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

译宋太祖改年号为干德，下令选择前代没有用过的年号。后来他看见宫女镜子的背面有‘干德四年’字样，窦仪知道那是蜀地的物品，于是叹息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高宋、孝宗起初想使用炎兴、干统等年号，因为刘先主、契丹曾经用过这些年号，于是又重新商议。梁主张重华、南唐贼张遇贤、宋贼方腊，都曾使用永乐这个年号。契丹述律、元出帝，都使用天顺这个年号。西夏使用正德年号，本朝也使用过这三个年号。这是儒臣没有考察清楚的过错。《春雨堂杂抄》说：‘孝宗去世后，武宗以正德改元，这是刘少师健所拟定的。马端肃公文升在吏部主持考选时，便以“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为题来讽刺此事。’《酌中志略》说：‘熹宗时，大内司钥库中积存着历代古钱。有一天，御前从一面旧镜子里得到几枚天启年间的大钱和小钱，颜色十分古旧。司礼监李永真、向若愚把这件事说了出来，于是考查历代史书和《玉海》等书，才知道南梁萧庄、拓跋魏元法僧以及南诏都曾使用过这个年号；这也是宰相不读书的过错。只有萧皇帝入继后改定年号时，内阁起初拟定明良，其次拟定绍治，再次拟定嘉靖，皇帝特意采用了嘉靖。’ 至于天顺，‘天’在上；景泰，‘天’在下；万历是满数；泰昌有两日的象征，这些都不相合。威庙时期以崇祯作为年号，而任用温体仁为宰相，施法严苛而缺少恩惠，京师流传口语说‘崇皇帝，温阁老’；‘崇’与‘戎’同音，‘温’与‘瘟’同音。父老至今还为此叹息。’ 南北两都大内宫殿考 洪武十年，大内宫殿建成。宫门称为午门，两侧配有楼观；中间三门的东西两侧分别是左掖门、右掖门。午门以内称为奉天门，门的左右是东西角门；里面的正殿称为奉天殿，皇帝在这里接受朝贺。殿的左右各有门，左边称为中左门，右边称为中右门；两侧廊庑之间，左边称为文楼，右边称为武楼。奉天殿之后是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是谨身殿，殿后就是乾清宫的正门。奉天门外两侧廊庑之间有门，左边称为左顺门，右边称为右顺门。左顺门的东面是东华门，里面有文华殿，是东宫处理政务的地方。右顺门的西面是西华门，里面有武英殿，是皇帝斋戒时居住的地方。建筑制度都仿照古制，只是略有增加和扩展。

译永乐初年营建北京，凡是太庙、社稷、郊坛、场地、宫殿、楼阙的规制，全都仿照南京，只是更加高大、华丽、雄壮。又在皇城东南修建皇太孙宫，在东安门外东南修建十王邸，总计八千三百五十楹。从永乐十五年六月开始动工，到十八年九月完工。《酌中志略》说：北京大内的规制是，皇城向南，称为大明门；稍微向北而偏东，称为长安右门；再向北而偏东，称为东安门；向北，称为北安门，就是俗称的厚载门。转而向西，称为西安门；再向南而偏西，称为长安右门；这些是外围六门。城墙外四周设红铺七十二处，登闻鼓院在长安右门外。紫禁城向南的第一重门称为承天之门，第二重称为端门，第三重称为午门。魏阙分为两处，称为左掖门、右掖门；向东的是东华门，里面有文华殿；向西的是西华门，里面有武英殿；向北的是玄武门。这是内围八门。城墙外四周设红铺三十六处，护城河环绕其外。大明门以内是承天之门；承天之门以内东面的一道门内是太庙，西面的一道门内是太社、太稷。端门以内是六科。东面是阙左门，再往东是松林，是会推官员的地方。西面是阙右门。居中高耸、面向南方的是午门，钟鼓安置在那里。左掖门、右掖门以内，居中向南的是皇极门，也就是奉天门，铜壶滴漏安置在那里。左边是弘政门，也就是东角门；右边是宣治门，也就是西角门。位于西面、向东的是归极门，也就是右顺门；位于东面、向西的是会极门，也就是右顺门。从归极门向东南进入，是六科廊，东西两房的掌司居住在那里，精微科和章疏也放在那里。会极门是京官上呈奏本、接收奏本的地方。从会极门向南进入是内门，是辅臣票拟奏本、清禁所在的地方；宣宗曾赐下一方文渊阁印。皇极门以内居中向南的是皇极殿，也就是奉天殿，铺设金砖、覆盖玉瓦；左边向西的是文昭阁，也就是文楼；右边向东的是武成阁，也就是武楼；中间有一座渗金圆顶的殿，称为中极殿，也就是华盖殿。殿的两旁，东面是中左门，皇帝召见对答有时在这里；西面是中右门。再往北是建极殿，也就是谨身殿。这些都是嘉靖年间重新修建并改的名称。殿居中向后，矗立在三层台阶、白玉栏杆之上的，是云台门。两侧向后的门，东面称为后左门，西面称为后右门，也就是云台的左右门。又称为平台，凡是皇帝召见阁臣、部臣等官员，有时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再往东是景运门，再往西是隆宗门。向南的是仁德门，也就是乾清宫；左右各有一只金狮。进入宫门后再登上白玉石栏杆，直达乾清大殿。丹陛下靠近站台处有一个洞，贯通东西，左边称为日精门，右边称为月华门；左边的小门称为龙光门，右边的小门称为凤彩门。左边有昭仁殿，右边有弘德殿。再往北是交泰殿，它的渗金圆顶也采用皇极殿的制度。再往北是坤宁宫，是皇后的居所。左边称为景和门，右边称为隆福门。再往北，左边是端则门，右边是基化门，便连接到琼苑的左右门。坤宁门仍有一道中门，向后关闭，不开放。乾清大殿左侧向西的是端凝殿，右侧向东的是懋勤殿。坤宁宫之后是后苑，钦安殿就在这里，是供奉玄天上帝的地方；还有鱼池、山子、奇花异草，景色宜人。东南面是琼苑左门，西面是琼苑右门。钦安殿之后是顺贞门，墙外就是紫禁城的玄武门，每晚的更鼓都在那里敲响。这就是大内宫室的大致情况。还有慈宁宫、慈庆宫等宫殿，是皇太后、皇太妃居住的地方；翼坤宫是皇贵妃居住的地方；承乾宫、钟粹宫等宫殿，是东宫及东宫妃嫔居住的地方；永和宫是诸王居住的地方。皇城北安门内寿皇殿的南面是万岁山，俗称煤山；都是用土渣堆积而成。山上树木茂密，鹤鹿成群；里面有红阁，是皇帝殉国的地方，令人因鼎湖之变痛哭流血，千古悲痛。山前称为万岁门，再往南是北上门，左边是北上东门，右边是北上西门。再往南经过北上门，就与紫禁城的玄武门相对。北上西门以西有大高玄殿，前门称为始青道院，左右有两座牌坊，分别称为先天白镜、大极僊林。又有两座阁，左边称为炅明阁，右边称为■〈水月〉灵阁。殿的东北面是象一宫，这是世宗皇帝修习玄理的地方，因而得名。西内再往西是西直房，也就是襮房；武宗皇帝驾崩于此。它的东面就是西下马门。玉河桥就是金海桥，有两座牌坊，分别称为金鳌、玉蝀。再往南是五雷殿，也就是椒园，又称蕉园；凡是《实录》修成，都在这里焚烧草稿。内府所属各监、局等二十四衙门，分布在紫禁城内外，这里不一一列举。京都形势

译《宪章类编》说：本朝定都燕京，大体与古代不同，略逊于周、汉，却远胜于东汉、赵、宋。周、汉建都西北，地势具有建瓴之险；人又凭借强劲的风气，天下没有谁能与之争衡。东汉定都雒阳，已经失去全部地势优势。宋人放弃燕云之地，又没有边界防御；所以最终不能守住。我朝定都燕京，虽然风气的凛烈、士马的强盛不如周、汉，但依靠险要防守边境、居于外部而控制内部，这一点与周、汉相同。因此按照通常的说法，京师北面的防线最为紧要，宣府、大同次之，辽东再次之，陕西又次之，这是因为距离京师有远近之别。京师北面防线最为紧要，那么大宁内迁、三卫盘踞的问题就不能不讲求。宣府、大同次之，那么独石孤悬、丰州和东胜沦陷的问题就不能不讲求。经营大宁，宣府与蓟州之间就没有阻隔，辽东的右臂也能伸展；经营丰州、东胜，山西、陕西就能彼此呼应，甘肃的左臂也能伸展；这才是建立国家的宏大规划。然而永乐、宣德年间，只知道兀良哈诚心归顺，认为开平艰远，丰州、东胜人口不足，便甘心放弃土地，完全不加珍惜，难道不是往事的遗恨吗？从形势变化来说，大宁已经不能恢复，那么京师北面应当设置重重城垣；宣府与辽东不能连接，那么就应当利用花当、朵颜之间的交错关系来防护宣府；开平、东胜已经沦为异域，那么宣府、大同的士马一天也不能忘记作战。然而成化、弘治年间，只知道火筛通贡、山海关征收商税，至于宣府、大同开凿壕堑、修筑敌台以及京师北面的防守，却一点筹划也没有采取，难道又不是往事的遗恨吗？起初凭借开创基业的威势，向东斥逐大宁，向西开辟丰胜，并不困难。后来凭借生息繁养所积累的财富，大规模拓展京后，盛兵防守宣府、大同，也不困难。时日渐久，因循苟安，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偷安玩忽日久，祸患和空隙便产生了。