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宣和殿是举行宴会的宫殿，宦官中官位较高的都在宣和殿当值。起初设置学士一职，任命蔡攸；设置直学士一职，任命蔡翛、蔡鯈；设置待制一职，任命蔡绦；后来又设置大学士一职，任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都相继担任学士，班秩比延康殿学士更加优厚。凡是外调任职，就改换为延康殿职衔，因为宣和殿职任亲近、地位接近皇帝，不同于其他职任。己亥年改称保和殿。本朝五等爵位从公、侯、伯、子、男开始，都带有本郡县的开国称号；封为国公的，就称某国公。起初封小国，后来改封大国，用来表示恩宠等级；也有长期不改封号的。文彦博最初封潞国公，三十年没有改封。王安石最初封舒国公，后来改封荆国；死后追封舒王，共涉及两个国号。蔡京最初封嘉国，后来改封卫国、楚国、鲁国，共四个国号；又加封陈、鲁二国，蔡京推辞而没有接受。何执中最初封荣国公，五年没有改封，死在任上，追封清源郡王，这只是其中一件事。元祐初年，司马光封温国公，议论者认为他刚强严厉，应当用温和来调济他；苏轼撰写麻词，也说“封国于温，用以表彰正直的德行”。崇宁初年，曾布从宰相府因受贿被贬为廉州司户参军，议论者认为他贪污，因此用“廉”来规诫他；执笔起草的人果真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吗？从元符、绍圣以前，大臣很少有被任命为在京宫观官的。两府官员被召回担任宫使、侍读，也十分少见。侍从官被降职，情节严重的调到外地，情节较轻的改任职事官。当时有八座改任枢密承旨、独座改任工部侍郎的，都不是什么美好的任命。王震由吏部尚书调任开封府知府，又被任命为枢密都承旨。王震曾对我的先父说：“王震所经历的，正是所谓齐国一变就成为鲁国，鲁国再一变又成为齐国的情形。”政和年间，近臣罢去执政官职后，立即授予提举在京宫观，既顾全了体面，名义和实际也相称。因罪离职的人，自然另有法令处理。制度规定：寄禄官三品穿紫衣、佩金鱼袋，五品穿绯衣、佩银鱼袋；职事官即使品级很高，未经特别赐予也不能享有这些待遇。即使得到特别赏赐，而寄禄官品级尚未达到相应品级，也要把所赐鱼袋带在官衔中；寄禄官已经达到相应品级，就不再写入官衔。外任官有时借用衣色，但不佩鱼袋，官衔中称为“借色”；有赐予衣色的，仍称为“赐色”。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知州军都借紫衣；原本穿绿衣的，只借绯衣；转运判官、通判州军都借绯衣。崇宁初年增置提举官以后，情况不一，只有学事与常平官借绯衣，其余仍穿本来品级的衣色。凡应当借用衣色的，诏令上说“等回任时仍依旧衣色服用”；从朝辞出国门以后，穿借来的衣色，回到国门以内，穿本来品级的衣色。近来的制度规定，借用衣色仍然佩鱼袋。江公著曾任知州，借紫衣，后来任转运判官，诏令上没有写明仍带借紫，公著却仍穿紫衣。马余庆任彭州知州时借紫衣，任满回京赴吏部，正要按资序办理通判资格，害怕失去借来的衣色，不肯接受本等官职，请求担任宫观职后回乡，仍然穿紫衣。凡是诏令上没有写明可以借用衣色的，自然不应穿用。制度规定：降职官员不追回原有的勋阶和赏赐；即使被贬谪流放，遇到恩赦恢复官职时，仍依照原来的勋阶和赏赐办理。政和年间，才开始省略勋阶。舒亶在元丰年间被提拔任用，由台州临海县尉改任官职，很快升为两制，赐金紫；但没有经过郊祀，不得授勋。后来因事获罪被除名，又从最初授予的官职重新叙任，仍恢复为原来的台州临海县尉，赐紫金鱼袋。邹浩在建中靖国年间被任命为通直郎、中书舍人，赐金紫；没有经过郊祀，也不得授勋。