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海外恸哭记》（明清）黄宗羲、黄厔炳等撰写 《海外恸哭记》目录 《海外恸哭记》附录一 《思旧录》《赣州失事纪》（《行朝录》之二） 《绍武争立纪》（《行朝录》之三） 《舟山兴废》（《行朝录》之五） 《日本乞师纪》（《行朝录》之六） 《四明山寨纪》（《行朝录》之七） 《沙定洲之乱》（《行朝录》之九） 附录二 《张元箸先生事略》《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文渊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谥文靖朱公墓志铭》《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丁巳） 《硕肤孙公墓志铭》《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乙巳） 《邓起西墓志铭》《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移史馆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钱忠介公传》附录三 《梨洲先生世谱》《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传 传 传 《黄梨洲先生年谱》●《海外恸哭记》余姚黄宗羲太冲撰 从前在海上与诸位大臣一起〔缺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便彼此征集唱和，写诗为乐。诸位大臣中，只有吴钟峦、张肯堂向来以诗闻名；其他人虽然平时不曾作诗，但愁苦到了极点，一触景生情，随手写成诗篇。李向中的诗悲壮，朱养时、林瑛的诗淡泊深远，刘沂春感慨时事的篇章，沈宸荃思念亲人的作品，皇上听到后也时常应和一首。〔缺字〕当时说，诸位大臣的诗，即使让杜甫再世来写，也没有谁能超过它们。这难道是天下纷乱之中有很多杜甫吗？杜甫所遭遇的时代、所经历的处境，还没有诸位大臣所经历的万分之一。诸位大臣的才华虽然比不上杜甫，但他们的愁苦却超过了杜甫，正好相称。俗话说：“求仁便得到仁，又有什么可怨的？”诸位大臣有愁苦而表现出愁苦，难道不是在怨吗？回答说：诸位大臣难道只是为寄身于舟船、风浪之中的愁苦吗？宗庙已经灭亡，而且灭亡之日已经很久了，自己归附于哪一方也已经确定了。在这种时候，诸位大臣默默无言，无从施展力量，只能低头听任武人肆意蛮横、排斥压制；他们却在字句之间雕琢《风》《骚》之辞，像世外幽人所做的事一样，这种愁苦不是更加深重吗？〔缺字〕本来就学习旧史，因此按次序记下当时流离愁苦的事情，写成《海外恸哭记》。用来等待皇上收复京城、返回国家，这也是创立政权后编写《起居注》的缘由。舟山以后的事情，〔缺字〕没有详细记载。行朝中的大臣，一定有与我志同道合的人。监国鲁元年（丙戌）夏六月丙子朔日，浙江的军队溃败。皇上从绍兴出发。定西伯张名振把军队驻扎在岑江，派副将张名斌统领所属军队迎接皇上，从江门进入海中。皇上的船在蛟门下碇停泊。毅宗末年，福建人黄斌卿任舟山参将，不久将要赴任。隆武皇帝即位，封黄斌卿为肃虏伯，发给饷银一万两，调发九艘船到舟山，命令他收拢自己的部众，以便窥伺浙江、直隶。到这时，黄斌卿不听从皇上进入舟山的命令。皇上下诏削去方国安、王之仁等人的爵位。方国安先前被封为荆国公，王之仁被封为定国公。任命大学士熊汝霖兼任兵部尚书。熊汝霖收集残余士卒一百多人，从小亹进入海中。编修张煌言也从间道赶到；兵部左侍郎钱肃乐、右都御史沈宸荃、义兴伯郑遵谦，都放弃浙江进入福建。隆武皇帝召见并对答，分别给他们晋升了不同的官秩。己亥日，大学士孙嘉绩去世。孙嘉绩字硕肤，余姚人。他的五世祖是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孙燧，在宸濠之乱中战死；祖父是文渊阁大学士孙如游。孙嘉绩于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授任南部主事，后改任北兵部主事。十一月，清兵逼近都城，扎营不动，全国都猜不透他们的意图。孙嘉绩说：“这很容易知道。他们是在等待后续的清兵进入，然后放出先头部队向南进攻罢了；应当赶快攻击，不能错过机会。”兵部尚书杨嗣昌说：“清兵已经倾巢而入，哪里还会有后续清兵？”过了三天，清兵果然带着西夷五、六万人从青山口进入，当天就向南进军。于是，杨嗣昌认为孙嘉绩熟悉军事，越级升任他为职方司郎中。当时，总督卢象升和宦官高起潜分别办理东、西两路军务。卢象升主张作战，高起潜却暗中同清兵议和。不久，卢象升战死，高起潜自己陈述战功，交给有关部门，请求给自己子孙世袭荫官。孙嘉绩上奏使这件事被搁置。毅宗每天到观德殿检阅军器，高起潜辨别军器的优劣，皇上很高兴；高起潜趁机进谗言，使孙嘉绩下狱。崇祯十三年，皇上恼怒侍读学士黄道周，在朝廷上杖责他，把他抬进狱中；一切衣物、钱财和药物都被阻挡，不能送入。孙嘉绩脱下自己的衣服被褥，亲自照看他的饮食汤药，保护他。不久，孙嘉绩跟随黄道周学习《易经》。适逢诸生涂仲吉上书为黄道周申理，皇上更加愤怒，把黄道周从刑部押入黄门狱，与其他案件一起审理。凡是同黄道周有来往的人，一概被视为党人。各位党人多互相攻讦上奏以求脱身，只有孙嘉绩承认自己在狱中与黄道周往来的情况。周延儒再次任相后，这件事才得到解脱。弘光年间，孙嘉绩起复补任九江道，尚未到任，清兵已经渡过长江。不久，清兵进入浙江，征取户口册籍。余姚知县王曰俞弃城逃走，教谕王玄如出城迎降。清兵立即任命王玄如为知县。王玄如征发闾左百姓修筑驰道，并鞭打服役的人，服役者反过来殴打王玄如。孙嘉绩于是进入县城。第二天早晨，他鸣钟击鼓，把王玄如斩首示众。当时，清兵进入江南，各郡县没有人能用一箭抵抗他们。自从孙嘉绩举义兵后，豪杰们才纷纷起兵。然而孙嘉绩实际上不懂军事，只是把军权交给总兵王之仁、方国安。东浙的战事因此不能有所施展。皇上监国时，加授孙嘉绩右佥都御史，不久又加授文渊阁大学士。浙江失守后，他渡海到舟山，最终死在道隆观。丁丑年参加会试时，知县梁佳植梦见孙嘉绩考取第一名，发榜后却没有应验。等到孙嘉绩安葬在舟山时，他的墓地恰好位于张信坊下；张信是洪武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的人。唉！难道不是天意吗！秋八月丙子日，张名振在横水洋击败叛将张国柱。

译张国柱是刘泽清的标下将领。航海到达东浙时，王鸣谦以总兵身份镇守定海；张国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劫持王鸣谦，肆意抢掠富豪大户，一同到了余姚。行朝震惊恐惧，商议用伯爵爵位笼络他。〔缺字〕和孙嘉绩权衡后不答应；不得已，只授他为胜虏将军，于是他返回定海。听说清兵渡江后，他便放纵士兵抢掠。保定伯毛有伦护送元妃、世子出海，张国柱拦截并夺走了他们。后来他和王鸣谦驾着楼船四百多艘，准备进攻舟山。黄斌卿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便向张名振求援。于是张名振、黄斌卿合营出兵。张名振的副将阮进擅长水战，用四艘船冲击张国柱的营寨，炮声如雷，波涛翻涌而起。张国柱逃走，把元妃、世子作为投降进献的礼物带去；清兵杀死元妃、世子，并授予张国柱官职。九月壬子日，永胜伯郑彩、定波将军周瑞从福建到舟山迎接皇上。福建失守，隆武皇帝逃亡而死。叛将郑芝龙迎接清兵进入福建，郑彩没有同他一起投降，率领四百艘战舰抵达舟山。黄斌卿一向害怕郑氏，闭城不敢出战。平海将军周鹤芝在海坛山起兵。郑芝龙投降时，在清兵尚未到达之前，先行送上降表，遣散关隘上的水陆军队等待清兵。隆武皇帝命周鹤芝出兵苏松，郑芝龙从中阻挠，周鹤芝于是滞留在沙埕。等到清兵进入福建，郑芝龙在安海，发檄文召周鹤芝到那里会合。周鹤芝没有料到郑芝龙会投降，于是率水师向南返回。途中遇到督抚张肯堂，张肯堂劝止他。周鹤芝不相信，后来到了定海，才知道郑芝龙已经投降清兵；他争辩阻止也没有用。平海参谋林学舞陈述投降清兵有八条不可取之处，郑芝龙也不听。监军朱永佑对周鹤芝说：“虞山的赵牧这个人是勇士，我想让他在郑芝龙那里见到赵牧并刺杀他，但没有成功。”于是周鹤芝把军队移驻海坛。参将阮进把军队移驻琅琦。阮进是福建的舵工。曾经在松抚麾下做小寇。张名振把他提拔出来，让他掌管水营；阮进精通水性，能够以少击多。击败张国柱后，舟山人多感念他的功劳。黄斌卿忌妒张名振的势力超过自己，劝说阮进背叛张名振。阮进于是带着他的二十艘船和数万军用物资到了闽海，自成一军。冬十月丁酉日，皇上的船从舟山出发。十一月丙寅日，皇上驻扎在中左所。郑芝龙知道郑彩奉皇上进入福建，急忙索要皇上；郑彩力量不足以阻止他，于是把皇上藏在别处，却找了一个相貌像皇上的南〔缺字〕，穿戴皇上的冠服，住在皇上的船上，并派一个人看守他。郑彩便对郑芝龙说：“我想请皇上出任监国，只是难以开口，不如您派人把他取走。”于是他告诉守船人，事情紧急时就把南〔缺字〕勒死，把尸体交给郑芝龙的使者。后来清兵挟持郑芝龙北上，这件事才得以化解。黄斌卿杀死右都御史荆本澈。荆本澈字大澈，丹阳人。他从漴阙前来朝见，奉命西征，移军离开舟山，到达芦花岙。黄斌卿害怕他的势力强大，所以同他周旋时唯恐礼数不够。过了一个月，荆本澈攻破崇明；清兵会合军队攻击他，荆本澈大败，收拢残余士卒返回舟山。黄斌卿见他的兵力已经削弱，对他的礼遇逐渐衰减。荆本澈没有取得军饷，便抢夺居民。居民已经怨恨他，黄斌卿的营将顾乃德又同黄斌卿有嫌隙，于是荆本澈同顾乃德结交，暗中用珍宝换取他的火器，事情泄露了不少。黄斌卿下令各岙团练，第二天故意派部下去取百姓一斗米，并说团练可以将他们杀死而不追问。荆本澈知道他的意图是针对自己，于是调兵进攻团练，三天仍攻不下城，军队溃败。荆本澈到了芦花岙，被团练杀死；黄斌卿设置侦察机构，斩杀一名团练以谢罪。二年（丁亥）春正月癸卯朔日，皇上驻扎在中左所。周鹤芝收复海口。海口是周鹤芝的故乡。周鹤芝收复海口后，让参谋林学舞、总兵赵牧守卫那里。太仆寺卿王瑞旃自杀。王瑞旃，字圣木，是温州永嘉人。天启乙丑年考中进士，授任苏州府推官，逐步升任至太仆寺卿。清国贝勒经过温州，虏方守将朱从义逼迫他前去拜见，王瑞旃自缢而死。辛未日，皇上举行禡牙祭后出兵，提督杨耿、总兵郑联都率军前来会合；晋升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封杨耿为同安伯、郑联为定远伯、周瑞为闽安伯、周鹤芝为平虏伯、阮进为荡胡伯。当时张名振在南田，周鹤芝在海坛，阮进在琅琦。二月壬申朔日，王师进攻海澄，攻克了它。癸酉日，进攻漳平，失利。甲戌日，虏军援救海澄，王师又退入海中。丙子日，进攻漳浦，攻克了它，任用闽人洪有文为县令。五天后漳浦陷落，洪有文为此而死。周鹤芝派遣使者向日本请求援军。周鹤芝年轻时往来日本，以善于射箭闻名。他把撒斯玛当作父亲侍奉。撒斯玛，是日本一座岛的国王。黄斌卿到舟山时，周鹤芝奉都督之命统领水师。乙酉年冬，他向撒斯玛报告明朝的丧事，希望借给他一支军队来帮助复国。撒斯玛认为他勇壮，答应援助三万兵，并且军需、战舰等一切费用都不需中国供给；只是要等周鹤芝亲自前往接受盟约。于是周鹤芝更加购买锦绣、金玉和珍奇物品，与黄斌卿共同谋划，准备在丙戌年四月十一日向东出发；但兵部尚书余煌写信给黄斌卿，以叛将吴三桂投降虏军为戒，黄斌卿于是阻止周鹤芝。周鹤芝恼怒之下进入福建。到这时，他又重新办理先前的约定。日本方面等不到周鹤芝到来，援助的意愿逐渐减弱；所派使者又多是商人，不能掌握关键情况，所以日本的军队没有出动。郧西王又攻下建宁。郧西王改名换姓，隐居在武夷山，到这时聚集军队响应王师。郧西王的副将王祁又攻下邵武。王祁在山中扎营，虏军对城池的防守非常严密。王祁从民间取得几百张几案，把火绳和药线放在上面，在月死夜顺流放出，绕着城池经过；虏军以为王祁的军队正在逼近城下，便炮石齐发，直到傍晚才知道这是假的。后来王祁又这样做，虏军习以为常，不再怀疑。有一天，王祁率军到达，便攻破了城池。夏四月，虏军攻陷海口，参谋林学舞、总兵赵牧为此战死。虏军进攻海口，赵牧出战，杀死虏军四百多人；虏军又增兵进攻，城池于是陷落。平虏伯周鹤芝退守火烧岙。虏军在行宫杀害国子监博士林化熙。

译林化熙，字皞如，福清人。隆武元年，授任国子监博士。福京陷落后，他逃避到海口镇。虏军攻破海口，俘获林化熙并把他押走。到了虏军首领张存仁那里，张存仁想劝降他，问道：“我听说海上的周鹤芝强迫人留头发而不剃头，你是受到他的胁迫吧？”林化熙站着笑道：“人的头发和皮肤，难道自己不能作主，却要受别人胁迫吗？如果可以胁迫你留发，今天也能胁迫你剃发吗？”张存仁大怒，把他关进狱中。林化熙作诗，其中有“铁骨凌千古，冰心扶五常”的句子。第二天，张存仁再次劝降他，他仍不答应。张存仁命人在市中将他杀死。经过隆武皇帝登极时的行朝，林化熙快步走进朝门，坐在地上，对虏军士兵说：“我是大明的臣子，应当死在这里。”他即兴作了一首绝句：“我的头上戴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表明我的内心；一死归还天地，名分大义万古都应敬仰。”他命身边的人把诗写下来，但“钦”字误写成了“矜”。林化熙看见后把它改正，这才接受杀戮。松江的虏军统帅吴胜兆前往向定西侯张名振投降，却被自己的部下捉住。吴胜兆率兵守卫松江，心中颇为怀念故国。吴中崇尚仁义的人士想借此建立功业。于是他们聚集在幕府中，为吴胜兆谋划；又以招抚为名，对内联络太湖义军戴之俊、周天等人，对外向海上的兵部尚书陈子龙求援。密信用蜡封好送到黄斌卿那里，黄斌卿还在犹豫，不敢答应；张名振于是召集他的军队前去赴约。当时黄斌卿晋爵为威虏侯，他过去的肃虏侯印还在，张名振请求取来，交给使者带去拜授吴胜兆，并约定四月二十六日渡海。吴胜兆聚集的谋划者已经很多，人人都说事情很快就能成功，于是放肆谈论，毫不隐瞒；而招来的义军又不接受约束，想压过虏军士卒、凌驾其上。虏军士卒恨他们入骨。那些尚未被招抚的人，也不忌■■而亲近他们，虏军便在吴胜兆那里逮捕了这些人。吴胜兆无法为自己辩解，只得用斧质刑示众。义军因疑惑吴胜兆中途变卦，张名振渡海后把船停泊在崇明沙；遇到飓风海啸，楼船彼此撞击，漂失沉没的有十分之八九，军需和器械全部损失。张名振与翰林张煌言、御史冯京第乘一只小船逃走，右都御史沈廷扬却被俘获。吴胜兆因海上军队失约，局面混乱而没有秩序，义军于是劫持吴胜兆，杀死在松江的虏军官员。吴胜兆的部下既然与义军心意不同，又没有见到海上的援军，认为湖中招来的义军力量容易控制，于是虏军中军假托吴胜兆的命令，依次召义军首领入内，将他们杀死；吴胜兆对此并不知道。不久，虏军又逮捕吴胜兆，由虏军首领巴山、陈锦共同审理他的案件，诛杀戴武功、吴鸿、钦浩、张谢、石乔垲、侯美汉等三十三人。与此案牵连的人，又有数百人。兵部尚书陈子龙投水而死。陈子龙，字卧子，青浦人。他的父亲陈所闻，是天启壬戌年进士。陈子龙天资极高，远超同辈，年少时便在当时享有声名，与檇李夏允彝结为生死之交。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授任绍兴府推官。崇祯十六年，寇患已经很深，朝廷内外有人主张把皇太子送出，投降南京，以防患于未然。东阳人许都很喜欢惹事，曾在檇李游学，他的老师何刚对他说：“天下多事，将要祸及江南。你所居住的地方正是江南精兵聚集之处，何不结交当地豪杰以等待事变？这就是江右夷吾的事业。”许都相信了他，回去后聚集了几千人。东阳县令、桐城人姚孙乐家中富裕，认为乡邑不能居住，便把财物转移到官府所在地。许都的部众没有粮食，便囚禁姚孙乐，抢夺他的财物。许都迫不得已，于是攻下三座城池，浙东为之震动。陈子龙知道许都并不是真想反叛，便前去劝他投降，并发誓不杀他；但巡抚御史左光先杀了许都，陈子龙仓促之间未能从左光先那里救出他，深以为恨。后来陈子龙升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因奉养祖母而辞职。毅宗认为他平定乱事有功，改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听说寇军逼近京畿，便与夏允彝、何刚等人操练水师，想从天津入援，但北都已经陷落。弘光即位后，马士英自认为拥立皇帝却不得人望，便怀疑当时有声望的名士都心向潞王；陈子龙因为懂军事而受到忌恨。虏军渡过长江，夏允彝自缢而死。陈子龙建议守卫松江三个月，皇上加授他为总督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不久，松江城陷，陈子龙在山泽间徘徊，作诗歌发出变徵之声。虏军审理吴胜兆的案件，陈子龙替吴胜兆主持正义。虏军抓到陈子龙的一个奴仆，奴仆说嘉善人钱旃、檇李人黄涛藏匿陈子龙；虏军搜查而没有找到，后来却在嘉定侯岐曾的丙舍找到了陈子龙。虏军首领召见他，陈子龙不屈服于钳制和镣铐，虏军便把他关在战船上。船到松江跨塘桥时，陈子龙伺机投水而死。陈子龙年轻时写古文辞，宗法历下、太仓两派，对于欧阳修、曾巩的文章很不屑一顾。江右人艾南英写长信批评他，二人在南方相遇时甚至打斗起来。后来陈子龙的学问更加进步，文章典雅，和年轻时的作品大不相同。天下遭逢丧乱，陈子龙、艾南英都曾起兵抗义而未成功，最终死去。所谓“白首同归”，不就是这样吗！侯岐曾，字雍瞻，他的兄长左通政侯峒曾，两人都以文章闻名。侯峒曾守卫嘉定不肯投降，城破后战死。侯岐曾又因为收留陈子龙而被捕，也不屈服而死。徐式谷，字似之，是吏部尚书徐石麒的养子。嘉兴陷落，石麒为此战死。吴胜兆投降时，徐式谷参与谋划；虏军追查到底把他抓到，他也死于这场灾难。虏军杀害举人杨廷枢。杨廷枢，字维斗，长洲人。阉人魏忠贤扰乱朝政，逮捕吏部郎中周顺昌，吴地人聚集起来殴打并杀死了他的官校，诸生杨廷枢是首领。两京相继陷落后，他隐姓埋名，藏在吴江的芦墟。吴胜兆的事情失败后，虏军搜查村落中潜伏、侦听消息的人，来到芦墟。杨廷枢说：“一定是为了抓我。”随即前往虏军那里大骂。四月二十九日被捆绑起来，饿了五天仍未死；他作诗十二章，后来在大■■被杀。妻子费氏、女儿观慧，也都痛骂贼军而死。总制尚书张肯堂、兵科给事中徐孚远、平海监军朱永佑，逃避战乱来到舟山。三人都依附周鹤芝驻守海口，海口陷落后，才向北到舟山依附黄斌卿。五月甲辰日，永嘉诸生叶天章在狱中自尽。叶天章另名尚高。虏军命令他剃头发，叶天章假装癫狂而得以免除。后来他作诗讥讽诽谤虏军，所作《马草诗》说：“可怜昨夜选作被，和着眼泪拖来到马栏。”《胡服诗》说：“怎能让蜉蝣改变生死，仍然保存楚楚可爱的衣裳。”上丁日举行释菜礼，叶天章进入文庙痛哭，虏军守将朱从义将他抓住，鞭打后投入狱中。天中节前一天，他作绝命诗说：“还未斟蒲酒心先醉，还未浴兰阳骨已香。”最后饮鸩而死。

译六月进攻漳州，我军大败。安昌王和御史冯京第向日本请求援军。冯京第从崇明回来时，张名振的军队损失殆尽，而黄斌卿又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于是冯京第前往日本请求援军。此前，欧罗巴国想在日本推行他们的教。这种宗教极力排斥释氏，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学。日本崇信佛教，于是杀死欧罗巴派来传教的人。欧罗巴国精于火器，发射的炮火能够摧毁数十里之地，举国与日本结仇，便驾驶大船、设置火器，向日本城池开火。日本谢罪，大船才退去。退兵一天后，冯京第到达长旗岛。日本刚受到外国侮辱，听说外国人到来，便一概不许他们登陆。冯京第远远望着而哭泣，昼夜哭声不断。恰逢日本巡方官乘篮舆经过长旗岛，收取他的血书，转达给日本国主。冯京第返回舟山，让黄斌卿的弟弟孝卿随商船等待命令；但孝卿进出妓馆，日本人更加轻视他们。舟山使用洪武钱。日本起初使用洪武钱，后来才铸造带有本国国号的钱币。对于旧钱，他们又不敢熔毁，便藏在库中。到这时，全部发给黄赋卿，用来帮助舟山的国家用度。秋七月初五日，进攻福州，我军大败。八月己卯日，皇上驻扎在长垣。皇上亲自出征，恰逢郑彩、周瑞、阮进、周鹤芝的军队进攻福州，石田僧宋惺率领他的义军响应。丙戌日，攻克连江。冬十月，长乐的虏军统帅逃走，永福、闽清都被攻下。罗源的虏方知县朱丕承、宁德的虏方知县钱楷献城投降，福宁州的虏军统帅涂登华、章云飞率领全部军队前来归顺。督师大学士刘中藻在福安起兵，新建王攻克大田、沙县、尤溪等地。朱成功攻克同安等县。曹大皋攻克建阳。任命熊汝霖、马思理入阁办事。刘沂春任吏部尚书，林正亨任户部尚书，吴钟峦任礼部尚书兼通政使，钱肃乐任兵部尚书，余扬任左都御史，林嵋任吏科给事中，黄岳任吏部考功司郎中。邓藩审理陈世亨攻复安固一事，兵败后陈世亨战死。陈世亨，是温州瑞安人。浙东起兵抗清时，授任中书舍人，改任邓藩审理。虏军渡过瓯江后，他隐迹山中。听说皇上到了福建，十月初四日，便率一支军队攻复安固；因援兵没有接上，被虏军俘获，辱骂虏军而死。吏部文选司主事林垐起兵进攻福清，没有攻克，战死。林垐，字子野，福清人。崇祯癸未年考中进士，授任海宁知县。隆武帝即位后，升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抑制并杜绝侥幸求进之人，不久叹息说：“这本是修饰太平、治理国家的事情，难道是今天最急迫的事情吗？”于是辞职离去。他招募军队，得到几千人，但福建的事务全都听命于郑芝龙，林垐不能自行施展志向。于是，他遣散部众，让他们进入山中。他制作了一口棺材、一套布衣，在上面写着“大明孤臣之柩”。又亲自作挽诗说：“环绕厢房的风雨啊，不要因我不归而愁；灯光昏暗而心志明亮，眼泪不停地流。舍弃妻子、扶持父亲，只有这件事；不以身体发肤有愧，但只恨头颅尚在。复仇到最后反而落在别人之后，做鬼也应当处在最下层。门外长江知道我的怨恨，年年巨浪翻卷，仍不能停息。”皇上收复福建后，林垐约同平虏伯进攻福清。当时他的门人前来探访，准备回海宁；林垐送给他一首诗说：“天地荒凉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如今回去，又要回到什么地方？山川间麦子抽穗，令人伤心落泪；日月照着刀锋，带着血光。屠狗之徒聚集的市中，声音忽然改变；采兰的水泽旁，志向徒然芬芳。请转告父老不要思念我，我死后魂魄仍会来到这片乡土。”第二天临阵时，林垐不躲避箭石，杀敌超过应有的数量；恰逢天色已晚，虏军冲入他的营寨，他于是战死。林垐的朋友叶子器，起初林垐在营中时，也被虏军俘获。虏军让叶子器写信招降林垐，叶子器接过纸笔，写了一首诗交给他们。诗的末句说：“到了死的时候才是我自己，即使活着离去，也已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虏军把他杀死。林垐起兵时作诗说：“兰蕙生长在门前，不因秋天而怨恨，■■■尽了也徒然休息。抛弃这七尺身躯，留下万重遗恨，何必三■■■楼。月亮肯照着人，云却作怪；蛟龙正潜伏深谷，蚯蚓却在游动。谁能永远留下高亢的声名？在博浪的声响中，怀抱五世之仇。” 兵部左侍郎林汝翥进攻福清，军队溃败后战死。林汝翥，字心泓，福州人。初入仕时，任沛县知县。妖贼徐鸿儒作乱时，林汝翥守城有功，考核后授任御史。阉人魏忠贤干预朝政，林汝翥负责巡城，遇到火者曹进、傅国兴在路上抢夺金钱，林汝翥杖责了他们，宫中传旨逮捕林汝翥。几天前，工部郎中万璟已被逮捕，数百名宦官把万璟殴打至死。于是林汝翥援引“大杖则走”的原则，逃到遵化。又托付巡抚邓仪代为上疏，自己投案入狱，受廷杖而没有死。皇上到达福建后，征召并授任他为兵部左侍郎，总督义军。进攻福清时，军队溃败，他被俘。虏军想劝降他，他不屈服，除夕那天服食金屑而死。十二月庚午日，黄斌卿进攻宁波，没有攻克。宁波诸生华夏、屠献宸、杨文琦、杨文瓒、董德钦、王家勤谋划起兵，在城内接应；御史李长祥也联结会稽豪杰以等待时机。众人都派人奔赴舟山，约黄斌卿率军入城。不久，李长祥被人告发谋反，只得逃亡。姚江人王翊在海山聚集军队，华夏用帛书与他联络，帛书被虏军得到。降虏的谢三宾又向虏军告发华夏等人，华夏等被投入狱中，而水师才开始到达。城内没有人接应，黄斌卿的军队于是撤走。虏军追问华夏的同谋者，华夏回答说：“太祖高皇帝、崇祯先帝。”虏军说：“那么你的帛书上所说的‘布置已定’又是什么意思？”华夏说：“只是说大话，用来鼓动人心罢了。”当时虏军贪图谢三宾的财产，也诬陷他是同谋，所以命令华夏牵连他。华夏说：“像谢三宾这样的人，行为与猪狗一样，起兵抗义的事情怎么可以借助他！”谢三宾在旁边听到这话，便叩头谢罪。第二年五月初二日，华夏与屠献宸、杨文琦、杨文瓒、董德钦、王家勤都被判处死刑，妻子儿女被没为奴。杨文瓒的妻子张氏，是杭州人。杨文瓒入殓后，张氏从容地对公公说：“儿子如果不跟随丈夫去死，就无法成全丈夫的志向。”她拿出簪钗耳饰，分给嫂嫂和弟媳，关上门自缢而死。华夏的妻子陆氏、屠献宸的妻子朱氏、杨文琦的妻子朱氏，都自缢而死。礼部尚书兼通政使吴钟峦上奏《申明职掌疏》。当时各地远近的奏章中，武臣自称将军、都督，文臣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的官职也不加核查。而江湖上游荡谋生的人，假造符节印玺，贩卖官爵。他们躺在家中，却说自己联合了齐、楚的军队；保守妻子儿女，却说自己聚集了数以千万计的兵马。因此吴钟峦请求加强严格审核：凡是招募军队、起兵抗义的人，应当查问其名册和花名册；凡是原任官员，应当辨验其敕书和札付。

译三年（戊子）春正月丁酉朔日，皇上驻扎在闽安镇。同安伯杨耿、大学士朱继祚进攻兴化北部，攻克了它。虏军守道彭遇颽，原来是弘光年间的御史。到这时献纳诚款投降。杨耿进攻兴化，彭遇颽命令守将出战，并登上城墙竖起大明旗帜；守将不敢进入城内。癸丑日，郑彩杀害大学士熊汝霖。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考中天启乙丑进士，授任同安知县，考选为户科给事中。熊汝霖刚正敢于直言，认为如今凭私情和贿赂办事，必将断送边疆，使二祖列宗在地下含泪；于是降为福建按察使知事。弘光帝即位后，又补任给事中。当时四镇因迎立弘光帝有功，逼迫朝廷取得淮扬，朝臣没有人敢议论如何处置他们。左都御史刘讳说，刘泽清、高杰放弃淮北，按罪应当斩首。刘泽清派刺客伺机刺杀刘讳，刺客却不忍下手而离去。只有熊汝霖独自议论此事说：一个镇的军饷多达六十万，势必无法供给；即使仿照古代藩镇的办法，也应当把辖地放在大河以北。曾在奥窔之内，突然把他们当作藩篱来对待，已经是在争论任用阮大铖的问题了。他的这些主张都没有实现，于是归去。清军渡过大江后，熊汝霖入朝，想调发罗木营的军队抵抗清军，却未能获准。刘讳将死时，想到众人都迟疑不决，没有可以共同谋划事情的人，便唯独把起兵抗清的责任托付给熊汝霖。熊汝霖再次聚集军队，也没有成功。九江道佥事孙嘉绩斩杀余姚的清朝知县王玄如以后，熊汝霖才出任统兵之职，渡过海宁，作战三昼夜，战败而归。监国鲁王加授他为兵部左侍郎、右佥都御史。熊汝霖虽然不懂军事，但一心赴死，不顾利害。当时总兵方国安、王之仁所统领的都是营兵，而分别招募来的军队则称为义兵；同在一处驻防时，从来不敢把粮饷平均分配，到了熊汝霖这里，也不敢改变这个做法。三吴地区的豪杰，想要起兵响应的，都因熊汝霖而来。鲁元年，又加授东阁大学士。浙江失守后，他跟随流亡政权到福建。福建各镇中，郑彩以经营商船为主，只有闽安伯周瑞勇敢而可以任用。熊汝霖批答政事时，支持周瑞而抑制郑彩，郑彩因此积下怨恨。不久，郑彩又与义兴侯郑遵谦交恶。监国驻在闽安镇时，跟随流亡的诸臣家属都住在琅琦。郑彩的副将李茂守卫琅琦，熊汝霖的奴仆与他发生争执。正月十五日，熊汝霖从监国处休假沐浴回来，熊、郑两家用簪和瑱互相馈赠问候。李茂奔去告诉郑彩，郑彩怀疑熊、郑两家联合起来图谋自己，便授意部下把他们杀掉。郑彩杀死了义兴侯郑遵谦。郑遵谦，字履公，余姚临山卫人。他的父亲郑之尹，任按察司佥事。郑遵谦年轻时喜欢任侠仗义，不受那些拘守法度之人的管束。南都的官员听说清军渡江，都抛弃弘光帝逃走。马士英到了浙江省，宦官屈尚忠到了越地，左都御史刘讳说：凡是与逃跑有关的臣子，都可以斩首。于是分守宁绍的官员把屈尚忠拘押起来等待处置，郑遵谦出来将他殴打致死，并说：这是刘先生的命令。绍兴府通判张愫把城池献给清军，清军立即任命张愫守绍兴府，另调彭万里任会稽知县；弘光元年闰六月十一日，郑遵谦起兵抗清，把他们全都斩杀了。郑遵谦又召集过去所认识的数千名年轻人，响应九江道孙嘉绩。此前，知府王期升梦见有人拿着名帖进来，醒来后记得那人的姓是殷，便向推官陈子龙询问。陈子龙说：这是会稽守殷通。您梦见了他，越地将要发生动乱，这是征兆。后来郑遵谦斩杀张愫，梦境果然应验。浙江失守后，郑遵谦依附郑彩。郑彩把他当作同姓弟弟收养，让他在牛田统领陆军。海上的洋船都由郑彩统辖；郑遵谦强行夺取两艘船，获得了价值数万的资财。因此两人交恶。郑遵谦为人疏放荒诞，不能考虑祸患。大学士熊汝霖被杀后，郑遵谦又毫不掩饰自己的言辞和神色。郑彩于是诈称要扑杀部将吴辉，吴辉扶着伤处到郑遵谦那里，请求写信投奔郑鸿逵。郑遵谦进入吴辉的船送他，被郑彩擒获。吴辉擒住郑遵谦后，觉得难以当面处置他，便藏在船舱底下不出来。郑遵谦喊道：你不过是郑彩的奴仆，杀我难道出于你的本意吗？为什么还要躲避我？吴辉出来后，郑遵谦请求要一只鸡和一碗黍饭，哭着祭奠熊汝霖，祭奠完毕便投海而死。郑遵谦的妾金四姐，原来是倡女；她曾经鞭打并杀死侍婢王氏。那些不服郑遵谦的人，都一定要把金四姐送进狱中，郑遵谦用千金把她赎出。郑遵谦死后，金四姐扎草做成郑彩的像，每次吃饭都砍下草人一刀，用来陪食。郑彩听说后，把金四姐沉入海中。二月，任命兵部尚书钱肃乐为东阁大学士。清军将领郭天才前来投降。江西清军将领金声桓派郭天才援助福建。郭天才与清朝巡抚佟国鼐有嫌隙，所以投降；朝廷封他为忠勤伯。后来金声桓反正，郭天才才返回江西。三月，清军攻陷兴化，吏科给事中林嵋、兴化道汤棻为此殉难。林嵋，字小眉，自缢而死。汤棻，字方侯，嘉善人，穿着绯衣坐在公堂上遇害。清军攻陷莆田，大学士朱继祚、知县都廷谏为此殉难。都廷谏是杭州人。清军攻陷永福，兵科给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经为此殉难。鄢正畿，字德都，永福人。他写下绝命诗篇，投溪水而死。林逢经，字守一，以文章闻名于闽中，有《通鉴甲子图》流传于世。城池被攻破后，他投水而死。余姚人王翊在四明山起兵，攻克上虞，擒获清朝署理推官刘章志并将他斩杀。清军攻陷长乐，御史王恩及为此殉难。王恩及是长乐人。他曾以县令身份告归故里，监国征召他任御史。城池被攻破后，他服毒自尽，妻子李氏也一同死去。闰三月，清军攻陷建宁，王祁为此殉难。王祁是江西人。城池被攻破后，王祁仍在街巷中作战，最后自焚而死。监国在福建时，先后收复三府、一州、二十七县；清军调集江、广、两浙的军队前来救援，已经收复的府县又都陷落。到这时，只剩下宁德、福安两座城。江西清军将领金声桓反正。

译金声桓原是楚帅左良玉的部将。左良玉死后，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投降清军，清军让金声桓仍旧统领他的军队。大学士黄道周督率郑鸿逵、郑彩两军出杉关，金声桓过去曾受黄道周差遣，于是假装送来降表，却派另一名将领张天禄袭击黄道周，黄道周被擒。金声桓因此取得镇守江西的地位。监国进取福建时，清军调集各省军队再次攻陷福建，金声桓出力最多。清朝巡抚因为金声桓是降将，所以轻视他；金声桓跟随巡抚索取贿赂，没有得到。金声桓私下居住时曾改穿旧日服装，巡抚于是上报突发变故，说金声桓谋反。金声桓派人把送信者截杀在半路，得到那封信，便摆酒请巡抚来，把信给他看。巡抚脸色大变，金声桓于是将他斩杀。金声桓奉行永历皇帝的正朔，接受豫国公爵位，江西各郡县都被平定。当时，南都震动，以为金声桓早晚将会投降，清朝官员已经预先打算归附。可是镇守赣州的清军不听从金声桓，金声桓想攻打他们。镇守赣州的人说：我不采取行动来等待你，你如果取得南都，我就把赣州献给你。于是，有人为金声桓谋划说：宁庶人的失败，是因为急于顺流而下，所以使新建能够从后方牵制他；如今自家门庭的敌人还没有除掉，却勤于经营远方的谋略，这是在重蹈宁庶人车辆倾覆的覆辙。金声桓于是急攻赣州，赣州守军更加坚守。各省前来援助清军的部队大量集结，包围金声桓，使他陷入困境；数月之后粮食吃尽，金声桓的部下杀死金声桓，向清军投降。夏六月戊戌，郑彩杀死大学士钱肃乐。钱肃乐，字希声，鄞县人。考中崇祯乙丑进士，授任太仓知州，升任刑部主事，转任员外。九江道孙嘉绩起兵抗清，会稽诸生郑遵谦响应他。鄞县诸生华夏等人谋划起事，但缙绅谢三宾不响应。当时定海总兵王之仁已经投降清军，谢三宾写信给王之仁，说宁郡人心浮动、议论纷纷，事情起于诸生，需要您用军队的威势来压制他们。不久，华夏等人拥立钱肃乐为首领，王之仁也让自己的军队听从命令。监国任命钱肃乐为佥都御史，后来又接替熊汝霖任东阁大学士。刘中藻在福安起兵，已经攻打福宁州，城将要攻破时，清军将领涂登华到郑彩那里投降。郑彩让自己的亲信看守涂登华，刘中藻不同意，于是与郑彩交恶。郑彩专横到了极点，把诸位大臣看得如同不存在。钱肃乐憎恨他，想借刘中藻的力量来制约郑彩。他在郑彩军营时，把隐秘的事情泄露给刘中藻。因此又担心郑彩怀疑自己，便极力称说刘中藻曾经试探郑彩，让郑彩防备刘中藻；可是郑彩埋伏的耳目已经得到钱肃乐的密信，郑彩截取了信中的一两句话。钱肃乐大为惊恐，吐血，第二天死去。冬十月，大学士马思理去世。马思理是长泰人。崇祯年间任户科给事中，因被牵连为侍读学士黄道周的党羽而入狱。隆武帝起用他，升任礼部侍郎，加授尚书。监国进入福建后，召见并授予他现在的官职。他在沙埕的船中去世。任命工部尚书沈宸荃、吏部尚书刘沂春为东阁大学士。四年（己丑）春正月辛酉朔，监国驻扎在沙埕。二月，王翊攻破上虞，清朝官员施凤翊弃城逃走。三月癸卯，清军攻陷宁德。夏四月，清军攻陷福安，大学士刘中藻为此殉难。刘中藻，字荐叔，福安人。考中崇祯庚辰进士，授任行人司行人。隆武皇帝即位后，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出使浙江。监国到达福建后，刘中藻在自己的县邑起兵，收复数县，屡次升迁，直到任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刘中藻能够激励富人，使他们拿出财产，所以一时之间聚集的军队越来越多。郑彩专擅福建事务，只有刘中藻不向他低头，因此产生嫌隙。监国派大学士沈宸荃调解，未能成功。刘中藻在福安，清军前后多次攻打他，清军伤亡四、五千人。三年十月，清军大规模集结，在城外十里处挖掘壕沟、设置栅栏，将城池包围起来，刘中藻无法出战。第二年四月，粮食吃尽，刘中藻写文章祭奠自己，吞金而死。部将董世尚等一同死去的有数百人。六月，定西侯张名振收复建跳所。秋七月壬戌，监国驻扎在建跳所。福建全境陷落，张名振迎接监国到浙江，跟随流亡的有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兵部左侍郎孙延龄，御史黄宗羲，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主事林瑛。壬午，清军攻打建跳。乙酉，清军退兵。分别派遣使者到各山寨授予官职。萧山的石仲芳、会稽的王化龙、陈天枢、台州的俞国望、金汤、奉化的吴奎明都任将军，四明山的冯京第任右佥都御史，王翊任河南道监察御史。黄宗羲上奏说：臣观察各营的首领，文官就自称都御史、侍郎，武官就自称将军、都督，没有三品以下的。监国嘉奖他们仰慕大义，也就顺势任命了他们。只有王翊不自我抬高，使者颁发诏书授予他御史之职。御史在太平时期固然是重要官职，但他的号令却不能施行于侍郎。各营的御史，有的还不及王翊手下一个小小的部队，所以各营对待王翊，恭敬得如同小侯事奉大国。从今以后，如果各营仍像过去那样听从王翊，那么就等于没有把王命看得尊贵；如果因为王命，使王翊的号令不能在各营实行，那么山中从此将多生事端。如今世道草创，临时授予官职的情况很多，应该慎重对待官爵名器，不应唯独轻慢王翊一人。大学士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都认为他说得对，定西侯张名振却坚持己见，不肯把意见交下来。起初各营迎接诏表，都通过张名振转达；只有王翊不经过张名振，张名振因此憎恨他。监国任命黄宗羲为左副都御史，黄宗羲推辞不接受。封平西将军王朝先为平西伯。当时王朝先的军营在奉化鹿颈山，有一万名士兵，宁城因此白天都关闭城门。八月壬辰，世子出生。世子的母亲是李氏。九月乙丑，大学士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定西侯张名振在雒江结盟。

译大明监国鲁四年，太傅兼太子太师、定西侯张名振在台州整治军队。夏六月，长乐人刘沂春任宅揆，统领均调事务；毘陵人吴钟峦掌管秩宗事务，跟随监国从福建亲自到来。这三人都是前朝遗老，一同守护臣节，合力扶助王室。过了两个月，三人在雒江江边订立盟约。当时正值重九，天空高远，秋气肃清，云彩和景物清晰明净，秋日明亮，陈列牲礼、焚烧香火，仿佛神人与人相接。主持盟誓的人举起酒爵招呼说：今天的事情，是君主的事情。道义没有比君臣之义更大的，交情没有比朋友之交更好的。联合朋友的交情来笃厚君臣的道义，才是当时的功业。努力吧，诸位！于是三人依次接受酒爵，进献给神明，拜手稽首致辞说：甲申年，中原争夺帝位，痛切于共同君主覆亡的悲哀；到了乙酉年，屋上群乌惊飞，孤臣的眼泪迸落。只是我们这几个白发老人，年老而退居荒僻之地，于是订立这个盟约，永远彼此友好。结盟以后，事务必须整治，交情必须相互勉励；有过错一定纠正，并依照法度行事。为国家效劳，要竭尽全力争先恐后；朝廷政事，要同心协力商议可否。功名不一定归于自己，恩怨一概任由别人评说。发誓保持靖献之志而不欺骗，期望复兴大业能够成功。我们三人对天地无愧无怍，给子孙留下榜样。奉行职责后退隐，共同歌咏太平，不也是美好的吗！主持盟誓的人接受誓词并记录在册。君子评论这个盟约，大概有三件合乎礼的地方：尊重年长者，是第一件，《诗经》说：三位长寿者结为朋友。尊重贤能者，是第二件，《诗经》说：只亲近正直的人。尊重功劳，是第三件，《诗经》说：这是国家的根基。主持盟誓的人于是赐酒并说道：神明听见这些誓言，就会赐给你们大福。于是三人接受酒爵，退下饮酒。丁酉，定西侯张名振、荡湖伯阮进、平西伯王朝先杀死黄斌卿。黄斌卿在舟山时，凭借守卫营垒自负，不愿奉迎监国进入城中，也不愿分出自己的兵力和赋税。当时隆武皇帝去世已经四年了，他仍然称为隆武五年，以此拒绝奉行监国的正朔。此前，张名振从崇明战败归来，黄斌卿每件事都侮辱他。两人虽然结成婚姻关系，心里却彼此猜忌。阮进护送銮驾到建跳所，军中缺粮，阮进考虑到保全舟山需要力量，便用一百艘船停泊在舟山告急。总制尚书张肯堂对黄斌卿说：监国漂泊在海上，应该赶快前去问候并守护；阮进的请求，不应违背。黄斌卿不听。于是张名振、阮进都通过王朝先来谋划对付黄斌卿。王朝先与张国柱、王鸣谦出海，黄斌卿强迫他们带出部下。三年之间，黄斌卿从来没有任用王朝先办事。王朝先郁郁不得志，请求巡行海边，到达鹿颈，四、五月间便招致一万人，沿海都把赋税供给他的军队。黄斌卿又派自己的亲信来夺取王朝先的赋税，王朝先因此怨恨他。有个叫黄大振的人，原来是福建的盗匪。他抢劫商船得到数万金，分送给黄斌卿，仍不能使他满足；黄大振害怕被杀，逃到王朝先那里。王朝先的妻子儿女和财物寄放在舟山，黄大振假装派人乘渔船到王朝先那里说：威虏已经决定在某日把平西伯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掉。王朝先于是与张名振、阮进联合攻打舟山，黄斌卿和他的两个女儿都投水而死。十月己巳，监国驻扎在舟山。任命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孙延龄为户部尚书。当时，刘沂春与张名振不和，返回福建。五年（庚寅）春正月乙卯朔，监国驻扎在舟山。夏五月，御史王翊把清朝使者烹杀。江南长期不得安宁，清朝皇帝为此忧虑。清朝巡抚马国柱想把平定江南作为自己的功劳，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门客。这个门客与好友会稽人严我公商议此事。严我公说：这是我处在通候位置的一个时机。清军在江南用兵十分艰苦，如果能让他们在巡抚面前见到我，我就能掌握山海关的要领，凭口才使他们归降。于是伪造了告身和银印，说自己是明朝行朝的都御史。严我公通过门客去见马国柱，又通过马国柱去见清朝皇帝。严我公夸夸其谈，震撼清朝皇帝说：陛下认为江南只是一个地区的事情吗？崖山尚未覆灭，大元尚且没有被列入正统。臣还没有看见陛下真正拥有天下。从前臣在海上时，各营将领原本都是臣的属吏；臣如果能够奉行明朝诏令，向他们展示丹青之信，江南的祸患就可以在限定日期内平定。清朝皇帝非常高兴，任命严我公为招抚都御史。下诏说，山海的将领解除武装投降后，恢复原来的职位，听从严我公的节制。然而严我公过去并不曾被山海的将领认识，只是派人奔走各营传话说：我公之所以做这些事，本来是怀着荆乡、高渐离那样的心意。诸位只要让他出来归附我，我就把他分别安置到各个交通便利的大城，只要挥手，江南就会全部归顺。如果诸位照这样做，终究只是徒劳。因此各营将领多被他的话迷惑，湖州柏襄甫、会稽顾虎臣等都投降了。严我公将要渡海时，派使者进入四明山。王翊的将领黄中道说：严我公用甜言蜜语离间我们，已经使山寨动摇了，怎么还可以让他把消息送到行在呢？于是赶快把他烹杀。严我公因此未能得志而离去。秋八月，御史王翊攻破新昌县虎山所。九月，朱靖恭进攻郑彩，将他击败。皇上已经进入浙江后，闽安伯周瑞、平虏伯周鹤芝率三百多艘楼船，分驻温州的三盘，作为舟山的犄角。不久，周鹤芝与周瑞发生嫌隙，皇上派武林人吴明中前去调解。吴明中到了三盘后，反而使两人的矛盾更加严重。周瑞于是向南投靠郑彩，周鹤芝也向北依附阮进。郑彩与朱靖恭争夺中左所，郑彩大败，停泊在沙埕，准备奏表请求援助。周鹤芝、阮进既然怨恨周瑞，而张名振想同朱靖恭结好，便反过来攻击郑彩的残余部队，将其击破。清军攻破了四明山的营寨。皇上在舟山时，清军想出兵侵扰，御史王翊从中阻挡他们。于是清军调集行省的骑兵，由他们的首领金砺、田雄率领向东进发。金砺从奉化进入，田雄从余姚进入，在大兰山会师，扎营绵延二十里，派出游骑四处侦察，搜寻伏兵并侦听消息。王翊听说清军锋芒非常锐利，便避往海上。冬十月辛巳朔日，发生日食。十一月甲子日，清军杀害兵部右侍郎冯京第。

