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张文襄督两广
《张文襄公事略》 (清)佚名 著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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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绪言
第二节张文襄之事业
第三节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
第四节张文襄督两广
第五节张文襄之参预新政
第六节张文襄之兴贤育才
第七节张文襄在鄂行政
第八节张文襄兴办路政
第九节张文襄之勋业
第十节张文襄历任封疆
第十一节张文襄征调入京
第十二节张文襄之政绩
第十三节张文襄之学问
第十四节张文襄之奇才
第十五节张文襄之敢言极谏
第十六节张文襄维持大局
第十七节张文襄之举贤
第十八节张文襄之病状
第十九节张文襄之盖棺定论
张文襄公事略
●第一节绪言
噫,是书也,胡为乎而作哉?曰张公之洞也。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曰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曰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见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竟何人耶?吾是以回顾茫茫,不禁有一新一旧之概也。
张文襄公事略
●第二节张文襄之事业
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二十一曰亥时薨于位,盖本曰方有“再行赏假,无庸拘定曰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人参二两”之优诏,而公即于其夕逝溘也。公之德业勋望冠于当时,且为孝钦显皇后手擢之人,由词臣而学官,出膺疆寄,人赞纶扉,以迄于今。夫其人之生也,与近数十年政局关系尤切,是不可无一言以记其生平也。
公讳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一字香严。中年以后,自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公署此号时,方督办广东海防,会有谅山之捷,公主进与法战,而不主曲和。彭刚直、鲍忠武皆赞成其谋。当时不能用,且齮龁之,而阴沮其所为,故取张曲江诗“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之意,而号曰无竞居士),晚年则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县人。南皮即魏文帝射雉,一曰而获三十六头之地。当北魏时,有刁雍者,寿至百岁,谥曰简公;从子遵,谥曰惠公,官至三公,为渤海蓚县人。惠公墓志,推为海内北碑第一,在南皮刁家楼出土,藏于公之族兄文达公家,盖南皮即北魏之蓚县也。
公生于黔,父讳锳乙,久官贵州,与胡文忠林翼同官雅,故公幼时,亦尝受学于胡公。年十七举咸丰壬子乡试第一。斯时胡文忠与公父书曰:“闻四贤郎获解,吾与南溪相视,开口而笑。”盖公行四,故称四郎。南溪者,蒋公超表字,为公之
张文襄公事略
业师,其后死于国事,赐谥果靖者也。公父官遵义知府,捍贼有功,擢署贵东道,方用兵剿苗,尽瘁以卒,赠太仆卿。
公以同治癸亥一甲第三进士及第,授职编修,所知制诰文多典雅有则。当时公为学颇慕阮文达,于经义多沈思穿贯。又好兵家言,尝自署于座曰:“兵家尽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可以知其志事矣。
方公未通籍时,以父清廉,家无积蓄。尝佐豫抚、鲁抚幕,又尝代给事中陆秉枢作奏言事,其文光采震动,为上所惊,荷旨奖问。及官翰林,而论事之章,尤多中于历物之意,往往传诵海内。己卯,官国子监司业,曾上惠陵《大礼疏》,援据《仪礼》、《公羊》,平定陶濮国兴献诸议,折永伊川两之争,植义至当。章上,天下翕然从之。
