。譬如医生治病，病情已经明确却不投药，最终就会发展到无法医治的地步。今天的机会尤其不能错失，希望陛下以靖康之事为鉴，审慎处理并果断决定来应对它，或许可以取得成功。”皇帝说：“靖康初年还能守住，金人第二次来时却不能守住，为什么呢？”我奏道：“靖康初年和靖康末年的形势不同，具体方面很多，请允许臣只谈其中大的方面。金人第一次入侵时，还不知道中原的虚实，也没有一定要进犯京城的意图，只是中原没有防备，没有军队抵御他们，所以使他们能够渡过黄河到达城下；而粘罕的军队又误期没有到达。这是不同的第一点。靖康初年，金军到达城下不过几天，勤王军队已经集结；等到他们第二次来时，金军已经包围京城，才用蜡书召集天下军队，于是来不及应急。这是不同的第二点。” 靖康初年，金军驻扎在西北角，行营司出兵驻屯在子城外的要害之地；各地的消息往来不断，勤王军队集结后，金军便收缩兵力，不敢再出来。后来金人再次来犯，朝廷自行决开河水来淹灌京城西北，水势漫延数十里，却没有在东南驻兵，反而使金军得以占据那里。因此城中的消息无法传到外面，外面的军队也无法进来。这是不同的第三点。渊圣帝即位初期，将士奋勇效命；后来赏罚失当，人心渐渐离散。这是不同的第四点。金人开始围城时，城中的安排有条理，号令严肃，昼夜安抚巡视，从未稍有停歇；听说后来没有人负责这些事务，金军到来后，架桥渡壕，竟然毫不在意，十几个人登上城墙，将士于是溃败。这是不同的第五点。臣在枢密院任职时，安排征调天下防秋军队，诏书已经下达数月；等到臣任河北宣抚使时，朝廷却下诏裁减停止了大半。大概是朝廷专门依赖和议，认为金人一定不会再来，因而一概不作防备，所以靖康末年不能守住，是因为形势已经不同，而祸患产生于被忽略的地方。”第二天奏事时，我趁机把靖康初年提出的防守安排、与金人约定和议以及用兵次序的札子，还有朝廷分设宣抚司、下达指挥后，我在宣抚司论述不应裁减停止防秋军队的奏章，一并进呈。皇帝都命令留在宫中不下发，随即宣谕说：“宣抚司的官属在靖康年间逼逐无罪之人，可以一并给予差遣。”于是我分条列出具体内容进呈。有诏：曾任郎官、监司的，授予知州、知军的差遣；曾任馆职以上的，授予通判的差遣；其余人员都升一等；选人给予优待便利的占射差遣。我于是上奏说：“靖康年间虽然号称开放言路，但是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刚直峻切，都被远地贬谪，实际上是堵塞言路。”于是我呈上札子，劝皇帝以明察宽恕来充分听取人们的意见，以恭敬节俭来充足国家财用，以英明果断来处理大事，皇帝都嘉许并采纳了。又和执政大臣一同进呈臣僚议论宋齐愈一事。当初，齐愈任右司员外郎，从被围的城中出来，到达行在，自称因病请假，不曾参与伪楚的事情，于是授任谏议大夫。到这时，臣僚议论他最先建议请求立张邦昌为帝，查验依据非常清楚。皇帝认为他欺骗蒙蔽朝廷，而且是首先提出建立伪楚的主张，十分震怒，命令交御史台审讯治罪。证据查验清楚后，齐愈服罪认供。众人多为他求情解脱，皇帝说：“齐愈如此奸恶悖逆，难道可以不依法处死吗？假使邦昌的事情成功了，把我置于什么地位？”众人于是都不敢再说。有诏，依法判决，仍把他的罪状张榜公布在交通要道。又进呈御史台审讯陈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人的案件。他们都在围城期间诱骗内人为妾，并且借抄查之机把金银盗入自己手中。皇帝说：“这是什么时候，竟敢做出这种事。”当初，这四个人所犯的罪严重得难以预料，众人替他们求情解脱。有诏：情节严重的长期流放海岛，其余编置岭南。又进呈留守司审讯承华夫人李氏的案件。当初，张邦昌退回府第，从宫禁中出来，李氏为他送行，说了指斥皇帝车驾的话。皇帝听说后，命留守司会同御药院，在内东门审讯治罪。李氏服罪认供，并且说张邦昌住在福宁殿时，李氏曾让养女陈氏侍奉张邦昌就寝。后来张邦昌的妻子进入宫禁，便留下她的亲随侍从，而让陈氏回到府第。皇帝震怒，认为张邦昌竟敢居住宫禁中的寝殿，又奸私宫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情状。我奏道：“张邦昌既然敢僭越窃取帝位名号，这些不过是小事罢了。”但皇帝最终仍因这件事严厉治罪张邦昌。有诏，李氏处以脊杖，降等发配到军营事务所，给下等军民为妻。又宣谕王时雍逼迫道君出郊的情状。我奏道：“做人臣的不能守持节操、为义而死，又不顾君主和父亲，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狗猪也有不如。”
盖天下所同愤嫉，姑俟边事就绪，徐议再行遣，末为晚也。”因纳札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修盐、茶之法，以通商贾。划东南官田，募民给佃。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又请于陕西、河北东路京东西置制置使，使以远近相应援。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进呈取旨。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而余事以余罢政皆不果行。●卷四初，余尝从容奏上曰：“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河东两路，以为藩篱，葺治军马，讨平盗贼。