后来被贬到新州，丙戌年赦免并除去党籍，按获罪轻重重新叙任官职，有的得到郡职或宫观职，有的没有差遣。邹浩降三官重新叙任，于是恢复为承奉郎，赐紫金鱼袋，没有差遣。凡是降官与降职，一概称为“降授”；责罚为散官，一概称为“责授”。散官如节度副使、团练副使，虽号称武官，都仍按原来的待遇办理。近来我看到元祐年间臣僚被责授副使的，两制以上仍穿紫衣；侍从官以下原来穿绿衣的仍穿绿衣。只有被责授长史、别驾以下官职的，不论原官品级高低，一律穿绿衣。所以宰相被贬为岭南司户参军时，也穿绿衣。苏轼起初被责授惠州团练副使，后来再次贬到儋耳，授为琼州别驾。元符末年首先恢复为朝奉郎、提举玉局观。得到消息后便向北返回，到了广州还没有接受告身，恰好我的先父到来，苏轼先写了一封便函给先父说：“头上长了疮，妨碍戴头巾包裹，想戴帽子来见您。”其实是不想穿青衣。苏轼对于身外之物本来应当不会动心，可惜他仍然把这件事介意于胸中。旧例：节度使起初授任小镇，随后改任中镇，最后改任大镇。绍圣年间，我见到吕吉甫建立节镇，先任保宁军婺州，后调任武昌军鄂州，又调任镇南军洪州，次序就是这样。崇宁年间，蔡元长由司空、左揆建立节镇，起初任安远军节度使、安州，也是小镇。政和以来，皇帝的儿子日益增多，宗室、近亲、大臣、宦官、边将中因加恩而获任者很多，各路节镇除祖宗潜藩以外，只有六十多处，几乎没有空缺。薛昂罢去执政职务，起初任彰信军节度使、相州，是中镇。蔡攸由宣和殿大学士起初任淮康军节度使、蔡州，是大镇。难道是当时小镇恰好没有空缺名额吗？刺史、防御使、团练使作为正任官时，官衔中系本州名称，与知州一起叙定官阶，每州只设一员，不任命便会出现空缺。由其他官职兼领防御使、刺史的，称为遥郡，官衔中不系本州名称，往往选取美好的州名，例如康州、荣州、雄州、吉州等；一州有时有数名官员。大体上，边将多兼带雄州，外戚多兼带荣州，医官多兼带康州。法令规定：朝奉郎至朝请郎退休，就可以任用一个儿子为官。官员病重或突然死亡时，往往立即请求退休，甚至有人隐瞒丧事，或伪造成死亡前几天的文书，违法办理，狼狈不堪。大观初年，吏部尚书张克恭建议，员郎死亡后立即给予推恩，于是革除了这种风气。州县的选人，可以带两个家人同行，每天给每人雇钱二百，往往把路程故意报得很远，务求多领雇钱。按法律必须由沿途官司批发凭券作为凭证，是为了防止欺诈伪造；然而没有不伪造的。我认为不如按照官资等级确定钱数发给他们，听任他们自行安排，既可以避免欺骗虚报，又可以减少刑狱纠纷，但当权者始终不讨论这个问题。在京百官戴席帽，宰执和皇亲使用伞，称为“重盖”。过去两制以下直到寺监官出入时，马后面都有大圆扇，用来遮挡阳光。绍圣年间，皇上在角楼上看见一般官员马后有大扇，便问那叫什么，内侍误答说是“掌扇”。皇上说：“掌扇不是人臣应该使用的。”于是下令禁止。

译政和年间，有提举学事官上殿递交札子，议论一般官员有时使用玉斧，这与斧扆的含义相同，请求革除。查验后发现，那其实是民间使用的柱拂子，有的称为柱斧，用水晶或铜铁制成，形制并不僭越。上书者因所议论的事情不实而获罪罢官，于是最终没有禁止。狨座，文臣两制、武臣节度使以上的官员获准使用；每年九月开始乘用，到三月撤去，没有固定日期，以宰相开始乘用为准，大家便都乘用；撤去时也同样以宰相为准。狨像大猴，产于山川之中，脊背上的毛最长，颜色像黄金，取下缝制，几十片拼成一座，价值钱百千。背面用紫绮，边缘用簇四金雕法锦，形制没有什么特殊。政和年间，有一名任职资历很久的卿监官，因为自认为必然升为两制，提前置办狨座，被视为急于求进，因此获罪罢官。有人说，狨毛用来铺垫衣服，可以使衣服不起皱。我的先父出使辽国时，已经任两制，乘用狨座；副使是武臣，乘用紫丝座。旧例：使者即使不是两制，也乘狨座、张伞，佩金带、金鱼，这是为了重视所奉使命。