敌人侵犯太原，就要增加忻、代、泽、潞的兵力，并凭借宁武、雁门的关塞；敌人侵犯洪、蔚、广昌，就要修筑宣府的关塞，从而松弛东北方面的防御。阻挡太原的敌寇，关键在于奋力战守于大同、偏头之间；救济洪、蔚一带的扰乱，也应当不忘潮河、花镇的防备。增加忻、代、泽、潞的兵力，度支就会紧张；松弛东北防务，京畿和辅郡就会震动。近年的经营安排，难道不是失去权衡轻重之道的过错吗？唉！刀刃已经迫在眼前，却不顾飞来的流箭；敌人既然已经窥伺宣府、大同，那么修筑宣府、大同的城垣是可以的。根据已经显露的形势，防患于未然，因而修筑宣府、大同的城垣，同时修筑京后的城垣，也可以。堆积的柴薪必然燃烧，阻塞的河流必然决口；把宣府、大同作为诱饵，而先修筑京后的城垣，也可以。若把全部力量用于宣府、大同，却置京后于不顾，那么在缓急轻重之间，失于权衡的地方就太多了。唉！从前留下的遗憾，已经无法避免；近来的过错，幸而还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堆积的柴薪必然燃烧，阻塞的河流必然决口；把宣府反过来作为诱饵，而先修筑京后的城垣，立即实行也是可以的。如今只有大规模修筑京后的城池，才能使它稳固如金汤；宣府、大同则通过作战来防守，京后则通过防守来作战。宣府、大同到了秋天，就应利用关塞出兵，与敌交战；京后一有警报，就利用关塞的空闲时间分班轮换、休息调养，以便让禁军熟悉劳逸调度。这就是所谓依据实际情形斟酌运用，是应对形势的关键策略。祖陵的祭祀典制 熙祖陵在泗州基运山，德祖、懿祖则在基运山遥祭。按规定，基运山设泗州祠祭署，置奉祠一人，由朱氏世代任职；朱氏中名贵的，是本宗人的女婿。陵户有三百十四家，长至、正旦用太牢三具；清明、中元、孟冬，每逢朔望用少牢三具，由奉祠主持祭祀。洪武二年，下诏树立凤阳皇陵碑，加仁祖淳皇帝陵名为英陵，山名为“翊望山”。后来又将英陵改称皇陵，并设置卫所守护。洪武七年，设置皇陵祠祭署，以汪文为署令，刘英为署丞，专门掌管祭祀事务。皇陵署隶属中都留守司一处，皇陵卫、皇陵祠祭署各一处；奉祠二人，刘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名观，赵氏名聪，都是国甥；刘氏是义惠侯刘继祖的孙子。皇考去世时，继祖把自己的土地拿出来安葬他；两个汪氏都是汪老母的孙子。汪老母家境贫寒时，曾备办礼物派人把他们送到皇觉寺，因此让他们的子孙参与守护皇陵。陵户有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长至、正旦用太牢，清明、中元、孟冬用少牢，由奉祠主持祭祀；朔望用少牢，由留守主持祭祀。弘治元年，下令由内官监派一人监护，并由南京官员负责，礼制仿照孝陵；山名为神烈山。据记载，孝陵有四十位妃嫔附葬，陵中设置神宫监、孝陵祠祭署各一处；清明、中元、长至用太牢，正旦、圣旦、朔望以及帝后忌日用酒和果品；由勋戚大臣一人主持祭祀。国家有大事，派遣大臣到孝陵祭告。孝陵以东有懿文太子陵，祭祀礼制仿照孝陵；岁暮和四孟，遇忌辰则增加牲品，由祠祭署官员主持祭祀。又有韩宪王、张顺妃、李丽妃的坟墓，都按时用牲醴祭祀。太宗选定寿陵很久，始终没有得到吉地。永乐七年，仁孝皇后尚未安葬，工部尚书赵羾带江西地理术士廖均卿到昌平，遍察各山，认为昌平东面的黄土山最吉利。太宗当天亲临察看，决定将其定为陵地，封山为天寿山，此后的各陵都建在那里。各陵都设置陵卫、神宫监、祠祭署，制度如同孝陵。正旦用酒果，清明、中元、长至、圣旦用太牢，分别派遣勋戚大臣祭祀；忌日用太牢，专门派勋戚大臣祭祀。睿皇帝显陵在承天纯德山，由都督蒋华主持祭祀；蒋华是慈孝睿皇后的家人。朱少师平涵说：天寿山九陵中，长陵居中，只有景陵在左；献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都在右边，永陵又在景陵左边，这样就是左边两陵、右边五陵了。昭陵在各陵的右边，定陵又在昭陵的下面。又说：泰陵临近溪水，水流直下二十里，形制又低下狭窄；康陵中间断绝，也像天下已经穷尽一样；在这十陵之外，康陵、德陵又不知道排列在什么地方。又有恭让胡皇后陵、景帝汪皇后陵、宪庙废后吴氏陵。世庙孝洁皇后陵、继后张氏陵，怀献太子、恭太子、哀冲太子、庄敬太子、赵靖王、秀怀王、蕲献王、藤怀王、卫恭王、许悼王、忻穆王、申懿王、雍靖王、岐惠王、泾简王、蔚悼王、颕殇王、蓟哀王、戚怀王、均思王、景□王以及各帝妃、各位夭折公主、阿保夫人的坟墓，还有戚庙同孝节烈皇后附葬的田贵妃坟墓围墙，真是千古令人伤心啊。高皇帝亲自撰写的皇陵碑文

译国子监博士徐昌榖祯卿所辑《剪胜野闻》中，记载了太祖皇帝自述朱氏世代德行的碑文：“本宗朱氏出自金陵句容，地名朱巷，属于通德乡。自上世以来，一直勤劳从事农业。五世祖仲八公娶陈氏，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六二公，次子七二公，幼子百六公，这就是高祖考。百六公娶胡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四五公，次子四九公，这就是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共四人。初一公娶王氏，这就是祖考、祖妣，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五一公，次子就是先考，名世珍。元初把我们编入淘金户，但金不是本地出产，只能到别处购买。先祖初一公因服役陷于困顿，于是舍弃田地房屋，带着两个儿子迁往泗州盱眙县。先伯五一公当时十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在泗水之滨经营家业。置办田地、治理产业，等到去世后，家业日渐衰败，因此五一公迁往濠州锺离县，后来便在那里定居。先伯性情淳朴善良，致力于务农立业、积累德行，乡里都称他为善人。他娶刘氏，生有四个儿子：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于盱眙县；重五公生于锺离。先考娶徐氏，她是泗州人。长子重四公，生于盱眙；次子重六公、重七公，生于五河；我就是幼子，生在迁居锺离之后。后来到了戊辰年，先伯有六个孙子，自从兵乱兴起以来，他们相继逐渐死去。先兄重四公有个儿子名叫文正，如今任大都督。重六、重七都没有后代。从前父母因为我多病，把我舍入皇觉寺。甲申年，父母和长兄都去世了，二兄守业，另一位兄长入赘刘氏，我便寄身于僧侣之中。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乱，诸位兄长都死了。淮地兵乱大起，我被掳入军伍，于是招集义兵，兵力逐渐壮大，乘势攻取滁州、和州。龙凤三年，率军渡过长江，驻兵太平。因为想到先考曾经说过：世代都是朱巷人，宗族都还存在。于是访求故乡宗族所在之处，便调兵攻取句容。距离城四十里时，全族父兄子弟四十多人前来，才得以同他们依长幼行礼，实行亲睦之道。但是朱氏世代次序，从仲八公以上已经无法考察。如今从仲八公的高祖、曾祖以下，都是在江左起家，历代坟墓都在朱巷；只有先祖葬在泗州，先考葬在锺离。这就是我朱氏的源流。” 高皇帝登上帝位后，感念刘大秀施舍土地作为陵地的恩惠，封他为义惠侯。又感念汪老妇人的情意，下令授予其后代世代担任从事郎署的官职，命他们守卫皇陵。本朝的法令制度 如今奉旨回复“是”，就是自汉代以来臣下奏事得到准许便回复“可”的制度。如今所说的“知道了”，就是江左诏书写“诺”、唐代写“闻”的制度。称作“圣旨”，则从宋代已经如此。各种恩诏都按类别施行：给太后、太妃加上徽号，称为封赠父母之恩；册立东宫，便有荫及儿子入国子监的恩典；发生灾异而下诏修省，便有免除拖欠、减轻刑罚、宽免奸罪的恩典；皇帝登极，便实行大赦。册立东宫妃，以及东宫出阁，都没有固定的恩例。若兴建大型工程、平定大盗、诛杀大逆，也会下诏，但都按类别办理；只有免除拖欠、减轻刑罚，每次诏令中都会有。九庙发生灾害，就下诏宽恤，甚至有人想借此褒奖亲属、荫庇子弟，这种做法非常荒谬。国家的赏赐制度分为三等：加赏、给赏、量赏。两宫的徽号使用玉册，亲王使用金册，亲王世子和郡王使用镀金银册，印章的形制与册相同。“国王”这一称号只施用于四夷，国内不封国王。