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三

译在此之前，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上奏，说明遵奉圣谕的事情。臣等奉旨召刑部尚书乔允升共同参与审定，私下认为，遵奉君主不能有两个最高对象，臣下首先要戒惧预谋犯上。国家有常刑，上天的讨伐由此彰显有罪之人。祖训说：‘内官不许干预政事，法律对交结近侍官员规定了重罪。’逆阉魏忠贤，狡猾多端，凶恶顽固而肆无忌惮。起初以小忠小信为名，只为便利自身、谋求私利；后来制造恩福、施加威势，逐渐干预国政。内有妖妇客氏，窥探禁宫机密，结交成为心腹；外有逆臣崔呈秀，泄露机密，助长他的羽翼。他们杀害宫妃，杀戮忠直；盗取国库财物，玩弄兵权。已经侥幸获得没有等级限制的三次封爵，又屡次议论逼近尊贵地位的九锡。急忙开设藩邸，逼迫宗室迁往远方。建造生祠来试探人心，派遣内镇太监而牵连边将。阴谋难以测度，僭越的势力已经明显形成。魏忠贤已经被处以磔刑，判牍中详细列举了他的逆状。这确实如圣谕所说，是首先应当正法的首逆之罪。元凶已经诛灭，对党附者应当严格区别；有的人发动大难，祸乱开始时还在教唆；有的人倒身依附、坚持到底，势力形成后便骑虎难下。有的人如同动摇皇太后，倡议并附和逆封。”}], 有的人获得铁券金章，还唯恐题名在后；有的人争先请求赏赐肥沃田地和豪宅。有人引用圣人经典，怂恿中官传播；有人窃取史书文辞，抹杀直书事实。身穿墨缞，早晚描绘罪魁的形象，怎忍心切齿痛恨？缇骑带着镣铐，大兴诏狱。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睚眦之怨而残害人的性命，不难杀人以取悦奸邪；供人取笑并效力于爪牙，不过都是酬恩报怨。至于一人而在几处创立祠堂，一件事而接连写出多篇肥美的颂文，祠祀省直官署、边镇、京都，还没有完，又祠祀于国学；颂扬碑文、奏章、乡录，还没有完，又用诏书加以颂扬。这就是圣谕所说的首先倡导谄媚依附、倾心拥戴的人。又有人通过内廷孔道暗中往来，布下严密罗网；腹中藏着鳞甲般的狠毒，构造如青蝇含秽、锦衣包藏的谗言；心怀镆铘般的惨毒，酿成白马清流之祸。即使只是观察风向、推测气势，也难以看出端倪；但他们翻云覆雨，终究难逃众目指视。这又是暗中施行鬼蜮般的毒计，同时巧妙躲避虎彪般的恶名；圣谕所说的虽未正式祠祀颂扬，却暗中为其赞美声援的人，就是这种人。以上各人，罪案各不相同，法定量刑也有区别。应当依法依律办理，不枉屈一人，也不徇私，以求使天下后世之心都得到安定。刑法应当公正无私，四凶全部流窜。现在就事论事，参照统一的刑书定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按照各人的实际情形治理各人，使他们显出本来的面目。幸而没有遗漏，永远作为警戒和惩罚的明示；使乱臣贼子寒心，使正气忠魂郁结的情怀得到抒解。三章法令既已约定，坚如金石而不可改变；法网全面张开，纠缠的葛藤永远斩断。前面所列各项款目、姓名以及应得的罪名，开列如下。一、首逆魏忠贤、客氏，依照谋大逆律，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已经正法。一、首逆同谋崔呈秀、李永贞、李朝钦、魏良卿、侯国兴、刘若愚，依照谋大逆罪；但对于共谋者不分首犯、从犯，均依凌迟处死的法律，减等拟判斩刑。一、交结近侍官员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许志吉、曹钦程、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统等十九人，依照官员与内官相互交结、泄露机密、夤缘作弊并扶同奏启的律法，判斩刑，秋后处决。一、交结近侍的次等人员魏广微、徐大化、霍维华、张讷、周应秋、李鲁生、杨维垣、潘汝祯等十三人，依照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例律，减等充军；仍敕令法司发文给各有关抚按官，审讯拟定罪名后具奏。一、交结近侍的又次等人员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薛凤翔、李蕃、朱童蒙、杨梦衮、王绍徽、徐兆魁、刘廷元、邵辅忠、徐绍吉、贾继春、阮大铖、姚宗文、元诗教、赵兴邦、傅櫆、郭巩、李恒茂、吕纯如、毛一鹭、陈尔翼、张文郁等一百二十八人，依照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例律，减二等，判徒刑三年，纳赎为民。又有一些人，称颂内官，情节稍次于前面各款：有的居于官位，却很少有匡正辅弼的谋略，而指使纵容也没有奸谋；有的滥竽充数，列在搜罗人才的名册中，事情的线索起初并不是由自己主导；有的本来就走上歧邪之路，依附宦官作恶，但并不是发动戎乱的首恶；有的因为资历和官阶骤然超越，所掌职务还没有完全败坏。再往下，直到专掌一方、建立牙旗的官员，品行本来平庸，以及散职僚属、冗杂小吏中见识浅陋、不能挺立自持的人。若想再减一等拟罪，就会造成前面的罪重、后面的罪轻，不符合统一彰明法令的意义；若想再行削籍，又担心罪轻而处罚过重，违背酌情宽宥过失的仁德。谨依考功法中“不谨”一款办理，如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房壮丽、王之臣、冯三元等四十四人，都依照考察不谨的条例，拟定戴着冠带闲住，另请圣上裁决。这样或许能使受到重处的人知道不能谄媚逆党，即使宽政处理，也仍然要剥夺官职；受到酌量惩处的人，则幸而身份名声尚未完全受辱，即使遭受责罚，也仍承受皇恩。借此振作警惕人心，培养国家元气，未必不能使各方面都得到好处。奉圣旨：一律依照所拟罪名发落。《京畿四辅说》

译《张篚节要》说：“燕山一带，易州西北面就是金坡关；昌平西面就是居庸关；顺州北面就是古北口；景州东北面就是松亭关；平州东面就是榆关。这几座关隘，都是天然形成、人工设置，用来划分蕃、汉疆界的地方。一个人守住它，就可以抵挡一百人。”笨庵子说：“这不只是宋朝的形势；凭借五关来巩固燕地，难道不是我大明万世的计策吗！”北京紧逼边境，近畿辅佐京师的城池又少。孝宗时，丘文庄公曾请求在京畿的永平、河间、保定、临清设立四辅，驻扎重兵，以大帅辅助，以文臣统领，使首尾相连、血脉相贯，形成手臂和手指共同护卫头部的形势，考虑得多么长远啊！自辽阳旧地被弃置给北方以后，毡帐盘踞在三坌河一带，东西两侧的肘腋便不能相互呼应了。大宁被丢给熟夷以后，在朝、滦两口以外，敌人像犬羊一样聚集呼啸，神京的肩臂便寒冷了。开平、兴和迁徙之后，大边的堡寨被弃置，上谷、云中便有了像剥肤一样紧迫的祸患。本朝三百年来，形势也十分危险；之所以还没有导致敌势猖獗，是依靠文皇帝三次北征留下的威势震慑敌人。己巳之变时，凭借忠肃公筹划处置得当，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嘉靖年间敌人闯入边境，京畿屡次危急，幸亏上天悔改而停止降祸，俺答接受招抚并入贡，边境才暂时安定。万历末年，强敌突然兴起；假使朝廷采用文庄公四辅的策略，就不会让敌人长驱直入、长期占牧。这样用来拱卫神京，即使抵御敌寇也绰绰有余，何至于一败涂地呢！是谁掌握国政，抛弃金城而毁坏铁锁，让好端端的家业被纤弱小儿撞坏？这实在是最值得长久叹息的事。国家三大弊政 人的性命最为重要，死者不能复生，被斩断的肢体不能重新接续。《语》说：“即使在地上画成牢狱，也期望犯人不要对抗。”汉代有请室、蚕室，后世诏狱的名称就是由此而起的。武则天垂拱年间，酷吏周兴、来俊臣之流，深文周纳、锻炼成狱，秘密严酷得像秋天的荼草一样密集。宋朝兴起后，又有同文之狱，用罗织罪名的办法陷害善类。本朝设置三法司，即使经过刑部审讯定案，也一定要送大理寺、都察院复核平允，然后上疏报告；奉旨之后，又交给刑科详尽审查复核。京师有朝审、热审，各省有恤刑、审录，可见明辨刑罚、整饬法令，是如此慎重而严密。后来又设置东厂侦缉事务，把案件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讯。又有上疏触犯圣旨的人，在午门外脱去衣服接受廷杖，弊政多得数不清。弘光年间，御史中丞祁忠敏公祁彪佳曾上疏论述这些，说：“国家有三大弊政：一是诏狱，二是缉事，三是廷杖。” 在此以前，洪武初年，官员和百姓有犯罪的，有时被收押到锦衣卫，掌权的人便借机用非法手段凌虐他们。高皇帝于是于洪武十三年烧毁锦衣卫的刑具，把被拘押的囚犯送到刑部审理；可见祖训原本没有诏狱。后来却把严刑锻炼当作本领，把罗织罪名当作事务；虽说是朝廷的爪牙，实际上却成了权奸的鹰犬，供词都是逼迫勒索得来，罪案则听从指示定成。即使满朝官员没有不知道其中冤枉的，即使法司也没有敢为他们洗雪冤屈的。这就是诏狱最大的弊病。洪武十年，将仪銮司改为锦衣卫，专门负责仪仗、侍卫等事务，从未命令它侦缉案件。到了后来设置东厂，才开始开启告密的端口；有人用银钱行贿而买卖刑法条文，无赖之徒依仗它来投充，有罪之人彼此勾结以求侥幸免罪。招供承认的供词大多出于吊打拷问，怨愤充满京畿。想要断绝贿赂，贿赂反而因此托付东厂而更加盛行；想要清除奸邪，奸邪反而因此更多。这就是缉事最大的弊病。至于刑罚不加于士大夫，原是祖宗以忠厚立国的根本。等到逆瑾掌权，才开始有脱衣服接受廷杖的刑罚；当鲜血溅上玉阶、碎肉飞过金陛时，朝班官员个个失色，精神动摇，即使随后颁发宽恤记录的诏令，他们早已魂惊骨寒了。这样一来，朝廷徒然承受了拒绝纳谏的恶名，天下反而把忠直的美誉归给受杖者；这就是廷杖最大的弊病。我考察刘忠愍公惨遭杀害、杨公和左公等诸位蒙冤而死的事，都发生在诏狱之中。那些因劝阻南巡、大礼、夺情、国本等事而进谏的言官，往往遭受杖击而死，说起这些实在令人痛心；圣子神孙应当永远把它作为鲜明的警戒。国事受到诬陷，拱手把辽阳送给敌人 《语》说：“将领在外，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何况军事机密瞬息万变，间不容发，距离数千里，局势顷刻就会变化；如果想事事都向中枢请示，让远在京师的人相互揣测，即使天子有明察万里的能力，能够独自站在高冈上、没有远处看不见的地方，先后缓急也能件件切中要害吗？内臣扼住外臣的咽喉，朝廷大臣牵制边臣的手肘，议论超过任事的权力，事情就败坏了。这就是乐羊子在中山哭泣的原因。因为议论和处理政事本来就很难，边臣身处局中，利害关系切身，亲眼所见最为真实，防备也最严密，哪里需要借助别人凭空臆测、喋喋妄谈，或者扰乱视听呢？朝廷上正应当放开眼界，放宽胸襟，这样才能鼓舞豪杰。

译万历戊甲、己酉年间，熊芝冈廷弼以御史身份巡按辽阳。当时东人还只是口头伏顺、请求入贡，芝冈早就判断他们必将成为边患，请求核定地界、整顿营伍、联络南北关，大声疾呼，却没有人响应。十年之后，事实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到了己未年，杨镐三路军队丧师，抚顺、清河陷落。朝廷召回廷弼，代替杨镐任经略；他任职一年多，修筑城池、疏浚壕沟，修整防守以等待作战，敌人不能达到目的。朝廷又认为他迟迟不能奏报胜利，便攻击他，迫使他离职。袁应泰接替他担任经略，四个月辽地就失守了。假使当时廷弼还在任，敌人不会猖獗到这种地步。辽阳失守后，朝廷大臣想起廷弼的话，又把他从民间起用。当时巡抚王化贞主张进攻，廷弼主张防守；朝廷大臣都赞同巡抚而不赞同经略。廷弼接连上章、累次写奏疏，竭力陈说轻慢军务必然失败，奸细应当防范，却没有人听从。他们犹豫不决，廷弼率五千人驻守右屯，王化贞率十三万人驻守广宁。敌军骑兵渡过河，广宁溃败，右屯也随之溃败。平心而论，自从辽东战事发生以来，欺骗官府、营求私利的人不知有多少。廷弼第二次任经略时，不取一文钱，不接受一份馈问，整天焦唇敝舌，把国事当作自身和家事一样同人争辩。况且魏珰窃取权柄，士大夫只顾爵禄，纷纷随风附和。廷弼只是一个长期被拘押、等待处决的人，屈服退让就能活命，抗拒违逆就会死亡，但他最终没有改变自己刚强正直、坚持己见的性情，以至于触犯权贵，遭受公开杀戮，慷慨赴刑场。他那耿介而有侠义的心肠，至今还没有完全泯灭。唉！这就是钱机山相公请求敢于安葬廷弼的阁揭啊。廷弼因为群小排挤陷害，最终遭受重刑。当他独力支撑局面、渐渐使局势获得安宁时，是谁煽动风波，扰乱国家的是非？难道要使在危急边疆任事的人，连手脚都无法施展吗？那么顾慥、冯三元、姚宗文、张修德、朱童蒙、魏应嘉等结党合谋、倾陷廷弼的罪行，就不能逃脱惩罚了。由于廷弼的才情和气魄压倒当世，把其他人的猥琐鄙陋看得不值一提，于是他们相互嫉恨，必定要陷害并杀死他。但当时究竟是谁掌握国政，却漫无筹划，任由他们在道路旁筑屋，辅臣叶向高、方从哲，以及兵部尚书黄嘉善、张鹤鸣误国的罪责，难道能够逃脱吗？杨忠烈公说得好：“议论经略的人，终究难以抹杀他的功劳；怜惜经略的人，也难以掩盖他的过失。功劳在于艰苦支撑，使局势获得两年的安宁；过失在于积弱衰败而难以振作，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万全之策。朝廷之上，议论悠悠泛泛，今天议论，明天查勘，等到商量妥当，辽阳已经完了。”芝冈再次被起用时，曾写信答复陈志寰说：“面对一盘全盘失败的棋局，却希望通过一次拨动就扭转局面的功劳；既然棋盘上没有棋子，怎样下手？旁观者冷眼相看，又有谁来指点筹划？诸位大臣如果只把一朝一夕的安稳当作满足，九重之上又把缓急轻重置之不问。像这样的情形，哪里能预料最终结果？”这正是廷弼日夜惊忧、深深后悔出山错误的时候。李给谏《清三垣笔记》说：“我自壬戌年赴公交车应试以来，看见朝廷中从司马张鹤鸣直到台省部郎，都和熊经略结怨。而且众人一致推举一个愚蠢而率意的王抚王化贞来抗拒廷弼；廷弼上疏说广宁必然失守、河西必然危险，请求留下这篇奏疏作为凭证，这尤其显示了他的先见之明。等到事情失败，他和王化贞一同被征召问罪，人们都认为他冤枉。后来辽东流传一篇传记，是丁辅绍、轼等人进呈、用来杀害廷弼的；我曾见过这篇传记，内容鄙陋而没有根据，却指说是廷弼所撰，更是诬陷。听说廷弼赴刑场时，挺立着不跪；而绍轼乘车行在长安道上，白天忽然看见熊，踉跄回到住所，脑裂而死。张鹤鸣用陷阱陷害廷弼，推卸罪责而活着回来，后来被流贼索取贿赂，倒悬在城上，身体和头颅都被砍碎；这真是天道昭彰。到崇祯初年，阁臣韩公爌、钱公龙锡上揭，请求归葬廷弼，提出‘没有死于疆场，却死于门户’等话，公道才开始显明。” 王给谏都上疏纠举首先翻动逆案的人 圣明的君主建立中正之道、确立最高准则，首先审定逆案，严厉得如斧钺，明亮得如日星。没想到党附逆党的徒众竟敢为他们护法，巧妙援引条文，如田惟嘉、张捷、唐世济、袁弘勋、应喜臣等人，乘机暗中发动，翻动已经确定的铁案，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如今又有原任通政使、升任刑部侍郎的章光岳，在魏珰气焰正炽烈的时候，以任职监察部门而声名狼藉，却又夤缘进入卿寺，已经足以成为他平生依附逆党的明证。他担任通政使后，首先上疏倡言，说逆案中有冤枉的人，请求命令逆党分别上疏申辩，允许他们封好奏疏进呈，下交部院共同议论。幸赖圣明洞察奸情，已有钦定逆案，谕旨十分明白，哪里能够妄想让他们陈述申辩？于是命令一概驳回。但光岳抗拒圣旨，故意含糊其辞，仍然把吕纯如、吴弘业的申辩奏疏公然封进。又有水佳胤上疏请求吏部，把逆案中感到不平的人逐一明白告知。皇上也已有关于逆案的颁示谕旨，十分明白，哪里能够暗中借着启事的名义，公开滋长申辩的门径？那么水佳胤倒转身来翻动旧案，难道不是光岳教唆猴子爬树吗？从他的内心动机追究，正应当犯蔑视圣旨、欺骗君主的罪；按照法律，应当归入以巧言扰乱政事的科条。臣认为，今天推荐逆党、为逆党翻案的人，就是当年依附逆党的人。如果不端正他们的罪名，刑书凭什么惩罚他们的恶行？对于日后类似光岳等人的行为，恐怕也不能宽宥了。刘忠端公起任京兆时面谢皇恩的奏疏

译陛下圣德当政，铲除奸邪、清除逆党，真正可以与千古尧舜相比；臣总是怀着使君主成为尧舜的心愿，恭敬地陈述浅陋直率的意见，以答谢深厚的恩典。臣听说尧舜之道，不过仁义罢了。以仁义治理，后来却流于追求功利、拘泥刑名；发展到最后，便流为猜忌和蒙蔽，与乱世走上同一道路。如今陛下励精图治，早晚不得安宁，时常举行祖宗盛事，在文华殿召见臣下，有时直到半夜。即使尧舜忧劳勤政，也没有像这样辛苦。陛下还认为这样不够，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早晨下令、晚上考核，限定期限让臣下回奏，希望太平可以很快实现；然而求效过于急迫，难免只看重眼前小利、急于取得近期功效，这怎么能实现唐虞之治呢？如今最急于取得近期功效的是辽东事务，最拘拘于眼前小利的是理财。而一时所讲求的，正是苛刻搜刮、聚敛财富的政策。正赋不足，就继续增加杂派；科罚税额不足，就加征火耗。又把三年、四年的赋税合并征收，水灾旱灾和其他灾害损伤，一概不予过问。主管官员把搜刮聚敛当作清廉能干，而安抚养育百姓的政务断绝了；上级官员把催征赋税作为考核标准，而贬黜迁徙的法令也失去了作用。照这样做下去，想让国家拥有府库的财富，难道可能吗？况且陛下之所以苦心劳神、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而不辞劳苦，正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天下的贤人君子来任用。从前尧舜劳心于寻求贤人，而在任用贤人后得到安逸，所以能够成就无为而治。陛下圣明，天赋超群，所筹划的事情往往超出群臣的意料，于是便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却难免产生凡事亲自任用、亲自处理的心态。臣下自认为无法赶上陛下，更加致力于谨慎畏惧，连挽救过失都来不及；谗谄之人便趁机从中挑拨，猜忌的端绪于是由此产生。陛下几乎没有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的人了。“门户”这两个字，几十年来不知使多少正直之士丧命，伤害了多少国家元气。然而陛下矫枉过正，竟想压制君子来平衡小人的气势；任用小人来成就君子的公心。这是消长逐渐分明，而前人的覆辙又重现了。陛下求得国家治理的心情，操之过急到了极点，不免酝酿成追求功利的做法。功利不止，转而成为专讲刑名；专讲刑名不止，流于猜忌；猜忌不止，积累成闭塞蒙蔽。昔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在西北用兵，以新法祸害天下，这是功利的毒害。汉宣帝起自民间，全面了解事情的真伪，执法没有私心；赵、孟、韩、杨等人却不得善终。议论者说汉朝的国运衰落在孝帝、宣帝时期，这就是刑名之学的过错。唐德宗刚愎自用，指姜公辅为沽名直谏的人；他以被公论折服为耻，却甘愿受群小欺骗。直到卢杞这样奸诈的人，他仍信任而不怀疑，最终酿成奉天之祸，这就是猜忌、闭塞蒙蔽的祸患。这些君主都是三代以后难得的英明之主，可是施政方法如此，祸败结果却那样。请陛下果断地树立诚信并付诸行动。宗庙社稷幸甚！臣民幸甚！念台先生这篇奏疏，句句都是针砭病根的良药，深深击中病入膏肓之处，仿佛预见了后来流弊造成的祸患，因而痛切地说出这些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汉宣帝综核名实而苛细察究，唐德宗任性妄为而猜忌，宋神宗锐意进行纷繁更改，这些弊病兼而有之，怎么能不失败！由此才知道，老成持重之士忧虑国事，确实像蓍草和龟甲所作的预言一样可信。这些话垂载史册，永远成为鲜明的警戒。天下危急时，尤其要重视宰相。杨齐庄说：“天下安定时，要重视宰相；天下危急时，要重视将领。”只有在天下危急时重视宰相，宰相所起的作用才远比将领重要。比如唐朝的朱克融，崔植处置失当，便使叛乱长期延续；裴晋公处置得当，叛乱便平定了。事情成败的关键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几乎没有容许差错的空隙。这种情形，处在平地上的人看不见，只有独立高冈、能够周览一切的人才能看见。何况关系安危的大计，还有比这重要十倍、百倍的呢？李德裕平定刘稹、讨伐扬弁，吕端处置李继且母，寇准在澶渊作出决策，王旦劝说契丹借舟并答应给予岁币，以及应对赵德明求取粮食，都必须这样做，之后才能参与谋划大计、裁断重大事务；这才是真正的宰相才能。我认为，国家倚重宰相，就像家庭有主干、房屋有栋梁；没有这种人才，很少有不倾覆的。然而宰相之才实在难得，若没有才干、见识和胆略兼备，怎么能有所成就！所谓才、仁、勇就是这些。宽厚有容人的气度，尚且属于第二等的要求。荀息说：“竭尽臣下辅佐君主的力量，再以忠贞相继。”武侯说：“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到死才停止。”于忠肃说：“这一腔热血，不知道最终要洒落在什么地方。”何况是为了儿子求官呢？关键只在于心中没有私情牵挂，把成败、利钝都置之不问罢了。如果夹杂一丝自私自利、保全自身和妻子的念头，很少有不退缩沮丧的。由此可见，只要豁得出性命、舍得下妻儿，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唉！要论三代以后宰相的才干，若不是诸葛武侯、李邺侯、范文正、李忠定这些人，要扶助危局、安定倾覆，实在太难了。本朝于忠肃安定土木之变，杨文襄诛杀逆臣瑾、高文襄封俺答，杨文忠杀戮江彬，张文忠辅佐年幼的君主；他们的功业远远胜过三位杨姓大臣，可是到了威庙末年，竟没有一个人为国家整治纷乱、解除祸乱。栋梁折断、椽子崩坏，大厦当然就要倾覆了。那些在中书省尸位素餐的宰相、浪荡无能的宰相，以及乌程、宜兴二人的肉，难道值得拿来吃吗！宜兴擅权，乌程依仗宠爱，两人都是最受皇帝宠信的。然而宜兴的明敏、乌程的耿介，什么事情不能做成？一个却因受贿败亡，一个却因猜忌嫉妒而招来讥刺，同样误国，何其愚蠢啊！唉！温体仁误国 国家的治乱，在于宰相是否贤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应当推举他并听从他的意见。怀疑一个人就不要任用，任用了一个人就不要怀疑，这样才能建立安定国家、抵御外患的功业。然而崇祯年间，内阁掌政的地方，官员们随波进退，把内阁看得如同旅舍。最受宠信、掌握宰相权柄时间长而误国最深的，只有乌程的罪过最大。郑侍御厷玄曾评论说：“威庙十七年间，阁臣中掌权最久、受皇帝知遇最深的，始终只有三人：排斥众人而独任其用、宠信八年不衰的，是温体仁；能够使进谏得到实行、言语得到听从，前后长达七年的，是周延儒；薛国观则处于二人之间。这就是所谓把乌程送入过去，又把宜兴提拔到将来。把二人放在一起评论：温体仁的奸诈超过周延儒；周延儒的贪婪又是薛国观的两倍。两人都相继依法受到惩处，唯独温体仁因为先死而逃脱诛罚，死后还获得赠官、荫官和显贵荣誉，毫发无损。子孙享有高大宅第的尊崇，死后还留下牢固的鬣封。这样还说有国法吗！”