大观年间，国信使由礼部尚书郑允中充任，副使由奉宁军节度使童贯充任，于是两人都乘狨座。吕嘉问从熙宁年间起跻身重要显要职位，遍历著名藩镇。绍圣末年，他以杂学士身份任成都知府，被人诬陷构罪，于是无法辩白。案件定案后，大理寺判定为贪赃罪，处绞刑。制度规定：官吏犯贪赃罪，即使只是受笞刑，也会成为终身的负累。吕嘉问因品级高而得到议罪，责授散官，安置在外。恰逢皇上登极，大赦天下，他恢复官职；又多次遇到赦令，逐渐恢复职任，最终恢复原来的待遇。他主持宫观二十年，前后通过磨勘以及八宝特恩转升寄禄官，至正议大夫，八十多岁时因病去世。又因为他是先朝旧臣，资历高而任职久，特赠资政殿学士，待遇相当于执政官。吕吉甫在熙宁年间掌权，提出和施行了许多政事。元祐初年获罪，持不同意见的人想杀掉他，于是被贬到福州，处境十分危险。绍圣年间恢复先前的政事后，章惇忌惮他的才能，任命他为延安帅；虽然授予观文殿学士、建立节钺，最终还是不能接近京师。他在延安任职六七年，戎人围城六天，城中没有防备，吕吉甫设置谋略，才勉强解围。元符末年，才得以任杭州知州，生活颇为闲适。适逢子渊与狂人交往，事情牵连到吕吉甫，朝廷追捕他直到国门，于是贬到鄂州。几年后恢复官职。他一生所经历的患难，最大的就是这些；但他有办法处置，并不因此感到忧患。章惇性情豪放恣肆，轻视士大夫。绍圣年间任宰相时，翰林学士承旨蔡京拜访章惇，章惇竟穿着道服接见他。蔡京上奏说明情况，于是朝廷制定了宰相接见侍从官的法令。王安礼意气很盛，不肯向人低头；绍圣初年起用废官，任太原帅，经过宫阙时获准入见。当时枢密府职位空缺，王安礼锐意求进，士人也对他寄予希望。他将要到京师时，答复各位公卿远道迎接的书信，从两制以下官员都折下名帖的角封后封存，言辞傲慢，礼节简略。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他一向的行为；他入对后，皇上催促他赴新任。他闷闷不乐，几个月后便去世了。曾布掌管朝政时，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对于国事完全不置可否。他的叔父出自曾布门下，于是写信严厉责备他，其中有这样的话：“像邹浩那样的事情，邹浩能够直言，相公却不说话！”曾布大受打击，最终也因此失败。先公在元祐年间与政见相背，和苏辙尤其不和。先公任庐州知州时，苏辙的门人吴俦任州学教授。苏辙谈论先公把乡人方素请到学校讲授三经义，苏辙在内应和，先公因此获罪，降为寿州知州。后来先公在广州，和苏轼偶然相遇，双方各自拿出诗文给对方看。先公获罪后，范致虚起草责词说：“谄媚结交苏轼、苏辙，暗中与他们唱和；媚事依附王安石、李清臣，暗中求取升迁。”有人把苏辙的事告诉范致虚，范致虚说：“我本来知道，只是不想使对偶失去一边。”范致虚曾向先公学习，有人怀疑他背叛老师；大概这是因为国事，范致虚的操行并不是那种迎合上意、落井下石的人。元祐初年，吕惠卿被责罚到建州，苏轼起草责词说：“还宽免了在两观受诛的刑罚，只稍微表示一下把你流放到三危山的惩罚。”当时士大夫的议论十分震惊。听说绍圣初年苏轼再次被责罚到昌化军，林希起草责词说：“赦免你应当处死万次的罪，把你流放到遥远的角落。即使苏轼的辩才足以迷惑众人，文章足以掩饰错误，自绝于君亲，又要憎恨谁呢？”有人说这话太过分，林希说：“姑且报答东门之役。” 钱遹，字德循，任侍御史。元符末年，他多次上章攻击曾布，事情正办得很急。适逢他的儿子生病，第二天将要入朝应对，深夜时儿子死了，德循立即骑马入朝，不再回家顾念，回去以后才举行哀悼。朝廷对此很了解。曾布失败后，德循于是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训词中说：“正以忠直尽职、不顾自身，儿子哇哇哭泣也无暇顾及。”