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二

译本朝三百年，盛世相承、和睦累积，首先要追溯到仁宗、宣宗时期。自文贞、文定、文敏三杨执政，在太祖、太宗开拓整顿之后，多年施行择善任用的政策，长期与民休息。天下安定，老成之臣凋零，宦官奄振擅自掌权，于是发生了土木之变。景帝监国，专门任用忠肃，虽然职掌中枢，实际上参与机密，政府反而成为多余的累赘；他扶危定倾，重新安定宗庙社稷，其功劳很值得称道。英宗在北方被俘后复辟，锐意谋求治理，李文达的言论得到采纳、计策得到听从，宠信任用无人能比，其美德多得无法尽述。茂陵即位，依靠彭文宪、商文毅维持调护；即使有万安、刘吉进行蛊惑，也没有损害国家体制。孝宗在位十八年，仁厚恩泽深厚，始终接受启发、劝告和谋议，只有刘文靖、徐文靖、谢文正、丘文庄几个人而已。正德改元，逆臣刘瑾窃取权柄，洛阳、姚江相继离开朝廷，只有茶陵仍然留任；幸而又起用正直之士王文恪、杨文忠、梁文康、杨文襄，有的参与谋划，有的统率军队。虽然皇帝像穆王的骏马一样日夜奔驰，但凶恶宦官最终伏法，宸濠、寘鐇也被擒获，这都有赖于内阁大臣筹划的力量。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提拔张文忠于新进之列，君臣意气相合，明辨伦理、义理和礼制，政治达到了极盛。永嘉去世后，奸相严嵩蒙蔽皇帝；在称宗、升祔以及把僖祖提升到闵祖之上的问题上，直到杀害进谏的大臣、崇奉道教，弊政多端。晚年依赖徐文贞弥补他的缺失。昭陵在位年限不长，恭敬沉默、谨守成法，高文襄、张文忠的功劳最大。神宗年幼即位，张居正独任宰相十多年，综合考核名实，办事雷厉风行，法纪纲常得到整顿肃清；称他为挽救时局的良相，并非虚言。此后继任者尸位素餐、固宠保禄、结交培植，酿成懒惰苟且的风气；但太子最终确立，天下人心有所归依，申时行、王锡爵的功劳也显著可见。光宗去世，熹宗即位，方从哲暗中与宫中交通，窥伺神器；但在接受遗命、确定策立、安定鼎器钟簴方面，刘文端的功绩很大。天启初年，叶文忠是历经三朝的元老，代替皇帝总理万机，却把权柄交出而不收回，权力归于逆宦，于是引发清流之祸；后来又推波助澜、助长火势，罪恶滔天，魏广微谄媚依附、赞助引导的罪行，难道还杀不胜杀吗！威宗天资英明睿智，毅然有所作为；只是独自总揽大权，求治过于急切，拥有君主却没有臣子，临朝时常常兴叹。考察十七年间，执掌政务的地方，官员们成批进退，座位还没有坐暖，便突然遭到斥逐；环顾群臣，没有一个能合乎心意。时而亲近，时而弃置，也不足以迅速收到成效。现列举如下：从戊辰到癸未，奉宣麻诏、推择入阁的有李标、刘鸿训、周道登、钱龙锡、韩爌、周延儒、成基命、温体仁、何如宠、吴宗达、钱象坤、徐光启、郑以伟、何吾驺、王应熊、钱士升、张玉发、文震孟、林焊、孔贞运、黄士俊、贺逢圣、薛国观、傅冠、刘宇亮、蔡国用、范复粹、方逢年、程国祥、杨嗣昌、张四知、姚明恭、魏照乘、陈演、谢升、蒋德璟、黄景昉、吴甡、魏藻德、范景文、李建泰、丘瑜、方岳贡等四十三人。只有李建霞、钱机山、韩象云、徐玄扈、郑如莲、钱御冷、文湛持、贺对阳、方书田、蒋八公、范质公诸位先生，素来很有办事谋略，留心经世济民之学，却因为一句话不合意，便被抛弃，如同弃置老成之臣。至于长山的贪污污秽、巴县的狡猾、韩城的阴险嫉恨、滑县的奸邪、德州的刻薄、井研的庸碌鄙陋、曲沃的骄纵奢侈，都是一时的败类，使首辅蒙受污点。其余的人不过是依附逢迎以求取容，哄骗着把恩荫弄到手，便抽身享福罢了。最受皇帝宠爱、长期专擅国政的，是乌程、武陵、阳羡三人：一个剥削百姓、嫉妒贤能，一个欺骗君主、轻慢敌寇，一个倚仗权势、贪婪受贿。三人彼此传授衣钵，只求熟练柔顺以固宠；至于练兵、筹措军饷、战守以及安抚征剿的机宜，全都没有谋划。他们苟且偷安、悠游度日，养成了滔天大祸，纵然死一万次，也不足以偿还误国的罪过。《语》说：‘掌舵的人太多，船一定会翻。’纵览古今，怎能不令人叹息！历代冒犯皇帝、强力进谏而被杖毙、惨杀的诸位公卿。自古以来，敢于直谏、触犯皇帝威严的人，各代都不多。本朝三百年间，冒犯圣颜、强力诤谏的，如因南巡、大礼、国本、攻讦宦官而进谏的诸公，有的被杖打致死，有的遭到惨杀，甚至沉冤于狱中。那些手持武器、戍守边疆的人，人数多得难以屈指数清；他们都是偶然出现的正气，也是上天植下的孤忠。洪武初年，有个平遥县令叶伯巨，名居升，因为星象发生变化而陈述三件事。其中一件说，分封过于奢侈，燕、秦、晋、楚等国封地超过千里，一旦发生事情，就容易出现僭越和叛乱。他仿佛预先知道靖难之事并说了出来，终于触犯皇帝忌讳，瘐死狱中。解翰林缙在永乐年间极力进言，认为不应过分宠爱汉王，以免使他产生异心；又说这样会离间亲亲之情，因此被贬谪戍守交址，死在那里。还有冷面寒铁公周御史新，多次触犯皇帝威严而毫不改变，最终遭到纪纲诬陷，被杀。李忠文公时勉任侍讲时，因为直谏触怒仁宗，皇帝命武士用金瓜击打他的胁部。杨文贞灌用烧酒敷治，才没有死，被抬到狱中；锦衣千户某人把血蝎敷在伤处，他的胁部才重新愈合。章皇帝恨他激怒先帝，本想杀掉他，后来又释放了他，任命为国子祭酒。他违逆王振，被戴着刑具押到国子监门口；适逢会昌侯秘密启奏孙太后，他才获释归家。御史陈祚上疏劝宣宗读《大学衍义》，宣宗大怒说：“你是说我不读书，连《大学》也不懂吗？”于是把他下狱，父母妻子全都发配到浣衣局。正统年间，奉天殿遭雷击，翰林侍讲刘球应诏陈述十件事，触犯宦官王振，被下到锦衣卫狱中。马顺是王振的党羽，斧头和铡刀突然砍下，将他的身体肢解，只把沾满鲜血的衣裙交给家人安葬。景泰年间更换太子，御史锺同、礼部郎中章纶极力进谏，被关进诏狱。狱吏严刑拷打，残酷逼迫他们招认与南城相通的罪状，但二人身体没有一处完整，最终仍不承认。大理少卿廖庄从南京来到京城，也曾请求恢复原太子。于是把三人押到午门前，各杖打一百杖；锺同最终死去，章纶长期囚禁狱中，廖庄被贬为定羌驿丞。裕陵复辟后，感叹纶是个好臣子，为朕的家事受尽苦难，于是解除他的桎梏，任命他为礼部侍郎。纶的儿子上疏请求，遗骨得以从圜土取出归葬；臀部的血迹洗去后，伤处显得鲜明完好。

译天顺年间，曹吉祥、石亨因夺门之变擅权，御史杨瑄、周斌上疏弹劾他们，被下狱拷问。杨瑄被戍守辽东铁岭，周斌被戍守广西南丹。又有修撰罗伦，论说大臣遭父母丧后被重新起用之事，被贬为广东市舶提举；成化年间，编修章懋、黄仲昭、庄■〈日上永下〉因不作应制灯词，也都上疏抗争而被罢职，时人称为“翰林四谏”。庶吉士邹智弹劾阁臣万安、刘吉、尹直依附权势、欺罔皇上，被下诏狱，贬为岭南石城所吏目。当时一同受到谴责的，还有刑部郎中彭韶、员外郎林俊、工部主事张吉、李文祥、后府经历张黻、中书舍人丁玑、进士敖毓元，他们都被逮捕审讯，发配戍守。李梦阳任吏部主事时，上书孝宗，陈说“二病”“三害”，直接指斥寿宁侯张学龄，被交镇抚司拟定罪名。一天，皇帝对刘忠宣公说：“关于梦阳的事，朕问近侍应当怎样批示办理，有人说应交给锦衣卫杖打后释放。朕料知这些人的用意，是想让他受到重责而死，以发泄宫中的愤怒！所以朕批复让他复职，不再让法司拟定罪名。”大夏叩头谢恩。御史汤鼐因直言匡救而获罪，阁臣准备置他于死地，王端毅公恕上疏争辩，这才没有减等改为谪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正德改元后，刘瑾扰乱朝政。武选主事王守仁首先上疏抗议弹劾刘瑾，刘瑾大怒，把他捆绑起来，在宫阙前杖打，几乎打死；后来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给事中戴铣、刘■〈艹洍〉和编修王恩，也都因弹劾刘瑾而被剥去官服，在朝廷上杖打，然后审问发遣。江西副使胡世宁秘密上奏，揭发宸濠暗中谋划叛逆之事，被锦衣卫逮捕审讯，免于死罪，发配戍守沈阳卫。戊寅年，权幸江彬等蛊惑康陵，引导皇帝游乐。职方郎中黄巩上疏论列六件事，直接攻击江彬。员外郎陆震看到黄巩的奏疏切直恳切，便毁掉自己的奏章，与黄巩共同署名进呈。江彬见后咬牙切齿，把两位大臣捆入狱中，用钳校刑讯，五天审讯三次，杖打一百多下。陆震写信给儿子说：“我的笔虽然乱了，精神并没有乱。”最终因伤势过重而死。金吾指挥张英带着刀和装土的袋子，在皇帝车驾经过时哭泣进谏，随即拔刀自刎，鲜血流满地面。有人问他为什么带着袋土，他说：“恐怕污损皇帝的宫庭。”于是撒土掩盖血迹，也死在狱中。此后，修撰舒芬率领郎中夏良胜、万潮、张衍、姜龙、孙泰、陆俸，主事林大辂、高鏊、冯泾，太常博士陈九川，大理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以及太医院医士徐鏊，各自联名上疏，劝阻皇帝南巡，因此都遭受严厉谴责。一百零七人都被命令跪在午门外，戴着梏■〈艹大手，上中下〉五天，脱去衣服接受杖打。舒芬因为奏疏列名在首，杖打尤其严重，裹着伤口躺在院中。掌院者害怕惹祸，派人把他抬出去；舒芬挺立不动，说：“我在这里做官，也要死在这里。”不久他苏醒过来，被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