译冯京第字跻仲，是慈溪人。福京初建时，他上呈《中兴十二论》。隆武皇帝认为他非同寻常，召见问对，授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后改任监察御史，巡视浙江，到了衢州时清军渡过浙江。冯京第隐伏在乡里，听说肃虏伯黄斌卿守卫舟山尚未投降，便渡海投靠他。随定西伯张名振进攻崇明，战败而回。随安昌王向日本乞求出兵援助，在船中哭泣，日本没有答应。又随军进攻宁波，事情失败。于是到了吴兴，聚集数千名士兵。不久又战败。再次渡过钱塘江，进入四明山，依附御史王翊，把自己的军队交给王翊。冯京第依山筑城，在杜岙建立老寨，练兵数月，颇有可观之处。然而清军巡抚萧起元发布教令组织团练，清军进攻杜岙，团练军也从旁夹击。王翊逃往天台，冯京第藏在民舍中得以免死。第二年，王翊的军队又壮大起来，冯京第也收集残兵，自己驻守薛岙。冯京第自负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却想按照承平时期的体制来对待士卒，一向不为人们亲近依附，所以常常导致失败。起初冯京第入海时，清军立即拘捕了他的家属；他的母亲尹氏被迁往燕地，妻子叶氏自缢而死，儿子颂年十五岁，被斩于市。清军攻破四明山营寨后，紧急悬赏搜捕冯京第。冯京第的部将王升投降清军，想把冯京第捉来作为功劳。他对清军说：“冯都御史的藏身处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于是带领清军在鹳顶山找到了他。冯京第当时已经病得很重，见到金砺却不肯下跪；田雄在旁边把他掠倒在地。第二天，冯京第遇害。六年（辛卯）春正月己卯朔日，皇上驻跸舟山。得到间谍报告，说清军君主已经去世，群臣入朝祝贺。这时谣传已经收复失地，礼部尚书吴钟峦写了一首庆贺诗说：毘陵城北角落有一扇柴门，荒凉寂寞的庭院里，野草自然长得茂盛。从今以后，子孙可以寻找旧日的产业，且把诗酒当作消磨斜阳的乐趣。衣冠服饰没有改变，容貌也依然美好；梦中回来，还疑心城郭已经不是原来的城郭。却笑令威化鹤归来，离家千年才回来。又说：世间局势经历沧桑变化，也真奇异，忽然在意料之外满足了心愿。军事机宜只在于争取先着，天道什么时候又是不可以知道的呢？奉主鬯的一樽酒归还给帝王后裔，筹划边防的百般计策都在胡儿身上。要成就中兴并非容易，喜悦和忧惧频频劳烦乡野老人的思虑。二月乙卯日，张名振杀了平西伯王朝先。王朝先是四川土司人。他自己说，还是儿童时，就已经同无赖之徒结交为伴；有个大姓人家鞭打了与他同伴的儿童，王朝先夜里攀上屋脊，掀开屋瓦、抽掉椽子，放出几百只野蜂去螫那人。天启年间，调土司兵随军出征，王朝先因此到了边塞，多次建立战功。弘光即位后，以参将身份隶属黄蜚部下。黄蜚死后，他渡海到了浙东。当时江岸的军队和赋税已经确定，王朝先自认为是老将，不肯屈居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之下，奉西征之命，却滞留在定海。浙江失守后，他同王鸣谦出海，于是被黄斌卿留下。王朝先想借楼船一百艘截断扬子江，以阻断清军的运输道路；黄斌卿不同意。后来他同张名振、阮进一起击败黄斌卿，阮进收编了黄斌卿的水师，王朝先得到陆军两千多人，却一点军需、铠甲、兵器都没有交给张名振。嫌隙于是形成。郑彩战败后，张名振、阮进趁机排挤王朝先，王朝先又不与他们联合。当时王朝先负责守卫，张名振在南田整治军队。王朝先没有料到张名振会袭击他，便把士卒分散派到民舍；张名振突然到来，他只得亲手格杀十几人而死。他的部将涂登华、张济明、吕廷诏投降清军，告知清军虚实，于是清军决定进犯行朝。秋八月丁巳日，清军杀害兵部左侍郎、右都御史王翊。王翊字完勋，是余姚人。王翊小时候就自负，喜欢说大话，世人还不了解他。浙东起兵抗义时，王翊亲自招募了一支军队，不肯隶属于别人，所以分派给他的粮饷不如一同办事的人。楚人舒益生，原来是新安王的门客。新安王从新安到来后，舒益生便把自己的军队隶属给他。然而新安王也没有可供征赋的分地，军队于是解散。负责军饷的人查核王翊所花费的招募钱款，准备治他的罪。正逢浙江守军溃败，王翊渡海投靠黄斌卿，黄斌卿十分傲慢。冯京第以隆武朝御史身份要求按礼相待，黄斌卿很不高兴，王翊也不肯低头。黄斌卿既然想害他，王翊知道黄斌卿不值得依靠，便在四明山聚集人众。四明山连接三府八县，王翊乘清军防守空隙往来活动；清军孤守一座城，城外的田赋、诉讼案件全都归王翊管理。不久被清军巡抚萧起元击败。第二年，他击破团练，军队更加壮大。皇上到了浙江，准备按功劳议定授予右佥都御史，张名振想让这项恩典出自自己，便说：“等他到了再授予。”诏令授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王翊到行朝朝见，升任右佥都御史。他推辞不接受，说：“我入朝觐见，难道是为了做官吗！”第二年，加授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清军驻扎在大兰山，王翊进入海上，谋划同王朝先率水师进入浙江攻打杭州。但张名振击杀了王朝先，王翊返回山中。山中留下的各位将领，投降和被杀的几乎已经殆尽。七月二十四日，大星坠落地面，团练兵擒获王翊，他写下绝命诗。清军副使王尔禄让人记录下来，王翊写尽自己一生的忠贞和愤懑，鲜血飞溅到众多清军身上。写完后，他拿笔指向王尔禄。此时清军将领正在进犯行朝，他们的首领陈锦将要到来，便把王翊捆绑起来等待。王翊每天从容地束好头巾，饮酒赋诗。八月十二日，陈锦、金砺、刘某、田雄在定海会合，王翊被带来，坐在地上。刘某搭箭射王翊，箭射中肩膀，他一动不动；田雄射中面颊，金砺射中胁部，他也都一动不动。直到割断他的喉咙，他才倒下。王翊的两个随从也不跪，清军掠取他们时，他们背对清军、面向王翊下跪。于是跟随王翊而死。众清军听说后，都说：“不只是王公忠贞，他的随从也都是义士。”皇上从舟山出发，御船停泊在道头。清军会合浙江、直隶的军队进犯行朝，松江人张天禄从崇明出兵，金华人马进宝从海门出兵，而清军首领陈锦、金砺、刘某、田雄率领重兵从定海出发。行朝听到消息后，定西侯张名振、英义将军阮骏护送皇上离开舟山，登船停泊在道头。八月十六日，清军试探着驶入海口，王师用三艘船冲击，缴获楼船一艘、战舰十多艘，擒获清军士卒十一人，割下他们的首级后释放了其余人。二十一日大雾，清军船只全都渡过海面抵达螺头门，王师才察觉。此前，阮进到海门商议议和，清军想诱捕他，阮进乘数艘船脱身回来。正好遇到金砺的船，阮进把火球投向金砺，风向转变，火球反而击中阮进的面部，阮进伤势很重，投入水中，清军刺杀并捞取了他。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率领营兵五百人、义勇数千人，背靠城池与清军决战，杀伤清军一千多人。九月初二日，城池陷落。

译丙寅日，清军进犯舟山。九月丙子日，城池陷落，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吏部侍郎朱永佑、通政司郑遵俭、兵科给事中董志宁、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礼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开国、朱万年、顾珍、工部主事顾宗尧、中书舍人苏兆人、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工部所正戴仲明、锦衣卫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太监刘朝、定西参谋顾明楫、诸生林世英都为此而死。张肯堂字载宁，是松江人。天启乙丑年进士，任余干县知县。因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补任大名、浚县知县，考核后升任御史。弘光年间，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福建。隆武登极后，加授总制尚书。张肯堂用额定的军饷招集义勇，准备从三吴出兵，但郑芝龙劫夺了他的军饷。张肯堂于是弃官，逃往海岛。不久依附平海将军周鹤芝。海口失守后，又投靠肃虏伯黄斌卿。黄斌卿假装恭敬，却不采纳他的意见。张肯堂郁郁不得施展，只能灌溉园圃、栽种花木，以排遣忧闷而已（张肯堂给往■〈〈氵咸〉上木下〉的信中说）：铜盘之战，我难道敢落在后面吗？只是像随流漂泊的断梗，不能奋力飞行。皇上驻跸舟山，起用他为东阁大学士。城池陷落后，张肯堂穿蟒袍面向南方，眼看他的妾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儿媳沉氏、孙女茂漪都上吊而死，然后在衣襟上题诗说：虚名二十年留在人间，晚年白白劳苦于学种园圃。徒然写下归来之作，惭愧不能像陶靖节；姑且保存正气，学习文文山。君恩还没有报答，只能徒然忧愁憔悴；为臣之道没有亏缺，就在于克服艰难。把这些话传给千秋青史的执笔者，衣冠二字不要轻易删去。于是自缢。跟随他而死的有守备吴士俊、仆人张俊、彭欢，以及张俊的妻子某氏。吴钟峦字峦稚，是武进人。他跟随礼部尚书孙慎行学习，几十年来一直很有名望。晚年考中崇祯甲戌年进士，选任长兴知县，降任绍兴府照磨。他对做官一事十分淡泊。大学士周延儒劝他出仕，吴钟峦回答说：“您做山巨源，我为什么偏偏不能做嵇叔夜？您做富彦国，我为什么偏偏不能做邵尧夫？”后来调任桂林府推官。弘光召他任礼部主事，还未到任南京便陷落，于是留在福唐不再回来。皇上到了福建，起用他为通政司通政使、礼部侍郎。不久晋升为尚书。行朝的权力掌握在武臣手中，卿相不能提出任何意见。吴钟峦叹息说：“在这种时候，只有在危难面前献出生命，才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如果不死而谋求恢复，成败还要听凭上天，那就不是立命之学。在这种时候，躲进深山避世，也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如果侥幸求取功名，祸福全听凭别人，那就不是保全自身的方法。”因此吴钟峦漂泊到哪里，就考察当地才俊，往往先引见给皇上；在波涛、船桅和船桨之间，士人仍穿着襕衫、戴着巾帽，进退拜起都很整齐。到了舟山，他更加无所事事，退居补陀。舟山告急，吴钟峦说：“我是跟随国亡而流亡的臣子，应当死在行朝。” 于是渡海进入城中。城池陷落后，他经过张肯堂处同他告别，回来后自缢。终年七十六岁。吴钟峦曾对往■〈〈氵咸〉上木下〉说：“李应升是我受业门人中的学生，他请求诛杀逆阉却未能成功而死，我写诗哭悼他。吴福之是我的儿子，他起兵抗义而死，我写诗哭悼他。钱肃乐是我分房门下的学生，他跟随国亡而死，我写诗哭悼他。我对这三个人已经没有什么惭愧了。” 李向中号立斋，是楚地钟祥人。崇祯庚辰年进士，任长兴县知县。入朝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升任尚宝司卿，后来避难到福安。皇上进入福建后，召他巡抚福宁。城池被攻破后，他逃走，跟随流亡朝廷到了浙江，升任兵部尚书。行朝群臣把性命寄托在船上，每天经受烈日暴晒和狂风侵袭，面目都变得黧黑，只有李向中仍像从前一样修饰整洁。当时他的父亲死在舟山，李向中在城外服丧。城陷后，清军擒获李向中，想迫使他投降，他不肯；他穿着丧服在清军营中来回走动，清军将他杀死。朱永佑号闻玄，是昆山人。甲戌年进士，任吏部主事。清军南下后，他避入浙东，依附平海将军周鹤芝，任监军。周鹤芝攻取海口。海口陷落后，朱永佑又到了舟山，皇上任命他为吏部侍郎。清军擒获朱永佑，想剃去他的头发使他活命。朱永佑说：“我的头发可以剃，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清军砍伤他的胁部，他死去。仆人背着他的尸体出城，鲜血沾满衣服。仆人哭着说：“主人生前爱洁净，如今难道已经没有知觉了吗？”血于是停止流出。郑遵俭是绍兴人，是义兴侯的堂弟。董志宁是鄞县人。朱养时是江阴人。他为人慷慨，曾经还因御史王翊的事情同往■〈〈氵咸〉上木下〉争论。台州清军守道耿应衡派奸细进入舟山，假托占卜者，说灾星出现了，皇上的禄命已经完了。定西侯张名振相信了这话，让人举行禳灾仪式。皇上择定日期行香，朱养时上疏争辩。张名振不以为然，朱养时愤怒地说：“假使清军听到这件事，就会说行朝已经没有一个人了。”舟山陷落。朱养时自缢。林瑛字玉之，是闽地人。他同母亲、妻子、女婿和女儿五人一起渡海。皇上进入浙江后，他的女婿跟随郑彩；林瑛到了健跳所时，母亲又去世了，家中非常贫困。妻子陈氏和女儿靠替人缝补衣针来维持生活。不久女儿又死了。清军进入舟山后，林瑛与陈氏分别在房梁上上吊。陈氏手腕无力，没能死去。林瑛让他的童仆呜呜哭着帮助她，陈氏挥手阻止说：“我守妇道三十年，难道临死还要死在男子手里吗？”最终她靠自己的力量死去。江用楫是苏州人。董玄字天孙，是会稽人。他写下绝命诗后自缢。李开国是余姚临山卫人。朱万年字虎拜，是闽地人。他与吴钟峦一同死去。顾珍、顾宗尧都是长洲人。苏兆人字黄侯，是苏州人；是大学士张肯堂的门客。城池陷落后，他对张肯堂说：“黄泉之路，请让兆人为您引路。”他的绝命词说：保全头发，严守胡夏之别；扶助明朝，以一死终其一生。孤独的忠心只有这样才可表达，义理重大而此身轻微。他在雪交亭自尽。雪交亭是张肯堂读书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株梅树和一株梨树，所以称为“雪交”。苏兆人死后，张肯堂为他洒酒祭奠，然后自杀。

译刘世勋是南直隶人。黄斌卿驻守舟山时，刘世勋就以安洋将军的身份守卫舟山，守得非常坚决。城陷后，他自刎。清军互相说：“自从我军南下以来，难以攻取的地方，江阴、泾县，再加上舟山，只有这三个。”隆武皇帝曾听说江阴、泾县因为坚守而被屠杀，叹息说：“我家的子孙遇到江阴、泾县三尺高的儿童，也应当哀怜并敬重他们。” 张名扬是定西侯张名振的弟弟。张名振护送皇上时，让张名扬留守。城陷后，张名扬的母亲范氏以下几十人全家闭门自焚。戴仲明是宁波人，他抱着高皇帝的牌位投火而死。王朝相、刘朝都是北直隶人。他们把皇上妃子陈氏、贵嫔张氏、义阳王妃杜氏送入井中，用巨石盖在井上；王朝相和刘朝都在井旁自刎。宫中眷属还没有进入井中时，全家已经放火；清军将领想扑灭火，却有七名校尉登上屋脊，向清军注射箭矢，清军不敢动弹。王朝相、刘朝盖好井后，七人带着弓箭投入火中。顾明楫是顺天人，是张名振的门客。林世英是闽地人。他从福建进入浙江，上书后遭遇灾难，自缢而死。跋 以上《海外恸哭记》，据书前题写的作者姓名为■〈〈氵咸〉上木下〉（音义见《列子·周穆王篇》：“右骖赤骥，左白■〈〈氵咸〉上木下〉”，为八骏之一），没有写出姓氏，相传是黄太冲先生托名所作。全祖望撰写先生神道碑铭，列举其著作，其中有《海外恸哭记》一卷，大概一定有所依据。碑文称，先生在己丑年听说监国在海上，于是同都御史方端士前往投奔。又全氏在所写《行朝录》后说：“先生跟随流亡朝廷，屡次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考察《记》中记载：己丑七月壬戌日，皇上驻于健跳所；壬午日，分派使者到各山寨授官。河南道监察御史■■■上奏说：“我观察各营将领，文官就自称都御史、侍郎，武官就自称将军、都督，只有王翊不自我夸大，如此等等。”同日，皇上命■■■任左副都御史，他推辞不接受。凡是写作■■■的地方，就是先生的姓名（《行朝录》书后说，录中凡是写“某”，都是先生亲自记录的。《记》中的■■■，也就如同《录》中的“某”一样）。当时刚到行在，就接到了左副都御史的任命。他辞官的那一年，也就是随同明朝灭亡、出亡的那一年。碑文说，先生因柯公夏卿、孙公嘉绩等人交相荐举，由职方司改任监察御史；至于分道河南一事，则见于《记》，可以补足碑文的缺漏。他上奏荐举王翊的话，碑文也有记载，与《记》基本相合。《行朝录》书后说：先生屡次升任至左副都御史，却不知道他其实从未接受这一任命。《记》前面引用的话说，舟山以后，【疑字：■〈〈氵咸〉上木下〉】的情况就不详了。按碑文所说：先生随同出亡时，太夫人住在故乡；朝廷下诏，对胜国遗臣中不肯接受命令的人，要登记并拘取其家属。先生听说后，叹道：“主上倚仗我，我不忍离去；如今心中正乱。”于是向监国陈述实情，请求改换姓名，秘密取道回家。这件事发生在辛卯八月以前。（碑文说，先生既已失去军队，每天和尚书吴公钟峦坐在船中，整理衣襟讲学；下面紧接着叙述他告归的事。吴公在辛卯八月殉难于舟山，先生临行前还与吴公相处，因此出发日期必定在辛卯八月以前。）《记》说：辛卯八月丁巳日，皇上从舟山出发。这部书应当是在秘密取道回家以后写成的。所谓【疑字：■〈〈氵咸〉上木下〉】，我怀疑就是他当时改换使用的姓名。大概在舟山以后，事情便不详了。碑文又说：这一年（先生回家的那一年），监国从建跳到翁洲，又召先生辅佐冯公京第，请求向日本借兵；到达长琦后，没有得到许可。按《记》所载，丁亥六月，安昌王和御史冯京第请求向日本借兵；下文说到达长旗岛。日本刚刚遭受外国人的侮辱（因为杀死了传教的欧罗巴人），外国人来到后，一概不准登陆。当时监国还驻在中左所，丁亥与辛卯相隔五年，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在辛卯八月以后呢？况且既然是冯京第辅佐安昌王，怎么能说先生辅佐冯京第？不知道全氏根据什么才这样说。尤其可以根据《记》来纠正碑文的错误。只是，如果这部《记》确实是黄太冲所作，那么也可以依据碑文来作出判断。当时的事实，在隐约与显明、相同与不同之间，通过《记》和碑文互相验证，都能寻找到如草蛇灰线般的痕迹。我私下认为，后来的儒者所作的叙述，总不如本人亲自记载的更可信。清朝势力正盛的时候，禁忌很深，文网尤其严密。凡是记载残明掌故的书，能够流传到今天，难道不是【疑字：羍事】吗？【疑字：孴】而刊刻它，难道还可以迟缓吗？上元甲寅季春月，山阴吴隐石灊题跋。又按碑文所说：张国柱渡海到达时，各营大为震动，朝廷商议想封他为伯。先生对孙公嘉绩说：“这样一来他就会更加横行了。以后怎么办？请只授予他将军名号。”众人听从了。根据《记》考察，这件事发生在丙戌（监国元年）八月丙子日。《记》中所叙【疑字：■〈〈氵咸〉上木下〉】的话，就是碑文所记太冲先生的话，那么【疑字：■〈〈氵咸〉上木下〉】就是先生改换使用的姓名，这是毫无疑问的了。遯盦再次记下。●附录一 《思旧录》《赣州失事纪》（《行朝录》之二） 《绍武争立纪》（《行朝录》之三） 《舟山兴废》（《行朝录》之五） 《日本乞师纪》（《行朝录》之六） 《四明山寨纪》（《行朝录》之七） 《沙定洲之乱》（《行朝录》之九） ·《思旧录》

译刘先生名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他为念台先生。他做学问，艰苦地体察实践，无不亲历，所以先儒的弊病，在他看来清楚得如同看火一样。他在朝廷任职时敢于说话、敢于行事，官做到左都御史。先生对我有深厚得无法报答的恩德。我家乡有很多叛逆党羽，他们失败后回到家乡，气势却丝毫没有减弱。乡人也跟着受其影响，所以无论是安葬墓地还是修建祠屋，他们都出来阻挠。当时我乡有沉国模、管忠圣、史孝咸三人，是密云悟幅巾的弟子，都以学问著称；每次到越中讲学，他们的议论多袒护叛逆党人。先生严肃地加以纠正，对当权者说：“我是不才的白安先生未亡故友人。假如有人相互攻击，请让我以螳螂的前臂去抵挡车轮。”戊辰年冬天，先生来吊唁，撩起帷帐，用衣袖拂去棺上的尘土，痛哭着离去。先生曾与陶石梁讲学，石梁的弟子传授的全是禅学，并且逐渐流于因果之说。先生认为凡是并非心中所发出的见解，就没有不起身争辩的。我于是邀请当时有名望的士人几十多人，带着拜师礼到先生门下；但这几十多人又都是擅长文章的人，对学问相距很远，所以真正能够理解先生学说的人很少。先生勤恳地教导我，我愚钝顽劣，最终还是没有所得。如今我稍微有了一点了解，还是从摸索先生遗书中得来的。乙酉六月【缺字：■】日，先生已经二十天没有进一勺水了。道路上的行人断绝了，我徒步走了二百多里到先生家里；先生因为城池投降而躲避到村中的杨塴，我便翻越峣门山的小路进入杨塴。先生躺在匡床上，手里摇着羽扇。我不敢哭，泪水含在眼眶里，自己说明来意。先生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当时大军将要渡江，人心惶惑，我也不能长久陪侍，只好又徒步返回，至今想起这件事仍痛苦不已。文震孟，号湛持。文公入阁为相时，天下都希望靠他来实现治理，却被温体仁排挤罢职。庚午年，我从南都参加考试回来，在京口遇到文公，于是登上文公的船，把落卷拿给他看。文公看了我后场的文章，赞叹欣赏了很久；他说我将来应当凭古文闻名于世，一时考试的得失，不值得计较。我们在船中坐了一整天，郑重道别。何栋如，字天玉。两次被关进诏狱，第一次因为税务之事，第二次因为辽东之事。他住在南都的乌龙潭，著《周易》，对于君子、小人消长的关键，多次着意阐发。他搭建木牌蓬屋，在潭中上下往来。先生过去曾与冯应京先生讲学，遇到冯先生生日时也使用优人演戏。他对我说：“我不像念台先生那样一味固执，你不要惊讶。”先生虽然经历了困苦，仍没有忘记经世致用。有一天暑气很盛，先生笑着说：“这样酷热的天气，即使以本兵的职位起用我，我也不去。” 陈继儒，字仲醇，华亭人，凭诸生身份就享有盛名。从上至缙绅大夫，下至工匠、商人、倡优，只要经过他的品评，声望和身价便在一时之间加重。所以书画器皿，大多假借他的名声流传于世。戊辰年，我进京上疏申诉冤屈，在西湖遇到他。他有三只画船：一只专门放置被褥，一只用来会见宾客，一只用来载门生故友，来见他的人聚集如云。陶不退（埏）对先生说：“先生来到这里将近十天，山光水色应当已经领略遍了。”先生笑着说：“迎来送往没有停过，这几天只看见了一条跳板。”当时我住在太平里小巷，先生回访我，乘一顶小轿，门生徒步跟随在后面。天气寒冷，鼻涕流了出来，蓝田叔（瑛）便用袍袖替他擦拭。我拿出申诉冤屈的奏疏，先生坐在座上随手替我修改定稿。己巳年秋天，我到了云间。先生在城外有两处精舍，一处叫顽仙庐，一处叫来仪堂，相距一里多。我在来仪堂见到他。天刚亮，来拜见先生的人和停泊在河下的船只绵延数里。先生梳洗完毕，依次接见来客。中午摆了十多桌酒席，款待相识的人。饭后便题写扇子，也写了几十柄，内容都是先生近来的诗作。他在我的扇子上题写吊念熊襄愍的诗：“男儿万里欲封侯，岂料君行万里头。” 家信无法由黄耳犬传来，辽人都在唱《白浮鸠》。满腔热血终究难以消解，七尺残躯却无人敢收殓。多少门生兼旧日属吏，如今孤坟在哪里插上松树和楸树？我在那里留宿两夜后告别。第二年书信寄来，信中歉意地说没有前往吊唁：“难道没有田间僮仆送来一束柴草吗？那个磨镜的人又是谁呢？”他曾答应替先忠端公作传，寄给宋氏；后来我见到《宋子建集》，其中已有《先忠端公传》，不知道是不是先生的文章？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把它列入《宋集》呢？史盘，字叔考，是徐文长的门人。他临摹文长的书画，连文长本人也无法辨认哪些不是自己所作。他擅长填词，如《兼钗》《合纱》《金丸》《梦磊》等院本，都盛行于世。我十四岁时，在黄泥桥诸氏园中见过他；那时他须发全白，年龄大概已经九十多岁了。范景文，号质公，吴桥人，官至东阁大学士。甲申之变时，他投龙泉巷的古井而死。范公仪表相貌非常雄伟，喜欢自我标榜。在吏部考功任职时，逆宦拿先忠端公等八人的姓名来试探他。范公说：“这就是八司马的旧事。难道我会是奸党的鹰犬吗？”于是把名册掷在地上回去了。他任南大司马时，很用心于著述。刘振之的《识大编》、茅元仪的《武备志》，都是范公指点传授的。但这两人都不是善于著作的人，作品杂乱而不值得观览；范公虚心礼贤、谦下待士，在末世实在罕见。我拜访范公时，拿出自己的书画，他欣赏把玩了一整天；有一帖宋刻《争坐位帖》，是神宗赐给宦官、用来抵扣俸禄的，范公想要钩摹重刻。范公家中有乐队，每次吃饭就让他们出来助酒。其风流文采，照耀一时。由此可知，节义这条道路，并不是拘谨的小儒所能完全做到的。

译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官至户部、礼部两部尚书。甲申之变时，他自缢而死；遗命说，等大殓之后才可以收殓我的尸体。当初他还是庶吉士时，虞邑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应当出任；那个人想攻击先生，使先生不能出任。先忠端公首先提出倪元璐的声望，不是翰林词臣不能相比，于是此事才停止。逆宦魏忠贤失败后，其党羽杨维垣等人反过来攻击魏忠贤，把这作为卷土重来的计策。先生分别邪正，亲手阻挡狂澜，杨维垣等人为此理屈词穷。先生又请求销毁《三朝要典》，认为那是魏氏的私家文书；孙之獬抱着《三朝要典》在朝廷上哭泣，也不能改变决定。不久，许重熙的《五陵注略》从中刊出，其中有碍于诚意伯刘孔昭的祖父；当时先生任司成，刘孔昭请求毁掉书版，先生不听。刘孔昭于是以休弃妇人的诬告攻击先生，使先生被罢职。癸未年，先生才重新被召用。先生很喜欢经营园亭，用方墨、程墨调和朱砂来涂饰墙壁门窗。门生鲁元宠任徽州推官，收藏了很多墨，先生向他索取；隔几天，又来索取。鲁元宠说：“先生挥毫虽然很多，也不应当用得这样快。”后来他明白了其中缘故，心想：我献给先生的都是名贵墨品，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先生带我登上三层楼，楼正对着秦望山；楼两旁种着几千竿竹子，风吹竹叶摩擦，发出声响。先生笑着对我说：“竹子本来是水中生长的东西，如今却把根托在百尺高处，你认为怎么样？”先生殉节以后，我再次经过那里，那块地方已经变成瓦砾了。这也是通达之人的一种局限。附录《静志居诗话》：倪尚书晚年在绍兴府城南角修筑房屋，窗棂栏槛的样式，都是亲手绘制的，巧匠见了也束手无策。房屋建成后，才感叹其工艺精巧。当时他正患眼疾，便取程君房、方于鲁制作的墨涂在墙上，默坐其中。厅堂东面有三层飞阁，匾额题为“衣云”。倚栏远望，万沟千岩仿佛都集中在脚下。恰逢石斋黄公来到越地，便给他挂上锦帐，点灯四面照明。黄公不高兴，说国事艰难，我们不应当宴饮作乐。尚书笑着说：“我正要和您诀别了。”黄公北行以后，尚书于是殉难于寇乱。金铉，字伯玉，任车驾司主事。每次巡视城池，经过御河，总是流连忘返；他曾把这件事告诉弟弟。大行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后，他最终投御河而死。金公住在城中的陋巷，我常去拜访他，所用不过粗酒和糙米，清冷得像寒士之家；我们谈论吟咏一整天。施邦曜，字尔韬，余姚人，任左副都御史守城。城破后，贼兵塞满街道，无法回到寓所。施公对着一户人家的门自缢，居民害怕受到牵连，拒绝让他进去。于是他把砒霜投入烧酒中饮下，九窍鲜血迸裂而死。施公任通政时，黄石斋先生被捕入狱，诸生涂仲吉上书为他颂冤。施公批示说：“只能保留这一段议论，不替你封进。”涂仲吉弹劾施公阻塞言路，施公于是缴还原奏疏；皇上看见批语后大怒，令他闲住回籍。过了一年，又召他任南通政使。他离开京城三天后，皇帝派中使召他回来。皇帝说：“南京没有什么事，你留在这里替朕办理一些要务。”后来升任副院。辛巳年冬天，安葬我的岳父叶六桐先生；施公题写神主，我祭祀后土。施公说天下将要危急，我们这些人不知道将来要在哪里停留。癸未年，施公的母亲五十岁寿辰；施公将要赴召，作文章祝寿，其中说：“我的朋友黄太冲，是蕺山先生最优秀的弟子。每次经过我这里谈论学问，都知道我评论《阳明文集》时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施公就是这样虚心而乐于助人。施公有一个儿子，早夭；他的远房亲族想要偷偷更换继嗣，我替他议定立其弟之子作为后嗣。祁彪佳，字虎子，山阴人。他任苏松巡按时，把各郡打行、火囤之类的人全都抓来，杖打至死；各郡都肃然安静。南渡以后，他又任苏松巡抚。乙酉年，大军将要渡江，祁公出城住到寓园，半夜投水自沉。我曾和冯留仙、冯邺仙到梅市拜访他，进入祁公的书房；里面摆着几十张朱红小榻，用来放置书籍，每本书都有牙签，风吹过时铿然作响。祁公知道我喜欢书，问我觉得好不好。我说：“这些书都是阊门市场书铺里可以买到的，只要腰缠数百金，就可以一下子成为暴发户。只有夷度先生（祁公的父亲）积藏的书，才是真正世间罕见的珍宝。”两位冯先生告辞离去，祁公把我留下，直到深夜才散。巩永固，字洪图，大兴人；娶光宗的女儿乐安公主为妻。城破后，全家闭门自焚而死。巩公相貌像书生，喜欢结交文士。壬午年，僧人达闻说戒时，我和巩公一同坐在斋堂，议论投合，从此便来往。方震孺，字孩未，寿州人，任辽东巡按时被下诏狱。他出狱后谢恩的那篇奏疏，读起来令人极其悲痛。辛巳年，方公在南都，我和他往来相处了很久。他认为我的文章有师法，不流于世俗。当时我们喝六安茶，香气和色泽都很好。方公于是说：“这才是真正的六安茶；那种在烈日下暴晒后煮的茶，颜色像卤汁，只配给屠夫、商贩之类的人喝。” 附《明文授读注百家》说：方公是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广西巡抚，乙酉年去世。天启乙丑年，逆宦兴起大狱，悬赏招人检举方公。京堂郭兴治接受悬赏，弹劾方公在河西贪赃；又假传诏令将他逮捕审问。方公自称：“我和杨、左一同受到罗织陷害，当时被关进狱中的共有十七人，如今只剩下两个人了。白骨重新生肉、华表再次归来，如果我还要再做官，那就让海水淹没我，这样想来才算是冥顽不灵的男子。” 这两个人，就是方公和惠世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人〕 魏学濂，字子一；癸未年任庶吉士，是忠节公的次子。他到宫阙之下为父申诉冤屈，当时逆宦党羽阮大铖仍掌控残局；子一刺破手指取血上书，这才被依法治罪。闯贼攻破城池后，子一与孙奇逢约定，想用贼军去攻打贼军；等了很久贼军没有到，所以他独自死得较晚。子一多才多艺，能写古文，书法擅长章草，绘画有元人的笔法。他向王君重学习兵法，向薄子珏学习律吕，名声一时骤然兴起，因此嫉妒他的人也很多。因为他死得较晚，诽谤他的人纷纷出现。我和他是共同患难的兄弟，彼此过分时相互规劝，有长处时相互劝勉，关系大概不亚于同胞兄弟。周延祚，字长生，是吴江忠毅公的长子。戊辰年，我十九岁，离开学校进入京师，对世事人情还茫然无知。当时李实、李永贞、刘若愚、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都被逮捕入狱，会审时受审对质。长生通达干练，凡事都从旁扶助我；于是我用长锥刺那些仇人，鲜血流满他们的身体。狱卒颜咨、叶文仲等人，都遭到我的毒手。我和长生当场将他们捶打至死。己卯年，我到他家中。壬午年，我和他一同参加北场考试。乙巳年，我住在石门，本想乘小船与他叙旧，但没有成行，只写了一封长信送给他；长生还没有回信就去世了。

译李孙之，字肤公，是江阴忠毅公的儿子。他喜欢读书，钱东涧曾说江阴季氏家中藏有许多残缺的书。甲申年秋天，我在南都见到他。甲辰年，我到了他家，拜访却没有遇到他。肤公没有儿子，但他所著的《三朝野记》，已经足以流传后世了。肤公的舅舅蔡士顺编纂《傃庵野抄》《同时尚论录》，很留心当代人物。我也是因为肤公才见到这些书。周茂兰，字子佩。为人谨慎守持忠介公的规矩，一点也不逾越；喜爱二氏之学。济洞之争、天童三峰之讼，子佩都在其中充当调解人。我在南都参加考试时，他总是殷勤接待我。甲辰年，我到了他家。癸亥年，子佩已经七十九岁；他从千里之外前来拜谒先忠端公的坟墓，登山如同走平地。乙丑年，我到了姑苏，子佩住在僧舍，仿效东坡，静坐道堂四十九日，厚养自身、炼养心性，于是突破关隘出来见人。他所著的《参同契》，颇有心得；但汪钝翁只用神仙、忠孝等陈旧说法为它作序，失去了原书的旨趣。徐石麒，字宝摩，嘉兴人。官做到吏部尚书，在危城中为守节而死。先忠端公被关在狱中时，徐公送去钱粮，募集钱财替他抵偿诬陷的赃款，因此辞去了官职。徐公任司寇时，崇祯末年陈新甲、刘元斌、王裕民、张若麒等重大案件，没有不是由徐公亲手审定的。丁卯年，我渡江前来吊唁，登堂拜见他的母亲。徐公知道我家赤贫，凡是能够救济急困的事，没有不尽力做到的。我读书涉猎太杂，徐公教训我说：“学习不能杂乱，杂乱就不会有成就。何不把兵、农、礼、乐，以及天时、地利、人情、物理等凡是能够辅助朝廷谋划、补益掌故的学问，按照自己的兴趣所近，分别专攻一门，以此作为将来经世致用的基础呢？这也就是苏子瞻教秦太虚多写实用之书的意思。”如今我年老了，却没有什么长处，深感惭愧，辜负了他的话。朱天麟，字震青，昆山人。崇祯年间，任翰林编修。改朝换代以后，辗转困顿而死。先生喜欢深沉精微的思考，推究到极处甚至达到恍惚的境地。所以他所著的《易鼎三然》，没有一句不是使人觉得茫然难解的。先忠端公遭难时，最早渡江前来的人就是先生。先生任饶州司理时，我寄给他一卷诗，先生立即替我传播声誉，并请名家为它作序。壬午年，我在都城遇见先生。先生谈论学问，连续不断，我忽然在座中昏昏睡去，他也不责怪我。沉寿民，字眉生，宣城人，后来迁居南京。我十七岁遭逢灾难，往来于都城和家乡之间，党附逆贼的人欺凌侮辱孤儿，关于祖墓和祠堂的诉讼纷纷扰扰，没完没了；我没有空闲再从事经生的学业，已经五年没有读书了。庚午年，我到了南京，偶然遇见眉生，他为我讲解和疏理学问的门路，反复恳切地讲习，于是我得以参加科举考试。癸酉年，他到黄竹拜访我，没有遇到我便离去了。到了武林，我和他一同住在孤山，吟诗饮酒，留连了一个多月。戊寅年，我到宛陵拜访眉生；当时眉生因保举入京，我在他家住了两夜。那地方叫红林，距离城有半舍。阮大铖党祸发生后，眉生改名换姓到了金华，彼此失去了音信。然而每当我遭逢急难，总会梦见投奔眉生家中，痛哭着醒来。戊戌年，邹文江到来，我才得到眉生的消息，知道他已经回到故乡；于是作诗寄给他。甲辰年五月，我在姑苏遇到文江，约他一同去拜访眉生；但文江失约，我也惆怅地作罢。庚戌年，我收到眉生的亲笔信，我诗中所说的“春尽来书岁暮收。从前犹胜竟沉浮”，就是指这件事。乙卯年，有客人从长洲来，带来眉生的信，信中说：“遇到知己而能长久相交，本来就是很难的事。梨洲先生对于我弟弟，以及我弟弟对于梨洲先生，在今世也才不过见过一次罢了。” 世间道路曲折艰险，我处处小心谨慎，局促自守，连咫尺都不敢越过。先生完全知道我的这种处境吗！起初我本想等您向西来到这里，不惜以敬亭的简陋相待，愿意拄着手杖迎接您。从这里登黄鹤山、渡渐江、沿严濑而下，买船向东行，拜见我母亲于堂下；可是一天又一天，再没有得到好消息。这个愿望渐渐衰退，眼前的人也老了；而我尤其衰老，又有什么办法呢！您的教旨我惭愧未能亲自承受，但从各位当代贤者的传诵中，也略微窥见十分之一。古今生而知之的只有尧，学习而知之的只有舜，大禹反复说艰难，大概属于困而后知吧。这话的旨意深远啊，我一定铭记佩服！铭记佩服！信封上题写“濑江寄”，日期是四月二十日。而眉生去世在五月三日，相隔仅仅十二天，那么这封信就是他的绝笔了。相隔数千里，却恰好在诀别时刻上分毫不差，难道不是冥冥中的契合吗！沉寿国，字治先，是眉生的弟弟。庚午年，我和他一同在南都应试。有一天，月光明亮得像白昼，我和治先经过文德桥，敲开周元亮的门，一同去拜访崔昭，饮酒到半夜才散。戊寅年，我到了宛陵，住在市中的旅店。第二天，我想前往安庆，治先得知后，来到旅店里，要把我的行李强行搬走；拉着我一同进城，只见麻孟璇、梅朗三、徐律时（忘了他的字）、颜庭生等十多人，已经戴着角巾、穿着葛袍，在路上出来迎接了。于是我寄居在徐干岳（徐律时的父亲）家中，受到款待挽留将近十天。临行时，我到治先家住宿。我睡下以后，治先打开我的拜匣，见里面空无一物，便放入五十金，仍照原样锁好。天快亮时，我才知道这件事。我对治先说：“这是会银。凡是人穷困时，才会举会借钱（他墙上挂着会单），怎么能把它拿来送给我呢？”治先说：“你在路上，不同于在我家中。”不久，他又宣称命令我给他回赠礼物。我说：“你不必担心了。”治先这才作罢。他用肩舆送我到池洲，又写信给青阳的吴空之，请他送来馈赠的钱。两人的交情就是这样深厚。