内则修政事、明赏罚，皆渐就绪。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势根本也，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臣尝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示不去中原，以系天下之心。选任将帅，屯列军马，控扼要害，以折虏人之谋。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而近日外议纷纭，皆谓陛下且幸东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兵聚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灭矣。”余再拜，赞上曰：“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因言履艰难之运者，不宜怀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将兵，披甲胄，冒矢石，于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车驾不去中原，则将士思奋，人百其勇，盗贼不敢觊觎，两河易为经略。虽少劳苦，而后享安逸。倘偷取一时目前之安，如后患何？中外未知陛下圣意，乞降诏以告渝之。上乃命余拟撰诏文颁降，榜之两京，读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太后，津遣六宫。以徽猷阁待制孟忠厚为提举一行事务，步军指挥使郭仲苟统兵扈卫，余令有司排办。后半月，上忽降手诏，欲巡幸东南以避狄，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余留之，因具札子，极论不可。且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晋元帝是也。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而中兴之上，拨乱定功，以兵马为先。一失西北，则二者无自得之形格势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华倘或南幸，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吾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反以遗贼。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阙，有不可得，况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惟南阳，光武之所以兴，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关中可召将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粮饷，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暂议驻跸，自冬徂春，两河措画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上乃取还巡幸东南手诏，令与执政商议。翌日，再具札子，援楚汉荥阳、成皋间，曹操、袁绍官渡事，论天下形势甚详。又与执政议于上前，余曰：“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且有后艰。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诚不敢任此责，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失大信于天下。愿断自渊衷，以定大计。”上乃许幸南阳，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委以修治城池、缮葺宫室官府，朝廷降盐钞钱帛，委转运使范之才等储峙粮草。命发运司拨江湖纲运，由襄江通漕，命四川变转轻货，陆路自陕西，江路自归峡以入南阳。以黄潜厚为提举一行事务，以郎官陈衮、李俦干办角递，以发运使李▯为随行转运使，将以秋末冬初，择日启行。而潜善、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其议颇传于外，客或谓余曰：“士论汹汹，咸谓密有建议者，东幸已决，南阳聊复尔耳，盍且从其议乎？不然，事将变。”余曰：“天下大计，在此一举。
