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纪第六（1/4）

译求下一个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二千四百一十九；小余满日法，就从大余进一，依前法推算，即为下月朔日。小余达到二千一百四十以上，该月就是大月。推算弦、望日：在朔日的大余上加七，小余加一千七百四十四，小分加一；小分满二就从小余进一，小余满日法就从大余进一，大余满六十就除去，余数按纪次推算，除去商数之外，就是上弦日。再这样相加，就得到望日、下弦日和下月朔日。月食发生在望日时，按实际情况确定小余；若处于中节，就按它接近的中节之间的限数确定小余。达到限数以下的，计算在内作为该日。望日在中节前后四日以内，按限数观察；在中节前后五日以上，按间限观察。推算二十四气的方法说：置所入纪的年份（不计所求年），用余数相乘，满纪法取大余，不满的为小余。大余满六十就除去，余数按纪次推算，除去商数之外，就是天正十一月冬至日。求下一个节气，加大余十五、小余四百零二、小分十一；小分满气法就从小余进一，小余满纪法就从大余进一，依前法推算，就是下一个节气的日期。推算闰月的方法说：用闰余减去章岁，所得余数乘岁中，满章闰取一月；余数达到半法以上，也取一月。从天正十一月起数，除去商数之外，所得就是闰月。闰月有前后进退，以没有中气来确定。大雪，十一月节气；限数一千二百四十二，间限一千二百四十八。冬至，十一月中气；限数一千二百五十四，间限一千二百四十五。小寒，十二月节气；限数一千二百三十五，间限一千二百二十四。大寒，十二月中气；限数一千二百一十三，间限一千一百九十二。立春，正月节气；限数一千一百七十二，间限一千一百四十七。雨水，正月中气；限数一千一百二十二，间限一千零九十三。惊蛰，二月节气；限数一千零六十五，间限一千零三十六。春分，二月中气；限数一千零八，间限九百七十九。清明，三月节气；限数九百五十一，间限九百二十五。谷雨，三月中气；限数九百，间限八百七十九。立夏，四月节气；限数八百五十七，间限八百四十。小满，四月中气；限数八百二十三，间限八百一十二。芒种，五月节气；限数八百，间限七百九十九。夏至，五月中气；限数七百九十八，间限八百零一。小暑，六月节气；限数八百零五，间限八百一十五。大暑，六月中气；限数八百二十五，间限八百四十二。立秋，七月节气；限数八百五十九，间限八百八十三。处暑，七月中气；限数九百零七，间限九百三十五。白露，八月节气；限数九百六十二，间限九百九十二。秋分，八月中气；限数一千零二十一，间限一千零五十一。寒露，九月节气；限数一千零八十，间限一千一百零七。霜降，九月中气；限数一千一百三十三，间限一千一百五十七。立冬，十月节气；限数一千一百八十一，间限一千一百九十八。小雪，十月中气；限数一千二百一十五，间限一千二百二十九。推算没、灭的方法说：根据冬至积日中有小余的情况，加积日一，以没分相乘，再用没法除，所得为大余，余数为小余。大余满六十就除去，余数按纪次推算，除去商数之外，就是去年冬至以后的一天。求下一个没日，加大余六十九、小余五百九十二；小余满没法取一，从大余进一，依前法推算。小余用尽，就是灭日。推算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分别就是木、火、金、水开始用事的日子。各自减去大余十八、小余四百八十三、小分六，余数按纪次推算，除去商数之外，就是四个立日前土开始用事的日子。大余不足相减时，加六十；小余不足相减时，从大余减一并加纪法；小分不足相减时，从小余减一并加气法。推算卦用事日：以冬至大余为基数，取小余的六倍，就是《坎卦》用事日。再加小余一万零九十一，满元法就从大余进一，就是《中孚》用事日。推算下一个卦时，各加大余六、小余九百六十七。四个正卦，则分别取其中间日的数值，并将小余乘以六。推算太阳运行度数的方法是：用纪法乘朔日以来的累计日数，满一周天数就除去；剩余数再用纪法除，所得为度数，不足一度的为分数。从牛宿前五度起算，依次按各宿推移相除；若不足一宿，则所得就是天正十一月初一夜半（半日）太阳所在的度数和分数。求下一天，太阳每天增加一度，分数不增加；经过斗宿时除去斗分，若分数不足，就退一度。推算月度的方法说：用月周乘朔日积日，满周天就除去，余数用纪法除，所得为度，不尽为分，依照上述方法推算，就是天正十一月朔日夜半月亮所在的度数和分数。求下一个月，小月加二十二度八百零六分；大月还要再加一日、十三度六百七十九分。分数满纪法取一度，合并计算，就是各月朔日夜半月亮所在的度数和分数。冬季下旬，月亮位于张宿、心宿一带。推算日月合朔度数的方法是：用章岁乘朔日的小余，满通法为大分，不足的为小分。把大分加到朔日夜半（半日）太阳的度数和分数上，分数满纪法就进为一度；依前法起算，这就是天正十一月合朔时太阳和月亮共同所在的度数。求下一个月，加二十九度、九百七十七大分、四十二小分；小分满通法就从大分进一，大分满纪法就从度数进一，经过斗宿时除去相应分数，就是下月合朔时日月共同所在的度数。推算弦、望日太阳所在的度数：在合朔度数上加七度、七百零五大分、十小分和一微分；微分满二就从小分进一，小分满通法就从大分进一，大分满纪法就从度数进一，依前法推算，就是上弦日所在的度数。再加一次，就得到望日、下弦日和下月合朔的度数。推算弦、望时月亮所在的度数：在合朔度数上加九十八度、一千二百七十九大分、三十四小分，数值满限后依前法推算，就是上弦时月亮所在的度数。再加一次，就得到望、下弦和下月合朔时月亮所在的度数。推算日月昏明时所在度数的方法说：太阳以纪法、月亮以月周，分别乘以所接近节气的夜漏数，再除以二百，所得为明分。太阳用纪法减去，月亮用月周减去，所得为昏分。各自把分数加到夜半时刻，按相应法则换算为度数。

译推算合朔交会和月食的方法说：置所入纪的朔积分，加上该纪下的交会差率，减去会通，余数就是所求年份天正十一月合朔时距交点的度分。再加通数，满会通就除去，余数就是下月合朔时距交点的度分。朔望合数分别加到各月合朔时距交点的度分上，满会通就除去，余数就是各月望日时距交点的度分。朔、望距交点的分数，如果不超过朔望合数而又达到入交限数以上，朔日就是日月交会，望日就是月食。推算合朔交会、月食以及月亮在日道内外的方法说：置所入纪的朔积分，加上该纪下的交会差率，连续减去两个会通。余数未满会通时，若纪首在表，则天正合朔时月亮在日道外；若纪首在里，则天正合朔时月亮在日道内。满会通就除去；在表者满会通转入里，在里者满会通转入表。求下个月，用通数相加，满会通就除去；在里者满会通转到表，在表者满会通转到里。若先发生交会、后发生月食，朔日在表则望也在表，朔日在里则望也在里。若先发生月食、后发生交会，则看发生月食的月份：朔日在里则望在表，朔日在表则望在里。交会、月食距交点的分数，若不超过朔望合数，就是先交会后交会；若达到入交限数以上，就是先会后交。先交后会而接近限数的，要预先观察；先会后交而接近限数的，要在后面观察。求距交点度数的方法说：属于先交后会的，以当前距交点的度分除以日法，所得就是退交度分。属于先会后交的，用会通减去距交点度分，再用日法除，所得就是前去交度。其余都是度分。距交点度数达到十五度以上，即使发生交会也不会有食；十度以下就是有食；十度以上时，亏食很轻微，只是光影相互接触而已。亏食多少，以十五为法计算。求日食亏损从哪个角开始的方法说：月亮在外道时，先交后会，亏食从西南角开始；先会后交，亏食从东南角开始。月亮在内道时，先交后会，亏食从西北角开始；先会后交，亏食从东北角开始。亏食分数多少，依照上法，以十五为法。交会处于正中，日食就会全食。月食发生在太阳的对冲位置，亏损的角度与上述相反。月亮运行的迟疾度数　　　　损益率　　盈缩积分　　　　　　　月行分 第一日，十四度十四分；益二十六；盈从初始计算；月行分二百八十。第二日，十四度十一分；益二十三；盈积分为118534；月行分二百七十七。第三日，十四度八分；益二十；盈积分为223391；月行分二百七十四。第四日，十四度五分；益十七；盈积分为314571；月行分二百七十一。第五日，十四度一分；益十三；盈积分为392714；月行分二百六十七。第六日，十三度十四分；益七；盈积分为451341；月行分二百六十一。第七日，十三度七分；损；盈积分为483254；月行分二百五十四。第八日，十三度一分；损六；盈积分为483254；月行分二百四十八。第九日，十二度十六分；损十；盈积分为455900；月行分二百四十四。第十日，十二度十三分；损十三；盈积分为410310；月行分二百四十一。第十一日，十二度十一分；损十五；盈积分为351413；月行分二百三十九。第十二日，十二度八分；损十八；盈积分为282658；月行分二百三十六。第十三日，十二度五分；损二十一；盈积分为200596；月行分二百三十三。第十四日，十二度三分；损二十三；盈积分为104857；月行分二百三十一。第十五日，十二度五分；益二十一；缩从初始计算；月行分二百三十三。第十六日，十二度七分；益十九；缩积分为95739；月行分二百三十五。第十七日，十二度九分，增加十七；缩积分为182336；数值为二百三十七。第十八日，十二度十二分，增加十四；缩积分为259863；数值为二百四十。第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增加十一；缩积分为323689；数值为二百四十三。第二十日，十二度十八分，增加八；缩积分为373838；数值为二百四十六。第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增加四；缩积分为410311；数值为二百五十。第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减损；缩积分为428546；数值为二百五十四。第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二分，减损五；缩积分为428546；数值为二百五十九。第二十四日，十三度十八分，减损十一；缩积分为405751；数值为二百六十五。第二十五日，十四度五分，减损十七；缩积分为355602；数值为二百七十一。第二十六日，十四度十一分，减损二十三；缩积分为278099；数值为二百七十七。第二十七日，十四度十二分，减损二十四；缩积分为173242；数值为二百七十八。周日，十四度十三分，另有小分六百二十六分；减损二十五，另有小分六百二十六。缩积分为63826；数值为二百七十九。另有小分六百二十六。推算合朔、交会和月食进入迟疾历的方法如下：取所入纪的朔积分，加上所入纪下的迟疾差率数，用通周除去整数部分；余数满日法为一日，不足部分为日余。从命定的日数之外起算，所得就是所求年份天正十一月合朔进入历法的日期。求下一个月，加一日和日余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和日余三千四百八十九。日余满日法就进为一日，日数满二十七日就除去二十七日。又用周日的日余除去余数；若日余不足以除，就减去一日，再加周虚。推算合朔、交会和月食的定大小余：用进入历法的日余乘所入历的损益率，再加上损益盈缩积分，得到定积分。以章岁减去所入历的月行分，用所得余数除定积分，所得数盈时从本小余中减去，缩时加上。相加后满日法，表示交会加时在后一天；相减后不足，表示交会加时在前一天。月食则依定大小余确定日和时。进入历法在周日时，用周日的日余乘缩积分，作为定积分；以损率乘进入历法的日余，再乘周日的日余，并加上周日度的小分，用损定积分减去，余数为后定积分。以章岁减周日的月行分，用所得余数乘周日的日余，并加周日度的小分，再除后定积分；所得数加在本小余上，计算方法同前。

译推算加时：用十二乘定小余，满日法为一辰；从子时起数，数到命定位置之外，即为朔、望加时所在的时辰。有余数未尽时，将余数乘四，再以日法除；所得一为少，二为半，三为太。若仍有余数，再乘三，以日法除；所得一为强，超过半法就进位，不足半法则舍去。把强与少合并称少强，与半合并称半强，与太合并称太强。得到两个强称少弱；与少合称半弱；与半合称太弱；与太合称一辰弱。按所在时辰命名，就能得到各自的少、太、半以及强、弱。月食发生在中节前后四日以内的，察看限数；发生在中节前后五日以上的，察看间限。定小余不超过间限、限数的，以所算的当天为月食日。斗宿二十六度四百五十五分；牛宿八度；女宿十二度；虚宿十度；危宿十七度；室宿十六度；壁宿九度。北方共九十八度四百五十五分。奎宿十六度；娄宿十二度；胃宿十四度；昴宿十一度；毕宿十六度；觜宿二度；参宿九度。西方共八十度。井宿三十三度；鬼宿四度；柳宿十五度；星宿七度；张宿十八度；翼宿十八度；轸宿十七度。南方共一百一十二度。角宿十二度；亢宿九度；氐宿十五度；房宿五度；心宿五度；尾宿十八度；箕宿十一度。东方共七十五度。表格略去。以上二十四节气的中气，按照上述方法推算，得到冬至为十一月的中气。再加上它，就得到下一个月的节气；再加一个节气，就得到该月的中气。中星以太阳所在的位置为准：取所求年份二十四节气的小余，乘四，按规定满一为少；余数不足少时再乘三，按规定为强；用所得数减去各节气昏、明时中星的相应定数。推算五星的方法。五星是：木星叫岁星，火星叫荧惑星，土星叫填星，金星叫太白星，水星叫辰星。五星运行有迟有疾，有留有逆。自天地开辟、清浊开始分离以来，日、月和五星聚集在星纪。它们从星纪出发，一同运行于天空，时而迟、疾、留、逆，彼此相互追及。星与太阳相会，同宿共度，称为“合”。从一次合到下一次合所经历的日数，称为“终”。把各星一个终的日数与一年日数通分约简，以终日数为率；若若干年后又相合，就称为“合终岁数”；一个终所包含的合数，称为“合终合数”。两种率确定后，历法的法数也由此产生。用章岁乘合数，得到合月法；用纪法乘合数，得到日度法；用章月乘岁数，得到合月分；以合月法除，商为合月数，余数为月余。用通数乘合月数，以日法除，所得为大余；用六十除去大余的整数，余数为星合朔大余；大余的余数为朔小余。用通数乘月余，用合月法乘朔小余，二者相加，再以日法乘合月法除，所得就是星合进入该月的日数；余数用通法约分，得到入月日余。用日法减朔小余，余数为朔虚分。用历法的斗分乘合数，得到星度斗分。木星、火星、土星都以合数减岁数，用余数乘周天，再以日度法除，所得就是行星的度数，余数就是度余。金星、水星则用周天乘岁数，再以日度法除，所得为行星度数，余数为度余。木星：合终岁数为一千二百五十五。合终合数为一千一百四十九。合月法为二万一千八百三十一。日度法为二百一十一万七千六百七。合月数为一十三。月余为一

译万一千一百二十二。朔大余为二十三。朔小余为四千九十三。入月日为一十五。日余为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四。朔虚分为四百六十六。斗分为五十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行星度为三十三。度余为一百四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九。火星：合终岁数为五千一百五。合终合数为二千三百八十八。合月法为四万五千三百七十二。日度法为四百四十万一千八十四。合月数为二十六。月余为二万三。朔大余为四十七。朔小余为三千六百二十七。入月日为一十三。日余为三百五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朔虚分为九百三十二。斗分为一百八万六千五百四十。行星度为五十。度余为一百四十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土星：合终岁数为三千九百四十三。合终合数为三千八百九。合月法为七万二千三百七十一。日度法为七百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七。合月数为一十二。月余为五万八千一百五十三。朔大余为五十四。朔小余为一千六百七十四。入月日为二十四。日余为六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四。朔虚分为二千八百八十五。斗分为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九十五。行星度为一十二。度余为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金星：合终岁数为一千九百七。合终合数为二千三百八十五。合月法为四万五千三百一十五。日度法为四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五十五。合月数为九。月余为四万三百一十。朔大余为二十五。朔小余为三千五百三十五。入月日为二十七。日余为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朔虚分为一千零二十四。斗分为一百八万五千一百七十五。行星度为二百九十二。度余为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水星：合终岁数为一千八百七十。合终合数为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九。合月法为二十二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日度法为二千一百七十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合月数为一。月余为二十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朔大余为二十九。朔小余为二千四百一十九。入月日为二十八。日余为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朔虚分为二千一百四十。斗分为五百三十六万三千九百九十五。行星度为五十七。度余为二千三十四万一千三百六十一。推算五星运行的方法说：取自壬辰元年以来直到所求年份的年数，用合终合数乘它，以合终岁数除，商为一的称为积合，余数称为合余。用合终合数减合余，所得为一，表示星在前一年与太阳相合；所得为二，表示在前两年相合；没有余数，表示在本年相合。再用合终合数减去余数，所得为度分。金星、水星的积合，偶数为晨见，奇数为夕见。推算五星相合的月份：分别用合月数、月余乘积合，月余满合月法就进为一月，所得为积月，不足部分为月余。用纪月除积月，商数从所入纪之外起算，所得为所入纪；余数为入纪月。另取积合乘章闰，满章月为一闰，用它减入纪月，再用岁中除去，余数为入岁月。从天正月起命数，数到所命之外，就是星合的月份。若相合处在闰月交界，以朔日来校定。推算星合月的朔日：用通数乘入纪月，满日法为一日，不足部分为小余。用六十除积日，余数为大余；从所入纪起命数，数到所命之外，就是星合月的朔日。推算进入该月的日期：用通数乘月余，用合月法乘朔小余

译，二者相加，再以通法约分；所得数满日度法为一日，就是星合进入该月的日数，不足部分为日余。从朔日开始命日，数到所命之外，就是入月日。推算星合的度数：用周天乘度分，满日度法为一度，不足部分为余数。从牛宿前五度起命数，数到所命之外，就是星与太阳相合的位置。

译求下一个完整的周期月：把月数加入岁月，把月余加入月余；余数满合月法进为一月。若月份未满岁中，仍在本年；满了就除去，计入闰月，余数就是下一年；再满一次，就是后两年。金星、水星在晨见时加上夕见，在夕见时加上晨见。求下一次合朔：把朔大余、朔小余加到合朔月的大余、小余上；若月余进成一月，再加大余二十九、小余二千四百一十九；小余满日法就进为大余，按前面的方法命日。求下一次进入该月的日期：把入月日、日余加到本次入月日及其余数上，余数满日度法进为一日。若前一次合朔的小余超过其虚分，就减去一日；后一次小余达到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就减去二十九日；不足时则减去三十日；剩下的就是下一次合朔进入该月的日数，从朔日开始命日。求下一次合度时，把度数和分数按前面的方法，依照星宿次序命定。木星：早晨与太阳相合时伏没，顺行；经过十六日九十九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运行二度二百七十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分，便在东方早晨出现，位于太阳之后。顺行而快时，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顺行而慢时，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然后留止。留止二十七日后转为逆行。逆行时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再次留止。二十七日后又转为慢速顺行，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之后又转为快速顺行。快速顺行时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位于太阳之前，傍晚在西方伏没。顺行十六日九十九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二百七十九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分，便再次与太阳相合。一个完整周期共三百九十八日、日余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运行三十三度、度余一百四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分。火星：早晨与太阳相合时伏没；经过七十二日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运行五十六度一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五分，便在东方早晨出现，位于太阳之后。顺行时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随后仍顺行但转慢，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然后留止。留止十一日后转为逆行。逆行时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再次留止。十一日后又顺行而慢，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之后又转为快速顺行。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位于太阳之前，傍晚在西方伏没。顺行七十二日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一百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四十五分，便再次与太阳相合。一个完整周期共七百八十日、日余三百五十八万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运行四百一十五度、度余二百四十九万八千六百九十分。土星：早晨与太阳相合时伏没；经过十九日三百八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运行二度六百四十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便在东方早晨出现，位于太阳之后。顺行时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然后留止。留止三十二日半后转为逆行。逆行时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再次留止。三十二日半后又顺行，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位于太阳之前，傍晚在西方伏没。顺行十九日三百八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便再次与太阳相合。一个完整周期共三百七十八日、日余六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运行十二度、度余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分。金星：早晨与太阳相合时伏没，经过六日退四度，便在东方早晨出现，位于太阳之后并作逆行。运行渐慢时，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止七日后转为顺行。顺行而慢时，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随后转为顺行而快。快速顺行时，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一百零五度。更加快速时，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位于太阳之后，早晨在东方伏没。顺行四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运行五十二度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便与太阳相合。一次相合共二百九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运行数与此相同。金星：傍晚与太阳相合时伏没；顺行四十二日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运行五十二度十九万四千九百九十分，便在西方傍晚出现，位于太阳之前。顺行而快时，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随后仍顺行。运行渐慢时，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一百零五度，随后仍顺行。更加缓慢时，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然后留止。留止七日后转为逆行。逆行时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位于太阳之前，傍晚在西方伏没。逆行六日退四度，便与太阳相合。两次相合为一个完整周期，共五百八十四日、日余三十八万九千九百八十分，行星运行数与此相同。水星：早晨与太阳相合时伏没，十一日退七度，便在东方早晨出现，位于太阳之后。逆行而快时，一日退一度，然后留止。留止一日后转为顺行。顺行而慢时，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随后转为快速顺行。快速顺行时，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位于太阳之后，早晨在东方伏没。顺行十八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运行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便与太阳相合。一次相合共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运行数与此相同。水星：傍晚与太阳相合时伏没；顺行十八日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运行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一分，便在西方傍晚出现，位于太阳之前。顺行而快时，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随后仍顺行。运行而慢时，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然后留止。留止一日后转为逆行。逆行一日退一度，位于太阳之前，傍晚在西方伏没。逆行十一日退七度，便与太阳相合。两次相合为一个完整周期，共一百一十五日、日余一千八百九十六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运行数与此相同。五星推算运行度次的方法。

译用历法所得的伏日度余加上星合日的度余，余数满日度法就进一位，按前面的方法命定，便得到星出现的日期和度余。用星行分的分母乘见度分，以日度法除，若分数未尽但达到半法以上，也进为一分；再加上每日运行的分数，分数满其分母就进一度。顺行、逆行的分母不同，要用本次运行的分母乘原有余分，再以原分母除，所得就是本次运行的分数。留止时承接前数，逆行时则减去；伏没时若度数未尽，除去斗分，以运行分母为比例。各分数有增有减，前后相互校验。武帝的侍中、平原人刘智，依据斗历改革历法，推演《四分法》，规定三百年减去一日，以一百五十为度法，三十七为斗分。他推定甲子为上元，到泰始十年、岁在甲午，共九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岁；上元年天正月甲子日的朔日夜半为冬至，日、月、五星都起于星纪，由此得到元首的起点。又用浮夸的说法加以修饰，命名为《正历》。当阳侯杜预撰写《春秋长历》，其中说：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有余。日官应当综合考察日月运行的迟速，以确定晦朔，设置闰月。闰月没有中气，北斗斜指在两个时辰之间，所以与其他月份不同。把这些差异积累起来加以调和，使四时八节不相违背，才能构成一年，其精微严密达到极点。掌握其中的精微，使它与天道相合，政事就能有条理而不出差错。所以《左传》说：“设置闰月是为了校正时令，校正时令是为了办理政事。”然而阴阳的运行随着运动而产生差异，差异不断积累，终于与历法错位。因此仲尼、左丘明常在朔日和闰月处发论，正是为了纠正历法的得失，借此阐明历数。刘子骏制定《三正历》来解释和校订《春秋》。其中记载有甲、乙干支的日食共三十四次，而《三正历》只推得一次，与诸家相比最为疏漏。它还每隔六千多年就增加一天，实际上应当把各年的余日逐年累积计算，却无故增加一天，这是最不可行的做法。自古以来，讨论《春秋》的人大多有违背和错误之处：有的创立自己的学说，有的采用黄帝以来的各种历法，来推算经书和传文所记的朔日，但都彼此不相符合。日食发生在朔日，这是上天的验证；《经传》又明确记载朔日发生日食，可以说是符合天象的。然而刘向、贾逵等儒者却都认为日食发生在月二日或三日，公然违背圣人的明文。他们的弊病在于拘守一个历元，不随天象变化而调整。我感慨于《春秋》的史事，曾经撰写《历论》，极力说明历法的通理。其大意说：“天体运行从不停息，日、月、星、辰各自运行于自己的轨道，都是运动着的事物。事物一运动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虽然运行的度数有大致的限度可以测定，但把日积累成月、把月积累成年，新旧相接，不可能没有极细微的差异，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春秋》中有连续数月发生日食的情况，也有多年不发生日食的情况，道理本来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计算时拘守固定的数值，历法就无不有先后偏差。起初只差毫毛，还不能察觉；积累多了，就会影响弦、望、晦、朔，不得不修改历法制度来顺应它。《尚书》所说‘敬慎地顺应上天，推演日月星辰的运行’，《周易》所说‘治理历法以明确时令’，都是说应当顺应天道以求相合，不是先求相合再拿它来验证天道。由此推论，《春秋》二百多年间，历法的调整变化一定很多。虽然有关数术已经失传，但从远处探求《经》《传》的微旨，大致规律仍可知道；当时的违误，也能由《经》《传》得到验证。学者本应详细遵循《经》《传》所记的月日和日食，考定晦朔，推求时令的验证；但他们都不这样做，各自依据自己的学说推算《春秋》，这无异于量自己的脚，却想削平别人的脚来求合。我写完《历论》以后，到咸宁年间，善于计算的李修、卜显依据《历论》的体例制定历法，名为《乾度历》，上表呈给朝廷。他们的历术符合太阳运行四分的数值，并稍微增加月亮运行的数值，采用三百年修改历法制度的原则，以两个上元相互推算，经过七十多年，接续考虑强弱变化。强弱的差别很小，却恰好足以长期贯通盈缩。 당시尚书和史官把《乾度历》与《泰始历》参照校验古今的记注，发现《乾度历》明显胜过《泰始历》，比官历优胜四十五项。如今这套历术仍完整保存。又把古今十种历法一并考核来验证《春秋》，由此知道《三统历》最为疏漏。《春秋》总共记载七百七十九日，其中《经》三百九十三日，《传》三百八十六日。其中有三十七次日食，有三次没有记明甲、乙日。《黄帝历》推得四百六十六日，日食一次。《颛顼历》推算为五百九日，发生八次日食。《夏历》推得五百三十六日，日食十四次。《真夏历》推得四百六十六日，日食一次。《殷历》推算为五百三日，发生十三次日食。《周历》推算为五百六日，发生十三次日食。《真周历》推得四百八十五日，日食一次。《鲁历》推得五百二十九日，日食十三次。《三统历》推得四百八十四日，日食一次。《乾象历》推得四百九十五日，日食七次。《泰始历》推得五百一十日，日食十九次。《乾度历》推得五百三十八日，日食十九次。现在的《长历》推得七百四十六日，日食三十三次。少推了三十三日，是《经》《传》有误；其中四次日食，三次没有记明甲、乙日。汉末，宋仲子汇集七种历法来考察《春秋》。考察其中《夏历》和《周历》的推算方法和数值，都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所以改名为《真夏历》和《真周历》。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琅邪王朔之制定《通历》，以甲子为上元，积累九万七千年，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为纪法，以一千二百零五为斗分，并把这个上元作为天地开辟的起点。

译后秦姚兴时期，正值孝武帝太元九年、岁次甲申，天水人姜岌制定《三纪甲子元历》。其概要说：“制定历法的原则，必须审察日月的运行，然后才能向上考察天时，向下观察万物的变化。一旦失去根本，四时就会变乱。因此仲尼作《春秋》，用日承接月，用月承接时，用时承接年，用年作为记事的起首，说明天时是人事的根本，所以王者十分重视。自皇羲以来，直到汉、魏，各自制定历法，以求得适中。考察历法的疏密，只有日月交会和日食、月食可以验证。然而文字记录中，只有《春秋》记载日食的变化，从隐公到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次；考察这些日食的晦朔，却不知道使用的是哪一种历法。班固认为《春秋》依据《鲁历》，《鲁历》不正确，所以设置闰月失去了次序。鲁国把闰余为一的那一年作为蔀首，但检验《春秋》所置闰月，并不与这种蔀法相符。《命历序》说：孔子为了整理《春秋》，退而修订殷代旧历，使其数值能够流传后世。如果这样，《春秋》就应当用《殷历》来校正。如今考察日月交会，却与《殷历》不相应；用《殷历》考察《春秋》，月朔大多赶不上所记的日期，再用它检验《经》，大多相差一日；检验《传》，大多又少一日。” 只是《公羊传》与《经》《传》所记朔日不同，从道理上说可以依从；而《经》有日食发生于朔日的验证，说明《传》在这方面错了。服虔解释《传》时采用太极上元，太极上元是《三统历》刘歆所创立的上元，怎么能用在《春秋》上呢？在《春秋》中采用汉代历法，按义理说不是相距太远了吗？《传》的违误很多，并不只是这一件事。襄公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发生日食。《传》说：‘日辰在申，掌管历法的人错过了闰月，这是第二次失闰。’考察日月交会的分度，交会应当就在这个月，并不是第二次失闰。考察刘歆的历法，《春秋》中日食发生在朔日的只有一次，其余大多在初二。刘歆于是附会《五行传》，提出月行迟缓和月行偏隐的说法，说春秋时期诸侯大多失政，所以月亮运行总是迟缓。刘歆不承认历法本身使天象发生误差，反而为此强作解释。日食发生在朔日，这是天象的验证；刘歆却反过来说历法不是这样，既冤屈上天，又违背当时的历法。杜预又认为周代衰微、世道混乱，学者不能得到历法真传；如今流传的七种历法，也未必是当时王者所用的历法。现在如果确实用这七家历法考察古今日月交会，确实没有一种能够验证，都因为斗分设置得疏略造成的。《殷历》以四分之一作为斗分，《三统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中的三百八十五分作为斗分，《乾象历》以五百八十九分中的一百四十五分作为斗分，现在的《景初历》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中的四百五十五分作为斗分，疏密不同，计算方法和数值各异。《殷历》的斗分粗疏，所以不能用于现在；《乾象历》的斗分过细，所以不能贯通古代。《景初历》的斗分虽处于粗细之间，但太阳所在的位置却差了四度，日月亏蚀的时刻都赶不上应有的次序。假如太阳在东井宿发生日食，用月亮来验证，实际却在参宿六度，差错竟达到这种程度，怎么可以用来考察天时和人事呢？现在制定新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中的六百零五分作为斗分，太阳在斗宿十七度；从天正之首起，向上可以与《春秋》相考合，向下可以在当今验证。用它考察《春秋》三十六次日食，其中朔日发生的二十五次，初二发生的两次，晦日发生的两次，推算错误的五次，共三十三次日食；其余日食，《经》中没有记载日期，也没有避讳日期的名称，无法考察其得失。图谶纬书都说‘三百年斗历就要修改法制’。如今把新历施用于春秋时期，日食大多发生在朔日；从春秋时期直到现在，共一千多年，日月交会、弦望的进退都在三次日食的范围内，这种方法才可以长久使用，难道还会是所谓三百年就要修改斗历法制吗？” 从甲子上元以来，到鲁隐公元年己未岁，共八万二千七百三十六年；到晋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岁，共八万三千八百四十一年，均从上元年开始计算。元法：七千三百五十三。纪法：二千四百五十一。通数：十七万九千零四十四。日法：六千零六十二。月周：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六。气分：一万二千八百六十。元月：九万零九百四十五。纪月：三万零三百一十五。没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一。没法：六百四十三。斗分：六百零五。周天：八十九万五千二百二十。另一个名称是纪日。章月：二百三十五。章岁：十九。章闰：七。岁中：十二。会数：四十七。日月运行八百九十三年，共有四十七次交会，分数正好用尽。气中：十二。甲子纪：交差九千一百五十七。甲申纪：交差六千三百三十七。甲辰纪：交差三千五百一十七。周半：一百二十七。朔望合数：九百四十一。会岁：八百九十三。会月：一万一千零四十五。小分：二千一百九十六。章数：一百二十九。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三。周闰大分：七万六千二百六十九。历周：四十四万七千六百一十。即周天的一半。会分：三万八千一百三十四。差分：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六。会率：一千八百八十二。小分法：二千二百零九。入交限：一万零一百零四。小周：二百五十四。甲子纪：差率四万九千一百七十八。甲申纪：差率五万八千二百三十一。甲辰纪：差率六万七千二百八十四。通周：十六万七千零六十三。周日日余：三千三百六十二。周虚：二千七百零一。五星约法，是根据五星出现和隐没来确定标准，不拘泥于元法的原始数值。这样，计算运行步数要追溯到上元之初，约法则施用于当今；曲折地求取其意，各有适宜之处，所以制作者分别设置了这两套方法。姜岌用月食来检验太阳所在的宿度，这是历法家的宗法。他又撰写《浑天论》，用来推算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驳正前代儒者的错误，并且得到了其中正确的道理。

译志第九。礼上。人承受天地阴阳的灵性，具有哀、乐、喜、怒的感情。因此圣人垂示范式，把它作为百姓的准则，节制人的骄纵淫荡，防止暴乱；尊崇天地，虔敬鬼神，排列尊卑的秩序，成就夫妇的道义，然后国家和家庭才可以得到治理。《左传》说：‘一天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向仁。’至于太一最初分化之时，燧人氏钻木取火，心志尚能通达于恭敬节俭，情感不凭借玉帛礼物；在春天的溪涧旁取饮清水，在秋天的树林外焚烧大猪作为祭品，也没有什么可以缺少的。轩辕、颛顼依循神意，唐尧、虞舜考察古制，到了兴盛的周代，礼制的文饰大为完备。有的树立百官的规范，设置不可更改的法典；有的制定礼经三百篇、威仪三千条，都是用来弘扬天意、雕琢人伦的。周代末期风俗浇薄、诈伪盛行，王道日益衰落，事情违背光明治国之道，礼制也败坏于各家。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周旋的礼节，太叔回答说：‘大概只是所谓仪式，而不是礼的本质。’合乎天经地义的道理，从此更加残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考察夏、商、周三代的典制，留下供历代帝王遵循的训诫，但当时没有贤明的君主，道路受阻而无法施行。如果人的情感崇尚分流，防止过失的仁德就会被抛弃；风俗浇薄、诈伪盛行而各行其是，洙水、泗水之间的遗风就会消失。因此汉文帝废止再期丧服，东汉中兴时改为一年一次郊祭，顺应时势的道理，难道不是这样吗？西汉京城元鼎年间，以及东汉中兴后的永平年间，疏通玉璧礼制，延揽士大夫，开启儒学之门，招引诸生，两京盛况，以此最为美好。到了山中的鱼登上祭器、泽中的猪却不合礼经，礼乐常被弃置，浮华彼此竞尚，而郊祭之制的纲纪有时还保存着。魏氏光大宅业，法度典章因此很美好。王肃、高堂隆等人博通前代典籍，根据三千条礼制、十七篇礼学，各自依旧文增删以适应当世，难道这就是所谓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的道理吗？世道正当雕墙饰华之时，时局又逢败坏的政治，周代遗留下来的典制多有违背世俗之处，但残存的文编册籍，仍有值得观览的地方。景初元年，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营建圆丘，祭祀时以始祖帝舜配享，祭器中陈列生鱼，以陶制酒樽盛玄酒；如果不是士大夫为此整顿纲纪，谁还能在这种情况下使礼制兴起呢！” 宣帝、景帝时期忙于戎旅，还来不及制定这些礼制。太康年间平定吴国，九州统一，礼经全部送达，乐器也一同归来，于是齐、鲁的诸位儒生各自携带缃色书帛前来。武皇帝也刚刚平定寇乱，心意首先放在礼仪规范上。吉礼方面，三茅山的草不剪除，日观处停止进献瑄玉；凶礼方面，穿深衣、戴布冠，撤下坐席，减少膳食。这说明他明白一谦而有三益的道理，于是教化得以施行。元帝中兴时，事情多采取权宜之道，遗存的文章和旧典籍接续不绝，却十分残缺。因此常侍戴邈到宫阙上疏说：‘如今正是天地重新开始、万物初生的时候，应当荡除近世流弊，创立千年不朽的美好规范。所以崇尚佩双剑的节操，形成飞白书的风俗；装饰携琴的仪容，演奏合于曲调的和声。’这番话是为了振兴礼制文章，劝说皇帝亲自率先实行。穆帝、哀帝以后，王道逐渐衰落；桓温居于宰辅之位，政令由自己发出，而有关官员有时炫耀礼文、增加执事的光彩，君主的威势长久消失，臣下专擅其权。《礼记》说：‘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就不能制作礼乐。’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 晋朝初年，有荀顗、郑冲裁定编成国家的典章制度；到了江左时期，则有荀崧、刁协对朝廷礼仪加以增删。按照《周官》，礼有五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其中吉礼最重要的，莫过于祭祀。因此《洪范》所说的八政，三日祀，即第三项是祭祀。祭祀，是用来彰明孝道、侍奉祖先，并与神明沟通的。汉朝兴起时，承接秦朝焚毁学术典籍之后的局面，许多制度未能恢复古制。经过东汉、西汉两京四百多年，所以制度常常有所改变。魏氏承受汉末的大乱，旧有章法几乎灭绝，于是命侍中王粲、尚书卫顗草创朝廷礼仪。晋国建立后，文帝又命荀顗依据魏代以前的旧事，撰成新的礼典，参照古今制度，改定其中的礼节条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也一同校订审定，成书一百六十五篇，奏报朝廷。太康初年，尚书仆射硃整上奏，请把这部礼典交给尚书郎挚虞讨论。挚虞在奏表中说明应当增删的内容说：臣负责校订已故太尉荀顗所撰的《五礼》。臣认为，改朝换代以垂示统绪，是帝王的美事；隆重制定礼制以率导教化，是国家的大事。因此臣先前上表谈论礼制事务迟迟不能办理，请求尽快完成并施行。又因为《丧服》疑问和缺漏最多，应当加以补充订正。还因为现今礼书篇卷繁多冗重，应当按照类别贯通合并。事情拖延已久却没有结果，恐怕会被搁置沉默。冠礼、婚礼、祭礼、朝会等各种吉礼，制度变化较少；至于《丧服》，是世间最重要、最常用的礼制，却特别容易失去本旨。因此子张对高宗居谅阴三年表示疑惑，子思不听从儿子为出母服丧，子游认为异父兄弟应服大功，子夏却认为应服齐衰；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又对该服什么丧服产生疑问。这些人都是明达而熟习礼制的人，仰读周代典籍，俯首以仲尼为老师，长期受到圣人训诫的熏陶，讲习多年；即使遇到丧事，尤其重视丧礼，尚且如此，可见丧礼容易使人迷惑，不可不详细说明。何况从那以后，礼书篇章焚毁散失，距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丧服制度出现诡异错误，本来就是应有的结果。因此《丧服》一卷，篇幅不足一手所握，却有纷纷不一的争论。三年之丧，郑玄说是二十七个月，王肃说是二十五个月；改葬时的丧服，郑玄说服缌麻三个月，王肃说葬礼完毕就除服；继母改嫁，郑玄说都应服丧，王肃说只有跟随继母并由她抚养的人才为她服丧；无服之殇，郑玄说孩子出生满一个月，哭吊一天，王肃说以哭吊的天数代替服丧的月份。类似情况很多。《丧服》的正文简略，必须等到注解说明事义后才显明；它的传说较为详尽，世人称为子夏所作。郑玄、王肃都以《经》为祖本、以《传》为宗旨，却各有不同，天下人都感到疑惑，没有人知道应当如何裁定；而荀顗只照录古《经》文，全部删除子夏《传》和前代儒者的注说，这样的礼制不能施行。等到实际办理丧礼时，如果仍然颁行不同的说法，一会儿依据这一说，一会儿依据那一说，就不是用来确定制度的办法。臣认为，现在应当参照采纳《礼记》，大略选取《传》的说法，补足其中的不足，统一各种不同的义理。可以依照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各类规定得到明确而正确的统摄，用来裁断疑问和争论；这样，制度就不会有两种门径，众人都能有共同遵循的依据。

译而且这套礼制应当颁行天下，不宜篇卷繁多。荀顗编成一百六十五篇，每篇一卷，共有十五万多字；臣还认为卷帙太多、文字烦琐，大多是重复出现。考察《尚书·尧典》所记祭祀山川的礼制，只有祭祀东岳时详细说明牲畜、币帛的数量和所用仪式，其余只说‘如同前例’。《周礼》祭祀天地、五帝、享祀先王，凡是事情相同的都说‘也同此例’，文字简约而意义完备。如今礼仪事项相同而名称不同的，动辄另立一篇，卷帙烦多而不合典雅。都应当删省文字、贯通事项，按类别合并；事情有不同的，才列出差异。这样可以减少三分之一。挚虞讨论新礼完毕，于元康元年上奏。所陈述的只是明堂祭祀五帝、二社、六宗，以及吉礼、凶礼和王公制度，共十五篇。皇帝下诏准许了他的建议。后来挚虞与傅咸继续完成这项工作，最终仍未成功。中原沦陷后，挚虞的《决疑注》就是这项工作的遗存。到了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充整理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接着修订此事。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在郊外祭祀，以武帝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以文帝配享上帝。当时两汉郊祭的制度都还保存着，因此可以知道魏代作了哪些增删。太和四年八月，天子向东巡行，经过繁昌，派执金吾臧霸代理太尉职务，用一头特牛在受禅坛祭祀。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开始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营建圜丘。诏书说：‘从前汉朝初年，承接秦朝毁灭学术之后，搜集残缺的礼制，用来充备郊祭。从甘泉、后土，到雍宫五畤，神祇的位置和祭祀，多不见于经典，而且兴废无常，时而采用这一套，时而采用另一套，四百多年间，废止了禘礼，古代重新建立的制度于是有所缺失。曹氏的世系出自有虞氏。现在在圜丘祭祀，以始祖帝舜配享，圜丘称为皇皇帝天。方丘所祭称为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天郊所祭称为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享。地郊所祭称为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享。在明堂祭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以配享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开始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有虞帝舜配享。正始以后，直到魏朝灭亡，不再举行郊祭。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派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捧着皇帝的玺绶和策书，将帝位禅让给晋。丙寅日，武皇帝在南郊设置坛场，焚柴燎祭，向上天报告禅让之事；当时还没有设置祖先配享。泰始二年正月，诏书说：‘有关官员先前上奏，郊祭暂且采用魏礼。朕没有考虑到更改礼制的困难，命令立即把它作为永久制度，众人的议论纷纷不一，终于不能及时确定，因而不能按时祭享神祇、让祖先配享。朕日夜忧虑，减少饮食而忘记安寝，现在应当举行郊祭。’当时群臣又议论说，五帝就是上天，只因王者受命的气数随时不同，所以名称有别；虽然名为五帝，实际上是一个神明。明堂和南郊应当撤除五帝的神位，五郊改称五精，都同称昊天上帝，只各设一个神位。地郊又撤除先帝、先后的配享。皇帝全部采纳。二月丁丑，在郊外祭祀，以宣皇帝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以文皇帝配享上帝。这年十一月，有关官员又议奏说，古代丘祭和郊祭并无区别，应当把圜丘、方丘合并到南北郊，重新修建坛场，冬至、夏至的祭祀合并在南北二郊。皇帝又采纳了，一概依照宣帝时采用王肃的建议。这月庚寅日冬至，皇帝亲自在南郊的圜丘祭祀。从此以后，不再分别设置圜丘和方泽。太康三年正月，皇帝亲自举行郊祭，皇太子和皇子都侍从陪祭。太康十年十月，又下诏说：‘《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而《周官》说“祭祀上天并遍祭上帝”，又说“祭祀大地并遍祭四方名山大川”。四望并不是地祇，那么明堂的上帝就不能解释为上天。从前群臣议论撤除明堂五帝神位，考察礼文并不正确。况且《诗序》说“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推尊后稷配享上天。宣帝凭借神武开创帝业，既已配享上天，再让先帝配享上天，按道理也不安妥。应当恢复明堂和南郊的五帝神位。’愍帝迁都长安，还没来得及建立郊庙，晋朝就败亡了。元帝渡过长江，太兴二年才开始讨论建立郊祭仪式。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认为，应当等到返回洛邑建都后再修订郊祭制度。司徒荀组依据汉献帝迁都许都后立即建立郊祭的先例，认为应当就在这里修建并奉行。骠骑将军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都赞同荀组的意见，于是事情得以施行，在巳地建立南郊。制度都由太常贺循制定，大多依照汉代和晋初的仪式。三月辛卯，皇帝亲自举行郊祭，享祀和配享的礼仪完全依照武帝首次郊祭的旧例。当时还没有建立北坛，地祇和众神都共同置于天郊。明帝太宁三年七月，才下诏建立北郊，还没来得及建成皇帝就去世了。到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朝诏旨，在覆舟山南面建立北郊。天郊祭祀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共六十二位神。地郊祭祀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共四十四位神。江南各处的小山，大概是江左所设置的，就像汉代西京关中地区的小水流都有祭祀等级一样。这月辛未日祭祀北郊，开始以宣穆张皇后配享；这是魏氏的旧例，不是晋朝原有的制度。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要举行北郊祭祀时，出现了疑问和争议。太常顾和上表说：‘泰始年间，把冬至、夏至的礼仪合并到南北二郊。北郊应在什么月份举行，古代没有明确文献，有的认为应在夏至，有的认为应与南郊同用阳月。汉光武帝在正月辛未日开始建立北郊，这就与南郊同月。到了中兴初年，百事草创，从简处理，把七郊合并在一座丘坛上，典章制度尚未完备，暂时采用这种礼制，大概是适应当时形势。到了咸和年间，议论另立北郊，也同样使用正月。魏承袭后汉，正月祭天而以地祇配享。当时高堂隆等人认为，按礼制祭天不应以地祇配享，并援引《周礼》说，三王的郊祭都使用夏正。’于是采纳了顾和的意见。这月辛未日举行南郊祭祀，辛巳日举行北郊祭祀，皇帝都亲自主持。

译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伐桓玄，把他赶走。己卯日，在南郊报告讨伐成功之事。这一年，皇帝蒙受尘难，身在江陵尚未返回。第二年本应举行郊祭，朝廷议论认为应依照《周礼》，由宗伯代理职务，三公办理祭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自说：‘既然已经举行殡葬，郊祭时正是天子亲临朝廷、仍有君主在位的时候，接受君命而行事，有什么可争辩的呢？郊祭能否举行，难道能同今天的情形相比吗！’议论者又说：‘现在应当举行郊祭，原本就是承奉皇帝诏命所得，应当由三公办理。’又说：‘郊祭上天是最尊贵的祭祀，而且只有一个，所以不是天子不能祭祀。自庶人以上，没有不在时节祭祀祖先的；嫡子在外，庶子也可以办理祭事，但从来没有不亲自接受君命就能够祭天的。’王纳之又说：‘武皇帝接受禅让，在二月举行郊祭；元帝中兴，在三月举行郊祭。如今举行郊祭的时日还没有错过，我正日夜盼望皇帝的车驾，没有必要急于求成，使皇帝的车驾匆忙返回，反而不能亲自奉行祭祀。’于是采纳了王纳之的意见。郊祭、宗庙祭祀所用牲畜、币帛、璧玉的颜色，虽然已有成文规定，但秦代多用骝驹，汉代只说用小牛，没有说明颜色。江左时期南郊、北郊都用黑色牲畜，明堂、宗庙和社坛都用红色牲畜。礼制中有祭祀时告知祖、祢并告祭社神的文献，却没有告祭郊坛的典制。汉代仪制规定，天子去世时，派太尉到南郊报告谥号，其他情况没有听说过。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皇帝将要向东巡行，因为大军即将出发，派太常用一头特牛到南郊告祭。文帝去世后，太尉钟繇又到南郊报告谥号，这些都属于在郊坛举行有事告祭。江左时期则废除了这种制度。礼制规定，春分在东方祭祀朝日，秋分在西方祭祀夕月。汉武帝到郊外祭祀泰畤，清晨从竹宫出发，面向东方拜揖太阳；傍晚面向西方拜揖月亮。这样既已在郊外祭祀，又没有分别设在东西两郊。后来于是早晚都常常拜日月。因此魏文帝下诏说：‘汉朝不在东郊拜日，却早晚在殿下东西两侧拜日月，烦琐而亵慢，像一家人的私事，不是奉事天神的道理。’黄初二年正月乙亥，在东门外祭祀朝日，又违背了春分、秋分分别祭祀的礼义。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在东郊祭祀朝日；八月己丑，在西郊祭祀夕月，这才符合古礼。到武帝太康二年，有关官员上奏，春分依旧请皇帝车驾祭祀朝日，但天气寒暖不适，可以不亲自出行。诏书说：‘礼仪应当有常规。如果依照所奏，就与已故太尉所撰定的制度不同，又会变成没有固定制度。近来边患尚未平定，所以常常依从所奏；如今戎事平息，这件事最为重要。’根据这道诏书，皇帝又亲自祭祀朝日。此后这一制度被废止。礼制规定：‘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魏文帝即位后，采用汉代的明堂制度，却没有设置配享。魏明帝太和元年，才开始在明堂祭祀文帝；齐王也举行了同样的礼仪。晋初以晋文帝配享，后来又改以宣帝配享，不久又恢复以晋文帝配享，其他方面没有变更。由此看来，南郊祭天和明堂祭祀，在配享对象相同或不同方面，确实参差不一。挚虞议论说：“汉、魏旧例，明堂祭祀五帝之神。新礼认为五帝就是上帝，也就是天帝。明堂除去五帝的神位，只祭祀上帝。考察孔仲尼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天，在宗庙祭祀文王于明堂来配享上帝。’《周礼》说，祭天时遍祭上帝，祭地时遍祭四望之神。四望之神并不是地神，那么上帝也不是天神，这一点显然可以辨明。郊丘祭天，扫地设祭，祭牲用小牛，祭器用陶器和匏器，礼制返本复始，所以用远祖配享。明堂祭祀，祭品齐备而进献，玉器和牲畜一同陈列，笾豆成行，礼仪同于祭祀人鬼，所以用近祖配享。郊坛和明堂的神位，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体制；祭牲和祭品，质朴与文饰也各有不同。况且祖先与父祖共同配享，并不是为了显示尊严之美；三天内两次祭祀，也不是不烦渎神灵的道理。它们所祭的不是同一神灵，也足以说明了。上古时代，君主生前是英明的君王，死后便配享五行之神，所以太昊配木神，神农配火神，少昊配金神，颛顼配水神，黄帝配土神。这五帝，是配天的神灵，在四郊各自设坛祭祀，又在明堂报祭他们。” 祭天时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一样。有人认为，五精之帝是辅佐上天养育万物的神灵。前代相沿承袭，没有谁废除过，晋初才开始听从不同的意见。《庚午诏书》规定，明堂和南郊都除去五帝的神位，只祭祀天神；新礼奉行并采用了这一规定。前太医令韩杨上书，认为应当像旧制一样祭祀五帝。太康十年，诏令已经实行。应当确定新礼，明堂和郊外祭祀五帝仍照旧制。”诏令同意了这项意见。东晋以后，一直没有来得及修建此制。汉代礼仪规定，太史每年上呈当年的历书；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通常诵读五时令。皇帝所穿的服色，各随五时的颜色而定。皇帝登上御座，尚书令以下官员就座，尚书三公郎把诏令放在案上，捧着进入，到了座位前伏地诵读完毕，赐酒一卮。魏氏经常实行这一礼仪。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官禀告说：‘前后只见诵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穿黄色服装的时候，却独独缺少诵读，不知是什么缘故。’兼任散骑常侍、太史令的高堂隆认为：‘黄色在五行中属中央之土，君王统治四季，每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所以在火行当令结束时穿黄色服装，其他三季则不穿。令文是随四时而定的，并不是按五行制定的，因此穿黄色服装时没有相应的令文。’这样看来，魏氏是不诵读大暑令的。晋朝接受天命后，也有这项制度。傅咸说：‘立秋这一天，白色的路车在紫庭中显耀，白色旗帜陈列在玉阶上。’如此说来，这一天旗帜和路车都是白色的。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日，有司上奏请求诵读秋令。兼侍中、散骑常侍荀奕和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议说：‘尚书三公曹奏请诵读秋令，但仪注和旧典并不完备。臣等参考议论光禄大夫华恒的意见，武皇帝因为秋夏暑气最盛，常常缺少诵读时令，春冬则不废止。先王顺应时令诵读时令，是因为遵后于天而奉行天时；服色和章饰的尊严，是礼制所重视的。如今服章多有缺失，又正值暑热强盛，臣等认为可以依照华恒的意见，按照旧例缺省而不诵读。’诏令批准了。咸和六年三月，有司上奏：‘本月十六日立夏。如今正服逐渐完备，四时诵读时令，是恭敬地阐述天时和气盛衰的道理，因此现在确实应当诵读夏令。’奏议获准。《礼》记载，孟春之月，‘于是选择吉日，天子亲自载着耒耜，把它放在三公保介的御者之间，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王的藉田’。秦朝灭绝学术之后，这项礼仪长期废止。汉文帝以后，才开始实行这项典礼。魏国的太祖、世祖、文帝三位君主，也都亲自耕种藉田。

译到武帝泰始四年，有司上奏请求举行耕藉并祭祀先农，皇帝批准，命有司办理。诏令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农业。因此古代圣王亲自耕种帝藉，用来供给郊庙的祭品，同时借此教化天下。近代以来，耕藉只限于几步之内，徒有仰慕古制的名声，却没有供祭和教农的实际，反而造成百官车马随从的费用。如今修建千亩藉田制度，应当和群公卿士一同亲自体验耕种收获的艰难，以此率先天下。主管此事的官员详细制定制度，下达河南，选择田地置于东郊以南、洛水以北。如果没有官田，就因地制宜让官府置换，但不得侵占百姓的土地。’于是皇帝乘坐木辂亲自耕田，用太牢祭祀先农。惠帝以后，这件事便废止了。东晋元帝将要恢复耕藉礼，尚书台发符询问：‘藉田之礼，至尊是否应亲自祭祀先农？’贺循回答：‘汉代仪制中没有这一规定，只有至尊应当亲自祭祀的文字。然而《周礼》规定，天子祭四望之神戴毳冕，祭社稷和五祀戴絺冕；由此看来，也不能说没有亲自祭祀的意义。应当制定两套仪注。’贺循等所上仪注又不够详尽妥当，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后来哀帝又想实行这项典礼，也未能成功。汉代仪制规定，县邑通常在乙未日祭祀先农，然后在乙地耕作；在丙戌日于戌地祭祀风伯；在己丑日于丑地祭祀雨师；祭牲用羊和猪。立春这一天，都戴青色头巾、举青色旗帜，在东郊外的田野迎春。迎春神从野外到来后，便迎接拜见它，然后返回，并不举行祭祀。其他三季不举行迎春礼。魏氏虽然由天子亲自耕藉，藩镇却缺少诸侯耕种百亩藉田的礼制。到武帝末年，有司上奏说：‘古代诸侯耕种百亩藉田，亲自执耒，以供奉社稷和宗庙，用来劝勉和率领农事。如今诸王治理封国，应当依照耕藉的意义加以修行。’但最终没有实行。《周礼》规定，王后率领内外命妇在北郊祭祀先蚕。汉代仪制规定，皇后亲自在东郊苑中采桑，在蚕室祭祀蚕神，蚕神称为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祭祀用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在北郊举行蚕礼，依照《周礼》的典制。到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天子和诸侯亲自耕种千亩藉田，后夫人亲自养蚕采桑。如今陛下圣明至仁，修明先王遗制；皇后具备滋生万物的德性，合乎配合乾道的意义，而坤道尚未彰明，蚕礼仍然缺失。臣认为应当依照古制，完备这一盛典。’诏令说：‘过去天子亲自耕藉，是为了供给祭品；后夫人亲自养蚕，是为了制备祭服，这都是为了恭敬地遵循孝道，彰明教化训导。如今藉田已有制度，而蚕礼没有修复，是因为中间事务繁多，无暇崇尚完备。现在天下无事，应当修明礼制以昭示四海。详细情况依照古典和近代旧例，参酌今日适宜之处，明年施行。’于是把蚕礼设在西郊，大概是与藉田相对而定其方位。便派侍中成粲起草并制定仪式。先蚕坛高一丈，方圆二丈，设四面台阶，每级台阶宽五尺；坛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宫外门之外，东南距帷宫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它的东面。选取列侯的妻子六人为蚕母。蚕将要出生时，选择吉日；皇后戴十二笄和步摇，依照汉、魏旧例，穿青色衣服，乘坐油画云母安车，驾六匹騩马。女尚书戴貂蝉冠、佩玺陪同皇后乘车，车上载着采桑筐和桑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以及县君、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都戴步摇、穿青色衣服，各自带着采桑筐和桑钩跟随采桑。采桑前两日，在蚕室中将蚕种放在薄席上使其生长。采桑当天，皇后尚未到达，太祝令在天刚亮时用一头太牢祭告蚕神，由一名谒者监督祭祀。祭祀完毕撤去祭品，把剩余的胙肉分给随从采桑和主持祭祀的人。皇后到达西郊登坛，公主以下在坛东陪列。皇后面向东方亲自采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君、乡君以下各采九条，都把桑叶交给蚕母，然后回到蚕室。事情结束后，皇后回到便坐之处，公主以下才就位，设宴飨饮，按等级分别赐给绢帛。前汉只设置官社而没有官稷；王莽设置官稷，后来又省去。因此从汉代到魏代，只有太社配有稷神，而官社没有稷神，所以通常是二社一稷。晋初沿袭魏制，没有增加或减少。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庙，社稷坛和宗庙一起迁徙。于是下诏说：‘社其实只有一个神，应当合并二社的祭祀。’车骑司马傅咸于是上表说：《祭法》所说的王社、太社，各有各的意义。天子尊敬地侍奉郊庙，所以戴冕亲自耕作。亲自耕作，是为了重视奉献孝敬祖先的祭品。亲自耕作，所以亲自报谢；为自己设立社，是为了藉田而报谢。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谷物为生命，所以又为百姓设立社来祈福报谢。祭祀对象不同，报谢方式也不同，这就是社有两个的原因。王景侯论述王社，也认为春天为藉田祈求丰收，秋天进行报祭。至于他论述太社，则说君王在国境以内为百姓设立社，称为太社，并不是在京都亲自为自己设立的。景侯这一论说依据《祭法》。《祭法》说：‘大夫以下成群结社，称为置社。’景侯解释说：‘这就是今天的里社。’景侯解释《祭法》时，把置社看作民间的社；但他在另一篇论说中又把太社看作民间的社，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太社是天子为百姓祭祀的社，所以称为天子社。《郊特牲》说：‘天子的太社，必定接受霜露风雨。’因为君王为众多百姓普遍设立社，所以称为太社。至于置社，其数目并不固定，大概以所在的里为名称，《左氏传》所说在清丘之社结盟，就是这种情况。百姓的社既然已经不称太社，如果又不在京都设立，那么应当设在哪里呢！《祭法》又说，君王为众姓设立七祀，君王自己也为自己设立七祀。说‘自己设立’，是自己设立并祭祀；说‘为众姓设立’，是为众姓而祭祀。太社和七祀的文义完全相同。解释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说古代典籍只有五祀，没有七祀。考察祭祀制度，五祀是国家的大祀，七祀是小祀。《周礼》所说祭祀各种小祀，就是戴墨冕之类的礼制。景侯解释大厉说：‘如周代杜伯，鬼魂有所归宿，就不会成为厉鬼。’如今有人说没有二社，却称引景侯；《祭法》并没有说没有二社，他们便说：‘这是口头传说中没有相关文字。’凭景侯的明察，尚且要反复推求后作解释，却想用口头议论来删除明文；这样看来，不但二社应当认真思考，景侯后来的解释也不容易删去。

译先前承蒙诏令询问，《尚书·召诰》记载在新都举行社祭，只用一头太牢，这是说明没有二社的明确义理。考察《郊特牲》说社稷用太牢，如果一定要援引一头牲牢的文字来说明社只有一个，那么稷就没有祭牲了。解释者说，提到社就可以知道还有稷。如果可以举社来说明稷，为什么偏偏不能举一来说明二呢？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本来有两个却把它删去，不如有过失而保留下来。何况保留它有道理，删去它却没有根据吗？《周礼》说封人掌管设置社坛的壝墙，其中没有‘稷’字。如今帝社没有稷，大概就是出于这一点。然而国家以社稷为主，所以经书和传文常常合称社稷。《周礼》说君王祭社稷时戴絺冕，这就是王社有稷的交证。封人所掌管的社壝没有‘稷’字，解释者认为只是省略文辞，这一点可以由此推知。应当仍旧设立二社，同时增设帝社之稷。当时成粲援引景侯关于太社不设在京都的说法，想要驳倒郑氏之学。傅咸再次上表认为：‘按照成粲的说法，景侯解释经文的学说就会因此被破坏。《大雅》说“于是建立大社”，毛公解释说：“冢土，就是太社。”景侯解释《诗经》时，正是采用了这一说法。《禹贡》说“只有五色土”，景侯解释说：“君王取五色土筑成太社，分封四方诸侯时，各自割取与方位相应颜色的土，覆盖在四方。”这样看来，太社又是设立在京都的。不知成粲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却与景侯的解释相违背：向上违背经书和典籍的明文，向下破坏景侯自己的解释。臣虽然愚昧，但自少至长都在学门之中，不能默然不言，谨再次续上此表。’刘寔与傅咸的意见相同。诏令说：‘社实际上只有一个神，却相沿设置两个神位，众人的意见不一，何必改动！应当仍旧，一概依照魏制。’ 后来挚虞上奏认为：‘臣考察《祭法》说：“君王为众姓设立社，称为太社；君王自己为自己设立社，称为王社。”《周礼》说大司徒“设置社稷的壝墙”，又说“用血祭祀社稷”，这指的是太社。又说“封人掌管设置王的社坛壝墙”，又说军队出征应当祭社，这指的是王社。太社为众姓祈福报谢，祈报有固定时节，主神不可废除。因此凡是祓除社坛污秽、给鼓衅祭时，都奉持社神随行。这些都是二社的明文，也是前代所尊奉的制度。因为《尚书·召诰》记载在新都祭社时三种牲畜各有文字，《诗经》称“于是建立大社”，没有提到二社，所以废除帝社，只设太社。《诗》《书》所说的各自指一件事，而且都在周公旦制定制度以前，不能用来改变《周礼》的明确典制和《祭法》的正确义理。先前改建宗庙和社坛，营建一处社坛时，朝廷议论纷纷，都是援引古制来匡正当今。世祖武皇帝亲自发布明确诏令，确定二社的制度，作为永久制度。应当制定新礼，采用二社。’诏令同意了。到元帝建武元年，又依照洛京制度设立二社一稷。太社的祝文说：‘大地的德泽普遍施行，恩惠长存而无边。于是建立太社，保佑万邦。辽阔的四海，都依赖美好的祥瑞。’帝社的祝文说：‘坤地的德性厚重，承载万物，保卫国家疆土。于是建立帝社，以显示大地之道。明白地举行祭祀，正当时辰，美大的福祉由此降临。’ 汉代仪制规定，每月初一，太史上呈当月历书，有司的侍郎和尚书见到并诵读月令，奉行其中的政令。朔日前后两天，牵牛和酒到社坛下祭祀太阳。如果太阳出现异常，就杀羊祭祀社神，以挽救日变。执事者戴长冠，穿绛色领袖和衣缘的中衣，按旧例行礼。晋朝受命后，日月将要交会时，太史便上奏合朔；尚书在事前三天发布命令，告诫内外戒严。挚虞《决疑》说：‘凡是救护日食，都要戴红色头巾，用来帮助阳气。太阳将要发生日食时，天子穿素服，避开正殿；宫内外严加警戒。太史登上灵台，观察日变，随即在宫门击鼓。听到鼓声，侍臣都戴红色头巾，佩剑入内侍奉。三台令史以上的官员也各自持剑，站在自己的门前。卫尉卿骑马奔驰，巡视宫城，察看守备。这样周而复始，也在社坛击鼓，这是采用《周礼》的制度。又用红丝绳系住社坛，祝史陈述祝辞责问社神。社神是勾龙之神，也是天子的上公，所以要陈辞责问它。太阳恢复正常，才停止这些活动。’ 汉建安年间，将要举行正旦朝会时，太史上奏说，正月初一当天应当发生日食。朝廷官员怀疑是否应当举行朝会，一同询问尚书令荀彧。当时广平计吏刘邵也在座，说：‘梓慎、裨灶是古代的良史，尤其擅长占验水火之灾，却也会错失天时。《礼》说，诸侯遍见天子时，入门后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日食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人制定制度，并不因为预先知道可能有灾异就提前废止朝礼，或许灾祸会消除、异象会隐伏，或许推算之术本来就有错误。’荀彧和众人都认为说得好，便依从了他，于是照常举行朝会，太阳也没有发生日食，刘邵因此声名显著。到武帝咸宁三年、四年，都因为正旦合朔而取消元会，这是改变魏代旧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发生合朔，中书侍郎孔愉上奏说：‘《春秋》记载，发生日食时，天子在社坛击鼓，是攻击阴气；诸侯在朝廷击鼓，是自我责罚。考察尚书台的符令，如果太阳发生异常，便在各宫门击鼓，这与旧典不合。’诏令说：‘你所陈述的有正确的义理，立即命令有关方面加以改正。’ 到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奏说元日发生合朔，后来又怀疑是否应当像过去一样取消朝会。庾冰辅政，抄录刘邵的议论给八座官看。当时有人认为刘邵没有掌握礼的本意，荀彧听从他，是有识之士的一次过失。因此蔡谟便撰写议论批驳他，说：‘刘邵说灾祸会消除、异象会隐伏，又说梓慎、裨灶尚且会有错失，太史上奏的事情也未必确实，这些道理的确如此。但他说圣人制定制度，不因灾异而预先废止朝礼，这就错了。灾异的发生，是用来谴责和警告君主的，是君王特别重视的警戒之事，所以要穿素服、停止音乐、退避正寝，百官降低服饰等级，用币帛祭祀并击鼓，亲自救护日食。对于敬畏和警戒之事，与其因为怀疑而废止，不如谨慎地实行。因此孔子和老聃在巷党帮助办理丧事，因为丧葬时没有看见星星才出行；所以发生日食时停止灵柩前进，说：“怎么知道它不会看见星星呢？”刘邵却把它废除，这是抛弃圣贤形成的规范。鲁桓公壬申日发生灾异，却在乙亥日举行尝祭，《春秋》因此讥刺他。灾异已经过去，仍然追念恐惧而不能停止，何况已经听说天灾将要到来，却举行庆贺娱乐的朝会，实在违背礼制。《礼记》所说诸侯入门后不能完成礼仪，是指日官没有预先报告，诸侯已经入门，见到日食才知道；并不是预先知道会发生日食，却仍不废止朝会。’

译引用这件事，可以说是丧失了其中的意义。刘邵所依据的是《礼记》，孔子、老聃在巷党办理丧事的事情，也是《礼记》所记载的；他却又违背并反对这一点，进退都没有根据。然而荀彧认为好，汉朝也听从了它，于是这番话流传到今天仍被称道，却没有人知道它的错误。后来的君子将要把它当作典范，所以我在这里加以纠正。’于是庾冰听从众议，便决定取消朝会。到永和年间，殷浩辅政，又想采用刘邵的意见，不取消朝会。王彪之依据咸宁、建元年间的旧例，又说：‘《礼》说诸侯遍见天子，入门后不能完成礼仪而废止朝会的情况有四种，这说的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说预先知道有这种事情，却侥幸认为史官推算错误，因此不预先废止朝礼。’于是又采纳了王彪之的意见。《尚书》说‘禋祭六宗’，各位儒者互相解释，往往不同。王莽根据《易经》的六子，便设立六宗祠。魏明帝时对这件事产生疑问，询问王肃，王肃也认为六宗就是《易经》的六子，所以没有废除。晋朝受命后，司马彪等上表认为六宗之祭不应特意列入新礼，于是便停止了这项祭祀。后来挚虞上奏，又认为：‘考察舜接受帝位时，举行类祭告于上帝，祭告六宗，望祭山川；由此可见，六宗不是上帝之神，也不是山川之灵。《周礼》肆师的职掌说：“用牲祭祀社和宗。”党正的职掌说：“春秋祭禜也这样做。”肆师所说的宗，与社并列，等级与社相同；党正所说的禜，文字没有附属于社，可见所祭神灵与社不同。周代规定的祭祀，没有比郊祭和社祭更重要的；宗与社相同，说明它是尊贵的神明。又《月令》说孟冬向天宗祈祷，那么《周礼》所说的祭禜、《月令》所说的天宗，就是六宗之神。汉光武帝在高邑即位，依照《虞书》祭祀六宗。汉安帝元初年间，在乾位设立祭祀，礼制同于太社。魏氏沿袭这一制度，到景初二年，朝廷广泛议论六宗究竟是什么神，朝廷官员纷纷发表意见，各有坚持。’ 只有散骑常侍刘邵认为，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冲和之气使万物达到和谐。六宗就是太极的冲和之气，是六气的宗主。《虞书》称它为六宗，《周书》称它为天宗。当时考察讨论各种异同，采纳了他的意见。汉、魏相沿承袭，把它写入制度，作为尊贵的祭祀。凡是崇敬祭祀百神，虽然礼制可以宽略而不亲临，但一旦兴建了这种祭祀，就没有人敢废除。应当制定新礼，依照旧制祭祀六宗。”诏令同意了。《礼》规定，君王为众姓设立七祀，分别是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大厉、户神、灶神。仲春玄鸟到来的那一天，用太牢祭祀高禖。《毛诗·丝衣篇》中，高子认为高禖就是灵星之尸。汉朝建立后，高帝也设立灵星祠。到武帝时，因为李少君的缘故，才开始祭祀灶神；到戾太子出生后，才开始设立高禖祠。《汉仪》说，国家也有五祀，由有司办理，礼仪比社稷祭祀稍轻，因此这些典制也保留下来。又说，通常在仲春之月于城南建立高禖祠，用特牲祭祀。又在这个月，在国都南郊的老人星庙祭祀老人星。立夏祭灶，季秋在城南坛的心星庙祭祀心星。元康年间，洛阳仍有高禖坛，百姓在旁边祭祀，有时称它为落星坛。此后各种祭祀便没有记载了。东晋以来，不再设立七祀；灵星则配享南郊祭祀，不再另行设置祠庙。《左氏传》所说‘龙出现便举行雩祭’，这是古老而重要的经典制度。汉代仪制规定，从立春到立夏，直到立秋，如果郡国仍然干旱，各郡县都要清扫社稷坛。发生旱灾时，公卿和长官依次举行雩礼求雨，关闭各处阳门，穿黑衣，兴建土龙，立土人，让舞童跳两列舞，七天更换一次，依照旧例。武帝咸宁二年，春季长期干旱。四月丁巳日，诏令说：‘各地发生旱灾的地方，广泛增加祈祷请求。’五月庚午日，开始在社稷和山川处祈雨。六月戊子日，降下及时雨。这就是雩祭的旧典。太康三年四月、太康十年二月，又照此举行。雨水过多时便举行禜祭，戴红色头巾、穿朱色衣服，关闭各处阴门，用朱色绳索缠绕社坛，并击打朱色的鼓。《周礼》规定，君王祭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社稷、五土、五岳、山林川泽以及四方各种事物，在四类神坛和四望之坛举行祭祀，也同样如此。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日，首次以礼祭祀五岳四渎，按次序遍祭群神，将玉圭玉璧沉入水中或埋入地下。黄初六年七月，皇帝率水军进入淮河。九月壬戌日，派使者把玉璧沉入淮河。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皇帝东巡，派使者用一头特牛祭祀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皇帝巡幸长安，派使者带着玉璧和币帛按礼祭祀华山。到穆帝升平年间，何琦论述修复五岳祭祀说：‘唐尧、虞舜的制度，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顺应时节巡行各方，在五岳焚柴祭天，望祭山川，遍祭众神，所以说借名山举行升中告天的礼仪，用来昭告神灵，享受并报答神灵的功德。因此灾害不发生，风雨寒暑也按时而来。到了夏、商、周三代，巡狩年数虽有不同，但礼制没有改变；五岳的等级相当于三公，四渎的等级相当于诸侯，这些都记载在经典制度中，正是所谓“既然举行过这种礼，就没有人敢废除”。秦、汉以西京为都，泾水、渭水、长水虽然不在正式祭祀典制中，但因为靠近咸阳，全都得以按照大川祭祀的规格来祭祀，正式规定的祭祀难道可以缺少吗！自永嘉之乱以来，神州倾覆，这些事情也废止了。只有灊山天柱山还在王朝疆域之内，旧制选取一百户吏卒供奉其职。中兴之时，还没有专门官员守护，庐江郡常派大吏兼任，按四时祈祷报祭，春天解除寒气，冬天祈求冰雪。自咸和年间直到现在，又再次毁坏废弛。如今不合典制的祠祀，实在不止一处。考察它们的正名，都是淫乱昏昧的鬼神；推究它们的耗费，都是百姓的祸害。至于山川大神，祭祀反而更加简略缺失，礼俗衰败紊乱，人神混杂扰乱，公私事务奔走困迫，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实在是因为近来国家多难，天天忙于应付，草草建立制度，废置和停滞的事务都来不及处理。如今元凶已经消灭，应当修复旧典。五岳四渎的地域，都是风教所施行的地方；归附而获得安定的百姓，都承受了德泽。但神明的禋祀还没有得到整顿，巡狩和柴燎礼废止已久。要尊崇并彰明前代典制，应当等皇帝车驾向北返回后，考察古代法度，大力整顿制度。祭器、祭牲、祝祷和颂福的文辞，旧章都没有保存，可以命礼官制定仪式，归于诚敬简约，以表达明德的馨香，如此而已。至于各种妖邪灾孽，可以大致依照法令处理，先去掉其中最过分的，使邪正不相混杂。’当时没有得到采纳。

译过去周武王进入殷地，还没有下车就分封前代君王的后裔，大概是追念他们的德行。孔子具有大圣人的德行，最终却只是陪臣，始终没有获得封爵。到汉元帝时，孔霸因为是皇帝的老师而获赐爵位，号为褒成君，奉祀孔子的后代。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令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百户，奉祀孔子；命鲁郡修缮旧庙，设置百户吏卒守卫。到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下诏，太学和鲁国四时都准备三牲祭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令给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祭祀孔子的费用，依照泰始年间的旧例。礼制规定，刚建立学校时，必须先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举行正式礼仪时，必须使用币帛。汉代虽然设立学校，却没有听说实行这一礼。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皇帝讲解《论语》完毕；正始五年五月，讲解《尚书》完毕；正始七年十二月，讲解《礼记》完毕；都派太常举行释奠，用太牢在辟雍祭祀孔子，以颜回配享。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解《孝经》完毕。咸宁三年，讲解《诗经》完毕；太康三年，讲解《礼记》完毕。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解《论语》完毕。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解《论语》完毕。太子都亲自举行释奠，用太牢祭祀孔子，以颜回配享。成帝咸康元年，皇帝讲解《诗经》完毕。穆帝升平元年三月，皇帝讲解《孝经》完毕。孝武帝宁康三年七月，皇帝讲解《孝经》完毕。这些都依照旧例举行释奠。穆帝、孝武帝都暂时以中堂作为太学。按照旧例，在廷尉寺祭祀皋陶；新礼把祭祀迁到律署，是为了与太学祭祀先圣相同。按照旧例，在社日祭祀；新礼改在孟秋之月，是为了符合秋季主刑政的原则。挚虞认为：‘考察《虞书》，皋陶担任士师，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公允；国家重视他的功劳，百姓怀念他的公正，所以狱官祭祀他的神灵，被拘押的人也来献祭。他的功劳在于断狱公正，而不在于创制法律。设置太学，意义重于太常，所以祭祀放在太学，是尊崇圣人并采用较重的礼制。设置律署，地位低于廷尉；把祭祀迁到律署，是舍弃重礼而趋向轻礼。律署并不是固定的正式官署，时废时兴没有常规，应当依旧在廷尉祭祀。又，祭祀放在仲春，是取重视生长之义；改在孟秋，是为了符合刑杀之政，理由不足以相互替代。应当制定新礼，一律依照旧制。’制度规定：‘可以。’ 每年元旦，通常设置苇索、茭草和桃木人，在宫门以及各寺院门前肢解公鸡，以驱除邪恶之气。考察汉代仪制，是在仲夏设置这些物品，使用桃印，并没有肢解公鸡。到魏明帝大力整顿禳祭礼仪时，所以何晏在禳祭议中提出用鸡作为特牲，供禳除和衅祭之用。肢解公鸡的做法应当起于魏代；桃印本是汉代制度，用来辅助卯金之运，也应当是魏代所废除的。但还不清楚把仲夏改为元旦，是从何时开始的。魏明帝青龙元年，诏令郡国，山川神祇凡是不在祭祀典制中的，不得祭祀。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令说：‘过去圣帝明王修明五岳四渎的祭祀，各处名山川泽都有确定的制度，这是为了报答阴阳化育的功劳。然而以正道治理天下的人，其所祭鬼神并不显神异，也不伤害人，所以祝史进献祭品时没有惭愧的言辞；因此人们敬慎地对待幽冥，淫乱的祭祀便不会发生。末世信奉正道不坚定，僭越礼制、亵渎神灵，放纵欲望而祈求福佑，竟不知敬畏并远离它们，只想苟且偷取福幸，妖邪妄言彼此煽动，舍弃正道而趋向邪道，所以魏朝对此深为痛恨。应当考察旧礼，详细制定制度，使对人民有功劳的神灵必定得到报答，而妖邪淫乱的鬼神不能混杂其间。’泰始二年正月，有司上奏请求在春分祭祀厉殃并举行禳祭，诏令说：‘不在祭祀典制中的，全部废除。’ 《王制》规定，天子有七庙，诸侯以下各有等级差别，礼文记载得很详细。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黄河以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同年七月，开始在邺建立宗庙，按照诸侯礼制设置五庙。后来虽然晋爵为王，也没有改变。延康元年，文帝继承魏王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大王，丁夫人为大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禅让，又追尊大王为大皇帝，皇考武王为武皇帝。黄初二年六月，因为洛京宗庙尚未建成，便在建始殿祭祀武帝，亲自执持祭品进行奠祭，采用普通家人的礼制。考察《礼》规定，将要营建宫室时，宗庙应当先建；庶人没有宗庙，所以在寝室祭祀。皇帝竟采用庶人之礼，实在非常不合礼制。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夫人吴氏为高皇后，都列入邺庙。庙中所祭祀的，是文帝的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父大皇帝共用一庙，父亲太祖武皇帝单独一庙，百世不毁；这样看来，所祭只到亲尽的四室。同年十一月，洛京宗庙建成，于是把亲属关系已尽的处士神主迁出，安置在园邑，派代理太傅、太常韩暨和代理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接高皇以下神主，共同安置在一庙中，仍然只有四室。到景初元年六月，群公和有司才重新上奏确定七庙制度，说：‘大魏三位圣祖相承接，成就了帝王大业。武皇帝最初建立宏大基业，平定乱世、扫除险阻，应当称为魏太祖。文皇帝继承天命，革除旧朝，顺应时势接受禅让，应当称为魏高祖。明帝承接完成上天所授的大命，清理安定华夏，兴建礼乐制度，应当称为魏烈祖。在太祖庙北面设置两座祧庙，左边为文帝庙，号为高祖昭祧；右边拟设明帝庙，号为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属关系尽后依次迁毁，一如周代后稷、文王、武王庙祧迁的礼制。’ 文帝的甄皇后被赐死，所以没有列入宗庙。明帝即位后，有司奏请追谥她为文昭皇后，派司空王朗持节捧策书到陵墓告祭。三公又上奏说：‘自古周人奉后稷为祖，又特意建立宗庙祭祀姜嫄。如今文昭皇后对于后代子孙，圣明的德行和深厚的教化，哪里能够估量！以皇室历代妃后的尊贵身份，神灵迁化之后，却没有寝庙承受享祭，这不符合报答显明德行、彰显孝敬的原则。考察古代制度，应当依照《周礼》，另行建立寝庙。’奏议获准。太和元年二月，在邺建立庙。四月，洛邑开始营建宗庙，挖地时得到一方玉玺，方圆一寸九分，上面的文字是‘天子羡思慈亲’。明帝因此改变容色，以太牢告祭宗庙。到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日，有司又上奏，文昭皇后应在京师建立宗庙，永久传承享祭，乐舞与祖庙相同，废除邺庙。魏元帝咸熙元年，将文帝的爵位提升为王，追命舞阳宣文侯为宣王，忠武侯为景王。同年八月，文帝去世，谥号为文王。

译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日，接受禅让即帝位；丁卯日，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父亲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为景皇后。泰始二年正月，有关官员上奏请求设置七庙。皇帝认为修建七庙劳役太重，下诏说应当暂且建立一庙。于是群臣商议后上奏说：“上古时清庙只有一宫，用来尊奉久远的神祇。到了周王室，才制定七庙制度，以区别宗庙的世次。圣人的旨意深远宏大，追溯远古先世，推崇唐尧、虞舜，舍弃七庙的繁复，遵循一宫的深远旨意。从前舜承受尧的禅让，在文祖之庙接受帝位，随后登上帝位；大概过了三十年，到月正元日（正元日），又到文祖之庙行礼，于是正式登上帝位。这说明虞氏并没有改建唐尧的宗庙，而是沿用原来的宫庙。可以依照有虞氏的旧例，就使用魏国的宗庙。”皇帝批准了这份奏议。于是追祭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合为三昭三穆。当时宣皇还没有升入宗庙，太祖的神位空缺，所以祭祀六代先祖，加上景帝共为七庙；这种礼制是依据王肃的说法。七月，皇帝又下诏说：“主管此事的官员先前奏请沿用魏国旧庙，这确实也是有依据的。然而对于恭奉神明的礼仪，内心仍不安定，应该再营造一番。”于是改建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任茂议论认为，夏侯氏最初入宫为嫔时，晋室还没有帝王事业。武帝不采纳。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丽附葬于太庙，周、汉两代都没有这样的先例。魏明帝另行建立平原公主庙，晋朝又不同于魏朝。太康六年，因宗庙地基陷落，应当改修重建，群臣又议奏说：“古代七庙各在不同地方，本来就应当依照礼制。”诏书又说：“古代虽有七庙，但近代以来都是一庙七室，这在礼制上并没有废弃，在情理上也有次序，还是顺应时宜为好。最好仍旧。”到太康十年，才改在宣阳门内重新修筑，极尽壮丽，但坎位的设置仍和当初一样。宗庙建成后，武帝采用挚虞的意见，率百官把神主迁入新庙；从征西将军以下，车舆、服饰和导从仪仗都采用帝王的礼仪。武帝去世后便迁征西将军之主，惠帝去世后又迁豫章府君之主。惠帝在位时，愍怀太子、太子的两个儿子哀太孙臧和冲太孙尚都附祔于庙；元帝在位时，怀帝的早夭太子又附祔于庙，称作阴室四殇。怀帝初年，又策书追谥武帝杨皇后为武悼皇后，改葬在峻阳陵旁，另在弘训宫祭祀，不列入太庙。元帝登上帝位后，在宗法上承继武帝；对于元帝来说，武帝是父亲，即所谓“祢”，正如汉光武帝上承元帝的旧例。当时，西京的神主已在胡虏朝廷中湮灭，江左建立宗庙，全部重新制作。不久又把怀帝的神主升入庙中，并迁出颍川府君之主；名义上虽有七室，实际上只有五代，大概是因为刁协主张兄弟之间按世数计算的缘故。当时各种制度刚开始草创，旧礼还不完备，迁出的神主暂时安置在别室。太兴三年正月乙卯，诏书说：“我虽然上承世祖，但对怀、愍两位皇帝都曾面向北方称臣。如今祭祀太庙，却不亲自执觞酌酒，而让有司代行，情理和礼制都不安。可以依照礼制重新安排。”太常恆议论说：“如今圣上承继武皇帝，应该依照汉世祖的故事，不亲自执掌酒爵。”又说：“如今皇上承继武帝，而太庙昭穆只有四代；先前太常贺循、博士傅纯都认为，惠帝、怀帝和愍帝应另立宗庙。然而臣愚见，庙室应以能够容纳神主为限，不必拘泥于固定数目。殷代有二祖三宗，若拘泥于七室，就只能祭祀父亲罢了。由此推论，应当把豫章、颍川二位府君的神主迁回，使七庙祭祀的礼制完整。”骠骑长史温峤议论说：“凡说兄弟不能同入宗庙，既不是礼文的规定，而且光武帝拔剑奋起，振兴汉室，不把自己的名分列在孝平皇帝之后，是为了使此事神圣化，以应验九世之谶；又因为古代兄弟不共庙，所以另立宗庙。如今皇上按照策命名分来论，和光武帝的事情不同；亲自奉行蒸祭、尝祭，在经典上是正确的，在情理上也安妥。太常恆想把两位府君迁回，以完整七世之数，我认为这是合宜的。”骠骑将军王导赞同温峤的意见。温峤又说：“不是皇帝之子的神主，可以直接说‘皇帝敢告某皇帝’；如果把一位皇帝算作一世，就会不祭祀父亲，反而还不如庶人。”皇帝采纳温峤的意见，全部施行。于是重新确定制度，把豫章、颍川二位府君恢复到昭穆的位次，以和惠帝承继武帝的旧例相同；至于惠帝、怀帝、愍帝三位皇帝，则依据《春秋》尊尊的原则，永远留在庙中，不予迁毁。元帝去世后，豫章府君之主又被迁出。但元帝的神位仍在愍帝之下，因此有坎室十间。明帝去世后，颍川府君之主又被迁出，仍有十室。当时正在扩建太庙，所以三位被迁出的神主都送回西储，称为“祧”，以比照远祖之庙。成帝咸康七年五月，才制作武悼皇后的神主，附祔于太庙，配享世祖。成帝去世，康帝承继帝位，因兄弟算作一世，所以没有迁出京兆府君之主，这时开始有十一室。康帝去世后，穆帝即位。永和二年七月，有司上奏：“十月举行殷祭，京兆府君之主应当迁入祧室。过去征西、豫章、颍川三位府君的神主被迁毁，中兴初年暂时安置在天府，即太庙门西边。咸康年间，太常冯怀上表请求把它们送回西储夹室，称为祧室，臣疑心这也不合礼。如今京兆府君迁入祧室，便成为第四代远祖，长久处在太祖之上。过去周室太祖年代久远，所以迁出后有归宿。如今晋庙以宣皇帝为主，却让四位祖先居于其上，这是让祖先屈居于孙辈之下；殷祭、祫祭又在上面举行，等于取代了太祖。”领司徒蔡谟议论说：“四位府君应当另行修筑别室；如果来不及修建，就应当把神主安置在太庙室中。没有人敢轻视自己的祖先，周文王、周武王也不会把不窋排在前面。殷祭那天，征西府君面向东，位居宣皇帝之上。以后迁出的神主，藏在征西府君的祧室中，祭祀供献不能断绝。”护军将军冯怀议论说：“按礼制，没有宗庙的祖先就筑坛祭祀，可以另立别室收藏神主，到殷祭、禘祭时就在坛上祭祀。”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议论说：“诸儒认为，太王、王季迁出的神主，收藏在文王、武王的祧室中。照此说，府君迁出的神主应当放在宣帝庙中。