不久，德循转任工部尚书，失去了言官的职权，他的同僚多加攻击，终于弹劾他隐匿儿子死讯的事情。德循因此获罪，责词列举他急躁求进的罪状，甚至说：“隐匿丧事而请求入朝应对，亵渎宫门台阶。”德循长期闲居，后来主管宫观，终老其身。舒亶任临海县尉时，有个弓手喝醉了在庭院中叫喊，舒亶鞭打他，他不服，舒亶便加重棍杖；那人更加厉声要求打他的脊背，舒亶斥责官吏打他的脊背；那人又大声喊道：“你不敢杀我！”舒亶立即起身，用刀砍断了他的头。舒亶被弹劾，案件上报时，朝廷正好在寻求人材，反而很赞赏他的强悍，命都省审察。舒亶相貌十分魁伟，博学而有口才，王荆公一见就非常高兴，推荐他入对，答对符合皇帝旨意，舒亶很快升迁，不久做到御史中丞，弹劾攻击别人从不稍加宽恕。宰相王珪从京尹任执政时，曾把官府的浴桶带进东府，舒亶写文章罗织罪名，认为这是他的罪过。后来舒亶失败入狱，因为被查出把台中官用的蜡烛拿到私室使用而计赃，神考认为他的罪过很轻，因而说：“舒亶难道会偷这些东西吗？”有人回答说：“舒亶不爱蜡烛，难道王珪会爱木桶吗？”于是舒亶被定罪，除名勒停。居住乡里时，他十分贫困，聚集学生教授，靠收取束脩来供给伏腊祭祀，前后共十八年。元祐年间，政权从帷幕后发出，专门采取姑息政策，设置诉理所，洗雪先朝曾经获罪的人。群小争相为自己辩解，不得志的人甚至指斥熙宁、元丰年间滥用刑罚，以迎合国政。唯独舒亶没有说一句为自己辨白昭雪的话，因此长期被废置。绍圣年间重新执政后，稍微恢复舒亶的官职，但又被群起的怨恨所阻挠。庚辰年皇帝即位，舒亶才得到军中职务。适逢荆蛮作乱，于是调任南郡帅，授予待制，尚未接受任命就去世了。

译慈圣光献皇后曾梦见神人对她说：“太平宰相项安节。”神宗暗中在朝臣中寻找，又遍查吏部，没有这个姓名的人。过了很久，吴充任宰相，脖子上生了瘰疬，服用各种药都不好。一天上朝时，他脖子上的肿块大得像拳头，皇后见到后告诉神宗说：“这真是项安的疖子啊。”蒋之奇显贵以后，脖子上长了很大的赘瘤，常常忌讳别人看它。他任六路大漕时，来到金山寺。僧人了元是个诙谐的人，和蒋之奇友好。一天见到蒋之奇，便伸手摸他的赘瘤，蒋之奇心里很厌恶，了元慢慢说：“冲卿在前，颖叔在后。”蒋之奇立即非常高兴。按照旧例：宰相去世，皇帝亲临浇奠，揭起帷帐看尸体，那么陈列的尚方金器就全都赐给他的家人；如果不揭帷帐，就收回金器。宰相吴充在元丰年间死于私第，皇帝亲临。吴充的夫人李氏赤脚走下堂来，叩头说：“吴充家贫，两个儿子只是六品官，请求依照两制官的惯例服丧，并仍然发给俸禄。”皇帝下诏答应了。但她仓促禀报事情，来不及揭起帷帐。皇帝起驾后，各司收拾器物离去，计算这些器物的价值，和特许两个儿子继续领取俸禄的数额大致相当，于是说官物有固定的分配，不可以这样妄自取得。京畿士人王庭鲤曾经给边将作门客，因军功补任军将。于是他到宫阙论说父祖都是文臣，自己也曾参加进士考试，请求改换文资。执掌政权的人中颇有替他主张的，因此得以上达。王庭鲤暗自想着，自己从军将经过几十年的积劳才升为使臣，改为文资后就可以权且注授州县差遣，十分高兴。等到告示下达，却只得到石州摄助教的职位，不能计入选人期限，终身不能任实职。大凡爵位俸禄，难道可以靠谋算取得吗？先公一向贫穷，元丰年间长期任右史，供养父母的甘美食物不足，于是请求外放。神考知道这件事，正要册立贵妃。按照旧例，两制官奉行册礼，执政官读册，于是破格任用先公为奉册官，门下侍郎章惇为读册官。宦官冯宗道暗中对先公说：“皇上知道您贫穷，这是盛大的礼遇，一定会有丰厚赏赐。”事情办完后，查找不到册立妃子的赏赐先例，只赏赐了酒食而已。近些年皇帝的儿女繁衍增多，宫中每逢有庆贺的事情，就赏赐大臣包子、银、绢各数千匹两。师垣虽然尊贵受宠，超过朝廷群臣，但从辛巳、乙酉、己丑三次，也有未参加受赐的。