译沉士柱，字昆铜，芜湖人。读书聪明敏捷，下笔能写千言。癸酉、甲戌年到西湖，住在楼外楼，武林名士全部聚集在那里，湖上的船因此提高了价钱。傍晚时分，他和我一起听丝竹管弦之乐，船行到哪里，就摇着小船跟在后面。改朝换代之际，他多次写信召我前去，我没有应邀。后来他终于因李大生一案遭祸，昆铜被拘禁在南都的大内，前后有一年多，写有《前后宫词》二十四首。我选取几首记在这里。前一首说：“三百年恩情总未能报答，宫殿之中怎么会躺着一个被拘囚的人！先皇制作的琉璃瓦，如今反倒给孤臣作了枕头。”又说：“落日映照昭阳宫，半边只剩灰烬；寒鸦还带着影子飞来。上林苑已经没有树木可以留宿，唤醒囚禁中的人，使他重新做一次梦。”（古树全都已经砍尽。）又说：“和风吹来，只有五弦琴可以弹奏；红管笛子日日伴在衮衣旁。如今便殿只剩图书史籍荒废，歌莺舞蝶也不再轻易飞来。”后一首说：“赵国的瑟、秦国的筝频频被选入宫，一年到头歌舞不断，称作长春；烟花金粉全都消磨沉没，只有囚禁南冠的梦中人肝肠寸断。”又说：“正传说宫中药物由贤能的宰臣掌管，亲自在御苑前制作蟾酥；如今只剩鼓吹声喧闹刺耳，青蛙声又在曲池边响起。”又说：“征战的马匹从四面包围长江，亲自练习骑射来取悦宫妃；哪里忍心回头看那圜扉中的哭泣，最后只落得倾覆国家，带着笑容归去。”（国家灭亡后，原来的妃嫔中还活着的都被迫出嫁。） 鹦鹉关在金笼中，还在呼唤皇帝的名号；贵妃亲自教它调弄郎君的情意。如今在苦雨凄风的夜晚，却只能听见鸺鹠叫了四五声。把豪门移来的洛阳牡丹栽下，宠姬们争着佩戴，折花折得残破不堪；沉香亭北面烽火四起，还有谁怜惜从前拴马倚栏的地方。附载明文授读的注释《百家》说：昆铜先生与先君子的交情最为深厚。留都防乱揭中，首先列顾子方杲，其次是先君子，再其次是左硕人国柱、左子直棅、沉眉生寿民，接下来就是先生。周镳，字仲驭，金坛人。庚午年，南中举行大会，仲驭邀请我加入社团。后来向东渡过钱塘江，拜见刘夫子；进入甬地，拜见百岁老人刘念庭，返回时又转船来访我。他和沈眉生在茅山读书，致力于学习辅佐君王的学问。阮大铖招摇于丰芑，以新声举行盛大集会，网罗天下士人，人们还不知道他是宦官的养子。仲驭起草《南都防乱揭》，把顾杲列为揭首，列名的士人有一百多人。阮大铖十分窘迫，于是和仲驭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己卯年，我到南中应试，途中得了疟疾；经过句容，到了仲驭家中，谈到半夜，疟疾竟没有发作。壬午年，我北上，又遇见仲驭。他说，阳羡准备出山任职时，阮大铖曾向东林诸君子哀求说：“如果我不改初心来侍奉诸位，就让这江水作证。”吴中诸位君子很想宽恕他，只是不知道南中的舆论如何。于是我邀请仲驭到虎丘，把想借此宽宥阮大铖的意思告诉他。仲驭坚决不同意，阳羡也不敢违背公正的议论。我便把这件事回复阮大铖。阮大铖眼泪直流，愿意让他的替身马士英代替自己。后来阮大铖得势，必定想杀仲驭。然而找不到可以乘隙下手的机会，只好借介生以贼党名义牵连仲驭。起初，仲驭和介生以门生遍布一县而互相夸耀，最终形成了朋党。两家的门生相见时，便彼此怒目相向。仲驭的门生以徐泽商为首，听说李贼劝进的文章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方汤武而无惭德”这两句，便扬言文章出自介生之手。马士英竟把这件事报告上去，阮大铖于是以“大义灭亲”为名，逮捕仲驭下狱，勒令他自尽。泽商本想杀介生，反而因此连累了自己的老师；阮大铖的意图是杀仲驭，却借着这个名义杀介生。仲驭在狱中时，我想进去探视他，但稽查非常严格，只能用声音互相听见而已。辜负了这样一位好友，真令人痛心啊！韩上桂，字孟郁，番禺人。因任南京国子监丞，被降为照磨。庚午年，我奉祖母太夫人住在经历官署，和他家相邻。那里有一株梧桐，树荫覆盖一亩地；我在梧桐东面读书，孟郁在梧桐西面读书，中间只隔着一堵墙。孟郁开始教我作诗的方法，于是把我引入诗社。不久孟郁迁居，召集南中的诗人，作《新秋七夕诗》，我分得“秋”字，诗写成后，他替我改了几个字。孟郁赠给我的诗极多，后来遗失了，实在可惜。孟郁豪爽不受拘束，他在五羊时，伶人学习他填词的作品；适逢名士们展示技艺，珠钗翠钿挂满台前，观众只要赞赏一次，伶人便摘下一件送走。他在旧院演出自己所作的《相如记》时，女演员傅灵修扮演卓文君取酒的一折戏，便赏给她百金。他喜欢谈论军事谋略，却郁郁不得施展，最终去世。钱东涧说：“孟郁写诗作赋，大多依靠临时迅速完成。他正和人纵情谈笑、大声喧闹、饮酒赌博时，遇到限题和次韵，便在纸上沙沙写个不停，像蚕吃桑叶一样；一会儿工夫笔势飞动、墨汁饱满，文章斐然可观。” 林云凤，字若抚，长洲人，是词坛上的老前辈。当时南中的词人汪遗民（逸）有《钟伯敬批评集》，张隆甫有《朱之蕃张唱和集》，闵士行（景贤）有《快书》，都和我有往来；其中若抚和我最亲近，赠给我的诗也最多。吴子远（道凝）、周元亮（亮工）和我同年，若抚因此作诗，其中有“谁家得种三株树、老我如登群玉峰”两句，在诗社中流传。后来我们各自走上不同的仕隐道路，元亮仍然抄写这首诗寄给我。若抚住在报恩寺，我和他登上九重塔，并游览城南七十二寺，都有诗歌唱和。陈元素，字古白。我当时作诗，很喜欢李长吉。古白一见就恳切地告诫我不要这样；他也是一位有益的朋友。韩如璜，字姬命，广东博罗人。喜爱古文，有《皇明文兹之选》。癸酉年，为我的制义文集作序。南中的诗会，没有一次不参加。李小湾任南宗伯，所以姬命长期留在南中；他所写的古文，自称为“小韩文”。麻三衡，字孟璇。我在南中和他结交，书信往来没有间断过一年，每次必定用古墨作为书信的陪礼。他赠给我的古诗很多。后来他死于难。临刑时作诗说：“发誓要保全千丈长发，笑看百年之后的头颅。” 林古度，字茂之，福建人。住在南京一条冷落简陋的巷子里，却车马盈门。他的先人曾经遭受廷杖，我赠给他的诗中有：“悲痛的是您的旧恨至今仍在积累，而我的新冤又怎么能够平息！”茂之读到后，流下了眼泪。梁稷，字非馨，南海人。庚午年，何匪莪编选《皇明文征》，非馨主持这件事。辛巳年，我又在南中遇到他，一同游历江湖之间；那时他还没有回到南海。

译何乔远，字匪莪，福建人。任南司空时，四方的名士大多归附于他。九日那天，在凤皇台举行盛会，分韵作诗。他所著有《万历集》，本来就是一代的文章高手。钱东涧因为他编纂的国史，给它取名《名山藏》而加以指责。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敢把私人的史书混入国史，有什么可非难的呢！何楷，字符子，福建人。著有《五经解诂》。我进入他的书房时，他正在作《周易解诂》。这部书搜集材料非常广博；一百年以来，研究经学的人，黄石斋、郝楚望和公，算是三个人而已。唐王时期，公以左都御史的身份在殿上斥责郑芝龙，辞官回乡，郑芝龙派人在路上割掉了他的耳朵。吴应箕，字次尾，贵池人。《复社国表四集》由他选编，因此声望和身价更加高。曾经在西湖船中称赞房书罗炌的文章，第二天杭州人没有不买的；书坊的人来不及供应，立即重新刻印。他受到人们重视到了这种程度。次尾也喜欢收藏书籍，但没有经过考订考索，书商常常欺骗他；次尾自己却不知道。辛巳年，他和冯跻仲一同进入大学，彼此相得益彰。有一天，礼部的陶英人邀请饮酒，次尾从袖中拿出一张纸，想拘捕顾媚。我引着蜡烛把纸烧掉，大家也一笑了之。改朝换代之际，他在山中起兵，不久便失败了。刘城，字伯宗，贵池人。为人平易近人，没有次尾那样的锋芒。虽然在防乱揭上挂了名，阮大铖也不忌恨他。戊寅年，我在他家住了两夜；四面墙都堆满图书，足见他并不是徒有虚名的名士。钱禧，字吉士，苏州人。每次刻印诗社稿件，必定派使者到我家来。我知道他尊崇前辈，不愿拿平日的文章应付他；于是另拟题目写了几首，吉士赞叹欣赏不已。吴馡，字众香，住在城南偏僻的小巷里。他在天界寺举行时文社，参加的人将近一百；拟定两个题目，未到中午便结束，在寺院的丹墀设宴饮酒。他刻印孙樵、皇甫湜的文章流传于世。我与众香分别时所作的诗中有“你寂寞地在一榻之间藏书，我在旅舍半年糊里糊涂”这样的句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张自烈，字尔公，江西人。他在国门发起广泛的社集，而社中和我尤其亲密的，有宣城梅朗三、宜兴陈定生、广陵冒辟疆、商邱侯朝宗、无锡顾子方、桐城方密之以及尔公，我们没有一天不相互往来追随。朝宗陪酒时，必定要有穿红衣的女子作陪。我对尔公说：“朝宗的父亲正在狱中，怎么适合这样做呢！”尔公说：“朝宗一向天性不能忍受寂寞。”我说：“一个人不能忍受寂寞，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劝说他，最终就会成为损害朋友的人。”尔公认为我说得对。尔公选编文章时，常常辩驳艾千子所确定的标准。千子大怒，也肆意诋毁叫骂。我认为这只是科举考场中的风气习惯罢了。把制义这一条道路作为圣学的最高准则，是千子开创的坏例子。他的主张推究到极端，就是用欧阳修、曾巩的文笔，来解释程颐、朱熹的名理。程颐、朱熹的名理，必定要经过努力实践、亲自体会之后，才能发之为言；在义理窟中穿行，也不过是熟习讲章后的肤浅说法，像尘土做的饭、泥土做的羹，哪里有什么名理？欧阳修、曾巩的文笔，能够表现心灵的变化；如今用八股文束缚它的波澜，承接前文、吊诡后文，哪里还算文章？这难道不是欺骗人、蒙蔽自己的说法吗！其中前辈如杨复所等，偶尔有阐发自己心得的地方，千子却竭尽全力加以批驳。近溪、复所的学问，千子何曾在梦中见过？即使是欧阳修、曾巩的文章，千子也不过模仿其中一两个转折，便以为欧阳修、曾巩的文章就在这里。哪里知道那只是折损杨皇荂的音乐罢了。千子不必说后来那些面壁无知的人，他们读了文章末尾的批语，妄称理学文章都归功于艾氏。于是他们更加猖狂荒诞，竟然辱骂陆九渊、王阳明，不知天高地厚，最终变成了只有时文批语才存在的世界。梅朗中，字朗三，宣城人。家世以诗著名，前有圣俞，后有禹金；而朗三无论行走、停留、坐着还是躺着，没有一刻不把作诗当作事情。禹金有一部《文纪》，记载从汉到隋的文章；朗三编纂《赋纪》来补充它。冯汝言辑录《汉魏六朝诗纪》，朗三搜集其中遗留下来的诗句和残章，也有两大册。戊寅年，我登上他家的三层楼，那是禹金读书的地方；古树苍郁，楼下俯临古墓。他打开藏书，朗三把《陈旅集》赠给我。辛巳年，我在南中，和他朝夕相处了几个月，住在观音阁。半夜鸟声嘈杂刺耳，朗三推醒我，叫我起来听，说：“这难道不是‘喧鸟覆春洲’的诗境吗？有这样的诗境，怎么忍心睡去！”傍晚，我们出门步行到燕子矶，看渔船聚集在岸边，斜阳挂在渔网上，真是另一种境界。听说某家有许多古画，我和朗三前去观看，直到二更才回来；月光明亮如白昼，我们又登上酒楼买酒饮用。遇到崔昭生病躺在楼上，便到他的床榻前探望他。赵初浣，字雪度，泾县人。癸酉年，和一个僧人一同来到湖上。吴次尾每次在众人聚会时，议论一开始便锋芒毕露，即使是琐碎的争论，也不肯让人。雪度说：“哪里有名士却整天胡乱说话的呢？”后来他死于围城之中。金浑，字宜苏，吴县人。先忠端公遭难时，他最早来到我家，痛哭一场后离去。他任英德县知县时，也死于灾难，却没有人替他上表申明其事。张溥，字天如，太仓人。戊辰年，我在京师与他相遇。庚午年，我们一同参加南都的考试。在秦淮河的船中举行文会，参加的都是当时同年的朋友：杨维斗、陈卧子、彭燕又、吴骏公、万年少、蒋楚珍、吴来之（还有几个人，我忘记了）。其中与我同科考中者，只有沉眉生、沉治先和我三人；我住在天如的寓所。甲戌年，我和冯研祥一同到太仓。正值端午节，天如在船中设宴观看竞渡；远方前来拜访送礼的人纷纷而来。天如喜欢读书，天资聪敏，听说某家有藏书，便在夜里提着灯和我一同前去观看。他在翰苑任职时，声望日益提高，奉承他的人把他比作游夏，门下却没有有益的朋友。天如也自恃才华，下笔文辞丰富艳丽，于是没有下苦功夫深入细致地钻研。他曾经拿着泥金扇面，随手写稿；所以他的成就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实在可惜。张采，字受先。他的文章质朴，超过天如。我也在京师遇到过他。甲戌年，我也曾在他家中往来；他意气慷慨，却没有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便停下了。杨廷枢，字维斗。丙寅年，他参与捶死校尉、焚烧驾帖之事，险些获罪，幸而得以免死。戊寅年，我刻印先忠端公的诗集；维斗来访，看到了诗集，便请求我作序。后来他死于国难。

译陈子龙，字卧子，华亭人。他任绍兴推官时，撰写了先忠端公祠堂的碑铭。我家乡有一件疑难案件，我只对卧子说了一句话，他便将其中两人从死罪中救出。他对我的信任就是这样深。吴胜兆案件发生时，卧子投宿于各家门下，因而牵连了很多人，人们把他比作张俭。卧子年轻时的文章，仗恃才华，纵横驰骋。艾千子和他讨论文章，极力鄙薄他，认为年轻人没有学问，不应该同老学者争辩，这是自取败辱。天下的文章家，没有不支持千子的。依我看来，千子只是有一些议论罢了。他摹仿欧阳修、曾巩，摹仿王世贞、李攀龙，也不过是“唯唯诺诺”和“阿谀附和”而已。卧子晚年也逐渐趋向平淡，从不屑于在摹仿上下功夫，未必是千子所能达到的。陈贞慧，字定生，阳羡人。国门广业之社成立时，定生和次尾主持其事，往来周旋了几个月。姚太夫人六十岁寿辰时，少保于廷和定生父子都写了诗。黄居中，字明立，居住在金陵的芦■〈艹废〉巷。庚午年，何匪莪召集诗社，我和明立没有一次聚会不参加。辛巳年，明立七十岁，我和同族人一起与他同席而坐。明立的千顷斋藏书非常丰富，我到了金陵，总要借来阅读。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聪明敏捷而且多才多艺，是吴子远的外甥。己卯年，我患疟疾，吴子远拜求茅山道士，得到一丸药送给我。我知道那是绝疟丹。想到朋友的情意真切，不忍辜负他的来意，便少量服下，身体却异常困顿。密之替我切脉，取他的尺脉时竟在关脉以下一尺处取脉，这也是过分好奇了。壬午年，我在京师，他谈论河洛之数，另有新的见解。后来削发为僧，法名无可。金光辰，字天枢，合肥人。我到北京时，住在万驸马的园子里，那里在城的最西边。金公当时任佥院，距离那里将近二十里，却特意前来拜访我。谥号的典礼拖延已久，我想上疏催促此事。把奏稿给金公看后，他立即把稿子放入袖中离去；稿子的抄本以及投送通政司的事，都不劳烦我。金公的弟弟金光房，字天驷；己卯年，我参加南都考试，正患疟疾，天驷把天界寺的私室借给我居住。朱荃宰，字咸一。在留都时，我们玩斗墨的游戏，所用的都是方正、邵格之、罗小华的名品；方正、程氏以下的墨，就不谈了。他任武康知县时，接任者左硕人上疏诬告他。徐虞求先生写信给我，让我到武康替他解围。当时咸一正在生病，和韩道士讲习静坐功夫；等我从武康回来，咸一已经死了。韩道士住在重阳观，一顿饭能吃完斗米，有时闭门一个月不吃东西。到庚寅年他还在世，重阳的王尔禄拜他为师，后来不知去了哪里。陈元龄，字宗九，福建人。我在金陵遇到他。他著有《思问初编》。他的壬遁之学，是从我家乡的周云渊那里学来的；可惜那时我还来不及接受这门学问。顾杲，字子方，是泾阳先生的孙子。南都防乱揭发布时，子方是领头的人。阮大铖得势后，借徐署丞的奏疏逮捕子方和我。当时邹虎臣任掌院，和子方有姻亲关系，所以拖延了逮捕他的驾帖。福王出逃后，这件事才停止。后来他死于国难。陈宏绪，字士业，江右人。在南都时，他和我一起访求藏书之家。庚子年，我在船中遇到他的舅舅，便托他带信给士业；士业回信说：‘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如果有什么惭愧的品德，那又是为什么呢？’ 万时华，字茂先，江右人。南宗伯李小湾奉命出外访求，编拟谥册，其中的谥号都先拟定后上报。先忠端公的谥号，就是茂先拟定的。朱大典，字未孩。我十四岁时，跟随先父到李皇亲的园子里看牡丹，朱公正在园中比试射箭，我得以见过他一面。后来他镇守金华，死得最为壮烈。金华有个叫无炼的人，城被屠杀那天，他知道自己必死，便站在庙门口。屠夫进庙三四次，庙里的人都死了；他们从无炼身旁来回走过，却都没有看见他，他侥幸活了下来。他的弟弟却被屠杀了。此前，他弟弟曾在南镇求梦，神灵让他伸出手掌，在掌上写了一个‘古’字，他无法解释。到这时，城外挖地埋人，十个人一同埋在一个坑里，才知道‘古’字表示十张口，也就是十个人。钱士升，字御冷，嘉善人。己巳年，我到他家求写墓志铭；钱公拿出一册书，问我东浙士大夫是否贤能，我便立即把答案写在册上。这时已经是在为他日后入相作铺垫了。李清，字心水，泰州人，任宁波推官。他起初不太了解我，过了很久才和我相契合。先父与同难者的谥典，正值邪恶势力气焰最盛的时候，忽然一同颁下，这都是李公的力量。癸丑年，我寄信到泰州，李公回信说：‘弟居家将近三十年，至今已经七十三岁了。旧日的朋友和熟人，已经零落在山丘之间；忽然有一封信从空中飞来，打开一看，原来是先生的大札，既惊讶又欢喜。已经听说太夫人高寿达到八十岁，更加感叹这是先老先生忠义所得的回报；而且大札到达的那天，屈指一算正是太夫人的华诞，这也是一件奇事。现将几种小刻本奉上，也让先生知道，不肖我三十年间，只有勤苦地读一卷书来消磨这漫长的日子罢了。’ 张国维，号玉笥，东阳人；官做到大司马。我曾在更深夜静时和他谈论政事；他送我下船时，声音像洪钟一样响亮。不久后，他为国难而死。张鼐，字侗初，松江人。己巳年，我在他家见到他。当时先生的病已经危重，躺在一张坑床上，靠着隐囊坐着；他对我说：‘你的气质清奇，将来会有远大的成就，不要忘记老夫的话。’ 黄端伯，字符公，江右人。任宁波司理，后来调任杭州。我登上他的船，从丈亭一直谈到下坝；他询问民间疾苦，说话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在杭州出堂审事时，士子和僧道围聚在周围的有数百人，一切都用机锋应对办事。后来他死于国难，极其壮烈。徐汧，字九一，苏州人，死于国难。我在戊寅年和他有往来。吴志远，字子往，嘉善人。先生与高忠宪、归陶庵三人是隐居林下的朋友，都以清淡寡欲来表明自己的志向。甲戌年，我参加魏忠节先生的合葬仪式，和刘夫子讲学，私下听到了他的言论。陈龙正，号几亭，是嘉善人。甲戌年，刘夫子题写“忠节之主”，我和他同船回去。几亭在船中拜见刘夫子，送上一卷书信。信中说，天下的风气掌握在绍兴人手中；如今各种利弊，无不掌握在书办手中。六部各衙门的书办，都是绍兴人；书办的父兄子弟，也都在绍兴。假如任职郡县的人能够教化他们的父兄子弟，那么在京城的书办也没有不受影响的了。我看后说：“这是迂阔的议论。”刘夫子说：“如今的人，谁肯说迂阔的话呢？”我非常后悔自己说错了话。

译彭期生，字观我，海盐人；也在船中拜见夫子。后来死于赣州的战乱。丙辰年，我经过他家，他的夫人已经八十多岁，仍然健在。林增志，字可任，温州人。壬午年，我在北京与他往来，后来他的后嗣法石奇改名为法幢。陈函辉，字木叔，临海人。我最初在严印持的座上遇到他。庚辰年，我到他家去。他居住的地方四面都是水，周围用栏杆围起来，不乘船就不能登上他的厅堂。越中初次建立政权时，木叔以少宗伯的身份从事政务。后来他为守节而死。刘同升，字孝则，江右人。癸未年，他来到湖上。酒席将尽时，他和沉昆铜讨论荆溪，孝则很支持沉昆铜，双方争论不休；我出面调解，他们才散去。苏桓，字武子，江右人。他为祝贺我母亲四十岁寿辰所作的诗，仿照《风》《雅》的体裁写成，十分优美。邓锡蕃，字云中，金坛人；任嵊县知县。我的弟弟司舆补为弟子员，是邓公推荐的。我到嵊县时，他安排我住在寺中，我冒雪卧宿了几天。于是写下了‘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刺血字模糊’的诗句。龚立本，字渊孟，常熟人。他慷慨而喜欢办事。任崇德知县时，我进入他的官署，和他详细谈论时局。吴炳，号石渠。他长于填词，著有《西园情邮》《画中人》《疗妒羹》《绿牡丹》，虽然多有剿袭，却不流于庸俗。徐虞求先生很不喜欢他，说：‘五院本，就是石渠的五经。’他以三司首领的身份代理余姚县事务。先公的谕祭由石渠主管其事。后来他跟随政权灭亡而死。徐枋，字昭法，是九一先生的儿子。甲辰年，我登临灵岩，后来在天山堂寄宿。周子洁、文孙符、王双白等人一时前来相会，昭法后来才到。我箱子里有几篇文章，昭法看见后，赞叹欣赏不止，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震川文章。于是我们一起讨论著述，想以《通鉴》为经线、以二十一史为纬线，重新安排文章的格局；只是也不知道后来是否曾经着手做过。他苦守节操，当时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谢绝一切往来，当权者听说他的名声后，也无法寻访到他。别人馈赠的东西，他一丝一毫也不接受。连半菽都吃不饱，就用糠粒接着充饥。他的画属于神品；苏州好事的人怜悯他的贫困，每月举行一次聚会，轮流拿出银钱买他的画，他只能靠这样度日。汪沨，字魏美，武林人。改朝换代以后，他不进入城市，只寄身于僧舍和野店。丁酉年，我和他一同住在孤山，他赠给我三首诗，我依照他的韵作诗唱和。我们一同登上山顶的葛仙祠，三宜的踪迹到了那里，便为我们设置汤饼。不久，山下等候的人跑来，说到处都在寻找和尚，有十乘庵主的轿子来了。三宜说：‘正想和居士畅快交谈，怎么能用这些世俗事务来扰乱人呢？你们应当立即回绝他们。’我说：‘不对，庵主前来，必定带有香信；您应当下山接受它，用来供我们享用，不也可以吗？’三宜笑着依从了我的话。己亥年，笑鲁迎接我和魏美到他的庵中。夜里的月光非常明亮，笑鲁把卧榻让给我们两人；但只有一床被子，到了五更时我们冷得受不了，魏美和我背贴着背互相摩擦，稍微取得一些暖气。第二天，我登上云居山，到了城门便和他告别。巢明盛，字端明，嘉禾人。改朝换代后，他不离开墓舍，种植匏瓜用来制作器物，香炉、瓶、盒之类，式样精致，价格等同于金玉；他作《大匏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乙巳年，他听说我住在语溪，便破例前来拜访。夏彝仲有一部《幸存录》，记述三案之事，材料得自山东的张延登；其中的是非有错误，我便作《汰存录》来加以订正。彝仲为守节而死，留下这部录，使后人据此议论，是不幸的事。端明为《汰存录》作序，认为彝仲死后，是别人假借他的名义写成的。假如确实出自彝仲之手，那么其中的是非才可信。癸丑年，太夫人八十岁，我写文章为她祝寿。端明寄信说：‘在晚年侍奉慈母，在后代中振兴家学。即使白发之年仍然穷困愁苦，又有什么遗憾呢！’ 顾大韶，字仲弓，常熟人。他的文章纵横驰骋，很像《国策》。每月初一评论人物时，从不稍加宽容，乡里人非常害怕他的言论。我在己卯年见过他。他谈论科举弊端的《寻瞳使者说敬十八房文》，嬉笑讥讽远胜于愤怒斥骂。附《明文授读注百家》说：仲弓就是大章，是谥号裕愍者的弟弟；他和裕愍是孪生兄弟。钱谦益，字牧斋，常熟人。主持文坛五十年，几乎可以和弇洲并驾齐驱。他叙述事情必定兼有议论，并且厌恶抄袭；文章辞藻贵在铺陈条理，而鄙弃雕琢巧饰：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的阵势、端端正正的旗帜。然而他有几种弊病：气势宏阔超过震川，却不能深入人情，这是第一点。使用六经的语言，却不能穷究六经，这是第二点。喜欢谈论鬼神和方外之事，却不是事实，这是第三点。他所使用的华丽辞藻，常常重复出现，不能去掉浮华而显出秀美，这是第四点。他往往把朝廷的安危、名士的死亡，判定为与自己毫不相干，认为那是由自己出仕还是退隐所决定的，这是第五点。以至于被人拿来作为口实，搜集材料编成《正钱录》，也不值得因此取法。我多次到常熟，最初住在拂水山庄，后来住在半野堂绛云楼下；后来钱公和他的子孙钱贻同住，我便在他家任意居住。住拂水山庄时，他只说韩愈、欧阳修就是文章中的六经。他让我看书架上八家的文章，按写作方法分类，如直序、议论、只叙述一件事的单序、提纲等，列出的类别也不过十多门。绛云楼的藏书，凡是我想看的没有一样没有。钱公约我做晚年读书的伴侣，任凭我接受他母亲的菽水供养，不让我为生活分心。一天夜里我将要睡觉，钱公提灯来到床榻前，从袖中拿出七金赠给我，说：‘这是内人，也就是柳夫人的意思。’大概是担心我不再来。这年十月，绛云楼被毁，这就是我失去读书机会的原因。甲辰年，我到那里时，正赶上钱公病危。他一见我就说，想把丧葬的事情托付给我。我没有答应。钱公说：‘顾盐台请求我写三篇文章，润笔费一千金；我也曾让别人代写草稿，但不合我的心意，所以确实知道非兄不可。’我想稍后再写，钱公却不同意。随即带我进入书房，从外面反锁上门。三篇文章分别是顾云华封翁墓志、顾云华诗序和《庄子》注序。我急着出去，到二更时才写完。钱公派人把我的草稿誊写成大字，在枕上看后，叩头致谢。我将要离开时，钱公特意把我叫到枕边说：‘只有兄长了解我的心意，我死后的文字，不要托付给别人。’不久又叫来孙贻，让他听到这番话。后来孙贻另外请龚孝升代写，使我得以免除这件事的是非，实在幸运。当时道士施亮生在做法事，焚烧纸张，只有九十二个字没有烧毁。钱公已经八十五岁，人们说他还剩五年寿命，也有人说‘九十乃卒’是他命中的谶语草稿。不久，他果然去世了。

译闻启祥，字子将。我每次到杭州，住处还没有安排好，子将已经来拜访过我了。子将风流儒雅，主持读书社。严调御，字印持；主持读书社。我记得曾和陈木叔在他家饮酒，偶然谈到宋之问的诗句‘桃花红若绶’，只是这一句话，就能看出他无时无刻不忘记富贵。孙爽，字子度，崇德人。因为他门下的人受到牵连染祸，被责打三十杖。子度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桑间的破屋里，他的图书却很精致，吟咏自如。庚寅年，我从吴门回来，去拜访他；正想和他畅谈，陆丽京听说我到了，强行拉我进城。卓人月，字珂月，是杭州塘栖人；很早就有时誉。丙子年，我和兄弟因参加考试住在涌金门的黄家庄，珂月夜里遇到我，索取酒，和泽望一起划船游湖，笑声震动两岸，狗叫声像豹子一样。陆培，字鲲庭，杭州人。他和陈元倩关系恶劣。元倩在乡里的行为不好，武林方面发布檄文攻击他。鲲庭寄信给我，想让东浙方面响应。于是我告诉读书社的朋友，绍兴由王元趾领头，宁波由陆文虎领头，也都发布檄文。元倩几乎无处容身，便用一死来洗刷这些事情。陆圻，字丽京，是鲲庭的哥哥。擅长写骈体文。战乱时，他逃到东浙，寄居在我家。他说，当时兵戈遍地，人人都闭门听任灾难，宾客满座而盗贼不敢侵犯的，只有朱湛侯、黄氏两家。庚寅年，他和我一同住在吴子虎家。半夜时，他推醒我，询问往事，打着节拍起舞。我有一首怀旧诗说：“桑间隐迹怀孙爽，乐笼偷生忆陆圻；浙西人物真难得，屈指犹云某在斯。”史祸之后，丽京把这首诗送还给我，说自己因此被贬低了三个等级，不应承受这样的赞誉，请我改写“月旦”。后来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有人在黄鹤楼见过他，说他已经戴黄冠做道士了。章止宸，字羽侯。跟随刘夫子在东浙讲学。他任少宰时，特意上疏推荐我。国亡后，他逃走了。骆宾王逃到僧人中，是因为朝廷悬名捕捉他；羽侯无缘无故地逃走，罪名又加了一等。鲁■，字季■，会稽人。辛亥年，我与他偶然相遇，谈论文章。他读到我的作品，能够领会其中最深的意味，赞赏不已。等到谈论当时那些有名望的人时，他却对许多人不满意。我问他师法谁，他说他的先人与徐文长同学数年，所以能够看出文章的首尾。此后我到郡城，一定去拜访他。季■并不以文章著名，但他的造诣却达到这种程度；由此可知，以名声来判断优劣是荒谬的。冯元扬，字尔赓，慈溪人。任天津巡抚时，曾用海船迎接皇帝南迁。国亡后，他忧愤而死。我替弟弟泽望向刘瑞当求婚，瑞当的夫人没有答应；冯公坐在帷幕外，对夫人说：“不能错过这个好女婿。”婚事于是定下。先公在西石山建立祠堂，同乡中那些附逆的人对此很不利，冯公便率领弟弟邺仙以及冯元度、冯正则、冯自昭、陆文虎、万履安到祠堂下面哭祭。祭文传开后，那些附逆者惊惧得说不出话来，最终羞愤而死。丙子年，他招我到太仓阅卷；冯公因为要出发勤王，我才辞别离开。冯元飙，字尔韬。他以本兵身份回到家乡；留仙在武林患病时，煎药的锅和便溺器具，冯公都亲自照料。留仙死后，冯公也因忧愤相继去世。辛巳年，冯公任南通政。塘栖人卓大丙当时十六七岁，他的岳父带他来见我。我向冯公说起此事，冯公便替他写信给杭州司理宋璜。大丙因此得到补授弟子员。我家的书僮冒充我写信，信中有很多错别字，冯公把信拿给他的儿子跻仲看。跻仲说：“这是假的。”冯公说：“你们的学问浅薄，太冲所写的东西一定有来历，不要留下日后被人讥笑的话。”众人哄堂大笑，这件事就此作罢。姜思睿，字端愚，慈溪人。一次在冯公那里相聚时，有人从省中回来，以前辈自居，傲慢地看人，行礼也很敷衍。冯公说：“这就是姚江的黄太冲，您难道不认识他吗？” 刘应期，字瑞当。起初与端愚齐名，人们称作“姜、刘”；后来又与元度齐名，人们称作“刘、冯”。当时东浙一带名士很多，而瑞当在其中品评裁量，毫不宽容，人们也害怕他的清议。冯正则说：“瑞当也有缺点，但可以一条条列举完；我们也不是没有长处，但同样可以一条条列举完：我们和瑞当相差太远了。”那时一方的名士，都有学使者来考录。凭冯公的书信推荐他们，大致以此作为评定高下的依据。我曾经执笔评定，十几个名士列坐在一起，我没有丝毫私心，一定要等众人的意见相互协调后才定案。慈溪的冯跻仲有很大的声望，我把瑞当列为第一，跻仲列为第二。跻仲很不高兴，却没有办法反驳。冯家祯，字吉人。擅长度曲；在丧乱之时，他结社唱歌。当时慈溪人陈谟，凭借无赖手段代理宁绍道一职；他喜欢虚张声势，恐吓乡里。冯公登台说白：“黄和尚有成亲的日子，难道人就不可以有得意的时候吗？不要笑陈谟如今富贵，他年情事又有谁知道？”陈谟听后大怒，借别的事情构陷他，把他关进监狱。狱吏对他很怠慢，冯公便唱《西楼怪相逢》招待他们；唱腔舒缓，声音悠长，按着节拍演唱，狱吏们无不笑倒，起初完全不知道他正处在患难之中。然而他每次面对我谈话时，所流露的无非是新亭之泪。华夏，字吉甫。他写制义文章简洁明快，自成一体。因黄斌卿的事情受到牵连而死，他的夫人也自尽了。我选编同社人的文章时，把吉甫的文章收入《文统》。陆符，字文虎。为人慷慨爽直，能够当面指出别人的是非。我和文虎交往时，吴来之说：“贵乡的陆文虎是一个有志行的人，您为什么不和他交朋友？”于是我们便成为登堂拜母的朋友。所以我的学问开始于眉生，成就于文虎。我的痛苦和疑惑，他知道的没有不说；即使他的意见未必正确，我也不敢不接受。居家时没有一个月不来往；在北都，我和他在万驸马的北湖园中一同读书半年，平生所有事情都互不隐瞒。壬午年，北榜将要发布，我和王敬载、冯跻仲、冯沛祖以及文虎在园中饮酒；徐心水负责监场，派人来传话，文虎出去与那人耳语，回到座位后继续饮酒。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中式了，却没有说出来。后来他为此向我道歉。他一生中只有这一件事这样做。乙酉年十月十日，他从越城回来遇见我，叹息说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第二年十月十日，奴仆从小溪来告诉我，说看见文虎坐在轿中，身上用布捆缚着，正要进城举行小敛。他得知讣告和与文虎分别竟是同一天，难道不是冥冥中的契合吗？

译万泰，字履安，是我的朋友，和文虎一样。癸酉年，老母四十岁，我和文虎刻制沉昆铜寿启，到了日期，履安前来祝寿。癸未年，他又来了。己丑年，他到甬上时，家道已经败落，自己还患疟疾没有痊愈；我们相对秉烛而坐，疟疾却不再发作。庚寅年，晦木因为冯跻仲而受到牵连，而固山的记室与履安有旧交，因此得以免祸。癸巳年，老母六十岁，文虎已经去世，履安孤独地前来，拿出《正气堂寿序》，我读着读着不觉失声痛哭。甲午年冬天，我把第三个女儿嫁给朱氏，住进寒松斋；履安让他的儿子任劳前来，我只接受了他的成礼。履安游历广东时，我连续两年遭遇患难，盼望他回船，好把心中最深的痛苦倾诉出来，可是履安已经死在九江的船中了。董守谕，字次公。当时甬上知名的人有三位：文虎、履安、次公；而次公又是另一类人物。东浙灭亡后，过去的举人争先恐后地出仕，做了高官的，都又在本朝参加会试，人们称他们为“还魂举人”。只有次公自称故官，不去拜见当权者。他曾经拿朱子发的卦义来问我，我替他在下面疏解。曾记得和他一起看戏，有一出戏演寻找亲人的故事，悲哀感动了路人；次公指着演员说：“这就是钱美恭。他的父亲和这个故事相似，难道忍心做这样的事吗？”原来美恭的父亲钱士鹔在滇中做官后没有回来，所以次公这样说。后来美恭决意到滇中去，而身上没有一文钱，于是买了一副鼓板，在市镇间唱曲，最终迎回父亲的灵柩。瞿式耜，号稼轩。粤中建立政权后，瞿公鞠躬尽瘁；他以身殉节，却没能为国成功。瞿公赴粤时，我在湖头为他送行。他想强行让我跟他一起去，我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母亲四十岁时，瞿公写了几首诗为她祝寿。张肯堂，号鲵渊，松江人。在滃洲尽节。吴钟峦，字霞州，武进人。他任长兴知县时，刻印社稿，列入其中的名士不到二十人，我也在其中。他跟随海外抗清势力逃亡，考查沿海有志之士，录取为弟子员，给他们穿戴衣巾，带领他们在船中拜见君王。我问先生这样做是否当务之急；先生说：“这和古人举行冠礼是同一个意思。”他在鲸鱼脊背般的大船上设酒为我饯行，落日映着狂涛，我们凄然相对；只觉得自古以来的兴亡全都交集在这一刻，哪里容得下一个腐儒说出一句话来。等我返航时，先生驾着三板船送我，一直送到三十里以外，至今想起来仍感到悲恻。先生闲居补陀；听说滃洲将要失守，便赶去赴难。他抱着夫子的栗主，在庙中自焚。余煌，字武贞，会稽人。郡守于颖长刚到任时，余公和乡绅一起以旅见的礼节拜见；名刺递进去后，堂吏禀报说要等堂事办完再接见客人。余公大怒，要回自己的名刺，拂袖而出。等我回到寓所时，余公已经见过于颖长并离去了。越城失守后，余公穿着衣冠投到度东桥下；在水中浮沉了很久，仍然抬头说：“忠臣难做。”随后又用力沉下去而死。余增远，字若水。改革以后，他住在城南的破屋里，床头漏雨，就用鳖甲承接。他挑粪浇园，像个老农。病情将要恶化时，我让儿子正谊给他切脉。若水说：“我祈求死亡已经二十年了，难道还要祈求再活二十年吗？”我含泪与他告别。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北方发生变故时，我跟随刘夫子在武林，住在吴山的海会寺，熊公徒步上山来和我相见。东浙发生变故时，他奔赴死亡，毫不顾及利害。后来跟随君王流亡海外，被悍将杀害。孙嘉绩，字硕肤。大军将要渡江时，东浙各郡县都已经献上户口册籍，备牛酒犒劳军队；各级官员也任由署理官员更换安置，人心惶恐不安，不敢有所行动。孙公不过是个书生，却突然奋起，仿效即墨的守城事迹，敲钟击鼓，号召本地人。于是钱希声在甬上响应，郑履公在越城响应，张玉笥、陈寒山在台州、婺州响应。然而孙公本是书生，应付突发事变并非他的长处，便拱手把太阿交给方、王二人，并把江上的一小块地方分给他们。大军数名骑兵乘着浅水渡江，各路统帅全都溃败了，孙公到了滃洲后去世。营将章钦臣溃败后，又在山中起兵，后来被俘。他的妻子金夫人按例被编入旗下，夫人刚强不屈。审问官先用斩首恐吓她，再用凌迟恐吓她。夫人说：“我难道会害怕凌迟吗？”分尸刑执行完后，行刑者突然暴毙。夫人于是成为神，人们称她为大金娘娘。余若水为她作传；她的刚烈，古今极为少见。王毓蓍，字符趾。为人高亢爽直，不受拘束，喜好声色；在先师的弟子中，很是超群。到了改革之时，他上书请求先生自裁，不要让王炎午来吊唁；元趾自己也投沉在柳桥下面。先师说：“我几十年来，只得到这样一个门人。”我每次到越城，元趾片刻也不离开我。他对朋友的情谊就是这样深厚。张煌言，字符箸。他的父亲张圭璋，字两如，是甲子举人；曾经在我家任教。元箸为人活跃明快，聪敏超过常人，所以能够从容赴死，很有文山的气象。他被俘时，已经遣散士卒，独自留在悬洲，也像田横当年在海岛上一样。然而补陀的僧人中有人想借他向大帅献媚，于是他遭遇了灾难。王正中，字仲撝，北直人。他代理余姚时，乱兵遍地，却很能镇定局势，事情得以平息。丁亥年，他到山中拜访我。辛卯年，我住在柳下，他又来了。辛丑年，我迁居化安山，他又来了。仲撝喜欢研究天官、壬遁之学，这些都是我传授给他的。己酉年，我在古小学，仲撝也住在越城；生活困顿，财计枯竭，他说将要租种五亩田，靠卖卜来维持生活。不久便去世了。张岐然，字秀初，武林人。他读书深入细致；读《三礼》时，逐字逐句考察，宫室的升降、器皿的配置位置，全都不遗漏；研究音乐时，亲自制作十二律管，考验是否合于律；研究区田法时，就进山里和老农一起种植。战乱后，他继承三峰的学说，蜀僧潭吉所作《五宗救》一半出自秀初。他想为三峰申辩，然而其中有些话失于伦次，人人都嘲笑他。江浩，字道安，武林横山人。他读书大致能够把握主旨，但胸襟通达开阔，不受尘俗琐事和细微利害的牵累。我曾和他在月夜泛舟，偶尔为一个义理争论起来，呼喊声震动水面，直到他完全折服。后来他也归依佛教，改名义月。冯悰，字俨公，武林长桥人；是读书社的领袖。我曾住在他的馆舍，偶然谈到杨、左的事情，他的门人顾豹文问：“杨大洪是什么人？”俨公严肃地说：“读书人必须了解当代人物，如果一味不去理会，读书还有什么用？”他三次来拜访我。丁丑年，正逢先公谕祭，俨公列在执事之中。

译许元溥，字孟宏，长洲人。我和刘伯宗、孟宏约定成立抄书社。当时藏书之家还不至于穷困，所以没有人轻易拿出藏书；偶尔有一两部宋人文集，人们就争着求得。丙子年，他来到越城，张登子召集名士大会，孟宏也参加了。阎尔梅，字古古，徐州人。我游览庐山时遇见他，我们坐在五老峰顶，按限定的韵脚作诗；月色逼人，直到三更才结束。古古说自己是从华山游览回来，但看他的登山行动十分艰难。人们都说华山险峻，游览的人望见悬崖就回去了。像古古这样都能游览华山，那么就知道我也没有什么难以做到的了。孙奇逢，字钟元，范阳人，后来迁家到百泉山。起初凭侠义闻名，后来讲授理学，门人很多。癸丑年，他寄来所著《理学宗传》一部和为老母祝寿的诗一首。信中说：“汤孔伯来过，从他那里知道太冲是蕺山学说的薪火传人。”当时他九十三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在乡里不得志，向北游历后没有回来。丙辰年，他写信给我说：“辛丑年，我曾到武林一次，便想东渡娥江，拜访先生，瞻仰先生的杖履；但迟疑不决，最终没有实现。到了北方十五年，遍览山川，周游边塞，大致寻得一些古人的遗迹，却离群独居，几乎和粗俗的北方人没有区别。年过六十，至今一事无成，这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呢？我私下想，炎武在中年以前，不过是跟在各位文士后面，注释虫鱼，吟咏风月罢了。随着岁月积累，深入探究古今，才知道后海先河、积土成山的道理；对于圣贤六经的旨意、国家治乱的根源、百姓生计的根本谋划，也渐渐有所窥见，只遗憾还没有得到有道之人的指正。最近到了蓟门，见到贵门下的陈、万二位先生，详细问知先生起居无恙。于是拿出我所著的《日知录》请他们转呈，读了再三，从中知道天下并不是从来没有人才。历代帝王的弊病，可以重新振作；三代的盛况，也可以逐渐恢复。天下的事情，有见识的人未必能遇到合适的时代，而处在合适时代的人有时又没有这种见识。古代君子之所以著书，是为了等待后世。有圣王兴起时，就能得到这些著作并奉为老师。” 然而《易》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即使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话；这一点今天就可以预先相信。炎武根据自己的管见写成《日知录》一书，私下庆幸其中的论述，有六七成与先生相同。但我的鄙作一直在自行修改删改，还没有刊刻；已经刊刻的八卷以及《钱粮论》两篇，都是几年前写的。现先附上请先生指教。如果先生不嫌弃，把我收入同道的末席，并赐予批评指正，不厌其烦地反复教诲，以启发后学的愚昧，留给后人，使万世得到益处，那我真是感激祈求不尽了！陈确，字干初，海宁人。在先师门下，他很能有所发明。我丙午年到他家拜访时，他已经患风病，不能下床，我住了两夜便返回。干初认为《大学》的层层累积之学说不是出自孔子，因此受到学者们的喧闹非议，却不知道慈湖早已有这样的说法。古人身体力行所达到的境界，是相信自己的内心，不必挨家挨户去求取灯火；即使把图书看作怪诞妄说，把《大学》看作别传，这种说法虽然过于激烈，却也和剽窃沿袭成说的人相差很远。朱朝瑛，字美之，海宁人。漳海的学问贯通天地人三才，继承他的人却没有。漳海说：“康流沉静深厚，所接触的经史都能洞察其中一方的旨趣；如果专心精研三五年，即使是伏羲、文王学说的深奥之处，也都会像从自己的宫中取来一样，何必到贫寒人的屋舍里去求取呢？”丙午年，我到他家拜访。康流每天阐发他所著的《五经》，讨论到深夜。第二年，他又把著作的大意寄给我。海昌的学者中，康流、干初二人，恐怕从前的人都比不上。王猷定，字于一，江右人。他的文章像汤显祖；《琵琶传》《李一足传》《寒碧琴记》也都是近来铿锵有力的作品。但我和他谈论时，发现他多有附会失实之处，这是他最大的缺点。附在《明文授读注百家》中的文字说：徐世溥，字巨源，豫章人。崇祯年间，江右一带的知名人士，如艾千子、罗文止、陈大士、傅平叔、万茂先、王于一、黄雷岸、陈士业，接踵并行，共同写作古文，巨源也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人。施博，字约庵，嘉兴人。我认为他的学问夹杂了佛教的思想。约庵说：“甲申、乙酉年间，我卧病了两年。又因为父亲还没有安葬，老母需要奉养，便苟且偷生、贪惜死亡，一直到今天。每次和那些出世的人来往，我都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圣人的门徒。糊里糊涂地等待生命终结，内心深处仍然感到惭愧。” 管鑨，字干三，姑苏人。信奉并传承中兴时期的天台教。甲戌年，我到他家中。他对当时的名士和当时各寺院的住持都加以讥讽贬斥。他认为，天台宗的学问像抽茧之丝、牛毛一样繁密，不是沉静之人难以承受担当，因此对我特别诚恳。分别后寄来三首诗，约我再次相会；认为您不出家，也属于无尽无垢一流。诗稿失传了。从他的遗集中找到一首：越溪的寒色映入眼帘，您的心意是多么深沉！太华山三生的梦境，岷山一曲的琴声。秋雨中评论书法，盘腿而坐，竹影的光色侵入身边。若能践履重来之约，相思之情实在难以自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熊开元，号鱼山，楚地人。以直言进谏而闻名。后来出家，向继起学习佛法并承继法脉。我最初在湖头遇见他。甲辰年，我到乌目三峰寺，那里负责接待宾客的人像农夫，侍者像牧童，与三家村里的小庵没有什么不同。宏储，字继起。甲辰年，我上灵岩山，住在天山堂。同住的有七八个人，都是失去职位的人。所以我的诗中写道：应当怜惜今日手持军持瓶的人，我们同样都是前朝因党锢而受祸的人。徐昭法不接受当权者的馈赠，继起、继粟哪里是世俗寺院住持所能比得上的呢。奯堂住在净慈寺，我和汪魏美去拜访他。看见他的知客在扇子上题的诗：忽然抛出一点月光照在门前，唤起多少人登楼。于是索要他的诗稿来观看，其中也有许多佳句。正和我们谈笑得兴浓时，大众请他登堂说法。奯堂皱着眉说：你们去做吧，和我的事有什么关系？大众因此笑了起来。本晰，字山晓。我和李杲堂、高辰四、高元发进入天童寺时，山晓特意登堂说法，说韩文公来了；这是为我而说的。庚申年深秋，我经过拜访，却没有遇到他。询问山童，回答说：看花还没有回来。我便题诗在墙上离去：短杖插入泥中深达一尺多，远远跟着牛的足迹辨认荒村；先生乘兴看花去了，我惆怅地站在斜阳下的木板门前。方外僧人的交游，例如木陈最初求■■文字时，把他看作天人；后来却纷纷指摘他的短处。石奇和文虎交情很好，帮助结交雪瓢，因为喜欢他们彼此接近。他死后，竟然侵占他的田地。具德到我在外面的房舍来，出来后便手持兵器与我相向。虽然彼此有交情，这件事姑且略去不谈。