天下险要之地设置总帅的有十二处，而悬挂将军印的有九处。宣府称镇朔，大同称征西，延绥称镇西，宁夏称征西，甘肃称平羌，湖广称平蛮，云南称征南，两广称征蛮；辽镇所悬挂的是征虏前将军印。万历年间，又增设征辽将军印；此外还有平虏将军印，若不是大规模征伐，不轻易授予他人。将军印，凡流官使用，称为“挂”；佩带后立即缴还，也称为“挂”；京营戎政则称为“掌”。大同以西、偏头关以北，都是虏地。总督雁门，驻扎在代州，是为了防备他们入侵；总制宣大，驻扎在朔州，是为了便于运输。总督两广都御史这一职务的设置，据考察始于梧州设置总宪；最初的意思是重视广西，后来广东山海之间的警情逐渐增多，不能兼顾并遥相控制，于是梧州成为两广的轮辐、八桂的门户、水陆交通要冲和民夷往来的总汇。设置三堂，始于成化元年。设置镇守总兵，始于永乐年间；设置总制都御史，始于景泰年间。文臣做到总督才称为“军门”，近来操江、巡抚也都称为“军门”了。司礼郎，就是古代的枢密；东厂郎，就是古代的中尉。唐末两位枢密使和左右中尉掌管禁中事务，与宰相相互襄助，号称中贵，也称大臣。于文定慎行说：如今奉命出使的公侯、师保，都处在中官之下，不知道始于哪一年，但决不是高皇帝的制度。中官的品秩最高到四品，他们腰间佩玉、穿蟒袍，都是特别赏赐，并非其官品本来所有，怎么能让师保这样的重臣反而处在他们之下呢？本朝的言官，科员有五十人，台员只有一百人；六科给事中沿袭门下省的旧制，职责在于封还诏书、驳正政令；各道御史沿袭御史台官员的旧制，职责在于弹劾攻击。如今他们都把纠察弹劾作为职责，这已经不是设置这些官职的本意了。如今的试御史，就是唐代的监察御史里行；因为资历尚浅，尚未正式授为御史，先让他在御史班列中任职。如今的京畿道、河南道，大概就是御史长官制度的遗留。唐制御史台有待御史六人，由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人主管杂事，称为杂端；任职不满几个月，就升入南省，所以又称为南床，殿中监察御史以下的官员都禀告他并听从他的指挥。如今的京畿道、河南道，应当就是依据这一制度。

译本朝皇帝出行时，乐器设置好却不演奏，回銮时才演奏鼓吹；这源自梁代制度。《南史》说：“梁武帝有事于太庙，下诏规定斋日不奏乐。”从现在改变车舆刚出发时，鼓吹乐队随行但不演奏，回宫后才恢复通常仪式。如今皇帝出行不演奏鼓吹，恐怕就是源于这一制度。凡考察官吏，汉代制度以按察弹劾为主，近于苛刻严峻；宋代制度详细核查文书法令，却失于重复。只有唐代善于考察官员的德行，重点考核才能，以“善”和“最”相互折算，分为九等；上等加官阶，次等增加俸禄，下等削减俸禄，再下等解除职任。唐制对“善”考察得详细，对“最”考察得简略。然而抛开成周六计的办法，只比较后世制度，那么唐制确实优于其他制度。国家的制度是：官员任满三年，制作牌册，详细记载其任职期间的行事和功绩；属官则先由长官考察，记录其“殿目”和“最目”，再转送御史考核。吏部考功司便核查这些情况，记录其殿最，共分三等：一称职，二平常，三不称职。记录完毕后，引见奏报，请取圣旨，命其复任。任满六年再次考核，也按此办理；任满九年进行总考，综合计算前两次考核所记内容，以决定升迁或降黜，这就是唐代的办法。由御史考核，是汉宣帝命御史考察官员殿最的制度；记录考核评语，是唐人评定官员善最的办法；核查牌册后引见奏报，是宋人引奏磨勘的办法。用一个朝代的制度兼取各个朝代的长处，实在是适用于万世的良法。国家按照贫富划分里甲；根据各里应承担的粮差来衡量轻重，替为公事劳作的人家减免赋役，因疾病而废弃劳力的人免除其差役。里甲十年轮充一次，百姓可以轮流充任，按照公家点名分派差役，周而复始，不得把富户的差役转派给贫户；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各等级按次序充当。根据《大明会典》，五十岁以上者，如果有一个儿子应当服役而本人没有田地，可以允许代替服役。后来各地有司有的实行总赋法，有的实行条鞭法。总赋法，是每年统计应征收入总数，按总数向各赋户颁布应缴数额，使人人知道应缴多少，缴足规定数额即可；法令简约划一，官府文书大为减少，豪强奸猾之徒不能任意调整轻重，公家催征也容易进行，民众都称便利。但各种供给都由官府承担，官府往往到市场购买，有时支付的价格不相当；而且百姓已经服役完毕回家后，官府还有私自役使他们的情况，这就是它的弊端。条鞭法，是按人口征收工役钱，按照差役规定确定价格，把一年所需的费用全部登记后交给官府；官府负责招募人员，百姓不受扰扰，人们也称便利。然而费用越来越繁多，收入越来越不够使用，于是出现挪借和预征。挪借会使官府困窘，预征会使百姓困窘；这就是它的弊端。凡是越级向上司申诉、擅自把诉状投给佐贰官的，叫作滥词。凡是牵连正犯、蔓延拘捕知情和作证者的，叫作滥拘。凡是把监狱当作陷阱，不交钱就不释放的，叫作滥禁。凡是使用残酷刑具，逼迫人招认虚假罪状的，叫作滥刑。凡是增添情节、附会律文、援引事例比照请求定罪的，叫作滥拟。凡是借备荒、修理等名目巧立名目征收的，叫作滥罚。设置科举取士的条文规程 洪武三年庚戌，开始开科取士。五月初一日，颁布科举条格，其中规定：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会试在次年二月举行，日期依照乡试。殿试在三月初三日举行，均为三年一次开试。第一场考五经义，每部经各试一道，限五百字以上；考四书义一道，限三百字以上。三场之后，还考骑射、书法、算术、律令。科举刚开始设置时，恐怕还没有普遍学习，这一科免试；三年以后，必须全部具备，才允许中选，录取中式者七十二人。这是京畿八月乡试。辛亥年举行会试，汇集十一省士子，高丽士子也参加。以礼部尚书陶凯、前翰林学士潘廷坚为主考，中式共一百二十人，取江西人吴伯宗为第一名。又对省臣说：天下已经平定，治理国家的办法在于任用贤能。既然设置科举取士，就命各行省连续三年举行考试，希望人才众多，官职足以任用。此后规定三年举行一次，作为固定制度。于是辛亥、壬子两年，各省都连续举行乡试。洪武六年癸丑，停止科举，专门采用荐举和征召，科目有经明行修、怀才抱德、贤良方正、人才、孝廉，由各地共同荐举到朝廷；各省贡士都命令完成太学学业，再依次授官任用。这样一来，停止进士科达十二年之久。如今魁星图下面列出的各位状元姓名中，有“洪武九年丁显宗”，这是错误的。到洪武十七年重新开科，三月初一日命令礼部颁行考试格式：凡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比，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举人的名额不作限定，按照实际人数充贡。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不能完成的，允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中任选一道。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三百字以上；不能完成的，允许减去二道。乡试中，直隶府、州、县在应天府举行，外地在各布政司举行。参加乡试的人员，包括国子生以及府、州、县学校中学业有成者、尚未出仕的儒士、未入流的官员，均由有关部门申报推荐，只有性情资质淳厚、文章品行可称道的人才能应试。学校训导、专门教授生徒的人，以及闲置的官吏、娼优之家和正在服父母丧的人，都不许入试。吏胥不得应试，这一点载于洪武四年的诏书。文章中要避开御名和庙讳，不许自行叙述门第；弥封时编号写成三合字，誊录用朱笔，对读用蓝笔，考试官用墨笔，以防止欺诈伪造。