译到了嘉靖癸未年，因上疏劝谏大礼，又在朝廷上接受杖打。当时死于杖下的，有工部郎中何遵、主事刘校、行人司副余廷瓒、评事林公黼、刑部照磨刘珏、行人孟阳、李绐贤、刘平甫、李惠、李翰臣、詹轼、冯泾等十多人。何遵字味淡，杖打者根据贿赂多少决定轻重。有人劝他稍微送些礼打通关系，何遵说：“袋中既然没有钱，法律就不能枉曲；我一心忠于君主，这是上天赋予我的本性。”嘉靖帝即位时，适逢昭圣太后寿诞，皇帝下令百官免于朝贺。御史朱淛、马衡上疏说，皇太后亲自取出神器授予陛下，这是母子之间的至情，不能没有什么来慰藉上天之心、彰明孝治。皇帝大怒，把他们下诏狱，对辅臣蒋冕说：“这些人用不孝来诬陷朕，依法应当反坐。”蒋冕哭泣劝谏说：“陛下正在推崇尧舜之治，不可留下杀害谏臣的名声。”皇帝于是平息怒气，下令免除死罪，勒令为民。甲申年，皇帝亲自下敕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少宰何孟春说：“宪宗朝时，慈懿太后举行葬礼，吏部尚书姚夔率百官伏在文华门哭泣，这是我朝的旧例。”修撰杨慎说：“国家培养士人一百五十年，今天正是应当以节义仗身而死的时候。” 编修王元正等人于是把群臣召集到金水桥，说：“万代瞻仰的名节，就在这一次行动；不竭力进谏的人，大家共同攻击他。”于是，何孟春等二百多人都上疏，伏在左顺门，大声呼喊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音传遍大内。皇帝命令登记为首的人，把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俞翱、郎中俞宽、黄待显、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纯等八人下诏狱。杨慎、王元正于是撼动奉天门放声大哭，群臣也都哭泣，声音震动宫阙。皇帝大怒，命令逮捕马理等人以及何孟春、金献民等二百二十多人，下狱并发配边地。丰熙等一百八十多人各杖打三十下。因伤病而死的有：编修王相、王思，给事中张原、毛玉、裴绍宗，御史胡琼，员外郎张璨，主事何瑜、臧应奎、安玺、杨淮、余桢、胡琏、殷承叙，司务李可登等，共六十多人。又有修撰吕柟、编修邹守益，也因劝谏大礼而被交给镇抚司拷打审问，当时称为“三忠”。劝谏的人有：御史杨爵、太常少卿周怡、工部郎中刘魁。大内发生火灾，皇帝从火光中听到有人呼喊为三位忠臣申冤，于是下诏赦免他们回归。周怡因弹劾严嵩被拘捕，杨爵下狱后获释又再次被捕。他在家中正吃饭，只有一碗麦饭、一盘蔬菜，见到按察官员就请他们一同吃；吃完后，官校进来拘捕他，他便和他们一起走。官校对他说：“何不进去告别一下？”他回答：“走吧，不必再回头。”官校们都吐舌惊叹说：“杨先生竟然如此慷慨！”杨爵下狱后，户部主事周天佐上疏营救，被杖打死在狱中；御史浦鋐又上疏营救，被杖打一百下，与杨爵一同戴着■〈木匣〉锁七天后死去。狱中只有草床木板，鲜血流成池塘，看见的人都不忍正视。杨爵在狱中为浦鋐作传，言辞极其悲苦。杨最任太仆卿时，因劝谏玄修被捕，在狱中不吃囚犯的饭，对周顺之说：“宁可玉璧破碎，也不要瓦片般保全。”最终死在狱中。春坊郭希颜、给事杨允绳都被杀死。杨允绳曾说：“我的眼睛像奔驰的闪电，只能睁开，不能闭合；我的嘴像决堤的河水，只能倾吐，不能含忍。”号称“四铁御史”的冯恩，把吏部尚书汪鋐视为心腹之人的智谋，下狱追究幕后主使，遭受拷打，几乎死去，锦衣卫陆松给他灌下良药，他才苏醒。司法拟定他死刑。后来在南阙会审时，汪鋐主持记录，推究案情并斥骂他，冯恩想奉公守法，汪鋐便骂得更加厉害。左都御史王廷相说：“冯御史为什么这样发怒？祖宗不杀谏臣，至今已经一百七十年了。” “难道要因为让你个人痛快，就破坏祖宗的法度吗？”王廷相又说：“汪鋐可以依法论处御史，却不能因为愤怒而论处御史。”当时冯恩戴着三重刑具，挺立在长安门，观看的人啧啧赞叹说：“这个御史的膝盖是铁做的。”他的辩才也像铁一样坚硬，如今才知道他的胆和骨头全都是铁做的！因此人们称他为“四铁御史”。侦察此事的人秘密将情况报告皇帝，皇帝为之动容，冯恩得以减免死罪，发配戍守雷州。杨忠愍公继盛起初任车驾员外郎，进谏阻止仇鸾开马市，被交锦衣卫，施刑拷问，贬为狄道典史；后来重新起用为武选郎中，弹劾严嵩五件奸邪、十大罪状，再次下狱，杖打一百下。户部郎中王之诰送给他蚺蛇胆，说可以抵御杖刑。杨继盛拒绝说：“椒山自有胆，何必用蚺蛇的胆呢？”他喝了一碗酒，安然上路。奸人何鳌、王学益是严嵩的党羽，竟妄称他伪造传达亲王令旨，按律判处绞刑；宠■〈木匣〉三年，于乙卯年九月最后一日定罪处死。当时与杨继盛共同弹劾严嵩的，有给事中吴时来、沈束，御史王宗茂，郎中徐学诗，主事董传策，给事中张翀，锦衣卫经历沈炼，南科王烨。弹劾严世蕃的有武选郎中周冕，他们都被杖打并贬谪。沈炼被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接受严嵩指使而残酷杀害。又有薛宇铠、何光裕、张绍、张愿、曾翀、叶经六人，都被杖打致死。修撰罗洪先因直言进谏被削除官籍。最后还有海忠介公瑞，任兵部主事时，直言说天下第一件大事是：两个皇子不能相见，人们认为皇帝对父子之情淡薄；皇帝喜欢西苑而不返回宫中，人们认为他对夫妻之情淡薄；因为猜疑、诽谤而杀戮羞辱臣下，人们认为他对君臣之情淡薄。皇帝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过后又捡起来读，叹息后悔，于是把海瑞长期关在西曹。裕陵即位后，才将他赦免释放。

译隆庆年间，吏科给事中石星上疏攻击近侍，被杖打六十下，勒令为民。部郎穆文熙是石星的朋友，担心石星最终被打死，便用身体护在他身上；守门人一起辱骂穆文熙，他一边辱骂一边继续遮护石星，因此石星得以不死。御史詹仰庇上疏劝谏鳌山，被杖打一百下，编入民籍。张居正掌握国政时，御史刘台本是张居正所选拔的士人，却首先上疏请求申明祖制、节制收敛权势，张居正大怒，赐杖刑，发配戍守河西，途中死去。御史傅应祯引用“三不足”的说法劝诫张居正，被赐杖刑，发配戍守定海。又有刑部郎中王用汲弹劾阿附张居正的人，也因杖刑被发遣。夺情的议论兴起后，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各自上疏争辩，都被杖打一百下，当天赶出国门。进士邹元标当时在刑部观政，愤怒至极，等四人受完杖刑后上疏，也受杖刑，被贬谪戍守贵州都匀卫。争论国本而上疏的人有：中书舍人黄正宾，礼部郎中顾允成、张纳陛、陈泰来，工部郎中岳元声、于孔兼，员外郎沈璟、曾凤仪，主事孙如法、万建昆、谢廷赞，给事中戴士衡、姜应麟、杨廷兰、王三余、罗大纮、杨献可、杨天民、王士昌、孟养浩、张贞观、许弘纲、王如坚，御史孙维城、杨绍程、何倬、锺化民、王慎德、陈登云、薛敷教、吴礼嘉，光禄少卿徐杰，寺丞朱维京，署丞王学曾，庶吉士李腾芳，全散知县樊玉衡等；他们有的受廷杖，有的被削职夺官，有的被降职贬谪。最后，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上疏恳切说明应厚待中宫，受到杖打一百下，革职为民。万历末年，又有人因争论开矿、触犯税监而被逮捕，接连不断，多得无法数清。天启乙丑、丙寅年，因击打宦官而被逮捕、惨遭杀害的，有“六君子”和“七君子”。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兵部员外郎顾大章、户科给事中周朝瑞、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就是所谓“六君子”。左都御史高攀龙、巡抚苏松佥都御史周起元、左谕德缪昌期、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御史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就是所谓“七君子”。又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因年老被发配戍守而死，工部郎中万燝因廷杖而死，刑部员外郎王之寀、御史夏之令、苏继欧、吴裕中，都下狱而死。翰林丁干学被逼令自缢。扬州知府刘铎因诗和扇子被杀。给事中惠世扬、御史方震孺在秋审即将处决时，因皇子出生，半夜传令免死。烈皇帝虚心采纳劝谏，但当时因触犯圣旨而遭谴责贬谪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工部侍郎刘宗周、侍读倪元璐，都多次上疏直言，有时被停职、削除官籍；吏科章正宸、刑科李如璨、御史成勇、郑友玄、兵部员外郎华允诚，都是因为论劾温体仁而获罪。谕德黄道周、修撰刘同升、编修杨廷麟、赵士春，都是因为论劾杨嗣昌而获罪。给事中姜采、熊开元，都是因为论劾周延儒而获罪。又有御史詹尔选、主事叶廷秀、金铉、成德等，都因直言进谏而受廷杖、戍守或贬谪。黄道周获罪尤其严重，他在召对时与杨嗣昌互相争辩。皇帝说：“清廉虽然是美德，却不可傲视他人、专门挑错。”又说：“少正卯也是当时闻名的人物，只是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论虚伪而善辩，最终仍免不了被孔子诛杀。”又说：“你读了多年书，只成了一个佞臣罢了。”黄道周奏答：“忠、佞这两个字，臣不敢不辨明。臣子在君父面前，能够独立而敢于直言的，才叫佞吗？难道在君父面前进谗言、谄媚逢迎的才叫忠吗？臣今天不把话说尽，就是臣辜负陛下；陛下今天杀臣，就是陛下辜负臣。”最终他遭受严厉谴责，被拟判死刑并长期关押。黄道周在狱中不停亲手书写《孝经》。一天，皇帝与宜兴相谈论宋代岳武穆的事，惋惜没有最终任用他。宜兴奏说：“岳飞确实是名将，但关于恢复失地的事情，史书有时多加文饰；就像黄道周一样，后世传述时，免不了会说：‘只是没有任用他。’天下人都会为此惋惜。” 皇帝默然回宫，随即传旨释放黄道周，恢复原职。唉！烈皇帝的明圣，真可以和孝宗相提并论了。三百年来，文章一代又一代都不乏人才。文章，是神明所成就的事业；天资与人力同时达到，文章的成就才会特别隆盛。才华是上天赋予的部分，学问是人力修养的部分。两方面偏缺其中之一，就会随着不足之处显露缺陷。艾东乡南英说：“本朝的文人，首先推重刘文成、宋文宪、王忠文。他们不只是有帷幄中的谋略，开创了无边的历业；即使只论文章这一方面，也已经成为当代第一。至于苏平仲、高继迪、方希古、解大绅，都从事实学，不被流俗和苟且风气迷惑，具有唐宋大家的风范；洪武、永乐以后，这种风气逐渐衰落了。杨文贞、王文成卓然自成一家，只是两位先生又被宰相事业和功名掩盖了文名。” 弘治、正德年间，邪说开始兴起，后来甚至劝人不要读唐代以后的书，众人相继取法龙门、扶风的言论，进行抄袭剽窃。琅琊、历下两位先生，持北地的主张，而且走得更远。只有罗圭峰作文刻厉，笔墨之间颇显傲骨，与李献吉同时。大概李献吉像司马子长，却受法度拘束；罗圭峰像韩昌黎，却因才华而放逸，这就是二人的区别。至于两位先生的风操气节都高峻挺拔，更是后辈的师表。郭美命说：“王元美常说，我朝文章的权柄原本在台阁，后来逐渐旁落。”我对此深感惭愧。像刘伯温的瑰奇、宋景濂的温厚醇正、解大绅的豪爽、曾子棨的英迈、高季迪启的超脱、李宾之东阳的浩瀚、王守溪鏊的简练严整、王敬夫九思的高迈、崔仲凫铣的修洁、吴匏庵宽的纯粹、丘仲深浚的博雅、程篁墩敏政的典雅精核、杨用修慎的深奥丰衍、王槐野维桢的简练、康德涵海的雄健骏逸、廖鸣吾道南的丰厚，这种文章之权本来就在他们身上；不过总的来说，距离化境还差一步。