译温体仁阴险狠毒、诡诈多端，把嫉恨忠臣看得如同仇敌；八年之间，罗织陷害善良之人，监狱几乎都被关满。其他事情暂且不论，就说卢象升吧，他清正刚劲，远胜常人，从不推辞劳苦。起初任大名时，因杀贼有功；后来任郧阳巡抚，盗寇不敢进入辖境；不久统领楚地军务，江汉之间安然无事。温体仁把个人的嫌怨推到他身上，提议加设五省总理一职来困住他。卢象升于是追击闯、曹二贼，上至宛、叶，下抵滁、和，日夜连续作战，使贼军没有停马休息的时间。贼军将要突入潼关，洪承畴又调集重兵阻挡。当时如果让温体仁忘掉秦桧忌恨岳飞的心思，采取裴度擒获吴元济的策略，让卢象升经营豫、楚，让洪承畴谨守关内，中原早就平定了，哪里会让盗寇给君父造成这样惨重的祸害？温体仁只是嫉恨东林党，听说卢象升任总理后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便嫉妒他成功，又改调他为宣大总督。温体仁难道不知道边疆盗寇有先后缓急吗？他认为卢象升有轻装精锐、喜欢进攻的才能，却不熟悉边塞，于是把他调到重要地区，增加他的负担；事情缓慢时就使他困顿，事情紧急时就置他于死地，这就是温体仁长期以来的打算。卢象升果然被勾结盗寇的奸人逼得困窘，奋力作战而死，最终应验了温体仁的预料。卢象升刚解除总理职务，温体仁又任用一个冥顽无能的熊文灿，一味招抚来取悦温体仁。于是群盗又大举兴起，势头已经像燎原之火，无法收拾。温体仁退职后，薛国观接任掌管国政，却一筹莫展，只听任杨嗣昌、陈新甲暗中反复操弄。等到周延儒重新起用并掌权时，他明知贼势已经形成，应当赶紧歼灭和遏制；可是他心中沉溺于权势财货，越发采取依靠宠信、逃避罪责的办法。于是沿袭温体仁的说法，用“寇不足忧”四个字来宽慰皇帝，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难道不可痛惜吗！过去唐肃宗刚收复西京时，下诏天下说，只有与安禄山一同反叛的人，以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金共〉的子孙，不在赦免之列。如今温体仁的罪过超过李林甫、杨国忠，却只削去一个谥号；还让他留下逭■〈斵，见代斤〉棺，不能像周延儒、薛国观一样没收家产、追夺荫职。人心直到今天仍然愤懑郁结，实在可恨。弘光年间，顾宗伯锡畴已经削去温体仁“文忠”的谥号，给卢象升谥号“忠烈”。马士英、阮大铖当国时，刘孔昭上疏争论，于是又恢复给温体仁谥号。我考察温体仁这个人，不结党，不徇私，也不贪贿，确实自有刚强之处，所以威庙始终对他宠信不衰。只是他眼中没有识别人才的明珠，不能广泛搜求俊杰来为国家分忧；胸中没有胆量，不能直接承担责任，以身殉国；只是靠孤立自己来取得皇帝的知遇。一切军队粮饷等大计，以及作战、守备、招抚、剿灭的策略，全都没有筹划，只是仰承皇帝的裁断。他曾说：“主上神圣，我们只应当顺从并称颂他的美德罢了。”唉！八年之间，赋税征敛繁重，狱讼处理烦琐苛刻，手段惨酷刻薄而缺少恩德，使国家元气一天天、一月月地消耗削弱，逐渐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究竟是谁掌管国政，竟酿成这样酷烈的祸患？何况他又嫉妒功劳、陷害才能，天天与正直之人为难。他任用群奸，虽然是由钱谦益激成的；然而钱谦益本来就是小人，难道可以因为钱谦益而深深诬陷贤者，非要把他们全部驱逐铲除才称心吗？平心而论，按照谁是祸乱的始作俑者来裁断，千秋公论和青史都无法洗清他的罪责。王季重规劝阳羡 辛巳年秋天，我赴京参加选官，因地方盗寇遍布，不敢继续前进，暂住在清口汤园。当时阳羡相重新起用，成为首辅，上疏辞谢并等候圣旨，也停船在板闸；门生、故吏、姻亲、幕客前来送行，船只首尾相接。最奇怪的是，妇女们也驾着彩色小船为相公送行。珠帘绣幕，华美的服饰、艳丽的妆容；每天早晨刚起床对镜梳妆，远远望去，像远山凝聚黛色，秋水横陈波光，令人神魂消散、眼花缭乱；脂粉水倒入河中，兰麝的香气扑鼻。夜里则高烧银蜡，笙歌喧闹。我穿着便服前去观看，大为惊骇。乔侍御圣任先生对我说：“没想到三吴的风俗败坏到这个地步，这也是相公整顿、维持风教的首要意义吗！”我本来已经公开鄙视他，到了京城后，充任皇帝使者；我的同乡座主卫太史紫庵先生，是阳羡在辛未科录取的士子。他对我说，明天应当拜见周老师，我来替你引见。我连声答应，于是和同年沈石臣、刘远予两位大令一同进见。谈话夹杂着诙谐话语，他每次发言都用舌头抵着牙齿，轻浮放纵而没有仪态。我更加相信“浪子”的话并非虚妄。王季重思任与阳羡有师生关系。阳羡当初考中状元时，王季重写信规劝他说：“足下既然进入承明之地，应当每天研习典故，如《九经》、《二十一史》以及《会典》、《制例》，仔细讲求研究，再加以评论，以便为进入内阁掌政作准备。从前江陵任翰林编修时，遇到盐吏、关使、屯马使等人，分别按照差遣办事回朝，他就带着一壶酒、一榼酒，强行到他们夜间教读的地方，秘密询问各地利害、险阻、制度因革损益，以及贪廉、通阻等情况。回到寓所后，点灯详细记录。用心到这种程度，才容易达到江陵那样的地位。如果只是沉溺于风花雪月，饮一杯酒吟一首诗，从醉乡中混过去，那么仅这一点便已经先对不起科名了。”这封信已经切中了阳羡的病根。阳羡大拜为相后，王季重又说：“如今天下最紧急的事务，第一在于安置穷人。假如驿递制度不能恢复，那么换班的小二哥、寻找牵夫的花二姐，都没有地方得到一口馍馍；这样下去势必抢夺，祸乱就会大起来。刘懋、毛羽健的肉不值得拿来吃。驿递是穷人的大养济院，穷人无所归依，天下就要乱了。相公请赶快主持此事，把我这番话保存下来作为凭证。”阳羡贪图淫乐、奢侈放纵，真是今天的杨国忠、贾似道，哪里配和他谈这些事情。我看阳羡并非没有才能，凡是廷对、票拟之事，都机敏而符合皇帝的心意。他从民间再次起用，到京城陛见时，威庙非常礼遇看重他，赐宴时亲自为他主持；回宫后满面喜色，说：“还是他。”所以壬午年冬天，凡是他所请求的，如蠲免拖欠、清理狱讼、起用废弃人员、赐予环佩等重大政务，以及停止厂卫、停止京营提督内臣等事，无不立即获准施行。然而他本性欲望很多，喜欢柔软美色，门客杂乱卑鄙，受宠和行贿公开进行，终于忘记皇帝是英明而善于洞察的君主。等到他出任督师，有见识的人知道皇帝的心意已经改变，必然会有早晨奉命出行、晚上便遭窥伺的人；他却仍不改变旧态，任用刘泽清为中军，各位大将和偏将、裨将像刺猬一样聚集，广泛打开收受贿赂的门路，侦察人员都秘密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皇帝。

译他又与兴化相争夺权力，而杨枝起、曹良直、廖国遴等群小为他互相挑拨构陷，于是雷演祚的奏疏呈上，皇帝的震怒再也无法挽回。人们说，阳羡如果去掉他的欲望，那么距离韩、范还有多远？我认为不是这样。论皇帝专一的信任，谁比得上阳羡？论言听计从，又有谁比得上阳羡？当时关门危急，谢升同、陈新甲、方一藻等人天天商议议和，为什么不仿照高文襄安抚俺答的旧例加以劝说？即使不能这样，若像富郑公增加给契丹的岁币、与其讲和，稍微缓解边境祸患，专心力量办理盗寇，又有什么不可以？又当贼势逼近时，阳羡秘密与皇帝商议南迁；南迁似乎不能轻率决定，即使采取李忠文的策略，让东宫到江南抚军，把定王、永王分别封在江浙，谋划出万全之策，哪里会有覆巢般的惨祸？像这样，面对先手、急务都一筹莫展，那么还要这个宰相做什么？仅凭这些作为罪责，即使把阳羡从九泉之下起用，他也应当没有什么话可以为自己辩解了。状元出身的宰相让文山独步千秋 王子明、寇平仲后来都萎靡无能、无所成就，只是因为留恋宰相这个职位。希夷先生说：“名将将要成就时，必定有某种事物来败坏他。”王嘉祐说：“文人不如不做宰相；一旦做了宰相，声誉和声望就会受损。”秀才读书时，文章只是草稿；戴上纱帽做官时，文章就要誊写成定稿。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给天下人看，哪里容得草率！潞河魏恩令是我的同年朋友。他一生砥砺节操，也曾周密询问国家政计和百姓疾苦。每次我经过他那里，他都倾心接待，温和恳切地交谈。假如让他按资历依次升迁，从容谋划，把他放在启发君主、参与论议的职位上，必定会有可观的作为。可惜他出仕还不到半年，仓促间蒙受皇帝特别选拔，冒昧地担任宰辅。在万分困难、无从下手的时候，却把重任交给了他。即使忠定、武乡两位先贤还在，也只能以鞠躬尽瘁自我激励；而一个刚从民间出仕的新进之士，想凭一双空手支撑倾塌的大厦、补住漏水的船，不估量自己的德才，不衡量自己的力量，结果负重不胜而覆鼎，一次跌倒便万事丧失，实在可悲。然而国破君亡，一死便算完成了职责；他却厚着脸皮苟且活着，向伪朝廷乞求哀怜，最终也免不了死在贼人刀下。状元出身的宰相，只有让文山独步千秋；这不正是所谓名将将成而有事物败坏他吗？自古以来能有几个文山，而像梦炎一类的人却接连不断、到处都是；大概造物者也不肯轻易把名声赐给人吧！相传甲申年守城时，都是宦官掌权，擅自掌管城门的开闭，各城门值守的官员不能登城眺望敌情。海盐吴忠节公抢路登城，见形势将要支撑不住，便入朝当面奏报，途中遇到藻德正要出城，藻德握住吴公的手阻止他说：“朝廷有洪福，自然不会有忧患，您何必这样匆忙？”吴公叹息而已。这也算是庸夫误国的一种表现吗？鼎甲名次并不值得看重 士人从平民出身，考中高等科第，置身青云之上，站在八砖之地，身处清要而接近禁廷的位置；应当想到达到这里并不容易，必须期望不辜负科第，不辱没才名，能够启发皇帝、辅佐政务，自我安顿并自我献身。像经筵讲幄、侍班记注等职务，凡是涉及百姓疾苦、国家安危的事情，都应当直截了当地发表正直的言论，因事进谏规劝，不愧为天子的侍从之臣。我常见崇祯朝的倪鸣宝、黄石斋、杨机部三位先生，刚进入翰林院，便冒犯皇帝直言强谏；即使多次触犯严厉的遣责，也百折不回，最终以殉节结束一生。然而那些清客宰相却拿香茶来讥笑倪公，黄公被发配戍边，杨公被贬到外地，众人都笑他们愚蠢而笨拙。翰林院的一个席位，真成了供痴人坐的床了。何况那些最初在大廷策试中被选为第一，荣耀地登上翰林院的人，感恩图报，更应当怎样呢？我考察威庙十七年间，六次临轩亲自策试，位居首名、传胪唱名并赐宫花、袍服、笏板的，共有十有八人；煤山之变时，仅有甲戌科状元刘文正公理顺阖门殉忠最为壮烈。武进管文忠公绍宁，是戊辰科探花，乙酉年不剃发，被逆宗灏杀害。吉永刘晋卿同升，是丁丑科状元，招募子弟兵图谋恢复，与杨机部大史、万茹荼中丞一起死守赣州，和城池一同殉难。这三位先生，才差不多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的科名。外表像虎皮、内里却是羊质的人，■〈艹彔〉葹草遍布道路，而其中最为不肖的有八个人。他们反过来侍奉仇敌，行为和猪狗一样。列举如下：何瑞征，戊辰科榜眼，任翰林侍读学士，资历深、品秩高，正将接受入阁拜相的任命，却第一个投降贼人。他和逆贼杨观光、梁兆阳一起，受到眇寇的宠信；凡是玷污伪职的人，都借助他的攀援而得到升进。闯贼失败后，他又做了清朝礼部侍郎。不久病死。吴伟业，辛未科会元、榜眼，略有才名，诗词非常优美。然而他与人谈话，像说梦话、呓语一样，大多让人听不明白。我早就知道他心术隐秘，鼎革以后，他投到土抚国宝的幕府，执贽行弟子礼成为门生，接受他的题荐，又进入词林。他没有儿子，常常带着姬妾一同前往。满人侦知此事后，以拜谒为名，直接闯入内室，肆意奸淫；他受辱不堪，只好告假回家。后来又因钱粮奏销一案被革职，羞惭愤恨而死。这不就是身败名裂吗？

译吴门本来贤才很多，前辈词林中的文文肃、姚文毅、徐学士勿斋先生，都是伟业的老师；天如张太史却不以他们为榜样，反而与项煜一同陷身贼中，被沈之，死后还流传臭名，真是可耻。陈之遴是丁丑科榜眼，他的父亲陈苞任巡关都御史，因贻误战机被判死刑，等待处决，陈之遴便买砒霜混入药饵送给父亲。黄石斋太史写信劝阻他，以弑父之罪责备他，此事一时轰传，终于传到皇帝耳中，他的父亲竟死在狱中。陈之遴请求用“孝”字字号的勘合来守制，朝廷却下旨说他不孝不忠，永不叙用。清初，他借死去的父亲作为进身的媒介，说自己首先归顺清朝，因而招致显戮。于是他越级攀附，登上宰辅之位；既弑父，又利用父亲，怀着枭獍般的心肠，做出猪狗般的行为，被皇帝鄙弃，永远谪居尚阳堡。等到马生角、玉门关何日才能开放？想再听到华亭鹤唳，哪里还可能呢？魏藻德是庚辰科状元，不过是新近从草野进用的人，不到三年便骤然进入政府，承受了皇帝特别优厚的恩遇。城池被攻破后，他的儿媳某氏劝他自杀，他没有听从。他穿着青衣在伪朝廷中待罪，向贼寇叩头说：“大明君主不听臣下的劝告，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贼寇点头赞许。不久，他与陈演、方岳贡、丘瑜等一同被杀。贼寇把藻德私宅中“状元宰相”的匾额全部撤下，只把“节妇”二字悬在堂上。世间有许多堂堂男子，反而比不上一个节妇，实在惭愧。高尔俨是庚辰科探花，先投降贼寇，后来又归顺清朝，任吏部尚书，进入内院。古代有四姓家奴，如今又见到了这样的人。追逐臭味、依附腥膻的徒众，享用也不会长久，只是白白留下万代恶名。同科中竟有这两个人，玷辱实在不浅。癸未科状元杨廷鉴、榜眼宋之绳、探花陈名夏，刚刚受到特别恩遇，便手拉手进入贼庭，拜舞呼喊万岁，仍授原职，把旧主看得像弁冕和蒿草一样，扬长而去，毫不顾念。贼寇失败南归后，听说清廷按六等定罪，又一起率众北上。陈名夏穿布袍、吃粗食，自称“长乐老”，于是凭借虚名受到特别选用，任冢宰，进入内院。后来又与冯铨结党争权，被赐弓弦勒死。白白做了小人，也足以令人嗤笑了。我认为陈名夏几十年来享有老资格的声名，出类拔萃，众人正为朝廷得到人才而庆贺；他进入翰苑后，上书议论政事，获得召见对答，又兼任兵部职务，特别受到破格提拔，为什么背叛得这样迅速呢？弓弦一勒，应当是烈皇帝的阴灵将他处死的。宋之绳因为名刺上写着大字，被当权者斥逐；他愤懑地出山，千方百计钻营。后来补任编修，表现恶劣，转任按察司官员，众人都认为他贪污卑劣，于是削去官籍。杨廷鉴在乙酉年投降清朝，自称愿以教职效力，多年不得升迁，只好罢职回乡。他又让儿子通过攀附科举关系，谋求进入词林；儿子目不识丁，便被贬为县丞。这些人虽然表面上长着人的面孔，实际上也不过是披着衣冠的马牛罢了。又有甲戌科榜眼杨昌祚，把国家的变故看得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家产累积数万，广建高楼大厦，贪财永不满足。海师侵犯苑陵时，他害怕获罪，便和众绅士一起前去迎接归顺；事情败露后，全家都遭到屠杀，财产也被登记没收。这不正是所谓剖开腹部把珍珠藏进去吗？杨昌祚败亡以前，宣城人都对他吐唾沫、咬牙切齿。或许有人说，他是因为富有而招怨、因为吝啬而引起诽谤，究竟是不是这样呢？由此看来，究竟是人看重科名，还是科名抬高了人？这样的人理应受到有识者深深鄙弃；科举鼎甲的地位不值得珍视，也太过分了。我因此把他的事迹揭示出来加以鄙斥，不让宋留梦炎独自承受恶名。门户之祸 郑文恪公郑如莲说：“士人的气节存在于人身上，就像元气存在于身体中一样。调养得平和，就不会生病；如果偏于阴，脉流一同发动，就会成为痿弱、心悸，这当然表现为虚弱；如果偏于阳，阳气独自上冲，就会成为狂病、癫病，也不能算作平和。甘、陵两党互相题名标榜，品评、指斥公卿，使全国像发狂一样。等到他们不断搜捕，屡受楚毒，不过是士气炽盛而失去平衡罢了。我曾读《党锢传》，李膺、范滂一类人，还可以称作激切之士；何颙以疾病为由拒绝董卓征召，张俭在曹操势盛时退居家中，还可以称作士人。至于八厨之中，像胡母班那样却侍奉董卓，像张邈那样却依附吕布；八顾之中，像刘表那样却割据荆州，那么党人之中，难道全都是真正的士人吗？我认为，偏于阳的病，与偏于阴相距不远。要攻击小人，应先攻击君子中的小人。君子中的小人没有清除，却想清除外在的小人，就困难了。因为君子之中本来就有许多依草附木、看影随声的徒众；墙壁没有筑成，界限也不清楚，一旦破绽出现，没有不反过来受到牵连的。标榜门户的祸患，最终酿成白马、清风那样的惨祸。汉、唐、宋，直到本朝末年，都是同一个情形。” 然而玄黄两方交战，洛党、蜀党纷争，把国事置之不理，像蝉鸣般喧闹。逐渐发展到断送疆土、祸及君父，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偿还罪责。如今这些人仍然家中藏金成穴，室内蓄有姬妾；即使最终保全性命而死去，竟还认为自己没有辱没名节。我珍爱自己的鼎器，这与天下有什么关系呢？二祖烈宗在天有灵，难道不会在阴间惩罚他们的魂魄吗！” 钱御史、冷相公写给刘念台总宪的信