译万历以后，北闱的编号中有“皿”字和“夹”字：监生使用皿字号，辽生使用夹字号。周宗伯《应宾识小编》说：科场考试的题目，按惯例出四书义三道。正统元年会试，考《大学》《论语》，没有涉及《孟子》；正统十年会试，考《中庸》《大学》《孟子》，没有涉及《论语》；成化元年，顺天府考《论语》二道、《孟子》一道，没有涉及《大学》《中庸》。后来规定《大学》《中庸》内选出一道，《论语》《孟子》各选一道，于是成为定例。郑端简《今言》说：洪武开科时，诏令五经都以古代注疏为依据；《易》用程颐、朱熹，《书》用蔡沈，《诗》用朱熹，《春秋》用公羊、榖梁以及程颐、胡安国、张洽，《礼记》用陈澔。后来竟全部弃置注疏，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是从颁布《五经大全》时开始的，因为把各家中说得好的都采入了其中。但古代注疏终究不能废弃。顾宗伯起元说：应当并用古代注疏和各家传注，圣祖的制度已经说得很明白。如今《春秋》只用胡传，左氏、公羊、榖梁传只作为备考之用；至于张洽的传，经生们已经不知道有这部书，也不知道张洽其人了。《礼记》专用陈澔的《集说》，古代注疏全都排斥而不讲。假如在考试中依照初定的制度重新申明这一点，使通晓古今的人能够自行取舍，难道不是盛大的典制吗？洪熙元年又曾谕令礼部：科举必须南北兼收。南方人虽然擅长文辞，但北方人厚重。今后会试取士，南方取六成，北方取四成。到了成化丁未年会试，仍然是南六北四；又把一百除去各退七作为中卷，并将此规定载入法令。至于考官，成化十五年，御史许进请求各省布政司也像两京一样，命翰林官主持考试。弘治十四年，礼部右侍郎谢铎也上过这样的奏疏，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但都没有获准实行。直到嘉靖戊子、辛卯年，各布政司举行乡试，才都开始命令选派两名京官主持考试，后来遂成为定例。每科恩荣的次序是：春闱发榜后，四月十五日各位贡生到内府参加殿试，皇帝驾临皇极殿，亲自赐下策问。二十日早晨，文武百官穿朝服侍立入班，锦衣卫在丹陛、丹墀内设置卤簿；皇帝驾临皇极殿，鸿胪寺官传制唱名，礼部官员捧着黄榜，由鼓乐引导从长安左门出外，张挂完毕。顺天府官员用伞盖仪仗护送状元以及榜眼、探花回到宅第。恭敬依照高皇帝钦定的等级：第一甲第一名授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授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授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授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二十一日，在礼部赐宴，宴会结束后到鸿胪寺学习礼仪。二十三日，赐给状元朝服、冠带以及进士宝钞。二十四日，状元率领各位进士上表谢恩。二十五日，到太学先师庙举行释菜礼，这才脱去布衣，分别前往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门观政。礼部奏请命令工部在国子监立碑题名。杨文懿公《镜川集》说：每科在三月十五日举行廷试，过三天传制唱名，第二天在礼部赐宴。这一天，进士排列成行进入，成为国家的宾客；彻侯带着诏命前来，成为宴会的主人。凡是考试日，读卷大臣以及百官参与完毕后进入，鸿胪寺整肃班次，面向宫阙行拜礼；仪曹安排宾客，列席而坐。光禄寺供应膳食，接连不断地轮番进献。宫花纷纷陈设，御酒浓郁芳香，乐舞一齐陈列，礼仪完全合乎规范；观看的人像墙一样排列，迎接的人如车轴汇集，道路上旌旗交错，城郭中筹鼓喧闹。这就是本朝的盛大典礼，也就是所谓礼部宴。如今称为恩荣宴，而谈论的人把它叫作琼林宴，大概是因为汴宋时期曾在琼林苑宴请进士，至今沿袭而称呼它。建国初年，第一甲三名并不立即授予翰林官职，所以辛亥科状元只授员外郎，榜眼、探花一并授主事；到乙丑科，才开始授予第一甲三名修撰。后来又规定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于是成为定例。永乐初年，又选拔进士中有文章和品行的人，任为庶吉士，让他们学习中秘书；命翰林官教习他们，这一制度至今仍然如此。考论宫中二十四衙门 本朝内官的制度，最初设置内司监奉御，共六十人。洪武十七年，重新规定各监、局、库的品级和职务；洪武二十八年，颁布《皇明祖训》，于是确定了现在的制度。监、门、司、局、库分别掌管宫禁中的职务。监共有十一处：神宫监、尚宝监、陵神监、尚膳监、尚衣监、司设监、内官监、司礼监、御马监、印绶监、直殿监；各监都设太监、少监、监丞、典簿、长随、奉御。门共有四处：奉天门、午门、端门、承天门；各设门正、门副。司共有两处：钟鼓司、惜薪司；各设司正、司副。局共有六处：兵仗局、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面曲局；各设大使、副使。库共有三处：内承运库、司钥库、内府供应库；各设大使、副使。东宫设典玺局、典药局、典膳局、典服局、典兵局、典乘局；各设局郎、局丞。王府设差奉所、典宝所、典膳所、典服所；各设正、副。公主府设中使司，也设正、副。

译洪武三十年，内府又设置都知监、银作局。《酌中志略》说：祖制规定内府有十二监，即司理监、内官监、御用监、御马监、司设监、尚宝监、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印绶监、直殿监、都知监；又有四司，即惜薪司、宝钞司、钟鼓司、混堂司；又有八局，即兵仗局、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浣衣局、银作局。合起来统称为二十四衙门。此外还有内府供用库、内承运库、司钥库。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人、秉笔随堂太监四五人。每天进呈文书，除了御笔亲自批示的以外，都依照内阁票拟的字样，用朱笔楷书。最受宠信的一人，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印信和职秩，地位尊贵可比元辅；东厂的权势仅次于统辖宪臣，其他秉笔随堂太监的地位则相当于众辅臣。司礼监本衙门如有应当题奏的事情，也都要告知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太监，依次办理。凡是在御前侍奉的内大臣，有称“乾清宫管事”的，有称“打脚牌子”的，他们的品秩也都荣耀显贵，就像外廷的勋戚大臣一样。他们都可以掌管各衙门的印信，皇帝根据宠爱眷顾的厚薄授予他们，不拘泥于资历。司礼监其次设提督一人，品秩在监官之上，住在本监衙门内，职掌古代书籍、名画、册页、手卷；所属掌司数人分别管理这些事务，内书堂也归其管辖。又有经厂，设掌司四人，住在经厂，管理所有经书的印板以及印成的书籍、佛藏、道藏。凡是从内书堂奉旨调派的监官，属于正途；因求恩典、上奏保举而改任升迁的，次于正途。祖制规定，必须依照钦定名册上的姓名，按次序升迁调转。文书房设官八人或十人，从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选拔有学问、品行、才能、见识的人任用，职掌通政司每日封进的奏章，以及会极门京官所上的奏本、内府各衙门的奏本和天下各藩府的奏本，按照官衔分别管理。外廷的阁票、内廷的答票，以及一切诏旨、圣谕、御札，都由文书房登记底簿后发出。云台右门有协恭堂，每天早朝以前以及申时以后，司礼监掌印太监经过这里查看文书。所有掌班和亲信人员，都不得进入机密禁近之地，谨慎到这种程度。王轸家书 《五伦书》中记载有王轸家书的事情。王轸是嘉兴人；现在把诏文、谢表和家书一并抄录在这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起于草野，削平群雄，抵御夷狄，使中国安定，希望天下太平。近来各郡的官吏不畏惧法律的严厉，奸邪弊端接连发生。御史台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审问，从他囊中搜出的书信有一百封，全部取来给朕看，都是浙右儒士、官吏相互奖许劝谕的话；其中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但都想借此祸害他人，其中也有私下托人求取进用的。唉！从前元朝刚得到天下时，人才都致力于实学，所以贤能的人能够通过公道进用；后来元朝丧失天下，世俗都崇尚虚名，所以有人向权贵之家行赃求私，以求被任用。朕经历过许多艰难，对这些事情完全知道。立法未尝不严，用法未尝不审慎，然而贪赃的官吏贪婪无度，就像苍蝇蚋虫趋向腐肉、蝼蚁贪恋腥膻一样。唉！像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慈父平日失于教诲吗？