译但如今没有寝室，应当变通办法重新修筑。举行殷祭、祫祭时，征西府君仍面向东。”尚书郎孙绰的意见与司马无忌相同，说：“太祖虽然地位开始于九五之尊，但其德道因顺畅推行而发扬，超越世俗爵位的尊贵，厚重天伦之道，因此成就教化根本，使德泽光耀百代。”尚书郎徐禅议论说：“《礼》说：‘从祧室迁出就筑坛，从坛迁出就筑墠，’每年举行祫祭时祭祀。如今四位祖先迁出的神主，可以收藏在石室中，有祈祷时就在坛、墠上祭祀。”又派徐禅到会稽访问处士虞喜。虞喜答道：“汉代韦玄成等人认为，迁毁的神主应埋在陵园中；魏朝议论者说，应埋在两阶之间。况且神主本来在太庙，如果如今另立别室祭祀，还不如永远收藏起来。又四位府君没有追追号位的礼制，更说明应当迁毁而不再祭祀。”当时简文帝任抚军，和尚书郎刘邵等上奏说：“四位祖先同居西祧，神主收藏在石室中，禘祭、祫祭及其他祭祀，都依照前朝旧仪。”当时陈留人范宣的侄子询问此礼，范宣答道：“舜庙所祭祀的，都是庶人；后来年代久远而迁毁，不置于舜帝之上，也不排列昭穆。如今四位府君的称号仍依照原来的称号，并不是因为功德而获得祭祀。如果依照虞舜神主埋葬的办法，那么还只是收藏在子孙所在之处；如果依照夏代神主埋葬的办法，又不是埋在本庙的台阶下。应当考虑这种变化：修筑一间屋室，亲属关系尚未断尽时，举行禘祭、祫祭便把它们置于宣帝之上；亲属关系断尽后，就没有理由再降到子孙的行列中。”后来太常刘遐等人赞同蔡谟的意见。博士张凭议论说：“有人疑惑，陈列在太祖之旁的都是后代迁毁的神主；但我考察古义，并没有区别前后次序的文字。禹尚且不把鲧排在前面，那么迁出的神主置于太祖之上，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于是京兆府君之主迁入西储，也一概称为祧，依照前三位祖先迁主的礼制，所以正室仍为十一间。穆帝去世后，哀帝、海西公都是兄弟，因而没有升入或迁出神主。咸安初年，简文皇帝上承元皇帝，世次提升，于是颍川、京兆二位神主又恢复到昭穆的位次。简文帝去世后，颍川府君之主又被迁出。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书说：“过去修建太庙，每件事都崇尚俭朴，太祖空着东向的正位，明堂也还没有建成。郊祀是国家的大事，而考察古制却有缺失，可以详细议论此事。”祠部郎中徐邈议论说：“圜丘郊祀，经典中的记载没有两种说法。宣皇帝曾经辨明这个道理，又以圣人经典加以考察。到了中兴，更加深入研究，以确定南、北二郊，这确实不是异端学说可以轻易改变的。我认为仍旧实行才妥当。武皇帝建立宗庙时有六世，祖位三昭三穆。宣皇帝是开创基业的祖先，实际上就是太祖，亲属关系上则是王考。上面有四座庙，尚未达到迁代的时间，所以暂时空着东向的位子。兄弟相继即位，在道义上不能算作两世。因此如今宗庙祭祀的世数还不足，如果想让太祖正式居位，就违背了‘事七’的原则。又《礼》说，庶子的后代成为王，也可以禘祭祖先、建立宗庙，大概是说旁支后裔承继帝位，亲属关系必然重新接近。京兆府君到现在已是第六世，应当恢复设置这一庙室；这样宣皇帝还没有超过六世，必须等前代神主迁出后，太祖的位次才能确定。京兆府君迁毁后，应把神主藏在石室中，即使举行禘祭、祫祭也不再涉及。为什么呢？传文说，迁毁的神主升入并合于太祖；‘升’是由下而上的名称，并不是说可以降低尊位去接近卑位。太子、太孙以及阴室中的四位神主，都是储嗣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们升入附祔于皇祖，所配享的宗庙年代久远后应当迁出，然后与他们一起配食的孙辈神主也一同迁毁。明堂方圆的制度，纲领已经提出，不应缺少配享皇帝的祭祀。况且君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并不只限于一个邦国，所以周平王、汉光武帝在东西两京都没有废止祭祀。明堂所配享的神灵，长期以来疑惑纷纭，无法辨明。考察《易经》说‘殷勤荐祭上帝，以祖先父亲配享’，祖先和父亲一同配享，那么上帝就是天，尊敬父亲的道理也就显明了。《周礼》所说‘旅祭上帝’，是有事时告祭上天，与郊祀的常礼同样使用四圭，所以并列说到。假如上帝就是五帝，《经》文为什么不说‘祭天而旅祭五帝，祭地而旅祭四望’呢？”侍中车胤的意见与徐邈相同。又说：“明堂的制度既然难以详考，而且音乐重在和谐，礼制重在恭敬，所以质朴与文饰不同，音乐器具也不同。既然茅屋和大厦的规模本来就不一，何必拘守它的外在形制，而不弘扬根本、顺应时俗呢？等九服都安宁、黄河以北没有战乱之后，再兴建修治明堂、辟雍也不迟。”当时朝廷议论大多赞同，于是照此施行，没有改动。太元十六年，开始改建太庙大殿，正室十四间，东西储各一间，共十六间，栋梁高八丈四尺。备好法驾，把神主迁到行庙；征西府君至京兆府君四位神主，以及太子、太孙，各自使用与其身份相应的仪仗服饰。四位府君神主不采用帝王的仪仗，这是和太康年间不同之处。各神主进入宗庙后，设置干肉、肉酱等祭品。新庙建成后，神主返回原室，又设置干肉、肉酱等祭品。太元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帝的母亲会稽太妃郑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在太庙西边建立庙宇。孝武帝去世后，京兆府君之主又迁出，和穆帝在位时四位神主迁入祧室的旧例相同。义熙九年四月，将要举行殷祠，诏令广泛议论迁毁神主的礼制。大司马琅邪王德文议论说：“泰始初年，太祖之位空缺，是顺着亲情使世代延续，上推到征西府君；因此亲属关系尽了就应当迁毁，而宣帝正式占据太祖之位。汉光武帝把十一位皇帝的神主迁到洛邑，那么迁毁的神主不再设置，这个道理可以推知。应当修筑别室，安置四位府君的神主，永远收藏而不再祭祀。”大司农徐广议论说：“四位府君曾居于宗庙正位之首，享受天下的祭祀；如果把它们埋入幽暗的土中，情理未必都能周全。我认为可以迁藏在西储，作为远祖祧室，但永远停止禘祭和配享。”太尉谘议参军袁豹议论说：“仍然沿用旧制，不作改变，殷祠仍祭祀四位府君，在情理上最为妥当。”当时刘裕任辅政，意见和大司马相同，准备等下一次殷祠举行时改定制度。恰逢安帝去世，还没来得及举行禘祭，晋朝的国运便终结了。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羊太后去世，宗庙暂时停止当时应有的祭祀，天地和明堂祭祀停止奏乐，也不进献祭祀后的胙肉。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举行殷祀，因为皇帝去世后不奏乐。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去世，到应当举行烝祭时，中书侍郎范[缺文]上奏：“考察《丧服传》，有死在宫中的人，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并没有区别年长年幼、尊贵卑贱。皇女虽然还是婴儿，臣私下认为此事仍有疑问。”于是尚书奏请让三公代行祭祀。武帝泰始七年四月，皇帝将亲自祭祀，驾车到傍晚举行宰牲礼，但依照仪注却不下拜。皇帝下诏询问原因，博士回答说历代相承都是如此。皇帝说：“这不是表达对宗庙敬意的礼仪。”于是亲自下拜后返回，从此便定为制度，傍晚宰牲时一定亲临下拜；但江左以来又停止了这一做法。

译按照魏朝旧例，天子在庙殿北面偏东设置休息的次殿，天子从北门进入。新礼制则把次殿设置在南门中门外的右侧，天子从南门进入。挚虞认为：“次殿是供人解除劳顿、休息的地方。凡是到尊贵之处，应当以不显露自己为恭敬，以从隐蔽处通行为顺礼；如今却把次殿设在上位，又从南门进入，不合谦下抑己的道理。应当确定新礼制仍完全按照旧说。”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礼制规定，大事就告祭祖先和父亲，小事则专门告祭父亲；秦、汉以来长期废弃了这一礼制。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将要向东巡行，因为大军即将出发，派太常用特牛到南郊告祭。文帝去世后，又派太尉到南郊宣告谥号策书。从此直到晋朝都相承不改，告祭郊外之后仍告祭宗庙；到了江左，这一礼制又废止。成帝咸和三年，苏峻叛乱颠覆京都，温峤等人在白石建立行庙，恢复实行这一典礼。他们告祭先帝及先后说：“逆臣苏峻颠覆社稷，毁弃三正，污辱天下。臣侃、臣峤、臣亮等亲手杀死叛军首领，恭行上天的惩罚。惟愿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的神灵降临鉴察罪恶，灭绝他们的性命，剪除这些凶徒，以安定宗庙。即使我们等人头颅落地、身体毁灭，也仍如同活着的年月一样尽忠。”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书说：“按礼制，王后没有子嗣，选择旁支之子来继承大宗，那么他就应当承续正统、奉行公义，怎么能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呢！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给悼考加上皇帝称号。哀帝由外藩被拥立，董宏等人援引已亡秦朝的旧事，迷惑误导朝廷议论，于是尊奉恭皇，在京师建立庙宇。又宠爱藩王的妾，使她的地位等同于长信宫，僭越失礼，神人都不保佑。正因为不采纳师丹忠正的劝谏，才招致丁傅一党遭焚灭的灾祸。从此以后，后世相继这样做。命令公卿和有司深以往代为戒。后世继承人如果万一由诸侯入朝承奉大统，就应当明白为人后嗣的道理。若有人敢以奸佞邪说诱导谄媚君上，妄自建立不合正统的称号，把考称为皇帝、把妣称为皇后，股肱大臣应当诛杀他，不能赦免。把这条命令写在金策上，收藏在宗庙中。”此后高贵乡公、常道乡公被拥立，都没有在外另行尊奉亲生父母。到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论追尊礼制，皇帝没有采纳，左仆射索綝等人也援引魏朝制度认为不可，因此只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说琅邪恭王应当称为皇考。贺循议论说：“依礼典的道理，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给父亲加称号。” 皇帝又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志》第十 礼志（中） 五礼的区别，第二类是凶礼。从天子到庶人，人的身体、头发和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接受的，在道理上既然相同，在感情上也没有差别；活着时奉养父母，死后为之悲哀，所以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制。汉代礼制规定，天子去世，从患病不能处理政务开始，到升遐去世以及下葬，丧期制度和夏、商、周三代相比都有变化。魏、晋以来，大体上和汉代相同。但自汉文帝改革丧礼制度以后，后代遵循这一制度，不再实行三年之丧。魏武帝临终时留下遗令说：‘天下还没有安定，不能遵循古礼。百官中应当到灵前临哭的，哭十五声；下葬完毕便除去丧服。统领军队驻守边地的人，不得离开驻地。’魏武帝于正月庚子去世，辛丑日即入殡，这个月丁卯日下葬，这就是不超过一个月。宣帝、景帝去世时，都依从权宜制度。文帝去世，国内服丧三天。武帝也遵循汉、魏的典制，下葬后除去丧服，但仍穿深衣、戴素冠，降低坐席，撤去膳食。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兼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上奏说：“臣听说礼典的制度，厚薄随着时代变化；虞、夏、商、周都不彼此沿袭，大概是有原因的。大晋承继汉、魏，有所改革，也有所沿用，只求足以兴教化罢了，所以还不能完全返归淳朴，和上古完全相同。陛下既然俯身遵循汉、魏减损丧服的制度，以解决当时事务，却亲自实行大孝，悲哀之情超过常度，戴素冠、穿深衣、降低坐席、撤去膳食，即使殷高宗武丁在殷代这样做，曾参、闵子骞在平民身份时这样做，也没有超过您。如今荆蛮尚未平定，各项政务尚未治理，国家事务繁多，怎么能有空完全实现圣上的心愿，顺从至极的哀情呢？臣等认为，陛下应当割舍个人感情，以使时局安定、风俗得到改善。我们已命御府更换服装，内省恢复通常坐席，太官恢复正常膳食，所有措施都依照旧制。” 诏书说：“我每每感念幽冥，却不能最终穿着苴绖服在草土之间，以保存这种哀痛；何况现在就吃稻米、穿锦衣，实在会使内心受到强烈刺激，这不是自我排解的方法。我本是儒生家庭出身，家中传习礼制已经很久，怎么忍心一旦之间就改变对上天所降至亲的这份感情！我已经顺从你们很多了，你们可以试着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必再纷纷议论。说到悲哀剥痛，又能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司马孚等再次上奏：“臣恭读圣诏，感动得悲怀难抑，因而想到孔子抑止宰我之问的原因，也想到圣上的思虑为何不能停止，这种情意实在深厚。但如今战争还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还没有平息，国家政务极其重大，天下百姓极其众多。陛下以万乘之尊，却实行平民的丧礼，穿粗衣、坐草垫、饮清水、吃粗食，内心充满深重忧患，外表也因哀毁而憔悴；还亲自勤理万机，坐着等待天明，屈尊接近臣下，侧身忙碌得无暇进食，劳累得如此过度。因此臣等战栗不安，实在担心损伤精神，因而妨害国家大事。我们已命有司恢复正常坐席，恢复常制，一概依照旧典办理。惟愿陛下察纳臣等愚拙而诚恳的意见，以安慰皇太后的心。”又下诏说：“再次读到你们的奏议，更加悲哀剥痛，不能自我控制，又能怎么办！又能怎么办！三年之丧，自古就是天下通行的礼制，确实是圣人根据人的感情制定中正的礼法，明白宽恕而施行。神灵日渐远去，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申诉，即使在情理上显得简薄，吃美味、穿华服，也是我不能承受的。不应反复劝说，再次伤害我的心；话说到这里已经难以继续，又能怎么办！又能怎么办！”皇帝最终依照这种礼制服丧满三年。后来为太后服丧，也照此办理。泰始二年八月，诏书说：“本月上旬，是先帝离开天下满一周年的日子。我孤苦伶仃，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尽到为人子的感情呢？思念仰慕使我烦闷痛苦，想下诏到陵墓瞻仰侍奉，以尽哀痛愤懑。主管官员准备出行所需。”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上奏：“陛下至孝深厚，哀思没有尽头。虽然已经除去丧服，但哀痛毁伤、吃粗食，仍有损精神和气。如今虽是秋季，暑气还未完全消退，拜谒山陵会使人悲痛感伤、身心摧伤，群臣私下都战栗不安，认为应当压低圣上的感情，以安慰天下。”诏书说：“我孤苦无依，转眼一年已经过去，悲痛思慕，摧伤感怀，永远也无法追回。想瞻仰奉事山陵，以抒发哀痛愤懑，只是身体气力还好罢了。现在天气也已经凉了，正应当出行，不能依从你们的奏议。主管官员立即准备出行。”又下诏说：“汉文帝不让天下人都尽情哀悼，也是帝王极其谦抑的心意。拜见山陵时，怎么能忍心不穿丧服？应当穿着衰服、系着绖带出行。”司马孚等再次上奏：“臣听说上古的丧期没有固定数目，后世才逐渐有了年月的规定。汉文帝顺应时宜，制定短丧制度，传给后代。陛下考虑社稷宗庙的重大、天下亿万百姓的缘故，既然已经依从权宜制度，解除衰麻，群臣百姓也都穿吉服；如今拜谒陵墓以抒发哀慕，如果再加穿衰服绖带，进退都不合适。臣等不敢奉行诏令。”诏书说：“我也知道关键不在这麻布丧服。但为人子的感情思念，是想让哀丧之物留在身上，大概是更接近人情。群臣自然应当依照旧制。”司马孚等又上奏：“臣听说圣人制定礼制，必定顺应时宜。所以五帝的音乐各不相同，三王的礼制也各有差异，这就是古今不同、质朴与文饰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顺应时宜，已经克制自己、屈从权宜制度，既然除去衰麻，又实行心丧之礼，如今再穿丧服，义理上没有依据。若君主穿丧服而臣下不穿，臣等也不敢心安。臣等议论，应该依照先前奏议办理。”诏书说：“我所忧虑的是感情不能达到极致罢了，衣服又有什么关系。诸位如此勤恳周到，难道是故意违背我吗？”

译泰始四年，皇太后去世。有司上奏：“依照前代旧例，倚庐中设置白缣帐、白缣褥和素床，用布巾包裹土块和草；轺辇、版舆、细犊车也都铺设缣帛内衬。”诏书不准许，只命令车子用布衣包裹，其他居丧制度不改礼文。有司又上奏：“大行皇太后应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按照旧例，举行虞祭时穿衰服，虞祭后便除去。内外官员都到朝晡临哭的位置，皇帝除服完毕后，各自回到休息处除去衰服。”诏书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制。承受父母终身的慈爱，却没有用若干年报答，怎么能刚下葬便立即改穿吉服？这是感情上不能忍受的。”有司又上奏：“世道有险有易，治道有低有高，所处时代不同，确实有其原因，并不是忽视礼制。如今战马尚未停息，王事极其繁重，更需要听政决断，以使各项政务兴盛。过去周康王刚登上翌室，仍戴冕服临朝。降至汉、魏，下葬后就除去丧服，谅闇之礼从久远时代起就废止了。惟愿陛下割舍周高宗的制度，顺应当时的需要。”诏书说：“三年之丧，是用来尽情致礼的；下葬后便除服，我实在不能承受。正应当抒发我的哀痛心怀，话说到这里已经难以继续，又能怎么办！又能怎么办！”有司又坚决请求。诏书说：“不必以不能笃行孝道为忧，也不要担心因哀毁而伤身。我确实知道衣服只是末节，但如今想念先人还在草土之中，却总要让吉服夺走这种哀思，这反而是加重对至诚之心的伤害，并不是体察哀念。每一代的礼典，质朴或文饰都不相同，为什么一定要用近代制度来限制，使通行的丧礼反而缺失呢！”群臣又坚决请求，皇帝流泪很久才答应。文明皇后去世以及武元杨皇后去世时，天下官员和将士只发哀哭三天便停止。穆帝去世，哀帝即位。哀帝对于穆帝是堂兄弟，穆帝的舅父褚歆上表，中书回答说朝廷没有相应礼仪，于是下诏让群臣议论。尚书仆射江[缺文]等四人都说，闵帝、僖帝本是兄弟，却以父子相承，所以哀帝应当作为穆帝的继承人。卫军王述等二十五人说：“成帝没有偏私亲爱，越过亲属关系授予帝位，康帝承受显宗所授的帝命。社稷大事既已移交给所授之人，继承的次序应当承继康皇帝。”尚书谢奉等六人说：“继承帝位的正统，应当以天伦亲属为根本；考察人情，也应当承继显宗。”诏书采纳王述等人的意见，哀帝上承显宗。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去世，服丧满两周年时遇到闰月。博士谢攸、孔粲议论说：“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去世，实际是闰月，却称十二月，是把闰月附在前一个月之后。丧事以先择远日为原则，因此应当采用博士吴商的意见，在闰月举行祥祭。”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劭、散骑常侍郑袭、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胤、左丞刘遵、吏部郎刘耽的意见都相同。殷康说：“过了七月而还没有到八月，怎么能说超过丧期？如果实在不能确定，就应当采用较为慎重的办法。”袁宏说：“假如遇到闰十二月而不计算，那么这一年尚未结束，就始终不能除丧。《汉书》把闰月称为后九月，说明它和正月同属一个月体。”郑袭说：“中宗、肃祖都在闰月去世，举行祥祭和除服都采用闰月之后的月份。前朝尚且采用闰月之后的月份，如今闰月附在七月之后，取闰月举行祥祭有什么可疑？也符合选择远日以充分表达感情的说法。况且闰月是排在七月之后，而不是八月之后，怎么会有超过一个月的嫌疑呢！”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恬、右丞戴谧等意见不同。王彪之说：“吴商只是才学中等的小官，并不是名贤大儒、公辅重臣，也不是当时公认的准则人物。而且把闰月计算在内没有证据，只是牵强附会远日的意义，超过祥祭忌日的期限，超出规定期限才举行，也不合占卜选择远日的道理。丞相桓公曾经论说，《礼》规定二十五个月举行大祥祭。有什么理由越过期限把闰月计算进去，变成二十六个月呢？”于是上奏说：“有人认为闰月附在七月之后，应当在闰月除服；有人认为闰月虽名义上除在七月之后，实际却以三十天另算一个月，所以应当在七月除服。臣等与中军将军冲详细参议，认为一代的大礼应当以经典为准。三年之丧，十三个月举行练祭，二十五个月结束，这是《礼》的明文。《春秋》的义理是，闰月在本年之内，就略去不计；可见闰月如果在丧期之外，就不应把它算进去，以超过祥祭忌期的重限，因为礼制规定祥祭、除服必须在正月正月的期限内举行。”己酉日月底，皇帝除去缟服，改穿吉服。徐广评论说：“凡是辨析义理、详考事理，如果没有显明证据和明文可以裁断取舍，那么有疑问又有什么奇怪？礼制有疑问时取较重的一方，丧礼有变更时宁可使感情悲痛，顺应人情、通达事物，本来就有成说。王彪之不能征引正义来说明，只是凭借名位压服别人；君子虚心接受意见，内心没有偏向，难道应当这样吗！执政者顺从这种做法而实行，恐怕错得太过了。” 魏武帝在正月去世，魏文帝在同年七月设置歌伎、音乐和百戏，这说明魏朝并不因丧事而废止音乐。武帝以来，国家遇到重大丧事，总是停止音乐直到三年丧期结束。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丧服尚未除去，到了元会也停止音乐。穆帝永和年间，因为中原山陵尚未修复，连续多年元会停止音乐。当时太后临朝，太后的父亲褚裒去世，元会又停止音乐。孝武帝太元六年，因为皇后王氏的丧事，也停止音乐。孝武帝去世后，太傅、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道子议论说：“山陵下葬之后，婚嫁和音乐都不得举行，以一年为限。” 汉代仪制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去世，由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主持丧事，三公奉行制度，其他方面都依照礼制。魏、晋也同天子的仪制。

译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将要迁葬到峻阳陵时，依照旧制，下葬后皇帝和群臣除去丧服，改穿吉服。在此以前，尚书祠部上奏采用博士张靖的意见，皇太子也依制度一同除去丧服。博士陈逵议论认为：“如今制度所依据的，大概是汉代皇帝的权宜制度，是因有事而兴起的办法，并不是礼制的正道。皇太子没有国家政务，自然应当服丧到底。”诏令重新详细议论。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服三年丧，开始时同样穿齐衰、斩衰；下葬后除去丧服，居于谅闇之中，以心丧完成丧期，不和士庶遵行同样的礼制。汉代承袭秦制，让天下人为天子服丧三年。汉文帝见这种做法对臣下不能长久实行，却不知道古制，于是凭己意制定祥祭、禫祭，除丧后立即改穿吉服。魏朝则直接以葬毕为界，继位的君主都不再居谅闇以完成丧期。学者非议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但最终没有推究经传、考察实际行事，只说王者三年之丧应当穿衰麻服满二十五个月。继位君主如果果真这样做，那么天子和群臣都不能除丧。即使立志笃行丧礼，终究也会因现实逼迫而不能实行。直到现在，各代君主都依从汉文帝减轻丧礼的制度，是因为主持制定制度的人没有真正理解制度。如今皇太子与尊贵的君主同为一体，应当恢复古典，在卒哭祭后除去衰麻，以居谅闇完成丧期。在道义上既不应不除丧，又没有必要采用汉文帝的制度，这才是笃行丧礼。”于是尚书仆射卢饮、尚书魏舒询问杜预所依据的证据。杜预说：“传文称三年之丧从天子通达天下，这是说天子没有期丧，只有三年丧，并不是说居丧时要穿衰服三年，和士庶相同。因此，王后、世子去世时，叔向说有两种三年丧。周公没有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这是解释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的文字。叔向没有责怪周景王除丧，却责怪他过早宴饮作乐，说明下葬后应当除服，但违背了居谅闇的节度。《春秋》记载，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当时晋简公尚未下葬，子产请求免除丧服以听从命令，君子认为合乎礼制。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礼，传文说‘吊祭活人，来不及哀悼死者’。这些都是下葬后除服、居谅闇的证据，先儒旧说也常有这样的内容，只是后来的学者没有思考。按《丧服》，诸侯为天子也服斩衰，难道能说要服丧三年吗！向上考察七代，不知道哪一代王者君臣上下穿衰麻满三年；向下推及将来，恐怕百代君主的道理也一样。不是一定不能这样做，而是形势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会虚设无法实行的制度。孔子说‘礼制有所损益，即使百代之后也可以知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于是卢饮、魏舒都同意了，便命杜预撰写议文，上奏说：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叩首上言：礼官会同博士张靖等人的意见，认为：“孝文帝制定权宜的三十六日丧服制度，以日代月；治道有兴有衰，礼制不能全部实行，皇太子也应割舍感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人的意见，认为：“三年之丧，是子女竭尽孝心的表现，所以圣人制定礼制，由上至下通行。因此如今的制度规定，官员将士凡遭父母之丧，都可以请假服丧二十五个月。敦厚崇尚孝道，是用来教化天下的。皇太子内心至孝已经显著，却在外表除去丧服，不合礼制所说的顺应真实感情。应当不除丧。” 臣卢钦、臣魏舒、臣杜预谨此考察，张靖、陈逵等人的议论，各自只见到了所学的一端，还没有明白帝王居丧贯通古今的礼制。从上到下，从尊卑贵贱来说，各种事物都有适合自己的制度。因此礼制有时以多为贵，有时以少为贵，有时以高为贵，有时以低为贵，关键只在合宜。否则本末就会失序，制度也难以长久实行。天子和群臣，虽然哀乐感情相同，但各自所处的身份实际不同，所以礼制不能相同。《易经》说‘上古时代丧期没有固定数目’，《虞书》称‘三年之内四海停止一切音乐’，此后便没有文字记载。到周公旦时，才说‘殷高宗居谅闇三年，不开口谈政’。传文解释说：‘谅，就是诚信；闇，就是沉默。’五百多年以后，子张对此产生疑问，便询问孔子。孔子回答说：‘何必只是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君主去世，百官收敛自己的职权，三年听命于冢宰。’周景王有王后、世子的丧事，下葬后除丧而奏乐。晋国叔向责备他说：‘三年之丧，即使身份尊贵也应当坚持服丧，这是礼。周王虽然没有坚持服丧，却过早宴饮作乐，也不合礼。’这些都是古代文献中关于天子丧事的记载。称说高宗时没有说服丧三年，而说居谅闇三年，这是说明除去丧服而内心服丧的文字。责备周景王时没有责备他除丧，却责备他过早宴饮作乐，说明下葬后应当除服，但违背了居谅闇的节度。尧帝去世，舜居谅闇三年，所以说四海停止一切音乐。由此说来，天子居丧，齐衰、斩衰的制度，粗劣的丧杖、绖带，都应当坚持服用；下葬后除去丧服，以居谅闇完成丧期。三年内不改变父亲的治道，所以百官收敛职权，听命于冢宰。丧服已经除去，所以称赞他不言政事的美德，表明不再睡草席、枕土块，以免荒废国家政务。《礼记》说：‘三年之丧，从天子通达天下。’又说：‘父母之丧，无论贵贱都是一样。’又说：‘端衰、丧车都没有等级差别。’这些话都是概括说天子居丧时，衣服制度和普通人相同；但内心服丧的礼制要到三年才结束，并没有说要穿丧服三年。然而继承帝位的君主，仍常常荒废安逸之事。自从废除谅闇制度以来，直到现在，才让高宗在往代中独享这个名声，使子张在当时产生疑问；这正是贤人圣人所要讥刺的地方，并不是讥刺天子没有穿丧服到丧期结束。秦朝焚烧书籍，任意行事，抬高君上而压制臣下。汉高祖草创基业，因袭秦制而没有改革。于是让天下人都服重丧到底，早晚哭临，经历寒暑，禁止婚嫁、饮酒、吃肉，制度并不合乎人的真实感情。因此汉文帝留下遗诏，收殓完毕便下葬，下葬完毕便依制度改穿红色禫服而除丧。虽然这不合高宗居谅闇的道理，却接近古典，所以传给后代。当时预先修建陵墓和宗庙，所以收殓到下葬能够在十二天之内完成，便据此制定制度。近代到了明帝，生前没有修好陵寝，五十天才下葬，哪里还能符合三十六日的制度？这正是当时经学疏略、不师法前代圣人的弊病。魏朝改朝换代，以葬毕为除丧界限，合乎古典；但没有推行内心居谅闇的制度，因此又受到和前代相同的讥议。自泰始开元以来，陛下追尊居谅闇的礼制，慎重处理身后之事，笃行居丧，确实达到了古制，超过了殷高宗，天下都歌颂您的德行，实在不是张靖等人所能探究根本的。

译天子、诸侯的丧礼，按道理本来应当已经完备了。诸侯厌恶礼制妨害自身，便删削了相关典籍；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士丧》一篇，其中还夹杂着戴圣的记述，也难以作为正确依据。天子的地位最尊贵，政务最重大，群臣人数最多，不能和普通人相同。因此大行皇帝下葬、附祭于宗庙后，就因事务繁重而除去丧服。自己不除丧，群臣就没人敢除，所以君主委屈自己而除丧；同时居谅闇以完成丧期，天下人都会说‘我们的君王多么仁慈’。君主委屈自己而顺应时宜，人人都会说‘我们的君王多么孝顺’。除去丧服而内心仍服丧，我们的君王尚且如此笃厚，凡是臣子，又怎么能不自我勉励、尊崇礼制呢？这就是圣人制度移风易俗的根本，也是高宗能够达到和乐太平的原因，难道只是穿丧服而已吗！”}], 如果按照诘难者的说法，再以权宜制度自居，便会被怀疑是在屈伸降服上有所厌抑；如果想以职掌事务来作裁断，那么父亲在世时，母亲服丧一期；父亲去世后服丧三年，这是以父母至亲的关系屈从于至尊地位的道理。被父亲休出的母亲去世，服丧以至亲为准，但长子不得自作主张改变服制，这是因为体统尊贵的缘故；服制的升降都随尊者而定，不敢独自决定。《礼》说：诸子的职责，是掌管国子之副职；国家有事时，就率领国子交给太子，任凭太子使用。《传》说：‘君主出行，便有人留守；有留守者，便有人随从。随从者称抚军，留守者称监国。’可见并非无事。按《丧服》，母亲为长子、妻子为丈夫、妾为君主，都是服丧三年。皇太子作为内宫之主，可以说没有无事的情况。考察汉代制度，孝文帝丧礼中，红色禫服礼毕，孝景帝就在未央宫除去丧服而恢复吉服，薄后、窦后必定不能在别宫各自服齐衰三年，由此便可知道。何况皇太子辅佐至尊，与国家成为一体，本来就应当远取古礼，近同当代制度，屈己除服以宽慰群臣，协调成为一代的完备典制。君子对于礼，有时径直实行，有时委曲变通而减损；有时遵守常经而一律平等，有时顺应情势而舍弃某些做法，只须内心存有礼意罢了。礼所说的，难道只是玉帛吗？丧礼所说的，难道只是穿衰服麻衣吗？这既是我们所说的常制大义，而且就眼前实际情况而言，也有令人不安之处。如今皇太子至孝而诚笃，发自天性；他哀号思慕，匍匐到殡宫，大行皇帝既已安奠，皇太子前往之后不能返回，一定会追想平日旧事，在寝殿徘徊。如果不改变制度，遵从居丧期间的谅闇之礼，那么东宫的臣仆在道义上就不能脱去丧服。这样一来，永福官属将独自穿衰麻服事，出入宫殿省寺，也难以长久维持。如今将吏虽蒙恩同样享有二十五个月的宁假，至于大臣，也会被夺去原有服制。过去翟方进自认为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超过国家典制，何况是皇太子呢？臣等认为，皇太子应当如前次奏议，除去丧服，居谅闇之礼直到服制终了。于是太子便按照厌降的议论，依国家制度除去衰麻丧服，居谅闇之礼直到服制终了。当时朝廷内外突然听说预先提出了不同意见，多数人都感到奇怪。有人便说他违背礼制而迎合时俗。当时预也没有亲自解释，只退下来让博士段暢广泛采集典籍，为此搜求证据，使大义显明，足以垂示后世。段暢承受预的旨意，于是撰集书传中的旧文，分条列举实际事例和成文依据，作为确定的证据，用来阐明其中的旨趣。他所引传记中有与今日议论相同的，也都具体列出；广泛举出两方面的例证，说明它们最终的归宿，以证明这件事。文字很多，这里不再全部记载。武帝杨悼皇后曾经抚养怀帝，皇后遭遇灾难时，怀帝还年幼；到怀帝即位后，宫中诏令追述皇后的恩爱。等到皇后下葬，群臣议论皇帝应当为她追制服丧：有人认为她是庶母而慈爱抚养自己，依礼应服小功五个月；有人认为慈母的丧服应如母亲，服齐衰三年。众人的议论不一致。闾丘冲议论说：‘杨后抚养圣上，大概是出于委曲的亲情。如今以恩情和礼制追尊她，但不配享世祖庙。王者没有为慈母服丧的制度，认为在下葬当天，皇帝可以连续三朝穿素服发哀罢了。’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月底，成恭杜皇后的周年忌日，有司奏请，至尊按期年服丧，应该改换服制。诏令说：‘君主和亲属，是名教中最重要的关系；权宜制度只是出自近代罢了。’于是仍旧穿素服，这确实不是汉、魏的典制。兴宁元年，哀帝的章皇太妃去世，皇帝想服重丧。江[A170]启奏说：‘先王制定礼制，应当服缌麻。’诏令想降为期服，[A170]又启奏说：‘压抑、屈从个人感情，正是为了尊崇祖先。’于是制定服缌麻三个月。孝武帝宁康年间，崇德太后褚氏去世。太后对于皇帝是从嫂，有人疑惑皇帝应服什么丧服。博士徐藻议论说：‘资取父亲的身份来侍奉君主，敬意是相同的。又按礼制，丈夫属于父亲一系的关系，他的妻子都属于母亲一系；那么丈夫属于君主一系，妻子也属于后妃一系。为太后服丧，应依据资取母亲身份的道理。鲁国讥刺违逆次序的祭祀，是为了彰明尊敬尊者。如今皇上亲自奉行康皇帝、穆皇帝、哀皇帝以及靖后的祭祀，所致敬意与对待上天相同。怎么可以用君主之道敬奉她，却在本亲关系上废止丧服呢？认为应服齐衰一年。’于是皇帝制定服期年的丧服。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去世，朝廷疑惑应服何丧。尚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等议论说：‘太皇太后的名位完全正当，身份与皇帝相同，礼制和道理都完备，情感和礼义更加申明。《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既然称为夫人，礼服就应随正统。因此成风显明夫人的名号，文公为她服三年丧。子女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身份尊贵而义理重大。况且按礼制，祖父不会压低孙子的服制，本来就应当完全服丧而不屈减，并因情理制定制度。如果嫌正式文字没有保存，那么有疑问时应从重处理，认为应同为祖母服齐衰一年。永安皇后没有丧服，只举行一次哀悼；百官也服期年。’诏令准许。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有司详细议论，认为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追赠淑媛为夫人，设置家令主管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论说：‘《丧服传》说，与尊者成为一体，就不为自己的私亲服丧。又，君主和父亲不服丧的人，儿子也不敢服。所以王公的庶子为生母服丧，只戴练冠、穿麻衣，葬后便除去；这不属于五服的常制，因此称为无服。’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去世，孝武太后服三年丧。

译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尚去世。有司奏请，皇帝穿齐衰期年的丧服。诏令下发，命群臣广泛议论。散骑常侍谢衡认为：‘诸侯的太子，已经受誓和未受誓，尊卑身份不同。《丧服》说为嫡长子服长殇，是指尚未受誓的；已经受誓的，就不按殇服丧。’中书令卞粹说：‘太子刚出生，身份就已经尊贵，不必等到受命发誓。如果依谢衡的议论，已受誓便不按殇服丧，那么没有受服之制的儿子反而应服斩衰三年；未受誓而夭折，即使十九岁也只服大功九个月。受誓和未受誓造成的升降差别很小，斩衰和大功在轻重上的差别却很大。如今注说“诸侯不降低嫡长子的殇服，以重服相待”。如果担心无服，便以大功作为尊重嫡长子的服制，那么即使已经受誓，也显然不再有服三年的道理。男子能够保卫社稷，女子能够奉行妇道，到了可以成就这些事情的年龄并且已有相应成就，所以可以不按殇服丧，并不是说幼年孩童。为殇后者尊奉他如同父亲，尚且没有增加服制而只停止殇服，何况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却要为无服的殇者实行成年人的丧制吗？凡是本应重服的殇者，士大夫都不加重服，却要让至尊独自承担重服，这是从未听说过的。’博士蔡克赞同卞粹。秘书监挚虞说：‘太子刚出生，便以成年人的礼仪举礼，那么按殇服丧的道理就被排除了。太孙也是以君主的身份承继重任，因为地位已经确立而服丧，完全不以年龄为依据。天子没有为殇者服丧的道理，因为已经断绝了期服之制。’于是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魏氏旧例，国家有大丧，群臣穿凶服，用帛制作绶带袋，用布制作佩剑套。新礼依据《传》所说‘除去丧服后没有什么不能佩戴’，认为在服丧时便没有什么可以佩戴，于是另行规定，服齐衰、斩衰丧服时不得佩剑和绶带。挚虞认为：‘《周礼》的武贲氏，是士大夫的职务，他们都拿兵器守卫王宫；国家有丧事，就穿衰服、系葛带，手执戈盾守门；下葬时则跟随车驾哭泣。又，成王去世，太保命令诸大夫在宫内外手执干戈，设置警戒。这说明丧事期间尤其重视宿卫防守。所谓“除去丧服后没有什么不能佩戴”，说的是服饰方面的事情，不是防御所用的兵器。应当规定新礼，布衣和剑套仍按旧制，其余依照新制。’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汉、魏旧例，下葬时设置吉凶两种卤簿，都使用鼓吹。新礼认为礼制中没有吉服车驾导从的文字，臣子不应脱去衰麻丧服而穿玄黄吉服，所以取消吉服车驾卤簿；又认为凶事不应奏乐，所谓‘遏密八音’，于是取消凶服仪仗中的鼓吹。挚虞认为：‘下葬时有祥车左边空缺，这就是今天的容车。下葬以后，在正午返回举行虞祭，迎接神灵而归。《春秋传》记载，郑国大夫公孙虿去世，天子追赐大路车，让他乘此车出行。《士丧礼》说，下葬时有稿车、乘车，用来装载死者生前的衣服。这些都不只是运载棺柩，也有设置吉服车驾的明文。既然设置吉服车驾，就应有导从，用来象征死者生前的仪容，表明不把死者当作全然不存在。臣子穿衰麻服，不应为自身而脱去；但为了君主和父亲则没有不可。《顾命》篇足以说明这一点。应当规定新礼，吉服车驾和导从仍按旧制设置；凶服中的鼓吹应当取消。’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汉、魏旧例，皇帝大丧以及大臣丧事，执绋的人唱挽歌。新礼认为，挽歌起源于汉武帝役使劳工时所唱的劳歌，声音哀切，于是成为送终的礼仪。虽然曲调悲哀，但不是经典规定的，违背礼制中设置衔枚的含义。正处在号哭思慕之时，不应以歌唱为名，因此取消挽歌，不再执绋挽唱。挚虞认为：‘挽歌因相互应和而形成悲怆的声音，衔枚是为了使哀痛情感完整，这同样是用来感动众人。虽然经典没有记载，却是历代旧例。《诗》说“君子作歌，只是用来表达哀痛”，以歌为名也没有什么可嫌。应当规定新礼仍依旧制。’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咸宁二年，安平穆王去世，没有儿子，便以同母弟敦奉上继承献王之后；朝廷移文太常，询问应当服什么丧。博士张靖答复说，应依照鲁僖公为闵公服丧三年的先例。尚书符责问张靖：‘穆王没有把敦当作臣下，敦也不是继承穆王，这与闵公、僖公的情况不同。’孙毓、宋昌议论说，穆王没有到封国去，敦也没有做诸侯的臣子，不应服三年丧。按义理处理，敦应服本人的服制，服期年后除服；但要主持穆王的丧礼和祭祀，三年丧毕后，才举行献王的吉祭。孙毓说：‘《礼》规定，君主的子孙之所以把诸位兄长当作臣下，是因为要治理封国。《礼》又规定，为诸侯兄弟服斩衰，是说邻国臣子对于邻国君主具有类似君主的义理。如今穆王既未到封国，也没有把兄弟当作臣下；敦又没有做诸侯臣子的身份，不具有邻国臣子的义理，和闵公、僖公不同，这正如符尚书所说。但丧事没有主丧之人，敦既奉诏继承封国，承当重任并主持丧事，便要主管祭祀。“服大功者主持丧事，如果有服三年的人，就一定要替他举行两次祭祀。”郑玄注说：“这是指死者的从父昆弟来主持丧事。有服三年的人，是指妻子或幼小的儿子。”“两次祭祀，是指小祥和大祥。”穆妃以及封国臣属按礼都应服三年，这就是所谓有服三年的人；敦应当替他们主持大小祥两次祭祀。况且哀与乐不能混杂，吉与凶不能相干。凶服还在宫中，哭泣也没有停止。敦仓促主持穆王的丧事，而国家规定的丧服尚未除去，就不能因为自己本亲的服丧期满除服，便举行献王的吉祭。咸宁四年，陈留国上奏，燕公是王的父亲；王出外奉行明帝祭祀，如今对于王来说是从父。有司奏请应服期年，不因亲疏、尊卑而降服。诏令说：‘王奉事魏氏，所承受的关系尊重重大，不得为自己的亲属服丧。’穆帝时，东海国上言，哀王去世已过一年，嗣王才来继承王位，便不再追服；群臣都已经恢复吉服，国妃也应当同样除服。诏令说：‘朝廷所以采用权宜制度，是因为王事夺去了服丧时间，并不是要改变礼制。妇人承继重任的义理重大，如果也采用权宜制度，这一义理将寄托在哪里！’于是国妃最终完成了三年丧礼。孙盛认为：‘废弃三年丧礼，是开启偷薄风气的根源，汉、魏所犯的重大错误就在这里。如今如果认为大夫可以因王事而被夺去服丧时间，而妇人却可以完成本来的服制，那么吉凶礼仪便杂陈于宫寝之中，内外彩服、素服的制度也相互违异，岂不是情理和礼制都违背，哀乐都失其所吗！’

译太元十七年，太常车胤上言：‘谨按《丧服礼经》，庶子为母服缌麻三个月。《传》说：“为什么服缌麻？因为要与尊者成为一体，不敢为自己的私亲服重服。”这是《经》和《传》的明文，是圣贤的格言。然而近来从开国公侯直到卿士，庶子继承后位的，都任意放纵私情，为庶母服丧，把她同嫡母一样对待。这是末世风俗的弊病，沉溺于私情而伤害教化；如果放任而不改革，就会流荡失控，再也无法挽回。况且尊敬尊者、亲爱亲属，虽然是礼的大本，但因尊者而压抑亲属关系，古来便已崇尚。《礼记》说：“为父亲后嗣的人，对被父亲休出的母亲无服，是因为不祭祀她。”又，礼制规定，天子父母去世，尚未下葬时，也要越过绳索去祭祀天地和社稷。这些都是崇尚严肃至敬，不敢因为私情而废弃尊者之事。如今自身承受祖宗的重任，却因为庶母的私情而废止四时蒸尝祭祀。五庙缺少祭祀，只因一个妾终其丧期；按情理和礼制求究，没有比这更大的过失了。天下人都这样做，却没有人裁断贬抑。即使内心各不相同，事情上也不敢有异议。因此正礼逐渐衰败，习非成俗。这正是《国风》之所以追思古制、《小雅》之所以悲叹的原因。如今九服逐渐安宁，王化正在更新，实在应当崇尚彰明礼教，以统一风俗。’ 请台省考察修订经典，依此彰明帝王法度。’朝廷没有答复。十八年，车胤又上言：‘去年上奏说，近来从开国公侯直到卿士，凡庶子继承后位的，都为庶母服丧，把她同嫡母一样对待；这是违背礼制、触犯制度的行为，应当加以裁抑。此事上奏已经一年，还没有得到答复，不知道朝廷议论究竟疑惑什么。如果认为我所陈述的有错误，那么经典中有明文；如果认为古今不同，那么晋朝有成文制度。升平四年，已故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武陵王上表请求服齐衰三年，诏令准许依照过去乐安王的旧例，制定服大功九个月。兴宁三年，已故梁王▯逢又的生母去世，也请求服三年。《庚子诏书》依照太宰的旧例，同样服大功。若谨慎考察周礼，应服缌麻三个月；若奉行晋制，应服大功九个月。古礼和今制都没有居庐三年的文字，但近年以来，人人都申张私情，彼此仿效，渐渐形成风俗。如果放纵而不禁止，圣人典制就会灭亡。尊敬尊者、亲爱亲属，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王化的由来，不过这两端罢了。所以先王设立教化，务求把它们推行到极致：尊崇郊社祭祀的敬意，制定越绋祭祀的礼制，严格宗庙祭祀，压低庶子的服制，用这些来经纬人伦、教化天下。把家事屈从于王道，把私恩压抑在祖宗之前，难道不正是上行下效、父亲影响儿子吗！’ ‘如果尊敬尊者的心有时衰退，因尊者而压抑亲属的原则遇事便被申张，那么对祖宗的敬意就会衰微，君臣之礼也会亏损。对祖宗不够严肃恭敬，对君主不尽致敬之礼，却想使风俗安定、教化兴盛，岂不是很难吗！我所深深珍惜的，实在就在这里。我的职掌所在，不敢不进言。请台省参酌详议。’尚书奏说：‘按他的奏辞，应立即下交主管部门详细查考。依礼制，庶子与尊者成为一体，不敢为自己的私亲服丧，这是尊祖敬宗的道理。近来礼制日渐衰败，这一礼法于是废弃。封国之君废弃五庙的重大祭祀，士庶平民缺失蒸尝祭祀的礼制，习惯既成而形成衰败风俗，应当革除纠正。我们已令内外共同参详，认为应准许车胤所上奏的意见，可以依乐安王服大功的制度作为正制。请制作如下告书，颁下内外，以确定永久制度，普遍命令依此奉行，事情可以施行。’诏令准许。《礼》规定，君王为三公、六卿服锡衰，为大夫、士服疑衰，头戴弁，系绖。天子、诸侯都为贵臣、贵妾服丧三个月。汉代没有听说为大臣制定丧服。汉明帝时，东海恭王去世，明帝出行到津门亭发哀。到武帝咸宁二年十一月，诏令说：‘诸王、公、大臣去世，应当举行三朝发哀的，过一个月不奏乐；只举行一朝发哀的，三日内不奏乐。’ 元帝的姨母广昌乡君去世，尚未下葬，中丞熊远上表说：‘按《礼》说，君主对于卿大夫的丧事，到下葬前不吃肉，到卒哭前不奏乐，这是因为内心悲痛怜悯，还不忍举行吉事。如今接到尚书符令，冬至后第二天举行小会。臣认为，广昌乡君的丧事尚在殡期，圣上恩意垂念哀悼。按礼，大夫去世，要废止一时的祭祀；祭祀尚且可以废止，何况其他事情。冬至这天只能接受群臣的祝贺，不应立即举行小会。’诏令让熊远的表章交给贺循，又说：‘咸宁二年武皇帝的旧例说：“王公大臣去世，举行三朝发哀的，过一个月不奏乐；举行一朝发哀的，三日内不奏乐。”这是旧事的明文。’贺循答说：‘按《礼·杂记》，君主对于卿大夫的丧事，到下葬前不吃肉，到卒哭前不奏乐。古代君臣之间义理深重，即使因至尊的身份而降低礼制、不服丧服，三个月以内仍穿锡衰居丧，不接触吉事。因此《春秋》记载，晋国大夫智悼子尚未下葬，平公奏乐，被屠蒯讥刺。熊远的答复符合古代义理。咸宁诏书虽然不合经典，但因时制宜，作为确定制度，确实不是臣下所能议论的。’ 升平元年，皇帝的姑母庐陵公主尚未下葬，符令询问太常，冬至小会是否应当奏乐。博士胡讷议论说：‘君主对于卿大夫的丧事，到卒哭以前不奏乐。公主与皇帝有骨肉亲情，应当停止奏乐。’太常王彪之说：‘按武帝诏令，举行三朝发哀的，三十天后才奏乐；举行一朝发哀的，三天后便奏乐。泰始十年春，长乐长公主去世；太康七年秋，扶风王骏去世，武帝都只发哀三日。中兴以后，重新参议时也没有改变这一制度。如今小会应当奏乐。’两种意见最终不知采纳哪一种。《丧服记》规定，诸侯为寄居他国的公服齐衰三个月。新礼认为如今没有这种事情，便删除了这一章。挚虞认为：‘《周礼》作于刑罚置而不用的时代，却仍记载十二项荒政。礼制完备，是用来应对各种事物的，不能因为时势衰败就删除盛大的典制，也不能因为世道兴盛就缺少衰世的教诫。从前王司徒失去守地而流亡，自称寄公。当时天下又有许多类似情况，这些都在礼制所涉及的范围内。应当规定新礼仍如旧经。’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汉、魏旧例没有五等诸侯制度，公卿朝士服丧，亲疏关系各依照自身亲属的服制。新礼规定，王公五等诸侯中建立封国并设置卿的，以及朝廷公、孤一类爵位，都对旁系亲属断绝期服；旁系亲属为他们服斩衰；卿、校中地位相当于大夫的，都断绝缌麻服。挚虞认为：‘古代诸侯君临自己的国家，把父兄都当作臣下；如今的诸侯与古代不同。既然不同于古代，他们的尊贵身份就不完全，不应立即实行断绝期服的制度，却令旁系亲属服斩衰的重服。诸侯如此，公、孤的爵位也应依旧制。从前魏武帝建安年间已经上表，汉朝依照古礼制定制度，但实际情况与古代不同，所以都没有施行；真正施行的，已载在魏朝法令中。大晋采纳后写入法令，应当规定新礼全部依照旧制。’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丧服》中没有弟子为老师服丧的制度，新礼却规定弟子为老师服齐衰三个月。挚虞认为：‘自古没有为老师服丧的制度，所以仲尼去世时，门人疑惑应穿什么丧服。子贡说：“过去夫子为颜回服丧，如同丧子却没有服丧服；请允许我们为夫子服丧，如同丧父却没有正式丧服。”于是内心服丧三年。这说明怀有三年的哀痛，却没有齐衰的服制。同门共同居住时，入门便系绖，出门则不系，这就是所谓吊服上加麻。先圣制定礼制，一定会选择容易遵从、可以传承的制度。师徒之间的义理确实重要，但服制没有明确规定，历代沿袭，也不认为有所缺失。况且求学者以老师学问越高为所得，所以屡次更换老师也不嫌弃；求学者以学业每日更新为收益，所以舍弃旧师也不疑惑。仲尼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一人可以作我的老师。”子贡说：“哪里有固定不变的老师呢？”学问浅的老师、暂时从学的老师，不可能都为他们服丧。义理有轻重，服制有兴废，那么褒贬便会由此产生，是非也会因此争论，爱憎相互攻击，后悔和忧虑就会发生。应当规定新礼仍然无服，如同旧制。’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古代天子、诸侯的葬礼大致完备，汉代又多有变革，魏、晋以来历代都有改变，大体上与汉代制度相同。但魏武帝关于送终的礼制，沿袭并称述随葬物品的数量，繁琐而无益，民间风俗又超过了它。魏武帝预先制定送终衣服四箱，在上面题写标识，按春夏秋冬和每日时辰，只要没有忌讳，便随时用来敛葬；金耳饰、珠玉、铜铁等物，一件也不得随葬。文帝遵守奉行，没有增加任何东西。到接受禅让后，刻制金玺，追加尊号，却不敢打开墓道，于是制作石室，把金玺藏在墓道入口，以表示陵墓中没有金银财物。汉代礼制中明器很多，从此都予以省减。魏文帝黄初三年，又亲自制定终制说：‘礼制规定，国君即位时便制作棺材，是活着时不忘死后的事。寿陵依山为体，不封土，不植树，不设寝殿，建造园邑，开通神道。葬，就是收藏，想使人不得看见。礼制不在墓地祭祀，是希望生者与死者都不受亵渎。皇后以及贵人以下，凡没有跟随君王到封国去的，死后都葬在涧西；此前已经上表确定了地点。’这道诏令藏在宗庙，副本存于尚书、秘书和三府。明帝也遵奉此制。明帝性情虽崇尚奢侈，却没有立即营造陵墓。宣帝预先在首阳山修造土藏，不填土，不植树，制定《顾命终制》，只按时令服装敛葬，不设置明器。景帝、文帝都谨慎奉行遗命，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景帝去世，丧事制度也依照宣帝旧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去世，将要与先帝合葬，便打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并把皇帝的秘密玺绶送入便房神坐。魏氏使用金玺，这已经是节俭的做法。江左初年，元帝、明帝崇尚节俭，而且各项制度刚开始草创，山陵送终之事已经相当省约完备。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去世。诏令规定，外官五日入临一次，内官每天早晨入临一次，仅此而已；下葬以后，虞祭礼毕便停止。有司奏请，在大行皇后的陵墓设置凶门、柏历门，称为显阳端门。诏令说：‘门按照所在位置设置。凶门、柏历门耗费太大，停止营造。’考察蔡谟的说法，用两个瓦器盛放始死时的祭品，系在木头上，用苇席包裹，放在庭院中靠南的地方，称为重；今天的凶门就是它的象征。按礼制，举行虞祭后便立神主；如今尚未下葬，还没有神主，所以用重来代替。礼书称为主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范坚又说：‘凶门并非礼制本身，礼制中有悬重，其形状类似凶门。后世把它搬到门外来表示丧事，民间习俗于是沿用。薄帐，就是古代吊幕一类的东西。’这时又下诏说：‘重重土壤之下，哪里适宜崇饰无用之物，陵墓中只须清洁洒扫罢了。’有司又奏请，依旧例选公卿以下六品官子弟六十人作为挽郎，诏令又予以停止。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去世。诏令说：‘送终之事只求节俭、迅速。’又下诏：‘远近各地不得派遣山陵使。’有司奏请选挽郎二十四人，诏令停止。古代没有在墓地祭祀的礼制。汉朝承袭秦制，都设置园寝。正月上旬的丁日，在南郊举行祭祀礼仪后，依次到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祭祀，称为五供。魏武帝葬在高陵，有司依照汉制在陵上建立祭殿。到文帝黄初三年，才下诏说：‘先帝亲自实行节俭，遗诏要求省减约束。儿子以继承父亲为孝，臣下以继续办理先帝事业为忠。古代不在墓地祭祀，都在宗庙举行。高陵上的殿宇全部毁掉，车马送回马厩，衣服收藏到府库，以遵从先帝节俭的志向。’文帝亲自制定终制，又说‘寿陵不设寝殿，建造园邑’，从此园邑、寝殿便彻底废止。齐王在位九年，才第一次拜谒高平陵，曹爽因此被诛杀；此后便废止拜陵之礼，一直到魏朝灭亡。到宣帝时，遗诏说：‘子弟和群官都不得拜谒陵墓。’于是景帝、文帝遵奉诏旨。到武帝时，仍两次拜谒崇阳陵，一次拜谒峻平陵，但最终不敢拜谒高原陵；到惠帝时又停止了。到了江左，元帝去世后，诸公才开始有拜谒陵墓并辞告的事情。这大概是因为眷恋之情如同友朋执持，任凭感情而举行，并非洛京旧制。成帝时，中宫也年年拜谒陵墓，议论者认为不合礼制，于是停止，作为永久制度。到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听政，又拜谒陵墓，是因为皇帝年幼。到孝武帝去世，骠骑将军司马道子说：‘如今虽然依权宜制度除去丧服，但到了每月初一、十五以及各个节日，自然应当到陵墓表示哀情，以一年为限。’于是到陵墓时改穿单衣，烦琐亵渎而没有准则，不合礼意。到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说：‘百官拜谒陵墓，始于中兴，并非晋朝旧典；积久成习，遂成近来的制度。考察武皇帝诏令，连君主和诸王都不让拜谒陵墓，哪里只是百官呢！认为应当遵奉诏令。’于是施行。到义熙初年，又恢复江左旧制。

译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的母亲去世，下葬以后，按旧例本应代理职务，他坚决陈请不上任。于是开始制定大臣可以服满三年丧的制度。然而元康年间，陈准、傅咸等人仍然因权宜政务而被夺去服丧时间，不能完成丧礼；从此以后，便把这种做法作为成例。太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的父亲毖，原本居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汉末奉命进入中原，遇到吴国反叛，便在魏任黄门郎，与前妻及儿女生死隔绝，于是另娶了昌的母亲。如今江南一统，昌听说前母早已去世，便称病请求对此事作出公正议论。守博士谢衡议论说：‘虽然有两个妻子，大概是因为有特殊缘故才这样，并不损害道义，议论时应当让双方互相服丧。’守博士许猛认为：‘地域隔绝，又没有前母服制的规定，正是因为前母若不是去世，便已断绝关系的缘故。前母即使还在，也不应服丧。’段暢、秦秀、驺冲赞同许猛。散骑常侍刘智安议论说：‘礼制是为通常情况制定的，不是为非常情况设置的。父母去世而不知道生死，礼制没有规定。平生不能相见，应当去掉加重的服制，以期年为限。’都令史虞溥议论说：‘臣认为礼制不设两个嫡妻，是为了重视正统，并不只是像前面议论的那样防止嫉妒。所以说“一旦与她成为夫妻，终身不能改变”，从未有遭遇变故而出现两个嫡妻的情况。如果不承认两个嫡妻，那么昌父再娶后妻之时，就是前妻在义理上断绝关系的日子。假使昌父还活着，两个妻子都在，也一定不会让两个嫡妻共处正堂、两位妇人共同主持祭祀而同为正妻。’秦秀议论说：‘两个妾所生的儿子，父亲命令后妻相互慈爱抚养，便有三年的恩情，几乎等同亲生。昌父有什么道理不命令两个嫡妻依照这一礼制呢？父亲的执友尚且有如同儿子的礼制，何况侍奉兄长的母亲呢！’许猛又议论说：‘年少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便不能允许他们改娶改嫁。如今妻子在世时，允许丈夫另行聘娶；丈夫尚在而妻子可以改嫁，这不是断绝关系又是什么呢？’侍中兼领博士张恽议论说：‘过去舜没有禀告父母便娶妻，婚礼大概有所缺失，所以《尧典》用把两个女儿下嫁给舜来记载，并不区别嫡妻和媵妾。传记称她们为妃、夫人，说明没有另立正后。以圣人的宏大德行、帝王的嫡子，尚且因权宜之事而变通，以确定典礼。黄昌让新妻避开正室，时人议论认为可以。推重姬氏的谦让，采纳黄卿的决断，应当让各人分别为自己的母亲服丧。’黄门侍郎崔谅、荀悝、中书监荀勖、兼领中书令和峤、侍郎夏侯湛都赞同虞溥的意见。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陈寿认为：‘虞溥驳斥“一旦与她成为夫妻”这句话，并不符合大夫之礼；礼制没有两个嫡妻，不能让她们并列。如果昌父和两位母亲如今都还活着，那么前母不被废弃，已有明确证据。假如昌父把前母的儿子带来中原，而那人还在世，就应当按照被父亲休出的母亲之服来服丧。假如昌父没有下令抛弃前妻，昌的兄长有服母亲之丧的道理，那么昌无疑也不应不服丧。’贼曹属卞粹议论说：‘昌父在不知道前妻生死的时候娶了后妻，那么应当把前妻视同死亡，义理上并未断绝。如果后来生死相遇，而后妻没有离去，那么前妻在名分上就列为妾了。如果前妻已死而后来相会，那么就应当一起附葬，并没有两个嫡妻并列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让子孙在两人死后，追究两位母亲隔绝时的情况，认为她们是并列的嫡妻，那就是背弃死去的父亲，追究并驱逐亡母。议论者说礼制没有前母的服制，可以说是拘泥文字而损害了本意。臣愚以为，对于并非亲生母亲却服三年丧的人来说，与前母并没有本质不同。仓曹属卫恆议论说：‘有人说嫡妻不能有两个，前妻应当断绝。这是夺取旧妻的地位给新妻，违背“母亲随从儿子”的原则，礼律不允许，人情也不安。有人说断绝关系和死亡相同，不必避讳两个嫡妻；既然后来相遇，就应当让昌服丧。这种说法在论嫡妻时认为她已死，在议论服丧时又认为她活着，彼此自相矛盾，道理也不通。臣愚以为，地域断绝和死亡断绝确实没有不同，应当完全按照前母处理，不再追服。’主薄刘卞议论说：‘毖在南方是邦国宗族，在北方则是寄居之人；按这个名分说，前妻是元妃，后妻是继室。怎么能等到王路已经贯通，又要驱逐他现在的妻子，废弃他的嫡子呢！《春秋》不记载姜氏，是因她断绝关系，不再作为亲属，因为她犯了极大的罪恶。赵姬虽然尊贵，也一定要推让叔隗；原同虽然受宠，也一定要立宣孟为嫡子。若违背礼制而勉强谦让，为什么《春秋》反而认为这些事情是善的呢！’ 议论者说，地域隔绝，双方的感情最终已经无法往来。如今地域既已贯通，为什么还要追究旧事而断绝关系呢！黄昌的情况，正是近世清楚的先例。’司空齐王攸议论说：‘《礼记》说：“人在世时没有赶上见到祖父母、伯叔父母和兄弟，而父亲为他们追服丧，自己则不这样做。”诸儒都认为，这是父亲因为其他缘故使儿子出生在异域，没能在这些亲属在世时回去相见；父亲虽然追服，儿子却不跟着服丧，并不是责怪他没有及时施恩。既然彼此没有相见，连亲属生前去世都不服丧，何况前母不是亲生母亲，义理上不超过祖父母；双方不往来也不相见，恩情完全断绝而隔离，却要追服，大概不合乎根据实情制定礼文的道理。认为昌不应追服。’司徒李胤议论说：‘毖任黄门侍郎时，江南已经反叛。石厚也参与其中，连大义都能灭亲，何况毖这样的义理关系，怎么能把他当作妻子呢！’大司马骞不议论，太尉充、抚军大将军妆南王亮都赞同主管部门的意见。虞溥又驳斥卞粹说：‘丧礼随从宁戚，是说丧事崇尚哀痛，并不是让人服并非亲属的丧服。人死就是终结，终事既已完成，便没有再讲断绝的道理。分别居住而双方都活着，是否离异取决于人。夫妻以判合为义，如今土地隔绝、人与人不同，婚姻关系在义理上已经断绝。’ 她已经另行嫁人取代自己，怎么还能把她和死去的妻子视为相同呢！伯夷让出孤竹君之位，不能拿来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况且既然已经按嫡妻之后的身份服丧，又说她是妾；活着时或贬低她、或与她离异，死后却同附葬，妻子专心侍奉丈夫，丈夫却怀有二心来对待妻子，这会开启虚伪刻薄的风气，伤害贞洁诚信的教化；要想以此使教化纯正、风俗敦厚，岂不是困难吗！如今昌的两位母亲虽然土地相隔，但据说当时同时在世，怎么能称为前母、后母呢！假如昌的母亲先死，按嫡妻身份合葬，而前母并未断绝关系，后来远方听到丧讯，又应当互相制定什么服制呢！服制不合礼，行动起来只会更加错误。孝子不应把亲属置于不义之中，贞妇也不应因贪求进身而苟且容忍。如今把前嫡妻同死去的妻子相提并论，使后妻居于正位，而前妻或许被废弃，对于两个儿子的内心，难道没有一点惭愧吗！至于说这是诬陷父亲抛弃母亲，恐怕这种根据文字推演的说法，难以据此判定是非。礼制规定，背离诸侯而去侍奉天子的人，不为旧君服丧；如此说来，昌父已经断绝了前君，又纳后室、废弃旧妻，那么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值得说应当诛杀或抚恤呢！况且妇人患有恶疾，本来是仁慈的丈夫所怜悯的事情，但仍列入七出之条，确实是因为在人伦道理上应当断绝。如今夫妻分处异域，与没有妻子相同；拿它和恶疾相比，道理没有不同。

译根据他已经另娶一妻，有足以证明前妻被断绝关系的证据。既然如此，却说应当服丧，在义理上又依据什么呢！’尚书八座认为：‘假设有人在这里，父亲任敦煌太守，而儿子后来任职洛阳；如果父亲娶妻，儿子不但见不到，甚至可能不知道她的存在；等到她去世，也不能不服丧。但对于曾经抚养自己的母亲，感情上的悲哀不同；对于平生没有相见的人，名分上的服制却相同，都是为她服丧。又，两个后妻并列为嫡妻，自然是违背礼制，不能因为这是非常之事便用通常礼制处理。过去子思在宗庙哭悼被父亲休出的母亲，门人说：“庶氏的女子去世，为什么在孔氏宗庙哭她！”子思害怕了，改到别的房间哭。如果昌不为她制服，就不得不向父亲和祖父报告，挖出前母的尸体，迁葬到别处。如果不迁葬，昌就是罪人。为什么呢？异族女子不能附葬于先祖母之旁，所以要把她藏在墓地旁边。况且妇人依附丈夫，也还有所尊奉；赵姬的行为，是礼制允许的权宜变通，所以先代史书详细记载而不讥刺此事。如今昌的两位母亲都已去世，尚且没有两个神主并列、轻重相争的问题。昌的前母，应当以叔隗为先例。若她在昌出生以前去世，昌便不应再为她服丧；如果昌出生时她还活着，就应当按照礼制，以名分服三年丧。’ 于是据此确定为文书，分章下达太常，答复楙，命令奉行。诏令说：‘凡事有非常情况，应当依据旧典作为准则，为之作出裁断。如今议论此事，引用赵姬、叔隗的例子，大体是对的。但后来狄人与晋国和好，所以姬氏才能迎接叔隗并把她降为妾。吴国寇乱造成隔绝，毖与前妻始终永远断绝。如果义理上不能有两个嫡妻，那么赵衰本可以专门处置隗氏。昌作为人子，哪里能够擅自取代他的母亲。况且毖的两位妻子都因隔绝而去世，昌终究只是后妻的儿子，所以昌本来就不应为前母制服。’ 太兴初年，著作郎干宝评论这件事说：“礼有常经、变礼和权宜之制。王毖的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才这样处理的。不能用一开始到最后始终如一的道理责备他，也不能用一贯遵循常规的礼文要求他，为什么众人的议论竟如此纷乱错杂呢！同胞兄弟之间没有嫡出、庶出的区别，但年长者就是兄长；诸侯爵位相同，没有等级差别，但先受封者就是长者。如今两位妻子进入家门，既然没有规定贵贱的礼制，就应当按照先后确定次序，这是顺应长幼次序的义理。现在活着时同住一室的人少，死后却共同享用一座宗庙的人多；到了神位安排时，本来就有上下之别。所以《春秋》认为赵姬贤能，她遭遇礼制的变故，却得到了礼的实质。况且吉、凶、哀、乐，都是由人情发动的；五礼的制度，就是用来安排人情、适应事情的。如今这两位母亲，原本都是外人，只是因名分才成为亲属；然而有的当时并未施恩，生前的敬意不够，丧中的爱护也不够，那么究竟有什么追服的道理呢！张恽、刘卞懂得先后次序的节度，齐王、卫恒通晓丧服何时除去的制度，这件事可以据此裁定了。朝廷对此，应当用赵姬的事例加以引导，用诏命使其秩序齐一：让前妻发扬宽容包容的德行，让后妻崇尚谦卑退让的道理，让家人明白长幼次序，让百姓看见变礼中的适当原则。这样做，活着时尚且可以相处，何况死后呢！” 古代的君王，有时用对待老师和朋友的礼节来对待臣下，但臣下不敢因此自我尊贵。如今应当让前妻把后妻当作同体之人来接纳，后妻也不敢抗拒；等到两人的子孙彼此服丧，这正是礼中美善的事情。这样看来，王昌兄弟和睦相处时，本来应当合祭两位母亲，使她们享用同等的礼馈，按照先后排列次序，分别配祭在左右；兄弟之间肃敬和睦，互相酬答献祭。上可以体谅先父的心愿，中可以尊崇两位母亲的德行，下可以协调兄弟之间的友爱，使合乎义理的风气弘扬于王教之中，使慈爱谦让之情融洽于急难之际，这不就是得到了礼的根本吗！” 当时，沛国人刘仲武先娶毌丘氏为妻，生了正舒、正则二人。毌丘俭反叛失败后，仲武休弃了他的妻子，又娶王氏，生了陶；但仲武另给毌丘氏安排住所，并没有告诉她已经断绝夫妻关系。毌丘氏去世后，正舒请求让她附葬，陶却不同意。正舒不脱丧服，向上级和下级官府诉讼，哭得血泪俱出，甚至露出骨头；他穿着缀结相连的缞衣丧裳，几十年都没能实现附葬请求，直到死亡。当时吴国有硃某娶陈氏为妻，生子东伯。后来进入晋朝，晋朝赐给硃某一位某氏女子为妻，生子绥伯。太康年间，某氏已经去世，绥伯准备带着母亲回到本族；兄弟之间彼此敬爱，两位母亲严格遵守先后次序，家中和睦融洽，众人没有隔阂。等到两位母亲去世，两个儿子互相为对方的母亲服丧，君子都认为他们贤德。安丰太守程谅原先已有妻子，后来又娶妻，于是立了两个嫡妻。前妻去世后，后妻所生的儿子程勋疑惑应当服什么丧服。中书令张华提出甲、乙两人的假设问题说：“甲娶乙为妻，后来又娶丙，却隐瞒自己已有乙，家庭中把两人当作两个嫡妻，没有贵贱差别。乙去世后，丙的儿子应当服什么丧服？事实上两人并列为妻，嫡、庶没有区别；即使说两个嫡妻都不合正礼，这个过错在先人，作为子女怎么能擅自决定分割自己的亲属关系呢？如果为庶母服丧，又不能把她算作庶母。进退两难，不知该依从哪一边。”太傅郑冲议论说：“甲在家庭中违背礼制，两个嫡妻并存，这确实不是子女能够纠正的。那么乙、丙所生的儿子都应服三年丧，礼制有疑问时应从较重的规定。”车骑将军贾充、侍中少傅任恺的意见大略与郑冲相同。太尉荀顗议论说：“《春秋》认为并立两个正妻、匹敌嫡妻，是古代明确的典制。如今不能因为违背礼制而并立两妻，不分尊卑，反而继续造成错误。因此应当按照礼制裁定：先来的为嫡妻，后来的为庶妻。丙的儿子应当把乙当作嫡母服丧，乙的儿子应当把丙当作庶母奉事。过去屈建去掉祭祀中的芰，古人认为他既违背了礼，又得到了礼的实质。丙的儿子并不是要压低自己的亲母，而是要奉行礼制中先后、贵贱顺序的义理。”中书监荀勖议论说：“过去乡里人郑子群娶陈司空的堂妹，后来因吕布之乱彼此隔绝，不再知道对方的生死，于是又娶乡里蔡氏的女儿。” 徐州平定后，陈氏得以回来，于是两个妻子并存。蔡氏的儿子字元衅，把陈氏当作嫡母服嫡母之服，并以对从舅的礼节侍奉陈公。族兄宗伯曾责备元衅，说他压抑自己的亲母；乡里的前辈却认为元衅这样做合乎礼义。不知这件事与程谅的事大致是否相似。”

译建武元年，任命温峤为散骑侍郎。温峤因为母亲去世时正逢盗贼作乱，没能亲临殡葬，想经营改葬之事，因而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任命。元帝下诏说：“温峤不接受任命，是因为还没有能够重新选择墓地并办理葬送之事；朝廷的议论又颇有不同。难道事情的依据就是这个吗？天下有阻塞困难，实行礼制、处理事务，应当使道理能够贯通。古人规定服丧三年，并不是要把人的哀情完全耗尽，而是要对生死作出界限，不因死者而伤害生者。身穿丧服、腰系绖带而承担战事的人，难道是为了经营官职吗？只是随着王事的缓急而已。如今桀逆之徒还没有被斩首，平阳的道路又已断绝，奉迎各路军队还不能直接前进；温峤只有一人，凭什么能够解决自己的私家艰难，却反而被礼理阻碍而疑虑，不服从王命呢！命令三司、八座、门下三省以及内外群臣，详细共同议论温峤这类情况，我将亲自从中裁决。”于是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司徒临颍公司马组，骠骑将军、即丘子王导，侍中纪瞻，尚书周顗，散骑常侍荀邃等议论说：“过去伍员带着弓离开楚国，做吴国的行人，以谋划攻打楚国；他的志向确实在于报仇，并不是苟且求死。温峤遭遇祸难，过去在河朔一带，每天都经历战争，立志洗雪仇恶，跋涉万里投身于外，回来奔赴朝廷，准备乘时竭尽力量，凭借王威来实现自己的心愿，这就是温峤的志向。” 只是道路没有打通，军队尚未前进，他却反而在这时以王事为辞，留下来把志向放在家中。我们认为确实应当依照明诏办理。”于是主管官员上奏说：“查照众议以及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日的令书，依照礼文，父亲去世而尚未下葬，只有丧主不得除去丧服。因其他原因尚未下葬，作为子女的感情不能停留在灵柩旁却除去丧服，所以期限以完成葬礼为准，不分远近。如果死者遭遇贼难，遗体无处可寻，搜求的道理已经穷尽，当然应服丧三年后除服，不能仍按尚未下葬的例子办理。如果骨肉被寇害残杀，尸体散落在中原，而又接连遇到贼寇尚未平定，死者既没有实际收殓安葬的条件，生者又缺少奔赴服丧的礼节，子女的哀痛没有尽头，便依照未葬之义长期不除服；如果任其如此，就会使活人陷于没有期限的丧服之中，这不是礼制在某些时候不得不作的规定。凡属这种情况，都依照东关的旧例，以服满三年之礼为限，届时除服。只有双亲与自己生离，吉凶尚未分明，服丧则没有确定凶事的根据，遵从吉礼又疑心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内心忧伤而平素素服，这出于人情，属于这种情况的，不是官府制度所能裁决的。如今温峤因为还没有能够改葬、奔赴丧事，屡次设置托辞。查辛未日的制度，已经作出明确裁断，都不得再满足他的私情；不服从王命，就是损害法令。议定可以按照先前的诏令，让温峤接受任命，并再次告知中丞、司徒；凡属温峤这类情况，都依照东关旧例和辛未日令书的制度办理。”温峤不得已，只好接受任命。当时中原丧乱，家庭离散，朝廷议论双亲陷于寇难后，是否应当按规定服丧。太常贺循说：“双亲与子女生离，吉凶尚未分明；服丧则凶事没有根据，遵从吉礼又疑心双亲已经不在，内心忧伤而居于素服状态，这确实符合人情。”元帝认为应当采纳贺循的意见。太兴二年，司徒荀组说：“双亲陷于寇难，万无一线希望的，应当依照王法，按通常的规定服丧。”庾蔚之说：“双亲被戎狄攻破，生死还无法知道的，应当把寻找他们的可能性用尽。寻找的可能性已经断绝，过了三年，便可以婚娶、出仕，不能断绝后代，也不能废弃王政。因此仍应以哀痛素服自居，不参加吉庆之事，等到中寿时再为他们服丧。如果境内贼乱已经平定，施行赦免以后仍查找不到踪迹，便应当按规定服丧。” 咸康二年，零陵人李繁的姐姐先嫁给南平郡人陈诜为妻，生了四个儿子后遭遇贼乱。姐姐投身贼中，请求保全婆婆的性命，贼人掳掠她带走。陈诜又娶严氏，生了三个儿子。后来李繁得到姐姐的消息，前往迎接她回来，陈诜登记在册，同时领有两位妻子。李氏去世后，陈诜疑惑应当如何服丧，便将事情告诉征西大将军庾亮府，请求共同评议，当时舆论也常有不同意见。司马王愆期议论说：“查礼制不允许有两个嫡妻，所以惠公的正妻孟子去世后，才以声子为继室。诸侯尚且如此，何况平民呢！《士丧礼》说，继母本来就是继室，所以称为继母；侍奉她如同嫡母，所以说‘如母’。陈诜不能预先深谋远虑、躲避灾难，以致丧失妻子；但李氏并不是因为触犯七出而被陈诜休弃。她起初没有被休弃，后来又被迎回，在堂上奉养婆婆，儿子列为长嫡，名字登记在黄籍上，因此就是陈诜的妻子。既然是陈诜的妻子，就是晖的母亲，晖为她服丧没有疑问。礼制规定为继母服丧却不为前母服丧，像李氏这样的情况，世间极为少见。通常前母已经去世，后来才有继母，后出的子女没有见过前母，所以礼文没有规定为前母服丧。然而礿祭、祠祭、蒸祭、尝祭时，从未有不把前母当作母亲的；她死了尚且奉为母亲，何况她还活着呢！” 陈诜有年老的母亲，不能不加以奉养；妻子又没有归来的期限，所以纳妾是可以的。李氏虽然被贼掳走，但仍有生还的希望，陈诜寻找她的努力还没有穷尽就娶了妻，这确实是陈诜的过错。然而田间的普通人不通晓礼义，若考察传记，这种情况多得数不清。有施孝叔的妻子失身于郤犨，却没有被遗弃，是因为这不是她的罪过。陈诜有两个妻子，并不是故意犯法。李氏是乡野之人，却能在危难时请求保全婆婆的性命，身处险境也不忘顺从，可以称为孝妇。议论者想让她在被掳掠之中仍必须保全苦守贞操的节义，至死不改，这是要求所有普通人都成为宋伯姬。陈诜虽然不应当再娶妻，但他既然把严氏当作妻子，严氏就是继室，本来不是嫡妻。虽说她不是嫡妻，但从始至终的义理仍在，难道可以因为陈诜不应有两个妻子，就让自己陷入两个家庭的关系中吗？如果能够把严氏降为妾，这就是赵姬所体现的义理；如果说不能降为妾，官府就应当制定制度。先嫡后继，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原则。众人的议论贬斥讥刺得太严厉，所以我大略叙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庾亮采纳了王愆期的意见，作出裁定。

译《五经通义》认为，有德者谥号为美，有失德者谥号为恶，所以君臣可以使用相同的谥号。魏朝初年，给宣帝谥号文侯，给景王谥号武侯；文王认为不宜与两位祖先使用相同谥号，于是改为宣文、忠武。后来文王接受晋王的称号，魏帝又追命宣文为宣王，忠武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奏，请给已故太常、平陵男郭奕谥为景侯。主管官员上奏说：“晋朝受命以来，祖宗的名号、谥号从未与臣下相同，因此郭奕谥为景侯，就会与景皇相同，不能批准，应该谥为穆侯。”王济、羊璞等都说：“无穷的福祚中，名号和谥号不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一概避讳，制度难以周全。如果完全不避，又不符合推崇尊长的礼制。应当依照避讳名号的原则，只避及七庙中的祖宗，不涉及已经迁毁的宗庙。”成粲、武茂、刘讷都说：“谥号相同并没有什么可嫌弃的。名号、谥号是国家的大典，用来警励当时、树立教化，体现贯通天人的深远意旨。即使是君主和父亲，按义理也有不应尊崇之处；至于臣下和子弟，有时却能因品行而显达。因此可以使上下都努力修德，没有懈怠荒废。臣希望圣明的时代与尧、舜相合，实行周代谥号相同的礼制，舍弃汉、魏以来相互避讳的议论。” 他们又援引周公父子同谥为文的事例。武帝下诏说：“并不是说君臣不能使用相同谥号，实在是郭奕谥为景与景皇不相称，应当谥为简侯。”到了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上表，认为君臣不应使用相同谥号；尚书奏称欣之的话是对的。诏令批准了这项意见。骠骑将军温峤的前妻李氏，在温峤尚未显贵时就去世了。后来温峤又娶王氏、何氏，两人也都先于温峤去世。温峤死后，朝廷询问陈舒：“三人都可以成为夫人吗？”陈舒说：“《礼记》说：‘妻子被封为夫人后去世，而后来丈夫没有成为大夫，附葬于妻子时，不更换祭牲；妻子去世后，丈夫才成为大夫，附葬于妻子时，就使用大夫等级的祭牲。’由此看来，丈夫在朝廷显贵，妻子在家中尊贵；即使妻子先于丈夫去世，荣辱也总是随着丈夫而定。《礼记》又说：‘妻子附葬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就附葬于与亲近者。’按礼制，三人都应成为夫人。自秦、汉以来，废除了天子一娶九女的制度，近世也不再有继室的礼制，前妻去世后便另娶。如果活着时加以礼遇，那么死后不应反而贬低。”庾蔚之说：“卑贱时所娶的妻子，不得一并成为夫人；如果有追赠的诏命，就不在此限。”《温峤传》记载，追赠王氏、何氏二人为夫人，未涉及李氏。永和十一年，彭城国为李太妃请求谥号。博士曹耽之议论说：“夫妻的品行不一定相同，不能因为丈夫的谥号而给妻子定谥。《春秋》中妇人有谥号的很多，经文没有责备，说明按礼制可以有谥号。”胡讷说：“按礼制，妇人生前依据丈夫的爵位，死后依据丈夫的谥号。《春秋》中夫人有谥号，只是后来不再完全依礼。安平献王李妃、琅邪武王诸葛妃、太傅东海王裴妃都没有谥号，如今应当依照旧典。”王彪之说：“妇人有谥号，是礼制败坏的结果。声子有谥号，服虔等儒者认为不合礼。杜预也说‘按礼制，妇人没有谥号’。《春秋》没有责备的文字，正是所谓无需贬斥就已自然表明其不合礼。近世只有皇后才有谥号。” 太尉荀顗上奏谥法说：“如果已经赐予谥号，但路途遥远，来不及赶到葬礼的，都应封缄策书，交给所属官员，派主管的长吏捧策书到墓前祭告并赐予谥号。”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国任侍中。孔安国上表说，黄门郎王愉的名字触犯自己的私讳，不能与他联名署奏，请求解除此职。有司议论说：“名字最终都要避讳，这是有心者共同的原则；听到与讳名相同的名字而惊惧，也符合以前的诏令。但《礼》又说‘君主那里不避私讳，大夫那里有公讳’，可见没有私讳；又说‘读《诗》《书》不避讳，面对文章也不避讳’。这难道不是公义压倒私情、王制屈从家礼吗！尚书安众男臣先前上表，说中兵曹郎王祐的名字触犯父亲的讳名，请求解除职务；明诏于是发布，准许调换官曹，这大概是皇恩超出制度的特殊处理。然而近来人们彼此观望仿效，源头一开，便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皇朝礼制重大，百官各司其职，官署排列相连，办事时经常互相接触。如果因为私讳而任由个人心愿，人人都要求调官换职，迁转就不会停止；这既违背典章法度，也损害政治体制。请一并作出明确裁断。”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

译志第十一 礼下 五礼之中，第三类是宾礼，大概包括朝见宗庙、觐见天子、会见盟会等制度。自周代以后，这些礼仪越来越繁琐。秦朝焚灭学术、废弃典籍以后，旧有礼典残缺不全。汉朝兴起后，才开始派叔孙通制定礼仪，参照采用前代仪式，但也常常有所改易。汉代仪制中有正会礼：正月初一，夜漏尚未结束七刻时，钟声响起，接受群臣祝贺；公侯以下手执贽礼分列庭院两侧，二千石以上登殿称颂万岁，然后奏乐设宴。魏武帝定都邺城后，在文昌殿举行正会，采用汉代仪制，又设置百盏华灯。晋朝受命后，武帝重新制定元会仪式，《咸宁注》记载的就是这种仪式。傅玄《元会赋》说：“考察夏后留下的训诫，综合殷、周的典章技艺，采集秦、汉的旧有仪式，制定正月初一的盛大会礼。”由此可知，它兼采了各代制度。《咸宁注》说：“先正一日，有关官员分别值宿设置。夜漏尚未尽十刻，群臣集合到齐，庭院中的火炬燃起。皇帝接受祝贺，起身，拜谒并回报祝贺，又向皇后祝贺。返回时，从云龙东中华门进入，前往东阁下面，随即入座。夜漏尚未尽七刻，百官以及接受贽礼的郎官以下直到计吏，都进入并按次序站立；那些在台阶下负责警卫的，仪式如同临轩仪。夜漏尚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分别奏报群臣已经就位。漏水流尽，侍中奏报外面已经准备完毕。皇帝出宫，钟鼓齐鸣，百官都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御座，钟鼓停止，百官起身。大鸿胪跪下奏请：‘请举行朝贺。’掌礼郎赞礼说：‘皇帝请诸王登殿。’大鸿胪跪下赞礼说：‘藩王臣某等奉上白璧各一块，拜两拜祝贺。’太常回报说：‘诸王全部登殿。’谒者引导诸王上殿，来到御座前。皇帝起立，诸王拜两拜。皇帝坐下，诸王又拜两拜。诸王跪下把玉璧放在御座前，又拜两拜。礼成后，谒者引导诸王下殿，返回原来的位置。掌礼郎赞礼说：‘皇帝请太尉等登殿。’于是，三公、特进、匈奴南单于、金紫将军面向大鸿胪西侧站立；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面向大行令西侧站立，全都面向北方伏地行礼。” 大鸿胪跪下赞礼说：‘太尉、中二千石等奉上玉璧、皮、帛、羔羊、雁、雉，拜两拜祝贺。’太常赞礼说：‘皇帝请三公等登殿。’掌礼官引导三公等到金紫将军所在处上殿。皇帝起立，众人都拜两拜。皇帝坐下，众人又拜两拜。众人跪下把玉璧、皮、帛放在御座前，又拜两拜。礼成后，谒者引导众人下殿，返回原来的位置。三公放置玉璧、行礼时，大行令同时在殿下赞礼，中二千石以下也一样。礼成后，把贽礼交给贽郎；贽郎把玉璧、帛交给谒者，把羔羊、雁、雉交给太官。太乐令跪下请奏雅乐，乐曲依次奏起。乘黄令于是推出车舆，皇帝停止朝会入内，百官都入座。白天漏水流过六刻时，各少数民族和胡人宾客依次入内，全部拜两拜完毕后入座。皇帝入内后三刻又出来，钟鼓齐鸣。谒者、仆射跪下奏请：‘请群臣上殿。’谒者引导王公和二千石登殿，千石、六百石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谒者引导诸王到酒尊前斟酒祝寿，跪下把酒交给侍中，侍中跪下把酒放在御座前。诸王返回。诸王自己斟酒，放在自己的位置前。谒者跪下奏报：‘藩王臣某等奉上酒杯，拜两拜祝皇帝千万岁寿。’东西四厢的乐声奏起，百官拜两拜。饮酒完毕，又拜两拜。” 谒者引导诸王等返回原位。台阶下的传令官传令就席，群臣都跪下应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分别在殿上献祝寿酒。登歌乐队登台演奏，太官又传送御酒。御酒送到台阶，太官令跪着交给侍郎，侍郎跪着进献到御座前。随后给百官分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乐曲演奏三遍后退下。太官令跪请备办御膳，饭食送到台阶时，群臣都起身。太官令捧羹跪着交给司徒，捧饭跪着交给大司农，尚食官捧案一同交给持节；持节官跪着进献到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奏食举乐。”太官把百官的饭食和食案全部分发完毕。进食完毕，太乐令跪奏：“请进乐。”乐曲依次奏起。鼓吹令又上前跪奏：“请依次进献众妓。”于是召各郡计吏上前，在台阶下接受皇帝的告诫。宴饮奏乐结束后，一名谒者跪奏：“请退席。”钟鼓响起，群臣面向北再拜，退出。这样看来，夜漏尚未结束七刻称为晨贺；白天漏壶上水三刻后皇帝再次出来，百官献上祝寿酒，称为昼会。另在黄帐外设置三十名女乐，演奏房中之歌。” 江左地区多有忧患，不再举行晨贺。夜漏尚未结束十刻，打开宣阳门；直到天亮才打开殿门。白天漏壶上水五刻，皇帝才出来接受祝贺。皇太子出席会礼时，位次在三恪之下、王公之上。正旦元会时，在殿庭设置白兽樽，酒樽盖上安置白兽；如果有人能够进献直言，就打开这个酒樽饮酒。考察礼制，白兽樽是杜举遗留下来的形式；制作白兽形的樽盖，是后代的做法，用来表示有所忌惮。魏朝制度规定，藩王不得入朝觐见。魏明帝时，有人入朝都出于特别恩典，不能作为常例。到了泰始年间，主管官员上奏说：“诸侯封国中，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分为两番，三年轮换一周；一周以后重新开始。如果临时有故而推迟，就放到第二年。第二年来朝以后，再满三年才再次入朝，不得违背原定的次数。朝见礼都由诸侯亲自执璧，依照旧日朝见制度。不入朝的年份，各自派卿来聘问。”奏请得到批准。江左的王侯不前往封国；如果有人受任居住在外地，就依照当地方伯、刺史和二千石官员的礼仪，也没有朝见和聘问的制度，因此这项礼制后来废止了。汉高帝因在十月平定秦朝，便把十月作为岁首。到了武帝，虽然改用夏历正月为岁首，但每月初一仍举行朝会；至于十月初一，仍照常举行宴会聚会。其仪式是：夜漏尚未结束七刻，接受祝贺和贽礼。公侯献玉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献羔羊，千石、六百石献雁，四百石以下献雉。三公捧璧登殿，来到御座前，面向北站立。太常赞唱：“皇帝为君主而起身。”三公伏地。皇帝就座，三公才上前进献玉璧。百官都祝贺，二千石以上登殿称颂万岁，举杯祝寿；进献御膳，司徒捧羹，大司农捧饭，奏食举乐。百官接受赏赐，举行宴饮，大奏音乐，仪式如同正月初一元会。魏、晋时期则在冬至日接受各方国家和百官的祝贺，因而举行小会；其仪式仅次于正月初一献岁之日的朝会。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巡狩的。魏文帝时正值天下三分，各方多事，皇帝车驾频繁出动，徭役没有安宁的年份，这大概是适应当时事务的需要，并非旧有章法。魏明帝曾三次向东巡狩，所经过的地方慰问高年老人，救济疾病困苦，有时赏赐粮食和丝帛，颇有古代巡幸的风气。齐王正始元年，巡行洛阳县，按等级赏赐高年老人和力田者。