只有何执中因为藩邸旧日的恩宠，从承辖升为宰相，始终没有离开职位；不论其他赏赐，皇子、帝姬共六十七人，包子没有遗漏一个的，因此家产比诸公都多。他天性节俭，从不胡乱花费一文钱；即使做到三公，日常奉养也和往常一样。我的表伯父袁应中博学而一时有名，只因相貌丑陋，诸公没有人敢推荐他。绍圣年间，蔡元度引荐他，于是得以入对。袁应中肩膀耸起，身材上短下陋，又额头宽、下巴尖，脸上有很多黑痣，远看像洒了墨，声音嘶哑而带吴地口音。哲宗一见他，连声说太丑陋了。袁应中惊愕失措，不能陈述而退下，士大夫便把他称为“奉敕陋”。朝士王迥容貌俊美，富有才思。年轻时不很持重，偶尔被放荡之徒诬陷，编入乐府，如今《六么》中所唱的“奇俊王家郎”，就是指王迥。元丰年间，蔡持正举荐他可以担任监司，神宗忽然说：“这就是‘奇俊王家郎’吗？”蔡持正叩头谢罪。近来的制度规定：中外库务、刑狱官、监司、守令、学官，假日可以接见宾客和外出拜访；在京的台谏官、侍从官以上，假日可以接受拜访，但不许外出拜访，这称为“谒禁”。士大夫把前往拜见当作勤勉，每逢休沐日，带着名刺从早到晚奔走，遍访贵人门下。京城各官署多在私人住宅办公，远近不一，一天的精力最多只能到几十处，往往先和守门人约定，把名刺登记在接见宾客簿上，却不敢保证一定能见到主人。守门人得到名刺后，有的丢弃，有的忘记登记。想让人彼此在权贵门下逢迎，就要索取贿赂；如果稍微不顺从他们，就能使人困窘。兴国贾公衮从京师回来，我问他物价贵贱，贾公衮说：“各种物品都大幅涨价，只有一种东西便宜了，就是士大夫。”这是指那些奔走钻营的人。我曾听说蔡元长查看门下接见宾客簿时，有一名朝士每天都是第一名到达，这样连续了好几个月。蔡元长感到奇怪，召来与他谈话，觉得可以听用，于是推荐任用他，后来做到大官。太医学颜天选以第三名考中进士，想拜见蔡元长，却没有得到接见，于是跟随职事官进入道史院。蔡元长正在接待宾客，负责传命的人发现他不是本院官员，便作揖让他退下。颜天选不肯出去，吏员稍稍用力拉他，颜天选抱住柱子喊道：“颜天选求见太师！” 颜天选和吏员相持时，头巾忽然掉到地上。蔡元长命人把他带到面前，对他说：“您年轻时就是高科及第的人，却这样不自爱！道史院和国史院按同样的规例办事，您为什么擅自闯入这里呢！”颜天选整理好头巾出去，吏员把他押送到开封府审问罪行。皇帝特地下诏将他除名，送到宿州编管。从此士大夫的风气稍有改变。太学生每路都有茶会，轮流在讲堂集合饮茶，没有不到的人，借此询问各自乡里的消息。祖宗时期进士殿试，诗、赋、论三道题都由皇帝亲自书写。熙宁三年，殿试改用策问，仍然实行誊录，大概是采用糊名的办法，以表示极其公正，在细微处防止弊端。近年宰执的子弟大多占据科名。章惇任宰相时，儿子章持、孙子章佃都中甲科；许将任门下侍郎时，儿子许份中甲科；薛昂任尚书左丞时，儿子薛尚友中甲科；郑居中任宰相时，儿子郑亿年中甲科。有人怀疑糊名的制度稍有疏漏，其实不是这样。殿试的策问涉及朝廷近来的事情，远方士人未必知道，而宰执的子弟平时熟悉这些议论，所以往往能够考中罢了。蔡景蕃和晏元献都在五六岁时以神童身份在东宫侍奉仁宗。晏元献自幼刚正耿介，蔡景蕃最为柔顺谄媚。每当太子经过门槛，蔡景蕃就伏在地上，让太子踩着他的背登上去。仁宗即位后，晏元献得到知遇，做到宰相。蔡景蕃最终没有受到重用，只因旧日恩宠常常主管一郡，颇不遵守法令，有时被弹劾，等待皇帝裁决；皇帝认出他的姓名，必定说：“这是藩邸旧臣，姑且让他转官。”他经历了四朝，到元符初年退休时，已经八十岁了。监司推荐他，请求取消他的退休身份，改任宫观官，奏辞大略说：“蔡某八十岁，领取俸禄七十五年。”我认为，人生中的名位本来就可以得到，但很少有人能像这样长久享有它们。政和壬辰年榜单唱名时，有一名饶州神童参加殿试并考中，才十几岁，而且是侏儒。脱去布衣授官后，卫士把他抱起来，在帷幕上演傀儡戏，宦官们大笑。第二天，特奏名的人唱名授第，皇帝都把他们带到殿陛附近，任由他们陈述，有人自己诉说有病，皇帝便拿出尚药局的珍贵药剂赐给他。