译今天的祸患，全在于分辨不清君子与小人的品行。君子和小人，不能不从《论语》中辨别：书中说到争强自矜、和同、结党、求诸己和求诸人，而最关键的区别只在义与利。因此，明白义还是明白利，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的砥石。可是如今不是这样：只要把人收进来、与人结纳，就称为君子，不问他究竟明白义还是明白利。甚至还说，君子何妨明白利。更有甚者说，明白利正好表现出君子的大作用。这种说法一经倡导，便像风吹草倒一样迅速蔓延。于是人心士习全都趋向于攀附钻营、走捷径、卖官骗钱的道路，礼义廉耻几乎消灭殆尽。于是朝纲污浊混乱，吏治贪婪残酷，百姓无法生活，盗贼蜂拥而起。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界限不清，流弊祸害发展到如此极端的结果。孟子关于弯曲和笔直、尺与寻的说法，明确认为不可如此；怀着利益彼此交往，他直接视为亡国的征兆。先儒谈论为学，没有比辨别义利更优先的。又有人对此作出说明说：‘凡是没有所图谋而去做的，就是义；有所图谋而去做的，就是利。’可以说深刻而明白了。我私下认为，今天最急切的警策，就是从义利的关头分别人的品行；这样君子和小人就会截然分明而不相混，世道也就有了磨砺和准则！” 我认为这种风气是李中丞三才首先开创的，顾泾阳先生把他看作有才之人，于是这件事成为当今人们的口实，代代相传。到了崇祯年间，“法门广大”的说法又由冯邺僊、孙鲁山两位公卿提出。吴昌时、杨枝起、曹溶等人又为它推波助澜，结党招摇，贪污赃物累累，以至于再次触怒圣上，受到朝廷审讯拷打，辱没国家、丧失性命，终于酿成李自成夹拶追赃的祸患，真是可叹啊！” 东林中依草附木的徒众 琴张子说：‘门户，是党派的别称。’汇聚四海之人，而使他们都奔向同一个门户。最初开辟堂奥、创建门户的，必定是天下正直的人和正派士子。至于逃窜到廊庑下躲避风雨的人，难道会没有吗？有的人盗窃东邻父亲的东西，奸淫西家女子，背弃公义、培植党羽，欺骗世人、盗取名声；一旦风势稍有变化，便改头换面，反过来咬我，实在可叹！我认为，‘党’这个字哪里可以垂示后世作为训诫呢？归根到底，不依傍别人的门户、不跟随别人的脚步，才是男子汉。谁能在随波逐流之中卓然自异，独立而无所畏惧呢？顾泾阳先生刚刚起用时，有蒋时馨、罗察典、计无复三人，故意穿着破旧衣冠，参加东林讲学，诸位君子误把他们收纳进来，于是提拔蒋时馨掌管铨选，后来他因受贿败露。台省官员交相弹劾，冢宰孙公丕扬也因此去职。一只钵盂代代相传，香草和臭草混杂在一起；不经历板荡之世，谁能分辨渑水和淄水的清浊？倪文正公说得好：‘用崔、魏来判定人的品行，这就是辨别金子的砥石。’我也说：‘用贼寇来判定人的品行，才是照见胆肠的秦镜。’姑且举出近来听闻的事，记得有十个人。” 钱谦益，是吴门的轻薄子弟。他文章华美丰赡，人人都推崇他。他冒充清流，自命不凡，声名显赫；但不修身行，放荡而违背名教，娶柳姬为妻，贪淫放纵，世人传说他有采战之术，污秽淫亵，令人不忍说起。他一向喜欢招揽人才，天下知名士人没有不受到他的笼络宠爱。我却独不服气。同年陆鲲庭、万允康常常责问我说：‘兄长为什么不拜虞山为师？’我回答说：‘凡是向别人北面行礼、尊人为宗师，不过是想有所取法罢了！哪里有大君子不遵循法服，接待客人却穿红紫衣服的道理？兄长没有看见他施设红纱帐，前面教学生，后面排列女乐吗？这是什么样的人品？’两人仍不以为然。只有钱忠介希声从娄东回来后，握着我的手称为同心之友。大概在吴地做官的人都向钱谦益执弟子礼，只有钱希声刚强不屈。如今鲲庭、允康都保全节操而死，怎么能让他们从九泉之下复生来询问此事呢？南部失守时，谦益任礼部尚书，本应先和梁云构带兵清理宫廷，然后迎接王入城；他却又拿出命令让百姓剃发，看到风向便归顺投款，希望求得进用。燕京看重他的名声，认为他一定会殉国；见到他的降表后，深深鄙视他，把他斥逐回去。他失意无聊，于是又说些牢骚不平的话，掉头回望。” 钱谦益往北去时，柳氏与人通奸，儿子对此愤怒，告到官府请求查办惩处。钱谦益回来后，却怒骂儿子，不让母子相见。他说，国家破亡、君主死亡，士大夫尚且不能保全节操，难道还要因为一个女子不能守身而责备她吗？这话可以说是平正而宽恕了。于是江南流传“老亡八、小亡八”的歌谣。“老”指钱谦益宠爱柳影；“小”则指陈于鼎宠爱溺韵珠。钱谦益又编纂本朝实录，全部付之一炬于绛云楼，这也是天意不愿留下这部污秽史书吧。郑鄤与文文肃公是同乡同科。文文肃刚刚高中大魁时，上疏指陈时政，触犯宦官而被罢职遣返；郑鄤便写奏疏慷慨陈词为他申救，因此被削职归乡，人们把他看作正人。他一生对自己奉养优厚，极尽声色享乐；对外却装出节俭朴素、萧然简淡的样子。王忠烈公王章与他同乡，极其鄙视他，常说：‘他起初依附孙宗伯淇澳。宗伯喜欢读书，他每次前去拜谒，宗伯有所询问，他便能出口成诵，所以宗伯极力称赞他。哪里知道他身边的人都收饱了郑鄤的贿赂，宗伯每次读他的书，必定有人先飞马报知罢了。’黄石斋太史曾留住在他家，他便让假母装扮成自己的母亲来取悦黄石斋，表面上温和孝顺、极尽奉养，内心却痛恨他，假称生病，尤其荒诞。黄太夫人对石斋说：‘你虽然孝顺，能比得上他吗？’这样看来，黄太夫人先被他欺骗，也就难怪黄公终身受他压制了。后来郑鄤得罪了舅父，前任辅臣吴宗达便向内阁上揭帖，说他杖打母亲。温体仁想借此倾陷文肃公，煽动皇帝听信，最终使郑鄤被凌迟处死。石斋在经筵上多次陈述冤情，触怒皇帝，皇帝从此开始不信任他。刘忠端公刘念台起任总宪时，上疏辞谢说：‘杖打母亲这一案件，不能没有申诉。我和黄道周都因为救郑鄤而获罪，同样获罪却受到不同惩罚，内心实在不安。’ 于是触犯了禁忌，任用之事没有成功。这样看来，刘公也受了欺骗，连累君子的事情太多了。

译王永吉任仁和县令时，簠簋不饬，被考核处分；于是广泛结交权贵，稍稍升任部曹，声誉和声望显赫起来。随后由监司提拔为巡抚，晋升少司马，总督蓟辽。入宫陛见那天，我听说过他的名声，便前去拜访；只见他满面风霜，俨然以韩琦、范仲淹自许，而人们也无不把韩、范那样的人才标准寄托在他身上。甲申年听闻京城发生变故，众人都希望他统率精锐部队入关讨贼、报仇除凶，他却丢弃军队向南逃奔，使有罪之人都翘首以待。后来又借助奥援进入北方，晋升内院，深受宠信重用。不久便病死了。当他在山左抚军时，很得民心，有“南王、北史”的称誉，与史公道邻齐名。威庙知道这些，于是赦免他接连丧失数十城的罪过，不像马成名、潘永图那样依法处死，反而越级提拔为总督，宠信日益隆厚，人人都惊骇诧异。君主的仇没有报，君主的恩也没有报答，他却像鼠逃狐奔一样钻营依附北方宰相，真是猪狗都不肯吃他的残余。”},{ 吴甡一向胸怀安民济世之志，任侍御时携带国库金钱，赈济秦、晋两地的饥民，发放得当，百姓确实得到实惠。他又上疏陈述贼寇形势，深深切中军事机宜，于是受到皇帝特别知遇，跟随辅佐枢臣，登上宰辅之位；但他畏缩怯懦，声望顿时受损。后来又招致无赖的台省官员，与阳羡争权，最终两败俱伤。我住在京城官邸时与他相邻，每天还没有上朝，云板敲击声便接连不断。经过他家门口，只见马匹、扇轿纷杂往来，不知道聚集谋议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人们说，阳羡喜欢谄媚，所以身边多媚从；兴化喜欢求名，所以身边多伪士，难道确实如此吗？经历两次国变，像兔子一样狡猾地营造藏身之窟，只求在草野间活命，贤者实在应当看重死亡的意义。应当想想，思陵在朝廷审讯吴昌时完毕后，变色说道：‘两位辅臣辜负朕，朕厚待周延儒，他却收受贿赂、营私舞弊。’命令吴甡督师，周延儒把它当作推卸责任的地方；由此可见，吴甡一生的作为早已被皇帝洞察了。沈惟炳主持都察院，辨别邪正，风骨刚正；后来投降贼寇，又进入清朝，辅佐铨选，任副都御史。房可壮旅居山左、楚地，声望为众人所归；燕京建立清朝后，被起用入籍，任少司空。这两人辜负国家、没有忠心，因而得罪清议。吴昌时诡谲谋划、手段狠辣，刚进入仕籍，便善于与宫中交通，远距离操纵朝廷权力。凡是宫中的动静，他必定预先知道，人们佩服他的通天手段，纷纷起来称誉他。太宰郑玄岳于是从仪曹调任文选，掌握铨选大权。吴昌时招揽权力、收受贿赂，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蒋侍御拱宸弹劾他。威庙见他贪赃累累，震怒之下在中左门亲自审讯，吴昌时不承认。皇帝命锦衣卫施加刑罚，夹他的脚，几乎折断；他痛苦不堪，哀号说：‘臣承认。’于是被下狱。他的罪恶积累已久，聪明机巧也无从施展，最终在西市依法处死，真可说是树有才便要遭砍伐了。吴昌时任大行时居住乡里，凡是郡县长官都要执弟子礼，称自己为他的门下士。他戴着高冠、穿着宽袖礼服，而那些人已经戴方巾、穿野袍，送到中门便停下；这是因为他自居为老师。有不肯低头服从的人，他便在上级官署中施加陷害，所以无人不望风披靡。倪文正公听说他调任文选，忧愁地说：‘恐怕这不是他的福气。’吴忠节公对人说：‘昌时与我有师生之谊，但我其实鄙视他的作为；他一生不过是攫取贿赂、招揽权势罢了。’徐学士勿斋是昌时的姻亲，说：‘人人都想买恩情，使人感激；他却偏要显示威势，使人畏惧，这样怎么能不败亡？’ 他被诸位君子厌恶到这种程度。李映碧在《清三垣笔记》中说：‘郑鄤、吴昌时，都是小人中的极端人物。一个依附黄学士，一个依附郑太宰。人们想攻击郑鄤，怕连累黄公；想攻击吴昌时，又怕连累郑公。所以皇帝独断，诛杀了这两个人。即使孔子诛杀少正卯，也不过如此。’ 杨枝起自负才名，卓然自命不凡。被破格提拔到户部都察院，结党招摇，操持朝政。投降贼寇后，任伪政府官员，在伪大堂办事。宋企郊坐在上座，伪选郎顾君恩陪坐；杨枝起整天拱手站在旁边，不敢说一句话。那个从前岸然矫矫、自命不凡的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廖国遴意气用事、倚仗权势，遇到事情便声势煊赫，但贪婪轻浮而且无赖，每天和杨枝起等四五个人寻衅恐吓、敲诈勒索，聚众饮酒赌博。两人进入阳羡的幕府后，肆意妄为、贪污受贿。孙侍御凤毛弹劾他们，人们都认为不该这样。吴忠节公主持都察院时，对人说：‘这两人自从进入户部都察院，从来不遵守科道官的规矩，不是匍匐奔走于政府，就是奔走于铨曹，卖官收贿才是他们的真实作为。’这才知道侍御的弹劾并不过分。司马陈新甲还没有下狱时，两人和李光时、亨、倪仁桢共同倡议一定要杀他。到了刑部审理那天，等候徐司寇石麒；说不可杀陈新甲的，也正是这四个人。徐公每次对人谈起都叹息，大概前面坚持要杀是为了索取贿赂，后来主张不杀则是因为已经收了贿赂。他们横暴到了这种程度。曹溶年轻时阴险狠毒，能说会道，喋喋不休；擅长揣摩迎合的伎俩，表面施恩，暗中收拢人心。他与人交谈时，满座的人都被他说服，因此弹劾阳羡相而被下狱。后来投降贼寇，又归顺清朝，任学院官，贪污赃物无法计算；再次起用为按察司佥事时，因贪财受弹劾，便罢职归乡。曹溶的心术和作为，大多类似吴昌时，却能安然在家中享福，幸而保全了性命。真是天网恢恢，也有漏网之人。这些人全都暗中依附东林，成为众多流品归向的对象，结果一败涂地，把一生的名声全都丧失了。由此可见，东林之中原本有很多依草附木的徒众。我看这些人，全都是龌龊小人，不值得过分责备。我私下惊骇的是，圣明君主临朝之时，竟敢让魑魅魍魉在白天现身，兴妖作怪，装神弄鬼，直到断送国家才肯罢休。我在深夜思考，茫然不能理解其中缘故。难道是靖难之时，景、铁、胡、黄诸公重新降生，要来报复瓜蔓相连的惨祸吗？不然，为什么狐群狗党、同类相引、呼朋结伴的人会有这么多呢！”},{ 京营的弊端 国家的军制，原有五军营。五军营后来变成三大营，三大营又变成团营，团营再次败坏，于是“戎政府”这一名称开始设立了。五军营，是高皇帝制定的。它登记留守等四十八卫的兵士，加以训练。其中有中军、左哨、右哨、右掖，总称为五军。平时就环绕守卫都城，有战事就选拔军队、任命将领，分派精锐出征，这一制度极为完善。文皇帝仍沿用五府旧制，又增加七十二卫。后来又把龙旗、宝纛等物交给三千名胡骑，设立三千营。此后前往交阯，得到使用神枪、火箭的方法，便设立神机营。这就是三大营，制度更加详细完备了。

译洪、宣年间，天下太平，战争没有发生，将领因而懈怠，士卒也日益羸弱；到了正统年间，安逸怠惰更加严重。这就是己巳之变发生的原因。于忠肃掌管兵政后，选取三营精锐，分为十营，每营一万人。统率的方法是：队长统领五十人，队官统领一百人，把总统领一千人，都指挥统领五千人，名称叫团营。训练的方法有八阵，八阵又分为六十四阵，细微曲折之处都安排周密，全部有条有理。当时郑给谏林有《教练阵团》，其中的方法最为详尽，想来可以补助于忠肃的不足。虽然不能完全恢复祖宗旧制，但总的来说能够挽救弊病、振兴废弛，使弱兵转为强兵；四方一有警报，就调拨一营、二营，另派统帅出征，以杨洪、石亨、柳溥等为大帅，而军队的进退和机宜，全都由于谦决定，他们只能相互低头听命罢了。天顺年间力求反对景泰年间的做法，经过八年又恢复了原制。成化年间又增加到十二营，分别叫作：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每营一万人，京兵六万人，再加上外兵六万人，分成两班隶属其中，每年轮换一次。起初选拔十二营时，精锐的称为“选锋”，不合格的退回本营，号称“老家”。老家本来已经孱弱，而所谓选锋，时间一久便被派到私人门下服役，并向主帅搜刮，上下互相蒙蔽，越来越懦弱，和老家没有区别。嘉靖庚戌年，俺答、吉囊叩关进犯，却没有人能够射出一箭抵御他们。都城的城门全部关闭，烽火照亮天空。世庙震怒，责令廷臣广泛谋议增强军力的办法，于是有人请求恢复三大营，把三千营改为神枢营。大体上仿照洪武、永乐年间的制度，但规制更加完备。文皇帝建立三大营时，能够挽强弓、举超石的士兵，不下三千余万。一经削弱就变成十万，再次削弱便几乎没有军队了。嘉靖年间虽然恢复了祖宗制度，但军籍中现存的兵员，已经不能达到团营的数目。又有缺额挂名、花钱请闲人代役等弊端，弊病很多，那么当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军队了。万历年间太平安定，接近五十年，生活丰足安逸，人们不知道战争，京营更加成为徒具形式的旧例，其中大多是勋戚和宦官家的家丁，混入军籍。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也不了解士兵；即使有提督勋臣、戎政侍郎和负责阅视的科道官，也没有人核查隐瞒占用兵额、清理虚冒名额的情况。逐渐到了启、祯年间末期，权力归于宦官，一切操练、巡阅，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没有人敢对他们怎么样。我在长安时，轮班服役的人大多混入三大营的军籍，冒用姓名领取粮饷，每月领取三、四石，到了操练日期不过找人代替画卯罢了，谁来综合核查、清除淘汰他们呢？南阳的情况已经无法追究了，这大概是积弊造成的，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因此甲申年贼寇到来时，只能请街巷中的穷人守城，每人发给黄钱三十文。发射的铳炮都不装铅弹，只是空响。文臣负责守门，却全都不知道内情；掌管军队的大宦官反而把城门全部打开，迎接贼寇。从来禁军的松弛，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假使大司马中有于忠肃、项襄毅、刘忠宣、马端肃这样的人来整顿，怎么会懒惰羸弱到这种地步。即使在世庙年间，还有唐公龙、翁公万达；穆庙年间，还有王公崇古；神庙年间，还有谭公纶、杨公博、梁公应龙。哪个朝代会没有人才呢？只是主管军务的官员缺乏，是因为选拔不精、储备又不早罢了。起初是靠说谎欺骗皇帝的杨嗣昌，替这种弊病养痈成患；接着是狡猾奸诈、善于谋划的陈新甲，任凭他支吾粉饰；最后是钻营取巧、骗取钱财的张缙彦，善于巧妙弥缝，侦察探听又不真实，最终束手无策。然而三百年的宗庙社稷，一旦之间便毁于一旦，岂不是值得严加诛罚吗！虽然军事本来是专门的学问，不可以轻率尝试；但我考察崇祯末年，在朝廷中也确实有许多敏捷干练、懂得军事的人，例如大学士范文贞公、总宪李忠文公、留枢道邻史公、侍御世培祁公、职方吉人万公，都是师贞丈人一流的人，差不多可以作为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将才。可是冯司马元飙奉旨举荐替代人选时，竟舍弃这些人不推荐，反而错误地举荐了一筹莫展的张缙彦，以致败坏国家。虽然他的本意确实没有别的，只是有眼无珠，仓促行事而滥加举用；冯司马惭愧悔恨而死，想来也后悔铸成了错误。剿灭贼寇时，事权不统一。督师奉有尚方剑，可以遥控天下一半地区，各位大将没有不受他统辖的。这样愚蠢的小丑，出兵攻击他们，不过是坑杀小人罢了！可是竟然没有一次部署得当，贼寇一天比一天猖獗，这是为什么呢？也不过是因为统驭距离太远，鞭子太长打不到；将领日益骄横，势力过大而无法控制罢了。既然分为督臣负责作战、抚臣负责防守，一旦出现可以利用的机会，距离较近的抚臣反而袖手旁观，不肯首先行动。况且镇将不受抚臣节制，借口等待命令，还有什么事情不会耽误呢？哪里如同裁撤督臣，只责成抚臣负责；并且裁撤镇将，改用副将。抚臣可以使副将听从调度，如同呼吸和臂指一样，以此整治边疆、各自巩固防区，贼寇便无从应对了。这是近年来办理贼寇事务的第一大失策。既设置抚臣，又设置督臣，还有督师，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胜利时没有人独自承担功劳，失败时也没有人承担罪责，彼此推诿，还有什么事情不会耽误呢？朝廷的谋划错乱到这种地步，简直是把边疆当作儿戏，怎么能不养成燎原之势呢？督、抚、镇、将逗留观望、畏缩怯懦，是因为中枢驾驭失当。有于忠肃掌管权柄时，杨洪、石亨就不敢不效命；有江陵当权时，李寅城、戚南塘就乐意为他效力。威庙只任用杨嗣昌、陈新甲，他们都是琐屑无能、不懂军事的人，难怪左良玉、贺人龙等人任意骄横跋扈了。问一问是谁掌握国家大权，竟使纷乱争执到了这种地步？温州薛三辅自然难逃罪责。虽然如此，我尤其痛恨兴化；他曾经亲自列身军中，亲眼看见这种弊病，为什么不当面陈述，使事权归于统一呢？苛细严酷的法律，法典如烈火般严厉。

译威庙刚登上皇位时，西曹没有什么事情，监狱里长满了荒草。己巳年以后，才专门任用掌管刑名的人，以攻击弹劾别人来显示威势。法网严密，有的案件由锦衣卫办理，有的由东厂办理，有的由登闻鼓受理，还有的是各位常侍秘密访查的。囚犯被押在半路，监狱里就已经关满了人。部曹官员忙得应接不暇，也只得设法自保，难道要以人的死亡作为进身之道吗？城内有三、四千人被监禁，元旦一同祭祀狱神，祝文中列出姓名，公卿以下各部门官员无不具备，大概只有兵、农、工、虞等部门没有人被牵连罢了。玉堂这样的清要官署，反而没有人幸免。不久，蒲坂杨太史世芳因为主持武试、黜退不通文墨的人，触犯了宦官贵人，被投入监狱。又不久，宫詹黄石斋先生因为评论杨嗣昌夺情，说他结党欺君，被定为死刑，长期监禁。四方有人因为弹劾章奏、缉捕访查而获罪，有的接到飞檄，有的被缇骑拘捕押解；入狱的人前后相望，接踵而来。当时流贼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邢襄西部的西山一带，逐渐逼近黎阳。天雄兵备九台卢公，捕贼十分卖力，每次都告诉家人赶快准备行装，说我将要被逮捕；听到的人都为之寒心。丁丑、戊寅年以后，监狱里的人越来越多，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被押往西市的人，从春天到夏天，每天都没有停止过。我每次经过西牌楼，都回转马头，停步不前，悲伤得几乎要哭出来。大司寇郑公玄岳冒着皇帝痛恨结党营私的怒火，清理案件，判处较轻的罪名，结果被削去名籍、罢官离去。接下来是季公晓湘、徐公虞永以及少司寇惠公元孺，他们都因审问拟罪而被从轻罢职。只有甄淑性性情刻薄严酷，代替刘之凤担任司寇。他每次对司官说：‘只要把本应拟杖刑的改拟为徒刑，把本应拟徒刑的改拟为戍边，把本应拟戍边的改拟为死刑，那么皇上自然不会驳回。’后来他被弹劾，投入监狱。狱中众人都想殴打他，幸亏提牢官拥护保护，才免于被打。执掌法律竟自取败亡到这种地步。法典严酷如烈火，人人都战战兢兢。虽然曾经命大宦官曹化淳、首辅周延儒两次清理案件，但释放的人虽然很多，仍有不少案件拖延未决。崇祯十七年中，赐阁臣韩城、宜兴死于刑场，处死中枢王洽、陈新甲于市集。当时各地的封疆督抚大臣，如杨镐、王化贞、袁崇焕、颜继祖、刘策、耿如杞、杨一鹏、熊文灿、郑崇俭、邵捷春、陈祖苞、赵光忭、范志完、马成名、潘永图等，全都被捆绑押赴市曹，尸体横陈道路。难道没有因牵连误判而遭受重刑的人吗？天道神明，人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随意杀人。祖宗尊重贤者、礼遇士人的本意，已经荡然无存，怎么能不酿成滔天大祸呢？到这时才知道，“犬马草芥”这句话，留下的警戒是多么深远。陈启新传。陈启新，是淮阳的一个市井小儿。他落魄无聊，替漕司抄写文书。后来暗中来到燕京，冒充三科武举。通过内廷宦官打探消息，得知皇上厌恶科举出身的人，又怀疑台省官员，于是开始缩着脖子吐着舌头说：‘我的事情成功了。’于是他穿上蒲席做的衣服，准备了虚假的眼泪，涕泪交横，头戴尺一，在大明门外长跪了三天三夜。大宦官曹化淳见到他，捧着尺一进宫，把他那套诋毁儒术、倾轧文官、以违逆众意和违背世俗为名的说辞呈上。皇上惊问：‘这是从哪里弄来的？’便把尺一收入袖中，爱不释手。皇上急忙商量给他安排职位，认为不是任宰相，就应当任谏官；于是他俨然成了六垣的领袖。皇上以为他能够洞察深渊中的鱼，而陈启新实际上只是井底之蛙。对于铨叙任用与罢黜、士流品第的清浊等事，他茫然无知；只是对禁止乘舆、监督下马之类的小事，在皇帝面前喋喋不休。时间一久，皇上也厌烦了他，便削降了他的品级。当时枢辅杨嗣昌正因谈论军事而受到宠信，成侍御勇、郭侍御景昌上疏弹劾他，两人都被降职并拟定罪名。陈启新仗恃宠信，竟敢嫉妒别人受到宠信，逐渐挑剔杨嗣昌的过失。皇上称赞他说：‘有能力。’于是恢复了他的品级，他更加放肆。当时各地推选调任的官吏接受考选，他窥测皇上的意图，严格盘问搜查；又和贪婪的宰辅田惟嘉相互勾结，倡导未经考核便先行淘汰的说法，赶走了几个人。扬翔梧在朝廷内外活动，公卿以下都侧目而视，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不离开，性命恐怕就要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那些无聊而不得志的人，大多也相互仿效。有人以仓官身份上书，援引先例请求改任河南道，一时之间人人都对此发笑。陈启新于是住在朝房，节俭日常用度，戴着不带毛的貂皮，装作自己寒酸而奉公。不久，淮阳王太守昌时揭发了他的奸行。又不久，姜给谏采奉命前往仪真，查清了他的罪状，连续上章弹劾他。他不孝的行为和索取贿赂的事迹，多得无法说尽。皇上于是震怒，把他投入监狱，交给理正审理。陈启新到了淮阳，暗中逃走。人们传说史公道邻实际上放走了他。于是皇上才开始后悔，知道自己此前受了他的欺骗。有人说，把他和总兵申甫相比，一个是和尚却做了将领，一个是武人却做了文官；两人骗取官职、谋求升迁，做法如出一辙。然而申甫以剃发之徒的身份请求参军，立即取得虎符；当天夜里就大量纳娶姬妾，第二天便暴尸芦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他所败坏的不过是几个妇人罢了。至于陈启新凭借衣冠外表的相似，竟然要演成震动天下的魔舞吗？自从陈启新靠辱骂世人取得官职，我们这些想迅速升迁的人，便传承他的衣钵；皇上后来也始终低头听信而不加禁止，希望还能遇到真正的人才。陈启新实在像鬼一样虚幻，却又极其善于作戏。唉！这篇文字是洹水苏臬佥所编纂的。黎丘白日出现，吐出红雾而布成青云，实在有损于兴政治理。我略加删改润色，记录传播下来。我私下感慨，国家通过科举选取士人，三百年来从未缺少过扶危定倾的人才，为什么到了思陵末年，人人都经营私利，终于使皇帝产生了长期轻视士大夫的想法。于是他想起保举，想起换人援引，又想起任用世勋；即使屠户、商贩、仆役、奴隶，也没有不网罗兼收的。这样一来，假鼎竟然卖了出去，皇帝在平台召见答问，几句话之间便授予官职，皇帝侧身而坐、拍着大腿求才的愿望确实非常急迫了，但最终却没有收到一个能出力的人。君主确实孤立无援，臣下却全都结党营私。那些身居高位而见识鄙陋的人就不用说了；东林本来号称人才聚集之地，主持清正舆论、镇定雅正风俗的人也并非没有。可是，为什么像于廷益、王伯安这样的人却不能屡屡出现呢？难道真是时运遭逢阳九之厄，上天不再产生人才了吗？还是因为当权者的文法深严、诛杀过于急迫，使人不敢拿自身去冒险请求任用呢？三九大老，自从在鼎湖攀龙髯随先帝升天以外，凡是厚着脸皮苟且偷生、暗中躲藏侥幸免死的人，在清静的夜里扪心自问，也应当惭愧至死。袁崇焕、方一藻、杨嗣昌、陈新甲、谢升等人议和最终没有成功。