张文襄公事略
●第三节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
译《张文襄公事略》(清)佚名著 目录 目录 第一节 绪言 第二节 张文襄的事业 第三节 张文襄与政治的关系 第四节 张文襄督理两广 第五节 张文襄参与新政 第六节 张文襄兴办教育、培养人才 第七节 张文襄在湖北的行政 第八节 张文襄兴办铁路 第九节 张文襄的功勋事业 第十节 张文襄历任封疆大吏 第十一节 张文襄被征调入京 第十二节 张文襄的政绩 第十三节 张文襄的学问 第十四节 张文襄的奇才 第十五节 张文襄敢于直言、极力进谏 第十六节 张文襄维持大局 第十七节 张文襄举荐贤能 第十八节 张文襄的病状 第十九节 张文襄盖棺定论 张文襄公事略 ●第一节 绪言 唉,这部书为什么要写呢?因为是写张公之洞的。张公之洞之所以获得名声,是因为他在前人看来是新的,在后人看来又是旧的。十年前谈论新政的人,谁不说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呢?近年来主张守旧的人,又有谁不说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呢?一个人能够同时获得新、旧两种名声,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声望所集中之处。然而到了今天,称赞张公的人,称赞他是改革的元勋;今天诋毁张公的人,诋毁他是宪政的假面装饰。殊不知,称赞他的人固然没有说对,诋毁他的人也没有完全弄清真相。他心中难道真的有坚定不移的革新或守旧见解吗?不过是看到了时势的发展、民智逐渐开启,知道如果不谈变法就不足以保全自己的名位;同时又担心改革过度,自己更加不能任意享有野蛮的自由,于是出于万不得已,形成这种一新一旧的状态,以便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即使如此,这个一新一旧的张公,如今也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物了;可是环顾满朝文武,众位显贵大臣之中,究竟还有谁能够同这个一新一旧的张公并驾齐驱呢?我因此回顾茫茫往事,不禁产生了关于一新一旧的感慨。张文襄公事略 ●第二节 张文襄的事业 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于二十一日亥时在任上去世。当日本来刚刚颁下“再次赏假,不必限定日期,安心疗养,病愈后立即销假入值,并赏赐人参二两”的优厚诏令,张公却在当天夜里突然去世了。张公的德行、事业、功勋和声望在当时居于首位,又是孝钦显皇后亲自提拔的人,从词臣做到学官,出任封疆大吏,入朝参与机要,直到今天。他这个人的一生,同近几十年的政治局势关系尤其密切,因此不能不写几句话记述他的生平。张公名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另有一字香严。中年以后自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张公署用这个号时,正督办广东海防,恰逢谅山获胜;张公主张继续进攻同法国作战,不主张屈服求和。彭刚直、鲍忠武都赞成他的谋划。当时朝廷没有采纳,反而排斥他,并暗中阻挠他的行动,所以他取张曲江诗中“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的意思,自号无竞居士),晚年又号抱冰老人。他是直隶南皮县人。南皮就是魏文帝射雉,一天之内捕获三十六只的地方。北魏时有个刁雍,活到一百岁,谥号简公;他的侄子刁遵,谥号惠公,官至三公,是渤海蓨县人。刁惠公墓志,被推为天下北朝碑刻第一,在南皮刁家楼出土,收藏在张公的族兄文达公家中;由此看来,南皮就是北魏的蓨县。张公出生在黔地,父亲名锳乙,长期在贵州任官,同胡文忠林翼是同僚而关系融洽,所以张公小时候也曾向胡公求学。十七岁时,在咸丰壬子乡试中考取第一名。当时胡文忠写信给张公的父亲说:“听说四贤郎考中了举人,我和南溪相视而笑,笑得合不拢嘴。”张公排行第四,所以称为四郎。南溪,是蒋公超表的字,是张公的 张文襄公事略 业师;后来蒋公为国事而死,获赐谥号果靖。张公的父亲任遵义知府时,因抗击贼寇有功,升任代理贵东道;当时正用兵讨伐苗民,他竭尽心力,最终因劳累过度去世,追赠太仆卿。