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张文襄之奇才

译等到他掌握节钺、镇守封疆时，三晋是他发迹的地方。他承接丁、戊年大灾之后，专心以安置流亡、整顿吏治为要务，截留抵扣摊捐，办理清查，抵补铁价，禁止水礼；此外还大修太行官道，上奏请求减免五路差徭。凡是足以缓解百姓生活困苦的事情，他无不日日勤勉办理，同百姓一起重新开始。见到这些的人认为，即使是林文忠治理吴地、潘敏惠治理安徽，也不过如此。他能够洞察利弊、先于天下人痛下决心铲除祸害的地方，则还在于严禁境内种植罂粟。假如朝廷当时确实能把这件事制定为法令，颁行天下，罂粟流毒哪里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尤其足以令人悲痛追思的是，不久他升任两厂，调任两湖，又毅然以开通风气、走在天下前面为己任。他请求解除两广的铁路禁令，试制浅水兵轮，筹划设置华侨领事，创办水师、陆师各学堂，上奏开办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纺纱织布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赎回粤汉铁路，争议澳门界约。他所实施、筹划的事情，无不是在事态尚未显露之时就洞察先机，开创宏大的事业，竭力排除当时令人震动和疑惧的阻力，坚定不移，最终取得成功。当事情错综复杂、众人都闭口不言，别人正担心文襄无从下手时，文襄却从容筹划，像把器物放在平地上一样，没有不安排妥当的地方；又像东风吹过枯木，顷刻之间就使它改变面貌。因此，国内谈论时务的人都一致归附于他。有见识的人甚至把他比作干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地区、傅文忠经营金川，称说他公正忠诚、以国家为重，能够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为国家建立长远规划，不拘泥于眼前功效，其成就还超过前人。使人稍感不满的地方，是他的规划过于宏大，所办事情过多，费用有时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有时也不免显得固执；在广东任职时甚至一度开放赌博禁令以充作军饷，在湖北二十年，借用的外国款项以千万计，全都用来供应行政方面耗费的费用，而抵抗舆论、极力主张压制，这些倾向在他晚年的行政活动中已经隐约显露。评论者往往因此替文襄惋惜，但总的说来，自三代以后，最终很少有十全十美的人；有大的醇厚优点，就不能没有小的瑕疵，这大概是合乎情理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张文襄公事略 ●第十一节 张文襄征调入京 张公之洞长期以来负有国内外的崇高声望。如今去世，国民的失望、==的失去援助，哪里是起初能够料到的呢？监国迫于大势，将要起用袁世凯；假如张之洞还在，也一定会竭力主张这项议议。1907年7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先把张大臣调入京城，同时袁世凯也由直督任上被征调入京。外界虽然有袁、张交恶的传闻，但两位大臣办事，虽然偶尔有细微不同，宗旨却如出一辙。近来新君即位，张大臣屡次经历选调，除了总理路政等事务以外，稍稍显得失意。至于粤汉债款一事，以张大臣一生正直的为人，却忽然前后矛盾到这种程度，似乎不必深究。不过，考察张大臣自督办铁路以来所做的各项事情，可以看出他当然非常清楚中国铁路政务急需发展，只是因为国人不肯出资帮助他，所以不能完成他的宏大规划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张大臣办事，有时仿佛深谋远虑，什么都能洞察；有时又仿佛见识浅短，毫无确定方向；有时聪明敏锐，有时愚钝；有时主张维新，有时又守旧；有时友好邻国，有时又抗拒外国人，评论者甚至怀疑他抱有极强的排外主义。