译袁崇焕，字自如，广东东莞人。他年轻时喜好谈论军事，见到人就结为同盟，性情十分热烈。任邵武令时，入朝计议事务，骑一匹马奔赴山海关，周密观察地势形势，七天七夜后返回，人们都推许他有雄才大略。天启年间，他任宁前道，随后升任辽抚；宁远打了一个胜仗后，他自以为敌人已经胆寒，必定会献地求和。于是派喇嘛僧前往吊唁，并趁机商议议和，但恰逢他离任，事情便停止了。威庙刚即位，廷臣接连上章推荐他担任经略，赐给尚方剑，赋予他隆重的事权；召见时他当面陈述五年消灭敌人的计划。皇上大为高兴，退朝后对阁臣钱公机山说起此事。钱机山尤其失言，说皇上英明洞察，将按照期限责成他取得成效。于是袁崇焕又以筹措军饷、任用人员等事情两次请求，给自己预留推卸责任的余地。当时毛帅文龙镇守皮岛，名义上是牵制敌人，但耗费军饷很多。钱机山询问袁崇焕的方略，袁崇焕说应当从东江着手。又说：‘毛文龙可以任用就任用，不可以任用就杀掉，我心里已经有了完整的谋划。’有人说：‘机山从田间被破格拜为大臣，陈山人继儒因为毛文龙骄横傲慢，暗中劝机山除掉他。’机山因此授意袁崇焕。原来袁崇焕表面上主张作战，暗中实际上主张议和。所以到了东江，便杀掉毛文龙，以此表示信用，促成议和。袁崇焕窥见皇上不答应，便唆使敌人闯入边境来胁迫议和，同时仍以军令规定敌军不得越过蓟州一步。庚午年冬天，东边的军队到来，袁崇焕用牛肉和酒慰劳他们。半夜时分，敌人突然毁弃盟约，拔营带骑兵突袭逼近都城。袁崇焕入城救援，拜见皇帝，请求统领军队入城休息，皇上不允许；他又请求带三千人入城，皇上说：‘三十个人也不可以。’皇帝对他的疑心已经到了极点，而袁崇焕还没有醒悟，民间议论纷纷。众人都说是他召来敌人胁迫议和，于是又把杀死毛文龙作为袁崇焕的罪状，将他交付诏狱，遭受极刑；妻子儿女流放三千里，钱机山也被发配戍边，而议和没有成功，这是其中的一例。此后又有一个叫周元忠的盲人，狡猾而能言善辩，以善于占卜为名，自称曾被王化贞任用作间谍，说服东西两部前来归附，想以议和为诱饵来挟制我方。当时新安方一藻任辽抚，相信了他，秘密上疏报告。武陵正在中枢，听到后很高兴，便用蜡封书信送到关门，日夜商议议和。他又大肆向皇上说谎，引述舜、禹、文王乐于顺应天命、保全天下的说法，请求勉强听从议和。唉！把一个盲人当作决定国家命运的人，借东市之事来拖延西边的等待，希望敌人几年内不来，使我方能够集中力量剿灭贼寇，这也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策略。然而这不过是捕捉空虚、搏击影子，茫然不知关键所在；诋毁性的书信流传出去，武陵害怕激怒皇上，嘱咐关门改写、删窜其中的言词，以便促成议和。等到他出任督师，陈新甲担任中枢，更加坚定地主持此事，但仍想隐瞒自己的姓名。恰逢黄学士道周上疏驳斥，议和之事才中途停止。戊寅年冬天，东边的军队从墙子岭进入，席卷京畿南部。宣督卢公象升统兵入援，在贾庄战死。敌军于是攻破济南，杀害德藩，驱赶着辎重向北撤去；分别负责监视的内臣孙茂霖、邓希韶收受重贿，放他们出境，结果都被诛杀。皇上拍着胸脯叹息说：‘大事几乎成功，却被白面书生耽误到这种地步。’ 黄公因此受到严厉谴责，而议和没有成功，这是第二例。当时，皇上考虑到寇祸正盛，姑且用金帛缓和东兵，使他们能够专心剿贼，便秘密同辅臣谢升和陈新甲商议。辛巳年春，陈新甲命监军石凤台与东人联络，却担心洪承畴妨碍他的计划。正值锦州被围，军情紧急，便派职方郎中张若麒前去催战，想乘机杀掉洪承畴来威胁他接受议和，这正是从前袁崇焕杀毛文龙所用的故智。洪承畴事先察觉，进入松杏城坚守至死。张若麒的计策没有成功，便连夜乘船逃走，致使我军六师丧失。谢升见边事大坏，又上奏说，东边的人如果肯议和，议和也可以依靠。壬午年正月初八日，他又同皇上定下议和方案，于是再次派瞽人元忠、举人朱济之以及京城恶棍马绍愉、周惟墉、鲁宗孔等五人前往义州商议议和，到五月间才回来。东人没有准备谢恩的表章，反而又送来傲慢的言语。皇上痛恨被他们欺骗，非常愤怒。起初，陈新甲与皇上秘密商议议和，写了几十张纸，并告诫不得泄露。一天，诏书送到，陈新甲把它放在案头，他的仆人不知道其中机密，便交给塘报官抄录传递，因而被方给谏士亮弹劾。谢升又常对台省官员说，议和之事皇上曾在奉先殿祈求神签，圣意已经决定，各位不必再争论。众人于是以泄露宫禁中的言语为由一并上奏，皇上大怒，便削去谢升的官职，编入民籍；陈新甲也因此伏法，议和之议从此没有完成。威庙听信宦官是失策 姜燕说：威庙在位十七年，施行的善政最多，但把听信宦官当作失策。任用阁臣，是宦官；任用部臣、勋臣，也是宦官；任用大将、言官，同样是宦官。说到其中重要的，所得到的阁臣，是贪婪好色、奸巧狡猾的周延儒，以及逢迎君意、盘剥百姓、奸险刻毒的温体仁、杨嗣昌。所得到的部臣，是阴险邪恶、贪婪狡诈的王永光、田惟嘉、陈新甲、谢升。所得到的勋臣，是嫉妒善人如同仇敌、任凭他人播弄的刘孔昭，以及竭力阻止南迁、把守御设施全部撤掉的李国桢。所得到的大将，是出身纨绔、才能支离的王朴、倪笼。所得到的言官，是贪横无赖的史■〈范上土下〉、陈启新。这些人全都是极力排斥群臣意见、由宫中直接简拔任用的。然而他们后来的结果，也完全可以看见。况且宦官之所以能够得到任用，总是因为那些鄙陋而热衷仕途的人，一旦被公论摒弃，便转而到内廷乞求怜悯。他们通过关系互相勾连，其中自有诀窍；各立门户、相互折冲，又总有人替他们编造说辞。而外廷中口口声称主持清议的人，也有贪污货财、败坏伦常的事情，给了他们攻击的口实。于是人们便认为，攻击他们的人也都是这副样子。有时有人把这些事情秘密告诉皇上，而皇上的意旨又转而授予他们，于是他们创出一条秘诀：只求在平台得到召见，几句话当面交谈，便把取官看成同台登场的戏剧。下殿后便自以为得意，像那些靠贩卖谋生的鄙陋之人。最可恨的是，他们暗中夺取会推的权力，明面上却回避中旨任用的名义。明明知道花言巧语会覆亡国家，最终却因为他们持有某种理由而任用他们，使人人都隐忍不敢说话，天下的事情从此大坏。万茹荼奏疏

译万中丞元吉在弘光年间上奏说：『烈皇帝天资英武，锐意施行治理，然而天下并没有因此得到治理，祸乱反而一天天增多，这是因为宽与严的运用失当，而任凭众议的途径也错了。』先帝初年，惩治专权的逆宦，委任群臣，竭力施行宽大政策。群臣习惯于此，只知道争论意见，辨说玄黄。强敌入侵时，便束手无策。先帝震怒，一时之间，宵小之人便乘机钻空子，暗中迎合严刑峻法的主张。凡是告密、加派赋役、抽调操练等各种苛刻法令，全都实行，使朝廷中的人忙于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乡野百姓也再没有安生之日。号称要施行明治，结果十多年间边境战尘不断，寇祸越来越严重，严政没有奏效，先帝为此后悔。于是又更加推崇宽大，全部推翻从前的规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太平。群臣又盘算着贪取贿赂、任意欺骗蒙蔽，行为每况愈下，再次触怒圣上，诛杀之事刚刚兴起，国家和宗庙便相继覆亡。大概群臣的罪孽，常常乘着先帝宽大的机会滋长；而先帝的严厉，也往往是被群臣的玩忽激发出来的。所谓宽严运用失当，就是这个意思。国家处境艰难，形势有极其严重的时候，不能拘泥于常理；有些事情只能默默补救，不能用言语说明。然而议论者只求在道理上争胜，便不能审察形势的轻重。只喜欢伸张自己的言论，便不顾事情的利弊。殿堂之上，各人终日争论；国外的军事机宜，却被遥远地加以控制。比如督师孙传庭屯兵关中，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不应轻易出兵，出兵就会粮尽兵败。关中一旦不能守住，形势便会丧失。然而已经有人提出迟疑阻挠的议论了。贼军渡过黄河以后，我曾同当今阁臣史可法、姜曰广说，应当赶快撤出关宁的吴三桂，让他沿途迎击贼军，这样可以争取一次胜利。胜利之后，都城才开始稳固；后来在平台召对时，也曾提到过这一点。然而已经有人提出退让土地的议论了。等到贼势滔天，廷臣劝皇上亲征，劝皇上让太子出镇江南，言语不加选择，也不过是权宜应对罢了。然而已经有人提出邪曲荒谬的议论了。从事后看来，大家都追悔那些阻挠者误国；假如事情侥幸没有失败，大家一定又会佩服那些议论者坚守常经。天下没有一件事全是利，也没有一件事全是害。当权者逞强于自己的意见和笔锋，必定要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至于抵御寇敌的实际措施，却茫然不谈，这怎么能不造成决裂的祸患呢？所谓任凭议论的途径错了，就是这个意思。大体说来，办事必须审察时势、估量形势。关中陷落后，很快又攻破三边，直渡黄河进入晋地，已经形成势如破竹的便利。燕京孤立无援，即使下诏征召勤王之师，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只有赶紧征调关宁的精锐部队，还可以背城一战。至于皇上亲自出征以避开敌锋、让太子到江南抚军，以及把藩府分置在闽、浙，这些都是万全之策。谁主持政务，谁掌管中枢，陈演、张缙彦，想要逃脱罪责，做得到吗？然而我独自奇怪，那些真正把国事放在心上的人，如范文贞、倪文正、李忠文，也没有听说他们牢牢坚持原来的主张，痛哭着叩击宫门进谏，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像酒长沙那样流泪，又有谁能挽起鲁阳的戈呢？即使竭尽心力、攀援皇帝的胡须，也只能保全自身，对君主和国家又有什么帮助呢？所以我咬牙切齿地痛恨光贼的阻挠，对于诸位公卿也不能不追究他们谋划失误的罪责。李忠文公斋戒沐浴后上奏 甲申年三月，贼军攻破三关，直逼京畿，国家形势危急。李忠文公邦华任总宪，斋戒沐浴后上疏，请求颁下明确诏令，命令臣民拼死守城。遵循太宗朝仁宗皇帝监国的旧例，赶快派皇太子到南京监国。过了几天，又请求命定王、永王分别分封在江浙。他的奏疏大略说：臣去年进入都城，就请求下令让京畿所属的郡县预先准备守城；秦地的督臣应当扼守关隘、巩固防线，不要轻易把军队投入冒险作战。应当派重臣督率军队防守黄河，但诸臣却懈怠敷衍，不加省察，以致百二山河如同河堤决口、鱼肉腐烂。都城的城墙，没有一样可以依靠。依靠京营，京营已经削弱疲敝，濒临耗尽。臣从前曾逐项稽核清查，离任以来，全都付诸流水了。依靠援兵，则江浙骚动，荆襄糜烂，鞭长莫及，连马也赶不上了。依靠积蓄的粮食，则天子要亲自持钵乞食，健壮的士兵也将脱下头巾逃散，京师没有两个月的粮食了。现在的计策，皇上只有坚持效死不去的道义：既然是中国的君主，就应当守住中国；既然是兆民的君主，就应当守住兆民；既然是陵庙的君主，就应当守住陵庙。周平王、宋高宗覆亡失地的旧路，不应当再听闻。东南地区广大遥远，贼军的锋芒已经蔓延到齐、鲁，南北之间的消息往来也中断了。京城已经成为孤注一掷之地，变故随时可能发生。我私下认为，东宫皇太子天资英武，预先受到教育，举止端庄沉着。正应当让他历经艰难考验，亲自接触军务。请赶快仿照仁宗皇帝的旧例，让他到陪都南京抚军。立即派遣他前往，慎重选择亲信大臣中忠诚、勇敢、有智略的人，专门命令他们辅导太子，并准许其便宜行事。限期筹办水陆运输，飞速转运粮饷，集合各地义师来巩固燕云，阻挡贼军冲击。这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片刻也不能拖延。贼兵正在骄横，应赶快下檄文给关宁的吴三桂，让他率军迎击，这样一定可以取胜。命襄城伯李国桢，选尽京营精锐，出兵形成犄角之势。守城的事情，臣等愿竭力承担。请皇上下诏罪己，全部拿出内库的积蓄来供给战士，不要把财物锁起来让盗贼替您守护。逆贼的首级，未必不能悬挂在藁街。奏疏送入后，皇上把它藏在袖中，绕着殿堂来回行走，一面读一面叹息。疏稿被带在袖中，纸张都被汗水浸得破烂了，皇上仍不肯放手。皇上秘密告诉阁臣陈演，说宪臣的话是对的。陈演颇为泄露了这番话。不久，群臣争相上疏请求南迁，群小则争相进言抵赖诽谤。皇上既愤怒又怨恨，连同公的两封奏疏也不予施行。唉！公的意思，是认为皇上已经决意坚守，六军万骑会稳固得像磐石一样。贼军虽然狂妄狡猾，也不敢越过京城向南进军。皇太子可以按辔缓行，不会有道路上的警报。形势缓和时，可以收拾东南的全局，以加强根本、扶助枝叶；形势紧急时，可以号召燕、齐的援军，来保卫首脑。这就是所谓合乎常经、通达权变，战守都万全的策略。公在这件事上已经谋划成熟了。请求死守，是为了竭力阻止迁徙逃亡的计划；请求监国，是为了保全坚守京城的局面。从前唐朝开元年间，房琯起草诏书而打开潘门；宋朝靖康年间，李纲抗议主张决战。公的忠诚谋略和宏伟方略，不在这两位公卿之下；挽救危亡、保存国家，确实有充分的成算。先帝看不清道路，自己迷失方向，拿着刀却迟迟不能砍下；拒绝国医而坐等死亡，仰头服下毒药走向灭亡。于是使次律只能拱手，伯纪也闭口无言。宗庙社稷相继沦陷，君主和臣下一同灭亡。剖肝也不能挽救卫国灭亡，藏血又怎能补救周室危急？难道不令人悲痛吗！实在令人留下无穷悲哀。南安子《对症药说》

译王沂公的笔录记载：王继忠在真宗时期掌管禁军；戍守真定时，被契丹俘获，契丹授予他官职，对他非常亲信任用。他于是从容进言说：『我私下观察，契丹同南朝互为仇敌，每年征发车辆、登记马匹，国内骚动不安，却没有看见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哪里比得上派一个使者，重寻旧日盟约，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呢？』契丹主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南北两国结好，封他为河间王。从此每逢契丹主生日和正旦，两国使者往来，都赐给王继忠亲笔诏书，赏赐器物、玩好、衣服和衣带十分丰厚，并且仍让他同家人通信，年年如此。契丹当地人称赞他说：『古人竭尽忠诚，只能忠于一个君主。如今王继忠使南北两国和好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对两国都尽忠了。』这样看来，王继忠虽然身陷异域，不能立即去死，却同那些毫无益处而苟且偷生的人不同。我读到这里，不禁流下眼泪，说：远离故国而寄身异国，是前人所悲痛的事。管敢、卫律就不必说了。李陵略有国士的风度，但他的老母被杀，妻子儿女也遭残害；李陵既然辜负了汉朝的恩德，汉朝也有负于他的功劳。他仍然屏住呼吸、闭口不言，不敢公开同祖国为难。五代时韩延徽陷于契丹，写信给晋王说：『并不是不眷恋英明的君主，也不是不思念故乡；我之所以归来后又逃走，正是害怕王身边有人进谗言罢了！』 然而只要韩延徽还在，必定不会让契丹产生南下放牧、侵扰中原的忧患，最终同光年间一样不再成为寇患。唉！像韩延徽这样的人，还算是具有人心的。王继忠是什么样的人？他连诗书都不认识，口中也不诵读周公、孔子的言论，不过是一个战败的武夫，却仍然深切眷恋父母之国，因而解甲罢兵。假如能够恰当地报答汉朝，李陵心中感到愧疚的事情，王继忠便替他忧虑并做到了。那些为了国家而牺牲自身、结伴相随却毫无猜忌的人，竟然还有人出身于显赫科举，接连登上显贵要职，承受皇帝深厚的宠信，担负国家安危的重任，却战败投降、屈膝低头，甘愿侍奉仇敌。而且还凭借仇敌吞并杀戮的威势，让他们长驱直入、不断侵食，颠覆宗庙社稷也毫不顾惜。如此丑恶凶暴的人，自古以来没有同类，而他们还自以为是在报答韩信、恢复楚国，得意洋洋地拿伍子胥、张良来为自己解脱；听到王继忠的事迹，也应当惭愧得面红耳赤了。卷之四 《明州野史拾遗》，蠒翁编纂 马士英、阮大铖结交的缘由 阁部史公凭四藩防守长江 马士英不知道左帅避开闯贼南奔，撤去江防军队来阻挡他 南都三疑案 蠡城监国 王之仁侵夺义军粮饷，以致江岸军队溃散 阮大铖代替方国安、王之仁起草奏疏，请求铲除东林余党 思文在闽地即位 端溪、滇、桂十六年纪元延统 郑芝龙父子、祖孙三代据有海岛 登州三叛 三王没有显贵的相貌 马士英、阮大铖结交的缘由 安庆、桐城，是文献之邦；自从鲁岳方先生继承发扬明代理学，沧屿左公又从旁辅佐，风俗就非常美好了！有个叫阮大铖的人，略有才艺，却放荡不守名教，被乡里舆论所不齿。他攀附关系进入掖垣，于是同徐大化、杨维垣、倪文焕、傅櫆等人深相结交，专心同东林党为难；凡是逮捕、杀害六君子、七君子的事情，都参与了谋划。他们合谋，七年中上了一道奏疏，排斥攻击善类，不遗余力；人们把阮大铖看作首恶魁首，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崔、魏党。只是借助宫中的奥援，来报复东林罢了！宦官集团失败后，蒲州相国审定逆案，把大铖、维垣、櫆以及赵兴邦、亓诗教等人列入城旦，永远禁锢。大铖十分怨恨，常常想着乘机翻案。后来朝廷奉诏举荐边疆人才，田惟喜竭力推荐霍惟华，张捷推荐吕纯如，希望死灰复燃。幸赖烈皇帝坚持不答应，他便断绝了出仕的念头，流寓金陵，口□伎妾，教她们歌舞，尤其擅长填词，写有《春灯谜》《燕子笺》等剧。马士英也是黔南世家，曾任宣府巡抚，因获罪被遣，与他一同居住在金陵。他同阮大铖相处得非常融洽，间或把女伎送给阮大铖，马士英更加高兴。酒意浓、耳朵发热时，两人拍掌谈论天下大事，阮大铖对事情了如指掌，马士英心悦诚服，结成莫逆之交，以为江左又见到了夷吾、君复那样的人。阳羡相国再次被召用，阮大铖前去迎接，恳切地托请他办事。周相国说逆案难以翻案，便询问被废除名籍的人中，谁是你熟悉而可以任用的，准备推荐马士英。当时马士英还在编入戍籍之中，忽然被起用为凤阳总督，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得知是阮大铖推荐的，非常感激。甲申年五月，援立圣安帝，马士英晋升为内阁首辅，于是破格推荐阮大铖，满朝大为惊骇。高硁斋、姜燕以及两位相国，以辞职还是留任相争。司马吕东川器、佥宪郭六修维经、太常詹月如兆恒、给谏罗讱庵万爵等接连上章弹劾。马士英倚仗权势争胜，秘密请求面见皇帝，皇帝于是召见阮大铖；他奏对符合皇帝心意，便越级擢升为江防官。兵部左侍郎高相国当面奏说：『起用大臣，必须交给廷臣公议、会推，这才同祖制相合。』马士英奏说：『高某从来没有推荐过一个人，如今臣刚刚推荐大铖，他又说大铖是逆党。国家多事，不要说逆党，就是盗贼也要任用他。』阮大铖也奏说：『如果一定要等廷臣公议、众人一致同意，臣宁可退回去亲自耕种，决不加入东林党。』政府中的大臣在殿上相互争执，于是势同水火。这样一来，大学士高、姜两公，冢宰藐姑张公，虞求徐公，司寇石帆解公，总宪念台刘公，佥宪六修郭公，中丞世培祁公，大理格庵章公，太常月如詹公，一时之间众多正直之士都离开朝廷，群小则相互牵连而接连进用。蔡奕琛以少宰身份进入内阁，张捷任吏部尚书，陈盟任礼部尚书，杨维垣任副都御史，张孙振任河南掌道；袁弘勋、徐复阳、陈以瑞等人也相继弹冠而起，一心要掀翻整个局面，重新处理三案，甚至想砍开杨、左二人的棺材，再兴起同文之狱。正在这时，北方骑兵渡过淮河，左军南下，黄澍发布檄文，公开列举马士英、阮大铖的罪状，假借清除君侧来掩饰逃避贼军的行迹。马、阮二人非常害怕，撤出江防军队去抵御黄澍，于是宗庙社稷便倾覆了。愚蠢啊，马士英！他本来不是逆党，却错误地同奸邪之人交往，甘愿处在下流，千百年以后，竟同秦桧、贾似道一起遭人唾骂。他罪恶深重、恶贯满盈，自己被斧钺砍死，活着时被称为专权奸臣，死后成为逆鬼，实在可笑。阁部史公凭四藩防守长江