译嘉靖、隆庆以来，王元美、李于麟继承北地、信阳的文章事业而且超过了他们，天下士大夫蕴含义理、怀抱风雅，感慨激荡、随之而起，于是文章被称为极盛。黄泰泉说：“江右三位罗氏兴起，各自成为名家。一峰公伦尊崇信奉濂洛之学，所说的都是气节，崇尚刚劲以振作世俗；景鸣公■〈王已〉出入子书、史书之间，所说的都是政事，崇尚奇特以矫正时弊；念庵公洪先传习阳明之学，所说的都是良知，崇尚寂静以达到超悟。”薛方山说：“弘治、正德年间的才子，有李西崖东阳、李献吉梦阳、何仲默景明、徐昌榖祯卿。”长沙人纵情展露才华，发展到最后便流于浅近；关西人模拟古人，发展到最后便拘泥；信阳人各种体裁都具备，发展到最后便显得柔弱；长洲人探究精深，发展到最后便局促。我认为这是对嘉靖、隆庆以前文人的品评。与琅琊、历下同时的，有汪南溟道昆、徐子与中行、吴明卿国伦。宗子相臣、梁公实有声誉，王敬美世懋，也都标举新意、别树一帜，振兴风雅。此后先后开创、继承的，还有吕仲木柟、王浚川廷相、张龙湖治、黄才伯佐、薛仲常应旗、边廷实贡、瞿昆景淳、孙月峰矿、茅鹿门坤、唐应德顺之、陈玉叔文烛、王锦夫尚絅、陈后冈东、王遵岩慎中等人；他们都立意超卓，风格格调高远奇异。隆庆、万历以后，士人受到涵养熏陶，文治日益兴盛，著述之士如林。比如汤义仍显祖、李卓五赘、袁中郎宏道、归震川有光、李本宁维祯、郭美命正域、屠纬真隆、冯开之梦祯、董玄宰其昌、叶进卿向高、冯琢庵琦、袁小修中道、都玄敬穆、沈君典懋学、顾华玉璘、王损仲惟俭、穆玄庵孔晖、焦弱俟竑、林次崖希元、郭青螺子章、余僧杲寅、杨复所起元、赵梦白南星、顾麟初起元、袁了凡黄、曹能始学佺、锺伯敬惺，都以文雅著称，形成各自的风格。当时布衣韦带的士人中，又有桑民悦怿、谢茂秦榛、沈石田周、文衡山征明、唐六如寅、卢次梗柟、张伯起凤翼、祝枝山允明、英云卿廷翰、黄五岳省曾、吴允兆梦旸、沈嘉则明臣、徐文长渭、屠田叔本畯、俞仲蔚允文、潘景升之恒、阮太冲汉闻、程孟阳嘉燧、陈眉公继儒、王百榖稚登、黄质山姬水、杨伯翼承鲲、夏茂卿树芳、梅禹金鼎祚、欧桢伯大任、张幼于献翼、谭友夏元春，文采彬彬，盛况极盛。启、祯年间以后，像黄石斋的奇特深奥、倪鸿宝的清新、钱牧斋的浓丽、王季重的纤巧秀美、陈明卿的博洽、黎博庵的幽深奇异、张天如的挺拔、陈卧子的博大，都卓然自成一家。于是，士大夫中善于写文章的人，几乎家家都能比肩班固、司马迁，户户都能媲美曹植、刘桢。比如张侗初鼐、郑如连以伟、葛屺瞻寅亮、黄贞文汝亨、朱仲诏万锺、汤霍林宾尹、蔡敬夫复一、王观涛纳谏、左沧屿光斗、韩止修敬、文太青翔凤、邹臣虎之麟、缪当时昌期、俞斐明琬纶、萧伯玉士玮、李次见应升、周季俟宗建、姚孟长希孟、徐云林应秋、顾九畴锡畴、蒋八公德璟、宋文玉玟、叶仲韶绍衣、黄太稚景昉、文铁山安之、凌骏甫义渠、何黄如楷、金正希声、徐勿斋汧、黄海岸端伯、张受先采、马素修世奇、杨伯祥廷麟、吴骏公伟业、李映碧清、薛谐孟寀、陈大士际泰、刘同人侗、颜壮其茂猷、陈寒山函辉、文用昭德翼、陈伯玉组绶、阙褐公士琦、夏瑗公允彝、包长明尔庚、钱希声肃乐、孙硕肤嘉绩、胡友蠡梦泰、余赓之扬、蒋楚珍鸣玉、方密之以智、梁公狄以樟、姜如须垓、葛大于世振、来元成集之、万允康曰吉、陆鲲庭培、沈友荪宸荃、徐仲光芳、黄非云云师、黄九烟周星、金卫公堡、陈静机轼、曹石霞胤昌、黄蕴生淳耀、林子野垐、周唯公斋曾、王茂远自超等人；假如他们生逢政治清明、国运昌盛的时代，都足以歌颂太平盛世，赞扬盛大雅正的文治。可惜他们不幸生逢王朝末流、时局动荡之际，只能徒然留下稿本，隐居山林，怀抱夏日般的幽愤郁结而终，实在可惜啊！两浙人物

译本朝一代的伟人，都是我们浙江所产生的。刘文成的谋略、方正学的惨烈忠贞、于忠肃的平定功业、王文成的理学、倪文正的文章和气节，即使在汉、唐、宋三代，也不多见。然而，我们浙江实际上有很多著名大臣和博学之士。论宰相事业，有余姚谢文正迁、淳安商文毅辂、永嘉张文忠孚敬；论理学，有兰溪章文懿懋、鄞县张文定邦奇、临海陈恭愍选、德清许庄简孚远、山阴刘忠端宗周；论经世才干，有嘉兴项襄毅忠、仁和胡端敏世宁、兰溪唐文襄龙、桐卢姚庄敏夔、乌程闵庄懿珪、常山樊清简莹、乌程潘司空季驯、平湖陆庄简光祖、山阴朱司马元爕；论忠贞节烈，有义乌王忠文袆、瑞安卓忠贞敬、鄞县陈编修忠、奉化戴毅直德彝、余姚孙忠烈燧、山阴沈给谏束、乌程凌忠清义渠、余姚施忠介邦曜、海盐吴忠节麟征、鄞县陈恭愍良谟、嘉兴徐忠襄石麒、山阴祁忠敏彪佳、余司马乌煌、仁和陆忠毅培；论气节，有慈溪陈文定敬宗、乐清章毅纶、太平谢文肃铎、鄞县杨康简守随、嘉善魏忠节大中、余姚黄忠端尊素、会稽章都谏正宸。论方正，有秀水吕文懿原、鄞县杨文懿守陈、杨文肃守址、钱塘倪文毅岳、萧山魏文清骥、山阴萧侍御鸣凤、鄞县赵端简参鲁；论清廉耿介，有太平林恭肃鹗、黄文毅孔昭、鄞县朱中丞瑄、王庄简佐、奉化王恭简钫、慈溪孙京兆懋；论边疆才干，有慈溪姚尚书镆、兰溪曾襄愍铣；论文章，有浦江宋文宪濂、海盐郑端简晓。其余能够笃行义理、砥砺名节的人，也都谨守操行、自我珍重。幸而生在这个地方，十里之内便可与这些先贤并肩而立，实在禁不住对高山景行般德行的仰慕。本朝的公卿，大多有清廉节操，足以成为后人的榜样。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只有做官时廉洁自守，品行洁白而不受污染，才值得称道。我们乡里的清廉节操，众人都推重奉川王恭简公钫，因为他在世宗朝曾受到御屏题词的褒奖。然而，我听乡中老人传说，张侍御昺弃官归乡后，吃豆类、喝清水度日，儿女经常饥寒交迫，他也不以此为意。御史王景巡视各部赈济灾民时，怜悯他贫穷，送给他一百金作为粮饷；他推辞不收，王景再三请求，他才接受，随后把这笔钱按下户饥民的惯例分成一份份，用来答谢王景的心意。朱中丞瑄巡抚南畿时，忽然中风，医生说得到鹿血才能医治。朱公说：『吴中一头鹿价值数千文。』于是命人剖开鹿耳取血，调入药中，剩下的鹿送还。朱公历任中外官职四十年，家中没有多余财物；郡县官员熟知他去世后留下的缺乏，想送些柴米帮助他，他一概不接受；他死时，只得从集市赊来棺材入殓。宗大令显，任职时一丝一毫也不拿取，任宜兴县令时，民间歌谣说：『二三户、万户都在传说，八九十年没有这样的官。』他的儿子宗佑考中进士，徐文靖公主持考试，看到他的名字，大声说：『天理昭彰，这是我清廉父母官宋公的儿子，他所得的报偿竟如此不差。』慈水孙京兆懋告老居乡后，有一天想吃肉，便命人买一觔肉煮羹进献；几个孙子围着膝下讨要，孙公悲伤起来，便停止喝羹。陈太守本深任吉安十九年，始终一样清廉。每天早晨击鼓升堂，属吏报告没有事情，他就关闭官署退下休息。有诉讼者，他便叫到卧榻前剖析裁断，也不接受诉状。入京朝见回来后，杨文贞公赠诗说：『漯川城外有千千万万人，一同拥戴神明般的太守归来。』又有李公山，号称捣榖郎中。陈公振，名声传为饿死的布政使。他们的苦守节操和贞洁操行，都记载在郡志中。至于近来我所见到的，王庄简公佐从太守历任藩司、臬司直到中丞，都在西江任职，丝毫没有沾染财物。我在南浦时，黎学宪博庵还歌咏称赞他，认为他是真正的廉吏。徐太常应奎任赣州知府时，有桥税，按惯例应收入郡府钱袋；唯独徐公把它解送到藩司。后来他升任粤东左辖，库中积存的余金有数万金，他丝毫没有拿来润泽自己。同乡任右藩的冯觇知道此事，便自己出资为徐公营求内升，因此得以掌管官印，把收入装进私囊。又有徐公拒收廉州样珠一事，人们争相传颂。傅吏部光前以清白自励，像冰、蘖一样坚苦自守，死在京城官邸，同僚凑钱替他办丧事。我同年钱太守武山当时的父亲任职铨曹，亲自办理傅公的丧事。武山又说：『吏部革顶的帽子，自傅公开始。』李中丞标任广东盐法道时，把余下的课税十三万解送计部。周侍郎昌晋任东莞令时亲眼见到这件事，常常讲给我听：他小时候在李公家读书，当时邻居有位丁中丞，家资丰厚，李公曾对塾师说：『丁亲家从哪里得到这么多金钱？我实在不明白。』这些话是我亲自听到的。至于云间许给谏誉卿，因为私怨诬陷李公，向巡抚黔地的官员索取金盘，从而挑起事端，难道人们的话就可信吗？这些都是我们乡里卓然有名的人，我特意挑出来告诉□人。

译因此我又想起本朝的名臣。比如刘忠宣公招待客人，只有一碗麦饭和一碟糟虾。秦襄毅公巡抚宣府时，被人告发，皇帝命内臣尚亨前往抄家，家中只有一匹黄绢和几件破衣服。茂陵亲自查看后赞叹不已，立即释放秦公，并赐钞一万贯来表彰他。天顺年间，轩介肃公退休，英皇召见并问道：『从前浙江廉使考核期满归来时，只有两只竹笼，那个人是你吗？』谢文肃公在成均任职时，有余羡金，他把全部登记交给官府，用来供养同僚：贫困的生员给予赈济，去世的给予赙赠和襚礼，自己没有私取一文钱。鲁文恪公任祭酒时，正逢阁老李文正公寿辰，同僚拿着两条帕子约他一同前往祝贺，鲁公打开箱子却没有帕子；看看室内也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条已经吃掉一半的干鱼，于是就拿着它前往。李公高兴地把鱼煮了，命人饮酒，宾主尽欢而散。林恭肃公鹗死在任上，没有钱办理后事，黄文毅、谢文肃两公替他筹办，只够置办棺材和殓衣。熊庄简公绣巡抚任满归来，以蔬菜粗布为满足，生活贫困。秦公金、何公孟春上疏称赞他。杨中丞继宗最初任嘉兴知府时，有属吏送来猪头，夫人收下用来供膳；杨公询问得知后，吞下皂荚丸催吐，把它吐出来，然后升堂击鼓，召集众吏说：『太守的德行被妻子玷污了，立即把这个妇人送回去。』 林公任粤东按察使时，命长官让衙役汲水清洗大堂，以洗去积存的污秽。王司农质任御史巡按四川时，从不吃肉，人们称他为『王青菜』。王学宪琦遇到冬日大雪，饥寒交迫不能出门；有人来慰问他，他说：『我只求内心无愧罢了！即使饥寒交迫，也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林副使时圭执掌宪职，清正端严；有一个女儿出嫁后生活贫困，他怜悯她，资助两条帕子；他死在贵州，不能运回安葬。朱侍御裳年轻时便磨炼清廉节操，亲自汲水做饭；巡按山东时，生活依旧寒素，人们称他为『长斋御史』。邹翰林智因进谏获罪，被贬谪戍守河西，毅然上路，鞋子磨破，几乎无法继续行走；亲友送给他的财物，他全部推辞不受。黄少卿巩有客人来，便留客吃饭，只好向邻家借米；到了中午还没有生火做饭，他也安然不以为意。陈御史茂烈居家奉养母亲，竭力供给甘美食物，但家中只有短床破席，连一顶蚊帐也置办不起。他亲自耕作菜畦，只有一个老仆供应柴水；出门时还亲自撑着小油伞。正德年间，因为陈公清苦，朝廷奏请改任他为晋江县学教谕，以俸禄供养母亲；他推辞不接受任命，官府命有关部门每月供给三石米，他也不接受。以上诸公，都记载在《国朝名臣传略》中。我还曾经亲自侍奉过姜燕及相公和刘忠端公念台先生。姜公常穿布袍，留客吃饭只有四簋，除鱼肉外只有一腐一菜。他出使朝鲜时，所有馈赠和路费礼物都推辞不受，因此受到属国敬重。刘公夏天穿一件葛衣，冬天穿一件粗毛衣，从做生员直到任总宪，从未更换新衣。他的寝室里有一顶破帐子，几乎穿透了，有时是绸的，有时是布的，补缀的地方很多。面对这两位公，人们追逐名利的心都会淡薄。这不过是五十年以内的事情，如今却遥远得再也无法见到。