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张文襄之勋业

译朝廷想用大臣来镇摄局面，而张相又是铁路事务的经手人，所以授予他督办大臣的任命，大概是要让他清除弊端，使铁路工程早日完成。如今弊端还没有革除，张相却先去世了；又正逢重新更换总董的时候，假如继任者稍微缺乏精明干练，那么今后的弊端恐怕更不堪设想。我私下庆幸自己的话没有说中。这是铁路令人忧虑之处。唉！神州已经不是从前的神州，我已经为世纪的衰败而悲伤；大厦难以支撑，何况又痛惜老成之臣凋零。所希望的是监国凭借识人的特殊见识，使后来继起的众多人才得以发挥，或许能够使宪政修治清明，最终完成张相未竟的遗志吧？张文襄公事略 ●第六节 张文襄兴贤育才 辛丑年回銮后，国运一天比一天艰难，两宫日夜焦虑操劳，知道不变法维新就不足以自强。环顾疆吏中最竭力推行新政的，没有谁比得上文襄。他先借述职来京的机会，奉命留在京城，订定学堂章程；接着在丁巳七月，便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奉召入京，升任参预枢机，管理学部事务。近来朝廷的大规模规划，都出自公之手。然而，公在这件事上已经由春日之花进到秋日之实，渐渐坚持保存国粹的主张，向天下倡导；对于朝野上下引颈踮足、低声议论而热切盼望的各种事务，文襄都以镇定态度处理。任用人才则新旧兼用，而以老成之臣为典范；设置学校则贯通中学与西学，而以十三经为根基。遇到有人以祖制提出诘难，他就说：‘唉，那些人不过是一班小小的年轻人罢了。别人说向东，他们就蓬蓬然跟着向东；别人说向西，他们就泛泛然跟着向西。如今如果能够利用他们来成就我们的事业，又有什么妨害呢？’ 因此，近来颁行各种新政时，往往担心我们的民众会逐渐趋于嚣张，便急切地访求东西各国已有的成法来加以防范和约束，表面上表示采取，暗中却施行钳制的办法。新进之士以宪政来进言质问时，他就说：‘东西各国宪法的精髓，在四书六经中已经全都具备了，只是担心我们不能知道回头从自身寻求罢了。’唉！公用来先于天下开通风气的作为，大多就是这样。去年十月，两宫先后去世，天下震惊。唯独公与诸位大臣接受遗命，既不震动，也不张扬，奉摄政王监国，拥立今上，承继毅庙，并为景皇帝兼祧，安置幼主，安稳得像磐石一样。德宗的志向和事业因此得以完成，公的心志也在此时耗尽了。总括公的一生，辛巳年以前，是德宗文治太平的时代，而公在当时是文学侍从之臣。辛巳至辛丑二十年间，是德 张文襄公事略 宗深切忧患、开启圣明的时代。琉球被废，越南灭亡，高丽失守，台湾、澎湖、旅顺、大连、胶州、威海等地也被割让。后来逐渐发展到八国联军之役，神京沦陷，两宫蒙尘，全国大局的败坏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公在这段时期历任封疆大吏，巡抚山西、总督广东，三次总督湖广，两次掌管三江，抵御灾害、捍卫祸患，整治军民，确实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优秀疆臣。到了辛丑以后，进入德宗立宪图强的时代，公参与机密谋议，辅佐宪政，接受顾命，辅弼新皇，又俨然成了顾命大臣。虽然他极力主张粤汉铁路借款，未免是年高之后的失误，但始终守持同一节操，辅佐景皇帝。继承帝统已有其人，大星却突然陨落，评论者甚至把他比作鄂文端之于世宗、阿文成之于高宗。文襄一生喜欢延揽人才、乐于提拔人才，孜孜不倦地求取贤才，唯恐来不及；他仰慕甘泉阮文达的为人，所到之处都把兴学育才当作急务。他任督学时，在武昌建立经心书院，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刻印《輶轩语》《书目答问》来教育士人，造就人才，唯恐还不够。等到任封疆大吏后，他的志向更加充分地施展出来。在广东有广雅书院，在湖北有两湖书院，兴办学务的事业虽然经历戊戌政变、有人假传诏令毁坏学校，但他的志向丝毫没有衰退。到了庚申年间，成效大为显著。