张公于同治癸亥年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被授予编修一职。他所撰写的制诰文章,大多典雅而有法度。当时张公做学问很仰慕阮文达,对于经义多有深入思考和贯通研究。他又喜欢谈论兵法,曾亲自题写在座位旁:“兵家学说都用来补救时局、使天下安宁,经义全都明白之后才著书。”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志向和事业了。张公尚未取得出身、进入仕籍时,因为父亲清廉,家中没有积蓄。他曾在豫抚、鲁抚幕府中任职,也曾代给事中陆秉枢撰写奏疏议论政事;文章光彩照人,震动朝廷,受到皇帝惊叹,并承蒙诏旨嘉奖询问。等到他任翰林官后,论政的奏章尤其多能切中时弊,常常在天下传诵。己卯年,他任国子监司业,曾上奏惠陵大礼疏,援引《仪礼》《公羊传》,平定陶濮国、兴献王等礼议,驳倒永伊川两派的争论,所确立的义理极为恰当。奏章上呈后,天下人都一致赞同。张文襄公事略 ●第三节 张文襄与政治的关系
国家之隆替,视乎当世之人才,此吾国人所夙知也。然立宪与专制,其人才之资待不同,则其国运之消长,乃不能不绝然殊异。诚以立宪者有道揆,有法守,循序而臻,有进无退,势若祈的者之迎的而行,愈迎而愈至焉。专制之国,其势反是,以其有私意而无证见,有当权者之喜怒,而无举国之公是公非也。故其安危之辙,为途绝隘,往往系于一人焉,或系于一事焉,甚或系于一言焉。景运之来,蓦如一接,而即旋入于否塞,竟至每下愈况,此则政体为之,而祸福遂至相反也。故居今曰而欲以专断政事,其不适于国家之生存者,审矣。试以近数十年中曰两国之事例,比类观之,尤可见矣。曰本维新以后,当年手康屯难之元勋,至今犹生存者,亦殊无几。然而比国朝野上下之人才,则若往者过而来者续,前水后水,混混不穷。甚或后来之人,假前人之经验,其智识俨如积薪之后来居上,曾不见其因一二人之死亡,而国运因之而替。试更观于欧美,所见情状,亦皆相类。而反观吾国,其现象乃正与之相反。同光以还,丧一中兴之旧臣,往往国运因以堕落,其例久已昭著矣。
至于今曰,虽颁立宪之大号,而此种情状,固犹未之或改。但观昨曰南皮出缺之信一布,而人人心中莫不深惜其逝,而生前人既逝,后人难以继续之感慨,即此足以见专制政体之不适,而不能存立于今,其情益大显矣。则欲假立宪之美名,以行专
张文襄公事略
制之实例者,其不可以五稔存焉,尤可见也。
何者?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故科学进一步,而人才亦进一步。专制国之所希冀、所侧席者,乃为善伺上意之奴才,故虽有人才杂出于其间,而其数实居至寡。纵或得人才之力,以济一时艰难,然以人才之数,终不敌奴才之数之万一。此所谓一人既死,而一时之政局事功往往而隳,一世之人心亦往往以变。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熄,正为专制之国历史上一成不易之公例也。
由是以观,诚使吾国前途而能确然自强也,则今丧一南皮何伤?若其不能自强,而犹依违于专制,以图偷息视肉,保全少数人不正当之权利,胥一世之人,而常纳于奴才之一冶,则如南皮之辈,因为跃冶之魔邪,在势难以数得。故今南皮之丧,遂不能不令人生其栋折之感矣。
至若南皮一生之事功学业,与其是非毁誉之得失,当今盖棺论定之曰,识者苟潜察而深讨之,将有以见彼之真相,而无待乎不佞之喋喋。吾今所为不得不一言者,则在立宪专制人才与奴才之间也。
张文襄公事略
●第四节张文襄督两广
呜呼!三十年身都将相之南皮相国,乃遽舍斯世而入天国也耶?论南皮之人格,以吾国现时政界人物论,自不能不以此公为巨擘矣。校其扬历中外之始末,大略可分为三时期。辛巳以前,为声誉最隆之时期。同光以来,京朝士大夫朴学之风,实自南皮开之。当其未登第时,已早负天下深源苍生之望矣。
既入翰苑,声称藉甚,释褐十年,始转坊局例得专摺言事,生平所学,至是乃一发抒。当是时,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侧席求言,于是瑰伟直谅之士,争上疏言天下利病,抵斥权贵,抟击权贵,辇下有清流六君子之称,而南皮实为之领袖。其封事之最脍炙人口者,为劾奏四川东乡县屠杀乡民一案。数年冤狱,一旦昭雪,激变之县令,专杀之武弁,皆明正典刑,置诸显戮。