方正学先生早先有诗说：『在竹林里煮茶，屡屡呼唤人来；提着酒壶绕村寻找，却没有地方沽酒；同吃麦饭也面无难色，这种气概可知不是平庸的小丈夫。』唉！从这件事就可以想见前辈的节操了。图谶、童谣、灾异祥瑞和占卜应验，都确实有可以凭信之处。圣人谈论天理而不谈术数；然而孔夫子删定《尚书》时，记述二帝、三王的典谟、训诰，却独独把《秦誓》收录在篇末，难道不是明白表示继承周朝的是秦吗？祖龙时有话说：『灭亡秦朝的是胡人。』王莽时有话说：『汉朝应当再次受命。』又有话说：『刘秀将成为天子。』而《赤伏符》中还有关于四七的说法。这些就是图谶可以凭信的例子。开皇年间，天下传唱李子的歌谣；贞观年间，天下传唱武媚娘的歌谣。这些就是童谣足以作为依据的例子。汉高祖以赤帝之子的身份斩杀白蛇；汉昭帝时，上林苑中的虫子吃掉树叶，文成之后的曾孙病已即位；刘裕陷入大泽时，遇到一群儿童呼喊迎接圣驾；又有童谣说：『季奴这样的王者不会死。』刘裕地位卑微时，常有两条小龙附在他的两翼，后来逐渐长大。周世宗得到一把木尺，上面写着点画简略的文字，意思是他将成为天子。苻坚时，狗夜夜嚎叫，武库中的兵器全都发出声响。顺帝将要北行时，有两只狐狸从殿中跃出。这些就是灾异祥瑞不会落空的例子。越国获得丰年，吴国却来攻伐它，必定会有大灾祸。太宗还没有受命时，人们说太原有王气，望气的人大多归附那里。慕容氏的燕国被秦国灭亡，占卜者说它应当复兴，难道会应在吴王身上吗？江西有术士窥察王气在吴地，进入杭州寻找，遇到钱僇，便占卜说他将大贵。希夷听说艺祖接受禅让，高兴至极，从驴背上跌下来，说：『天下从此太平了！』尧夫在洛阳桥听到杜鹃鸣叫，神色忧愁而不快乐，说天下将要动乱，地气正由北向南。有人问他国运，他便从架上取下《两晋书》给人看。这些就是占验有应验的例子。本朝受天命建立以来，符瑞多种多样；当时的仙人、僧道，如周颠僊、张邋遢、碧峰和尚、铁冠道人之类，多得无法记载，而刘诚意、姚少师都深通术数，推测之事往往有奇异的应验。至正年间，有人经过淮安，看见道路上推车、挑担的人，都有公侯的相貌，叹息说：『黄巾之事一定会成功。』谁知道他们竟是凤阳、泗州跟随真命之主起兵的人。刘文成公游览西湖，看见西北方有异云升起，大声说：『这是天子的气象，应当出现在金陵；十年以后，我应当辅佐他。』元世祖向异人询问历数，那人说圣人的国运无穷无尽，除非日月并行，气数才会终结。高皇帝刚出生时，红光充满屋子，邻居以为失火，赶来后却寂静无事。给他取水沐浴时，有红罗从水面漂来，于是便用它给他做衣服；因此把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红罗障』。他在子兴那里时，郭山甫惊异赞叹，详细陈述他天表非凡的异相，把女儿送入宫中侍奉，后来成为皇宁妃。与陈友谅在鄱湖交战时，刘诚意用手指着说：『灾难之星经过了吗？』皇帝急忙换船，而原来所乘的船被炮火击碎。袁珙为文皇帝相面，说：『将来成为太平天子的君主，肚脐以上必须即位登基。』 建文帝命北平都指挥张信捉拿燕王，张信的母亲说：『我早就听说燕王将拥有天下，王者不会死，这不是你所能擒拿的。』洪武年间，人们说三十年的杀伐之运还没有消除。靖难军尚未出动时，有老人走在路上唱道：『不要追赶燕王，追赶燕王便会飞得高；飞得高高，翱翔在帝王京畿。』后来终于应验了这句歌谣的细微含义。戊寅年，荧惑星侵犯并停留在心宿，四川岳池教谕程济上言：『北方将起兵，期限在明年。』当时认为他妖言惑众，把他囚禁起来。后来朝廷命护军在徐州交战，大获全胜，诸将立碑记功；程济夜里前往祭拜石碑。及至长陵经过徐州，看见程济后大怒，命人把他推出去；程济急忙说：『请停止，我替您把碑文抄录回来。』长陵于是按碑文追查，准备灭其宗族，没有幸免的人。程济的姓名正好在被刮除的地方，于是他又剃发做道士，跟随逃亡，屡次使建文帝脱离危难。

译昭陵有一天问三位杨姓大臣：『你们看见昨夜的天象了吗？紫微垣有非常紧急的变故，这也是气数啊。』说完叹息着起身，第二天便驾崩了。己巳之变时，钦天监彭德清说：『星象显示警戒，不可再像从前那样行事；如果皇帝的车驾有了祸患，谁来承担罪责？』宦官振不听从，皇帝于是北行被俘。也先夜里前往策划叛逆，看见黑云笼罩御帐，有大蟒盘绕护卫，惊惧而返回。英皇曾观察天象，指给袁彬看，说：『我最终一定会回来的。』 正统年间，京师用土龙祈雨，有两首童谣说：『雨帝雨帝，城隍土地；如果再次降雨，把土地还给我。』这是郕王登极、太上皇复辟的征兆。武宗末年，继承人方面的人都说，帝星在江汉一带明亮，宸濠于是图谋叛逆。而刘养正、李土实等人便借图谶来劝宸濠进位；谁知这反而成了世宗承统的祥瑞呢？由此看来，图谶、童谣、灾异祥瑞和占验，都明白昭著而没有不应验的。其中特别奇异的是两件事：惠宗逊位、威宗殉国，更是本朝罕见的异闻。金川门失守时，皇帝仓皇想要自杀，少监王钺拿出所藏的高皇帝遗箧请求使用；皇帝催促命人打开，里面有僧牒和僧衣各三件，皇帝说：『这是命数。』当时他与御史叶希贤、吴王教授杨应能名字符合，各自剃发，分别领取僧牒，从地道由鬼门关逃出。崇祯癸未年，东兵逼近都城，九座城门全都关闭。皇上悄悄来到宫中的密室，发现门上的扁锁十分牢固。他问内珰，内珰说：“这是皇祖下令不得轻易开启的。”皇上命人毁钥开门，进去后看见几案上有一个箱子，里面藏着元人朝会图一册，画中华人与夷人分列两行跪拜。皇上看了很不高兴。如今流传的画有三轴，最后一轴极像御容，但画中御容垂发中悬，这并不对。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难道不是早有预定吗？相传高皇曾问刘诚意国运能够延续多久，刘诚意说：“陛下的子孙万代，将与天地同样长久。”光宗是万历的儿子，熹宗、威宗是万历的孙子，而威宗又是天启的弟弟。又有话说：“十七年来事情已经结束，长弓徒然挂在？稍头；八牛使尽千般力，仍然还有胡人的二八之秋。” 又，丁卯年秋天，思陵登上帝位。一天，他对阁臣说，今天早晨殿柱上有一条黄色包袱，取下来查看，里面写着：“天启七年，崇祯一年，福王二十七年。”这是一本妖书。如今追查此事，阁臣请求把它烧掉才算完。若把“十七”算在崇祯一年之后，那么福王正好就是二年。这难道不是命数早已注定，上天特意预先泄露出来给人看吗？姚少师所刻的宫右牌，难道最终竟会成为渺茫无凭之事吗？本朝第一人物 平涵朱少师的大事记说，杨文襄平定宁夏、文成平定宸濠，功劳不能说不大，但高明之处在于任用了张永；由此可以想见他运用机谋权术的作用，以及学问所发挥的力量，他确实是本朝第一人物。我认为，杨文襄的高明在于运用机谋权术，他学问所发挥的力量并不在这里；所谓本朝第一人物，也不在于此。王威宁对于汪直，就像伶人阿丑在宪庙面前表演：一个宦官手持金钺，肆意张扬地走上前去，问他是什么人，回答说：“汪太监。”又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回答说：“不过是两把钺罢了！”没有这两把钺，一步也走不了。这两把钺，就是王越、陈钺。王越竟然落在汪太监手里了吗？李文正对于刘璜，也正是如此。罗文肃请求削去门生的名籍，并说：“千万不要拖泥带水，必须防止掉进坑沟里。”平涵的话，误导人实在不浅。一屋子散钱 刘文靖讥讽丘文庄，说他有散钱却没有贯钱的绳索；琼山又讥讽刘文靖，说他有贯钱的绳索却反而缺少散钱。其实丘公读书，以穷究事理、讲求实用为根本，也有贯钱的绳索。他出身并非词林，却得到“文”的谥号，是有原因的。然而博学通览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凭借这种宽厚从容的心胸作为贯钱的绳索。韩魏公做宰相时，有人说：“您的德业无愧于古人，只是文章比不上欧阳永叔罢了！”韩魏公说：“我做宰相，永叔做翰林学士，天下的文章还有比这更显赫的吗？”仅这一句话，就把永叔的文章同韩魏公的地位一并穿在贯钱的绳索上了！我朝最称得上博学通达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琼山；但他却深深嫉恨白沙，暗中排挤三原，即使博学又有什么用呢？文靖讥讽他没有贯钱的绳索，并不是没有道理。有人说，文清因为程篁墩讥笑自己不善作诗而怀恨在心，酿成了廷鞫之狱。李又达对叶文庄心怀不满，也是因为挑剔他的诗文。我认为，这两位都是贤能的宰相，这种说法未必属实。如果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同魏公的气度相比又如何呢？只是叶、程两位公卿因为擅长诗文，竟遭执政者如此诬陷构害。那么，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对于诗文，直接把它看作榆荚一般就可以了。对君主说话自有规矩 臣下回答君主，自有一定的礼仪格式；不只是文辞要典雅，就连容貌、言辞和语气也不能忽视。永乐年间，有一名给事中入宫值班，太宗询问他的姓名，他回答：“臣姓黄，名某，是由进士授任现职的。”皇上说：“何必说得这样琐细？”他便说：“臣小时候读《鲁论》，最后一句告诫不可详尽……”皇上赞许他，提升为山西布政。岳文肃公回答英宗时，竟至于眼泪和唾沫溅到御衣上。皇上说：“这个肮脏的胡子，对着我说话还指手画脚。”于是罢免了他的官职。薛文清公在御前奏对时，误称自己为“学生”，惭愧地退了出去。南京兵部尚书轩輗请求退休的奏疏中说“享年若干岁”。世宗认为这句话涉及自称，不合臣下礼仪，于是把他贬为平民。李献吉上密封奏章，论述贵戚骄纵放肆的苗头，直接指斥寿宁侯。寿宁侯是张皇后的弟弟；奏疏中说：“陛下用来对待张氏的恩遇已经极其优厚了。”孝宗大怒，刘文靖公请求问明原因。皇上说：“他竟然把皇后称作张氏，哪有这样的道理！”刘文靖说：“《汉书》说：‘拥护刘氏的人袒露左臂。’《宋史》说：‘赵氏安定，苗氏就危险了。’梦阳所说的，仍然只是张家罢了。”皇上的怒意这才平息。这话虽然有出处，但本身也留下了破绽。由此想到胡端敏公弹劾宸濠时，曾说礼乐征伐逐渐不再由朝廷发出，群小邢珍等人却说他是在离间亲亲之情，想置他于死地。扬忠愍公论述相嵩的五件奸恶、十条罪状，其中有“召问二王”的话，被交给刑部拟定罪名。侍郎王学益援引“诈传亲王令旨”之律，判处绞刑。这是小人陷害君子，故意援引苛细法律而残酷加罪。然而，如果奏疏中没有留下可以授人以柄的地方，又拿什么作为借口呢？君主下颌之下有逆鳞，触犯它的人就会死亡。安排句节、斟酌字句，宁可驯顺而不要夹杂，宁可委婉而不要激烈，宁可平易而不要刚直，难道只有韩非在《说难》中才这样说吗？贤者不拘泥于细小的操行