译到了武帝泰始四年，诏告刺史、二千石和长吏说：“古代的君王按照时令巡行四方山岳；次一等则由二伯巡行各地报告职事，否则就由使者顺道巡察。因此即使偏远卑微之地，民情也没有阻塞隔绝，下面的实情能够上达，上面的旨意能够远远传布；即使鳏夫寡妇，也没有不能得到安置的。靠此流传风教和遗留下来的功业，美好的声誉至今仍在。朕在位多年，如同面对深渊，早起晚睡，天明仍不能入睡，坐着等待天亮，想到四方水旱灾害和祸患，就为此忧惧不安。朕勤勉自身、约束自己，想使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当。常常担心群吏任意行事，忠诚之心没有显现；政务繁多杂乱，考虑有所不周；政令刑法失误，却不能全部察看。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只是年成不好，来不及选择日期巡视各地；下面尚未得到治理，又凭什么救济他们呢？现在派持节使者、侍中副职、给事黄门侍郎，带着诏命分头出行，周游天下，亲自会见刺史、二千石和长吏，说明朕的心意，访求政务得失以及应当增减之处，观察考察政教，询问民间疾苦。周代典籍有这样的规定：‘把万姓的利害写成一册，把礼俗、政事、刑禁是否顺当写成一册，把暴乱、作恶、犯法写成一册，把疾病、丧事、灾荒、困厄、贫穷写成一册，把安康、欢乐、和睦、安平写成一册；各国分别辨明不同情况，回来向王报告。’ 旧有的章程和前人的训诫，如今都要依照实行。回来后把情况逐条上奏，使朕能够清楚地了解幽远之处的情形，如同亲自巡行一样。大夫、君子们，你们各自尽心，敬慎办理职事；好的言论和美好的谋划，苦口的意见和极力的劝诫，都要向使者充分说明，不得有所隐讳。朕正要专心思虑来等待你们的报告，你们努力勉励吧，以符合朕的心意。” 新制定的礼制规定，巡狩四方山岳时，燔柴祭天、望祭山川，设置告祭场所和宫室，都依照礼制办理。诸侯来觐见时，宾客礼节和所执贽礼都与朝见仪式相同，但不树立旗帜。挚虞认为：“觐见礼中，诸侯觐见天子时，各自树立本国旗帜。旗帜上的标志用来区别爵位和命服，显示等级威仪。《诗经》说：‘君子到来时，还要观看他的旗帜。’应当制定新礼，像旧礼一样树立旗帜。”诏令批准了他的意见。但直到晋朝结束，这项礼仪始终没有实行。关于封禅的说法，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礼制有顺应天道来祭祀天、顺应地利来祭祀地的规定；因名山而登山，把功业告于上天，凤凰降临，龟龙出现。天子巡狩到四方山岳，燔柴祭天，报告成功之事，与封禅相似却并不是同一回事。谶纬等学说都说，王者在泰山封土祭天，在梁甫山禅祭地，以此改变姓氏、确定年号。秦、汉实行了这种典礼，前代史书分别陈述了各自的制度。魏文帝黄初年间，护军蒋济上奏说：“帝王的大礼，以巡狩为先；昭明祖先、尊扬近祖，以封禅为首。因此自古以来改朝换代、接受天命的君主，没有不登梁父山、登泰山，刻写无穷的名号，记载天人与君王关系的。司马相如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七十二位君主，有的顺承前代留下的道路，有的谨慎地把教训遗留给后世。太史公说，君主有圣明之德却没有宣布，是主管官员的过错。既然如此，伟大的功业和美好的德行，如果不刻在梁山的石头上，就无法彰显帝王的功劳，向万民展示永垂不朽的景象。俗话说：‘身为君主，却赞叹尧、舜的美德，就好比儿子面对自己的生父，却称赞别人的父亲。’如今大魏承接百王积累的弊乱，拯救流离逃亡的艰难困苦，接续千年以来衰败的统绪，继承百代废弃的事业。从武帝、文帝开始，直到陛下，都是用来参赞成就天地之道、维系教化人神之纲纪的。上天的报应、嘉瑞和显祥，与往古相比，无法找到可以比拟的。至于历代相传到如今，没有废弃过封禅大礼。虽然陛下的志向在于扫尽残余盗贼、荡涤余下污秽，只是还没有时间办理此事。如果因为这样就停止封禅，那么三苗在江海一带强横，虞舜就应当废止向东巡行的礼仪；徐夷在淮水、泗水之间跳梁，周成王就应当停止登岱岳的礼仪。况且去年在江汉地区击破吴国贼寇，今年又在陇右屠灭蜀国贼军；他们的震动溃败，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妨碍封禅之事。这项仪式废弃已久，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制定的。应当下令公卿广泛撰定礼仪，选择年份、考察时令，向上天昭告，以满足天下人的希望。臣身在军旅、担负罪责，实在无法抑制这个愿望，冒死把它报告给您。”诏令说：“听到蒋济这些话，使我惭愧得汗流到脚。自天地开辟以来，举行封禅的君主不过七十多人。因此太史公说，即使有接受天命的君主，如果功业还不够完备，封禅也不能举行，所以中间相隔久远的有一千多年，近的也有几百年，礼仪残缺得无法记载。我修养了什么德行，敢希望举行这种大礼呢！蒋济难道认为当世没有管仲，却以为我有齐桓公登泰山的志向吗！我不能欺骗上天。蒋济所说的话，辞藻虽然华美，却不是在帮助我。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察此事即可，不要再有所议论，也不必答复诏令。”天子虽然拒绝了蒋济的建议，实际上却让高堂隆起草封禅仪式；后来因为天下尚未统一，不想立即实行大礼，适逢高堂隆去世，便没有再举行。等到武帝平定吴国、统一天下后，太康元年九月庚寅日，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上奏说：“臣听说，自从有生民以来，就有君主；历年数量，没有谁能够记载清楚。树立德行、救济天下、宣扬仁风而登封泰山的，共有七十四家；谥号尚可考知的有十四家。那些沉沦寂寞、从未留下声名的，数不胜数。大晋的德业起始于重黎，他确实辅佐颛顼；到了夏、商，世代承序，主管天地之事。在周代，也没有失去这个统绪。金德将要兴起时，世代接续明圣之君；对外平定蜀、汉，天下归心。武功的盛大，实在是由于文德。到了陛下，接受天命登上帝位，宏大地建立大业，众生仰望恩泽。唯独江、湖、沅、湘以外，凶暴强横者凭险固守，历代都不肯宾服。陛下独自决断神妙的谋略，命令将领出兵讨伐，兵威暂时施加，数十天便荡平天下。拘系其鲸鲵首恶，赦免其罪逆之人，恩泽如云覆雨施，八方都来归附，声威教化所及，达到四方极远之地。即使黄帝远征、大禹远谋，以及周代世世代代的功业，又怎么能超过今天呢！至于玄色的石碑、白色的文字，足以承载前代的记录；用图象和数字表现，用文字把事实告知，即使与古代《河图》《洛书》的征验相比，也不过如此。应当宣布举行大典，在中岳行礼，在泰山封土，在梁父山禅祭，彰显德号，显明至尊地位，享受上天的福佑，厚待百姓，刻下千载流传的表记，传播流传后世的声名，使百代以后的人无不受到激励。这是帝王的盛大功业，也是天人共同的至高愿望。”诏令说：“如今逃亡的贼寇虽然已经消灭，但对外边塞仍有警报，对内百姓还没有安宁；封禅这种盛德之事，现在还不能议定。”

译卫瓘等又上奏说：“如今东面延伸到大海，西面达到流沙，大漠北面、日南、北户等地，没有不相通归属的；广大的禹迹，现在确实已经超过了。天人之道已经周全，巍巍功业已经彰显，应当修建祭祀地神的礼仪，登封泰山，向上天表达诚意，以回应人神的愿望。请求依照前次奏议办理。”诏令说：“如今阴阳尚未调和，刑法政令尚未恰当，百姓还没有得到安所，怎么可以刻石宣告功业完成呢！”诏令不准许。卫瓘等又上奏说：“臣听说处在帝王之位的人，必有历数运行的时期和天命应验；成就救济百姓功业的人，必有盛大德行的表现和告成的典礼。没有什么可以欺骗上天，有所当为就不敢推辞，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可是明诏谦逊冲和，多次推辞封禅之礼；即使盛德存在，也推让而不居有。三公的职责掌管天地之事，实际总领人物，国家大事应当由三公议论。因此汉朝封禅时，封禅之官并非三公，不参与其事。臣等前次奏议，是陈述祖先的功业、天命的应验以及陛下的德行，这些都与四海相合；考察古今，确实应当修行此礼。至于确定年月，还须五府共同上议，然后奏闻。”诏令说：“即使荡平江南，也是临事将领们的功劳，有什么足以告成的呢？我正希望群臣思考如何弘扬教化，使天下安宁，百姓得到治理并与之休息。这是我日夜的愿望，不必再下令让各府议论了。” 卫瓘等又上奏说：“臣听说唐、虞、三代那些救济天下、功业宏大的君主，无不仰承上天的福佑，俯首协调民众的意愿，登上介丘，踏临梁父，没有推辞的；因为这件事不可推让。如今陛下的功勋高于百王，德行无与伦比，丰盛功绩和宏大谋略，巍巍事业，本来不是臣等所能完全论述的。然而圣旨过分谦让，多次自行抑制损减，时机到了却不接受，推让美名而不居有，缺少皇朝最高的礼仪，也堵塞了神灵接受诚意的愿望。这样怎么能使大晋的典章谋略与三皇五帝相同呢？臣等实在不敢奉诏，请依照前次奏议施行。”诏令说：“现在正应共同思考弘扬大道，使百官众务安康，暂且等到以后，不要再纷纷议论了。” 王公和主管官员又上奏说：“自古以来，圣明君主光照四海，在名山举行封禅，史籍都有记载，举行过此礼的已有七十四位君主。舜、禹拥有天下时，巡行四岳，亲自实行这种道理。《易经》记载观察风俗、巡视四方，《礼记》有登山把功业告于上天的礼制，《诗经》歌颂登上高山，这些都记载在典籍中。文王作为西伯，服事殷朝；周公以鲁国藩国的身份列于诸侯，有时在岐山祭祀，有时在泰山举行典礼，只因圣德，尚且能够行此礼。自此以来，功业浅薄却僭越举行封禅的，不计其数；他们的名号、谥号没有泯灭，一直流传到今天。何况高祖宣皇帝开创王业，使海外归顺；世宗景皇帝以大功济成其业，使天下安宁；太祖文皇帝接受天命建立晋朝，荡平蜀、汉；陛下应合天时如龙兴起，统一六合，恩泽施及众生，威势震慑四方。过去汉朝失去统绪，吴、蜀鼎足而立；自战争兴起以来，近百年间，地势险要、风俗不同，民众的希望已经隔绝。如今不肯臣服的贼寇，两代之间便被平定；若不是聪明神武、顺应天意，谁能建立如此巍巍的功业呢！臣等有幸在千载难逢之时遇到这样的盛运，亲身接受大化，亲眼看到太平；这样至公至美的功业，还有谁能与之相比而推让呢？应当承继先朝，效法古代，在岱岳刻录功业，登封泰山告成，弘扬礼乐制度，整饬三雍的典制，扬名万世，以显扬祖宗。因此臣等无法抑制自己的愿望，冒死把它报告给您。请告知太常，备办礼仪后再上奏。”诏令说：“你们所议论的确实是历代盛大的事情，但如今还不能这样做。”随即下报拒绝了此事。哀帝即位后，想尊崇章皇太妃。桓温议论说应当称为太夫人。尚书仆射江[A170]议论说：“虞舜具有仁孝的天性，尽到了侍奉双亲的礼节；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瞽叟却连立锥之地也没有，连一级爵位也没有。舜孝敬父亲的心情深厚，正如昊天广大无边，难道他应当忍受父亲卑贱，却不以美好的名号显扬父亲吗？这难道不是因为子女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事理已经穷尽、义理已经屈曲，无处安放感情的缘故吗！《春秋经》说‘纪季姜归于京师’，《左传》说‘父母对于子女，即使子女成为天王、王后，仍然说：这是我的季姜’，这是说子女尊贵不能加于父母之上。有人认为子女尊贵不能加于父母之上，那么武王为什么要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呢？周代这三位君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王业的兴起正是从他们开始。因此武王仰望追寻前人的统绪，于是奉承天命，追尊祖先父辈，表明这并不是把子女的尊贵加到父母身上。按《礼》说‘年幼者不能为年长者作诔，卑贱者不能为尊贵者作诔’，年幼卑贱的人尚且不能表彰年长尊贵者，何况敢赐给他们荣耀的命令呢！汉高祖因家令的劝说而尊崇太公，荀悦认为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却借子女的尊贵加给父母，家令的话是过分的。” 到了孝章帝时，没有把贾贵人提升为带有尊号的身份，而只是厚赐她金银财宝和丝帛，并不是孝子的心意不够周到，而是圣人的典制不可逾越。当春秋时期，庶子继承国君之位，他的母亲可以成为夫人。不知这是直接由儿子命令母亲，还是应当到宗庙中，以先君的命令来命令她？我私下看到诏书说，应当在正殿临轩，拜授贵人为皇太妃。如今却称皇帝以策书任命贵人，这就是以儿子的爵位加给母亲。贵人面向北拜受，这又是把母亲当作臣子来对待儿子。天尊地卑，名分和地位就确定了；母亲尊贵而儿子卑下，人伦秩序也就颠倒了。虽然想提高贵人的尊崇，实际却是贬低她；虽然表面上彰明国家典制，实际却是废弃了它。况且君主的一举一动，史官一定会记载。如果应当把这件事写入史册，留给后世看，岂不是不合于礼吗！我私下认为，应当到显宗的宗庙告祭，说贵人仁慈贤淑到了极点，适宜加以特殊礼遇，以报答她抚养教育的恩惠；奉行先帝神灵的命令，这件事并不出于自己的私意。妃、后虽然是与君主匹配的名号，但皇后以下有夫人、九嫔等称号，并没有称为妃的。桓公说应当进号为太夫人，并不是不恰当。如果认为夫人的名号太低，也可以称皇太夫人。“皇”就是君主的意思，称为君主的太夫人，在名分和礼制上就顺当了。”皇帝特地下诏，拜贾贵人为皇太妃。三月丙辰，派兼太保王恬授予她玺绶、仪仗和服饰，一律按照皇太后的规格。皇帝又下诏说：“朝臣不向太妃表示敬意，是否合乎礼制？”太常江逌议论说：“她的名位称号还没有达到最高，不应当对她行尽敬礼。” 孝武帝追尊会稽郑太妃为简文太后，下诏询问：“应当打开坟墓吗？”王珣回答说：“按照三祖追赠以及中宗尊敬皇后的先例，都不打开坟墓，只是另行修建陵墓区域和规定制度罢了。” 褚太后临朝听政时，朝廷讨论褚裒进见时应行的礼仪。蔡谟、王彪之都认为：“虞舜、汉高祖尚且遵守儿子的礼道，何况后世呢！君王对于父亲没有下拜的礼节。”尚书八座议论认为：“如果完全把他当作儿子，王道就会有所缺失；如果完全把他当作臣子，孝道就会受到损害。我们认为，在公庭中应当像臣子一样行礼，私下相见时则以严肃地对待父亲为恰当。”

译汉、魏旧例，皇太子自称臣。新礼认为，太子既以儿子的身份为名，又称臣，是臣子两种身份同时称呼，从道理上说不通，因此废除太子称臣的制度。挚虞认为：“《孝经》说‘把侍奉父亲的原则用来侍奉君主’，这其中兼有臣子和儿子的意义，所以不妨称臣，应当制定新礼，规定皇太子像旧例一样称臣。”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太宁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为皇太子。癸巳，下诏说：“礼制中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帝王的长子也要把自己比作士人。可是汉、魏以来，尊崇太子，使他的属官称臣，朝廷群臣都向他下拜，这实在毫无道理。我过去在东宫时，没有来得及启奏改革。如今衍正处于幼年，便让他接受先达之臣的臣礼，将使他每天习见这种情形，把它认为是自然之事，这难道可以用来教育他吗！主管官员应将此事下交公卿以及内外群臣共同讨论，务必使它合乎礼制。”尚书令卞壸议论认为：“《周礼》说王后和太子不参加诸侯朝见，说明礼制上把他们同君主看待，这都是为了尊重太子、区别正嫡。如果把太子奉若君主，就不能不向他下拜。太子若保持谦逊，就应当答拜。臣认为，皇太子一经册立，便要到郊外告祭天地，正式确定储君之位，怎么能把他同普通皇子只作揖谦让相比？应当考察汉、魏旧例，让全朝群臣都向他下拜。”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太元年间，尚书台发符询问公卿以下朝见皇太子时的仪式以及所穿服饰。侍中兼领国子博士车胤议论说：“朝臣应穿朱衣、戴褠帻，向太子下拜致敬，太子答拜。考察经传，没有见到明确的文字，所以太傅羊祜给太子写笺庆贺时称‘叩头死罪’，这就是向太子下拜的证据。又考察太宁三年诏令讨论此礼，尚书卞壸认为应当依照汉、魏旧例，全朝群臣一同下拜。至于朱衣、冠冕，只在天子朝廷使用，这里应当戴褠帻即可。”朝廷议论大多同意他的意见。太元十二年，朝廷讨论二王之后与皇太子的座次先后。博士庾弘之和尚书台参与讨论的人都认为：“陈留王是国家尊贵的宾客。皇太子虽然是国家的储君，仍处于臣位，陈留王的座位应当在太子之上。”陈留王劢上表说自己多年患病，请求免除职务。皇帝下诏让礼官和博士讨论此事。博士曹耽说：“劢作为祭祀的主祭者，却没有能够亲自执掌祭祀的期限，应该和穆子、孟挚的事情相同。”王彪之说：“二王之后，不应轻易使他们废立。礼记和传记中没有见过已经成为君主却因疾病退职罢免的人，应当知道古代没有这种礼制。孟絷、穆子正是将要继承君位的人，并不是陈留王的情况可以相比的。” 咸康四年，成帝在正殿临轩，派使者授予太傅、太尉、司空官职。《仪注》规定，太乐在殿庭预先悬设乐器。尚书台奏称，不是祭祀或宴享，就没有设置乐舞的制度。太常蔡谟议论说：“凡是尊敬一件事情，就应当完备地举行礼仪；礼仪完备，就应当有乐。乐是用来尊敬事情、彰明义理的，不是供耳目娱乐的，所以冠礼也使用乐，并不只用于宴享。宴享有乐，也是为了尊敬宾客。因此郤至出使楚国，楚共王宴请他，郤至辞谢说：‘没有忘记先君的友好，用隆重的礼仪来赏赐我，又以完备的音乐使礼仪更加厚重。’考察这段话，便可知道宴饮用乐的意义。公侯和大臣，是君主所重视的人，所以君主在御座上要为他们起身，乘车时要为他们下车相迎，称呼他们为伯舅。《左传》说‘国卿，是君主的副贰’，因此在授命使者的日子，君主亲自临轩，百官陪列，这就是尊敬此事的意义。古代天王宴请下国使者，以及任命将帅、遣派使臣，都有音乐。因此《诗序》说：‘《皇皇者华》，是君主遣使臣的诗。’又说：‘用《采薇》为他们送行，用《出车》慰劳他们归来，用《杕杜》慰问他们归来。’这些诗都是奏乐歌唱的。如今任命大使，授予辅相官职，比下国的臣子尊贵得多，礼数轻重自然不同。” 轻微的事情尚且确实如此，重大的事情更应当这样。因此认为，君主临轩遣使，应该奏金石之乐。”朝廷采纳了这项议论。汉、魏旧例，王公的众妾拜见夫人时，夫人不答拜。新礼认为礼制没有不答拜的，所以另行规定妃和公侯夫人应当答拜妾的拜礼。挚虞认为：“按照礼制，妾侍奉女君，如同媳妇侍奉婆婆；妾为女君服丧一年，女君却不为妾服丧，这样一来，敬意虽同于对待媳妇，身份却更加卑贱。名分和地位不同，本来就没有相互回报之礼。所谓礼无不答，并不是这个意思。先圣特意区别嫡妻和庶妾，以杜绝下凌上的逐渐发展。即使把防范规定得严明，仍然会有僭越违礼的事。应当制定新礼，恢复旧制。”诏令认可了他的意见。五礼的区别中，第四类是军礼，用来协调对外关系、安定内部、保全重大事业并确定功业。但兵事属于凶事，所以借助田猎来演习军备。汉代礼仪规定，立秋这一天，郊祀礼结束后，才开始显示军威，在东门斩牲，献祭于帝王陵庙。这项仪式中，皇帝乘坐戎路，驾白马、马鬃染朱色，亲自拿弩射杀祭牲，祭牲用小鹿。太宰令和谒者各一人，把猎获物装在获车中，奔驰送往陵庙。回宫后，派使者携带束帛赏赐武官。武官操练兵器，演习战阵的仪式。斩牲之礼名叫“刘”。掌管军事的官员都演习孙武、吴起的兵法六十四阵。皇帝回来后，公卿以下在阳前街排列；皇帝车驾到达，公卿以下下拜；天子下车，公卿亲自辨认天子的容貌，然后才回宫。古语说的‘在车、下车’，只有这个时候实行。汉代通常把它作为常例。到了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关官员上奏说：‘古代四时讲习武事，都在农闲时进行。汉代西京承袭秦制，春夏秋三时不讲武，只在十月举行总讲。如今兵器尚未停用，士卒平时已经训练有素，可以不再四时讲武；但可在立秋选择吉日举行大规模车骑朝会，称为阅兵，上合礼制名义，下承汉代制度。’奏准。那年冬天举行阅兵，魏王亲自执掌金鼓，指挥进退。延康元年，魏文帝成为魏王。这年六月立秋，在东郊阅兵，公卿按礼仪相随，魏王乘华盖车，亲自指挥金鼓进退的节度。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举行阅兵。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守元年、太康四年和太康六年冬，皇帝都亲临宣武观，大规模检阅各军，但没有亲自指挥进退。惠帝以后，这项礼仪便废止了。元帝太兴四年，下诏让左右卫和各军营教练士卒，依照大规模演习的仪式设置雁羽仗。成帝咸和年间，下诏让内外各军在南郊场地演练军技，因此那地方便因而得名斗场。此后，藩镇中桓氏、庾氏等各地长官常常检阅演习军队，但朝廷不再举行此事。汉、魏旧例，派将领出征时，由符节郎在朝堂授予节钺。后来荀顗等制定新礼，派遣将领时，皇帝临轩，由尚书接受节钺，依照古代兵书中跪下推车送行的意义办理。五礼的区别中，第五类是嘉礼，宴享、冠礼和婚礼的制度都在这里完备。周朝末年礼制崩坏离散，宾射和宴享的礼仪很少再能实行，冠礼、婚礼以及饮食方面的制度也多有迁变。

译《周礼》虽然记载了服饰和冠冕的等级数目，却没有天子冠礼的文字。《仪礼》又说，公侯举行冠礼，是夏朝末年才制定的。王肃、郑玄都认为，夏朝末年上下尊卑相互混乱，篡位弑君的事情由此产生，所以制定公侯冠礼，正好说明确实没有天子的冠礼。大夫也没有冠礼；古代五十岁以后才授爵，哪里会有大夫冠礼呢？周人到了五十岁，如果有贤能才干，就先让他试行大夫的职事，仍然举行士人的冠礼。所以择定日期、选择宾客，在阼阶举行冠礼以表明继承，在客位举行醮礼，三次加冠而尊贵程度逐步增加，这些都是士人的礼制。然而自汉代以来，天子和诸侯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其中的仪式。正月甲子日或丙子日为吉日，可以加元服，仪式依照冠礼，就是这种情况。汉顺帝举行冠礼时，又兼用曹褒制定的新礼：乘舆先加缁布冠、进贤冠，接着加爵弁、武弁，最后加通天冠，都是在高庙举行，并依礼拜谒世祖庙。王公以下，起初只加进贤冠。考察这段文字，开始加缁布冠，是遵循古制；在宗庙举行冠礼，也是遵循古制。魏代天子加冠一次。有关解释说：‘士人的冠礼加冠三次，是因为三加表示礼成。至于天子和诸侯，没有规定加冠次数的文字，是因为他们要登上阼阶治理臣下，尊贵达到极点、德行已经完备，怎么能同士人一样呢？’魏代太子加冠两次，皇子、王公和世子则加冠三次。孙毓认为，一加、再加的做法都不对。《礼》中醮礼的祝辞说：‘在这个吉祥的月份、吉祥的日子，正值一年之始、月份最美好之时。’考察鲁襄公在冬季举行冠礼，汉惠帝在三月举行冠礼，可见并没有固定的月份。可是后汉以来，皇帝加元服都在正月。到了咸宁二年闰九月秋季，派使者为汝南王柬举行冠礼，这就说明不一定非要在岁首。礼制规定冠礼在宗庙举行，但武帝、惠帝为太子举行冠礼时，太子都立即到宗庙拜见，这也是仿照在宗庙举行冠礼的仪式。穆帝、孝武帝将要举行冠礼时，也都先用币帛告祭宗庙，礼毕后又到宗庙拜见。惠帝担任太子时将要举行冠礼，武帝临轩，派兼司徒高阳王珪为他加冠，派兼光禄大夫、屯骑校尉华暠为他赞冠。江左诸帝将举行冠礼时，金石乐器预先陈设，百官陪位。又预先在殿上铺设大床，御府令捧着冕、帻、簪导和衮服，交给侍中、常侍；太尉为皇帝加帻，太保为皇帝加冕。将要加冕时，太尉跪下宣读祝文说：‘在吉祥的月份和日子，开始加戴元服。皇帝仪容庄严，思考如何弘扬衮服所象征的职责。敬谨顺从上天，以天地四方为法式。遵循祖先的法则，永远无穷。愿长寿而多福，承受这盛大的福祉。’加冕完毕，侍中系上玄色冠带，侍中脱去皇帝的绛纱服，为他换上衮服、戴上冕冠。事情完毕，太保率领群臣捧酒祝寿，王公以下三次高呼万岁后退下。考察《仪注》，只加帻和冕而已。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十五岁，按照旧例应当举行冠礼。有关官员议论上奏说：‘礼制规定，十五岁成为童子中的成年人；国君十五岁就可以生子，这是说明十五岁适宜加冠。又汉、魏派使者为诸王举行冠礼，并非古代的典制。’于是制定制度：诸王十五岁举行冠礼，不再派使命令使者前往。王彪之说，《礼》和《传》所记冠礼都在宗庙举行。考察成帝加元服后，车驾出宫到太庙拜谒，以告知礼成；大概也是仿照在宗庙举行冠礼的仪式。魏齐王正始四年，册立皇后甄氏，但当时的仪式已经失传。武帝咸宁二年，亲临正殿，派太尉贾充持策书册立皇后杨氏，即悼皇后。于是大赦天下，按等级赏赐王公以下，百官奉上贺礼。太康八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婚礼中的纳征，大婚应使用黑色和浅红色的束帛，加上珪，马二驷。王侯使用黑色和浅红色的束帛，加上璧和四匹马。大夫使用黑色和浅红色的束帛，加上羊。古代以兽皮和马作为庭中陈列的礼物，天子再加谷珪，诸侯再加大璋。可以依照《周礼》改用璋代替璧，羊、雁、酒、米、黑色和浅红色束帛仍照旧。诸侯婚礼中的纳采、告期、亲迎，各增加帛五匹，以及纳征用马四匹，都令男方家自行准备；只有璋由官府准备送来。’尚书硃整议论说：‘考察魏氏旧例，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天子和诸侯都以兽皮和马作为庭中礼物，天子加谷珪，诸侯加大璋。汉高后制定聘礼，皇后用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用黄金五十斤、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使用绢一百九十匹。晋朝建立后，旧例使用绢三百匹。’诏令说：‘公主出嫁应由夫家办理，不应由国家全部准备礼物，赐钱让其足用即可。只供应璋，其余照旧例。’ 成帝咸康二年，亲临正殿，派持节、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和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带着六礼所需的礼物，册拜皇后杜氏。当日入宫，皇帝在太极殿，群臣全部来祝贺。举行祝贺是不合礼制的。君王的婚礼，礼制没有明确规定。《春秋》记载‘祭公到纪国迎接王后’，但《谷梁传》《左氏传》的解释又与《公羊传》不同。自汉、魏遗留下来的事例，也都缺略不全。武帝、惠帝纳后时，江左又没有留下《仪注》。因此成帝将要迎娶杜皇后时，太常华恆才开始与博士共同制定仪式。根据杜预对《左传》的解释，主婚者只是供给婚礼所用的币帛罢了。又，周灵王向齐国求婚，齐侯询问晏桓子，晏桓子回答说：‘如果是夫妇所生的女儿，就称为某人；如果是姑母、姐姐或妹妹，则称为某先公留下的女儿，若干人。’这说明天子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臣下的答复也可以直接上通。先代儒者认为，左丘明详细记载这件事，大概就是为了说明君王婚娶的礼制。因此成帝临轩，派使者奉皇帝诏命册拜皇后，但当时的《仪注》又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康帝建元元年，迎娶皇后褚氏，但《仪注》规定仪仗中不设置旄头。殿中御史上奏说：‘如今迎皇后入宫，依照成恭皇后入宫时使用御用器物的先例；而《仪注》规定皇帝穿衮冕登殿，却不设置旄头，请斟酌处理。又考察过去迎成恭皇后时，只制作青龙旗，其余都使用御用器物。如今应当临轩遣使，却设置五牛旗，旄头和罼{罒干}也一并出用，所以造成今天的缺漏。’诏令说：‘之所以穿正统法服、登太极殿，是为了敬重婚礼开始，所以应当完备礼仪。如今为什么反而缺少最重要的部分，撤去法定器物呢！又，成恭皇后的神主入庙时，先帝已经下诏说皇后礼仪应当降低，不宜设置五牛旗，如今还要重新设置吗？既然不设置五牛旗，旄头、罼{罒干}这些器物就容易准备了。’又下诏说：‘旧制度既然难以完全作为依据，而且在今天全部备办也不合适。府库储藏，应当只用来供给军国费用。法服和仪饰大致备办，其他附属器物和杂用器具停止准备。’

译穆帝升平元年，将要迎娶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广泛援引经传和各种旧例来确定礼制，极力反对《公羊传》所说婚礼不称主婚人的观点。又说：‘君王对于天下四海，没有不作为臣妾的；即使是父兄这样的亲属、师友这样的贤者，也都只是纯粹的臣子。婚姻是尊崇三纲的开端，用来确定天地的秩序，哪里有把天父般尊贵的君王称作臣下的命令，让臣下替他迎娶配偶的道理？哪里有让卑微的臣下称天父般尊贵的君王之名，来举行重大婚礼的道理？远考古代礼制，没有君王实行过这种制度；近查史籍，也没有君王这样做的先例。这在感情上不安，在道理上也说不通。考察咸宁二年迎娶悼皇后时，弘训太后以母亲身份临朝天下，却没有命令外戚亲属之臣替武皇帝的父兄主持婚礼的文字。又考察大晋已经实行的事情，咸宁旧例不称父兄、师友为主婚人，那么咸康年间华恆所上奏的礼制就符合旧制。臣愚昧地认为，如今迎娶皇后的仪制，应当完全依照咸康旧例。’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华恆制定的礼制，依据汉代旧制和晋朝已经实行的制度，所以王彪之多采用咸康旧例，原因就在这里。只是婚礼按规定娶妇之家三日不奏乐，而咸康年间群臣前来祝贺，这是失礼的。因此只依照咸宁年间奉上贺礼的做法，不再举行祝贺。告祭宗庙、六礼版文等仪式，都是王彪之所制定的。纳采时的版文和玺书说：‘皇帝告知前太尉参军何琦。天地万物由此开始，人伦也由此建立，进而有夫妇关系，用来奉事天地、宗庙和社稷。朕与公卿商议，大家都认为应当遵循旧典。如今派持节使者太常王彪之、宗正综，依礼来行纳采。’主人说：‘皇帝赐予美好的命令，竟到我这卑陋的家族访求婚姻，把我家列入采择之数。臣从祖弟、已故散骑侍郎准的遗女，尚未熟悉教诲，衣着行履与常人相同。臣恭敬承受旧章，谨慎奉行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之臣何琦叩头再拜，接受诏命。’接着问名的版文说：‘皇帝说：告知某官某姓。天地阴阳相配，承受上天而统理万物，内正后位，必须等待善良的家族，郑重地申明旧典。如今派持节使者、太常某、宗正某，依礼问名。’主人说：‘皇帝赐予美好的命令，使者某到来，郑重传达诏旨，询问臣的姓名和族属。臣族之女是父母所生，先臣、已故光禄大夫、雩娄侯祯的遗玄孙女，先臣、已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的曾孙女，先臣、已故安丰太守、关中侯睿的孙女，先臣、已故散骑侍郎准的遗女。母族出自先臣、已故尚书左丞孔胄的外曾孙女，又是先臣、已故侍中、关内侯夷的外孙女，年龄十七岁。臣恭敬承受旧章，谨慎奉行典制。接着纳吉的版文说：‘皇帝说：告知某官某姓。人事谋议和龟卜都表示同意，大家都说这是正当吉祥之事，谨慎遵循典礼。如今派持节使者、太常某、宗正某，依礼行纳吉。’主人说：‘皇帝赐予美好的命令，使者某郑重传达诏旨，太卜占得大吉。臣家族卑陋鄙贱，忧惧得无以承受。臣恭敬承受旧章，谨慎奉行典制。’接着纳征的版文说：‘皇帝说：告知某官某姓的女儿，她具有母仪天下的德行和幽静美好的姿态，如山如河，适宜奉祀宗庙，永远承受上天的福祚。用黑色、浅红色的束帛、兽皮、马、羊、钱和玉璧，来彰明典礼和祭祀。如今派持节使者、司徒某、太常某，依礼行纳征。’主人说：‘皇帝赐予美好的命令，屈尊与卑贱之家结亲，以三公的尊贵身份提高婚姻规格，又用典礼来宠荣，礼物和文书都已完备。臣恭敬承受旧章，谨慎奉行典制。’接着请期的版文说：‘皇帝说：告知某官某姓。朕与公卿谋议，大卜和大龟都占得吉利，没有什么不善，完全遵循典礼。如今派持节使者、太常某、宗正某，依礼请定婚期。’主人说：‘皇帝赐予美好的命令，使者某郑重传达诏旨，只有某日是吉日，可以迎娶。臣恭敬承受旧章，谨慎奉行典制。’ 接着，亲自迎亲仪式所用的版文说：“皇帝说：告知某官某姓。年岁吉祥，月份合宜，吉日就在某日，我依照礼仪率众前来迎接。现在派遣持节使者太保某、太尉某，按照礼仪前来迎接。”主人说：“皇帝赐予的美好命令，使者某再次宣读皇帝的诏书。月份美好，时辰吉利，已经备好礼仪前来迎接。上公、宗卿一同到来，副使和近臣百两。臣下如蝼蚁般卑微，竟承受这样隆重的礼仪，忧虑恐惧，战战兢兢。谨慎地承受旧日章法，恭敬地奉行典制。”某叩头接受诏命，回答的话都和起初一样。孝武帝迎娶王皇后，礼仪也如此办理。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用白雁一只、白羊一头，酒和米各十二斛。只有纳征用羊一头，黑色束帛三匹，浅红色束帛二匹，绢二百匹，兽皮两张，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匹，酒和米各十二斛。这就是郑玄所说的五次用雁、六项婚礼。至于珪和马的制度以及礼物数量，与太康年间所奏的又有不同。古代举行婚礼和冠礼都有醮礼，郑玄所作的三篇醮礼祝文都完整保存着。升平八年，尚书台发符询问：“迎娶皇后时，皇帝的大驾应当奏鼓吹吗？”博士胡讷议论说：“临轩礼的《仪注》有缺漏，没有施设、安置鼓吹的处所，也没有举麾鸣钟的条文。”太常王彪之认为：“婚礼不奏乐，鼓吹也是乐的总称。《仪注》之所以没有规定，是因为依照婚礼。如今应当准备陈设，但不要演奏。”当时采用了这项意见。永和二年迎娶皇后时，朝廷讨论是否应当祝贺。王述说：“婚礼属于嘉礼。《春秋传》说：‘娶妻是大吉，不是一般的吉事。’又说：‘郑子罕到晋国祝贺夫人。’邻国之间尚且互相祝贺，何况臣下呢！这样看来就应当祝贺，只是不应在三日之内。如今因皇后到宗庙拜见、婚礼完成而祝贺，也算其中一个礼节。”王彪之议论说：“婚礼不奏乐、不祝贺，是《礼》中明确的文字。《传》所说子罕到晋国祝贺夫人，既没有《春秋经》的文字，《传》也没有说这是礼制。《礼》规定迎娶妻子后三日不奏乐，说明三日之后自然应当奏乐。至于不祝贺，并没有限定为三日，恐怕三日之后仍然没有应当祝贺的礼制。”又说：“《礼记》之所以说祝贺娶妻，是因为借着赴宴饮食而说庆贺的话。我认为，没有直接互相祝贺的礼体，却有以礼物共同庆贺聚会的意义，这是当今世俗共同实行的做法。”当时最终没有祝贺。穆帝迎娶皇后想安排在九月，但九月是忌月。范汪询问王彪之，王彪之回答说：“礼制中没有忌月的规定，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见过，就断定不存在。”博士曹耽、荀讷等人都说没有关于忌月的文字，不应有所妨碍。王洽说：“如果有忌月，就还应当有忌年。”

译太元十二年，尚书台发符询问：“皇太子已经拜谒宗庙，朝臣奉上祝贺，是否还应当进献贺礼？”国子博士车胤说：“百官卿士都参与了盛大礼仪，已经行礼拜伏，不必再进献贺礼。只有地方长官和州牧郡守没有亲见大礼，若不是进献酒肉等物，就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诚意，所以应当进献贺礼。就像元正的大庆典，地方长官没有不进献贺礼的，而朝臣只奉上玉璧罢了。”太学博士庾弘之议论说：“考察咸宁三年，始平王、濮阳王等诸王新近受封时，有关官员上奏依照旧例，允许京城近臣以及应当入朝祝贺的王、公主再次进献贺礼。如今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已经尊崇册立，天下普遍同庆，认为应当进献贺礼祝贺。”徐邈同意。又有人引用“一有元良，庆在于此”的话。分封诸王和新宫进献贺礼，既有前例，而且他们也已经亲自瞻仰致敬，又捧酒祝寿，应该也没有疑问。自江左以来，太子举行婚礼，纳征礼使用玉璧一枚、兽皮两张，不清楚依据的是什么。有人认为，兽皮取其威猛并有斑彩，玉取其象征德行而温润。考察珪、璋也是美玉，豹皮色彩斑斓，可以用来比喻君子。王肃的纳征辞说：‘黑色、浅红色束帛，成对的兽皮、雁和羊。’前汉聘立皇后时，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也没有使用羊的意思。郑玄《婚物赞》说‘羊是吉祥的象征’，那么婚礼使用羊，大概从汉末才开始。君王的六礼中，尚未使用羊。因此太康年间有关官员上奏说：‘太子婚礼，纳征用黑色、浅红色束帛，加羊和马各二驷。’ 武帝泰始十年，将要聘任并册拜三夫人、九嫔。有关官员上奏说：“礼制规定，皇后聘礼用谷珪，没有妾媵使用礼物的制度。”诏令说：“册拜授予可以依照魏氏旧例。”于是皇帝临轩，派持节、兼太常的使者册拜三夫人，派兼御史中丞册拜九嫔。汉、魏礼制说，公主居住在自己的府第，娶公主的人到公主府第举行婚礼。司空王朗认为不可，后来才改革。太元年间，公主纳征礼用豹兽皮各一件作为礼物，难道是因为婚礼不区分王公的等级，所以取豹皮来尊崇这件事吗？《礼》中有三王在胶、庠学校养老的记载，也有宴享、射礼和饮酒的制度，但到了周朝末年都衰败废弃了。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皇帝才开始率领群臣亲自到辟雍奉养老人三老、五更，举行大射礼。郡国县道都在学校举行乡饮酒礼，并且都祭祀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祭牲使用太牢。孟冬时也照此办理。到了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天子亲自率领群臣举行养老礼。当时王祥担任三老，郑小同担任五更。《仪注》已经失传，但汉代礼制仍然存在。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皇帝亲临辟雍，举行乡饮酒礼。诏令说：“礼仪废弃已经很久了，到今天才重新讲习旧典。”赏赐太常绢一百匹，赏赐太常丞、博士和学生牛、酒。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又重新举行了这项礼仪。魏正始年间，齐王每次讲经完毕，总让太常在辟雍祭祀先圣先师，自己不亲自参加。到了惠帝、明帝担任太子时，以及愍怀太子讲经结束时，都亲自到太学举行释奠礼；太子向先师进酒，中庶子向颜回进酒。成帝、穆帝、孝武帝三位皇帝也都亲自举行释奠礼。孝武帝时，因为太学在水南，距离遥远，有关官员议论，依照升平元年的做法，暂时在中堂设置行太学。当时已经没有国子生，有关官员上奏说：“应当重新设置太学生、国子生共一百二十人。太学生从现有人员中选取六十人，国子生暂时选取大臣子孙六十人，事情办完后即停止。”奏准。释奠礼结束后，宴请六品以上的百官。汉代礼仪规定，暮春三月的上巳日，官员和百姓都到东流水边举行禊礼，洗濯身体，祓除灾邪，去掉积存的污垢。魏代以后，只在三月初三举行，不再限定上巳日。晋朝中期，公卿以下直到百姓，都在洛水岸边举行禊礼。赵王伦篡位时，三月初三在天泉池聚会，诛杀张林。怀帝也曾在天泉池聚会，并作诗。陆机说：“天泉池南面的石沟引来御沟的水，池西堆积石块建成禊堂。”当时是在本来的水流中置杯饮酒，也没有说要弯曲水道。元帝又下诏停止三月初三的游乐器具。海西公在钟山设置流杯曲水，邀请百官参加，都是这一类活动。九月九日举行马射。有人解释说：“秋季属于金的时节，讲习武事、练习射箭，是仿效立秋的礼仪。”

译志第十二 乐上 人的性情和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往往不知道怎样发之于歌咏；内心受到感动的开端，也不知道怎样表现在手足动作上。产生于内心的叫作道，落实在形体上的叫作用。拿天地来作比喻，它们大概就像声响和回声、形影相随；百兽尚且会跟着节奏起舞，何况人呢！人们赞美天下太平，也哀悼丧乱，于是借此协调音律，传播歌声。农发明瑟，伏羲制作琴，倕制作钟，和制作磬，用来通达精神、成就性情，象征万物、彰明功德。由此说来，音乐的来源已经很久远了。殷氏纲纪败坏，留下的风俗和余孽使淫靡的演奏兴起，雅正的乐章离散，《英》《茎》的制度大概已经衰微了。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来弘扬人。’周朝开始使用《周南》《召南》二《南》，并兼有六代的乐舞。过去黄帝作《云门》，尧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这就是所谓承袭前代君王的礼制，设置俯仰进退的仪容，使和顺积聚于内，英华显露于外。《尚书》说命令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这就是《周官》所说奏大吕、歌黄钟。上天降下恩赐，人们恭敬地变了脸色；斟酌取法周代，以弘扬雅正的音乐。后来奢靡艳丽的音乐兴起而招致灾祸，周平王又遭逢动乱，礼制废弛，亲疏失序，音乐沉沦消散。延陵季子听到演奏《小雅》时说：‘周朝的德行大概衰微了吧！但还保留着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各地诸侯自称孤，各自兴起吟咏。魏文侯听古乐而担心睡着，晋平公听新声而忘记吃饭；先王之道渐渐衰败。八方风俗不同，九州法度各异。秦氏吞并天下后，专门推行刑法，至于弹琴歌唱《诗》《颂》、手执干戚、旄羽等舞具，都投入烟火之中，扫荡得一无所有。汉高祖在天下提剑而起，平定四海；文帝没有亲自致力于德化，武帝却有心制定礼乐。吕太后排斥儒家之道，大臣们排斥贾谊的言论，士大夫因此长叹，而刘向、董仲舒仍不能停止进言。炎汉中兴，明帝即位，树立圭璧，陈设《清庙》之乐；种植槐树成荫，疏通璧流之水；在明堂祭祀光武帝，使他配享上帝；召桓荣到太学，脱去上衣亲自割牲。礼仪盛大庄严，确实有值得观瞻之处。自此以后，礼乐更加兴盛。永平三年，掌管音乐的官署改名为大予，用以发扬典礼，又广泛寻求图谶，音乐风格接近《雅》《颂》，事情也接近中和。五方音乐，就是所谓‘大乐九变，天神可以因此受到礼敬’。宗庙音乐，就是所谓‘肃穆和谐地鸣奏，先祖听到了’。社稷音乐，就是所谓‘弹琴鼓瑟、敲击鼓乐，以迎接田祖’。辟雍音乐，就是所谓‘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黄门音乐，就是所谓‘宴请群臣，蹲蹲起舞’。短箫音乐，就是所谓‘王师取得大胜，命令军中唱凯歌’。魏武帝挟持天子号令诸侯，想通过一次战争匡正九州。当时正值兼并吞灭，典章制度全都荡然无存。等到平定刘表后，才得到杜夔，于是击鼓执盾，依照前代记载行事。魏太祖、太宗、世祖三祖相继兴盛，都擅长诗文；乐曲歌辞虽有增损变化，但他们喜爱玩赏的在于雕琢文章。因此王粲等人各自创作新诗，发挥文采才思，吟咏神灵，赞美神灵前来享祭。武皇帝采纳汉、魏遗留下来的规范，考察景帝、文帝所传下的法则，使礼乐制度焕然一新而不改变前代声调。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开始制作古尺，用来调定声韵，又采用张华等人制作的高雅文章，陈列在堂下管乐中。永嘉之乱后，乐官已经大为减少，曲台、宣榭都变成污秽荒芜之地。即使《象舞》的歌工从胡地回到晋朝，至于孤竹之管、云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滨之磬，能够配备齐全的百件中也没有一件。人承受天地的灵气，蕴含精华之气，刚柔交替发挥作用，哀乐分别表现不同情感。经历春日阳气就自然喜悦，遇到秋天草木凋零就不高兴。心情游移在金石乐器的声响之间，流露在管弦之外，随着外物变迁而消逝，顺着流水一去不返。因此楚王在彭蠡登上轻便的车，汉顺帝在樊衢听鸟鸣。圣人功业成就后制作音乐，教化平定后裁定曲调，于是发扬节拍和旋律，使内心的中和之气舒畅，修饰欢乐喜悦，使情感止于哀思。音乐的总原则，大体以五声、八音、六律、十二管作为纲领和法度。五声中，宫声象征君主，“宫”的含义是居中；中和之道，无论到哪里都能得到治理。商声象征臣子，“商”的含义是刚强，指金的性质坚硬刚强。角声象征百姓，“角”的含义是触，指阳气触动万物而使其生长。徵声象征政事，“徵”的含义是停止，指万物旺盛到极点就停止。羽声象征万物，“羽”的含义是舒展，指阳气将要恢复，万物滋生繁育而舒展开来。古人说：‘礼和乐片刻也不可离开自身。’上面的教化使人迁善，唯恐来不及。因此听到宫声，会使人温和善良而宽厚；听到商声，会使人方正清廉而喜好义理；听到角声，会使人产生同情而仁爱；听到徵声，会使人乐于养生而喜欢施舍；听到羽声，会使人恭敬节俭而喜好礼仪。八音，是八方之风所对应的声音。乾方的声音属石，其风为不周风；坎方的声音属革，其风为广莫风；艮方的声音属匏，其风为融风；震方的声音属竹，其风为明庶风；巽方的声音属木，其风为清明风；离方的声音属丝，其风为景风；坤方的声音属土，其风为凉风；兑方的声音属金，其风为阊阖风。阳数的六个音律称为律，即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数的六个音律称为吕，即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总共十二个，用来配合十二地支。律的意思是法则，指阳气施行生长各有法则；吕的意思是辅助，用来帮助成就阳气的功业。正月的地支称为寅，寅就是津，指万物生长的道路。二月的地支称为卯，卯就是茂，指阳气生发，万物滋生茂盛。三月的地支称为辰，辰就是震，指这时万物都受到震动而生长。四月的地支称为巳，巳就是起，指万物到了这时全都生长起来。五月的地支称为午，午就是长、大，指万物都长大。六月的地支称为未，未就是味，指这时万物将要成熟，已经有了滋味。七月的地支称为申，申就是身，指这时万物的形体都已经成就。八月的地支称为酉，酉就是緧，指这时万物都收缩。九月的地支称为戌，戌就是灭，指这时万物都衰败消灭。十月的地支称为亥，亥就是劾，指这时阴气侵害肃杀万物。十一月的地支称为子，子就是孳，指阳气到了这里又开始滋生。十二月的地支称为丑，丑就是纽，指终结和开始相交之际，以缠结联结为名称。

译十一月所对应的律管叫黄钟。“黄”是阴阳中和之色。天有六气，地有五材，天地间的数目由此完备。有人说，冬至时的德气属土，土色为黄，所以叫黄钟。正月所对应的律管叫太蔟，“蔟”就是聚集，意思是万物随着阳气大盛而聚集生长。三月的律管叫姑洗。“姑”是枯，“洗”是洗濯，意思是万物新生而洁净，洗去枯枝，改换枝柯和叶子。五月的律管叫蕤宾。“葳蕤”是下垂的样子，“宾”是敬，意思是此时阳气下降，阴气开始兴起，阴阳彼此敬让。七月的律管叫夷则。“夷”是平，“则”是法，意思是万物将要成熟，均平而各有法则。九月的律管叫无射。“射”是出，意思是此时阳气上升，万物收藏，不再出来。十二月的律管叫大吕。“吕”是辅助，意思是阳气正在增长，阴气从旁辅助。十月的律管叫应钟。“应”是应和，意思是一年的功业都已完成，与阳气的功业相应和，于是收取聚藏。八月的律管叫南吕。“南”是任，意思是此时万物都已秀实，呈现孕育的征象。六月的律管叫林钟。“林”是茂盛，意思是此时万物在野外繁茂。四月的律管叫仲吕。“吕”是辅助，意思是阳气旺盛生长，阴气辅助它成就万物。二月的律管叫夹钟。“夹”是辅佐，意思是此时万物还没有完全出土，阴气以其德性辅佐阳气，使万物生出。汉朝自东汉末年发生大乱以后，完全没有了钟磬等金石之乐，乐章也散失残缺，再也无法知道。等到魏武帝平定荆州，得到汉朝的雅乐郎、河南人杜夔。杜夔能够辨识旧有制度，魏武帝便任命他为军谋祭酒，让他创制、整定雅乐。当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擅长教习雅乐，歌师尹胡能够歌唱宗庙、郊祀的乐曲，舞师冯肃、服养通晓前代各种舞蹈，杜夔把他们全部统领起来。他远取经籍记载，近采当时旧例，考察参合古代音乐，开始设置轩悬钟磬。到了黄初年间，柴玉、左延年等人又因新声受到宠幸，改动了原有的声调韵律。到武帝接受天命、刚开始建立各项制度时，百事都在草创。泰始二年，诏令郊祀、明堂的礼乐暂且采用魏朝的仪制，遵循周王室开始采用殷礼的意义，只改动乐章而已，并让傅玄为此作歌词。祭祀天地及五郊时进献晚间牺牲的歌。上天把晋的天命降下，晋德庄严而光明。我们早晚都恭敬地侍奉上天神灵。常常在此时降临，终于使功业得以完成。于是进献黑色公牛，傍晚献上这头牺牲。崇尚德行而制作音乐，神灵因此来听。祭祀天地及五郊时迎送神灵的歌。文德宣扬而盛大，日日使四方安定。愿永远保佑晋朝，我们早晚不敢安逸。上天的命运光明，上帝最为尊贵。美好的音乐盛大地进献，神灵降下大福和吉祥。神灵降临享用祭品，赐下无边的福祉。享祭天地及五郊的歌。上天赐福给晋朝，它的天命焕然一新。晋从魏接受帝位，统有天下百姓。使上天安乐，也使百神和悦。光大而显明地继承先祖遗业，德行深厚而纯正。享用黑色公牛，以此开始洁诚祭祀。神灵降临，福禄随之来到。时运运行不息，昊天把晋视为自己的儿子。上天保佑晋朝享有福禄，百姓开始拥戴它。敬畏上天的威严，恭敬地向人民授予农时。伟大地显扬，伟大地承继，功业绵延不绝。皇家的中正之道由此建立，各项功绩都兴盛起来。愿早晚勤勉，只求晋朝得到吉祥。文德宣明的君主，确实可以配享上天。他安抚四海，使天下享有安康的年景。啊，多么光明和盛美，于是用这些事业安定百姓。制定典章制度，修明礼法纲纪，成为人民的准则，一切都从这里开始。能够使后代昌盛，愿永远保守它。天地郊祀、明堂祭祀时进献晚间牺牲的歌。伟大的晋朝，正运行着它的德行。从上天接受帝位，光耀地救济万国。万国已经得到光明，神灵为它确定吉祥。恭敬地举行郊祀，谨慎侍奉上帝。恭敬侍奉上帝，百般福祉都来临。巍巍的祖先，能够配享上天。美好的牺牲并非神灵所贪求，只有德行的芳香才是神灵所享用的。接受上天保佑，使神圣教化遍及四方。天地郊祀、明堂祭祀时降神的歌。啊，显赫伟大的晋朝，承应上天而得到盛大的祥瑞。两位皇帝继承并发扬德行，使光明重现。我们的皇帝接受天命，统有天下。郊祀时让祖先配享，礼乐非常彰明。神灵嘉许并享用祭品，祖先也以此为尊。使后代昌盛，保有福祚直到无穷。天郊享祀神灵的歌。整治泰坛，礼敬天神。精诚之气相感，百神前来宾服。聚集朱火，环绕芳香的柴薪。紫烟升腾，缭绕在青云之上。神灵的本体没有固定形状，广大无边而幽深清净。神灵到来时，光辉明亮可见；听不见声音，也看不到征兆。神灵到来，欣然享用祭品。神灵爽朗和谐，感动了我们的心。神灵安坐，与人共同欢乐；恩泽如云飞翔，教化如风舒展。美好的音乐奏起，文德之声居中；八音和谐，神灵因此听闻。祭品洁齐而芬芳，烹煮全牲，献上玉杯。神灵喜悦地享用，感受这诚敬的祭祀。保佑大晋，降下众多福祉；营建京城，广大四海；保全天命，使国运绵延至地之尽头。地郊享祀神灵的歌。整治泰折，等待地神。众神感应，群灵来仪。设置阴祀，施行吉礼。夜将要结束，时辰尚未更改。地神的本体没有形象，潜藏在广大幽深、空旷无边之中。地神出现，仿佛若有若无；神灵无所不在，是天下万物之母。地神到来，留下光辉，明亮得仿佛存在，最终又归于幽冥。地神降临，欣然喜悦。舞蹈表现德行，歌辞形成文采。地神安坐，与人同享欢乐；泽雨降施，化云布散。音乐八次变奏，声教广泛传播。万物都得到亨通，地神因此欢娱。祭品洁净，侍奉者恭肃。进献玉杯，众人都庄严肃穆。享用美好的牲畜，感受德行的芳香。赐福给晋朝以及众生，福泽充满九州，达到天庭。保佑万寿，延长亿万年的寿命。明堂享祀神灵的歌。开始营建明堂，享祀上帝不敢懈怠。伟大的先祖啊，光明地配享上帝。显赫的上帝，既高大又尊崇。让圣明的先祖配享，使明德显著而光耀。四海之内都恭敬地尽职，万方前来祭祀。愿上帝常在此时降临，保佑福祚永世长存。宗庙祭祀时进献晚间牺牲的歌。我们在傍晚进献牺牲，真是恭敬啊。美好的牲畜正合时宜，用来供奉这次祭祀。神灵鉴察我们的诚心，丰厚的祭品使神灵欣然享用。祖先降临享祭，以安慰孝孙的心。宗庙祭祀时迎送神灵的歌。啊，深远悠长，神明每天都在这里监临。按照时令举行祭祀，神明降临。神明既已降临，就享用祭品并保佑我们。赐给我们无边的福祚，接受上天的保佑。显赫的太上皇，巍巍的圣祖，光明的先考，都大力承继并接续祖先的事业。祭祀征西将军时登歌所唱的歌。开始营建宗庙，神明降临。神明赐下无穷的福祉，我们恭敬地承受祭享。伟大的皇祖啊，安抚保佑我的子孙，使福泽延及后代，赐下这些众多福祉。祭祀豫章府君时登歌所唱的歌。奏起美乐，摆设筵席，祭品陈列在堂上。庄严的宗庙中，有祖先，有皇祖。众多的诸侯和公卿，辅佐我们举行春秋祭祀。享祭没有差错，降下丰厚的福祉。祭祀颍川府君时登歌所唱的歌。遥远的先祖们，实际上都掌管着天命。显赫的皇祖啊，上帝的福祉开始降临。本宗和支系都能昌盛，凭此开创基业。给我们无穷恩惠，使福祚长久。祭祀京兆府君时登歌所唱的歌。啊，曾皇具有显赫而美好的德行，明察清正，光明纯粹；不与人争竞而以柔德取胜，保佑并治理天下，承受天命而有法则。深厚地生育出圣祖，光大地救济四方。祭祀宣皇帝时登歌所唱的歌。

译啊，光明美盛的皇祖，圣明的德行令人敬重。勤勉地施惠四方，早晚都恭敬谨慎。广布文教，发扬武功；匡正安定国家，恭敬执行上天的惩罚。开创宏伟事业，建立帝王基业。敬畏上天的命令，在此时保守它。祭祀景皇帝时登歌所唱的歌。奋发有为的景皇帝，英明而有智慧。广泛创立庄严的事业，既恭敬又畏惧。继承宣皇帝的事业，完成了他的功业。任用贤能，纠治群凶。勤勤恳恳居于帝位，皇帝已经尽力了。遵循上天的命令，盛美的功业由此完成。祭祀文皇帝时登歌所唱的歌。啊，伟大的晋朝，文皇帝确实文德卓著，聪明睿智，圣明恭敬而神武。万般政务无人能够总理，文皇帝就使它清明；凶恶如蛇豕的人放纵作乱，文皇帝就使天下平定。安抚远方，亲近近臣，简拔任用英贤。开创帝业，垂示统绪，功勋上达皇天。宗庙享祀神灵的两篇歌。晋朝永远依照常规，按时举行享祀。宗庙中表达敬意，礼乐全都施行。前来祭祀的，遍及天下四方。牺牲和酒樽已经安放，清酒也已盛满。还有调和的羹汤，进献的珍美食物全都齐备。深切地长久思念祖先，触景而生感慨。登歌奏舞，神灵享受这和谐的音乐。祖先降临，保佑我们的国家。普天之下，没有不获得美好吉祥的。在位者庄严肃穆，群臣整齐恭敬。四海之内前来朝见，神灵仪容庄重。钟鼓振响，管弦调和；舞蹈表现开国之功，歌声赞颂长久的事业，神灵都感到快乐啊！在位者庄严肃穆，群臣整齐恭敬。无论职位大小都恭敬，上下都合乎礼制。调理管弦，振动鼓钟；舞蹈表现德行，歌声歌咏功业，神灵都感到快乐啊！在位者庄严肃穆，来者和乐雍容。天子庄严，诸侯公卿相互辅佐。礼仪各有形式，音乐各有法则；舞蹈表现功勋，歌声歌咏德行，神灵都感到快乐啊！杜夔传授下来的旧雅乐有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都是古代的声调和歌词。到了太和年间，左延年改编杜夔的《驺虞》《伐檀》《文王》三曲，重新创作声调节拍；曲名虽然保留，实际的声调却已经不同。只有依据杜夔的《鹿鸣》，完全没有改动。每逢正旦大会，太尉捧着玉璧，群臣和诸侯依礼行礼，东厢所常奏的雅乐就是这首曲子。后来又改了三篇用于行礼的诗歌。第一日为《于赫篇》，歌咏武帝，声调节拍与古《鹿鸣》相同。第二日为《巍巍篇》，歌咏文帝，采用左延年改编的《驺虞》声调。第三日为《洋洋篇》，歌咏明帝，采用左延年改编的《文王》声调。第四日又使用《鹿鸣》。《鹿鸣》的声调被重复使用，而废除了古代的《伐檀》。到了晋朝初年，进食时的乐曲也使用《鹿鸣》。泰始五年，尚书上奏，请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自创作正旦行礼、王公祝寿饮酒以及进食时所奏的乐歌诗。荀勖说：‘魏氏行礼和进食时，两次取用《周诗》的《鹿鸣》作为乐章。况且《鹿鸣》是用来宴请嘉宾的，并不适用于朝廷；考察过去的记载，也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使用。’ 荀勖于是删去《鹿鸣》旧歌，重新创作四篇行礼诗，先陈述三朝朝见宗庙的意义。又创作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诗以及进食奏乐歌诗，共十三篇。他还认为魏朝的歌诗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等不同句式，与古诗不相同，便拿这件事询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陈颀说：‘配上钟磬等乐器演奏，未必都合适。’所以荀勖创作晋朝歌诗，全部采用四言，只有王公上寿酒一篇采用三言、五言。张华认为：‘魏朝上寿、进食诗以及汉朝所使用的乐诗，句子长短不一，并不全都合于古制。这大概是因为依照歌咏和弦节，本来就有沿袭；而懂得音乐、通晓音律的人，足以制声度曲，其方法通常不是平庸浅近之人能够改动的。汉、魏两代以及三京都沿袭而不改变，虽然诗章文辞不同，随着时势有兴有废，但其中押韵、停顿、曲折变化，都系于旧制，是有原因的。因此我全部因循采用，不敢有所改易。’这就是张华和荀勖所说明的不同主张。当时诏令又让中书侍郎成公绥创作。现在把这些一并采录列出。四厢乐歌。正旦大会行礼歌，成公绥作。庄严的天子光临万国。众多贤士充满朝廷，没有一个不是有俊美德行的人。教化流布没有止境，王道确实充实。盛大的聚会摆设酒宴，嘉宾充满庭院。旌旗在紫微宫旁闪耀，钟鼓震动太清。百官在三朝依次朝见，仪容文雅而明盛。群臣整齐庄敬，像金声玉振般和谐。礼乐全都具备，设宴款待嘉宾。祝愿圣皇长寿，盛大的福气日日更新。群臣和诸侯降临，来者雍容和乐。彼此献酒酬答，进献贽礼，尊崇礼仪仪容。丰盛的菜肴摆满万只俎，甘美的酒有千钟。美好的音乐尽情助兴，福禄全都共同降临。多么快乐啊！天下安宁。道德教化施行，风俗清正。箫韶奏起，歌咏九成。年景丰收，世道太平。治理达到极盛，欢乐无穷。君主聪明，辅弼忠诚。降下丰厚恩泽，传播清明风尚。嘉祥出现，神灵的感应显著。麒麟出现，凤凰飞翔。醴泉涌出，流经明堂。嘉禾生长，谷穗装满箱子。降下众多福祉，赐福圣皇。承受天位，统领万国。接受天命并顺应时运，授予圣德，四代光明相继。宣扬并开创宏大事业，景帝能够昌盛，文帝恭敬明察，德行更加显著。开始建立晋国，使福祚流传无穷。泰始年间建立年号，凤凰出现，龙兴起。龙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享有万乘之国的福祚。统有八方荒远之地，教化养育百姓。图书已经光明显现，金石乐器也有祥瑞征验。德行光大，道术兴盛隆厚。恩泽遍及四表，上达皇天。后代绵延不绝，光明显著而融和，善始善终。保有这长久的福祚，与上天一样崇高。圣明的皇帝统治四海，顺应人民，合乎天命时运。三代帝业汇合，重现光明，泰始年间开创宏大基业。光明照耀可与日月相比，功业教化可与四时相当。宇宙清明安泰，百姓都和乐兴盛。和乐兴盛，真是美好啊！上天降下命令，辅佐仁德，保佑圣君。三皇多么盛美，承载的德行越来越盛大。总理并调和璇玑，光明地统领七政。百官各按时序行事，教化如同神圣。四海风俗相同，仁爱大兴。救济百姓，养育万物，功德可比陶唐之君调和万物。可比陶唐之君调和万物，降下恩惠润泽。群贤显赫，英俊杰出。德化宣扬，芳名流传给后代。流传给后代，恩泽垂及子孙。清庙多么庄严，皇极打开四门。皇极打开四门，万般政务无不总理。勤勉恭敬，不因欢乐而荒废政事，饥饿时也顾不上吃饭。大礼已经举行，欢乐无穷。登上昆仑山， 올라到高高的层城。乘着飞龙，升入太清之境。头戴如日月般的冠冕，佩带五星。舒展彩虹，树立篲旌。披着庆云，荫护繁荣。巡视八方极远之地，遨游天庭。顺应天地，调和阴阳；安排四时，照耀日月星辰。张设天帝的纲纪，端正皇家的纲纪。传播仁爱之风，流布恩惠安康。推进宏大教化，振扬神圣威势。怀柔万方，接纳九夷。朝见于阊阖门，宴饮于紫微宫。建立五色旗，排列钟架。陈列四面悬挂的乐器，演奏《韶》《武》。使金石铿锵，扬起旌旗羽饰。放开八佾舞，演跳《巴渝舞》。歌咏雅颂，调和律吕。众人都欢乐，欢乐地赞美圣主。

译教化浩荡，清和之风流布。总揽英雄，驾驭俊杰。开辟宇宙，扫平四方边裔。光明而和煦，美盛而圣哲。超越百代，发扬美好的功业。流传光明的福祚，使它显耀万世。显赫伟大的祖先，辅佐时代、协助君主。安定救济天下，接受天命并顺应时运。神武如鹰扬，宏大教化使万物都兴盛。廊道通向皇家的大道，由此成就帝王基业。光明伟大的景皇帝，功烈无人能比。匡救世道，拯救风俗，美好的功勋盖世。宇宙既已安康，九州都整齐安定。上天降下命令加以监临，开启明哲的福祚。庄严的先考，明智而俊伟。实在是上天生就了他的德行，使他宏大地顺应神圣时运。开始建立帝王事业，开创晋国。德行世代相传，把洪大的福庆留给后代。光明的圣帝，如龙飞升而居天位。与神灵相合相应，德行通达幽深玄妙之境。仰承教化如青云，俯视并养育重重山川。接受神灵保佑，直到万年。正旦大会王公上寿酒歌，荀勖作。踏入新年的良辰，延续光明盛德。献上羽觞，祈求善终。愿我皇帝长寿而尊隆，盛美而崇高。宗族本支奋发绵延百世，美好的福祚集中于圣上的身上。进食奏乐东西厢歌，荀勖作。七曜光辉灿烂，重重光明交相辉映。我们有嘉宾，这是上天的应验和赐予。国家政务已经谋划，接着以盛大宴飨款待宾客。人们喜爱我，便依循德行和谦让。宾客开始入席，气氛和美，群臣整齐。朝见之后才设宴，以协调各种礼仪。按照地位次序分列，有的在庭中，有的在台阶上。登上傧相之台的老臣，也有宗族兄弟。众位公子陪侍同僚，遵守这种礼法准则。观察仪态、涵养正道，福祉大为齐集。从前我们的三位先王，维系了宏大的事业。如今我们的圣皇，光辉胜过前代光明。世代继承法度，光明照耀九州。思考整治而使之光大，时时没有违背。登临大禹的足迹所及之地，没有不来朝见并畏服的。上天降下显赫的禄命，福祉安定地降临。显赫的太祖，能够广大发扬光明的德行。开辟广阔宇宙，端正世道，树立法则。教化变化不失常道，人民没有过失和邪恶。开创帝业，垂示统绪，为我们的晋国奠定基础。功烈显著的伯考，就是景帝。平坦与险阻都能处置，平定乱事，威严而不暴猛。驾驭权衡而不迷失，皇家的道路光明灿烂。七种德行都得到宣扬，国家安宁长久。啊，盛大美好啊！先皇圣明而有文德。以天为法而建立诚信，作为君主真是伟大。谨慎修明五典，勤勉处理帝王政务。文治武功都得到发扬，建立了盛大的功勋。修养自身以救济政治，人民因此安宁富足。怀柔远方，照察幽隐，玄妙的教化充盈流布。造福世人而不自夸，使三分天下归服。德行广博，教化隆盛，道路昌明没有止境。教化隆盛而浩荡，帝王的命令广泛推行。登上我们的晋朝之道，超越古代圣王。真龙飞腾而革新时运，临照覆盖八方荒远之地。睿智、明察而恭敬，可与虞舜、唐尧相配。封建诸侯而赐予福泽，吉祥迅速兴发。三朝都习得吉礼，最终确实美善。那美善是什么？就是总理天下万方。元侯列辟、四岳藩王，按时来朝并世代享受封国。使者在庭中行礼，嘉宾在堂上就座。宋、卫已经到达，陈留、山阳也来朝见。有宾客，也有使者，来观礼以见国家的光彩。进献贤才，呈纳谋计，献上璧玉和圭璋。上天保佑并授予命运，反复赐下无穷福祉。白鹭飞翔，鸿雁渐渐展翅。京城庄严肃穆，四方都以它为法式。真正无可匹敌的是人才，王纲确实严明。君子前来朝见，要来观望朝廷的极盛。[“暠郧”疑为人名或文本讹误]大君，百姓都得到他的恩泽。诚信地治理上天赋予的事业，惠泽安康没有穷尽。将要远离不仁，以醇厚精粹的教化训导人民。幽明各有次序，贤能都在职位上。九族已经和睦，各诸侯国顺从亲附。开创大业、颁布法令，四海之民像鱼鳞一样聚集。协调时序，端正正统，虽然道路不同而同归于一。以厚德承载万物，以神圣之心尊崇贵重。进奏正直言论，接纳它而不加忌讳。树立典章法象，以义理类别教诲人民。上面的教化如风吹拂，下面的响应如草木随风。君主一人有所废止，群臣百姓便借此得以顺遂。我们的君主宴饮欢喜，美好的声誉不会坠失。宴饮之后欢乐和悦，万国都融洽相亲。礼仪完全合乎法度，万物各有恰当的仪容。庭院火炬明亮，鼓钟发出洪亮声响。笙磬歌咏德行，万舞表现功勋。八音完全和谐，风俗改变而顺从教化。和谐如同音乐，各类事物因此按时和顺。时世和乐而文雅，天下四方同受教化。过去我们的祖先宣帝，以威势安定远方邻国。首先平定荆楚，接着平定燕、秦。文皇帝勤勉不息，发扬德行，流布仁爱。在混沌草创之时开创新局，顺应乾道和百姓。祥瑞显示天命符应，美好的征兆声势震动。天地没有违背，因而使神人与人和谐。既已擒灭庸、蜀，吴会也来宾服。肃慎尽职进贡，楛矢前来陈献。韩、濊进献音乐，宫调商调清正和谐。西旅献来獒犬，扶南进献珍宝。蛮夷经过多重翻译前来，露出黑齿，身上有文身。我们的皇帝安抚他们，盛大的天命焕然一新。和美静穆的盛会，有声誉而无喧哗。清酒已经安放，笾豆祭器已经陈列。礼仪充足，音乐完备，箫韶演奏九成。欢乐地饮酒，尽兴而不过度。天下普遍欢悦，国家因此安宁。王道确实充实，万年不会倾覆。冬至新年小会歌，张华作。日月不停留，四时之气循环运行。节令庆典依次更替，万国共同安乐。众位长官和群臣，奉献祝寿之礼入朝。我有祝寿的礼仪，设宴款待百官。丰盛的菜肴交错陈列，甘美的酒像泉水般盈满。笙和镛和谐合奏，磬与管乐流淌着声响。上位者加厚恩爱，下位者竭尽忠心。宣泄他们的壅塞不通，教诲他们以有德之言。既宣达又训导，使上下相配，享受和泰。永远承载仁爱之风，长久安抚天下之外。宴会歌，张华作。勤勉不息的我皇，配享上天而光辉长存。一直专心政务直到太阳西斜，广泛阅览，无所不及。临朝听政有空闲，便召集众臣。车盖冠冕像云一样聚集，酒器食器像星辰般罗列。蒸煮的菜肴品种繁多，八珍轮番更换。羽觞饮用没有定数，尽情欢乐，极度宴饮。歌者流转歌声，舞者挥动衣袖。举止动作有节度，丝竹乐器一同陈设。适宜舒展四肢，繁密的手势配合急促的节拍。欢乐充分便发出和声，酒醉而不忘礼仪。喜爱音乐却不荒废政事，恭敬整齐。命将出征歌，张华作。重振中华帝王之道，戎夷蛮族中却有人不来宾服。徐夷曾在周朝兴兵，鬼方也曾违背殷朝。如今正值圣明盛世，盗寇暴虐扰动四方边境。豺狼般的暴徒磨利牙爪，百姓向苍天哀号。元帅统领四方夏地，出兵安抚凉州、秦地。众位贞正之士必定遵守军法，功过好坏实在取决于人。威信施加于异族，使远方人都想主动亲近。单薄的一杯酒难有什么滋味，夹带绵衣却能使人感受到至仁。崇尚武功是为了停止战争，赞美七德在于安定百姓。远方的功业由此建立，后世永远没有尘乱。慰劳归来的军队歌，张华作。玁狁背弃上天的德行，制造祸乱，扰乱京畿。战车震动北方旷野，众位将帅辅佐皇帝的威势。将士们同心合力，感念大义而忘却私利。积蓄力量如同拉满的弩，按节拍进击如同箭离弓弦。喧嚣的声音震动山谷，兵器的金光照耀着白昼。挥戈冲击强敌，迈着武勇的步伐踏过横陈的尸体。鲸鲵般的巨寇全都被斩首，北方土地永远清平。过去出征时冒着盛暑，如今归来遇到纷飞白雪。征夫确实劳苦憔悴，自古以来就有《采薇》歌咏这种情形。归来以舍爵饮酒收取荣誉，在凯旋归来时宴饮欢庆。中宫所歌，张华作。先王统理宏大事业，玄妙教化逐渐遍及八方。仪法典范取信于万国，内宫教诫使后妃宫闱更加尊盛。皇英垂示帝王典章，《大雅》歌咏三位妃子。执守德行，宣扬盛大教化，端正后妃之位，治理宫中事务。含藏文采，体行柔顺，率先遵守礼法，践履谦敬。《螽斯》弘扬慈爱恩惠，《樛木》恩及幽微之处。美好的声音形成清穆之风，高尚的义行遥远得无人能追。遗留的荣光与日月相参，百代都仰望余辉。宗亲会歌，张华作。

译宗族宴饮彰明礼法和亲顺，饮食之间依次表达亲亲之情。骨肉分散却不相异，兄弟怎么会是外人？宗族本支深厚地共享福庆，《棠棣》彰明了先民的亲亲之义。伟大的圣明君主啊，像上天覆盖万物一样宽厚仁慈。降低身份行礼，尊重亲戚，广泛施恩以协调宗族婚姻关系。设宴尽情欢乐，饮食和珍美菜肴全都齐备。和乐已经宣扬融洽，上下都共同欢欣。德行教化施加于四海，敦厚和睦遍及无边。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认为杜夔制作的律吕，与太乐、总章、鼓吹所用的八音相校，和律吕不相符合，于是制作古尺，创作新的律吕，用来调和声韵。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律历志》中。律吕制成后，便颁布给太常，让太乐、总章、鼓吹、清商使用。荀勖于是主管音乐事务，启奏让朝廷中懂音律的人共同掌管。又让郭夏、宋识等人制作《正德》《大豫》二舞，其乐章也是张华所作。《正德舞》歌，张华作。太阳如同皇天，玄妙的鉴察只有光明。帝王神器循环运转，五德交替显现。天命福祚归于晋朝，世代都有贤哲君王。广泛救济中原和四方，陶铸治理万方。大明垂下光辉，普遍照耀没有边际。愚昧的百姓永远沐浴德风而安康。皇道清明，礼乐由此成为常法。金石悬挂，万舞陈列庭中。舞蹈仪容表现祥庆，配合音律传播歌声。超越《武》，胜过《濩》，取法于《六英》。进退揖让都相同，教化逐渐深入而无形。大和之气宣扬融洽，通达幽冥。《大豫舞》歌，张华作。这是上天的命令，符瑞和时运都有所归属。显赫伟大的晋朝，三位先王的光辉重叠。继承光明，接续世代，光照安抚九州。我们的皇帝承受时运，终于居于璇玑之位。众生归属于天命，统有各个邦国。谨慎修明五典，玄妙教化远播。天下同一轨道，普天之下都和乐。于是制作《大豫》，宣扬德行和舞蹈功业。醇厚教化已经和穆，王道协调而隆盛。仁爱施及草木，恩惠加于昆虫。亿万平民都喜悦仰望皇帝的风化。伟大的事业显赫，万世更加崇高。荀勖又制作了十二枚新律笛，用来调定律吕、校正雅乐，并在正旦朝会的殿庭上演奏，自己认为宫商等音能够协调和谐，但评论者仍说荀勖对音律只是暗中摸索、并未真正通晓。当时阮咸精通八音，评论者称他为神解。阮咸常在心里讥笑荀勖所制新律的声音过高，认为音调过高接近哀伤之情，不合乎中和之道。每逢公卿聚会演奏音乐，荀勖便认为阮咸说乐曲不协调，是因为阮咸与自己意见不同，于是把阮咸调出京城，任始平相。后来有个农夫在野外耕地，得到一把周代的玉尺，荀勖拿它来校验自己所调制的钟、鼓、金、石、丝、竹等乐器，结果都比玉尺的标准短了一黍；到这时，他才承认阮咸的精妙，又征召阮咸回来。荀勖既已依据新律制作了二舞，接着又修订校正钟声。适逢荀勖去世，事业尚未完成。元康三年，下诏让他的儿子荀籓修订确定金石乐器，以便用于郊庙祭祀。不久遇上丧乱，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些乐制了。汉高祖从蜀汉出兵，将要平定三秦时，阆中人范因率领賨人跟随高祖，担任前锋。平定秦地后，高祖封范因为阆中侯，又恢复賨人七姓的身份。賨人的风俗喜欢舞蹈，高祖喜爱他们勇猛锐利的舞姿，多次观看，后来又让乐人学习这种舞蹈。阆中有渝水，范因因居住在那里，所以把这种舞蹈命名为《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共四篇。歌词既古老，没有人能够弄懂它的句读。魏朝初年，便让军谋祭酒王粲改创新词。王粲询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的意思，试着让他们歌唱，听取歌声来考校歌曲，于是改作《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其中《行辞》用来叙述魏朝的德行。黄初三年，又把《巴渝舞》改名为《昭武舞》。到景初元年，尚书上奏，考察阅览三代礼乐遗曲，根据功业表现德行，创作演奏《武始》《咸熙》《章斌》三种舞蹈，都手执羽和龠。到了晋朝，又把《昭武舞》改名为《宣武舞》，把《羽龠舞》改名为《宣文舞》。咸宁元年，诏令确定祖宗的谥号和庙号，于是宗庙音乐停止使用《宣武》《宣文》二舞，改为一同使用荀勖让郭夏、宋识等人制作的《正德》《大豫》二舞。

译志第十三。乐志下。永嘉之乱时，天下分崩离析，乐官和乐器都被刘氏、石氏夺走。江左刚建立宗庙时，尚书下令太常说明祭祀所使用的乐曲名称。太常贺循回答说：‘魏朝增删汉乐，把它作为一代的礼制；但还不知道大晋的乐名为什么不同。遭逢丧乱，旧有典章已经不存在了。然而这些乐曲都是用钟律调和，用五声修饰，用歌辞咏唱，用舞队陈列。宫悬设置在庭院，琴瑟安放在堂上，八音交替演奏，雅乐一并奏起；登歌、堂下管乐，各有固定的歌辞，这是周人的旧制。自汉朝以来，依仿这种礼制，只是自行创作了新诗而已。旧京荒废，如今乐曲已经散失，音韵和曲调转折又没有通晓的人，那么到了今天就难以凭意会说明。’当时因为没有雅乐器具和乐人，便裁省太乐，兼并鼓吹令。此后得到了一些登歌和进食奏乐，但仍不完备。太宁末年，明帝又访求阮孚等人加以增益。咸和年间，成帝才重新设置太乐官，搜集散失的乐人，但仍没有钟磬等金石乐器。庾亮任荆州刺史时，与谢尚修复雅乐，尚未完备庾亮就去世了。庾翼、桓温专心军旅，乐器放在库中，最终腐朽损坏。等到慕容儁平定冉闵时，正值战争之中，邺城的乐人也有一些来到江南。永和十一年，谢尚镇守寿阳，于是搜集乐人以补充太乐，并制作石磬，雅乐才大体完备。后来王猛平定邺城，慕容氏得到的乐声又传入关右。太元年间，击败苻坚，又得到他的乐工杨蜀等人；他们熟悉旧乐，于是四厢所用的钟磬等乐器才完全齐备。于是让曹毗、王珣等人增作宗庙歌诗，但郊祀最终没有设置音乐。现在把歌词列在后面。歌咏宣帝，曹毗作。啊，显赫的高祖，德行与神灵符瑞相合。顺应时运，拨乱反正，整治天下大道。功勋上达宇宙，教化震动八方。以庄严典刑整治天下，以玄妙德化陶冶人民。神异之石吐出祥瑞，灵芝自然生长。开始奠定天命，德道可与唐尧虞舜相等。歌咏景帝，曹毗作。景皇帝承受时运，继承并兴隆宏大的事业。皇家的旗帜再次高举，天上的光辉重新升起。愚蠢的两股贼寇扰乱扬州、荆楚，于是整顿大军，以牺牲祭斧，准备征讨。谋略勤勉不息，王师威势显赫。巨寇已经平定，功勋冠绝帝王之世。歌咏文帝，曹毗作。太祖齐圣明智，王道广大而光明。仁爱教化遍及四方，天命基业层层崇高。皇室多难，他严肃清理紫宫。威严如秋霜，恩惠超过春风。平定蜀地，夷平荆楚，文治武功并用。统有参墟之地，声名流传无穷。歌咏武帝，曹毗作。啊，庄严的武皇帝，确实恭敬明察。顺应时运登上帝位，如龙飞升于紫庭。百官各按时序，听断政务合乎情理。不同地域的国家已经宾服，伪吴也被平定。清晨有甘露流下，夜间有明亮星辰照耀。田野有百姓击壤歌唱，道路上挂满歌颂之声。歌咏元帝，曹毗作。时运艰难，天罗般的灾祸得以解脱。元皇帝奋发兴起，网罗并控制江汉地区。仰则整齐七政，俯则平定祸乱。教化如风吹行，恩泽如雨播散。衰微的光辉重新照耀，金色的光芒再次灿烂。德行超过千载，光彩灿烂而有余辉。歌咏明帝，曹毗作。光明的肃祖，阐明并弘扬帝王福祚。英武之风早早兴起，清明光辉布满道路。奸邪叛逆放纵作乱，不遵循皇帝法度。亲自挥动朱旗，于是使天子的道路通畅。宏大的谋略确实充实，严密的罗网如云铺开。万物都安宁，宏大的基业永远稳固。歌咏成帝，曹毗作。啊，美好的显宗，玄妙地播撒道德恩泽。宣扬有德之言，使万物和谐。发扬德行，践履仁爱，不越过礼法。以纯正之风广布，以清澄之波洗涤。连理树映照山丘，凤凰鸣叫栖息树枝。功业法度与尧相同，义德高过山河。歌咏康帝，曹毗作。康皇帝庄严肃穆，仰承先祖宏大的德行。有所作为却不自以为主宰，雅正之声遍及四方。以诚心防止邪恶，以沉默镇定万物。威势安静地覆盖天下，道德宣扬于国家。歌咏穆帝，曹毗作。孝宗早年聪慧，善美的声誉长久美好。如同清晨的太阳，光辉照耀扶桑。把教诲垂示于华美帷帐之间，恩泽流布八方。幽深地赞助玄妙之理，于是通晓典章制度。西面平定僭越的蜀国，北面安静旧有疆土。高远的谋略广泛流布，朝廷留下了美好的声誉。歌咏哀帝，曹毗作。啊，庄严的哀皇帝，圣明之心虚静深远。平素喜爱玄妙古道，践行大庭之治。崇尚无为，治理保有简易。教化如风吹行，时势像草随风倒伏。虽然说已经升遐，善美的声誉却更加彰显。和静的《云》《韶》之乐，尽善尽美。歌咏简文帝，王珣作。伟大的简文帝啊，光明显耀于上天。他的神明如神灵般深邃，周密淡泊如长川。他顺应事物的到来，实在也随着事物一同变化；心意绵延不绝，以教化人，却每日施用而不言说。平易而使人亲近，简约而可以流传。观察其流泽，越流传越久远；探求其根本，却越发幽深难测。歌咏孝武帝，王珣作。上天监察晋国，敬重啊，烈宗孝武帝！他与文考遵循同一法度，玄默而诚信恭敬。威严却不暴猛，简约却能通达。神钲一经震响，九州万域便都来归同。道德积盛于淮海之间，雅乐颂歌从东方自然兴起。其气息陶冶万物，如醇厚的甘露；教化协调和美，合乎时宜。四时祭祀之歌，曹毗作。庄严肃穆的清庙，巍巍显赫的圣功。万国前来朝宾，礼仪庄重而有容。钟鼓振响，金石乐器发出和美之声。宣扬天命福祚，开创武功基业。神灵因此欢悦啊！调理管弦，使前来者都和谐相应；歌说功德，唱出清越的歌声。神灵因此欢悦啊！广大无边的神妙教化，恩泽遍及九州。百姓没有不喜悦的，道路没有不归向的。礼有仪节，乐有法式。歌咏九种功业，永远没有穷尽。神灵因此欢悦啊！汉代有《短箫铙歌》这种乐曲，曲目有《硃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等，列入鼓吹乐，多数叙述战阵之事。