还是他的儿子不孝，不肯听从父亲的训诫呢？如今在这一百封书信中，得到一封善于教导儿子的书信，是浙右登科举人王轸的父亲写的家书。他希望管勾宇文桂转交给在平凉任所的儿子，书信还没有发出，朕却先看到了。信中的语意恳切周到，教导儿子要忠孝。儿子是否贤能，虽然还不能知道，但在风俗浅薄的世道中，竟有这样善于做父亲的人，谁还能超过他呢？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确实是治理国家的好办法。命令中书省派人带着朕的诏谕，前往他家，赐给白金百两、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绢十匹，以表彰他的贤德。命令有关部门免除本户的杂役，但仍照旧承担里长之职；其弓兵差役不必再服。洪武四年闰三月日。又有谢表，平民臣王某说：臣恭敬地承蒙圣恩，赐给臣诏书以及银、绢、川椒、药物，谨此上表称谢。臣自念性情资质愚钝浅陋，学问疏浅迂拙，本来甘愿老死山林，哪里敢求取簪绂之荣。臣教子缺少义方训诫，却承受圣恩，获得科甲荣耀；分符出任大邑长官，深深感佩皇上选拔任用的厚重恩典。臣写信寄往远方，勉励儿子全面做到忠孝，使他谨慎地守持廉洁勤勉，希望稍稍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哪里想到竟被天阙之上听闻，过分承受皇帝派使者传达的恩泽；白金的光辉照耀琴书，黄绢使箧笼中仿佛生出春意。芳香的川椒有助于调养身体，上等药物可以扶助衰老。哪里料到在枯朽余年之中，突然拜受如此众多的恩赐。征发徭役特别免除，喜悦和恐惧交集。臣仰望皇上的清明恩光，感受圣化陶铸之恩；臣的心情如同犬马一般，尽力抒发报效的诚意。暮年将至，欣喜能够看见太平盛世，谨奉表称谢，敬请皇上知悉。又有家书说：自从去年十一月初二日在南浔分别以后，不知您和一同出游的人是否平安无恙？本家在德清承担差役时，两处图籍中的黄册里长以及归安的甲首，都没有受到骚扰而办成了；里长也不必赴京仓，这真是很好的法令。正打算安定几天，十二月间，本县又规定在新市设置弓兵，分管十二都，只是办理杂物、拘捕军人，至今不得安宁，花费也不少。我如今已到稀年，又渐渐进入老年，如果朝廷允许我侍奉父母，那么我就上奏请求回去，父子相见，以度过余年；如果在仕途上辗转迁延，那么我们就没有相见的日子了。听人说有分俸的例子，不知是否确有此事？如果能分得俸禄来奉养父母，也足以成为荣耀。如果那里需要关领支取，就不必了。凡事都必须清心洁己，以廉洁自守。生活贫困、处事节俭，是儒者的常态，千万不要把富贵放在心上。古人说：贫困到无法生存，这正是好消息；应当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受用和准则。治理百姓要以仁慈为本心，报效国家要以忠诚勤勉为根本；对待自己应当谦逊恭敬，学业更要勤奋努力。有空就阅读性理之书以及群经，反复玩味，自然思想不会邪僻；还必须熟读新律，自然就能守法而不迷惑。饮酒应当以康节先生为榜样，不可放纵恣意。忠定的事情，法律允许就去做，否则就不能违犯法纪。以后如果有确实方便的机会，可以买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缴纳税后带来；其他物品不是我所希求的。书信交给儿子王轸。唉！一封普通家书，竟然被皇帝亲自阅览；以至于劳烦皇帝下诏奖励劝谕，赐给金银药物，免除徭役差役，皇帝激励劝导人们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恩德声名所到之处，谁不会受到鼓励？后来三百年风俗如此美好，难道是偶然的吗？皇帝车驾不宜轻率出行

译自永乐以来，历代世居深宫、严守宫禁作为常规，只有宣宗曾两次出行，英宗出行一次，武宗多次出行，肃皇帝因太后丧事出行，其余三宗都是为了军事，这些都属于国家的大事。宣宗时，汉庶人以修理南巡所用的席殿为借口，成为兴兵的端由；又有一次范大监微服出行，后来发生了玉泉寺盗案。武宗时，濠庶人想靠囤积奇货来牟利。英宗出行，危险到了极点！永陵出行不到十天，行宫就发生火灾，这难道还不算稍有减损吗？在这以前，道士邵元节也曾赞成南巡，卫辉的报告传来后，竟惊吓而死。唉，古代那些保全大业、谋求国家存续的人，法则本来应当怎样呢？假如万分之一发生意外，负责此事的人又凭什么赎死呢？这是熊过题写在《谢氏恩谴日记》中的话。姑且记录下来，以说明皇帝车驾不宜轻易出行，而南巡尤其应当忌讳。武宗到金陵时，遭遇沉船之灾，受到惊吓后返回，后来便因此晏驾。然而我考察过去的史籍，帝舜到苍梧后没有回来，大禹在会稽告终，周昭王南征时因胶舟而永远逝去，穆满乘八骏马出行到白云之地后没有回来，秦始皇泛海后死于沙丘，隋炀帝游幸江都后被宇文化及毒杀；直到苻坚在淝水战败，金亮在采石被杀。这些事都清楚明白，毫无差错。太平天子本来应当垂衣而治，这一点尤其应当慎重思考。三大遗憾、五项失误和十五项胜算 本朝传承至今三百年，九夷八蛮没有不宾服的；但盗贼侵扰边境、暗中发动叛乱，也时常有所听闻。京师处在重要位置而驾驭轻重，天子亲自守卫；三卫既已放弃，宣府、辽东的臂膀便感到寒冷。边疆藩篱与胡人共同承担，幸赖文皇帝三次北征的余威，震慑警告了远方异域。传了几代以后，虽然偶尔有入侵侵蚀，最终仍然摄于威势而不敢妄动。否则，难道能避免重蹈宋人的覆辙吗？我曾经纵观边疆事务，发现有三大遗憾、五项失误和十五项胜算。第一大遗憾，是放弃安龙。杨文贞错误地援引贾捐之放弃珠崖的事例，使汉、唐的疆土沦为穿着卉服之人的土地。假如让英公遵循黔国公的旧例，世代镇守滇南，那么交趾布政司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是可以的。第二大遗憾，是收复河套。严嵩借曾襄愍之事来倾陷贵溪，使在边疆任事的大臣首领不能保全，妻子儿女狼狈不堪，天下人都为他们鸣冤；直到今天，河西水草丰美的地方仍被丑类长久占据、在那里放牧。后来的人畏惧显明的祸患，没有敢于公开主张派兵搜讨他们的。权奸误国，影响实在太深。第三大遗憾，是辽阳之战。利瓦伊翰因为庸弱懦怯而丧失军队，杨镐代替他任经略；军机不严密，分四路进兵，又用令箭召回李如桢，导致名将刘綎、杜松深入绝境，孤军无援，全军覆没。袁应泰接任后，又丢失辽阳。后来又错误地听信王化贞，轻率出战，以十三万军队驻守广宁；铁骑尚未到达，已经先因风声鹤唳而惊乱，于是祖宗们栉风沐雨经营的疆场，拱手交给了敌人。假如熊廷弼始终主持其事，一心把防守作为作战方针，没有人动摇他的部署，怎么会败坏到这种地步呢？那么阁老叶向高、方从哲，以及兵部尚书黄嘉善、张鹤鸣的罪责，难道还能推诿给别人吗？正统年间，闽、浙一带的山寇邓茂七、叶宗留起兵作乱，依山建立营寨。幸而他们的势力还没有合并，于是命令两路进兵：一路攻打杉关，一路从苍婺进军，本来不过是坑杀这些小贼罢了；可是由于姑息养奸，贼势逐渐蔓延，剿抚措施又失当，这是张楷玩忽寇患的过失。哈密远在西域，紧邻土鲁番，朝廷以金印册封其为忠顺王，命令它开通进贡道路；后来瓦刺侵扰暴虐，哈密势单力孤、援兵断绝，朝廷鞭长莫及，连年向西征讨，征发车辆、借用马匹，使甘州、凉州一带接连骚扰不宁，这是许进、彭泽、王琼处置失当的过失。奄瑾专权恣肆时，京畿以南盗贼蜂起，刘六、刘七、赵风子、齐彦名等流窜劫掠山东，又转而劫掠河北，乘势直逼江淮，仿佛进入无人之境。幸亏上天保佑国祚，他们才被彻底覆灭，一个也没有留下；这是马中锡、陆完畏缩怯懦的过失。海禁长期松弛后，海岛夷人发生内讧，奸人王直、徐海、汪五峰等在其中勾连引诱，深入内地，使祸患牵连三个省。当时的劲将如俞大猷、汤克宽、任环、卢镗等如果合兵会剿，本来指日可待便能荡平消灭；但朝廷却让赵文华督师，听任胡宗宪主持招抚，结果荼毒百姓，焚烧劫掠十分惨烈。后来依靠戚继光才把他们铲除；这就是严嵩专门信任群奸、放纵倭寇残害百姓的过失。关白平秀吉与行长、清正等人率领海船逼近朝鲜釜山，声势十分猖獗。属国朝鲜请求援助，于是任命宋应昌为经略，率领李如松前去救援；军队一会儿取胜、一会儿失败，茫然不得要领，七年之间损失军队十多万人。这是杨镐、李如松以虚假的封王之议挑起祸端的过失。至于于谦抵御也先，白圭剿灭郧地盗贼，原杰安抚流民，韩雍平定藤峡，项忠平定满四，林俊消灭蜀地寇盗，王守仁擒获宸濠、平定赣地盗贼，田州姚镕诛杀岑猛，王崇古册封俺答，梅国桢讨伐哱拜，李化龙消灭杨应龙，朱燮元平定奢崇明、安邦彦，这些人都是先制定谋略、然后再作战，军容整肃地出征，奏凯而归，论功行赏、告祭太庙，并荫及子孙、表彰功劳；难道不可以说是盛大荣耀吗？最令人叹息惋惜的，莫过于崇祯年间的流寇。当他们最初在延安起事时，不过是流氓和叛卒罢了；没有及时扑灭，便蔓延到整个陕西，像野猪一样突入晋、豫、楚、蜀，使这些地方全都遭受屠戮。想剿灭却剿灭不了，想招抚也招抚不成：第一次误在胡廷晏，第二次误在杨鹤、陈奇瑜，第三次误在熊文灿、杨嗣昌，使卢象升、洪承畴、傅宗龙、孙传庭受到中枢掣肘，无法施展力量。是谁掌握国政、贻误边疆？温体仁、周延儒的罪责，终究无法逃脱。前面已有翻车的教训，后面却又重蹈覆辙；纵览综合考察，实在不胜长叹。《昭代状元考略》