译人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鲁论》说：“大的德行不逾越界限，小的德行偶有出入也可以。”王安石、东山曾凭借技艺赌博，拿别墅作赌注。张齐贤、向敏中都被称为宋代贤相，却因为争着娶薛居正的儿媳妇而受到当时人的讥笑。又如欧阳永叔、文文山，都曾留意声色享受，但这并不损害他们的大节。本朝王端毅公王恕，人品天下第一，天下没有不称赞他忠义的。然而，他任南京大司马时，命封丘黄尚书绂作媒，娶金陵刘指挥的妻子文氏为继室，因此受到台省官员弹劾。宪宗命叶文庄公盛、我的同乡毛都谏公弘前去调查，他们回来奏报说：“大臣娶失节之妇为妻，有违名教，应该罢职，且不得重新任用。”皇帝下旨说：免予议处。倪文正公元璐的文章和节义，本朝无人能比；但他因正妻失宠，声称正妻得罪了太夫人，便把她安置在别室，却让妾王氏承袭封诰。诚意伯刘孔昭受群小指使弹劾他，他最终被勒令闲居并罢职。然而倪公的风骨节操光明磊落，海内人士尊崇他如泰山北斗，从未因此事损害他一生的声誉。贤者不拘泥于细小操行，就是如此。盗贼也有人心 人如果居官廉洁，行为为众人所信服，即使豚鱼也能被感化，何况有生命的生物呢？汉代有一个盗贼被擒获，请求说：“刑罚杀戮我甘愿承受，只求不要让王彦方知道这件事。”一个普通人行善，影响也能达到乡里，难道说盗贼就没有人心吗？于忠肃公巡抚山西、河南两省，入京议事后返回，单骑随行数名士卒，行走在太行道中。群盗窥伺探看，忠肃公厉声斥责他们，盗贼都惊骇服从，环列跪拜在马前，说：“不知道是我公在此。”胡端敏公起初任德安司理时，家属赴任，抵达九江后，夜间独自停泊在江中。江洋大盗听说胡公的威名，都互相告诫不敢侵犯。李公纲任太仆少卿时，以清贫自我砥砺，出京后盗贼抢走了他的箱子。盗贼询问随从，知道是李公，便说：“原来是李少卿？这是个没有钱的人。”说完扔下箱子离去。正德年间，大盗赵风子往来劫掠河南南北，想攻打钧州，因为马端肃公的家在城中，便放弃围攻。攻破泌阳后，他想向故大学士焦芳泄愤；焦芳听说后先行逃走，盗贼于是把焦芳的衣冠取来披在庭院的树上，手持剑砍它，说：“我恨不能替天下人诛杀这个贼子！”随后挖掘焦芳祖父的坟墓，抛弃尸体并焚烧尸骨。唉！焦芳罪恶深重而逃脱诛罚，上天于是借盗贼之手施行惩罚；朝廷的斧钺失去了作用，而■〈艹佳〉符的劝善惩恶反而恰到好处。唉！这也实在可怕啊！白白做了小人 君子和小人势不两立：往往君子对小人疏远，而小人窥伺君子却很紧密，所以君子常常不能取胜，小人反而得胜。然而小人能够排斥君子、伤害君子，却终究不能夺走君子的名声。千百年以后，人们痛惜君子横遭冤屈惨祸，无不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这样看来，君子最终仍然是君子，小人真是白白做了小人，究竟又得到什么好处呢？本朝靖难时，方孝孺、黄子澄之狱，株连诛杀，祸根起于陈瑛。当时陈瑛接受燕王的贿赂，参与秘密谋划，被佥事汤宗告发，贬谪戍守河西。长陵即位后，召他回来任都御史，他请求追杀黄观、廖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颜伯玮等人。皇上说：“他们领取俸禄，不过是尽自己的心意罢了。”没有追究。方孝孺的宗族遭受惨烈祸害，全是陈瑛罗织罪名造成的。到了胡闰一案，陈瑛把数百家男女抄捕押送到东市，冤屈号哭之声直冲云天，两列御史都掩面哭泣。陈瑛说：“如果不把这些人按谋反罪处理，那么我们就成了无名之人。”于是各位忠臣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不久，给事中耿通弹劾陈瑛结党蒙蔽， 中允刘子春弹劾他违抗命令、刻薄残酷，陈瑛被捕入狱并诛杀，家族也被夷灭。马顺勾结宦官王振，曾在诏狱中害死刘忠愍。己巳之变发生后，给谏王竑亲手揪住马顺的头，众人一起殴打他，不一会儿就把他踩成肉酱。夺门之变时，英宗想保全于忠肃。徐有贞说：“不杀于谦，今天的事情应当叫什么？”孙太后听说后，整日叹息，并向皇上说明于谦的冤情；徐有贞于是被贬谪金齿。陈恭愍选触犯宦官，朝廷派比部郎李行同巡抚宋旻、徐同爱等共同审讯，结果竟然勾结魏忠贤，罗织陈公的罪名，判处迁徙；反而不如被罢黜的官吏张褧，他还能够上疏为陈公鸣冤，没有因为个人怨恨而泯灭公义。杨忠愍受杖刑后，被人用门板抬到刑部。巡风主事、南昌人李天荣迎合严嵩的意旨，命人撤去门板以及药物等物品。提牢主事、山阴人刘槚特意把杨公关入民监，拘禁得非常严密，内外隔绝。诏令拟定罪名时，尚书何鳌、侍郎王学益援引“诈传亲王令旨”之律，判处绞刑。郎中史朝宾认为按惯例不合，想从轻拟罪，王学益怒目看他，于是史朝宾被降职罢黜。杨公患了疫病，提牢主事、浮梁人曹天佑迎合严嵩，断绝医药。人们都认为杨公必死，幸亏海宁人应明德代任提牢，才把杨公从老监中放出，病情稍有好转。甲寅年朝审时，冢宰李古冲默不作声，判定罪情属实，等候处决，最终在乙卯年九月晦日判处死刑。王学益、何鳌、李天荣、刘槚、曹天佑等人，杀人媚上，连犬猪都不肯吃他们的肉；李古冲身为大臣，平素很有声望，为什么竟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假如当时他援引祖宗不得杀谏臣的成例上奏请求，永陵英明，未必不会后悔。即使因此得罪严嵩，也不过拼着丢掉官职罢了。后来李古冲又因其他谴责而死于狱中，难道不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吗？又如杨顺、路楷，依附严嵩而杀害沈青霞，杨顺、路楷不久也被诛杀。薛贞因一把诗扇杀死刘铎，薛贞也被诛杀偿命。倪文焕谄媚宦官而害死周蓼洲、周由贞，倪文焕也因惊惧而魂魄不安，最终死去。即使逃过公开诛杀，也会留下羞耻和恶名，使英名千载蒙受掩蔽；这种人不过是披着衣冠的马牛罢了。既然如此，小人妄自伤害君子，或许还应当知道有所戒惧吧！徐华亭很有办事才能

译有人说，华亭徐文贞公对严嵩、分宜一味柔顺，卑躬屈膝得太过分了。然而若不是这样，他必定一天也不能安稳地保住职位，也就无法侍奉明主、拨乱反正；考察他的最终结果，假借富贵来自我玷污，洒脱得像蝉蜕一样，所保全的煮也正是如此；若不是这样，就不能除掉奸臣。对付林中的蟒蛇、洞中的毒蛇，催逼它就会受到伤害，放纵它又会留下祸患；不快不慢，顺着事物本身加以处置，以人的巧妙配合天时，自古以来君子对待小人，没有比这更得法、更恰当的了。表面宽厚而实际严厉，表面厌恶而实际并不真正厌恶，像青天之中雷电轰鸣闪耀，却没有留下祸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这段描写华亭手段的文字，真是传神，可以说是善于作赞。无奈这样称誉他，恰好反而成了诋毁他吗？听说当时有人称赞严嵩之子严世蕃能够剪除大奸大恶，徐阶皱着眉说：“政务根本必须得到合适的人，同僚之间还在于德行相合；德行相合才能同心协力，天下才能治理。他是自己招来的罪过，我的不幸是因此多了这些周折，难道是我愿意的吗？”又说：“他杀桂洲时我在任，又杀了桂洲的儿子，世人一定不能谅解我；真正了解我的，只有上天，这要等到日后才能判断。”有人说：“严世蕃像老虎，捆绑他不能不紧。”徐阶笑着说：“他是老鼠，不是老虎。”把这话说成顾全面子的话可以，说成真实的话也可以。高文襄公储备本兵的建议 嘉靖、隆庆年间，新郑高文襄公高拱以阁臣身份代理冢宰，召集四司官员，每人发给一本册子，说：“铨曹的职责在于知人，而知人并不容易，希望各位早作打算。某人有德，某人有才，记在册上；某人没有德，某人没有才，也记在册上；某人的才能是自己看出来的，某人的才能是从谁那里得知的，都记在册上。全部亲自封存，到月底拿来向我复命，我也将以此考察各位是否贤能。”每年收到的册子总共有一百一十多本，用来相互参照验证，因此贤能与否不会混淆，官员的黜免升降也很恰当。又因为北部边境连年入侵，朝廷内外都以军事为忧。高拱说：“大司马关系国家安危，责任极其重大。”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是因为储备人才太晚了。少司马只有两名，这只适用于无事之时；一旦巡视边境，难免要借用其他官员，或者遇到总督缺员，也难免要从别处调人。借用其他官员，他们不是本职人员，办事不方便；从别处调人，则东边补缺而西边又缺员，彼此等待接替，动辄要经过一年半载。请兵部增加两名侍郎，遇到巡视边境时，就派一人前往边方；总督缺员时，就派一人前往。凡是关塞险要、边情缓急、将领贤能与否、士马强弱，都已经了解清楚。既然平时已经制定好方略，遇到大司马缺员时就可以补上。这样还说缺少人才，一定不是事实。军事是专门的学问，储备和培养负责军事的大臣，应当从兵部属官开始。兵部属官的职责在军旅事务，却又不选择合适的人，而且往往调任其他官职；现在应当特别提高选任标准，让有智谋才略的人充任，使他们专门负责此事，不再调任他职。边方兵备官缺员，就由兵部属官前往；边方巡抚缺员，就由兵备官前往；边方总督缺员，就由巡抚前往。总督和在部的侍郎则时而外出、时而回部，等待尚书职位出现空缺。这样还说没有可用之人，也一定不是事实。边方官员还应当经常得到优厚待遇，使他们的功名总是排在其他官员之前，其他官员不能和他们比较任职年月；如果偶尔不能胜任，就依法惩处，使他们的功名总是排在其他官员之后。这样还不尽力，也一定不是事实。边方总督任上已经有明确功绩的，应当让他回到衙署休息，使他的精神不至于疲惫，智慧也不会耗尽。又说，如今边境用兵，只有蓟辽、宣大、延绥、宁夏、甘肃几处能够应付；闽、广几处一有警报，只是随即奉上奏报，往往不得要领。请在这几处选择本籍且懂军事的两个人，让他们担任兵部属官。他们有自身和家族的利害考虑，凡是山川险易、将领勇怯、奏报虚实、功过真假，只要一问就能立即知道，又怎么会有凭空揣测、遥远推度的弊病呢？这就是储备和培养本兵人才的妙策。铨曹如果能这样用心，人才袋中自然不会缺人，何至于临时试用，明知自己不能胜任，却仍然试用；又明知某人不能胜任，却姑且抱着侥幸心理，这和儿戏有什么区别，实在是误国之极。由此才知道，李赞皇筹划边防，楼虞雍公编纂《材馆录》，确实都是大臣为国谋划的良策。朋党大略 三代以前，没有朋党。自汉代末年起，群贤以名节相互激励磨炼，彼此品评推举，考核公卿；宦官厌恶他们，便自行结成钩党，罗织罪名加以诛杀铲除，使朝野几乎空无一人。然而汉代的党人都是君子。唐代有牛党、李党，党中多是小人，彼此倾轧争斗，酿成了白马清流之祸。宋代以洛党、蜀党、朔党划分门户，但他们都是君子。到了王安石执政，专门仇视不同意见的人，曾布、吕惠卿三凶接踵而起，树立元祐党人碑，铸造禹鼎来禁锢善类；直到同文狱兴起，祸害更加惨烈。大概朋党的兴衰，总是同国运相始终。人才一个个亡失，国家也疲敝衰败，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国家在万历以前，从来没有党派的名称；到了沈文恭主持国政，他自负有才，不肯居于人下，只喜欢顺从柔和而厌恶矫激刚直。一时的名流，如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孙丕扬、高攀龙诸公，个个以刚正敢言自负，常常同政府抗争。依附四明的人，言路中也有很多，而钱梦皋、康丕扬最为无赖。顾宪成和高攀龙在东林讲学，天下人一致尊崇他们，这就是东林党、浙党由此开始的原因。