都人士至相诧,以为景星庆云,而南皮之声誉,乃赫然遍天下矣。此一时也。辛巳以后,为回翔方镇之时期。是岁冬,以内阁学士出抚山右。时朝邑阎文介方长户部,锐意欲裁省浮费,南皮承其意旨,甫下车,即厘定差徭章程,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且大修太行山道。三晋士民,以为数十年未有之好巡抚,朝廷始骎骎向用,以为可付大事。俄而法越事起,圣心眷念南服,以为非南皮无可任,虽擢署两广总督,未几竟即真其在粤也。
军事专于彭刚直,南皮在其间,惟调度诸将,筹发饷械而已。
天幸法船未犯虎门,亦竟无赫赫功可言。兵罢未久,亦遂离粤,
张文襄公事略
译国家的兴盛或衰败,取决于当代的人才,这是我国人早就知道的。然而,立宪制度和专制制度对人才的依靠和培养条件不同,所以国家命运的消长也不能不完全不同。立宪制度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守则,循序渐进而达到目标,只会前进而不会后退,形势仿佛射箭者迎着箭靶前进,越迎上去就越接近目标。专制国家的形势则相反,因为只有个人意志而没有证据和规则,只有掌权者的喜怒,而没有全国共同认可的是非。因此,它的安危道路十分狭窄,往往系于一个人,有时系于一件事,甚至系于一句话。好的国运到来时,突然如同接触到某物一样;随即又转入闭塞困顿,甚至每况愈下。这是政体造成的,于是祸福就完全相反了。所以在今天还想用专断来处理政事,它不适合国家生存,实在是很清楚的。试以近几十年中两国的事例作比较来看,就尤其明显了。日本维新以后,当年亲手匡救艰难的元勋,至今还活着的也没有几个了。然而比较日本朝野上下的人才,却像过去的人离去、后来的人接续,前水后水,浩浩荡荡而没有穷尽。甚至后来的那些人借鉴前人的经验,智慧和知识仿佛积薪一样,后来者反而居上;从未见因一两个人去世,国家命运便随之衰败。再看欧美,所见情形也都相类似。反过来观察我国,情况却正好相反。同治、光绪以来,失去一位中兴时期的旧臣,国家命运往往因此衰落,这种例子早已十分明显。至于今天,虽然已经颁布立宪的重大名义,但这种情形本来仍没有任何改变。只看昨天南皮去世的消息一传开,每个人心中无不深深惋惜;由此产生的前人在世时尚能维持、前人去世后却难以由后人继续的感慨,仅此就足以看出专制政体不适合今天、不能继续存在,其情形更加明显了。既然如此,想借立宪的美名来实行专 张文襄公事略 制制度的实际做法,不能维持五年,更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呢?立宪制度所造就、所培养的,实际上是科学领域的人才,所以科学每前进一步,人才也随之前进一步。专制国家所希望、所倚重的,却是善于窥伺上意的奴才,因此即使其中夹杂着一些人才,他们的数量实际上也极少。即使偶尔依靠人才的力量来渡过一时的艰难,但人才的数量终究抵不过奴才数量的万分之一。这就是所谓一个人一死,一时的政局和事业往往随之毁坏,一代人的人心也往往因此改变。所谓这个人在,政事就能兴办;这个人亡,政事就会熄灭,正是专制国家历史上始终不变的普遍规律。由此看来,假如我国的前途确实能够自强,那么如今失去一个南皮又有什么妨害?如果不能自强,却仍然徘徊依附于专制,企图苟且偷安、保全少数人的不正当权利,使一代人始终被纳入奴才的熔炉之中,那么像南皮这样的人,就会因为这种熔炉的邪恶力量而难以有几个。因此,今天南皮的去世,终于不能不使人产生栋梁折断的感慨。至于南皮一生的事功和学业,以及关于他的是非、毁誉和得失,到了今天盖棺定论之日,有识之士如果深入观察、认真考察,将能够看见他的真相,也就不必等待我喋喋不休地议论了。我今天之所以不得不说一句话,所涉及的只是立宪、专制以及人才和奴才之间的关系。张文襄公事略 ●第四节 张文襄督理两广 唉!在三十年间身居将相之位的南皮相国,竟然突然离开这个世界而进入天国了吗?若论南皮的人格,以我国当时政界人物来衡量,当然不能不把张公视为巨擘。考察他历任内外官职的始末,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辛巳年以前,是他声誉最隆盛的时期。同治、光绪以来,京城士大夫崇尚朴学的风气,实际上是由南皮开创的。他还没有考中进士时,就已经早早负有天下人寄托深厚、拯救苍生的期望。进入翰林院后,他的声望更加显赫;出任散官十年后,才按惯例转任坊局官,得以专门上奏议论政事,于是平生所学直到这时才全部抒发出来。