译本朝三百年间的状元，只有贵池黄澜伯观、宁晋曹万钟鼐因殉节尽忠而显名；安福彭可斋时、余姚谢木斋迁、吴县申瑶泉时行因宰相功业而显名；高陵吕经野柟、吉水罗一峰伦、罗念庵洪先因理学而显名；进贤舒梓溪芬、长洲文湛持震孟因气节而显名；成都杨升庵慎、江宁焦漪园同升也都无愧。甲申年，文湛攀着先帝衣发殉难，陆就义从容自若，阖门殉节最为壮烈，谥号为文正，流芳千古。蠡城发生变乱时，天启乙丑科鼎元、山阴武贞余公煌大开九门，放百姓和士人出城避敌，自己从容整理衣冠，在柳桥投水而死，应当与刘公前后相媲美。那些状元、宰相，承受皇帝特别的知遇，享有破格的提拔；到了国破君亡之时，却厚着脸皮乞求活命，最终仍免不了死于贼人刀下。还有人刚听到传胪、得到赐赐宫花、袍服和笏板，便向贼人的朝廷叩头，接受伪命；不久贼兵败亡，又钻营依附于军营，再次玷污翰林清职，随后因病而死。所谓泰山与鸿毛的区别，原来只在毫厘之间。《理学真传》国初方正学先生在战乱之后奋起，振兴已经断绝的学术，以阐明王道、排斥异端为己任，他是本朝道学的祖师。洪熙、宣德年间，李忠文、陈文定都是当时醇厚的儒者，分别主持国子监，以自身行为率先施教，人人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于是，薛文清瑄从河津兴起，陈文恭献章从新会兴起，胡文敬居仁从余干兴起。姚江王文成阳明先生又直接承接濂洛理学的真传，集各位儒者之大成。嘉靖初年，舆论一致，原本将把这四位君子配享宫廷。当时阐发和辅翼这一学说的人，实际上还有很多，例如王宗贯恕、罗彝正伦、吕仲木柟、章枫山懋、陈南泉真晟、杨镜川守陈、邹立斋智、贺伯恭钦、曹月川端、陈克庵选、张甬川邦奇、庄孔旸泉、陈省克茂烈、张东海吉、娄一斋谅、罗念庵洪先、张东白元祯、舒国裳芬、湛甘泉若水、周翠渠瑛、李见罗材、邵二泉宝、王龙溪畿、何柏斋瑭、王止斋艮、罗近溪汝芳、欧阳南野德、徐白仁爱、蔡可甫清、薛子修侃、张龙湖治、周海门汝登、马溪田理、颜仲宇鲸、薛方山应旗、邹东廊守益、罗正庵钦顺、陆平泉树声、邓定宇以赞、魏子野校、崔后渠铣、耿天台定向、魏工甫时亮、许敬庵孚远、杨复所起元、管东溟志道、陈赤石大绶、赵大洲贞吉等。他们操守笃实，学问深厚醇正，各自都能阐述先儒的道术和法则。从万历一直到天启、崇祯年间，顾泾阳先生修复东林书院并讲学，于是邹南皋、冯少墟、高景逸、曾见台、陈赤石、方鲁岳、钟龙源、刘念台、李懋明诸位先生起而辅翼，后来又在京师建立首善书院，表彰圣学，大大振兴学术宗风。本朝尊崇儒学、重视道统的典制，在这里达到了极盛。《殿试策略》古人开始出仕时，一定把言论作为首要资本，例如董江都的《天人策》、贾长沙的《治安疏》，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本朝状元在廷试中所作的策论，大多泛泛而谈、不切实际，但也偶尔有遵循经典、斟酌雅正、根本上探究事理要旨的文章。正统戊辰科彭时的策论说：爵位是用来对待有功之人的；所谓功，就是善行在事情上的显著表现。如果一定要等到有功以后才授爵，那么天下那些善行尚未在事情上显现的人，必然会被遗弃。刑罚是用来对待有罪之人的；所谓罪，就是恶行在行为上的表现。如果一定要等到有罪以后才施刑，那么天下那些恶念尚未表现在行为上的人，必然会侥幸保全。因此，古代有考察德行的科目，也有诛责内心动机的法制。成化戊戌科曾彦的策论说：孔子修订《春秋》，借此寄托一代圣王的法则。比如商代爵位分为三等，解说者认为这是取法上天的三种光明；天道本来趋下，讲求亲亲，质朴而省略。周代爵位分为五等，解说者认为这是取法大地的五行；地道尊敬上位，讲求尊尊，文饰而繁复。《春秋》把伯、子、男合为一等，辞义上没有贬低，都按照子爵称呼；四夷进爵，也都称为子，隐约寄托了改变繁文、归于质朴的意思。汉高帝宽仁大度，却致力于苟且简略；汉文帝恭谨节俭、节约费用，并向百姓显示敦厚朴实，很有些像商代的忠质。唐太宗努力实行仁义并容纳进谏，唐玄宗矫饰志向、勉力推行勤俭并敦厚友爱，也很有些像周代的质朴。宋太宗任用儒臣而罢除节度使，宋仁宗任用文士而重视学校；君臣之间恩意礼节繁多，朝廷之上议论反复周详。对礼乐的推究、对道学的昌明，大概可以说是崇尚文治了。丁未科费宏的策论说：达到治理的办法在于法令，保持治理的办法在于勤勉；没有法令，就无法维系天下的局势；没有勤勉，天下的法令也无法推行。所以周公对于成王，有《无逸》的告诫；宋璟对于唐玄宗，有《无逸》的图说。然而这两位君主的治理结果却不同：成王听从周公的话始终没有间断，所以最终达到了凫鹥之治；玄宗采用宋璟的话却没有坚持到底，所以最终酿成了天宝之乱。嘉靖癸丑科毛澄的策论说：如果替陛下使百姓富裕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没有水旱、河决之灾，百姓仍然可能有流离失业的；何况又遭受这种灾患呢！如果替陛下教化百姓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没有冻饿无聊的困苦，百姓仍然可能有人作奸犯科；何况又遇到这种困境呢？大概饥寒逼迫身体时，人的行为就会像禽兽；利欲扰乱心志时，人的性命就会像蝼蚁一样轻贱。百姓的情形大体就是这样。假如天下担任有司的官员，都像张堪那样开垦土地、勤于耕作，都像范纯仁那样种桑并教人纺织，都像韩延寿那样闭门思过，都像仇沓那样以德对待百姓，那么对于使百姓富裕、教化百姓，还有什么困难呢？万历甲戌科孙继皋的策论说：秦始皇衡量石数、按期处理文书，反而为秦朝灭亡奠定了基础；汉文帝让卫士传送饭食，反而加速了隋朝灭亡；唐宪宗忙得汗透御衣，反而酿成唐朝祸乱。由此可见，达到治理的成效反而出现在清静无为的汉文帝时代，大概是因为簿书和期限考核所要求的勤勉，并不是值得勤勉的事情。草野之人的话，竟然如此切合当时世道，足以作为早晨的警钟，使人一再反省。于忠肃的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 正统己巳年，胡人的尘土遮蔽天空，皇帝的车驾流离播迁，变乱已经迫在呼吸之间。幸而没有达到靖康、永嘉之祸的程度，是于忠肃公的力量。于公当时谋划处置的最困难之事有七件：当时朝廷上大为喧闹，监国想要退避，事情已经形成了甘露之变的局面。于公上殿进言，请求立即杀死王、毛两个小人，以平息众人的愤怒；请求宣布王振应当灭族，并下令执行诛杀；马顺也应当处死，不必再讨论；这样群情才安定下来，这是第一件。