译这件事是天下人共同愤恨厌恶的，姑且等边防事务办妥后，再慢慢议论重新遣发治罪，最后办理也不算晚。”于是我呈上札子，请求减少上供的数额，以减轻州县负担；修订盐、茶的法令，以便流通商贾；划拨东南的官田，招募百姓给他们租佃；仿照弓箭刀弩手的办法，让士兵依托农耕供养；登记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除支移、折变，并由官府教练检阅；又请求在陕西、河北东路、京东、西设置制置使，使各地能够根据远近相互救援。有诏，全部交给中书省分条列出具体办法，进呈后听取诏旨。后来终于设置了各路制置使，但其余事情因我被罢免政务，都没有实行。●卷四 起初，我曾从容地上奏说：“朝廷对外经营安排河北、河东两路，把它们作为屏障，修治军队和战马，讨伐平定盗贼；对内整顿政事，明确赏罚，也都逐渐有了头绪。唯独皇帝巡幸之处还没有确定，朝廷内外的人心都不安定。中原是天下形势的根本，一旦离开中原，人心就会动摇，形势也会倾覆。臣曾提出巡幸的策略，以关中为上策，襄阳为次策，建康为下策。如今即使不能实行上策，仍应当前往襄、邓，表示不离开中原，以此系住天下的人心。选任将帅，驻屯排列军队，控制扼守要害，挫败金人的谋划。假使今年冬天没有忧患，皇帝车驾返回京城，天下的形势就会因此安定。但近来外间议论纷纷，都说陛下将要巡幸东南；如果果真如此，臣恐怕中原就不再归我们所有，车驾也不知何时才能回京，天下的形势就会因此倾覆，再难振兴。”皇帝说：“只是想迎接奉送元▯太后，以及安排六宫渡过津口前往东南罢了。朕应当和你们一起独自留在中原，训练将士，增加军队、聚集战马；即使都城可以守住，即使金军可以消灭，也都做得到。”我拜了两拜，赞美皇帝说：“陛下英明果断到这种程度，即使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也没有超过您。” 我于是说，处在艰难时势中的君主，不应当贪图安逸。高祖、光武、太宗都亲自统率军队，披着铠甲，冒着箭石，在马上取得天下。如今固然不必做到这样，但只要皇帝车驾不离开中原，将士就会想着奋勇作战，人人的勇气都会增加百倍，盗贼不敢有所觊觎，两河也容易经营谋划。虽然暂时稍有劳苦，后来却可以享受安逸。假如只贪图眼前一时的安定，将来的祸患又怎么办呢？朝廷内外还不知道陛下的圣意，请求下诏把这些意思告知他们。皇帝于是命我起草诏文颁发下去，并张榜于两京，读到的人都感动流泪。于是安排迎接奉送隆▯太后、遣送六宫的事务。任命徽猷阁待制孟忠厚提举这一行事务，步军指挥使郭仲苟统领军队护卫，命有关官署筹办。过了半个月，皇帝忽然颁下手诏，想巡幸东南来躲避金人，命三省、枢密院分条列出应办事项上报。我将手诏留在宫中不下发，趁机备具札子，极力论述不可这样做。并且说，自古中兴的君主从西北起兵，就足以据有中原并拥有东南，汉光武帝、唐肃宗就是这样；从东南起兵，就不足以收复中原并拥有西北，晋元帝就是这样。大概天下的精兵、健马都出自西北，而中兴之业要拨乱反正、平定天下，首先依靠的就是兵马。一旦失去西北，就会失去凭借这两方面形成有利形势的条件，不只是失去地利而已。如今翠华车驾如果南行，放弃中原而抛弃它，哪里只是金人将乘机扰乱我们的关中、京辅地区，盗贼也将蜂拥而起，占据州县、连接城邑，使朝廷号令无法通行，精兵、健马反而留给盗贼。道路阻塞，人心惊乱溃散，陛下即使想回京，也可能无法做到，更何况整治军队、战胜敌人，以便迎回二圣呢！只有南阳，是光武帝兴起的地方：有高山峻岭可以凭借控制扼守，有宽阔平原可以驻屯重兵；向西通往关中，可以召集将士；向南通往荆湖、巴蜀，可以取得财物；向东通达江淮，可以运输粮饷；向北距离三都不远，可以派兵救援。暂且商议驻跸，从冬天到春天，等两河的谋划安排办妥，就返回汴都；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皇帝于是收回巡幸东南的手诏，命令我和执政大臣商议。第二天，我再次备具札子，援引楚汉时期荥阳、成皋之间的形势以及曹操、袁绍官渡之战的事情，详细论述天下形势。又和执政大臣在皇帝面前商议。我说：“如今乘船顺流前往东南，固然非常安全便利，但一旦离开中原，势必很难再回来。中原安定，东南才会安定；失去中原，东南难道能够保证没有事情吗？” 一旦错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意外变故难以预料，今后还会有艰难。想要保住一方之地，恐怕也不容易。臣实在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陛下既然已经下诏独自留在中原，人心已经喜悦服从，为什么诏书的墨迹还没有干，就要失去对天下人的大信呢？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以确定国家大计。”皇帝于是答应巡幸南阳，命令安排应办事项。有诏，任命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交给他修治城池、修缮宫室官府的任务；朝廷下发盐钞、钱帛，委托转运使范之才等人储备粮草。命发运司调拨江湖地区的纲运，经由襄江沟通漕运；命四川将轻便货物折变运输，陆路从陕西，水路从归峡运入南阳。任命黄潜厚提举这一行事务，郎官陈衮、李俦主管角递事务，以发运使李▯担任随行转运使，准备在秋末冬初择日启行。然而，潜善、伯彦暗中用巡幸东南的计划来动摇皇帝的心意，这个议论在外界传播得很广，有宾客对我说：“士大夫的议论沸腾，都说暗中有人提出建议，东幸已经决定，南阳只是暂时如此罢了，何不暂且顺从他们的意见呢？否则，事情将要发生变化。”我说：“天下的大计，就在这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