然而在最容易表现出这种主义的时候，他竟然没有这样做，因此这种说法也很难令人相信。试看中日战争、上海中立，能够安然无事，究竟是谁的功劳？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说：一九〇〇年北方拳匪之祸，至今仍深深印在人人心中。居住海外的人时时感到惴惴不安，都称颂并感谢鄂督张之洞竭力禁止、遏制排外行动，以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等等。这样看来，张之洞又何尝排外呢？张公之洞一生最盛的功勋声望，集中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三年出任湖广总督期间。这几年中成就的巨大事业，如汉阳铁厂为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九百年〕 张文襄公事略 汉铁路制造铁轨、湖北纱织局挽回利权，以及振兴湖北各项商务，都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至于设立造币局这一举措，尤其不能轻视。只是谈到财政问题，张大臣没有表现出特别出色的才能；他只知道纸币可以缓解财政困窘，却不顾是否合乎道理。从他同德国公司签订的合同来看，足以说明张大臣认为钱价低廉是中国最容易中毒的一层，这确实表明他的见识和能力有所不足。关于张公之洞的行政才干，前面已经纵论过了。他还有一项最大的美德，是如今政界各位官员都无法望其项背的，那就是廉洁。他曾经多次担任要职，并不是没有积聚财富的机会，然而一文也不取，只担心死后仍免不了救济贫困而已。听说他在武昌时，曾因急需款项，把自己的珍贵物品拿到当铺典当。并且张大臣的学问颇有声誉，著作非常丰富，如今被选定为当今皇帝将来的师傅。总之，张之洞实在是一个机敏而难以测度的人物，是中国旧世界中的行政人才。他的思想随时变化，如今正值朝政混乱之时，正可以施展他的长处，却忽然离开人世而去。我们对此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钦佩之情：“公为什么不晚生五十年呢？” 张文襄公事略 ●第十二节 张文襄的政绩 戊戌年初，朝廷改革已经显露出萌芽。当时康有为又在京师设立保国会，不久就被御史弹劾而解散。当今的学部侍郎严修方当时任贵州学政，上奏请求开设经济特科，以求得人才应对时局变化，朝廷议论后同意了。公于是保举三十多名知名人士，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在其中。后来康有为又上疏说国家危急，工部堂官没有替他转达。给事中高燮曾于是上章推荐他。前任宰相翁同龢又当面保证康有为的才能可以重用。徐致靖也竭力保荐他。这时德宗皇帝已经下诏变法，并提前降旨召公入都，因为公是孝钦皇后亲自提拔的人，又是主张新政者的领袖，既可以压制众人，又能够调和两宫，所以才有此安排。公接到召命，动身到达上海，翁同龢等人认为此事不可依靠。恰逢湖北发生小规模教案，于是朝廷下令，命公返回原任。

译公已经看见朝廷内部水火不容，新旧两派的裂隙日益加深，于是改变立场，采取了阿谀依附、保全自身的做法。这是因为这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才有变法诏令，二十七日就有朱逾，下令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日又降旨，命在廷臣工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或者具折谢恩；又任命荣禄为北洋总督。