译长江的险要，是上天用来限隔南北的；而长江、淮河的险要，又是上天用来屏蔽长江的。在南方建立国家，就应当守住长江把它作为门户，守住淮河把它作为藩篱。因此，军事轻重的关键不在长江，而在淮河。宋代范宗尹、胡舜举曾建议划分河南、江北的数州之地，分设四镇，选择将领统领，使各镇用本地的赋税养兵自卫，以屏护王室；这是安定江左不可改变的策略。留都定鼎后，督辅史公仿照这一建议设立四藩，划定土地分封，以靖南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四人充任藩镇。四藩彼此首尾相制，拱卫金陵，难道不是好计策吗？可惜这四人不是刘、韩、张、岳这样的名将，只是史公用错了人。贵池人刘城对史公说：『四人都是盗贼出身，并没有以恩义相互联结，也不知道仰慕节操、建立功名、把声誉流传给后世。君主软弱，他们必定叛乱；敌人强大，他们就会投降；君主和敌人都弱，他们就会各自专权并相互兼并。如今朝廷内部没有老臣宿将足以压制他们，朝廷推举您负责防守，虽然名义上是督师，实际上却把您派到外面。根本力量单薄，却想让这四个人防守长江，就像让狼看守门户一样：老虎来了未必能够抵挡，而主人自己先连手脚都不能动了，您将来一定会后悔。』 史公收到这封信后果然后悔，但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了。于是，把滁州、和州等十三州县划归靖南，把江都、泰州等十五州县划归兴平，把山阳、清河等十四州县划归东平，把五河、灵壁等十七州县划归广昌；然而四藩各自不服从约束，又争夺扬州。扬州原是高杰的分地，百姓害怕他淫掠，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入，于是高杰率兵围攻。史公亲自前往安抚平定，马兵道鸣騄坚守城池，百姓拼死奋战。郑进士元勋持论稍微宽缓一些，却触怒众人而被杀；高杰驻扎在瓜步，每天肆意凌辱百姓，把讨伐贼寇、为百姓复仇的事全都置之不理。事情果然应验了城的预料。人心忧愁怨恨，四藩之中只有黄得功稍微忠顺；即使刘良佐也攻打临淮作为自己的分地，但百姓并不听从他。此后，督辅每天往来调停，没有时间安心处理防守淮河、长江的事务；而奸臣倚仗朋党，凶悍的将领气焰嚣张，每天磨牙砺齿，贪吮江南半壁的膏血，一时之间内部祸乱和外部危难同时发生，国事已经难以着手处理了。当时人们还讥笑宋人没有见识，把他们的君主送进杭州、广东；如今我们连宋人也比不上了。还说国家有人才吗？是谁造成了祸乱的根源，以至于祸害至今仍然阻塞国事。《春秋》以严格的标准责备贤者，只怕督辅史公也难以推辞自己的罪责了！马士英不知道左帅为躲避李自成而向南奔逃，并撤去江防军队以阻拦他。

译甲申年夏季末，闯贼被吴蓟国第一次在保定击败，第二次在定州击败，第三次在真定击败，于是从井陉向西进发。到平阳后，他分兵驻守山西各处关隘，又分兵守卫黄河以阻止东兵进入，自己前往西安。东兵则在十月出兵，分别有一路前往山西、一路前往徐州、一路前往河南。乙酉年，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报告说，东兵将从孟县渡河，步兵还在后面；覃怀一带的兵想前往潼关，都是叛将李际遇接引来的。督师史公上疏请求命高杰率兵抵达开封、洛阳，占据虎牢；命刘良佐防守邳州、宿州，以防意外；朝廷都听从了。此前，高杰尚未投降时，曾抢掠许定国的一个村庄，许定国全家遇害，只有许定国逃脱，高杰并不知道这件事。到这时，高杰奉旨防守黄河，请求联络总镇许定国一同出兵。许定国当时正在睢州，反而写信表示愿意把睢州让给高杰驻兵。高杰中了计，正月初十日抵达睢州，设宴为他接风；夜里伏兵四起，将高杰杀死。许定国于是向北投降，充当向导，带领东兵南下。当时闯贼听说东兵渡过黄河，当天就率领全部贼众从宛城到襄阳，想到中州各郡已经无法重新固守，而楚地除了承天、德安、荆州三郡以外，已经没有剩余地盘。于是把妇女和辎重留在襄阳，亲自率领各部贼将从承天南下。听说左帅在武昌，且有水军驻扎汉口，便改道经荆州渡过长江，取道石首，经过洞庭湖到岳州，绕到武昌以南。原来武昌的防贼部署只在西北方向，没料到他会绕道南下。左帅大惊，立即登船向东下行，并带着楚抚何腾蛟同行。何腾蛟设法脱身，独自到了长沙；左帅于是到了九江。御史黄澍命他掩盖逃避贼军的实情，假借清除君侧奸臣为名讨伐马士英、阮大铖，向远近发布檄文，声讨他们的罪状。马士英、阮大铖非常害怕，调黄得功、刘良佐离开汛地，前往芜湖阻拦左帅；又派刘孔昭、方国安、朱大典一同抵御。刘泽清也借勤王的名义，大肆抢掠南下，杨州、泗州、徐州、邳州一带势如沸腾。四月初八日，督师史公连续三次报告军情紧急。朝廷下旨说：『上游紧急就赶赴上游，北兵紧急就抵御北兵。』史可法叹息说：『上游不过是清除君侧的奸臣，原本不敢与朝廷为难；如果北兵到来，国家社稷就危险了，不知道辅臣为什么糊涂到这种地步？』于是写信给马士英，请求选派将领、增添兵力；马士英不听。十九日，朝廷召见大理卿姚思孝、尚宝卿李之椿、御史乔可聘、成友谦，他们共同上言请求防备淮扬；给事中吴希哲也请求先防守淮扬，再防守庐州、凤阳。朝廷有旨谕告马士英，应当控制防御江北，不可撤去江防军队。马士英厉声说：『宁可君臣一起死在敌人手里，也不能接受左良玉的杀害。』他瞪眼大喊，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杀！皇帝愤懑地回到宫中。吴希哲叹息说：『贾似道已经放弃淮扬了，我们这些人死后连安葬的地方都没有！』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阁部史公，以及同监军春坊中允卫胤文、庶吉士英尔埙、中书舍人何刚、扬州兵备道马鸣騄，还有在籍户部侍郎张伯鲸，都死于此难。五月，东兵渡过长江。十二日，皇帝出逃，驻扎在太平府城外。十三日，到达芜湖，总兵黄斌卿逃走，皇帝登上中军翁之琪的船，准备前往浙江，但没有成行。豫王进入金陵，礼部尚书钱谦益、忻城公赵之龙迎接投降，刘良佐叛变，在芜湖追赶皇帝。十五日，刘良佐追上皇帝，并召黄得功前来；黄得功不服从。刘良佐埋伏弩箭射中黄得功的喉咙，黄得功伤势很重，拔刀自刎。刘良佐挟持皇帝离去，翁之琪投水而死。闯贼向南逃到辰州，准备与张献忠会合；张献忠进入四川，于是闯贼留下驻扎在郧阳。川湖总督何腾蛟进攻他，他亲自在罗公山扎营，粮食吃尽后更加忧愁，亲自带着十多个骑兵到村落中抢掠，村民用锄头将他们全部打死，却不知道其中有李自成。村民割下他的首级献给何腾蛟，检验发现左侧头颅有箭镞造成的伤口，这才知道是李自成。原来左帅非常害怕李自成，却不知道李自成已经战败并向南逃走了。南都听说左帅到了九江，也不知道他是为了躲避李自成。整个朝廷都疑惑害怕，实在是被黄澍的一纸檄文误导了。高中丞斗枢当时在郧阳，是所听所见最为确实的人；他亲口对我说，事情确实如此。南都覆亡，罪责在黄澍，无法逃脱。南都三疑案 洛阳陷落后，福王常洵被闯贼制成肉醢，宫中眷属四处逃散。世子由崧得到一名护卫军带领，渡过黄河，寄居在太康伯张皇亲的府第中，没有人认识他。甲申年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把他送到凤阳总督马士英那里，于是与四镇共同拥立他为弘光帝。登基后，太后也从河北来到；皇帝不出宫迎接，群臣把凤舆抬到内殿下面，放下车舆，皇帝扶着太后走到殿角，秘密交谈了很久，群臣拱手站立等候，听不到其中内容。过了半晌，皇帝才下拜痛哭，众人都疑惑猜测。大理卿乔圣任先生当时在朝班中亲眼看见这件事，曾当面告诉我：『有人说，皇帝其实不是真正的世子，福藩有一个相貌相似的审理官，于是冒充世子；说这话时还告诫我不要泄露，愿意与我一同享受富贵。』他又说：『入宫以后，他和皇帝同寝同起。』事情的真伪无法知道；只是他来时皇帝既不迎接，过了一会儿才下拜哭泣，而皇帝出逃时又没有同行，自己前往芜湖投奔靖国公。太后与马士英一起到了浙江，那么这件事就更加令人惊骇了，这是第一桩疑案。

译甲申年十二月，鸿胪寺卿高梦箕的仆人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个幼童，便带着他同行。傍晚解开他的里衣，发现里面绣着灿然的龙纹。穆虎惊讶地询问，幼童说：『我是王子，又改称太子。』穆虎把这件事告诉高梦箕，高梦箕起初还犹疑。每当谈到先帝、先后，幼童就放声大哭。又问他闯贼进入宫中时喊了什么，他便故意作出羞惭怨恨的样子，说：『我的儿子。』高梦箕详细询问宫中的事情，幼童都能回答，使高梦箕无法辨别，才相信了他。高梦箕想上疏报告，又担心先帝的血脉出现后，自己将免不了祸患，便秘密把幼童送到杭州的宅第。幼童到那里后更加骄横，每次喝醉就狂呼乱叫。高梦箕的侄子高成无法制止，写信告知高梦箕。高梦箕害怕了，命人把幼童载往金华、浦江，但外面的人已经议论纷纷。不得已，乙酉年正月上疏报告。皇帝立即派内臣冯朝进追回幼童，又从绍兴命府部九卿、科道以及从前东宫讲读等官员辨认。当时中允刘正宗、司业李景廉都说，太子的眉毛长过眼睛；而北方使者左公懋的奏疏送到，抄录的北方告示中说：『北方也有一个太子到了嘉定伯家，掩面哭泣，长公主不认识他。』周奎入宫奏报后，皇帝命侍书朱国诏等人，以及曾经为太子医治癣病的内官辨认，他们都认为不是太子。等见到袁贵妃时，贵妃说：『太子有四颗虎牙，牙根很黑；脚下还有一颗痣，如今这个人没有这些，所以不是太子。』于是将他发交刑部审讯，命他的父兄出面认领；到这时查验，没有一项符合。接着拿宫中的图样询问他讲读时在什么地方，他指着端敬殿说是文华殿。又问讲读完毕后写的是什么字，他却把《孝经》说成了诗句。再问讲读案上有什么东西，他说：『不知道。』即使是刘正宗、李景廉，也不能辨认他。过了一会儿，给事中戴英到场，询问先帝曾亲自审问吴昌时时，带太子到中左门，问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又问嘉定伯姓什么、叫什么，他都不能回答。不久，总宪李沾带着数人登上台阶，这个人才跪在地上乞求怜悯。他自己说：『我是驸马王昺的孙子王之明，不是太子，是穆虎教我这样说的。』再次审讯时，搜查穆虎的衣服，搜出高梦箕侄子高成的家书，信中有二月、三月前往闽地、楚地的话。审讯时都由御史孙振主持。高梦箕等人到案后，众人都用好话诱导王之明，给穆虎施加严刑；至于信中所说前往闽地、楚地究竟想做什么，他们都至死不肯承认。高梦箕曾替史阁部购买硝黄，想把史可法一同陷害；高梦箕没有涉及此事，只是口头辱骂王之明，仰天叹息说：『我是被无赖小子愚弄了，但这一念痴心忠诚，天地可以作证！』 第四次审讯王之明时，高成从杭州解送到案，又严刑审问信中所说前往闽地、楚地的话。高梦箕只请求处死自己，孙振等人却坚持认为闽、楚之语非常重要。大理卿葛寅亮私下说：『诸位估量一下朝廷的力量，能够公开宣告左良玉、郑芝龙的罪行，并掌握他们的生死吗？如果他们供认了，容忍下去就无法依法处理，继续追查又会激起变乱。』孙振这才醒悟，把这番话告诉马士英，便不再追究。原来太子是假的，人人都知道；但各藩镇如黄得功、左良玉却屡次上疏为他申辩，认定他是真太子。有人说，蓟国公吴三桂秘密把他送给史可法，史可法又转送到兴善寺；有人说，皇帝派内监卢九德、韩缵周去见他时，他就叩头，只有马士英前去查看后认为是假的；又有人说，从前的讲读官方拱干发出叹息声，几乎因此获罪，所以人们后来不敢再说。可是史公实际上没有这件事，马士英则是与诸臣一同查看，并非只有他一人查看；至于方拱干，马士英从苏州召他来辨验，他也没有因为叹息而获罪。虽然朝廷多次把审讯记录抄送给各藩镇，众人始终没有完全释疑。黄澍借左良玉的名义发布檄文讨伐马士英、阮大铖，为太子申冤。到五月间，清豫王进入南都，便询问崇祯太子在哪里。于是召王之明来与自己同坐，指着他对投降的臣子说：『这是真太子。』 当时人们说，王之明来到南方，是北方延请他来搅乱、煽动臣民的。这也是一桩疑案。乙酉年三月，童氏从河南来到，声称自己是皇帝的元妃。刘良佐命妻子前往迎接，询问她事情的始末。童氏说：『我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替我册封的是曹内监。当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氏生了儿子玉哥，后来遭逢寇乱，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在十四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金哥，在他背上咬了一处作为记号，如今住在宁家庄。』她说得十分确凿，刘良佐的妻子相信了，像拜见太后一样跪拜她；刘良佐平素害怕妻子，也认为她是真的。童氏听后更加骄横，经过各州县时，官府供应稍有简略，就辱骂官员，把桌子掀翻在地。有时有人在道路旁迎候，只露半张脸，大声说：『免礼！』听到的人又惊又笑。到了京城，皇帝认为她是冒充的，命令送往镇抚司审讯。她起初还说自己是真的，等到刑讯拷打后，才说自己是周王妃，是误听周王被称为皇帝，所以错认了身份。然而锦衣卫指挥冯可宗呈上童氏在狱中供述的福藩宫中事情，详细说了数百句话，并非全都渺无根据；她又对天哭泣发誓，咒骂皇帝负心，言辞十分激烈。何况不在宫禁之中审问，却在诏狱里拷打，这尤其不合体制；人们因此更加疑惑猜测，这又是一桩疑案。蠡城监国 弘光元年乙酉，夏四月，镇守河南总兵许定国在睢州杀死高杰，向北方投降，充当向导，带领北兵南下。二十五日，北兵于是屠杀扬州。京口水师都督鸿逵、郑彩，与同监军佥都御史杨文骢望见风声不对，先行逃走。五月初九日，北兵从瓜步渡过长江，直抵丹阳。弘光帝在十二日打开通济门出逃，前往靖国公黄得功的军营。马士英护送圣母，从溧水县前往浙江。当时共同防守上游的总督朱大典、诚国公刘孔昭、镇东伯方国安以及江防尚书阮大铖等人，各自率兵逃窜。四安、广德一带焚烧抢劫十分惨烈。而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忻成公赵芝龙在十三日奉迎伪太子，迎接豫王投降。又发布告示，从洪武门开始直到通济门、太平门、皇城一带，以河为界，安置满兵。刘良佐也叛变，奉豫王命令在芜湖追赶皇帝。十五日追上皇帝，黄得功中箭自刎。部下总兵田雄、马得功等人把皇帝献出以求功劳；御船中军翁之琪投水而死。二十五日皇帝到达金陵，戴着僧帽，穿着蓝布箭衣，住在西华门的工场。这一天，豫王设宴，伪太子坐在上席，让皇帝坐在下席，数说皇帝宠信任用奸臣、酗酒、荒淫等罪过。江南、江北前来递交投降文书的人接连不断。当时都督黄蜚驻扎在太湖，总兵吴志葵、鲁蕴玙驻扎在吴淞；豫王在二十七日命贝勒统领军队前往浙江进剿。

译此前，方国安、马士英的各营从安吉州来到余杭，省城受到惊扰，百姓拿着柴薪，准备焚烧织造监孙元德的宅第，因为孙元德主持接纳北兵。越城原任佥事王思任上书给马士英，责备他误国，说不如盛一盂清水，自己■〈勿页〉以谢天下，天下的忠臣义士或许还会谅解他没有别的罪过；如果还要在湖上逍遥、在烟霞中潦倒，重蹈贾似道的覆辙，千百年来的笑骂已经冷酷无情。再不然，就像伯噽渡过长江一样，我们越地是报仇雪耻的国家，不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我的职责是先到胥涛那里，祈求驾着素车白马来拒绝阁下。人们争相传诵这篇话。五月二十四日，圣母抵达杭州，巡抚都御史张秉贞、巡按御史何纶、霍达、周元泰等入朝拜见，迎接她进入守备府暂住。懿旨任命苏松巡抚张鸿翔为兵部尚书、总督直浙，任命陈洪范为全浙总兵。陈洪范原先镇守蛟川，奉使命到燕地输诚，被放回作为反间，遇人便劝降，因此有『活秦桧』之名。六月初七日，文武官员以及省城士民朝见太后，请求由潞王监国。太后批准，并下旨谕告潞王：『你是皇帝的亲叔父，在诸藩王中最为贤能。从前宣庙东征时，襄王、郑王监国，祖宗的成法都在；现在可以尊奉实行。』 潞王再三推辞，到初八日才监国。各官员入朝祝贺。王令任命本府长史为监国御史，前往方营，命令发兵分别驻守千秋岭、独松关、四安镇等地。又任命嘉湖道吴克孝为巡抚，翰林简讨屠象美兼任兵科，监督阁部军队前往苏州，与总兵王之仁共同阻截敌军。又命御马监太监李国辅、司礼监太监高起潜扼守平望。贝勒的檄牌送到省城，安抚使秉贞与洪范首先提出投降的意见。王令召集各官当面议事，楚新安王华堞愤怒争辩了很久，仍不听从；他摘下冠带扔在地上离去。方国安撕碎按抚牌，率军渡江，官民纷纷逃散。十一日，王令参谋中书顾明彪兼任兵科，前往迎接贝勒；十三日抵达北关，从万松岭进兵。潞王命秉贞造册，与洪范一起送上降表。贝勒抵达省城，与潞王相见，按宾主之礼叙礼；各府接连交出印信、册籍，献牛酒慰劳军队的人络绎不绝，传达命令召见士绅穿着官袍入朝。行人陆培、原光泽县令王道焜都投环自尽。钱塘县令顾咸不屈而死，士民凑钱为他收殓。又征聘原辅臣钱士升、方逢年、高弘图、冢宰商周祚、徐石麒、宗伯姜逢元、总宪刘宗周、中丞祁彪佳、大理卿章宸、府丞金兰。高公、刘公绝食而死；徐公撕裂绢帛自尽；祁公沉入荷花池；章公出走隐遁；方公避居姚江；其余的人都归顺了。当时周王住在萧山，惠王住在会稽，崇王住在钱塘，鲁王住在临海。贝勒派骑兵送信，以貂皮等物作为礼物，邀请各王相见。鲁王因为道路稍远，借口有病没有前往。周王、惠王渡江，与崇王一起赴召，不久被送往南京，后来与弘光帝、潞王一同被带到北方。鲁王名讳以海，是孝王的第八子。癸未年，兖城被攻破，先王与世子都为国殉难。弘光年间，南方拥立以海承袭王爵，他寄居上台。当时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驻守东阳，分守宁绍道于颕驻守吼山，暗中招募军队，谋求复兴。方国安驻军诸暨，朱大典驻军金华，彼此声息相通，等待时机行动。闰六月上旬，颁布剃发令，人们都保护自己的头发，道路上人心汹汹。郡县又奉檄文，征发百姓修整道路、开辟街道作为骑兵驰骋之地，民情更加惊恐不安。余姚原任九江佥事孙嘉绩与户科给事中熊汝霖，因百姓骚动，首先举起义旗，斩杀姚县令王玄如；而越城佥事郑之尹的儿子、诸生郑遵谦，性情放纵不羁，喜欢施舍钱财、结交宾客，马大令权奇、祁文学鸿孙等人从旁劝动了他。