译我年轻时就遭逢患难，所以最早出外交游。这些交情中有一段不可磨灭的，我追忆往事并记录下来。打开书卷，他们就仿佛还在眼前；至于这些人的爵位和事迹，没有时间详细叙述。不过，他们都是桑田沧海变化以前的人，之后也有值得感念和感恩的知己，应当另行编录。附录《明文授读注》：尹民兴，字宣子，楚地人。崇祯年间，任职方。国亡后出家，以灵岩寺的继起宏储为老师。他的诗奇拗冷僻，奏疏大多切中时弊。至于文章，则另辟生面，确有如生龙活虎般的才力和手段，是文艺界的一种变局。何伟然，字仙曜，仁和人。治学没有根基，想用冷艳的字句点缀成篇；这是学习陈仲醇，却又才力不及他的人。徽州人闵景贤刻印了几十种《快书》，大致都是清新的小品和闲谈；伟然跟着这样做，也刻印了几十种《快书》。我在南方遇到景贤，偶然问伟然近况如何，景贤对他极力贬斥，置之不谈。两人原本是好友，却因为《快书》而断绝交往。谭宗初，字九子，后来改字公子；姚江人。擅长音律，为人不受拘束。庚寅年，我看见他和一群少年登台演戏；九子扮演绣襦，乐于描摹坊间的道德，情态十分相像。此后没有再相遇；听说他改写唐诗，心里暗自发笑。近来从邑丞田一峰那里看到他的文集，诗文都有师法；我为自己当面错过他而惭愧。于是选取他的《古绘》《吊落梅》两赋收入文案。蒋德璟，字若椰，号八公；闽地晋江人。辅佐庄烈帝时，博学多闻。皇帝召见答对时，关于九边兵马的文书，以及道路远近、钱粮利弊等事，他都能脱口陈述，不需要依靠笏板记录。他的文章明白爽利，所学是辨析事理、讲求实用的学问。晚年的学问，如论述黄钟和古尺等，有益于经学；可惜我没有看到。跋 梨洲先生的杂著，见于《浙江进呈书目》的，有《易学象数论》《深衣考》《今水经》；见于家传的，有《汰存》《思旧》《待访三录》《宋史补遗》《台宕纪游》《匡庐纪游》，都是秘本。丙申年夏天，我得到张太史损持亲手抄写的《汰存录》，已经校订收入新编了。《思旧录》则是去年在《明文授读》的题识中摘录编成一册。如今知不足斋主人又把二老阁刊本赠给我，于是参照比较它们的异同，汇编成一部。当年承蒙彼此扶助推动，气息相求、声气相应，确实历历如绘。丙午年午日，震泽杨复吉记。《赣州失事纪》（《行朝录》之二） 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吉安失守。督师万元吉、都宪陈赓、兵曹王其宖商议列栅防守张家渡，但溃散的士兵势不可止。陈赓收拢散亡士卒进入赣州，万元吉退守皂口，只有安远营汪起龙的三百名士兵。苏观生以阁部身份在赣州督师，冏卿李陈玉、杨仁愿、兵桓杨文荐、兵曹范六吉、周远、待诏刘季矿，都请求出兵援救皂口。苏观生只派新威营二百人，由万元吉以监纪程亮督率，向下防守绵津滩。楚帅曹志建带两千人到达，却一夜之间喧闹着离去。四月六日，北方军队到达，新威营先行溃败，汪起龙的军队随后也溃败。万元吉防守了不到几天，竟逃回赣州。赣州城中仓皇争相逃窜，万元吉杀了从官署逃出的妾，人心才安定下来。十一日，杨文荐自行担任守城之职。命中书范康生到南雄请求援兵，原赣州督师李永茂派副将吴之蕃、游击张国祚率领五千粤兵到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人〕 十七日，北方军队到达赣州，苏观生率领所属部队退守南康。北方军势正盛，滇、粤各军先后到达南康的有数万人，全都惴惴不安，没有人敢立即进军。二十九日，阁部杨廷麟从雩都极力催促新任巡抚阎总和张安的各营，共四万多人到达赣州。江抚刘广胤从宁都召募二千人，也到达了。还没有交战，到五月一日，他们便先后溃散。刘广胤被擒，损失的士兵、战马和器械多得无法计算。从此以后，援兵更加不敢前进。苏观生、陈赓多方鼓舞士气。六月十五日，吴之蕃、张国祚两营奋勇出战，在李家山、九牛之间与北方军队相遇，几次交战都获胜。北方军队怀疑援兵大批到来，于是撤去对城下的包围，退屯水西；吴之蕃、张国祚也退守南康。当时赣州城已经守了两个月；朝廷下诏慰劳苦守人员，改名为忠诚府，并加授杨文荐右都御史。二十四日，汪起龙率领几千军队，滇帅赵印选、胡一清率领三千军队，南安同知刘清名带领三百士兵，苏观生部下残存的三千军队，粤帅的三千余名士卒，杨廷麟收集的几千散兵，大司马郭维经、侍御姚奇胤召募的八千滇、闽士兵，阁部丁魁楚部下派出的四千军队，先后到达，驻扎在城外，共有四万多人，都想与敌人决一死战。此前，中书袁从谔出外召募三千沙兵，铨曹龚棻、兵曹黎遂球出外召募四千水师，滞留在南安。万元吉认为必须等水师到来，合力决战，成败安危就在这一战。王其宖说：如今水浅，不能让大船航行；何况他们的统帅罗明受原本就是海盗，强悍桀骜而不受驯服。龚、黎二公像慈母侍奉骄子一样对待他，哪里能按约行事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人〕 八月二十三日，水师将要到达，北方军队趁当夜在江上截击他们，焚毁大船八十多艘，士兵被杀的有数百人。罗明受逃走，船中的火器全被北方人缴获。各营无不丧失士气。二十八日，北方军队攻破了广营。二十九日，攻破滇营。从此，东南城外便没有一名士兵了。九月三日，北方军队进攻西门。北方人将要登城时，万元吉、杨文荐用绳子放下敢死之士，击退并使他们坠落。九日，北方人占据南康。滇、广各营既已溃败，士卒没有坚守的意志，都陆续撤走。城中留下的只有汪起龙的三百名退伍士兵，汪国泰、金昌振的四百人，徐日彩招募的二百多名虔人，郭维经部下的三千多人；城外只有水师后营黄志忠的二千多人。内外兵力已经单薄弱小，给事中万发祥和王其宖召集乡勇，这是不得已的办法。然而参将赵之良拥众一万多人在雩都，粤西狼兵八千人也已经越过山岭，却没有立即到达。赣州人登城防守已经很久，只能勉强支撑，朝夕之间就可能陷落。十月三日，城内有人用绳子缒下城墙逃出。北方人俘获他，让他充当乡间向导，夜里从小南门登城，乡勇仍然在巷中战斗了很久。

译四日黎明，北方军队大举到来。城上的火炮发射时全都炸裂，于是城池陷落。杨廷麟投水而死。万元吉出城登船，不久叹息说：一城的人，是我杀了他们。于是戴着头巾帽子投水而死。郭维经进入嵯峨寺，焚烧而死。此外，翰林院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斯生、吏部主事龚棻、御史姚奇胤、兵部主事于斯昌、周瑚、王其宖、黎遂球、柳昂霄、鲁嗣宗、钱谦享、户部主事林珽、中书舍人袁从谔、刘孟鍧、刘应泗、赣州推官署府事吴国球、同知王明汲、临江府推官胡缜、知县林逢春、监纪通判郭宁登、乡官卢象观、举人刘日佺、万兴明、马芝、贡生杨廷鸿、黄尚实、胡国伟、王明、管声元、戴绂、诸生段之辉、朱长应、刘斯镐、赖尚佑等几十人，不是死于战乱和火灾，就是自己投水而死。（此篇全部采用范康生的记载。） 史臣说：赣州守城和战死的人，都是三百年以来国家的元气。万元吉清廉刻苦，无与伦比，但任意专断颇为严重；杨廷麟是有志节的人，但观察事情迟缓，听取意见不广；郭维经以礼贤下士著称，但选用人才过于滥杂。赣州之事由这三人主持，不过他们都是太平时期的贤者；扶助危局、挽救倾覆，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绍武争立纪》（《行朝录》之三） 绍武皇帝名聿镇（“镇”是英宗的名讳，恐怕有误；也有人说是聿■〈金粤〉），是思文皇帝的第四弟。隆武改元时，封为唐王，主持唐王一脉的祭祀。福建战败后，渡海到达广州。当时，大学士丁魁楚、瞿式耜已经在肇庆奉桂王监国。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从赣州进入广东，因此与丁魁楚有嫌隙；他认为，如果从隆武帝的名义来说，就应当拥立他的弟弟，于是和大学士何吾驺、布政司顾元镜、在籍侍郎王应华在丙戌年十一月癸卯朔，请唐王监国。派主事陈邦彦去同桂王通好。初五日，唐王即皇帝位，以广州都司署作为行在，改第二年为绍武元年。除旧辅苏观生外，何吾驺仍任大学士，顾元镜、王应华都任东阁大学士，军国大事专由苏观生负责。陈邦彦到肇庆，桂王在船中接见他，皇太后垂帘听政，丁魁楚侍立。桂王问：谈论交战与讲和，哪一种更有利？陈邦彦说：按照天潢宗室的次序，本来就应当归于大王，哪里有什么讲和可言？如果说到交战，外患正严重，难道还要寻找谭尚那样的踪迹，遗笑千古吗？不如及早正式确定皇帝之位，以归属人心。丁魁楚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就在这个月十八日，桂王即位，加授陈邦彦兵科给事中，带着诏书到广州。陈邦彦到达时，唐王已经正式确定帝号，于是不敢入城，只把诏书送给苏观生。苏观生颇感不安。不久，桂王命总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率兵到三水，绍武帝派督师陈际泰抵御他们（不是西江的陈大士）。二十九日，在城西交战，唐军大败。林佳鼎的军队日夜兼程，十二月二日，在海口遇到唐军。唐军都是大船，借东南风发射火箭、火球焚烧桂王的船只。桂王军队登岸时，泥水深达三尺，人马都陷入其中，全军覆没。林佳鼎中炮而死，李明忠只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脱。唐、桂两军正在相持，北方统帅佟养甲、李成栋从福建进入广东，潮州、惠州都开城投降。于是借用两府的印信文书传报广州，说没有警情。苏观生安然自若，没有进行防备。当时，广州陆路上的盗寇有花山砦，水上的盗寇有石、徐、马、郑四姓，称为四姓兵。苏观生都加以安抚，收为己用。然而他们强悍桀骜，不听节制，白天在市中杀人，把肠子悬挂在官府门上，没有人敢追究。七座城门之外，号令都不能实行。十五日，北方统帅李成栋于是带着十七名骑兵快速奔赴广州，守门人放他们入城。绍武帝正在临幸学校检阅射箭，群臣穿着朝服行礼。不久有人报告北兵到来，苏观生说：这是胡说，是敌人的间谍。便把报告的人斩了。随后城中喧闹起来，他仍认为是花山砦的人。没过多久，红色头盔的人遍布道路。宿卫的一万人来不及仓促集合。绍武帝换了衣服翻墙逃走，藏在王应华家中。不久又用绳子缒出城，逃到洛城里，被巡逻者抓获，安置在东察院。李成栋派人送食物给他，绍武帝不吃，说：我如果喝你一勺水，死后凭什么去见先帝？于是自缢而死。苏观生遇到吏科都给事中梁鍙，询问对策。梁鍙说：只有死罢了。苏观生于是把“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九个字大书在墙上，随后缢死。太仆寺卿霍子衡、国子监司业梁朝宗、行人梁万爵也为此而死。十八日，杀死在广州的诸王十六人。何吾驺、顾元镜、王应华都投降了，其中顾元镜尤其丑恶。史臣说：唐王与桂王的争斗，外部的威胁正日益扩大，又引发了内部忧患。苏观生的罪责，又怎么逃得掉呢！然而苏观生受到思文皇帝特别知遇，他拥立绍武帝，和荀息不食言的行为可以并称；难道仅仅是为了修补与丁魁楚的嫌隙吗！至于绍武帝从容面对灾难，足以追配毅宗；所谓国家灭亡而不失正道的人，难道能因为土地有大小、国祚有长短，就忽略他吗？《舟山兴废》（《行朝录》之五） 舟山四面都是海，元代设为昌国州。从前越王勾践想把夫差安置在甬勾以东，就是这个地方。如今并入宁波的定海，设置一名参将镇守。崇祯年间，黄斌卿任当地参将三年。斌卿号虎痴，是福建兴化卫人。年轻时跟随父亲住在京城官邸，流落在外不能回去。后来按照恩例应当授予把总一职，却苦于没有钱；有个姓刘的妓女帮助他，才得以办理。刘氏后来被他的妻子因嫉妒杀死。黄斌卿由参将升任江北总兵。南京沦陷后，逃回故乡。思文帝即位时，黄斌卿得以参与劝进，上奏说：舟山是海外的大镇，外国船只往来，鱼盐资源丰富；向西连接越郡，向北通达长江，是进取的地方。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封他为肃卤伯，赐给剑和印，率兵驻扎舟山，获准便宜行事。他又上疏，请求让周崔芝担任副职。黄斌卿为人猜忌，而崔芝慷慨并礼贤下士，来投奔的人多归附崔芝。因此与黄斌卿不合，返回去了。

译乙酉年，出兵窥伺崇明，交战失败。因为有周瑞，军队才得以返回。黄斌卿面对强敌胆怯，却勇于伤害同类。丙戌年，副使荆本彻到舟山，驻扎在小沙岙；黄斌卿煽动乡民杀死了他。荆本彻在松江招募义兵，战败后进入海上，他的将士善于射箭，黄斌卿因此嫉恨他。荆本彻不能整顿士卒，所到之处成为百姓的祸患。黄斌卿乘着百姓的愤怒，制造流言，百姓们一村接一村地跟随黄斌卿进攻，荆本彻于是遇害。六月，浙东局势败坏。富平将军张名振护送监国鲁王出海，投奔舟山，黄斌卿不接纳他。但张名振过去与黄斌卿有儿女亲家关系，两人的兵力互相借助。宁国王之仁、王鸣谦到达舟山，黄斌卿诱骗并袭击他们，把他们的部众全部兼并。叛将张国柱于是调集定海全部水师进攻舟山。张国柱有五百名弓箭手，号称勇猛。黄斌卿知道陆战不能胜过他们，便让百姓登城，而自己率水师出海，奋力交战三昼夜，仍然不能抵挡张国柱；幸亏张名振水营的将领阮进精通水战，率四艘船冲击张国柱的营寨，正值秋潮强盛，借势发炮，船只和士卒无不粉碎。张国柱仅仅带着自己逃脱，于是劫持元妃、世子离去。黄斌卿得到张国柱的一百多艘楼船，声势更加壮大。阮进曾经在海上做小股海盗；张名振提拔他，让他掌管水营。他的德行和名声实际上很差。黄斌卿嫉妒张名振有这样的人，便设法离间，使阮进背叛张名振，夺取了他的二十艘船和数万军用物资、器械，逃回闽海。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吴胜兆的事情。吴胜兆是镇守松江的北方将领，很有恢复明朝的志向。江南失职的官士聚集在他的幕府中，为他谋划。对内，他们以招抚为名，联络太湖义军；对外，他们用蜡封书信向海上求援。黄斌卿犹豫不敢答应，翰林张煌言、御史冯京第都在舟山，劝张名振带兵赴约，张名振答应了。当时黄斌卿已经进爵为肃卤侯，他原来作为肃卤伯时的旧印还在。张名振请求立即用这方印把吴胜兆封为肃卤伯，作为凭据。四月二十六日（丁亥年），吴胜兆的谋划者已经聚集很多，人人都说事情很快就能成功，于是放肆议论而无所顾忌；可是那些接受招抚的义军大多不受约束，想压过主军、凌驾其上，主军恨他们入骨。那些尚未接受招抚的人，也不忌惮北方人，反而亲近投奔者；官府捕获他们并带到吴胜兆面前，吴胜兆无法自我解脱，便常常用斧钺将他们处死示众。义军开始怀疑吴胜兆中途变卦。张名振渡海到崇明时遇上海啸，楼船损失了八九艘，只得踉跄逃回舟山。张煌言、冯京第从间道逃脱。吴胜兆因为海上援军失约，部署混乱，义军于是劫持吴胜兆，杀死不听从他们的北方官员。而吴胜兆的部下既然与义军心意不同，又看不到海上的援军，认为湖中接受招抚的义军容易制服，于是詹世勋假传吴胜兆的命令，召义军依次入内，全部杀死后又拘捕了吴胜兆。北方人会同审理这桩案件，陈子龙、侯曾岐、沈廷扬、徐式谷、戴武功都因此死去。有个叫周长吉的人，也被牵连入案。北方人审问他，周长吉自己承认曾与詹世勋谋划叛乱，并不是吴胜兆。北方人于是把詹世勋也杀了。丁亥年六月，黄斌卿又杀死忠威伯贺君尧，劫取他的财产。贺君尧统率温州军队时，曾经杀害礼部尚书顾锡畴，因此不被众人舆论所容。温州失守后他逃入闽地，又到了温州的玉环山，收取渔税，携带大量财物进入舟山。他的标将欧兴与贺君尧有嫌隙，暗中告知黄斌卿。黄斌卿派盗贼在半路杀了贺君尧。十二月，进攻宁波没有成功。宁波的诸生华夏、屠献宸、杨文琦、杨文瓒、董德钦、王家勤派人赶赴舟山，约黄斌卿入城作内应，黄斌卿答应了。华夏等人又联络沿海的义军王翊，但他们的帛书被侦察人员得到，乡绅谢三宾又告发华夏等人，使事情得到证实。华夏等人入狱，而岛上的军队才刚刚到达。黄斌卿本来就没有攻城夺地的打算，只是希望内应成功，自己坐享其利罢了。楼船停泊在桃花渡，抬头看城上，完全没有动静；北方人用大炮轰击楼船，楼船立即退去。主事官员审问华夏的同谋者，华夏慷慨回答说：‘这件事还会有别人吗？’官员逼问不止，他说：‘那就是太祖高皇帝、崇祯先帝罢了。’主事官员说：‘那么帛书中所说的“布置已定”又是什么意思？’华夏说：‘只是说些夸大的话来鼓动人心。’主事官员贪图谢三宾的财产，也诬陷他是同谋，让华夏招出他。华夏说：‘像谢三宾这样猥琐鄙陋的人，建义举事的事情，怎么可以借助他？’谢三宾在旁边叩头谢罪，华夏等人都被判处死刑。杨文瓒的妻子张氏、华夏的妻子陆氏、屠献宸的妻子朱氏、杨文琦的妻子朱氏，都上吊自杀了。黄斌卿回来后，非常后悔这次出兵。他一心制定保卫聚众之地的办法，规定百姓年满十五岁以上，就编入乡兵。男子死亡后，妻子不得服丧守制，田地立即收归官府。年满六十岁而没有儿子的人，官府收取他的田产，另行发给口粮。起初，舟山的田地大半属于内地的大户。到这时，大户不敢渡海，田地便全部登记为官田。官府占二份，百姓占一份。黄斌卿的意思，是连百姓的那一份也想收取，按照土司的办法，只把舟山当作不侵犯、不叛乱的岛上夷地而已。张名振丧失军队而回来后，黄斌卿事事侮辱他；张名振于是离开舟山，另在南田营驻。平西将军王朝先也失去了黄斌卿的欢心，另在鹿颈驻军。两人都怨恨黄斌卿，只是家属和财物都还在舟山，尚未找到机会。已丑年七月，闽地全部陷落。监国在沙埕，张名振前去迎接他，和阮进一同在南田护卫銮驾，随即又建造跳所来安置监国。阮进的军队缺粮，倚仗从前保全舟山的功劳，带一百艘船停泊在舟山，向黄斌卿告急，黄斌卿不答应。黄斌卿喜欢收编海盗来使用，供给他们资财，让他们劫掠。有个黄大振，很善于劫掠，缴获番船上的数万财物全都献给黄斌卿，但黄斌卿仍不满足。黄大振无法再满足他，便逃入王朝先的营中藏匿，并用危险的话煽动王朝先。王朝先于是与张名振、阮进合谋，上疏监国，请求进讨，监国下诏同意。黄斌卿派将领陆玮、朱玖抵御，交战数次总是失败；他又向安昌王恭■〈木枭〉、大学士张肯堂求救，并上章请罪说：‘如果我不改变忠心来侍奉君主，就让水来作证。’他又向各营提议和解说：‘彼此都是王臣，军队到来时不要妄自行动，等候处理。’九月二十四日，各方在海上会合。起初大家安居无恐，不久陆玮、朱玖背约出海；阮进怀疑黄斌卿要逃跑，便纵兵大肆抢掠，砍伤黄斌卿，把他沉入水中。黄斌卿的两个女儿也跟着自杀。十月，监国驻跸舟山，经历庚寅年至辛卯年。八月，从舟山出发。九月，北方军队攻破舟山城，由巴臣兴（有的记作巴成功）守在那里。

译乙未年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派英义伯阮骏、总督陈雪之（又写作陈六御，另有一处作云之）率军包围舟山，巴臣兴投降。丙申年八月二十六日，北方军队再次夺取舟山。阮骏、陈雪之都投海而死。丁酉年，北方人认为舟山无法守住，便把当地百姓迁到海那边。追赶他们进入海水中，几天之间，淹死的人数不清。于是把舟山彻底空置。史臣说：当浙、闽建立政权的时候，如果确实能够把水师全部调出，一支驻扎在舟山，一支驻扎在崇明，彼此首尾呼应，窥伺长江，截断南北援军；即使需要一些年月，也可以使敌人疲于奔命。孙恩、徐海之流，凭盗贼的智谋尚且能够想到这一点，何况国家的大计呢？等到闽、浙已经灭亡，困守孤岛的军队又能做什么？凭借这样有利的地势，最后竟仅仅像田横岛那样收场，实在可悲！·《日本乞师纪》（《行朝录》之六） 周崔芝，号九京，是福清榕潭人。他年轻时读书没有成就，离开后到海上做盗。他这个人很有机智，同伴都听从他的指挥。他曾经往来日本，以善于射箭闻名；并与撒斯王玛结为父子。日本有三十六岛，每岛各有一位国王统治。所谓东京，就是日本的国主所在之处。国主称为京主，只拥有虚位而已。全国的权力由大将军掌握。三十六国的国王，职权类似诸侯；撒斯玛（即萨摩）在各岛中最强，国王与大将军彼此呼应。崔芝已经熟悉日本，所以在海上行事无不如意。他微服回到家乡，却被有关官府追踪逮捕；关在狱中三年，贿赂狱吏获释后，便改名换姓，像从前一样再次做盗。过了很久，朝廷招抚他，任命他为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船。乙酉年秋，思文皇帝加授他水军都督，让他协助黄斌卿驻守舟山。这年冬天，崔芝派人到撒斯玛，诉说中国丧乱，希望借一支军队，像齐国保存卫国、秦国保存楚国的故事那样，请求日本相助。将军慨然答应，约定第二年四月发兵三万；所有战舰、军用物资和器械，都取自该国剩余的资财，足以供应大军在中国使用数年。从长琦岛到东京三千多里，沿途道路、桥梁、驿站和公馆都重新修整，等待中国使臣到来。崔芝大喜，更加准备珠宝和珍玩来取悦对方。参谋林钥（一作学）担任使者，约定四月十一日向东出发。林钥舞将要解开船缆时，黄斌卿阻止他说：‘大司马余煌来信，说这会成为吴三桂事件的翻版。’崔芝愤怒地进入闽地。福州失守后，郑芝龙劫持众人议论投降。安昌王恭■〈木枭〉、尚书张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贺君尧、武康将军顾乃德，都说不可以。崔芝哭着对郑芝龙说：‘崔芝只是海边一个逃亡的亡命之徒，没有什么轻重；我所痛惜的是，明公二十年的威望，一旦毁于一旦，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请允许我在您面前拼死效力，我不忍看见明公做出这样的举动。’说完抽刀自刎，郑芝龙起身夺下了刀。几天后，郑芝龙终于离去。丁亥年三月，崔芝攻克海口、镇东两城。他派义子林皋随安昌王前往日本请求援兵，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便返回。戊子年，御史冯京第对黄斌卿说：‘北都发生变故后，东南还和从前一样；使东南也丧失的，正是借兵的祸害。如今我们已经没有可丧失的土地，与先前相比，情况完全不同了。’黄斌卿于是派弟弟孝卿与冯京第一同前往。他们到了长琦岛，岛王不允许登陆。起初，有信奉天主教的西洋人进入日本。日本人崇信佛教，这些人教导人们专门排斥佛教，并且在日本国内作乱；日本调集军队把教徒全部杀死，活埋在土中的不计其数，又把他们的船赶到岛口的陈家湖焚毁，断绝西洋人的往来。在五达之衢设置铜版，把天主像刻在上面让人践踏。行囊中有西洋物品，即使价值极微小，只要搜出也必定处死，绝不赦免。正在这时，西洋人前来复仇，大船载着大炮而来，与日本为难；日本请求和解，他们才退去。退兵一天后冯京第到达，所以日本对外国人实行戒严。冯京第就在船中穿朝服，不停地跪拜哭泣。■东京派遣官员巡视各部，类似东国巡方御史；官员秃顶，坐蓝色轿子，冯京第便把他的血书交给他。撒斯玛王听说长琦王拒绝中国来使，说：‘中国发生丧乱，我无暇顾及，却让中国使臣在我国哭泣，这是我国的耻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撒斯玛王把这件事告诉大将军，商议调发各岛的罪犯出兵。冯京第返回后，日本送来数十万枚洪武钱。原来日本不自行铸钱，只使用中国古钱；舟山使用洪武钱，就是这个缘故。孝卿借商船留在长琦。长琦有很多官妓，她们都住在大宅中，宅院没有墙壁隔断，只用绫罗帷幔分隔成各自的房间。每到月夜，每间房都悬挂各种颜色的琉璃灯，众妓各自比赛弹琵琶，这是中国没有的景象。孝卿沉迷其中，忘了自己是来请求援兵的，因此被日本人轻视。日本出兵的意愿也更加渺茫了。

译己丑年冬天，有个名叫湛微的僧人从日本来，把请求出兵而未获答应的原因告诉荡胡伯阮进。他还说，金帛不足以打动日本，如果能够得到普陀山慈圣李太后所赐的藏经作为礼物，军队就一定会出发。阮进与定西侯张名振上疏监国，请求派澄波将军阮美出使，监国亲自赐宴。十一月初一，从普陀山出发。第十天到达五岛山，距离长琦还有一天路程。这天夜里刮起大风，黑色巨浪与天空相接，两条红鱼腾空上下翻飞，船也不知道漂到了哪里。十二日，看见山，舵工惊叫道：‘这是高丽的边界！’于是转帆向南。第二天，才进入长琦。按照惯例，商船到达日本后，官府拨给小船盘查出入，这种船称为班船。阮美用佛经箱请求援兵，他们的国王听后大喜。后来得知船中有湛微，便大为惊骇。起初，湛微在日本时，长琦岛有三座大寺：一座叫南京寺，住的是中国北方僧人；一座叫福州寺，住的是闽、浙、广的僧人；一座叫日本寺，住的是日本人。南京寺住持名叫如定，很通晓文辞，日本人很敬重他；湛微在他门下行礼。湛微的才能不如他的师父，却狡猾多变，于是去了一个名叫■〈月斐〉泉的岛。那座岛上没有中国人往来，也无法分辨诗文书法的好坏，湛微便得以妄自尊大。他写坏字、作村俗歌谣，自称金狮子尊者。这些作品流传到东京，大将军看见后说：‘这一定是信奉天主教的西洋人，偷偷进入了我国。’于是急忙捕捉他，因为发现他是江西僧人，便把他驱逐出海。日本不杀大唐僧人，犯法者只驱逐出境；如果再次前来，就连同船的人一起杀掉。湛微想借这次举动在日本取得信任，阮进这才知道自己被他出卖了。于是带着经书返回。然而，日本自宽永以来享国三十多年，母后继承其统治，她的儿子又复辟，改元义明，太平已经很久了。日本人多喜爱诗书、法帖、名画、古代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那些将来价值千金的东西，成捆装载而来，也不过只要一二百金。因此，老人们没有见过战争，本国也渐渐忘了防备，怎么能够渡海替别人复仇呢？即使没有西洋人的事情，也未必能够出兵。史臣说：宋朝灭亡时，张世杰曾派使者到海外某国借兵，陈宜中也亲自到占城借兵；崖山陷落后，两国的军队同时到达，最终没有交战便返回。今天的事情，为什么与那时如此相似呢？忠臣义士穷尽思虑、用尽计策，海水也不足以比拟他们所耗费的深浅；只是像余煌那样反复权衡利害，实在是书生的见识。·《四明山寨纪》（《行朝录》之七） 四明山在汉、晋以前，通常都称为天台；后来从天台分出，称为四明。四明山周围八百里，群山相连、重重山峰叠起，险峻开阔到了极点。唐咸通元年，裘甫的副将刘纵简率领五百名壮士，奔到大兰山，占据险要自守；各路将领共同进攻并攻破了他们。大兰山就是四明山的中心，可见四明作为山寨由来已久。丙戌年六月，浙东军队溃败。当时黄宗羲率军渡海，谋划攻取海盐、海宁两城；得到军队溃败的消息后返回。十天后，他遣散余部，愿意跟随他的，有归安的茅瀚（字飞卿）和梅溪的汪涵（字叔度）两位将领。他们带五百人进入四明山，驻扎在杖锡。黄宗羲打算结寨固守，慢慢谋划渡海之计，因此告诫两位将领联络山民，这样才可以行动。两位将领违背黄宗羲的节制，到附近地区取粮。二十日，黄宗羲命两位将领守寨，自己出行到旁边的住处；山民相约数千人，趁两位将领没有防备，半夜焚烧杖锡寺。士卒在睡梦中逃出，全都被山民打死，两位将领也被烧死。丁亥年，余姚人王翊、王江在沿海聚集军队，作为黄斌卿的内应。黄斌卿进攻宁波没有成功便离去，王翊于是进入四明山。戊子年三月，攻破上虞，杀死摄印官，浙东震动。北方人集合两郡的军队，从清贤岭进入，义军驻扎在丁山等待他们。等候日久，防备松弛，士兵按着铠甲，弓箭也空了。北方军队突然奔驰进攻，义军惊慌失措，一时被杀的有四百人。孙说听到丁山战败，前来救援；他被流箭射中而死，尸体站立不倒。御史冯京第从湖州军队溃败处逃出，也从小路到达四明山，与王翊在杜岙合兵，守卫关隘，军容十分整齐。北方巡抚在东波下面集结军队，命令乡里聚集的团练进攻杜岙，攻破了它。王翊的另一支部队邵不伦也被俘获，冯京第藏在民宅中；王翊带四百人逃往天台，依附定远将军俞国望。王翊对各位将领说：‘这都是团练造成的罪过。北方军队虽然强悍，我看见他们锐气正盛就避开，等他们松懈便攻击；如果不是团练给他们带路，他们哪里敢把险地走得像平地一样？可是北方军队和团练怎么可能彼此守望相助？我们的士卒虽然残败，击破团练仍然有余力。’于是从天台到四明山，击破了各处乡里聚集的团练。他们沿途收集士兵，一个月后增加到一万多人，冯京第也出来了。己丑年春天，又攻破上虞，赶走知县，取得县印。当时，浙东各处山寨中，萧山有石仲芳，会稽有王化龙、陈天枢，台州有俞国望、金汤，奉化有吴奎明、袁应彪，他们都进行劫掠，暴横不法；而平冈的张煌言、上虞的李长祥，又势单力薄，不能组成军队。只有王翊这一支军队，在四明八百里范围内不断发展，设置五营、五内司。王江专门负责粮饷，劝说富户分出财物，使单门小户仍像平时一样安居。按田亩征税，百姓也没有不乐意缴纳的。平时的不义之徒，一经发现立即处以重刑。过去巡方官访查恶徒是惯例；王翊所作的判决和惩罚，人人都称快。浙东各城因此白天也关闭城门。胥吏不敢催租绑民，战战兢兢，只把守住一城当作幸运，人人都推荐陈忱来讲解。王翊估计天下不可能永远平静，打算等待几年，也许可以成为响应中原的力量。从上虞出发，向东巡行奉化。北方军队正在进攻吴奎明，吴奎明抵挡不住而逃走；北方军队追赶败兵到河泊所，王翊突然遇到他们并交战，北方军队大败。六月，皇上驻跸建跳所，分别派使者到各山寨授予官职：授王翊为河南道御史，授江户部主事、左副都御史。宗羲上奏说：“各营中文臣自称都御史、侍郎，武将自称将军、都督，没有三品以下的。皇上嘉许他们仰慕大义，也就顺势任命了他们。只有王翊没有自我夸大，只授予御史。御史在太平时期固然是显要官职，但不能拿它来衡量今日的情势。各营小的不到一百人，大的也不过是王翊这一部；如今品级相差悬殊，彼此凭此相欺凌，恐怕不妥。大学士刘江春、礼部尚书吴钟峦都认为是这样。定西侯张名振却坚持此事，不肯下令执行。”

译起初，各营迎接表章，都通过张名振转达，只有王翊不经由张名振。张名振不高兴，说：“等王翊来了，我要向皇上说这件事。”王翊到行在朝见皇上，皇上看到他的军容，升任他为右佥都御史。王翊说：“我难道要受定西侯的控制吗？”山海一带长期不得安宁，有个替北方人谋划的人说：“这都是失职的人造成的。如果招抚他们并授予官职，没有谁不愿意放下武器的。”会稽人严我公知道了这件事，伪造了告身和银印，说：“请先从我开始。”于是让他以都御史的身份招抚山海。湖州人柏襄甫、会稽人顾虎臣都投降了。严我公将要渡海时，派使者进入四明山中。王翊的前营将领黄中道说：“严我公正在动摇山海，难道可以让他到达行在吗？”于是杀了他的使者，把肉分给各营煮食，并说：“敢接受招抚的，都看看这个下场。”严我公踉踉跄跄地逃走了。庚寅三月，王翊到行在朝见，升任兵部左侍郎。八月，攻破新昌，攻下虎山。九月，北方统帅将要进攻舟山，厌恶王翊从中阻挠，于是金帅从奉化进兵，田帅从余姚进兵，在大兰山会师，营帐连绵三十里；又派游骑四处出动，搜捕潜伏者和侦听消息的人。王翊避入海中。冯京第因病不能行动，藏在鹤顶山，被他的降将告发，在宁城遇害。辛卯七月，王翊返回山中；他留下的各位将领，投降和被杀的已经所剩无几。二十四日，大星坠落地面，野外的雄鸡都鸣叫起来；王翊被团练兵在北溪擒获。经过奉化时，他写下绝命诗。进入拜见海道时，海道想看看绝命诗，便把笔递给王翊。他的诗结句说：“平生忠愤之血，飞溅在群胡身上。”写完后，他拿起笔击打海道的脸，然后走了出去。北方军队将要在定海会合，把王翊拘禁起来等待处置。他每天从容地束好头巾，梳理鬓发，修饰容貌；对北方人说：“让你们看看这汉官的威仪。” 八月十三日，北方军队全部集结，陈督审讯他。王翊坐在地上说：“不要多说！成败利钝，是天意。你又知道什么？”刘帅注射箭射中他的肩膀，田帅射中他的脸颊，金帅射中他的胁部，王翊一动也不动，像木桩一样直立。等割断他的喉咙，他才倒下。跟随王翊的两个人，北方人鞭打他们时，他们便跪下朝向王翊。北方人见了，都流下眼泪，说：“不只是王公忠贞，他的随从也都是义士。” 王江的母亲被金帅俘获，用来招降王江。王江削发做了和尚，在杭州见金帅，只是行礼问候而已。金帅把他安置在省城，他的母亲享尽天年而死。王江买了一个妾，他的妻子日夜争吵，邻居没有不厌烦她的。王江怜惜妾，便休弃并遣走妻子。妻子挽起衣袖数落王江，登车离去，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鄙薄她为人的。一天，王江出门，邻居以为他的妾还在家中；过了一会儿王江仍未回来，才知道他此前是用计让妻子脱身。王江逃脱后，便与张名振带兵进入长江，登上金山，遥祭孝陵，题诗痛哭。丙申年，王江又与沉调伦在四明山聚集人众，但声势渐渐衰落。沉调伦被捕后遇害，王江也因患病和伤势发作而死。从此十九年，山中相安无事。甲庚年冬天，（山贼）又聚众啸聚，半年后才平定。然而这些人都是偷驴盗牛的贼，只是危害百姓。他们的父辈杀人报仇，他们的子辈则从事抢劫，渐渐失去了祖辈的传统。史臣说：四明山本来就不是进取的地方，当初想在那里建立营寨的人，也有如田横和他的五百多名部属入海居住岛中的意图；没想到后来竟然重蹈他们的旧迹，割据洞天。即便如此，王翊之死，比起田横又差在哪里呢！沙定洲之乱（《行朝录》之九） 沙定洲是云南蒙自的土司，父亲是沙源。崇祯年间，他与阿迷土司普名声一同出兵征讨水西。普名声的妻子是沙源的女儿；她没有儿子，江右有个姓万的商人有一个女儿，原来是倡女，普名声宠爱她，便娶了她，生下儿子祚远。不久普名声和祚远都死了，她归于沙氏，击破了几家势力；最后连同妻子一起归于定洲。定洲的年纪与他的儿子祚远相仿。定洲于是兼有蒙自、阿迷两个土司，以万氏为谋主；每天告发各土司，出兵掠夺他们。滇中的巡抚、巡按和黔国公沐天波，不能审明其中的是非曲直。兵势既已强盛，定洲便轻视黔国公，认为可以夺取他的地位而代替他。乙酉年，定洲与武定土司吾必奎、吾安世约定：“你们在武定反叛，黔国公一定会调集我的军队合力进攻，这样各土司就没有谁敢为难我了。”吾必奎依约行事。黔国公调集各土司的军队，檄令蒙自出兵二千人；定洲率五千人前往。到达时吾必奎已经被擒，定洲大失所望。正好黔国公的家奴阮韵嘉、徐中和怀有异心，参将张国用、都司袁士宏也怨恨黔国公。两个心怀不满的人暗中告知定洲，定洲答应作为内应。当时，诸生于锡朋、饶希之在黔国府掌权，肆意违法，横行霸道。兵官李天植征讨武定回来，有两个容貌极美的妹妹，被于锡朋夺走。沐天波犒劳定洲的军队后，上疏题请参劾参将。十二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沐天波不接受拜见。初二日，定洲入府致谢；阮韵嘉的家奴在府内埋伏甲士，沙定洲的军队在府外喧闹，以诛杀于锡朋为名，放火焚烧沐府。沐天波带着印信翻墙逃走，母亲陈太夫人、妻子焦夫人、弟弟天泽和天润都遇害。定洲劫持巡抚吴兆元，逼他写成奏疏，说沐天波反叛，沙定洲起兵平定了他；应当以定洲代替天波，镇守云南。吴兆元不肯；定洲便把他拘禁在另一间屋里，夺走他的印信，用伪造的奏疏上报福克。定洲于是代理云南府的政务。丙戌年春天，定洲发兵把天波围困在楚雄。天波逃往永昌，留下道臣杨畏知守城。然而四位将军的军队从贵州进入云南，定洲非常害怕，便在弥勒截击他们的军队，在陈隔泥关布阵。四位将军率五万军队突击，沙定洲的军队大败。这四位将军是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奇能；他们都是献贼的部属。张献忠被伏诛后，他们去掉伪号，想迎接黔国公来辅佐王室。进入曲靖后，正遇思文皇帝派太监孙兴祖调沙定洲的军队入京护卫；四人对孙兴祖说：“朝廷远在京师，不知道云南事情的始末，如今若征调沙兵，就是奖赏叛乱。不如讨平沙逆，迎回沐国公，让他率军向东进发。”孙兴祖认为有道理。檄文传到云南后，定洲杀死前大学士王锡衮，连夜逃走。

译丁亥年四月十八日，城中人把阮韵嘉、袁士宏捉住，用囚车押送到楚雄，伏法处死。二十四日，孙可望、李定国等军队入城，连一丝一毫也没有侵犯百姓。定洲占据省城，共五百五十日。五月，李定国率军向临安进发；庚申日至壬戌日，攻下临安。把阿迷改名为开远，把蒙自改名为乐新。派使者前往楚雄、永昌，杨畏知仍然把四将军看作流贼。六月，四位将军进入迤西，杨畏知迎战被擒；四位将军解开他的捆绑，请他坐上座，说这是共同奖助王室，并无其他意思，让他写信向天波表达此意。七月，土司龙在田、许名臣前来投降。八月十八日，军队进入鹤庆，又分兵进入丽江，土知府木懿迎接并投降。天波得到杨畏知的信，仍然不敢相信；派他的儿子显忠到军营说：“只要能守住永昌就够了，不敢再奢望恢复原来的地位。”刘文秀对众人说：“沐世子来了，就如同沐国公亲自来了；请按照对待国公的礼节来礼待世子。”世子返回时，派二十名骑兵护送他，把所得的沐国公世代珍宝全部归还，天波高兴得出乎意料。二十名骑兵中有两人登上台阶，显忠看到后惊愕不已；他对父亲说：“这就是抚南刘将军和王将军某。” 天波于是与两位将军一同返回滇都，将于锡朋、徐中和车裂，以向云南百姓谢罪。刘文秀带兵讨伐佴革竜。佴革竜是定洲的老巢。那里有九座最险峻的山，名为溪乌的山洞是外围的巢穴；大庄夷目黑老虎占据着它。作战时，他口中衔着两把利刃，手舞大刀，所向无敌。刘文秀围攻很久也没有攻下；李定国增派军队前往，杀死了黑老虎。十月四日，山洞中的人有很多出来投降；官军攻破那里，擒获万氏和定洲押回，将他们肢解处死。史臣说：沙定洲之乱起因于万氏，云南人怀疑她就是夏姬；等到献上俘虏时，才发现她身材魁梧、肤色黝黑而且相貌奇丑，人们无不大笑。唉！导致国家灭亡的人，难道一定要是褒姒、骊姬那样的美女吗！●附录二 张元箸先生事略 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 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号忠襄徐公神道碑铭 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和兵部尚书、谥号文靖朱公墓志铭 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丁巳） 硕肤孙公墓志铭 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乙巳） 邓起西墓志铭 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 移史馆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 钱忠介公传 ·张元箸先生事略 张元箸先生，就是张煌言，宁波举人，起初跟随鲁监国。鲁监国失败后，他率领数百名残兵漂泊海上。延平王召他入岛，上表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一同到达金陵。延平王对张煌言说：“芜湖是上游的门户，如果留都不能在早晚之间攻下，那么江、楚的援兵会不断到来；控制这个要害之地，非先生不可。” 七月初七日，张煌言率军到达芜湖，向各郡县飞驰发布檄文，长江南北相继前来归附。不久，延平王战败逃走，张煌言赶往铜陵，与楚军相遇，军队溃败；他改名换姓，进入建德、祁门的山中，逃到天台后入海，仍与延平王共同经营台湾。他看到延平王甘心做扶余王，不再与太原公子争逐，便写诗讥刺他说：“中原正在争夺天下，哪有闲暇顾及虹梁？”又说：“围困军队本来就是将帅的谋略，固守不出也算是古来的常道。”又说：“只怕像幼安那样肥遯到老，睡在藜床、戴着黑帽，也终究徒然。”又说：“请转告避秦岛上的客人，衣冠之士黄绮也总令人怀疑。”延平王只是笑了笑。不久，延平王去世；恰逢东宁有变乱，他不能出海。一年多后，郑经确定了地位，越发庸碌无能，没有比他更差的，不值得与他谋划；于是解散自己的部属，拂袖离去。他渡海过江，逃到杭州西湖边，在偏僻山间寻找一座小庵隐居；他远望边疆藩镇，仍抱有希望。被杭州守臣侦知后，他与健仆杨贯玉、爱将罗自牧一同被捕，两人都号称能以一当万。被捕那天，先生戴黑巾、穿葛衣，不说话也不进食。过了几天，只喝水而已。临刑时，两名士卒用竹舆抬他到江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先生从竹舆中出来，看见江面上青山夹着两岸，才说了一句话：“山色真好。”于是要来笔砚，写下三首绝命诗，交给行刑的人。他端正地坐着接受刀刃，罗自牧、杨贯玉也一同被斩。先生笑着一振手臂，捆绑的绳索全都断了；他站着接受刀刃，尸体也没有倒下。行刑者只是跪拜而已。这一天正是甲辰年中秋日。故东庄听说后为他作诔文。他所写的诗词装在一个布袋里，全被巡逻士卒烧毁。他的绝命词说：“义军旗帜纵横二十年，哪里知道闰位竟在于阗！桐江白白系住严光的钓钩，笠泽也难以召回范蠡的船。活着即使轻如鸿毛，仍然辜负国家；死后将以碧血支撑苍天。忠贞本来就是孤臣的职责，哪里敢奢望流传千秋青史？”“国家灭亡、家庭破碎，还能到哪里去？西子湖边有我的老师：日月双双照耀于谦墓，乾坤半壁映照岳家祠。我惭愧只能赤手空拳，勉强与三位贤人并列，实在无愧于他们；特地以丹心借这一枝笔。他日如果有白车经过浙东道路，怒涛难道一定全是鸱夷之魂吗？”“孤臣究竟因为什么竟然停止谋划？鲁阳之戈再也不能挽回西斜的太阳。到了晚年，节操反而惭愧不如松柏；此去之后，以清风笑看蕨薇。两鬓已经难以容身于五岳之间，一叶帆仍将向十洲归去。叠山死得晚，文山死得早，后世青史任凭是非评说！” ·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 大明朋党之祸，发展到国家灭亡的地步。议论者也只说他们彼此轮流取胜、轮流失败，不过是经营各自的门户，不顾国家大事罢了。然而国家因此灭亡的真正原因，谁也不能指出事实；直到改朝换代以后，才看清楚了。