译饶州杜神童脱去布衣授官后，父亲带他去拜谢宰相，才八九岁。客厅里的士大夫都把他当小孩子，有人戏问：“来学习政事文章吗？”他回答说：“不是，等见到宰相，请求给我一个堂除差遣的职位。”问话的人非常惭愧。元丰年间，特奏名的人参加殿试，有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儒生在试卷中写道：“臣已经老了，不能作文，伏愿陛下万岁万万岁。”皇帝听说后，赞赏他的诚实，特意授给他初品官，让他终身领取俸禄。宫禁中侍奉皇帝的人大多避讳某些言语。大观年间，掌管科举文章的人专门一味奉承皇帝，于是对程文设置了疑似犯讳的禁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触犯者一定落第，考生纷纷形成这种风气。例如“伟大啊，尧作为君主”中的“尧”，“君主啊，舜”中的“舜”，都因为和“灾”字同音而不使用；“反者道之动”把“反”改成“复”，“九变而赏罚可言”把“变”改成“更”，类似的情况不止一例。能写文章的人拿着笔也不敢落笔，奸邪而善于逢迎的人反而常常取得高名次。政和初年，言官对此提出论说，皇帝下诏宣谕：“即使不明白大体的人，或许会把这种行为当作忠诚，但真正爱护君主，果真在于这样做吗？”我曾侍奉先公，听他讲过元丰年间年成歉收，流民经过国门，闽人郑侠任新城门监门官，把灾民情状画下来用来进谏。既然无法上达，他就制作成边地文书，连夜传入宫禁。正好永乐失去法度，皇帝常常向西顾望，文书送到后无人敢阻拦。皇帝正拿着蜡烛拆开封套，看见画中饥民和饿死者无数，穷困忧愁、受寒的情状各不相同，完全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过了很久才知道是郑侠上呈的谏书。第二天下旨，把郑侠投放到广南。不懂得避讳，竟然也有这样的事。姚佑在元符初年任杭州学教授，在堂试诸生时，《易经》的题目出自“乾为金，坤亦为金，为什么”。此前，福建刊刻的书籍有错，“坤为釜”漏掉了两点，所以姚佑误读成“金”。学生们对此感到疑惑，便上前请问；姚佑又凭臆测作了解释，但有学生诚实地告诉他，姚佑拿官刻本来查看，果然是“釜”字，非常惭愧，说：“是我买了福建本！”于是登上讲堂，自己罚自己站直；他就是这样不护短。先公曾说，过去在修撰经义局时，和诸位儿子聚在一起，介甫看见点燃的蜡烛，便说：“佛书中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怎么能和日月相配呢？”吉甫说：“太阳照耀白天，月亮照耀夜晚，灯光照耀昼夜，这是日月照不到的地方，它们的作用没有差别。”介甫认为说得非常正确。吉甫所说的话合乎道理，像这样的事历历可记。杜甫的诗虽然多次经过校订，但仍有一些错误从来相互沿袭。后人敬仰他的名声，更不考究诗句的义理。例如《己公茅屋》诗中的一联说：“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这两句话有什么情理可说？“摇”字和“梦”字相对，轻重不相称，读者也从未加以考订，只是出于爱好古诗的偏好罢了。我私下认为应当作“蔓青丝”，类似的情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东坡自己说：曾经梦见到帝所，看见侍女月娥仙，便为她写了一首裙带诗，诗句是：“百重水波细细起皱，六铢轻纱飘飘如云。她直立在广寒宫深处的殿堂，风吹来时，环佩发出细微的声音。” 