译等到“国本”之论兴起，当时的诸位贤者都认为嫡庶长幼的次序已有定规，纷纷请求早日确定太子。这也是一定的道理。那些进言者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据此夸耀功德的，又何必把这件事指为罪过呢？然而皇上却认为他们有意援助册立太子，是希望将来凭此获得富贵，因此一定要亲自发起此事，不让群臣参与。第一次请求没有获准，第二次请求便遭斥逐，后来又屡屡受杖责谴罚。即使皇上出于慈爱，并无其他意思，只是想平息议论，议论反而更加纷繁。政府诸公中，只有山阴王家屏、归德沈鲤与进言者合力请求，违背圣旨而被放归。一贯以及申时行、王锡爵，都以维持调和为名，未尝不委婉而竭力地恳求，但内心也认为进言者多事，把他们视为党人；对于遭斥逐者，他们无法挽救。时行性情平和，被斥逐的人往往很快又得到提拔；而一贯掌握权力，务求取胜，被黜退者本人虽离去，声名却更加高扬。东林君子的名声传遍天下，人们尊重他们的言论，视为清正的舆论，即使朝廷之中也以他们的是非作为褒贬标准。他们交游日益广泛，而求取进身的人也越来越混杂。起初作为领袖的，都是君子；后来喜好名声、急于进取的人，也都纷纷依附于他们。大体说来，所谓小人都是真小人，而所谓君子却未必都是真君子；于是又群起争论，淮抚甚至到朝廷上争辩是非。淮抚李修吾三才，家居三辅，年轻时便早早显贵，所到之处都有显赫的声名。但他自负才干，操守却不清白，收受和给予的财物都很多，天下各处都结交有人。他是赵南星的亲近者，赞誉的话每天不断，赵南星相信他，也替他推举引荐。三才垂涎于入阁拜相，工部主事邵辅忠首先攻击他的短处，因此与东林为难。然而三才倚仗纵横权术，以智谋夺取、以力量驾驭，公论也因而贬抑他；东林却因此招来诽谤。不久，发生了楚宗妖书一案。楚宗诸人揭发王假，江夏人郭正域任宗伯，知道其中详情，很是偏袒宗室；而一贯想保全楚王，不愿彻底追究，便与郭正域发生冲突。宗室诸人愤愤不平，激成殴打致死楚抚赵可怀的祸事。妖书案发生后，一贯想借此陷害郭正域，并牵连归德；钱梦皋直接攻击他们。直到逮捕婢女仆役、拷掠审问，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翰林中的贤者陶望龄、唐文献等竭力为他们解脱，但没有获准；幸亏司礼监陈矩坚持处理，以黜退的办法，生皎、生光掩饰了这桩案件，事情才得以释放。众人议论纷纷，一贯竭力辞职离去；时行、锡爵相继掌管国政，搜集采纳各方面的舆情，局势渐渐得到安宁。又有东宫“挺击”一案，御史刘廷元专门主张是风癫所致，而刑部主事王之寀提牢审讯，查得了事实，认为主使者是戚臣郑国泰，满朝一片喧然。东宫的侍卫既然如此萧条，外人怎么会闯入其中？放纵邪恶的诸臣以危言相加，使东宫免于意外之忧；国戚心怀警惕和忧虑，确实不可缺少。只是事情牵涉宫禁，就像田叔焚烧梁王狱词一样，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调停办法。两种说法本来可以互相补益，不必彼此仇视；可是刘廷元与韩浚等人却非常痛恨王之寀，在考察官员的计典中重重处分他，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众人的言论都成了谣言诽谤，把国事置之不理。万历末年，强敌突然兴起，经略与巡抚彼此不和。叶向高任宰相，专门主张调停，却完全没有裁决，致使辽阳、广宁相继沦陷；国势危急，朝廷内外震惊。福唐人谢事佥人方从哲暗中与宫中往来，独自掌握国政大权，皇上似乎正因为他的无能而感到安心。然而政府不能掌握权力，台省却掌握了权力，于是齐、楚、浙三党并立对峙。齐党是□诗教、赵与邦；楚党是官应震、吴亮嗣；浙党是刘廷元、姚宗文，被称为把守关隘的虎豹，几乎把天下的贤人都弃置殆尽。天启初年，赵南星任冢宰，撰写《四凶论》来黜退他们。他与总宪高攀龙、副宪杨涟、左光斗，以及吏都恒魏大中等人，整顿官员的叙用升迁，肃清铨选政务，几乎可以重新看见太平景象。然而崔、魏专擅权力，阁臣魏广征把国家权柄交给宦官；又有小人杨维垣、徐大化、阮大铖、倪文焕、邵辅忠等，一心要把局面彻底翻转，重新追究三案，罗织罪名陷害清流。他们的义子、干儿遍布各处，结成党羽，被称为“五虎”“五彪”“十狗”。于是六君子、七君子都不得善终。他们又制造《天监点将》等名录，用来铲除善类，天下汹汹不安。幸赖烈皇帝登极后，他们相继伏法，制定《逆案》以黜退邪党，政治才再次清明。可是钱谦益热衷于入阁拜相，一手遮天，排挤同类；以至温体仁、周延儒提出“满朝都是朋党”的说法，借此耸动皇帝听闻，使皇帝从此开始不再相信群臣。此后皇帝心中充满疑虑，临朝时常常叹息，渐渐形成轻视士大夫的心思，想任用宦官、使用世袭勋臣，又任用改授官职的人；甚至连白身游荡无赖，也乘机钻空子，迎合皇上的心意来诋毁科甲出身的人、斥退台省官员，以谗言败坏人的品行，俨然成了领袖。天垣酿成了猜忌、壅塞蒙蔽的风气，使国事混乱不明，贤人与奸人颠倒错置，逐渐导致大败，直到极其危急而无法挽救；这一切都是钱谦益把持权力、经营钻营所造成的祸害。南都定都后，钱谦益又不遵守嫡庶长幼的次序，首先提出拥立潞藩的主张。以至马士英借此邀功、推诿罪责，阁部史公被牵制住手脚，交出了权柄却无法收回。马士英、阮大铖于是气焰嚣张，四镇骄横跋扈；杨维垣、袁弘勋、张孙振等群小也附和他们。马、阮又继承并阐述《要典》，频频制造大狱。黄澍于是挟持左镇，掩饰躲避贼寇的罪迹，公开发布檄文，声称清君侧以讨伐马、阮。马、阮大为恐惧，撤回防守江上的军队来防御上游；东边的人便乘虚渡江，攻陷都城并擒获君主，简直像拾取草芥一样容易。祸根在钱谦益，事情由马士英、阮大铖酿成，形势又牵连到刘良玉父子；黄澍则为此鼓动煽惑，他们都是本朝的罪人。合起来评论，东林起初的盟主，如顾宪成、邹元标、冯从吾、赵南星诸位贤者；后来有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周顺昌；再后来有刘宗周、李邦华、文震孟、姚希孟、倪元璐、黄道周；最后有张溥、冯世奇、徐汧、夏允彝、杨廷麟诸公。他们的文章和节义，都是世人的楷模。而攻击东林的人，起初是四明，后来是卞、赵，再后来是崔、魏，接着是温、薛，又后来是马、阮，最后则是袁、张；这些人都为公论所不齿。东林中固然有不少坏人，其中郑鄤、吴昌时尤其突出。与东林意见相左的人中，也偶尔有操守清正、卓然自立的，如高弘图首先指出诏狱中削夺官职的不当，又不向掌权宦官张彝宪屈服，最终以死殉节；王志道在宦官势盛时被召用，却不肯出仕；王永先上疏指出滥施刑罚会招致天变；张捷奉召入朝，立即斥责宦官，因而被遣返回乡。这些人都能刚正挺立，不与污浊同流。威庙时，即使宜兴所指的成心与大道相合，最终也还是孤立而不相合，这却是诸位贤者的过错。

译两都沦陷覆亡后，东林中素有声望、在燕京殉难的，有倪元璐、李邦华、范景文、王家彦、施邦曜、吴麟征、凌义渠、周凤翔、刘理顺、马世奇、汪伟、金铉、成德诸公；在金陵殉难的，有史可法、袁继咸、左懋第、黄道周、金声、刘宗周、徐石麒、祁彪佳、徐汧、夏允彝、侯峒曾、华允诚、陈子龙、何弘仁、陆培、黄淳耀、杨廷枢、吴易诸公；各省殉难的，有蒋德璟、姜曰广、陈子壮、杨廷麟、刘同升、詹兆恒、瞿式耜、刘中藻、王锡哀诸公。他们有的从容就义，有的慷慨捐生，忠烈之气声势壮盛，照耀着清史。这难道不是东林中的祥麟威凤吗？至于东林中的败类，在末路丧失气节的，如钱谦益、吴伟业、李建泰、王永吉、沈惟炳、房可壮以及杨枝起、龚鼎孳、曹溶、陈名夏、周锺等人，反过来投身事奉仇敌，行为如同猪狗，不能因为他们曾属东林就宽恕他们。也有并非东林却能尽节而死的，如张捷，不能因为他们与东林气味不同就排斥他们。攻击东林的人，如杨维垣、蔡奕琛、邹之麟、汤宾尹、唐世济、王绍征、袁弘勋、张孙振、刘光斗、陈于鼎等，有的起初酿成祸乱，有的参与谋划，有的迎接投降，有的倡导叛乱；他们蒙蔽面目、丧失良心，最终一败涂地，传到天下后世，显露羞耻、留下恶臭，罪责没有可以逃避的。京师首善书院 天启初年，群贤汇集京师，建立首善书院讲学。主持讲学的是吉水邹先生南皋、三元冯先生少墟。两位先生在万历年间因上书进言而被杖责罢职，居乡讲学四十年。泰昌初年，征召邹公入朝任总宪，冯公任副宪。当时的德高望重者，如无锡高公景逸、桐城方公鲁岳、益都锺公龙源、安邑曹公贞宇、南昌刘公云居等，利用公余时间在宣武门内创建书院。御史周忠毅公董成这件事。书院有碑，是大学士叶文忠公撰写碑记、大宗伯董文敏公书写碑文。讲学有固定日期，诸位先生依次登座。邹先生举出“岁寒松柏”的话说：“做人要有一副松柏一样的骨气；如果骨气像桃李，即使很能忍耐，最终也还是会凋谢。”各位朋友都仔细体会，什么才是撼动不了、吹不动的操守。有人问，佛教是异端，难道是无父无君吗？先生说：“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世间那些不孝不悌、欺骗君主、误国误民的人，往往都是有头发的人。”又说：“今人一见面就诉说贫穷，便是贪欲的影子。这个‘穷’字断送了多少豪杰。看看前辈中那些卓然出众的人，大多是穷人，为什么他们就能忍受，今人却不能忍受呢？” 他又说：“不随众人的口吻说话，不跟在人家的脚后面走，这才成得了一个男子汉。”《语》说：“不杀人，不足以称道；不贫穷，不足以称道。”我也说：“不诽谤，不足以称道。”冯先生说：“今天诸位朋友考察政务，还须先弄明白《大明律》。理学所说的是教导君子，并没有立即防范小人。从前有许多人■〈口舀〉野黎，只有一人独自说不。有人问：‘黎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这种话只能对有学问的人说。”《大明律》中有擅自食用田园瓜果的条文；既然设置这一禁令，便会使人有所畏惧，这难道不是说明刑书也包含理学吗？