译烈皇诛杀魏奄之后，列出那些跟随他作逆的人，命令宰臣和司寇拟定逆案。首辅韩爌在遭受打击之后，不敢承担政事；机山钱公深得众望，首辅倚重他来裁决。当时跟随魏奄作逆的人，有奸险和拙劣之分。拙劣的人嫉妒争宠，追逐像冰山一样不能长久的富贵，接连不断地钻营，是被逆奄利用的人；奸险的人则过河拆桥、谋划布局，经营怨毒，预先留下失败后的着法，为逆奄东山再起作准备，实际上是利用逆奄的人。按旧例把首领和胁从区别对待，只诛杀那些把持局面、阴险狠毒的人，不过十多人；任凭拙劣者自行退去，那么逆案本来可以不必成立。但奸险之人隐藏得非常秘密，无从剖开其心迹，于是使滔天盖地的残虐火焰，被拘滞在鬼薪、城旦这样的刑律条文之中。钱公在票拟中替此事点破，说他们摆出望气、占风的面目，却夸耀自己能够揭发奸邪、指斥佞臣的奏章。这大概是指杨维垣、贾继春等人而言。此事与黄琼在梁冀被诛后所说的情形相同：那些人结党，自从梁冀兴盛后便内外相亲，日夜谋划，共同构陷奸邪之事；等梁冀将要被诛、再也无法设法脱身时，又重新记录他的罪恶来求取爵位和赏赐。逆党对钱公恨之入骨，割破手臂盟誓，虎视眈眈地想用奇计陷害他。没过多久，毛帅的事情发生了。毛文龙是钱塘人，原为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千总。辽阳陷落后，他逃到皮岛，招集流民、与商人通商，几年后便成为一座大镇。然而他不过是在那里经营自己的巢穴；他掠夺沿海的零散百姓，声称是斩获，进献俘虏欺骗朝廷，以牵制辽阳、沈阳。参将、总兵向权贵近臣行贿，派来的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毛文龙官至都督，悬挂平辽将军印。他每年索取军饷一百二十万，稍有不满足，便跋扈恐吓说：“臣就要解下佩剑投奔朝鲜了。”但对于广宁、旅顺、铁山的失守，以及宁远、锦州的围困，他却从未有过一■〈文上虫下〉一■〈亡上虫下〉的功劳。他显然不能牵制后金，明白的人无不说他是边疆上的蛀虫。督师袁崇焕出任后，钱公也这样说。袁崇焕进入皮岛，大规模检阅军士，设法杀死毛文龙。他上奏报告说：“臣离开京城时，已经同辅臣钱龙锡商议过此事。”己巳年冬天，大安口失守，敌军兵锋直指京城宫阙之下，袁崇焕率领援军到达。在此之前，袁崇焕镇守宁远，后金军队多次进攻都不能如愿，太祖为此忧虑。范相国文程当时任章京，对太祖说：“从前汉王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楚国君臣，使项羽终于怀疑范增而疏远楚国；如今难道不能沿用他的旧计吗？”太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派人抓来几个小宦官，放在帐幕后，假装要杀掉他们。范相国便说：“袁督师既然答应献城，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臣民，不必杀。”暗中把他们放走。宦官把这句话秘密报告给皇上。皇上点头表示认可，但满朝都不知道这件事。袁崇焕在东便门作战，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军队已经十分疲惫；他约束各将不要轻率出战，并请求入城稍作休息。皇上对此大为怀疑，再次召他来对答。袁崇焕由绳索吊入城中，被投入诏狱。皇上虽然怀疑袁崇焕，却还没有确凿证据，只以逗留之罪加以处置。但仇恨钱公的逆党认为：不杀袁崇焕，就没有理由杀钱公；不以谋反定罪，就没有理由杀袁崇焕；如果不替毛帅申冤，钱公和袁崇焕就不能以同罪论处。于是他们拿出数十万两离间金，迅速上下串联，用流言和小说，编造事情的头尾，不仅烈皇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朝野传闻也都把它当成真实。袁崇焕被磔刑时，道路上充满了欢呼歌唱声；逆党于是谋划重新制定一份逆案，以发泄旧案中的怨毒。他们把袁崇焕定为大逆，拿他比作魏忠贤；把钱公定为次逆，拿他比作崔呈秀；连同东林诸君子，也都分别比作魏广微、徐大化、刘志选一类的人。计谋既已定下，便逮捕钱公投入狱中。当时主持此事的首辅担心徐公入朝廷争辩，真相和伪事实在无法掩盖，便传话给徐公，要他赶快服药自尽，不要让崇焕再活下去。徐公仰天叹道：“我内心没有愧疚；如果冒然自杀，人人都会说我确实有罪，后世还有谁能替我洗清冤屈呢？”首辅听说徐公已经上路，惊愕地说：“他竟然真的来了？”徐公到达后，在朝廷上侃侃而谈地申辩，熹宗暗中派人侦听记录他的言论。案件送入司法审理时，删去了徐公的辩词，又在文书中罗织罪名，拟定立即处决。并且命有关官署在柴市设置刑场，大概是仿照夏文愍的旧例。熹宗看到判词与侦听所得的记录不相符合，拿着奏疏没有下发。第二年，右中允黄公道周从民间来，上疏营救徐公。事情反复了很久，黄公被降级离开，熹宗也已经没有杀徐公的意思了。这年六月，释放徐公，发往定海戍守。袁崇焕为人粗豪，不拘守士大夫的操守。然而他的甲士精锐强悍，边防整饬有序；自熊襄愍以来，没有人能与他相比。驻扎在城外的关宁兵听说袁崇焕下狱，喧哗着要作乱，箭矢射向皇城，兵部只得从狱中取出他的手书来制止他们。他得到士卒拥戴，就是如此。可是皇帝却让他被诬陷而死，从此精锐全部丧失，士卒也不能再经受战阵了。逆案虽然还没有翻案，但烈皇心中已经隐约怀疑东林党中的败类了。因此，十多年间所施行的政事，都是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直到无可挽救。那么，有明的灭亡，难道不是逆案中的小人造成的吗？徐公戍守九年后，奉旨回到故乡。南渡以后，才恢复原职，并赐予存问。乙酉年春三月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徐公名龙锡，字稚文，号机山，是松江府华亭县人。徐公大复以举人身份任蓬莱县知县。徐公年轻时跟随舅父张以诚求学，万历丁未年考中进士，以庶吉士授官为编修。当时他二十多岁，深沉少言少笑，同僚都推许他老成持重。历任宫坊官、少詹事，升至南京吏部侍郎。当时百官都捐金钱资助大工程，并且大多称颂逆阉；徐公以军费输纳为理由，终于遭到削职夺官。崇祯初年，起用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不久晋升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烈皇喜欢通过耳目暗中揭发事情来显示明察，任用了很多番役。徐公说，设置东厂，是为了防备奸谋和突然的变故；如果苛细的侦察牵连到民间百姓，百姓还能承受这种命运吗？惠安伯张庆臻提督京营，敕令中有“兼管捕营”四字；提督郑其心认为旧敕中没有这些字，便对张庆臻加以论劾。

译查明这些字是中书舍人田嘉璧增添的，于是将他交镇抚司审讯，供词牵连到阁臣刘鸿训、周道登。皇帝震怒，后果难以预料；徐公连续上五道奏疏为他们解脱，二位辅臣才得以活着回来。熊襄愍的首级传示九边，御史饶京上疏请求收取安葬；皇帝没有批准。他的儿子熊兆璧又提出请求。徐公与韩公爌说，自从辽东发生战事以来，杨镐等人庸碌度日，袁应泰、孙承宗等人则不取一钱、不接受一份馈赠，焦唇敝舌地争论国家大计。逆阉窃取权柄，人人都冒险求取侥幸。袁崇焕不过是一个长期被拘押、等待判决的人，却始终不改变他刚强正直、任性而行的本性；以至于独自承受显戮，慷慨赴刑场：那颗光明磊落而有侠义的心，仍未完全泯灭。尸骨虽然已经冷了，也不应长期丢给狐狸啃食。皇帝因此怜悯，准许将他的遗骸送回安葬。崇祯初年，长山公任宰辅，勇于有所作为；到了身处权力交会之际，却常常缺少温厚润泽的神色。小人环绕攻击他，徐公替他支撑。蒲州公再次出任后，很是失去人望；小人并不忌惮蒲州公，却忌惮徐公。皇帝性情严厉，徐公用宽厚来调和；皇帝喜欢轻举妄动，徐公用沉静来持守。小人一定要杀徐公，也是因为皇帝给了他们可乘之机。辛未年，我到新安，徐公的孙子柏龄把撰写碑铭的事托付给我，我没有推辞，替他写成。后世的君子，可以依据这篇文章考察并信实此事。铭文说：史狐责罪于盾，君子却赦免了止。大儒所作的经书注释，尚且有许多迁改。所见所闻各不相同，彼此相隔三千里。浩荡的冤血，沉埋着旧日的鬼魂。己巳年的战事，却把罪名归给袁崇焕的大逆。众人都说他胁迫议和，孤注一掷。判词中使用乡里俚语，附和的人有十个、百个。难道天朝，反而要接受你们所定的准绳吗？岛上的将帅狡猾诬陷，人人都说袁崇焕该杀。辅臣所议的国家大计，原本与此没有牵连。为什么要忌讳不说，仿佛害怕彼此玷污？说这不是徐公的本意，也不过是掩饰之说。烈皇在位时，有两大冤案：一是郑鄤之狱，二是督师袁崇焕谋叛之案。马角不会生出，白虹也不会贯日。真相虽会随着水落石出，疑信之间却仍有一半难以确定。反间计的用意，不在辅臣；小人的怨恨，也不在袁崇焕。瓦片砸碎头颅，恰恰没有根由。上天所派遣的，都是你们这些魔君。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号忠襄徐公神道碑铭 崇祯末年，大臣中受天下人仰望、天下安危都要根据他们的进退来占验的，有刘蕺山、黄漳海、范吴桥、李吉水、倪始宁、徐隽里，屈指算来共有六人。北都发生变乱时，范公、李公、倪公三人，像攀附着祖龙的胡须一同升天那样，君主灭亡，他们也随之灭亡。蕺山、漳海、隽里三人在民间，没有参与那场灾难，却先后以死殉国：蕺山因绝食而死，漳海因兵乱而死，隽里因自缢而死；国家灭亡，他们也随之灭亡，这就是所谓一代人的北斗极星。隽里徐公，名石麒，字宝摩，号虞求。家族原本是秦川人，宋室南渡时才迁到嘉兴的画水。高祖徐端，曾祖徐向上，祖父徐养蒙，父亲徐闻韶；从徐向上以下，都被追赠为宫保、尚书。母亲钱氏，封为太安人，追赠一品夫人。徐公年轻时喜好学习，有清俊的才华，记忆力强，博览群书。十七岁时，补为本县诸生，因家中遭遇变故而弃学离去；后来再次补为青浦诸生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天启戊午年，先忠端公主持南闱分房阅卷，才举荐徐公为贤书。壬戌年，徐公考中进士，授工部营缮司主事，主管节慎库。节慎库与宦官掌管的惜薪司有业务往来，逆阉专权后，每有调拨，主管官员都恭敬谨慎地执行，还唯恐不能取得他的欢心。徐公任职期间，多次依据法令加以抵制，逆阉因此不高兴。宦官冬衣和靴子的料钱，起初不过三万金，内操所需增加到十二万金，前任司空钟羽正因拖延此事而离职。到这时，逆阉想要预支款项，已经得到皇帝批准；徐公又依据旧例加以阻止，逆阉大怒。恰逢先忠端公被关进诏狱，徐公送去钱粮，募集金钱替他抵偿诬陷的赃款，想办法把他救出来。逆阉知道后，恨他更深；于是以新城侯王升、博平侯郭振明办理发葬费用不当为罪名，削除徐公的名籍。烈皇即位后，诛杀逆阉，起用徐公为南京礼部郎中，改任吏部文选司。崇祯乙亥年，改任考功司。冢宰郑三俊、掌院范景文主持南计，徐公辅佐他们；上奏免去七十八人的处分。当时主持北计的是谢升，乌程籍官员和他的私人关系者无不庇护他；南计却不是这样，谢升没有办法为难他们。徐公转任尚宝司卿、应天府丞，代理府尹事务。当地给百姓造成祸害和困苦的事情，没有比登记征用马户更严重的了。应天府九驿，使命征发没有固定时间。把农民从乡里征来服役于衙门前，无不立即陷入困境。后来又奉旨裁减驿递，减少粮食和马匹的供应，按理本来应该相互适应；但主管者不衡量轻重，粮食减少了，马匹却仍和从前一样，于是百姓更加困苦。徐公认为，救治这件事不如实行召募，并且追究那些胥吏侵吞的财物，这些财物绰绰有余。多年积累的祸患，一天之内就被除去。戊寅年，徐公入朝庆贺元旦。郑司寇因为判罚过轻而失去皇帝的旨意，被关进监狱；黄少詹黄道周、黄庶子黄景昉在经筵上替他说话，皇帝的怒气仍没有消退。徐公说：“皇上即位以来，被列入丹书治罪的大多是大臣和朝士；即使他们全都罪与法相合，也已经是一派幽暗的景象，何况在皇帝威严之下，株连蔓引，几乎九死一生。如今皇上因为判得过轻而严厉责罚郑三俊，恐怕将来一定会有人迎合圣旨，把罗织罪名当作能事，把设置钩棘般的陷阱当作精神所在，那就不再是皇上慎重审理狱讼的本意了。”奏疏上呈三天后，皇帝临朝，在门前口头传旨释放郑三俊。国家旧有的典制，从没有在皇帝临朝之日传达这样的谕旨；即使皇帝亲自逮捕的大臣，也从未有六天之内就释放的。若不是徐公的忠诚使皇帝醒悟，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徐公从废籍中起复，历任南京官职十二年，到这时才入朝任左通政，转任光禄寺卿，晋升通政使。天子处理政务崇尚综合考核，废黜官员，人人都编造事情的始末，妄自罗织前因后果，把这些都集中到负责进言的官署。主管者几乎像奉命办事的吏员，否则便互相攻讦争斗，叫喊声已经迫近。徐公审查隐情、揭露奸弊，悬断而立即剖析，必定使他们词穷意尽，然后让其惊骇如冰消、离散如风吹。自从徐公担任纳言，告讦之风稍稍平息。

译不久升任刑部右侍郎。适逢推举阁员，冢宰李日宣前后推举了二十多人，徐公也在其中。皇帝在中极殿召见被推举的各位大臣，徐公称病没有前往。当时皇帝已经听信陈演的谗言，第二天便把李日宣交给司法官审理，并连同被推举的三个人一起处理；这时才佩服徐公预先察觉事机。徐公转任刑部左侍郎，代理部务，不久正式任尚书。徐公说：“近年以来，刑官擅自违背条律，使用严酷文法进行苛刻剥削，于是使各司上下都能从中动手脚，胥吏也借机作奸。刑狱案件大量兴起，干犯和气而招来灾祸。那些侥幸苟免的人，靠关说和贿赂营求脱罪的现象如此盛行，即使每天诛杀也不能制止。”于是纠正近来附会律文的几十件错误案件。当时贯城积压未决的案件多达万人，繁重苛细的文法横加其中，许多人因穷困和愤怒而受到牵连。清理积案的建议出自宜兴，但宜兴在祭祀礼器和财物方面不廉，人们不信任他。徐公审理案件的关节，凡是长期争讼而有冤屈嫌疑的，无不竭尽审查其中的情实和欺诈，排除堵塞众人的疑惑；即使被定罪离职的人，也沿途歌咏称颂。可是徐公从未一味主张姑息。关系重大的案件，常常片刻之间便作出决定。陈新甲被捕入狱时，政府和六卿无不替他营救。徐公说：“俺答闯入边境，丁汝夔却被处死；沈惟敬议和失败，石星被论罪处死。” 国法本来清楚如火，但彼此之间的纲纪已经衰败。京城沦陷、沈阳失守、辽东覆败、广东局势紧迫，只杀一两个督抚来应付旧例，中央大臣大都置之不问。所以陈新甲一再说“有先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难道不知道亲王受辱、百座城池血流成河，丁汝夔、石星的罪行难道真有这样严重吗？《春秋》的义理说，人臣不能与境外交往。战和两种策略，自古都可通用；但从来没有身在朝廷，却不向君父报告，擅自采取权宜措施的。使国家受辱并招来侮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帝看了奏疏后心有所动。宜兴当面奏报说：“按照国法，大司马统领的军队没有临近城池，不能斩杀。”皇帝说：“侵犯边疆，即使不论其他罪名也应处置；侮辱我七位亲藩，难道不比逼近城池更严重吗？”当天便将陈新甲弃市。宦官刘元斌监军讨贼，御史王孙蕃弹劾他淫掠，于是逮捕审问。司礼监王裕民泄露了消息，奏疏还没有抄发，刘元斌的申辩就已经送到。皇帝把王裕民一并下狱，说王裕民身任提督，禁军杀人掠夺，他却代为欺骗隐瞒，按法不能轻易放过。徐公上呈判词，说隐瞒他人罪恶，与亲身作恶有区别，最终不能把刘元斌作为首犯、王裕民作为从犯。律文中“奏事诈不以实”一条，只拟判流配，因为这是欺骗君主。既然如此，惩治欺骗的法律，也只能到这个程度。加等处罚至于烟瘴之地，已经是极限；超过这个程度，守法的大臣不敢擅自再加。皇帝召徐公当面说明情况，这才作出决定。洪督救援锦州之围时，军队尚未束马出动。职方郎张若麒因为是司马的私人亲信，出关督战，洪督不得已听从了他。军队前进后溃败，张若麒乘渔船逃回，关外的精锐部队全部丧失。张若麒接受审理后有内援，负责审案的官员拖延不判。此时本司官员韩一臣出任守官，徐公批示此案尚未结案，他竟然不听。新拟的判词说：“应以本案为例：王朴倡导逃跑，已经论罪处死；倡导逃跑的人，怎么可以缓期处死？陈新甲误国，已经判决处死；误国的人，怎么能延缓处死？要彰明军政，应当押赴藁街。”皇帝宽免到秋后再执行。其他如刊定丁督、许帅等案，徐公也不借口而用温和的笔调处理。有时皇帝听从，有时不听从，但徐公不因情况的寒热、轻重而改变原则，始终如一。最后发生熊、姜二人的案件，徐公终于因为坚持执法而离开官位。当时宜兴掌管国政，兴化后来崛起，声望和身价逐渐提高。一时间，台省官员彼此依附，施展反复无常、奸佞圆滑的手段，来构陷两位宰相。于是依附宜兴的被称为南党，依附兴化的被称为北党；奏疏和章表诡诈欺骗、激烈攻讦，无不各有说法。皇帝心里也知道言官横行而厌恶他们。有个无名之人上疏论说二十四气，把奏疏送到御前。皇帝更加相信这些说法，亲自下敕申诫。给事中姜采说皇帝听信谣言和片面之词，轻视言官；行人熊开元屏退他人，秘密奏报宜兴的过失。皇帝都怀疑他们是在运用离间合纵的旧计，于是把他们交诏狱审理，并且想让他们死在狱中。蕺山在召对时冒犯皇帝颜面，为他们求救；蕺山被革职。徐公说：“皇上如果想求取善于变通、趋附时势的臣子，满朝都不缺；如果想求取廉洁刚正、扶持懦弱、维持风俗改变习气的臣子，除了宗周，没有人可以归附了。”皇帝不听。然而皇帝也畏惧公众舆论，收回密诏，改交刑部审理。徐公判得较轻，不顺从皇帝的意思，奉旨闲居。徐公离去后，国事更加危急；孤军徘徊，希望赶赴贼军与之同归于尽，但北都的变乱已经发生了。江左政权继承兴起后，起用徐公为右都御史；他还没有到任，又改任吏部尚书。新政权刚刚建立，人心尚未归附，听说徐公与蕺山、漳海一同出仕，天下人才开始不再担忧政权孤弱。徐公认为，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场邪曲造成的。他正想条理评定人物，剔除奸邪小人，改变走向危亡的道路；可是马士英、阮大铖互相通奸输贿，破坏恩仇关系，罪恶深重的功臣悍将、宦官和市井商贩，都在当时成为交易对象。皇帝中旨任命的人比部推更受优待，私门比朝廷更加炙手可热，百姓喧嚣不安。徐公仍然依据祖宗的法度，淘汰那些过分的人选；不因时运已经流于极端，就削平制度的方圆。马士英希望列爵为侯，宦官韩赞周请求加恩于定策之臣，使其爵位五等相传。徐公答复说：“世宗由外藩入继帝位，曾拟封辅臣杨廷和、蒋冕为伯爵，他们都谦让不受；如今国耻尚未洗雪，群臣扼腕拊心，难道肯割裂土地来自我荣耀吗？等到神京收复、大统确定之后，再议论此事也不晚。”徐公又说：“福王殉难后，先帝还遗有一名勋臣、一名黄门、一名内侍，应当查验审理并办理殓葬；如今先帝的梓宫在哪里？陵墓封树怎样办理？如果只派一个健壮士卒来应付旧例，那么群臣对先帝的悲痛思念，就只剩下一纸具文了。”马士英痛恨徐公使自己屡遭驳回，凡是徐公上报的考选和年例事项，很少有称许认可的。御史黄耳鼎怨恨徐公按照常例升转官职，因而到处喧嚷，声称徐公杀害枢臣，破坏了和议。徐公详细叙述和议的始末，先前小人闪避推诿、卖国求荣的情状才显露出来。徐公与蕺山先后离开国都；黄发老人和白发小儿都知道南都已经不能建立政权了。

译乙酉年四月，我经过嘉兴，劝徐公到四明山避难。徐公说：“不可以。我向东走一步，马士英、阮大铖就会说我拥立潞王；我向西走一步，马士英、阮大铖就会说我将与卧子一起兴兵于晋阳。我只有死在这片土地上这一条路。”分别三个月后，战乱遍地。嘉兴城的守军将要战败时，徐公正在城外，来到城下呼喊说：“我是大臣，不能死在野外，应当与城池共存亡。”城上的人喧哗说：“我们的徐公来了！”于是开门接纳他。过了一夜，城池陷落。徐公穿着朝服自缢而死，是闰六月二十六日。僧人真实把他的遗体藏在柜中；过了二十多天收殓时，面色还像活着一样。那时蕺山在越城，已经绝食七天。他说：“这里是投降的城，不是我死的地方。”于是出城而死。两位公的死法虽然相反，但他们所守的义理相同。天下人为他们创作《降城叹》《我公来》等乐府诗来赞美他们。烈皇具有拨乱反正的才能，明朝各代皇帝都比不上他。他承接熹宗荒乱污秽的局面，锐意进取、积极有为。假如他一开始办事时，就能得到徐公等六七人的辅佐，开诚布公，君臣一体，完全没有防备猜疑，那么要达到太平之治又有什么困难！自从蒲州公出任后，烈皇失望了，受到小人的牵制。所谓君子，往往自己暴露出破绽。于是烈皇便怀疑天下士人，没有一个不贪婪欺骗；又颇多使用权术来辅助自己的资质和爱好，把通过耳目暗中揭发事情当作明察。陆敬舆说：“用智术驾驭人，人就会变得奸诈；向人显示怀疑，人就会变得苟且偷安；这样一来，上下便在影子和鬼魅般的道路上互相争斗。”烈皇看待臣工如同看待盗贼，想不亡国又怎么可能呢？所以蕺山入朝进言，首先想挽救他的心术。徐公则随着事情的发展加以调节，使一切归于忠厚；虽然多次遭遇投杼般的谗言，但事后仍念念不忘。大概是因为他的本性原本就不与小人相合。乌程、韩城、武陵、井研这些人能够使烈皇的天下灭亡，却不能让猜忌刻薄的名声归到烈皇身上；考察烈皇与这两位公的相遇和关系，后世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南渡政权像沸腾的鼎一样混乱，斗筲之才却贪图承受天命大业；如果不是徐公等几个人用虚名加以润色，怎么能够避免成为僭越的政权，也就像文山保存德祐的名义一样。朱公清廉自守，品行高洁，平日即使仓促间也穿布衣；官府财物都储存在库中，门下严禁馈赠贿赂。他登记入仕二十多年，官位做到冢宰，所剩下的不过是清谈用的尘尾和歌钟罢了。他大力奖掖后进，士人即使只有一点微小的长处，也依靠他的援助而成名；尤其急于救助他人的患难，即使自己身处险境，也不忘伸手相救。竹亭败亡后，朝廷籍没其家产，朱公极力向当事者申辩，只同意没收他的田产，不牵连其随身财物。仇视竹亭的人又想把他的子弟列入许都叛党之中，朱公再次为他们申理，使其获释。孝廉祝渊上书称颂蕺山，缇骑将他逮捕审问；朱公嘱咐吴金吾不要杀害义士。祝渊因此活着出狱。一家之内，孝顺友爱相互熏染，情义十分深厚。兄弟三人，只有长兄留有一个儿子；主持安葬的人说应当迁葬，朱公说：‘长兄还在，我不敢替他作主。’母族衰微后，朱公撕毁田地房屋的契据，说：‘让他们不要忘记太夫人的恩德。’朱公起初把疏远宗族的尔榖收为儿子，已经二十六年；到甲申年，才立柱臣为后。有人问，后嗣和儿子有区别吗？他说：‘有区别。儿子可以出于私爱，后嗣却不能出于私情。只要是父亲所爱的，便可以作为儿子；但若没有荐告于祖祢、祖祢用馨香享受祭祀，又告知宗族而宗族不加怀疑，就不敢立为后嗣。所以《诗经》说：“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这正是说明人可以都收为儿子的证据。《传》说：鬼神不会享用非同类的祭品，神灵不会享用非同族的祭品；这正是说明人不能都立为后嗣的证据。他议论礼制的精微，就是如此。朱公条理贯通经史，尤其熟悉朝廷典章和国家纪纲。因此他的章奏、书信，见闻广博周详，确实都可以施行，并不是经生那种厚古薄今的腐朽空谈。他又旁通九流之学；曾为施公的儿子推断禄命，对人说：‘施四明是个佳人，可惜这个年轻人不能承继香火！’后来果然绝嗣。朱公生于万历戊寅年，逝于宏光乙酉年，享年六十八岁。娶顾氏，继娶冯氏，两人都追赠一品夫人。儿子是尔榖、柱臣；女儿五人，唐尧臣、潘涣、张守、虞景尧、祝文管是她们的女婿。孙子二人，功燮、申。我家覆巢之后孤苦无依，朱公把我当作幼弟抚养。若不是依赖朱公，我早已死于沟壑之中。况且我年轻时不知求学，涉猎浮泛而没有根基，朱公常教导我说：‘求学不能杂乱，杂乱就不会有成就。无论兵、农、礼、乐，以及天时、地利、人情、物理，凡是可以辅助朝廷谋划、补益掌故的，都应当按照自己所接近、所擅长的方向专攻一途，以此作为经世致用的根基。’这也有些像苏子瞻教秦太虚多写具有实际用途的书的意思。朱公对我的生死之交和师友之情，超过了彭宣；我感念往日恩德，却不能像李燮对王成那样报答，难道能不惭愧吗？朱公葬在海宁园花镇的龙山；我两次经过墓下，丰碑还没有树立，只有腹中悲痛。辛酉年，距离朱公去世已经三十七年了，功燮来求我撰写墓志铭。在白发青灯之下，我回头整理往事，或许还能够仿佛记得其中六七分。铭文说：国家的兴亡，难道只取决于事功吗？讲诚信还是讲权术，究竟该走哪条路？唉，烈皇求治过于急切。一心沉溺于刑名之术，奸邪小人便纷纷聚集。朱公也曾说，王道本来平正坦荡。至诚充分显露出来，就是权变之术。朱公推行自己所学，以匡助烈皇。皇帝虽然说‘好’，全国却像发狂一样。南渡时如同微弱的火光，只顾树立贪暴之徒。朱公处在其中，经历了六月霜雪。大厦将要倾覆时，他仍然抽取栋梁来支撑。漂泊在沟渠之中，等待着一场哄然大乱。御儿、鸳水一带，黑云压城。蓑城的坚毅魂魄，孤城中仍然耿耿不灭。龙山染血而碧，英魂骑着箕、尾二星。千秋万岁之后，光芒仍照耀着斧扆。文渊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谥号文靖朱公墓志铭 朱公名天麟，字游初，别号震青；曾凭沈天英之荐参加乡试，后来才恢复本姓。世代居住在吴江太湖边，是农家；到了朱公这一代，迁居昆山。他从小喜欢读书，家境贫寒，没有能力拜师。十岁时，随父亲素庵到黎里。当地有个道士陆逸庵，是朱公的亲族。陆逸庵的精舍幽静雅致，朱公想留下读书。素庵不同意，带他回家。过了两天，乡里有人到黎里卖柴，朱公没有告诉家人，搭船前往。家人追上他，让他回来；朱公说：‘我不愿一辈子埋没在农夫之中。’陆逸庵也极力劝他求学，请名师教导他，经过八年寒暑，终于学成。

译万历戊午年被举为贤书，出自先忠端公门下。崇祯戊辰年考中进士，授任饶州府推官。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他只专心讲学。所谓‘豫章四子’陈际泰、艾南英、罗万藻、章世纯，都跟随他学习。何心隐传授泰州学派的学说，被江陵所害；弇州依据他的爰书为他作传，人们于是把他排斥为游侠一流。朱公看了他的遗录，认为其中有所发明，便刊刻流传，众人却纷纷毁谤他。在任中兼摄官印，各处都有惠民政绩。三地为他建立了祠堂。戊寅年，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参加考选的诸臣，询问军队和粮饷的谋划，擢升朱公为翰林院编修。庚辰年，充任《武经大全》纂修官。甲申年正月，朱公奉派祭祀淮王；走到山东时京师陷落，他悲痛号哭，几乎一病不起。大军南渡后，朱公想守卫即墨，但人心已经离散，便渡海南下。到定海登陆后，又从浙江前往福建。恰逢福建建立政权，朱公以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署理国子监祭酒，学生也有一千多人。隆武朝廷举行廷试贡生，选出十二人作为萃士，冠服与庶常相同，三年后赐予同进士出身；任命朱公为教习。不久，朱公见郑芝龙跋扈，便请求休假前往广东。福建的事情失败后，朱公又从东粤到西粤，进入土司安平州。桂王在肇庆即位，先后迁往梧州、桂州、全州永州；丁亥年四月，朱公依附刘承胤于武冈，桂王派官员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召他。朱公上疏，请求皇上亲自统率军队充当前锋，不要只是沿袭承平时期的旧路；如今今天任命一个宰相，明天设置一个官职，坐失战机。戊子年四月，桂王在南宁，升任朱公为礼部尚书，不久兼任东阁大学士；召他入内值班，朱公坚决推辞说：‘现在是什么时候，竟还经营官职、晋升品秩，臣实在以此为耻；愿意押选土兵，努力谋取江、闽。’桂王没有听从。朱公不得已，只好到行在。适逢李成栋请求巡幸肇庆，朱公护卫车驾经过浔州。浔州将领陈邦傅请求像黔国公旧例那样世代镇守粤西；朱公票拟不准。陈邦傅认为此事必定要办成，便把印和剑掷向朱公威胁他；朱公仍不答应。当时两粤刚刚收复，豫章已经通款，何腾蛟、堵胤锡正在经略三楚，肇庆安然自处，把自己当作一个小朝廷。朱公上言：‘如今的计策，应当亲近贤能、选用将领，询问你们的仇敌，早日继承旧日事业。如今却只听孔壬等奸邪小人的喋喋不休，天天以口舌来发泄愤懑；即使终日披览经书，办理商税和繁杂文牍，又有什么用呢？只是议论者说，何必亲自出征；我认为，地方官由我们任命，地方粮饷由我们供给各军，那么他们就是我们的官、我们的军队。’ 汉高祖所说的‘在马上取得天下’，现在却想靠笔端来收复天下。臣希望皇上效法周宣王亲自统兵，以世臣元老姜曰广、黄景昉、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等人，充任今日统辖荆、淮地区的穆公、方叔、召虎。再把迎接銮驾的各位勋镇军队合编为王室军队，仿照旧制，将京营、神枢等十二营隶属于各路军队；其中设置神机一营，统领一万二千五百人，归中枢统辖，由戎政管理，使内外相互策应，一切听命于行阙。应立即颁布亲征诏书，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桂王下优厚诏书答复他，却不能实行。

译不久，所谓‘五虎’的门户之争发生了。五虎是左都御史袁彭年、副都御史刘湘容、吏科都给事中丁时魁、兵科都给事中金堡、户科都给事中蒙正发；他们都以李成栋的儿子李元胤为主。金堡在桂林拟定十件事，弹劾马吉翔、陈邦傅、庞天寿、李成栋以及大学士王化澄、严起恒。奏疏送到肇庆行朝给时魁等人看时，时魁删去其中牵连李成栋的两件，只把其余八件上奏。李成栋看到被议论的人都是自己不喜欢的，于是派他的儿子去拉拢他们。王化澄、严起恒都想辞职；朱公说，两位辅臣历尽颠沛流离，正是所谓共同患难的臣子，不应听任他们离去。首辅瞿式耜应当召回朝廷，在内平定纷乱喧嚣，在外资助发兵用兵。十二月二日，桂王召见群臣，谕示说：‘建国初始，百位功臣正依靠内外共同艰苦支撑；科臣不了解其中艰难，只会说现成话，甚至使他们寒心，难道不是误事吗？近来修改票拟，朕与辅臣再三商议，难道还不能容许朕改动一个字吗？为什么说这是中旨？’朱公奏道：‘科臣金堡，是前朝以卓越风裁著称的人；纪纲刚刚建立，正要依靠他来纠正和约束。’ 任用或罢黜人才、谋划军国大事，如果有人故意违背众议，出自内廷另封的墨敕，才叫作中旨。如今虽然没有这种情况，但言官防微杜渐，提出意见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袁彭年条陈宪规，考察御史履历；恰逢陆枢回道，‘刺书下御’（原文疑有讹误，含义不详）。袁彭年上疏弹劾，请求将其逮捕审问，皇上批示不准；袁彭年随即又弹劾严起恒。而丁时魁、金堡单独上疏以及朱公的公疏，接连不断地弹劾严起恒、马吉翔、庞天寿。太后召朱公票拟，亲自告诫说：‘武冈危难之时，今天这些大臣在哪里？如果不是马吉翔等两三个人在皇上身边辅佐，哪里会有今天？先生务必严加票拟，不可隐瞒徇私。’朱公奏道：‘武冈扈从之臣的功劳固然不能埋没；然而宪台所争论的事情，也是他们职责所应当言说的。还希望皇太后、皇上宽宥他们，以便畅通言路。’太后又说：‘先生只管严厉拟定奏议拿来。’随即命内臣送来笔墨纸札并赐座。朱公拟定了两种处理意见，太后不答应。改拟两次，里面有‘哪里能让这样多的事情反复争论’的话。袁彭年大怒，在朝堂上厉声呼喊：‘当初不惜三千铁骑，难道还换来这样的局面吗？’严起恒于是抹去前一道旨意，以迎合他的意思。袁彭年的怒气仍未平息。二十三日立春，桂王命令诸大臣在太庙盟誓，然后入朝庆贺。但彼此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己丑年正月，陈邦傅因金堡弹劾自己而愤怒，上疏说金堡称臣没有将领、没有军队，却滥冒封爵，请立即派金堡来担任臣的监纪官，看看臣的十万铁骑。金堡以前任临清知州时投降贼军，接受官职后又逃回来；如今从湖南来到这里，也未必不是北方派来的间谍。朱公和严起恒正在值班，得到陈邦傅的奏疏，拍着几案大笑说：‘金道隐善于骂人，如今也被人骂倒了吗？’（道隐是金堡的字。）于是拟票说：‘金堡辛苦从哪里来，朕并不知道；至于请求让他担任监纪官，着令立即交付会议。’其中‘辛苦何来’几字，是用了杜子美‘喜达行在所，辛苦贼中来’的成语，并没有别的意思；金堡却以为是在讥讽他曾经投贼。丁时魁等率领科道官穿青衣在朝廷哭泣，抛下官印，摘掉官帽，进入内阁大声喧闹。朱公说：‘诸位难道因为这是小朝廷，就连君臣之间的礼法也不要了吗？’袁彭年说：‘这不关我的事。’朱公说：‘总宪就是总领朝廷法纪的人；您身为总宪，法纪荡然无存，还有什么可推脱和责怪的呢？’桂王召集诸臣，劝他们收回官印，照常任事；丁时魁等不听，便命李元胤发给他们官印。起初，丁时魁等认为票拟出自严起恒之手，想进内阁殴打他。当天早晨，侍郎刘远生来到朱公的船上，阻止他们入朝；朱公询问原因，刘远生把情况告诉了他。朱公说：‘不知道这件事，可以不入朝；既然知道了，事情再难也不能推辞。’于是到了内阁，亲自承担责任，丁时魁等因此稍稍收敛。朱公随即请求离职；桂王派鸿胪卿何骧急切敦促他入内值班，他不肯。临行辞别时，他流着泪哭泣，桂王也流泪说：‘卿一离去，朕就更加孤单了。’这是二月初六日的事。这和唐昭宗想任用韩渥为宰相，朱温想杀害韩渥而将他逼出时，昭宗握着韩渥的手流泪说‘身边没有人了’，又有什么不同呢？朱公滞留在庆远。九月，桂王再次下诏召他入朝觐见，说自己翘首悬望，不要再久拖。朱公说：‘两粤的军民，民心离散，形势紧迫，路人都能说得出来。那些喜欢进言的人，却一概放置不理。必须知道近处的地方已经危险，才能谋划如何抵御远方；知道眼前的形势可怕，哪里还有闲暇广泛采纳浮泛的言论？可是有人却只在琐碎的一人一事上争执，转过头来争强好胜，假传命令退回奏疏，还说：我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从今以后，不要因为四方送来的奏章没有利害关系，就气鼓鼓地拿到我面前，把它们当成极其痛、极其痒的事情而喧闹。这样只会使我一个人整天知道危险、知道恐惧，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些罢了。’桂王挂念此事不放，让他回船前往端溪。朱公从庆远到达象州时，桂王已经退驻梧州。朱公上疏说：‘端州终年只是窥伺观望，如今正可借此番震荡，毅然有所作为。从今天开始，东省各地勤奋行动，各处寨兵、汛艇，过去曾经起义的，现在自然可以号召。高、雷、廉、琼各地额定解送两广的盐利，土弁、客兵擅自侵括其根本；有军队却不知道调发，有粮饷却弃置不用。不要像从前那些谋划国事的人所说的那样：义兵可以遣散回乡务农，土狼寨岛的兵不能使用；整天只拿着毛笔办事，受到一次惊吓、两次惊吓，终于到了今天。’ 他又说：‘宋高宗渡江航海，偏安一隅，是因为还有可以退守的土地。今天的事情，退守之地在哪里？下无行台、上无行阙，中间暴露在外、陷于泥泞，没有一处不是战场，没有一天不是战期。难道可以说这些人属于内廷的三公九卿，那些人属于外廷的使相和调将吗？两三年之间，内廷权力一旦动摇惑乱，想挥去它也很困难；轻易授予外廷爵位，召他们又没有人前来。皇上应当振作起来亲自统兵，不要把内外文武诸臣分开，应当让他们全都披甲带兵跟随。臣请求持有经略江南、岭南使节，挑选砦兵，选择土豪，抽调峒丁，招募水手，从近处直到远方，招集四方流离失所的人，训练检阅他们，充作御兵，帮助皇上聚集云集而来的、与敌相斗的力量。否则，只是责问票拟，调停文武之间的水火冲突，把这些当作主持政权根本的事情；唉！今天的政权根本究竟在哪里呢？’

译庚寅年七月，朱公以文渊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的身份入梧州值班，获赐题有‘理学名臣’四字的图书。此前，云南督师杨畏知劝说滇地贼首孙可望反正，同乡官员龚彝前往肇庆，进呈孙可望的表章，请求桂王封爵。金堡首先说，本朝对于异姓之人只有追赠为王这一例，这是三百年来确定的制度，不应从今天开始破坏。众人都认为他说得对。杨畏知说：‘不给封爵没有好处，他本来已经自称为王了。一旦降为公侯，却能欣然接受诏命的，才是纯臣的气节，难道能指望孙可望这类人做到吗？如今正可趁他向义之际使他感恩，或许还能得到万分之一的帮助。况且制度也有沿革，时代和形势不同了；疆土已经不是原来的疆土，难道还要拘守旧法吗？’这件事议论了几个月仍不能决定。临行时，才赐给孙可望一枚一字亲王章，但没有封号。杨畏知西行经过梧州，遇见堵胤锡，说：‘孙可望已经自称云南之王，如今只赐给他印而不给国名，仍然是在吝惜封赏。激怒猛虎而让它吃人，怎么办？’堵胤锡认为他说得对，补充奏牍送入朝廷，这才封孙可望为定辽王。武康伯胡执恭原是陈邦傅的中军，驻防泗城洲；那里与云南接近，听说孙可望请求封爵，便先写信约定封他为秦王，孙可望很高兴。胡执恭随即具疏上报，还说时机刻不容缓，自己已经便宜铸造印章，把空白敕书填好，带着它前去执行。胡执恭到达云南后，孙可望十分恭敬地到郊外迎接，他的部众都拍手互相道贺，俨然已经把自己当作秦王来统治部下。等杨畏知回来，才知道这是欺诈，孙可望反而深以为耻，说：‘我成为帝王、成为王，都是自己取得的，哪里需要借助他们？如今这样琐琐屑屑地更改称号，难道只是白白让人嘲笑吗！’于是拒绝接受朝廷命令。到这时，孙可望又派使者到梧州，自称秦王，并请求不要改动这个称号。随从官员集议此事，朱公和王化澄认为答应他为宜，严起恒、文安之、郭之奇认为不应答应。朱公严厉地争辩，而严起恒等人坚持得更加坚决。等到两广都被攻破，大军日益逼近，桂王逃往南宁；辛卯年，才开始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已经十分轻视这个封号。五月，孙可望请求桂王迁驻云南，随驾逃亡的诸臣对此进行商议；阁臣吴贞毓、御史王光廷、徐极等主张巡幸钦州，依靠李元胤。朱公说：‘李元胤在屡次战败之后，部众不足一千，栖身依靠海滨，显然不值得依靠。云南山川险要，有数十万雄兵，北面通往川、陕，南面控制荆、楚；孙可望既然已经表示愿意交好，必然不会立即产生别的心思。不如借机接受他的迎接而依靠他，这也是推诚相待的办法。’众议不能协调，拖延了好几个月。朱公担忧扈从军队单薄，奉命经略左、右两江土司。军队尚未集结，大军已经逼近南宁。桂王踉跄进入云南，朱公抱病随行。壬辰年正月，到达广南府，朱公病情加重，不能继续前进，暂时住在西板村，由土官侬绍周搭屋供他居住。这年八月十八日去世。他留下‘孤忠未展、遗恨无穷’的奏疏，派人送到安隆所上奏。桂王看了奏疏悲伤流泪，赐祭十一坛，追赠少保、建极殿大学士，谥号文靖。考察永历建立政权以来，处境艰难困苦，连自救都来不及，这和宋朝的二王没有不同。只有在肇庆时期的两三年间，本来可以进取而有所作为，却又被五虎把持。他们拘泥于细小文书和琐事，事事争执，以遵守祖制、慎重名器为法，借此作为依凭和题目；朝廷之上，流言飞矢般纷乱，彼此只顾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对于军队、粮食、战守等迫在眉睫的大计，却一概置之不议。诏旨尚未进呈时称为“票拟”，批下朱笔后就是圣旨；圣旨一旦不合意，便追究票拟之人，甚至想殴打他们。这和骂人为“狗脚朕”有什么区别？袁彭年等人不足以责备，金堡颇能坚持士人的气节，却偏偏亲近凶恶奸邪之人，向豺狼虎豹求取谋略，和他们共同成事吗？明朝不封异姓为王，就像汉朝不属于刘氏而称王的人，天下人都会共同讨伐他一样。孙可望向明朝求封王，也如同韩信向汉朝求封王一样。但汉朝未尝不封韩信为王，金堡却拿太平时代的话来约束开创业基的人，这难道对吗？他来求我们，我们就显得重要；我们去求他，我们就显得轻贱。我们不能掌握使自己受尊重的权力，直到零丁孤苦、无所归依，处在他的下位之后才奉他为王，那么被他轻视本来就是应该的。不封异姓为王以及劝说南迁的主张，都是愚昧儒生不懂得通权达变的表现。文靖公的学问，正如所谓“积谷做米、把缆放船”，在儒门中还没有达到完全自得的境界；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金堡却深深契合禅宗，凭着逞巧的口才和锋利的笔锋，一概用机锋表现出来；把人家和国家毁坏了，也看作如同瓦罐坠地一般，无动于衷。他又另出新意，击鼓登堂。无论入世还是出世，总归属于无情。由此可以看出儒、释两家的区别了。公端立志读书，专心于高深的学问，即使走在街道小巷之间，也不停地吟诵。壬午年，他在京师，我每次经过他那里，都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学问，内容浩瀚恍惚，不是章句之学所能遵循的轨辙。他著有《道统》《治统》二录、《七观斋文集》《雉城诗》《集孝诠》《一弦草》，都收藏在家中。他娶沈氏，沈氏封为一品夫人。有两个儿子：宿垣，任监察御史；斗垣，任给事中，奉册封巩昌王，行至板桥时，孙可望犯跸，他抗节而死。孙之铨，甲子年武举人。某某。康熙壬寅年，灵柩车运回故里。癸丑年，安葬在雉城湖边。又过了十年，我到昆山，孙之铨请我撰写墓志铭。先忠端公遭难时，门人中只有徐冢宰石麒任职纳橐饘，公与金知县仓皇赶去；那时我还是孩子，握着他的手号哭。回想国家存亡的缘故，我拿起笔来，泪流不止。金知县字宜苏，是吴县人，也在英德为守节而死。铭文说：国家的兴亡，虽说是天数，但上天所要废弃的，往往是由人来摧毁。鼎悬于一线，啃咬它却还没有错乱。景炎刚刚建立，危急如同早晨的露水。却还凭借台谏官，排斥议论宿老旧臣。小小的两粤，竟兴起朋党。距离朝堂不过咫尺，扰攘之声如殷殷雷鸣。从前的台谏官，奉宰相之命行事；如今的宰相，却成了台谏官的奴仆。只有文靖，为争取这一线生机而抗争。群邪喧哗，卷起满堂风波，逼迫他离开。把性命寄托在舟船上，时局危急时又重新入海。穿着朝服擦拭眼泪，桐木棺材受瘴气和湿气侵袭。一家百口，只能寄居在蛮夷之地。经过十九年，活着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故乡之中显耀归来，红色的魂幡飘摇。虽死而精神不亡，请看这支霜毫笔。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丁巳年）