译初十日，他们宰牲歃血结盟，聚集乡里的豪杰，拥立郑遵谦为义兴元帅，击鼓出兵。途中遇到会稽县令彭万里，郑遵谦亲手杀了他，随后进入府衙，斩杀守备张愫，把首级悬挂在藁街。根据民众的意愿，请分守道于颕主持政务，把守城的事务交给郑遵谦，自己率兵防守江防。嵊县诸生裘尚奭也招募乡勇，前往孙嘉绩军中，并写信给我说：义旗纷纷举起，四明怎么能没有一支军队前来相助？当时我隐遁在深山中，于是进入城内，与沈太史廷嘉、葛太史世振、徐侍御殿臣聚集商议。我们认为谢太仆饶资财充足，过去曾任山左监军，又亲身经历过军旅，适合奉他为主，于是一起去恳请他。他坚决不答应，说：‘形势就像用重物压鸡蛋，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怕死吗？’我们再三强求，他仍然严厉拒绝。恰逢钱员外肃乐从东湖到来，特意拜访我，言辞气概慷慨激昂，于是大家推举他主持盟约。他连声答应，随即发布檄文。第二天在城隍神祠开会，全城士民竖起旗帜、敲响铜锣，鼓噪声震动大地。我直率地说：‘为什么不奉钱公为主？’于是大家簇拥着钱肃乐到察院行台，众人排列跪拜，推举拥戴他，向众人宣誓并订立约束；又秘密商议把联络蛟关作为第一步策略，钱肃乐点头同意。当夜派贡生华夏、王家勤，把起兵的缘由告知他们。当时王之仁已经前往省城缴纳印信和敕书，命令仍旧镇守定海。到了这时，旗帜鲜明地改弦更张，约郡中士绅在双司署会面，谢太仆也到了。王之仁说：‘军队的事情由我负责，但是军队出动需要粮饷，诸位幸好推举一人负责财计，不要让钱粮数目出现缺额。’他把这件事交给谢肃乐。我们这些人于是因为先前曾劝钱肃乐主持盟约，改为请求他管理粮饷；谢肃乐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坚决推辞，事情长久不能决定。王之仁忽然瞪眼挥臂，把刀推向谢肃乐，说：‘你昨天让我统率军队去剿灭创议之人，今天又想阻挠军机吗？’他把书信交给众人仔细观看，谢肃乐上前伸手抢取，王之仁急忙把它收入袖中，几乎要与他拼命。我们拉住王之仁的手，他才勉强同意管理粮饷的提议。于是大家一同到球场举行禡祭，祭告神灵，推举主帅登坛。王之仁命人把孔别驾闻语、刘经历端起捆来，准备以他们的血祭鼓。钱肃乐极力阻止，王之仁才赦免他们的死罪，拘押起来，等候他们输送粮饷赎罪。当时石浦参将张名振也聚集军队一同到来，慈水御史沈宸荃与县令王玉藻一起组织乡勇协助。洋游总兵吴凯也从海上来到台州。于是台州士绅、原靖江县令陈函辉、佥事柯夏卿，在闰月十五日奉鲁藩檄文传告远近，共同谋求复兴；任命寄居当地的户部侍郎宋之普为大学士，晋升陈函辉为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柯夏卿为兵部侍郎；任命藩府的亲近宾客谷文光为通政，王妃的兄长张国俊为锦衣卫官，李国辅掌管笔札并任司礼监官。至于以孝廉身份从王起兵的人，翁明英、金维宁、陆符、张煌言、姚宗昌，以及罗名选、官生冯恺章等人，都被钦赐进士，署理行人、部曹等职务。张国维、朱大典和原辅臣方逢年一同上疏迎接鲁王，命陈函辉、谷文光留守上台。七月，鲁王从台州来到蠡城，把守道署作为行宫。各官奉上表章劝进，鲁王于是即监国之位，悲痛地怀念先世仇恨，眼泪流满面，臣民无不感动。任命方逢年为首辅，专门负责票拟。任命张国维、朱大典为东阁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督师。封方国安为镇东侯，王之仁为武宁侯，郑遵谦为义兴伯；晋升孙嘉绩、熊汝霖为兵部尚书，兼任副都御史；章正宸、于颕为兵部侍郎，兼任佥都御史；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风劦〉都任佥都御史。以江为界驻军防守，分段布置哨防，连接舟船巡哨，昼夜巡逻，梆子声彼此相闻。在朝廷设置六曹，任命朱兆柏为吏部尚书，李白春为户部尚书，余煌为礼部尚书，兼管枢密政务。任命李之椿为左都御史，王思任为侍读学士。我已经充任兵部官职，于是任命庄元辰掌管吏科，陈相才掌管户科，王玉藻掌管礼科，来集之、祁熊隹、邵秉节任兵科官；何弘仁、沈履祥、翁明英、刘明孝、陈潜夫、徐殿臣、何纶、李挺、刘襄、王绍美、李长祥、朱常淁、任孔当、沈彩、庄恒等任各道御史；张文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姜垓、杨鹏翼、陶履卓、孙荣旭任四司主政；秦祖襄任礼部仪制郎中；举人马晋允任兵部职方郎中；邵之谵任户部理饷郎中。各省渡海而来的人中，任命聂慎行为大理卿，荆本彻为佥都御史，曹广为太仆少卿，沈泓为翰林编修，包尔庚、孙鼎都任给事中，顾朱、谭贞良、李大年都任御史。三吴地区联合义寨，遥相声援；秘密上奏表示归附的人，吴易、陈子龙、张采等都被授予副都御史。方相国又上疏陈述协助赞襄的功劳，因而我以及庄元宸、来集之、王玉藻、邵秉节，各加授太常寺少卿，仍旧管理科务。原辅臣宋之普企图入内值班，两次上疏请求，皇帝还下达了温和的诏谕；我与吏部官员庄君一起弹劾他。奉王令说，宋之普在家奉养母亲，原本没有谋求再次被召用，不必苛责。宋之普从此便止步不前了。初冬，晋封方国安为荆国公，王之仁为兴国公。又封张鹏翼为永丰伯，吴凯为开远伯，方元科为威远伯，方任龙为靖南伯，俞玉为定南伯，陈谦为镇威伯，陈可立为平南伯，张世凤为永京伯，王鸣谦为镇夷伯。授张名振定西将军印，姚志卓平原将军印，裘尚奭宣义将军印，潘茂斌镇江将军印，陈万良平夷将军印，李士琏开原将军印。又任命都督张慎为锦衣卫指挥使，都督张国俊统辖禁军，黄明辅提督东司房官旗办事，王之任提督九门禁捕，忠卫将军杨汝庆、勇卫将军池凤鸣任都督同知，统率护卫监国的军队。又命兵科王玉藻、御史任孔当巡视京营。刘愚、涂文辅、客光先协助管理司礼监。十二月，监国驾临西兴，面对江水举行酾酒祭奠，分路进剿，各营都扬帆前进，唯独王之仁观望不前，停船在江中，不敢登岸，以致各军深入后无功而返。

译丙戌年，又任命田仰、陈盟、柯夏卿、谢三宾一同进入内阁处理政务。晋升孙嘉绩、熊汝霖、章正宸为阁部；章正宸推辞不接受。李之椿上疏请求西征，加授大学士衔；任李白春代理冢宰，王梦锡任司农。仲春，辽将张国柱渡海到蛟关，沿途焚烧劫掠，直抵姚江，人心十分危急；而江边粮饷匮乏、士兵饥饿，众人都没有坚守的意志。贝勒抵达钱塘后说：‘这不过是条涧水罢了，怎么能称作江？’于是分兵五路：一路从闸口，一路从西兴，一路从观音堂，一路从余家埠，一路从山舋；连接战船、编扎木筏，运输火炮，隔江连续开火，摧毁方营的厨房和炉灶。又挖掘天开河的旧河道，放船进入江中；姜家嘴、吴家■〈氵义〉、牛头湾、翁家埠、岩门等处，秘密修筑了许多营垒，皮帐相望，风声鹤唳，令人震惊。五月十五日以后，方国安的军队一下子瓦解，于是王之仁从鳖子门出海。孙、熊、钱、沈各营以及郑遵谦随后出发，江面上连一块木板、一叶帆船都没有了，东边的军队竟然骑马渡江。监国先命靖夷将军毛有伦护送宫眷和世子前往上台，毛有伦改道前往蛟关，被张国柱俘获，前往省城投降。监国率骑兵于二十五日抵达宁海。我，司马余煌，打开九座城门，让士民出城躲避兵乱，然后从容整理衣冠，自己到东渡桥投降。太仆陈夫与妻妾手挽手投河。御史何弘仁、沈彩自缢。章正宸穿上僧衣出家，于颕、黄冠则出外隐居。田雄奉贝勒命令直抵台州，谷文光迎接投降。学士陈函辉、侍御史翁明英都自缢而死。侍郎沈履祥不剃发，被杀害。监国抵达新河所时，侯文光一同出发，司礼监李国辅上奏说：‘文光反复无常，难以信任，不如登船防备他。’监国依言催促船艇前进，文光果然引领田雄的军队急追，监国才勉强得以逃脱。出洋督师熊汝霖驾着海船赶到，于是护送监国前往福唐、鹭门。孙嘉绩军队抵达翁洲时，孙嘉绩背上生疽而死，停柩于芦花岙。监国抵达鹭门，任命熊汝霖为首辅，钱肃乐为司马，封郑彩为建国公。丁亥年秋，船停泊在琅江，熊汝霖全家被郑彩沉入海中。晋升钱肃乐与马思理为大学士，参与机密政务。沈宸荃掌管枢密大权，汤芬任总督。漳州、泉州守巡道彭遇颽、于华玉都恢复原职，闽中各郡县大多恢复，只有福州省城由布政使周亮工守卫，始终未能攻克。汀州、邵武的群盗一同起兵，占据延平、建宁，拥立德化王慈烨为统帅，盘踞将军寨，攻破大田、尤溪，进攻顺昌、将乐，使福建的驿路受阻。戊子年冬，北方军队再次进入福建，攻破建宁并屠城。德化王被俘。督师刘中藻守卫福宁州，援军断绝后服毒而死。钱肃乐操劳过度，因病呕血而死。沈宸荃把船停靠在南日山，一夜之间飓风骤起，船缆断裂，他与将士全都覆没于海中。北方军队抵达漳州，郑军逃入粤岛，彭遇颽、于华玉又投降，随后被杀。己丑年，监国与阮进再次扬帆进入浙江。当时黄斌卿承袭隆封肃虏伯爵位，占据舟山；定西侯张名振占据石浦；平西将军王朝先占据鹿径窦；三方各不统属。张名振、王朝先听说监国到来，派使者前来迎接。有人劝黄斌卿出兵阻拦拒绝，黄斌卿没有听从，亲自前往迎驾。他登船刚行下拜礼，阮进便从旁将他斩杀，并吞并了他的军队。任命张肯堂为大学士，朱永佑为冢宰，吴钟峦为宗伯，李向中为兵部侍郎；张煌言以翰林学士身份管理枢密政务。他用计杀死王朝先，并吞并其军队。张名振死后，他又代为统率张名振的军队。贡生董志宁渡海随从监国，被授为吏科给事中。辛卯年七月，北方军队从宁波出海进剿，以副将常进功为先锋。阮进接战，双方互有胜负。天上忽然起了大雾，面对面也互相看不见，军队抵达城下，城中人竟无人知晓。监国仓皇与阮进、张煌言扬帆出海，仍然前往闽海。张肯堂、吴钟峦和董志宁都战死。朱永佑、李向中不屈，被杀害。士民全都遭到屠杀，妇女上吊、投井的不可胜数。没有立即死亡的人，也都被掳走。丙申年春，沿海百姓全部被迁入内地，翁洲又遭受迁徙流离之苦。监国于辛丑年死在台湾，生有世子二人。长子郑成功把女儿嫁给他；郑成功娶董进士扬先的女儿为继妻，没有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嫁妆十分丰厚，世子因此居住在台湾，逐渐积累财富。癸亥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攻破澎湖，刘国轩投降并充当向导，直逼台湾。冯锡范挟持郑锦的儿子郑克塽投降，台湾被设置为郡县。又把第二世子以及郑王、益王、淮王、汝王等九人送到福州，与郑克塽一同押送到燕地，听说准备把各王安置在京城附近。王之仁侵夺义军的粮饷，导致江边的军队溃散。

译王之仁，是锦衣卫籍贯出身的人，是司礼监王之俊的弟弟。弘光年间来到南方，攀附马士英、阮大铖，担任蛟关总镇，开发金塘、大榭等山，屯积粮食，专门谋求利益、扩充产业。北方骑兵南侵时，他已经渡江缴纳印信和敕书，命令仍然镇守定海。恰逢姚、绍两地军队起兵，他没有道路抵达省城，于是改变主意，愿意统率军队阻截敌军。阁部玉笥张公划江分守，命王之仁驻防西兴；王之仁于是让长子崇谦训练乡勇，开辟并镇守郡城。第四子鸣谦留守蛟关。三个据点都建成后，他放纵骄横，逐渐不再遵守朝廷约束。我请求在江上分别设置文、武两位大帅：文帅由阁部张公担任，凡是随军的文臣都隶属他；武帅由镇东侯方国安担任，凡是随军的武臣都隶属他。原已奉旨批准，因此王之仁被封为武宁侯，不便接受镇东侯的节制，这项安排于是废止。冬季将尽，监国在萧山巡视军队，分路进兵。张阁部从长河渡江，驻营六和塔；镇东侯从潭头渡江，到富阳扼守上游；中丞于颕、姚镇志卓从虎瓜山渡江，直逼西溪；孙、熊、章、钱、沈各支义军从龙王堂分头渡江，驻营在天开河一带。义兴从小亹渡过长江，进攻海昌。各部的分派已经确定，大家都在当天扬帆前进，唯独王之仁把船停在江流中间，迟疑观望，不敢靠岸。原来西兴正对着草桥门，是正面进攻的军队；如果王之仁奋勇当先，与敌交锋鏖战，而各军有的从上游抄击，有的从下游进攻，再以奇兵出其不意，便能使敌军首尾受牵制、腹背受敌。然而王之仁犹豫不决，坐看成败，致使各军深入后无功而返。从此军队锐气消沉，逐渐产生携贰之心。到丙戌年春，王之仁命鸣谦派遣几名枭弁，分别驻守宁郡五邑催办守军供给；凡是钱粮，不论上供还是兵饷，一丝一毫都解送给武宁藩，以致钱、沈诸公的军队连一天的饱饭也吃不上。又派人到姚江，把那里困乏的赋税全部搜刮来。熊、孙两公的军队只能束手等死。江边形势危急，于是形成了瓦解的局面，这都是王之仁侵夺义军粮饷、贪婪凶暴造成的祸害。何况鸣谦是纨绔子弟，乳臭未干，完全没有深谋远虑，只顾眼前；凡是败退后从北方乘船渡海来的人，全都收为自己的羽翼。有个辽将叫张国柱，悖乱骄横，自以为是，鸣谦反而受他控制，被他笼络。王之仁更加顾虑内部，无心统御，北兵尚未渡江，已经因风声鹤唳而惊慌；想到蛟关不能前往，便从鳖子门出海，想要到达翁洲，但黄斌卿从闽地受封后，自据扶余为王，不容他立足。南田、石浦又被定西侯张名振占据。两个强者不能同时栖身，王之仁在海上徘徊，想停泊也没有地方。丁亥年春，王之仁于是把家属沉入海中，亲自驾着小艇到达漴关；他身穿蟒玉服饰，乘坐舆车，自称前朝大帅，不肯葬身鱼腹，请求赐给他一把剑。洪院令到了金陵，替他代为上疏题请，朝廷命令立即在那里依法处死他。人们称赞他忠义，却不知道他已经无计可施，只是又盗取忠义之名来欺骗后世。他流毒酿成祸害，死也不足以抵偿罪行；我亲眼见到的最为真实，姑且把他的情况叙述如下。江东的老人至今还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并不是妄言。阮大铖代为起草，借方国安、王之仁的名义上疏，请求铲除东林余党。乙酉年冬天，我在蠡城，每天同江上的诸位君子——玉筒张公、梧庵章公、雨殷熊公、瀛长于公、希声钱公、彤庵沈公，以及我的老师硕肤孙先生——商议军政机宜。凡是陈述得不完备的事情，就让我当面奏报，再与政府共同妥善商议。在朝廷中的同道，如大宗伯管中枢武贞余公、总宪徂徕李公、吏垣庄君汉晓、兵垣来君元成、王君螺山、侍御何君书台、沈君视庵、翁君坦人、铨部张君湛生、姜君如须等，也共同维护清正的舆论，把练兵和筹措军饷作为第一要务。每次聚集在新亭，都悲伤流泪；私下相互发誓说，我们这些人的一腔热血，不知道最终要洒在什么地方，哪里还顾得上自身和家室呢？可是赤乌、黑狐之类，善恶混杂，仍然沿袭金陵的陋习，卖官鬻爵，营私骗钱。我同庄汉晓、王螺山两位给练，愤恨填胸，首先弹劾宋之普，使他离开朝廷，希望借此使宰辅职位清明一些。而马、阮盘踞在营中，每天谋划入朝任职，我又上疏详细陈述元凶误国之罪，并且想到他们还要葬送残存的山河。听说闽中已经拟定判决文书，两浙不是逃亡者藏身的地方。怎么可以容许他们逃脱，请下令镇东侯迅速驱逐他们，等等。两个奸臣恨我入骨。营田一事仰仗入阁，与遂安相国一同票拟办理。又起用逆案中的张文郁任司空，留守上台；任陈尔翼为副宪，主持苍婺开矿。又嘱咐大珰涂文辅、客光先起用陈盟进入纶扉执掌政务，我更加愤怒。于是上疏极力争辩，说殿下笼兴，远近都在拭目以待，只因误用了一个宋之普，竟使流寓在外的正人君子携手进入闽地。如今又传闻要任用张文郁、陈尔翼、陈盟等人，他们或许另有途径，或许另有权宜安排，我不敢深入评论。只是这三位大臣，早先依附逆珰，舆论都鄙弃他们；现在一个留守上台，一个被题荐去开矿，却还给予散秩。只有陈盟接到催促他前来供职的旨意。在如今贤臣满朝的时候，忽然让豺狼当道，恐怕远近听闻后会灰心丧气、裹足不前。群奸对我侧目而视，对我的怨恨更加刻骨。姚江的户科、兵科两名给事中，以及职方、理饷两司的官员，天天肆意贪婪，操持朝政，还怨恨我们这些人以正直的言论规劝他们。凡是镇中武官请求恩典而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他们都把责任归咎于我们阻挠，散布蛊惑人心的流言，激怒那些武官，准备寻找机会加害我们。于是诸位君子都惴惴不安，设法请求离开。汉晓联络蛟关，螺山催办慈水的军饷，元成监军长河，视庵督办朱宁靖，而我也因为孙老师上疏请求，负责监督西征；又因奉敕、申敕各营，事情办完后复命，却被首辅方公当面奏请，说省中缺少官员，应当留下科臣继续掌管封驳，奉令旨让鸿胪寺传谕，照旧任职。我听到命令后惶恐不安，两次上疏申诉请求辞职都没有获准，想到自己成了众人肘击的目标，更加不知道死后将归于何处。

译过了数日，方国安、王之仁联名上疏果然送到，原来是阮大铖代为起草的。上疏说：『臣是粗直的武人，不如文臣机巧，只记得古语说：“权臣在内，没有大将能够在外建立功业。”』又说：『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朝廷中的朋党困难。如今东林门户假借公义谋求私利，言语清高而行为污浊，把我们这些武职视作奴隶和草芥，欺凌践踏到了极点。即使在威庙时，王朴、倪宠、柴时华等一批战将，也被他们一个个曲意杀害，如同宰杀鹅猪。文臣中如传宗龙、陈新甲，老成而懂兵法，只因他们不肯依附东林，便有人把他们陷入绝境，或在西市杀害，使他们含冤抱愤，死不瞑目；而朋党之人却洋洋得意，今天说某人是君子，明天说某人是小人，撤除边兵、制造纸钞、搜括富室、破坏和约，以致闯贼军队入境，竟能轻易取胜。到了南都初立，还不到一年，祸心更加炽盛，旧有的错误道路丝毫没有改变。袁继咸、黄澍唆使左梦庚在上游自称叛乱，史可法、吴尔埙挑动许定国在江北叛变，兵力被两面牵制，内部的祸乱又起。钱谦益带头，同范景文、郑三俊过去所豢养的走狗赵之龙一起开门迎敌。上天在上，臣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实录。』 祖宗经过百战取得的江山，被东林阁老、东林部院、东林吏部和科道官一手葬送了，没想到还留有残余的奸党余孽，竟然兴风作浪、张旗号召，如林某、姜垓、何弘仁、翁明英、刘明孝等人，以及那个冲击边境后推说有病、携带贿赂逃回、兄弟聚麀、公然嫖院，并且在诏狱追赃、漏罪弹劾的墨迹还没有干的孙嘉绩，都在谋划进入内阁，参与掌理朝廷的谋算。臣与武宁侯王之仁承受皇恩深重，军国大事的重担在身，怎么能眼看着有限的国家疆土一次、两次、三次落入奸党手中呢？』 这道奏疏专门针对我和孙师硕肤而发，同时牵连姜、何、翁、刘四位君子。所谓冲击边境后推说有病、携带贿赂逃回，指的是孙中丞鲁山；所谓兄弟聚麀、公然嫖院，指的是姜黄门卿墅。票拟旨意交给方相国办理，他两次出面调停。读这道奏疏，逐条指出祸乱根源，都归罪于门户党争。诸臣结党攻击异己，实在令人长叹。先生惩前毖后、防微杜渐，为国苦心，只希望文武同心，将领和官吏奋发，完全不再顾虑，早日奏报荡平。本人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永远铭记佩服。阮大铖愤怒至极，又施展狠毒手段，再借方国安之名上疏，说误国的那些人，衣钵传承和相互勾连的线索，无不偏袒东林。然而他们把祸害遗留给九庙，毒害流布天下，自己觉得无颜见人，于是避讳称东林为复社，以死结盟、以生订交，招引同党。其首领就是林某、姜采、姜垓。臣说到这里，气得头发竖起、眼眶欲裂；江上堵截围剿，有武宁侯臣和镇将负责扼守防卫，臣应当亲自入朝面奏，以清除奸逆。又蒙温旨说：『国运多难，全靠文武同心，消除朋党，共同辅佐王室。希望你们竭力堵截防御，以慰藉我的牵挂，不必因琐碎事情而介怀。』 当时攻击正盛，玄黄之色交替争战，眼看又要出现清流受祸的局面；可是江边突然飞渡，风声鹤唳，局势一下子像冰消瓦解。如今各位君子有的竭尽劳瘁，有的舍身捐躯，满眼都是悲痛，而我还隐藏在山林草莽之中，侥幸保全了头颅。回想当年，悲痛之后又想到悲痛，实在令人惘然。我的老师孙硕肤先生说得好：东林诸公有什么辜负国家的地方？为国殉难的人，如倪师文正公、范质老、李懋老、王尊老、刘念老、徐虞老、祁世老、马素修、金伯玉、徐勿斋、夏彝仲等，哪一个不是当年被指斥为党人的？至于钱谦益等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不是东林。奏疏中像史道老、郑玄老、袁临老等人，不遗余力地彼此排挤。真实的历史流传千秋，任凭他们颠倒黑白；拔舌地狱本来就应当为这类人设置。我和门下诸人首先遭受凶党锋芒，事情传遍天下万世，也足以使我们的声名流芳。真正了解我、爱护我的，没人能比得上这些人。然而从此以后，他们的谋划更加周密，种下的毒害更加深重。不知道该怎样设法解除它；门下诸位不可不替自己打算，也应当替我谋划。死在奸党手里，和死在边疆相比，哪一种更好？如文信国辗转奔走、历经万死，仍希望报仇，直到改朝换代，才用一死表明志向；这样看来，我的余生还在，我们这些人不能不想办法避免这种结局！这封信每一句都是实录，我姑且抽笔记下，留下这一段公案，传信于千秋。思文在闽地即位。南阳的唐藩王，名叫聿键，是太祖的后裔。他的父亲去世后，失去了祖父端王的宠爱；他的两个叔叔谋求夺取嫡位，长期没有得到请立世子的名分。端王去世后，巡道陈奇瑜、郡守王之柱上疏请求，聿键才获得承袭封爵，于是亲手杀了两个叔叔。当时南阳正受到流寇冲击，崇祯八年以后更加严重。王曾经望见烽火照亮天空，对着仆役拍着大腿叹息说：『怎么能郁郁不得志地长久住在这里呢？』当时周王喜欢施行德政，福王每天闭门饮醇酒，崇王信奉佛教，对战守事务一概不过问；而南阳王每天陈列兵力自卫，因而以有才干、勇武著称。然而王任性自用，又不体恤宗族中人的过错，所作所为逐渐传到朝廷。皇上考虑南阳是要害之地，但王的奏书措辞不恭顺，有失藩臣礼节。恰逢都城有紧急情况，王请求率军救援，朝廷不准他出兵，廷臣便借机罗织他的罪行，于是开始下诏废黜他为庶人，禁锢在高墙之内。癸未年冬，路振飞任漕运总督，望见中都一带有帝王之气，便厚意结交南阳王。