译到魏国接受天命后，改定其中十二曲，令缪袭作歌词，用来叙述魏代替汉而受命的功德。把《硃鹭》改为《楚之平》，说的是魏国。把《思悲翁》改为《战荥阳》，说的是曹公。把《艾如张》改为《获吕布》，说曹公向东包围临淮，擒获吕布。把《上之回》改为《克官渡》，说曹公与袁绍交战，在官渡击破袁绍。把《雍离》改为《旧邦》，说曹公在官渡战胜袁绍后，返回谯地，收葬死亡的士卒。把《战城南》改为《定武功》，说曹公最初攻破邺城，武功的奠定从此开始。把《巫山高》改为《屠柳城》，说曹公越过北方边塞，经过白檀，在柳城击破三郡乌桓。把《上陵》改为《平南荆》，说曹公平定荆州。把《将进酒》改为《平关中》，说曹公征讨马超，平定关中。把《有所思》改为《应帝期》，说文帝凭圣德接受天命，顺应天时。把《芳树》改为《邕熙》，说魏氏统治国家时，君臣和睦，百业兴盛。把《上邪》改为《太和》，说明帝继承帝位和统绪，以太和为年号，德泽广泛流布。其余曲目都沿用旧名。当时吴国也令韦昭制定十二曲的曲名，用来叙述吴国建立功德、承受天命的事。把《硃鹭》改为《炎精缺》，说汉室衰微，孙坚奋发迅猛，立志匡救汉室，王业的开端从这里开始。把《思悲翁》改为《汉之季》，说孙坚哀悼汉室衰微，痛恨董卓之乱，起兵奋战，功业超过海内。把《艾如张》改为《摅武师》，说孙权承继父亲的事业而征伐。把《上之回》改为《乌林》，说魏武帝攻破荆州后，顺流东下，想来与吴争锋；孙权命周瑜在乌林迎击，将其击败并赶走。把《雍离》改为《秋风》，说孙权使人喜悦，人们因此忘却死亡。把《战城南》改为《克皖城》，说魏武帝企图兼并天下，而孙权亲自出征，在皖城击破他。把《巫山高》改为《关背德》，说蜀将关羽背弃吴国的恩德，孙权率军沿江进攻并擒获他。把《上陵曲》改为《通荆州》，说孙权与蜀国交好结盟，其中因关羽自取过失而失和，最终又恢复最初的友好。把《将进酒》改为《章洪德》，说孙权彰明自己的大德，远方国家前来归附。把《有所思》改为《顺历数》，说孙权顺应符箓图谶的征兆，建立帝号。把《芳树》改为《承天命》，说当时的君主具有圣明德行登上帝位，道德教化达到极盛。把《上邪曲》改为《玄化》，说当时的君主修明文治武功，顺应天意行事，仁爱恩泽流布融洽，天下百姓都喜悦。其余也使用旧名，不作更改。到武帝接受禅让后，便命傅玄制定二十二篇，也用来叙述晋代替魏而受命的功德。把《硃鹭》改为《灵之祥》，说宣帝辅佐魏国，如同虞舜侍奉尧；既有祥瑞石出现的征兆，又能用武力诛灭违抗命令的孟达。把《思悲翁》改为《宣受命》，说宣帝抵御诸葛亮，养成威势，运用神兵，诸葛亮震惊恐惧而死。把《艾如张》改为《征辽东》，说宣帝越过大海之外，讨伐消灭公孙氏并斩下其首。把《上之回》改为《宣辅政》，说宣帝的圣道深远，拨乱反正，网罗文武人才，以安定天地四方的秩序。把《雍离》改为《时运多难》，说宣帝进讨吴国方面，有出征而没有交战。把《战城南》改为《景龙飞》，说景帝明确施行威严教化，奖赏顺从者，夷灭叛逆者，使基业无边隆盛，宏大根基更加稳固。把《巫山高》改为《平玉衡》，说景帝统一各国不同的风俗，协调四海不一致的民心，礼遇贤人、供养士人，从而继承宏大事业。把《上陵》改为《文皇统百揆》，说文帝开始总领百官，任用人才有次序，以施行太平的教化。把《将进酒》改为《因时运》，说顺应时势变化，暗中施行圣明谋略，解散长蛇般交结的势力，离间众多桀骜之徒的党羽，以武功辅助文治，使自己的德业更加远大。把《有所思》改为《惟庸蜀》，说文帝既已平定拥有万乘之地的蜀国，又分封建立万国，恢复五等爵位。把《芳树》改为《天序》，说圣明皇帝顺应历数接受禅让，弘扬并救济天下教化，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把《上邪》改为《大晋承运期》，说圣明皇帝顺应符箓、接受图谶，教化与神明相合。把《君马黄》改为《金灵运》，说圣明皇帝登上帝位，恭敬祭祀宗庙，使孝道施行于天下。把《雉子班》改为《于穆我皇》，说圣明皇帝接受禅让，德行与神明相合。把《圣人出》改为《仲春振旅》，说大晋申明文武教化，按时举行田猎。把《临高台》改为《夏苗田》，说大晋按时田猎，为禾苗除去灾害。把《远如期》改为《仲秋狝田》，说大晋虽有文德，却不废弃武事，顺应时令进行杀伐。把《石留》改为《顺天道》，说仲冬举行大阅兵，以武事修正文治，大晋的德行足以与天相配。把《务成》改为《唐尧》，说圣明皇帝登上帝位，德化光照四方。《玄云》仍用旧名，说圣明皇帝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把《黄爵行》改为《伯益》，说赤乌衔着书册而来，有周因此兴盛；如今圣明皇帝承受天命，神雀也来降临。《钓竿》仍用旧名，说圣明皇帝的德行与尧、舜相配，又有吕望这样的辅佐者，成就大功，带来太平。这些歌词都列在后面。《灵之祥》。神灵降下祥瑞，瑞石显现文采；彰显金德，出现在西方。上天降下命令，授予宣皇。宣皇顺应时运，如腾龙般奋发。继承大舜的事业，辅佐陶唐；辅助文治武功，建立帝王纲纪。孟达叛乱，占据南方疆域；追讨有扈氏，平定扰乱五常的叛逆。吴国寇乱，蜀国强盛，彼此结盟，联合远方荒服。宣皇显赫震怒，如雄鹰奋飞；震动乾坤之威，光耀如闪电。凌驾九天，攻陷石城；斩下违抗命令者的首级，拯救生民。万国安定，四海宁静。《宣受命》。宣皇接受天命，顺应上天时机；风云适时发动，神龙飞腾。抵御诸葛亮，镇守雍州、梁州；边境安定，夷夏安宁。致力于节制事务，勤勉地平定倾危；招揽英雄，保持盈盛。深沉肃穆，光明显赫；谦冲而安泰，这是上天的常道。养成威势，运用神兵。诸葛亮于是震惧而死，天下安宁。《征辽东》。征讨辽东，敌人失去凭据，威灵超过太阳所照的地域。公孙氏既已授首，群起叛逆者都吓破了胆，全都震惊恐惧。朔方以北纷纷响应，海外之地也仰慕归附。武功显赫，德泽如云般广布。《宣辅政》。

译宣皇辅政，圣明功烈深厚。拨乱反正，顺应上天之心；网罗文武人才，慎重选择并培育他们。所培养的都是贤才，遗留下的教化得以施行。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教化改变风俗。开始创建帝王基业，宏大事业流传后世。光明盛大啊，时代显赫辉煌。功业惠及万世，安定天地四方。安定天地四方，便如云行雨施，恩泽风驰海外。《时运多难》。时运多艰难，道德教化疲敝。天地发生变化，有盈有亏。愚蠢的吴国蛮夷，凭武力窥视江湖。我皇威严显赫，降下上天的诛罚。有出征而没有交战，消除他们的图谋。天威广泛施加，开拓东部疆域。《景龙飞》。景帝如飞龙升起，驾御上天的威势。聪明睿智，深察幽微，行动与神明的机宜相合。顺从他的人显达，违逆他的人被消灭。文教广泛施行，武功巍巍盛大。普遍覆盖四海，万国望风而来，没有不来归顺安定的。圣明的德断暗中决断，顺应先天而不违背天意。不违背天意便有祥瑞，享有国祚永久绵长。以威猛达到宽厚，道德教化光明。显赫光明，福祚隆盛无疆。帝王功业只待完成，天命既已汇集，便崇建这宏大的基业。《平玉衡》。平定玉衡所象征的天下，纠正奸邪。万国风俗各异，四海人心乖离。礼遇贤人，供养士人，驾驭英雄，使众人的心志归于一致。继承武功宏业，尊崇皇帝的台阶。万物都亨通，圣明恭敬日益提升。明察而能尽知下情，光明显著而综理上天的机要。《文皇统百揆》。文皇总领百官，承受天意治理万方。武将镇守四方边隅，杰出辅佐充满朝堂；谋议之言协调如秋兰，清风吹来，散发芬芳。洪大恩泽所浸润之处，连砾石也变成美玉。大道可比五帝，盛德超过三王。万物都得到光大，上与天地相参，最高的教化没有内外之分。没有内外之分，六合全都安康。六合全都安康，正逢这样的盛会。从前伏羲、神农以来，大晋的德业超过了他们。镇守、征讨以及各州，都成为藩卫。功业惠及四海，宏大功烈流传万世。《因时运》。顺应时运，施行圣明策略。长蛇般交结的势力解散，群桀之徒离散。势力穷尽，奔逃到吴地；猛兽般的骑兵威势凌厉。只有武力推进，审慎制定大计。时运使德业更加远大，清平统一一世。《惟庸蜀》。只有庸、蜀两地，在天下一隅僭越称帝。刘备违抗皇帝命令，刘禅承接他的余业。拥有人众数十万，窥伺空隙，乘我方虚弱。驿站骑兵送来羽檄，天下忙乱得无暇安居。姜维屡次侵犯边境，使陇上荒芜。文帝怜悯这些百姓，认为他们世代承受罪责。对外谋划藩屏之臣，对内谋划众多士大夫。爪牙之臣听到指示便响应，心腹之臣献上良策。良策与文治相协，兴起百万大军。雷鼓震地而起，猛烈声势凌驾浮云。逃亡的敌人畏惧天诛，反绑双手来到营垒门前投降。万里同受风教，违抗命令者也称臣为妾。光大地建立五等爵位，整顿天地人的纲纪。

译《天序》。天命秩序顺应历数，接受禅让，承受神灵的福佑。驾御群龙，整治蛟龙般的武力。弘扬并救济天下教化，英俊贤才作为辅佐。圣明地统理万机，威赫地镇守四方；像咎繇、后稷、契这样的贤臣，与皇帝共同协和，如兰花般芳美。以礼对待王臣，覆盖亿万百姓。教化如同天地一样广博，谁敢吝惜自己的身躯？《大晋承运期》。大晋承受天命时运，圣明皇帝德行隆盛。时世清平安宁，白日垂下光辉。顺应符箓图谶，登上帝位，承接天意，端正玉衡。教化施行，与神明相合；道德盛大，达到虞舜和陶唐的境界。君主施行宏大教化，百官如股肱， 모두忠诚贤良。时逢太康，隆盛显赫，福祚充满而无边无际。《金灵运》。金德之灵运降临，天符显现。圣明祥瑞出现，与日月相参。只有我皇，体现神圣之德；接受魏的禅让，顺应天命。皇帝兴起，神灵便有征兆。登上大麓，驾御万乘。皇帝的辅佐，如同勇猛的阚武；爪牙之臣奋发，无人能够抵御。皇帝的辅佐赞助清明教化，百事治理妥当，万国前来祝贺。神灵都来响应，祥瑞显现。恭敬举行祭享之礼，进献给先皇。音乐适时奏起，磬和管乐铿锵作响；鼓声隆隆，钟声铿锵。陈设酒樽和俎器，斟满玉杯。神灵享用祭品，都感到喜悦安宁。宴飨子孙，赐予无边福佑。孝道不断增盛，德教覆盖万方。《于穆我皇》。啊，多么肃穆的我皇，德行盛大，圣明而有智慧。接受禅让，君临天下，光大事业以救济众生。普天之下，凡属疆土，没有不来朝见的。天下四方恭敬仰望，听到风声便抬头仰望太清。万国和睦，兴起颂歌。大化融洽，地平天成。七政协调，玉衡端正平稳。辅佐受命者巍巍盛大，群英济济。早晚勤勉不懈，治理万机。即使天下已经兴盛，也不因此荒怠安逸。以谦逊为乐，心志谦冲而不自满。天地德行相合，日月同样荣耀。显赫辉煌，光照幽冥。日月星三光都能顺从，上天显明，降下景星。龙凤来到，甘露夜间降下。恭敬神祇，敬奉至高神灵。万物欣喜拥戴，自然降下祥瑞以显示其功成。《仲春振旅》。仲春整顿军旅，大大致力于教化人民，武事教导在此时日日更新。军吏拿着军旗，乐工拿着鼓。坐下、起立、进退都有节拍，秩序井然。盛大啊，确实是文治武功并用！搜寻田猎，举行祃祭，重申法律和誓约；于是围猎禁苑，献猎获物祭祀土地神。确实合乎时令，彰明国家制度。文武并用，是礼制的常道。排列战车如同作战，使大教明显；古往今来，谁能废弃兵事？大晋承受天命，救济众生。《夏苗田》。夏季举行苗田之猎，时运将要过去。军队与国家礼仪仪容不同，文事与武事各有区别。于是命令群臣，编定车辆和徒众，辨明各自的号令名称，赞助并核定符契文书。王军开启八门，行动如同上帝居处运行。按时道路上树立大麾，云旗遮蔽紫色天空。百官依照这些仪节行动，快则快，慢则慢。回转车衡，旋转车轴，收阵停军，损坏车辆。献上禽兽祭祀，隆重地配享有虞氏。只有大晋，德行与天地相参，教化如云铺展。《仲秋狝田》。仲秋举行狝田之猎，遵循金德的常道。凉风清冽而猛烈，凝结的露水成为霜。白藏之神掌管时令，金色的隼鹰适时奋飞。鹰扬之势如同尚父吕望，顺应天意进行杀伐，合乎春秋四时的次序。雷霆震响，威势光耀；进退都由钲鼓指挥。把猎获的禽兽送到祊祭，羽毛等物资充实军府。大晋的德行显赫，芬芳功烈超过三皇五帝。以文治施行教化，虽已安定也不废弃武事。光照四海，永远享受上天的福祐。《顺天道》。顺应天道，掌握神明的符契；三时显示时令，讲习武事。冬季举行大阅，鸣响镯，振动鼓和铎；旌旗如虹霓。以文治节制其中，不使武力无休止地使用。调动军队，向众人宣誓；礼仪完成后再合乎义理地行动。三面驱赶猎物，以崇尚仁德；进退停行都不失次序。士卒训练有素，将领勇猛如阚武。正因为像阚武一样勇猛，气势直凌青云。三面解围，杀戮而不把群兽赶尽杀绝。收起旌旗，编列六军。献上祭品举行蒸祭，修明典章文德。赞美大晋，德行与天相配。按功劳给予俸禄，贤能者等待授爵。举行宴飨奏乐，接受这众多福禄，寿命延续万年。《唐尧》。唐尧向务成请教政事，谦逊的德行使他的事业兴盛。逐渐积累，最终光明显大；如履霜而知坚冰将至。神明之道自然成就，即使河海也可以凝结。舜、禹总领百官，八元、八恺依次升用。禅让顺应大历数，睿智圣明的君主世代相承。我皇登上帝位，平正衡器，端正准绳。德化飞播四方，祥瑞之气显现出征兆。兴盛的君王坐等天明，亡国之主却安然自负。从近处开始才能达到远方，堆积一筐土也能成为山陵。展开图籍查考先代典籍，其中有神灵降下甘露的证据。《玄云》。黑云从丘山升起，祥瑞之气会聚万里。龙飞翔多么蜿蜒，凤凰飞翔多么轻快。过去在唐尧、虞舜的朝廷，时常看见青云连接天际。如今亲自巡游万国，兴盛之气洋溢到天外。仙鹤在后园鸣叫，清越声音随风远扬。成汤隆盛地承受显赫天命，伊尹飞快前来。周文王在渭水之滨狩猎，于是载着吕望归来。君臣相合如同声与回响、形与影，先天命运与天意都不违背。停止耕作而总理天下纲纪，脱去布衣而执掌上天维系。元勋功业足以配享二王，芬芳美德世所罕见。我皇叙用群才，宏大功烈多么巍巍。威武地征伐四方，济济地治理万机。神妙教化感通无方，杰出人才充满帝都。光明显著，从天未明时便勤于政事，每日更新，深受咨询。盛美啊，明圣之德与日月同放光辉。《伯益》。伯益辅佐舜、禹，掌管山川。德行比得上十六位贤相，思虑周密而无所隔碍。凭智慧治理万物，下至众多鸟类的语言也能知晓。黄雀响应清明教化，飞翔嬉游多么轻盈。和鸣着栖息在庭院树上，在云彩和阳光之间徘徊。夏桀无道，在山河间布下密网。残酷地张开细密罗网，怎么能奈何黄雀？殷汤崇尚上天的德意，撤去三面的罗网。群鸟逍遥飞来，鸣声于是重新和谐。朱雀作为南方星宿，凤凰统领鸟类。赤乌衔书而来，上天以此祥瑞使周文王兴起。神雀如今前来游翔，为我承受天命的君主献瑞。美好祥瑞带来天地和气，丰厚恩泽高入青云。兰风吹来芳香，遍天下都共同闻到它的芬芳。《钓竿》。钓竿多么轻柔下垂，甘美的诱饵芳香而鲜美。面对河川运用心思，把细丝沉入九泉。太公珍视这种方法，记载在《灵秘》篇中。机变随着事物而转移，精微奥妙贯通于尚未发生之时。游鱼惊觉而咬住鱼钩，潜龙飞腾直上天空。飞上天空又要到哪里去？展翅飞翔于太清之上。太清是多么奇异，天地阴阳由混沌中生成。玉衡端正，调和日月星辰；造化赋予万物各自形态。退而愿意辅佐圣君，使自身神灵与天神相合。我的君主宏大的谋略，天人都不能与之相比。天地人最初并列之时，昏暗无边而又茫茫无际。日月出现征兆，文德形象在伏羲、神农二皇时兴起。蚩尤扰乱生灵，黄帝用兵征讨天下。到了夏禹之后德行衰微，三代都比不上虞舜和陶唐。我皇盛德与尧舜相配，接受禅让登上帝位，享有上天祥瑞。普天之下都蒙受福祐，没有不肃敬的，各项事务都安康。各项事务都安康，庄严而光明。承受百般福禄，保持无穷，永享太平。

译鼙舞起源不详，但汉代已经用于燕飨了。傅毅、张衡所作的赋，都是写这件事的。旧曲有五篇：一是《关东有贤女》，二是《章和二年中》，三是《乐久长》，四是《四方皇》，五是《殿前生桂树》，歌词都已亡佚。曹植《鼙舞诗序》说：“从前汉灵帝西园的鼓吹乐中有个叫李坚的人，能跳鼙舞。遭逢世道荒乱，李坚流离到关西，跟随将军段煨。先帝听说他过去的技艺，下诏书召李坚。李坚年过七十，中间又停止不跳，而且古曲错误很多，不同朝代的作品未必相互沿袭，所以依照前代曲调创作五篇新歌。”到了泰始年间，又制定了这些歌词。过去这种舞通常是二八十六人，桓玄将要僭越帝位时，尚书殿中郎袁明子上奏请求增加到八佾六十四人。泰始年间的歌辞如今列在后面。《鼙舞歌诗》五篇。《洪业篇》，对应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关东有贤女》。宣文帝创建宏大基业，盛德始于泰始。圣明皇帝顺应神灵符命，接受天命统治四海。万国有什么可欢乐的？只因上面有圣明天子。唐尧禅让帝位，虞舜恭敬自守。恭敬自守而面南治理天下，道德教化随时势推移。大赦天下，荡除罪恶的萌芽，文教施及黄支。效法天、地，体现无为之治。聪明与日月相配，神圣与天地相参。即使有三类凶恶之人，也只能静默而无从施展。效法天、地，体现无为之治。稷、契一同辅佐受命之君，伊尹、吕尚升为王室大臣。兰芷般的贤才登上朝廷，下面没有失去安置的人。声音发出便有回响相应，表记树立便有影子来依附。勇猛之士顺从羁制，潜龙登上飞天的道路。备办万物而制成器物，变化通达达到数理的极致。百事按时安排，万机都有常度。用克己谦让训导他们，以忠诚宽恕接纳他们。群臣仰慕清明的风尚，海外也共同欢欣仰慕。效法天、地，教化如云布散。过去崇尚雕饰，如今崇尚俭朴素淡。过去多有细小琐屑的纠缠，如今除去私情与旧习。效法天、地，教化如云布散。朝廷贤士济济，早晚总理万机。万机没有废弃的治理原则，圣明地降下教诲并询问政事。臣子譬如列星光影，君主配如朝日光辉。事业都得到通达济成，功烈多么巍巍。五帝继承三皇，三皇是世人共同归往的圣主。圣德顺应时运，上天和大地都不能违背。仰望他越发觉得高远，就像上天不可攀登。将要再次驾御龙车，凤凰在庭院栖息。《天命篇》，对应魏曲《太和有圣帝》，古曲《章和二年中》。圣祖接受天命，顺应时运辅佐魏皇。入朝便总理万机，出征便讨伐四方。朝廷事务没有遗漏，四方安宁而康泰。道德隆盛如舜辅佐尧，积累的德业超过太王。孟度阻断险要，在天下一隅制造叛乱。神兵出其不意，奉命降下天诛。赦免善人，惩罚有罪者，使元凶宗族化为乌有。威风震慑强悍的蜀地，武功威烈使强吴恐惧。诸葛亮不知天命，放肆叛逆，扰乱天常。拥兵十多万，多次侵犯边疆。我皇超迈神武，手执斧钺镇守雍州、凉州。诸葛亮于是畏惧天威，尚未交战便先倒毙。盛衰盈亏自然运行，时势变化所以多艰难。向东征讨，越过海边疆域，万里之外攻克朝鲜。接受遗命而整齐七政，曹爽又狂妄至极。群凶受到诛杀，各种福禄都来聚集。黄华响应福运的开始，王凌成为祸乱的先导。《景皇篇》，对应魏曲《魏历长》，古曲《乐久长》。景皇帝聪明睿智，应世而生，盛德与天地相参。帝王之道宏大，创建基业本已艰难，继承世业也不容易。对外有夏侯玄，对内有张、李二人，三名凶徒结谋叛逆，扰乱帝王纲纪。顺应天意施行诛罚，追究他们的奸邪。边将防御祸乱的渐变，使暗中谋划不能发动。罪人全都伏罪，威风震动万里。平正权衡，总理万机，万机没有不治理的。召陵侯曹髦不守君道，内外为何纷乱不止？众多小人结成群党，蒙昧放纵私心，分不清治乱。睿圣之主独断其事，以文治辅济武功。顺应天意废黜或拥立君主，扫除虹霓，拨开浮云。云霓既已散开，清平和谐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羽檄接连送到，东南藩镇发生变乱。毌丘俭、文钦像长蛇一样作乱，对外依凭吴国蛮夷。万国纷纷骚动，天下忧惧不安。神武之主统御六军，我皇手执斧钺出征。毌丘俭、文钦从寿春起兵，前锋占据项城。出其不意，同时派出奇兵。奇兵确实难以抵御，庙堂的胜算实在难以支撑。两军意外相遇，敌军退却，计谋无法施展。豹骑勇猛推进，在沙阳陂展开大战。文钦于是丧魂而逃，奔向敌虏，像云彩披散一样。上天因而赦免有罪者，放归东方土地上的鲸鲵般恶人。《大晋篇》，对应魏曲《天生蒸民》，古曲《四方皇》。赫赫大晋，肃穆的文王。广大巍峨，道德超过陶唐。世人称颂三皇五帝，到如今又使他们的光辉重现。九种德行都能明察，文治已经显著，武功又很彰明。思虑弘大覆盖六合，兼顾救济万方。内举八元、八恺，朝政因此有纲纪；外选武臣，适时奋勇如鹰扬。没有不顺从而不怀德的，违抗命令者必然灭亡。仁德如春日，威严超过秋霜。贤士济济，共同如兰花般芳美。唐尧、虞舜的极治时代，四凶却扰乱天下。于是讨伐毌丘俭、文钦，没有人不肃敬虔诚。教化感动海内，海外来朝宾服，献上音乐，都称臣为妾。西蜀扰乱华夏，在一方僭越称号。命令将领讨伐，使其放弃国家而稽首服罪。吴人放纵违命，凭借大海、长江阻拒。飞檄传书晓谕之后，便纷纷响应归同。先王建立万国，以九服作为藩卫。秦朝灭亡后破坏诸侯制度，帝位次序未能传过二世。历代都不能恢复，忽然已经超过五百年。我皇超迈圣德，顺应时运创立典章制度。分封土地，设立五等爵位，使藩国明确封界。文武辅佐人才众多，千秋之中逢此盛会。洪大恩泽充满境内，仁风远播海外。《明君篇》，对应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树》。明君统治四海，听察鉴照，完全了解万物和人情。回顾审察而发现过失便加以责罚，进见并效忠的臣子自身必然荣耀。兰芷从荒野生长出来，远在万里之外也能升入紫庭；茨草污秽堂阶，必须扫除铲断，使它不能生长。贤能与无能不能混淆，百官应当名实相符。恭敬自守，谨慎而有所作为；一旦有所作为，没有不成功的。昏暗的君主不自信，群臣各执异端。正直之士逐渐受到排斥，奸臣夺取权力。即使想尽忠诚，也闭口不敢说话。闭口不言又有什么可怕？尽忠反而会成为自身的祸患。清澈的水流难道不洁净吗？飞尘却能使它的源头浑浊。岔路使人迷惑，若不走远路就不会回来。忠臣立于君主朝廷，正直严肃而不顾自身安危。邪正不能并存，就像胡与秦各不相同。胡秦有时也能联合，邪正却各有不同的道路。忠臣遇到明君，勤勉不懈，每日更新。众目都由纲绳统摄，众星共同环绕北辰。假如遇到昏君，便会被斥退，成为平凡之人。即使才薄而暂时有用，白茅也仍然珍贵。冰霜昼夜凝结，兰桂也会被摧折拿去当柴薪。奸邪之臣多方变诈，用心多么曲折。谄媚逢迎，顺着君主的心意，举动总随君主所欲。只图眼前偷安享乐，不问清浊是非。积累虚伪欺骗当时的君主，培植交情以求保持俸禄。言语和行为常常相违，贪求永不满足，深如溪谷。冒死射取干没之利，一旦罪行暴露，便会灭族。

译拂舞出自江左。旧时说是吴舞，但考察它的歌词，并不是吴地的歌词；它也在宫殿庭院中演出。杨泓的序说：“我到了江南以后，看见《白符舞》，有人说是《白凫鸠舞》，说这种舞流传至今已有几十年了。考察它的歌词旨意，原来是吴人苦于孙皓的暴政，希望归属于晋朝。”现在把它列在后面。《拂舞歌诗》五篇。《白鸠篇》。翩翩飞舞的白鸠，再次飞翔，再次鸣叫。感念我君主的德行，前来聚集在君主庭院。白雀呈现祥瑞，白色羽毛明亮鲜洁；在庭院飞翔舞动双翼，以回应君主的仁德。洁白明亮的鸣鸠，有的红有的黄。喜爱我君主的恩惠，振翅飞来翱翔。东方墙壁留下余光，鱼儿生活在江湖。施恩却不耗费，敬重我这微贱的身躯。驾驭我的良马，熟习我的奔驰；与君主周旋，乐于大道而忘记饥饿。我的心空明宁静，我的志意受到浸润。弹琴鼓瑟，姑且以此自娱。登上凌云高台，浮游于太清之上。攀附龙凤，希望自身也变得轻捷高升。《济济篇》。畅快地飞舞，气息流布芳香；追念三皇五帝以及大绮黄。离去和失去自有时机，时机一到便可行动；来去都在此时，未曾止息。时光渐渐流逝，已接近桑榆之年，只应饮酒寻欢作乐。衰老逝去，哪里还有确定的期限？许多忧愁耿耿在心中萦绕。深池空旷，鱼独自稀少；希望得到黄浦众人的依托。恩德感动人心，世上无可相比；悲歌又起舞，永无止境。《独禄篇》。独独禄禄，水深而泥浊。泥浊还可以忍受，水太深却会杀死我。两只雁和谐相伴，在田边嬉戏。我想射雁，却想到你将孤单离散。浮萍轻轻飘荡，得风便摇曳。我心怎样才能与你相合，同你并存？空床低帷，谁知道其中无人？夜里穿着锦绣衣服，谁能辨别虚假与真实？刀在鞘中鸣响，倚着床却无处施展。父亲的冤仇不能报，想活着又有什么意义？猛兽成群，在山间游荡。野兽想咬人，连豪杰贤士也不避开。《碣石篇》。向东登临碣石山，来观览苍茫大海。海水多么浩荡，山岛高高耸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巨大的波涛涌起。日月运行，仿佛从大海中升起；银河灿烂，仿佛从海水中出现。真是幸运至极啊，唱歌来表达志向。《观沧海》。初冬十月，北风来回吹拂。天气肃杀清冷，浓霜纷纷降下。鹍鸡清晨鸣叫，大雁飞向南方。猛禽潜伏隐藏，熊罴在洞穴中栖息。农具停止使用，农作物收获后堆积在场地。旅舍整顿设置，以便利商人往来。真是幸运至极啊，唱歌来表达志向。《冬十月》。各地土质不同，黄河以北高地隆起、要塞密布。流冰漂浮，船只难以通行。土地贫瘠之处，风声深沉幽远。水枯竭而不流，冰坚硬得可以踩踏。士人和隐者贫困，勇侠之人轻视不义。心中常常叹息怨恨，忧愁不安而多悲伤。真是幸运至极啊，唱歌来表达志向。《土不同》。神龟虽然长寿，仍有生命终结的时候。腾蛇乘着云雾，最终也会化为尘土。千里马老了伏在马槽旁，志向仍在奔驰千里。壮士到了晚年，雄心仍不停止。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决定。保养身心、保持愉悦的福分，可以获得长寿。真是幸运至极啊，唱歌来表达志向。《龟虽寿》。《淮南王篇》。淮南王自称尊贵，百尺高楼与天相连。后园凿井，以银作井床，用金瓶和白绳汲取寒冷的泉水。汲取寒浆给少年饮用，少年体态美好，哪里能算贤能？放声悲歌，声音直冲云天。我想渡河，河上却没有桥；愿化作一双黄鹄，飞回故乡。回到故乡，进入旧里的门庭，在故乡徘徊，身体仿佛不能停止。繁盛的舞蹈、奇妙的歌声无不盛大，徘徊在桑梓之间，游兴直达天外。鼓角横吹曲。关于鼓，《周礼》记载：“以某种鼓来击鼓指挥军事。”关于角，有人说蚩尤率领魑魅与黄帝在涿鹿交战，黄帝于是开始命人吹角，模仿龙鸣来抵御蚩尤。后来魏武帝北征乌丸，越过沙漠，士卒思念归乡，于是把角声减为中鸣，声音更加悲哀。胡角本来是用来应和胡笳的声音，后来逐渐用于横吹；有两只角，是胡人的音乐。张博望进入西域，把这种方法传到西京，只得到《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根据胡曲重新创作新声二十八解，皇帝乘舆把它作为武乐。后汉用来供边将使用，和帝时，万人将军可以使用它。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再完整保存，现今使用的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考察魏、晋时代，有孙氏擅长弘扬旧曲，宋识擅长击节唱和，陈左擅长清歌，列和擅长吹笛，郝索擅长弹筝，硃生擅长弹琵琶，并且尤其能创作新声。所以傅玄著书说：“人如果敬重所听到的而忽略所看见的，不是很迷惑吗？假如这六个人生在上古，超越古今而没有匹敌，哪里只是夔、牙能够与他们志趣相合呢！”考察这番话，那么从此以后，音乐都沿用了孙氏、硃生等人的遗法。相和，是汉代旧歌；丝竹相互应和，执节拍的人歌唱。原本是一部，魏明帝把它分为两部，轮流在夜间值宿演奏。原有十七曲，硃生、宋职、列和等人又把它合并为十三曲。但歌共有四曲，出自汉代。没有弦乐伴奏和节拍器具，歌伎中最先由一人领唱，三人应和。魏武帝尤其喜爱这种歌。当时有个叫宋容华的人，声音清亮，歌唱得好，擅长演唱这种曲子，是当时特别高妙的歌者。自晋代以来不再流传，于是绝迹。各种古代乐章歌词，如今保存下来的，多是汉代街巷间的歌谣，如《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这一类。吴歌和杂曲都出自江南，东晋以来逐渐有所增加扩展。《子夜歌》是女子子夜创作的曲调。孝武帝太元年间，琅邪王轲家中有鬼唱《子夜》，那么子夜应是生活在这一时期以前的人。《凤将雏歌》是旧曲。应璩《百一诗》说“说的是《凤将雏》”，那么这首曲子的流传由来已经很久。《前溪歌》是车骑将军沈充创作的。《阿子》和《欢闻歌》，在穆帝升平初年，每次歌唱完便呼喊“阿子，你听见了吗？”这件事记载在《五行志》中。后人扩展演变其曲调，成为这两首曲子。《团扇歌》，据考，中书令王珉与嫂子的婢女有私情，感情非常深厚；嫂子把婢女打得过于凶狠。婢女一向擅长唱歌，而王珉又喜欢拿白色团扇，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懊憹歌》是隆安初年民间流传的讹变歌谣，相关内容记载在《五行志》中。《长史变》是司徒左长史王廞在临近失败时创作的。这些曲子起初全都是徒歌，也就是徒手歌唱，后来才配上管弦乐器。又有根据丝竹、金石乐器创作歌辞来配合演奏的，魏代三调歌辞之类就是这种。《杯柈舞》，据考，太康年间天下演出《晋世宁舞》，专门用手反复传接杯和盘。这说明汉代只有 柈舞，而晋代又增加了杯子，并反复传接。

译《公莫舞》就是今天的《巾舞》。相传项庄舞剑时，项伯用衣袖隔开他，使他不能伤害汉高祖，并且对项庄说“公莫”！古人互相称呼为“公”，意思是说“您不要伤害汉王”。如今使用巾帕，大概是仿效项伯衣袖的遗制。不过考察《琴操》有《公莫渡河曲》，那么这种曲调的来源已经很久，民间所说的项伯之事是不对的。《白纟宁舞》，考察舞辞中有“巾袍”的话。纟宁本是吴地出产的东西，应当是吴舞。晋代《俳歌》又说：“洁白明亮的白绪，一节一节结成两股。”吴地口音把“绪”读作“纟宁”，因此怀疑白纟宁就是白绪。《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都在元会时演出。后汉元旦，天子亲临德阳殿接受朝贺。舍利从西方传来，在殿前表演：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着喷水，形成雾气遮蔽太阳。表演完毕，又化成龙，长八九丈，从水中出来游玩，光彩照耀日光。用两根大丝绳系在两根柱子的顶端，两柱相距数丈，两个女演员相对起舞，在绳上行走，相逢时肩膀相擦却不倾倒。魏、晋直到江左，仍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等乐舞。成帝咸康七年，尚书蔡谟上奏说：“咸康八年正旦朝会的仪注，只演奏鼓吹、钟鼓，其余伎乐一概不演。”侍中张澄、给事黄门侍郎陈逵驳议说：“君王观察时势而设置教化，至于吉凶分别处理，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如今四方来观礼，陵上有宾客吊丧的位置，朝廷庭院奏宫悬之乐，两种礼制兼用，悲哀和欢乐不分，关系国家体制的制度，没有比这更大的问题。”诏书说：“如今既然考虑天下大事，礼制可以从权宜变通。三正之月的宴飨，应当完全采用吉礼。至于娱乐耳目的音乐，是我不忍听闻，所以才缺少它。事情中较大的，不过是敬献寿酒、称颂万岁；既已允许这些大礼，就不必再省去钟鼓和鼓吹。” 澄、逵又上奏说：“如今丧礼虽然已经降等减省，但朝廷中的礼事已转入吉礼。然而，如果在园陵举行傧吊之礼，便说明哀痛还没有完全消除；礼服既然按照典籍规定，按礼义也不能彻底采用吉礼。因此，咸宁年间的朝会曾有撤去乐舞的旧典，实在是先朝考察古制、制定法度，为万世留下规范的做法。”诏书说：“如果在元日举行大飨，万国前来朝见归附，而朝廷却停止钟鼓演奏，以致缺少臣下进见问安的礼节；朝廷没有悬磬所奏的乐声，宾客也没有依礼行步的规矩，这对于事情和礼义来说，不也是一种缺失吗！只应权衡轻重，使所行之事适中。” 散骑侍郎顾臻上表说：“臣听说圣王制定乐制，是用来赞美、宣扬政道，以仁义涵养人民，防止他们淫逸；对上供奉宗庙，对下教导百姓，体现五行的正音，协调八方之风来陶冶万物。宫声端正方直而合乎义，角声坚实整齐而合乎礼，弦歌、钟鼓以及金石乐器的演奏都齐备了。因此能够通达神明、达到至高的教化，使人感受到众人随乐起舞；能够改变风俗，达到和谐欢乐的极致。末世的伎乐，设置礼制以外的观赏节目，有倒行、连倒、头足放入筥中的一类杂技，使人的皮肤从外面剥落，肝心从里面摧残；即使是敦厚的芦苇，尚且说不要践踏，何况是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感到悲痛呢？加之四海诸国前来朝觐，说是要观看帝王的朝廷，耳朵听到《雅》《颂》的乐声，眼睛看到威严整肃的仪容秩序，却用脚践踏上天，用头承受大地，反而违背天地最为顺正的道理，伤害人伦的根本道德。如今夷狄就在对岸，抵御外敌是急务；士卒每天只得七升粮食，忘却自身而奔赴危难，而这种过分奢靡的戏乐，每天却耗费五斗粮食。正要扫清神州、经营中原，这样的事情不能拿给远方来朝者观看。应当命太常编纂完备雅乐，使箫韶演奏九成，在盛世中焕然一新；让功德和颂扬之声永远流传后世。这才是所谓‘恩泽延及皇天，能够使后代昌盛’的道理。凡是伤害人的各种伎乐，都应当废除。这样就能流布简朴节俭的德行，超过《康哉》歌咏的盛美；清正的风气一旦推行，下民就会像草随风倒一样响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出于愚昧浅见的诚意，愿陛下垂察！”于是废除了《高絙》《紫鹿》《跂行》《鳖食》以及《齐王卷衣》《笮兒》等乐，又减少了它们的供给。后来又恢复了《高絙》《紫鹿》。”

译志第十四 职官 《尚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总共不过百种。”设置官职，是为了奖勉、引导百姓，裁度、成就各种政务。《周易》说：“上天显现各种象征，圣人便仿效它。”执掌法度的官位在南宫右侧，上相处在端门之外；鸟、龙列于官位，云、火垂为官名，前代史书记载得很详细，这些制度由来已久。黄帝设置三公的品秩，以亲近百姓；少昊采用九扈的名称，作为农官；任命重、黎掌管天地事务，命令祝融、冥掌管水火，这些都可以说得出来。伊尹说：“三公调和阴阳，九卿沟通寒暑，大夫明察人事，列士去除私心。”成汤居于亳地，开始设置左右二相，以伊尹、仲虺担任，凡是枢要会合之事，都仰承君主的命令。到了周武王即位，成王、康王留下法则，六卿分掌职务，二公弘扬教化，都建立主管机构，各自标明职责标准；如果不是符合正道的人，不能徒有荣誉而居其位。把这些谋略留给子孙，这就是巩固根本的做法。到了秦朝改变周代官制，汉朝遵循秦朝旧制，有的随时势而适用，有的因事务需要而变革。霸王时代的制度，道理就在这里；既然取得了安定，就是所谓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四征将军兴起于汉代，四安将军始于魏初，四镇将军用于安抚远方，四平将军用于平定丧乱；又有渡辽、凌江、轻车、强弩等将军，用来扬威于远方、表明征伐之功，设置后又废除，名称越来越繁多。” 等到当涂的曹魏得志，能够平定中原各地，最初设置军师祭酒，参与掌管军事法令。建安十三年，废除汉朝的台司，改置丞相，由曹公担任，兼任端揆这一最高宰辅之职。孙吴、刘蜀大多依照汉制，虽然也有临时根据情况命名设置的官职，却没有辱没旧有典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八公同时出现、攀附云翼的人才盛会。至于成就宏伟事业，不能依靠一根栋梁；处置国家经纶大业，须称得上万夫之敌。有的人像牵羊一样应验梦兆，有的人像垂钓一样施展自己的道术，有的人由空桑进献治国方略，有的人手持版筑之具而启发君主心意。卧龙、飞鸿般的人才，正可与金玉、璧玉相比；秦国任用百里奚，郑国任用子产，楚国人才而为晋国所用，这些也是往昔的良才，尤其显著。宣王司马懿诛灭曹爽以后，政令由自己发出，网罗英俊之士，以充任天官。及至兰卿受到羁押，贵公被显赫地杀戮，他们虽然名义上受魏朝策命，内心却忠于皇晋。文王司马昭继承事业后，开始建立晋台，设置左右二卫，配有前驱以及养由基那样的强弩手；设置三部，拥有熊渠、佽飞那样的勇士。” 因此武帝如龙飞腾而起，乘着这些人才奋飞的羽翼，就像周武王凭借周朝的十位贤臣治理殷民一样。泰始年间直到太康年间，枝干高大的树木繁茂，贤才相继来居于这些官位；太兴年间直到建元年间，南方的金、北方的铣等珍贵人才，也都来担任这些官职。他们虽然还不能比拟夔击拊、龙作歌那样的上古圣贤，也算是接近了“任用官员只选贤者，处理政事只用能者”的境界。丞相、相国，都是秦朝的官职。晋朝接受魏朝禅让后，两者都没有设置；惠帝以后，时而省去，时而设置，没有固定制度。担任过这些职务的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肜、成都王司马颖、南阳王司马保、王敦、王导等人，都不是一般臣子所能担任的职务。太宰、太傅、太保，是周代的三公官职。魏初只设置太傅，由钟繇担任；末年又设置太保，由郑冲担任。晋初因避景帝司马师的名讳，又采用《周官》的官名，设置太宰来代替太师的职任，品秩增加到与三司相同；太宰、太傅、太保都属于上公，负责论说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晋以安平献王司马孚担任太宰。渡江以后，太宰之名没有废止，但担任者很少。太尉、司徒、司空，都是古代官职。从汉朝到魏朝，一直设置为三公。晋朝受命建立以后直到江左，这些官职相承不改，没有废止。大司马，是古代官职。汉代制度把它置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之上，用来代替太尉的职务，所以常常与太尉交替设置，而不同时并列。到了魏朝，既有太尉，大司马、大将军又各自成为独立官职，地位在三司之上。晋朝接受魏朝禅让后，沿用这一制度：以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司马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共八公同时设置，只没有丞相。自义阳王司马望担任大司马以后，确定法令仍依旧制，地位在三司之上。大将军，是古代官职。汉武帝设置，冠以“大司马”的名号，是地位尊崇的重要职务。到了东汉，大将军不常设置，担任者都擅自掌握朝廷权力。景帝司马师担任大将军时，也接受了非同寻常的任命。后来因为叔父司马孚担任太尉，上奏改定大将军地位在太尉之下。晋朝受命后仍依照这一制度，位次在三司之下；后来又恢复旧制，位在三司之上。太康元年，琅邪王司马伷升任大将军，又规定地位在三司之下；司马伷去世后恢复旧制。开府仪同三司，是汉代官职。殇帝延平元年，郑骘任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的名称从此开始。到了魏朝黄权任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的名称从此开始。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伏波将军、抚军将军、都护、镇军将军、中军将军、四征将军、四镇将军、龙骧将军、典军将军、上军将军、辅国将军等大将军，以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凡开府而地位相当于三公的，都是位从公。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凡开府而位从公的，称为文官公，戴进贤三梁冠，戴黑介帻。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各类大将军，凡开府而位从公的，称为武官公，都戴武冠，戴平上黑帻。文官公、武官公都赐给金印紫绶，穿五时服。相国、丞相都戴衮冕，佩绿色盭绶，以此区别于一般的公卿。

译各公以及开府而位从公者，品秩第一，每天领取五斛俸禄。太康二年，又发给绢：春季一百匹，秋季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发给菜田十顷、田驺十人；立夏以后不能耕种田地的，供给一年的俸禄。设置长史一人，秩一千石；西阁、东阁祭酒，西曹、东曹掾，户曹、仓曹、贼曹令史属各一人；御属阁下令史，西曹、东曹、仓曹、户曹、贼曹令史，门令史，记室省事令史，阁下记室书令史，西曹、东曹学事各一人。供给武贲二十人，执持班剑。供给朝车，驾四匹马；安车黑耳，驾三匹马，各一辆；祭酒、掾属乘白盖小车七辆；轺车、施耳后户车、皂轮犊车各一辆。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都穿皂色零辟朝服。太尉即使不加兵权，属吏也都穿绛色服。司徒另增置左右长史各一人，秩一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属各一人，西曹称为右西曹；左西曹令史以下的人数仍依旧令。司空另增置导桥掾一人。各公以及开府而位从公、并加领兵权者，增置司马一人，秩一千石；从事中郎二人，秩比一千石；主簿、记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铠曹、士曹、营军曹、刺奸、帐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都穿绛色服。司马配给的吏卒如同长史；从事中郎配给侍从二人；主簿、记室督各配给侍从一人。其余临时增加尊崇待遇的，便根据当时情况分别加以褒奖和规定礼仪，不作为固定制度。各公以及开府而位从公、担任持节都督者，增设参车六人；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都依照通常加兵公的制度设置。特进，是汉代官职。两汉及魏晋时期，特进作为加官，随本官享有相应的车服待遇，没有吏卒。太仆羊琇辞去官位后，被授予特进，加散骑常侍，没有其他官职，所以特意供给吏卒和车服。其余加特进的人，只享有这一官位的俸禄、赏赐和班位，不另行供给特进所属的吏卒、车服，后来制定法令加以确定。特进品秩第二，位次在诸公之后、开府骠骑将军之上，戴进贤两梁冠、黑介帻，穿五时朝服，佩水苍玉，不佩章绶，每天领取四斛俸禄。太康二年，开始赐给春服绢五十匹、秋绢一百五十匹、绵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发给菜田八顷、田驺八人；立夏以后不能耕种田地的，供给一年的俸禄。设置主簿、功曹史、门亭长、门下书佐各一人；供给安车黑耳一辆，配御者一人；轺车、施耳后户车各一辆。左右光禄大夫，赐金章紫绶。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的，品秩第二；俸禄赏赐、班位、冠帽、车服、佩玉，以及设置吏卒、羽林和士卒等，各项供给都与特进相同。以此作为加官的，只赐章绶、俸禄赏赐和班位，不另行供给车服、吏卒。又有死后追赠此职位的，原本已有卿官者，不再重复供给吏卒；其余人都供给。光禄大夫赐银章青绶的，品秩第三，地位在佩金紫的将军之下、九卿之上。汉代设置时没有固定员额，多用作授予赗赠的使者，或负责监督、护送丧事。魏朝以来，待遇逐渐优厚尊重，不再作为出使的官职。各公告老后，都在家中授予此位；在朝廷任显要职务的人，也常加授此位。晋朝受命后，仍沿用旧制，又把它作为优待尊崇的制度。但各公辞去职位后，不再加授此位，有的改授上公，有的按照原有封爵领取公禄。各卿尹以及朝廷内外大官年老退休者，还有内外官职中加授此位的人，前后很多。因此，有的人因而得以开府，有的人进而加授金章紫绶，又把此位作为礼节性的赠官。泰始年间，只有太子詹事杨珧加授给事中光禄大夫。加领兵权的制度，各项供给依照三品将军办理。其余仍依旧制，一直延续到武帝、惠帝、孝怀帝三代结束。光禄大夫与九卿同为中二千石，戴进贤两梁冠、黑介帻，穿五时朝服，佩水苍玉，每天领取三斛俸禄。太康二年，开始发给春季赏赐绢五十匹、秋绢一百匹、绵一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开始发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并设置主簿、功曹史、门亭长、门下书佐各一人。骠骑将军以下以及各大将军中不开府、又不是持节都督的，品秩第二，俸禄与特进相同。设置长史、司马各一人，秩一千石；主簿、功曹史、门下督、录事、兵铠士贼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功曹书佐、门吏、门下书吏各一人。那些假节担任都督的，所设置的属官与四征、四镇加授大将军而不开府担任都督者相同。四征、四镇、安平等加授大将军而不开府、担任持节都督的，品秩第二，设置参佐、属吏和士卒，幕府的兵骑依照通常都督的制度；只有朝会、俸禄和赏赐依照二品将军的标准。持节、都督没有固定员额。西汉前期派遣使者，才开始有持节。光武帝建武初年，征讨四方，开始临时设置督军御史，事情结束后便撤除。建安年间，魏武帝任丞相，开始派遣大将军督领军队。建安二十一年，征讨孙权返回，夏侯惇督领二十六军，就是这种情况。魏文帝黄初三年，开始设置都督诸州军事，有的人兼任刺史。又有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于是统率内外各军。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讨蜀地，加号大都督。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诸军，不久又加号大都督。晋接受禅让后，都督诸军地位最高，临诸军次之，督诸军再次之；使持节地位最高，持节次之，假节最低。使持节可以诛杀二千石以下官员；持节可以诛杀没有官位的人，若遇军事事务，权力与使持节相同；假节只有在军事事务中才能诛杀违反军令的人。江左以来，都督中外诸军尤其重要，只有王导等权势显赫的人才能担任。三品将军中秩为中二千石的，戴武冠、平上黑帻，穿五时朝服，佩水苍玉；俸禄、春秋赏赐的绵绢、菜田、田驺，都依照光禄大夫和九卿的制度。设置长史、司马各一人，秩一千石；主簿、功曹、门下都督、录事、兵铠士贼曹、营军、刺奸吏、帐下都督、功曹书佐、门吏、门下书吏各一人。

译录尚书一职，考察汉武帝时的制度，左右曹的各类官吏分掌、共同审理尚书奏事；掌握枢要的人，才开始兼领尚书事务。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霍光以大将军、王凤以大司马、师丹以左将军的身份兼领尚书事。后汉章帝时，以太傅赵憙、太尉牟融共同录尚书事。“尚书”前加“录”字，大概从赵憙、牟融开始；这也就是西汉领尚书职任，犹如唐尧、虞舜时代大麓一职。和帝时，太尉邓彪任太傅，录尚书事，位列上公，在三公之上。汉朝制度于是把它定为常制：每当少帝即位，就设置太傅录尚书事，意义类似古代冢宰总摄政务；太傅去世便撤除。魏晋以后，也由权势显赫的公卿担任。尚书令，秩一千石，赐铜印墨绶，戴进贤两梁冠、纳言帻，穿五时朝服，佩水苍玉，每月领取五十斛俸禄。接受任命时要发布策命，因为其地位在端右。太康二年，开始发给赏赐绢：春季三十匹，秋季七十匹，绵七十斤。元康元年，开始发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立夏以后不能耕种田地的，供给一年的俸禄。最初贾充任尚书令时，因眼疾上表请求设置省事吏四人，省事吏大概从此开始设置。仆射的服饰、品秩、印绶都与尚书令相同。考察汉代制度，原本设置一人；到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设左右大概从此开始。经过魏朝到晋朝，直到江左，时而省去，时而设置，没有固定制度。设置二人时，称为左右仆射；有时不同时设置二人，只称尚书仆射。尚书令空缺时，由左仆射主持尚书省；如果左右仆射都空缺，就设置尚书仆射来主持左部事务。列曹尚书。考察尚书一职，汉朝承袭秦制设置；到汉武帝在后宫游宴以后，才开始任用宦官主持中书，让司马迁担任此职；后来中书官职一度撤除，改由尚书承担中书的职务。成帝建始四年，撤除由宦官担任的中书，又设置尚书五人，其中一人为仆射，另外四人分掌四曹，共同掌管图书、秘籍、记载和章奏事务，各有专职。一是常侍曹，主管丞相、御史和公卿的事务；二是二千石曹，主管刺史和郡国事务；三是民曹，主管官吏、百姓上书之事；四是主客曹，主管外国和夷狄事务。后来成帝又设置三公曹，主管审断狱讼，这样就是五曹。后汉光武帝以三公曹主管年终考核各州郡的事务，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管选举和祠祀；民曹主管修缮、工程、盐池、园苑；客曹主管护卫皇帝车驾以及羌胡朝贺；二千石曹主管诉讼；中都官曹主管水灾、火灾、盗贼事务，合计为六曹。连同令、仆射二人，称为八座。尚书虽然有各曹的名称，却不把曹名作为官号。灵帝时，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从此才见到以曹名作为尚书官号。到了魏朝，把选部改为吏部，主管选部事务；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合称八座。晋朝设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却没有五兵曹。咸宁二年，裁撤驾部尚书；咸宁四年，裁撤一名仆射，又设置驾部尚书。太康年间，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尚书，又没有驾部、三公、客曹。惠帝时期又有右民尚书，仍止于六曹，不知当时裁撤的是哪一曹。渡江以后，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祠部尚书通常与右仆射共同处理职务，不常设置，由右仆射代理；如果右仆射空缺，就由祠部尚书代理掌管右部事务。左右丞。汉武帝建始四年设置尚书时，便设置丞四人。到光武帝时减去其中二人，只设置左右丞，左右丞大概从此开始。此后直到晋朝没有改变。晋朝左丞主管尚书台内部的禁令、宗庙祭祀、朝廷仪礼制度、选用属吏以及紧急借调；右丞掌管台内仓库、房舍以及各种器用物品，还主管粮食赈济、人口租布、刑狱、兵器，并督察、登记远道送来的文书、章表和奏事。八座属下的郎官初次授职，都沿用汉代旧制，一同到都座交接礼仪；升迁时也要解除交接关系。尚书郎，西汉旧制设置四人，分掌尚书事务。一人主管匈奴单于的营部，一人主管羌夷的官吏和百姓，一人主管户口、垦田，一人主管财物运输。光武帝把尚书分为六曹以后，共设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加上左右丞共三十六人。郎官负责撰写文书、起草诏令，每五日轮值一次，在建礼门内办公。尚书郎最初从三署前往尚书台接受考试，先任守尚书郎；任职满一年称尚书郎，满三年称侍郎，选取有办事才能的官吏担任。到了魏朝，尚书郎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功、定课，共二十三郎。青龙二年，尚书陈矫上奏设置都官、骑兵，合计二十五郎。每有一郎缺额，便公开考试五名能办理文书案件的孝廉，谨慎封存并上奏他们的姓名，用以补缺。晋朝受命后，武帝撤除农部、定课，设置直事、殿中、祠部、仪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驾部、车部、库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共三十四曹郎。后来又设置运曹，共三十五曹，设置郎二十三人，彼此统摄。到了江左，没有直事、右民、屯田、车部、别兵、都兵、骑兵、左右士、运曹等十曹郎。康帝、穆帝以后，又没有虞曹、二千石二郎，只保留殿中、祠部、吏部、仪曹、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驾部、库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后来又裁撤主客、起部、水部，其余十五曹。

译侍中。考察黄帝时风后任侍中；周代则相当于常伯一职。秦朝采用古代名称设置侍中，汉朝沿用。秦汉两代都没有固定员额，以功劳高的人一人为仆射。魏晋以来设置四人，另加官职的则不计入此数。侍中掌管宾客赞礼和威仪；皇帝大驾出行时，次直侍中依次值班护驾，正直侍中背负玉玺陪同乘车，不佩剑，其余人都骑马随从。皇帝登殿时，侍中与散骑常侍左右扶持，侍中在左，常侍在右。侍中负责准备接受皇帝切问、近前应对，并弥补政事缺失。江左哀帝兴宁四年，桓温上奏裁减二人，后来又恢复旧制。给事黄门侍郎，是秦代官职。汉代以后都沿用，与侍中共同掌管门下各项事务，没有固定员额。到了晋朝，设置四人。散骑常侍，原本是秦代官职。秦朝设置散骑，又设置中常侍；散骑骑马跟随皇帝车驾之后，中常侍可以进入宫禁之中，两者都没有固定员额，也都作为加官。东汉初年裁撤散骑，而中常侍改由宦官担任。魏文帝黄初初年设置散骑，将它与中常侍合并，共同掌管规劝谏诤，不主管具体事务；头戴貂蝉冠，右边插貂尾，骑马分散随从，直到晋朝没有改变。元康年间，惠帝开始任用宦官董猛为中常侍，后来便停止了这种做法。散骑常侍一向是显要官职。给事中，是秦代官职。加授给事中的人，有大夫、博士、议郎等，主管顾问、应答，地位在中常侍之后。汉朝沿用。东汉裁撤，魏朝又恢复设置，直到晋朝没有改变。地位在散骑常侍之下、给事黄门侍郎之上，没有固定员额。通直散骑常侍。考察魏末，散骑常侍中又有编制之外的人员。泰始十年，武帝让其中二人与散骑常侍一同入值，所以称为通直散骑常侍。江左设置四人。员外散骑常侍，魏末设置，没有固定员额。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时设置。从魏朝到晋朝，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同审议尚书奏事；江左才撤除这一职能。通直散骑侍郎四人。起初，武帝设置员外散骑侍郎；太兴元年，元帝让其中二人与散骑侍郎一同入值，所以称为通直散骑侍郎，后来增加到四人。员外散骑侍郎，武帝设置，没有固定员额。奉朝请，原本不是正式官职，没有固定员额。东汉裁撤三公、外戚、宗室、诸侯中的许多人，让他们奉朝请。所谓奉朝请，只是奉命参加朝会、接受召请而已。武帝也让宗室、外戚担任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而奉朝请。元帝还是晋王时，以参军为奉车都尉，以掾属为驸马都尉，以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都奉朝请。后来撤除奉车都尉、骑都尉，只保留驸马都尉奉朝请。娶公主的刘惔、桓温都担任过这一职务。中书监和中书令。考察汉武帝在后宫游宴以后，开始让宦官掌管尚书事务，称为中书谒者，并设置令、仆射。成帝把中书谒者令改称中谒者令，撤除仆射。东汉裁撤中谒者令，却有中官谒者令，但那不是原来的职务。魏武帝任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主管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年改称中书，设置中书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中书监、令大概从此开始。晋朝沿用这一制度，各设置一人。中书侍郎。魏文帝黄初初年，设置中书监、令以后，又设置通事郎，地位次于黄门郎。黄门郎已经签署处理的事务，通事郎才签署姓名；签署完毕后，奏入宫中，由皇帝审阅，批准后下发。晋朝改称中书侍郎，设置四人。中书侍郎大概从此开始。江左初年，改中书侍郎为通事郎，不久又恢复为中书侍郎。中书舍人。考察晋初最初设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把舍人、通事合并，称为通事舍人，主管呈递奏案和章表。后来撤除这一职务，改由一名中书侍郎在西省值班，又掌管诏命。秘书监。考察汉桓帝延熹二年设置秘书监，后来撤除。魏武帝任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丞。文帝黄初初年设置中书令，主管尚书奏事，于是把秘书令改为秘书监。后来任命何祯为秘书丞，但秘书原先已经有丞，于是任命何祯为秘书右丞。晋朝受命后，武帝把秘书省并入中书省，但秘书著作机构没有废除。惠帝永平年间又设置秘书监，其属官有丞、郎，并统领著作省。著作郎，是周代左史的职务。东汉的图书典籍收藏在东观，所以让著名儒者在东观撰著，当时只有这个名称，还没有正式官职。魏明帝太和年间，下诏设置著作郎，从此才有这一官职，隶属于中书省。晋朝受命后，武帝任命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书说：“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省既然主管文籍，现在把中书著作改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来另行设置著作省，但仍隶属于秘书省。著作郎设置一人，称为大著作郎，专门掌管修史事务；又设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初到任时，必须撰写一名大臣的传记。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长秋，都属于列卿，各设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属官。太常属下有博士、协律校尉等官员，还统领太学的各位博士、祭酒，以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属下又另设灵台丞。太常博士，是魏代官职。魏文帝初年设置，晋朝沿用。主管引导皇帝车驾。王公以下应当追加谥号的人，由博士议定谥号。协律校尉，是汉代协律都尉的职务，魏朝由杜夔担任。晋朝改称协律校尉。晋初承袭魏制，设置博士十九人。咸宁四年，武帝首次建立国子学，确定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用来教导学生。博士都选取品行清正淳厚、通晓典籍义理的人；像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的官员，才可以被召来考试。江左初年，减为九人。元帝末年，增加《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计十一人。后来又增加到十六人，不再分掌《五经》，而称为太学博士。孝武帝太元十年，减少国子助教员额为十人。

译光禄勋统领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冗从仆射、羽林左监、五官左右中郎将、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哀帝兴宁二年，裁撤光禄勋，并入司徒。孝武帝宁康元年恢复设置。卫尉统领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以及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渡江以后，裁撤卫尉。太仆统领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以及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属下又另设羊牧丞。太仆一职，自元帝渡江以后时而裁撤、时而恢复。太仆裁撤后，骅骝厩便成为门下省的职务。廷尉主管刑法和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设有律博士。大鸿胪统领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邺玄武苑丞。江左以后，有事时临时设置，无事时便裁撤。宗正统管皇族宗人的谱牒，又统领太医令史，并设有司牧掾。渡江以后，哀帝将宗正裁撤并入太常，太医则拨给门下省。大司农统领太仓、籍田、导官三令，襄国都水长，以及东西南北部护漕掾。渡江以后，哀帝将其裁撤并入都水，孝武帝又恢复设置。少府统领材官校尉、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中藏、左藏、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以及左校坊、邺中藏、左藏、右藏、油官等丞。渡江以后，哀帝将少府裁撤并入丹阳尹，孝武帝又恢复设置。渡江后只设置一个尚方，又裁撤御府。将作大匠，有工程事务时设置，没有事务时便撤除。太后三卿，即卫尉、少府、太仆，汉代设置，都是随太后宫而设的官号，地位在同名九卿之上；没有太后时便空缺。魏朝改变汉制，地位列在九卿之下。晋朝又恢复旧制，地位在同名九卿之上。大长秋，是皇后属官中的卿。有皇后时设置，没有皇后时便裁撤。御史中丞，原本是秦代官职。秦朝时，御史大夫有两名丞：一名御史丞，另一名为中丞。中丞在外监督各部刺史，在内统领侍御史，接受公卿奏事，检举弹劾并审理案牍。汉朝沿用。成帝绥和元年，把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设置长史，而中丞的官职仍如旧。哀帝建平二年，又恢复御史大夫之名。元寿二年，再次改为大司空，而中丞出任外廷御史台的主官。经过东汉直到晋朝，都沿用这一制度，以中丞为御史台主官。治书侍御史。考察汉宣帝到宣室斋戒居住并处理政事时，命两名侍御史在旁办理文书，后来据此另行设置官职，称为治书侍御史，大概就是这一官职的起源。魏朝又设置治书执法，主管奏劾；治书侍御史主管律令，两个官职同时设置。晋朝只设置治书侍御史，四人。泰始四年，又设置黄沙狱治书侍御史一人，品秩与御史中丞相同，主管诏狱，以及廷尉处理不当的案件，都由他审理。后来将黄沙狱并入河南，于是裁撤黄沙治书侍御史。太康年间又裁撤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考察两汉时所掌事务共有五曹：一是令曹，主管律令；二是印曹，主管刻印；三是供曹，主管斋戒祭祀；四是尉马曹，主管马厩中的马；五是乘曹，主管护卫皇帝车驾。魏朝设置八人。晋朝设置九人，品秩与治书侍御史相同，并有十三曹：吏曹、课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节曹、水曹、中垒曹、营军曹、法曹、算曹。江左初年，裁撤课第曹，设置库曹，主管马厩、牧场的牛马和市场租税；后来分设各曹，设置外左库、内左库。殿中侍御史。考察魏朝兰台派遣两名御史居于殿中，侦察、纠察违法之事，这就是该职务的起源。晋朝设置四人，江左设置二人。又考察魏晋官品令，另有禁防御史，品秩第七品；孝武帝太元年间有检校御史吴琨，因此这两个职务也是兰台的职务。符节御史，是秦代符玺令的职务。汉朝沿用，地位在御史中丞之后。魏朝时另设一台，地位在御史中丞之后，主管授予节、铜虎符、竹使符。泰始九年，武帝将其裁撤并入兰台，设置符节御史掌管原来的事务。司隶校尉。考察汉武帝最初设置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又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经过东汉直到魏晋，这一官职一直没有废止。属官有功曹、都官从事、诸曹从事、部郡从事、主簿、录事、门下书佐、省事、记室书佐、诸曹书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共有官吏一百人、士卒三十二人。渡江以后，才撤除司隶校尉一职，其职权改由扬州刺史承担。谒者仆射，是秦代官职，从汉朝到魏朝都沿用。魏朝设置仆射，主管重大授官以及百官班次，统领谒者十人。武帝时裁撤仆射，将谒者并入兰台。江左又恢复设置仆射，后来再次裁撤。都水使者，是汉代水衡官的职务。汉代又设都水长、都水丞，主管陂塘、池沼和灌溉，负责保护、维修河渠，隶属于太常。东汉裁撤都水官，设置河堤谒者，魏沿袭这一制度。到晋武帝裁撤水衡官，设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堤谒者作为都水使者的属官。到了江左，裁撤河堤谒者，设置谒者六人。中领军将军，是魏代的官职。汉献帝建安四年，魏武帝任丞相时，在丞相府中自行设置此官；攻取汉中后，任命曹休为中领军。魏文帝即位，才正式设置领军将军，任命曹休担任，主管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晋武帝初年裁撤此官，命中军将军羊祜统率二卫以及前、后、左、右、骁卫等营，实际上承担了领军将军的职务。晋怀帝永嘉年间，将中军将军改称中领军。永昌元年改称北军中候，不久又恢复为领军。成帝时期又改为中候，不久再次恢复为领军。

译护军将军，考察其源流，本是秦代的护军都尉。汉代沿用这一官职，高祖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武帝又改为护军都尉，隶属于大司马。魏武帝任丞相时，任命韩浩为护军、史涣为领军，这都不是汉代原有的官职。建安十二年，将护军改为中护军，将领军改为中领军，并设置长史、司马。魏初沿袭设置护军将军，主管武官的选任，隶属于领军；晋代则不再隶属领军。晋元帝永昌元年裁撤护军，将其并入领军。晋明帝太宁二年恢复设置领军、护军，分别统领营兵。自江左以来，领军不再分别统领各营，而总管二卫、骁骑、材官等营；护军仍另有自己的营。资望较高的称领军、护军，资望较低的称中领军、中护军。属官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奉命出征时，设置参军。左右卫将军，考察文帝初年设置中卫。到武帝接受帝位后，将中卫分为左卫、右卫，任命羊琇为左卫将军、赵序为右卫将军。同时设置长史、司马、功曹、主簿等官员；到了江左，裁撤长史。骁骑将军、游击将军，都是汉代的杂号将军。魏代设置为中军官职。到了晋代，以领军、护军、左右卫、骁骑、游击合称六军。左右前后军将军，考察魏明帝时期已有左军，因此左军是魏代官职，到晋代没有改变。武帝初年又设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设置后军，这样便成为四军。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合称五校，都是汉代官职。魏、晋直到江左时期，仍然统领营兵，并设置司马、功曹、主簿。后来裁撤左军、右军、前军、后军，改为镇卫军；其左右营的校尉仍照旧设置，都由中领军统领。二卫最初设置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各部又设置督史。左卫设熊渠、武贲；右卫设佽飞、武贲。二卫各有五部督。命中武贲则由骁骑、游击将军分别统领。又设置武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加上命中部，共为五督。卫军、镇卫四军同五校一样，各设置千人。又制定殿中将军制度，中郎将、校尉、司马的品秩相当于骁骑将军。持椎斧的武贲，分属左右二卫。尉中武贲、持鈒冗从、羽林司马，作为常随人员，人数各有定额。武帝十分重视军职，因此军中校尉多选朝廷中清贵而有声望的人担任。在此以前，陈勰受到魏文帝礼遇，特别有才干，精通军令。武帝为晋王时，便委任他掌管兵事。蜀国灭亡后，又命陈勰接受诸葛亮围阵用兵、设伏出奇的方法，以及甲乙校的标志旗帜制度；陈勰全都暗中熟练掌握，于是任命他为殿中典兵中郎将，后来升为将军。过了很久，武帝每次出入宫廷，陈勰都手持白兽幡站在御驾左右，仪仗排列整齐严肃。太康末年，武帝曾外出射雉鸟，当时陈勰已经担任都水使者，作为散从随行。车驾直到天黑才返回，此时宫门关闭的时间已经到了，应该关闭宫门，但御驾停留了很久，宫门仍无法关闭，于是下诏让陈勰负责关闭宫门。陈勰举起白兽幡指挥，不一会儿宫门便关闭好了。众人都称赞陈勰闲熟通晓此事，武帝也因此非常信任任用他。太子太傅、太子少傅，都是古代的官职。泰始三年，武帝开始设置这两种官职，各置一人；当时还没有设置詹事，宫中事务无论大小，都由太傅、少傅处理，并设置功曹、主簿、五官等属官。太傅的品秩为中二千石，少傅为二千石。负责教导太子的人员中，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皇太子先行拜礼，诸位太傅、少傅随后答拜。武帝后来认为太子的地位尊贵，于是命三公担任太傅、少傅；由于他们原有官位尊重，所以有时兼任，有时统领。此时侍中任恺是武帝亲近敬重的人，又让他兼任这一职务，这大概是当时的特殊制度。咸宁元年，任命给事黄门侍郎杨珧为詹事，掌管东宫事务，太傅、少傅不再统领属官。杨珧任卫将军后，兼任少傅，便裁撤詹事，于是更加尊崇并扩大太子师傅的教导职责，命太尉贾充兼任太保，司空齐王司马攸兼任太傅，所设置的属官又恢复旧制。太傅、少傅戴进贤两梁冠、黑介帻，穿五时朝服，佩水苍玉，每日俸禄三斛。太康二年，开始在春季赏赐绢五十匹，秋季赏赐绢一百匹、绵一百斤。此后，太尉汝南王司马亮、车骑将军杨骏、司空卫瓘、石鉴都兼任太傅或太保，仍不设置詹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武帝去世。惠帝元康元年，恢复设置詹事，并给太傅、少傅菜田六顷、田驺六人；立夏以后仍未能到田里耕作的人，享受一年的俸禄。设置丞一人，秩为千石；另有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记门下史、录事、户曹、法曹、仓曹、贼曹、功曹书佐、门下亭长、门下书佐、省事各一人，并配给赤耳安车一辆。到愍怀太子在东宫建立官署时，才设置六傅，即三太、三少。因为避景帝司马师的名讳，所以把太师改为太保；太保可以通领、裁决尚书事务，詹事的文书也要经过六傅办理。不过元康以后，太傅、少傅等诸傅有时设置二人，有时三人、四人或六人；到永康年间又不设置詹事。太安以后又设置詹事，一直延续到孝怀帝时期。渡江以后，只有太傅、少傅，不再设置太师、太保。中庶子四人，职掌相当于侍中。中舍人四人，咸宁四年设置，从舍人中选取才学优良者担任。他们与中庶子共同掌管文书，职掌相当于黄门侍郎，地位在中庶子之下、洗马之上。食官令一人，职掌相当于太官令。庶子四人，职秩相当于散骑常侍和中书监、令。舍人十六人，职秩相当于散骑、中书等侍郎。洗马八人，职掌相当于谒者、秘书，主管图籍。举行释奠、讲经时，负责办理有关事务；出行时，值班的洗马在前面开路，导引仪仗威仪。率更令，主管宫殿门户以及赏罚事务，职掌相当于光禄勋、卫尉。家令，主管刑狱、粮食财货和饮食，职掌相当于司农、少府。东汉时主管饮食的食官令，到了晋代食官令自成官署，不再隶属于家令。仆，主管车马和皇太子的亲族事务，职掌相当于太仆、宗正。左右卫率，考察武帝建立东宫时设置卫率，起初称中卫率。泰始五年分为左卫率、右卫率，各统领一军。惠帝时期，愍怀太子居东宫，又增设前卫率、后卫率。到了江左，裁撤前后二率，孝武帝太元年间又恢复设置。

译诸王设置师、友、文学各一人。因避景帝司马师的名讳，所以把师改称傅。友这一官名取自周文王、孔仲尼四友的称号。把太守改称内史，裁撤相和仆。设置郎中令、中尉、大农，合称三卿。大国设置左右常侍各一人，裁撤郎中，设置侍郎二人；典书、典祠、典卫、学官令、典书丞各一人；治书四人；中尉司马、世子庶子、陵庙牧长各一人；谒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一人。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认为齐王司马攸当时很有声望，担心惠帝即位后会留下祸患，于是借追述已故司空裴秀提出的五等封建主张，从容地向武帝共同陈述当时适宜的制度，说：“古代设置诸侯，是为了藩卫王室。如今吴国的敌寇还没有消灭，镇守四方的诸侯责任重大；而诸王担任统帅、都督封国，既然各自在辖区内不受统属，按事理说这是不合适的。再说异姓将领驻守边疆，应该让亲属参与其中；可是诸王、公都在京都，这不符合捍卫王室、巩固万世基业的意义。”武帝起初没有察觉这一用意，于是下诏让有关部门议定制度。有司上奏：按照诸王、公的情况重新制定户数和封邑，都由中尉统领军队。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其余为小国，都把附近的县增益到满一万户。又规定郡公的制度同小国王，也由中尉统领军队。郡侯的制度同不足五千户的小国王，设置一军一千一百人，也由中尉统领。当时只有特意增加鲁公国的户数和封邑；追赠已故司空、博陵公王沈为郡公；将钜平侯羊祜进封为南城郡侯。又有南宫王司马承、随王司马万，分别在泰始年间封为县王，封邑一千户；到这时改定县王制度，把封邑增加到三千户。其制度同郡侯，也设置一军。从此以后，非皇子不得封王；诸王的旁支子弟都是皇家的近属至亲，也各自因土地推恩而受封。大国、次国中，初次受封的王的支子封为公，承袭封王的支子封为侯，再次承袭封王的支子封为伯。小国封户五千户以上，初封王的支子封为子；不足五千户的，初封王的支子以及初封公、侯的支子都封为男；不属于这些情况的，不得封爵。公的制度同五千户国，侯的制度同不足五千户国，也设置一军一千人，由中尉统领；伯、子、男以下各有等级差别，但不设置军队。大国初封王的孙子免除下军，曾孙又免除上军；次国初封王的子孙也免除下军；其余情况都以一军为常制。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一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一千人。尚未前往封国的诸王，大国设置守土兵一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也按照小国的制度。制度施行后，凡增加封邑、迁徙封地的，都按照原奏令其前往封国；但诸公都眷恋京师，哭泣着离去。吴国平定后，齐王司马攸终于前往封国。西晋京城朝廷的制度中，典书令的地位在常侍之下、侍郎之上。渡江以后，侍郎位次在常侍之后，而典书令排在三军官之下。公国没有中尉、常侍和三军；侯国又没有大农、侍郎；伯、子、男只有典书以下的官员，也没有学官、令史等职，官属都依次减少。名山大泽不得作为封国；盐、铁、金、银、铜、锡，始平的竹园，别都的宫室园囿，也都不隶属于封国。那些在朝廷任职的人，待遇与前往封国的王公相同，都由封国自行选任文武官员。诸王公入朝任卿士，而其世子已经成年有能力的，都派往封国处理政务。王、公以下所用的茅社、符玺、车旗、命服，都完全依照泰始初年的旧例。州设置刺史，以及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官员。所辖中郡以上的郡以及江阳、硃提郡，各郡设置部从事一人；小郡也设置一人。另有主簿、门亭长、录事、记室书佐、诸曹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官。总计文职吏员四十一人，卒二十人。各州边远地区，有的地势险要，靠近盗贼、羌人、夷人的地方，又设置弓马从事五十多人。徐州另设淮海从事，凉州设置河津从事，各州设置都水从事一人。凉州、益州设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荆州又设置监佃督一人。各郡都设置太守。河南郡是京师所在地，因此称尹。诸王国以内史承担太守的职务；另设置主簿、主记室、门下贼曹、议生、门下史、记室史、录事史、书佐、循行、干、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书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官员。郡国户数不足五千的，设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的，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一万户以上的，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国都设置文学掾一人。县中大的设置令，小的设置长。另有主簿、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干、游徼、议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书佐干、户曹掾史干、法曹门干、金仓贼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狱小史、狱门亭长、都亭长、贼捕掾等官员。户数三百户以下，设置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户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户以上，职吏四十人、散吏八人；一千户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一千五百户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十八人；三千户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郡国和县在农忙月份，都根据所辖户数多少分等设置散吏，让他们负责劝导农耕。县户数五百户以上都设置乡，三千户以上设置二乡，五千户以上设置三乡，一万户以上设置四乡，每乡设置啬夫一人。乡户数不足一千户，设置治书史一人；一千户以上设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户以上设置史一人、佐二人。县中通常每百户设置里吏一人；土地广大、人口稀少的地方，允许酌情设置里吏，但每名里吏所辖不得少于五十户。户数一千户以上，设置校官掾一人。各县都设置方略吏四人。洛阳县设置六部尉。江左以后，建康也设置六部尉；其他大县设置二人，次县、小县各设置一人。邺、长安设置官吏，依照三千户以上县的制度。四中郎将，都是后汉设置的官职，历经魏、晋，仍各有职掌；到了江左时期，这些官职更加重要。

译护羌、护夷、护蛮等校尉，考察武帝在襄阳设置南蛮校尉，在长安设置西戎校尉，在宁州设置南夷校尉。元康年间，护羌校尉改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改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改为荆州刺史。江左初年裁撤南蛮校尉，不久又在江陵恢复设置；将南夷校尉改称镇蛮校尉。安帝时期，又在襄阳设置宁蛮校尉。护匈奴、护羌、护戎、护蛮、护夷、护越中郎将，考察武帝设置四名中郎将，有的兼领刺史，有的以持节身份担任。武帝又设置平越中郎将，驻在广州，主管护卫南越。志第十五。舆服。史臣说：从前黄帝乘云车、效法驾车之制，颛顼垂衣而治；黄帝穿黑色上衣、浅红色下裳，帝喾放勋乘红车白马，配合三微的次序，舍弃以寅、丑为岁首的建正制度。黑色戈戟和玉制兵刃相互辉映。至于参旗分布星光，帝车含藏光耀，又是用来护卫南宫、增添北极光彩的。《月令》说，季夏之月，要命妇官染制彩帛；赤红、丹红等颜色各有等级次序，各有品级纹章。高大的旗帜有日月的形象，车前横木上的仪饰也有显示威严仪态的选择；衣服配有鞙珮，车轭横木上悬着发声的和铃。因此，邪恶之物都被防闲排斥，不得进入。至于给万物确定名称，补足天地四方的纲维，疏导怀山之水，平息倾覆上天的灾害，功劳越显著，装饰就越华美；德行越盛大，服饰就越尊贵，无不以质朴良善为本，用来成就其美。《尚书》说：‘明确考察功绩，按照功劳赏赐车服。’《礼记》说：‘鸾车，是有虞氏的车；钩车，是夏后氏的车；大路，是殷代的车；乘路，是周代的车。’又以韨上的火、山、龙等纹饰来贯通表达其意义。前代史书认为，圣人看见鸟兽的形貌、草木的花华，才开始创制衣冠，使黑、黄等颜色各有区别；看见秋日蓬草独自旋转、北斗杓和觿星横向排列，于是制作车舆车轮，使方、圆各有法则。遇到事物便取其形象，触类旁通而创制端绪。周代沿袭殷代，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周成王举行会盟时，坛上垂挂着羽饰；五方诸侯盛大来会，其中有八十种礼物。宗马鸟旌等旗帜，无论到哪里都能使人归服，殷公、曹叔也在这里低头臣服。《周礼》说，巾车氏在朝会时树立大赤旗，在出兵时树立大白旗。雅正的制度十分完备，应当遵循遗留下来的规范；接待宾客有不同的法度，军队出行有不同的规制，因此仪容严肃恭敬，使武威更加光明；钩膺、鞗革等马饰，又使文采得到彰显。六服所配的冠冕、五时所用的车舆，是天子的常制，各有等级差别。到了礼制事业衰败讹乱、人情放纵失常之时，诸侯互相征伐，法度规范沦亡；齐国以一身紫衣扰乱服饰制度，邹国又把长缨混同为玩物。孔子说：‘君子学习广博，服饰却应合乎乡俗。’至于豪杰不遵常法、平民触犯典制，有人在郑伯门前插戴鹬冠，有人在春申君府第踩着珠履。秦始皇兼并天下后，收取各国遗留下来的车服制度：丰貂来自东方，獬豸来自南方，又有黑色旗帜、黑色旒饰的制度，以及旄头、罕车的装饰，把九国诸侯朝廷的陈设摹写在咸阳北坂；各种车舆的色彩各自树立纹饰，这就是所谓秦人把制度大为完备，陈列战国以后各国车服的情形。后来秦始皇以水德治理天下，布设罗网，焚尽经书，抹杀三代制度，以金根车作为帝王的车，以袀玄作为祭服，废弃六冕制度。汉高祖进入关中后，仍然沿用秦代制度。汉世宗汉武帝发挥英雄才略，继承文帝、景帝积累的国力，设置扬霓、拂翳、皮轩、记鼓等车，横渡汾河祭祀后土，登上甘泉山祭祀昊天；太常献上仪仗制度，称为大驾，车一千乘，骑兵一万匹。到了成帝时，因为宠幸赵飞燕，在属车之间设置豹尾；又有杨雄所说的张扬射天狼的威弧、张曜日光的灵旄，车马仪仗并列铺陈，如雾聚云合。后来王氏专擅朝政，战车常常停用；赤眉之乱后，车服礼仪荡然无存。建武十三年，吴汉平定蜀地，才开始送来宝贵的车舆辇车，宫庭中的装饰逐渐完备。汉明帝采纳《周官》《礼记》的制度，重新制定衮服纹章；天子戴通天冠，佩玉玺。魏明帝认为黼黻服饰过于华美，有僭越之嫌，于是随着纹章等级而削减仪饰，所废弃的有一半。高堂隆上奏说：‘改正朔、区别徽号，是帝王用来使政令神圣、改变百姓视听的办法。’明帝采纳他的意见，把青龙五年改为景初元年，服色崇尚黄色，这是取法地德的正色。晋世祖武皇帝承受上天和人们的赐予，开创司马氏晋朝的基业；接受禅让的礼仪，都依照唐尧、虞舜的旧事。晋朝属金德，服色却崇尚赤色，难道是有关官员失传了吗？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合称五路，都是天子的法定车舆；车轮都用朱色分段涂漆，绘成【疑：▯虡】纹。车轮三十幅，取法月亮的数目；车毂重叠，配有两道车辖，用赤油涂饰，宽八寸、长三尺，向下抵着地面，系在两根车轴的轴头上，称为飞軨。车舆用金箔盘绕的龙纹装饰，环绕车舆两侧的倚较；较很重，上面雕成伏着的文兽，车轼上有龙首衔着车轭，左右有吉阳筩，鸾雀立在车衡上，车辕和轓上绘有【疑：▯虡】纹。车顶为青盖，里面涂黄，称为黄屋。车盖顶端设置金色华饰，装在【疑：▯▯】的末端；共有二十八根【疑：▯▯】，用来象征星宿。车厢后部两侧都用玳瑁制成鹍翅，再加上金银雕饰，所以世人也称它为金鹍车。把旂旗斜插在车的左边，又在车右边加置棨戟，都装在袋中并固定设置。棨戟用黻纹绣袋套住，袋上绣成亚字形，并系着大蛙蟆幡。车轭长一丈多。在戟的顶端装牦牛尾，粗大如斗，放在左骖马的轭上，这叫左纛。车辕都弯曲向上，取《礼纬》所说‘山车垂句’的意义，意思是不用揉曲也能自然弯曲。玉路、金路、象路分别用玉、金、象来装饰车，因此以此命名；革路用漆革装饰，木路用漆木装饰。其制度是：玉路最尊贵，树立太常旗，十二旒，旗杆高九仞，旒垂到地面，绘有日月和升龙，用于祭祀上天。金路树立大旂，九旒，用于会见天下诸国的宾客，也赐给上公以及王的嫡母、同母弟。象路树立大赤旗，通体赤色而不绘图案，用于临朝听政，也赐给诸侯。革路树立大白旗，用于出兵作战，也赐给四镇诸侯。木路树立大麾，用于田猎，麾旗为黑色，也赐给藩国。玉路驾六匹黑马，其余四路都驾四匹马；马都用黄金装饰鬃毛，并插上雉尾。马衔用象牙制成，马镳上雕刻花纹；锡在马面上，就是所谓当颅。金【疑：B080】上有方形釳；所谓金【疑：B080】，是指用金色【疑：B080】作为纹饰。釳用铁制成，大三寸，中间低、两头高，形状像山，中间穿入雉尾并系牢。繁缨用赤色罽和易茸制作，金饰十二件。繁缨是马的装饰带，位于马胸前，形状像绳索和裙子。五路都有锡鸾装饰，发出和铃声，钩膺、玉瓖等马饰；钩膺就是繁缨，瓖是马带上玉玦的名称。车辕雕成龙形，车衡上的环饰华美。辀，就是车辕，车辕前端做成龙的形象；轙，就是车衡上的环，用来承受鸾铃。车上有朱幩；幩是装饰，君主用朱色带子缠绕马镳，以遮挡汗水，作为装饰。举行法驾出行时，五路各有专门的使用场合，并不同时出动；临轩举行大朝会时，则把乘舆车、辇车、旌旗、鼓乐陈列在殿庭中。