当时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侧身等待、广泛寻求直言,于是杰出正直的人士争相上疏陈说天下的利弊,批评、攻击权贵,京城中有“清流六君子”的称号,而南皮实际上是他们的领袖。他最为人传诵的密奏,是弹劾四川东乡县屠杀乡民一案。积累多年的冤狱,一旦真相大白,制造事变的县令、擅自杀人的武官,都依法严惩,处以公开示众的死刑。京城人士甚至彼此惊叹,认为这是景星庆云般的祥瑞;南皮的声誉于是显赫地传遍天下。这是第一个时期。辛巳年以后,是他在各地封疆任上辗转任职的时期。这年冬天,他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山右巡抚。当时朝邑人阎文介正主持户部事务,一心想裁减多余费用;南皮接受了他的意旨,刚到任就整顿确定差徭章程,严格禁止境内种植罂粟,并且大力修治太行山道路。三晋士民认为这是几十年来未有过的好巡抚,朝廷也开始逐渐准备重用他,认为可以把大事交给他。不久法越事件发生,皇帝牵挂南方,认为除了南皮无人可以担当;于是虽先升任代理两广总督,不久便正式任命他为两广总督,他就在广东任职了。军事事务专由彭刚直负责,南皮在其中只是调度各位将领,筹措、发放军饷和军械而已。幸亏法国军舰没有进犯虎门,最终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劳可说。战事结束不久,他也就离开了广东,张文襄公事略
故南皮于粤,无甚感情。然其粤督任时,实始奏开赌禁,而征其博进若干成以充军饷,粤东赌祸,遂于今为烈,粤人至今恨之。当时有为联语以嘲之者,出语云:“八表富经纶,也不过山石禁烟,粤东开赌。”盖纪实也。而南皮之声誉,自此亦渐退化矣。己丑之春,移督湖广,盖是时南皮方奏请兴办铁路,朝廷以汉鄂为境内中心点,铁路当于是兴工,故移南皮以镇之也。此公之侈谈洋务,自兹役始。路政虽中遭挫折,迟十年然后兴工,而汉阳铁政局,湖北机织器纺,皆其所手创,以故善谈时事者,皆归之。然南皮之为人也,好大喜功,造端宏大,而不顾其后。财力不足以供,则乞灵外人,以恣其挥霍。在鄂二十年所借洋款,以千万计。今曰督抚之恣借外债,以贻害于国与民,其端实自南皮启之,此则爰书所不能末减者矣。
张文襄公事略
●第五节张文襄之参预新政
方德宗皇帝之发愤谋变法也,以南皮号称通中外情势,故深倚任之,言无不从。杨锐之以京卿而参预新政,实所荐剡。
杨故其门生,生平所最识拔者也。当时上意欲召之入都,俾长枢廷,以有尼者,竟不果。上之所以信南皮者如此,乃八月政变之际,首先奏请速杀四参政者,非他人,即南皮也,此已不足以对先帝矣。己亥立储之议,宫中尚虑诸疆臣不服,乃电询江楚两督,其实在张一人。倘使南皮执祖宗家法,严词抗拒,则荣刚端庄之徒,自必恭然心折。立储之议不行,则拳祸自可不作,其所保全者不已大乎?乃南皮只知为保全利禄之私计,而社稷之安危,竟不暇顾,贸然允之,而溥俊公然拥大阿哥之位号矣。微刘忠诚抗疏力争,则废立之事早成,其贻祸之烈,更何堪设想也哉?贤不肖之相去,固如是其甚耶!
噫嘻!何天之不祚我国?比年以来,内政外交,困难极点。
朝廷方锐意于维新之治,而一切列枢桓,参部务者,大都贵胄亲王,耆年硕辅,其一二少年新进,又或血气优而声望浅,才具足而资格轻。求其学识长而资望重者,意惟张枢相一人,差足当之,而不谓其遽有因病出缺之惨事也。
张枢相参枢密也,为时亦无几耳。自世宗朝设立军机之制,国家大事,由枢臣安议,内阁反不与焉。其制以汉满人分任之,而握政权者,大率满人居其多数。迩年朝廷变法,首除满汉之
张文襄公事略
见,非不以重人才,公天下为心乎?乃自当年袁项城退职以来,军机之缺,悬而未补,鹿相虽居首揆,而年老事烦,双耳重听,殊有顾此失彼之虞。所恃以任事权,系人望者,汉人中惟张相一人而已。奈之何天下慭遗,梁摧栋折,此记者所以又不能无忧者也。
且夫三代下之论相臣也,其设施视乎才,其根柢则视乎学。
彼顽固性成者,可无论矣,即有荦荦不可一世之概,与夫通权达变之能,苟学识未纯,则其所蕴为抱负,而见诸世者,必将窒碍而不可行。即行矣,或得乎此而失乎彼,或利于始而害于终,以之发挥事业,宏济艰难,窃恐操切之祸,甚于迁延,刚愎之忧,终于破坏,而无本之治之必不可以久也。三代以还,若汉之霍光、唐之李德裕、宋之寇准、明之张居正,相业彰彰在人耳目,而卒不满人意者,孰非不学无术,有以致此弊哉?