一时之间，士大夫谈论学务，没有不把两湖三楚看作开创风气的先导，并一致奉为准则的。公又在那时忧虑世道人心受到横流的影响，于是诚恳地写成《劝学篇》；忧虑高雅正大的古学衰落，于是毅然设置存古学堂。美好啊，光明盛大啊！甘泉相国也会惭愧于这种宏伟卓越的事业了。张文襄公事略 ●第七节 张文襄在鄂行政 文襄为人，性情平和随和，却不为外物所拘滞；对于贤达之士，他总是倾心结交，像萧何、曹参那样遵循前人的规矩。可是同当时声势显赫的狂妄之人相处时，他又和而不流，浑然具有古代大臣的气度。他巡抚山西时，继承曾忠襄之后，追随名贤的足迹，始终勤勉不懈地谋求吏治。三晋的舆论无不说，张相与曾公相并列，就像骖马和服马相互配合一样。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仍然存在人间。人们谈到公的姓名，无不啧啧称赞这位好巡抚而不止。等到他总督广东时，衡阳的彭刚直恰好督军岭峤，与鲍武慎、左文襄锐意主张作战；公于是承接他们的意旨，同心同德，主持清正的舆论，南皮的声誉便卓然兴起。他在湖北时，正逢新宁的刘忠诚统制三江。刘忠诚老成而声望深厚，受到国内倚重；公却独自虚心迎接交往，于是三江与两湖之间如同手臂和手指相互联结。戊己、庚辛年间，朝廷谋划重大政事、裁决重大议案时，两人常常联名会奏，上疏据理力争，时时能够震慑群小、使皇帝改变听闻和判断。庚子拳祸时，扬子江流域安然无事，没有受到鸡犬惊扰，所依靠的只有公和新宁的力量。两人又常常在此期间搜尽地方困乏的赋税，拿出筐篚、壶浆，供应行在的需求；两宫鉴察到他们的忠诚贤能，公也因此得到重用。至于丁丑年奉召入京，实际上是同项城袁尚书一起去的。项城气焰炽盛，喜欢专权办事，也喜欢自负才干。公却超然于世俗之外，时常到琉璃厂搜购旧书来躲避他；对于朝廷上的局势，则一概不过问。等到项城被责罚，公才端正忠诚、竭尽才能，同各位枢臣一起办事。当时朝廷百官无不敬佩公的气度，而嘲笑袁氏的狂妄。唉！这虽然只是小节，但如果有人能够依照这种原则行事，大概也可以说是在近世诸臣中，明显开创了一种良好风气了。总而言之，公实在是中国近代的伟人，也是德宗朝不可缺少的人物。张文襄公事略

译如果一定要把他拿来同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伟人相比，那么公既不曾深入钻研新学，所猎取的不过是东西方学问的零鳞片爪；所贩运转述的，也不过是从东西方留学生那里得到的东西。一个时代的伟人虽然足以创造一个时代的形势，但如果一定拿东西方那些相距遥远、彼此毫不相涉的名臣来刻意衡量他，实在违背了平心论事的原则。至于当世评论公的功德，只知道文襄的长处而不知道文襄的短处的人，同这种做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南皮相国凭借卓越的见识和办事才能闻名天下。他任湖广总督时，所推行的新政，不仅受到中国人的注意，世界各国也都仰慕他的声望，把他看作维新的领袖。当时南皮的势力从武昌扩展到扬子江流域，没有不遍及的。拳匪一役中，南皮所处的地位，无异于南方各省的总统；南方各要省能够庆幸平安无事，中国没有遭受糜烂，都是公一人的力量。张文襄公事略 ●第八节 张文襄兴办路政 南皮很早就知道铁路的利益。他任两广总督时，曾上密封奏章，说各国兴办铁路，起初都先修筑干线；公的铁路政策就是根据这一点制定的。他知道铁路如果修到通州，就会对军事谋略造成妨碍，因此主张从汉口修到芦沟桥；不久奉旨准许，升任湖广总督，并谕令立即开工。公又知道这样巨大的工程，绝不是中国工程师所能胜任的，于是创设汉阳铁厂，作为制造铁轨的准备。到了中日战后，公更加研究军事事务，知道修建干线同军务有很大关系，而且是南北交通的关键。于是就在一八九五年重申旧议，并把线路稍作扩展；一方面上折奏请设立公司、招集股本，管理权全部掌握在华人手中；同时竭力拒绝借用外国债款，深切希望能由中国人筹集资金。不料响应者寥寥无几，不得已仍然借用外款。