译车中供人坐乘的称安车，供人倚靠乘坐的称立车，也称高车。考察《周礼》，只有王后有安车，天子也没有。自汉代以来制定天子乘舆，才有安车。青色立车、青色安车、赤色立车、赤色安车、黄色立车、黄色安车、白色立车、白色安车、黑色立车、黑色安车，共十辆，称为五时车，民间俗称五帝车。天子亲自乘用时驾六匹马，其余都驾四匹。每车树立十二旂，颜色各与车相同。立车直立旗帜，安车则斜插旗帜。所驾马匹也各随五时的颜色；白马则把【疑：▯▯】尾涂成朱色。左右骖马都用金【疑：B080】装饰、镂锡；车为黄屋，左边设左纛，制度如金根车，出行时跟在后面。五牛旗，是平定吴国后制造的；以五头牛树旗，车上设置五头牛，青牛、赤牛在左，黄牛在中，白牛、黑牛在右。把旗竖在牛背上，行进时让人抬着。牛的意义，大概取其负重远行而安稳。旗子通常缠束不展开，这就是所谓‘德车结旌’；天子亲自出兵时才展开旗子，这叫‘武车绥旌’。金根车驾四匹马，不树旗帜；车上部像画轮车，下部仍保留金根车的装饰。耕根车驾四匹马，树立赤旗，十二旒，是天子亲自耕田时乘坐的车。又名芝车、三盖车。车轼上放置耒和耜。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换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牲畜用白色；作战时乘黑车、驾白头马，树立大赤旗；朝会时树立大白旗，这是奉行殷代制度。泰始二年，有司上奏说：‘应当像有虞氏遵循唐代旧制一样，都采用前代的正朔和服色；金根车、耕根车，都应树立赤旗。’武帝采纳了这一意见。辇，考察自汉代以来就是君主乘坐的车，魏、晋两代天子小规模出行时便乘坐它。戎车驾四匹马，是天子亲自出兵时乘坐的车。车上装载金鼓、羽旗、幢、翳，车轼上放置弩；所树的矛、麾都斜插着。猎车驾四匹马，是天子校猎时乘坐的车。车轮有重叠的轮辋，轮子宽大，外面盘绕龙纹。又名阘戟车、蹋猪车。魏文帝改称蹋兽车。《礼记》说‘国君不乘奇车’，这里的奇车也是猎车。古代天子打猎时乘木辂，后人用猎车代替。游车共九乘，每车驾四匹马，是作为先驱的车。云罕车，驾四匹马。皮轩车，驾四匹马，车厢用兽皮装饰。鸾旗车驾四匹马，是先导车所载的车。鸾旗，是把羽毛、旄尾剖开编缀，排列系在幢的旁边。建华车驾四匹马，共两乘，出行时分列左右。轻车驾两匹马，是古代的战车。前后共二十乘，分列左右。车舆、车轮涂成通体朱色，不设帷幔，也不设车盖；树立矛、戟、麾、幢，车轼上放置弩【疑：{▯服}】。大驾、法驾出行时，射声校尉、司马、吏士、战士乘坐此车，按次序列在属车之后。司南车又名指南车，驾四匹马。车下部的形制像楼阁，共三层；四角有金龙口衔羽葆；雕木制成仙人，身穿羽衣，站在车上。车子即使转动行驶，仙人的手也始终指向南方。大驾出行时，它作为前导、先行启路的车。记里鼓车驾四匹马，形制像司南车，车中有木人手执木槌面向鼓，车行一里便敲一下。羊车又名辇车，车上部像轺车，有伏兔形的车箱，车轮和车轭涂漆并绘有图案。武帝时，护军羊琇常常乘坐羊车，司隶校尉刘毅纠察弹劾他的罪过。画轮车驾牛，因为用彩漆绘画车轮和车毂，所以称为画轮车。车上竖起四根夹杖，左右开有四面可远望的窗，设绿色油饰的幢、朱色丝络和青色交路；车上部的形制各方面都像辇车，下部仍像普通的犊车。古代贵人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令实施到末期，诸侯势力衰弱，贫穷的诸侯甚至乘坐牛车，此后牛车逐渐被视为尊贵。自汉灵帝、献帝以来，天子直到士人都把它作为常用车；天子出朝堂举哀时也乘坐它。属车，一名副车，一名贰车，一名左车。汉代沿袭秦制，大驾有属车八十一乘，出行时从中央分向左右排列行进。法驾有属车三十六乘。最后一辆车悬挂豹尾，豹尾以前的属车，等级相当于宫省中的车。属车都用黑色车盖，里面涂朱色。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都驾牛。阳遂四望繐窗皁轮小形车，驾牛。象车在汉代仪仗中排在最前面。武帝太康年间平定吴国后，南越进献驯服的大象，武帝下诏制作大车来驾载它，车上载黄门鼓吹数十人，并让南越人骑象。元正大朝会时，驾着大象进入殿庭。西晋京城大驾仪仗。最前面是象车，配鼓吹一部，共十三人，行在道路中央。其次是静室令，驾一匹马，行在中央；式道候二人，驾一匹马，分列左右。其次是洛阳尉二人，骑马，分列左右。其次是洛阳亭长九人，乘赤车，驾一匹马，分为三道；每道由吹正二人在前引导。其次是洛阳令，乘黑车，驾一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河南中部掾，行在中央；河桥掾在左，功曹史在右，都驾一匹马。其次是河南尹，驾四匹马，有持戟吏六人。其次是河南主簿，驾一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河南主记，驾一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司隶部河南从事，行在中央；都部从事在左，别驾从事在右，都驾一匹马。其次是司隶校尉，驾三匹马，有持戟吏八人。其次是司隶主簿，驾一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司隶主记，驾一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廷尉明法掾，行在中央；五官掾在左，功曹史在右，都驾一匹马。其次是廷尉卿，驾四匹马，有持戟吏六人。其次是廷尉主簿、主记，共驾一匹马，列在左边。太仆的引从人员与廷尉相同，列在中央。宗正的引从人员与廷尉相同，列在右边。其次是太常，驾四匹马，行在中央，有持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在左，五官掾、功曹吏在右，都驾一匹马。其次是光禄的引从人员，行在中央。太常主簿、主记在左，卫尉的引从人员在右，都驾一匹马。其次是太尉外督令史，驾一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西、东贼曹、仓曹、户曹等属官，共驾一匹马，作为引从。其次是太尉，驾四匹马，行在中央。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共驾一匹马，列在左边。其次是司徒的引从人员，驾四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司空的引从人员，驾四匹马，行在中央。三公各有骑马令史、持戟人员八人，鼓吹各一部，每部七人。其次是中护军，行在中央，驾四匹马。仪仗左右各分两行，戟、盾在外，弓、箭在内；配鼓吹一部，共七人。其次是步兵校尉在左，长水校尉在右，都驾一匹马。各自的仪仗左右分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部，每部七人。

译其次是射声校尉在左，翊军校尉在右，都驾一匹马。各自的仪仗左右各分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部，每部七人。其次是骁骑将军在左，游击将军在右，都驾一匹马。两人的仪仗都在左右引导，各分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部，每部七人。骑兵队伍左边五队、右边五队，每队五十匹马，由命中督二人分领左右。各有持戟吏二人，麾幢单独高举，鼓置于队伍前面。其次是左将军在左，前将军在右，都驾一匹马。两人的仪仗左右各分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部，每部七人。其次是黄门麾骑，行在中央。其次是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每部十三人，驾四匹马。八校尉负责护卫仪仗，左右各四行：外层是大戟、盾，里面是九尺盾，再里面是弓箭，最里面是弩；由熊渠、佽飞督分别统领。其次是司南车，驾四匹马，行在中央；护驾御史骑马，分列左右夹护。其次是谒者仆射，驾四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御史中丞，驾一匹马，行在中央。其次是武贲中郎将，骑马，行在中央。接着是九游车，行在道路中央；武刚车夹在左右，与其并行，均驾四匹马。接着是云罕车，驾四匹马，行在道路中央。接着是阘戟车，驾四匹马，行在道路中央，长戟斜着向后倒置。接着是皮轩车，驾四匹马，行在道路中央。接着是鸾旗车，行在道路中央；建华车分列左右，均驾四匹马。接着是护驾尚书郎三人，都官郎在道路中央，驾部在左，中兵在右，均骑马。又有护驾尚书一人骑马，负责统领调度前后队伍，位置没有固定。接着是相风，行在道路中央。接着是司马督，在前面，行在道路中央。左右各有司马史三人领引仪仗，左右各六行，外侧有大戟、楯两行。接着是九尺楯，接着是刀楯。接着是弓箭，接着是弩。接着是五时车，左右有遮列骑兵。接着是典兵中郎，行在道路中央，负责统领调度前后队伍，位置没有固定。左边是殿中御史，右边是殿中监，均骑马。接着是高盖车，行在道路中央；左边是罼，右边是罕。接着是御史，行在道路中央，左右各有节郎四人。接着是华盖，行在道路中央。接着是殿中司马，行在道路中央。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细楯一行在弩的内侧，另有殿中司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接着是扌罡鼓，行在道路中央。接着是金根车，驾六匹马，行在道路中央。由太仆卿驾车，大将军陪乘。左右又各增加三行，共九行。司马史九人领引，其中大戟、楯两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细弩一行，迹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再加上细楯、殿中司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车上树立十二面青旂。左将军骑马在左，右将军骑马在右；殿中将军手持凿脑斧夹护车旁。车后是衣书主职率领的步兵随从，共六行，左右合计三十二行。接着是曲华盖，行在道路中央。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均骑马，分列左右。接着是黄钺车，驾一匹马，在左边；御麾骑兵在右边。接着是相风，行在道路中央。接着是中书监骑马在左，秘书监骑马在右。接着是殿中御史骑马在左，殿中监骑马在右。接着是五牛旗，赤旗、青旗在左，黄旗在中，白旗、黑旗在右。接着是大辇，行在道路中央。太官令、太官丞在左，太医令、太医丞在右。接着是金根车，驾四匹马，不树旗。接着是青立车、青安车、赤立车、赤安车、黄立车、黄安车、白立车、白安车、黑立车、黑安车，共十辆，均驾四匹马。树旗十二面，旗色与车色相同。立车上的旗正直竖立，安车上的旗向后斜拖。接着是蹋猪车，驾四匹马，行在道路中央，不树旗。接着是耕根车，驾四匹马，行在道路中央，树赤旗十二面；熊渠督在左，佽飞督在右。接着是御轺车、御四望车、御衣车、御书车、御药车，均驾牛，行在道路中央。接着是尚书令在左，尚书仆射在右；又有尚书郎六人，分列左右，均驾车。又有治书侍御史二人分列左右，又有侍御史二人分列左右，又有兰台令史分列左右，均骑马。接着是豹尾车，驾一匹马。从豹尾车以后，卤簿仪仗就结束了。只是用二十张神弩夹道排列，一直到后部鼓吹。每五张神弩设置一名将领，左右各两名将领。接着是轻车二十辆，分列左右驾行。接着是流苏马六十匹。接着是金钺车，驾三匹马，行在道路中央。左右护驾尚书郎连同令史，均骑马，各一人。接着是金钲车，驾三匹马，行在道路中央。左右护驾侍御史连同令史等，均骑马，各一人。接着是黄门后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接着是戟鼓车，驾牛，共两辆，分列左右。接着是左边的大鸿胪外部掾，右边的五官掾、功曹史，均驾车。接着是大鸿胪，驾四匹马，有钺吏六人。接着是大司农的引从，行在道路中央；左边是大鸿胪主簿、主记，右边是少府的引从。接着是三卿，均骑马；有吏四人、铃下二人、执马鞭开道的六人、手执方扇的羽林十人，均穿朱衣。接着是领军将军，行在道路中央。卤簿仪仗左右各两行，九尺楯在外，弓箭在内，鼓吹仪仗如护军。接着是后军将军在左，右将军在右，各自的卤簿、鼓吹如同左军将军、前军将军。接着是越骑校尉在左，屯骑校尉在右，各自的卤簿、鼓吹如同步兵校尉、射声校尉。接着是领护骁骑、游军校尉，均骑马；吏四人骑马夹道，都督兵曹各一人骑马在中间。骑将军四人，以及骑校、鞉角、金鼓、铃下、信幡、军校，都驾一辆车。功曹吏、主簿均骑马跟随。▯散扇、幢、麾各有一名骑兵，鼓吹一部，共七骑。接着是领护军，增加大车斧，五官掾骑马跟随。接着是骑兵十队，每队五十匹马。每队有将一人、持幢一人、持鞉一人，均骑马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骑马在后；由羽林骑督、幽州突骑督分别统领。郎簿十队，每队五十人。每队有穿绛袍的将一人，骑兵、持鞉者各一人，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步行在后。骑兵都手持长矛。接着是大戟一队、九尺楯一队、刀楯一队、弓一队、弩一队，每队五十人。穿黑袴褶的将一人、骑校和鞉角各一人步行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步行在后。由金颜督将统一统领。

译皇太子乘安车，驾三匹马，左右各有一匹騑马。车轮涂朱，车厢两侧倚靠兽形栏木，车前有伏鹿形横木。车上九旒，绘有下降的龙；青色车盖，饰有二十八枚金华蚤。黑色车舆，绘有文饰的轓，车辕有文饰，均以黄金涂饰并绘五彩。这也叫鸾路。不是法驾时，就乘画轮车：车上开四面窗，设绿色油幢，以朱丝绳作络，两侧车厢内用金锦装饰，以黄金涂饰并绘五彩。副车三辆，形制与所乘车相同，只是不画车轮。王乘青盖车，皇孙乘绿盖车，均驾三匹马，左右各有騑马。云母车，是在犊车上用云母装饰而成的车。臣下不得乘用，只用来赐给王公。皁轮车驾四头牛，形制仍像犊车，只是车轮、车毂涂黑漆，车上加青色油幢，以朱丝绳作络。诸王、三公中有功勋德行的人，才特别加赐这种车。官位达到公爵者，还可有四望车、三望车或夹望车。油幢车驾牛，形制如皁轮车，只是不再给车毂上漆。王公大臣中有功勋德行的人，才特别赐给这种车。通幰车驾牛，仍像如今的犊车，只是把车幰高高撑起，使其完全覆盖车身。诸王、三公都乘用它。诸公各获赐朝车一辆，驾四匹马；安车一辆，黑耳，驾三匹马；皁轮犊车各一辆。从祭酒、掾属以下直到令史，都穿皁零，以代替朝服。武官中的公爵另赐大车。特进以及车骑将军、骠骑将军以下的诸大将军中，不开府、不是持节都督的，赐安车一辆，黑耳，驾二匹马；轺车一辆，设车耳和后门。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谒者仆射，在郊祀、宗庙、明堂举行正式出行礼时，都乘大车站立乘坐，驾四匹马。前后导从乘大车，驾二匹马，右边配一匹騑马。其他出行时乘安车。离职退休、告老还乡时，赐安车和四匹马。郡县公侯乘安车，驾二匹马，右边配一匹騑马。车轮都涂朱，车厢两侧倚鹿形栏木，车前有伏熊形横木；车身黑色，车盖用黑色绢。公爵的旗有八旒，侯爵七旒，卿五旒，都绘有下降的龙。中二千石、二千石都用黑色车盖，朱色双轓，车饰用五彩铜，驾二匹马。中二千石以上，右边配騑马。千石、六百石，左轓为朱色。车轓长六尺，下部弯曲处宽八寸，上部业宽一尺二寸，长九丈，十二初；后端收缩一寸，像月亮初生时的形状，表示不敢自满。王公的世子代替父亲接受命令、主持国政时，乘安车，驾三匹马，旗有七旒；封侯的世子用五旒。太康四年，制定制度说：“依照汉代旧例，给九卿朝车一辆，驾四匹马；安车一辆。”太康八年，下诏说：“诸位尚书中兼任军校并加授侍中、常侍官职的，都赐给传事乘用的轺车，并赐剑，可以进入殿省之中，和侍臣一同上下出入。” 大使车，乘车者站立，驾四匹马，有红色帷裳，并由驺骑导引跟随。旧制中，公卿、二千石官员到郊庙、上陵或随驾时乘大使车，其他出行时乘安车。小使车，乘车者不站立，驾四匹马，属于轻车一类。兰舆全车为朱色，车毂红色，车前挡泥板红色，车盖白色，帷裳红色，跟随的驺骑四十人。另有一种小使车，红色车毂、黑色车盖，供追捕、审理案件以及押取人员或物品的人乘用。各种使车的车轮都涂朱，车衡和轭也为红色。追锋车，去掉小平盖，增设通幰，形制如轺车，驾二匹马。“追锋”这个名称，大概是取其迅速之意；用于军阵之间，便作为传乘车。轺车，是古代的军车。一匹马驾的叫轺车，两匹马驾的叫轺传。汉代尊贵辎軿车而轻视轺车，魏晋则重视轺车而轻视辎軿车。三品以上将军、尚书令所乘轺车有黑色车耳和后门，并用黑色车轮；仆射所乘的只有后门而没有车耳，也用黑色车轮。尚书和四品将军所乘的没有后门，车毂和车轮涂漆。中书监、令的车制同仆射；侍中、黄门、散骑在初次受拜以及拜谒陵庙时，也可以乘这种车。皇太后、皇后的法驾，乘重翟羽盖金根车，驾青辂，帷裳青色；车毂绘云纹，车辕有彩绘，均以黄金涂饰并绘五彩；车盖边缘装饰金华蚤，驾三匹马，左右各有騑马。到宗庙行礼时用小驾，则乘紫罽軿车，车毂绘云纹，车辕有彩绘，均以黄金涂饰并绘五彩，驾三匹马。不是法驾时，皇太后乘辇，皇后乘画轮车。皇后亲自参加先蚕礼时，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匹騩马；騩是浅黑色的马。油画两辕安车驾五匹騩马，作为副车。又有金薄石山軿车、紫绛罽軿车，都驾三匹騩马，作为副车。女旄头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同乘载安车，分列驾车。女尚辇十二人乘辎车，分列驾车。女长御八人乘安车，分列驾车。三夫人乘油軿车，驾两匹马，左边配騑马。贵人所乘车的车辕有彩画。三夫人协助先蚕礼时，乘青交路安车，驾三匹马，副车都用紫绛罽軿车。九嫔、世妇乘軿车，驾三匹马。长公主乘赤罽軿车，驾两匹马。公主、王太妃、王妃都乘油軿车，驾两匹马，右边配騑马。公主乘油画安车，驾三匹马，青交路；以紫绛罽軿车驾三匹马作为副车。王太妃、三夫人也相同。公主协助先蚕礼时，乘油画安车，驾三匹马。公主有预先设置仪仗的待遇时，乘青交路安车，驾三匹马。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县乡君以及各郡公侯的特进夫人协助先蚕礼时，乘皁交路安车，驾三匹马。诸侯监国世子的世妇，以及侍中、常侍、尚书、中书监令、卿、校尉等官员的世妇和命妇协助先蚕礼时，乘皁交路安车，分列驾车。郡县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的夫人参加朝会和先蚕礼时，各乘丈夫的安车，均在右边配騑马，车用皁交路和皁帷裳。除非参加公事朝会，否则不得乘轺车，只能乘漆布辎軿车，车饰用五彩铜而已。王妃、特进夫人以及受封为郡君的，乘安车，驾三匹马，用皁交路。受封为县君、乡君的，乘油軿车，驾两匹马，右边配騑马。

译自从晋室渡过长江以后，旧有章法大多残缺。元帝登上帝位后，才开始制造大路、戎路各一辆，都是古代金根车的制度，不再有车马充庭的仪式。至于郊祀等大事，便临时装饰其他车辆来应付使用。天子亲自出征时使用戎路，去掉车盖后乘坐；属车只有五辆。车上加绿色油幢、朱丝路，装饰青交路，均以黄金涂饰并绘五彩；车轮和车毂仍是素色，两侧车厢没有金锦装饰。其中一辆又是轺车。按照旧仪，天子乘车驾六匹马；当时已经不再有驾六马的车，五路都只驾四匹马，而且都用黑色，因此称为玄牡。不再有五时车，遇到事务便临时用马车代替，并在车上树旗。后来只是用五色木牛象征五时车，把旗竖在牛背上，出行时让人抬着走。牛的含义，大概是取其能负重远行而安稳。旗子通常缠卷着，不舒展旗旆，这就是所谓“德车结旌”。只有天子亲自出兵时，五旗才舒展旗旆，这就是所谓“武车绥旌”。指南车渡江后遗失，到了义熙五年，刘裕攻破广固，才重新得到它，于是让工匠张纲修补整理，使它可以使用。义熙十三年，刘裕平定关中，又得到司南车、记里车等，车辆制度才算完备。辇车的制度渡江后也失传了。太元年间，谢安任意仿制了一辆；等到在淮水之上击破苻坚，获得京都旧有的辇车，形制没有差别，大小也完全相同，当时人都佩服谢安记忆精确。义熙五年，刘裕擒获慕容超，得到金钲辇和豹尾，旧式仍然保存着。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举行释奠礼。制度规定说：“如今正处于草创时期，还没有高车，可以乘安车。”太元年间，东宫建立，乘路上有青、赤两色旂旗，引起疑问。徐邈议论说，太子既然没有完备五路，赤旂应当省去。汉代制度中，太子的鸾路都称作安车。自晋室渡江以后，礼仪疏漏错乱，王公以下的车服低下混杂，只有东宫的礼秩尊崇特殊，上承天子的辰极，下可纳受侯王。而安帝作为皇太子时乘石山安车，形制如金路，这种制度经典中没有记载，事情也没有依据。中宫刚建立以及举行先蚕礼时，都使用法驾。由太仆的妻子驾车，大将军的妻子陪乘，侍中的妻子陪坐；丹阳尹、建康令以及公卿的妻子负责导引，各自乘坐丈夫的车，穿用丈夫的服饰，其中许多职务暂时由宫人代理。《周礼》中，弁师掌管六冕，司服掌管六服。此后历代君王的制度直到庶人，各有等级差别。秦朝改变古制后，郊祀所穿的服装都用纯黑色，旧有礼法完全废弃。汉朝承袭秦朝的弊病，西汉二百多年仍未能建立相应制度。到东汉中兴以后，明帝才开始采纳《周官》《礼记》《尚书》以及各位儒者的记载和解释，重新完备衮冕服制。天子的车乘、冠服采用欧阳氏的说法，公卿以下采用大小夏侯氏的说法，开始制定天子、三公、九卿、特进的服饰制度；侍奉祭祀天地、明堂时，都戴有旒的冕，并兼采五种冕的制度，合为一套服装。天子具备十二章纹，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都具备五种色彩。魏明帝认为公卿衮衣上的黼黻纹饰与至尊相近，便大加减损，开始规定天子的服装用刺绣纹样，公卿的服装用织成纹样。晋朝受命后，遵循这一制度，没有改变。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庙，元会临轩时，戴黑色介帻、通天冠和平冕。冕的表面黑色，里面朱绿相间，宽七寸，长二尺二寸，加在通天冠上；前圆后方，垂白玉珠，设十二旒，用朱色丝带作缨，没有緌。佩戴白玉，冕上垂有珠饰，黄色大旒；绶带用黄、赤、缥、绀四色。上衣黑色，下裳绛色，前面三幅，后面四幅；衣上绘画、裳上刺绣，图案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共十二章。素色大带宽四寸，里层朱色，两侧用朱绿加以装饰。中衣用绛色镶领和袖口。用红色皮革做韨，穿绛色袴袜和红色鞋。尚未加元服的人，戴露顶介帻。举行释奠先圣礼时，穿皁纱袍，绛色镶边的中衣，绛色袴袜和黑鞋；临轩时也戴衮冕。朝服为九寸高的通天冠，饰金制博山颜，戴黑色介帻，穿绛纱袍和皁色镶边中衣。拜谒陵墓时，戴黑色介帻，穿单衣。杂服有青、赤、黄、白、缃、黑等颜色，配介帻、五色纱袍、五梁进贤冠、远游冠、平上帻和武冠。素服为白色▯单衣。后汉以来，天子的冕前后旒都使用真正的白玉珠。魏明帝喜欢妇女的装饰，改用珊瑚珠。晋初仍旧，没有改变。渡江以后，服饰章法大多残缺，冕饰改用翡翠、珊瑚和杂色珠子。侍中顾和上奏说：“旧礼规定，冕有十二旒，使用白玉珠。如今美玉难以得到，不能备齐，可以使用白璇珠。”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通天冠本是秦代制度，高九寸，正直竖立，冠顶稍向后倾，随后直下；用铁制成卷梁，前面有展筒，冠前加金制博山述，是皇帝平日常穿服装时所戴的冠。平冕是王公、卿在郊庙协助祭祀时所戴的冠。王公有八旒，卿有七旒。用丝带作缨，颜色与他们所用的绶带相同。王公的衣服绣山龙以下九章，卿的衣服绣华虫以下七章。远游冠，傅玄说是秦代的冠。形制像通天冠，但前面没有山述，冠前横置展筒。皇太子、王后的皇后、皇帝的兄弟以及皇帝的儿子中受封为郡王者戴这种冠。诸王若兼任其他官职，便戴所任官职规定的冠服，只有太子和王后的皇后平常戴远游冠。太子用翠鸟羽毛作緌，并缀白珠；其余人只用青丝。缁布冠，蔡邕说就是委貌冠。上古用布制冠，斋戒时把它染成黑色。缁布冠是男子第一次加冠时所戴的冠。它的形制有四种：一种像武冠，一种像进贤冠，一种上方下部像帻的额头，还有一种上尖下方。举行乡射礼时，公卿戴委貌冠，用皁色绢制成。形状像倒扣的杯子，与皮弁的制度相同，长七寸，高四寸。上衣黑色，下裳素色，中衣用皁色镶领和袖口。负责礼事的人戴皮弁，用鹿皮制成。

译进贤冠，是古代缁布冠遗留下来的形式，大概是文儒者所穿戴的冠服。前部高七寸，后部高三寸，长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和一梁之别。君主举行加元服礼，先加缁布冠，随后戴五梁进贤冠。三公以及封为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乡侯、亭侯的，戴三梁冠。卿、大夫、八座、尚书、关中内侯、二千石以及千石以上官员，戴二梁冠。中书郎、秘书丞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太子洗马、舍人以及六百石以下直到令史、门郎、小史，都戴一梁冠。汉建初年间，太官令戴二梁冠，因为亲自检查御膳，职责重要。博士戴二梁冠，是为了尊崇儒学。宗室刘氏也可以戴二梁冠，表示提高其服饰等级。武冠，又名武弁、大冠、繁冠、建冠、笼冠，就是古代的惠文冠。有人说是赵惠文王所创，因此得名；又有人说“惠”就是“蟪”，冠上的纹饰细密轻巧，像蝉翼，所以叫惠文。还有人说，齐人见到千年干涸泽中的神兽，名叫庆忌，戴大冠，乘小车，喜好奔驰，于是仿照它的冠制作并穿戴。汉代幸臣闳孺任侍中时，都戴大冠。天子举行加元服礼时也先加大冠，左右侍臣以及各位将军、武官都普遍佩戴。侍中、常侍还加金珰，以附蝉作为装饰，插貂毛，用黄金作簪竿；侍中插在左边，常侍插在右边。胡广说：“从前赵武灵王改穿胡服，用金貂装饰冠首。秦灭赵后，把赵王的冠赐给侍臣。”应劭《汉官》说：“有人解释认为，金取其刚强，经过百炼也不损耗；蝉居高处饮清露，嘴在腋下；貂内里刚劲强悍，外表柔软华美。”又因为蝉取其清高、饮露而不食，貂取其紫色深润、毛色不显得炫耀，金则贵在宝贵光洁，所以这些含义也各有所取。有人认为北方寒冷，胡人常用貂皮温暖额头，后世仿效这一做法，于是把貂附在冠上。汉代所用的貂毛为赤黑色，王莽时用黄色貂毛，都是随着各自所崇尚的服色而定。高山冠又名侧注，高九寸，用铁制成卷梁，形制像通天冠。冠顶直竖，不向后倾，也没有山述和展筒。所谓高山，是取《诗经》“高山仰止”之意，表示矜持庄重、尊敬宾客。中外官、谒者、谒者仆射所戴。胡广说：“高山冠是齐王的冠。傅氏说‘桓公喜欢戴高冠、束大带’。秦灭齐后，把齐王的冠赐给谒者和近臣。”应劭说：“高山冠就是现在的法冠，秦代的行人使官也戴它。”而《汉官仪》说“皇帝戴高山冠，冠缨像飞鸟羽翮”，这样看来，天子有时也戴这种冠。《傅子》说：“魏明帝认为它的形制像通天冠、远游冠，所以改令其形制降低。” 法冠又名柱后冠，有时称獬豸冠。高五寸，用縰制成展筒；用铁制成柱卷，取其不弯曲屈挠之意。侍御史、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以及一切执掌法律的官员都戴它。有人说獬豸是神羊，能用角触击邪佞。《异物志》说：“北方荒远之地有一种兽，名叫獬豸，只有一只角，天性能够辨别曲直。看见人争斗，就触击理亏的人；听见人争论，就咬不正直的人。楚王曾经捕获这种兽，于是仿照它的形状制作衣冠。”胡广说：“《春秋左氏传》记载，晋侯在军府观看，见到钟仪，问‘戴着南冠而被拘禁的人是谁？’南冠就是楚冠。秦灭楚后，把楚国的冠服赐给执法大臣。” 长冠又名齐冠，高七寸，宽三寸，用漆纚制成，形状像木板，里面用竹子作衬。汉高祖地位低微时，用竹皮制作这种冠，后世因此称为刘氏冠。后来去掉竹子，改用漆纚。司马彪说：“长冠大概是楚国制度。民间有时称它为鹊尾冠，不对。发生日食时要戴长冠，祭祀宗庙和其他祭祀时也戴它。这是高祖所创，后世把它作为祭服，是极其尊敬的表现。” 建华冠用铁制成柱卷，贯穿九枚大铜珠；古代使用杂木珠，原宪所戴的华冠就是这种。又据《春秋左氏传》，郑国子臧喜欢聚集鹬冠，说的就是建华冠。祭祀天地、五郊、明堂时，舞人戴它。汉代《育命舞》的乐人也戴它。方山冠的形制像进贤冠。郑展说：“方山冠用五彩縠制成。”汉代《大予》《八佾》《五行》的乐人所戴，冠和衣服分别按照所代表的五行方位颜色制作，戴着它们起舞。巧士冠前部高七寸，冠身前后相通，直竖而立。这种冠不常使用，汉代只有祭祀上天时，黄门从官四人戴它；他们在卤簿中夹护皇帝车驾前行，用来象征宦者星四星。有人说，这是清扫侍从官所戴的冠。却非冠高五寸，形制像长冠。宫殿门吏、仆射戴它。他们背负红色幡，幡上有青色翅和燕尾形的装饰，各类仆射所持的幡都相同。却敌冠前部高四寸，全长四寸，后部高三寸，形制像进贤冠。凡在殿门值守的卫士都戴它。樊哙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各伸出四寸，形制像平冕。从前楚汉在鸿门会面，项籍图谋危害高祖，樊哙一直手持铁盾；听到情况紧急，便撕开衣裳包住铁盾，把它戴在头上，冲入项羽军营，趁机数说项羽的罪过，汉王于是乘机脱身。后人赞赏他的气概，便仿照此事制作这种冠。殿门司马和卫士都戴它。术氏冠前部圆形，是吴地的制度，参差排列四层。赵武灵王喜爱穿戴它。有人说，楚庄王复仇时所戴的冠就是这种。鹖冠上加两根鹖鸟尾，竖直插在两边。鹖是一种鸟，形状像鹞而略黑，性情果敢勇猛，争斗到死才停止。上党把它进贡上来，赵武灵王用它来表彰显扬壮士。到了秦汉时期，武人仍然使用它。皮弁用鹿皮中毛色浅、呈黄白色的制成。《礼》中说“王戴皮弁，会用五彩玉饰，帽内用象骨簪”，说的是把皮缝合制成弁。缝合处称为会，用彩色玉和朱色玉作▯綦；▯綦就是结。天子用五种颜色，诸侯用三种颜色。邸是抵住冠下的部分，用象骨制成，音读为“帝”。天子的缝合处十二处，公侯伯七处，子男五处，孤四处，卿大夫三处。韦弁的形制像皮弁，顶端尖，用韎草染色，颜色像浅绛色。爵弁又名广冕，高八寸，长一尺二寸，形状像爵鸟，前部小、后部大。把顶部增高，形状像爵头的颜色。有收，用来固定簪，这就是所谓夏代的收、殷代的哻。祭祀天地、五郊、明堂以及《云翘舞》的乐人都戴它。

译帻，是古代贫贱之人不戴冠时所戴的帽子。汉元帝额头上有浓密的头发，才开始把头发引入帻中佩戴。王莽头顶秃了，又在帻上加了屋形的部分。《汉注》说，进贤冠适宜有长耳，今天的介帻就是这种长耳帻；惠文冠适宜有短耳，今天的平上帻就是这种短耳帻。起初人们各按需要佩戴，后来便根据所戴的冠加以区别。介帻是文官所戴，平上帻是武官所戴。童子的帻没有屋形部分，是表示尚未成人。另有纳言帻，帻后收拢处再加一重，方圆三寸。又有赤帻，是骑吏、武吏以及乘舆鼓吹人员所戴的。发生日食时，文武官员都免冠而戴帻，穿着朝服面对朝廷，以显示武威。汉代制度规定，立秋这天举行田猎，穿戴缃色帻。到了江左，哀帝听从博士曹弘之等人的议论，在立秋日亲自阅读有关法令，改用素白的〔帽饰〕。考察汉末，王公名士多半舍弃王公服饰，认为幅巾高雅，所以袁绍、崔钧这些人虽是将帅，都戴缣巾。魏武帝因天下遭逢凶荒，财物匮乏，仿照古代皮弁，裁剪缣帛制成〔帽饰〕，符合简便、适应时宜的原则，又用颜色区别贵贱；这种服饰本来用于军装，并不是用于国家礼仪的。徐爰说：“俗传这种〔帽饰〕本来没有分叉，荀文若戴巾出行时，碰到树枝而形成分叉，大家认为这样很好，于是便不再改动。”如今通常把它作为庆贺和吊丧时的服饰。巾，用葛制成，形状像〔上述帽饰〕，但横着佩戴；古代无论尊卑都可以戴。因此汉末的妖贼把黄色作为巾的颜色，世人称他们为黄巾贼。帽这个名称仍相当于冠，取的是蒙覆头部的意思；它的本来形制是纚。古代冠上没有帻，冠下有纚，用缯制成。后世在冠上加帻，于是有时裁剪缨带制成帽子。从皇帝闲居宴饮时起，直到没有爵位的平民，都可以戴帽。成帝咸和九年，规定允许尚书八座丞郎、门下三省侍官乘车时戴白色〔帽饰〕、垂低帏，从掖门出入。又规定二宫值班官员戴乌纱〔帽饰〕。这样看来，士人在闲居宴饮时往往已经戴帽了。江左时期，乡野之人已经戴帽，士人也常常如此，只是帽顶呈圆形，后来才把帽屋加高。汉代制度规定，从天子到百官没有不佩剑的；后来只有入朝时才佩剑。晋代开始用木剑代替，贵人仍使用玉制剑首，地位低的人也用蚌、金银、玳瑁作雕饰。皇帝乘舆所用的六枚玺，是秦代的制度。分别称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代沿袭秦制，没有改变。另有秦始皇的蓝田玉玺，以螭兽为纽，列在六玺之外，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带它，后世称为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一起成为皇帝乘舆所珍藏的宝物。斩白蛇剑到惠帝时因武库失火而焚毁，从此失传。怀帝被胡人俘没后，传国玺落入刘聪之手，后来又落入石勒之手。石季龙死后，胡人发生内乱，直到穆帝在位时，传国玺才归还江南。革带，就是古代的鞶带，称作鞶革；文武百官、州牧郡守、县丞县令以下，直到驺卒和寺人，都佩戴它。有囊绶的，就把它缀在革带上；穿戎服时，则用皮络带代替革带。八座尚书佩荷紫，用生紫色缯制成夹层囊袋，缀在衣服外面，加在左肩上。从前周公背负成王时，制定了这种服饰，直到今天仍把它作为朝服。也有人说汉代用它来盛放奏事文书，背着行走，但详情不明。车前有五百人，是卿出行时的随从；五百人为一旅。汉代统一天下以后，因此去掉了“人”字，只保留“五百”这个名称。袴褶的制度，不清楚起源于何时；近世凡是皇帝亲自统兵、朝廷内外戒严时都穿它。服装没有固定颜色，戴黑帽，缀紫色标饰。标饰用缯制成，长四寸、宽一寸；腰间有络带代替鞶带。内官用紫色标饰，外官用绛色标饰。又有整肃戒严时穿的戎服，不缀标饰，出行或留守的文武官员都一样。田猎、巡幸时，只有随从官员穿戎服并佩鞶革；文官不垂缨，武官脱去冠。汉代制度规定，一年举行五次郊祀，天子和执事人员所穿服装分别与方位的颜色相应；百官中不执事的人穿平常的绛色衣服随从。魏国秘书监秦静说：“汉代承袭秦制，改变了六冕的制度，只穿玄色冠和绛色衣服罢了。”魏代以来称作五时朝服，另有四时朝服和普通朝服。自皇太子以下，按官职领取服装。百官虽然名义上穿五时朝服，但按现在的制度只发给四时朝服，缺少秋服。每三年更换一次。凡是借用印绶而官府不发给鞶囊的人，可以自行置办；只是借用印而不借用绶的人，不得佩带绶和鞶，这也是古代制度。汉代佩戴鞶囊的人，把它偏置在腰间，有时称为傍囊，有时称为绶囊；这样看来，就是用紫囊盛放绶。有时把绶装入囊中，有时散开佩戴，各有适用的时机。笏，古代无论贵贱都手执笏；遇到事情时，就把它插在腰带上。所谓“搢绅之士”，就是插着笏、垂下绅带的人。绅带下垂三尺。笏在有事时用来记录，所以常常在冠上插笔；今天的白笔就是这种遗制。三台、五省的二品文官插白笔，王、公、侯、伯、子、男、卿尹以及武官不插；兼有内侍职位的人才插。手版就是古代的笏。尚书令、仆射、尚书的手版顶端又有白笔，用紫色皮革包裹，称作笏。皇太子使用龟钮金玺，系朱黄色绶带，绶带有四种颜色：赤、黄、缥、绀。供给五时朝服、远游冠、介帻和翠緌。佩瑜玉，垂组。穿朱衣、绛纱襮，衣边为皂色；里面穿白色曲领的中衣。佩剑，剑首为火珠和素色装饰。系革带，带有玉钩和燮兽头鞶囊。举行大小朝会、祭祀宗庙、朔望朝见以及每五日入朝时，都穿朝服；平常回到上宫时穿朱服；参加上宫的正式朝会时，在殿下脱去剑和鞋。又有三梁进贤冠。陪侍祭祀时，戴平冕，冕有九旒；穿九章衮衣，白纱绛缘中单，绛色缯韠，彩色绘画织成的衮带，金制辟邪首，紫、绿两色带，彩绘宽领、曲领各一，穿赤舄和绛袜。讲学时，戴介帻，穿单衣。举行释奠礼时，戴远游冠，穿玄色朝服、绛缘中单、绛色袴袜和玄色鞋。若尚未举行加元服礼，则由中舍人捧冕随从，皇太子戴介帻，穿单衣和玄服。诸王使用龟钮金玺，系纁朱色绶带，绶带有四种颜色：朱、黄、缥、绀。穿五时朝服，戴远游冠和介帻，也有三梁进贤冠。穿朱衣、绛纱襮，衣边为皂色；中衣外表为素色。系革带，穿黑色鞋，佩山玄玉，垂组，系大带。如果兼任其他官职，就穿所加官职的服装。

译皇后拜谒宗庙时，穿黑色上衣和黑色下裳；亲自举行亲蚕礼时，穿青色上衣和缥色下裳，都是深衣的形制，领口隐约显露，袖缘用绦。头饰有假髻、步摇，俗称珠松，还有簪和耳饰。步摇用黄金制成山形首饰，穿缀白珠的枝条，彼此交错。八爵九华，以及熊、兽、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种兽饰，所有爵饰和兽饰都用翡翠作毛羽，以金饰为题、白珠为榼，四周环绕翡翠花饰。元康六年，诏书说：“魏以来皇后亲蚕服都用文绣，不合古代的意义。今后应当纯用青色服装，作为永久制度。” 贵人、夫人、贵嫔，合称三夫人，都使用金章紫绶，印章文字分别为“贵人之章”“夫人之章”“贵嫔之章”。佩戴于阗玉。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合称九嫔，使用银印青绶，佩戴彩色瓄玉。贵人、贵嫔、夫人辅助亲蚕时，上衣和下裳都用纯缥色，都是深衣的形制。梳太平髻，戴七〔钿饰〕蔽髻，使用黑色玳瑁，并加簪和耳饰。九嫔以及公主、夫人用五〔钿饰〕，世妇用三〔钿饰〕。辅助亲蚕的意义，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皇太子妃使用龟钮金玺，系纁朱色绶带，佩戴瑜玉。诸王太妃、王妃、诸长公主、公主和封君使用金印紫绶，佩戴山玄玉。长公主、公主参加朝会时，梳太平髻，戴七〔钿饰〕蔽髻。长公主可以使用步摇；她们都有簪和耳饰，服装形制相同。公主、封君以上都系绶带，用彩色丝组作绲带，颜色各与绶带相同；用金制辟邪首作为带玦。郡公、侯，县公、侯的太夫人和夫人，使用银印青绶，佩戴水苍玉；特别加恩的才使用金印紫绶。公、特进、侯、卿、校的世妇，以及中二千石、二千石官的夫人，戴绀色缯制的帼，黄金龙首衔着白珠，以鱼须擿制成一尺长的簪和耳饰。入宗庙协助祭祀的人，穿皂色绢制的上衣和下裳；辅助亲蚕的人，穿缥色绢制的上衣和下裳，都是有衣缘的深衣形制。二千石官的夫人以上直到皇后，都把亲蚕时所穿的衣服作为朝服。志第十六 食货 从前先王丈量土地来设置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居民，依据天地人三才来节制各项事务，敬重春夏秋冬四时来成就百姓的产业，观察民间歌谣和风俗来端正法纪纲常。他们勉励农桑这一根本，疏通鱼盐贸易的利益；登上名山采集符玉，泛舟大海搜取珠玉。太阳运行到正中时设置市场，汇集天下的奴隶，先交易布帛，继而使用货币，使有无相互交换，各得其所。《周礼》说，正月开始和暖，便在象魏发布教令。至于一个成年男子拥有十亩住宅田地，服三日徭役，承担九等赋税；施行阳礼以促进谦让，规定春社来勉励耕作。上天所珍视的是人，圣明之道所追求的是学习；研习经书并由此入仕，是君子之道。《诗经》说：“十一月修整农具，十二月便举足下田。”因此农官、泽虞各有职掌次序，父兄的教习不用嬉游便能养成；十五岁便从事劳作，开始能够胜任穿衣的年龄；乡里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城邑不耽误农时。这就是所谓最初降生的人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正因为如此，太公经营市井货物，使齐国强盛；鸱夷善于收购和囤积货物，使中陶的产业兴旺。从前在金天氏时期，勤于民事，命令春鳸督促耕种，召集夏鳸进行耘锄，秋鳸负责收获，冬鳸于是收藏储存。《尚书》说：“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恭敬地把时令授予百姓。”

译传说说：“禹和后稷亲自耕作，因此拥有天下。” 九州土地既已开发，士、农、工、商四民都遵循法度：东吴盛产象牙和犀角，西蜀富有丹砂，兖州、豫州盛产漆和丝，燕、齐是奇石的宝库；秦、邠出产旄牛尾和鸟羽，远方还环绕着琅玕；荆、郢有桂林，旁边又通产竹箭；江边盛产橘柚，黄河以外盛产舟车；辽西是旃裘毡毯之乡，葱岭以西有蒲梢骏马。各种奇异物产错杂分布，哪里会没有呢？上观法于星象，下则估量天下各地，凭借天地的利益，汇总山海的富饶；百亩田地按十分之一征税，亲自耕作九年，便有三年的储粮，可以使幼儿长大，可以供养老年人。依靠人民来治理国家，宫室有一定的规格，旗帜章服有明确的等级。朝见聘问各有仪节，宴饮飨礼遵循制度；家业富足，国家强盛，远方来归，近处安宁。救济水旱灾害，抚恤天下的困弊，然后天子的日常膳食才可以偶尔奏笙击镛。商、周的兴盛，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辛纣暴虐，挥霍国用，用金玉雕饰宫殿，宫殿范围广达百里；用玉装饰鹿台，高达千仞；宫中设置九个市场，各由女官主管。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钱财，大肆征敛来增加钜桥的粮食；大量搜罗妖冶女子来充实倾宫的美色，广泛收集珍玩以供沙丘游乐。悬挂的肉连成树林，积存的酒酿成池沼，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中追逐；有人伏在酒池中像牛一样饮酒的有三千多人。宫中用锦绮铺作席，用绫纨作褥。周王诛杀纣王后，在殷墟恭敬行礼，于是把鹿台的钱财全部发放，把钜桥的粮食全部分赐，得到上天降下的福佑，殷人十分高兴。周赧王晚年，迁都到西周，九鼎沉没，二南之地荒废殆尽；他向百姓借贷，却无力偿还，于是登上高台躲避债责，周人便把周王居住的地方称为“逃责台”。从前周公制定六典，职方氏陈列九贡，把财物分藏于内府，永远作为不可更改的制度。后来刑法政治逐渐衰败，菁茅贡物很少送到；鲁侯开始按田亩征税，秦君征收超过一半的收入，前代君王的制度荡然无存。史臣说：班固撰写《殖货志》，从三代一直写到王莽覆亡，广泛搜罗前代记载，文章详尽完备。光武帝宽厚仁慈，恭敬地执行上天讨伐罪人的使命。王莽之后，赤眉军刚刚败亡，虽然又得到三光眷顾，但九州仍然萧条；直到取得陇地又希望得到蜀地，百姓才安居乐业。从这时开始实行五铢钱，田租按三十税一征收；百姓生育子女的，免除三年的算赋。显宗即位后，天下安宁，百姓没有额外徭役，年年丰收。永平五年修建常满仓，在城东设置粮食市场，每斛粟值钱二十文。草木茂盛，牛羊一望无际；贡赋尤其轻，官府粮仓重新积满，奸邪之人不被任用，礼义得以专行。当时东方天刚明亮，百官到宫阙朝见；外戚亲属和列侯之家彼此奔驰，车辆像流水，马匹如飞龙，车马光彩映照着廊庑，盛况超过前代。传说说：“三统的开端，有阴阳的九数”，大概是天地永恒的定数。安帝永初三年，天下遭遇水旱灾害，人民相互吞食。皇帝把鸿陂的土地借给贫民。由于财政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请下令，官吏和百姓缴纳钱粮即可获得关内侯爵位。桓帝永兴元年，各郡国有一半以上遭受蝗灾，黄河泛滥数千里，流民达十多万户，各地都发放仓粮赈济。到了建宁、永和初年，西羌反叛，二十多年战事连绵，军队疲惫，军费达三百二十多亿钱，府库空虚，灾难蔓延到内郡。冲帝、质帝在位短暂，桓帝、灵帝行为失常。中平二年，南宫发生火灾，蔓延到北阙。于是又向天下每亩田征收十钱，用来营造宫殿。灵帝出身侯门，家境贫寒却即位，常说：“桓帝不能经营家业，竟然没有一点私蓄。”因此在西园建造万金堂，作为自己的私库；又把私钱寄存在小黄门家中，多至巨亿。于是悬挂鸿都〔榜文〕，开辟卖官的途径，公卿以下都按等级明码标价。廷尉崔烈拿出五百万钱买司徒之职；刺史和二千石官员升迁任用，也都被责令缴纳修建宫室的钱，大郡多至二千万钱，交不完的有的甚至自杀。献帝铸造五铢钱，但钱的边缘有四道相连的纹路。有见识的人对此非难说：“难道是京师毁坏了，所以这种钱才四面外出吗？” 董卓不久便发动兵乱，火焚宫室，于是劫持皇帝车驾，向西前往长安；把五铢钱全部毁掉，另铸小钱，又把长安和洛阳的铜人、飞廉等铜器全部收来，用于鼓铸钱币。新钱又没有轮郭，钱文也不便利。当时人认为，这是因为秦始皇在临洮见到巨人，于是铸造铜人；董卓是临洮人，兴建与毁坏虽不同，凶暴荒谬却相似。董卓被诛杀后，李傕、郭汜彼此攻伐，把长安城中当作战场。当时一斛粮食要五十万钱，豆麦要二十万钱，人与人相互吞食，白骨堆满各处，残骸和余肉散落，臭秽充满道路。皇帝派侍御史侯汶从太仓发出米豆，给饥民煮粥；粥发放了一天，死者反而更多。皇帝于是开始怀疑有关官员盗窃仓粮，便亲自在御前监督发放，饥民都哭着说：“现在才真正得到粮食啊！”皇帝向东返回时，李傕、郭汜等人在曹阳追击并击败皇帝车驾，皇帝连夜偷偷渡河，六宫人员全都步行。刚出营栅时，皇后手里拿着几匹缣帛，董承让符节令孙徽用刀威胁夺走，杀死身旁侍从，鲜血溅到皇后的衣服上。到达安邑后，皇帝的御衣已经破旧不堪，只能靠野枣和园中蔬菜作为干粮。从此长安城中完全空虚，百姓全都四散；两三年间，关中再也没有行人。建安元年，皇帝车驾到达洛阳，宫室内外一片荡然，百官披荆斩棘居住。各州郡都拥兵自重，转运来的物资又不到，尚书郎官只得亲自外出采集野生谷物；有的人无法返回，死在废墟和街巷之中。

译魏武帝起初，九州纷乱，各地攻城掠地；为了保全这些百姓，军队所需物资只能临时征调供应。当时袁绍的士兵都靠桑椹和枣子充饥，袁术的战士则靠螺类和蒲草籽供给自己。魏武帝于是招募良民，在许下实行屯田；又在各州郡设置田官，每年收获数千万斛，以充作军队的用度。平定袁氏、安定邺都后，下令每亩收田租粟四升，每户绢二匹、绵二斤，其余赋役不得擅自增加，以免藏富于强者、加赋于弱者。文帝黄初二年，因为粮价昂贵，开始废止五铢钱。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战事年年发生，孔子说：“加上军队，又接连发生饥荒。”这是说战争凶险的谋略会招来灾气。那时三方的人都怀有吞并对方的意图，靠战争取胜攻占，农夫放下农具；江淮地区尤其缺乏储备。吴国上大将军陆逊上疏抗议，请求命令各将领扩大屯田。孙权答复说：“非常好。如今我父子亲自接受田地，车中用八头牛，作为四组耦耕。虽然还比不上古人，也希望和众人共同承担劳苦。”吴国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魏明帝不恭敬，沉溺于宫苑游乐，百官被编入私人劳役，天下因此失去了亲自耕作的人。此后关东遭遇水灾，百姓失去产业；又出兵辽阳，在江边驻军，这些都因为国家缺乏经费，哪里说得尽呢。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已经平定孙皓，接收吴地百万户，耗尽三吴的资财；又连接千年，汇总西蜀的物资。把兵器收藏在府库，把舟船毁弃在江河沟壑中；河边海岸、三丘八薮，凡是农具耒耨不能到达的地方，百姓都得到田地。农祥星在清晨显现，便按照次序安排东作；百姓肩扛锄头、背着粮食，像云一样遍布。至于顺应天时而利用金木水火土五星，依靠土地而兴办五种物材，天下处于太平盛世，物资流入仓库府藏，宫闱增添装饰，服饰玩物交相辉映。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人彼此竞相夸耀，车舆服饰、鼎俎器物极其奢盛，甚至与皇室相互攀比；散布金钱修筑堤埒，粉饰珊瑚树。物盛必衰，本来就是应有的道理。永宁初年，洛阳还存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一百多斛。惠后北征，荡阴败退回驾时，御用物资只有寒冷的桃树木材，供食只有一只鸡；布被只有两幅，钱袋中只有三千钱，用来供给车驾的费用。怀帝被刘曜围困，王师屡次战败，府库钱帛已经耗尽，百官饥饿至极，家家户户都看不见炊烟，饥民相互吞食。愍帝西迁居住，饥荒极其严重，一斗米要两金，死者超过一半。刘曜陈兵围困，内外隔绝，只有十〔斛〕曲屑拿来供给皇帝，君臣相互看着，没有不流泪的。元帝渡过长江后，军事政务刚刚开始，南方偏远地区进贡的赕布没有固定标准；中府所储存的布帛，只有四千多匹。当时石勒勇猛锐利，在淮南发动叛乱，皇帝害怕他逼近，十分忧虑，于是下诏给各地镇守官说：有斩下石勒首级的人，赏布一千匹。汉代自董卓作乱以来，百姓流离失所，粮价每石高达五十多万钱，人民大多相互吞食。魏武帝打败黄巾军后，想要经营天下四方，却苦于军粮不足，羽林监、颍川人枣祗提出设置屯田的建议。魏武帝于是下令说：“安定国家的方法在于兵力强盛、粮食充足。秦人靠急切发展农业而兼并天下，孝武帝靠屯田平定西域，这是前代留下的良好制度。”于是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下屯田，收获粮食一百万斛。在各郡国分别设置田官，几年之间，各地都积存粮食，仓廪全都充满。枣祗死后，魏武帝后来追念他的功劳，封爵给他的儿子。建安初年，关中百姓流入荆州的有十多万家；听说本土安定后，都盼望回去，却没有谋生的办法。于是卫觊建议说：“盐是国家的大宝，自从丧乱以来散失放任，如今应当像从前一样设置使者监督出售盐，用所得价钱再购买耕牛和农具，供给归来的百姓。让他们勤于耕作、积累粮食，使关中富足繁盛；远方的人听到消息，也一定会争相回来。”于是魏武帝派谒者仆射监督盐官，把司隶校尉的驻地迁到弘农。流民果然回来，关中富足充实。后来又任命沛国人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守合肥，广泛实行屯田，修治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堨，以灌溉稻田，公私都有储备，历代都从中受益。贾逵任豫州刺史时，南面与吴国相接，修造防守和作战器具，堵塞汝水，修建新陂，又疏通二百多里运河，这就是所谓的贾侯渠。黄初年间，各地郡守恳田开垦更加努力，因此国家的用度没有匮乏。当时济北人颜斐任京兆太守，京兆自从马超作乱以来，百姓不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因而连车和牛也没有。颜斐又督促百姓，命令他们在农闲月份取得造车材料，互相教习工匠技术。没有牛的人就养猪，等猪价高时卖掉来买牛。起初大家都认为烦琐，但一两年中，编户百姓都有了车牛，耕田劳役因此省力而有余，京兆于是变得富饶肥沃。郑浑任沛郡太守时，郡地低湿，水涝成灾，百姓饥饿贫困。郑浑在萧、相二县兴修陂堨，开垦稻田，郡中人都认为不便利。郑浑认为最终会有长久的利益，于是亲自率领百姓兴工，一个冬天便全部完成。接连几年大获丰收，每顷每亩的收成逐年增加，租税收入是平常的两倍，郡中百姓依靠其利，刻石称颂，称为郑陂。魏明帝时，徐邈任凉州刺史；当地少雨，常常苦于粮食不足。徐邈上奏修治武威、酒泉的盐池，用来换取胡人的粮食；又广泛开垦水田，招募贫民耕种，使家家富足、仓库充盈。后来核算州界内军用物资的余 surplus，用来购买金帛、锦缎、犬马，供应中原的费用；西域人前来进贡，财货得以流通，都是徐邈的功劳。后来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敦煌当地习俗是不制作耧犁，也不知道使用水利；人力、牛力既然耗费很多，收获的粮食却更少。皇甫隆到任后，便教人制作耧犁，又教人利用灌溉。年终统计，节省的劳力超过一半，所得粮食增加五倍，西部因此丰收。

译嘉平四年，关中发生饥荒，宣帝上表请求迁徙冀州农夫五千人到上邽屯田，开发京兆、天水、南安的盐池，以增加军用物资。青龙元年，开凿成国渠，从陈仓通到槐里；修筑临晋陂，引汧水、洛水灌溉盐碱地三千多顷，国家因此充实。正始四年，宣帝又督率各军讨伐吴国将领诸葛恪，焚烧他的积聚，诸葛恪弃城逃走。宣帝于是想扩大田地、积蓄粮食，制定兼并吴国的计划，便派邓艾巡视陈、项以东直到寿春一带的土地。邓艾认为那里土地肥沃而水源少，不能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应当开凿河渠，这样可以大量积存军粮，又能疏通漕运道路。于是撰写《济河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他又认为，从前攻破黄巾军后实行屯田，在许都积存粮食，用以控制四方；如今三面已经平定，事情的关键在淮南。每当大军出征，运输兵员和粮食就要耗费一半以上，费用达数亿，成为巨大的负担。陈、蔡之间，土地低平而田地肥沃，可以减少许昌附近的稻田，把水向东引流。让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轮流休息，一边屯田一边守备。水源充足时，收成常常是西部的三倍；扣除各种费用，每年可获得五百万斛作为军资。六七年之间，可以在淮北积存三千多万斛粮食，这就足以供十万人吃五年。凭借这样的条件进攻敌人，没有不能取胜的。宣帝认为他说得好，全部按照邓艾的计划施行。于是向北抵达淮水，从钟离向南到横石以西，直到沘水，长达四百多里；每五里设置一座营寨，每营六十人，一边屯田一边守卫。同时修缮扩建淮阳、百尺两条渠道，上游引来黄河水，下游通往淮水、颍水；又在颍水以南、以北大力修治各处陂塘，开凿三百多里渠道，灌溉田地二万顷，使淮南、淮北彼此连接。从寿春到京师，农官管理的军屯田地连绵相接，鸡犬之声相闻。每当东南有战事，大军出征，乘船顺流而下，直达江淮；粮食物资有储备，又没有水患，这是邓艾所创建的。晋朝受天命建立后，武帝想要平定江表。当时粮价低而布帛价格高，皇帝想建立平籴法，用布帛购买粮食作为储备。议论的人认为军用物资还少，不宜用昂贵的布帛换取便宜的粮食。泰始二年，皇帝于是下诏说：“百姓年成丰收就生活奢侈，遇到荒年就贫困，这是彼此相应的道理。因此古人权衡国家用度，收购余粮、疏通积滞，实行有轻有重的平籴法。理财公平施行，给予百姓恩惠而不增加耗费，是好的政事。但这件事废弃已久，天下很少有人熟悉其中的适宜之处。加上官府储备尚不充足，议论者意见不一，财货还不能流通，制度也不能建立。于是又使国家的财富在丰年散失而上面不收购，使贫弱者在荒年困苦而国家没有储备。豪强富商凭借少量资本，囤积大量货物，控制其利益。因此农夫苦于农业生产，而商业手工业又不能禁止。如今减少徭役，致力于根本，合力开垦，希望使农业收成增加、耕作者更加勤勉；但物价仍有时上涨，以至于农民和商人都受到损害。现在应当实行平籴，以充实贫乏。主管部门应当共同议定，详细制定条文。”然而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当时江南尚未平定，朝廷专心致力于农业。泰始四年正月丁亥日，皇帝亲自耕种藉田。庚寅日，诏书说：“要使四海之内放弃末业而回归根本，争相从事农业，能够宣扬和奉行朕的意旨，使百姓勤于事业、乐于本业的，大概只有郡县长吏吧！” 首先要慰劳并勉励他们，关键在于不知疲倦。每当想到他们经营职事，也确实十分勤劳。把中左典牧种的草马，赐给县令、县长、县丞以及郡国丞各一匹。”这一年，于是建立常平仓，丰收时买进粮食，歉收时卖出粮食，以便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日，敕令告诫郡国计吏以及各郡国的守、相、令、长，务必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禁止游食者和商贩。官员休假时，命令他们与父兄共同劳作；豪强权势之家不得侵占、役使贫弱者，也不得私自给人编造名目。十月，诏书说：“司隶校尉石鉴上报，汲郡太守王宏勤于抚恤百姓，教化有方，督促开垦荒地五千多顷；遇到大年普遍饥荒时，唯独汲郡境内没有匮乏，可说是能以劝导教化使当时同样受灾而取得不同功效的人。”赏赐粮食一千斛，并向天下公布。八年，司徒石苞上奏：“州郡对农桑还没有考核优劣的制度，应该增加属官和令史，巡行考察。”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事情见《石苞传》。石苞既然明于督促劝课，百姓都安于其政。十年，光禄勋夏侯和上奏修治新渠、富寿渠、游陂三条渠道，共灌溉田地一千五百顷。咸宁元年十二月，诏书说：“出征作战、回乡耕种，虽然是自古以来的常规，但战事和劳力尚未停息，我无时不把战士放在心上。现在把鄴地奚官的奴婢安置到新城，代替屯田士兵种植水稻；奴婢每五十人编为一屯，每屯设置司马，使他们都按照屯田的制度行事。”三年，又下诏说：“今年淫雨过多，又发生虫灾。颍川、襄城从春天以来几乎没有播种，我对此深感忧虑。主管部门应当怎样替百姓谋划，赶快采取适当措施。”杜预上疏说：臣私下思考，如今东南水灾尤其严重，不仅五谷没有收成，百姓的居业也都受到损害；低田到处积水淤泥，高地又多是坚硬贫瘠的土地。这正是百姓在来年将要陷入困穷的时候。虽然诏书严切告诫长吏、二千石官员替百姓筹划，但如果不全面提出大体方针，确定应当取舍的方向，恐怕只是具备文书形式，实际所得利益很少。现在正是秋夏蔬食的时节，百姓已经有吃不饱的情况；到了冬春，野外没有青草，他们一定会仰赖官粮来维持生命。这是一方的大事，不可不预先思考筹划。臣愚昧地认为，既然百姓因水灾困苦，就应当依靠鱼、菜、螺、蚌；但洪水泛滥，贫弱百姓最终也无法取得这些东西。如今应当大规模决开兖州、豫州东部边界的各处陂塘，顺着水势把水宣泄疏导出去。这样可以使饥民都得到水产的丰饶，百姓不必走出本地境界，早晚都能以野外食物充饥，这是眼下每天都能得到的好处。洪水退去以后，田地中的淤泥肥沃，每亩可收数钟粮食。到春天大量播种五谷，五谷一定丰收，这又是来年的利益。臣先前启奏说，典牧所养的种牛不能供耕田驾车使用，到了老年还没有穿鼻的，更是毫无用处，徒然耗费官吏、士卒的粮食和草料；每年送来的、能够驾车的牛很少，而且还没有调教训练。应该大量卖出这些牛，用来换取粮食或作为赏赐的价值。

译诏书说：“繁殖培育的牲畜，不应削减散失。”事情于是停下。询问主管部门，得知如今典虞、右典牧所饲养和繁殖的牛，大小相通共有四万五千多头。如果不能增加现实用途，牛头数虽多，费用却会日益扩大。古代一匹马、一头牛，平时用来耕作，出战时用来作战，不是猪羊一类的牲畜。如今只是饲养本来应当有用的牛，最后却变成无用的费用，实在很不合适。东南以水田为业，百姓没有牛犊。如今既然决开陂塘，可以分出种牛三万五千头，交给二州的将领、官吏、士人和百姓，使它们赶上春耕。粮食丰收后，每头牛征收三百斛作为偿还。这是把无用的费用转化为收益，借水运一项就可获得七百万斛粮食；这又是数年之后的利益。再加上百姓下丘居土，今后公私的富足就不可计量了。留下的优良种牛一万头，可以立即命令右典牧都尉及其属官饲养。人口多而牲畜少，还可以一并开垦牧地，明确考核办法。这又可以使三魏近郊每年重新收入几十万斛粮食；牛也都应当调教训练，随时可以驾用。这些都是今天可以保全并取得的利益。” 杜预又说：凡是想修治水田的人，都认为火耕水耨最为便利。这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新开垦的荒田，以及与百姓居住地完全隔绝的地方。过去东南刚开始开发，人口稀少，所以能够得到火耕的利益。近来户口日益增加，而陂堨年年决口，良田变成生长蒲苇的沼地；居民处在低湿水泽之间，水陆条件都不适宜，放牧断绝，树木直立枯死，这些都是陂塘造成的危害。陂塘太多，土层就薄，水势就浅，积水不能向下渗润。所以每逢降雨，水就横向漫流，蔓延到旱田。议论的人不思考其中原因，便说这里的土地不能种旱作。我考察汉代的户口数，用来核验现在陂塘所在之处，发现都原本是旱地产业。有的地方虽有旧陂旧堨，也应当坚固修缮，不是现在所谓会危害百姓的陂塘。我以前看见尚书胡威上奏应当决开陂塘，他的言辞恳切周详。近来我又看见宋侯相应遵上奏请求决开泗陂、迁徙运道。当时朝廷下令都督和度支共同处理，各自依据所见，没有采纳应遵的意见。我考察应遵上奏的事情，运道向东到寿春，那里有旧渠，可以不经过泗陂。泗陂在应遵辖区内，决开后受损的土地共有一万三千多顷，破坏了已经形成的产业。应遵县所管的应当耕种的民户有二千六百口，这可以说是很少了，却还苦于土地狭窄，不能充分施展力量；这些全都是水造成的危害。这本来是应当共同忧虑的事，但都督和度支却又坚持不同意见。他们并不是难以看见问题，只是因为看法不同，便损害了道理。人的见解既然不同，对利害的感受也有差异。军户与郡县、士大夫与百姓，想法没有相同的；这都是只看到自身所得的利益而忘记其危害。道理之所以不能穷尽，事情之所以多有祸患，原因就在这里。臣又考察，豫州境内两处度支所管的屯田，包含州郡大军和杂役士卒，总共使用水田不过七千五百多顷；计算三年的储备，也不过二万多顷。按通常道理说，没有必要大量积蓄无用的水；何况如今水涝泛滥，已经造成严重灾害。臣认为，与其处置失当，不如把水排出而不使它蓄积。应当发布明确诏令，命令刺史、二千石官员：汉代遗留的旧陂旧堨以及山谷中私家修建的小陂，都应修缮，用来蓄水；魏代以来修建的，以及因雨水决溢而形成的蒲苇陂、马肠陂之类，都应决开排水。长吏、二千石官员亲自督促工程，所有依靠劳力谋生的人都同时参加，并下令限期在水结冰前大致排干。凡是实际参加修缮工程的人，都应给予赏赐。旧陂旧堨、沟渠中需要堵塞修补的地方，都要寻找微小遗迹，完全依照汉代旧例，预先分别规划后上报；等到冬季，东南军队轮换时，各自留下一个月来协助工程。河流有固定的流向，地形有一定的形态；汉代人口很多，尚且没有水患，如今应当顺着造成灾害的地方把水疏导排出，援引古代事实来说明今天的情形，道理十分明白，坐下来讨论便可得到结论。臣不胜愚拙之意，私下认为这是今天最切实的利益。”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平定吴国以后，有关官员又上奏说：“诏书说：‘王公以国家为家，京城不应再有田地和住宅。如今暂时无暇建造各诸侯国的邸舍，但应当使城中有供往来的住处，近郊有放牧和割取刍藁的田地。’现在可以规定限额：国王、王公、侯爵在京城可以有一处住宅。近郊田地，大国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没有住宅而城外有的，都允许保留。” 又制定户调的制度：成年男子户每年缴纳绢三匹、绵三斤；以女子及次丁男为户的，缴纳一半。边远郡有的缴纳三分之二，更远的缴纳三分之一。夷人缴纳賨布，每户一匹；更远的有的缴纳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外，成年男子授田五十亩，成年女子二十亩；次丁男减半，女子不授田。男女年满十六岁至六十岁为正丁；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六十一岁以上至六十五岁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小，不服役。远方夷人不授田的，缴纳义米，每户三斛；更远的五斗；极远的缴纳算钱，每人二十八文。官品从第一品到第九品，各按贵贱占有田地：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五顷，九品十顷。又各按品级高低荫庇亲属，多的可以荫及九族，少的荫及三世。宗室、国宾、先贤后代以及士人子孙也同样。又可以荫庇人口作为衣食客和佃客：六品以上可以有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二人；九品以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等各有一人。按规定可以拥有佃客的，第一品、第二品官员的佃客不得超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当时天下太平，赋税征收公平，人人都安于自己的产业，乐于从事本业。到了惠帝以后，政治教化日渐衰败，至永嘉年间，丧乱更加严重。雍州以东地区，百姓多半饥饿贫困，彼此互相卖身，逃散流离，数目多得无法计算。幽州、并州、司州、冀州、秦州、雍州六州发生严重蝗灾，草木以及牛马身上的毛都被吃光了。又发生大规模疫病，加上饥荒。百姓又被盗寇杀害，漂浮的尸体布满河流，白骨遮蔽原野。刘曜进逼时，朝廷商议想迁都仓垣。人们大多互相残食，饥荒和瘟疫一齐到来，百官中逃亡的有十分之八九。

译元帝任晋王时，督促农业生产，下诏命令二千石官员和地方长吏，以征收入谷的多少评定优劣。凡不是担任宫廷宿卫等重要职务的官员，都应当从事农耕；让军队各自开垦耕种，就用收获的粮食作为军粮。当时太兴元年，元帝下诏说：“徐州、扬州的土地适宜种三麦，应当督促百姓翻耕土地，赶在秋天播种，到夏天成熟；这样可以接续新粮与旧粮交替的时期，用来周济百姓，益处非常大。从前汉朝派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促三辅种麦，于是关中获得丰收。不要让播种太晚。”此后连年种麦，虽然遭遇旱灾和蝗灾，但所得益处仍然很多。太兴二年，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死者以百数，吴郡太守邓攸便打开仓库赈济他们。元帝当时派黄门侍郎虞斐、桓彝打开仓库赈济供给百姓，同时裁减各种徭役。百官各自上密封奏事，后军将军应詹上表说：“一个人不耕作，天下就一定有人因此挨饿。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征战、运输漕粮、供奉朝廷宗庙以及百官的用度，已经十分繁重；下至工商、流寓之人和不亲自从事农桑而游荡求食的僮仆，人数以十万计。不想办法开创有益的事业，却希望国家富足、人人供给充足，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古人说过：饥饿和寒冷一同到来，即使尧舜也不能使田野没有盗寇；贫穷和富有两极并存，即使皋陶也不能使强者不欺凌弱者。所以凡是治理国家和封邑的人，什么时候不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呢？近来魏武皇帝采用枣祗、韩浩的建议，大规模建立屯田，又在征伐期间，分派披甲士卒，因地制宜地开垦土地，所以百姓不太劳苦，而大功得以成就。近来流民逃往东吴，东吴如今也发生歉收，他们都已经返回。江西的良田，荒废还不久，采用火耕水耨，恢复耕作比较容易。应当选拔流民，兴办恢复农业的官署，功劳和奖赏都依照魏氏的旧例办理。第一年与百姓共同耕作，第二年分收赋税，第三年按赋税计算来役使他们；这样公私双方都能得到救济，那么粮仓充盈、粮食堆积如山，指日可待。”应詹又说：“从前汉高祖让萧何镇守关中，光武帝命寇恂守卫河内，魏武帝把西部事务委托给钟繇，所以能够使四方平定，境内安宁。如今中原萧条，还没有得到治理，这是百姓所仰望的。寿春是各方会合之地，离这里不远，应当选拔具有文武才略和经略能力的人担任都督，远则振兴黄河、洛水一带的形势，近则作为徐州、豫州的藩镇，安抚聚集流散百姓，使人们都有所依靠；专门委任他办理农业，令事务各有统辖。赵充国在金城屯田，因而平定西零；诸葛亮在渭水之滨耕作，谋划抵抗上国。如今各军既然不与敌人交战，都应当一律督促从事农业。” 咸和五年，成帝开始丈量百姓的田地，征收十分之一，按每亩征收三升米。咸和六年，因为海盗侵扰抢掠，漕运接济不上，便征发王公以下的多余丁男，每人运米六斛。此后连年发生水灾、旱灾和蝗灾，田地收成达不到预期。咸康初年，计算丈量田地应征的米，竟有五十多万斛无法征收，尚书褚裒以下的官员因此被免官。穆帝时期，频繁发动大军，粮运供应不上，于是规定王公以下每十三户共同借出一人，帮助运输军粮。升平初年，荀羡任北府都督，镇守下邳，在东阳的石鳖开垦田地，公私双方都从中获利。哀帝即位后，便减轻田租，每亩征收二升米。孝武帝太元二年，废除丈量田地征收租税的制度，王公以下每人征收口税三斛，只免除正在服役的人。太元八年，又增加米税，每人五石。到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时令调和，年成丰收，百姓乐于从业，粮食和丝帛丰盛富足，几乎达到家家富裕、人人自给的程度。汉朝旧制使用五铢钱。自从王莽改革币制后，百姓都觉得不方便。公孙述在蜀地僭越称帝时，民间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钱应当恢复。”好事之徒私下说，王莽以黄色为号，公孙述想继承他，所以自称白帝；五铢钱是汉朝的货币，这句话是说汉朝应当复兴并统一天下。光武帝中兴后，废除了王莽的钱币“货泉”。建武十六年，马援又上书说：“使国家富足的根本，在于粮食和财货，应当像旧制那样铸造五铢钱。”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重新铸造五铢钱，天下人都认为使用方便。到了章帝时，粮食和丝帛价格昂贵，县官日常经费不足，朝廷为此忧虑。尚书张林说：“如今不只是粮食昂贵，各种物品都昂贵，这是因为钱币贬值的缘故。应当命令天下都用布帛缴纳租税，买卖也都使用布帛，封存钱币不让它流通；这样钱币减少了，物价就都会降低。再说，盐是饮食中的急需品，县官可以自己卖盐，武帝时就实行过这种办法，名叫均输。”于是朝廷把这件事交给尚书共同讨论。尚书硃晖议论说：“王制规定，天子不谈有无，诸侯不谈多少，享受俸禄的人不应当同百姓争利。均输的办法，和商人贩卖没有区别。用布帛缴纳租税，会使官吏产生许多奸弊。官府自己卖盐，是同百姓争利，不是圣明君王应当实行的做法。” 皇帝本来认为张林的话是对的，听到硃晖的意见后却发怒，于是采用了张林的建议，但不久又停止了。桓帝时，有人上书说：“人们因为财货轻贱、钱币贬值，所以陷于贫困，应该改铸大钱。”这件事交给四府的群臣以及太学中精通此事的人讨论。孝廉刘陶上奏议论说：臣恭敬地读了铸钱的诏书，知道陛下要权衡钱币轻重的道理，探求幽深细微的情形，不遗漏贫穷卑贱之人，因此像臣这样吃粗食的人，也蒙受召见并得以参与议论。大概说来，当今的忧患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因此先王观察天象、养育万物，慎重地把农时授予百姓，使男子不荒废田亩，女子不停下织机；这样君臣之道得以实行，王道教化得以通行。由此说来，粮食才是国家所珍视的宝物，是百姓最为宝贵的东西。我私下认为，近年以来，好的禾苗都被蝗虫吃光，织机上的丝帛又被公家和私人的需求掏空。每天早晚最急迫的是粮食，所忧虑的是无法安定的事务，难道是钱币厚薄、铢两轻重的问题吗！即使使当今的沙砾变成南方的黄金，瓦石变成和氏璧，却让百姓口渴时没有水喝，饥饿时没有食物，即使有皇羲的纯厚德行、唐尧虞舜的文明政治，也仍然不能保全宫墙以内的安定。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天忍受饥饿，所以粮食是最紧急的事情。议论此事的人不懂得农业生产的根本，大多只谈铸钱冶炼的便利，有的人甚至想借机行诈，以经商来谋取国家利益。国家的利益将要耗尽时，争夺它的人就会互相竞争，铸钱的祸端也由此产生。即使一万人铸钱，一个人来夺取，也还不能满足需要，何况如今若一个人铸钱，却有一万人来争夺呢！即使把阴阳二气当作燃料，把万物当作铜，役使不用吃饭的人，使用不知饥饿的士卒，也仍然不能满足没有止境的贪求。要使百姓的财产丰足，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这样百姓不受劳苦就能富足。陛下圣明仁德，怜悯天下的忧患，痛惜百姓的艰难，想通过铸钱、整顿货币来挽救弊病，这就像把鱼养在沸腾的锅里，把鸟安置在排列的火堆上。木和水本来是鱼鸟赖以生存的东西，使用不得时，也必然会使它们焦烂。希望陛下先放宽削薄钱币的禁令，暂缓讨论冶炼铸钱的事情。” 皇帝最终没有铸造钱币。

译到了献帝初平年间，董卓改铸小钱，从此货币轻贱而物价昂贵，一斛粮食涨到数百万钱。魏武帝任丞相时，于是废止这种小钱，恢复使用五铢钱。当时已经很久没有铸钱，货币本来就不多，又没有增加，所以粮价不断下跌。到了黄初二年，魏文帝废除五铢钱，让百姓用粮食和丝帛进行交易。到明帝时期，废钱而用粮已经很久，民间的巧诈伪造逐渐增多，争相把粮食弄湿以谋取利益，织造薄绢用来交易；即使施行严刑也不能禁止。司马芝等人在朝廷共同讨论，认为使用钱币不只是可以使国家富足，也可以减少刑罚。如今如果重新铸造五铢钱，国家会富足，刑罚会减少，对政事有利。魏明帝于是重新设立五铢钱制度，直到晋朝仍然使用它，没有听说有改制创新。孙权嘉禾五年，铸造大钱，一枚抵五百钱。赤乌元年，又铸造一枚抵一千钱的钱币。因此吕蒙平定荆州时，孙权赏赐他钱一亿。钱币既然价值过高，实际上只有空洞的名义，民间对此很忧虑。孙权听说百姓认为不便，便减少并停止这种钱的流通，把它熔铸成器物，官府也不再发放。私人家中收藏的，也都交入官府收藏；由官府压低价格收取，不得有任何枉曲。晋朝自中原遭遇丧乱后，元帝渡过长江，使用孙氏旧钱，轻钱和重钱混杂流通；大钱称为“比轮”，中等的钱称为“四文”。吴兴人沈充又铸造小钱，称为“沈郎钱”。钱币既然不多，因此逐渐变得贵重。孝武帝太元三年，下诏说：“钱是国家的重要宝物，小人贪图利益，不停地销毁钱币，监察官员应当对此用心。广州的夷人把铜鼓视为珍宝，而广州境内一向不出产铜；听说官府和私人商人都在这里收取重量较重的比轮钱，带入广州，卖给夷人，再熔化铸成铜鼓。应当加重禁令，得到这种钱的人要依法治罪。”安帝元兴年间，桓玄辅政，提出废钱而使用粮食和丝帛的议案。孔琳之议论说：《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把财货列在粮食之后，难道不是因为交易所凭借的货币，是最重要的用具吗？如果让百姓把力量都用来制造钱币，那就会妨碍谋生的事业，禁止铸钱是可以的。如今农民专心种粮，工匠专心制造器物，各自从事本业，什么时候曾经因为钱币而专门耗费劳力呢？所以圣明的君王制定这种没有实际用途的货币，用来流通有用的财物；既没有毁坏粮帛的耗费，又能省去运输困难，这就是钱币能够继承龟甲贝币的功用、历代不废除的原因。粮食和丝帛本来是用来充当衣食的，把它们分作货币使用，就会造成很大的损耗；又会在商贩手中劳损，在剪裁分割时耗弃。这些弊端，从前就已经明显存在。因此钟繇说，巧诈的人争相把粮食弄湿以谋利，织造薄绢充当货币。魏朝施行严刑，也不能禁止。正因为如此，司马芝认为使用钱币不只是使国家富足，也可以减少刑罚。钱币没有被使用，是因为兵乱持续很久，才自然导致废弃，汉末就是这样。如今既然已经使用钱币，却又废除它，百姓就会突然失去它带来的便利。现在把天下的粮食集中起来，用来供给天下，有的仓库充满，有的地方粮食不足，就应当互相资助流通，使贫困者依靠富足者。使人富裕的方法，确实要借助钱币；一旦突然断绝钱币，就会使它变成废物。这样一来，那些有钱却没有粮食的人，都只能坐着挨饿受困；用这种办法断绝钱币，又会造成另一种弊病。况且根据如今使用钱币的地方来看，并没有因此贫困；使用粮食的地方，也没有因此富足。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法，强行改变必然会使他们迷惑。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不改变旧业。”何况钱币又比粮食使用方便呢！魏明帝时期，废除钱币、使用粮食已经很久，但人们并不觉得方便，于是朝廷召开大规模讨论。精明有才、通晓政务的人没有不认为应当恢复使用钱币的，下面没有不同意见，朝廷也没有不同议论。他们尚且舍弃粮食和丝帛而使用钱币，这足以说明粮食和丝帛的弊病已经成为明显的教训。世人有时说，魏氏长期不用钱，积累了巨额粮食，所以才想重新推行钱币，以谋求公利、使国家富足，这大概是不对的。晋文公听从舅犯的谋略，却优先成就成季的信用，认为即使有一时的功勋，也不如万世的利益。当时名贤列于朝廷，君子充满朝堂，正在谋划天下利害，准备确定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如果粮食确实比钱币方便，那么按道理就不会因眼前小利而违背当时的选择、废弃能够长期通用的事业，这一点完全可以明白。实际上，这是因为困顿而寻求改革，改变旧制、重新整顿罢了。近来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时令调和，年成丰收，百姓乐业，粮食和丝帛丰盛，几乎家家富足、人人自给；以实际情况验证，钱币又没有妨碍百姓。近来战争屡次兴起，荒年和饥荒接连而至，饥寒还没有得到救济，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如果公卿能够援救百姓、拯救灾弊，大力改变人们的见闻，弘扬重视根本的教化，明确广泛发展农业的政策，慎重地把农时授予百姓，使各人都从事自己的本业，让游荡的人知道返回，让专事末业的人自行停止，一同在田地里努力耕作，使田野没有闲置的土地，那么从此以后，太平盛世必然到来，还有什么值得忧虑衣食不足的呢？愚臣认为，救治弊病的方法，不应当废除钱币。朝廷的议论大多赞同孔琳之，所以桓玄废钱的议案没有实行。

译志第十七 五行上 帝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合，与阴阳相契合；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幽冥与显明两界。吉凶的征兆随着感应而出现，所以《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背正道就凶险，正如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从前伏羲氏承受天命称王，得到《河图》，依照它推演绘制，便有了八卦。大禹治理洪水，天赐《洛书》，他仿效并排列其内容，便有了《洪范》。圣人实行正道、珍视真理，就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没有什么不能获得。三皇五帝以后，各种事务都有专人掌管。到了殷朝的箕子，身居父师之位，掌管这部大法。周灭殷后，把箕子带回周，周武王虚心向他请教。箕子用大禹所得的《雒书》来回答，并把它传授下来作为教训。这样看来，《河图》和《雒书》互相经纬相辅，八卦和九章互为表里。殷朝的治道断绝后，周文王推演《周易》；周朝的治道衰败后，孔子编述《春秋》。奉行乾坤阴阳的道理，考察《洪范》所说的吉凶，天人之间的道理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汉朝兴起时，承接秦朝焚书禁学之后，文帝时期，伏生创作并讲述《尚书大传》，其中关于五行和各种征兆的内容已经齐备。后来景帝、武帝时期，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开始推演阴阳之理，成为儒者所宗奉的人。宣帝、元帝时期，刘向研究《谷梁春秋》，列举灾祸和福祥，以《洪范》相传授，与董仲舒有许多不同。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研究《左氏传》，他对《春秋》和五行的说法，又与前人很不相同。班固依据《尚书大传》，采录董仲舒、刘向、刘歆的著述，撰成《五行志》，并记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等人所陈述的事迹，一直到王莽时期，广泛贯通祥瑞和灾变，用来解释《春秋》。综合起来说，大致有三种道理。第一，君主按照正道治理，臣下尽忠辅佐，万物都能顺遂自己的本性，于是和气应验，吉祥的征兆出现，国家因此安定。第二，君主违背正道，小人居于官位，百姓失去正常生活，于是乖戾之气应验，灾祸的征兆出现，国家因此灭亡。第三，君主和大臣见到灾异后，退下来自我反省，责备自身、修养德行，共同防止并弥补过错，这样灾祸就会消除，福气就会到来。这就是它的大略。我常常列举这些例子，交错说明时势变化，委婉地写成文章，其中有不少值得观览的地方。等到司马彪编纂光武帝以后的史事、考察汉朝历史时，关于灾异的说法也没有超出以前的规范。如今我采录黄初以来关于祥瑞灾异的言论，编写在这一篇中。《经》说：“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的性质是向下滋润，火的性质是向上炎烧，木的性质是可弯可直，金的性质是顺从改变，土的作用在于种植和收获。” 《传》说：“田猎不按时收兵，饮食不举行享献礼，出入没有节制，耽误农时，以及进行奸邪谋划，那么木就不能保持可弯可直的本性。” 解释说：木属于东方。在《易》中，地上有木就是《观》卦。对于君王的政事来说，威仪和容貌也应当是可供观瞻的。因此行走时有佩玉的节度，登车时有和鸾铃声的节制，田猎实行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的礼仪；出入有明确名分，使役人民合乎时令，办事以劝勉农桑为要，谋划以安定百姓为本。这样，木就保持了它的本性。如果田猎驰骋而不返回宫室，饮食沉湎而不顾法度，随意兴起徭役而耽误农时，制造奸诈之事而损害百姓财产，那么木就失去了本性。大概工匠制造车轮、箭杆等物，往往会出现损伤败坏；以及树木发生变异怪异的现象，都是所谓不能保持可弯可直的本性。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下雨，树木结冰。按照刘歆的说法，上面的阳气施行却不能向下贯通，下面的阴气施行却不能向上通达，所以降雨，树木因而结冰；这是寒冷之气造成的，说明木失去了可弯可直的本性。刘向说，冰是阴气盛大的表现，木属少阳，象征贵臣、卿大夫。这些人将要遭受祸害时，阴气便逼迫树木，树木先受寒，所以遇雨就结冰。这年六月，利成郡的士兵蔡方等人杀死太守徐质，占据郡城反叛。太守相当于古代的诸侯，是贵臣遭受祸害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树木结冰是木上生介，介是甲兵的象征。这一年，朝廷既讨伐蔡方，又在八月由天子亲自率领水军征伐吴国，戍卒十多万人，旌旗绵延数百里，临江展示军威，当时又接连下雨。元帝太兴三年二月辛未日，下雨，树木结冰。两年以后，周顗等人遇害，这就是阳气施行而不能向下贯通的表现。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日，下雨，树木结冰。这一年殷浩北伐，第二年军队失败，永和十年被废黜。又有说法认为，这是荀羡、殷浩北伐以及桓温进入关中的征兆。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日，下雨，树木结冰。第二年二月，王恭出任北方藩镇，八月，庾楷出任西方藩镇，九月，王国宝任中书令，不久又兼领军将军；太元十七年，殷仲堪任荆州刺史。这些人虽然邪正不同、行事方针各异，最终却都被消灭，这就是树木结冰所预示的应验。吴国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征伐淮南，后来他所坐的听事厅屋梁中折断。诸葛恪无故发动征役，耽误农时，策划邪谋，损伤国家财力，所以木失去本性，导致毁坏折断。等到他撤军回来便被诛杀，在《周易》中又属于“栋梁弯挠，预示凶险”。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的地面下陷，房梁折断。太康八年正月，太庙殿又下陷，于是改建庙宇，地基一直挖筑到泉水处。这年九月，又重新营建新庙，从远方运来名贵木材，还杂用铜柱，陈勰任工匠总管，参加营造的有六万人。到太康十年四月才建成，十一月庚寅日，房梁又折断。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地面下陷，是分离的象征；房梁折断，是木不能保持可弯可直本性的表现。第二年武帝去世，王室于是发生动乱。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司马颖派陆机率军进逼京都，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军队刚开始撤退，牙旗的旗杆就折断了；不久军队战败，陆机被杀，司马颖随即逃散溃败，最终被赐死。这是奸邪谋划受到惩罚、木失去本性的表现。元帝太兴四年，王敦驻守武昌，他属下的仪仗器物上长出像莲花一样的花朵，五六天后便枯萎凋落。这是木失去本性的表现。干宝认为，枯木上生出狂放的花朵，又发生在王敦的铃阁之间，是说威仪的富盛、荣华的盛大，都像狂花突然开放一样，不能长久。后来王敦最终因违抗君命而被杀，尸体也受到刑戮。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也是花木妖孽，在《周易》中属于“枯杨生华”。桓玄刚刚篡位时，龙旗的旗杆折断了。当时桓玄田猎没有节制，饮食奢侈放纵，大兴土木妨碍农业，又多有奸邪谋划，所以木失去了本性。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旗帜是用来悬挂日月星辰、彰明尊号的，旗杆折断，意味着高明的尊位离去了。桓玄果然失败。《传》说：“废弃法令津梁，驱逐功臣，杀害太子，把妾立为妻，那么火就不能向上炎烧。”