译俗话说：“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困难。”所谓慷慨、从容，并不是拿一个人的死来比较早晚快慢。只要还有扶危定倾的心，我这一身一天没有死，就还可以有所作为；只要我的力量还有一丝没有用尽，就不能停止。古今成败利钝都有尽头，唯独这种不能停止的精神，将长久留存在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普通人轻视它们，认为只是荒诞之谈，贤人圣人却把它们看作以血开辟道路。因此，明知事情不可为却不去做，就不能算是从容。武林的张文嘉、甬水的万斯大和僧人超直，把苍水安葬在南屏山的北面。我的朋友李文胤说：“文山曾把墓志铭托付给邓元荐，因为元荐和他一同在行朝任职。如今行朝的大臣已经没有在世的了，苍水的墓志铭不由你来写，还能由谁来写？”于是我依据公的《奇零草》《北征录》以及公族祖父张汝翼的世系，依次编排，写成这篇墓志铭。公讳煌言，字玄箸，别号苍水，是宋朝宰相张知白的后裔。曾孙集贤修撰张袭，从沧州迁到平江；集贤的儿子张吁，又从平江迁到鄞县。传到第九代张景仁时，为躲避元末战乱，渡海到了高丽；洪武初年，才返回故乡。又传了四代，张氏以和睦著称。长子伯祥，中成化癸卯科贤书；次子珽，再次为玠、璟，乡里人以孝顺友爱称赞他们。玠生锡，锡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应斗。应斗生圭章，字两如，天启甲子年举人，官至刑部员外郎，是公的父亲。母亲赵氏，封为宜人。公年幼时颇为放纵不拘，喜欢和赌徒交游，没钱偿还赌债，就私下卖掉家产；刑部对此很恼恨。然而他气度高雅，卓然不群，目空一切。十六岁时成为诸生。当时天下多事，皇上想重视武备，考完文章后又考射箭。诸生中参加射箭的人，刚拿起弓箭就没有人能够射中；公拿弓抽箭，三发连续三中，神态闲适，仿佛平日练习过一样。观看的人都认为奇异。崇祯壬午年，考中乡试。东江起兵举义，公与钱忠介一同任事，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出朝筹划军务，入朝掌管制诰。丙戌年，军队溃败，公渡海到滃洲依附肃鲁。第二年，松江的吴胜兆反叛，〔此处原文缺字〕以右佥都御史身份持节，监督定西侯的军队前去援助；到崇明时，飓风掀翻船只，公藏在房师、前诸暨县令家中得以免难，找到机会从小路返回海上。又过一年，他把节制军队的驻地移到上虞的平冈山寨，与王司马形成犄角之势；焚烧上虞，攻破新昌，浙东各城因此白天都关闭城门。庚寅年，滃洲成为行在，公又跟随行在到滃州；随从护卫銮驾到闽海。当时福建事务由延平主持，遥奉桂王年号，监国只不过是寄居的寓公；公激励各藩镇，调转船头向北进军。癸巳年冬，返回浙江。第二年，又监督定西侯的军队，进入长江，登上金山，遥祭孝陵，三军都悲恸失声；烽火照通建业，在寺院中题诗。由于上游的军队尚未到达，暂时驻军崇明。不久，再次进入长江，掠取瓜州、仪征，抵达燕子矶，南都震动；但军队单薄，江北豪杰没有响应，于是也只得顺流向东，联合驻营于浙江海面。戊戌年，滇中派使者授予他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延平北伐时，公监督他的军队；军队停泊在羊山，孽龙作祟，海船毁坏了一百多艘，义阳王溺水而死。羊山是海中的小岛，成群的羊在那里产乳，见到人完全不躲避，但不能杀它们；一旦杀羊，风涛就立即到来。军士不相信，捉来煮食，刚煮熟灾祸就发生了。于是军队返回。第二年五月，延平率全军进入长江，公也带领所属的义军数千人一同出发。到崇明时，公对延平说：“崇明沙洲是江海门户，悬洲可以据守，不如先把它定为长期驻营之地；如果有意外，也可以据此进退自如。”延平没有听从。将要攻取瓜州时，延平任命公为前锋。当时金山、焦山之间有铁索横截江面，两岸都架着西洋大炮。炮声如雷，波涛翻腾而起，公的船从其中驶过。风停之后船行缓慢，公登上舵楼，露出香火祈祷说：“成败就在这一次行动。上天如果要保佑国家，就让军队像从枕席上经过一样顺利；否则，即使把我的身体化为齑粉，也已经达到我最初的愿望了。”于是击桨前进，飞来的火炮夹着船只落下，好像暗中有人在帮助他们。第二天，延平才到达，攻克了瓜州。商议军队的进攻方向，延平先取金陵，公先取京口。延平说：“我把军队停在京口，金陵的援军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该怎么办？”公说：“我率偏师从水路进攻观音门，金陵军队将忙于自守，哪里还能分兵援助其他郡县？”延平认为有理，立即请公前往。还没到仪真五十里，官吏百姓就迎接投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达观音门。延平已经攻下京口，水师全部到达。七月初一，公派出的七名哨兵袭击江浦，将其攻取。初五，公派遣的别将带着芜湖的降书来到。延平说：“芜湖是城池上游的门户，倘若留都不能在早晚之间攻下，那么江、楚的援兵就会陆续到来；控制这个险要关口，非公不能办成。”初七，到达芜湖，察看地势，部署一军出溧阳窥伺广德，一军镇守池郡截断上游，一军攻取和阳以巩固采石，一军进入宁国逼近新安。向各郡县发布檄文，长江南北相继前来归附：郡有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有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有广德、无为、和阳，共得到府四、州三、县二十四。江、楚、鲁、卫的豪杰，很多到军门接受约束，归来后约定举行禡牙祭祀相互响应。当时，公的军队经过之处，官吏百姓都很喜悦，争着拿牛肉和酒前来迎接慰劳。父老们扶着手杖、点燃香火，提着壶浆来献，整天都没有断绝。看到他们的衣冠，没有不流泪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七日〕

译没有多久，就传来了金陵战败的消息。公当时正在接受新安投降，于是返回芜湖。起初，公对延平说：“军队疲惫，容易发生其他变故，应该派各路军队分头巡守各郡县。留都如果出兵援助，我就从前后夹击；如果它自行固守，我就坚守营垒等待。倘若四面都能收复，四方军队聚集而来，金陵就会如同在掌中一样了。”廷平没有听从，自以为功业在顷刻之间，士卒解除戒备嬉游，四处砍柴取草，营垒空虚。大军的间谍探知情况后，派轻骑袭击攻破前屯，延平仓促迁移营帐；天刚亮时，军灶还没有建成，大军倾城出战。士兵没有斗志，大败。延平也于是顺流出海，连京口的军队也全部撤走。公听到战败消息时，认为军队虽然受挫，却未必立即登船；即使登船，也未必立即扬帆；即使扬帆，也一定会退守镇江。因此他镇抚各城，没有改变作战的打算。派人到延平处，请求增加一百艘船，认为天下大事仍然可以谋划。不久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大军一千多艘船在下游截断了去路，回去的道路已经堵塞；于是牵引船只驶向鄱阳，收集逃散的士卒。八月初七，驻军铜陵，和楚军相遇，军队溃败。有人说英山、霍山的山寨可以投奔，于是焚烧船只登岸，当时士卒还剩几百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十七日，进入霍山境内。县中有阳山寨，寨子建在山顶，可以容纳万人，水泉充足，因此是义军所占据的地方，那里的人已经接受招抚。听说公到来，便拒绝接纳他。英山有将军寨，于是转往那里；已经渡过东溪岭，追兵突然赶到。士卒全都逃散，公只和一个童仆、一个士卒相依为命，又迷失了道路；当地人阻拦他们，便用钱贿赂当地人，请他带路，改换衣服连夜行走。天亮时，追踪的人很多，向导脱身离去，追踪者得到贿赂才离开。然而他们茫然不知该往哪里去，想到有位故人在安庆高河埠卖药，便找人带路到那里。到了以后，故人已经去了别处，但故人的朋友认出公是张司马，怜悯他的忠义，带公经由枞阳湖出江，渡过黄盆，抵达东流的张家滩。然后从陆路走建德、祁门两山之间，此时公正患疟疾，勉强带病独行；到休宁后，买船进入严陵。浙江人熟悉公的面貌，他便改走山路，从婺州向东经过义乌，出天台，到达海边。树起军旗，吹响号角，逃散的人又重新聚集起来。庚子年，驻军林门。辛丑年冬，进入闽海，派使者罗子木到台湾，责问延平出兵。当时延平正和红夷发生战事，完全没有经营中原的打算。公作诗讥讽他说：“中原正在争夺天下，哪有空闲顾及虹梁？”第二年，滇中的事情失败，延平的军队既然没有出动，公又返回浙江海面。甲辰年，散兵驻居悬岙。悬岙在海中，荒凉贫瘠，没有居民；山南有许多〔原文缺字〕港口可以通船，山北则是险峻陡峭的岩壁。公在其中搭茅屋居住，跟随他的有罗子木、杨冠玉，其余只有船夫和役夫。当时海内太平，滇南的统绪断绝，八闽安定；只有公驾着风帆、划着浪中的船，在明、台之间傲然独立。议论此事的人更加急切地要捕获公，于是拘系他的妻子、儿女和族人来等待。公的一个小校投降后，想把公捉来作为功劳；他和几十个同党奔赴普陀，假装成云游僧人。恰好官府运粮的船到来，买粮的人把他们当作僧人，亲近他们。小校拔刀威胁买粮的人，命令他说出公的住处，杀了几个人后，买粮人才肯说。他说：“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捉到公；公养了两只猿来侦察动静，船只在十里以外时，猿就在树梢上鸣叫，公便能够防备了。”小校于是趁半夜从山后出发，攀藤越岭进入，在黑暗中捉住公，同时捉到子木、冠玉和船夫三人。这是七月十七日。十九日，公到达宁波。他戴着方巾，穿着葛衣，坐轿进入城中；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满，都叹息着认为这是“昼锦”。张帅举酒向公敬酒说：“等候您很久了。”公说：“父亲死了不能安葬，国家灭亡不能挽救，死也罪责有余；今天的事情，不过是赶快去死罢了。”几天后，押送公到省城，供给和帐幕都按照上宾的规格办理。公面朝南坐着，从前的部属都到庭中拜见。司道、郡县官员到来时，公只是拱手，并不起身；他们分坐在旁边，全都把公看作天神。省城里的人拿钱贿赂守卫，能够看公一面就觉得是幸运。公的笔墨流传开来，人们把它视为至宝；每天求他题字的人，堆满了几案。公也顺着情意挥笔题写。九月初七，幕府请公到市集。公作绝命诗说：“我年正好五九，又逢九月七；大厦已经支撑不住，成仁之后万事完毕。”于是遇害。子木、冠玉、船夫三人都跟随他而死。子木名纶，是溧阳人；冠玉是鄞县人。公生于万历庚辰年六月初九日，享年四十五岁。娶董氏，儿子万祺，在公死前三天于镇江被杀。如今以再从子鸿福作为后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日〕 公精通六壬。军队驻扎在东溪岭时，占得四课空陷；正大为惊恐时，追兵已经赶到。买粮船还没有回来，占卜得大凶之兆，预示会有非常的变故；他徘徊着假装睡觉，最终还是遭到捆绑。听说有人曾把公和文山并列评论，说他们都是在灰烬中吹起冷焰，在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可以凭借的情况下，正是凭着这一线尚未死绝的人心，来鼓舞激荡众人。然而，形势是显而易见的，人心却难以测度；显而易见的形势不足以控制人心，难以测度的人心也会随形势转变。只有两位公的心志，像石头一样不可转移；所以在经历百死之后，反而更加显出光彩。文山的《指南录》和公的《北征录》，即使说它们可以与日月争辉，也未尝不可。文山在镇江逃走以后，奔走不过三年；公自丙戌年渡海，到甲辰年被捕，三次经过闽关，四次进入长江，两次遭到覆没，前后共十九年。文山经营的，不过是闽、广一隅；公率领孤军，虚张声势，迫使中原军队退却。因此，公所处的处境更加艰难。公的父亲刑部曾经在我家任教；我的几位叔父都是他的门人，到了我和公这一代，便是两代人的交往了。想起从前我们在鲸背、蛎滩之间往来，共同经历艰难；如今公已经成为千载人物，人们把他和文山相提并论，都相信这是恰当的。我委屈自己奉养母亲，勉强把自己比附为晋代的处士，却不知道后人是否会认可我。铭文说：庐陵的祠堂中，供奉着四位忠臣和一位节士。文山自我期许，列入祭祀的行列。谁能以貂蝉冠来尊荣他，为这座塑像增添礼制？只有信公，最终将此事揭明。西湖的北面，春天有香气，秋天有雾气。北面有岳飞墓，南面有于谦墓；公也曾说过，死后墓穴应当依附于此。德行相同，义理相近，早晚相互映照。从前是庐陵，后来是甬水；相隔五百多年，距离三千多里。一时之间说出的话，全都像应验的谶语。上天也不要违背它，成全成人之美的愿望。硕肤孙公墓志铭

译顺治丙戌年六月二十四日，孙公硕肤在海外的滃洲去世。滃洲不久便成为界外之地，与内地完全隔绝。康熙乙丑年，滃洲归还定海；他的孙子孙讷渡海，将公的灵柩运回，安葬在烛湖。算起来，公的墓已经有四十年没有举行寒食祭扫了。我和公共同事时，他身材魁梧、体格强健；如今我衰老残病、顽钝鄙陋却还没有死，才得以为公的墓撰写铭文。公的名讳是嘉绩，字硕肤，是烛湖先生孙应时的后代。五世祖孙燧，任巡抚江西右都御史，死于宸濠之乱，谥号忠烈。高祖孙墀，任尚宝司卿。曾祖名讳有缺，任上林苑监丞。祖父孙如游，任文渊阁大学士，谥号文恭。父亲名讳有缺，任工部郎中；母亲胡氏、屠氏，都被封为太淑人。公刻苦求学，专攻科举文章，以才华著称。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授任南京工部主事。当时徐忠襄任应天府丞，为公辨别邪正，开阔见闻，公恭敬地接受了他的教诲。兵部尚书听说了他的名声，调任他为职方司郎中。适逢有战事警报，傅城闭垒，众人都无法预料他的进退。公说：“这并不难知道，只要等后续部队南下就行了。”后来果然如此。高起潜发动请托，暗中求取世袭荫职，公上疏驳回并阻止了他。高起潜十分怨恨；烈庙在观德殿检阅军器时，他进谗言，使公下狱。恰逢石斋先生被逮捕入狱，皇上因他当面直谏而震怒，有意杀他，廷杖之后押入狱门；他的被褥和药物等一切都被搜取阻拦，公拿出自己的衣物和日常用品，十分谨慎地照料他。稍有空闲，便跟随他学习《易经》。凡是与先生有往来的人，杨嗣昌都指为福王党。于是便把同狱的黄文焕、文震亨等人以及公一并审理，许多人互相记恨、指斥，以划清界限；只有公说：“从前黄霸在狱中，曾向夏侯胜学习经书，史书把这件事作为美谈。如今又何必忌讳呢？”同案办事的人都为他的话感到惭愧。清理狱案的诏令下达后，司法官徐忠襄便把公释放出来。过了一年，起用为九江道佥事。尚未赴任，国家就发生了变故。乙酉年，大兵渡过长江东进，各郡县望风迎接归附。然而，数百年的故国一旦之间突然覆亡。当时人心惊惶未定，只是观望，不敢首先发难。公正在购置书籍、修筑房屋，想要终老于山水之间；但书卷中的见识和现实利害、个人才力之间的关系，仓促之中也来不及权衡。闰六月九日，在空虚无所凭恃的局面中，公创立了即墨式的守城事业。孤单的力量如同黄钟中的一根孤管，竟使气运发生转移，东浙因此建立政权一年，说它对兴亡大势毫无益处，是不能这样说的。以血开辟道路、以心筑成城池，哪里还计较时间长短？陈寿即使仇视诸葛亮，也不能不记载蜀汉；魏宏范即使逼迫宋军至崖山，也未曾不称颂二王。自古以来，亡国即使多延续一天，也关系到国家命脉。这种道理本来就在成败、利害之外。公在崇祯丁丑年赴试时，县令梁佳植梦见公在廷试中考取第一名，放榜时却没有应验；等到公在滃洲去世，恰好葬在张信墓道的南面，而张信本来就是明初廷试第一名，这件事原来早已注定了。公在东浙历任左佥都御史、东阁大学士。公生于万历甲辰年九月十四日。妻子陈氏，封为夫人。儿子延龄，任中书舍人；跟随故国流亡海外，历任司农等官。孙子六人：孙讷，任州同知；孙训、孙谔，为诸生；孙诚、孙谥、孙诠。孙女若干人，其中一人嫁给太学生黄正谊，就是我的儿子。公的诗取法孟浩然、王维，文集散失，只保存了几十首诗。此外，还保存有《五世传赞》和《存直录》。铭文说：越国只有忠烈，曾在武庙抗守节操。嘉靖年间有名的臣子，文恪是邵氏。万历年间三位宰相，都正直严肃而清廉简朴。光、熹年间，显赫的是文恭。大厦已经倾覆，仍有一根木头被鲜血染红了手指。明朝的世代忠臣啊，唉，孙氏！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乙巳） 我曾读《宋史》所记载的二王事迹，何其简略啊！他们建立的政权也延续了三年，除了文天祥、陆秀夫、陈宜中、谢枋得之外，难道竟会没有其他人物吗？只是听说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共事的人，必定有人在这些著作中留下见闻；如今却也听说在人间已经没有保存下来了。国家可以灭亡，历史却不可以灭亡；后世的君子，能没有遗憾吗？乙酉、丙戌年间，江东草创政权，孙公嘉绩、熊公汝霖、钱公肃乐、沈公宸荃，都是听闻文、陆、陈、谢事迹而奋起的人。当时共事的人中，有许多贤者；他们的事迹也有很多卓异而值得记载的。二十年以来，经历风霜消磨，日渐荒芜湮没！这就是我为董公叙述事迹时，忍不住流泪的原因。公的名讳是守谕，字次公；是汉代孝子黯的后裔，从慈溪迁居到鄞。曾祖孙澜，祖父孙晔。父亲孙世登，赠官户部主事；母亲陶氏，赠封太安人。公幼年丧父，以孤儿之身奋发求学。十七岁时，补为弟子员。他写制义文章不肯因袭旧套，文思纵横，不受形式拘束。甲子年，在乡试中考取举人。当时文风发生了变化。浙江被指名称道的人是翁鸿业、姜思睿，其中一人就是公。七次参加南宫会试，都没有考中。然而，达官显贵和科举高第者，天下间或许有人不知道，但没有人不知道甬中的董次公。东江政权初建时，公还在家中闲居。司农李白春对政府说：“如今小朝廷人才实在不多，像董某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任凭他不出仕吗？国家的命运依靠饷司，没有董某不可。”于是以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的职位召用他。当时，孙、熊二公都是读书人，不懂军事；他们迎接方、王二位将帅，拱手把国政交给了他们。原先设置的营兵、卫军，都隶属于方、王二人；至于招募来的零散街卒、农民，则由他们亲自统领。方、王既然独断专行，反而厌恶诸公参与决策，于是出现了分饷、分地的主张。所谓分饷，就是把诸公的军队称为义兵，领取义饷；把方、王的军队称为正兵，领取正饷。正饷出自田赋；义饷则是劝令分摊的无名征收。所谓分地，就是某支正兵领取某县的正饷，某支义兵领取某县的义饷。皇上下旨议论此事，方、王手下掌管粮饷的人都来到朝廷，殿堂台阶之间喧闹不止。公厉声上前说：“诸位今天究竟在做什么？难道不顾眼前的天威吗？”于是跪在王面前奏道：“分饷、分地都不对，应当把一切正常赋税收入全部归户部，核查军队之后再发给粮饷，核查土地之后再斟酌发放的先后。所谓义饷，虽然有这个名目，却不能作为长久制度。义兵领取义饷，不过是遣散义兵的另一种说法。”王认为他说得对。方、王各位将帅虽然愤怒，却无法驳难。

译不久，王帅请求向渔船征税。他对自己的门客胡中书说：“如今所能依靠的只是人心。连渔船也征税，这实在太琐细了，百姓承受不了。从前吴越王曾向西湖渔船征税，后来因为罗隐的诗而停止，至今仍被视为美谈。请把这些话转告武宁，让我也能继承罗隐的后尘，难道不可以吗？”王帅又请求堵塞鄞县的金钱湖，把湖水退去改作田地；又请求实行人头税法；又请求由官府卖掉大户人家的祭祀田。三道奏疏上呈后，士兵在公的门前拔刀等候答复。公上疏说，金钱湖不可堵塞，祭祀田不可由官府出卖，征收人头税必定激起变乱。王帅大怒，说：“在朝廷任职的大臣尚且不敢裁断幕府的事务，是什么东西，竟敢这样事事阻挠我？”又上言说：“得到一百个孟轲，不如得到一个商鞅；得到一百个谈仁讲义的人，不如得到一个鸡鸣狗盗之徒。”于是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召公来。王虽然十分爱惜公，却无力救助，暗中让公躲避。公慷慨答道：“掌管粮饷的官员，生杀大权听命于皇上，不是武宁所能擅自掌握的。桓温、刘裕是何等奸雄，也一定要借口晋阳之甲，不敢擅自发出一纸檄文，拘捕朝臣带走。我宁愿回到皇上面前受死，武宁若能用我的血洒在宫殿丹墀上，那才可以。”满朝愤怒不平，都说：“如果武宁杀了掌管粮饷的官员，那就是直接反叛了；还谈什么义旗呢？”王帅也被大义所迫，只得停止了行动。丙戌年三月十九日，是思陵大祥之日，朝廷议论时一片寂静。公请求在朝堂哭临，三军都穿白色丧服；君子认为他懂得礼制。武林的陆行人陆培、王同知王焜都为节义而死，朝廷议论给陆培谥号，却没有提及王焜。公争辩说：“两个人同样为国而死，凭什么要分出高下？难道因为王焜不是进士吗？如今的进士中卖国的人多得很。”王焜于是得到“节愍”的谥号。王多次想升迁公的官职，却苦于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于是让公兼任经筵日讲官。江东归附之后，过去做官做到大官的人，都自行削去官职。举人则又想参加会试；公说：“唉！我原本是司农，怎么能做一个死而复生的举人呢？”于是闭门不出，著书自娱。一天，滃洲被攻破，张相国的俘虏被押进来；他的遗孤想回到故乡，却没有人为他担保。公起身说：“这是我的事。”便进入官署向监司说明。公在二十年中插手干预当权者事务，只有这一次。公生于丙申年十月初四日，卒于甲辰年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九岁。两次婚娶的妻子都姓陈，均赠封为安人。嗣子道权，是诸生。女儿二人，长女许配给庠生余遵生，但余遵生先去世；次女嫁给贡生邱承嗣。孙子一人，名孙符。孙女三人，长孙女许配给戴煊，我是幼孙女。启、祯年间，社文盛行，甬中知名的人有三位：公、陆符文虎、万泰履安。公的议论务求不与别人相同；所以虽然与文虎、履安同乡且友好，意见却时常有出入。天下仰望他们的人，也知道三公都是正人；然而文虎、履安被牵连在一起称举，公却独自行动。哪里知道公不愿与同社之人相同，后来也不愿与方、王相同，也不愿与那些失职者的所作所为相同呢？公从此就远远超出了他们。公苦心研究《易学》，搜集古今数十家的说法，考察其中的异同。甲午年冬十二月，我拜访公。公亲口说，丙戌年以前读书，还没有摆脱科场的旧习；丙戌年以后，才知道世上还有“读书”这件事。后来又以《草庐易纂言》中的问题来问我，我把卦辞下面的意义疏解后回答他。以我的浅陋，公尚且这样不嫌弃我，由此也可以看出公不愿与别人相同。著作有《读易一抄》《读易二抄》《卦变考略》《易韵补遗》《春秋简秀集》《公车录》；《公车录》仅存，董■■集藏在家中。某年某月某日，将要把公安葬在某处。道权编次公的生平事迹，托万言贞一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虽然不足以真正了解公，仍希望能够传述他的十分之一。后世君子广泛搜集散佚的史料，一定会从这里有所取用。铭文说：北都高大巍峨，被温体仁、陈演屠害；南国局促狭小，被马士英、阮大铖俘获。当时董公七次参加公车考试。小小的江东，公掌管军需赋税。人身处虎口，周围又全是武夫；行走其中而不被咬伤，说明《易》道并不孤单。皇帝的车驾一去不返，沧海竟成了桔槔之地。公侯卿相，公都只把他们当奴仆看待。董公卓然挺立，不过是旧官和旧儒；并非官职可贵，而是这个人的身躯和操守可贵。董■■，春秋特意记载。邓起西墓志铭 公名大临，字起西，别号丹邱；是常熟人，邓黻的曾孙。邓黻乡试中举，因为母亲年老而没有赴礼部会试；等到母亲去世、服丧期满，邓黻仍然不去。他说：“我先前因为母亲在世而不去，如今去了，就是把母亲的去世当作自己求利的机会。”当时人称他为真正的孝廉。起西幼年丧父，稍稍长大后就努力学习，跟随江阴的黄介子毓祺交游。乙酉年，江阴城守军不肯投降，黄介子与他的门人在竹塘起兵响应；起西在崇明招募士兵。事情失败后，黄介子逃亡到淮南，用官印在往来书信上盖印，因此被人告发谋反，逮捕后押入金陵监狱；起西负责送纳食物和钱财。狱情紧急时，黄介子把自己所作的《小游仙诗》和《圜中草》交给起西，端坐脱离而去。办案者把他的尸体戮辱，起西在刀刃之中号哭守丧，赎回他的头颅，把它接在颈上，装殓后送回故乡；有汉代杨匡那样的风范。当时人称黄介子的门人中有徐趋、邓大临；徐趋则是抗节而死的人。起西的老师死后，他遍走江湖，希望找到奇才剑客与之交友，最终没有遇到；于是失意困顿而死。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为他悲伤。辛丑年，我在双瀑院读书，起西前来拜访。双瀑院在万山之中，几乎没有人迹。起西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甬东。”我看见他肩上背的行囊，里面层层叠叠有几十枚道士印章。他说：“我已经逃身做道士了。”我们唱和了十来天，一同到了武林，起西登上玉皇山离去。甲辰年，我到虞山，起西让住在他的精舍里。他设宴相待，张雪崖、顾石宾等几人也来交谈，都是他的道侣。后来我去乌目拜访熊鱼山，去赤岸拜访李肤公，都是起西为我引路。等我回船时，起西送我到城西杨忠烈祠下，眼泪像下雨一样流。我在船中遥望他的身影，心中难以承受。可是没想到，从此竟再也见不到他了。

译唉！在世事如桑田沧海变化之际，读书人不得志于时，往往逃入佛、道二门。这就像老虎被捆缚得太紧，形势所迫，不得不挣裂束缚，反向而行。可是如今逃入佛门的人，敲钟击鼓、执杖拂尘，投身于浓艳的火焰之中；这就像老虎主动接受人的豢养，威势全部丧失。起西身处道门，劳苦自身、坚持力量，与全真教的教法没有不同；他抱有赴死之心而没有求生之气，用来保存那个悲天悯人的旧日自我，对师门没有愧疚。即使是邓牧、张雨，也不愿成为这种幽谷声音中的人物。然而世人的眼光容易受欺骗，禅师的语录流传甚广，并不寂寞。世上没有杜清碧这样的人，起西的姓名自然已经湮没。乙丑年，我经过昆山，顾景范把他所写的《邓丹邱传》交给我，请我为之撰写墓志铭。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人提到起西，恐怕除此之外再没有别人了。铭文说：门生为老师守丧，不躲避监狱。东汉以来，这种风气已经像被洗去一样。谁能继承这种风尚？是黄门的高足弟子。仅凭防风氏守节这一件事，就足以概括他的全部品格。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 熊公名汝霖，字雨殷，世代居住在余姚的天花街。祖父名讳有缺，父亲名讳有缺。公崇祯辛未年考中进士，授任同安知县。处理政务不回避强横者，坚定地按自己的意志办事。红毛人入侵时，公渡海在下门击败了他们。考选为户科给事中。辛巳年，江南发生荒灾和瘟疫，人口死亡将近一半；米价超过四两，漕运又没有到达。朝廷命七名给事中催促督运漕粮，公负责江南上江地区，勤勉办事，不使百姓因病困受害。辽练正耗共二百四十一万石，按期征集完毕。沿途所见所闻，没有不向上奏报的。皇上认为朝臣不足以任用，所任用的文武官员往往超越常规，而那些降任外放、投附外部势力的人，却竞相夸大空虚的功劳，以求取得荣耀和升迁之路。公认为，破格用人不如遵循常规，听信声誉不如考察实际。武臣只任用甲科出身和行伍出身的人，凡是叙报功劳、供皇上阅览的名目，一概停止。会推大将时，也必须有人保举。事情失败后，保举者连坐，用来大概堵塞靠请托求官的门路。公又说，时局正值艰难，国家安危和省括，都系于督抚；凭臣下的裁量，很多人不能在仓促之间胜任。关督范志完，只会在事情上逞口舌，习惯用调词欺骗；顺抚潘永图，有什么长处，何况正当军旅之时；宣督江禹绪，在阳和军队喧闹之时，风纪威望扫地；宣抚李鉴，只顾小利而忧惧，不保持士人气节；保督侯恂，只是偶然接近有用之材；凤督马士英，阿谀迎合名声权势；秦抚蔡官治，威严恩德都浅薄；襄藩陷落而楚抚晏然无事，南阳攻破而郧抚安然无恙；皖抚黄配玄，只有治理百里的才干；保抚杨进，不是扼守关隘的合适人选。臣并非敢于轻视天下士人，而是说如今的督抚全都不是合适的人；大声疾呼，是想让他们在内心反省、衡量能力，自己陈述情况罢了。公极力说孙传庭不应仓促出战；皇上不听，结果战败。京师戒严时，公分守齐化门，随时分条陈述意见。四个月之间，上了三十多道奏疏，都切中时务，多有弹劾和整治。皇上也赞许他敢于进言，召见他当面询问。公说：“行军中的各位大臣，离开那里数百里驻军，却不敢一眼看见主将的脸色；大致是向南进军时我军跟在他们后面，向北返回时我军又出现在他们前面。就像奴仆对贵官一样，背着弓弩在前面驱驰，连尘土也追不上。士兵一听说督战，便气势汹汹地想要叛变。这样一来，将领不能统御军队，还叫什么将领？督师不能任用将领，还叫什么督师？一想到这些，督将的肉够不够吃呢？”巡按陈昌言上奏说：淄川乡官孙之獬梦见关壮缪对他说：“你们安心守城，我将率神兵出战。”天刚亮他就去瞻仰关公像，汗流如雨。公说：“山东州县已经十去七八，却只有淄川得到神灵显效；关壮缪是正神，却偏偏只给孙之獬托梦，这是什么道理？孙之獬是逆案中的人，士人舆论已经抛弃了他；难道神灵反而偏爱他吗？说这种话的人，不过想借神异之说把自己的姓名传到皇上面前，以便日后把它作为重新起用的凭据。县官又跟着附和，真是奇怪。巡按不加以驳斥纠正，反而据此上奏，和在梦中讲梦有什么不同！” 我私下认为，淄川的梦和涿城的防守，使用的是同一种机心；远的像王钦若闭门诵经，近的像杨嗣昌借《华严经》退蝗，真是奇怪。公在朝廷上，举动若有不当，知道的没有不说，说起来没有不痛切的。熊开元、姜采两给事中下狱，以及蕺山、全椒被罢去，他都在朝廷上据理力争，绝不肯只说到此为止。当时号称善于进谏的人，也一定要反复揣摩、委婉周旋，来使自己的意见被采纳；而公说话粗直生硬，甚至有些是敌对者以下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有所触犯却从不隐瞒，大概是他的天性。只是因为降职贬谪而离开，烈皇可以说是能够容纳谏臣的了。公说：杨嗣昌辜负国家，至今还没有处分；替杨嗣昌谋划练兵筹饷之策、把中原百姓逼成盗贼的，是沉迅；替杨嗣昌筹划、用三千人守襄阳而贼军却凭十七骑兵进入城中、于是弃城逃走的，是余爵；替杨嗣昌援引乙榜出身、开府任事便失败的，是宋一鹤。由于讲情面、受贿赂而断送边疆，二祖列宗的英灵，难道能不在地下含泪吗？执政者已经苦于他的讥讽责备，烈皇又因“含泪”一句而发怒，于是把他降为福建按察司照磨。

译南渡以后，起用他补任原官，转任吏科。公说：群臣争相夸耀自己参与制定迎立之策，却不考虑报仇；大厦尚未安定，早晨就已经钻进斗大的穴中。起初是武臣与文臣争，后来是文臣与文臣争，在殿廷之上，已经没有人臣的礼节了。他说到阮大铖时说：阴阳消长之间，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宁可广泛采集搜求，在民间寻访奇才；为什么要执着私意、违背众议，反而在丹书铁案上翻案？阁臣这样做，难道不是辜负先帝、辜负皇上吗？他说到四镇时说：一镇的军饷就达到六十万，势必无法供给。即使仿照古代藩镇的办法，也应当设在大河以北，开屯田、设府治，使它永远像山河一样牢固；怎么能还在朝廷腹心之内，就突然把它们当作藩篱看待呢？他说到恢复厂卫时说：厂卫的祸害，蛮横的人借此树立威势，狡黠的人凭此谋取利益。人人都可以被说成叛逆，件件事情都可以拿来谋求私利；缙绅遭受的惨祸自不必说，小民连鸡犬也不得安宁。先帝十七年忧劳勤政，并没有失德，只是厂卫这一件事，难免使府怨臣民。新建伯凡事持守正道，但对同僚有时缺少温和润泽的神色。马士英恨他，便让门客朱统■〈金类〉捏造匿名飞帖，跳梁叫嚣。公说：这样的卑微小臣，是替谁来驱除谁呢？又听谁的指使？上奏章不经过通政司，内外相互勾结，神秘势力彼此借用；飞章告密、墨敕斜封，正是从此开始的。难道不应当严加查问追究，以杜绝将来吗？他又说：先帝深切顾念宗室藩王，可是听说贼寇到来便先行逃跑，那么谁为国家死难？先帝尊重武臣，可是叛变投降、骄横跋扈的人一个接一个；先帝委任勋臣，可是京营的精锐士卒徒然成为贼寇的资助；先帝把希望寄托在宦官身上，可是有人开门迎接敌人，反而身在禁军之中；先帝不按常格任用人才，可是边疆才干和督抚却首鼠两端，升迁为宰执后，竟到贼人的朝廷中罗列跪拜。思考先朝为什么失掉天下，就知道今天怎样才能得到天下。九月出京赴任，临行辞别皇帝时说：朝廷中，议论一天比一天翻新；宫廷和官府之间，揣摩迎合一天比一天熟练。自从少宰兼任枢辅以来，完全废除了廷推。四品的监司，竟然晋升到詹事、端尹的职位；追赃定罪，也不必烦劳司法官署拟具章奏。虽然皇上的决断没有私心，却难免使群情共同惊骇！何况旁门小道层出不穷，谣言诽谤纷纷兴起。一个人没有被任用，便把满朝都看作党人；一个官员被调到外地，便立即诋毁当权者，说他们该杀。市井中的狡猾之徒虎视眈眈，等着取得官位。那些来投递名帖、应募求进，以备将来推刃上变之用的人，环伺在旁，等待发动。驱逐客卿的命令不时传来，轻薄浮艳的邻近势力也没有停止。假如只是凭一己之力，能够平定祸乱，使群小获得太平；即使驱除异己、另用同心之人，我们这些人自然会退让听命。无奈他们却把斤斤计较的报复、急切频繁的更张改革置于心中，对国家的忧患置若罔闻，只顾逞快私图而得志。黄金白银充满庭院，青紫官服堵塞道路，造成了一个富贵世界。六朝的繁华美色，又在今天出现了，却昧于晋、宋、梁、陈后来那一段公案。当时黄耳鼎、陆朗正按惯例升转，倾向奸臣，陷害冢宰。陆朗出来为公饯行，恰好邸报传到。陆朗诵读公的奏疏，每读一字便停顿一下；读到“一官外迁”两句时，声音忽然停住，两人相对默然。会稽的守军沿江布营，公的意思是要让各路军队全部渡江，沉掉船只、砸破锅灶，作好不再回头的打算。如果不能成功，那么八千子弟难道还会回到东面吗？五百名岛上人，只不过是不脱下剑上的锋刃罢了。公亲自率领一支孤军，不满千人，从小亹渡江，驻扎在乔司，号召率领各路将领；可是他们都迟疑观望，没有一个响应。公进军到海宁，召集当地父老豪杰，激发他们的忠义之心，言辞激昂，泪血交迸，听到的人无不感动，来到军营拜见的将士将近万人。另立营伍，划分防守地段，任用本县进士俞元良主管军饷，指挥姜国臣掌管军队；浙西战尘四起，沿海烽火燃烧，一时号称这支军队为“熊兵”。公经历大小数十战，亲自冒着箭石；屡次遭到覆没，志气却没有因此稍稍衰退。加授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总督义师。不久，闽地使者刘中藻到来，想让江上的军队接受他的约束；行朝气势汹汹，还商议行开读诏书之礼。鲁王也将退回封国，穿藩王服制。只有公坚持认为不可以，并说：主上原本没有争夺天下的意图，唐藩也没有坐享登上大宝的道理。有功劳的人才应当称王，这是不可磨灭的定论。如果我们的军队收复杭州城，便是中兴的一半根基；这时主上早已正式建立帝号，名分已经成立，和闽中乘机拥戴、一下占有闽、越之地相比，格局更难用同一标准评论。千秋万世之后，公道仍然存在。如果不能成功，而让闽军攻克武林，直趋建业，那么功劳所在之处，谁能同他争？到那时再商议迎接诏书，也还不算晚。自从公提出这个主张，人心才安定下来，闽使也才返回。丙戌六月初一，浙河的军队溃败。公护送监国沿海道路到达闽地，而隆武帝逃亡至死，郡县已经全部投降归附；王任命公为东阁大学士，调集军队驻于长垣，分路攻取，先后取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戊子年，王在闽安镇。当时国事全由郑彩专擅；郑彩暴横，公常常以礼法折服他。郑彩与定远伯周瑞交恶，公拟定票拟时总是支持周瑞；郑彩因此积下怨恨。后来郑彩与义兴伯郑遵谦争夺商船，曾经害怕郑遵谦袭击自己。公从闽安到琅琦休假，守卫琅琦的是郑彩的副将李茂；李茂与公的奴仆发生口角。元夕，熊、郑两家同郡相互馈赠问候，李茂便把两家合谋的事情告知郑彩。公于是被郑彩杀害，连同幼子一起投入海中。公报效国家的心，即使被分裂成九块也不悔恨；然而吴钩、弩箭、飞火和狂涛，都见证了公的忠诚。全身横渡大海的巨鲸，却受制于蝼蚁，这该怎么说呢？当时帝王之器流离失所，草创的政权还没有形成头绪。公为什么不引闽军为援，却把唐、鲁分开，自行制造裂隙，议论者因此认为公昏暗不明？从前梁元帝受制于奸臣侯景，改用太宝年号，最终却没有被遵用。直到侯景被诛杀之后，才焚柴告天、颁布符瑞。隆武帝受制于郑氏，也如同侯景在时一样。公即使奉行隆武帝的诏令，又哪里能够调动他的一斗粮食、征发他的一名甲士呢？只是使江上的人心离散，使军队中的精神徒然用来取悦福京罢了。这种做法本来就和梁元帝没有不同。那么，公为什么不劝监国正式即位，以维系动荡不安的人心？议论者因此认为公迂腐。从前光武帝已经背离更始帝，却迟了一年，等河北平定以后才接受天命；事情能不能成功，是天意。上天如果让他实现最初的愿望，怎么知道那就不是白水起兵呢？唉，接续历代帝王的末运，处在阳九之会，帝昰、帝昺又对国运有什么益处？监国不采用帝王的名号，渡过江河、平定暴乱，力量耗尽而灭亡；他留下这颗不以天下为私利的心，千古昭然，把接受帝位看得如同破旧的鞋子一样，他的考虑难道不长远吗？