这些都是四月二十七日削弱兵权的事情。公大概预先知道变法不能成功，大祸将要发生，所以不得不急忙谋求自保。政变后，旧党的气焰像鼎镬逼人一样，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以及其他主张新政的数十人，有的被杀，有的被驱逐，天地昏暗。有人说公因为自保，所以实际上参与了这些事情。当时湖南出现了新公羊学说，大肆传播，主张改革制度，而公撰写《劝学篇》来遏制它。又有湖南人王廉等人立论排斥公羊学、仇视新政，评论者认为这是出自公的意旨。由此旧党更加仇恨公，几乎想把他往日的声名彻底毁掉，张文襄公事略 舆论也逐渐开始抨击他，公的声望于是有一落千丈的趋势。双方互相推拒、互相激化，终于发生了己亥年立嗣的事变。当时只有刘忠诚上章恳切劝谏，公则援引吴可读的做法为自己辩解，不敢稍稍表示不同意见。庚子年北方大乱，拳匪之祸滔天，逐渐发展到五位忠臣被杀；袁、许二人都是公的门生，在政界颇有声望。听说公在这时只是哭泣，曾经派遣恺军北上勤王，但道路阻塞，未能到达。此前李文忠由两广总督任上奉召入京，在上海徘徊，竭力坚持保全东南的策略，刘忠诚急忙表示赞成。公根据大势判断，也竭力支持这一主张，于是由江南、湖北共同派陶森甲到上海，同各国领事订立东南互保之约，实际保全的东西很多。不过，当时有旧党人士盘踞在沪、汉，他们不趁虚而入、利用过失，竭力对付北方，反而想在东南这片完整的地区发动兵变，以“勤王”为号召。计谋粗疏而事情泄露，于是发生了唐才常、傅良弼等人在武昌流血的案件。公刚刚听说案件发生，就对幕友叹息说：“如今动不动就杀人，实在不是好兆头。”他的意思是想把唐才常等人从死罪中救出，但湖北巡抚于荫霖坚持不同意，公也不敢固执争辩。辛丑和约之后，公署的财力物力也已经萧条空虚。然而朝廷正想再次训练新军，用来镇守京畿，于是又派大臣南下搜刮，和己亥年刚毅南下时的事情大致相同。不过这两次公都竭力拒绝，因此湖广的财政最终不像苏、浙那样匮乏，这是公的力量。湖北承担辛丑赔款，起初是从各州县分摊征取，后来公从土膏捐中设法筹得。于是下令把原来的款项拨出一部分兴办地方教育，所以湖北地方的小学不必担心经费短缺，这也是公的力量。张文襄公事略 ●第十三节 张文襄的学问 假如南皮出生在乾嘉全盛时期，参与议论政事、献纳意见、润色宏大功业，那么在阮元、纪昀、两位文达之间，他一定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没有出生在太平时代，而终身只做文学侍从之臣，也一定能在潘文勤、翁常熟之后，主持京城文坛的风雅，不必怀疑。古人遗憾王荆公没有做翰林学士，又惋惜褚彦回做了中书令之后便去世，认为他的声名德业没有发扬，竟然享有期颐之寿。我对于南皮，大概也有同样的感受。南皮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年轻时就有神童的声誉；壬子年乡试中式时，年纪才十五岁。此后在礼部会试中受挫十年，后来才考中南宫，升入高等。庚申年会试时，嘉定徐侍郎致祥竟然套用南皮乡试中式文章的文意，最终在众多士子中考取第一，而南皮反而落榜，文艺界至今仍把这件事传为佳话。他在癸亥年殿试中作对策，独能摒弃一切格式和忌讳，畅论时事，洋洋洒洒数千言，有见识的人把它比作苏长公、陈同甫的文章。阅卷官起初拟定他为第一名，但试卷进呈、拆开封条后，两宫忽然把他压为第三名。原来当时翁文端公心中惦念方领弘德殿事务、教授穆宗读书的事情，而他的儿子同书因战败被捕入狱，拟定处以死刑；两宫想安慰文端公的心，所以提升他的孙子为状元来慰藉他。实际上，翁曾源的学问远远比不上南皮。南皮的学术特点，是喜欢在学术见解上与别人不同：起初由旧学走向新学，后来又由新学返回旧学。他的前辈倭文端、唐确慎等诸公，当时正主掌京城学术界，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朴学便逐渐衰落，北方士大夫更不知道汉儒的家法是什么。