子瞻曾对先公说：“书籍传抄中有时出现叠字，都是在字下写两个小点。乐府中有《瑟二调歌》，平时读作‘瑟瑟’，后来到了海南，看见一个黥面士卒，他自己说原来是教坊中瑟二部的头领，这才知道应当读作‘瑟二’，不是‘瑟瑟’。”子瞻好学，到老也不衰退，大多都是这样。我曾访问教坊中“瑟二”的事情，有人说每一类乐器各用两个人，如笛二、筝二，总称为“色二”，不写作“瑟”字，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这样。关于姓氏的学问，近世已经不再讲习；因避讳改姓的人，大多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钱镠占据吴越时，把刘姓改为金姓；姓谱本来就有金氏，后世不知道它的来源，金姓便和刘姓通婚。本朝把殷姓改为商姓或汤姓，把敬姓改为文姓或苟姓，一个姓分成两个，后世还可以通婚吗？而且改后的字音也不合旧音，如把敬改成“文苟”，尤其显得疏略；大概是一时任由他们自行改写，所以造成这种错误。近来的制度把匡改为康，把天改为轩，以声音相近为例，而且也听从皇帝的命令。政和年间，有个营卒名叫天安，差役陈彦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于是下诏改名。查问后发现天安的父亲还在世，也没有听说这个姓氏的来源，难道是异族吗？氏族之学长期废弃，小人有的妄自改姓，有的相互传抄错误，竟到了这种地步，这也不可不知道。施结任大夫，先后做过鄱阳、兴国、庐陵郡守，生性爱好收藏古今人物的押字。押字从唐代以来才有，大概也是署名一类的东西，只是草书写得不太谨慎，所以有时称为草字。韦陟署名像五朵云，这就是押字的起源；后来押字不再和姓名相似，而阴阳家又产生了关于吉凶的说法。施结收藏的很多押字中，有唐末藩镇署写的，十分奇怪；那些跋扈的人，做什么都放纵恣肆。本朝前辈即使官位尊贵，也尤其谨慎细小之处，从这些可以看出人的器量。施结把所有押字都刻在石头上，每次迁徙，都要让几个人抬着走，他的癖好就是如此。光州马大夫任彭州知州后回乡，凡是私人住宅的文书，纸尾都署一个“使”字作为押号。溱州牧孙伟赏言，在太师府看到告示，说承令寺监官两员以上可以拜见宰相，纸尾署一个“官”字，作为公相押号。吴处厚很善于写文章，任汉阳军知军时，常说鹦鹉洲是沔、鄂之间的佳处，想写诗却一直没有写成。一天他处理政务时，纲吏来报告船翻了，吴处厚问翻在哪里，吏员说：“在鸬鹚堰。”吴处厚拍案连声称奇，慢慢说：“我一年以来为鹦鹉洲寻找一副对句都没有找到，这是上天保佑你啊。”于是因此减轻了他的罪罚。王梅任运勾，瘦得只剩骨头而很有风致，同伴们称他为“风流骸骨”。崇宁癸未年，我在金陵府设宴，见官妓中有一个极瘦的人，府尹朱世英对我说：“也认识‘生色髑髅’吗？”我欣然替王梅作了回答。元丰年间，御史中丞舒亶因获罪被除名勒停。后来他租赁客船向东归去，当时正有诏书召僧人慈本住持慧林寺，并允许他乘驿马奔驰入朝。轻薄的人便用“中丞租船出京，和尚乘驿马赴阙”作对句，以显示这两件事的不同。大观年间，翰苑进呈春帖子，有一位学士撰写词句说：“神灵和祖先都安乐，草木鸟兽也都富足。”把鸟兽和祖考相对，不合适，最终因此获罪。