一九零五年夏天，向香港商人议定借款英金一百三十五万磅，以两湖及广东的鸦片税作抵押。他经营铁路事务的成效，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当然不必由记述者再作赘述。公虽然是旧学界的英杰，却明白西学的利益；虽然天性笃信中国旧学，却能够提倡国民教育。他的见识确实不是别人所能相比的。朝廷蓄意改革，把公调入京城，公便在这时进入军机处，并兼任大学士。当时朝中同僚似乎同他不和，加上他又与声势显赫的某位宫保相互对峙，张相很有被其压制的趋势。等到孝钦显皇后驾崩，今上即位，摄政王正倚重并任用公，准备把公作为中国的长城。不料公突然受到两个小人的困扰，最终不能在近来的国事上施展未尽的才能。而铁路借款的争端，张文襄公事略 又使他的心志受到苦痛。年近暮年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独自支撑呢？总而言之，张相国实在是一位大政治家，只是未免显得有些固执罢了。张文襄公事略 ●第九节 张文襄的功勋事业 中法缔结和约时，公已经补任两广总督，于是修建广州、潮州、钦州、廉州、琼州等地的沿海炮台，又派将领平定琼州黎族叛乱，商议开辟尼母山十字大路，可惜工程没有完成便停止了。又在这期间设立银圆局、铸钱局，中国有银圆，就是从公开始的。又在广州设立广雅书院，延请朱御史一新主持讲学。后来又扩充广东海军，因此财政入不敷出，不得已便征收赌税，于是赌博对广东的危害便一直遗留到今天。有人说，澳门靠收赌税，市面日益发达；广州开禁赌博后，澳门便衰落了。公主张征收赌税，是为了暗中控制澳门的缘故。这种说法姑且保留，但终究不能因此替公减轻责任。戊子年调任湖广总督时，他看到内政荒废，才明白李文忠当年的做法并没有错，于是重新同李文忠交好。从此直到戊戌年，天下都把公看作主张变法的杰出人物。公刚到湖广时，首先提出修筑芦汉铁路的主张。当时醇贤亲王与公往返发电商议十多次，担心黄河阻隔造成困难，公提议修建铁桥来渡过黄河。又请求开采山西的矿藏，醇王认为公办事勇往直前，在回电中说：‘即使志向很大而功业迂缓，能否成功难以预先确定；但保有这种精卫填海般的远大志向，足以痛快洗涤那些畏缩不敢任事者的肺腑。’等等。正逢这时有诏令把铁路事务交给廷臣讨论，不久王大臣又上奏请求缓办芦汉铁路，先修奉吉铁路，大概是因为当时固守旧习的风气仍占上风。到了甲午战役，朝廷内外才开始后悔没有及早采用公的意见，于是按日期计算工程进度来修筑芦汉铁路，但又拖延了很久才建成。公看到外患日益紧迫，物质文明又很缺乏，不足以应付巨大的变局，于是上奏请求开采大冶铁矿，设置汉阳铁政局、枪炮局、织布局；其余织麻、银圆等局，也都由官府设立，以谋求自强。官款不足，就借用外债来补足。又在这期间修筑荆州大堤，恢复汉 张文襄公事略 魏一带的堤防，百姓田地永远赖以保全的有数百万顷。又建立两湖书院，以振兴国学；建立自强书院，以开创新学。甲午年日本祸患发生，刚刚出现苗头时，公就秘密陈述海防策略，并且主张率领舰船迅速攻打日本三岛。主张再次不能被采用，公便孜孜不倦地督造枪炮；如果不足，就借款从国外购买。后来各路防军，大多从公那里取得军需补济。

译这一年十月，刘忠诚督率军队出关，朝廷任命公署理南洋大臣。公听到任命后立即动身，十六日到任，第二天就巡视了江阴、狼山、吴淞、崇滧、川沙、大台等地的海防，又竭力筹划救济北军。当时公署的财力物力不足，于是上奏请求增加盐引、米厘，以救燃眉之急。又请求让冯子才帮办南洋防务，让彭楚汉署理长江水师提督。冯、彭都是赋闲的老将，但一向威望很高，到这时为公所用，民心因此安定，沿江的会党匪徒不敢妄动。马关议和割让舍那给敌国，当地百姓不服，拥戴巡抚唐景崧，图谋自立。公急忙给予支持，秘密运送数十万两饷银，并暗中输送军火相助。唐景崧本来是公的弟子，公希望唐景崧能够保住台湾，发扬海内忠义之气，于是用电报秘密劝告他说：“你为国尽忠，我可以替你尽孝，不要把老母亲挂在心上。”原来台湾民众发动事变时，公已经秘密把唐景崧的母亲接到江宁，供养得十分周到，想以此解除他内心牵挂母亲的忧虑。