南皮出生于世族之家，藏书丰富，唯独广泛研读经史，以马融、郑玄、贾逵、孔安国的学问向天下倡导。他主持文衡所到之处，必定选拔那些逐渐闻名、学识广博的人才，一时之间，士人的风气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所著的《书目答问》、《张文襄公事略》。《輶轩语》两种著作，以至于家家都有这些书，京城书籍的价格也因此奇异地上涨。书坊的书商全都不断称颂南皮的德望，也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他任两广总督时，选录本朝儒者关于考证、史学的著作，汇刻成《广雅丛书》，想用它来与阮文达的《学海堂经解》相匹配，成为乙部书籍中的宏大著作。然而由于收录的卷帙过于繁富，删取裁定不当，芜杂材料没有删去，琐碎之处太多，读者最终并不看重它。南皮以新学闻名于世，是在他任节度使、开府设官以后。平心而论，他并不是真的认识到变法不可迟缓，只不过因为这是天下人都不做的事，想独自开辟非同寻常的境界罢了。因此，他对待西学，也用汉学家分析章句、训诂的方法来研究，涉猎广博却不精深，只知道事情应当如此，却不探究为什么如此。他由新学又返回旧学，则发生在戊戌变法时期。他的宗旨，完整地见于所作《劝学篇》。大概康有为被起用，是由于南皮的荐举；后来南皮深入了解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新旧势力水火不容的情形，凭借他料事的明察，预先知道后来必定会有大祸，于是授意门下的某位先生写成这部书。《张文襄公事略》。●第十四节 张文襄的奇才

译正值毅皇帝大婚，乐章《房中》三奏，以及《钦定平粤平捻方略》成书时，两次表文全都出自张公之手。皇帝阅后称赞他是奇才，下诏给他加官衔，这就是张公开始受到皇帝信任和重用的起点。光绪庚辰年，他升任侍讲。当时出使俄国的大臣崇厚赴俄商议收回伊犁，却被俄国人用厚礼笼络欺骗，竟然割让边远地区的要害之地给敌人。张公立即上疏据理力争，前后十多次上疏，把战守方略陈述得非常详尽。当时左义襄公正凭借战胜的威势驻兵乌鲁木齐。张公想趁机张扬国威，极力主张开战，并且说：“即使作战不能取胜，仍然可以以天山南路为界与英国接壤，连接兵力再次作战。”他的话虽然带有书生和策士的见解，但俄国最终受到震慑，曾惠敏公得以在外交场合进行折冲，彻底推翻崇厚所订的条约，争回帖克斯川的险要之地，并拓展阿尔泰承化寺以北的边界线。朝廷又追究崇厚的罪责，张公受到的信任和重用更加深厚，两宫皇太后于是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今后遇到事情要同张之洞商议。辛巳年，他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了一年便升任山西巡抚。在此以前，丁卯年张公奉命担任浙江考官，得到的人才尤其多，选拔人才就像拔取茅草而带连根相牵的茹草一样接连不断，世人称为盛事。后来成名的人，如陶制军模、沈布政镕经、许侍郎景澄、袁忠节昶、孙刑部诒让、王山长棻、谭大令廷谳，都以伟大的事业和显赫的声名闻名于世。其他如沈吾士善登，精通算术；钱孝廉丙奎，深通律吕之学。这两位尤其是近代罕见的专门人才，也都是张公搜罗得到的。他任湖北学政时，设立经心书院来教授士子，成就的人才尤其多，刊刻了《江汉炳灵集》。到癸酉年主持四川乡试，不久又任学政，再次建立尊经书院，刊刻《輶轩语》《书目答问》来教育士子。所得到的高才学生，如杨锐、廖平、宋育仁、王光棣、王秉恩、吴德潇等，都是在尊经书院受过教育的人。又有一些名望很高的士人，作为 《张文襄公事略》。张公收罗安置在门下的，如蒯观察光典、缪京卿荃孙、樊方伯增祥、王 侍郎文锦、王祭酒懿荣、郑贡生知同、易观察顺鼎、左口部绍 佐、袁刑部宝璜、林太史国赓；都让他们彼此切磋，以通晓经学、学以致用为期望。