译公的儿子茂鼎，托我族叔应蛟请求为公的事迹作序。公的尸骨不能归来，公的魂魄没有祠庙。墓穴中的铭文和地上的碑刻，都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因此我撰写了一篇行状，送交史官，作为为公列传的基础。·移交史馆的吏部左侍郎章格庵先生行状 会稽人章誉带着格庵先生的家传，因为我是先生的同门友人，拜了两拜，请我撰写行状，准备把它送交史馆。先生在崇祯年间，是一代人的楷模，怎么能让他的遗事错乱、驳杂而散失零落呢？谨根据我过去所听到和见到的情况，为他撰写行状。先生名正宸，字羽侯，别号格庵，是会稽人；是道虚的望族。祖父■，父亲■。先生是刘子内侄，跟随刘子接受学业。先生为人诚实质朴，接近圣贤之道，深受刘子契合和赞许。考中崇祯庚午乡试。回程到达济宁时听到报信，同船有个叫李科的人，是先生的老师；先生不忍心让他失意独自回去，便陪他返回，随后才北行。第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任礼部给事中。皇上求治过于急切，乌程又用功利来引导他。先生说：我看到陛下洞察众情，有在事情发生以前就加以察知的明哲；约束百官，有以力量制服残暴的威势；登临三皇五帝的境界，有臣下无人能及的圣明。因此，合乎皇上心意的就被认为是忠良，圣明的谋算从来不改变；以至于急迫征税而制造祸端、禁锢罪人而处理失当、追究过去而积成罪恶、鼓励告密而使奸邪藏于官府，众人的心都在叹息，盗贼更加猖獗：求治越急，反而离治道越远。也只有在言语与沉默、行动与静止之间，每日反省并收回放纵的心；把周公、孔子的仁义看作必须遵守的原则，把管仲、商鞅的富国强兵看作必须排斥的做法，把臣下和近臣的直言规劝看作绝不能厌烦的事情，把亿万百姓的耳目看作绝不能蒙蔽的对象。谨慎对待喜怒的发端，明白区分善恶，那么太平的宏大事业自然会各得其所。大概先生谈论治道，一定以学术为根本，读者不用询问也知道他是大儒的弟子。巴县是乌程的衣钵传人；癸酉年，乌程入朝为相。先生上奏弹劾应熊刚愎自用，习惯于横行；小才足以掩盖短处，小辩足以助长贪欲。一旦受到重用，必定会铲除异己、驱逐善良，报复恩仇，混淆毁誉；而且什么讹言都可能说出，攀附左右近臣，是士人舆论所耻辱的。从此以后，那些熏心于名利、行动迅捷的徒众，便像暴风一样飞驰而起了。奏疏递入后，先生被下狱。马世奇、王邵经过巴县时对他说：章长科这一举动，使老先生成了潞公了。巴县勃然变色说：这个皇上，我怎么做得了潞公呢？然而皇上也没有深加治罪，只是放他回乡。丙子年冬，起用为户科官。先生说：如今大臣们贪恋俸禄、培植私交，刻薄严苛而难以触犯；揣摩宫廷和官府的意图，张设爪牙，只知道保住一顶官帽。小臣习惯于安然沉默，希望保全自己；有的张望试探、邀求私利，随着形势观望，只知道保全自身。全国的臣僚，全都成为追逐声名利禄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为陛下着想的。陛下以孤危之身处在臣民之上，受到他人的欺骗蒙蔽，祸患的征兆到处出现，臣私下为此痛心。大体上，这些话是针对乌程说的。戊寅年五月，火星显示出变异。当时田贵妃与中宫不和，皇上长期不去见中宫，武陵故意因为田畹而进言；他的奏疏隐约涉及后宫，被给事中何楷驳回。先生也说：火在五德中属于礼。陛下从未因为大臣沽名钓誉、收买恩宠而怀疑他们，但大臣们揭发救援郑三俊、钱谦益，倡导这种说法，反而使陛下受到很深的怀疑：这叫作无礼。史■〈范上土下〉的辩驳奏疏，一再说“时局”；用玄黄之说解释，开启了为群体枉曲开脱的门路：这也是无礼。朝廷每发布一项法令，就增加一道可以钻营的门路；张柽芳在京察中不谨慎，借城工之事恢复铨选职位：这也是无礼。灾异频繁发生，陛下正发布罪己诏，李凤鸣却称赞说善言不能使星辰退却，就像挥戈不能使太阳退回一样：这也是无礼。既然如此，荧惑星怎么能不显示征兆呢？当时厂卫势力极其横暴，先生又说：西厂虽然已经革除，但西厂的实际作用仍然存在；西厂的职任虽然空缺，可是从前把持西厂的人还在。从前还说陛下不知道，那么在宫禁之中、肘腋之间，尚且有人迷惑蒙蔽圣听，何况三辅的郡县呢？皇上命宦官自行回奏，厂卫的气势因此稍稍衰弱。辛巳年，贼军攻陷洛阳，福王被杀。皇上在干清宫召见群臣对答；先生上奏说：闯贼是从四川来的。奏疏还没有说完，枢臣陈新甲从旁急忙应声说：贼军是从秦地来的，不是从四川来的。这样说了两次。督师杨嗣昌上奏说：流贼共有九股，已经招抚了其中八股，只有张献忠和曹操逃入蜀地。闯贼属于张献忠这一股，如今从四川来，所经过的地方却没有人拦截，那么杨嗣昌欺骗君上的事实就暴露了；陈新甲内外勾结为奸，所以不禁止他说话如此粗暴。不久，先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说：政治治理的兴衰，取决于言路的畅通或阻塞。我是六垣的长官，假如有一垣不进言、一件事不进言，都是我的责任。有一天皇上召见对答，厉声说：言官必须设身处地，为什么可以敷衍塞责？先生回答：设置台谏，本来就是为了求取言论；宁可所说不当，也不要使他们因为畏惧而不敢进言，希望皇上不要因此产生厌弃轻视之心！

译宜兴再次被召用，完全改变了以前的政策：任用正直之人，撤回出差的宦官；停止缉事，免除租税，清理狱讼；军中的赏罚，早晨下令，晚上就可以传报。天下仰望他的风采，急切期待太平；可是他的门下宾客混杂，性情又缺少刚正的节操。先生原是宜兴门下的门人；他对当时的一些君子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从旁扶持相公，使他成就功名；不要一味顺从，以免成为臧氏那样把错误当作美德的人。适逢推举宣大总督，宜兴想让门生江禹绪作为陪推人选；先生不同意。冢宰迎合宜兴的意思，把江禹绪列为正式推举人选；先生弹劾冢宰徇私擅自更改，不合道理。宜兴想起用江陵令史调元，先生在他的名字下注了一个“钻”字，事情于是停止。宜兴的起用，是涿州出力的结果；宜兴没有办法报答涿州，便想借守卫涿州的功劳，恢复涿州的官员身份和冠带。先生与金光辰、孙晋坚持认为不可以，这件事也被搁置。并且先生上言：阁臣首先要匡正君主，然后才能建立事功；也必须先积累诚意，然后才能感化君心。君主轻视朝廷士大夫，一定是因为外廷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足以符合他的旨意；如果能够不与宦官结交，不凭个人恩怨作判断，不把受宠获利当成成功，不因爵禄而偏私亲近之人，自然就能重新得到皇上的敬重和信任。宜兴虽然怨恨先生，但先生始终在朝廷，因形势限制和权力制约，宜兴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大肆倒行逆施、公开受贿。先生又举荐史可法、范景文、孙传庭、蔡懋德，认为他们可以担任司马。他说，国事日益败坏，都是因为司马不忠；贿赂不断，情面不除，推诿不止，欺骗蒙蔽不被揭破，恩怨不能化解，身家性命不肯捐弃，以致刑罚和奖赏颠倒，功劳和罪过混淆。臣不懂兵事，哪里知道谁懂兵事；但那些大臣早已具备肝胆，自誓尽忠守义，总比祸国欺君、廉耻浅薄的陈新甲强。壬午年五月，推举阁员，先生与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张瑄共同办理。先推举了十三人；皇上下令再次推举，又列出十一人。六月辛酉，皇上在中左门召见对答，发怒说他们徇私滥举，像房可壮、宋玫、张三谟，为什么也能列入？李日宣回答完毕；先生上奏说：李日宣平日处事游移，缺少坚持，臣曾经上公疏纠正过他。只是这次推举，确实没有徇私；即使房可壮三人未必真的能够辅佐朝廷，但考察他们平生，还是颇知自爱。皇上的怒气没有消解，便把先生等人下狱，发配戍守均州。在这以前，有个无名之人仿效《东林点将录》的旧办法，把二十四气分配给朝廷官员，将名单送到御前。于是阁员两次推举都没有选中的人，便用流言来证实这份名单。皇上把聪明才智寄托在旁人身上，于是认为流言是真的。南渡以后，朝廷按照原来的官职征召他。先生上疏说：第一，勤于学习。《春秋》是孔氏的重要经典，应当选拔博闻之士，早晚进讲；高皇帝的《祖训》记载了历尽艰难的经历，更应当时时省察阅览。第二，辨明官员。《易经》说，开国承家，不可任用小人。那些乘机谋利、侥幸求取显贵荣耀、靠口舌取得官职的人，不应轻易为他们打开滥授官职的门路。第三，整肃纲纪。如今近臣之间威令不能施行，天下都生出异心。现在藩镇之中，有忠诚勇敢、可以任用的人，也有观望不前的人，应当尽快分别处理，以便使他们受到控制。第四，端正人心。天启末年，丧失良心而谄媚逆党的那些人，余党还在，邪气熏染日益严重。如今这些依附贼党的人，难道可以缓刑不问吗？又上疏说：陛下应当穿着缟素，统率军队，亲临淮甸；声威所震之处，人们都会切齿同仇。然而如今却不称作“行在”，反而粉饰仪文，志在偏安；臣私下恐怕，即使想成就偏安之业，也并不容易。马相将要起用阮大铖，满朝都以为困难；铨衡官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想借中旨起用他。司空一职空缺，先用中旨提升张有誉；先生把诏书封还，不肯奉行。上言说：臣对于张有誉，并不是争论这个人，而是争论这件事。通过传旨越级升迁的途径，不是用来对待正人君子的。有声誉的贤者，未必就肯接受这种任用；用张有誉，正是排斥有声誉之人的做法。魏国公徐宏基上公疏推荐张捷，皇帝下旨交有关部门议处。先生说：还议论什么？于是说：勋臣没有推荐文臣的先例；假如这个人果真贤能，也一定以接受勋臣推荐为耻。不久，因为安远侯柳祚昌上疏，于是起用了阮大铖。先生说：朝廷这样举动，等邸报传遍各地，大家只看到我的姓名还挂在仕籍上，一定会彼此惊骇，说我辜负了先帝的经纶、辜负了陛下的明诏、辜负了铨选的权衡、辜负了琐垣的职掌，罪当万死，连挖地都无处容身。伏望陛下早日赐令罢免斥退我，以作为不忠者的警戒。大概先生的根本主张，是把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作为立国的根本，并不因为身处小朝廷便稍有阿谀逢迎。因此他同群小争辩，始终据理力争，还希望稍稍延续国命。可是无奈上天生出了这些妖孽，难道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吗！不久，他以大理寺左丞的身份回乡。江上战事发生时，任命先生为吏部左侍郎，代理吏部事务。战事失败后，先生落水没有死，再用刀自杀也没有死，后来行踪不知所往。他曾在吴地集市守门，向朝廷谋求递进密封奏章；又在灵隐寺续写诗句，以避开扬觯：这确实是先生高尚的情操。先生的侄子刘子讲学，最重视风操节义。我曾听他评论人物说：太守张有誉、蔡屏周入朝觐见，送交监督户部、工部的内官文册时，只作长揖而不下跪；天下各郡县，只有这两位先生如此。又说：关中有一个平民同冯少墟讲会，从此说话不再讨价还价。有一天他经过县衙，看到讲会中的两位缙绅进去拜见县令，惊愕地说：他们也做这种事吗？从此终身不屑再参加讲会。唉！假使先生重视首丘之念，当时又怎么会称许这个平民呢！我曾想到，阳明之学因为有门人而更加彰显。刘夫子的学说，本来也可以在天下广泛流行，只是因为门人中真正得到传授的人太少了。后来又想到，使阳明之学彰显的，并不是遍布天下、只会登讲席的门人，而是那些孤高超俗的门人，如两峰、念庵一类人就是这样。我们夫子的门人，到了金石变声的时候，金弦、吴麟征、祁彪佳、叶廷秀、王毓蓍死后成为列星，而先生坚守首阳，也参列其中。后世追溯他们的学术源流，寻求他们的学说，即使没有龙溪、心斋这一辈人，又有什么妨害呢？他们超过阳明远了。谨此记述。《钱忠介公传》

译钱忠介公名肃乐，字希声，别号虞孙，是浙江鄞县人。他的祖父钱若赓，是隆庆辛未进士，任临江府知府。钱若赓在临江有三个儿子：长子靖忠，考中万历戊午乡试；次子益忠，任瑞安县学训导；三子敬忠，是己未进士，任宁国府知府。忠介公是益忠的儿子。母亲姓杨，继母姓傅。忠介公考中崇祯癸丑进士。当时科场文章虽然尊奉名家，却没有根基，只有忠介公深深钻研《大全》，用欧阳修、曾巩的文法写作，因此一时被称为名家。授任太仓知州。张氏二人有鉴识人物的才能，凡在他们辖区任职的官员，瑕疵立刻就能被看出。忠介公上任不久，张氏二人便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忠介公常对人说：我如果得罪天地，就让我的子孙断绝。我估量自己回到家中，按人口煮米，量身置屋；书生之家，也不过如此。升任刑部员外郎。因瑞安去世，回乡服丧。浙东商议投降归附时，忠介公在城隍庙大会缙绅和士子，痛哭陈说，树立义旗。那个鄙陋之人害怕这会成为祸乱的根源，暗中写信给定帅王之仁，说众人喧嚷非议，是一两个庸碌妄为的书生引起的；必须用军威威胁忠介公，才可以相安无事。所谓庸碌妄为的书生，指的就是忠介公。不久定帅来到宁波，在教场陈列军队，也接受忠介公的约束。忠介公拿出那人的信，在坛上逐字朗读。那人伸手想夺信，定帅脸色变了。忠介公命他承担军粮供给的事务，这才作罢。划江防守时，忠介公分守瓜沥。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不久又升任右副都御史。上疏说：国家有十种走向灭亡的情形，却没有一种保存的情形；百姓有十种走向死亡的情形，却没有一种生存的情形。贤人退隐，不肖之人挽袖逞强，这是第一种。宪臣刘宗周之死关系到国家社稷，密章所奏应当用太牢祭祀，朝廷的典礼却还没有准备，这是第二种。外戚张国俊权势倾动朝廷内外，众人都指责他如神丛一般，这是第三种。台省官员直言进谏，满朝都是发言，却不能伤及群小和邪曲之人，这是第四种。朝廷的章程和法令，都被弃置在草莽之间，这是第五种。亲近邪佞小人，借推戴之名来求取进身；卑鄙下流之徒，冒充举义之人而进入幕府，这是第六种。楚藩在江边发布诏令，想平息同姓之间的争斗，李长祥却当面加以斥辱，这是第七种。江水近在咫尺，烽烟却不停息，而越城之中衣冠整齐，满眼都是太平景象；他们在将要沉没的船中饮宴欢笑，在即将焚毁的栋梁下盘旋往来，这是第八种。朝廷所托付国事的人，一大半是宏光旧臣。鸮鸟般的怪声，向东迁徙后尤其凶恶；飞蛾扑烛，直到死也不改变，这是第九种。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七月雨水来时，房屋被冲毁，百姓因水而死；秋收无望，因饥饿而死；拿起武器保卫社稷，因战争而死；文武衙门中，红色牌票和片纸一天数次送来，因供应而死；越地百姓的衣食，都靠舟船来取得，调发既多，百姓全都沉船束手，因为没有办法而死；家家都困于征敛，这个营盘还没有离开，那个营盘又来了，因为财物被耗尽而死；富裕人家输送财物，也以义理来动员他们，并不是他们有罪，却动辄加以杖打、掠夺、囚禁，因刑罚而死；大军经过的地方，沿门供应物资，连妇女也遭到怒骂，因受辱而死；甲方进献乙方的货物，丙方又来报复丁方的怨恨，各种毒害一齐发生，因忧惧恐慌而死；现在竭尽小民的膏血，还不足以供藩镇吸取一次；将来把各藩镇的兵马合在一起，却连小民的一根头发也保护不了，恐怕还会因这一根头发而死：这就是第十种。若不设法改变局面，真不知道最终还能在哪里安身。户部主事邵之詹划定地区分配军饷，把绍兴八县分别划分，每县各有■师，专门供给本郡；宁波专门供给王藩。忠介公说：我的军队有二千人，既然没有分配给地盘，按理应当遣散。但臣自从举义以来，大耻未雪，终究不敢回去安居守护祖坟。遣散士兵的那一天，即使只有一个壮丁入伍，也是君王英灵保佑；如果不能成功，就以死来继承此志。浙东军队溃败后，忠介公渡海进入福建，思文帝授予他原来的官职。福建也不久失守，他隐居在福州的化南。鲁王乘船到达福建，跟随逃亡的有文臣熊汝霖、孙延龄，武臣建国郑彩、平夷周崔芝、闽安周瑞、荡胡阮进。熊汝霖任东阁大学士，建国郑彩代理兵部尚书事务。忠介公朝见鲁王时，建国郑彩推举他来代替自己。鲁王对群臣说：江上的军队不能成功，问题在于没有归于统一指挥。忠介公请求任命建国郑彩为元戎，各镇都接受他的节制，这样军队就由一人统领了。又说：军队贵在精练；然而训练军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现在命令建国郑彩挑选敢死善战之士，不论来自哪一营，另编为一军。从今以后，一切封爵授官、悬挂印信的任命暂时停止；把金印悬挂在这里，下令说：有谁能率领建国郑彩挑选的士兵作为先锋击败敌人，不论原来是守备、把总等官，都立即把这枚印佩在他身上。议论的人说：不行。各藩用自己的钱养自己的军队，谁肯让建国郑彩挑选士兵，把他们调走呢？忠介公说：如果不得已，就改变先前的办法。现在从建国郑彩以下六大营，每营挑选敢死善战之士，另编为六军；在这里悬挂六枚金印，下令说：有谁能率领建国郑彩挑选的士兵作为先锋击败敌人，即使原来是守备、把总等官，也各自把金印佩在他身上。鲁王认为这样可行。从此以后，军队的威势颇为振作。鲁王最初进入福建时，驻扎在中左所。中左所，是赐姓郑氏所营建的地方。赐姓郑氏不肯奉迎鲁王，以丁亥年作为隆武二年；因此鲁王改驻长垣。建国郑彩凭借自己的军队，接连攻破郡县，赐姓郑氏不参与其中。这年十月，忠介公拟定诏书，颁行第二年鲁三年戊子的大统历。于是海上便有了两个朔日。此时刘沂春、吴钟峦都隐居不出，忠介公上疏推荐刘沂春为右副都御史、吴钟峦为通政司使。又写信给二人说：天下太平时就高洁自守，世道混乱时就美在挽起衣裳入世；在危急患难时谦让给别人，是前代贤哲的训诫。司徒家的女子尚且知道君父，东海的妇人尚且迫切想要报仇。唉！二位难道忍心辜负这些话吗？二人轻快地上路赴任，于是思文帝的遗臣没有不出仕的了。戊子年，鲁王驻扎在闽安镇。忠介公请求设立史官，说：近来主上派遣使者访求隆武帝的遗臣；又商议为宏光帝举行发丧；长乐知县郑以佳被科臣弹劾，主上怜悯他清贫困苦，又不愿重重违背言官的意见，姑且降级处理以示惩戒，不久又为他洗雪。仅这三件事，就都可以流传久远，难道因为处境艰难，便使众多功业泯灭吗？晋升东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忠介公上疏推辞四次，当面推辞三次，鲁王始终不答应。他与马思理、刘正亨一同入值。当时，把海水当作金汤，把舟船当作宫殿。忠介公每天把河艍系在御舟停泊之处，票拟章奏就在船中接见宾客；票拟完毕封缄进呈，便牵船离开，独自端坐读书。他所票拟的，也不过是上疏请求授官、有关部门覆议等细小事务；大事则由建国郑彩主持，鲁王也无法过问。

译在此以前，大学士刘中藻在福安起兵，进攻福宁州。城将攻破时，守将涂登华想投降，只对人说：难道有海上的天子、船中的国公吗？忠介公写信对他说：将军难道没有听说宋朝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天祥、陆秀夫不在船中吗？后世最终还是把正统归于他们；何况如今并不是宋朝末年的情形呢？现在将军死守一座孤城，如果说忠义，您并不是这样的人；如果说保全自身，这也不是良策。依靠沸腾的鼎来称说安稳，栖息在将倾覆的树林中而自得，这个谋划错了。涂登华于是到建国郑彩处投降。建国郑彩想让自己的亲信守城，刘中藻不同意；建国郑彩反而掠夺了该地。忠介公给刘中藻写信，常常说建国郑彩做得不正。建国郑彩听说后非常怨恨。忠介公本来患有血疾，到这时因忧愁愤懑，疾病发作而死。死于六月五日，享年四十三岁。鲁王派官员前往致祭，追赠太保，谥号忠介。又过了六年，福建人叶成晟把他安葬在黄檗山。旧史说：从会稽渡海的人中，孙硕肤、熊雨殷、沈彤庵和忠介公四人，都在流亡朝廷中任职。孙硕肤死在滃洲，沈彤庵沉没在南日，忠介公和熊雨殷都因郑彩而死。从前文天祥、谢枋得率领孤军，在万死一生之中奋战，即使空坑、安仁的失败，也是因为用兵并非他们所长；他们进退本来完全可以自主。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切大臣听命于武夫的肆意排斥和强悍专横，同武夫共同承受生死，却愚昧地不能置一词可否，像幕客，像旅人。福建有平国，浙江有方国安、王之仁，海上则有建国、赐姓、定西，简直无异于一丘之貉。忠介公和熊雨殷稍想有所作为，早晨提出不同意见，晚上就进入黄泉；忠臣的热血，不洒在疆场的钟鼓之间，却每天染在因个人睚眦而起的干戈上。虽然这由他们遭逢这样的厄运造成，但推究根源，是明朝文臣武将权力失衡，读书人把军事看得如同鬼神，以为另有专门传授。此前暂且不说；当初举义开始时，兵权掌握在手中，诸位大臣都惶恐地推辞，不敢亲自承担武人和大君的责任，等到后悔时已经来不及了。忠介公的侄子鲁恭，想让我编次忠介公二十年来乘桴渡海的事迹；我写着写着，时而泯灭，时而沉没，停笔追思，不知不觉眼泪已经流满了脸。●附录三 梨洲先生世谱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传 传 传 黄梨洲先生年谱 《梨洲先生世谱》　万斯大 姚江黄氏，是汉代颍川黄氏的后裔。靖康之乱时，迁居婺源。有一人曾任庆元通判，金人攻破庆元后，他不屈而死。他有三个儿子，分别分居各地以躲避战乱：一人居住在定海，是东发的始祖；一人居住在慈溪吴岙；一人居住在凤凰山竹墩。居住在竹墩的，名万河，字时通，号鹤山。居住三十年后，又迁到余姚的竹桥（柳道传诗中所说的“连延黄竹浦”就是这里）；这就是梨洲先生的始祖。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只能努力耕田来供给食用，没有空闲从事诗书学业。因此，往下四代都失去了名讳。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开始考中泰定甲子进士。授任余姚州判。跟随吴草庐学习，回乡后主持乡里的教育，常常先让学生静坐数日，然后才让他们亲近请教。文茂有三个儿子：德彰，是至顺庚午进士，任浙江宣司；德顺，通过制举授任鄞县教谕；德泽，武举出身，任都元帅，镇守定海。又过一世，均保，号菊源，是洪武庚午贡士，任北平道御史。墀与同乡陈子方遭逢逊国之难，作诗说：“作为臣子本真想效法全忠，哪里料到反而成了同叛逆者一样；皇帝北狩，是因为藏起了记录青史的笔；南归之后，仍然只是白头老臣。”他投水而死，世次失考。第十世韶，字九成，是成化己丑进士，官至江西提学佥事。翊，字九霄，书法绘画都达到能品，尤其擅长画菊花，流传于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诗》；和诗的是华亭张东海、常熟桑民怿。伯川，字德洪，号蜇庵；考中天顺壬午科，授任建宁府教授，主持陕西乡试。有《竹桥十咏》，同乡倪小野称赞他的诗萧散闲远，超然尘世之外。珣，字廷玺，成化辛卯乡试第一名，考中辛丑进士第二名，历任官职至南京吏部尚书。因逆瑾强令退休，死后谥号文僖。第十一世堂，字勉敬，号南浦；是弘治壬戌进士，拟定为第一甲，尚未传胪宣布名次便去世了。乡里人至今仍称他为探花。嘉爱，字懋仁，号鹤溪；是正德戊辰进士，跟随王文成讲学，死于钦州任上。嘉会，字懋礼，号履斋；考中弘治辛酉科，任金溪县知县。嘉仁，号半山，他的诗清新自然，不加雕琢，有天然的风致。第十二世夔，字子韶，是嘉靖乙卯贡元；跟随王文成在稽山书院学习。第十三世尚质，号醒泉，考中嘉靖己酉科，任景州知州，退休。诗名与山人杨珂相齐。第十五世■〈山来〉，字凤署，是万历庚戌进士。族谱内容繁多，不能全部写出，只记载其中著名的人物。

译梨洲这一支世系，从州判的叔父世堂开始，名讳才可以详细考知。世堂生文贵，文贵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杲，廷杲生玺，字廷玺。玺的哥哥伯震，出外经商，十多年没有回来。玺前去寻找他，撕裂数百张纸，写上哥哥的年龄、相貌、籍贯，做成零丁，张贴在寺观和街市。他跋涉一万里，最终仍没有遇到哥哥，但寻找丝毫没有懈怠，反而更加虔诚，辗转到了襄、汉一带。到道州时，他进厕所，把伞放在路旁；伯震恰好从那里经过，看见那把伞，心中一动，说：这是我们家乡的伞。顺着伞柄查看，发现上面有一行字，写着“姚江黄小雷记”。小雷是玺的别号。伯震正在疑惑惊骇，玺走了出来；兄弟相见，恍如梦中，放声恸哭；道路上观看的人也都叹息落泪。于是玺奉兄长回家。廷玺生谅，号素庵；他在乡里推行义仓之法，活到八十岁。素庵生稔，号东河，娶章氏为妻，抚养她的孤儿；孤儿进城，东河必定面向他去的方向站立，等他回来才吃饭，从未先吃一顿。这样守节数十年。东河生大绶，号对川；大绶为人精明敏捷，十五岁时，因官府差役任命为库子，连老吏也不能欺骗他；人们知道，他的孙子忠端公将来一定显贵。我曾问他说：“孙之推追封他的祖父，是什么品级，能达到什么程度？”他回答说：“三品。”忠端公以七品官的身份为节义而死，所以老人们都说孙之推的话没有应验。没过多久，忠端公被追赠三品官，追封对川为太仆寺卿。对川生了曰中，号鲲溟。他以《易》学为师，在诸生应试时，先凭文章判定名次，无不奇异地应验。五经、《左氏》内外传、《国策》、《庄子》、《离骚》，随便举出其中一句，他都能当即背诵全文。与人谈话，也必定以经传原文为依据。忠端公出丧时，蒋令在路上前来吊唁，忠端公说：“这是在郊外吊唁。明府是凭《春秋》起家的，难道应该有这种事吗？”一县的利害，别人不敢说的，他独自说了出来。有个伍伯倚仗县令的势力，残害百姓，忠端公把一张治生帖投给他；伍伯叩头求饶，官吏从此也不敢再接近伍伯。■之逆案尚书某，让他的僮仆和门客越境追捕人，忠端公叫来僮仆，把他杖打了一顿，说：“我不是在杖打你，只是姑且借此把意思传给你的主人罢了。”他憎恶邪恶就是这样。鲲溟生忠端公，名尊素，字真长，号白安。天启年间任御史，弹劾魏忠贤、客氏，被削去名籍。三吴流传谣言，说要翻转局势，以忠端公为主谋；逆阉因此忌恨并害死了他。后来追赠官职，赐祭葬，谥号忠端。梨洲先生名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是忠端公的长子。忠端公有五个儿子，著述传世的有三人；宗炎字晦木，宗会字泽望。从鹤山传到先生这一支，世代共十七代。南雷里有唐代谢遗尘的故居，离竹桥只有几里路；先生因此用“南雷”给文集命名。大述黄氏世谱，把它放在文集开头；这是仿照胡助撰述宋氏世谱并置于《潜溪集》之前的先例。门人万斯大撰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全祖望 康熙三十四年，岁次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黄公去世。他的儿子百家为他撰写行略，请门生郑高州梁撰写墓道碑文，却没有完成；后来又托付给朱检讨彝尊，也没有写成。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墓碑了。但我读他的行略，其中本来就有很多地方写得过于简略而没有说尽；大概因为当时还免不了有所避讳。黄公的理学和文章，圣祖仁皇帝是知道的，本来应当光明显耀于百世；只是黄公一生的事实非常繁多，世人称述他，不过说他早年曾遭党锢，后来成为遗逸，而其中经历的世事变迁和险阻，以及起兵、请兵、从亡等几件大事，有些是史家没有详细记载的。如今已经又过去两代，幸而又遇到圣明天子，完全革除了文字方面的禁忌；如果不赶快为他表彰，事情还会日渐湮没。因此应黄公孙子千人的请求，搜集黄公遗留下来的著作，参照行略，写成一篇文章，让他带回去刻在墓碑上，同时作为上呈史局的底稿。黄公名宗羲，字太冲，天下人称他为梨洲先生；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黄竹浦人。忠端公尊素的长子，母亲是太夫人姚氏。他祖父以上的世系，详见忠端公墓铭。黄公刚开始束发读书时，就不拘泥于琐碎的章句。十四岁时，补为诸生。后来随父亲到京城住所求学，忠端公督促他学习科举文章，但黄公并不十分留心。忠端公是杨涟、左光斗的同道；逆阉魏忠贤的势力一天天扩大，诸位正直官员早晚来往，屏退身边人谈论时事，有时紧急密奏送到，只有黄公在父亲身旁，因此更加全面地了解朝廷中清流与浊流的区别。忠端公死于诏狱，家门处境危急；黄公奉养祖父，以孝闻名，呜呜哭泣，却不让母亲知道。庄烈帝即位时，黄公十九岁，袖中藏着长锥，起草奏疏进京为父申冤。到京时，逆阉已经被磔死；朝廷下诏，凡因诛杀逆阉而死难的人，追赠三品官，给予祭葬；祖父、父亲按所追赠的官职办理，并荫封子弟。黄公谢恩后，立即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李实。忠端公被削籍，是曹钦程奉逆阉旨意弹劾所致；李实则是造成丙寅之祸的人。皇帝下旨，命刑部赶快审究。五月，会同审讯许显纯、崔应元时，黄公与他们当面对质；他取出袖中的长锥刺许显纯，鲜血遮满全身。最终判二人斩刑，妻子儿女流放。黄公又击打崔应元的胸部，拔掉他的胡须，回去后在忠端公的神位前祭告。又与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一起用锥刺狱卒叶咨、颜文仲，他们随即死去。案件结束后，黄公和一同遭难者的子弟，在诏狱中门设祭，哭声如雷，传到宫禁之内。庄烈帝知道后叹息说：“忠臣的孤儿，实在使朕心中悲痛。”

译黄公回去后，办完忠端公的葬事，便竭力治学。忠端公被逮捕时，对他说：“不能不通晓史事，可以读《献征录》。”黄公于是从明代十三朝实录读起，上溯二十一史，没有不深入研究的，最后归结到诸经。研究经学之后，又旁求九流百家。家藏书全部读完后还不够，就抄录同乡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的书；在南中，则抄千顷斋黄氏的书；在吴中，则抄绛云楼钱氏的书。他终年搜求研究，游历所到之处，走遍大街小巷，搜购贩卖的旧书；傍晚时，一个童子肩负书籍回来，他便趁夜校勘批注。第二天又照常出门。当时山阴刘忠介公在蕺山倡导学术。忠端公临终遗命，让黄公跟随他游学。而越中承袭海门周氏的余绪，把儒学引入佛教，石梁陶氏奭龄是其中的领袖；姚江学术的传统到这时大受破坏。刘忠介为此忧虑，却还没有想出办法。黄公入门求学时年纪还小，却奋然起身说：“这是什么话！”于是约集吴越两地六十多名才俊，一同侍奉讲席，竭力驳倒他们的学说，使那些恶意言论不能传到耳中。因此，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公，都凭声名和德行受到尊重；但在抵御外侮方面，四友之中没有人比得上黄公。蕺山之学专门谈论心性；漳浦黄忠烈公还兼谈象数，应该把他比作程氏、邵氏两家。黄公说：“这是能够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学问。”于是拿出他研究律历诸家的相互疏证，许多地方也与对方不谋而合。因而在南雷建立续抄堂，希望承继东发的学术传统。阁学文文肃公曾见过黄公的行卷，说：“这是应当以大著作闻名于世的人。”黄公有弟弟宗炎，字晦木；宗会，字泽望；二人都具有非凡才华。黄公亲自教导他们。于是儒林中有了“东浙三黄”的称呼。当逆阉党羽受到禁锢时，东林的声势又兴盛起来。慈溪冯都御史元扬兄弟，是浙东的领袖；品评人物的结果，要等黄公来决定。过了一段时间，宦官又掌权，于是逆案中的人纷纷整顿衣冠，共同希望死灰复燃。在朝廷中的诸臣，有的推荐霍维华，有的推荐吕纯如，有的请求恢复涿州冠带。阳羡人出山后，已经特意起用马士英为凤督，把这作为援助阮大铖的逐步安排。即使东林中如常熟人，也因闲退已久，想要相互依附应和。唯独南中的太学生，竟然以东都清议自持，出面阻止他们。于是因为阮大铖在南中观望，制作了《南都防乱揭》。宜兴陈公子贞慧、宁国征君沈寿民、贵池秀才吴应箕、芜湖上舍沈士柱共同商议：以东林子弟推举无锡顾端文公的孙子顾杲为第一；天启年间遭难的各家，以黄公为第一；其余依次列名。阮大铖对此恨之入骨。这是戊寅年秋七月的事。乡绅方面，则由金坛周仪部镳实际主持。有人说，庄烈帝十七年间的善政，没有比坚持确定逆案更大的；而太学清议也足以使奸人的胆气寒冷。假使皇帝听到这些意见后，对防范限制更加严密，那么这份揭帖的功劳，就不能说不大了。壬午年黄公进京，阳羡想推荐他任中书舍人，他竭力推辞，没有就任。甲申年祸难发生，阮大铖突然在南中得势，于是按照揭帖中的一百四十个人姓名，打算把他们全部杀掉。当时黄公正要前往南中，正在宫阙之下上书，祸乱便发生了。太夫人叹息说：“章妻、滂母的遭遇，难道要集中到我一人身上吗？”陈贞慧也被逮捕押来，周镳被判死刑，沈寿民、吴应箕、沈士柱逃亡；黄公等人惶恐不安，不能自保。逮捕公文还没有发出，大军就到了，因此得以免难。南中归顺后，黄公踉跄回到浙东，但刘公已经为节义而死，门下弟子也有许多人为他殉难。孙公嘉绩、熊公汝霖率领一旅兵力，划江防守。黄公聚集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跟随各军驻在江上，江上的人称他们为“世忠营”。黄公请求援引李泌招募门客、从军报国的先例，以平民身份参军；没有获准，于是授予职方之职。不久，由于柯公夏卿与孙公等共同举荐，改任监察御史。马士英在方国安的军营中，想要入朝，朝中人说应当杀掉他；熊公汝霖担心他挟持方国安作乱，好意说道：“现在还不是杀马士英的时候，应当让他立功赎罪。”黄公说：“只是诸位臣子力量不足，不能杀他罢了。《春秋》中的孔子，难道能够加罪于陈恒吗？但不能因此说陈恒不应当杀。”熊公向他道谢。黄公又写信给王之仁说：“诸位为什么不沉船决战，从赭山直趋浙西？却每天在江上放船鸣鼓，攻打有防备的地方，大概是打算自行防守。小小的三府供养十万大军，北兵即使一箭不发，一年以后恐怕也支撑不住，守它有什么用？又说：崇明是江海的门户，为什么不派兵扰乱那里？这样也足以分散江上的兵势。”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认为黄公说得对，却不能采用。黄公与王正中合并军队，得到三千人，于是渡海到札潭山。太仆寺卿陈潜夫带军同行，商议从海宁进攻海盐。后来进入太湖，招募吴中的豪杰。正赶上大军已经严密戒备，不能前进。于是又商议再次出兵，但江上的军队已经溃败，黄公立即回到四明山，结寨自守，剩下愿意跟随他的士兵还有五百多人。己丑年，听说监国在海上，于是与都御史方端士前往投奔。晋升为左佥都御史，不久又晋升为左副都御史。不久大军包围健跳，城中危急万分，黄公放置靴子和刀，准备听候命令；荡胡的援军赶到，才得以免难。当时各位将帅的强悍，超过方、王；文臣之间稍有意见不同，立刻就会招来祸患。黄公失去军队后，每天与尚书吴公钟峦坐在船中，整理衣襟讲学；有空时只注释和讲授授时、泰西、回回三种历法。黄公跟随流亡朝廷时，太夫人还住在故乡。而朝廷下诏说，胜国遗臣中不服从命令的人，要登记其家属上报。黄公听后叹息说：“主上因为我是忠臣之后，才倚仗我；这就是我奔走不安、不忍离去的原因。如今我的心乱了，我不能做姜伯约了。”于是向监国陈述情况，获准改换姓名，秘密行走回家。当时大帅治理浙东，凡是从名册中查到并且与海上有联系的人，立即加以铲除。黄公在海上的官位列于卿位，江湖侠客多来投奔寄居。掌权者把冯、王两位侍郎和黄公的姓名一起悬挂在象魏之上，而黄公仍然带着帛书，想招降婺中的镇将，作为从南方援助的力量。辛卯年夏秋交替之际，黄公派遣秘密使者进入海上报告警情，命令做好防备，但没有成功。甲午年，定西侯的秘密使者抵达，在天台被捕；官府又牵连逮捕黄公。丙申年，慈水寨主沈尔绪的祸乱发生，也把黄公列为首要人物。他们能够不死，都是天幸；黄公却没有因此被震慑。

译后来海上的战乱渐渐平息，黄公不再抱有希望，于是奉太夫人回到故乡。此后才开始竭尽全力著述，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也逐渐多起来。黄公曾经自称，他在蕺山门下求学时，很喜欢成为气节严正的一流人物，又不免受科举习气牵累，所得还很浅薄；经历患难之后，才开始有更深的造诣。于是胸中的阻塞和疑碍，全都得到消解。求学问的人多起来后，丁未年，他又在越中重新举行证人书院之会，以延续蕺山的学术传统。黄公认为，明代人讲学，承袭语录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基，束起书本而从事空谈。因此，受业者必须先穷究经书；经学是用来治理世事的，这样才不会成为迂腐儒生的学问，所以还兼令他们读书、读史。他又认为，读书不多，就无法用来证明这些道理的变化；读得多却不在内心求证，就会成为俗学。因此，凡是接受黄公教诲的人，都不会陷入讲学的弊病。黄公以濂、洛的道统为基础，综合会通诸家：横渠的礼教，康节的数学，东莱的文献，艮斋、止斋的经制，水心的文章，无不旁推交通，如连珠合璧；这是历来儒林中从未有过的。康熙戊午年，朝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公方蔼先写诗寄给黄公，劝他动身赴召。黄公依照原诗的韵脚作诗，勉励叶公继承庄渠魏氏的绝学，并告诉他自己不出仕的意愿。叶公向黄公的门人陈庶常锡嘏商议。陈锡嘏说：“这将使先生成为叠山、九灵那样为此丧身的人。”但叶公已经当面向御前奏报。陈锡嘏听后大惊，再次前往辞谢，叶公才停止。不久，又有诏令，命叶公与掌院学士徐公元文监修《明史》。徐公认为黄公不是可以召来参加考试的人，但或许可以聘请他修史，于是与前大理评事、兴化李公清一同征召，诏令督抚以礼敦促遣送。黄公以母亲已经年老，自己也年老多病为辞。叶公知道一定无法召致黄公，于是请求诏令浙江中部督抚，抄录黄公著作中涉及史事的部分，送入京城。徐公邀请黄公的儿子百家参与史局；又征召鄞县处士万斯同、万明经言一同修史，他们也都是黄公的门人。黄公写信答复徐公，开玩笑说：“从前听说首阳山的两位老人把孤儿托付给尚父，于是得以吃薇菜三年而面色不变；如今我把儿子送去跟随您，您就可以安置我了。”当时圣祖仁皇帝专心于正统学术，表彰儒术，不遗余力；大臣们也多是亲身实行君子之道的人。朝廷之上，钟声吕律相互应和，只是都把不能招致黄公视为遗憾。庚午年，刑部尚书徐公干学因值班侍奉，皇帝询问到遗逸之士，又拿黄公回答。皇帝说：“可以召他进京，朕不授予他职事；如果他想回去，就派官员送他回去。”徐公回答说黄公年老笃重，恐怕没有前来的意思。皇帝因而叹息，感慨得到人才竟然这样困难。唉！黄公是胜国遗臣，大概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最终以年高的大儒受到当朝皇帝的知遇，又始终保全了气节，不能不说是贞元之运在护佑他了。黄公在戊辰年冬天，已经亲自营造生圹，地点在忠端公墓旁。墓穴中放置石床，不使用棺椁，子弟对此感到疑惑。黄公写了《葬制或问》一篇，援引赵邠卿、陈希夷的先例，告诫身后不得违背他的命令。黄公认为自己遭逢国家变故，应当尽快朽坏，却不愿明白说出其中的原因。乙亥年秋天，他卧病数日后去世，遗命只用一床被子、一条褥子，并用他所穿的角巾、深衣入殓。享年八十有六，于是不用棺材便下葬。妻子叶氏，封为淑人。三个儿子：长子百药，次子正谊，次子百家。女儿三人。孙子六人，千人是最小的。孙女四人。

译黄公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是明代三百年儒林的渊薮。经学方面，有《易学象数论》六卷，竭力辨明河洛方位图说的错误，并遍论各家；凡是依附《易》而似是而非的，列为内编；明显违背《易》却仿造其说的，列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是淮安阎征君若璩向他询问《尚书》、他予以答告的记录。《春秋日食历》一卷，辨析卫朴所说的谬误。《律吕新义》二卷，黄公年轻时曾选取余杭竹子中竹节肉质、内外均匀的竹管，截成十二律和四清声来试验，因此扩充论述而成。又因为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的解释，唯独缺少《孟子》，于是疏解为《孟子师说》四卷。史学方面，黄公曾想重新修撰《宋史》却未完成，只留下《丛目补遗》三卷；又辑成《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历学方面，黄公年轻时就有神异的领悟；后来在海岛上，古松流水之间布置算筹，发出簌簌声，他曾说，勾股之术是周公、商高遗留下来的，而后人失传了，使西方人得以窃取其传授。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公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后来梅征君文鼎依据《周髀》论历法，世人惊叹那是失传的秘密，却不知道实际上是黄公首先开创了它。文集方面，有《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二卷、《吾悔集》二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后来又分为《南雷文定》，共五集；晚年又定名为《南雷文约》，如今合计为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思旧录》二卷。黄宗羲又选取明代三百年的文章编成《明文案》，后来扩充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他自称其中多有与十朝国史相互驳正、参订的内容。晚年除《明儒学案》外，又编纂《宋儒学案》《元儒学案》，用来记载七百年来儒学界的学派门户。除《明文案》外，又编纂《续宋文鉴》《元文抄》，用来补足吕、苏两家著作的缺漏；尚未编成便去世了。又因为蔡正甫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撰写了《今水经》和自著年谱等书，共若干卷。黄宗羲论文章，认为唐代以前句子短，唐代以后句子长；唐代以前文字华美，唐代以后文字质朴；唐代以前的文章如高山深谷，唐代以后如平原旷野，因此唐代以后是文章的一次大变化。然而文章的美丑并不在于此，变化的只是文辞；不可变化的道理，即使历经千古也始终如一。这足以扫除近人刻意模仿字句的陋习，所以黄宗羲的文章不能简单归入某一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晚年忽然喜爱谢皋羽的文章，因为两人所处的境地相同。黄宗羲虽然没有接受征召之书，但史局编修中的重大问题，必定要向他咨询。《本纪》中删去了诚意伯撤座的说法，因为太祖确实奉韩氏为尊。历志出自吴检讨任臣之手，总裁千里写信给黄宗羲，请他审查订正后再行确定。黄宗羲认为《宋史》另立《道学传》是元儒的陋见，明史不应仍沿用这种分类。至于《地理志》，也多采用黄宗羲《今水经》中的考证。大概自汉、唐以来，大儒中只有刘向的著述，大半收入了班固的《汉书》；《三统历》被收入《历志》，《鸿范传》被收入《五行志》，《七略》被收入《艺文志》。他续写《史记》的内容，也散见于各传；《列女传》虽然没有直接收入，也成为范晔《后汉书》所依据的材料。黄宗羲在两千年以后，又起而继承了这项事业。黄宗羲撰写了很多碑铭、墓志等文章，对于国难中的诸位人物，尤其努力为他们表彰立传。至于那些以持军持、装作僧人来隐藏身份的遗民，过了很久有的还继承佛法、登堂说法。黄宗羲说：‘这些人是不甘心做异姓的臣子，却反而甘心做异姓的弟子。’因此他所认可的，只有我们乡里的周囊云一人。黄宗羲的弟弟宗会晚年也喜好佛教，黄宗羲反复向他说明这样做不可。大概黄宗羲对于异端之学，即使对方有所依托、借此逃避现实，也仍不肯稍稍宽容。晚年也喜欢搜集书籍，他抄录的书分别来自鄞县天一阁范氏、歙县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还来自吴地传是楼徐氏。但他曾告诫求学者说：‘应当借助书籍来明白自己的内心，不要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当时负责政事的人参加听讲，他就说：‘诸位爱护百姓、尽心任职，这就是当下应当学习的学问。’他死后，故居遭遇一次水灾、一次火灾，遗留下来的书籍全部荡然无存。他的孙辈只能靠耕田和读书维持生活。乾隆丙辰年，千人来到京城，说到先人的恩泽，我为此惆怅了很久。于是为他作铭文说：‘鲁国有一个儒者，何况他还是甘陵党籍中的人物、崖海的孤臣！寒冷中的微光闪烁在南雷村。再过亿万年，我所作的铭文也不会泯灭。’ ·江藩撰传 黄宗羲，字太冲，是余姚人，忠端公黄尊素的长子。他生来聪慧早熟，童年读书时便不从事科举应试的学业。十四岁时，补为博士弟子员。当时魏忠贤掌弄国政大权，残害清正之士；忠端公遭到罗织陷害，死于诏狱，黄家有覆巢毁卵的危险。宗羲奉养祖父和母亲，以孝顺闻名。他读完书后，夜半伏在枕上呜呜哭泣，却不敢让堂上的母亲知道。思宗即位后，他带着铁锥，起草奏疏进京为父申冤。到京时，逆宦魏忠贤已经死了，朝廷下诏抚恤死于宦官祸难的人，赠给三品官职，准予祭祀安葬，并荫补一名子弟。于是他到宫阙前谢恩，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李实。原来忠端公被削去名籍，是曹钦程奉逆宦旨意弹劾的；李实则是酿成丙寅党祸的首要人物。皇帝下旨，命刑部迅速审问。崇祯元年五月，会同审讯许显纯、崔应元时，黄宗羲拿出袖中的铁锥刺许显纯，鲜血流满全身。许显纯自称是孝定皇后的外甥，说律法有议亲的条文，请求从轻发落。宗羲说，许显纯与逆宦魏忠贤共同制造祸乱，忠良几乎都死在他们手中，国家社稷也几乎因此覆亡，应当按照谋逆罪同等论处；按谋逆论罪，即使是亲王朱高煦，尚且不能免于诛杀，何况皇后的外亲呢？最终判定二人斩首。当时曹钦程已经列入逆案。李实又辩解说，原来的奏疏不是他所写，而是逆宦拿走他的印信和空白奏本填写的，所以墨迹压在朱印之上。他又暗中送给宗羲三千金，求他不要当面对质；宗羲立即上奏说：‘李实如今还能够公开行贿，他的辩词哪里值得相信？’在当面对质时，他也用铁锥刺李实。但丙寅党祸确实是由填写空白奏本引起的，因此李实得以减免死罪。案件结案后，黄宗羲和同受祸难者的子弟在诏狱中门设祭，哭声如雷，传到了宫禁之内。思宗叹息说：‘忠臣的孤儿，我心里为他们感到悲痛。’黄宗羲与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用铁锥刺狱卒叶咨、颜文仲，叶、颜二人因此当场死亡；这两人正是曾在狱中杀害诸位君子的狱卒。思宗怜悯黄宗羲的忠孝，没有治他的罪。黄宗羲在京师时，曾殴打崔应元的胸部，拔下他的胡须带回去，焚烧后在忠端公的木主前祭奠，然后办理父亲的安葬事宜。