有人说，内外交困之时还聚集门徒讲学，别人会认为这是迂腐。先生说：“从前士人溃散、将要逃窜，坐视国土丧失，正是由于平日不明白理学，对于忠君、尊上的道理糊里糊涂。”古今谈论边防的人，都把弱宋作为鉴戒；幸亏当时理学大为昌明，所以刘、韩、张、岳能够舍身成仁，文文山也为宋人增添了光彩。方先生说：“洛学、蜀学相争，我看那是崇尚门户之争。”周先生说：“要做到无欲。”程先生说：“要大公无私，这就是和衷共济的道理。”又说：“学习孔子，应当从孟子开始。” 唉！这是本朝第一件盛事；诸位先生高声讲说、警醒提撕，简直使听讲的人全身都汗湿了。赵忠毅公上奏论吏部积弊 天下最容易徇私、获利又最丰厚的地方，没有超过吏部的。如今的士人把官爵看得像性命一样，把钻营请托当作风俗，把贿赂当作交际，把托人说情当作理所当然，把徇情办事当作感恩，把请教求人当作谦厚。听说负责选官的官员每逢退朝，就有人三五成群地拦在路上，像墙一样挡住他们，谈升迁、谈调任、谈地方官职位、谈起用，既然已经答应了，又有拦留的人往往一直说到口干舌燥才离开。一到官署中，又把私信送来；那些三五个人联名的，称为“公书”。书信堆满门户和几案，应接不暇。这种厚着脸皮的世界，以及用书信、手帕向长安请托的风气，正是刘宗周感到羞耻、厌恶、痛恨，不肯在这里停留一天的原因。如果我不去除大贪大酷之徒，他们都会凭借书信、手帕而获免。不肖的人收受贿赂而曲意庇护，贤能的人听到声势也跟着附和；即使让我有返老还童的法术，也不过像拿着簿册呼喊姓名的官吏一样，只会败坏自己一生的名声。这种积久的习气沿袭已久，谁能排除贿赂，拒绝请托文书，打破情面？本朝除王瑞毅公之外，只有赵公秉公整顿官员升叙，肃清铨选政务；这样的人以后恐怕很难再有。李给谏《清三垣笔记》说：“选郎刘应宾，污秽行迹很多，映碧鄙视他，不愿与他相见。一天在客人座中遇到，刘应宾说：‘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接受您的教诲了！’ 映碧说：‘言官只要见到您，就会使铨部感到苦恼，难道您还要自己来求苦恼吗？’听到的人都大笑起来。杨忠烈公血书

译真可笑！真可笑！读书做官的人，在关系国家大局的紧要关头，只知道唯唯诺诺、听从别人，把彼此看成秦国人和越国人，像两头下注的船一样；事情当面发生时，一句商量的话也没有，事情到了背后却说冷言冷语。为了眼前推卸责任、嫉妒别人的打算，也为了日后见人时谋取功名的位置，这难道不是仕途中最圆滑、最有利的做法吗？何必装作痴愚，事情到了眼前，却从君主、父亲和国家的立场出发，不顾性命和身家，务必尽到自己的责任；又偏偏喜欢直言，触犯得罪许多人，使自己遍体鳞伤。只有这样，才算是独自享用朝廷俸禄的人。真可笑！真可笑！然而我老师以身立家的法则、先哲竭尽忠诚的典范，自然应当不计成败利害，不能让朝廷白白养士。如果人人都使乖取巧、趋炎附势，只顾功名长久，不顾国家安危、祖宗典章、圣贤书中的道理和心中的忠义，终究不敢赞许。即使范谤临刑时说‘希望你行善，那么我就不作恶’，父子诀别的话，涟也说‘你对自己的子孙又有什么不能勉励的呢’。忠义之人却说出这样的隐语，实在可笑，实在可笑，于是自己笑了起来。只要这颗心从未死去，刀砍东风，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唉！这些话是多么痛苦而悲伤啊。我任官不久，每当看到世上那些享有高名、身居要路的人，大多都尊贵傲慢而少有污秽言行，沉默寡言，少有笑容；问到眼前的利害，却总是吞吞吐吐，左顾右盼、畏缩不前，不肯直截了当地承担责任。他们只让脑袋勉强通过，骗取三九到手，便抽身享福；把国家的治乱存亡看得如同秦国人看越国人的肥瘦一样，毫不关心。他们酿成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世界，使自己侥幸保全身家，却把祸患留给君主和父亲，断送江山，使宗庙社稷成为废墟；这类人仍然逍遥于山林泉石之间，直到终身保全性命而死。一只钵盂辗转传授，这种作风一直从张禹、孔光、胡广、王祥、王导传下来，到长乐老时达到了极点。本朝的李西崖、叶台山，也都不能避免。然而看看思陵时期，像念台刘公、懋明李公、格庵草公，都是应当说话而说话的人；像鸿宝倪公、石斋黄公、临侯袁公、机部杨公，都是不应当说话却说了话的人。应当说话却不说的，比比皆是。于是整个天下都趋向于骗取官职、谋求钱财，保全自身、妻子和子女；国家又怎么能依靠这些卑下、琐碎的庸人，却让他们贪恋官位、坐享俸禄呢？史司马檄文说：‘家家只有半间厅堂，件件事情都像小孩子做游戏。’社会风气大多如此，贤者也一并悠然置之，实在令人感慨。孙阁部文忠公请求当面奏报军机，以肃清君主身边的奸恶 天启癸亥年，高邑赵公任统均，掌管内计，整顿官员品流。南乐相父元贞是他的同年朋友。南乐拜相后，赵公仍以长辈自居。一天谈话时，他极力诋毁李中丞三才，赵公神色严肃地说：“李公是令尊的执友，年轻人不可轻易议论前辈。”南乐脸涨得通红，从此来拜访时，赵公便告诫守门人不要替他通报；南乐更加愤愤不平。正逢甲子年孟冬祭祀太庙，南乐迟到，满朝都攻击他；积累的愤怒无法忍受，于是竭力巴结宦官，传出内廷旨意，把所有正直官员都驱逐出去，并说赵公是元凶。当时政局翻转得非常急迫，阁部孙公承宗奉命巡视边境，负责三方的布置；凡是登莱、永通、蓟密等地，都可以巡视。学士缪公昌期、少司马李公邦华与蒲州相国共同谋划，认为孙公是三朝元老，天子对他极为倾心并优礼相待，便秘密命他入宫对答，除掉宦官。孙公乘一辆车走到通州，准备上疏请求当面奏报军中机宜。南乐听说后大为惊恐，对宦官说：“孙阁部带着五万人马来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了。”魏忠贤内心战栗、胆气尽失，半夜打开宫门，召来大司马，又派八名校尉威胁职方郎中孔照云说：“超过时刻还不回来，关隘和枢曹都会遭祸，谁也无法预料！” 到未时，通州方面回报，关文和咨文送到，职方才免于追究。南乐当众大声说：“如果世宗朝发生这样的事，就要砍头了。我们衙门里这是和少司马一同作奸啊。”于是李公和缪公同一天被罢职闲居，韩公也被放归。公看到凶势逼人、无人敢于接近，义愤显现在脸上，说：“我是老臣，有什么妨碍，正好当面面对，剖析辨明真假，也许不至于让毒害流布天下。”他怀着这样挽救时局的谋略，而南乐忌惮他入阁；一旦入阁，熹宗托付的意旨必将改变，时局的关键必将败坏，所以便暗中使他陷入危祸，命崔呈秀弹劾他，李蕃又弹劾他，甚至把他比作李怀光、王敦，说他是叛逆。有人说，公的这次举动，差不多像杨文襄驱逐刘瑾；文襄有张永相助而成功，公没有援助而失败，事情本来就有幸运和不幸的区别。叶文忠、台山养成阉党祸患 平民金日升论述辅佐阉党的情况，说：天启甲子年，正直之士低头丧气，奸邪小人为了得到宠幸而献媚取怜，甚至到了封爵、建生祠的地步，举国如同疯狂，这实际上是阁臣魏广微授予他们权柄造成的。杨忠烈的奏疏上奏后，阉党皇恐奔走，不知所措。魏广微如果确实有为国之心，就应当用大义责备他，使他退居闲散；即使做不到，也不应替他推波助澜、助长气焰。阉党害怕外廷还有人，不至于这样肆意作乱；魏广微却只因失仪被弹劾，便乘机报复，又有徐大化等六人怂恿说：“魏忠贤取得圣旨如同反掌，杨涟、左光斗可以立即除去，大家共同保住富贵，就没有忧患了。”于是他们共同订立盟约，一心主张颠倒世界，挑起事端，祸乱由此开始；不是魏广微引导其源头，又是谁呢？我说，魏广微背叛父亲，是不孝；欺骗君主，是不忠；行为如同狗彘，还有什么值得深责的呢？但追究祸患的起源，叶文忠也不能逃脱责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译当高邑主持铨选时，决心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诸公辨别人物品流。执政者不接受他的意见，福唐以下许多人都不高兴，渐渐同诸位君子发生了分歧。杨涟将要写奏疏，向缪公西溪商议，缪公说：“这事不能草率办理。攻击阉党，只争一呼一吸之间；一旦不成功，国家也会随之遭殃。如今内廷没有张永，外廷没有文襄，难道可以侥幸吗？”因此已经怀疑文忠不值得依靠。等奏疏上奏后，西溪到内阁探问，福唐说：“大洪这份奏疏写得太轻率了。此人过去在皇上面前时常有匡救之举，恐怕奏疏一旦发出，今后难以再次获得这样的机会，还是小心谨慎为好。”西溪勃然大怒说：“是谁用这种话欺骗公的，应该斩首！”福唐脸色变了，这些话大多被杨涟听到。杨涟愤怒至极，立即想发动抄家，西溪阻止了他，福唐却不知道。西溪含着怒气把先前的话放出去，并没有解释，于是继杨涟之后攻击他的人纷纷而起，联名奏疏、单独奏疏接连不断。阉党颇为疑虑，福唐于是秘密上奏，写成一份揭帖，劝魏忠贤退居自己的私宅，并优厚地增加礼数，像对待大臣、勋臣一样：下令让他明白退让，上面也不失去恩宠，这是两全之道。可是魏广微、徐大化等人的说法传入后，魏忠贤的想法中途改变了。福唐害怕了，想办法为自己解脱，便扬言说，这份揭帖不是出自自己的意思，而是门生缪某逼迫他写的。又有人说这是替应山代拟的草稿，于是魏忠贤把对仇恨应山的恨意转移到西溪身上。大概当时诸位君子没有估量自己的力量就去捋虎须，所依靠的那一线希望尚未断绝，只有福唐在那里。福唐是历经三朝的老臣，如果以生死利害相争，未必没有帮助；可是他竟穿着阿谀逢迎的衣服，只求洁身自保、远离祸害，终于不敢对吴门说一句软话。后来在归途中遇到人，他反而诉说西溪骂了我。六君子被逮捕后，他对人说：“诸位公卿起初没有老虎豹子在山中的威势，最终也没有鹰鹯搏击的威力，只是自取祸患罢了。”元老首辅曲意周旋、置身中立，不承担责任却责备别人，充分表现了这位老人善于推卸责任。自己倚仗权术和智谋，以为人可以笼络、可以愚弄，虽然也有一些补救，最终还是把权柄交出去而无法收回。后来被杀戮的人接连不断，被遣谪的人前后相继，而福唐却独自以功名终老。即使说他没有帮助叛逆，也不幸留下了这样的行迹。高忠宪公论三案 王东里，名志道，是福建人；一向很有社会声望，人们把他视为清流。三案的争论兴起时，他发表持平的意见，却被群小当作攻击他的口实。梁溪高景逸先生曾写信同他辩论说：“张差手持木棍，美女代替刀剑，先前有人泄入药物，后来又进献热药。紫禁城和青宫之中，忽然出现荆轲、聂政那样的刺杀谋划，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然而台臣却拿‘讳’这个字，给乱贼设置护身符；又拿‘诬谤’两个字，给乱贼立下封住人们嘴巴的法则。