译解释说：火属于南方，是向上发出光辉、显示光明的东西。对于君王来说，就是面向南方、朝向光明来治理天下。《尚书》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贤能的人。”所以尧舜举用群贤，让他们入朝任职；疏远四个奸佞，将他们放逐到荒野。孔子说：“像水滴石穿那样不断浸润的谗言，以及使人受到切肤之痛的控诉，都不能被采信，这才可以说是明察。”贤能与奸佞分别清楚，任用官员有秩序，遵循旧有章法，敬重功勋，严格区别嫡子和庶子，这样火就保持了它的本性。如果不坚定地信守正道，或者炫耀虚伪，谗佞之徒兴盛，邪恶压倒正义，那么火就失去了本性。火从上面向下蔓延，直到过度燃烧、无故兴起，焚烧宗庙，烧毁宫殿馆舍，即使发动大军，也不能扑灭，这就叫火不能向上炎烧。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发生火灾。起初，皇帝还是平原王时，娶河南人虞氏为妃。即位以后，却没有立她为皇后，反而立典虞车工卒毛嘉的女儿为皇后。皇后原本出身卑微，不应当升居后位，这是把妾立为妻所受到的惩罚。青龙元年六月，洛阳宫的鞠室发生火灾。青龙二年四月，崇华殿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到南阁，朝廷修缮恢复。到三年七月，这座殿又发生火灾。皇帝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按照礼制，难道有祈祷禳灾的办法吗？”高堂隆回答说：“灾变发生，都是为了彰明教诫；只有遵循礼制、修养德行才能胜过它。《易传》说：‘上面不节俭，下面不节制，妖孽之火就会烧毁他的房屋。’又说：‘君主修建高台，上天就降火造成灾害。’这是因为君主如果只顾装饰宫室，不知道百姓已经困乏空竭，所以上天用旱灾来回应，火也从高大的殿宇燃起。考察《旧占》说：‘灾火发生，都是以台榭宫室作为警戒。’如今应当停止并遣散劳役，力求节约；清理被灾的地方，不敢在这里再营造建筑。萐莆、嘉禾一定会在此地生长，以报答陛下虔敬恭谨的德行。”皇帝没有听从。于是重新修复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因为郡国前后报告见到龙的事共有九次，所以用此命名。皇帝多次抛弃法度，使百姓疲惫而放纵欲望，这是把妾立为妻的应验。吴国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门发生火灾，重建后端门又发生火灾。宫殿内的门，是号令发出的地方；宫殿，是听取政事的场所。当时诸葛恪执掌政权，却骄傲轻慢、放纵恣意；孙峻统领禁军，却阴险残害，恶行终于显露。武昌是孙氏尊号开始建立的地方。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应当除掉那些地位显贵、掌握要害的人。诸葛恪果然使军队丧失、人民受尽残害；孙峻把政权交给孙綝，孙綝又废黜了孙亮。有人说，孙权拆毁武昌城来扩建太初宫，诸葛恪又有迁都的打算，重新建造门殿，事情不合时宜，所以发生火灾。京房《易传》说：“君主不思考正道，他的妖异就是火烧宫殿。” 太平元年二月初一，建邺发生火灾，这是人为纵火。这年秋天，孙綝开始执政，假借孙亮的诏令杀死吕据、滕胤。第二年，又擅自杀死硃异。这是废弃法律、驱逐功臣所受的惩罚。孙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门北楼发生火灾。永安六年十月，石头小城发生火灾，烧毁西南一百八十丈城墙。当时受宠之人张布专擅国政，多行无礼；韦昭、盛冲最终被斥退而不被任用，又派遣察战等人担任内史，惊扰州郡，导致交阯发生反乱，这就是灾祸所应验的过错。孙皓建衡二年三月，发生大火，烧毁一万多家，死了七百人。考察《春秋》记载齐国发生大灾，刘向认为这是齐桓公贪恋内宠、听信妇人之言、妻妾多次更替所受的惩罚。当时孙皓颁布的法令诡诈暴虐，抛弃法度，使功臣名士劳苦不堪，诛杀斥退的人很多；后宫有一万多人，凭借女子进谒而行事的情况屡屡发生，其中受到特别宠爱、佩戴皇后玺绶的人又很多，所以发生了大火。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日，雷击灾害波及西阁、楚王所居的坊舍以及临商观的窗户。太康十年四月癸丑日，崇贤殿发生火灾。十一月庚辰日，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廊、景坊东屋、晖章殿南阁发生火灾。当时有人上书说：“汉朝王氏五侯，兄弟轮流担任要职；如今杨氏三公同时居于高位，所以天变屡次出现，臣私下替陛下忧虑。”因此杨珧请求退职。当时皇帝听信冯紞的谗言，废弃张华的功劳，听信杨骏的谗言，疏远卫瓘的宠信，这是驱逐功臣所受的惩罚。第二年，皇帝驾崩。后来楚王司马承暗中发动诏旨所允许的行动，杀害两位公卿，自己也没有免祸。雷击灾害波及楚王坊舍，难道也是上天的意思吗？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日，武库发生火灾。张华怀疑将有变乱，先命人坚守武库，然后才救火。因此历代积存的奇珍异宝，如王莽的头颅、孔子的木屐、汉高祖斩白蛇的剑，以及二百零八万件兵器，一时全都烧毁。这是愍怀太子被杀所受的惩罚。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设置险要、击柝巡夜，是为了巩固国家；储藏兵器，是为了防备意外。如今皇位继承人将要倾覆，国家社稷将要灭亡，禁军再也无从使用，皇帝的军队又将保卫谁呢？皇帝和皇后没有醒悟，最终丧失天下，这就是灾异的应验。张华、阎纂都说，武库发生火灾而氐族、羌族反叛，太子被废，由此便可以知道天下将发生什么。元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发生火灾。当时贾皇后凶暴放纵，贾谧专擅朝政，罪恶累积、恶行成熟，本应受到诛杀灭绝。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臣下和妾室中有不可容忍的人，即使与自己亲近而显贵，也不应因亲近而姑息，仍然应该忍痛诛杀，就像我焚烧高原陵一样。皇帝既然昏昧软弱，张华又不采纳裴頠、刘卞的谋略，所以贾皇后最终与贾谧杀害了太子。干宝认为：“高原陵发生火灾，是太子被废的应验。汉武帝时，高园便殿发生火灾，董仲舒的回答与这一占验相同。” 永康元年，皇帝迎立皇后羊氏。皇后将要入宫时，衣服中忽然起火，众人都觉得奇怪。永兴元年，成都王司马颖于是废黜皇后，把她安置在金墉城。后来皇后重新被立，立后又被废黜，前后共四次。后来又下诏赐她死，荀籓上表请求保全她。虽然后来她又恢复了皇后地位，但忧惧逼迫、受尽折辱，这种事情自古从未听闻。这是妖火应验的结果。永兴二年七月甲午日，尚书省各曹署起火，火势蔓延到崇礼门和阁道。尚书省是百官治理、推行政教的根本，这是君王抛弃法令所受的应验。后来清河王司马覃入继皇统，却没有终身居于帝位，这又是杀害太子所受的惩罚。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发生火灾，烧死三千多人。当时王如自称大将军、司雍二州牧，拥有四五万人，攻打掠夺各郡县。这是下属凌驾上级、阳气失去节制的应验。元帝太兴年间，王敦镇守武昌。武昌发生火灾，火势燃起后，众人聚集救火；这边刚救，另一边又起火，东西南北几十处同时响应，几天都没有停止。这正是旧说所说的“过度的火焰无故兴起，即使发动大军也不能扑灭”。干宝认为：“这是臣下行使君主的权力，亢盛的阳气失去节制，也就是王敦凌驾君上、怀有无君之心，所以发生灾害。”

译永昌二年正月癸巳日，京城发生大火。三月，饶安、东光、安陵三县发生火灾，烧毁七千多家，死了一万五千人。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京都发生火灾。当时王敦威逼轻侮朝廷，多行无礼，朝廷内外的臣下都心怀怨恨，这是阴气达到极盛而产生阳灾的应验。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城发生火灾。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日，吴郡发生灾害。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雷击灾害波及石季龙的太武殿和两座宗庙的端门。雷击持续一个多月才停止，金属和石头都被毁尽。后来石季龙去世，天下大乱，最终灭亡。海西公太和年间，郗愔任会稽太守。六月发生严重旱灾，大火烧毁几千家，延烧到山阴县的粮仓，数百万斛粮食被烧，火焰烟雾遮蔽天空，无法扑灭。这也是桓温势力强盛、将要废黜海西公，是阴气极盛而产生阳灾的应验。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京城大规模发生风灾和火灾。当时桓温入朝，心怀凌驾君上的意图；幼主登上帝位，人人心中忧虑恐惧，这与太宁年间的火灾相同。太元十年正月，国子学生借着风势放火，烧毁房屋一百多间。此后考核官员不严格，奖赏和罢黜没有章法。大概是徒有培养人才的名声，却没有真正取得贤才，这是不明智所受惩罚的先兆。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日，延贤堂发生火灾。这月丙申日，螽斯则百堂以及客馆、骠骑府的仓库都发生火灾。当时朝廷弊政很多，衰败的征兆日益显现，这些都是不明智所受惩罚的象征。君主和宰相没有醒悟，最终导致动乱灭亡。会稽王司马道子宠幸尼姑和姏母，分别任用她们的亲戚，甚至让她们出入宫禁、以礼拜见皇帝。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登上延贤堂和客馆的人中有许多不是合适的人，所以使那里发生火灾。又因为孝武帝始终不立皇后，宠幸出身微贱的张夫人；张夫人骄横嫉妒，皇子没有繁衍，违背了“螽斯则百”的道理，所以焚烧她的宫殿。司马道子又赏赐没有节制，所以他的府库遭受火灾，这也是对他的惩罚。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两艘龙舟发生火灾，这是水气侵扰火气的现象。后来桓玄篡位，皇帝于是流亡播迁。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君王将要流离迁徙，不能再乘坐龙舟，所以使龙舟遭受火灾。元兴元年八月庚子日，尚书省下舍的曹署起火。当时桓玄遥领尚书省事务，所以天火显示他将不再居于此处。元兴三年，卢循攻打掠夺广州，刺史吴隐之关闭城门坚守。这年十月壬戌日夜里，城中起火。当时躲避盗寇的百姓挤满城内，吴隐之害怕有人响应贼寇，只顾严密布置兵力，没有先行救火。因此官府房舍全被焚毁，烧死一万多人，军民因而逃散溃败，全都被贼军擒获。义熙四年七月丁酉日，尚书省殿中曹和吏部曹发生火灾。义熙九年，京都发生大火，烧毁几千家。义熙十一年，京都各处大规模发生火灾，吴地尤其严重。防火禁令和措施非常严厉，火灾仍然不断。王弘当时任吴郡太守，白天在听事厅办公，看见天上有一个红色的东西落下，形状像悬挂的信幡，远远落在道路南面百姓的屋顶上，火势立即大起。王弘知道这是上天降下的灾害，所以没有惩罚失火的人。这是皇室衰微的应验。《传》说：“修建宫室，装饰台榭，宫内淫乱，冒犯亲戚，轻慢兄弟，那么农业生产就不能成功。” 解释说：土属于中央，是产生万物的东西。对于君王来说，它对应内政事务；宫室、夫妻、亲属，也都是相互生养的关系。古代天子和诸侯的宫室、宗庙有大小高低的规定，皇后、夫人、媵妾的数量有一定限度，九族亲疏、长幼各有秩序。孔子说：“礼制，与其奢侈，宁可节俭。”所以大禹使宫室低矮简朴，周文王以身作则，使德行施加于妻子；这就是圣人用来彰明教化的方式。这样，土就保持了它的本性。如果奢侈淫乱、骄傲怠慢，土就失去本性。即使没有水旱灾害，草木和各种谷物也不能成熟，这就叫农业生产不能成功。吴国孙皓时期，年年通常没有水灾旱灾，禾苗庄稼长得茂盛，却结不成果实，百姓因此饥饿，整个境内都是这样，连续多年没有停止。吴地人认为这是露水损伤庄稼，其实不对。考察刘向《春秋说》说：“发生水灾旱灾应当记载；不记水旱，却说麦子和禾稼大幅歉收，是土气不能养育万物、农业生产不能成功。”这就是它的含义。孙皓起初把都城迁到武昌，不久又返回建邺；还兴建新馆，用珠玉装饰，建筑极其壮丽，拆毁各处营垒，扩建苑囿，在暑天施工而妨碍农业，使官府和私人都疲惫懈怠。《月令》说，季夏不可以兴起土木工程。孙皓却全都违背了这些规定。这就是修建宫室、装饰台榭所受的惩罚。元帝太兴二年，吴郡、吴兴、东阳没有麦子和禾稼，发生大饥荒。成帝咸和五年，没有麦子和禾稼，天下发生大饥荒。穆帝永和十年，三种麦子都没有成熟。永和十二年，麦子大幅歉收。孝武帝太元六年，没有麦子和禾稼，天下发生大饥荒。安帝元兴元年，没有麦子和禾稼，天下发生大饥荒。《传》说：“喜好战争攻伐，轻视百姓，修饰城郭，侵犯边境，那么金就不能顺从改变。” 解释说：金属于西方，是万物成熟之后、肃杀之气开始出现的象征。所以立秋时鹰隼开始搏击，秋分时微霜降下。对于君王的政事来说，就是出兵行军，执掌旌旄和斧钺，向士卒宣誓，显示威武，用来征讨叛逆、制止暴乱。《诗经》说：“威严地执掌大斧，气势如烈火熊熊。”又说：“于是收起盾牌兵器，于是装好弓箭。”行动或停止都合乎时宜，乐于面对艰难，士卒忘记死亡，金就保持了本性。如果贪欲放纵、专门树立威势争强好胜，不重视人的性命，那么金就失去了本性。大概冶炼工匠铸造金铁时，金属凝滞、熔液干涸坚结，不能成器的很多，便会形成异常怪象，这就叫金不能顺从改变。魏朝时张掖出现石瑞，虽然这是晋朝符命的征兆，但对魏朝来说却是妖异。魏氏三位祖先都喜好攻战、轻视百姓、修饰城郭、侵犯边境。石头上出现图文，是非同寻常的文字，这就是金不能顺从改变的异常。晋朝建立大业，杀戮曹氏许多人，石上的“太讨曹”文字正是这一事件的应验。考察刘歆认为，《春秋》中石头在晋国说话，石头与金属于同类，这就是金不能顺从改变、失去本性的表现；刘向则认为石头是白色，属于白色祥瑞。魏明帝青龙年间，大规模修建宫室，从西方取得长安的金铜人像。承露盘折断时，声音传到几十里外，金铜人像仿佛流泪，于是便把它留在霸城。这是金失去本性而出现异常。吴国时期，历阳县有一块岩石穿孔，形状像印章，人们都说：“石印一旦裂开，天下就太平。”孙皓天玺元年，石印裂开。又有，阳羡山有一个石洞，长十多丈。孙皓起初修建武昌宫，有迁都的意图。当时武昌是离宫所在地。班固说：“离宫和城郭属于同一类占验。”这正是修饰城郭的含义。宝鼎三年以后，孙皓出兵东关，派丁奉到合肥；建衡三年，孙皓又大举出兵到华里，这就是侵犯边境的表现。因此金失去本性，孙皓最终被反绑，吴国灭亡。

译惠帝元康三年闰二月，殿前六口钟都流出眼泪，过了五刻才停止。前一年贾皇后在金墉城杀死杨太后，而贾皇后的恶行没有停止，所以钟流泪，仿佛也在为杨太后悲伤。永兴元年，成都王司马颖进攻长沙王司马乂，每天夜里戈戟的锋刃都有像悬挂蜡烛一样的火光。这是轻视人的性命、喜好攻战，金失去本性而发生光异。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兵器就像火，若不收敛，最终会自焚。成都王没有醒悟，最终因失败而灭亡。怀帝永嘉元年，项县有魏国豫州刺史贾逵的石碑，碑上生出可以采集的金子，这是金不能顺从改变而发生的变异。同年五月，汲桑发动叛乱，群盗像暴风一样四处兴起。清河王司马覃还是世子时，所佩戴的金铃忽然生出像粟粒一样的突起，康王的母亲怀疑这是不祥之兆，便把它毁掉丢弃。后来司马覃成为惠帝太子，却没有终能登上帝位，最终被司马越杀死。愍帝建兴五年，平阳有石头说话。当时皇帝蒙受尘难，也在平阳，所以出现了本来不能说话的东西却说话，是妖异中最严重的情况。不久皇帝被叛逆的胡人杀害。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准备袭击王敦，后来却中途停止。等他回来后，家中多次出现怪异现象，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头。这是金失去本性而成为妖怪的征兆。不久甘卓被王敦袭击，于是被夷灭。石季龙在位时，邺城凤阳门上的两只金凤凰飞入漳河。海西太和年间，会稽山阴县修建粮仓，挖地时得到两艘大船，船中装满钱，钱上都有轮形纹饰，形制很大。当时天将傍晚，挖掘的人赶快把这件事报告官府，官府连夜派人严密看守。到第二天早晨，钱不知去向，只剩下船。查看船的形状，原来有钱的地方都留下了痕迹。安帝义熙初年，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头，不久也被诛杀；占验与甘卓相同。《传》说：“简慢宗庙，不向神祇祷告祭祀，废弃祭礼，违逆天时，就会使水不向下滋润。” 解释说：水属于北方，是收藏万物、使万物终结归藏的。对于人的道理来说，人死后形体收藏，精神魂魄也会散失。因此圣人为死者建立宗庙，以收聚魂气；春秋两季举行祭祀，以完成孝道。君王即位，必定到郊外祭祀天地，向神祇祈祷，依等级祭望山川，怀柔众神，没有不奉祀的。谨慎斋戒，极尽庄严恭敬，所以鬼神享用祭品，多能得到福佑和帮助。这就是圣王用来顺应阴气、调和神与人的方法。至于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也要奉行天时。十二个月都得到相应的时气，阴阳就会调和，终始之道便能完成。这样，水就能保持本性。若是不敬鬼神，政令违背时令，水便失去本性。雾水突然涌出，百川倒流泛滥，冲毁乡邑，淹死百姓；以及淫雨损伤庄稼，这就叫作水不向下滋润。京房《易传》说：“独断专行的人势力增长，诛罚断绝常理，灾祸就是水灾。这种水灾表现为下雨杀人，降霜，大风，天空变黄。发生饥荒却不减轻赋役，这叫作泰，水灾就会严重到水淹死人。压制、阻绝有德之人，这叫作狂，水灾就是水流杀人。水灾之后土地生虫。冤狱得不到昭雪，这叫作追非，水灾寒冷而杀人。追究诛罚仍不停止，这叫作不理，水灾使五谷不能收成。大败乱仍不消除，这叫作皆阴，水流入国都城邑，降霜杀死谷物。”董仲舒说：“交战结仇，尸体横陈、鲜血流淌，百姓忧愁怨恨，阴气旺盛，所以发生大水。” 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连降大雨，伊水、洛水泛滥，水到津阳城门，冲走数千家，淹死了人。起初，文帝即位后从邺迁都洛阳，营造宫室，却没有建立宗庙。太祖的神主牌位还在邺，文帝曾在建始殿像举行家祭一样祭享，直到黄初年间结束也不再回邺。又没有给郊祀、社祀和神祇确定位置。这是简慢宗庙、废弃祭祀所受到的惩罚。吴孙权赤乌八年夏天，茶陵县洪水泛滥，冲走二百多家。赤乌十三年秋天，丹阳、故鄣等县又发生洪水泛滥。考察孙权称帝三十年，始终没有在建邺创建七庙。只有父亲孙坚的一座庙远在长沙，郊祀礼仪也有缺失。嘉禾初年，群臣上奏应当举行郊祀，他又不准许。晚年虽然举行过一次南郊祭祀，却再也没有听说举行北郊祭祀。吴、楚地区应当祭望的山川也没有按等级祭祀，反而祭祀罗阳的妖神，以求福佑帮助。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孙权简慢宗庙，不向神祇祷告，废弃祭祀，所以显示这种惩罚，希望他有所感悟。太元元年，吴地又出现大风、涌水的异常现象。这年冬天，孙权举行南郊祭祀，大概是鉴察并回应灾异征兆吧！回来后便卧病不起，第二年四月去世。另一种说法认为，孙权当时听信并接受谗言诬诉，即使陆逊功勋卓著、太子孙和是储君，也不得善终，这与汉安帝听信谗言而罢免杨震、废黜太子一事相同。而且赤乌年间几乎没有一年不出兵，百姓忧愁怨恨。赤乌八年秋，将军马茂等人又图谋叛逆。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不断，冀、兖、徐、豫四州发大水，淹没、淹死百姓，漂失财物。明帝从即位开始，便纵情奢侈、极度贪欲，大量占取幼女，有时夺取士人的妻子；大肆修饰宫室，妨害农耕和军务，任凭情欲行事，到这时更加严重，号令违背时令，发生饥荒也不减免劳役。这是水不向下滋润的应验。吴孙亮五凤元年夏天，发生大水。孙亮即位四年，才建立孙权的宗庙。吴国始终没有给祖宗加上尊号，也没有修行尊奉严父的礼仪，昭穆排列的数目也有缺失。孙亮、孙休、孙皓又都废除南郊、北郊两种祭祀，不按等级祭祀众神。这是简慢宗庙、不举行祭祀所受到的惩罚。又，当时孙峻专权执政，或许是阴盛阳衰的应验吧！孙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出泛滥。从前修建浦里塘，耗费了无数功力和资财，却不能使田地成功，士卒死亡、叛逃，有的还自相残杀，百姓忧愁怨恨，这是阴气旺盛的表现。孙休又专门任用张布，罢退盛冲等人，这是吴人将其视为贼害的应验。永安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雷震电闪，水泉涌出泛滥。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发生大水。泰始七年六月，连降大雨，黄河、洛水、伊水、沁水都泛滥，淹死二百多人。武帝自登上帝位后，没有给三位皇后和祖宗加上尊号。泰始二年又撤除明堂、南郊祭祀中的五帝神座，统称为昊天上帝，只设一个神位；又省略先后配享土地神的祭祀。这是简慢宗庙、废弃祭祀所受到的惩罚。咸宁元年九月，徐州发生大水。咸宁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发生暴水，淹死一百多人。这年闰月，荆州所属五个郡国发生大水，冲走四千多家。前一年选取良家子女，令她们露面进入宫殿，武帝亲自挑选查看，专求姿色，不问德行；有隐瞒不报的人便按不敬论罪，士大夫忧愁怨恨，天下人非难此事，这是阴气旺盛的应验。三年六月，益州、梁州所属的郡国有八处遭遇洪水，淹死三百多人。七月，荆州发生大水。九月，始平郡发生大水。十月，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益州、梁州七州又发生大水。当时贾充等人掌权，专横放纵，而正人（正直之人）被疏远排斥的很多，这是阴气过盛的表现。

译咸宁四年七月，司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属二十个郡国发生大水，损害秋季庄稼，冲坏房屋，有人死亡。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发生大水；泰山冲走三百家，淹死六十多人，江夏也淹死人。当时平定吴国以后，王浚作为首要功臣却被无端诋毁弹劾，荀勖、贾充没有谋略却一同获得重赏，又收取吴国宫女五千人，纳入后宫，这些事情就是大水的应验。太康四年七月，兖州发生大水。十二月，河南以及荆州、扬州等六州发生大水。太康五年九月，四个郡国发生大水，又降霜。同月，南安等五郡发生大水。太康六年四月，十个郡国发生大水，冲坏房舍。太康七年九月，八个郡国发生大水。八月，八个郡国发生大水。惠帝元康二年，发生水灾。元康五年五月，颍川、淮南发生大水。六月，城阳、东莞发生大水，淹死人；荆、扬、徐、兖、豫五州也发生水灾。当时惠帝即位已经五年，仍未举行郊祀，连春秋蒸祭、尝祭也多不亲自主持。这是简慢宗庙、废弃祭祀所受到的惩罚。元康六年五月，刑州、扬州发生大水。当时贾后扰乱朝政，宠信扶植贾氏、郭氏，女主专权执政，这是阴气旺盛的应验。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的井水泛溢。《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时曾有这种妖异，后来王莽僭越叛逆。如今又出现这种妖异，赵王司马伦篡位，把皇帝废黜在这座城中，井水泛溢之处正是天意。九月，荆、扬、徐、冀、豫五州发生大水。当时贾后暴虐凶狠日益严重，韩谧骄横猜忌更加煽动，最终害死太子，随即也因祸灭亡。元康九年四月，宫中的井水沸腾并泛溢。永宁元年七月，南阳、东海发生大水。当时齐王司马冏专权，这是阴气旺盛的应验。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发生水灾。当时将相争相执掌政权，没有尊奉君主的心意，这是阴气旺盛的缘故。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发生大水。当时王导等人暗中怀有拥立、辅佐君主的谋划，这是阴气旺盛的表现。元帝太兴三年六月，发生大水。当时王敦内心怀有不臣之意，傲慢凶狠，凌辱皇上，这是阴气旺盛的表现。太兴四年七月，又发生大水。永昌二年五月，荆州以及丹阳、宣城、吴兴、寿春发生大水。明帝太宁元年五月，丹阳、宣城、吴兴、寿春发生大水。当时王敦的威势和权力震慑君主，这是阴气旺盛的缘故。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发生大水。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庾亮以皇帝舅父的身份在宫禁中决定政事，这是阴胜阳的缘故。咸和二年五月戊子，京城发生大水。这年冬天，苏峻起兵，京城都邑被战乱蹂躏。咸和四年七月，丹阳、宣城、吴兴、会稽发生大水。这年冬天，郭默发动叛乱，荆州、豫州共同讨伐他，半年后才平定，这是兵役兴起的应验。咸和七年五月，发生大水。当时成帝还没有亲自处理机要政务，政权掌握在大臣手中，这是阴胜阳的表现。咸康元年八月，长沙、武陵发生大水。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发生大水。永和五年五月，发生大水。永和六年五月，又发生大水。当时幼主年幼孱弱，太后临朝，且将相大臣各自把持政权，与咸和初年的情形相同。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潮水涌入石头城，死了几百人。当时殷浩因私怨罢免蔡谟，远近的人都非难他。又因幼主在位，殷浩和桓温彼此交恶，选集徒众、聚集兵甲，各自尊崇私权，这是阴胜阳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潮水涌入石头城，是以兵事占验的征兆。此后殷浩、桓温、谢尚、荀羡连年征伐，百姓忧愁怨恨。升平二年五月，发生大水。升平五年四月，又发生大水。当时桓温的权力控制朝廷，专门主持征伐，这是阴胜阳的表现。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城发生大水，平地积水数尺，浸到了太庙。朱雀大航的缆绳断裂，三艘船漂入大江。丹阳、晋陵、吴郡、吴兴、临海五郡又发生大水，稻谷庄稼全被冲毁淹没，百姓饥荒。起初，太和四年桓温北伐失败，军队十成损失九成；太和五年又征讨淮南，过了一年才攻克，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潮水涌入石头城。第二年，妖贼卢竦率领数百名部属进入宫殿，劫取武库三座库房的铠甲兵器，游击将军毛安之将其讨伐消灭，这是兵乱兴起、阴气旺盛的应验。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发生大水。当时皇帝年幼孱弱，政权掌握在将相手中。太元五年五月，发生大水。太元六年六月，扬州、荆州、江州发生大水。太元八年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发生大水，平地水深五丈。太元十年五月，发生大水。自太元八年击败苻坚以后，便在中州用兵，劳役没有一年安宁，这是忧愁怨恨的应验。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潮水涌入石头城，毁坏大航，淹死人。第二年，慕容氏侵扰司州、兖州，镇守西北边境的人疲于奔命，这是忧愁怨恨的应验。太元十五年七月，沔中各郡以及兖州发生大水。当时沿河地区纷争不断，这是征戍劳苦的应验。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潮水涌入石头城，毁坏大航，冲走船只，有人死亡。京口西浦也有潮水涌入，淹死人。永嘉郡潮水涌起，靠近海边的四个县有许多人死亡。四年后孝武帝去世，而王恭再次进攻京城，京城也发兵抵御，兵乱接连发生，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太元十八年六月己亥，始兴、南康、庐陵发生大水，水深五丈。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州、徐州发生大水，损害秋季庄稼。太元二十年六月，荆州、徐州又发生大水。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发生大水。当时政事弊端很多，百姓都非难它。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发生大水，平地水深三丈。前一年殷仲堪起兵进攻京城，这年春天又杀死郗恢，这是阴气旺盛、逞威作乱的应验。殷仲堪不久也失败灭亡。隆安五年五月，发生大水。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逞威凌驾皇上，桓玄擅自控制西部地区，孙恩在东部国家作乱，这是阴胜阳的应验。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夺帝位。第二年二月庚寅夜，潮水涌入石头城。商旅船只成千上万，漂毁、冲破、流失、断裂，尸骨相望。江东虽然屡次有潮水灾变，却从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三月，义军攻克京城，桓玄败逃，最终将他消灭。元兴三年二月己丑朔日夜，潮水涌入石头城，冲走、淹没并淹死人，大航也漂毁流失。义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潮水涌入石头城。义熙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潮水涌入石头城。第二年，骆球的父亲骆环暗中联合桓胤、殷仲文等谋划作乱，刘稚也图谋反叛，共有几十家被诛杀消灭。义熙三年五月丙午，发生大水。义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潮水涌入石头城。第二年，王师北伐。

译义熙六年五月丁巳，发生大水。乙丑日，卢循到达蔡洲。义熙八年六月，发生大水。义熙九年五月辛巳，发生大水。义熙十年五月丁丑，发生大水。戊寅日，西明门地面裂开，涌出水来，毁坏门扇和门槛，这也是水气侵害土气。七月乙丑，淮北发生风灾和大水，淹死人。义熙十一年七月丙戌，发生大水，淹浸太庙，百官赶去救护。第二年，王师北伐关河地区。《经》说：“恭敬地实行五事：第一是容貌，第二是言语，第三是观察，第四是听察，第五是思考。容貌表现为恭敬，言语表现为顺从，观察表现为明察，听察表现为聪敏，思考表现为睿智。恭敬就产生严肃，顺从就产生治理，明察就产生智慧，聪敏就产生谋略，睿智就达到圣明。吉祥的征兆是：严肃时，时雨顺时而降；治理时，时日顺时而晴；明哲时，时令温暖；有谋略时，时令寒冷；圣明时，风按时而来。灾祸的征兆是：狂妄时，长久下雨；僭越时，长久晴热；放纵时，长久温暖；急躁时，长久寒冷；[原文疑误：‘{雨瞀}’]时，长久刮风。” 《传》说：“容貌不恭敬，这叫作不严肃；其灾祸是狂妄，其惩罚是长期下雨，其最严重的后果是邪恶。此时有时会出现服饰妖异，有时会出现乌龟灾异，有时会出现鸡祸，有时会出现下体在上体生长的疾病，有时会出现青色灾异和青色祥瑞。这只是金气侵害木气。” 解释说：凡是草木一类的异常叫作妖。“妖”如同夭折的胎儿，说明事情还很微小。虫类的异常叫作孽，“孽”就是萌芽滋生。到了六畜，叫作祸，说明异常已经显著。到了人，叫作痾；“痾”是疾病的样子，说明逐渐深入。严重时有异物产生，叫作眚；从外面来的，叫作祥。“祥”如同吉祥。气相互伤害，叫作沴；“沴”如同临莅，意思是气不调和。每一类都说“有时会”，是为了排除必然同时发生的意思，说明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在前也可能在后。孝武帝时，夏侯始昌通晓《五经》，善于推演《五行传》，把这套学说传给族子夏侯胜，后来又传到许商，他们都用来教授所看重的弟子。他们所传的内容与刘向相同，只有刘歆所传的独不相同。容貌不恭敬，这叫作不严肃。“肃”就是敬。内在叫恭，外在叫敬。君主行事时，形体容貌不恭敬，懈怠傲慢，就不能敬重万事；失常便会狂妄轻率，所以灾祸叫作狂。上位者傲慢、下位者暴虐，阴气就会胜过阳气，所以惩罚是经常下雨。水伤害各种谷物，使衣食不足，于是奸邪盗贼一同发生，所以最严重的后果是邪恶。一种说法认为，许多人遭受刑罚，或者形貌丑陋邪恶，也属于这种情况。风俗狂妄傲慢，改变节操、违背法度，就会制作轻薄奇异的服饰，所以出现服饰妖异。水类喜动，所以有乌龟灾异。《易》中，《巽》卦代表鸡。鸡有冠和距，具有文武之貌，却不能形成威势；容貌之气受损，所以有鸡祸。一种说法认为，水灾多的年份鸡常常死亡或变成怪物，也属于这种情况。上位者丧失威仪，就会有强臣危害君上，所以出现下体生在上体之上的疾病。木的颜色是青色，所以有青色灾异和青色祥瑞。凡是容貌方面受到损伤，都是木气患病；木气患病，金气就会侵害它，这是相冲的气彼此相通。在《易》中，《震》位于东方，属于春季和木；《兑》位于西方，属于秋季和金；《离》位于南方，属于夏季和火；《坎》位于北方，属于冬季和水。春分、秋分时昼夜相等，寒暑均衡，所以金木之气容易相互转变；因此容貌受损就导致秋季阴气盛而长期下雨，言语受损就导致春季阳气盛而长期干旱。至于冬夏，昼夜相反，寒暑截然不同，水火之气不能相合，所以观察受损而经常温暖、听察受损而经常寒冷，是因为气机如此。违逆这些规律，其最严重的后果叫作恶；顺应这些规律，其福就是“好德”。刘歆《貌传》说，还有鳞虫灾异、羊祸、鼻部疾病。解释认为，按天文学，东方辰星是龙星，所以对应鳞虫；按《易》，《兑》卦对应羊。木被金所侵害，所以导致羊祸，与长期下雨同样是应验。这种说法不对。春秋两季阴阳之气相互抗衡，木气衰病而金气旺盛，所以能够相互并合；只有这一件事如此。祸与妖、痾、祥、眚属于同一类，不应单独区别。魏国尚书邓飏行走时奔放疾走，筋骨仿佛不能约束身体；坐下、起身都歪斜倚靠，好像没有手脚。这是容貌不恭敬的表现。管辂说这是“鬼躁”。鬼躁是凶死的征兆，后来邓飏果然被诛杀。惠帝元康年间，贵族游宦子弟相互效仿披散头发、裸露身体饮酒，对着婢女妾侍嬉戏；违逆他们的人便受到伤害，非难他们的人便遭到讥笑，少数不合时俗的士人以不能参与为耻。这大概是容貌不恭敬、胡人和狄人将要侵入中原的萌芽。后来果然发生五胡之乱，这又是狂妄失常的表现。元康年间，贾谧受到亲近和尊贵的待遇，多次进入两宫，和太子游玩，毫无谦让退下之心。他又曾因下棋争抢棋路，成都王司马颖严厉地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贾谧怎么敢对他无礼！”贾谧仍不悔改，所以遭受祸患，这是容貌不恭敬的惩罚。齐王司马冏诛杀赵王司马伦后，便留下来辅政，坐着接受百官拜见，向尚书台和府署发号施令，淫乱专横而骄傲放纵，连一次朝见皇帝也没有。这是狂妄放纵、不严肃的灾祸。天下人没有不推重他的功劳、同时担心他灭亡的；司马冏始终不改，最终被夷灭。司马道子在府邸园中排列店铺，让姬妾卖酒经商，自己亲自参与交易。干宝认为这是贵人丧失身份、降到皂隶地位的征象。不久司马道子被废黜，最终以庶人身份死去，这是容貌不恭敬的应验。安帝义熙七年，将要授予刘毅世子的官爵，刘毅认为王命重大，应当设宴庆贺，亲自请属吏僚佐到场观看。到了授拜那天，国中僚属没有再次禀报，默默地在马厩中举行了拜礼。使者将要回去复命时，刘毅才知道这件事，非常遗憾，便免去了郎中令刘敬叔的官职。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这是懈怠简略、不严肃对待嘉礼的妖异。后来刘毅最终被杀。关于常年下雨这一类征兆，刘歆认为《春秋》所说的是大雨，刘向认为是大水。魏明帝太和元年秋天，几次下大雨，很多人突然死亡，雷电异常，甚至击死鸟雀。考察杨阜的上疏，这是长期下雨的惩罚。当时天子居丧却不悲哀，出入打猎没有节制，奢侈之事不断兴起，夺去农民的农时，所以水失去本性，以长期下雨作为惩罚。太和四年八月，连降大雨三十多天，伊水、洛水、黄河、汉水都泛滥，这一年因此发生凶荒和饥饿。吴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雷鸣电闪。乙卯日下雪，天气极寒。根据刘歆的说法，这个时节本应下雨，却不应下大雨；大雨是长期下雨的惩罚。刚开始打雷闪电，第二天却下雪、严寒，又是经常寒冷的惩罚。刘向认为，既然已经雷电交作，便不应再下雪；这些都是失去时令的异常。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做君主却违背时令，叛臣将要兴起。先雷电、后下雪，是阴气发现阳气的空隙，起来胜过阳气，逆臣弑君的祸患将要形成。孙亮没有醒悟，不久便被废黜。这与《春秋》中鲁隐公的事相同。

译武帝泰始六年六月，连降大雨。甲辰日，黄河、洛水、伊水、沁水同时泛滥，冲走四千九百多家，淹死二百多人，淹没秋季庄稼一千三百六十多顷。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国遭暴雨，损害豆子和小麦。九月，南安郡连降大雨并下暴雪，树木被摧折，损害秋季庄稼。这年秋天，魏郡、西平郡九县、淮南、平原连降大雨并发生暴水，霜冻损伤秋季庄稼。惠帝永宁元年十月，义阳、南阳、东海连降大雨，淹坏秋季小麦。元帝太兴三年，春雨一直下到夏天。当时王敦掌握权力，这是不恭敬所受的惩罚。永昌元年，春雨下了四十多天，昼夜雷电震响五十多天。当时王敦起兵，这是王师战败的应验。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下了五十多天，雷电不断。当时虽然斩杀了苏峻，但他的余党仍据守石头城，直到余党被消灭后，淫雨才停。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的长沙郡攸县、醴陵县，武陵郡的龙阳县，三个县遭雨水灾害，房屋漂浮，淹死人，损害秋季庄稼。当时皇帝年幼，权力掌握在下臣手中。服饰妖异。魏武帝因天下遭逢凶荒、资财匮乏，开始仿照古代皮弁，裁剪缣帛制成白帢，用来替代旧式服装。傅玄说：“白色是军队的服色，不是国家正式服色。”干宝认为：“缟素是凶事丧事的象征。”把它称作“帢”，含有毁辱之意，大概是改朝换代以后遭劫掠杀戮的妖兆。魏明帝戴绣帽，穿着青白色绢制的半袖短衣，常在直臣杨阜值班时这样出现。杨阜进谏说：“这是什么礼制规定的服装呢！”明帝默不作声。这是接近服饰妖异的现象。青白色不是合乎礼制的颜色；便服尚且不能使用红紫色，何况用来接见臣下呢？君主亲自穿戴不合法式的服饰，正是所谓自己造下罪孽，无法祈禳。明帝没有享有长寿，死后俸禄也从王室中失去，后代不能善终，最终丧失天下。景初元年，铸造铜像为两个巨人，号称翁仲，放在司马门外。考察古代长人出现的事例，是国家灭亡的征兆；长狄出现在临洮，是秦国灭亡的灾祸。秦始皇没有醒悟，反而把它当作吉祥征兆，铸造铜人来仿效它。魏国却铸造亡国之器，在道义上终究没有可取之处。这大概是服饰妖异。尚书何晏喜欢穿妇女的服装。傅玄说：“这是妖异的服装。衣裳的制度，是用来确定上下、区别内外的。《大雅》说‘玄衮赤舄，钩膺镂锡’，歌咏的是服饰的文采。《小雅》说‘有严有翼，共武之服’，歌咏的是服饰的威武。如果内外没有区别，王制就失去次序；服饰妖异一旦出现，本人也会随之灭亡。妹喜戴男子的冠，夏桀因此亡天下；何晏穿妇女的服装，也因此使家族灭亡，他们的灾祸相同。” 吴地妇女修饰容貌时，急促地束紧头发，把发髻两角削束得超过耳朵，大概是说当地风俗自我约束过于急切，行为的棱角失去了适中。因而吴地风俗彼此驱使而趋于急迫，在言论上互相弹劾攻击，以刻薄为时尚。服三年丧的人，往往因过度毁损身体而死。诸葛患这些弊病，撰写《正交论》；虽然不能用经典训诫来整治乱象，大概也是挽救时俗的作品。孙休以后，衣服的样式上衣变长、下裳变短，并且衣领层层堆叠五六重，而裙裳只有一两重。干宝说：“上面过于丰厚，下面过于俭薄，是上面有余、下面不足的妖兆。”到了孙皓时，果然上面奢侈暴虐、任性妄为，下面百姓困苦贫乏，最终因此亡国，这就是它的应验。武帝泰始初年，衣服上身俭约、下身宽丰，穿衣的人都把衣襟压到腰部，这是君主衰弱、臣下放纵、下位压制上位的象征。到了元康末年，妇女露出两片胸衣，穿在交领衣服的上面，这是内物显露到外面的象征。制作车乘的人只求贵重轻巧，又屡次改变车的形制，都用白色竹篾作边饰，大概是古代丧车遗留下来的象征。车乘是君子的器物，大概表示君子立志没有恒常，做事不崇尚实际。干宝认为这是晋国祸乱的征兆。到惠帝登基后，权力掌握在宠臣手中，是下位压制上位的应验。到了永嘉末年，后宫才人流散，沦没在戎狄之中，是内物显露到外面的应验。天下扰乱后，宰辅和方伯多不能承担职责，又屡次改换制度，是不崇尚实际的应验。泰始以后，中原相互崇尚使用胡床、貊盘，以及制作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定收藏这些器具，吉庆宴享和盛大聚会都把它们放在前面。太康年间，又用毡制帽头、络带和裤口。百姓相互戏说道：“中原一定会被胡人攻破。”毡和兽毛产于胡地，而天下人却用它们制作帽头、衣带、裤口，胡人已经在三方面制约中原了，怎么能不败亡呢！到了元康年间，氐人、羌人相继反叛；永嘉以后，刘渊、石勒终于篡夺中都，此后四方夷族相继占据中原土地，这是服饰妖异的应验。起初制作木屐时，妇女的屐头是圆的，男子的屐头是方的。圆形有顺从之义，用来区别男女。到了太康初年，妇女的木屐也变成方头，与男子没有区别。这是贾后专横嫉妒的征兆。太康年间，天下流行《晋世宁》舞，舞者用手托着杯盘，使它们翻转，歌唱道：“晋世宁，舞杯盘。”有见识的人说：“音乐产生于人的内心，所以可以用来观察事情。如今把杯盘托在手上反复翻转，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杯盘是酒食用具，却命名为《晋世宁》，意思是晋代士人苟且偷安于酒食之间，见识不能及于长远；晋世的安宁，就像杯盘放在手上一样不稳。” 惠帝元康年间，妇女的首饰中出现五兵佩，又用金、银、玳瑁等制成斧、钺、戈、戟，来代替簪子。干宝认为：“男女的区别，是国家的大节，所以服饰器物有不同等级，馈赠礼物也不相同。如今妇女却把兵器作为装饰，这是妇女妖异中最严重的。于是便发生了贾后的事情。”最终导致天下灭亡。当时妇女盘发完成后，用丝帛紧紧束住发环，称为“撷子紒”。这种发式从中宫开始，天下都仿效。后来贾后废黜并杀害太子，就是它的应验。元康年间，天下开始相互仿效制作乌杖，用来支撑腋下；后来渐渐在杖头安上金属杖镦，停下时便把杖竖立在地上。木属于东方五行，是金的臣属。杖是扶持身体的器具，杖头做成乌色，更便于使用。一定要从旁支撑腋下，是从旁救助的象征；加上金属，支撑时便能竖立，表示木依靠金也能独立站立。到了怀帝、愍帝时期，王室多难，而中都丧败；元帝以藩臣身份在东方树立德业，维持天下，这是支撑腋下的应验。后来社稷没有君主，天下归附于他，于是承受天命，在江外建立都城，这是独立站立的应验。

译元康、太安年间，江淮地区有破旧的鞋子自行聚集在道路上，多的达到四五十双；有人把它们分散扔进坑谷，第二天看时又恢复原样。有人说是看见狸叼来聚集的。干宝认为：“鞋子是人的低贱服装，处在劳苦屈辱之中，象征平民百姓。破鞋是疲惫困敝的象征；道路是四方往来的地方，用来沟通王命。如今破鞋聚集在道路上，是象征平民疲惫困苦，将要聚集起来作乱，使王命断绝。”太安年间，征发壬午兵，百姓怨恨反叛。江夏张昌倡导作乱，荆楚人像流水一样跟从他。于是战事年年发生，这是服饰妖异的应验。起初，魏国制作白帢，在前面横缝一道，用来区别前后，称为颜帢，后来流传使用。到了永嘉年间，渐渐去掉这道缝，称为无颜帢；妇女束发时也越来越松，发髻扎得不牢，无法自行竖立，头发遮住额头，只露出眼睛。“无颜”是羞愧的意思，遮住额头是惭愧的样子。越来越松，表示天下丧失礼义，放纵性情，到了最终竟达到极大的耻辱。永嘉以后，怀帝、愍帝二帝都没有返回，天下人对此感到羞愧。孝怀帝永嘉年间，士大夫争相穿生绢制的单衣。有见识的人指着说：“这就是古代的繐衰，是诸侯用来服丧天子的丧服。如今无缘无故穿它，恐怕会有相应的灾祸吧！”后来果然发生胡人贼乱，皇帝遭到杀害。元帝太兴年间，士兵用绛色袋子束发。见识者说：“发髻在头上，属于乾，象征君道；袋子属于坤，象征臣道。如今却用朱红色袋子束发，是臣道向上侵凌君道的象征。”于是王敦便凌驾皇上之上。过去制作羽扇柄时，刻木仿照鸟骨的形状，排列羽毛用十根，取其完整之数。自中兴初年王敦南征开始，才改成长柄，柄向下伸出以便握持，并把羽毛减为八根。见识者责怪说：“羽扇，名称取自鸟的翅膀。创制长柄，是要握住它的柄来控制羽翼；把十根改为八根，是想用未完备的东西夺取已经完备的地位。这大概象征王敦擅权，把持控制朝廷的权柄，又想凭没有德行的才能窃取不应有的地位。”当时，制衣又使上衣变短，衣带只到腋下；戴帽的人又用带子束住脖子。这是下部逼迫上部、上部无处容身的象征。制裤子时把裤口做成直幅，不加收窄，是下部扩大的象征。不久王敦谋反，两次进攻京城。海西公继承帝位时，忘了设置豹尾。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豹尾是仪仗服饰中的主饰，是大人物用来显示豹变的东西。海西公在应当发生豹变的日子，却不应忘记而忘记了它。他不是主持社稷的人，所以忘掉豹尾，表示其帝位不能长久。不久他便被废黜。孝武帝太元年间，人们不再佩戴帩头。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头是元首，帩是帮助元首形成仪饰的东西。如今忽然废弃它，好像君主孤立无辅佐，最终将走向危亡。到了安帝时，桓玄果然篡夺帝位。过去制作木屐，屐齿都穿透屐面，称为露卯。太元年间忽然不再穿透，称为阴卯。见识者认为，“卯”就是谋，必定会有暗中谋划的事情。到了烈宗末年，骠骑参军袁悦之开始挑拨构陷内外，隆安年间终于谋划欺诈、互相倾陷，以致发生大乱。太元年间，公主和妇女一定要把鬓发梳得松缓、发髻倾斜，作为盛大的装饰。使用假发很多，不能经常戴在头上，于是先在木头或笼架上装好，称为假髻，有时称为假头。至于贫穷人家，不能自己置办，便自称“无头”，向别人借头。这种风俗很快传遍天下，也是服饰妖异。不久，孝武帝去世，天下骚动，刑杀无数，许多人失去了头颅。到了大殓时，都刻木、熔蜡，或者捆扎菰草来制作头颅，这就是假头的应验。桓玄篡位建立政权后，在殿上设置绛色帷帐，雕镂黄金作为帷帐上端的装饰，四角各有金龙衔着五色羽葆流苏。群臣相互说道：“很像丧车。”不久桓玄败亡，这是服饰妖异的征兆。晋朝末年，人人都戴小帽而穿宽大的衣裳，名士风流相互仿效，连舆台等下层人也形成这种风俗。见识者说：“上部小而下部大，这是禅代更替的象征。”不久宋朝接受晋朝的帝位。鸡祸。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的母鸡变成公鸡，却不鸣叫，也不交配。干宝说：“这一年宣帝平定辽东，百姓开始有了共同赞许、推重有才能者的意思，这就是它的象征。然而晋朝三位皇帝最终都以臣下身份结束一生；母鸡不鸣、不交配，又是上天的意思。” 惠帝元康六年，陈国有母鸡生下一只没有翅膀的公鸡，长大后掉进坑里死了。王隐认为：“公鸡象征后代子嗣。坑象征母亲。如今鸡生下无翅公鸡，掉进坑里死去，难道是这个孩子没有羽翼、被母亲陷害吗？”后来贾后诬陷并杀害愍怀太子，这就是应验。太安年间，周玘家的母鸡逃到屋檐承溜中，六七天后才下来；它振翅鸣叫并求偶，只是毛羽没有改变。后来发生陈敏之事。陈敏虽然控制了江南地区，最终却没有纲纪法度和文治，大概就是这一征象。他最终被周玘消灭。鸡祸出现在周玘家，也是上天的意思。京房《易传》说：“母鸡发出公鸡的鸣叫，君主就不得荣耀。” 元帝太兴年间，王敦镇守武昌，有母鸡变成公鸡。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母鸡变成公鸡，是臣下凌驾君上的象征。后来王敦两次进攻京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广陵高平阎嵩家中的母鸡生下来没有右翅，彭城人刘象家的鸡长着三只脚。京房《易传》说：“君主听用妇人的话，鸡就会生出妖异。”当时，君主和宰相都听从尼姑、老妇的话，宠爱赏赐过于丰厚，所以出现了这种妖异征象。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司马道子家的青色母鸡变成红色公鸡，却不鸣叫，也不交配。这是桓玄将要篡位、却不能成就事业的象征。隆安四年，荆州有鸡生出角，不久角便脱落。当时桓玄刚开始擅自控制西部地区，狂妄傲慢而不严肃，所以出现鸡祸。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角是兵器的象征；不久便脱落，是事情暂时兴起却不能终结的妖兆。后来全都应验了。元兴二年，衡阳有母鸡变成公鸡，八十天后鸡冠枯萎。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衡阳是桓玄楚国封地的大略范围。桓玄篡位后，果然八十天就失败了，这就是应验。青祥。武帝咸宁元年八月丁酉，大风吹折太社的树，有青色气体冒出，这是青祥。占验说：“东莞应当有帝王。”第二年，元帝出生。当时元帝的祖父武王封在东莞，于是改封琅邪。孙盛认为这是晋朝中兴的表征。晋室发生祸乱时，武帝的子孙没有一个留下，这是社树被风吹折的应验，也是长期刮风的惩罚。惠帝元康年间，洛阳南山有虻发出声音，说：“韩尸尸。”见识者说：“韩氏将成为尸体；说‘尸尸’，意思是韩氏全族都将死亡。”后来韩谧被诛杀，韩氏全族覆灭，这就是青祥。金气侵害木气。

译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文帝巡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缘无故自行崩塌，文帝心中厌恶，于是不进入城中，返回洛阳。这是金气侵害木气，木发生动摇。五月，文帝驾崩。京房《易传》说：“上下都违背常理，妖异就是城门毁坏。” 元帝太兴二年六月，吴郡的米仓无缘无故自行坍塌。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米仓是买卖粮食的房屋，无故自行毁坏，表示五谷价格暴涨，因此没有粮食可以买卖。这一年果然发生大饥荒，死者多达数千。明帝太宁元年，周莚投奔王敦。王敦为他建好住宅后，所建的五间六梁同时跃出坠地，其余横梁还横架在柱头上。这是金气侵害木气。第二年五月，钱凤谋乱，于是周莚全族被灭，湖熟不久也成为废墟。安帝元兴元年正月丙子，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将要讨伐桓玄，在扬州南门竖起牙旗旗杆。旗杆向东的一根难以竖直，过了很久才扶正。这是近来灾异妖祥的征兆。不久，司马元显就被桓玄擒获。元兴三年五月，乐贤堂倒塌。当时皇帝昏愦，没有爱惜贤才的心，所以这座堂的倒塌是灾异。义熙九年五月，国子圣堂倒塌。上天的警戒仿佛是在说：圣堂是礼乐的根本，无缘无故自行毁坏，是国家基业和国运将要坠落的征象。不到十年，皇帝就把帝位禅让了。志第十八 五行中 《洪范传》说：“言语不顺从民心，叫作不能治理；它的过错是僭越失常，它的惩罚是长期亢阳，它的极端结果是忧患。有时会出现诗歌方面的妖异，有时会出现有甲虫类的灾害，有时会发生犬祸，有时会出现口舌疾病，有时会出现白色的灾异和祥瑞。这是木气侵害金气。”所谓言语不顺从，“从”就是顺从；所谓不能治理，“乂”就是治理。孔子说：“君子居处在家中，说出不善的话，千里之外的人都会违背他，何况身边的人呢！”《诗经》说：“像蝉鸣，像蝗鸣，像水沸腾，像羹汤翻滚。”这是说君主发布的号令不合人心，虚浮喧哗而混乱，所以不能治理天下。过失在于过分失常，因此灾咎就是僭越失差。刑罚任意施加，群阴之气不能依附，阳气便盛胜，所以惩罚是长期亢阳。旱灾伤害百谷，就会有盗寇和祸乱，上下都忧患，所以极端结果是忧愁。君主刚强亢阳而暴虐，臣下害怕刑罚而闭口不言，于是怨恨诽谤之气通过歌谣发泄，所以有诗歌妖异。所谓有甲虫类的灾害，是指小虫中有甲壳、能够飞扬的一类，是阳气所生，在《春秋》中称为螽虫，现在叫蝗虫，都属于这一类。在《易经》中，《兑》卦代表口；犬用吠叫来守卫，却不可信，象征言语之气受到损毁，所以有犬祸。另一种说法是，发生旱灾的年份，犬多狂死或成为怪异，这也是犬祸。涉及人事，就会有很多口、喉、咳嗽方面的疾病，所以有口舌之病。金的颜色是白色，所以会有白色的灾异和祥瑞。凡是说“伤”的，都是金气受到损害；金气受病，木气就会侵害它。所谓极端忧患，顺应它就会得到福，福称为康宁。刘歆《言传》说：“有时会出现毛虫类的灾害。”解释者认为，天文上西方的参宿是兽星，所以对应毛虫。魏齐王嘉平初年，东郡有讹言传出，说白马河中出现妖马，夜里经过官府牧场边时鸣叫，众马都应声鸣叫；第二天看见它的脚印，有斛那么大，走了几里又回到河中。楚王曹彪原来封在白马，兖州刺史令狐愚认为曹彪有智谋勇略，听到这件事后，就和王凌谋划共同拥立曹彪。事情泄露后，王凌、令狐愚被杀，曹彪被赐死。这就是言语不顺从的惩罚。《诗经》说：“人的讹言，难道没有人惩治吗？” 蜀汉刘禅继承帝位时，谯周说：“先主名讳是备，训义是具备；后主名讳是禅，训义是授与。若说刘氏已经具备了一切，就应当把它授与别人，这比晋穆侯、汉灵帝给儿子取名所显示的征兆还要严重。”蜀汉后来果然灭亡，这就是言语不顺从的表现。刘备去世后，刘禅即位，还没有下葬，也没有超过一个月，就改年号为建兴，这也是言语不顺从的表现。按照礼制，国君即位要过一年以后才改年号，是因为臣子内心不忍在一年中有两个君主。如

译今可以说是仓促而不知礼义了。后来刘禅终于投降。魏明帝太和年间，姜维归附蜀汉，失去了母亲。魏人让他的母亲亲手写信召姜维回来，又送去“当归”这种药来暗示他。姜维回信说：“即使有良田百顷，我也不计较一亩，只看见远志，不会有当归。”姜维最终也没有回来。景初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请尊皇帝为烈祖，与太祖、高祖一同列入永不毁迁的宗庙，皇帝准许了。考察宗庙制度，祖宗的称号，都是本人去世、功名成就以后才确定礼制。因此，即使功劳如天地般显赫，德行超过前代君王，也没有预先确定称号的典制。这大概是言语不顺从中最严重的失误了。过了两年，皇帝就驾崩，于是朝廷统治衰微，政事放逸。吴孙休时期，乌程人中有一个人曾经困顿病重，病愈以后，能够用传声的方式说话：在这里说话，那里也能听见。从他自己听来，并不觉得声音很大；从远处听来，像有人面对面说话，也感觉不到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传到哪里，随着它所朝向的方向，远的地方经过十多里。他的邻居有人在外面欠债多年不还，于是借用这个人的声音让他去责备对方，并用祸福来恐吓。欠债的人以为是鬼神，立即倒地把钱物交出，而发声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言语不顺从的灾咎。魏代修建安世殿，武帝后来居住在那里。“安世”是武帝的字。武帝每次延请群臣，多谈平生琐事，从未谈及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这就是言语不顺从。何曾对儿子何遵说：“国家没有为后代留下谋划，只顾自己这一代，后嗣恐怕危险吧！这将成为子孙的忧患。”自永熙以后，王室逐渐混乱；永嘉年间，天下大坏；后来何绥又因无罪被杀，都如同何曾所说。赵王司马伦把惠帝废黜在金墉城，又把金墉城改名为永安宫。惠帝不久复位，司马伦被诛杀。惠帝永兴元年，下诏废黜太子司马覃，恢复为清河王；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仍加授侍中、大都督，兼领丞相，准备给予九锡，封地二十郡，仿照魏王的旧例。考察《周礼》，传授国家应当依据嫡长子，而不依据功勋；所以即使周公旦那样圣明，也不能改变成王的继承资格。这是为了远远断绝觊觎之心，使宗庙永远安定。后代应当遵守这一制度，改变它就会导致混乱。如今所仿效的并不符合实际，僭越失差已经很严重了。而且既然是国家继承人，就不应再开设封国，同时兼任一般官职。这是言语不顺从，进退都违背常理，所以惠帝既然流亡，司马颖也没有善终，这就是僭越失差的灾咎。后来仍然没有醒悟，又立怀帝为皇太弟。怀帝最终被流放并遭杀害，国祚没有长久，这又是相应的报应。俗语说：“改变古制、改易常规，不发生混乱就会灭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元帝永昌二年，大将军王敦出兵占据姑孰。百姓中讹传一种“行虫病”，说虫子会吃人大洞，几天后进入腹中，进入腹中就会死亡；治疗它有方法，必须得到白狗的胆作药。从淮水、泗水一带直到京都，几天之间百姓惊慌骚动，人人都说自己已经得了虫病。又传说，虫病开始在体外时，应当烧热铁来灼治。于是众人一齐这样做，被烧灼的人十个中有七八个。白狗因此突然昂贵起来，甚至有人互相请求、争夺白狗，价格涨到原来的十倍。有人自称能够用烧铁灼治，出租自己给百姓灼治，每天能得到五六万钱，疲惫后才停止。四五天后，事情渐渐平静。解释说：“裸虫属于人类，而人是万物之主。如今却说虫子吃人，是说本来同属一类的东西互相残害。由下而上，表明这是以下犯上。一定要进入腹中，是说祸害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狗具有守卫的性质，白色属金，胆又是使用武力的主象。帝王的气运，在戌年王道与霸道相会；戌主兵事，金属晋的五行属性，用火烧铁来治病，是说必须除去同类，使火与金合其德，共同消除虫害。”考察中兴之际，大将军本来以心腹身份接受伊尹、吕尚那样的重任；到了元帝末年，竟然攻打京城，明帝居丧期间又有异谋，所以这是

译以下犯上、心腹内部腐烂的表现。等到钱凤、沈充等叛军从四面合击，却被王师挫败，一个多月不能渡过水道，北中郎将刘遐和淮陵内史苏峻率领淮水、泗水一带的军队来救朝廷，所以这则谣言首先在淮泗地区出现。朝廷最终以弱胜强，罪人被斩首，这正是用白狗胆可以救治的效验。

译海西公时期，庾晞在四五年中喜欢唱挽歌，亲自摇着大铃领唱，让身边的人一同应和。他又每逢宴会就命倡伎表演《新安人》歌舞，唱离别之辞，声音悲切。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奇怪，后来他果然败亡。太元年间，小儿们把两块铁放在土中相互敲打，称为“斗族”。后来王国宝、王孝伯在同一姓氏内部互相攻击。桓玄最初改年号为大亨，远近百姓欢喜地说：“二月就结束了。”所以义军的谋划在仲春发动。桓玄篡位后，又改年号为建始，以便与赵王司马伦相同；后来又改为永始，而永始又是王莽受封的年号。桓玄开始把司马道子迁到安成。安帝退位，离开永安宫，被封为平固王；琅邪王司马德文为石阳公，并让他们住在寻阳城。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言语不顺从所产生的妖异和僭越。武帝初年，何曾嫌太官供应的御膳微薄，自己另取私食；他的儿子何劭又超过了他，王恺又超过何劭。王恺、羊琇这一类人极力追求声色，穷尽珍奇，极尽华丽。到元康年间，奢侈放纵成为风气，彼此竞相崇尚；石崇的奢侈，于是超过王恺、何曾，甚至与君主相比。这是僭越逾制的灾咎。石崇被诛杀后不久，天下也随之沦丧。众多征验中的长期亢阳，刘向认为是《春秋》所说的大旱。那年夏天发生旱灾，举行雩祭，《礼记》称之为大雩。没有伤害黍、稷两种谷物，叫作不下雨。京房《易传》说：“想施行德政却不采用，这叫作张；它的灾害是荒，表现为旱灾。旱时阴云密布却不下雨，变成红色，因而连及四方。军队出动超过时限，这叫作广；它的旱灾使庄稼不能生长。上下都受到蒙蔽，这叫作隔；旱灾时天空连续三个月赤红，有时降冰雹打死飞禽。君主借求娶妃嫔来攀缘，这叫作僭；旱灾持续三个月，天气极暖而没有云。君主修筑高台府第，这叫作侵犯阴气、侵害阳气；旱灾会使万物根部枯死，屡屡发生火灾。群臣职位越过等级，这也叫作僭；旱灾会使水泽中的万物枯萎，被火烧伤。”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这是自元年以后大规模修建扩建宫殿府署的应验。又因为这年春天宣帝在南方擒获孟达，设置两个郡，张郃在西方击败诸葛亮，杀死马谡；阳气过盛，也是这种应验。太和五年三月，从去年冬天十月一直到这个月都没有下雨。辛巳日，举行大雩祭。齐王正始元年二月，从去年冬天十二月到这个月都没有下雨。去年正月，明帝去世；二月，曹爽向继位的君主曹芳说明情况，把宣帝改任太傅，表面上表示尊崇，实际上想让政事先经过自己处理。当时宣帝的功劳盖过魏朝群臣，却不采用他的德才，这是“欲德不用”的应验。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正月，从去年秋天直到这个月都发生旱灾。当时文帝围攻诸葛诞，军队出动超过时限，这是“师出过时”的应验。起初，寿春秋夏两季常有大雨，水淹城池；而这次旱灾持续了一年多，城池陷落后才下大雨。人们都认为这是上天要灭亡诸葛诞。吴孙亮五凤二年，大旱，百姓饥荒。这一年频繁征发徭役，军士怨恨叛乱。这是阳气过盛、劳役使民众离心的惩罚。徭役延续了一整年，所以旱灾也持续到年底。孙皓宝鼎元年，春夏发生旱灾。当时孙皓迁都武昌，征发民众服役，这是劳役惊动众人的应验。武帝泰始七年闰五月发生旱灾，举行大雩祭。八年五月，发生旱灾。当时皇帝听信荀勖的邪说，留下贾充不再镇守西方，而任恺逐渐受到疏远，这是上下都被蒙蔽的应验。至于李憙、鲁芝、李胤等人都处在闲散职位上，正是近于“德才不被采用”的表现。泰始九年，从正月起发生旱灾，一直到六月，向宗庙、社稷、山川祈祷。癸未日下雨。十年四月，发生旱灾。上一年秋冬，选取卿、校官诸葛冲等人的女儿；这一年春天，五十多人进入宫殿接受挑选。又选取小将和属吏的女儿几十人，母女在宫中号哭，哭声传到宫外，行路的人都感到悲伤凄切。这大概是阴气积聚而生阳气、君主攀缘求娶妃嫔的应验。咸宁二年五月发生旱灾，举行大雩祭。到六月，才下了及时雨。太康二年发生旱灾，从去年冬天一直旱到这一年春天。三年四月发生旱灾。乙酉日，下诏令司空齐王司马攸与尚书、廷尉、河南尹审录审讯被拘押的囚犯，案件一概予以赦免宽宥。太康五年六月，发生旱灾。这年正月天空阴暗，云层散开后又重新合拢。刘毅上疏说：“一定有结党营私、以奸邪之事侍奉君主的臣子，应当诛杀而不赦免。”皇帝没有答复。当时荀勖、冯紞僭越地擅自施展威权恩惠，使朝廷更加混乱。太康六年三月，青州、梁州、幽州、冀州所属郡国发生旱灾。六月，济阴、武陵发生旱灾，损伤麦子。七年夏，十三个郡国发生大旱。八年四月，冀州发生旱灾。九年夏，三十三个郡国发生旱灾；扶风、始平、京兆、安定发生旱灾，损伤麦子。十年二月，发生旱灾。太熙元年二月，发生旱灾。自太康以后，虽然正直之人充满朝廷，却不被亲近任用，而贾充、荀勖、杨骏、冯紞等人轮流占据重要职位，所以没有一年不旱。这是因为有德之人不被任用、上下都受蒙蔽、群臣职位越级的惩罚。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州、雍州大旱，发生疫病，关中饥荒，一斛米值一万钱。因此氐族、羌族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战败。饥荒和疫病接连到来，戎人和晋人都陷于困苦，朝廷无法救济，下诏听任百姓互相买卖。那年九月，五个郡国发生旱灾。永宁元年，从夏天到秋天，青州、徐州、幽州、并州四州发生旱灾。十二月，又有十二个郡国发生旱灾。这年春天，三王讨伐赵王司马伦，在六十天内交战数十次，死者十多万人。怀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县的梁水、淡池干涸，黄河、洛水、长江、汉水都可以徒步涉过。这年三月，司马越回到京都，派兵进入宫中，逮捕中书令缪播等九人并杀死他们，都是僭越逾制的惩罚。又因为四方诸侯大多怀有不把君主放在心上的念头，刘元海、石勒、王弥、李雄等人残害百姓，血流成泥，这也是相应的报应。永嘉五年，从去年冬天一直旱到这年春天。去年十一月，司马越把行台带在身边，排斥罢黜宫廷卫士，丧失君臣应有的礼节。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发生旱灾。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含冤而死，那一年就发生旱灾；太兴元年六月又发生旱灾。干宝说“杀死淳于伯以后旱灾持续三年”，就是这个意思。刑罚任意施加，群阴之气不能依附，阳气便盛胜，这是相应的惩罚。元帝太兴四年五月，发生旱灾。当时王敦的欺凌僭越已经十分明显。永昌元年夏天，大旱。这年三月，王敦发生石头城之变，两宫受到凌辱，大臣被诛杀，僭越逾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旱灾特别严重。闰十一月，京都大旱，河流山谷都干涸了。明帝太宁三年，从春天开始不下雨，一直到六月。成帝咸和元年，夏秋发生旱灾。当时庾太后临朝称制，这是言语不顺从和僭越逾制的惩罚。咸和二年夏天，发生旱灾。五年五月，大旱。六年四月，大旱。八年秋七月，发生旱灾。九年，从四月不下雨，一直到八月。

译咸康元年六月，发生旱灾。当时成帝年幼，不能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内外政事都由将相决定。这是僭越逾制的惩罚，因而连续多年发生旱灾。到咸康四年，王导坚决辞让太傅之职，恢复皇帝亲自处理政务。此后不再发生旱灾，大概就是相应的应验。当时天下普遍旱灾，会稽、余姚尤其严重，米一斗值五百钱，有人互相卖掉。咸康二年三月，发生旱灾。三年六月，发生旱灾。当时王导认为天下刚刚安定，务必要遵循休养生息，不任意使用刑罚，于是盗贼公然横行；连续五年阳气亢盛、发生旱灾，也是宽缓政事的应验。康帝建元元年五月，发生旱灾。穆帝永和元年五月，发生旱灾。当时皇帝还在襁褓中，褚太后临朝听政，仿照明帝、穆帝两位太后的旧例。五年七月不下雨，一直到十月。六年夏天，发生旱灾。八年夏天，发生旱灾。九年春天，发生旱灾。升平三年冬天，大旱。四年冬天，大旱。哀帝隆和元年夏天，发生旱灾。当时桓温强横放纵，控制朝廷权力，这是僭越逾制的惩罚。海西公太和元年夏天，发生旱灾。四年冬天，发生旱灾。凉州从春天旱到夏天。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发生饥荒。从永和年间到这时，继位的君主年幼，桓温凌辱僭越，又不断用兵征伐，百姓怨恨困苦。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发生旱灾。当时桓温入朝拜见皇帝，在高平陵接受全朝廷官员的跪拜，这是逾越僭礼的应验。三年冬天，发生旱灾。太元四年夏天，大旱。八年六月，发生旱灾。十年七月，发生旱灾，出现饥荒。起初，太元八年击败苻坚，九年诸将攻取土地，在徐州、豫州用兵，杨亮、赵统进攻讨伐巴地、沔水一带。这年正月，谢安又出镇广陵，派儿子谢琰进军到彭城，连续发生军事劳役。太元十三年六月，发生旱灾。上一年北府派兵戍守胡陆，荆州经营河南。这年夏天，郭铨在野王设置戍守，又派军队击破黄淮一带。太元十五年七月，发生旱灾。十七年，秋旱一直延续到冬天。当时烈宗仁慈宽恕，信任会稽王司马道子，政事宽缓。又有茹千秋任骠骑谘议，暗中玩弄君主和宰相的威权恩惠。又有比丘尼、乳母的亲党以及婢仆的儿子，凭借接近皇帝的关系，逐步担任主管一方、统领众人的官职。各地又多有上报春季结束时仍在押的囚犯，不论是否有罪；建康狱吏枉法暴虐，已经十分严重。这又是僭越逾制、言语不顺从以及冤屈滥刑的惩罚。安帝隆安二年冬天，发生旱灾，天气非常寒冷。四年五月，发生旱灾。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下雨。当时孙恩作乱，桓玄有二心，逼迫杀死殷仲堪，而朝廷立即授予桓玄荆州刺史之职；司马元显又暗示百官都必须敬奉自己，内外骚动，战争频繁。这些都是凌辱僭越和忧愁的应验。元兴元年七月，大饥荒。九月、十月不下雨，泉水干涸。二年六月，不下雨；冬天又发生旱灾。当时桓玄奢侈僭越，十二月终于篡位。三年八月，不下雨。义熙四年冬天，不下雨。六年九月，不下雨。八年十月，不下雨。九年秋冬不下雨。十年九月，发生旱灾；十二月又旱，许多井和沟渠干涸。当时频繁发动军事劳役。诗歌妖异 魏明帝太和年间，京师流行歌唱《兜铃曹子》，歌词说：“把你们这些人怎么办呢？”这是诗歌妖异。后来曹爽被诛杀，曹氏也随即被废黜。景初初年，童谣说：“阿公啊阿公，驾着马车；没想到阿公向东渡河；阿公回来时该怎么办！”等到宣帝从辽东回来，走到白屋，原本应当回去镇守长安。恰逢皇帝病重，急忙召他回来，于是他乘坐追锋车向东渡河，最终完全应验了童谣。齐王嘉平年间，有歌谣说：“白马系着白缰绳向西南奔驰，谁来骑它？是朱虎骑。”朱虎是楚王曹彪的小字。王凌、令狐愚听到这首歌谣，便谋划拥立曹彪。事情败露后，王凌等人被诛杀，曹彪被赐死。吴孙亮初年，童谣说：“唉，你诸葛恪，怎么这样呢？穿着芦苇做的单衣，用篾条做的钩带，到哪里去寻找常子阁？”“常子阁”是反说“石子堈”。钩络，就是钩带。等到诸葛恪被杀，果然用苇席裹住他的身体，用篾条捆住腰部，扔进石子堈。后来允许诸葛恪的旧部收殓尸体，他们就在这个堈中寻找。孙亮初年，公安有白鼍鸣叫。童谣说：“白鼍鸣叫，龟背变平；南郡城中可以长生，守着死地不走，义举也不能成功。”所谓“南郡城中可以长生”，是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改道逃走。第二年，诸葛恪战败，他的弟弟诸葛融镇守公安，也遭到袭击；诸葛融把金印刮掉，穿上龟形服饰而死。鼍有鳞甲，是兵甲的象征。又说，这是白色祥瑞。孙休永安二年，守卫和人质的子弟们聚集嬉戏，忽然有个奇异的小孩来对他们说：“三公要被锄除，司马氏将取代他们。”又说：“我不是人，是荧惑星。”说完便向上升去，抬头看去，仿佛拖着一匹白绢，过了一会儿消失了。干宝说：“后来四年蜀汉灭亡，六年魏国被废，二十一年吴国平定。”于是九服都归于晋。魏国和吴、蜀是并立的战国；“三公要被锄除，司马氏将取代”说的就是这个。孙皓派使者到石印山下的妖祠祭祀，使者趁机在岩石上写丹书说：“楚国占有九州的水洲，吴国占有九州的都城；扬州的士人，将成为天子；传四代治理，天下就太平了。”孙皓听说后，志意更加骄张，说：“从大皇帝到我正好四代，太平之主除了我还能是谁！”于是更加放纵暴虐，不久便投降灭亡，这近似诗歌妖异。孙皓天纪年间，童谣说：“阿童又是阿童，口衔刀游渡长江；不怕岸上的野兽，只怕水中的蛟龙。”武帝听到后，加封王濬为龙骧将军。等到征伐吴国时，长江以西各路军队都没有超过他，王濬却先攻定秣陵。武帝太康三年平定吴国以后，江南童谣说：“蜷缩的肉，数着横着的眼睛，中原将要失败，吴国将要复兴。”又说：“宫门的柱子，暂且等它腐朽；吴国将在三十年后复兴。”又说：“鸡鸣时不拍动翅膀，吴国复兴不用费力。”当时吴人都认为这说的是孙氏子孙，所以暗中起兵作乱的人接连不断。考察“横目”二字，从吴国灭亡到元帝兴起将近四十年；元帝在江东兴起，完全如童谣所说。元帝[原文“忄而而”疑有脱误]且少有决断，“蜷缩的肉”就是有所斥责的意思。太康末年，京城、洛阳流行《折杨柳》歌，曲子的开头有战争艰苦辛劳的言辞，结尾以擒获、斩杀、截断之事作结。当时三杨家族显贵兴盛，却被灭族；太后被废黜，幽禁而死于中宫，这就是《折杨柳》所预示的应验。

译惠帝永熙年间，河内温县有个人像发狂一样，写下文字说：“光光文长，大戟成为屏障。毒药虽然施行，大戟反而会伤害自己。”又说：“两团火沉入地下，可悲啊秋兰；尸体归于街邮，最终成为人们叹息的对象。”后来杨骏居于内府，用戟作为卫士；他死时又被戟所伤害。杨皇后被废，贾后断绝她的饮食八天而死，葬在街邮亭北面，百姓都为她悲哀。“雨火”是武帝的名讳，“兰”是杨皇后的字。当时又有童谣说：“二月末，三月初，荆笔杨板发布诏书，宫中的大马几乎变成驴。”这时杨骏专权，楚王掌权，所以说“荆笔杨板”。两人如果不被诛杀，君臣礼制就会悖乱，所以说“几乎变成驴”。元康年间，京城、洛阳的童谣说：“南风起，吹动白沙；遥望鲁国多么高峻；千年的骷髅长出牙齿。”又说：“城东的马子不要喧闹，这一到明年就要缠住女儿的闺阁。”南风是贾后的字；白属晋的五行；沙门是太子司马遹的小名；鲁是贾谧的封国。意思是贾后将和贾谧谋乱，危害太子；赵王又趁机吞并豪杰贤士，以完成篡夺，因此不得善终。元康年间，天下商人和农民都普遍戴着可以遮住阳光的大帽子。当时童谣说：“屠苏帽遮住两耳，将会看见瞎子做天子。”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他的眼睛果然确实有一只失明。司马伦篡位后，洛阳童谣说：“野兽从北方来，鼻头冒汗；蛟龙从南方来，登城观看；水从西方来，河水哗哗。”几个月后，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的义兵会合，共同诛杀司马伦。考察这首歌谣，成都王的藩国在北方邺城，所以说“野兽从北方来”；齐王的藩国在东方许昌，所以说“蛟龙从南方来”；河间王的封地水源在关中，所以说“水从西方来”。齐王留下来辅政，住在宫城西面，又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所以说“登城观看”。太安年间，童谣说：“五匹马游渡长江，其中一匹化为龙。”后来中原大乱，宗室藩王大多断绝，只有琅邪王、汝南王、西阳王、南顿王、彭城王来到江东，而元帝继承了帝统。司马越回到洛阳时，有童谣说：“洛阳城中的大老鼠长一尺二寸，如果不早些离开，大狗就要来了。”等到苟晞将要击破汲桑时，又有歌谣说：“元超兄弟大大落魄，爬上桑树打桑葚替苟家做事。”因此司马越憎恶苟晞，夺走他的兖州，双方的嫌隙和祸难终于形成。愍帝初年，有童谣说：“天子在哪里？在豆田中。”到了建兴四年，皇帝投降刘曜，果然在城东的豆田中。建兴年间，江南谣歌说：[原文“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甊”文字疑有脱误]。考察其中的意思，白属晋的五行。坑器有口，形制属于瓮；瓦瓮质地坚硬，也属于金类。“訇如白坑破”，是说两座都城倾覆，王室大坏。“合集持作”，是说元帝聚集残余力量，主持社稷，却不能恢复中原，只能在江南偏安称王，所以用这些话来比喻。到了石头城事变，六军大败，士兵抢掠京城，甚至波及两宫。三年后，钱凤又进攻京城，隔水据守，相持一个多月，焚烧城邑，井被填塞，树木被砍尽。钱凤等败退，沈充带着党羽回到吴兴，官军随后追击，践踏各郡县；沈充父子被斩首，党羽中被诛杀的有数百人。这就是所谓“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甊”。瓿甊是瓦器，而且比瓿更小。明帝太宁初年，童谣说：“悲伤啊，努力啊，把马放在山旁；大马死了，小马饥饿；高山崩塌，石头自行破裂。”等到明帝去世，成帝年幼，被苏峻逼迫，迁到石头城，御膳供应不足，这就是“大马死，小马饿”。高山指苏峻，又说苏峻不久就会死。石指苏峻的弟弟苏石。苏峻死后，苏石占据石头城，不久被诸公击破，这又是山崩石破的应验。成帝末年，又有童谣说：“[原文‘▯盖▯盖’疑为器物或声音词，字形不可确释]多么隆隆，驾着车进入梓宫。”没过几天，皇帝就驾崩了。咸康二年十二月，黄河以北有歌谣说：“麦子入土，杀死石虎。”后来果然如歌谣所说。庾亮最初镇守武昌，出行到石头城时，百姓在岸上唱道：“庾公上武昌，轻快得像飞鸟；庾公回扬州，白马牵着旌旗。”又唱道：“庾公刚上任时，轻快得像飞鸟；庾公回扬州，白马牵着流苏。”后来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入朝；直到他在镇所去世，灵柩运回京都安葬，都如同歌谣所说。穆帝升平年间，一群儿童忽然在道路上唱《阿子闻》，每当曲子唱完，就说：“阿子，你听见了吗？”没过多久皇帝去世，太后哭着说：“阿子，你听见了吗？” 升平末年，民间忽然创作《廉歌》。有个叫扈谦的人听到后说：“廉，就是临。歌中说‘白门临，宫庭临’，宫内宫外都在临丧，国家恐怕要有大丧吧！”没过多久，穆帝就驾崩了。哀帝隆和初年，童谣说：“升平还不到一斗，隆和怎么能长久！桓公进入石头城，陛下只能赤脚逃走。”朝廷听到后很厌恶，把年号改为兴宁。人们又唱道：“即使改成兴宁，也还是没有聊生的希望。”哀帝在旁寿宫去世。升平年号使用了五年穆帝就驾崩，“不到一斗”是说升平没有达到十年。海西公太和年间，百姓歌唱：“青翠的御路杨柳，白马系着紫色游缰；你不是皇太子，怎么能得到甘露浆？”有见识的人说：“白色属金，马代表国族；紫色是取代正统的颜色，说明用紫色间杂朱色。”海西公不久被废，他的三个儿子都不是海西公亲生的，被用马缰绳勒死。死后的第二天，南方进献甘露马。太和末年，童谣说：“犁牛耕过御路，白门种上小麦。”等到海西公被废，百姓在他的门前耕地种小麦，果然应验了歌谣。海西公刚生下皇子时，百姓歌唱：“凤凰生下一只雏鸟，天下没有不高兴的；原来说是马驹，如今确定是龙子。”歌辞非常美好，含义却极其隐微。海西公不能生育，派身边人向龙与内侍交接，生下孩子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桓石民担任荆州刺史，镇守上明时，百姓忽然唱“黄昙子”。曲中又说：“黄昙英，扬州的大佛来到上明。”不久桓石民去世，王忱担任荆州刺史。黄昙子就是王忱的字。王忱的小字是佛大，所以说“大佛来到上明”。孝武帝太元末年，京口歌谣说：“黄雌鸡，不要作雄鸡啼叫；一旦羽毛被拔光，衣服就会被撕破，栖身无处。”不久王恭起兵诛讨王国宝，旋即被刘牢之击败，所以说“被撕破而栖身无处”。