译甲申年夏，王因登极恩赦而获释，正赶上金陵失守，京口总兵郑鸿逵、郑彩望见风声便先行逃跑。途中遇到南阳王，便挟持他进入闽地；于是他同安南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原籍在此的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商议，决定拥立他为监国。王性情直率，喜欢读书，亲自起草传檄，洋洋洒洒数千言。郑鸿逵请求正式即皇帝位，否则无法压服众心，也可以杜绝后来者。许多大臣说，监国名分正当，先出关哪怕一尺一寸，随后建立年号也不迟；而学道李长倩上了一道主张急于出关、缓于正位的奏疏，没有得到答复。拥立者企图取得拥戴之功，便把仪式定在闰六月十五日，在福州即皇帝位，将福州改为天兴府，以布政司为行宫，改年号为隆武。这天举行郊天礼，大风震动大地，拔起树木，卷起沙尘；皇帝回驾时，尚宝卿坐在马上没有惊慌起身，玉玺掉落在地，缺损了一个角，人们都认为这是异常征兆。册封郑芝龙、郑鸿逵为侯，不久又晋升郑芝龙为平国公。设置六部、九卿，任命张肯堂为吏部尚书、李长倩为户部尚书、曹学佺为礼部尚书、吴春枝为兵部尚书、郑瑄为工部尚书。任马思理为通政使，郑广英为锦衣都督。把天、建、延、兴划为上游，把汀、邵、漳、泉划为下游，各自设置巡抚、巡按。县升为府，府升为道，道转为内卿；凡是一命以上的官员，都给予宠赐。于是广泛征求年高有才德的人，蒋德璟、黄景昉、黄道周、何楷、陈洪谧、林欲楫、朱继祚、黄鸣俊都任大学士。又起用曹樱、何吾驺、郭维经、叶廷柱、林增志、李光春等人，依次都进入内阁。那些远在外地不能到任的人，如王应熊、姜曰广、刘同升、杨廷麟、刘宗周、路振飞、陈奇瑜等，也列名内阁，达到三十多人。在内阁任职的人也不让他们票拟，一概由皇帝亲自批答；奉旨往往多达数十行，早晨下的命令晚上就改掉，时间一久连先前的旨意也忘了。蒋德璟、黄景昉、林欲楫都竭力辞谢，行人以死相请，他们才到任。把庶吉士改为庶萃士，命苏观生主持此事。苏观生原是王府属官，最受皇帝宠爱。当时朝廷内外文武人才济济，郑芝龙召集廷臣商议战守，确定军队二十万；从僊霞关以外，应当防守的地方有一百七十处，每处驻军多少不等，合计十万。这十万人准备在今冬整训，明年春天出关，一支从浙东出兵，一支从江西出兵；把全闽、两浙、两粤的军饷合计起来，仍然不够。粤西的靖江王听说南都发生变故，起兵响应义军；隆武诏书送到后，他却不服从。巡抚瞿式耜写信给两广总督丁魁楚，让他做好防备；又下檄文命思恩参将陈邦傅防守梧州。有个焦琏，是广西总镇杨国威的旗鼓，瞿式耜把计策告诉焦琏，焦琏便同陈邦傅擒获靖江王以及杨国威、吏科顾奕等人，押送到天兴，在市中一并斩首。因为擒获靖江王有功，封丁魁楚为伯，晋升瞿式耜为少司马。浙东的张国维、朱大典、方逢年、孙嘉绩、陈函辉等人，则奉鲁王为监国，招募子弟兵防守西兴，实际上成为闽地以外的屏障。皇帝派御史郭贞一前往温台，派王景亮前往金衢，各自催促军饷解送而来。又命兵科给事中刘中藻携带诏书宣谕；刘中藻到蠡城后，亲眼看到江边军民的劳苦，没有宣读诏书便返回复命，当面奏报浙东奋勇抗敌的情况，说应当同心恢复，不能彼此冲突。这大大触犯了皇帝的忌讳，刘中藻拂袖而归，于是闽、浙双方变得水火不容。当时群臣请求出关，奏章塞满了公车。皇帝也想亲自到军中，郑芝龙却以军饷匮乏为借口。十月，曾皇后到达，皇帝迎她入宫，这件事才暂时停止。起初皇帝独自南来时，郑鸿逵进献十二名美女；皇后到来后，便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开设织造。皇后性情机警聪敏，通晓书籍；每当皇帝召见大臣商议政事，她总是退到屏风后听取，共同决定进退，皇帝也对她十分敬畏。邵武守吴炆炜、推官朱健，因倡导逃跑获罪；建阳令施■〈火豦〉，因贪婪残酷获罪；二人都被处死。照磨署龙溪县谢泰宗，因贪污被罚八千金，释放回籍。阁部黄道周在江西招募军队，郑芝龙一文钱也不给，皇帝只发给空白批札一百函作为出行凭证。黄道周凭借批札号召，得到几百人，同杨廷麟、万元吉合兵进剿。军队经过新安时战败，他和都御史金声一起被擒送到金陵。黄道周绝食十四天仍未死，不久便同金声一起遇害。中书赖雍、苏继谨等人也一同殉难。司农李长倩因军饷不能接续，忧虑而死。皇帝于是决意亲自出征。丙戌年二月，皇帝驻在建宁；楚抚何腾蛟、江督杨廷麟都上疏迎接皇帝。皇帝想前往江西，郑芝龙坚决请求回到省城，于是皇帝驻跸建津。晋升为司马的吴春枝、大学士留守，却不接受这一安排，仍留驻浦城。六月，吴炳从江右进入关内，命他负责藩辖范围内的秋闱，又任编修刘以修为主考，录取叶瓒等举人一百名，看上去仍是一派太平景象。太子出生，群臣上表祝贺；皇帝借此广施恩典、大赦天下，郑氏家中的奴仆和杂役都获得三代封诰，撰写诏敕、织造诰轴，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军队疲弱，军饷耗尽，上下离心，而满朝大臣仍昏昧不明，继续粉饰太平；国家形势难以支撑，甚至不必等有见识的人也能看出来。

译北方军队平定浙东后进入福建，到达建宁。巡关兵科给事中黄大鹏、御史郑为虹都不屈服，痛骂敌军而被杀害。皇帝决定计划前往赣州。八月启程时，仍然带着十车书籍随行。监军钱邦芑提前清理道路，对各郡县只凭脸色和手势发号施令，恐吓索取钱财。二十四日到达顺昌，听说北方军队已经越过剑津，才仓皇骑马逃奔。随驾的有何吾驺、郭维经、朱继祚，其余人都逃散了。曾后进入一只小船，皇帝回头对随从官员说：“刘宫人怀孕了，要好好保护她。”不久何吾驺和郭维经也离去了。北方军队到达顺昌，搜查龙杠，得到马士英、阮大铖、方国安父子联名请求皇帝出关、愿作内应的奏疏；这时他们已经投降。阮大铖当时正在游山，跳崖自杀，尸体仍被戳刺。马士英等人在延平城下被一同斩首，他们的家属一百多人全都被赏赐给人。北方军队经过延平向东进发，陈谦的儿子率领几名骑兵追赶皇帝。钱阁部肃乐在《闽纪》中记载皇帝亲征之事说：“碧居上人从长乐回来，传说圣驾已经到达赣州。”又说：“皇帝和皇后各自骑马到达一个村庄，追兵逼得很急，突然投奔蒋姓人家。不久追兵赶到，盘问再三，蒋姓人始终没有泄露消息；追兵想要搜捕时，此人召集乡勇与他们交战，追兵大败后才离去，皇帝才得以脱身。” 唉！这个人真是一位义士啊。近来又听说皇帝在大帽山，谈话涉及此事而毫不避讳，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北方军队到达福州，郑芝龙投降，礼部尚书曹学佺自缢，大学士蒋德璟绝食而死。永历元年，才给皇帝上谥号为“思文”。端溪滇桂十六载纪元延统 泰昌元年，在衡州封桂王。桂王是神祖的第五个儿子。崇祯癸未年，献贼侵犯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刘熙祚派兵保护桂王，向南进入西粤，暂时住在苍梧。又把桂王的第二个儿子由榔封为永明王。桂王去世时，永明王还在服丧期间，素有贤能的声誉，众望都归属于他。丙戌年九月，天兴失守，两广总督丁魁楚、粤西巡抚瞿式耜商议拥立监国；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吕大器从福建来，南赣巡抚李永茂因守制回乡，也一同到达端溪。瞿式耜说，永明王贤能，而且是定陵嫡孙，应当拥立。于是议定十月初九日由其监国，十四日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把肇庆府署作为行宫。晋升丁魁楚、吕大器为大学士，吕大器掌管中枢，丁魁楚兼管军事；瞿式耜以东阁大学士兼任少宰，掌管铨选。当时粤东省城的布政使顾元镜，与旧阁臣何吾驺、苏观生，于十一月拥立隆武帝的弟弟聿■〈金粤〉为帝，改年号为绍武。任学道林佳鼎为总督，统兵向肇庆进攻；南海的旧阁臣陈子庄写信给瞿式耜，催促军队向东进发，自己准备作为内应，消灭苏观生。皇帝派兵科给事中彭耀前往，向他们说明按照伦序，监国有先后之分，但苏观生等人不听，杀死了彭耀。于是加授瞿式耜宫保衔，让他代理大司马职务，前往东峡口抵御敌军。十一月十五日，两军列阵交战，一炮击杀林佳鼎；侦察人员误传瞿式耜战败，绍武帝出逃。太后马氏将此事通报各史馆，召来科臣李用楫、台臣程源等当面斥责他们没有坚定意志，并责问他们弃城逃跑的罪状。恰逢瞿式耜的战报送到，众人才知道先前的消息是讹传，群臣伏地认罪，于是奉迎皇帝返回端溪，并派靖江伯严云从护送两宫到桂林。又封太后的弟弟马吉翔为文安侯，皇后的哥哥王维恭为华亭侯。北方宦官王坤从南方进入福建，再到广东，仍然掌管司礼监的笔政。他以内批把户部郎中周鼎瀚提升为给事中，瞿式耜说这不符合祖制。又因吕大器生病免职，以粤督王化澄作为他的副手掌管枢机，并以内批升任大司马。瞿式耜说，王化澄确实是贤能之人，但用斜封墨敕任命官员不可作为制度，众人都不听。晋升李永茂为大学士，掌管经筵；李永茂以守制为由推辞，又推荐陕西平民刘湘客为御史，没有被任用，李永茂当天就解船离去。瞿式耜又上疏说，大臣推荐贤能之人，是新朝的盛事；司礼监却随意在其中取舍，既无法使御史信服，又凭什么安定大臣之心？吏科刘鼒弹劾王坤，皇帝发怒，驱逐刘鼒。御史童琳弹劾总宪周光夏越过次序安排差事、扰乱台省规矩，皇帝命令廷杖，瞿式耜极力营救，才得以免刑。任翰林简讨方以智为中允，将御史刘湘客改任编修，充任经筵讲官。十二月，清军总兵李成栋突然进入广州，命杜永和擒获绍武帝以及周王、益王、辽王，将他们全部杀死；苏观生自缢而死，何吾驺、顾元镜投降。李成栋派兵前往南韶，自己向肇庆进发。二十五日早朝时，听到战报，瞿式耜请求统兵防守峡口，皇帝乘肩舆出城，登上小艇沿西峡而上。丁亥年正月初一，再次到达梧州；梧州守将陆世廉收取五十金作为雇夫费用，军队向北进入府江。丁魁楚逃往岑溪，王化澄逃往浔州，李永茂、晏日曙、太仆田芳都秘密逃到博白县。护卫皇帝的只有司农吴炳、翰林方以智、文选郎吴贞毓、给事中唐针、御史程源、中书吴其靁、洪士彭以及金吾马吉翔等人。李成栋平定肇庆之后，命副将张月克攻取高、雷、廉三郡，随即进入梧州，巡抚曹烨投降。又命副将阎可义进攻琼州。二月，皇帝到达桂林，吴炳、方以智一同担任宰相。瞿式耜从肇庆到达，整肃殿陛守卫，下令加强防御，决定定都桂林。任王锡襄、文安之入阁，周堪赓、郭都贤、刘远生为六卿，金堡、丁时魁为给事中，赵继鼎为御史，何腾蛟为督师；大学士堵胤锡、傅上瑞都任巡抚都御史。丁魁楚在岑溪驻扎一千多兵，设置水陆埋伏，在藤江交战，兵败，被李成栋射死。温江、平乐相继归顺。此时，楚省的武岗州以及长、衡、永、宝四郡还在我方守卫之下。王坤又劝皇帝赶赴楚地。瞿式耜说，半年之内已经三四次迁徙，军心民心都孤疑不安、畏缩拘谨，楚地不能仓促前往，广东也不应轻易放弃；皇帝不听。瞿式耜于是请求自己留下，皇帝便命他留守桂林，各路军队都听从他的节制。方以智忽然抛下妻子儿女入山离去。吴炳、王化澄掌管内阁事务，马吉翔等人随皇帝同行。

译四月，皇帝进入武岗州，任巡道严起恒为大学士。江北、河南的土寨首领曹志建、王朝俊、郝永忠等人前来归附，封曹志建为永国公，其余人都赐予五等爵位。晋封何腾蛟为世袭侯，镇守衡州。任堵胤锡为总督，镇守长沙，声势稍有振作。平乐失守时，北方军队直逼桂林，城中震恐。恰好新兴伯焦琏从全州回来，张弓带兵迎战，稍稍击退了敌军。瞿式耜又上疏请求安国公刘承胤派兵，刘承胤派数千人来援，用西洋炮猛烈轰击，北方军队退去，桂林得以保全。焦琏长期统兵守卫桂林，得到桂林人的拥戴；瞿式耜以国士相待，所以焦琏竭尽全力，凭保卫桂林的功劳，瞿式耜被封为临桂伯，但辞谢不接受。瞿式耜又上疏请求皇帝返回全阳，没有得到答复。八月，孔有德攻破长沙，衡州总兵黄朝选、杨国栋被俘。二十四日，武岗兵败，皇帝踉跄逃出，两宫没有不徒步行走的。吴柄到庆远府，找到两只小艇，载着皇帝和宫中眷属。十一月，到达象州，想要前往南宁，又被乱兵阻挡，于是驻扎在柳州。督师何腾蛟、阁臣严起恒以及刘湘客都到达了。桂南侯郝永忠、宜章伯卢鼎也从楚地赶来。瞿式耜再次上疏说：“柳州是猺、獞杂居之地，不能长久驻扎。”当时何腾蛟与郝永忠、焦琏、卢鼎等人分别驻守各处汛地，马吉翔竭力挽留皇帝的船，于是分派阁臣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吴贞毓从小路护送两宫前往南宁，皇帝才乘船逆流向西而上。十二月，才到达桂林。瞿式耜与严起恒一同担任宰相，君臣上下都闭门躲避兵乱。戊子年二月，有允成、伯霍、允中三人，抢入内宫，在寝被中劫持皇帝，把皇帝安置到城外；又把城中任职的官员捆绑拷打，吃饱喝足后才扬长而去。锦衣卫马吉翔准备了布袍和竹轿，护送皇帝前行。三月，到达南宁，随从的只有严起恒、马吉翔以及司马萧琦等七人。瞿式耜逃往樟木港，刑部侍郎刘远生、给练丁时魁、万六吉以及刘湘客都赶到了。他起草檄文，分成四路发出，催促焦琏的军队入援。瞿式耜在四月初一再次进入桂林，督师何腾蛟从永宁到达，滇镇胡一清和焦琏从平乐到达，率兵从三面抵御敌军，北方军队渡过甘棠离去。何腾蛟在榕江列营，瞿式耜督促勋镇攻取全州，并命巡抚鲁可藻攻下梧州。皇帝在南宁时，太子出生，册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诏书取名为“万喜”。六月，李成栋反正，带着全广东归顺朝廷，派洪天擢、潘曾纬、李绮三人携带奏疏，请求皇帝驻跸端州。当初，李成栋在丁亥年收缴粤东文武官员的印信五十多颗，取走制台印收藏起来。他有一名宠妾猜知他的心意，早晚都在旁边怂恿。李成栋说：“我只是怜惜这些云间的眷属罢了。”宠妾说：“我难道敢独自享受富贵吗？请让我先死在您面前，以成全君子的志向。”于是自刎，李成栋抱着她的尸体哭泣。第二天，他就穿戴好衣冠，带着制台印，写好奏疏迎接皇帝。又有金声桓占据南昌，把表疏藏在佛经的封面中，派朱谋■〈例上土下〉携带奏疏也到了。两粤都纳入版图，瞿式耜再次请求返回桂林。又命简讨蔡之俊、给事中蒙正发出发迎接护送，最终由梧州进入端溪。于是王化澄再次担任宰相，朱天麟从太平请求担任大拜，晏清从田州出来任冢宰，吴贞毓以少宰兼任副宪。先派人到广东，答复并晓谕李成栋。张凤翼以兵科兼任翰林，张佐辰从贵州来掌管选官，庞天寿掌管司礼监，顾之俊也随驾而来。曾经出仕过的人，都说是迎接銮驾；游手白丁则虚称自己原来的官职。六曹九列，人才济济，往来匆忙。八月初一，皇帝到达肇庆，李成栋在百里之外迎接。宫中储存白银一万两，用来赏赐；衣服饰物和器皿也价值万金。政务无论大小，都必须禀报皇帝批准后才能施行，封李成栋为惠国公。李成栋将要向南攻取南雄、向下进入赣州时，当面奏报说：“南雄以下的事务，交给各位大臣负责；廋关以外的事务，由臣一人承担。”于是留下养子元胤留守端州。袁彭年自称清流，原先投降李成栋任学道，后来归顺朝廷，升任左都御史，操弄权力、培植党羽。元胤本姓贾，是中州人。袁彭年看重他的身份，把内外权力都交给他，并称自己为反正功臣。于是，那些先投降后又归顺的人中，曹烨任兵部尚书，耿献忠任工部尚书，洪天擢任吏部侍郎，毛毓祥任通政使，潘曾纬任大理卿，李绮任学道。那些从粤西来的，有王、严、朱三位相公，冢宰晏清、少宰吴贞毓、六科吴其靁、洪士彭、尹三聘、许兆进、张孝起，形成一派。从各路来的，有宗伯吴文瀛、命宪刘湘客、吏科丁时魁、户科蒙正发、礼科李用楫、兵科金堡、文选郎施召征、光禄卿陆世廉、太仆马光、仪曹徐世仪等，形成一派。广东省的太仆卿杨邦翰、翰林陈士杰、验封吴以运、职方唐元楫、给事中李贞、御史高赉明等人又形成一派。各人听到风声便争相奔赴，元胤的门前像集市一样。十月，元胤接受李成栋的秘密谋划，在德庆斩杀清朝总督佟养甲。粤东全省，除非奉李成栋的咨文，大小有司官员都不得擅自任免；桂林、平乐由瞿相国主持政务；庆远、柳州由焦新兴主持政务；浔南、思太由陈庆国主持政务；吏部只能袖手闭门而已。台省官员迎合李成栋的意图，一起攻击陈邦傅。陈邦傅是浙江籍，起初镇守粤西，隆武帝授予他征蛮将军印，永历帝封他为思恩侯，晋爵庆国公；他曾经有投降请示送到广东，因此被李成栋鄙视。到这时，攻击他的人中兵科金堡最为激烈。陈邦傅上疏申辩，请求任命金堡为监军，让他看看自己十万铁骑。阁臣朱天麟票拟圣旨同意，圣旨中有“金堡是什么人，朕也一向不了解”的话。吏科丁时魁说：“金堡弹劾陈邦傅，就让他担任今天的监军；如果他又弹劾郝永忠，假如请求取郝永忠的首级，难道也答应他吗？”于是率领六科官员把印信交还到内阁，进入丹墀，挂冠辞职而出。皇帝正在召见马光，追究他五年前永州遭难时逃入全州的事情，听到外面喧闹，大为惊骇，赐谕给元胤，收回先前的旨意。朱天麟被放回乡里，命令各位大臣照旧供职。袁彭年上疏说：“（无）臣去年带着三千铁骑向西而来，今天君臣又在哪里？” 皇帝拿着他的奏章哭泣诉说，满朝都大为惊骇。己丑年正月，北方军队攻破湘潭。督师何腾蛟被俘后不屈服，因此遇害。

译二月，北方军队攻破信丰，李成栋战死。金声桓占据南昌，昼夜攻打围困，王得仁被杀，金声桓投水而死。警报一时接连传来，逃奔的人相继不断，于是封李成栋的中军杜永和为江宁侯，让他代理两广部院事务。命武陟伯阎可义镇守南韶，以梅关守将杨杰为南雄总兵，新泰伯郝尚久防守潮阳，奉化伯黄应杰守惠州，宣平伯董方策驻守罗定，安乐伯杨大甫防守苍梧。杨大甫放纵军队抢掠，命元胤将他斩杀；改以安定侯马宝代替他。阎可义病死，命宝丰伯罗成耀提督南韶。四月，贼寇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派龚鼎进献南金二千两、马四匹，请求封赐亲王名号。西粤南宁与滇中广南相互接近，孙可望发来檄文，其中有如果不答应就率兵出战等话。陈邦傅非常害怕，命胡执恭伪造诏书，封孙可望为监国秦王。金堡驳斥此事，说秦王不是异姓可以受封的爵号，监国又是最终即帝位的开端，于是决定封孙可望为荆郡王，但孙可望不接受后来这个封号。督师堵胤锡在楚地战败，于是乘船到苍梧，下至崧台，风声鹤唳，人们都没有坚定的意志。严起恒独自担任宰相，却还粉饰太平。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李成栋为宁夏王；皇帝设坛悬挂帛幡，亲自祭奠。除夕，耿尚的军队抵达南雄，杨杰自刎。惠州的黄应杰投降。罗成耀听到消息，放弃韶州逃走。庚寅年正月，皇帝驾船向北行进；金堡争辩劝阻，没有成功。瞿式耜请求留驻的奏疏也送到了，但皇帝已经迁往德庆，抵达梧州了。皇帝以船为家，严起恒亲自把“水殿”二字写在皇帝所乘的船上。元胤不敢向西行进，停船在肇庆。袁彭年前往广东投诚，捧着犒赏军队的银两，哭诉自己前年投降清朝并非本心，耿尚挥手把他赶了出去。二月，将太常卿、吏科都给事中丁时魁，兵科左给事中蒙正发，工科左给事中金堡，詹事府詹事、礼部右侍郎刘湘客，交付锦衣卫狱。此前，户部尚书吴贞毓、礼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左侍郎程源、右侍郎万翱、给事中李用楫、张孝起、朱士焜、李日炜、御史朱统铜、王命来、陈光胤、彭佺等人联名上疏，弹劾左都御史袁彭年以及丁时魁、金堡等人结党专权的罪行。皇帝命锦衣卫张鸣凤、王应科审问拷讯。廷杖丁时魁时，金堡只呼喊皇天后土、二祖列宗，说自己从未辜负国家而已。丁时魁说，朝廷兴起这样的大狱，也应当稍微保留国家的元气。不论丁时魁是不是三百年留下来的臣子，还是三百年留下的一个有头发的百姓，这样处置也已经够了。瞿相国七次上疏争辩，都没有成功。他写信给司礼监夏国祥说：“皇上竟然有这样的过度举动，实在不是老臣当初拥戴祖宗时的本意。”于是程源、朱谋■〈例上土下〉等人喧哗起来，说瞿式耜想要谋划废立。华亭侯王维恭哭着向中宫上奏，说杀害进谏大臣是亡国之事，为什么要仿效这种做法；刘湘客等才得以从重罪中减等，发往戍所。金堡自己叙述说：“臣子不幸处在动荡败乱的时代，有报效国家的心，却没有使君主成为明君的办法。”一个早晨，四名侍从官被处置，而让屠夫酒贩出身的人审问他们，拆毁木柴制作刑具，转眼之间就变成诏狱；那些被定罪的大臣还正在呼天喊祖，接受这种处置，这不是轻视朝廷、侮辱当世士人吗？” 十一月，耿尚的军队屠杀羊城，杀死李元胤，全广东都沦陷了。孔有德逼近全州，直入严关；卫国公胡一青、开国公赵印选因为分发军饷，进入广西。榕江空虚无守军，武陵侯杨国栋、宁武侯马养麟从偏僻小路疾驰前往堵截；还没交战，军队就奔逃溃散了。胡一青、赵印选暗中逃走，瞿相国穿戴朝服，端坐在官署中。总督张同敞从灵川回来，瞿公对他说：“事情已经危急了，您打算怎么办？”瞿公说：“守卫疆土的大臣，只知道有疆土。疆土既然失守，我自身还将安处在哪里？”张同敞说：“您说得对，君主的恩德和老师的道义，我张同敞应当和您共同承担。”于是叫人取酒，笑着饮酒。家人请求出城再图恢复，瞿公没有答应，挥手让他们离开。第二天他被捕，和张同敞一起死去，并留下了绝命诗。给事中金堡剃发出家，上书耿尚，请求改葬式耜、张同敞。吴江义士杨义替他们准备衣冠和棺木收殓，一同埋葬在桂林北门的园中；这时正是庚寅年冬季。皇帝于是到了滕县，向南到了南宁，进入士州，随行的只有四个人：严、王两位相国、马吉翔和庞天寿而已，其余人都散去了。壬辰年，忠贞营的李赤心、高必正、党守素等前来归附，都被赐予五等爵位。李赤心等人都是闯贼的部属。湖南、湖北既然失守，他们便从郴州、桂阳进入梧州，返回正统一方。孙可望从云南派郝九仪到南宁，传令杀死内阁严起恒等十五人。皇帝前往安龙，只有李定国没有失去臣子的礼节，于是封李定国为晋王，命他经略粤西；封刘文秀为蜀王，经略两川；孙可望仍以秦王的身份负责恢复川南、湖北。孙可望大怒，想攻打李定国，并杀死内阁吴贞毓等十八人。李定国统兵包围桂林，攻破桂林，孔有德贼的全家焚烧而死。孙可望与李定国不和，互相攻打杀戮。甲午年，李定国大败孙可望的军队，于是护送皇帝进入云南，孙可望已无力支撑。丁酉年，吴三桂统率大军从汉中进兵攻打，整个四川都平定了。刘文秀去世，他的儿子刘震接受招抚。孙可望也向吴三桂投降，被送到燕京，封为义王；不久被毒死。皇帝当时在滇南，五六年间，始终固守所控制的疆域，地方颇为安定。任命扶纲杨在为大学士，张佐辰为吏部尚书，程源为礼部尚书，孙顺为兵部尚书，马吉翔为大金吾。壬寅年八月，吴三桂大致平定贵州中部，直抵滇池。皇帝逃往缅甸，李定国从景线调兵到猛猎，于七月病逝。临终时，他把嗣兴托付给扈卫将军、平阳侯靳统武，命嗣兴拜靳统武为父。靳统武专权，上下离心。镇北将军马思良、前将军胡顺、都督王道亨等，带领士兵二千人、家属三千人，在猛远投降。靳统武病死，嗣兴也归附，被送往燕京。十月，吴三桂统率定西将军爱星阿等人，从三宣、猛卯一路抵达木邦。巩昌王白文选在缅国河泊地方，听到警报后到达锡波江，在江上搭设浮桥防守。吴军追到锡波，白文选逃往茶山。吴三桂向缅甸进发，晓谕缅国，说明越出边境的原因，命令缅国交出皇帝，否则灾祸将不可测。