皇祖掌握威福，善于调停，这是皇祖自身的事情；皇考仁慈孝顺发自内心，善于隐忍，这是皇考自身的事情；皇上心中惦念祖父和父亲，善于处置，这是皇上自身的事情。至于臣子对于君臣大义，则应当严守万古的纲常，遵守三尺法纪。君主的仇恨一定要报，怎么能把讨伐乱贼说成诽谤君主、诬蔑君主，使天下忠臣义士从此再也不敢开口说‘乱贼’二字呢？大体说来，台臣只说《孝经》中尊亲的道理，却不说《春秋》中讨伐乱贼的道理；只说君主和父子的亲情，却不说臣下与君主之间的义理；只说眼前一时的权宜，却不说宇宙万世的常经。乱臣贼子听了会高兴；忠臣义士听了会害怕。在一喜一惧之间，关系到世道和人心，难道是小事吗？这封信足以驳倒《要典》。倪文正公奏议 公在威庙刚登上帝位时，凡是关系国家大事的事情，必定直言进谏。同乡前辈来访，宗道讥笑他说：“他为什么有那么多话？我们词林的旧例，只不过是品尝香茗罢了。”一时之间，人们相传，称宗道为清客宰相。公曾经评论三案说：主张挺击的人，是竭力保护东宫；争论挺击的人，是谋划安定神祖。主张红丸的人，是依据义理发言；争论红丸的人，是推究其本心。主张移宫的人，是在变乱尚未发生时就加以消弭；争论移宫的人，是在事情发生后主持公平，各自都有道理，不可片面认为哪一方错。总的说来，都发生在逆阉尚未得到重用以前、群小尚未上升之日。即使彼此水火不容，也不妨碍像埙箎一样相互应和。自从杨忠烈关于二十四罪的奏疏发出，魏广微一类人关于门户的说法兴起。于是逆阉杀人，就借三案作为口实；群小谋求富贵，也借三案作为工具。经过这两次借用，三案的本来面目全变了。这种评论最为公允，可以打破纷纷聚集的争论。又因《世界已清》一疏，是针对当时压制韩相国象云、文太史湛持而发，御史杨维垣却弹劾说词臣持论非常荒谬。公又写奏疏为此争辩，说东林也是天下人才汇聚之处，大多具有清正挺拔的品格，但有的人约束责备别人过于刻薄；树立高明的旗帜，但有的人持论过于深刻。这只能说他们不是中行之士，却不能说他们不是狂狷之士。他们所提拔任用的人，多是有气魄之辈、才干出众之人，其中即使没有不肖之徒，也完全可以一一数尽。天下的议论，宁可有所借用，也绝不能不归结于名义；士人立身行事，宁可有些矫激，也绝不能不以廉耻界限为准。自从有人因为矫激和借用而严厉指责东林，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起来背弃、触犯名教，毁坏撕裂廉耻界限。到处建生祠，接连不断地写颂德文章还不停止，最终必然还要劝进。生祠建个不停，最终必然还要高呼万岁。人们却还宽容他们说：‘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罢了。’唉！如果把一个‘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的念头扩展开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况且如今议论东林的人，是因为东林尊重李三才、袒护熊廷弼。然而当时议论李三才，只是特别推重他挥霍处置事务的谋略，却未尝不指责他贪婪。对于熊廷弼，只是还没有立即处以西市斩首之刑，却未尝不以罪名归结于他。这样仍不能算议论失当。如今东林中已经去世以及遭受祸难的诸位贤人，除邹元标、顾宪成、王纪、冯从吾、高攀龙、杨涟之外，还有陈大绶、周顺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人，他们都是真正的理学、真正的气节、真正的清操、真正的吏治之士。被戍守、遣谪的人，如赵南星，具有真正的骨力和担当。其余被罢废的诸臣，我不敢列出姓名，以免有冒充荐举之嫌。其中真正称得上名贤、豪杰的人，实在很多，难道都是凭借虚假和矫激造成的吗？至于妖言和市井传语，如旧日流传的点将谣言、新近出现的选佛称号，横生风波，伤害善类，仍不过是崔呈秀、魏忠贤的唾余罢了。这份奏疏极其公允，也极其妥当；文正公的节义和文章，是我们的师表。他对人物品格的评定，自然是千秋可信的史实。瞿给谏式耜六不平疏

译张差一案，主张他是疯癫的人，虽然是想迎合慈孝的深意；主张他确实挺击的人，也未必不是出于保护东宫的至诚心意。禁宫是什么地方，怎么能任凭一个狂妄男子做出这种举动，却一味用疯癫来掩盖？后来慈宁宫召见刘光复，事情又涉及唐突，因而触怒皇帝，被幽禁囚禁。如今既然追录他的忠诚，赠恤、祭祀、安葬都已给予，而一片赤心调护东宫的王之寀，却没有获得特别的赠恤恩典，连恢复官职也吝惜不给；直到今天仍草草葬在城外，遗骨不能运回故乡。恐怕先帝在天之灵也应当怜悯他。臣所说的不平，这是第一件。红丸一案，主张是弑逆的人，固然属于偏见；然而先帝圣体衰病到这种地步，难道是臣子拿来试验药物、侥幸求功的时候吗？那崔文升、李可灼没有被杀，也已经是幸运了。可是皇帝却用优厚的诏旨批答，将他们放回原籍，让他们得意扬扬、如同衣锦还乡。即使如今圣明的皇帝在位，褒扬忠臣、诛杀奸佞，那个嫉恶防奸的孙慎行的奏疏，尚且还要反复斟酌；而小小的李可灼却先被列入访查册，俨然同被废弃的诸位贤人并列，这怎么能使天下人心服呢？臣所说的不平，这是第二件。移宫一案，对于杨涟、左光斗来说，当时言辞激烈，不能解除人们怀疑他们以居功为名逼迫皇上的看法。然而他们满腔维护先帝的心意，也未必不是防微杜渐的深远用意。贾继春的论说，补充了杨涟说法中没有说尽的地方，并不是同杨涟相反。如今一定要把移宫说成杨涟的罪案，究竟是什么道理？杨涟幸亏有弹劾阉党二十四罪的奏疏，不能抹杀他铲除奸邪的大功；如果果真按照一些大臣的片面看法，他岂不将同王之寀、孙慎行一样，被压制埋没吗？臣所说的不平，这是第三件。边疆大事最为重要，那些因失误而坏事的人，罪责无法逃避。可是熊廷弼却在西市被斩首，还传首九边；而三路丧师的杨镐，以及轻率放弃广宁的王化贞，竟然逍遥自在，甚至还有人把王化贞列入荐举文书。这样怎么能使熊廷弼心服，也使天下人心服呢？人人都知道熊廷弼是死于门户之争，而不是死于边疆失事，可是始终没有人敢公开申诉说明。应当让有罪的人承担罪责，让漏网的人漏网，将来凭什么严格禁止边臣因失事获罪呢？臣所说的不平，这是第四件。杨涟、左光斗同王安声息相通，确实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回事；然而他们无非是辅佐先帝，在神祖升遐那天，使大权不至于在仓促之中被旁人窃取，起初并不是同王安有交结之情，不能同崔呈秀结党依附魏忠贤相比。如今却动不动就把王安、杨涟同崔呈秀、魏忠贤相提并论；不用说杨涟不能同崔呈秀相比，就是王安又怎么能同魏忠贤相比？又把杨涟、左光斗与王安相通，和崔呈秀结交、依附魏忠贤，说成同一类事情。凡是有良知的人，谁不扼腕叹息！臣所说的不平，这是第五件。大臣是小臣的纲领，而阁臣尤其是大臣的纲领。大的有卿贰，小的有台郎，他们看见巍峨的政府，甘愿做干儿子，谁不因自身和家人的安危而战战兢兢，自己丢弃名节？如今五虎之辈，虽然罪行尚未完全依法惩处，赃物也尚未登记没收，人心仍有遗憾；然而他们的罪状也已经被明显揭露了。那位出谋划策、主谋作恶、却没有受到惩罚的魏广微，那位承受逆阉宠信、各种丑行无不具备的顾秉谦，以及那位向阉党献媚却反而遭其厌弃的冯铨，还有阉党败亡后仍替其弥缝遮掩的黄立极，竟然死后不戮尸，在世时不削夺官爵，窃取恩典诏令而向后世夸耀，拥享富贵而安乐度过余年。这样凭什么给大臣结党依附宦官的人作为警戒呢？臣所说的不平，这是第六件。这份奏疏直言正论，极其公允，完全没有偏袒，自然是千秋不朽的实录。公后来任抚粤西，镇定危急的疆域，援立桂世子，名正言顺，使国统延续十六载，接续到弘光。漓江失守后，公被孔贼杀害，以正命结束生命，大节光明磊落。公一生以虞山为师，但他立身处世的始末，与虞山判若天渊。公又有《表扬忠中之忠、清中之清、苦中之苦》一疏，特别为杨忠烈大洪、周忠介蓼洲、魏忠节廓园撰写，也可以由此看出公的品行、义行和节操气概。卷之三 《明州野史拾遗》，氏蠒翁编纂 威庙钦定《逆案》京畿四辅说 国家三大弊政 国事诪张，拱手把辽阳送给敌人 王给谏《都疏纠首翻逆案》刘忠端公起任京兆、面对皇恩的奏疏 天下危急，尤其要留意宰相 温体仁误国 王季重规劝阳羡 状元宰相让文山独步千秋 鼎甲并不值得尊贵 门户之祸 钱御冷相公致刘念台总宪的书信 东林中依附权势、攀附权贵的人 京营的弊端 剿灭寇乱的权责不统一 罗织深文、严刑峻法，法典酷烈 《陈启新传》袁崇焕、方一藻、杨嗣昌、陈新甲、谢升等人议论议和却没有完成 威庙听信宦官，是错误的策略 万茹荼奏疏 李忠文公斋戒沐浴后撰写奏疏 南安子论对症下药 威庙钦定《逆案》皇帝谕令吏部、都察院：“朕认为，帝王效法上天治理国家，首先要辨明正邪；臣子献身侍奉君主，首先要明辨逆顺。经书严肃告诫臣下不要预谋犯上，律法严厉规定近侍不得交结官员；国家有常刑，法令没有可以赦免的对象。逆贼魏忠贤，轻薄狡猾、才质低下，充任给使之职，凭借倾邪反复和巧诈的智谋，结党依附、保全阿护。起初不过是窥探皇帝的脸色和笑容来迎合，暗中操纵进退，以宠爱为凭借而贪图富贵；使各级官员都不敢借助他的羽翼，何以竟让他肆意施行毒害。原来一时外廷明知奸邪而误国的人，实在有很多。他们有的同宗室结盟，有的献身投入其门下，有的暗中谋划并接受指示，肆意罗织罪名来害善良；有的秘密策划、相互勾连，扼制重要权力而掌管兵权。甚至大规模兴建生祠、颂扬功德，公开仿效首倡者。互相唱和已经达到三封生祠的极点，称谓也渐渐到了没有等级的地步。是谁酿成逆节，使祸患像燎原之火蔓延？等到朕登上帝位，严厉的诏令屡次颁布，元凶和逆党妖孽相继铲除。还有人粉饰罪行、希图功劳，倒身投靠、逃避正道，以求取得迎合权势的面目，夸耀自己揭发奸邪、指斥佞臣的奏章；考察他们虚假诬陷的行迹，罪恶不容宽贷。朕审察鉴别既已明白，特命内阁、部院六位大臣，把发下的建祠颂德红本，同先后弹劾论奏的章疏参照，详细列出拥戴、谄媚依附、建造生祠、称颂赞助引导等各项罪状。依据律法推究情节，反复审定拟议，首先纠正奸邪叛逆的案件。按五刑定罪，对被胁从者的诛罚稍加宽免。至于这次被三次削夺官爵的人，其中情节和罪责较轻的，另行上疏处理。姑且网开一面；今后应当根据本心宽宥过错，即使有遗漏，也赦免不再追究。自从今天惩治之后，你们大小臣工，应当洗涤内心，恭谨尽职：共同遵循王道，全部断绝私党纠葛。不要荒废官守，却借事情来诬妄张扬；不要急于报恩报仇，却借题发挥进行弹劾荐举。朕将以是非衡量奏论，以名实考核官员；有一项触犯这些要求，必定定罪，不能宽赦。希望你们各自引以为戒，才能善始善终。崇祯二年三月十九日故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