译会稽王司马道子在东府修筑土山，命名为灵秀山。不久孙恩作乱，两次蹂躏会稽。会稽是司马道子的封地；灵秀是孙恩的字。庾楷镇守历阳时，百姓唱道：“重罗黎，重罗黎，使君向南去，再也没有回来的时候。”后来庾楷向南投奔桓玄，被桓玄诛杀。殷仲堪在荆州时，童谣说：“芒草遮住眼睛，绳子捆住腹部；殷氏将要失败，桓氏将要复兴。”不久殷仲堪战败，桓玄于是占有荆州。王恭镇守京口，起兵诛讨王国宝。百姓歌谣说：“往年吃白米饭，今年吃麦麸；上天责罚你，叫你捏住喉咙。喉咙哽住又哽住，京口败了又败。”有见识的人说：“往年吃白米饭，是说得志；今年吃麦麸，麸皮粗劣污秽，精华已经失去，说明将要失败，上天将加以谴责并诛杀。捏住喉咙，是气息不通、死亡的征兆。败了又败，是反复叮咛的说法。”王恭不久死去，京都又大规模流行[原文“亥▯疾”疑为疾病名，字形不可确释]，喉咙也都发生哽塞。王恭在京口时，百姓间忽然传说：“黄头小儿想要作乱，阿公在城中，向下指着就能把他捆起来。”又说：“黄头小人想要作乱，幸亏有金刀作屏障守卫。”黄字在“恭”字的上部，是“黄头”；小人指“恭”字的下部。不久事情果然如歌谣所说。安帝隆安年间，百姓忽然创作《懊憹》歌，歌词说：“草长出来就可以采来打结，女子可以采摘。”不久桓玄篡位，义军在三月二日扫平京都，诛杀桓玄。桓玄宫中的女子以及叛逆党羽家中的子女、歌妓、妾侍，全都作为军队的赏赐；东到瓯越，北到淮泗，都有人获得这些人。所以歌中说，当时草可以打结，事情发生时女子可以采摘。桓玄篡位后，有童谣说：“草长到马腹，乌鸦啄食桓玄的眼睛。”等到桓玄兵败，逃到江陵时，当时正是“正五月中”，他果然在预言的期限内被诛杀。安帝义熙初年，童谣说：“官家养芦，化成荻草；芦草生长不停，自然堆成积。”当时朝廷养育卢龙，用金印紫绶宠待他，把著名州郡交给他，养待到了极点。但卢龙不能体会朝廷的好意，起兵进攻内部，终于成为仇敌。“芦草生长不停，自然堆成积”，等到卢龙失败，斩杀他的党羽，仍然像草木堆积成堆一样。卢龙占据广州时，人们为他作歌谣说：“芦草漫漫，竟然长到半边天。”后来他挤压上游数州的土地，向内逼近京城，应验了“半边天”的话。义熙二年，儿童在路上相遇，就举起双手说“卢健健”，接着说“斗叹斗叹”，最后说“翁年老，翁年老”。当时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卢龙逼近内地，船舰遮满江面，这就是“健健”的意思。到了查浦，他屡次约定日期要与官军交战，这是“斗叹”的应验。“翁年老”，是说群臣将有期颐之庆，知道妖逆之徒自然会灭亡。当时又有谣言说：“卢龙橙橙，随水漂流；东风忽然刮起，怎能进入石头城！”卢龙果然败亡，不能进入石头城。从前温峤让郭景纯占卜自己和庾亮的吉凶，郭景纯说：“大吉。”温峤对庾亮说：“郭景纯每次占筮到这种结果，都不敢把话说尽。我们和国家同安危，而他说‘大吉’，这说明事情能够成功。”于是他们联合起来讨伐消灭王敦。苻坚初年，童谣说：“阿坚连续三十年，后来如果要失败，应当在江湖边。”等到苻坚在位共三十年，在淝水战败，这就是应验。又有歌谣说：“河水清啊又清，苻坚死在新城。”等到苻坚被姚苌杀死，果然死在新城。又有歌谣说：“鱼羊田升，应当灭秦。”有见识的人认为：“鱼羊合起来是鲜，田升是卑；苻坚自称秦，所以说灭亡秦国的是鲜卑。”他的群臣劝谏苻坚，让他把鲜卑人全部杀掉，苻坚没有听从。等到淮南战败回来，他先被慕容冲进攻，又被姚苌杀死，最终身死国灭。毛虫类的灾害 武帝太康六年，南阳进献一只长着两只脚的猛兽，这是毛虫类的灾害。有见识的人根据它的纹理写道：“武字的形状有所亏缺，金兽失去仪态；圣明的君主应合天意，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异常！”意思是预示动乱。京房《易传》说：“脚少，是下位者不能胜任。”干宝认为：“兽是阴精，处在阳位，是金兽。南阳，是火的名称。金精进入火中而失去形体，是王室将乱的妖异。”六是水的数目，意思是水数已经达到极限，火的邪气得以发生，金因此遭受败坏。到元康九年，才开始杀害太子，距离此事十四年。“二七十四”是火气始终相乘的数目。自武帝受天命起，到愍帝、怀帝被废，共三十五年。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河间出现四只角的兽，河间王司马颙捕获后进献。上天的警戒仿佛是在说：角是兵器的象征，四角是四方的象征，四方将会兴起兵乱。后来河间王果然接连联合四方的军队，成为动乱的开端，大概就是应验。怀帝永嘉五年，延陵出现蝘鼠。郭景纯占筮说：“这个郡以东的县，应当有妖人想要称制，但不久也会自行死亡。”后来吴兴人徐馥作乱，杀死太守袁琇，徐馥也很快灭亡，这就是应验。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集各州郡的秀才、孝廉于乐贤堂，有麏出现在堂前，众人捕获了它。孙盛认为这是吉祥。秀才、孝廉是天下的才俊之士；乐贤堂，是用来喜爱和培养贤才的地方。自从丧乱以后，风俗教化衰败，秀才、孝廉的策试已经缺乏四科所要求的实际内容。麏出现在堂前，或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日，有一只麈闯入东海王府。百姓欢喜地说：“麈进入东海王府。”有见识的人却觉得奇怪。等到海西公被废为东海王时，果然住进了这座府第。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日，祭祀宗庙完毕，有一只兔子在宗庙大堂上行走。这是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兔子是野外的动物，却聚集到宗庙大堂上，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狗所造成的灾异 公孙文懿家有一只狗，戴着头巾，穿着深红色衣服，爬到屋顶上。这是狗所造成的灾异。屋顶是阳气亢盛、高而危险的地方。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阳气亢盛却没有上位者，卑微者却擅自抬高自己，就像狗戴冠一样。后来文懿自立为燕王，果然被魏国灭掉。京房《易传》说：“君主不正，臣下想要篡夺，那个妖异就是狗出现在朝门。” 魏国侍中应璩在值班的屋舍中，忽然看见一只白狗从门外走过。他问众人，却没有人看见。过了一年应璩去世，这大概接近狗灾。吴国诸葛恪征讨淮南回来，将要入朝参加会见时，一只狗叼住他的衣服往回拉。诸葛恪说：“狗是不想让我去吗？”于是回去坐下。过了一会儿他又起身，狗再次叼住他的衣服，他便命人赶狗，随后登车入朝，进去后就被杀害了。

译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一只狗，鼻子贴着地面爬行了三百多步。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当时皇帝不听和峤的劝说，最终立惠帝为帝，以致国家衰败混乱，这是不听从正确意见所受到的惩罚。惠帝元康年间，吴郡娄县有人家听见地下有狗崽的叫声，挖开后得到一雌一雄两只狗。人们把它们放回洞中，用磨石盖住，过了一夜便不知去向。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皇帝已经衰弱，藩王彼此进谗，因此出现了狗灾。永兴元年，丹阳内史朱逵家的狗生了三只幼崽，全部没有头。后来朱逵被扬州刺史曹武杀死。孝怀帝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县张林家的狗说人话：“天下人都要饿死。”不久果然发生了两个胡族的动乱，天下出现饥荒。愍帝建兴元年，狗和猪交配。考察《汉书》，景帝时也有这种事，被认为是悖逆混乱之气，也是狗猪造成的灾异。狗是战争兵革的征兆，猪是北方匈奴的象征。逆反的言论没有被听取，异类彼此交合，必然会产生祸害。皇帝在饥饿中死于胡人之手，就是这种征兆的应验。元帝太兴年间，吴郡太守张懋听见斋室床下有狗叫声，寻找却没有找到。不久地面自行裂开，发现有两只狗崽。张懋把它们取出饲养，但两只都死了。没过多久，张懋被沈充杀害。京房《易传》说：“谗佞之臣在身边，就会发生狗的妖异。” 太兴四年，庐江郡灊县何旭家忽然听见地下有狗崽的叫声，挖开后得到一只母狗，青黑色，形状十分瘦弱，跑进草丛，不知去向。人们在原处又看到两只狗崽，一雄一雌，便给它们喂奶饲养。雌狗死了，雄狗活了下来。长大成为狗后，善于咬杀野兽。后来何旭所在的乡里被蛮族攻陷。安帝隆安初年，吴郡郡治一带的狗经常在夜里吠叫，聚集在高桥上。人家的狗数量有限，吠声却非常多。有人夜里窥看，说：“一只狗好像有两三个头，全都朝前胡乱吠叫。”没过多久，孙恩便在吴郡、会稽一带作乱。当时辅国将军孙无终住在既阳县，地下传来狗崽的叫声，不久地面裂开，出现两只白色狗崽，一雄一雌。取出饲养后，两只都死了。后来孙无终被桓玄诛杀并灭族。考察《尸子》说：“地下有狗，名叫地狼。”《夏鼎志》说：“挖地得到狗，名叫贾。”这大概是自然形成的东西，本不应出现却出现了，所以是狗灾。桓玄将要受封楚王时，已经设置好行拜礼的席位，群臣也都在陪位上。桓玄还没有出来，一只狗来在他的席位上便溺，众人无不惊异。桓玄性情猜忌暴虐，竟没有人敢说话，只是把狗赶走，另换了一张席子。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桓玄没有德行，却贪窃大位，所以狗在他的席位上便溺，表示他虚妄占据尊位到了极点。八十天后桓玄便败亡了。白色灾异与白色祥瑞 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日，寿光县陨落了石头。考察《左氏传》所说的“陨落的石头是星”，刘歆解释说：“众多百姓只见星陨落在宋国，这是象征宋襄公将要取得诸侯拥戴却不能善终。”秦始皇时也有陨石，班固认为：“石属于阴类；又是白色祥瑞，表示臣下将要危及君主。”此后宣帝取得政权。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日，温县和河阳县各陨落两块石头。太康六年正月，温县陨落三块石头。成帝咸和八年五月，肥乡县陨落一颗星。九年正月，凉州陨落两块石头。吴国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羡县离里山上的大石头自行竖立起来。考察京房《易传》说的“庶士成为天子的祥瑞”，其解释是：“石头在山上竖立，表示同姓；石头在平地上竖立，表示异姓。”干宝认为，这是孙皓承继被废黜的旧家而取得帝位的应验。也有人说，这是预示孙休被立为帝的祥兆。武帝太康十年，洛阳宫西宜秋里有石头从地下生出，起初高三尺，形状像香炉，后来像弯腰的人，盘结在地上，无法挖掘。考察刘向的说法，这是白色灾异。第二年皇帝驾崩，王室开始骚乱，最终因祸乱灭亡。京房《易传》说：“石头竖立起来像人，庶士将成为天下的雄杰。”这大概与此相近。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宜年里有石头从地下生出。永康元年，襄阳郡上报，得到一块会发声的石头，敲击它，声音能传到七八里外。太安元年，丹阳郡湖熟县夏架湖有一块大石头漂浮了二百步后登上岸，百姓惊慌喧叫着相互告知：“石头来了。”干宝说：“不久便有石冰进入建邺。” 车骑大将军、东嬴王司马腾从并州迁镇邺城，行军途中到达真定。当时积雪已久，只有他府门前几丈见方的地方独自融化。司马腾觉得奇怪，挖掘后得到一匹玉马，高一尺多，嘴和牙齿有缺损。司马腾认为马是国姓，便把它送上去，认为这是祥瑞。然而马没有牙齿就不能吃东西，这是妖异祥瑞的征兆，也是衰亡的征象。考察占验，这是白色祥瑞。此后司马腾被汲桑杀死，天下也随即大乱。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降下白色羽毛，这是白色祥瑞。当时益州刺史皇甫晏讨伐汶山胡人，从事何旅坚决劝谏，皇甫晏不听；牙门将张弘等人因众人的怨恨，诬陷皇甫晏谋反，将他杀害。京房《易传》说：“先享乐后忧患，那个妖异就是上天下羽毛。”又说：“邪人进用，贤人逃亡，上天下羽毛。”《易妖》说：“上天下羽毛，贵人出走。”三种占验都应验了。惠帝永宁元年，齐王司马冏起兵。军中有一个小孩，出生在襄城郡繁昌县，八岁，头发和身体全是白色，而且颇能占卜；按照《洪范》的说法，这是白色祥瑞。成帝咸康初年，地上生出毛，接近白色祥瑞。孙盛认为这是人民劳苦的异象。此后石季龙灭亡，中原归向晋朝，将相都甘心归附。于是方镇屡次更换，边境戍卒不断迁调，都拥带部曲，动辄有数万人。其中征战、征税和徭役没有安宁的年份，天下劳苦扰攘，百姓疲惫怨恨。咸康三年六月，地上生出毛。孝武帝太元二年五月，京城地上生出毛，到了太元四年，氐族贼兵驻扎在襄国，围攻彭城，进逼广陵，征兵戍守仍然不断，战争接连多年没有停止。太元十四年四月，京城地上生出毛。当时苻坚灭亡以后，经营治理事务繁多，这是人民劳苦的应验。太元十七年四月，地上生出毛。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日，地上生出毛，有的白，有的黑。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地上生出毛。此后江陵多次遭到袭击并发生交战。义熙三年三月，地上生出白毛。义熙十年三月，地上生出毛。第二年，王师向西讨伐司马休之；又过一年，向北扫荡关中和洛阳一带。木气侵害金气 魏齐王正始末年，河南尹李胜治理政务厅时，有一根小木材被弹落，打中掌管符信的官吏石彪的头，把他的头打断。这是木气侵害金气。李胜在十多天后便失败。

译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坛中的石头从中间裂成两半。这是木气侵害金气。郊禖坛是祭祀求子之神的场所，无故自行毁坏，是太子将要遭遇危险的征象。第二年，愍怀太子被废黜而死。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谢安出任广陵镇守，刚从石头城出发，军中的金鼓无故自行破裂。这是木气侵害金气的异象，也是上天的意思。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谢安只是徒然宣扬经略的声势，最终并没有实际作为，这是钲鼓无用的征象。一个多月后，谢安因病返回，不久去世。《洪范传》说：“观察事物不明察，叫作不明智；它的过失在于宽缓，它的惩罚是常常温暖，它的极端结果是疾病。有时出现草木妖异，有时出现蠃虫之灾，有时出现羊灾，有时出现眼病，有时出现红色灾异和红色祥瑞。只有水气侵害火气。”观察不明察，叫作不明智。不明智，就是没有知识。《诗经》说：“你的德行不明，因而失去陪臣和卿士；不明白你的德行，因而失去背后和身旁的辅佐。”意思是君上不明察，昏暗受蒙蔽，就不能辨知善恶；亲近那些熟习亲信，任用同类；没有功劳的人得到赏赐，有罪的人不受诛杀；百官荒废混乱。过失在于宽缓，所以说过失是舒缓。盛夏白昼长，暑气可以养育万物；政令宽松迟缓，所以惩罚是经常温暖。天气温暖，就会使冬季变暖，春夏失调，损伤人而使人患病；这就是极端结果为疾病。诛罚不施行，霜就不能杀死草；祸患由臣下造成，诛杀便不能按照时令施行，所以出现草木妖异。凡是妖异，在形貌方面表现为服饰，在言语方面表现为诗，在听觉方面表现为声音。观察不通过颜色，五色是万物最重要的区别，因此把这种现象归入草木妖异，表示失去了辨明万物和掌握权柄的能力。温暖会滋生虫类，所以出现蠃虫之灾；指螟虫、螣虫之类本应死亡却不死，本应出生却不生，或者比平常增多而造成灾害。刘歆认为，这属于思虑之心不能容纳正道。在《易》中，刚健而包容柔顺的是《离卦》；《离》代表火，也代表眼睛。羊上有角、下有蹄，刚硬而包容柔软；羊的眼睛很大却不精明，观察之气受到损伤，所以有羊灾。有一天，暑热的年份羊大多染疫死亡，以及羊发生怪异，也属于这种情况。涉及人时，就会有很多人患眼病，所以有眼病。火的颜色是红色，所以有红色灾异和红色祥瑞。凡是观察能力受到损伤，就会得火气之病；火气受到损伤，水气就会侵害它。极端结果为疾病，顺应它的福应就是长寿。刘歆《视传》说还有羽虫之灾，即鸡灾。解释认为，天文中南方的朱雀、张宿是鸟星，所以属于羽虫；灾异也从羽虫而来，所以取鸡为象。鸡在《易》中本来属于巽卦，这种解释不对。五种征验中的常暖，刘向认为就是《春秋》记载的无冰。轻微的温暖不记载，到了冬天没有冰才记载，这是举出重大的现象。京房《易传》说：“俸禄不能顺利施行，这叫作欺骗；它的灾异是温暖。温暖时，四面都有雨云而天气温和。臣下安于俸禄，享乐安逸，这叫作混乱；温暖而滋生虫类。知道有罪却不诛杀，这叫作宽缓；它的温暖，在夏天就酷热杀人，在冬天就使万物开花结果。严重的过错仍不诛罚，这叫作灭亡的征兆；它的灾异是在本应寒冷时反而温暖，并且连续六天。” 吴国孙亮建兴元年九月，桃树和李树开花。孙权执政时政务烦苛、赋税沉重，百姓因劳役而凋敝。当时诸葛恪开始辅政，停止校官，宽免拖欠的债务，撤除关卡桥梁，崇尚宽厚，这是政令宽缓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桃李在寒季开花属于草木妖异，或者属于花木之灾。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树和李树开花。当时少帝深厚施行恩德，政事崇尚优厚宽缓，这是这种现象的应验。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境内的草都开花，结出的果实像麦子，可以食用。当时皇帝刚即位，楚王司马玮假传诏令，诛杀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皇帝却不能察觉。这时不合时令的草结出果实，是常暖和政令宽缓所受的惩罚。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树和李树开花。当时简文帝辅政，政事多有松弛疏略，这是宽缓的应验。草木妖异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阳兴建建始殿，砍伐濯龙园的树，树中流出血来；又挖掘移植梨树，树根受伤也流出血来。魏武帝厌恶此事，随后卧病不起，当月去世。这大概是草木妖异，又是红色祥瑞；这一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吴国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趾的稗草变成了稻子。从前三苗将要灭亡时，五谷曾经改变种类；这是草木妖异。后来孙亮被废黜。蜀国刘禅景耀五年，宫中一棵大树无故自行折断。谯周为此忧虑，却没有可以商量的人，于是在柱子上写道：“众而大，其之会。具而授，若何复。”意思是说，姓曹的人很多，魏国势力强大；既多又强，天下将要归于一统。既然一切都已具备并交付给它，怎么还会有可以重新建立蜀国的人呢？蜀国果然像谯周所说的那样灭亡，这就是草木妖异。吴国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以来污秽淤塞，当时一夜之间忽然疏通，湖中不再有杂草。老人们相传说：这个湖堵塞，天下就乱；这个湖通畅，天下就太平。吴国不久灭亡，而九州归于一统。天纪三年八月，建邺工黄狗家生出鬼目菜，攀附枣树生长，高一丈多，茎宽四寸，厚二分。又有荬菜生在工吴平家，高四尺，形状像枇杷，上部圆形，直径一尺八寸，茎宽五寸，两侧生叶，颜色青绿。东观根据图籍考察，给鬼目菜取名为芝萆，给荬菜取名为平虑，于是任命黄狗为侍芝郎，吴平为平虑郎，二人都授予银印青绶。干宝说：第二年吴国平定，王浚停船之处正好是平渚；姓名明显对应，正是以事物显示征兆。黄狗这个名字，因为吴国以土德承继汉朝，起初曾有黄龙祥瑞；到了末年，却有鬼目菜这种妖异寄托在黄狗家中。黄色的称号没有改变，而贵贱却大不相同，这难道不是天道精微的应验吗？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境内竹子开花，花呈紫色，结出的果实像麦子，外皮青色，内部红白相间，味道甘甜。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日，东宫西厢生出一棵桑树，每天长一尺多；甲辰日枯死。这与殷太戊时的同类妖异相同。太子不能领悟其中的警戒，所以最终被废黜并遭杀戮。班固说：“野外的树木生长在朝廷，并且突然长大，是小人将突然占据大臣地位、危害国家、使家族灭亡的征象，朝廷将要成为废墟。”此后孙秀、张林掌权，终于造成大乱。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孙司马臧为皇太孙。五月甲子日，皇太孙进入东宫，桑树又生在西厢。第二年，赵王司马伦篡位，用鸩毒杀死司马臧；这与愍怀太子时的妖异相同。同月，壮武国有桑树变成柏树，而张华遇害。壮武是张华的封邑。

译孝怀帝永嘉二年冬，项县有桑树发出像木材断裂一样的声音，人们称之为桑树哭。考察刘向的说法，“桑”就是“丧”，又发出哭声，是极其不祥的征兆。当时京城力量衰弱，胡族侵扰交相发生，东海王司马越没有保卫国家的心思。永嘉四年冬，他向南出行；永嘉五年春，在这座城中去世。石勒截击他的部众，将他们包围并射杀，王公以下直到普通百姓，死了十多万人。石勒又剖开司马越的棺材，焚烧他的尸体。这场败亡之后，中原无处请求救援，洛阳京城也不久陷落，这就是桑树哭的应验。永嘉六年五月，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互缠绕生长，形状像连理树。此前，郭景纯为延陵的蝘鼠占筮，得到《临卦》变为《益卦》，说：“以后还会有妖树生出，看似祥瑞却不是祥瑞，是辛辣而有刺的树。倘若出现这种树，东西数百里内必有叛逆者。”等到这种树生出后，后来徐馥果然作乱，也是草木妖异。郭景纯又认为这是“木不能曲直”的征兆。同年七月，豫章郡有一株樟树长期枯死，当月忽然重新茂盛，与汉代上林苑断柳复生属于同一种占验。这是怀帝、愍帝陷落的征兆，也是元帝中兴的应验。明帝太宁元年九月，会稽郡剡县有树木生出像人脸的形状。此后王敦起兵作乱，祸败而未能成功。从前汉哀帝、汉成帝时期也有这种妖异，而且人的面貌完整具备，所以春季发生的祸乱也很大。如今这里只像人脸而已，所以变化较轻。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日，曲阿有一棵柳树枯倒了六年，这一天忽然重新直立生长。到咸和九年五月甲戌日，吴县吴雄家有一棵死榆树，这一天因风雨而重新生长，与汉代上林苑断柳复生是同一种征象。起初，康帝为吴王；当时虽然改封为琅邪王，却仍以吴郡作为食邑，这是康帝越过正统而享有国家的征象。曲阿先前也是吴地，这个征象出现在吴县吴雄家中，难道也是天意吗？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日，庐陵郡西昌县修明家有一棵僵死的栗树，这一天忽然重新生长。当时孝武帝刚四岁，不久哀帝去世，海西公即位，没过多久又被废黜；简文帝从藩王越级进入，继承帝业，登上帝位享有国家，然而不到两年，孝武帝又继承皇统。孝武帝名讳昌明，有见识的人私下说，这是西昌修明的祥兆，皇帝的名讳正好应验。它也与汉宣帝时的征象相同。海西太和元年，凉州的杨树上生出了松树。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松树枝叶长久不变，杨树却是柔弱脆薄的树木；如今松树生在杨树上，难道不是长久的基业将要聚集到危亡之地吗？当时张天锡在凉州称雄，不久便投降苻坚。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宁郡铜乐县枯树断折后，忽然自行竖立，并彼此连接。京房《易传》说：“抛弃正道而行淫邪，那个妖异就是树木折断后自行连接；妃后专擅权力，树木倒下后反而重新竖立。”当时正道多被偏离，后来张夫人专受宠爱；等到她在旁边崩裂，兆民都把灾祸归咎于张氏。安帝元兴三年，荆州、江州两州交界处的竹子结出果实，形状像麦子。义熙二年九月，扬武将军营中的士兵陈盖家有一株苦荬菜，茎高四尺六寸，宽三尺二寸，厚三寸，也是草木妖异。这大概与吴国孙皓末年的征象相同。有见识的人认为，苦荬就是招来辛苦。此后年年征讨，百姓劳苦，这就是招来苦难。十多年中，姚泓被消灭，战争才开始停止，这是苦荬的应验。义熙年间，宫城城墙上以及御道两旁都生满蒺藜，也是草木妖异。蒺藜有刺，不能踩着行走。它生在宫墙和御道上，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君主不听理政，即使有宫室和御道，也像空置荒废一样，所以生出蒺藜。羽虫之灾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聚集在灵芝池。考察刘向的说法，这是羽虫之灾，又是青色祥瑞。诏书说：“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污浊水泽。《曹诗》讥刺共公疏远君子、亲近小人。如今难道有贤能智慧的人处在下位吗？否则这只鸟为什么会来呢？应广泛荐举天下才德优异、品行高尚而独立的君子，以回应曹人的讥刺。”于是杨彪、管宁等人都被荐举，这就是所谓看见妖异便知道恐惧戒惧。然而朝廷仍不能优厚容纳正直敢言的人，反而多被偏私所迷惑。京房《易传》说：“排斥有德之人，那个妖异就是水鸟聚集在国都之中。” 黄初元年，未央宫中又有燕子生出鹰，嘴和爪子都是红色，这与商纣王、宋隐公时的征象相同。景初元年，又有燕子在卫国李盖家生出巨大的雏鸟，形状像鹰，嘴却像燕子。这是羽虫之灾，又是红色灾异。高堂隆说：“这是魏室最大的异变，应当防备在宫墙之内出现鹰扬般的权臣。”后来宣帝起兵诛杀曹爽，于是掌握了魏国政权。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聚集在邺宫文昌殿后的池中。第二年，魏武王去世。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聚集在洛阳芳林园的池中；黄初七年又来聚集。那年夏天，文帝去世。景初末年，又聚集在芳林园池中。此前它两次到来，每次都发生大丧事，明帝很厌恶它。这一年，明帝去世。蜀国刘禅建兴九年十月，从江阳到江州，有鸟从长江南岸飞往北岸，不能到达而坠水死去的有数千只。当时诸葛亮连年动员军队，志在吞并中原，却最终死在渭水以南，计划没有实现。诸将又彼此争斗，损失了不少军队；鸟向北飞却不能到达而坠水死亡，都有相应的象征。诸葛亮最终不能渡过渭水，难道也是这种应验吗？这与汉代楚国乌鸦争斗而坠入泗水的事大致相似。景初元年，陵霄阙开始建造，有喜鹊在上面筑巢。喜鹊身体黑白相杂，这是羽虫之灾，又是黑白之祥。明帝把这件事问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只有喜鹊有巢，只有斑鸠来居住’。如今兴建宫室而喜鹊来筑巢，这是宫室尚未建成，主人却不能居住其中的征象。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宫室尚未建成，将会有异姓来控制它，不可不深思戒备。”于是明帝改变脸色，神情震动。吴国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有两只乌鸦衔着一只喜鹊坠落在东馆，孙权命领丞相朱据烧死喜鹊来祭祀。考察刘歆的说法，这是羽虫之灾，又是黑色祥瑞，是观察不明、听取不聪的惩罚。当时孙权志满意骄、德行衰败，听信谗言而喜好杀戮，两个儿子将有危险，将相也都处于危境；看见妖异却不能醒悟，反而把喜鹊烧掉，是极其昧于正道的表现。第二年，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被赐死，朱据被降职，陆议忧愤而死，这就是应验。东馆是掌管教化的官府；喜鹊坠落东馆，难道又是天意吗？吴国孙权太元二年正月，把前太子孙和封为南阳王，遣送到长沙；有喜鹊在他的船帆桅杆上筑巢。孙和原来的宫僚听说后，都忧愁悲惨，认为桅杆顶端倾斜危殆，不是长久安宁的征象。后来孙和果然不得善终。

译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有五只大鸟在春申出现，吴人认为是凤凰。第二年改年号为五凤。汉桓帝时也有五色大鸟，司马彪说：“政道衰败缺失，没有办法招来凤凰，这只是羽虫之灾罢了。”孙亮没有德政，孙峻又骄横暴虐，这件事与汉桓帝时相同。考察《瑞应图》，形似凤凰而实际是灾异的大鸟不止一种，应当都属于这种情况。孙皓建衡三年，有人说西苑有凤凰聚集，因此改年号；其意义与孙亮时相同。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一只翟雉飞上阊阖门。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阊阖门不是野雉应当停留的地方，这就像殷宗时期野雉登上鼎耳所发出的警戒。惠帝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已经篡位，京城得到一只奇异的鸟，没有人能叫出它的名字。司马伦派人把鸟带出去，在城中来回走动，到市场上询问百姓。过了几天，宫城西边有个小孩看见它，便自己说：“服留鸟翳。”带鸟的人立即回去报告司马伦。司马伦命人再次寻找，果然又找到了，便把小孩带入宫中，将鸟秘密关进笼子，又把小孩关在屋里。第二天查看，鸟和小孩全都不见了。这是羽虫之灾。当时赵王司马伦患有眼瘤，“服留”一语，是说司马伦将要留下来承担自己的罪责。不久司马伦被诛杀。赵王司马伦篡位时，有鹌鹑飞入太极殿，野雉聚集在东堂。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太极殿和东堂都是朝会、祭享和听政的地方，而鹌鹑、野雉在同一天聚集，说明赵王司马伦不应当处在这个职位。《诗经》说：“喜鹊强盛，鹌鹑奔走；无良善的人，我却把他当作君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不久司马伦被诛杀。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面陷落，出现一只青白两色的鹅。青色的飞翔冲天，白色的停在那里。这是羽虫之灾，又是黑白之祥。陈留人董养说：“步广就是周代的狄泉，是诸侯盟会的地方。白色属金，是国家运行的象征；青色是胡人的象征。难道其中的意义还可以说尽吗？”此后刘元海、石勒相继在中原作乱。明帝太宁三年八月庚戌日，有两只大鸟，颜色青黑，翅膀展开有一丈四尺。一只停在司徒府，被射杀；另一只停在城北百姓家中，也被捕获。这是羽虫之灾，又是黑色祥瑞。闰月戊子日，明帝去世；后来又发生苏峻、祖约之乱。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只鸥鸟聚集在宫殿庭院中，这又是白色祥瑞。当时庾亮固执地违背众人的谋议，将要召苏峻入朝，这是不听从意见的过失，所以白色祥瑞先出现。第三年二月，苏峻果然作乱，宫殿内外被焚毁，变成污秽荒芜之地，这就是应验。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鹭停在宫殿屋顶。当时康帝刚即位，这是不能长久的祥兆。后来过了两年多，康帝去世。考察刘向的话：“野鸟进入并停留在宫室中，宫室将要空虚。”这就是应验。海西公起初以兴平侯的身份任守，太和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聚集在相风鸟上。这是羽虫之灾。不久海西公被桓温废黜。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喜鹊在太极殿东端的鸱尾上筑巢，又在国子学堂西端筑巢。太元十八年东宫开始建成，十九年正月喜鹊又在东宫西门筑巢。这大概与魏国景初年间的占验相同。国子学堂是风俗教化汇聚的地方；在西端，又是属金之行的征象。孝武帝去世后，安帝继承帝位，桓玄终于篡位，教化于是衰败，金德不能取胜，这就是征象。安帝义熙三年，龙骧将军朱猗戍守寿阳。他的婢女正在做饭，忽然有一群乌鸦聚集到灶边，争着来啄食，婢女驱赶它们却不离去。有猎狗咬死了两只乌鸦，其余乌鸦便一起啄死猎狗，又啄食它的肉，只剩下骨头。这也是羽虫之灾，又是黑色祥瑞。第二年六月，朱猗去世，这就是应验。羊灾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导马厩里的羊生下来没有后腿，这是羊灾。京房《易传》说：“缺少脚，表示下位者不能胜任职务。”第二年，苏峻攻破京城，王导与成帝一同被幽禁在石头城，最后才得以免死，这就是应验。红色灾异与红色祥瑞 公孙文懿时期，襄平北市生出肉块，长度和周长各有数尺，有头、眼睛、嘴和喙，没有手脚却能摇动，这是红色祥瑞。占辞说：“有形状却不能成形，有躯体却不能发声，它的国家将要灭亡。”公孙文懿不久被魏国诛杀。吴国戍守将领邓喜杀猪祭祀神灵，祭祀完毕把猪肉悬挂起来，忽然看见一个人头过来吃肉。邓喜拉弓射中它，它发出咋咋的声音，绕着房屋三天不止，这接近红色祥瑞。后来有人告发邓喜谋划向北叛乱，他全家都被诛杀。京房《易传》说：“山中出现宝物，江水进入城邑，城邑中有战争，形状像人头，颜色红。”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日，鲁国池水变成红色，像血一样。太康七年十月，河阴有两顷地降下红雪。这是红色祥瑞。此后四年，武帝去世，王室于是陷入混乱。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血流淌，东西延伸一百多步，这是红色祥瑞。到元康末年，穷凶极恶、祸乱达到顶点，正是僵尸遍野、血流成河的应验。干宝认为：“八年后封云在徐州作乱，杀伤数万人。”这就是应验。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降血雨。政令和刑罚宽缓，就会出现常暖、红色祥瑞的妖异。这年正月，愍怀太子被送往许宫幽禁。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不应当放纵奸人，否则将使太子含冤而死。惠帝昏愚衰老，不能醒悟，当月愍怀太子便死去。于是王室结下祸端，灾祸流遍天下。淖齿杀死齐湣王那天，天降血雨，沾湿衣服；这是上天在告诫，难道说的就是这种事吗？京房《易传》说：“冤狱不能平反，这叫作追究错误；它的过失是天降血雨。这叫作不亲近正道，下面有邪恶之心，不出三年，宗族就会灭亡。”又说：“谄佞之人得到俸禄，有功之臣却被杀戮，就会天降血雨。” 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河东地震，降下肉块。建兴四年十二月丙寅日，丞相府斩杀督运令史淳于伯，血液逆流而上，冲到柱子二丈三尺高处，这是红色祥瑞。当时后将军褚裒镇守广陵，丞相扬言要北伐；淳于伯因督运迟滞以及役使中收受贿赂的罪名，按照军法被杀。淳于伯的儿子申诉说：“督运的事情已经完成，没有耽误和缺乏；收受贿赂、役使人员的罪，不至于判死刑。用兵的形势是先造声势、后求实际，实际上只是屯兵戍守，并不是出征。建兴四年以来，漕运停滞，都没有按照军兴之法论罪。”属官们没有人为他申理。后来发生变故，司直弹劾众官，元帝却不追究，于是连续三年大旱。干宝认为这是冤气的应验。郭景纯说：“血属于水类，同属《坎卦》。《坎》象征法律，水性平缓润下，不应逆流。这是政事有过失的征兆。”

译刘聪伪政权建元元年正月，平阳地震，他的崇明观陷落成池，池水红得像血，红气直冲天空，有一条红龙奋力疾驰而去。有流星从牵牛宿升起，进入紫微垣，龙形蜿蜒，光芒照耀地面，坠落在平阳以北十里处。人们查看，发现是一块肉，臭气传遍平阳。肉长三十步，宽二十七步。肉旁经常传来哭声，昼夜不停。几天后，刘聪的皇后刘氏生下一条蛇和一只野兽，各自伤人后逃走。寻找它们没有找到，不久却在陨落的肉旁看见了。那时刘聪纳刘殷的三个女儿，都立为皇后。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刘聪既然自称刘姓，三位皇后又都是刘氏，却违背骨肉亲属的纲常，破坏人伦的法则。陨肉等各种妖异，其灾异也很大。不久刘氏死亡，哭声自行停止。志第十九 五行志下 《洪范传》说：“听察不聪敏，叫作不能谋划；它的过失在于急迫，它的惩罚是经常寒冷，它的极端结果是贫穷。有时出现鼓的妖异，有时出现鱼灾，有时出现猪灾，有时出现耳病，有时出现黑色灾异和黑色祥瑞。只有火气侵害水气。”听察不聪敏，叫作不能谋划，是说君上偏听而不聪明，下情隔绝堵塞，谋划利害时失在严急，所以过失在急迫。盛冬白昼短，寒气可以杀死万物；政令急促逼迫，所以惩罚是经常寒冷。寒冷就不能生长百谷，上下都贫穷，所以极端结果是贫穷。君主严酷凶猛而堵塞下情，臣下战栗而不敢听取，于是错误听闻的气发作在声音上，所以有鼓的妖异。寒气发动，所以有鱼灾。乌龟也能成为灾异，但乌龟能在陆地生活，不是极阴之物；鱼离开水就会死，是极阴之物。按照《易》，《坎》代表水，也代表猪；猪耳朵大却不能聪察，听觉之气受到损伤，所以有猪灾。另一种说法是，寒冷年份猪多死亡以及猪发生怪异，也属于这种情况。涉及人时，就会有很多人患耳病，所以有耳病。水的颜色是黑色，所以有黑色灾异和黑色祥瑞。凡听觉受到损伤，就会患水气之病；水气受到损伤，火气就会侵害它。极端结果为贫穷，顺应它的福应就是富足。刘歆《听传》说，还有甲虫之灾。五种征验中的常寒，刘歆认为包括大雨雪、不应下雨雪时却下雨雪、大雨雹，以及降霜杀死豆类和草木，这些都是常寒的惩罚。京房《易传》说：“有德之人遭遇险难，这叫作违逆天命，异常是寒冷。诛罚过重，本应温暖却寒冷，连续六天，也会下冰雹。伤害正直之人却不诛罚，这叫作养贼；寒冷七十二天，飞禽就会死亡。正道之人开始离去，这叫作受伤；寒冷时，万物没有霜却死亡，水从地下涌出。作战不估量敌情而强行出兵，这叫作辱命；寒冷时，即使下雨，万物也不茂盛。听见善言却不给予采纳，它的过失就是耳聋。” 吴国孙权嘉禾三年九月初一，降霜损伤谷物。考察刘向的说法，诛罚不由君主发出，是臣下专擅权力的象征。当时校事吕壹专门作威作福，与汉元帝时石显掌权而降霜的应验相同。班固记载为九月二日，陈寿说是初一；无论如何都说明当时还未到能够损伤谷物的时节。后来吕壹也伏法被诛。京房《易传》说：“任意兴兵、妄加诛杀，这叫作没有法度；灾异是霜，夏天杀死五谷，冬天杀死麦子。不根据实情诛罚，这叫作不仁；这种霜在夏天先有大雷大风，冬天先下雨，随后降霜，并且带有芒刺。贤人圣人遭受伤害，霜会附着在树木上而不落地。谄佞之人依靠刑法，这叫作私下残害；霜会在草根和土缝之间。不教导就诛杀，这叫作暴虐；霜反而会落在草的下面。” 嘉禾四年七月，降冰雹，又降霜。考察刘向的说法：“冰雹是阴气与阳气相互挟持。”当时吕壹作威作福、掌握权力，诋毁重臣，排挤陷害无辜。自太子孙登以下都以他为祸害，

译但吕壹反而获封侯并受到特殊宠信，这与《春秋》时公子遂专权而降冰雹相应。汉安帝听信谗言、杀害许多无辜之人，也曾降冰雹。董仲舒说：“凡是冰雹，都是因为有人胁迫他人，实行专一专断的政令。” 赤乌四年正月，大雪，平地积雪深三尺，鸟兽死了一大半。这一年夏天，全琮等四位将军攻打淮南、襄阳，战死者一千多人。后来孙权因为听信谗言，多次责备陆议，陆议愤恨而死；这与汉景帝、汉武帝时大雪的情况相同。赤乌十一年四月，降冰雹。当时孙权听信谗言，将要危害太子。后来朱据、屈晃因为违逆他的意旨而被贬辱，陈正、陈象因为忠诚进谏而被灭族，太子最终被废。这是有德之人遭受险难、诛罚过重的应验。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第二年发生步阐、杨肇的败亡，死伤很多，这是听察不聪敏所受的惩罚。泰始九年四月辛未日，降霜。当时贾充的亲党相互勾结并掌权，这与鲁定公、汉元帝时降霜的应验相同。咸宁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党、泰山四郡降霜，损害了三种豆类作物。同月，河间发生暴风和寒冰，五个郡国降霜而损伤谷物。此后大举征伐吴国，马隆又率领精锐勇士讨伐凉州。咸宁五年五月丁亥日，钜鹿、魏郡降冰雹，损伤禾苗和麦子；辛卯日，雁门降冰雹，损伤秋季庄稼。六月庚戌日，汲郡、广平、陈留、荥阳降冰雹；丙辰日，又降冰雹、降霜，损伤秋麦一千三百多顷，毁坏房屋一百二十多间；癸亥日，安定降冰雹。七月丙申日，魏郡又降冰雹。闰月壬子日，新兴又降冰雹。八月庚子日，河南、河东、弘农又降冰雹，并且损伤秋季庄稼和三种豆类。太康元年三月，河东、高平降霜雹，损伤桑树和麦子。四月，河南、河内、河东、魏郡、弘农降冰雹，损伤麦子和豆类。同月庚午日，京畿内两个县以及东平、范阳降冰雹；癸酉日，京畿内五个县又降冰雹。五月，东平、平阳、上党、雁门、济南降冰雹，损伤禾苗、麦子和三种豆类。当时王浚有很大的功劳，但权臣和外戚相互陷害压制他，皇帝从容迟疑而不能决断，这是阴气压制阳气的应验。二年二月辛酉日，济南、琅邪降霜，麦子受到损伤。壬申日，琅邪降冰雹，麦子受到损伤。三月甲午日，河东降霜，桑树受到损害。五月丙戌日，城阳、章武、琅邪的麦子受到损伤。庚寅日，河东、乐安、东平、济阴、弘农、濮阳、齐国、顿丘、魏郡、河内、汲郡、上党降冰雹，禾稼受到损伤。六月，十七个郡国降冰雹。七月，上党降冰雹。三年十二月，下大雪。五年七月乙卯日，中山、东平降冰雹，秋季庄稼受到损伤。甲辰日，中山降冰雹。九月，南安下大雪，树木被折断。六年二月，东海降霜，桑树和麦子受到损伤。三月戊辰日，齐郡的临淄、长广、不其等四县，乐安的梁邹等八县，琅邪的临沂等八县，河间的易城等六县，高阳的北新城等四县降霜，桑树和麦子受到损伤。六月，荣阳、汲郡、雁门降冰雹。八年四月，齐国、天水二郡降霜。十二月，下大雪。九年正月，京都刮大风并降冰雹，房屋被掀翻，树木被拔起。四月，陇西降霜。十年四月，八个郡国降霜。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郡和荡阴降冰雹。三年四月，荥阳降冰雹。六月，弘农的湖县、华阴又降冰雹，积深三尺。当时，贾后凶暴淫乱而专横放纵，所作所为与《春秋》中鲁桓公夫人的情况相同，这是阴气过盛的表现。五年六月，东海降冰雹，积深五寸。十二月，丹阳郡建邺降冰雹。同月，丹阳郡建邺下大雪。六年三月，东海降雪，桑树和麦子被冻死。七年五月，鲁国降冰雹。七月，秦、雍二州降霜，庄稼被冻死。

译九年三月，过了十八天，河南、荥阳、颍川降霜，禾苗受到损伤。五月，降冰雹。当时，贾后凶暴躁烈日益严重，到冬天，终于废黜了愍怀太子。永宁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降冰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阳又刮风降冰雹，树木被折断，庄稼受到损伤。光熙元年闰八月初一甲申日，降霰和雪。刘向说：“阳气盛时降雨，热气受到损伤，阴气逼迫它，雨水就转变为冰雹。阴气盛时降雪，寒凝停滞，阳气逼近它，雪就散成霰。如今不合时令地下雪，这是听觉不聪敏的应验。”这一年，皇帝去世。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季，下雪，平地积雪三尺。七年十月庚午日，下大雪。元帝太兴二年三月丁未日，成都刮风降冰雹，打死了人。三年三月，海盐降冰雹。当时，王敦欺凌皇上。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州、冀州、并州三州下大雨。明帝太宁元年十二月，幽州、冀州、并州三州下大雪。二年四月庚子日，京都降冰雹，燕子和麻雀被冻死。三年三月丁丑日，下雨夹雪。癸巳日，降霜。四月，下大冰雹。这一年，皇帝去世，不久便发生了苏峻之乱。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日，降冰雹。当时，皇帝年幼软弱，政权掌握在大臣手中。九年八月，成都下大雪。这一年，李雄去世。咸康二年正月丁巳日，皇后到太庙参见祖先，当天晚上降冰雹。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下大雪。当时，政权掌握在将领和宰相手中，阴气盛大。刘向说：“凡是雨都属阴，雪又是雨中的阴气。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出现，是阴气逼近的征象。” 穆帝永和二年八月，冀州一带下大雪，人和马多被冻死。五年六月，临漳刮暴风、响雷闪电并降冰雹，冰雹大如升。十年五月，凉州下雪。第二年八月，张祚的枹罕护军张瓘率领宋混等人攻灭张祚，改立张耀灵的弟弟玄靓。京房《易传》说：“夏天下雪，是告诫臣下将要作乱。”这就是臣下作乱的应验。十一年四月初一壬申日，降霜。十二月戊午日，打雷。己未日，下雪。当时皇帝年幼，母后临朝称制，政权掌握在大臣手中，这是阴气盛大的缘故。升平二年正月，下大雪。海西公太和三年四月，降冰雹，树木被折断。孝武帝太元二年四月己酉日，降冰雹。十二月，下大雪。当时皇帝年幼，政权掌握在将领和宰相手中，这是阴气盛大的表现。十二年四月己丑日，降冰雹。二十年五月癸卯日，上虞降冰雹。二十一年四月丁亥日，降冰雹。当时，张夫人独受宠爱，后来皇帝突然去世，百姓都责怪她。十二月，连续二十三天下雨夹雪。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冢宰专权。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日，降冰雹。这年秋天，王恭、殷仲堪起兵，在朝廷内部作乱，最终都被诛杀。元兴二年十二月，严寒酷烈，超过常态。当时，桓玄篡夺帝位，政事烦琐苛刻。有见识的人认为，朝政的过失在于过分宽缓，而桓玄却反过来实行严酷。考察刘向的话：“周朝衰落时没有寒冷的年份，秦朝灭亡时没有温暖的年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三年正月甲申日，降霰下雪，又打雷。雷和霰同时出现，都是节令失常的应验。四月丙午日，江陵降冰雹。当时，安帝流亡在外。义熙元年四月壬申日，降冰雹。当时四方尚未统一，天天都在戒备，鸣钲击鼓。五年三月己亥日，下雪，积深数尺。五月癸巳日，溧阳降冰雹。九月己丑日，广陵降冰雹。第二年，卢循到达蔡洲。六年正月丙寅日，下雪又打雷。五月壬申日，降冰雹。八年四月初一辛未日，降冰雹。六月癸亥日，降冰雹，刮大风，房屋被掀翻。这年秋天，诛杀了刘蕃等人。十年四月辛卯日，降冰雹。雷震。魏明帝景初年间，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的桓楹，同一天同一时刻有三处一起遭雷击。不久，西城上的候风木和飞鸟又遭雷击。当时大兴徭役，皇帝不久便去世。吴孙权赤乌八年夏天，宫门的柱子遭雷击，南津大桥的桓楹也被雷击。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初一，大风、雷电交作。同月又雷雨。这与前面的说法意义相同，孙亮最终被废黜。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初一甲申日，淮南郡发生雷电。七年十二月己亥日，毗陵发生雷电，南沙司盐都尉戴亮把情况上报。十年十二月癸卯日，庐江、建安发生雷电并下大雨。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日，崇阳陵的陵标遭雷击，西南五百步处的一根陵标被击碎成七十片。当时，贾后陷害辅政大臣，任用宠爱的外戚，与汉桓帝时宪陵寝遭雷击的事情相同。贾后后来终于被诛灭。永兴二年十月丁丑日，雷击。怀帝永嘉四年十月，发生雷电。愍帝建兴元年十一月戊午日，会稽下大雨并发生雷电。己巳日夜间，西北方有红色光气闪耀。当晚又下大雨并发生雷电。庚午日，下大雪。考察刘向的说法：“雷在二月出现，八月隐去。”如今这个月份仍有雷电，是阳气没有闭藏。雷电刚刚发生，第二天便下大雪，都是节令失常的异常现象。当时，刘聪在平阳僭越称号，李雄在蜀地称制，九州分裂，西京孤立衰微，这是君主失去时机的征象。红色光气，是赤色祥瑞的征象。元帝太兴元年十一月乙卯日，突然下大雨并发生雷电。永昌二年七月初一庚子日，雷击太极殿的柱子。十二月，会稽、吴郡发生雷电。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日，会稽郡下大雨并发生雷电。咸和三年六月辛卯日，临海发生大雷，震毁郡府内小屋的柱子十枚，并造成人员死亡。九月二日壬午日立冬，会稽发生雷电。咸和四年十一月，吴郡、会稽发生强烈雷电。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日，雷雨交加并发生雷电。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日，打雷。乙丑日，又打雷。五年十月庚午日，雷声从东南方传来。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日，雷击含章殿四根柱子，并打死两个宦官。十年十二月，南方传来雷声。十四年七月甲寅日，雷击并烧毁宣阳门西边的柱子。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日，雷雨交加。元兴三年，永安皇后从巴陵回来，将要举行仪仗导引入宫时，天雷震击，人和马各有一匹同时被击死。义熙四年十一月初一辛卯日，西北方刮起急风。癸丑日，打雷。五年六月丙寅日，雷击太庙，击毁东边的鸱尾，震穿柱子；又震击太子西池的合堂。当时，皇帝不亲自举行蒸祭和尝祭，所以天降雷震，这是在表明他怠慢宗庙。西池是明帝做太子时修造的，所以称为太子池。安帝多病，又忧虑没有后嗣，所以天降雷震，这是在表明没有后代。

译六年正月丙寅日，打雷，又下雪。十二月壬辰日，响起大雷。九年十一月甲戌日，打雷。乙亥日，又打雷。鼓妖。惠帝元康九年三月，许昌城中发出像牛叫一样的声音。十二月，废黜愍怀太子，把他幽禁在许宫。第二年，贾后派黄门孙虑杀死太子，用药杵击打他，声音传到外面，这就是前面异象的应验。苏峻在历阳城外扎营时，将军的鼓自己鸣响，像有人在敲鼓。苏峻亲手把鼓打破，说：“我在乡里时如果发生这种事，就说明城邑要空了。”不久苏峻发动叛乱并被消灭，这是听觉不聪敏所受的惩罚。石季龙末年，洛阳城西北九里处有一头石牛，放在青石底座上，忽然鸣叫，声音传到四十里外。石季龙派人打掉它的两只耳朵和尾巴，又用铁钉钉住它的四只脚。不久石季龙去世。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初一己酉日，东北方发出像雷一样的声音。考察刘向的说法，认为：“雷应当凭借云而发生，就像君主凭借臣下。没有云却有雷，这是君主不体恤下民，下民将要背叛他的征象。”后来皇帝去世，天下逐渐动乱，孙恩、桓玄相继侵犯京城。吴兴长城的夏架山有一面石鼓，长一丈多，鼓面直径约三尺，下面有一块盘石作为鼓足。石鼓鸣响时，声音像金鼓一样；三吴地区将会发生兵乱。到安帝隆安年间，石鼓大声鸣响，后来发生了孙恩之乱。鱼孽。魏齐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两条鱼聚集在武库屋顶上，这是鱼孽。王肃说：“鱼生在水中，却升到屋顶上；带甲鳞的动物失去了自己的处所。边将恐怕将要发生丢弃铠甲的变故吧！”后来果然有东关之败。干宝又认为这是高贵乡公遭遇兵祸的应验。两种说法都与班固的旨意相同。武帝太康年间，有两条鲤鱼出现在武库屋顶上。干宝认为：“武库是军械府库，鱼有鳞甲，也属于兵器一类。鱼属极阴之物，屋顶属太阳之处；鱼出现在屋顶上，象征至阴之物以兵革之祸冒犯太阳之物。到惠帝初年，诛杀杨骏，废黜太后，箭矢交错于馆阁之间。元康末年，贾后诬陷并杀害太子，不久自己也被诛杀废黜。十年之内，母后之难两次发生，这就是应验；从此祸乱便形成了。”京房《易传》说：“鱼离开水，飞入道路，战争将要发生。” 蝗虫。《春秋》记载螽灾。刘歆把它归入介虫之孽，认为占验与鱼孽相同。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发生严重蝗灾，百姓饥饿。考察蔡邕的说法：“蝗灾，是上位者贪婪苛刻所导致的。”当时，孙权归顺，皇帝却因为孙权有西陵之战，便发动大军袭击他，孙权于是背叛。武帝泰始十年六月，发生蝗灾。当时，荀氏、贾氏掌握政权，憎恨并迫害公正正直的人。惠帝永宁元年，六个郡国发生蝗灾。怀帝永嘉四年五月，发生严重蝗灾，从幽州、并州、司州、冀州一直到秦州、雍州，草木以及牛马的毛鬣都被吃光。当时天下兵乱，官府像捕鱼打猎一样残害百姓，天下存亡所系，只剩司马越、苟晞二人而已。他们竞相实行暴虐苛刻的政策，治理谋划毫无章法，所以出现了这种虫灾。愍帝建兴四年六月，发生严重蝗灾。前一年，刘曜连续进攻北地、冯翊，麹允等人率全军抵御，最终被刘曜击败，西京于是崩溃。五年，皇帝在平阳，司州、冀州、青州、雍州发生螽灾。元帝太兴元年六月，兰陵合乡发生蝗灾，禾稼受到损害。乙未日，东莞的蝗虫纵横三百里，损害禾苗庄稼。七月，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的蝗虫危害禾苗和豆类。八月，冀州、青州、徐州三州发生蝗灾，把正在生长的草吃光，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当时中原沦陷，暴乱更加严重。二年五月，淮陵、临淮、淮南、安丰、庐江等五郡的蝗虫吃掉了秋麦。同月癸丑日，徐州以及扬州长江以西各郡发生蝗灾，吴郡百姓大多饿死。这一年，王敦兼任荆州刺史，苛刻暴虐的祸端从此兴起。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发生蝗灾。当时，慕容氏逼近黄河以南，征发戍守接连不断，所以出现了这种虫灾。十六年五月，飞蝗从南方来，聚集在堂邑县境内，危害禾苗庄稼。这年春天，征发江州军队中的营兵和甲士二千人，连同家属六七千人，配属给护军和东宫，后来不久几乎全部离散死亡。又因为边将接连出征，所以出现了这种虫灾。猪祸。吴孙皓宝鼎元年，野猪进入右大司马丁奉的营地，这是猪祸。后来丁奉被派去攻打谷阳，无功而返。孙皓发怒，斩杀了他的导军。等到孙皓率大军向北出征时，丁奉和万彧等人互相说：“如果到了华里，就不得不各自返回了。”这番谋划泄露时，丁奉虽然已经去世，孙皓仍追究攻打谷阳之事，杀了他的儿子丁温，家属全部被迁徙到远方，这是猪祸的应验。龚遂说：“山野中的野兽来到宫室，宫室将要空虚。”这也是同样的征象。怀帝永嘉年间，寿春城内有一头猪生了两个头，但没有活下来。周馥取来观看，当时有见识的人说：“猪是北方的牲畜，象征胡狄。两个头，象征没有最高君主。生下来便死，象征事情不能成功。上天告诫说，不要产生独占利益的谋划，否则将自取覆灭。”周馥没有醒悟，最终想迎接天子、号令诸侯，不久便被元帝击败，这就是应验。石勒不久也渡过淮河，百姓死亡十分之九。元帝建武元年，有一头猪生了八只脚，这是听觉不聪敏所受的惩罚，也象征任用了奸邪之人。此后发生了刘隗之变。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钱唐有一户人家的母猪生下两头小猪，都是人面，像胡人的样子，但身体仍是猪身。京房《易妖》说：“猪生人头猪身的怪物，意味着危险和动乱。如今母猪竟生出这种东西，是异常中的异常。”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一头小猪，长着一个头、两条脊柱和八只脚。十三年，京都有一户人家的母猪生下小猪，一个头、两个身体、八只脚，与建武年间的妖异相同。此后，宰相沈酗沉溺享乐，不理朝政，近臣和宠幸之人掌权，国家纲纪逐渐混乱，最终大为败坏。黑色灾异与黑色祥瑞。孝怀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气四处弥漫，接近黑色祥瑞的征象。皇帝不久便陷于敌手，王室沦为废墟，这就是它的应验。愍帝建兴二年正月初一己巳日，黑雾沾附在人身上，像墨一样，连夜不散，五天后才停止。这接近黑色祥瑞的征象。到了建兴四年，皇帝投降刘曜。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师大雾，黑气遮蔽天空，日月都没有光。十一月，皇帝去世。火侵扰水。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鲁国的池水都变得像血一样红。考察刘向的说法，这是水气反常侵扰水、听觉不聪敏所受的惩罚。京房《易传》说：“君主沉溺女色，贤人隐退，国家危险；这种异常现象就是水流变红。”

译穆帝升平三年二月，凉州城东的池水中出现了火。四年四月，姑臧泽的水中又出现了火。这是火气反常侵扰水的妖异。第二年，张天锡杀死中护军张邕。张邕是执掌政权的人。安帝元兴二年十月，钱唐临平湖的水变红，桓玄暗示吴郡官员上表说这是祥瑞，并把它作为对自己的祥瑞，不久桓玄便失败。《传》说：“思虑之心不能宽容，这叫作不圣明；它的过失是昏昧，所受的惩罚是持续不断的风，最终会造成凶灾、夭折和摧残。有时会出现脂夜之妖，有时会出现花木之孽，有时会出现牛祸，有时会出现心腹疾病，有时会出现黄色灾异和黄色祥瑞，有时会出现金、木、水、火侵扰土。思虑之心不能宽容，这叫作不圣明。思虑之心，就是心中的思考谋虑；容，就是宽容。孔子说：‘居于上位却不宽厚，我还能观察他什么呢！’意思是上位者不能宽大包容，臣下就不能处在圣明的地位。容貌、言语、观看、听闻，都以心为主；这四方面全都失常，便会昏昧无知，所以它的过失是昏昧。雨、旱、寒、暖，也以风为根本；四种气候全都紊乱，所以惩罚是持续不断的风。持续的风会伤害万物，所以最终造成凶灾、夭折和摧残。伤害人叫作凶，伤害禽兽叫作短，伤害草木叫作折。另一种说法认为，凶就是夭折；兄长死弟弟叫作短，父亲死儿子叫作折。人的腹中有肥肉包裹着心，那就是脂。心昏昧便会幽暗不明，所以有脂夜之妖。另一种说法认为，有脂状的东西在夜间成为妖异，如脂液夜间污损人的衣服，这是淫乱的象征。又一种说法认为，所谓夜妖，是云和风一起兴起而使天色昏暗，所以与普通大风具有相同的征象。” 天气温暖而又多风，就会产生螟虫、螣蛇一类，形成裸虫之孽。刘向认为：“按照《易》的说法，《巽》卦代表风，也代表木。这个卦对应三月、四月，承接阳气而运行，主管树木开花结果。风气过于旺盛，到了秋冬树木反而再次开花，所以有花木之孽。”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地气旺盛，因而在秋冬再次开花。又一种说法认为，花代表颜色；土主管内在之事，是说女子方面的灾孽。按照《易》的说法，《坤》卦代表土，也代表牛。牛的心很大却不能思考谋虑，心气受损，所以有牛祸。另一种说法认为，牛大量死亡或变成怪物，也是这种情况。落到人身上，就会多患心腹疾病，所以有心腹之病。土的颜色是黄色，所以有黄色灾异和黄色祥瑞。凡是思虑之心受到伤害，就会使土气生病；土气生病，金、木、水、火便会侵扰它，所以说有时会出现金、木、水、火侵扰土。不说‘只有’，而单说‘有时会出现’，是因为并非只有一种气侵扰它，说明这种异常更加严重。最终造成凶灾、夭折和摧残，若能顺应它而改变，福报就是寿终正命。刘歆《思心传》说：‘有时会出现裸虫之孽’，指的是螟虫、螣虫这一类。” 众征中的持续大风。魏齐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刮了几十天大风，房屋被掀翻，树木被折断。十二月戊午晦日，风势尤其猛烈，撼动了太极殿东阁。嘉平元年正月初一壬辰日，西北方刮大风，房屋被掀翻，树木被折断，昏暗的尘土遮蔽天空。考察管辂的说法，这是当时刑罚大臣、执政者忧患的征象。当时曹爽昏昧而专擅，骄横僭越超过限度，天戒屡次出现，他始终不改，这是思虑之心不明智、持续大风所带来的惩罚。后来过了十多天，曹爽等人被诛灭。京房《易传》说：“众人共同违逆、同心作乱，至高的德行于是潜藏，这种异常是风。风势运行不止，万物不能生长，雨少而且伤害庄稼。政事悖乱、德行隐没，这叫作乱；这种风先刮风而不下雨，突然刮起大风，掀翻房屋、折断树木。固守义理而不肯进用贤人，这叫作昏昧；这种风与云一同兴起，折断五谷的茎。臣下取代君上执掌政权，这叫作不顺；这种风形成大旋风，掀翻房屋。赋税征敛失去治理，这叫作祸；这种风截断常规，停止时就温暖，温暖时就生虫。诸侯擅自专封，这叫作不统；这种风来势急而树木不摇，谷物不能成熟。君主不思考正道而谋求私利，这叫作没有恩泽；这种风不摇树木，旱而无云，伤害禾苗。公卿一味追逐私利，这叫作乱；这种风微弱而温暖，生出虫蝗，危害五谷。抛弃政事而纵情淫乱，这叫作惑；这种风温暖，螟虫滋生，危害有益于人的事物。诸侯不来朝见，这叫作背叛；这种风没有定常，土地变红，雨水能杀人。” 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初一，大风刮起，江海水势涌涨泛滥，平地积水八尺，拔起高陵上的树木二千株，石碑被吹得摇动，吴城两座城门被吹落。考察华核的对答，这是徭役繁重、赋税沉重以及昏昧不宽容所受的惩罚。第二年，孙权去世。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丙申日，大风并发生雷电。这一年，魏国派大军分三路进攻，诸葛恪击破魏军的东兴军，另外两军也退走。第二年，诸葛恪又进攻新城，军队损失过半，回军后被杀。孙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日，风向四次转变、五次反复，大雾连日不散。当时，孙綝一门封了五个侯爵，权势压倒吴主；风雾之灾，与汉代五侯以及丁氏、傅氏的情况相应。十二月丁卯日夜间，刮大风，树木被拔起，沙土被扬起。第二天，孙綝被诛杀。武帝泰始五年五月初一辛卯日，广平刮大风，树木被折断。咸宁元年五月，下邳、广陵刮大风，毁坏一千多家房屋，树木被折断。同月甲申日，广陵、司吾、下邳刮大风，树木被折断。三年八月，河间刮大风，树木被折断。太康二年五月，济南刮暴风，树木被折断，麦子受到损伤。六月，高平刮大风，树木被折断，邸阁被吹毁四十多区。七月，上党又刮大风，秋季庄稼受到损伤。八年六月，八个郡国刮大风。九年正月，京都刮风并降冰雹，房屋被掀翻，树木被拔起。两年以后，皇帝去世。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刮大风下大雨，树木被拔起。五年四月庚寅日夜间，刮暴风，城东水渠波浪翻腾，淹死了人。七月，下邳刮大风，房屋被毁坏。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遭受灾害性大风，庄稼受到损伤。第二年，氐族、羌族反叛，大军向西讨伐。九年六月，飙风把贾谧的朝服吹到数百丈高。第二年，贾谧被诛杀。十一月初一甲子日，京都连续刮大风，房屋被掀翻，树木被折断。十二月，愍怀太子被废黜，幽禁在许昌。永康元年二月，大风拔起树木。三月，愍怀太子被害。己卯日，灵柩从许昌出发返回洛阳。这一天又刮大风、发生雷电，帷幕和车盖被吹飞撕裂。四月，张华宅第刮起飙风，树木被折断，丝织物被吹飞，车轴折断六七根。同月，张华遇害。十一月初一戊午日，大风从西北方刮来，树木被折断，沙石被吹飞，六天后停止。第二年正月，赵王伦篡位。永宁元年八月，三个郡国刮大风。永兴元年正月乙丑日，西北方刮大风。赵王伦建始元年正月癸酉日，赵王伦在太庙举行祭祀，灾害性大风突然刮起，尘土从四面聚来。这年四月，赵王伦伏罪被诛。

译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日，大风拔起树木，屋瓦全被吹飞。八月，暴风毁坏房屋，拔起御道旁柳树一百多株。这场风纵横无常，像是从八方同时刮来。当时王敦专权，杀害尚书令刁协、仆射周顗等人，所以风纵横交错，像不是从一个方向刮来。这是臣下取代君上执政、诸侯不来朝见所受的惩罚。十一月，皇帝去世。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日，成都刮大风，房屋被掀翻，树木被折断。四月，李寿袭击并杀死李期，自立为帝。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日，策命立何氏为皇后。这一天刮猛烈的大风。后来桓玄篡位，把皇后降为零陵县君，这是不明智所受的惩罚。五年正月初一戊戌日，刮猛烈的大风。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刮猛烈迅疾的大风；这一年海西公被废黜。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京都刮大风，火灾大规模发生。当时桓温入朝，意图欺凌皇上；皇帝又年幼，人人心怀忧惧，这是思虑不明智的征兆。三年三月初一戊申日，暴风迅猛刮起，从丑时方向吹来，片刻间逆转方向，又从子时方向吹来，飞沙扬砾。太元二年二月初一乙丑日，暴风折断树木。闰三月初一甲子日，暴风和急雨一同到来，房屋被掀翻，树木被折断。三年六月，长安刮大风，拔起苻坚宫中的树木。后来苻坚再次南伐，于是有淝水之败，自己被杀，国家灭亡。四年八月乙未日，暴风扬起沙石。十二年正月壬子日夜间，刮暴风。七月甲辰日，大风折断树木。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日，刮大风，白天昏暗。后来皇帝去世，诸侯违抗命令，权力被元显夺取，祸乱由桓玄造成，这就是应验。十七年六月乙卯日，大风折断树木。安帝元兴二年二月甲辰日夜间，刮大风下大雨，大航门的屋瓦被吹落。第二年，桓玄篡位，就是从这道门进入宫中。三年正月，桓玄出游到大航南边，旋风把他的车盖吹飞；过了三个月，桓玄失败，退回江陵。五月，江陵又刮大风，树木被折断。同月，桓玄在峥嵘洲战败，尸身也被肢解。十一月丁酉日，刮大风，江陵有很多人死亡。义熙四年十一月初一辛卯日，西北方刮起急风。五年闰十月丁亥日，大风掀翻房屋。第二年，卢循到达蔡洲。六年五月壬申日，大风拔起北郊的树木，这些树已有几百年树龄；又把琅邪、扬州的两座射堂吹倒。当天，卢循的大船漂流沉没。甲戌日，又刮风，房屋被掀翻，树木被折断。这年冬天，朝廷军队向南讨伐。九年正月，大风刮断白马寺佛塔的刹柱。十年四月初一己丑日，大风拔起树木。六月辛亥日，大风拔起树木。七月，淮北刮大风，房屋被毁坏。第二年，朝廷向西讨伐司马休之，这就是应验。夜妖。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日，景帝讨伐毌丘俭时，刮大风，天色昏暗，行人都停下伏地，这接近夜妖。刘向说：“白天却昏暗，是阴气取代阳气，臣下控制君主。”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发生大震，白天昏暗，这是夜妖。班固说：“夜妖，是云和风一起兴起而使天色昏暗，所以与普通大风具有相同的征象。”刘向《春秋说》说：“上天告诫说，不要让大夫世代担任官职，否则将使他们专擅政事。天色昏暗，说明公室卑弱。”魏国出现这种妖异，是晋国将拥有天下的应验。怀帝永嘉四年十月辛卯日，白天昏暗，一直持续到庚子日，这是夜妖。第二年，刘曜进犯洛川，晋军屡次被贼军击败，皇帝流亡到平阳。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日，大风刮起，天色昏暗。此后皇帝去世，诸侯违抗命令，内部发生兵乱，权力被元显夺取，祸乱由桓玄造成。裸虫之孽。京房《易传》说：“臣下安于自己的俸禄和地位，这叫作贪婪；灾害是虫吃树根。德行没有恒常，这叫作烦乱；虫吃树叶。不罢黜没有德行的人，这叫作不退无德；虫吃树干。与春天的农事相争，这叫作不合时令；虫吃树茎。掩盖罪恶而滋生灾孽，虫就吃树心。” 武帝咸宁元年七月，郡国发生螟灾。九月，青州又发生螟灾。同月，郡国有青虫啃食禾稼。四年，司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的二十个郡国发生螟灾。太康四年，会稽的彭蜞和螃蟹都变成了老鼠，数量很多，又大量啃食稻谷，造成灾害。九年八月，二十四个郡国发生螟灾。九月，虫害又损伤秋季庄稼。当时皇帝听信谗言奉承，宠信任用贾充、杨骏，所以发生虫蝗灾害，这是不罢黜无德之人所受的惩罚。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带方等六县发生螟灾，把禾苗的叶子全吃光。永宁元年七月，梁州、益州、凉州三州发生螟灾。当时，齐王冏执掌政权，这是贪婪苛刻的应验。十月，南安、巴西、江阳、太原、新兴、北海有青虫啃食禾苗，严重的地方十成中有五六成受害。十二月，六个郡国发生螟灾。牛的灾异。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外北部有一颗死牛头会说话，这是接近牛灾的现象。当时，武帝多病，深深忧虑身后之事，但托付政事没有做到完全公正，这是思虑昏乱所招致的应验。考察师旷说：“人的怨恨和诽谤一旦发动，就会有本来不会说话的东西开口说话。”这件事的意义也是如此。京房《易传》说：“杀害无罪之人，牛就会生出妖异。” 惠帝太安年间，江夏人张骋所乘的牛说：“天下要乱了，你还骑着我到哪里去！”张骋害怕而返回，狗又说：“回来得为什么这样早？”不久，牛又像人一样站立行走。张骋让善于占卜的人为此占卦，占卜者说：“天下将发生兵乱，造成的灾祸不会只涉及一家。”这一年，张昌反叛，首先攻取江夏，张骋担任将帅，于是五州残破混乱，张骋也被灭族。京房《易传》说：“牛能够说话，就依照它所说的话来占断吉凶。”《易萌气枢》说：“君主不喜欢士人，快马披着彩绣，犬狼吃人的食物，就会出现六畜谈论人事。”当时天子和诸侯都不把惠恤下民作为要务，这也是相应的征兆。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晋陵陈门家的母牛生下小牛，一身两个头。考察京房《易传》说：“牛生下两个头而共一身，是天下将要分裂的征象。”当时，愍帝在平阳蒙受流亡之辱，不久被叛逆的胡人杀死。元帝在江东即位，天下分成两部分，这就是它的应验。太兴元年，武昌太守王谅家的牛生下小牛，两个头、八只脚、两条尾巴共一腹，三年后死去。又有牛一只脚、三条尾巴，都是生下来就死了。考察司马彪的说法：“两个头，是政权掌握在私门、上下尊卑没有区别的征象。”京房《易传》说：“脚多，是任用邪人；脚少，是任职者不能胜任。”后来王敦等人扰乱政事，这就是它的征兆。

译太兴四年十二月，用于郊祀的牛死了。考察刘向解释《春秋》所说郊祀用牛死亡的话：“宣公昏暗混乱，所以上天不享用他的祭祀。”如今元帝中兴晋朝的事业，实际上是王导谋划的。刘隗窥探迎合皇帝的心意，因此得到亲近宠幸；王导却被疏远排斥。这就是昏暗而不明智所造成的灾祸。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护军家的牛生下小牛，两个头、六只脚。那年冬天，苏峻发动叛乱。咸和七年，九德人袁荣家的牛生下小牛，两个头、八只脚，两条尾巴共一身。桓玄封国在荆州时，前往拜访刺史殷仲堪，走到鹤穴，遇见一位老人赶着一头青牛，形状和毛色奇异。桓玄便用自己骑的牛把它换来。骑到零陵泾溪时，这头牛奔跑得异常迅疾；桓玄停下来让马车休息，给牛饮水，牛径直走入江中，再也没有出来。桓玄派人窥伺守候，过了一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后来桓玄兵败被诛。黄气的灾异与祥瑞。蜀刘备章武二年，向东进攻吴国。二月，从秭归进军，驻扎在夷道。六月，秭归出现黄色云气，长十多里，宽几十丈。十多天后，刘备被陆议击败，这接近黄气祥瑞所预示的征兆。魏齐王正始年间，中山王周南任襄邑县令。有一只老鼠从洞里出来，说：“王周南，你将在某日死去。”周南没有回应，老鼠回到洞里。到了那一天，老鼠又戴着帽子、穿着黑衣出来，说：“周南，你今天中午应当死。”周南仍不回应，老鼠再次进洞。一会儿又出来，说的话和先前一样。正好快到中午时，老鼠进洞；不久又出来，出来又进去，如此反复多次，说的仍和先前一样。正好到中午，老鼠说：“周南，你不回应，我还能说什么！”话说完，便跌倒而死，衣帽也随即消失。拿来察看，原来全是普通老鼠。考察班固的说法，这是黄气之祥。当时曹爽专权，众人争相结党营私，所以老鼠发生了这种变异。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出现大雾。惠帝当时昏昧，政事不出自本人，所以出现了昏暗之妖异。元帝太兴四年八月，黄色雾气四面弥漫，尘埃烟气遮蔽天空。永昌元年十月，京师出现大雾，黑气直冲天空，太阳没有光亮。明帝太宁元年正月癸巳，黄色雾气四面塞满。二月，又有黄色雾气四面弥漫。当时王敦擅自掌权，谋反之心更加严重。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刮大风，拔起树木，黄色雾气降下尘土。当时张重华听信谗言，把谢艾调出，任命为酒泉太守；而他所任用的人并不合适，到永和九年张重华死去，继承王位的儿子又被杀，这就是相应的征兆。京房《易传》说：“听到善言却不肯采纳，这叫作不明智；它的异象是黄色，它的过错是耳聋，它的灾祸是继承人断绝。黄色，是黄浊之气四面塞满天下；遮蔽贤能、断绝正道，灾祸就会导致国祚断绝。” 孝武帝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黄色雾气四面弥漫。当时司马道子专权，亲近奸佞之人，朝廷纲纪正趋于衰败。安帝元兴元年十月丙申朔日，黄色雾气昏暗混浊而不下雨。这是桓玄谋反的应验。义熙五年十一月，出现大雾。十年十一月，又出现大雾。当时帝室衰微，臣下权势强盛，军队和土地大多不再属于君主，这就是相应的征兆。地震。刘向说：“地震，是金、木、水、火之气侵害土气。伯阳甫说：‘天地之气不能超过正常的次序；如果超过正常次序，就是人的混乱。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逼迫而不能上升，于是发生地震。’” 吴孙权黄武四年，江东接连发生地震。当时孙权接受魏国授予的爵位和任命，任大将军、吴王，改换年号而专权自制，不再修守臣下的礼迹。京房《易传》说：“臣下侍奉君主即使形式正当，一旦专擅也必然发生地震。地震发生在水中就会形成波涛，发生在木上就会使树木摇动，发生在屋宇就会使瓦片坠落。大道被破坏而容易任用臣下，这叫作阴气发动，地震就会摇动政权宫室；大道动摇而政权不稳，这叫作阴气不顺，地震就会摇动山岳，涌出水来；继承人没有德行而专享俸禄，这叫作不顺，地震就会震动丘陵，涌水出现。”刘向又说：“臣下强盛，将要发动祸害，这是相应的征兆。” 魏明帝青龙二年十一月，京都发生地震，从东方传来，隐隐有声，震动房屋，使瓦片坠落。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发生地震。这年秋天，吴将硃然包围江夏，荆州刺史胡质将其击退。又有公孙文懿反叛，自立为燕王，改换年号，设置百官。第二年，魏军讨伐并平定了他。吴孙权嘉禾六年五月，江东发生地震。赤乌二年正月，发生两次地震。当时吕壹专擅政事，步骘上疏说：“我听说校事官吹毛求疵，只想陷害别人，借此造成自己的威势和福祸之权；无罪无辜的人横遭重刑，即使是大臣也得不到信任。这样一来，天地怎能没有变异！所以接连发生地震，这是臣下专权的应验。希望这是用来警醒君主的，难道可以不深思其中的意义吗！”后来吕壹终于败亡。魏齐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发生地震。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发生地震。十二月，魏郡发生地震。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发生地震。当时曹爽专权，把太后迁到永宁宫，太后与皇帝哭泣着告别。地震连续多年发生，这就是相应的征兆。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江东仍然发生地震。当时孙权听信谗言，不久废黜硃据，废掉太子。蜀刘禅炎兴元年，蜀地发生地震。当时宦官黄皓专权。考察司马彪的说法：“宦官没有阳气的施行作用，就像妇女一样。”这是黄皓被任用的应验，与汉和帝时的事情相同。这年冬天，蜀国灭亡。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发生地震。这年冬天，新平的氐、羌反叛。第二年，孙皓派大军进入涡口。泰始七年六月丙申，发生地震。咸宁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东、平阳发生地震。四年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发生地震，甲子日又发生地震。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阳发生地震。五年正月初一壬辰日，京师发生地震。六年七月己丑日，发生地震。七年七月，南安、犍为发生地震。八月，京兆发生地震。八年五月壬子日，建安发生地震。七月，阴平发生地震。八月，丹阳发生地震。九年正月，会稽、丹阳、吴兴发生地震。四月辛酉日，长沙、南海等八个郡国发生地震。七月至八月，地面又四次震动，其中三次发出如雷的声音。九月，临贺发生地震，十二月又震。十年十二月己亥日，丹杨发生地震。太熙元年正月，地面又发生地震。武帝在位时期，开始于贾充，结束于杨骏；他们结党营私、贪图利益，苟且窃取朝廷权力。到了末年，所任用的人越来越败坏，所以连年发生地震，是天地之气超过正常次序，最终导致天下丧失。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发生地震。这年夏天，贾后使楚王玮杀死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这是阴道强盛、阳道衰微的缘故。

译元康四年二月，上谷、上庸、辽东发生地震。五月，蜀郡山体移动；淮南寿春洪水涌出，山崩地陷，毁坏城池官府。八月，上谷发生地震，涌水而出，杀死一百多人。十月，京都发生地震。十一月，荥阳、襄城、汝阴、梁国、南阳都发生地震。十二月，京都又发生地震。当时贾后扰乱朝政，最终导致灾祸败亡，这就是相应的征兆。汉邓太后临朝摄政时，各郡国发生地震。李固认为：“地属阴，本应安静。如今却越过阴的职责，专行阳的政事，所以以地震作为应验。”这与当时的事情相同。京房《易传》说：“小人剥坏房屋，出现的妖异是山崩，这叫作阴气压倒阳气，弱者战胜强者。”又说：“阴气背离阳气，土地就会裂开，父子分离，夷人和羌人叛离。” 五年五月丁丑日，发生地震。六月，金城发生地震。六年正月丁丑日，发生地震。八年正月丙辰日，发生地震。太安元年十月，发生地震，这是齐王冏专权的应验。二年十二月丙辰日，发生地震，这是长沙王乂专权的应验。孝怀帝永嘉三年十月，荆州、湘州发生地震。当时司马越专权。四年四月，兖州发生地震。五月，石勒侵犯汲郡，擒获太守胡宠，随后向南渡过黄河，这就是相应的征兆。愍帝建兴二年四月甲辰日，发生地震。三年六月丁卯日，长安又发生地震。当时君主年幼，权力倾向臣下，四方纷纷扰乱，兵乱不止，这就是相应的征兆。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发生地震，涌水而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发生地震，涌水而出，山崩。干宝认为这是王敦凌驾君上的应验。二年五月己丑日，祁山发生地震，山崩并压死百姓。当时相国南阳王司马保驻在祁山，这是他自称晋王而不能善终的征象。三年五月庚寅日，丹阳、吴郡、晋陵又发生地震。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发生地震。三月，益州发生地震。四月己未日，豫章发生地震。这一年苏峻发动叛乱。九年三月丁酉日，会稽发生地震。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日，发生地震。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皇太后临朝称制，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所以连年发生地震。二年十月，发生地震。三年正月丙辰日，发生地震。九月，地面又震。四年十月己未日，发生地震。五年正月庚寅日，发生地震。当时石季龙僭越即皇帝位，也是超过正常秩序的表现。九年八月丁酉日，京都发生地震，声音如雷。十年正月丁卯日，发生地震，声音如雷，鸡和雉都鸣叫不止。十一年四月乙酉日，发生地震。五月丁未日，发生地震。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日，发生地震。五年八月，凉州发生地震。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日，发生地震。当时政权掌握在将相手中，君主只不过面向南方居于尊位而已。兴宁元年四月甲戌日，扬州发生地震，湖泊河渠水位上涨溢出。二年二月庚寅日，江陵发生地震。当时桓温专权。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凉州发生地震，涌出水来。这是海西公将被废黜的应验。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日，安成发生地震。这一年简文帝去世。孝武帝宁康元年十月辛未日，发生地震。二年二月丁巳日，发生地震。七月甲午日，凉州又发生地震，山崩。当时继承帝位的君主年幼，权力掌握在将相手中，这是阴气强盛的应验。太元二年闰三月壬午日，发生地震。五月丁丑日，发生地震。十一年六月己卯日，发生地震。此后，沿河各地将领连年进行战事，这是百姓劳苦的应验。十五年二月己酉朔日夜间，发生地震。八月，京都发生地震。十二月己未日，发生地震。十七年六月癸卯日，发生地震。十二月己未日，地面又震。当时群小玩弄权力，天下人都侧目而视。十八年正月癸亥朔日，发生地震。二月乙未日夜间，发生地震。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日，发生地震。九月癸丑日，发生地震。当时幼主年少昏昧，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义熙四年正月壬子日夜间，地震并发出声音。十月癸亥日，发生地震。五年正月戊戌日夜间，寻阳发生地震，声音如雷。第二年，卢循顺流而下。八年，从正月至四月，南康、庐陵发生四次地震。第二年，王师向西征讨荆州、益州。十年三月戊寅日，发生地震。山崩、地陷、地裂。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以及故鄣、宁国一带的群山崩塌，大水泛滥。考察刘向的说法：“山属阳，象征君主；水属阴，象征百姓。上天警戒说：君主之道崩坏，百姓将失去安身之处！”《春秋》中梁山崩塌，汉代齐、楚众山涌水，都是同类事情。夏、商、周三代规定祭祀山川，祭祀不得越过所属望祭范围；吉凶祸福也不过如此。吴国虽称帝，实际上只是列国，灾异发生在丹阳，正是上天的意思。刘歆认为：“一国之主宰山川，山崩川竭，是国家灭亡的征兆。”两年后孙权去世，又过二十六年吴国灭亡。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塌，这是魏国将亡的征兆。这年冬天，晋朝取得天下。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日，大石山崩塌。四年七月，泰山崩落三里。京房《易传》说：“从上面向下掉落叫作崩；相应的征兆是泰山的石头翻滚坠下，圣王接受天命，君主被俘。”武帝去世后，权禄离开皇室；惠帝、怀帝、愍帝两代君主都在敌国朝廷受辱，沉沦于北方；元帝在南方中兴，这就是它的应验。太康五年五月丙午日，宣帝庙的地面下陷。六年十月，南安、新兴的山崩塌，涌水而出。七年二月，硃提的大泸山崩塌，震毁郡府房舍；阴平的仇池山崖坠落。八年七月，大雨，宫殿前地面下陷，方圆五尺、深数丈，里面有一艘破船。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压死百姓。五月壬子日，寿春山崩，洪水涌出，城池毁坏；地面下陷，方圆三十丈，压死人。六月，寿春雷声大作，山崩地裂，百姓房屋陷落，人被压死；上庸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八月，居庸地面裂开，宽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涌出水来，造成大饥荒。上庸有四处山崩，地面塌陷，宽三十丈、长一百三十丈，涌水而出并杀死人。这些都是贾后扰乱朝政的应验。太安元年四月，西城墙崩塌。

译怀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面下陷。二年八月乙亥日，鄄城城墙无故自行毁坏七十多丈，司马越厌恶此事，迁往濮阳，这是受到邪气侵害的异常现象。司马越最终因凌驾君上而遭受祸患。三年七月戊辰日，当阳地面裂开三处，宽三丈、长三百多步。京房《易传》说：“地面裂开，是臣下彼此分离，不肯相互顺从。”后来司马越与苟晞交恶，四方州牧、郡守没有不离散的，王室于是灭亡。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四年四月，湘东需阝黑石山崩。元帝太兴元年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阳发生地震并山崩。二年五月，祁山发生地震，山崩，压死人。三年，南平郡山崩，露出数千斤雄黄。当时王敦凌驾傲慢，皇帝却宽容他，表明是在包容养成祸乱的萌芽。四年八月，常山崩塌，涌水而出，滹沱水充盈泛滥，大树倾倒拔起。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庐山西北的山崖崩塌。十二月，刘胤被郭默杀死。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陵、崇阳陵崩塌。十二年十一月，派散骑常侍车灌修缮峻平陵，开挖墓道时陵墓崩塌压下，压死几十人。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门的马足陷入地下，得到一口钟，上面有四个字的铭文。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日，浩亹山崩塌，这是张天锡将亡的征兆。安帝义熙八年三月壬寅日，山阴地面下陷，方圆四丈，发出如雷的声音。十年五月戊寅日，西明门地面穿裂，涌水而出，冲毁门扇和门槛，这是水气侵害土气。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塌，露出六枚铜钟。十三年七月，汉中成固县水边发出如雷的声音，随后河岸崩塌，露出十二枚铜钟。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间，突然雷雨大作，贾谧斋舍的屋柱陷入地下，压住贾谧的床帐。这是木气侵害土气，土失去本性，不能承载的表现。第二年，贾谧被诛杀。光熙元年五月，范阳国地面燃烧，可以用来烧火做饭，这是火气侵害土气。当时礼乐、征伐等权力都从诸侯那里发出。《传》说：“皇极不能保持中正，这叫作不能建立正常秩序；它的过错是昏昧，它的惩罚是长久阴暗，它的极端结果是君主衰弱。这时会有射箭的妖异，会有龙蛇的灾孽，会有马的祸患，会有下人攻伐上位者的灾病，会有日月运行失常、星辰逆行。”皇极不能保持中正，就是不能建立正常秩序。皇，指君主；极，指中正；建，指建立。君主在容貌、言语、视察、听闻、思虑这五方面都失常，不能保持中正，因此失误在于昏昧悖乱，过错就是昏昧。君王从下承受天命，治理万物。云从山中升起，弥漫到天空；天气混乱，所以惩罚是长期阴暗。另一种说法是：“上面失去中正，下面就会强盛，遮蔽君主的明察。”《易》说：“亢龙有悔，身份尊贵却失去职位，地位高贵却失去民众，贤人处在下位而没有人辅佐。”这样，君主虽然有面南而王的尊位，却没有一个人帮助他，所以结果是君主衰弱。阳气旺盛时运动、进取，轻快而迅疾。礼制规定春天举行大射礼，以顺应阳气。上面微弱，下面就奋发惊动，所以出现射箭妖异。《易》说：“云跟随龙。”又说：“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阴气发动，所以出现龙蛇之孽。在《易》中，《乾》卦象征君主，也象征马。马被任用而强力奔驰，君主之气受损，所以出现马祸。另一种说法是，马大量死亡以及出现怪异，也属于这种情况。君主混乱而且软弱，人民便会反叛，上天也会弃绝他；如果没有英明君王来诛讨，就会发生篡夺和杀戮的祸患，所以会有下人攻伐上位者的灾病。凡是君主之道受损，都会伤害天气。不说五行侵害天，而说“日月运行混乱，星辰逆行”，是因为臣下不敢侵害上天；就像《春秋》说“王师在贸戎战败”，不说谁使它战败，而以自败来措辞，这是尊敬尊者的意思。刘歆《皇极传》说，有“下体生于上”的灾病。解释者认为这是下人攻伐上位者，天诛已经形成，不能再称作灾病。长久阴暗。吴孙亮太平三年，从八月起天气长期阴沉不下雨，达四十多天。当时正谋划诛杀孙綝，但计划泄露。九月戊午日，孙綝率兵包围宫殿，废孙亮为会稽王，这就是长久阴暗的惩罚。吴孙皓宝鼎元年十二月，太史上奏说天气久阴不雨，将有阴谋发生。孙皓惊恐害怕。当时陆凯等人谋划趁孙皓拜谒宗庙时废黜他。出发后，留平率兵作为前驱，陆凯先把计划告诉留平，留平不答应，因此事情没有成功。孙皓既然肆意暴虐，群臣多怀有异图，最终导致投降和灭亡。射箭的妖异。蜀车骑将军邓芝征讨涪陵时，看见黑猿攀援山崖，便亲手射中它。黑猿拔出箭，卷起树叶塞住伤口。邓芝说：“唉！我违背了万物的本性，它大概要死了！”不久黑猿便死去，这就是射箭妖异。另一种说法是，母猿抱着幼猿，邓芝射中了母猿；幼猿替母猿拔箭，取树叶塞住伤口。邓芝叹息，把弩投进水中，自知将要死去。恭帝为琅邪王时，喜欢奇异的游戏，曾经把一匹马关在门内，叫人射它，想看看射中多少箭才会死。身边有人劝谏说：“马是国姓的象征。如今射它，不吉祥。”于是停止射箭，但马已经中了十多支箭。这大概就是射箭妖异。不久恭帝便把帝位禅让给宋。龙蛇的灾孽。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日，青龙出现在郏县摩陂的井中。凡是祥瑞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就成为妖孽，何况困在井中，更不是吉祥之兆。魏国因此改换年号，是错误的。干宝说：“从明帝开始直到魏国灭亡，青龙、黄龙出现，都是君主兴亡的应验。魏国属土德，青龙属木色，而木不能胜金。黄色居于正位，青色失去正位，这是相应的征象。青龙多次出现，说明君主的德行与国运在内部相互克伐。所以高贵乡公最终败于兵变。”考察刘向的说法，龙是尊贵的象征，却困在井中，诸侯将有被幽禁拘执的祸患。魏代的龙没有不在井中的，这是居于上位者受到逼迫控制的应验。高贵乡公所作《潜龙诗》，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十月戊戌日，黄龙出现在邺城的井中。甘露元年正月辛丑日，青龙出现在轵县井中。六月乙丑日，青龙出现在元城县境内的井中。二年二月，青龙出现在温县井中。三年，黄龙、青龙同时出现在顿丘、冠军、阳夏县境内的井中。四年正月，黄龙两次出现在宁陵县境内的井中。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日，黄龙出现在华阴县井中。三年二月，龙出现在轵县井中。吴孙皓天册年间，龙在长沙人家中产乳，吃鸡雏。京房《易妖》说：“龙在民家产乳，君王将成为平民。”后来孙皓投降晋朝。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午日，两条白龙出现在九原井中。