译监国刚刚即位，法纪还没有彰明，战守也没有准备。于公急忙请求派遣官员招募义勇，征集民夫，调换漕运士卒，训练营兵，以备征调；又向边镇和邻近省份传发檄文，同时授予方略，使他们阻挡敌军、勤王救驾，这是第二件。徐珵倡议迁都南方，这是重蹈宋朝末年南渡的覆辙。于公痛哭抗辩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宗庙、社稷、山陵难道能迁到这里吗？百官、百姓以及国库、粮仓都集中在这里。如果这里不能守住，离开这里又想到哪里安置？今天只要一动，明天大事就完了。于是竭力排斥这一主张，国家根本才得以稳固，这是第三件。石亨请求关闭九门以躲避贼军锋芒，几乎要把百万生灵交给敌人。于公命令把城外居民全部迁入城内，坚壁清野；又把通州仓中的百万石粮食运入都城，不让敌人得到资助，这是第四件。喜宁唆使贼军邀约大臣议和，这是宋朝末年向敌军纳款求和的愚蠢计策。于公立即出德胜门，与敌军对阵约战，敌军这才震惊沮丧，这是第五件。喜宁是异族人，把国家当作交易市场；于公暗中授予计策将他擒获，以断绝祸患的根源，这是第六件。也先后悔造成的祸患，奉送太上皇返回京城。当时外患刚刚平息，内部的嫌隙又逐渐萌生；迎接太上皇的建议，皇帝不愿听到。于公公开宣称皇位已经确定，谁敢提出异议？只是按照君臣的大义和兄弟的至亲之情，本来就应当派遣使者前去迎接。皇帝这才勉强同意，这是第七件。竑因博学而显名；南丰曾子启棨、吴县吴匏庵宽、华亭钱鹤滩福、武功康对山海因文章而显名；其余的人都只是随时势沉浮罢了。我浙江淳安的商文毅弘载，三次考试都列为第一，掌握权柄、受到任用的时间最长，福泽和功名可以说十分完备；但拿他与宋代王沂公相比，仍然稍逊一筹。威庙六次临轩策试，只有杞县刘湛陆理顺、吉水刘晋卿等人，针对五军、神机、三千等各营由于承平日久、不能没有老弱的问题，提出选练精兵十五万人，编成十营；每营由一名都督统领，每五千人编为一小营，由一名都指挥统领。虽然有杨洪、石亨、柳溥担任大帅，但军队的进退、赏罚一概由公决定，他们只能相互顾视、低头听命。涿、易、真、保等州郡，是拱卫京师的屏障，形势单薄脆弱，于是都让重兵驻守，由都指挥陈旺等分别统领，再由都督杨俊统一指挥。时间一久，这些地方便成为屹立不动的雄镇。况且当时闽越、岭南一带剧盗蜂起，南蛮、西番也再次蠢动；公对内巩固京师，对外筹划边镇，防卫陵寝，遣散归降的胡人，控制漕运河渠，开设临清镇，收复独石八城堡。他在仓促之间进行处置，往往都合于机宜；一时之间的筹划经营，成为后世世代长久赖以维持的基础，无法一一述尽。即使说公的智谋筹算非同寻常，也还是因为公的精诚专一、没有二心。当也先拥着上皇来到大同城下，强迫城中投降时，大同人登城致谢说：多亏天地、宗庙社稷的神灵，国家已经有君主了。到了宣府城下也是这样，到了京城城下也是这样。公当时提出以社稷为重的话，实际上符合汉帝分羹时的诳言，也袭用了目夷拥立宋国的旧有智谋。正是因为这些话，事情得以成功，也由此产生了疑虑，真是可悲。公遇到事情不能如意时，总是捶胸叹息说：我这一腔热血，究竟要洒在什么地方？唉！公的赤诚之心，已经由此显现出来了。公幼年时，僧人兰古春给他相面说：他日这将是一位挽救时局的宰相。景帝赐给他一处甲第，他推辞说：匈奴还没有消灭，凭什么安置家室呢？景帝不许。他便把前后所赐的玺书、袍服、铠甲、弓、剑等物品放在堂上，加盖封识，只在岁时恭谨地察看一番而已。有一天他患痰涌壅塞，需要竹沥，皇帝亲自到万岁山砍竹赐给他。有人说公掌权用事过于专擅，太监兴安说：像这样废寝忘食、日夜为国家担忧的人，你们找一个来替换我看看。公去世那天，阴云蔽天，行路的人都叹息，思念他的功劳、哀悼他的冤枉，天下人说法一致。章皇后起初不知道这件事，听说后连续多日叹息惋惜，亲自对英皇说：为什么不留下于谦呢？百姓编歌谣说：鹭鸶在冰上行走，到哪里去寻找可以吞食的鱼？曹吉祥部下有一名姓朵耳的达官指挥，曾以一杯酒洒在他的墓地上痛哭；曹吉祥恼怒，打了他一顿，但第二天他仍像原来一样前来祭奠痛哭。灵庙初年，朝廷派官员致祭，祭文说：当国家遭遇多重灾难时，他保全社稷，使国家没有忧患；只守持正直之道，因此没有受到权奸的加害。先帝已经知道他的冤枉，而我的内心实在怜惜他的忠诚。天下人传诵并称颂这篇祭文。公一生清廉方正，从不私藏一文钱，只住在值班的官舍里，身旁没有姬妾；几间破旧的房屋，仅仅能够遮风挡雨；几亩贫瘠的田地，仅仅够供给稀粥。他巡抚两省十九年，每次入京议事，都不带一件土产来赠送权贵。关于两袖清风的诗歌，汴地人至今还会传诵；公真是千古以来的完人啊！《郑端简公吾学编》记载十位儒臣 国子祭酒、赠礼部侍郎安福李忠文公时勉，字古廉。南京国子祭酒、礼部侍郎慈溪陈文定公敬宗，字光世。南京吏部尚书萧山魏文靖公骥，字仲房。南京副都御史常熟吴文恪公讷，字敏德。吏部左侍郎昆山叶文庄公盛，字与中。吏部右侍郎鄞县杨文懿公守陈，字维新。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书华亭张庄简公悦，字时敏。礼部左侍郎、掌国子监事太平谢文肃公铎，字鸣治。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兰溪张文懿公懋，字德懋。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长洲吴文定公宽，字原博。海盐郑晓说：从前太祖高皇帝常说，我选取士人，是希望得到经学明白、品行端正、博古通今、文质相称、名实相符的人。这十位君子足以符合这个标准吗？他们的品行足以率领他人，文章足以光耀国家，学问足以阐明道理，才智足以救济世事，隐居或显达都足以匡正时局，难道不就是所谓先于礼乐而成就德行的人吗？唉，我已经不能亲眼见到他们了。弘治年间名臣互相辅佐治理国家

译《弇州外史》说：孝宗在位时，名臣最多。辅弼大臣有刘文靖公健、谢文正公迁、丘文庄公浚、李文正公东阳。六部大臣有倪文毅公岳、耿文恪公裕、俞肃敏公子俊、周文端公经、戴恭简公珊、闵庄懿公珪、韩忠定公文、彭惠安公韶。侍从大臣有杨文懿公守陈、吴文定公宽、王文恪公鏊。镇守地方的大臣有秦襄毅公纮、杨文襄公一清、张简肃公敷华、王襄敏公越。总的说来，没有谁能像三原王端毅公恕、钧阳马端肃公文升、华容刘忠宣公大夏这三位君子这样光明显著。端毅直言进谏震动天下，但他在孝宗面前并不难，在宪宗面前却很难。孝宗是仁厚的君主；然而端毅最终还是因意见不合而受挫，难道不就是所谓侍奉君主，进谏太过频繁便会自取其辱吗？端肃多次出任内外职务，历任权位显要而不屈不挫，大概是凭借才力取胜。忠宣以仁爱之心为根本，以道德规范裁度政事、以法度守护国家，晚年与君主关系融洽，君臣之间亲密协商，大概差不多有三代的风气了。至于面对面密谈的话，很少有流传下来的。只是觉得君主圣明而臣下的才德还稍有不足。人们说，三原像魏玄成、韩稚圭，钧阳兼有姚崇、宋璟的长处但稍逊于他们，华容像李太初、司马君实。又说：“‘恕张’与名相近，‘大夏’与实相近，‘文升’与‘练’相近而采用了这种说法，难道真是这样吗？” 刘忠宣受到泰陵的知遇。华亭东山刘公刘大夏，廷试考中高等，改任庶常。学习期满本应留任，他却自行请求参加吏部考试，于是接受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不久，升任郎中。大司马余公子俊、项公忠，都把他倚作左右手。安南的黎灏攻破并侵占了占城的土地，中贵人汪直想乘机讨伐他，派人索取英公派往安南的文书，刘公藏起来不给。尚书两次张榜命令属吏办理，刘公秘密告诉他说：“一旦开启事端，西南地区马上就会糜烂。”尚书醒悟后才作罢。朝鲜进贡的道路经过鸦鹘关，迂回数十程，刘公上奏请求改走鸭绿江的便道。有人说：“鸭绿江便捷，谁不知道？只是一直绕道而等到今天，大概另有深意。”于是没有批准。陈白沙以道学自许，很少赞许别人，唯独与刘公友善，曾称赞说：“刘公爱民如子，守身如处女。”他担任少司农十年，出任治理边疆粮饷的官员。有人说：“各边的粮草，有一半落入中贵人的子弟手中；这次出行刚正不阿，恐怕会招来祸患！”刘公说：“处理天下的事情，要依据道理而不是权势；平定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眼前而不在于遥远。等到了那里再谋划。”到达边地后，他召集父老询问，掌握了事情的要领。于是他在交通要道张榜说：“某仓缺粮几千石，每石发给官银若干。凡境内官员、客商愿意输送的，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均听凭输送。” 原来过去买粮，必须达到一百千石；买草，必须达到一千万束，才准许办理。因此，权贵子弟争相做这种买卖，转手购买边民的粮草，接续运输以牟利。这项办法实行后，家中有粮草的人可以自行报送，权贵子弟即使想收购，也无从得到。边地人说：“自从刘侍郎实行收购市场的办法，仓场有了剩余积存，私人家中也有了余财。”当时刘公与戴公珊，都因才干受到泰陵知遇：有一次宣召，必定是刘公；再次宣召，必定是戴公。他们秘密入内当面进言，所起的辅助作用十分深远。有一天，皇帝召见他答对政事。过了很久，皇帝说：“来述职的官员都已经聚集了，掌权的大臣却全都闭门不出；至于你们二位卿家的门，何必也要关闭呢？”于是亲手分别把一锭白金交给他们，说：“略微资助你们，同时勉励你们保持廉洁；而且吩咐你们不要在朝廷上谢恩。”珊因为年老请求致仕，并嘱咐公“从臾”【原文如此，含义不明】。皇帝说：“主人挽留客人很坚决，客人尚且可以被强行留下，珊难道唯独不能为我留下吗？况且天下还没有平定，怎么忍心舍弃我离去呢！”皇帝流泪了很久。公和戴公都叩头哭泣。