等到唐景崧不能保住台湾，抛弃军队逃走，又侵吞军饷数百万元，公因此鄙薄他的为人，终身不再与他往来。这时旧军队遭到挫败，国内空虚，公于是招募德将来春石泰练习自强军，改革军制，并让钱德培、沈敦和等人主持这件事，从此中国才有了新军。公又在此期间开辟江宁城内的马路，排除重重困难来办理此事，众人竭力阻挠，公都径直施行而不予理会。又商议修复金山文淙阁，招揽各地名流贤士成立强学会，但因公离任而中止。丙申年正月，公又回到湖广任职，不久奉诏与北洋大臣筹划芦汉铁路。中国每当兴办事业、要依靠公来推进时，往往败在浮泛的议论上；等到时机已经失去，众人的心意才开始醒悟。看这件事，更足以概括这种情形。公回到湖广后，知道人心闭塞浅陋，无法应对世局变化，于是派遣才俊到日本留学。日本有留学生，也是从公开始的。当时国势极其危急，对外有列强瓜分的议论，对内有许多不法之徒图谋乘机作乱。国内主张维新的士人知道旧有习惯不适用，开始出来争相谈论变法。南海康氏出现后，成立“强学会”，纵谈言论、鼓动时机以求维新，又有《时务报》问世，张文襄公事略 成为开启新局面的先驱，公实际上出力帮助它取得成功。在这个时候，国内人士几乎都把公看作寄托身命的根本，而公也像敞开宏大的厦屋一样广泛延揽各类人才，以缔造新国家自许，早晚都在谋划兴办改革。张文襄公事略 ●第十节 张文襄历任封疆 唉！南皮相国去世了，蒙受皇帝优厚的诏旨，谥号为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他四十年来的事业和功名，到此以后才可以盖棺定论。综观他一生的仕途经历，曾在馆阁中周旋，执笔掌管精华文书；后来出任封疆大吏，任人们所称道的枢密重臣，他那些政绩受到世人广泛传颂，往往能够排除众人的疑虑，决定重大的议论，以一人之力开创天下风气，而不被风气所转移。赞誉他的人说他融会新旧，是立宪事业的元勋；诋毁他的人则说他骑墙中立，固执而没有定见。然而我私下平心而论，诋毁他的人或许有些言过其实，即使赞誉他的人也没有完全说中他的真实情况。上天降生文襄，是为了德宗；他在德宗之前兴起，在德宗之后去世。德宗在位三十四年间的各种事情，光明磊落而震动天地，处境危疑贯通古今，而文襄张公确实能够辅佐、扶翼他，或上疏说明，或依附支持，与他共患难，并从旁左右朝廷政局。他继承湘淮诸位勋臣之后，声名功业灿然，超过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等人之上，确实是近数十年汉族大臣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也可以说是光绪朝三十四年中屈指可数的人物。正当德宗即位那一年，文襄张公的声誉迅速崛起，他抗击权贵，声名震动一时，被列入“清流六君子”，而文襄实际上居于其中之首。尤其难得的是，吴可读以死相谏，请求懿旨预先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归属。朝廷大臣奉旨阐明圣意，内阁聚集议论，各自持一说上奏，基本都是模糊含混、捕风捉影的言论；唯独文襄援引经书旨意，理直气壮、直言不讳，辨明关于继嗣、继统的懿旨，指出吴可读是在本来不必忧虑之处过度忧虑，而在应当忧虑之处又还没有深入考虑。国内士大夫读到这篇奏疏，才明显认识到经学可以辅弼文治，几乎怀疑高邮王文肃、金匮秦交恭等大儒又活在今天，于是都一致把他看作经学造诣深厚的人，认为足以继承曾文正《遵议大 礼一疏之后。张文襄公事略 从这以后，京城朝廷的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士大夫开始知道朴实可贵，一扫咸丰、同治以来拘泥空谈、学识疏浅的习气。这是文襄的学问足以笼罩一代，并卓然开创时代风气的显著表现。若只把为东乡平反冤狱的功劳归美于文襄，那只是浅薄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