曾文正曾经惊叹这件事，认为洪北江、朱笥河、阮文达主持学政时，搜罗人才、选拔栋梁，也不过如此罢了。他认为张公在这时本来就是以朱、阮自许的。张公任山西巡抚时，首先把禁止种植罂粟作为要务，对于清理差徭尤其急切，并且修整井陉大道，以便利商贾。山西百姓经历灾害之后，因而得以缓解困苦。当时阎文介任户部尚书，认为张公所做的事情具有古代大臣通达事理、见识深远的风范，所以遇到事情常常乐于赞助他。适逢中法越南事变发生，张公奉诏秘密陈述战守的机要事项十七条，又秘密举荐中外文武人员五十九人。甲申年春，朝廷召他入京秘密奏报越南事务，于是命令他代理两广总督。当时桂抚徐延旭、潘鼎新的军队在镇南关外溃败，越南北宁、山西、高平、谅山相继陷落，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正率领舰船在福建、广东海面上纵横。台湾尤其危急，只依靠淮军宿将章总兵、高元等，进行近身战斗夺取基隆炮台，歼灭敌军无数，灾祸才稍微减轻。当时张公与彭刚直公筹划广东境内的战守事务，修整虎门、横档、大角沙炮台，防势稍微稳固。彭刚直认为张公机敏而通晓事务，每每推重他。张公于是上疏举荐桂臬李秉衡办理粮台，不久李秉衡升任代理广西巡抚。张公又秘密保荐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北海镇总兵王孝祺，招募钦州、廉州以及冯子材、武等处的敢死之士，准备出关，于是取得谅山大捷，成为近代中国战史上的第一奇功。法国提督死于阵中，法国议院大为哄闹，于是发动进攻，其首相茹连斐里被迫辞职。张公与彭刚直认为敌人可以乘势打击，请求利用这个形势进兵，谋取北宁、河内。恰逢马江海战失败，朝廷的议论正受制于议和之事，不允许张公上奏。张公与彭公联名抗疏力争，言辞极其痛切，国内读者都为之感动。然而朝廷的谋划已经决定，放弃越南已无法挽回，实在可惜！张公也因此同李文忠产生了嫌隙。张公担任边疆大吏时，很是效法胡文忠救援邻国的做法，没有地域界限的偏见（张公调任湖广时，说到拜谒胡文忠祠，作诗道：“怎敢说自己驽钝却能够任事，所幸的是心源很早就得到老师的启发。”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他在广东任职时，曾派遣舰船援助福州中岐、马尾，又筹集数十万军饷，接济台湾统帅刘铭传。他还用厚重的军饷招募保胜州的军队，使这支孤军进入关内。这支军队就是世人所称的“ 《张文襄公事略》。黑旗兵”，是刘永福所统率、法国人所畏惧的部队。等到张公离开广东，主管此事的人怀疑刘永福，便把这支军队遣散了。甲午战争失败时，各支军队没有一支值得依靠。张公谈到这件事，曾经一直扼腕叹息。《张文襄公事略》。●第十五节 张文襄敢于直言、极力进谏 张相续假的期限还没有满，突然听说他的职位已经出缺，全国臣民一定会把这看作重大的变故。朝廷失去一位老臣，对于政治措施的实施，其影响也会非常多。而张相一生足以在国内彰显的功业，无论毁誉，到这时应当会有一个定论。我私下想，古代那些献身侍奉君主的人，如果心存忠正，能够为国家所用，那么他个人的存亡，必定关系到国家，更何况像张相这样老成练达、受先帝遗命、为贤王所倚重的人呢？只是评论古人，卓然被称为贤臣的，如汉代的贾山、汲黯，唐代的李泌、郭子仪，宋代的范仲淹、司马光，光耀史册，前后相映。然而考察他们一生的作为，各自施行自己的志向：有的以诤臣著称，有的以能臣著称，有的则以良臣著称；他们的际遇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本来不能强行并论。即使近世的宰辅，如胡文忠、曾文正、沈文肃、李文忠等，也无不始终如一，各有独特的作为，流传于后世。按照类别加以衡量，就可以知道哪些人是诤臣，哪些人是能臣，哪些人是良臣，也正可以用来评论张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