译父亲的冤屈昭雪以后，黄宗羲日夜读书，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诸子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没有不深入研究的。忠端公遗命让他以蕺山刘忠正公刘宗周为老师，于是他跟随刘宗周学习交游。他又约集吴越之间六十多位有志于学的人，一同侍坐听讲，竭力排斥陶奭龄援儒入释的邪说。他的弟弟宗炎，字晦木；宗会，字泽望，都具有非凡的才华。宗羲亲自教导他们，二人都成为儒者。崇祯年间，朝廷重新任用宦官，逆党都希望得到录用；在朝廷中的诸臣，有的推荐霍维华、吕纯如，有的请求恢复涿州冠带官员的身份。到阳羡侯出山时，朝廷特意起用马士英担任凤阳总督。马士英以阮大铖为援助，宦官党羽又炽盛起来；即使东林党中像钱谦益这样退闲已久的人，也依附附和他们。只有南都太学的学生仍然坚持清正的舆论，于是认为阮大铖在南方观望，必定会制造其他变故，便写成《南都防乱揭文》。宜兴陈贞慧、宁国沈寿民、贵池吴应箕、芜湖沈士柱共同商议署名：东林子弟中，首先推举无锡顾文端公的孙子顾杲；遭难诸家中，推举宗羲；缙绅中，则推举周仪部周镳。阮大铖因此怨恨他们。壬午年阮大铖入京，阳羡侯想推荐宗羲为中书舍人，宗羲极力推辞不接受，于是返回南方。甲申之难时，赧王建立政权，阮大铖突然得势，便追究《揭文》中一百四十人，想把他们全部杀掉。当时宗羲忧虑国势难以支撑，前往南都上书，于是祸患发生。同乡中有宦官党羽，牵连刘忠正公及其三个弟子；这三个弟子就是都御史祁彪佳、给事中章正宸和宗羲。于是宗羲与顾杲一同被捕。逮捕的驾帖尚未发出，大军已经到来，二人得以免祸。南都归顺清朝后，宗羲踉跄逃回浙东。当时刘忠正公已经为节义而死。鲁王监国，孙嘉绩、熊汝霖率领一旅兵力，依江划界防守。宗羲组织黄竹浦的子弟数百人，跟随各路军队，江上的人称他们为‘世忠营’。黄竹浦就是宗羲居住的乡里。宗羲请求仿照唐代李泌的旧例，以平民身份参军；没有获准，授予他职方司员外郎。没过多久，又因柯夏卿、孙嘉绩等人以文章举荐，改任监察御史，仍兼任职方司的事务。总兵陈梧从嘉兴的乍浦渡海到余杭，纵兵大肆劫掠；职方王正中当时正在行县事，集合军民将他击败，陈梧的军队大为喧闹。有些人想罢免王正中的官职，以安抚各营。宗羲说：‘趁乱满足私欲，导致众人愤怒，这是贼。王正中守卫土地，为国家保护百姓，有什么罪？’监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宗羲编成《监国鲁元年大统历》，在浙东颁行。马士英从南方逃走，驻扎在方国安的军营中，想入朝；朝臣都说应当杀掉他。熊汝霖担心他会依仗方国安而成为祸患，说：‘现在还不是杀马士英的时候，应当让他立功赎罪。’宗羲说：‘只是您没有力量杀他罢了。春秋时的孔子，难道能够对陈恒用兵吗？’ 但不能说他不应当被杀。熊汝霖非常惭愧，向宗羲道歉。他给总兵王之仁写信说：‘诸位为什么不沉掉船只、决死一战，从赭山直奔浙西？却每天在江中放船击鼓，意图只是自行防守。区区三府供养十万军队，难道能够长久守住吗？’总兵张国柱渡海到达时，各军大为惊慌，朝廷商议想封他为伯爵；宗羲对孙嘉绩说：‘如果封他为伯爵，张国柱会更加骄横，而且今后有功的人又如何处置？请授予他将军名号。’孙嘉绩听从了他的请求。宗羲又极力请求采取西进的策略。孙嘉绩把所属士卒全部交给他，他与王正中合军，共有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因忠义而奋发；宗羲与他深相结交，使王之仁不因私意干扰军事。因此各军与王之仁有嫌隙，都不能供给军饷，唯独宗羲这里不缺粮食。职方查继佐遇到军队叛乱，披散头发连夜逃走，投奔宗羲，在床下叩拜；宗羲出去安抚他的部众，于是和查继佐一同向西进发，渡海驻扎在潭山，烽火遍及浙西。太仆寺卿陈潜夫带着军队同行，尚宝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吴乃武也来会师。众人商议从海宁进攻海盐，接着进入太湖，招纳吴中的豪杰。方圆百里之内，每天都有人送来牛和酒。他们直抵乍浦，约定让崇德的孙奭作为内应。适逢清军已经戒严，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又商议再次出兵，但王正中的军队在江上溃败，宗羲逃入四明山，联合山寨固守自己，跟随他的残兵有五百多人。他驻军于杖锡寺，换上平民服装秘密出行，想探听监国的消息，以便筹划护卫随从之事。他告诫部下不要擅自行动，但部下不遵守约束，骚扰山中的百姓，百姓暗中焚毁了他们的山寨，部将茅瀚、汪涵因此战死。己丑年，听说监国在海上，于是宗羲和都御史方端士前去投奔。宗羲晋升为左佥都御史，随后又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当时朝廷正派使者授予各山寨、各营官员官职，宗羲说各营中势力最强的，没有比王翊更强的；一心向着王室的，也没有比王翊更忠的。应当优厚地提升他的爵位，让他统领各营来保卫海上。朝臣都认为他说得对。不久清军包围健跳，城中十分危急；恰逢荡胡的救兵赶到，才得以解围。当时熊汝霖、刘中藻、钱肃乐都已战死，宗羲失去军队而又没有援助，只能和尚书吴钟峦坐在船中讲学，推算欧罗巴历法而已。宗羲跟随鲁王流亡时，他的母亲仍住在故乡。章皇帝下诏说，凡是前明遗民中不顺从命令的人，都要登记他们的家属上报。宗羲听说后，担心母亲获罪，便向监国陈述实情，请求得到改名换姓回乡的许可。吴钟峦划着三板船，送他到三十里外，两人在波涛中哭泣告别。这一年，监国从健跳到翁州，又召宗羲辅佐冯京第，请求向日本的长崎岛借兵，但没有获准。宗羲作《式微》诗章来感动将士，于是返回甬上。这时，清军大帅治理浙东，凡是名册上有姓名、又与海上势力有关联的人，便立即加以剪除。宗羲虽然闭门不出、收敛行迹，但他位列卿官，江湖上的侠士又多来投奔寄居；冯侍郎京第在杜岙结寨，那些人就是宗羲过去的部属。大帅不断听到这些事情，便把宗羲和冯侍郎的姓名一同悬挂在交通要道，发布通缉。有向大帅告发谋变的人，首个列出的就是宗羲的姓名；捕捉他的行动更加紧迫。宗羲逃入草野，向东迁徙、向西转移，多次接近危险。但他仍带着帛书，招抚婺中镇将；又派使者到海上报告警情，命令他们做好防备，却未能成功。弟弟宗炎因有与冯京第往来的证据而被捕，刑期已经确定；宗羲暗中到鄞县，用计谋将他救出。慈水寨主沈尔绪发动变乱，牵连到宗羲，大帅派人四处搜捕；于是宗羲带着家眷躲藏在海边荒草间，苟且求生。

译等到海上的局势平定以后，圣祖仁皇帝仁德如天，不再追究前明那些跟随君主流亡的人；宗羲才奉母亲回到故乡，重新举行蕺山证人书院的讲学会，前来向他求学的有数百人。他曾说，明代人的讲学，拘泥于语录中的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本；束起书本不读，只从事于空泛的游谈。求学者必须先穷究经书，经学是用来治理现实的，这样才不会成为迂腐的儒生。他又说，读书不多，就无法验证这些道理的变化；读书很多却不在内心求取体认，又会成为虚伪的儒生。因此，接受他教诲的人，不会陷入讲学的弊病，也不会说出遮蔽真理的言论。他的学说在东南地区盛行，当时有‘南姚江、西二曲’的称呼。二曲，就是李中孚。康熙戊午年，朝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先写诗寄给宗羲，劝诱他应召。宗羲依照原诗的韵脚作诗答复，表示不出仕的意思。叶方蔼向宗羲的门人陈庶常陈锡嘏商量此事，陈锡嘏回答说：‘这是要逼先生成为谢叠山了。’此事于是作罢。不久，朝廷下诏命叶方蔼和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宗羲是世家子弟，家中有十三朝实录，又熟悉掌故；叶方蔼和徐元文再次推荐宗羲，于是朝廷与前大理寺评事、兴化人李清一同征召他。诏令督抚以礼敦请遣送。宗羲以母亲年老和自己年老多病为由推辞。叶方蔼知道无法召来他，便请求朝廷下诏给巡抚，到宗羲家中抄录他所著、涉及史事的书籍，交给史馆。徐元文又邀请宗羲的儿子百家以及鄞县处士万斯同，共同参与考订史事。万斯同是宗羲的弟子。宗羲戏谑地写信答复徐元文说：‘过去听说首阳山的两位老人把孤儿托付给尚父，于是得以吃三年薇菜，面色不变。如今我把儿子送去跟随您，您就可以安置我了。’ 宗羲的学问源自蕺山一派。虽然属于姚江学派，却以慎独为宗旨、以实践为主，不放任地空谈心性，不堕入禅门，是姚江学派中敢于争辩的后继者。他又认为，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讨论训诂；教人学习时，解说经书则尊奉汉儒，立身行事则尊奉宋学。他还说，从前贤人排斥佛教，却不查考佛教书籍，只是一味辱骂；这就像用兵，如果不深入敌人的险要之地，就不能彻底剿灭鲸鲲。于是他阅读佛藏，深入了解佛教的学说，所以他竭力排斥佛教时，都能击中其关键要害。国难时期，那些遗民以传持衣钵、作僧人来隐藏行迹，过了很久有的还继承佛法、登堂说法。宗羲说：‘这些人是不甘心做异姓的臣子，却反而做了异氏的弟子。’他的弟弟宗会晚年喜好佛教，他反复与之辩论，极力说明这样做不可。大概对于异端之说，即使对方有所依托、借此逃避现实，他也不允许稍有宽纵。宗羲性情耿直，在朋友中常常对许多人有所不满。除了周囊云一人外，对其他人都有些微的批评。在南都时，他见到归德侯侯朝宗每次宴饮都让歌妓陪酒。宗羲说：‘朝宗的父亲还在狱中，他竟然如此放纵吗？我们这些人如果不说，就是损害朋友。’有人说：‘侯生性情不能忍受寂寞。’宗羲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忍受寂寞，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当时的人都赞叹这是极为正确的言论。到选编《明文》时，有人认为应当删除方域的文章。宗羲说：‘姚孝锡曾经在金、元任职，元好问最终仍把他列入南冠一类，并不把他看作金人，这是根据他的内心来判断的。侯朝宗也正是如此。由此可知，他评论人物虽然严格，却也未尝不宽恕。’ 他一生勤于著述，年过八十，仍然勤奋不止。著作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宋儒学案》《元儒学案》。《易学象数论》六卷，辨析河洛方位图说的错误。《授书随笔》一卷，是回答阎若璩询问《尚书》的内容。《春秋日食历》一卷。《律吕新义》二卷，他年轻时选取余姚竹管中管壁厚薄均匀的，截成管子吹奏，了解到十二律中的四个清声，于是写成此书。《孟子师说》四卷，因为蕺山曾有《论语》《大学》《中庸》的解释，唯独没有《孟子》，宗羲根据过去从蕺山那里听到的学说，汇集编成一书，所以命名为《师说》。《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宏光纪年》一卷，《隆武纪年》一卷，《永历纪年》一卷，《鲁纪年》一卷，《赣州失事纪》一卷，《绍武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痛哭记》一卷，《日本乞师记》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记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汰存录》一卷，是纠正夏考功《幸存录》的著作。《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公历假如》一卷，《回历假如》一卷，以及《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等书。此外还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病榻随笔》。《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与《十五朝国史》可以互相参照订正；又续编《宋文鉴》《元文抄》，以补吕、苏二家的缺漏；还有《思旧录》《姚江琐事》《姚江文略》《姚江逸诗》《自著年谱》《明夷侍访录》二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诗历》四卷。后来又分编为《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合计四十卷。《明夷留书》一卷，论述王佐之才略；昆山顾绛看后感叹说：“三代的治理可以恢复了。”又想编修《宋史》却没有完成，只留下《丛目补遗》三卷。宗羲以古文名家自任，有志于编修《明史》。虽然没有参与修史，但史局遇到重大或疑难事情，一定向他咨询。他论古文说：“唐以前的句子短，唐以后的句子长；唐以前的文字华美，唐以后的文字质朴；唐以前的文章像高山深谷，唐以后的文章像平原旷野。自唐以后，文章发生了一次大变化。但是文章的美丑并不因此改变，改变的只是文辞；不可改变的，虽然千古过去，也始终如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番议论足以扫除近世拘泥模仿字句的陋习了。他晚年喜爱谢皋羽的《晞发集》，为《冬青树引》《西台恸哭记》作注，大概是悲叹皋羽身世的凄凉，也是在借此感伤自己吧！康熙戊辰年冬天，他在忠端墓旁营造生圹。墓中放置石床，不使用棺椁；子弟们对此感到疑惑。他写了《葬制或问》一篇，援引赵邠卿的事例〔戒〕，告诫子弟不得违背遗命。他认为自己遭逢国难，希望迅速腐朽，不愿明说其意。他去世那天遗命只用一床被子、一条褥子，并把他所穿的角巾、深衣收殓，随后不用棺材下葬。去世时八十六岁。门生为他私谥“文孝”，学者称他为南雷先生。·钱林传 王藻

译黄宗羲字太冲，余姚人，是明代御史黄尊素的儿子。黄尊素因为触犯宦官，与杨涟、左光斗一同死于诏狱。宗羲每夜读书，都呜咽哭泣。思宗即位后，他独自先到长安，上疏为父亲申诉冤屈。他曾把一柄铁椎藏在袖中，打击宦官党羽的义子许显纯，鲜血流满小腿。随后到诏狱门口，设祭痛哭；又拔下崔应元的胡须，回去告诉父亲的灵位。宗羲奋勇激愤，毫不退缩。天启年间，遭难的各家有十多家，他们的子弟都怀着愤恨，寻求报仇雪恨，推举宗羲为首领。那时宗羲十九岁。南京建立政权后，宦官党羽又煽动余焰，纠合都御史刘宗周，并牵连宗羲，准备下令各郡县逮捕治罪。恰逢明朝灭亡，宗羲才得以免罪。宗羲居家时，明鲁王曾授予他官职。进入国朝以后，他奉养母亲，不出仕。康熙年间，设置博学鸿词科，广泛招纳遗逸之士；学士叶方蔼推荐宗羲，宗羲推辞。都御史徐元文负责修撰《明史》，推荐宗羲熟悉明代旧事，于是征召他；宗羲以母亲年老和自己有病为由推辞。皇帝下诏取用他所著的有关明史的书，交付史馆。宗羲做学问，务求精审纯熟。他曾说，明代讲学沿袭语录的糟粕，不把六经作为根本。又说，求学的人必须先穷究经书，经学是用来治理世事的；还必须兼读史书，史学明白以后，才不会成为迂腐的儒生。又说，读书不多，就无法证明这些道理的变化；读得多却不从内心求取体会，就成了庸俗的学问。他论《易》说：“圣人用卦象向人显示道理，有七种：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后世儒者制造的伪象有四种：纳甲、动爻、卦变、先天。”于是推崇七象，排斥四象，著《易学象数论》传授给学者。他又论述遁甲、太乙、六壬三种术数：世人说三式都以九宫为主来参验人事；他便用郑康成关于太乙运行九宫的说法来证明太乙，用《吴越春秋》的占法和《春秋外传》中伶州鸠的答语来推测六壬；推求五行的极致，以大道为根本，不采用臆测之说。他又采用西方的技术，探究日月五星的会合，以了解它们的运行度数。宣城梅文鼎推算星历，以《周髀经》为依据；人们认为这很奇妙，其实是由宗羲开创的。宗羲虽然没有参与修撰《明史》，但史官著作中常常转而向他咨询。他于是拟定《明史》的编纂条例：年月依据国史，官爵和世系取自家传，参照考察是非，同时采用稗官野史和杂说。当时史馆刚刚设立，大量征召了文雅之士，总共有几十人。鄞县万斯同称宗羲为当时的南董，看到宗羲所说的意见得到施行。宗羲收藏书籍数万卷，书的装订本厚约二寸，放在架子上；别人来求取书籍时找不到，他却独自能够省察记忆。年过六十仍像少壮时一样，冬夜身上裹着粗厚的被子，双脚踩在土炉上，拿着书直身端坐；暑月则用麻帷遮蔽身体，限定自己读若干卷。当天规定的卷数没有读完，始终不休息。绍兴知府李铎非常敬重他，举行乡饮礼，请他担任宾客。他写信给李铎说：“宗羲蒙受天子命令，召入史馆。按照庶人的道义，被召去服役就应当前往服役，执笔写字的事情也是服役。当时我以年老有病坚决推辞，圣上怜悯我而准许了。如今的乡饮酒礼，也是奉行旧例而举行的。如果是召我服役，就因为逃避劳苦而不去；如果是召我作宾客，却贪图奉养，饮食欢娱，这就是不忠。”李铎于是 აღარ再强迫他。

译康熙五年，又在越中举行证人会，以延续蕺山的学术传统。不久，东边的鄞县和西边的海昌，都请他主持讲学。大江南北跟随他求学的人很多。他论学时尊奉蕺山阐释良知的学说，不采用姚江之说。对于宋、元诸儒，他都有著录。曾经把明代儒者加以区分，编定《学案》，篇首冠以老师的学说，附列弟子。首先推尊仁吴兴弼，号康斋；其次是白沙陈献章，号白沙；其次是河东薛瑄，号敬轩；其次是三原王恕，号石渠；其次是姚江王守仁，号阳明。姚江之学涉及很广，又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另附王门学案。其次是止修李材，号见罗；其次是泰州王艮，号心斋，也出自姚江一派；其次是甘泉湛着水，号甘泉。接着是诸儒：以方孝孺、号逊志为首，以孙奇逢、号钟元为末。其次是东林顾宪成，号泾阳。最后是蕺山刘宗周，号念台。书写成后为它作序，学生很多；鄞县陈赤衷、董允蹈，慈溪郑性，山阳杨开沅，都曾跟随他学习；陈锡嘏、仇兆鳌以及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也都出自他的门下。安阳许三礼任海昌知县时，请他登堂主讲，跟他学习《三易洞玑》。后来许三礼任职京师，每年都寄信询问学问。他曾让弟子们取来汉、唐、宋、元诸儒的经学注解，把其中繁复的内容以及彼此的异同记录下来，编成一部书。经学工程从《春秋》开始，仅“春王正月”一句，就已经装满五六帙；估计无法完成，于是停止了。宗羲年轻时磨炼自己，重视名节义理，以有志气、有胆识自得；经历患难以后，才潜心于清苦的生活，尽力研究学术。他曾说：“活到五十岁才知道前四十九年都是错误的；如果伯玉还在，我就拜他为师了。”《学案》共六十二卷，另编有《二程学案》以及《宋儒学案》《元儒学案》。学者想要考察古今儒者学术的源流、门户以及异同得失，这部书就齐备了。他擅长古文辞，编成《南雷文案》四卷。《吾悔集》《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后来总编为《南雷文定》，晚年又删省为《南雷文约》；《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另有《梨洲集》，是歙县县令靳熊封仰慕他的名声，代为刊刻的。又著有《大统法办》四卷、《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各一卷、《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回回法假如》各一卷，以及《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若干卷，这些都是他为历法谱录所作的序。他又著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春秋日食历》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授书随笔》一卷，这些是他阐发经学的著作。又有《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分条列举一代的事情，供采择，并备考订。他认为《宋史》不能不编，想要辑成《宋史》，却未能完成；现存《丛目补遗》三卷。他又著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记》一卷、《四明山寨记》一卷、《海外恸哭记》一卷、《日本乞师记》一卷、《舟山兴废记》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汰存录》一卷；其余还有《深衣考》一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思旧录》一卷、《剡源文钞》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读》六十二卷，都广泛流传于世。他的《宋文鉴》《元文钞》没有完成。又有《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自著年谱》，共若干卷。康熙三十四年，他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康熙十六年，他先在忠端墓旁营造生圹，墓中放置石床，不用棺椁。子弟们对此感到疑惑，于是他写了《葬制或问》一篇，援引赵邠卿、陈希夷的事例，告诫不得违背遗命。只用一床被子、一条褥子，戴角巾，穿深衣，最终不用棺材下葬。其弟宗炎、宗会，都具有非凡的禀赋。当时人称他们为“三黄”。他的儿子百家，字主一，年轻时传承父亲的学业。后来又师事梅文鼎，著有《勾股、矩测解原》二卷。尚书徐干学聘请他进入史局。他的父亲宗羲先前没有接受征召，便写信戏谑徐干学说：“过去听说首阳山的两位老人把孤儿托付给尚父，因此得以吃三年薇菜而面色不变；如今我把儿子交给您，我就可以离开了。”

译全祖望说：“先生论文章，认为唐以前的句子短，唐以后的句子长；唐以前的文字华美，唐以后的文字质朴；唐以前的文章像高山深谷，唐以后的文章像平原旷野。因此自唐以后发生了一次大变化。但是文章的美丑并不因此改变，改变的是文辞，不可改变的则千古如一日。先生的文章不拘属于哪一家；晚年喜爱谢皋羽的文章，是因为自己所处的境地与他相同。先生虽然没有接受征召，但史局遇到重大问题，一定向他咨询：编本纪时删去了诚意伯撤座的说法；历志出自吴任臣之手，他从千里之外寄信，请先生审查订正。他认为《宋史》另立道学传，是元代儒者的陋习，《明史》不应沿袭这个做法。当时朱彝尊正有此议，汤睢州拿先生的书给众人看，于是删去了道学传。对于讲学诸公，他辨明康齐并没有与弟弟争讼田产的事情，白沙也没有张盖出都的事情，彻底洗刷了前人的诬陷；论党祸时，他说郑鄤杖打母亲的事并不真实；论寇祸时，他说洪承畴杀贼很多的说法大多荒诞。对于死忠之人的记载，他尤其多方核实：如宦官之难中，丁干学因从窗户跳下而死；甲申之难中，陈纯德因被俘受戮而死；南中的变难中，张捷、杨维垣因逃窜而死。史局依从了他的意见。地理志中，很多内容取用先生的《今水经》作为考证。” 先生写了很多碑版文章，对于国难中的诸位人物，尤其努力表彰。至于那些遗老以军持身份自我隐晦的人，过了很久有的还继承佛法、登堂说法。先生说：“这就是不甘心做异姓的臣子，却反而甘心做异姓的儿子。”所以他所赞许的，只有同乡周囊云一人。先生的弟弟宗会晚年喜好佛教，先生反复说这是不可以的。大概先生对于异端学说，即使其中有寄托而逃避现实的人，也还是不能宽容多少。起初在南京的文社中，归德侯侯朝宗每次吃饭都必定让歌伎助兴。先生说：“朝宗的尊长还关在狱中，竟然还能享乐到这种程度吗？我们这些人如果不说，就是损友。”有人说：“朝宗的性情本来就不能忍受寂寞。”先生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忍受寂寞，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当时人们感叹这是名言。后来选编明文时，有人说侯朝宗不应再被收录。先生说：“姚孝锡曾经在金朝做官，元好问最终仍把他列在南冠之中，并不把他当作金人，这是推究他的内心。侯朝宗也是这样。”由此可知，先生评论人物很严厉，却从来没有不宽恕。晚年喜爱聚集书籍，他所抄录的书，来自鄞县天一阁范氏、歙县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是吴地传是楼徐氏。但他曾告诫学者说：“应当用书籍来明白自己的内心，不要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 当权者中有人参与听讲，他便说：“诸位爱护百姓、尽心职守，这正是当时应当学习的学问。”他死后，故居遭遇水火，遗留下来的书籍全部荡然无存。他的孙辈只能靠耕田和读书维持生活。如今的大理寺卿汪漋，是郑高州的门生。他在浙江中部任督学时，为郑高州置办祭田，以守护他的墓。高州的儿子郑性，又在家中为父亲建祠，每逢春秋仲丁日，用少牢祭祀，并辑录他的遗书。·李元度传 黄梨洲先生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是明代御史忠端公黄尊素的长子。忠端公是杨涟、左光斗的同道，因为弹劾魏忠贤而死于诏狱。庄烈帝即位时，先生十九岁；他把长锥藏在袖中，进京为父亲申诉冤屈。到达后，逆阉魏忠贤已经被磔死；先生便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李实。适逢审讯许显纯、崔应元，先生与他们当面对质，取出袖中的锥子刺许显纯，鲜血流遍全身；又殴打崔应元，拔下他的胡须，回去在忠端公的神主前祭告。又用锥子刺死狱卒叶咨、颜仲文；因为忠端公临终时就是死在这两人手中。当时曹钦程已经列入逆案；李实申辩说原来的奏疏不是自己写的，暗中送给先生三千金作为贿赂，请求不要当面对质。先生揭发了这件事，又在对质时用锥子刺他。案件审结后，先生与各位忠臣的子弟一同在狱门设祭，哭声传到宫禁之中。庄烈帝感叹说：“忠义之臣的孤儿，实在令人怜悯。” 先生回乡后，更加努力学习；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没有不阅读的。他对科举之学禁锢人的弊病感到愤怒，思考改变它的方法。他把家中收藏的书全部取出来阅读，不够的就抄录同乡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的书，以及南中的千顷斋黄氏、绛云楼钱氏的书；又在南雷建造续钞堂，以承接东发的学术传统。山阴刘忠正公倡导蕺山之学，奉行忠端公遗命，与先生交游。当时越中承接海门周氏的余绪，把儒学引入佛教，石渠陶氏奭龄是其中的首领，姚江学术的传统因此大为败坏。先生约集吴越间的高才之士，竭力摧破他们的学说，所以蕺山的弟子如祁忠敏公彪佳、章给事正宸，都以声名和德行受到尊重；而四友抵御外侮的助力，也一定首先推重先生。蕺山之学专门谈论心性，漳浦黄忠端公则兼及象数，人们把他比作程、邵两家。先生说：“这是能够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学问。”于是拿出自己所学的律历诸书，彼此质疑考证。弟弟宗炎、宗会，都具有非凡才智。先生亲自教导他们，世人因此称他们为“东浙三黄”。周延儒再次被召用后，谋划翻转逆案，起用马士英任凤阳督，为阮大铖铺路。于是南京国子监的诸生写了《留都防乱公揭》，斥责阮大铖。陈公子贞慧、沈征君寿民、吴秀才应箕、沈上舍士柱共同商议：东林党人的子弟，以无锡顾杲为首；宦官祸乱涉及的各家，以先生为首；其余的人依次署名。这是戊寅年秋七月的事情。壬午年，先生进京，周延儒想推荐他任中书舍人，他竭力推辞而免任。一次偶然在市中游览，听到铃铎声；他说：“这不是吉祥的声音。”于是南下。不久，大清军果然入关，甲申之难发生。阮大铖突然在南方起用，公揭中列出的姓氏共有一百四十人，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先生同乡中有宦官党羽，首先弹劾刘文正公及其三位大弟子，即祁、章二公和先生；先生与顾杲一同被逮捕。太夫人叹息说：“章妻、滂母的遭遇，难道要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吗！”

译正逢大军攻下南都，先生得以脱身，踉跄逃回浙东。当时忠正公已经为国尽节，弟子们大多也随之殉难。孙公嘉绩、熊公汝霖凭一旅兵力，划江而守。先生召集乡里子弟数百人跟随他们，号称“世忠营”。他请求以布衣身份参与军务，没有获准；后来授任职方郎，不久改任御史。先生编成监国鲁元年《大统历》，在浙东颁行。马士英驻扎在方国安营中，想入朝任职；众人都说应当杀他。熊公担心他挟持方国安作乱，便好言安慰他。先生说：“只是群臣力量不足，不能杀他罢了。春秋时的孔子，难道能够加罪于陈恒吗？但不能因此说陈恒不应被诛杀。”熊公向他道谢。先生又写信给王之仁说：“诸位为什么不沉船决战，从赭山直趋浙西？却天天在江上鸣鼓，攻击已有准备的敌人，大概是打算自守罢了。小小的三府供养十万军队，必定支撑不住，还能守什么呢？”听到这些话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却不能采纳。只有熊公曾经两次率部西进，攻下海盐。到这时，孙公把火攻营的士卒交给先生，先生与王正中合军，共有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因忠义而奋发自励；先生深深结交他，使王之仁不能干扰军务。职方郎查继佐军中发生叛乱，先生平定了它；又带领这支军队向西进发，渡海到札潭山。太仆陈潜夫带兵同行。众人商议从海路进入太湖，招募吴中的豪杰。抵达乍浦后，约定让崇德义士孙奭等人在内响应。正好大军戒备森严，不能继续前进，而江上的军队已经溃败。先生回到四明山，结寨自守，余下的士兵还有五百人。先生驻兵于杖锡等地，改换便服外出拜访监国。他告诫部下要善于同山民结交，但部下没有完全遵守约束，山民害怕招来灾祸，暗中烧毁了营寨，部将茅瀚、汪涵也死于此难。先生无处可归，逮捕他的檄文接连下达，只好带着子弟进入剡中。己丑年间，监国在海上，先生便与都御史方端士前往投奔，被授任左副都御史。不久，大军包围健跳，城中形势危急，先生放置好靴子和刀，等待听命出战；正好荡胡伯阮骏前来救援，才得以免难。当时各路将帅的强悍，超过方国安、王之仁。文臣稍有不同意见，就立刻招来祸患；熊公非正常死亡，刘公中藻因援军未至而死，钱公肃乐因忧愁而死。先生失去兵权后，每天只与尚书吴钟峦坐在船中，整理衣襟讲学；有空时便注释《授时历》《大统历》《回回历》，仅此而已。先生跟随监国流亡时，太夫人还住在故乡，当权者登记了他的家属。先生说：“我的心绪已经乱了，我不能做姜伯约。”于是上书陈述情况，改换姓名，秘密赶路回家。这一年，监国从健跳到翁州，又召先生与侍郎冯京第一起出使日本，请求借兵；抵达长崎后，没有得到许可。从此，他向东迁徙、向西转移，没有安定的居所。而浙中的当权者只要得到名册，发现有人同海上势力有联系，便立即搜捕剃发。先生在故国官至列卿，江湖侠客多来投奔；冯侍郎等人在杜岙结寨，原来就是先生的旧部，风波震动不止一日。先生仍然带着帛书，想招募婺中的镇将向南援助。此时正逢官府搜捕各寨中同海上势力往来的人，山寨中的诸位首领相继死去；弟弟宗炎因同冯侍郎交往而获罪，行刑的日期已经确定，先生设法救出了他。辛卯年，先生派遣间谍进入海上报告警情，命令他们做好防备。甲午年，定西侯张名振派来的使者到达，被官府逮捕，官府又悬赏捉拿先生。丙申年，慈水寨主沉尔绪引发祸乱，也把先生列为首要人物。他们能够没有被杀，都是幸得上天保佑；但先生的气概始终没有受到震慑。后来海上势力覆败，先生再也没有希望，于是奉养老夫人返回故乡，竭尽全力著述，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他自己说，当年在蕺山门下求学时，很喜欢成为气节严峻、意志坚定的一流人物；经历患难以后，才开始有更深的造诣，并追悔自己过去所学是脱离时务的学问。丁未年，先生重新开办证人书院，接续蕺山的学术；不久又到鄞地、海宁，巡抚张公以下的官员都请求他开讲，先生不得已答应了。先生认为，明人的讲学沿袭语录的糟粕，不把六经作为根本。教导学者必须先穷究经书，再到各朝史书中寻求事实根据。他又说，读书不多，就无法验证这些道理的变化；读书多而不在内心求证，就会成为世俗的学问。先生以濂学、洛学的传统一并会通诸家：横渠的礼教、康节的象数、东莱的文献、艮斋和止斋的经术、水心的文章，无不旁推而贯通；这是自古儒林中从未有过的成就。康熙戊午年，朝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叶学士方蔼准备上疏推荐先生，陈庶常锡嘏说：“这将使先生成为叠山、九灵那样为此丧身的人。”极力阻止了他。恰逢朝廷修撰《明史》，徐学士元文认为先生不是可以召来考试的人，但或许可以聘请他修史。于是朝廷同兴化李公清一起征召先生，下诏命督抚以礼相请遣送；先生坚决推辞。朝廷知道不可能招致他，特意下诏命浙中督抚把先生著述中涉及史事的部分抄录，送到京师。徐公聘请先生的儿子百家，以及万处士斯同、万明经言任纂修，三人都是先生的门人。先生写信答复徐公，并开玩笑说：“从前听说首阳山的两位老人把孤儿托付给尚父，于是得以吃三年薇菜，脸色也不改。如今我把儿子送给您，可以安置我了。”当时，圣祖表彰儒术，大臣中有许多德高望重的人，只是都因不能招致先生而感到遗憾。魏公象枢说：“我平生想见而没有见到的有三个人：夏峰、梨洲、二曲。”汤公斌说：“黄先生谈论学问，就像大禹疏导水流、开通山脉一样，脉络分明，是我们这一学派的斗杓。”庚午年，徐尚书干学值班侍奉皇帝，皇上问到遗逸的贤人，又用先生回答；徐公还说：“曾经由我的弟弟元文上疏推荐过他，只是他年老不能前来。” 皇上说：“可以把他召到京城来，朕不授给他职事；如果他想回去，就派官员送他回去。”徐公回答说，先生年事已高，没有前来的意愿。皇上叹息不止。

译先生卒于康熙乙亥年秋，享年八十六岁。起初他在忠端公墓旁营造生圹，墓穴中放置石床，不用棺椁；有人询问葬制，他便援引赵邠卿、陈希夷的先例，并告诫身后不得违背他的遗命。大概是因为他自认为遭逢家国巨变，只求尸身迅速腐朽，不愿明说其中的原因。他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是三百年儒林的总汇。《易学象数论》六卷，竭力辨明河洛方位图象的错误。《授书随笔》一卷，是阎征君若璩询问《尚书》而先生答复他的记录。《春秋日食历》一卷，辨析卫璞言论的错误。《律吕新义》二卷，是他曾取余杭竹管中管壁厚薄适中、质地均匀的竹管，截成十二律和四清声加以试验，因而扩充其说。《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解》，唯独缺少《孟子》，于是疏解成《孟子师说》四卷。他曾想重修《宋史》，未能完成，留下《丛目补遗》三卷。又有《赣州失事纪》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记》一卷、《日本乞师记》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始末》一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十四卷〕 又有《汰存录》，是订正夏考功《幸存录》的著作。他在历法学方面有少见的神悟；在海岛时，古松流水之间筹算声簌簌作响，他曾说，勾股之法是周公、商高留下来的遗法，后人失传，才使西方人得以窃取其传。有《授时历注》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公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此外还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等若干卷。后来梅征君文鼎根据《周髀》研究历法，世人惊叹为绝学；其实是先生开创了这条道路。《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后来分为《南雷文定》共五集，晚年又编定为《南雷文约》，合计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是王佐之才的谋略；顾先生炎武读到后感叹说：“三代的政治可以恢复了。”《思旧录》二卷，其中多是整理史料的文章。又选编明代文章，扩充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阅览明人文集二千余家，先生自己说，这部书同十朝国史前后相接。他又另行嘱托李征君邺嗣编纂《明诗案》，尚未完成李征君便去世了。又辑录《宋、元儒学案》，用来记载七百年间儒学界的学派门户。还曾续编《宋文鉴》《元文钞》，以补足吕、苏两家的缺漏；未完成编纂便去世了。又因为蔡正甫的著作失传，编写《今水经》。其余还有《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以及自著年谱，共若干卷。先生的文章不专属于一家，晚年忽然喜爱谢皋羽的文章，因为二人所处的境遇相同。先生虽然没有赴征召之车，但史局遇到大义问题，必定来咨询他：《历志》出自吴检讨任臣之手，总裁请求借阅先生遗书，恳请他审定订正后再定稿。先生曾评论《宋史》另立道学传，是元代儒者的陋见，《明史》不应沿袭这个例子；朱检讨彝尊恰好也有这个主张，汤公斌拿出先生的书信给众人看，于是删去了道学传。对于国难中的诸位人物，先生尤其努力表彰。至于那些遗老以手持军旗来掩饰身份的人，过了很久，有的又传授佛法、开堂讲经。先生说：“这就是不甘心做异姓的臣子，却反而甘心做异姓的儿子。”所以他所赞许的，只有四明周囊云一人。弟弟宗会晚年喜好佛教，先生反复劝说佛教不可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对于佛、道二氏的学问，即使有人借此托身避祸，先生仍不肯稍加宽容。晚年更加喜爱聚集书籍，所抄录的书籍来自鄞地天一阁范氏、歙地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来自吴中传是楼徐氏。但他曾告诫求学者：“应当用书籍来阐明内心，不要玩弄物品而丧失志向。”他的儿子百家，字主一，能够继承他的学问。《黄梨洲先生年谱》七世孙垕炳编辑 叙

译国初所称的三大儒，北方是容城孙夏峰先生，西方是盩厔李二曲先生，东南方则是我们所说的遗献文孝公。当时三位先生鼎足而立，天下人景仰跟从，彼此之间没有高下之分；然而论身世的艰难、著述的宏富、声誉和同道响应的广泛，文孝公比孙、李两位更胜一筹。文孝公曾亲自编写年谱，送给郑高州，并预先把撰写墓志铭的事托付给他。不久，郑氏家中因失火而没有防备，所收藏的年谱丢失；我的破屋又屡遭水火，副本也随之全部化为乌有。唉！难道是上天不想让文孝公的嘉言美行以及遭受艰苦辛酸的情状昭示后世吗？还是当时禁忌极其森严，想让起兵、存亡、乞师等几件大案的踪迹泯灭，以避免无妄之灾呢？乾隆年间，叔祖稚圭公搜集遗书，想编纂文孝公年谱；还没有来得及编排次序，就突然归于道山。后来敬旃从兄继承祖志，不久患上重病，召见我并对我说：“从前小雷公寻访兄长万里，找到七世宗子遗献公，表彰他之后就使他的声名更加显著；你就是遗献公的七世宗子，年谱的编纂，除了托付给你还能托付给谁呢？”我说：“遗献公锥刺仇敌魏阉，腰系绳索投身虞渊，学问包罗董、郑，品行可比伯夷、叔齐和介之推、伍子胥；他的性理和文章，受到海内尊崇，哪里还需要后人来表扬呢？” 即使如此，阳明、蕺山二位先生的年谱早已流传于世，而遗献公去世一百多年了，仍没有年谱，后人难道能推卸责任吗？何况遗献公命运遭逢阳九之厄，党锢之祸余波未平，接着又发生战争；战争之后，又遭遇水火灾害。在这期间，他经历围城、捕捉檄文、改姓易名、军队溃败、营寨焚毁、房屋坍塌、粮食断绝，以及在扶桑洒下血泪、在沧海冒着鲸浪航行；所谓野葛之苦不止一尺，当然应当大书特书，以彰显他的苦节。于是我打开箱子，得到《行略》《神道碑》《三大儒传》《文案》《文定》《诗历》《行朝录》《思旧录》，以此作为蓝本；又广泛搜集各家文集、明末野史以及省、府、县志等书，可信的便采录，存疑的便阙而不录，仿照王阳明先生年谱的体例，记事取其要点，文字取其简明，经过两次寒暑交替，年谱终于写成。唉！文孝公卒于康熙乙亥年孟秋，距我生于嘉庆乙亥年孟秋，恰好只有两个甲子。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传到五世便衰竭。”若按父子相继的一代来计算，已经超过六世；若按三十年为一世来计算，又不足五世。那么，在文献衰微、人事凋零之后，抱守残缺、搜集整理遗文，仍能使人看到文孝公的大概，这难道不是他的遗泽还在吗？辛酉、壬戌年间，我带着这部年谱和各种书籍到北乡避乱，租住在一间屋子里，人在南窗下起居，把书放在北窗下。贼兵将要到来时，留我住宿的主人说：“南窗明亮、北窗昏暗，把书放在暗处，贼人会怀疑那里藏着宝物，书一定会被毁掉。为什么不把书放在明亮处，让贼人一眼看出是书，也许可以免遭践踏呢？”于是我把书移到南窗下，自己逃到别处躲避。不久贼兵到来，放火烧屋，朔风大作，其余房屋全被烧毁，北窗也毁了；火势蔓延到屋脊，贼兵突然退去，天又转了风，居民出来救火，南窗却仅仅保存下来，年谱竟然没有损伤。唉！这难道不是文孝公在天之灵有所呵护吗？否则，它很少有不成为郑氏藏书后续灾难的。盗寇气焰平息后，文教大兴，记载明末史事的书籍陆续刻印出来；于是我又广泛采集、旁征博考，重新加以整理订正。每条下面没有注明出处，是因为一条之中往往参用了群书，不便逐一注明；而且所引用的书，都是博雅之士共同知道的。今年春天，朱镇夫孝廉经过留书种阁，鼓动我付梓，并愿意资助费用。后来林君祥纯、谢生高树说，文孝公实际上是海内百世的老师，这部年谱难道只是黄氏一家的书吗？于是他们分别出资，各自刻印一卷。这样，文孝公一生的事迹，后人或许可以看到其中的详细情况。至于有事实可以考证确信、但具体年份不详的，将另编《补遗》一卷附在后面。同治癸酉年斗指未、申两辰之月大尽前一日，晜孙垕炳谨慎记述。卷上 公名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是忠端公的长子，居住在余姚通德乡黄竹浦。明鲁监国时期，以副都御史身份跟随监国流亡。明清易代后，在甬、越之间讲学，多次受到征召而不肯出仕，大江以南的士人多跟从他求学。世人称为梨洲先生。他去世后，门人私下谥为文孝。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八月八日戌时，公出生。姚太夫人将要分娩，忠端公预先推算禄命，得出出生年份为庚戌、月份为乙酉，出生日期和时辰为庚寅、丙戌，配合得极好；但必须听到金鼓之声才算应验。恰好有乡里的优人鸣钲击鼓，而公就在此时出生。占卜者说，这与孔子出生■相同，只差一个字（见《文定·孔子生卒岁月辨》）。乳名叫麟，因为太夫人梦见麒麟祥瑞。公出生便聪慧高峻，成年后能够举起鼎。相貌古朴，口齿略有口吃；额角有像铜钱一样的红黑痣，左右各一颗，有人说这是日月痣。三十九年（辛亥），公二岁。四十年（壬子），公三岁。四十一年（癸丑），公四岁。八月乙未（十日），曾王母章太淑人去世。十一月丁丑（二十三日），曾王父获赠太仆的对川公去世。四十二年（甲寅），公五岁。四十三年（乙卯），公六岁。秋天，忠端公乡试中举。四十四年（丙辰），公七岁。春天，忠端公考中进士。七月辛未（三日），二弟晦木公出生（名宗炎）。四十五年（丁巳），公八岁。忠端公被授任宁国府推官，公随父赴任。四十六年（戊午），公九岁。弟弟泽望公出生（名宗会）。四十七年（己未），公十岁。四十八年（庚申），公十一岁。天启元年（辛酉），公十二岁。天启二年壬戌，公十三岁。从宁国返回姚地，前往郡城参加童子试。经过空楼时，听见笑语声和下棋声，于是登楼窥视，看见有五六个人仓皇躲避；公追踪上去，只看见那里供着五通神的神像。当时公只是一个独自一人的童子，凝神观看，并不害怕。七月庚戌（十六日），三弟司舆公出生（名宗辕）。忠端公考授御史，因职位空缺而请假回家。三年（癸亥），公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