我中国当二十世纪之秋,群雄虎瞰,稍窥时局者,亦知非变政不足以图强。然而新理灌输,旧制糟粕,因革损益,折衷綦难。
朝内通才,大半粉饰张皇,相与附和立宪之名,而于政治上,民族上,所谓若者退化,若者有余,若者当取法他人,若者当保守故辙,皆不审其控纵驯御之原,徒以扰攘纷纭,为目前自救之举。呜呼!天之方蹶,毋然泄泄,论者徒归咎于无才之患,而不知诸人平素之所学,是古则非今,喜新则厌古。其抱持之宗旨既误,故虽盈庭聚讼,而亦等诸道旁之筑室也。张相之行事为人,海内自有公论,但观其驻节两广,移督两湖,理财兴学数大端,已为晚近疆臣所仅见。庚子之变,联络各省,保障东南,非胸有定识者而能为之乎?迩者立宪之事,期以九年,监国殷殷,以先帝之心为心,开诚布公,常资顾问。而张相每事酌中西之宜,防偏倚之害,徒以权非专属,似不克卒竟其功。
然求诸在廷诸臣,有如是之学有本原,而才有范围者,恐亦寥
张文襄公事略
寥不数覯矣。乃当宪政预备之始,而先夺一不可少之人。噫嘻!此不惟张相之不幸,抑亦监国之不幸者欤?
抑记者更有感焉,中国兴学以来,每事皆张相主之,议者每以学务之废弛,咎办事之非人。然试平心论之,以今曰各省人民之程度,之人才,之心术,其果能负新学之责任否耶?吾恐自兹以往,放弃之弊,更甚于前。否则抑中扬西,变而愈厉,所谓保存国粹之主义,消归于无何有之乡也,此学务之可虑者也。
粤汉铁路,张相以全力争之,自粤省所用非人,演成怪剧。
译所以南皮对广东没有多少感情。然而,他任两广总督时,实际上开始上奏请求开放赌禁,并征收赌博收入的一定成数来充作军饷;广东东部的赌博祸害,于是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广东人直到今天还怨恨他。当时有人作对联讥讽他,开头说:“八表富经纶,也不过山石禁烟,粤东开赌。”这确实记载了事实。从此以后,南皮的声誉也逐渐衰落。己丑年春天,他调任湖广总督,大概当时南皮正上奏请求兴办铁路,朝廷认为汉口、武昌是境内的中心地点,铁路应当从这里开工,所以调南皮来镇守。张公大谈洋务,就是从这次任职开始的。铁路事务虽然中途遭到挫折,过了十年才开工,但汉阳铁政局、湖北机器织布纺纱等事业,都是他亲手创办的,因此善于谈论时事的人都把这些归功于他。然而,南皮为人好大喜功,开创事业时规模宏大,却不顾后续。财力不足以供应,就向外国人求助,任意挥霍。在湖北二十年间借用的洋款,以千万计。如今督抚任意借用外债,给国家和百姓留下祸害,其开端确实是南皮开启的;这一点,是法律文书也不能替他减轻的。张文襄公事略 ●第五节 张文襄参与新政 德宗皇帝正发愤谋划变法时,因为南皮号称通晓中外形势,所以深深倚重任用他,对他的意见无不听从。杨锐以京卿身份参与新政,实际上就是由南皮推荐的。杨锐原本是他的门生,也是他平生最器重、提拔的人。当时皇帝想召杨锐入京,让他主持枢廷事务,但因为有人阻挠,最终没有成功。皇帝如此信任南皮;可是到了八月政变之际,第一个上奏请求迅速杀死四名参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南皮。这件事已经无法向先帝交代了。己亥年讨论立储时,宫中还担心各位封疆大臣不服,于是发电询问江、楚两位总督,实际上问的是张公一人。假如南皮坚持祖宗家法,用严厉言辞抗拒,那么荣刚端庄等人必然会恭敬地心悦诚服。立储的建议如果不能实行,拳民祸乱自然可以不发生;他所保全的东西,难道不是更大吗?可是南皮只知道为保全个人利禄打算,对于社稷的安危竟无暇顾及,贸然答应了,于是溥俊公然占有“大阿哥”的名号。如果不是刘忠诚上疏竭力抗争,废立皇帝的事情早已成功,其造成的祸害又怎么能设想呢?贤人与不肖之人的差距,难道竟然如此悬殊吗?唉!上天为什么不保佑我国?近年以来,内政外交都陷入极端困难。朝廷正一心致力于维新之治,而所有列入枢廷、参与各部事务的人,大多是贵胄亲王、年高望重的大臣;其中少数年轻的新进之士,有的血气有余而声望浅薄,有的才能具备而资历不足。