译蔡持正从左揆任上被贬为安州知州，曾作《安陆十诗》。吴处厚搜集摘取诗句加以笺注，蔡持正因此获罪，被贬到新州。诗中有：“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吴处厚注道：“不知道蔡确这时独自发笑是因为什么。”先公任广帅时，崇宁元年正月游览蒲涧，因为越地风俗而作诗。当时看见游人头上簪着凤尾花，便作了一首口号诗，其中一联说：“孤臣正泣龙须草，游子空簪凤尾花。”大概是因为自己曾受先朝知遇，感伤如今流落在外。后来监司互相议论，便指着这两句作为罪证，还诬陷注释说：“查考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经服满大祥之祭，哪里还是孤臣哭泣的时候！”案件审讯完毕，实际上没有别的意思，可见谗言之口实在可怕。宣和初年，荆州的一名属官看见僧房中有奇异的花，却不知道花名。僧人说：“花气太浓烈，不能靠近。”属官于是题诗道：“山花红与绿，日暮颜色足。无名我不识，有毒君莫触。”后来有人向苏漕进谗，指着这首诗说：“湖南漕司和宪司的官员都穿绯色官服，其余人都穿绿色官服，没有人穿紫色官服。苏漕年纪最大，又唯独没有出身，屡次揭发、挑剔官吏，所以这个属官借山花寄托意思，实际上是在嘲讽苏漕。”苏漕大怒，终于搜罗罪名陷害这名属官。王介甫居住在金陵时，作《谢公墩》诗说：“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这里所说的是晋代谢安的故地；谢安字安石，王介甫名安石。苏子瞻被贬到黄州，居住在黄州城东的东坡，建造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后人于是都称子瞻为东坡。那块地方如今属于佛寺。子瞻在元祐年间任杭州知州，在西湖上修筑长堤，人们称为苏公堤，属官刻石题榜立名。世俗以富贵相互夸耀，而“堤”与“低”同音，颇被视为说话的忌讳。不久，子瞻又被贬斥。当时孟氏制作皇后服饰，京城中流行把衣饰画成双蝉，称为“孟家蝉”。有见识的人说蝉含有“禅”的意思，后来终于废止了这种装饰。元丰年间，皇帝下诏让僧人慈本住持慧林禅院，并召见他赐茶，作为荣耀的恩遇。先公侍奉皇帝时，听见皇帝宣谕慈本说：“京城繁华兴盛，普通百姓都追逐末业，朕要召你来，是想劝导人们行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建中靖国元年，又召他到宫禁之中，赐给他十字的师号以及御制的《僧惟白续灯录叙》。佛教徒尤其把这看作盛大的事情。后来又赐给僧人楷四字禅师号，楷坚决不接受，想借此求取名声；在推辞躲避之间，态度颇为不恭，朝廷依法治他的罪，把他流放到远方，并没有别的异常情况。这说明他的手段已经用尽、真实心情已经暴露，他所倡导的教法于是衰落不振。又因有狂妄悖逆、违反人伦的行为，盗掘坟墓、诱骗掳掠之事，多出自僧徒之中，宣和初年才整顿、纠正其教法，改称僧人为德士，恢复姓氏，蓄全头发和身体，端正冠帽衣裳，彻底革除他们原来的习俗。京城的市井之人把不遵循常理的人称为“乖角”，又把做事没有根据的人称为“没雕当”。这两个词都属入声。丧葬仪式中有一种折断的蕟，用一根竿子挑着，称为“乖角”；卫士所戴的顺天幞头有一只脚向下垂着，同伴们称它为“雕当”。我不知道这些名称的来历和含义，记在这里等待有识者说明。京城购买妾，每五千钱称作一个“个”，姿色美的能卖到三五十个。近些年来，贵人专以声色享乐为得意，妾的价格上涨到五千缗，不再按“个”计算。婚券订成以后，父母和亲属还要索取钱财，称为“徧手钱”。本朝贵人家选择女婿，在科场考试之年，挑选已经过省试的士人，不问阴阳吉凶，也不问他的家世，称为“榜下捉壻”。还要给钱，称为“系捉钱”，大概是给女婿作为赴京应试和求取功名的费用。近年以来，富商、庸俗之人以及拥有厚重财产的人嫁女，也在榜下捉壻，并用丰厚的捉钱诱惑士人，使他们屈身就婚，一个女婿竟给到千余缗。婚事办成后，女方家还要索取“徧手钱”，往往计算嫁妆财物，订立约束，像诉状一样详细严苛。这样费尽心机究竟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