译十二月初一，军队到达缅城东面的旧晚坡。缅相锡真在初二日携带缅文公文，以一百名缅兵将皇帝以及太户、中宫、太子、公主和十五名宫女送出。七名太监以及华亭侯王维恭的妻妾子女，都被缅甸酋长杀死。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一百多人，也用船载过江送出。皇帝到了云南，被吴逆杀死。大概从丙戌年十月登极，到现在壬寅年十二月被废除，皇帝使用延祚年号已经十六年了。白文选带领官员一百多人、士兵三千人、妇女和余丁七千四百人、马三千匹、象十三头，在猛养归顺。随同皇帝进入缅甸的人中，松滋王病逝，吉王、瑞昌王以及黔国公沐天波被新酋长莽猛白杀死；明朝的统绪于是断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口、七千四百口〕 郑芝龙父子、祖孙三代占据海岛。天启七年，丁卯年六月，海寇郑芝龙侵犯铜山、中左等地。郑芝龙是泉州南安县石井巡司人。他的父亲郑绍祖是泉州的库吏；太守蔡善继把郡治设在那里，官署与库房相邻。郑芝龙十岁时，玩耍投掷石子，打中蔡善继的额头，被捕拿治罪。蔡善继见他的相貌，笑着说：“按法律，他应当显贵受封，你要好自珍重。”于是厚待他。没过几年，他父亲去世；郑芝龙便和弟弟郑芝虎流入海寇颜振泉的党羽中，做了盗贼。颜振泉死后，众人没有统领，推举郑芝龙为首，在海上纵横，官兵无法抵御。官府开始商议招抚，因为蔡善继曾经对他有恩，便酌情调任蔡善继为兴泉道，以便招降郑芝龙。郑芝龙感念这份恩德，约定投降。蔡善继坐在戟门，命他的兄弟反绑双手、像囚犯一样自缚，请求发落。郑芝龙一向感念蔡善继，于是委屈自己向他表示谦下。郑芝虎的部众却一片哗然，最终叛离而去，于是占据海岛，截取商船运载的粮食。福建接连发生饥荒，求食的人大多前去投奔他，势力更加壮大。巡抚朱之冯派守备洪先春率领水师攻打，洪先春大败，身上中了数刀。但郑芝龙原本仍有接受招抚的意愿，于是放过洪先春没有追赶，俘获游击卢某也没有杀死，攻破中左所后约束部下，始终没有侵扰。泉州守王猷说：“郑芝龙的势力已经这样强大，却不追赶、不杀人、不焚烧抢掠，似乎有悔罪的意思。如今剿灭他很难一下成功，招抚或许可以实行。” 不如派人前去招抚晓谕，答应让他立功赎罪。”乡绅王侍郎志道也认为这样做对。兴泉道邓良知听从了这个意见，派人前去说明招抚的意图。崇祯元年，戊辰年，郑芝龙向巡抚熊文灿投降。壬申年，海盗刘香侵犯福建小埕，郑芝龙当时任游击，出兵将他击退，因此升任参将。庚午年，加署总兵。郑芝龙从小熟悉海上事务，了解海上的情况；海盗大多是他过去的盟友，有的还出自他的门下。自从接受招抚以后，海船没有郑氏的令旗，就不能往来。每艘船征税三千金，一年收入以千万计。郑芝龙凭此囤积居奇，成为大商人；俘获刘香后，海上的祸患顿时平息。他又凭借海上贸易的利益结交权贵，逐渐显赫起来。泉州城南三十里有安平镇，郑芝龙在那里筑城、设置府署。海水稍微直通卧室，船可以停泊，竟然能够直达海边。他的守城军队自行供给军饷，不向官府索取。旗帜鲜明，兵器铠甲坚固锋利。凡是逃入海中的贼寇，官府发檄文交给郑芝龙捕取，就像寄送东西一样容易；所以福建八府把郑氏视为长城。然而郑芝龙为人贪婪鄙俗，贪利狡猾，善于结交，并没有英雄的远大谋略。丙子、戊寅年，北方军队多次侵犯边境，朝廷商议想调郑芝龙镇守天津，他于是大肆行贿，命弟弟郑鸿逵率领一支水师到燕京勤王，得以免于调任。郑芝龙还有弟弟郑芝虎，勇猛冠绝军中，过去征讨刘香老时死在海上；郑鸿逵之后是郑芝豹，他们都是纨绔子弟，不熟悉军事。弘光年间，任命郑鸿逵为大都督，率水师镇守京口。郑彩本来是海盗，因为郑芝龙而显贵，冒用郑姓，也任南京都督。当时金陵危急，有南迁的意图，所以对郑鸿逵、郑彩两人特别优厚，想借此结交郑芝龙。又派都督陈谦携诏书，封郑芝龙为南安伯。乙酉年二月，陈谦到泉州，打开诏书和封券一看，竟然误写成了“安南”。陈谦对郑芝龙说：“封为安南伯，就兼有闽、粤；请留下这份封券，改换诏书，再把伯爵进封为侯爵。”郑芝龙大喜。[原文“政”疑为讹字，语义不明。]郑芝龙在天厚为陈谦大加赠礼。五月，金陵失守，镇守京口的郑鸿逵、郑彩没有交战就逃走。恰逢唐藩从中都而来，途中相遇并认出了他们，便挟带他们一起向东。郑氏军队经过浙江，大肆奸淫抢掠；到达福州后，与郑芝龙及巡抚、按察使拥立唐王为帝，改年号为隆武。进封郑芝龙为平国公，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所有军饷以及战守机宜，都专门交给郑芝龙办理；让他坐着接见九卿，九卿入内不必行揖礼，出去也不必相送，并命巡抚、按察使以下官员都捐出俸禄帮助军饷。除官府资助外，还有乡绅资助、大户资助；又预借征收下一年的钱粮，搜括府县仓库中历年积存、尚未解送上缴的财物，一丝一毫都装进郑芝龙的口袋。当时皇帝还没有继承人，便让郑芝龙的儿子郑森赐姓国姓，改名郑成功，出入内宫；每当皇帝心意有所倾向，他总是把这些情况告诉郑芝龙。因此朝廷大臣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何楷因为在朝班次序问题上与郑芝龙争执不合，请求归乡，途中被盗贼截去耳朵。丙午年元旦早朝时，郑芝龙用脚绊倒并掷摔大学士蒋德璟，几乎使他受伤。皇帝虽然知道郑芝龙不可以依靠，最终却没有办法制约他。郑芝龙又认为不出关作战就无法使众人信服，于是分兵两路：以郑鸿逵为大元帅，出兵浙东；以郑彩为副元帅，出兵江西。皇帝仿效韩信受封淮阴侯的旧事，在郊外筑坛，亲自拜送他们。两军出关后，上疏请求等待军饷，停驻不进。当时燕京招抚江南的人是洪承畴，招抚福建的人是黄熙胤。两人都是晋江人，与郑芝龙同乡。郑芝龙先秘密派遣使者，改换身份暗中去表示归顺；而先前携带诏书、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的陈谦，奉鲁王使者之命，和行人林必达一同到了福建，到了关口，犹豫徘徊，不敢进去。郑芝龙写信招呼他们，他们才入内朝见，打开公文后却称鲁王为皇叔父，不奉行清朝正朔。皇帝大怒，把他们都下狱；郑芝龙上疏营救，没有获准。有个钱邦芑，本来出自郑芝龙门下，任御史，却表面上与皇帝亲近；他奏称陈谦和郑芝龙是至交，是鲁王的心腹，如果不赶紧除掉，恐怕会发生内变。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郑芝龙，郑芝龙不相信。半夜，宫中传出一张纸条，另外下令把陈谦移送处斩。郑芝龙得知后，伏在尸体上哭得极其悲哀，用千金和一百匹布安葬了他。于是郑芝龙上疏说海寇逼近，拜疏后立即出发；宫中使者亲手持诏书慰留，他也不听。郑芝龙离开后，守关将领施福把军队全部撤回安平，声称是因为缺少军饷；大概是暗中听到了钱江溃败的消息。

译八月，皇帝决定前往南赣。贝勒到了福建省，派韩固山大致平定兴泉地区。当初北方军队还没有到达时，郑芝豹先到了泉州，关闭城门大肆搜括军饷；乡绅中不交出家财的就斩首示众，得到数万金，几乎要把城中的房屋全部焚毁。因为军饷还不够，拖延到第二天早晨，而固山的军队已经到来，于是郑芝豹逃往安平镇。郑芝龙守卫安平，军容显赫，战舰多如云，炮声不绝。因为另外派去联络洪承畴、黄熙胤的使者还没有传回消息，他犹豫不敢迎接投降；又自恃先前撤走关隘军队，没有让清军放一箭就取得了大功。况且两广一向隶属于他的部下，如果招抚广东来效力，就可以取得闽粤总督的职位。贝勒命令与郑芝龙关系亲厚的泉州乡绅郭必昌前去招降。郑芝龙说：“我不是不忠于清朝，只是害怕因为拥立唐王而获罪。”恰逢固山的军队逼近安平，郑芝龙怒道：“既然招抚我，为什么又这样逼迫我？”贝勒听说后严厉责备固山，命令他离开安平三十里，不许驻兵；又派人带信到安平，大意说：“我之所以重视将军，是因为将军能够拥立唐藩。臣子侍奉君主，必须竭尽自己的力量；力量用尽仍不能胜过天意，就应当投奔明朝侍奉它。如果将军不能拥立君主，我还要将军做什么呢？况且两广还没有平定，我已经铸造闽粤总督的印信等着交给您。我之所以想见将军，只是为了商议地方人才的事情罢了！”郑芝龙收到信后大喜；他的弟弟们都劝他入海，说鱼不能脱离深渊。郑芝龙在闽、粤两地遍有田园，自从掌握政权以来，又增置仓庄五百多所。好比劣马眷恋马槽，于是上递投降表章。他经过泉州时张贴告示，夸耀自己出卖国家的功劳。十月，郑芝龙到达省城，贝勒与他握手，欢喜异常，折断箭作誓，命人置酒痛饮，饮酒三天后拔营起行，把郑芝龙挟持着一同向北走。郑芝龙的随从有五百人，因为驻扎在另一营地，不能与他见面，便写家书，都嘱咐他们不要忘记清朝的恩德。郑芝龙对贝勒说：“北上朝见君主，本来就是我的愿望。但是我的子弟大多不肖，如今拥兵在海上，假如发生意外怎么办？”贝勒说：“这件事与你无关，也不是我所忧虑的。”郑芝龙离开后，郑鸿逵、郑成功、郑彩各自率领所属部众入海，有的反抗，有的归顺，似乎要进攻，又似乎要乞降，全都听从郑芝龙的指示。郑芝龙到达燕京，入宫朝见，被封为同安侯，奉诏参与朝会；但因为从前的誓约，实际上只是特别加以羁縻而已。丁亥年秋，郑彩、郑成功再次反攻，攻掠漳州、泉州各县，都攻破了它们。汀州、邵武一带的群盗也纷纷起兵，占据建宁，福建的邮路因此受阻。戊子年夏，北方军队再次进入福建，攻破建宁；屠城后直抵漳州，郑氏军队都逃入海中。郑芝龙的长子是郑成功，次子是郑世恩，再次子是郑世袭。己丑年春，郑成功和弟弟、侄子扬帆进入广东海岛屯田。福建巡抚张学圣、兴泉道黄澍、总兵马得功、王邦俊等人出其不意袭击厦门，抢走金银九十万两，珠宝更是无法计算。郑成功听说后大怒，进攻并包围漳州、泉州；张学圣、黄澍被押送到燕京，拟定罪名。漳州被围了一年，粮食吃尽，城池被攻破，福建总督陈锦被刺死。马得功全家被诛杀。于是清廷派章京邵新、内院郑库纳，与郑芝龙旗下一等官员李德、周继武等人入海，招抚郑成功，封他为海澄公，授予靖海将军印，命他驻扎在漳州、泉州、惠州、潮州等地。福建总督刘清泰也写信招抚他。郑成功上疏致谢，并写信回复刘清泰，要求将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交给他，然后才归顺。他寄给父亲郑芝龙的家书说：“父亲既然不把我当作儿子，我也不敢自居为您的儿子。自古以来有大义灭亲的道理，服从正确的命令，不服从混乱的命令。从今以后，我只知道有君主，不知道有父亲。”等语。他最终不接受诏书和印信，仍像从前一样肆意妄为。不久郑芝龙也被毒死。郑成功旗下的中军黄梧背叛主上，带领士兵、船只到漳州投降；随即被授为海澄公，世代镇守漳州、泉州。郑成功袭取红夷和兰国的地方台湾，进入并占据那里。他屯田种粮，积存粮食；自称王扶余，奉行永历正朔，封号为延平王。他的儿子郑经，小名锦舍，拥兵与父亲抗衡。郑成功突然发狂，癸卯年五月，咬尽手指而死。郑经承袭职位，称嗣王，仍使用永历年号，更加桀骜不驯，筑城造船，任由外国商船往来，放纵地进行贸易。台湾绵延数千里，土地肥沃，可以耕种。沿海附近的岛屿有铜山、厦门、辽罗、吕宋、澎湖等地；其中澎湖是台湾外围的屏障，最为重要险要。郑经命刘国轩驻扎重兵守卫那里，形成一夫当关的形势。甲寅年，耿精忠叛乱，郑经与他联合，擒获黄梧并将其处死，黄梧全家都被杀，海澄公这一支于是灭亡。冯锡范的父亲冯澄世，是隆武年间的举人。冯锡范进入台湾后，与郑经关系密切，把女儿嫁给郑经的次子郑克塽。郑经去世时有三个儿子，郑业立是长子，应当继承；但冯锡范专权，杀死长子，拥立他的女婿郑克塽，众人都不服。癸亥年春，福建水师提督施烺与总督姚启圣乘其上下离心背叛之际，合谋出兵，秘密袭击澎湖。又命总兵刘进忠、韩大任招抚刘国轩。刘国轩与冯锡范不和，向施烺投降，作为向导，直逼台湾。冯锡范不得已，挟持郑克塽投降归顺，并带着郑成功的弟弟武靖公某、郑经的幼子某一同投降。郑克塽二十岁，幼子十四岁。寄居台湾的鲁世子、郑王、益王、淮王、汝王等九人，也一同迁往福州，和郑克塽、冯锡范一起向北而去。大概从天启丁卯年到现在癸亥年，将近五十多年，郑氏父子、祖孙三代在闽、粤海岛上雄踞，如今才彻底灭亡，一个不剩；台湾于是设置为郡县。登州三叛。如今所称的三王，即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都是登州的叛兵。孔有德是辽东东宁卫人，耿仲明是辽阳卫人，尚可喜不知道他的籍贯来历。此前，孔有德、耿仲明因为辽阳失陷，毛帅毛文龙镇守皮岛，便相继归附他。当时孔有德刚满二十岁，擅长弓马，不识字，和哥哥孔有性一起在毛帅府中服役办事，不久又和耿仲明一起拜毛文龙为义父。孔有德原名毛永诗，耿仲明原名毛有杰。耿仲明识字，最为奸猾；毛文龙让孔有德掌管内部军队，让耿仲明主管钱帛，因此二人都有丰厚资财。己巳年，袁崇焕杀死毛帅毛文龙。各路叛兵奉调经过宁远，失意困顿，无所事事。督师孙文忠公到达关口，他们前去拜见；孙公事先就料到他们会作乱，秘密命令宁前道孙元化加以防范。不久，孙元化巡抚登州，把他们都带走，并且命令他们掌管军队。

译辛未年，大凌河告急，登抚袁化遣派有德和中军王廷臣率领一千多人前往。部队到达吴桥县后，因与当地争夺粮食而发生冲突，于是抢劫库房、杀害官员，公开起兵返回。凡是经过的地方，全都遭到焚烧劫掠。新城县的王氏所受的灾祸尤其惨重。知县秦三辅被杀，东抚余大成上报变乱，皇上下令让他和登抚共同招抚平定；当时叛军的妻室都在登城，代理抚标中军的正是耿仲明。叛军在城东南扎营，袁化急忙派游击张焘率兵出城围剿，尚未交战，张焘的部队便与叛军合流，脱身回来的只有三十四人。他们请求入城，守军开门接纳了他们。第二天早晨叛军攻城，当夜进入城中的各路叛军挥臂大喊，全城都响应了他们。壬申年正月，登城陷落，杀戮极其惨重。总镇张可大当时在水城，估计自己力量不能支撑，便上吊自杀。于是，孙抚以及登道宋光兰、游击张焘、同知贾名杰等人，渡海逃回天津。登镇水陆各路军队的兵器都被叛军夺去，登库储藏的火药器械尤其丰富，都是前任巡抚陶朗先所储存的。兵部派天津总兵王洪、副将杨御蕃前去剿灭叛军，但未能取胜。威庙对此大怒，召见他们当面询问，于是起用朱大典为山东巡抚，陈洪范为总兵。御史谢三宾出列当面奏报平叛机宜，随即被任命为监军兼巡按，与各军共同讨伐叛军。各路叛军的形势日益窘迫，逃入登州，闭城抵抗。过了几个月，粮食吃完了，便派人渡海，暗中向满州输送降款，约定让满州派船来援。有德、仲明等人渡海离去，其余叛军开城投降。他们掠夺的财物数不胜数，全都堆积在登抚署中；朱大典、陈洪范、谢三宾等人把这些财物瓜分了。东人封有德为恭顺王，封尚可喜为忠顺王，封耿仲明为和顺王，并且还把女子嫁给他们为妻。甲申年，三人进入燕地，身披铠甲跟随清军。改封有德为定南王，前往征讨粤西；封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二人一同前往粤东进剿。庚寅年正月，尚可喜、耿仲明的军队抵达五羊城，总兵范承恩作为内应，攻陷广州；行部院事杜永和败逃，巡抚王芋逃走，于是屠杀广州城。辛卯年冬，粤东全省都被攻占，永历帝逃到滕县，进入土州。十一月，有德攻破全州，直抵桂林，镇守将领全都逃走。阁部瞿公与总督张同敞一起死难。有德于是镇守粤西。壬辰年，李定国攻打桂林并攻破城池。有德全家自焚而死，只有一个女儿幸存，她嫁给辽人孙延龄，孙延龄代替有德统领其军队。尚可喜世代镇守粤东，耿仲明移镇闽省。耿仲明死后，其子耿继茂承袭职位。不久，耿继茂也因病去世，由他的儿子耿精忠继承。耿精忠因耳边有火形，符合谶图，便妄想觊觎非分之位，图谋作乱。癸丑年，因为天下已经平定，朝廷撤除各藩，让他们回到燕地，人心都骚动不安。吴三桂于是从滇南起兵，攻取平定黔、蜀，直下衡、湘。甲寅年春，耿精忠占据八闽，自称皇帝，擅自设置百官；巡抚范承谟上吊而死，其余人都接受了伪职。他又与郑成功不和，彼此猜疑嫉恨，没有余暇出关。尚可喜死后，他的儿子尚之信等人想响应耿精忠，被擒获押送到燕地处死。孙延龄也反叛，想占据粤西，被马雄镇擒获，孙延龄遭到杀害。辛酉年，耿精忠兵败，再次投降归顺，被押送到燕地，朝廷宣布他的罪状，献俘并告祭太庙，他全家都被处死。这样，三名叛王就全部被消灭，一个也没有留下。三王没有显贵的相貌 我一向不相信姑布子的相术，但根据平生阅历所见，达官贵人以及世代富有之家的子弟，凡是承受高爵、享有华美富厚生活并且长寿的人，大多面颊丰满、背部厚实，两耳垂到肩部，脸上有温润和悦的神色。何况天生的贵胄，帝王的后裔，即使年纪幼小，也应该有龙鸾般的姿态、如云日般的仪表，超出寻常之人。然而我所见到的三位王，却很不一样。壬午年春天，威庙封皇帝第四子为永王，择定吉日，在文华殿接受百官朝贺。永王当时十岁，戴翼善冠，穿蟒袍，系玉带，身边有大珰环绕侍奉保护。我随着班列行完四拜礼。永王致谢说：“先生们辛苦了。”声音清亮响朗，十分悦耳，众人因他年少，便起身走近仔细观看。永王是田贵妃所生，原本如蓝田美玉一般，但面目黧黑，■〈广外瞿内〉然呈现出寒酸俭朴的神色。我心中暗自疑惑，哪里料到他后来与东宫定王一同被闯贼俘获，挟持向西而去。帝王本来应当尊贵，却像白龙混在鱼群中，困厄于豫且之地，实在可惜！壬午年夏天，我承乏担任桐封一职，与我的同僚仪部官员一同前往芝城，为淮藩常清的嫡长子由桂册封为淮世子。世子也十岁，宣读册封诏制完毕后，按例应由副使亲手授予金册。我双手捧着金册授予他后，仔细看他：戴翼善冠，穿蟒袍，但面色黧黑，与永王一样；又有蛀齿、黑嘴，形貌更加恶劣。我私下对仪部说：“这难道是贵人的征兆吗？”仪部只是连声答应。不久发生国变；而黄炎的后裔，竟降为平民奴隶了。丙戌年初春，在蠡城行宫，大珰涂文辅抱着监国世子前来相见。世子刚满一周岁，阁部玉笥张公元老须发洁白，对我说：“他虽然年幼，却是我们的君主，应当带领大家向他行礼。”我依照命令，与同僚一起行四拜礼。观察他的相貌，只见面色发黄、肌肉消瘦，和龙种凤雏般的贵相大不相同。我心中更加不安。不久，江边的军队溃散，监国命令忠卫营毛有伦护送宫中眷属先前往上台。但毛有伦原是定镇王鸣谦麾下的标弁，违背诏旨，竟到达蛟关，被枭将张国柱邀来夺取宫眷，并把他们当作进献的礼物，前往杭州献功，沉入钱江。我亲眼见到三位王，他们都不能善终。既然如此，神明的后裔、王公的贵胄，享受锦衣玉食、宽大房屋和精细毡席，难道就一定可以凭妄想占有吗？我不幸竟然说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