要寻找学识深、资望重的人,想来只有张枢相一人勉强可以胜任,却没想到他竟然因病出缺,发生了这样的惨事。张枢相参与枢密事务,时间也没有多久。自从世宗朝设立军机制度以后,国家大事由枢臣共同议定,内阁反而不再参与。这种制度由汉人、满人分别任职,而掌握政权的人,大多是满人居多数。近年朝廷实行变法,首先废除满汉之 张文襄公事略 可见,这难道不是因为重视人才、以天下为公心吗?自从袁项城当年退职以来,军机处的职位一直空缺而没有补任。鹿相虽然位居首揆,但年事已高、事务繁多,双耳重听,确实有顾此失彼的忧虑。如今汉人中所依靠来主持政务、维系人望的,只有张相一人而已。无奈天下正遭受损失,栋梁折断,这就是我这个记述者又不能不忧虑的原因。况且,自三代以后评论宰相大臣,考察他的施政,要看他的才干;考察他的根基,则要看他的学问。那些性情顽固、习性已经养成的人,就不用说了;即使有人具有卓越非凡、不可一世的气概,以及通达权变的能力,如果学问见识还不纯正,那么他所积蓄的只是抱负,而一旦表现在世上,必然会处处受阻而无法施行。即使能够施行,也可能得到这一方面却失去另一方面,或者开始有利而最终造成危害。靠这样的人来施展事业、宏济艰难,我私下恐怕,操之过急的祸害会超过拖延,刚愎自用的忧患最终会导致破坏,而没有根本的治理一定不能长久。三代以来,如汉代的霍光、唐代的李德裕、宋代的寇准、明代的张居正,他们的相业显赫,人人都听说过,但最终不能使人满意,哪一个不是因为不学习、没有才术而造成这种弊病呢?我国正处在二十世纪之初,群雄虎视眈眈,稍微了解时局的人也知道,不变革政事就不足以谋求富强。然而,输入新的学理、清除旧制度的糟粕,以及对制度进行因革损益,取得折中实在非常困难。朝廷中的通才,大半只会粉饰夸张,彼此附和立宪的名义;至于政治上、民族上,什么应当退化,什么应当保留有余,什么应当取法他人,什么应当守住旧有道路,他们都没有考察其中驾驭、控制和调节的根本原则,只是把纷扰混乱当作眼前自救的办法。唉!上天正在使国家倾覆,不要这样松弛懈怠。评论者只归咎于没有人才的祸患,却不知道这些人平日所学,是崇古而非今,喜欢新事物却厌恶古学。他们所坚持的宗旨既然错误,所以即使满朝争论纷纷,也不过像在路旁筑造房屋一样,终究不能成事。张相的行事和为人,国内自有公论;只看他驻节两广、移任湖广总督时,在理财、兴学等几件大事上的作为,已是晚近疆臣中罕见的。庚子之变时,他联络各省、保障东南,难道不是胸中有确定见识的人才能做到吗?近来立宪一事,期限定为九年,监国殷切勤勉,以先帝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坦诚公开,常常借助顾问。张相每件事都斟酌中西双方的适宜之处,防止偏向一方的弊害,只是权力并非完全归于他一人,似乎不能最终完成他的功业。然而,在朝廷诸臣中寻找具有这种有本原的学问、而才干又有范围约束的人,恐怕也已经寥 张文襄公事略 寥无几、很难再遇到了。偏偏在预备宪政刚开始的时候,先失去了一位不可缺少的人。唉!这难道不只是张相的不幸,也是监国的不幸吗?或者我还有更深的感触:中国兴办学校以来,每件事都是张相主持,评论者常常把学务废弛归咎于办事的人不合适。然而,平心而论,以今天各省人民的程度、人才和心术来看,他们果真能够承担新学的责任吗?我恐怕从今以后,放弃学务的弊病会比以前更加严重。否则,就是压抑中学、抬高西学,结果变本加厉;所谓保存国粹的主张,便会消失到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方。这就是学务令人忧虑之处。粤汉铁路,张相全力争取兴办,却因广东省所任用的人不合适,演变成了一出怪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