出来后说：“我死也要死在这个官职上。”后来“逆谨”扰乱政事，他才被放归；此后闭门教导子弟，耕作稍有盈余，就拿出来借给姻亲。天下仍然把他的存亡看得很重要。他曾说：“做官应当把端正自己放在首位。所谓端正自己，不只是戒除贪利，也应当远离声名。”他又曾对陆告士说：“仕途上不可让太多人知道自己，只要有三四个得力的朋友，也就足以度过一生；这就是我的格言。”吴司空廷举称赞他忧虑百姓，仿佛自己患病一样；接待客人时，又好像自己没有官职。林司寇俊称赞公清廉简约，像知白；先天下之忧而忧，像希文；享有公望，像彦国；处理大事，像子明。这确实是恰当的评价啊！徐武功与王威宁的将帅谋略。凡是人立身行事，固然贵在洁身奉公。然而也有人自我放纵，簠簋、帷帐和闺门之事不加整饬，但才情和气魄足以纵横驰骋、驾驭事势，对国家的筹划和边疆的谋略有所帮助，也不能一概忽略。例如徐武功有贞，平生倾险、狡诈、嫉妒、刚愎，这些姑且不论；但他喜好研习兵法以及刑名、水利诸家的学说，对于天文、风角、占验尤其精通。有人说：“这些难道是您的职分吗？”他便笑着说：“等到有了职分才学习，就已经晚了。”他从金齿赦免归来，又希望被召用，夜间观察天象，见将星位于吴分，认为只有自己能够担当此任。他每天早起，挥动铁鞭几十下，用来抵挡连续的砖块。等到韩襄毅雍起兵督理两广，他便恼怒地说：“这个小子也应验天象吗！”平日里闷闷不乐，喝醉后就绕着房屋奔跑，连声喊道：“没有人知道我。”杜堇是他的门下士。有一天晚上，他请杜堇喝酒，忽然问：“你认为怎样的人可以做宰相？”杜堇谢罪说：“不知道。”他说：“左边堆着几十万金，右边杀人流血，而眼睛都不转一下的，才是真宰相。”有个力士李金枪，武艺无比高强，祝参政颢带着他用来自卫。徐公于是到祝公那里考验他。李金枪在庭院中运枪，徐公点头说：“确实很好；但这是步战用枪法，你会骑马用枪吗？” 李金枪也照他的吩咐做了。徐公却讥笑说：“太疏浅了！”李金枪跪下请求指教，徐公没有回答。第二天李金枪前来拜见，徐公便叫家人把自己的铁棒拿来。那根棒是纯铁铸成的，重六十多斤。徐公回头对李金枪说：“何不试试它！”李金枪推辞说做不到。徐公笑着起身，挥棒如飞，时时逼近李金枪的脖颈。李金枪惊惧得汗流浃背，不敢起身。徐公扔下铁棒，呵斥他离开，说：“我难道是要和你比试技艺吗！”

译威宁伯王越依附汪直而得到任用，平日生活豪华，供养自己如同侯王；但他统率军队时能够体恤下属，钱财往来如流水，从不追问；又能笼络豪杰，使人不知道他究竟怎样做到，人人都愿意替他赴死。军机之事变化迅速，神出鬼没。一天大雪，他正坐在地炉旁，让四名歌妓抱着琵琶、捧着酒杯侍候。一个千户侦察敌情回来，他立即召进来与他谈论边防事务。谈得很明白时，王越高兴地说：“天气冷了。”亲手拿金酒杯给他饮酒。千户再次谈论，王越更加高兴，命人弹奏琵琶助酒，并把金酒杯一同赏给他。谈了一会儿，王越又高兴起来，指着歌妓中最漂亮的一个说：“你想要她吗？把她赏给你！”从此，这名千户所到之处都尽力效命。那天夜里他袭击敌营，将要到达时，忽然大风刮起，尘土遮住眼睛，众人迷惑想要回去。一名老兵上前说：“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他们继续前进，风使敌人无法察觉。果然取得战果而回。王越不觉俯身下拜，把功劳推给千户。像他这样不埋没别人的功劳，实在少见。大臣享有高寿。弇州《盛事述》记载，文臣凡在京任官年满七十岁、在方面官以下任职年满六十五岁，按规定可以退休；超过期限仍留任的，永乐年间有仪宗伯智，八十岁才退休。正统年间杨文贞士奇，八十岁以首辅之位退休。天顺年间胡忠安濙，八十二岁才以大宗伯身份获准退休。王忠毅骥，八十三岁时仍任大司马。成化年间王忠肃翱，八十四岁时还任冢宰。正德年间马端肃文升，八十一岁才以太宰身份请求退休。嘉靖初年，谢文正迁八十岁时再次任宰相，第二年获准退休。其他如李韩公善长，获罪时以太师身份年七十七岁；杨文定在任少保时去世，七十五岁；蹇忠定义以少师身份去世，七十三岁。这样的例子不能一一列举。又有一些大臣享有高寿：魏文靖骥九十八岁，刘文靖骥九十四岁，王端毅恕九十三岁，胡尚书拱宸、陈尚书雍都是九十二岁。嘉靖年间，广东按察使说，致仕尚书湛若水九十岁，请求赐予慰问；又过五年才去世。永年喻尚书茂坚、万历初年王尚书学夔都九十多岁；王学夔九十四岁去世，方尚书钝九十岁去世。应尚书大猷已经九十四岁，仍然食欲旺盛、健康无恙；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显贵显达。尚书以上官员中，活到八十多岁的有：胡宗伯濙、韩司寇邦问、蒋恭靖瑶，都是八十九岁；邹宗伯干、殷司徒从俭、李太宰裕、张太保子麟，都是八十八岁；马太宰文升、林司徒瀚、韩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简友玑、刘清惠麟，都是八十六岁；单司马安仁、杨宗伯■〈老上飞下〉、王尚书骥、孙司马原贞、王安简宗彝、陶恭介琰、赵康敏鉴、朱宗伯恩，都是八十五岁；王文端直、王忠肃翱、崔司徒文奎、朱恭襄希周、孙司徒应奎，都是八十四岁；黄文简淮、胡宾客俪、刘少保璋、薛司马远、尹文和直、毛文简纪、罗文庄钦顺、项少保应祥、张恭肃润，都是八十三岁；陆康僖瑜、尹恭简旻、李襄敏秉、闵庄靖珪、闻庄简渊、刘司寇缨，都是八十二岁；徐宗伯琼、侯司空瓒、洪太保锺、林司寇泮、周司寇伦，都是八十一岁；俞司寇士悦、苗文康衷、何司马鉴、雍司徒泰、王司徒鉴之、孙司徒交、杨司徒潭，都是八十岁。崇祯年间，慈溪刘宪副伯渊已经一百岁，有司请求为他建立功德牌坊，交由有关部门议论；查阅登科录，只记载他九十八岁，因而没有批准。然而刘伯渊实际上确实一百岁，而登科录历来并不准确，不足以作为凭据。他又过了两年才去世，大概享年一百零二岁，确实是近世罕见的高寿。又有高龄的人瑞：洪武年间昆山周寿谊一百一十六岁，皇帝赐宴并赏赐钞币。天顺年间，召京师人氏、一百零四岁的茹大中入便殿觐见，赐给冠带和袭衣，又在顺天府赐宴，并命礼部尚书姚夔到他的宅第祝贺。弘治年间，太仓州毛弼一百岁，而他的孙子毛澄考中状元，有司为他建立“人瑞状元坊”，这才真称得上盛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六岁、百四岁〕 第二卷。《明州野史拾遗》，氏蠒翁编纂。《十六朝纶扉秉政纪》。历代冒犯皇帝、强力进谏而被杖毙、惨杀的诸位公卿。三百年来，文坛代代都不缺少人才。两浙人物。本朝公卿大多有清正的节操，可以作为风范。图谶、童谣、灾异吉祥和占卜应验，都确实有可以凭信之处。本朝第一等人物。一屋子散落的钱。对待君主也有相应的礼体。贤者不拘泥于细小的品行。盗贼也有人的良心。白白做了小人。徐华亭很有办事才干。高文襄公储讨论掌管兵部的事。朋党的大致情况。京师首善书院。赵忠毅公上奏揭露铨曹长期积累的弊病。杨忠烈公的血书。孙阁部文忠公请求当面奏陈军机，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恶。叶文忠台山养成宦官的祸患。高忠宪公论述三案。倪文正公的奏议。瞿给谏式耜论述六件不平之事的奏疏。《十六朝纶扉秉政纪》。国家任用宰相，就如同房屋任用栋梁；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才，很少有不倾覆的。虽然说大厦将要倾倒，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但要使将亡者转为存续、把危局谋划成安定，也并非没有斡旋补救的办法。如果到了危急关头却不扶持，倾倒时又不搀扶，那么还要这样的宰相做什么呢？古来广泛寻求而任用宰相，有的从梦兆卜筮中选取，有的从屠夫、钓者中起用，他们都能光复基业，使夏朝的祭祀与上天相配。更不用说汉、唐、宋全盛时期的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以及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诸公，都能奏效于平定祸乱、安抚天下的谋略。即使东晋偏安，任用谢安石、桓玄叔，也终于延续了司马氏的国祚。北宋南渡，任用李伯纪、赵元镇，又重新奠定了艺祖的基业。国家因一人而兴，难道不确实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