译太康五年正月癸卯日，两条龙出现在武库的井中。武帝前去观看，面露喜色。百官将要庆贺，只有刘毅上表说：“从前龙涎落在夏朝宫廷，灾祸便发生在周室；龙出现在郑国城门，子产没有庆贺。”武帝答道：“我的德行和政事尚未修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承受嘉祥的。”于是没有庆贺。孙盛说：“龙是水中的生物，和人有什么关系！子产的话是正确的。但龙不应处在这种地方，确实是妖灾。龙应当以飞翔显现为祥瑞，如今却潜伏在幽深之处，不是吉祥。汉惠帝二年，两条龙出现在兰陵井中，本志认为这是后来赵王被幽禁而死的征象。武库，是帝王珍藏兵器和威权器物的地方，屋宇深密，不是龙应该居住的地方。此后七年，藩王互相残害；二十八年后，果然有两个胡人僭越窃取帝位，两个叛逆者的字都叫“龙”。这件事的异常征兆，也有事实作为证明。愍帝建兴二年十一月，枹罕羌族女子生下一条龙子，颜色像锦缎，身上花纹常常贴近母亲吃奶；远远看去有神光，稍微靠近便看不清。此事也是皇极不能建立的表现，于是愍帝最终沉沦覆亡。吕纂末年，龙从东厢的井中出来，来到宫殿前盘卧，天亮时便消失了。不久又有黑龙从宫门升起。吕纂等人都认为这是美好的祥瑞。有人说：“龙属于阴类，出入有时；如今却屡次出现，必定有下人图谋上位的变乱。”后来吕纂果然被吕超杀死。武帝咸宁年间，司徒府有两条大蛇，长十多丈，居住在听事堂的平梁上，人们却不知道；只是几年之间，府中多次丢失小孩以及猪、狗之类。后来有一条蛇夜间出来，被刀刃砍伤，不能离去，人们才察觉，发动众人攻击，过了一会儿才将它杀死。司徒府是施行五教的官府；这是皇极不能建立，所以出现蛇孽。汉灵帝时，蛇出现在御座上，杨赐说这是皇帝沉溺女色的应验。魏代宫人已经很多，晋代更加过分，君主沉湎于游宴，这就是蛇孽。《诗经》说：“有蝮蛇，有长蛇，是女子带来的祥兆。”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日，临淄有大蛇，长十多丈，背着两条小蛇进入城北门，径直从市中进入汉城阳景王的祠堂，随后不见。上天警戒仿佛在说：从前汉城阳景王有扶危定倾的功劳，却没有坚持节操、忠诚谨慎，以致遭受失去职权、被夺功劳的耻辱。如今齐王冏仍不醒悟，虽然有重建、复兴的功劳，却因骄横凌上而招致祸患，这就是征兆。明帝太宁初年，武昌有一条大蛇，常住在旧神祠的空树中，每次探出头来接受人们喂食。京房《易妖》说：“蛇出现在城邑中，不出三年就会有大规模战争，国家将有大忧。”不久便发生了王敦的叛乱。马的祸患。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生出角，长在两耳下方，长三寸。考察刘向的说法：“这是战争的征象。”武帝去世以后，王室遭受兵灾，这就是应验。京房《易传》说：“臣下取代君上，政事不顺，就会出现马生角，这叫作贤士不足。”又说：“天子亲自出征，马就会生角。”《吕氏春秋》说：“君主失道，马就会生角。”惠帝即位后，昏庸愚昧、失去正道，又亲自征讨成都，这就是应验。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将举行释奠礼，太傅赵王司马伦陪乘车驾，走到南城门时，马停住不走，力士推它也不能前进。司马伦进入轺车后，马才继续走。这是马祸。上天警戒仿佛在说，司马伦不懂得义理和正道，最终会成为作乱叛逆之人，不是能够辅导太子行礼的人。九年十一月戊寅日，忽然有一匹公骝马惊奔到廷尉审讯堂，悲鸣而死。上天警戒仿佛在说，这是愍怀太子含冤而死的征象。它出现在廷尉审讯堂，难道不是上天的意思吗！怀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马在南城门鸣叫。愍帝建兴二年九月，蒲子县的马生下人。京房《易传》说：“上天失去天子，诸侯彼此攻伐，就会出现马生人的妖异。”当时帝室衰微，延续得像一根丝线，胡人和狄人交相侵犯，战争一天比一天逼近，不久愍帝也陷落，所以出现这种妖异。元帝太兴二年，丹阳郡小吏濮阳演的马生下一匹小马，两个头，从颈部前方分开，生下来就死了。司马彪说：“这是政权掌握在私门、出现两个头的征象。”后来王敦凌驾君上。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日，有一匹红得像血的马，从宣阳门一直跑入宫殿前，盘旋奔跑后出宫；追赶它，却不知道去了哪里。己卯日，成帝患病。六月，成帝去世。这是马祸，也是红色祥瑞的异变。这一年，张重华在凉州准备诛杀他的西河相张祚，马厩里的几十匹马同时都没有了后尾。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马生角，刺史郭铨送来给桓玄观看。考察刘向的说法，马本来不应生角，就像桓玄本来不应起兵攻伐君上一样。桓玄没有醒悟，终于被夷灭。石季龙在邺城时，有一匹马的尾巴像被火烧过，进入中阳门，从显阳门出来，东宫各处都不能进入，便向东北奔去，不久突然消失。术士佛图澄叹息说：“灾祸要殃及他了！”一年多后石季龙死去，他的国家也随之灭亡。人的灾异。魏文帝黄初初年，清河人宋士宗的母亲变成鳖，进入水中。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下丘奚的农家女死而复生。当时又有人打开周代的墓，发现陪葬的女子，过了几天有了气息，几个月后仍不能说话，郭太后怜爱她，把她收养起来。又有太原人挖掘坟墓、打开棺材，发现棺中有一个活着的妇人，询问她原来的事情，她什么也不知道；看墓中的树木，已有大约三十年。考察京房《易传》说：“至阴转化为阳，下位之人变成上位之人。”这是宣帝兴起的征象。汉平帝、汉献帝时也有这种事情，占卜者认为分别是王莽、曹操兴起的征兆。孙休永安四年，安吴百姓陈焦死了七天后复生，从坟墓中穿出。干宝说：“这与汉宣帝时的事情相同，是乌程侯孙皓承接被废之家、取得帝位的祥兆。” 孙皓宝鼎元年，丹阳人宣骞的母亲年满八十岁，因洗澡变成鼋，兄弟们关起门来保护她。他们在堂上挖出一个大坑，里面灌满水，鼋进入坑中游玩，一两天总是伸长脖子向外张望。等到门稍微打开，鼋便翻转着自行跳出，进入远处的水潭，从此不再回来。这与汉灵帝时黄氏母亲的事情相同，是吴国灭亡的征象。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报告有巨人出现，身高三丈多，脚印长三尺二寸，头发白，戴黄巾，穿黄色单衣，拄着手杖，呼喊着对王始说：“现在天下将要太平。”晋朝不久便取代了魏。武帝泰始五年，元城有人年满七十岁却生出角来。这大概是赵王司马伦篡乱的征象。

译咸宁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颜畿病死，已经入棺安葬很久；家人都梦见颜畿对自己说：“我应当复生，可以赶快打开棺材。”于是把他挖出，他逐渐能够饮食、弯曲伸展肢体、看东西，但不能行走和说话；两年后再次死去。京房《易传》说：“至阴转化为阳，下位之人变成上位之人，出现的妖异就是死人复生。”后来刘元海、石勒僭越叛逆，终于使晋室灭亡，这是下位者取代上位者的应验。惠帝元康年间，安丰有个女子周世宁，八岁时逐渐变成男子，到十七八岁时，男子的气质和性情形成。京房《易传》说：“女子变成丈夫，这叫作阴气昌盛，卑贱之人将成为君王。”这也是刘元海、石勒荡覆天下的妖异。永宁初年，齐王冏倡导义兵，诛除叛乱逆贼，使皇帝恢复正位。忽然有个妇人到大司马府门前请求寄托生产，守门人盘问她，妇人说：“我把脐带割断就离开。”当时齐王冏匡正复兴王室，天下把功劳归给他，有见识的人认为这件事是在厌恶他；后来他果然被斩杀。永宁元年十二月甲子日，有一个白头老人进入齐王冏的大司马府，大声喊道：“将有大规模战争发生，不会超过甲子日这一旬。”司马冏杀了他。第二年十二月戊辰日，司马冏败亡，正应在甲子日这一旬。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日，有人从云龙门进入宫殿前，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说：“我应当做中书监。”随即被捕杀。干宝认为：“宫禁庭院是尊贵隐秘的地方，如今卑贱之人径直进入而守门者没有察觉，这是宫室将要空虚、下位之人越过上位者的妖异。”此后皇帝北迁到邺，又迁到长安，宫阙于是空了。元康年间，梁国有女子已经许嫁并接受聘礼，不久她的丈夫戍守长安，过了一年仍未回来，女子家便另行把她嫁给别人。女子不愿出嫁，父母强迫她，不得已离去，不久便病死。后来原来的丈夫回来，询问女子在哪里，女方家人把事情全部告诉他。他径直来到女子坟墓前，悲痛不能自已，便挖墓打开棺材，女子竟然活了过来，于是和他一起回去。后来继任的丈夫听说此事，到官府争夺她，官府无法裁决。秘书郎王导议论说：“这是非常之事，不能按通常道理判断，应当把她归还给前夫。”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惠帝在位时，杜锡家下葬时，婢女误被留在墓中没有出来；十年后打开坟墓准备合葬，婢女仍然活着。她起初像在睡眠，过了一会儿逐渐清醒，询问她时，她说自己只过了两夜。最初埋葬她时，她十五六岁；等到开墓复生，仍然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后来嫁人并生了孩子。光熙元年，会稽人谢真生下一个儿子，头大而有头发，两只脚掌反向朝上，同时具有男女两种生殖器官，刚出生便发出成年男子的声音，过了一天就死了。这是皇极不能保持中正、下位之人攻伐上位者的灾病，也是诸王将发生僭越叛乱的征象。惠帝时期，京城洛阳有人同时具有男女两种身体特征，也能行男女两方面的交合，而且性情尤其淫乱，这是混乱之气所生。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为兴盛，超过了女色；士大夫没有不崇尚的，天下相互仿效，有的甚至导致夫妇离异，多产生怨恨和旷夫怨女。因此男女之气失调，妖异形状便出现了。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万详家的婢女生下一个孩子，鸟头、两只脚是马蹄，一只手，没有毛，尾巴黄色，大小像枕头。这也是人的妖异，是天下混乱的征象。（晋武帝咸宁）五年五月，枹罕县令严根的妾生下一条龙、一个女儿和一只鹅。京房《易传》说：“人出生而形似其他生物，凡不是人所能见到的，都预示天下将有大规模战争。”当时，皇帝继承惠皇帝之后即位，天下四方沸腾动荡，不久便在平阳陷落，被叛逆的胡人杀害，这就是那一征兆。愍帝建兴四年，新蔡县县吏任侨的妻子生下两个女儿，腹部和心脏彼此相连；从胸部以上和肚脐以下，各自分开。这大概是天下尚未统一的妖异征兆。当时内史吕会进言说：“考察《瑞应图》，不同根而同为一体，叫作连理；不同田地而同长一穗，叫作嘉禾。草木的异常尚且被认为是祥瑞，如今两个人同心，《易经》说‘两人同心，其锋利足以斩断金属’，这大概是四海同心的祥瑞。”当时人们都嘲笑他。不久四海分崩离析，皇帝也陷于危亡。元帝太兴初年，有个女子的阴部长在腹部、肚脐下面，她从中原来到江东，性情淫乱却不能生育。又有个女子的阴部长在头上，渡江到了扬州，性情也淫乱。京房《易妖》说：“人生下孩子，阴部在头上，天下将大乱；在腹部，天下将有事变；在背部，天下将没有后代。”当时王敦占据长江上游，正准备作乱，这就是应验的征兆。（太兴）三年十二月，尚书驺谢平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落地后发出“濞濞”的声音，片刻便死了。鼻子和眼睛都长在头顶上，脸的位置像脖颈，口中有牙齿，五官连在一起；胸部像鳖，手脚上的爪子像鸟爪，全都向下弯曲。这也是人出生而形似其他生物、不是人所能见到的情形。过了两年，发生了石头城之败。明帝太宁二年七月，丹阳郡江宁县侯纪的妻子死了，过了三天又复活。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人王和侨居暨阳，他的女儿可年约二十岁，自称从天上下来又返回人间，获得了象征天命征兆的印绶，应当成为天下人的母亲。晋陵太守认为她是妖人，便把她收捕交付狱官。到了十一月，有人拿着柘木手杖、穿着深红色衣服，到止车门，说自己是圣人的使者，要求拜见天子。门侯接受了他的口供，供词说他姓吕名赐；他还说，王和的女儿可右脚下面有七颗星，星上都有毛，长七寸，上天现在命令可做天下之母。事情上奏后，吕赐立即被处死，并下令晋陵郡处死王和的女儿可。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统领的士兵陈渎的女儿台，脚上生有文字，写着“天下之母”，用艾灸后字迹反而更加清楚。京城喧闹，有关官员将她收捕拘禁并上报。不久她从建康县的监狱逃走。第二年，皇帝去世，献皇后临朝听政，这就是那件事的祥瑞征兆。孝武帝宁康初年，南郡州陵县的女子唐氏逐渐变成了男子。安帝义熙七年，无锡人赵未八岁时，一天之内突然长到八尺高，胡须茂盛，三天后便死了。义熙年间，东阳人莫氏生下一个女儿，没有抚养她，把她埋了。过了几天，孩子在土中啼哭，挖出来抚养，竟然活了下来。义熙末年，吴地、豫章一带有人生有两个阳道，重叠在一起。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阳道没有头部，平正无孔，根部以下却形成了女人的身体。志第二十 刑法

译《论语》说：“用礼来整治人民，人民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 如果说刑罚不可触犯，还不如礼制不可逾越，那么社会就会像昊天长久安宁、年成连年丰收那样，刑罚应当有所减轻。至于天地初分，昼夜由此区别，万物流行而表现出喜怒，禀受的气质显明了善恶，这其中本来就有自然的道理。考虑到内在根本之后才施用刑罚，以仁惠为先，将要用它来屏除灾害、引导福祉和谐；譬如调理琴瑟，不忘记手中的鞭策；仿效《春秋》以成就教化，存有尧舜那样的用心。效法原野布置肃杀之气，轩皇有驾驭田野军队的行动；雷电彰显威势，高辛氏有征伐触山氏的事业。陈列兵甲并在市朝公开施刑，完备严厉的天刑，用来惩罚祸乱的首恶；推究它的本意，大概也是有不得已才使用它的情况。因此丹浦兴起仁德，羽山一带都服罪。但到了世道多有侥幸、政事受到蠹害，政治失去礼义、礼制衰微，案件形成而刑罚兴起时，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诉讼不发生！”等到周氏广泛推行仁政，便收起锋刃，承继天地生养万物的原则，以尧、禹为法度；政治如膏露般滋润，威严又兼有礼乐。有时观察供辞来明白其中旨趣，有时倾听言辞来洞察细微之处，有时表彰善行来激发人的感情，有时铲除邪恶来尊崇治国的根本。至于凭借威势平定天下、建立霸业，使天下归于统一，九次会盟诸侯，以成王、康王为寓言榜样，不靠严密的罗网；这就是所谓斟酌古代遗留下来的美政，以爱护百姓、治理国家。至于教化轻蔑常伦，治道背离明察谨慎，夏桀残害百姓，商纣毒害四海，卫鞅最终无处容身，韩非不能承受严酷虐政，这些和《甘棠》所歌咏的仁政，根本不是同一归宿。秦文公开始制定夷三族之刑，秦始皇又加重为抽筋等酷刑，监狱像集市一样拥挤，悲哀充满道路。汉王用约法三章来慰藉百姓，文帝以搁置刑罚的办法治理天下，当时百姓欣喜，似乎将要迎来天下交泰。然而刑罚随着情势迁变，科条随着意旨变动；有人在宫阙下献上琼玉酒杯，便被迁徙到蜀地服役；倾覆醢刑而裁减刑罚，却又牵连宗族、造成狱案。更何况京兆夜间数囚、长安市场五日杀人，以及北阙相继、中都接连发生的案件，也常常存在。到了将要灭亡的国家，刑法典章全都被抛弃，有的刻削条文来加紧法网，有的任意行事来放宽罗网，桓帝、灵帝末年，难道不正是这样吗！魏明帝时，大兴宫室工程，而期限紧迫；有人耽误期限，皇帝亲自召来询问，话还在口中，身体和头颅已经分离。王肃抗疏说：“陛下所施刑的人，都确实是应当处死的人。然而百姓不知道，必将认为这是仓促行刑。希望陛下把他们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并公开说明他们的罪行。这样同样是处死，却不会玷污宫禁，不会使士大夫惊骇惋惜，也不会使远近的人产生疑惑。人的生命最为重要，生命难以产生而容易被杀死；一旦气息断绝，就不能再延续，所以圣明的君王对此十分慎重。孟轲说：‘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仁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世祖武皇帝承接三统衰微的局面，斟酌千年以来的法度，于是命令有关官员，明确制定刑法。那时诏书把新法颁布到天下，四海遵循同一法制，人民非常安定。法条纲目虽然设立，却被称为简明仁惠；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使治道有法而不败，德政凭借刑法而长久建立。等到晋朝版图向南迁徙，已经一百零二年，仍仰慕前代法规，承受它的恩泽，江左地区没有不归附的，南方边远少数族也来归服。孝武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擅自玩弄朝廷权力，他所培植的党羽，买卖官职和公私案件；烈祖昏聩迷乱，听不到掌管刑狱官员的报告，晋朝的纲纪于是大乱。《左传》说：“三皇只是用言语教导，人民就不违背；五帝画出刑罚图象，人民就知道禁令。”这就是《尚书》所说的：“用图象表示典刑；用流放宽宥五刑；鞭刑作为官府刑罚；杖扑作为教化刑罚。”那么，犯黥刑的人要把头巾染成黑色；犯劓刑的人要把衣服染成红色；犯膑刑的人要在身体上涂墨；犯宫刑的人要穿杂色鞋；犯死刑的人，这是各种刑罚中最重的一种，要让他的衣裾敞开而没有领缘，投入市中，让众人抛弃他。舜命令皋陶说：“五刑都要有相应的服饰标志；五种服饰标志要在三处设置；五种流刑各有安置之所，五种流刑的犯人要分别安置在三等居处。”和前代记载相比，事情已经增加了三倍。夏后氏统治天下时，五刑的条目有三千种。商朝沿袭夏朝，有所增减。周人用三典刑罚治理诸侯国，用五听审察民情；左边嘉奖，右边刑罚，事情都由法制熔铸裁定，但五刑的条目仍有二千五百种。于是又设置三刺、三宥、三赦的法令：第一次刺问，是询问群臣；第二次刺问，是询问群吏；第三次刺问，是询问万民。第一次宽宥，是不知情；第二次宽宥，是过失；第三次宽宥，是遗忘。第一次赦免，是年幼体弱；第二次赦免，是年老衰惫；第三次赦免，是愚钝无知。《司马法》说：有时起兵征讨不义；废弃进贡职守的就讨伐；不参加朝会的就诛罚；扰乱嫡庶秩序的就拘系；改变礼制刑法的就放逐。

译《左传》说：“殷、周的质朴，抵挡不住它们的文饰。” 等到昭王出征而死，穆王年老，于是制定刑罚，用来责问四方；奸邪盗乱大为增多，动乱离散长久不止。这就是所谓“夏朝有乱政，于是制定《禹刑》；商朝有乱政，于是制定《汤刑》；周朝有乱政，于是制定《九刑》”。古代重刑使用甲兵，中刑使用刀锯，轻刑使用鞭杖。从此以后，狡诈欺骗越来越繁多。武皇帝认为前代法典仍有疑难，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于是命令车骑将军、守尚书令、鲁公征求贤俊，删定律令、编定篇章。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以后，旧有的典章制度不复存在。光武帝中兴，留心审理各种案件，常常临朝听讼，亲自裁决疑难案件。当时承受战乱之后，法网松弛，罪名已经很轻，没有办法用来惩戒肃清。梁统于是上疏说：臣私下见到，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殊刑三十四项；哀帝建平元年至四年，减轻死刑八十一项，其中四十二项规定，亲手杀人的都减死罪一等，并把它写成固定法令。从此以后，人们轻视犯法，官吏容易杀人，官民都失去约束，以至于无法控制。臣愚昧地认为，刑罚不应一味追求轻，而应追求适中。统治人民的原则，以仁义为主；仁是爱人，义是治理事务。因为爱人，所以应当替人民除害；因为治理事务，也应当去除祸乱。因此五帝有流放、殛罚、放逐、诛杀之刑，三王有死刑和刻肌之刑，都是为了除掉残暴、平息祸乱。所以孔子说“仁人一定有勇气”，又说“理财、端正言辞、禁止人做坏事，叫作义”。高帝受天命后，制定约令，确定法律，传给后世，作为可以长期施行的法典。文帝宽厚仁惠，温和自持，正逢世道安宁，于是顺应时势施恩，省除肉刑，废除相坐法，其余大体沿用旧章，天下几乎达到太平。武帝时正值中原强盛，财力有余，出兵任将，征伐远方；军役屡次兴起，百姓疲惫困乏，豪杰触犯禁令，奸吏玩弄法律，所以设置逃亡藏匿罪条，制定知情纵容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履行治道、掌握要领，以此驾驭天下；臣下奉行法令，不失规矩。元帝的法律很少改动，天下称安。孝成帝、孝哀帝承继太平局面，即位时间不长，听讼决断还少。丞相王嘉等人却在短短几年间，毁弃、删除先帝的旧约，穿凿法令、割裂律文，共一百多件，有的对政事不利，有的不能满足民心。臣谨慎地把其中尤其妨碍政事、损害善良百姓的条目列出，附在奏章后面如下。臣恭敬地想，陛下包容五常，履行九德，顺应时势、拨除乱局，广泛施恩以救济时世；却反而因循末世的细枝末节和衰微的旧轨迹，实在不是用来恢复初政、返回根本、承接元年而重新开始的办法。希望陛下下诏有关官员，把初元、建平年间穿凿附会的条文全部列举出来，考察其轻重，观察其对移风易俗的作用，以便了解政教应处的位置；选择其中好的加以遵从，不好的予以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典章，施行到无穷后世，天下就大为幸运了。事情交给三公和廷尉议论，他们认为，崇尚严刑峻法不是明王当前最急迫的事务，不可准许实行。梁统又上言说：“有关官员轻率地认为臣所上奏的办法不可施行。如今臣所说的，并不是主张严刑。臣私下认为，从高帝以后直到宣帝，他们所施行的法令，考察起来符合经书和传记；这正是如今应办的事，并不是崇尚严刑峻法。臣实在不胜恳切愿望，希望能够被召见；即使只在尚书和近臣面前应对，也愿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皇帝命尚书询问详情，梁统又作答，极力说明政治和刑法应当改革。最终议论没有被采纳。等到明帝即位，常常亲临听讼，观看记录洛阳各狱的案件。皇帝性情明察，能够查出下属的奸邪，所以尚书奏报裁决刑罚，近于苛细琐碎。到了章帝时，尚书陈宠上疏说：“先王的政治，赏赐不过度，刑罚不滥用；如果不得已，宁可赏赐有些过度，也不要滥施刑罚。所以唐尧的典章说‘流放可以宽宥五刑，因过失和灾害而犯罪可以尽行赦免’。帝舜命令皋陶说‘五种流刑各有三等安置之所，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公平可信’。周文王重视《易经》六爻，设置丛棘之听，即在荆棘围成的地方审理案件；周公作《立政》，告诫成王不要在众多狱讼上有所错误。陛下即位后，大体遵循这个原则，但主管官员未能完全奉行。审理案件的人急于施用杖击等酷烈痛苦，掌管法令的人拘泥于繁多的欺诈、放纵和滥用条文，违背根本、背离事实，以棰楚刑罚制造奸弊，有的借公事谋私利，以满足自己的威势和恩宠。治理政事，就像调张琴瑟的弦；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会断。因此子贡批评臧孙的严猛法令，却赞美郑侨的仁政。如今圣德充满天下，上下都受到恩泽，正应趁此时机，尊崇先圣的事业，荡涤繁琐苛刻，减轻杖击刑罚，以救济众生，扩大至高的德政。”皇帝采纳了陈宠的意见，判罪施刑，务求宽缓厚重。后来便下诏有关官员，禁止并废绝钻凿等各种酷刑旧制，解除妖邪恶人的禁令，废除以文书罗织罪名的奏请，审议五十多件案件，将结果确定写入法令。从此以后，狱讼刑法平和公允。永元六年，宠又代替郭躬担任廷尉，再次校订律令。他认为刑法中超过《甫刑》的部分，上奏请求删去，说：“臣听说《礼经》有三百条经文、三千条威仪，所以《甫刑》规定死刑二百条，五刑所属的条文三千条。礼所排除的，正是刑所取用的；违失礼制就进入刑法，二者相为表里。如今律令中，犯罪应判死刑的有六百一十条，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条，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死刑四百一十条，耐罪一千五百条，赎罪七十九条。《春秋保乾图》说：‘君王三百年删减一次法律。’自汉朝兴起以来，已有三百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没有限度。况且律法有三家，各家的解释互相驳杂不同。刑法繁多，应当命令三公和廷尉汇集、审定律令，凡是符合经典、合乎义理、可以施行的，死刑保留二百条，耐罪、赎罪保留二千八百条，合计三千条，与礼制相应。其余一千九百八十九项，都可以详细审察后删去。使百姓改变所见所闻，以成就伟大的教化，达到刑罚置而不用的美好境界，并把这种功业流传到无穷无尽。”还没来得及施行，恰逢宠获罪，于是这件事便搁置了。宠的儿子是忠。忠后来又担任尚书，大致依照宠的意旨，上奏三十三条，编为《决事比》，以减少奏请复审案件的弊端。陈忠又上奏请求废除蚕室刑，解除对赃官三代禁锢的规定，允许因狂乱而杀人的减轻重罪判罚，允许母子兄弟互相代替承担死罪，并听任赦免被代替者；这些事情都施行了。虽然时常有清理革除，但旧有律法仍然繁杂混乱，未曾纂集整理。

译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削、修订律令，编成《汉议》，上表奏报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典籍更重要的。典籍可以裁决疑难，辨明是非，使赏罚适当，确实把握中正，让后世之人永远有所鉴戒。因此胶东相董仲舒年老多病，辞官回家后，朝廷每逢有政事议论，仍多次派廷尉张汤亲自到他简陋的巷居中询问得失；于是董仲舒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件，每件都用经书来回答，言说十分详尽。逆臣董卓倾覆王室，烧毁典章法令，几乎没有遗留；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如今皇帝东行，巡视许都，摆脱险难，政命正在更新。臣不自量力，冒昧编撰《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春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删除重复内容，为它们分定条理。又汇集《议驳》三十篇，按类别编排，共八十二件。其中见于《汉书》的二十五篇、《汉记》的四篇，都删削叙述、加以润色，以保存原书体例。还有二十六篇，广泛采集古今奇异杰出之士的事迹，他们的德行义举值得观览。还有二十七篇，是臣自己创作的。《左氏》说：‘即使有姬姓、姜姓的贵族，也不应抛弃憔悴贫困的人；即使有丝麻，也不应抛弃菅草蒯草。’这大概是用来弥补不足的。因此臣冒昧显露自己的浅陋才能，列在明哲之士的末尾；虽然还不足以纲纪国家、使时世和谐，希望可以供陛下观察，增益阐明圣德。只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抽暇浏览。”献帝认为很好，于是旧有的事迹得以保存。当时天下将要大乱，百姓已经有土崩瓦解的趋势，刑罚不足以惩治恶人，于是名儒大才，如原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等人，都认为应当恢复肉刑。汉朝最终没有议定这件事，所以没有施行。等到魏武帝匡正辅佐汉室，尚书令荀彧广泛访求百官意见，又想恢复肉刑；少府孔融议论说：“古代社会敦厚质朴，善恶分明，官吏端正，刑罚清明，政事简约，毫无过失；百姓有罪，都是自己招致的。末世逐渐衰败，风俗教化败坏混乱，政令扰乱风俗，法律反而损害教化。所以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人民离散已经很久了’。如今却想用古代刑罚来约束他们，把他们投入残酷刑罚中遗弃，这不是所谓顺应时势、随时损益的做法。纣王砍断早晨涉水过河者的腿，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如果每个诸侯都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想求得世道安宁和谐，是不可能的。况且受刑之人，往往不再顾念生存，心志只想着求死，多数反而走向邪恶，不再回归正道。夙沙氏扰乱齐国，伊戾给宋国带来祸患，赵高、英布，都是世间的大患。这种刑罚不能阻止人们继续作恶，反而只会断绝他们重新行善的道路。即使忠诚如鬻拳、诚信如卞和、聪明如孙膑、蒙受冤屈如巷伯、才能如司马迁、通达如刘向，一旦遭受刀锯之刑，终身都不被社会承认。这样一来，太甲思念伊尹的功业、秦穆公称霸秦国、陈汤建立功勋、魏尚守卫边疆等事，都再也无法施行。汉朝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正是为了这些。所以有明德的君主，都要深远谋划、深入思考，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不会轻率地改变自己的政令。”朝廷认为他说得对，最终没有改变。魏国建立后，陈纪的儿子陈群当时任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想恢复肉刑，让陈群申述他父亲的主张。陈群极力陈说肉刑的好处。当时钟繇任相国，也赞成此事；但奉常王脩不同意。魏武帝也认为不能以藩国身份改变汉朝制度，于是此事搁置没有施行。于是制定甲子科：犯釱刑、砍去左右脚趾的，改用木械代替。当时缺少铁，所以改用木制刑具。又认为汉律太重，因此下令依律论罪的人，可以按科条减半执行，也就是只执行减半的刑罚。魏文帝接受禅让后，又议论肉刑。详细讨论尚未确定，恰逢发生军事事务，便再次搁置。当时有个大女刘硃，残酷暴虐地殴打儿媳，前后三个儿媳都自杀了；判处刘硃减免死罪，输作尚方，于是因此下令：因怨恨恶毒而杀人的，可以减免死罪。魏明帝修改对士人和庶民罚金的规定：男子可以用罚金代刑，妇女则加笞刑，仍按鞭打督责的旧例执行，因为要避免使她们裸露身体。这时承袭使用秦、汉的旧律，其文字源头出自魏文侯的老师李悝。李悝编次各国法律，撰成《法经》。他认为，君王施政没有比盗贼之事更紧要的，所以他的律法从《盗贼》篇开始。盗贼案件必须审查追捕，所以撰有《网捕》二篇。又把轻佻狡诈、翻越城墙、赌博游戏、借贷和假托而不廉洁、淫靡奢侈而逾越制度等内容合为《杂律》一篇；另以《具律》具体规定刑罚的加重和减轻。因此，他所著的只有六篇，但全都是规定罪名的制度。商君接受了这部法经，用它来辅佐秦国。汉朝承袭秦朝制度，萧何制定律法，删除夷灭三族和连坐的罪名，增加主管官吏对已被发现、已知犯罪而不举告的条文，又增补《兴律》《厩律》《户律》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补律法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另有《傍章》十八篇。张汤撰《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撰《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汉代又把审决案件的事例汇集起来，编成《令甲》以下三百多篇；司徒鲍公又编定婚嫁和诉讼判决，撰成《法比都目》，共九百六卷。后世不断有所增删，大抵都是按类别汇集成篇，把事情编结成章。一章之中，有时包含的事项超过几十条；事情类别虽然相同，但刑罚轻重却彼此不同。并且条文往往相互连接、语句相通，上下文彼此牵连；虽然从大体上看分属不同篇章，实际上却互相采录、融入。《盗律》中有盗贼伤人的成例，《贼律》中有盗窃的条文，《兴律》中有把案件上报的法律，《厩律》中有逮捕的规定，像这样的情况错杂混合，没有固定规则。后人各自发挥意见，分别撰写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儒者的章句有十多家，每家数十万字。凡是判罪时应当依据采用的条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多字；文字越来越繁多，阅读的人越来越困难。天子于是下诏，只准采用郑氏章句，不得混用其他各家的说法。

译卫觊又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所珍视看重的，却是私下议论者所轻视鄙弃的；狱吏关系百姓的生命，却是选任官员所看不起的职位。王政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请设置律博士，让他们轮流相互教授。”此事于是施行。然而律文繁多广大，成例众多，离开根本而依附枝末，审判案件的官吏便会各自曲解法律：如廷尉狱吏范洪收受囚犯两丈绢，依附轻法判罪；狱吏刘象收受亲属偏私考问囚犯张茂的财物而致其死亡，又依附重法判罪。范洪、刘象虽然都被弃市，但轻率枉法的事情接连发生。当时太傅钟繇又上疏请求恢复肉刑，诏令把奏章下发讨论，司徒王朗议论又不同意。当时参与议论的有一百多人，多数与王朗意见相同。皇帝因为吴、蜀尚未平定，又将此事搁置。后来天子又下诏改订刑制，命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削旧有科条，旁采汉律，制定魏法，编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计一百八十多篇。其序言大略说：旧律之所以难以知晓，是因为只有六篇，篇数太少。篇数少，文字就粗疏；文字粗疏，涉及的事情就少；涉及的事情少，罪名就会遗漏。因此后人逐渐增补，反而与原来的体例越来越分离。如今制定新律，应当把各类事务总括起来，增加篇章和条文。旧律承袭秦朝《法经》，后来增加三篇，而《具律》没有移动，仍列在第六篇。罪名条例既不在开头，也不在结尾，不合篇章编排的义理。因此汇集罪名条例，编成《刑名》，置于律首。《盗律》中有抢劫掠夺、恐吓、和平买卖人口以及持有质押物等规定，这些都不是盗窃之事，所以分出编为《劫略律》。《贼律》中有欺骗、诈伪、越过封界、伪造诏制等内容，《囚律》中有以诈伪制造生死，《令丙》中有诈称自己获得免除，事情类别很多，所以分出编为《诈律》。《贼律》中有盗伐树木、杀伤人畜财产以及各种丢失官印，《金布律》中有毁坏、损失、遗失县官财物，所以分出编为《毁亡律》。《囚律》中有告发弹劾、传讯复核，《厩律》中有告发谋反、逮捕、收验，科条中有登闻上诉的途径，所以分出编为《告劾律》。《囚律》中有拘系囚犯、审讯狱讼、裁断案件的法律，《兴律》中有上报案件的事，科条中有考核案件、报告复审，所以应另列篇章，分为《系讯律》、《断狱律》。《盗律》中有主管监临者收受财物、枉法，《杂律》中有借用财物而不廉洁，《令乙》中有呵斥他人并收钱，科条中有使者查验贿赂；这些事情相类，所以分为《请赇律》。《盗律》中有强盗凌辱他人，《兴律》中有擅自兴发徭役，《具律》中有出卖呈文，科条中有擅自修建房舍之事，所以分为《兴擅律》。《兴律》中有缺少徭役、延误留滞，《贼律》中有储备物资办理不善，《厩律》中有缺少军需而兴兵；旧典中还有奉诏不谨慎、不承用诏书，汉代施行时有小过失却反而不依诏令的情况，动辄以不承用诏书、缺乏军需论处并判斩，又根据《丁酉诏书》减免。至于《丁酉诏书》，是汉文帝所颁，不应再作为法令，所以另编为《留律》。秦代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等制度，汉初承袭秦制而没有改变；后来因为费用太大，逐渐裁省，所以东汉只设置骑置而没有车马，但律文仍记载这些内容，便成了虚设。因此删除《厩律》，取其中可以使用、适合科条的内容，编入《邮驿令》。其中告发谋反、逮捕查验的内容，另编入《告劾律》。上奏报告变故的，编为《变事令》；把惊变之事告急，以及与《兴律》中的烽燧和科令有关的内容，编为《惊事律》。《盗律》中有归还赃物给原主，《金布律》中有罚金、赎罪、以黄金折价缴纳，科条中有按平价因赃获罪的事情，编为《偿赃律》。律法最初制定时没有免除连坐的条文，张汤、赵禹才开始制定监临、主管官员知情故纵的成例。知情却故意不举发弹劾的，与犯人同罪；过失而未举发的，按赎罪论处；没有见到、没有知情的，不连坐。因此文字简约而成例通行。科条作为制度，每条都有违反科条的规定；对于不察觉、不知情的连坐免除，不再分别规定，而免除连坐的条文很多，应当总括为免罪成例，以省略科文，所以重新制定免罪的依据和成例，编为《免坐律》。各项律令中有教导和制度，而本条没有规定连坐的文字，都依照这部法律取法。总共新定增补十三篇，加上原有五篇，合计十八篇；相对于正律九篇是增加，相对于旁章科令则是删省。汉代旧律中不适用于魏国的部分全部删除，重新依据古义制定五刑。死刑有三种，髡刑有四种，完刑、作刑各有三种，赎刑十一种，罚金六种，杂抵罪七种，共三十七个名目，列在律法开头。又修改《贼律》：只因言语以及侵犯宗庙、园陵而犯罪的，称为大逆无道，判处腰斩，家属连坐，但不牵连祖父母和孙辈。至于谋反、大逆之罪，临时捕获后，有的处以污潴，有的处以枭菹，诛灭三族；这些不列入律令，是为了严厉断绝恶行的踪迹。盗贼斗殴杀人后被弹劾而逃亡的，允许依照古义，听任其子弟追赶杀死他。遇到大赦以及因过失相互杀人的，不得报仇，以此制止杀害。嫡子杀死继母，按杀死亲生母亲同样论罪，以防止借继母身份制造嫌隙。删除异子分财的条文，使父子不拥有不同的财产。殴打兄姊，刑罚加至五年徒刑，以此彰明教化。囚徒诬告别人谋反，罪及亲属，与善良人不同，所以加重牵连，使人减少刑罚、停止诬告。修改投书诬告而弃市的科条，以减轻刑罚。端正篡夺囚犯、弃市的罪名，断绝凶恶强暴者以此为正义的踪迹。判处二年徒刑以上的罪，删除由家人请求重新审理的制度，以减少烦琐狱讼。修改各郡不得自行选择伏日行刑的规定，以统一风俗。这些都是魏代所作的修改，大略如此。后来正始年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最终不能决定。相关文字很多，这里不记载。

译等到景帝辅政时，当时魏法规定，犯大逆罪的人，刑罚还要牵连已经出嫁的女儿。毋丘俭被诛杀时，他的儿媳荀氏依法应当连坐处死；荀氏的族兄顗与景帝有姻亲关系，便上表魏帝，请求赦免她的性命。诏令准许她离婚。荀氏所生的女儿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也应连坐处死；因怀孕而被拘押在狱中。荀氏到司隶校尉何曾那里陈诉，请求施恩，愿意没入官府做婢女，以赎回女儿芝的性命。何曾怜悯她，便让主簿程咸上议说：“司寇制定法典，建立三等刑制；甫侯修订刑法，贯通轻重之法。末世多有变乱，秦朝制定重刑，汉朝又加以修订。大魏承受秦汉的弊病，还没有来得及改革制度，所以追杀已经出嫁的女儿，确实是想彻底消灭罪恶家族。然而法律贵在适中，刑罚应当慎重，不可超过制度。臣认为，女子有三从的义理，没有自行专断的道理；出嫁到别的家族，回来为父母服丧时要降低服制等级，这是为了表明已经外嫁成家的界限，不同于未出嫁女子对父母的恩情。如今父母有罪，却追究已经出嫁的女儿；丈夫一族被诛杀，女子又因随夫姓而被杀。一个人同时在内外两方面都受刑罚。如今女子既已出嫁，就是异姓人家的妻子；如果生育子女，就是他族的母亲，这正是最大恶人的意图所忽略的。杀戮无辜者，刑罚过重；对于防止犯罪来说，不足以惩治奸乱的根源；对于人情来说，又伤害孝子的心。男子没有因妻族获罪，女子却独自受到父母家和夫家两方面的杀戮，这不是哀怜体弱的女子、明确法制本分的办法。臣认为，尚未出嫁的女子，应随父母承受诛罚；已经行醮出嫁的妇人，应随夫家承担刑罚。应当修改旧有科条，把它作为永久制度。”于是下诏修改、确定律令。文帝为晋王时，忧虑前代律令的原注烦琐杂乱。陈群、刘邵虽然已经改革，但科条法网的根本仍然严密；叔孙、郭、马、杜等儒者的章句又只取郑氏一家，形成偏执门户，不能承用。于是命令贾充制定法律，令他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代理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以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主管此事。在汉代九章的基础上增加十一篇，仍按事类编排，订正篇体和名称；把旧律改为《刑名》、《法例》，把《囚律》分为《告劾》、《系讯》、《断狱》，把《盗律》分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又根据事务类别增设《卫宫》、《违制》，仿照《周官》撰成《诸侯律》，合为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删除苛刻污杂的内容，保留清明简约的条文，使事情依从中正的法典，有利于时政。其余不宜删除的，如军事、田农、酤酒等，还不能完全顺应民心，只能暂时设置这些法律；太平之后应当删除，所以不列入律，全部作为令。施行各项制度，以这些制度设置教化；违反法令而有罪的，便纳入律法。日常事务的品级、格式和章程，各自归还所属官府，作为旧有成例。减轻枭首、斩刑、灭族及连坐的条文；删除谋反者的适子、养母、出嫁女儿都不能免除连坐而连累父母弃市的规定；省除禁止相互告发而拘禁的条文；取消捕捉逃亡者以及将逃亡、死亡者没入官府做奴婢的制度。轻微过失、误犯以及老年人、少年、妇女应判罚金或杖刑的，都减半执行。加重奸污伯父、叔父、母亲的命令，处弃市。奸淫寡妇，处三年徒刑。尊重婚嫁的关键，以送一枚聘礼作为正式婚姻，不审理私下约定的婚姻。加强礼教的防范，按照五服关系制定罪刑。律令总计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六十卷；旧有成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情完成，上表奏报。武帝下诏说：“从前萧何因为制定律令而受封，叔孙通制定礼仪而任奉常，赐给黄金五百斤，他的弟子一百人都任郎官。建立功劳、成就事业，是古今所看重的，应当增加俸禄和赏赐，详细考察他们的功劳差等，依照诏令选拔其中优秀的弟子一百人，按照才能等级任用，赏赐绢帛一万多匹。”武帝亲自到场讲解，让裴楷主持诵读。泰始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于是颁行新律。后来，明法掾张裴又给律法作注，上表奏呈；其要旨说：律法从《刑名》开始，是为了确定罪名和制定刑罚；以《诸侯》结束，是为了完成有关政治的规定。王政布置在上，诸侯在下奉行，礼乐在中间安抚，因此具有天地人三才的意义；三者相互需要而成就，如同一个整体。《刑名》用来统摄谋划各种罪法的轻重，订正刑罚加减的等级差别，阐明各篇条文的多重意义，补足章条的不足，比较并概括上下的纲领。犯盗贼、诈伪、请赇之罪，要在这里寻找罪名；役作、水火、畜养、守备等细小事务，都要按其本来的名称去查找。告发、审讯是它的心和舌，捕捉、拘系是它的手和脚，断狱是为它确定罪名，《名例》使各项制度整齐一致。从开始到结束，推行起来没有穷尽；变化无常，周遍流通于四方上下，没有固定方位，但都不离开法律的范围。明知而故意犯之，叫作“故”；主观意图认为这样做正确，叫作“失”；违背忠诚、欺骗上级，叫作“谩”；背弃信用、隐藏巧诈，叫作“诈”；损害礼制、废弃节操，叫作“不敬”；两个诉讼者相互冲突，叫作“斗”；双方本来和睦却相互伤害，叫作“戏”；没有发生变故而砍击他人，叫作“贼”；没有预料到而误犯，叫作“过失”；违逆节义、断绝事理，叫作“不道”；凌辱上级、僭越尊贵，叫作“恶逆”；将要加害但尚未发生，叫作“戕”；首先倡导并首先发言，叫作“造意”；两个人相对商议，叫作“谋”；制定计策以役使众人，叫作“率”；不和睦，叫作“强”；进攻恶人，叫作“略”；三个人一起，叫作“群”；拿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叫作“盗”；因财货取得利益，叫作“赃”。以上二十项，是律义中比较、界定名称的术语。对于律法，应当慎重对待它的变化，审察其中的道理。例如不承用诏书，无故而疏忽，按赎罪论；谋反者的同伍之人，实际上不知情，仍按刑罚论处。这就是“故”和“失”的变化。卑下者与尊贵者斗殴，都称为“贼”。斗殴时使用刀兵、水火等武器，不得称为“戏”，这是“戏”罪加重的情形。向人的房屋、道路射箭，不得称为过失，这是过失禁限的情形。在都城人群中纵马杀人，应当称为“贼”，因为它与“贼”相似。过失与贼相似，戏与斗相似；斗殴而杀伤旁人，又与误伤相似；盗窃时伤害、捆绑守卫者，像强盗；呵斥他人并取财，像收受贿赂；囚犯供词中牵连他人，像告发弹劾；各种不听取、不审理的行为，像故意纵容；挟持人质，像恐吓。这类情况，都是没有固定标准、需要具体辨析的规范。

译五刑如果不能简明适用，就用五种罚金来纠正；五种罚金仍不能服罪，就用五种过失责任来纠正。若主观意图善良而实际功劳有亏，可以用金钱赎罪。因此法律规定：生刑不超过十四等，死刑不超过三等，徒刑加等不超过六等，囚禁加等不超过五等，累计服役不超过十一年，累计笞打不超过一千二百下，各刑等之间相差不超过一年，金赎各等不超过四两。按月赎罪不计算零日，按日服役不拘泥于整月，计算年数不把闰月另行计入。加刑不得加到死刑，已经处死刑的也不能再加刑。刑罚不能累加的，所以有合并计算刑数的规定；刑罚不能合并计算的，才累计其加刑。按加刑论处的，只取得加刑部分；与加刑同等的，则连同本刑一起计算。不在这些次序中的，不用通常办法一概推论。因人而获罪的，按人的情形相同处理；因法而获罪的，按法律规定相同处理。侵害生者和杀害死者，不能把防禁标准看成一样；亲疏、公私不同，也不能永远用同一教令。礼乐在上位受到尊崇，所以减轻刑罚；刑法在下位得到防闲，所以使法律完备。因此尊卑秩序得以确立，仁义得以彰明，九族得以亲睦，王道得以平治。法律中有些事情的情状相似、罪名彼此牵涉。例如，凭借威势动手夺取财物，叫作强盗；自己不知道对方已经逃亡，却把他捆绑看守，叫作缚守；将要中途出现恶言，叫作恐猲；不是以罪名斥责人，叫作呵人；以罪名斥责人而收受财物，叫作受赇；劫取并召索他人财物，叫作持质。这六种情形，都是凭威势取得财物而名称不同的罪。又如，别人没有请求而自行给予，叫作受求；所监管的人先行请求而后取财，叫作盗赃；接受输入的财物却加以呵斥，叫作留难；聚敛他人财物并积藏在官府，叫作擅赋；再加以殴打，叫作戮辱。诸如此类，都是凭威势取得财物而罪状相似的情形。刑罚，是掌管审理的官府所使用的手段；审理，是探求实情的关键；实情，是心神所驱使的表现。内心受到感动，情绪就在胸中发动，表现为言语，舒展于四肢，发作于所做的事情。因此奸人内心惭愧，脸色发红；内心恐惧，脸色改变。评定罪行的人，必须探究他的本心，审察他的情实，精细考察他的行为；近处从自身的动作取证，远处从各种事物取证，然后才可以正确施刑。仰手像是在乞求，俯手像是在抢夺，捧手像是在道谢，伸手对着人像是在申诉，拱起手臂像是在自首，挥臂像是在格斗，故意庄严像是在示威，神情愉悦像是在表示幸福。喜、怒、忧、欢，都表现在声音和脸色上。奸诈的真伪、勇猛和怯弱，可以从目光和呼吸中察知。开口说出的话，应当作为告发来判断；动手触犯禁令，应当作为盗贼来判断；因喜欢孩子而杀死他，是戏弄；因恼怒孩子而杀死他，是杀人。诸如此类，如果不是极其精细的人，不能把道理推究到底。法律中的名例，是用来分辨情况的，不是正文条文的简单分割。例如，八十岁的人如果没有杀伤他人，其他罪都不追究；但诬告谋反的人，仍按反坐论处。十岁的人不得告发他人；但奴婢抗拒主人时，主人可以请求杀死他。盗贼焚烧民宅和积聚的财物，所盗赃物达到五匹以上，处弃市；如果焚烧官府的积聚、盗窃官府财物，也应按同样罪名处理。殴打他人、教唆他人殴打的，与亲自殴打同罪；但如果只是叫人殴打其父母，不能与亲自殴打的人同样处以重刑。至于拾得遗物却强行夺取、强行索要之类，法律没有规定退还赃物的办法，而是依照条例交付处理。法律中各种不敬、违背礼仪和失去规范，以及犯罪是为公还是为私、赃物是否入己，都要随着事情的轻重依法处理，并依据名例寻求相应罪名。审理之道，是精微玄妙的道理，不能只用一种方法施行；法律，是幽深精奥的道理，不能拘守于一种形式。有时按照过失计算罪责，有时删略变通而遵循常规，有时随着事情来穷尽实情，有时取舍而顺应时势，有时推定从重以建立防范，有时援引从轻而降低刑罚。公事和私事应当废除、回避的适宜程度，刑罚轻重应当删减、改变的差别，都在于临时观察事端，使用法律的人要在尚未制定条文的范围内探求其幽微根由，采纳最细小的苗头，把它落实到适用法律的准则上；对极细微的轻重差别加以衡量，参照同类案件反复考核，然后才可以使审理正确、刑罚公允。奉行圣人典章的人，就像手持刀和绳：刀若胡乱加于物上，就会伤害物体；绳若胡乱弹动，就会侵犯正直之人。枭首，是对罪恶首领的刑罚；斩刑，是对重大罪行的刑罚；弃市，是死刑中较轻的一种；髡刑和徒作，是显示刑罚威严的刑；赎罪罚金，是针对过失的警戒。君主制定这五刑，是为了珍重君子而逼迫小人，因此成为谨慎施刑的准则，都仿效《周易》能够随时变通的体制。要使掌握纲要便能使大道清明，举出大略便能使王法整齐；它的旨意深远，辞句文雅，言语曲折却切中要害，事情铺陈广泛却含义幽隐。贯通天下人的意志，唯有忠诚；裁断天下人的疑惑，唯有文理；切合天下人的实情，唯有深远的考察；包容天下的事务，唯有宏大的原则；使变化没有固定形式，唯有依靠道理。若不是天下的贤人圣人，谁能参与其中呢！刑罚之上称为道，刑罚之下称为器，以教化加以裁制称为格。刑杀，是冬天雷震光耀的象征；髡刑，是秋天草木凋零的变化；赎过失，是春日阳气中悔恨吝惜的瑕疵。五刑形成条文之后，彼此相互依准，这就是法律的义理。当时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又上表说：“请把《新律》中各条死罪抄录出来，悬挂在亭、传舍等处，拿来向百姓公布。”皇帝下诏同意了。后来刘颂任廷尉，多次上表认为应当恢复肉刑，没有得到省察，又上书说：臣过去上书请求施行肉刑，事情已经搁置多年，最终停止讨论。臣私下认为，议论此事的人拘泥于汉文帝小仁小惠的做法，却轻率地违背圣王的典法，这是极其不明智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死刑太重，所以被无辜处死的人很多；生刑太轻，所以不能禁止犯罪。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用肉刑造成的。现在被判徒刑的人，大多是天性极恶、图谋不轨的一类人；他们离家遥远，被派到山谷服役，饥寒切身，连活下去的愿望都难以维持。即使是廉洁正直的人，姑且考虑到不自首便会被处死，也都会成为盗贼，何况那些本性奸诈凶恶、无所顾忌的人呢！又让有钱的徒罪犯人交纳财物，便可以解除服役日期回家，他们于是成了不服劳役的人。贫穷的人则被迫成为奸盗，又成了无人制约的奴虏。不施刑，罪行就没有禁止；不加约束，群恶就会横行。这种立法方式，距离完善还很远。因此逃亡的徒犯日益增多，盗贼日益频繁；逃亡人数多的达到十几人。抓到后就加刑，每天增加一年徒刑，这就成了终身服役的人。他们自己看不到改过自新的期限，而灾祸困苦又逼迫着身体，于是心里只想着逃亡、盗窃，形势使他们不能停止，这都是事情逼出来的。古代使用刑罚，是为了制止刑罚；如今反而成了相反的情形。各种重罪犯逃亡，只要被抓回，头发超过三寸就再加重髡刑，这是用刑罚产生刑罚；加服一年劳役，这是用徒刑产生徒刑。逃亡的人积累得很多，关押的囚犯拥挤成群。议论的人说囚犯不能不赦免，于是又跟着赦免他们，这就造成刑罚不能制止罪行、法律不能胜过奸恶。下层人知道法律不能胜过奸恶，就聚集起来谋划不轨，月月变化，年年不同。因此近年以来，奸恶横行暴虐，处处充斥。议论的人不深思这个原因，却说肉刑在名义上违背皇帝听闻的意旨。违背听闻的名义，与放任盗贼不受禁止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

译圣王制定肉刑，有深远的道理，并不只是要让人害怕剥割的疼痛而不敢作恶，而是除去作恶的工具，使奸人没有条件再放纵其欲望；制止奸恶、断绝根源，这是道理的极致。逃亡者砍去双足，就没有办法再逃亡；盗贼截断双手，就没有办法再盗窃；淫乱者割去生殖器，道理也是如此。除掉恶行、堵塞源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没有原因。受过这些刑的人，随后各自回家，父母妻子共同供养抚恤，不会流离在道路上。现在即使有这样的困境，伤口痊愈后仍可服役；依照古制并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劳作，虽已身体残缺，也不至于成为废人，所忧患的根源都被堵塞，而生育繁衍的道路仍然照常。如今应当把死刑的适用范围减轻，并把三次逃亡、淫乱、盗窃的罪犯，全部用肉刑代替死刑。三年徒刑以下的罪犯，既然已经自行接受杖罚并遣送，也应规定杖罚的次数，设定固定上限，不得再减轻到这个限度以下。其中有应当加重的，再交由官长裁量。应判四年、五年徒刑的，都处髡刑并笞打，笞打达到一百下，逐步施行，使各人有所差等，全部不再居住服役。这样，刑罚不再产生刑罚，徒刑不再产生徒刑；而残损的身体成为羞辱，终身作为警戒。人们看见这种痛苦，因害怕而不敢犯罪，效果必定比现在增加数倍。况且作恶的人一经发现就受刑，除去他作恶的工具；这样一来，已经受刑的人反而都能成为善人，难道能同保全作恶者的手脚、把他推入必死穷境相比吗？如果还说肉刑不能使用，臣私下认为，这是极不懂得实际事务。臣过去经常侍奉在陛下左右，多次听到明诏，说肉刑应当施行，这对政事有利。愿陛下相信自己独到的判断，使有能力的人能够奉行圣明的思虑，在今天实行肉刑。臣临近填尸沟壑之时，只希望能看到太平。《周礼》所说的三赦、三宥，是施用于老人、幼儿、年老昏耄之人，以及百姓中不属于应当逮捕范围的人；这些人不是恶行的根源，所以刑法可以暂且放过而宽宥他们。至于不是这些人的族类，犯罪就必须施刑而不能赦免，这才是治理的道理。到了后世，因为时局艰险、灾难很多，便借助赦免来解开纠结，作为权宜措施施行，但这也不是为了宽纵罪人。直到今天，常常因为罪行积累、案件繁多，便用赦免来疏散狱讼，所以赦免越频繁，案件反而越堵塞。这样下去，将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不用肉刑。如今实行肉刑，不仅不会使案件积累，而且作恶者没有作恶的工具，奸恶就会止息。除去这两方面的问题，案件便不会繁多，也就没有必要频繁赦免；对于政体来说，这是更好的办法。奏疏上报后，又没有得到省察。到了惠帝时期，政权从群臣下属手中发出，每遇到疑难案件，各自按照私情处理，刑法没有定准，案件诉讼越来越繁多。尚书裴頠上表陈述此事说：天下的事务有许多途径，不是一个官司所能全部管辖的；中等才智之人的心情容易受到扰乱，依赖固定的制度才能确定下来。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辨别方向、分设职务，为各部门制定准则和界限。准则界限既已确立，各自掌管自己的事务，刑罚和赏赐相称，轻重没有两样，所以下级听从有固定常规，众官都能安于职守。过去宫中、陵墓、宗庙遇到水火灾害和毁伤等变故，尚书才亲自奔赴处理；不是这些情况，都只由郎、令史处理。刑罚所加，也各有固定的刑等。元康四年以前，大风过后，宗庙宫阙的屋瓦有几片倾落，于是免去了太常荀寓的官职。当时因为严厉诏书的谴责，没有人敢据理直言。然而朝廷内外都认为事情轻微而责罚过重，违背了通常的制度。恰逢元康五年二月又刮大风，主管官员害怕重蹈前事。臣刚任尚书才三天，本曹尚书生病，权且命臣兼管外出，巡视兰台。主管官员于是仰望屋梁栋木之间，寻找屋瓦不正的地方，找到梁上有十五处小瓦歪斜。或许这些瓦片起初安装时就歪了，本来不足以谈论；大风突然刮起，台官又前往查看，太常巡视时来不及周遍查验。在文书尚未送达的片刻之间，便争相禁止相关人员行动。臣因为只是权且兼任、暂时外出，回来后职务便结束，不能再追究事情始末。但本曹仍据理坚持追查，不断反复诘问。臣当时已经详细说明情况，准备放遣相关人员，但主管官员害怕获罪，不听臣的话，反而禁止太常，又兴起刑狱。从前汉朝有盗窃宗庙玉环的人，汉文帝想诛灭他的家族，廷尉张释之却只判处死刑，说：“假如有人侵入长陵，挖取一抔土，还能用什么刑罚加在他身上呢？”汉文帝听从了他。大晋制定制度，深思长远的道理：山陵不筑封土，陵园不加修饰，只挖墓穴而不起坟，与山野土壤相同，所以山丘坡地仍保存着原来的野草，使它同中原土地一样。陵墓虽然尊严，只在毁坏墓地、掘发尸体之后才灭族，这是古代典制。如果只是登踏陵地、触犯并损坏草木，判处一般刑罪就可以了。元康八年以前，有奴婢听从教唆，又诬告周龙焚烧草木，廷尉竟上奏请求诛灭周龙全族，一家八口都被判处死刑。恰好周龙的案件后来查明有误，才得以免死。按事实和道理考察，依照前代的训诫，这样的处置实在太重了。今年八月，陵墓上的一根荆条，周长七寸二分，被人砍断，司徒、太常奔走于道路之间；他们虽然知道事情很小，但担心审查弹劾难以预料，于是被扰乱驱驰，各自争相逃避责任，直到现在太常仍未解除禁令。近日太祝署失火，烧毁房屋三间半。太祝署在宗庙北面，隔着道路又在重墙之内，而且火已经扑灭，却仍屡次被诏旨追问。主管官员因为诏旨追问频繁，便责备尚书没有立即巡视查案，动辄加以禁止，导致尚书被免职；这些处置全都超出了法律规定。刑书的条文是有限的，而发生差错违背常规的原因没有固定形式，所以才有临时议定处置的制度，确实不可能事事都依照常规。至于上述这些事情，都属于处置过当；彼此相互逼迫，使人不能按照道理办事：对上损害圣朝统一法制的德行，对下损害崇尚礼制的大臣声望。臣愚见认为，触犯陵墓上的草木，不应采用同产异刑的制度。巡视、查核、奏报、弹劾，都应当有固定标准；如果相互沿袭、专务从重，制度的体例就会受到损害。有时还会借着其他事情，容许处罚有深有浅。裴頠虽然有这份表章，但曲意议论仍没有停止。当时刘颂任三公尚书，又上疏说：自近世以来，法律逐渐形成许多门类，命令也非常不统一。臣如今全面掌管刑罚裁断，想到自己的职务和忧患，谨慎地把意见详细陈述上报。臣私下伏地思量，陛下治理政事，总想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因为追求处置曲折而恰当，所以条例不能保持正直；因为要求尽善尽美，所以法律不能完整统一。为什么呢？法律本来是用来穷尽事理的，而上面追求处置尽善，下面的官员就牵引条文、迎合意旨，以求达到君主所认可的结果，因此法律不能完整执行。刑书所援引的条文，往往有违于依实情、听民意作出的判断；而上面安于曲折恰当的处置，所以执掌公平的人又可借条文援引，便产生两种端绪。这样，法律门类过多、命令不一，官吏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下民也不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奸诈虚伪的人趁着法律门类繁多来迎合自己的私情；所要判处的轻重，只要裁断不统一，居上位的人就难以检察下属，于是同样的事情议论不同，案件判决不公平，损害了法律。

译古人说过：“君主过于详察，政事就会荒废；君主只求大体，事情反而能够治理。”所谓详察，不是别的，就是追求尽善而损伤法律，所以政事会荒废。所谓只求大体，是指轻重适当；即使不能完全满足人情，只要符合条文，就沿用并执行，所以事情能够治理。善于运用法律的人，能够忍受违背人情、不能满足耳闻判断的结果；轻重即使不合人心，经过一般人的审视似乎不可施行，法律反而因此得到端正。况且君臣各有职分，各自掌管不同事务。法律必须得到遵奉，所以让主管官员守住条文；道理有穷尽、案件有阻滞，所以让大臣解释疑滞；事情有时势和适宜的变化，所以由君主权衡裁断。主管官员守条文，就像张释之坚持判处犯跸者平常刑罚；大臣解释疑滞，就像公孙弘裁断郭解的案件；君主权衡裁断，就像汉高祖诛杀丁公。天下万事，除非属于这种格外重大的情形，不近似这类案件的，不得凭个人意见妄自议论，其余都依照律令办理。这样以后，法律才能取信于下，众人听闻后不再疑惑，官吏也没有容纳奸邪的空隙，这才可以说是治理政事。君主依照这些准则来责成群臣，下至大臣、小吏各守其职分，法律就统一了。古人说过：“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要观察人的情况来制定教化。”所谓观察人的情况来制定教化，说的就是制定法律。又说：“顺应时势的适宜”，说的是应当专心办理当前的事务。既然如此，观察人情、顺应时势，在于有宏大的衡量，然后制定法律。法律的准则既已确定，就应当实行；实行它要像四时运行一样可信，执行它要像金石一样坚定。群臣官吏怎么能在既成制度之内，又说要顺应时势，旁引观察人情来制定教化，以此扰乱政典呢？为什么呢？法律最初制定的时候，本来已经观察人情、顺应时势了。如今如果制度还没有完全适当，就应当修改它；如果认为已经完善，就不能把每一件事都当作临时制度，任凭奉行法律的官司随意出入，借差别来改变轻重。君主与天下共同拥有的，就是法律。既然已经发布给四海，就不能不以诚信作为教化；正在要求天下人不要怠慢时，更不能用不可信的法律来约束他们。况且古人早有话说，人一旦遇到事情，就不能欺骗他。不应当平时背离法律本意而裁断，只为满足百姓的愿望。上古议论事情，是根据制度处理，不制定刑罚条文。夏、商、周三代，把法律写在象魏上。三代的君主都齐备圣明，却全都舍弃曲意求当的巧妙鉴察，而采用援引条文的直接准则；并不是圣明程度不同，而是所处时代不同。如今论及当时的风俗淳朴程度，已经比不上中古，而执掌公平的人却想迎合人情所安，借口议论事情来制定制度。臣私下认为，听起来很美，讨论道理却是错误的。然而天下广大，事务繁杂，有时不能完全按照条文和命令办理。因此臣认为应当制定准则作为限制，让主管官员守住条文，以生死都依此办理，不敢在成法之外任意改变思想、随意调整轻重，这样法律才能始终完整。事情没有正当依据、名例又没有涉及的，应由大臣议定适当处理，以解除阻滞，使事情不被妨碍。至于非常的裁断，超出法律的赏罚，例如汉高祖诛杀为私情行事的楚国大臣、封赏赵氏而不论其功劳，只能由君主专断，不是奉行职务的臣下所能擅自议论的。这样以后，借人情旁请的行迹才会断绝，似是而非的奏议才会堵塞，这大概就是统一法律的大准则。主管官员和小吏处理事情没有常规，为什么呢？没有人情，就会只知苛刻执行法律；有了人情，又会扰乱法律。长期苛刻执行，看似没有私心，其实正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也往往用来保护自身。裁断一向苛刻，世人称为极其公正；偶尔有一次曲法徇情，反而成为无人怀疑的事情。所以君主不能偏爱那些表面深刻、似乎公正的裁断，而应责成臣下按照命令守住条文；这样以后，才可以称为有所检束。这也是平正法律的一种方法。制定法律之外临时权宜的制度，只针对一件事情施行，能够满足人情、符合听闻，使耳目感到适宜，确实有临时合意的快感，比援引条文而不合人心更好。然而一旦把它制定成经常施行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行，往往得到一分却失去十分。因此，眼前小有所得，必然在长远有大的损失；近处有所遗漏，远处必然会包容更多。熟悉事务、懂得制度体要的人，善于权衡轻重，不因小事损害大局，不因眼前妨碍长远；能够忍受曲意求当的眼前适宜，以保全简明正直的大准则。不被一般听闻所认为安适的东西牵引，必定守住援引条文的正例。每当遇到事情，总要用这种心志来控制自己并作出裁断，这也是法律的大体。又，法律裁断罪行，都应当依据法律、法令的正文；如果没有正文，就依附名例裁断；正文和名例都没有涉及的，一概不论。法吏以上的官员，如果所坚持的意见不同，可以提出异议。按照法律条文，守法的官员只应奉行律令；至于法律范围之内所见不同，才可以提出异议。如今规定法曹郎、令史，如果意见不同，可以驳议，但只能解释法律，以纠正判决，不得援引法律之外的材料，借口顺应时宜，来说明法官可以超越职守范围。诏书把这件事交付讨论。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上奏认为：“礼用来训导世人，法律用来整饬风俗，治理教化的根本，确实都由此而来。如果该裁断的不裁断，轻重常常随着个人意愿，那么王法就不会统一，人们也无所适从。因此观察人情、制定教化，是君主在上位所作的事情；守住条文、依法直断，是臣下官吏的节操。臣在太康八年以前，曾随事提出不同意见。周朝把法律悬挂在象魏，汉朝称颂统一的法律，确实是因为法律必须与时代相配合，但原则不能有两个。如今法律本已确定，却还允许以法律为议论对象，就会留下放纵的开端；应当像刘颂所启奏的那样，作为永久制度。”于是门下省交付三公议论，说：“从前先王议论事情，根据制度处理；自中古以来，执掌法律断决事务，既然已经确立法律，实在不应再寻求法律之外的小善。如果常常用所谓善意夺取法律，人们就会追逐私善而不忌惮法律，这比没有法律更加有害。考察这份启奏，是想让法令统一裁断、事情不分两门；郎、令史以下的官员，如果应当再次提出法律驳议，就随事上报。” 到了江左，元帝任丞相时，朝廷刚开始创建，议论和裁断不遵循法律，人人提出不同意见，轻重没有标准。主簿熊远上奏说：“礼用来崇尚善行，法律用来防止非正，所以礼有固定的典章，法律有固定的防范，使人知道什么是恶而没有邪心。因此周朝建立把法律悬于象魏的制度，汉朝创立统一的法律，所以能够阐明弘扬大道，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律令的制定，由来已久。它经过贤智之人的推究，经历平安和险阻，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从军队兴起以来，法度衰败，甚至处理事务不用律令，争相制作附加命令；人人提出不同意见，曲意迎合事物和人情，损害了法律的大原则。府中制定的节度，也不再奉行；临事改变制度，早上制定、晚上更改，以至于主管官员不敢承担依法处理的责任，动辄请示，把事情推给大官，这不是治理政事的体制。如果本部门处理事情不合律令，监察官司应当依法弹劾其违失，不得任意开合变更，以破坏已经完成的制度。按照法律办事大概只是粗浅的方法，并非玄妙的大道，不过是割截人情、使之符合成法罢了。如果每次都顺随事物人情而改变法制，这就是用人情破坏法律。法律不统一，就叫作门类过多；它会打开请托私情的道路，扩大私下请求的端绪，这不是先王立法的本意。凡是提出驳议的人，如果要违背律令、节度，就应当援引经典、传记以及前代同类故事，不得任凭个人感情来破坏成法。”

译臣愚见认为，应当命令录事重新制定条文制度。凡是提出议论的人，都应当援引律令、经典和传记，不得只凭感情发言而没有依据，以免损害旧典。如果要随着情况开合变通、用权宜之道制裁事物，这是君主才可以实行的，不是臣下所应专擅使用的。主管官员只应援引条文、依据法律，以事实作出裁断而已。” 当时元帝因权宜而办事，尚且不能完全采纳这项意见。河东人卫展任晋王大理时，考察并摘举旧事中不合人情的规定，又上书说：“如今施行的诏书，有考打儿子而使父亲承担死刑的，也有鞭打父母来审问儿子所在的。近来主管官员所称的《庚寅诏书》规定：全家逃亡，家长斩首。如果家长确实是逃亡的主谋，斩首虽然重，还可以说得过去；假如子孙犯事，却考打祖父，子孙逃亡，却让父祖承受残酷刑罚，这类情况很多。亲属相互隐瞒的道义一旦离散，君臣之义就会废弃；君臣之义废弃，犯上作乱的奸心就会产生。秦朝法网严密、文法峻急；汉朝兴起后，扫除繁琐苛刻，风气转移、习俗改变，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大人革新朝政，不能不荡除污秽隐弊，疏通阻滞。如今诏书中应当删除的很多，其中有些适合当今，应当写成正式条文，这样法律就会较为简明易行。”元帝下令说：“礼乐不兴，刑罚就不会适当，所以明确刑罚、整饬法律，是先王谨慎对待的事情。自元康以来，事故接连发生，法律禁令越来越漫无边际。大理所上奏的这些问题，应当在朝堂会议，删除诏书中不能施用的部分；这是朕愿意虚心听取的意见。” 元帝即位后，卫展任廷尉，又上书说：“古代施行肉刑，事情经过前代圣人制定；汉文帝废除肉刑，却增加了死刑。如今人口凋残荒疏，百姓十不存一，而刑法又严峻沉重，这不符合越王勾践养胎育民的道理。臣愚见认为，应当恢复古制施行肉刑，以弘扬太平教化。”皇帝下诏令朝廷内外共同议论。于是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议论说：“肉刑的典制，由来已久。它起源于上古，延续到夏、商、周三代，圣哲明王从未改变过，难道是汉文帝一人所能永久改变的吗！当时萧何、曹参已经去世，绛侯周勃、灌婴之流不能纠正其中的道理。到了班固深入讨论此事，认为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是杀人。又因为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在上面放纵罪恶，死刑在下面使人怨恨，轻重失当，所以刑政不适当。况且考察先王创制刑罚，并不是因为过分愤怒，也不是为了残害人，而是为了救治奸邪、使罪刑相当。如今盗贼窃取他人财物，淫乱者贪恋他人妻女，逃亡者躲避叛逃之役，这些行为都没有直接杀人，却给他们加上死刑。施刑本来就可以制止，却又加以斩杀，杀戮超过了罪行；人死不能复生，这种暴虐每年以巨大的数字增加。这正是仁人君子不忍听闻的事情，何况还要把它施用于政事呢！如果迷惑于肉刑的名称而不考察实际，厌恶让人受生刑却反而促使他们死亡，就像害怕水而投身船中、为了避开坑洼却跳进井里，连愚夫都不如，这样的政事还有什么可取呢！如今大晋中兴，应当遵循并恢复古代典制，一概依照旧章，重新启用千年以来被搁置的义理，拯救百姓中残存的民众，使废弃的皇朝典章重新存在，使将死的百姓获得新生；让至高的义理在三代之间畅行，使遗留下来的风教传播到百世之后；使死者再生、枯骨复荣，恩惠与天地造化相等，岂不是美善吗！迷惑的人却说，死刑尚且不能惩罚，何况肉刑呢？然而人是昏昧的，尤其愚钝；即使加以斩杀，转眼化为灰土，死亡的事情一天天过去，活着的欲望却一天天存在，并不会因此改变。如果把肉刑施于市朝，使人早晚都能看到并引以为戒，受刑者歌咏它作为作恶者永久的痛苦，恶人看见残缺肢体而终身废弃，就足以使人恐惧。由此才知道先王用较轻的刑罚来控制人，以公开的警诫来惩治愚人，其中的道理是多么深远。”},{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人议论说：“圣上哀悼战乱残破之后遗留下来的百姓，痛惜触犯死罪的人太多，想实行刖刑来代替死刑，使犯死罪的人能够保全性命。这样一来，天下都蒙受重获新生的恩泽，百姓一定会感念恩德而重新接受教化。如今中兴之后国运昌盛，大命焕然一新，确实应当制定宽缓的法律来养育百姓。然而恐怕群小之人愚昧蒙蔽，只习惯并玩弄自己所见的旧法，而忽视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或许还不能完全服从。臣愚以为，施刑之时，应先明确申明法令：愿意受刖刑的，就施刖刑；甘愿受死的，就处死。这样他们的心一定会服服帖帖。古代法典规定，刑罚不加于大夫；如今士人有犯罪的，臣认为应当依旧例处理，不列入刑罚条例，这样宽严进退才算适宜。” 尚书顗、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人议论说：“恢复肉刑来代替死刑，确实是圣王极大的德行和哀怜体恤之心。然而臣私下认为，刑罚的轻重，应当随着时势制定。世人犯罪少而容易威服，就应当从轻处罚、加以宽宥；世人犯罪多而难以威服，就应当改变刑罚来救济时弊。肉刑适用于太平之世，不是挽救当前弊病的办法。如今圣明教化刚刚开始，人们还残留许多奸邪，习惯作恶的人，违法行恶尚未停止；斩头、绞颈尚且不能禁止他们，却反而再截断脚、割掉鼻子，减轻刑罚，使想作恶的人轻易触犯宽刑，犯罪的人更加增多。这就是表面上减轻刑罚，实际上诱使人犯罪；残害人的身体，反而使痛苦更加惨烈。过去那些因为畏惧死刑而成为善人的人，如今都去触犯较轻的刑罚而残毁身体；一向畏惧重刑的普通人，反而因为触犯轻刑而被囚禁。这同把普通人截足施刖、反说是施恩行仁有什么不同呢？受刑的人会越来越多，作奸犯科的人也会日益增多，鞋价上涨而鞋子变得便宜，有鼻子的人反而成了丑陋之人。这样只是徒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开启了滋长恶行的根源。不如用杀戮来制止杀戮，以重刑来保全轻刑，暂且权宜停止肉刑。等到圣明教化逐渐显著、百姓容易威服的时候，再慢慢施行。” 众臣议论上奏后，元帝仍想采纳展所上奏的意见。大将军王敦认为：“百姓的习俗已经形成很久，忽然又恢复肉刑，远近的人一定会惊骇。况且叛逆的敌寇还没有消灭，不宜让天下听到残酷惨烈的声名。”于是元帝便停止了这件事。咸康年间，庾冰喜欢纠察过失，做得近于繁琐细密；后来又更加矫枉过正，重新变得宽纵，刑法的疏密全凭个人意愿，律令也就没有作用了。

译到了安帝元兴末年，桓玄辅佐执政，又议论想恢复斩断左右脚趾的肉刑，用来减轻死刑，于是命百官议论此事。蔡廓上奏议论说：“建立国家、制定法律，弘扬教化、和谐治理，必定要随时势制定制度，使德治与刑罚并用。用长久不变的正道防止邪恶，用教化和禁令约束轻慢；如洒下甘露使恩泽流布，如施加严霜使人肃然畏惧。即使质朴与文饰交替施用，这一道理也从未改变。肉刑的设置，起源于贤哲的君王。大概因为上古风俗淳厚，人们大多敦厚谨慎；图像陈列出来，奸巧的心思就会立即收敛；受刑的人走在道路上，放纵不法的人就会改变操守。所以当时能够战胜残暴、废止杀戮，使教化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到了末世，风俗浇薄虚伪，法网设置得越来越严密，追逐利益、投机取巧的心思日益滋长，知耻畏惧的感情反而越来越少。终身从事繁重劳役，尚且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奸邪，何况刺面、割鼻，又怎能使人返回善道？这只是徒然造成酸楚惨痛的声势，并没有补救风俗的益处。至于弃市的条文，实际上并不是不可赦免的罪；事情并非亲手杀人，却在审理时与杀人罪同样定罪，轻重一律处罚，减刑降等的途径也被堵塞，因此钟陈曾据此抗言，元皇也因此存有怜悯之心。如今英明的辅政者辅佐赞助朝政，道德功业可比伊尹、周公，实在应当明慎地使用刑罚，爱护百姓并广加养育，申明哀怜体恤之意以革除滥刑，把死刑移用于肢体刑罚，保全性命这一最高的价值，使人口繁衍、国家长久发展于将来。” 但孔琳之的意见不同，他采用了王朗、夏侯玄的主张。当时舆论大多赞同孔琳之，因此这项建议最终没有实行。列传第一 后妃上：宣穆张皇后、景怀夏侯皇后、景献羊皇后、文明王皇后、武元杨皇后、武悼杨皇后、左贵嫔、胡贵嫔、诸葛夫人、惠贾皇后、惠羊皇后、谢 夫人、怀王皇太后、元夏侯太妃。天地定位，男女由此生成，夫妻的道义大体相同，但尊卑贵贱的名分却有等级差别。至于皇后配合皇帝，和皇帝共同居于紫微宫，就像玉床与后妃星相连接，也如同金波与羲璧相合。自远古以来，这称为元妃；到了后世，才称为王后。四位妃子并列，光耀于帝喾的宫廷；两位妃子一同降嫁，事迹记载于有虞氏的典章。夏、商以前六宫的制度，详细情形已经无法听闻。周、汉以来五翟之制，大致还可以说一说。《周礼》规定，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此主持君王的内政。所以《婚义》说：‘天子与后，就像太阳与月亮、阴与阳一样。’由此说来，这种制度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因此，后妃能够成为天下的母仪，辅助宣扬王道教化；她们的德行与大地承载万物相当，可比拟大地的根本。宗庙享用她们进献的祭品，天地也等待阴阳交泰。因此贤明的君王留下典章，尤其重视‘造舟’的婚礼；《诗经》的作者立言，也首先赞美《葛覃》所说的后妃教诫。后妃以烛光照明，是为了节制私下宴乐；内宫音乐减少声响，是为了约束仪容举止。端正开端、确立根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至于婚聘纳妃有一定制度，防范约束合乎礼仪，庄重地维护尊贵仪态并修养妇德，体现柔顺的规范并弘扬六义，使后妃的阴德教化遍及宫闱，美善的声誉传播于四方。这样，玄云进入门户，上帝便赐下母亲孕育后代的祥瑞；黄神降下征兆，坤灵赞助寿丘的祥瑞之道，最终就能使帝王的基业长久，子孙后代昌盛。至于后妃配偶皇帝而失去约束，凭借上天降下灾祸，在闺房床席之间颠倒衣裳，在月初月末因淫乱而感应灾异，那么龙涎结成祸端，周王朝就覆灭而化为禾黍；燕尾造成灾祸，强盛的汉朝也坠落，连枌榆社坛都毁坏了。自曹魏、刘汉以来，后宫主位往往凭容色升迁，甄氏、卫氏之家得到荣宠，也不是因为德行被选拔。她们本性淫乱荒诞，蔑视西郊的礼仪容止；又以柔媚婉转的言辞，形成南国女子的奇异姿态。邪曲的请谒因此从外廷进入，污秽的德行也由此在内宫传播。椒房宫中传播了晨牝专权的风气，兰殿里断绝了《关雎》般的和谐声音。长久回顾彤史，大练所象征的后妃典范更加衰微；遥望青蒲，脱珥所代表的谦让之道也衰替

译了。晋承接了这种末流，随着世道的盛衰而变化。宣皇帝创立基业，功业宏大而道德有所屈损；穆皇后有一项善行，功绩可与十位乱世贤臣相比。到了世祖，才开始亲自选取良家女子；不久皇帝却收起纨扇，亲自实行请托之事。皇后采纳长白之女，确实显露了嫉妒之情；贾氏纳用短青之女，最终走上了覆亡的道路。前代得失的遗迹，清楚地保存在绨缃典籍中；国家兴亡的缘由，前后道理完全一致。因此列举这些本来事实，作为《后妃传》。宣穆张皇后，名春华，是河内郡平皋县人。父亲张汪，任魏国粟邑令；母亲是河内山氏，司徒山涛的堂姑。皇后年轻时便有德行，才智见识超过常人，生下景帝、文帝、平原王司马干和南阳公主。宣帝当初推辞魏武帝的任命，借口说自己患有风痹；有一次晒书，突然下起暴雨，他不知不觉亲自起身收书。家中只有一个婢女看见了这件事，皇后害怕事情泄露而招来灾祸，于是亲手杀死婢女灭口，并亲自烧火做饭。宣帝因此更加看重她。后来柏夫人受到宠爱，皇后很少能够进宫见到宣帝。宣帝曾经卧病，皇后前去探视。宣帝说：‘老东西真令人厌恶，何必还出来呢！’皇后羞惭愤恨，不肯吃饭，几个儿子也不吃饭。宣帝惊慌起来，向她道歉，她才停止绝食。宣帝退下后对人说：‘老东西不值得怜惜，我只是担心会使我的好儿子们困顿罢了！’魏正始八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葬在洛阳高原陵，追赠为广平县君。咸熙元年，追尊谥号为宣穆妃。到武帝接受禅让即位后，又追尊为皇后。景怀夏侯皇后，名徽，字媛容，是沛国谯县人。父亲夏侯尚，任魏国征南大将军；母亲曹氏，是魏国德阳乡主。皇后平素很有见识和风度，宣帝每有作为，必定预先与她筹划。魏明帝在位时，宣帝身居上将的重任，几个儿子也都有雄才大略。皇后知道宣帝不是完全忠于魏国的臣子，而皇后又是魏氏的外甥女，宣帝因此深深忌惮她。青龙二年，宣帝便用鸩毒使她去世，时年二十四岁，葬于峻平陵。武帝即位后，起初没有追尊她，弘训太后多次把这件事提出来，泰始二年才开始给她追加谥号。皇后没有儿子，生有五个女儿。景献羊皇后，名徽瑜，是泰山郡南城县人。父亲羊[A155]，任上党太守；皇后的母亲是陈留蔡氏，为汉代左中郎将蔡邕之女。皇后聪慧敏捷，有才华并且品行高尚。景怀皇后去世后，景帝又娶镇北将军濮阳吴质的女儿，但后来将她黜退；景帝再次纳娶羊氏为后，却没有生育儿子。武帝接受禅让即位后，羊氏居住在弘训宫，号为弘训太后。泰始九年，追赠蔡氏为济阳县君，谥号为穆。咸宁四年，太后去世，时年六十五岁，附葬于峻平陵。文明王皇后，名元姬，是东海郡郯县人。父亲王肃，任魏国中领军，封兰陵侯。皇后八岁时，诵读《诗经》和《论语》，尤其精通丧服制度。凡是文章义理，只要亲眼看过一次，就一定牢记于心。九岁时，母亲生病，她扶持侍奉在母亲身边，久久不曾离开，衣带也不解。她常常事先揣摩母亲的心意、察知母亲的意旨，行动总能合乎母亲的需要。因此父母让她代为管理家事，她每次都能把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祖父王朗非常喜爱并惊异于她，说：‘振兴我王家的，一定是这个女儿，可惜她不是男儿！’她十二岁时，王朗去世。皇后悲哀哭泣，完全出于自然，她的父亲因此更加敬重并惊异于她。成年行笄礼后，嫁给文帝，生下武帝以及辽东悼王定国、齐献王攸、城阳哀王兆、广汉殇王广德和京兆公主。皇后侍奉公婆，完全尽到妇人的道义；她谦逊自持，对下人和善，后宫嫔御各有秩序。后来居父丧时，身体瘦弱得连衣服都承受不起，说话时总是言语和眼泪一同流下。当时钟会因才能而被任用，皇后常对文帝说：‘钟会见利忘义，喜欢制造事端，宠信超过限度必然作乱，不可以委以重任。’钟会后来果然谋反。武帝接受禅让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宫名为崇化宫。起初设置宫卿，慎重选择任职人选：任太常诸葛绪为卫尉，太仆刘原仍为太仆，宗正曹楷为少府。后来她虽身居尊位，却不忘平素的操守，亲自从事纺织，器物服饰不加文饰，穿用洗涤过的衣服，饮食也不兼用多种滋味。她又敦

译厚亲睦九族，关怀天下万物，说话必合典礼，潜移默化而不施行强制教化。

译武帝因为皇太后的母亲羊氏还没有尊崇的谥号，泰始三年下诏说：“从前汉文帝追尊母亲为灵文之号，汉武帝、汉宣帝分别封其外家为平原、博平侯，这些都是为了奉行尊敬尊长的礼意，扩大亲爱亲属的恩德。因此，故卫将军、兰陵景侯的夫人羊氏，内含文德，秉性柔顺，仁爱德行纯厚完备；在内承继世代贵族的门第，出嫁成为大国夫人，遵行妇人三从之道，一切合乎礼法，没有违背。后来接连遭逢不幸，屡次丧失继承宗统的子嗣，却抚养众多后代，终于成就了家业。她母仪天下的教化，光耀于国家和宗族；生育并启发圣明之君，使福祚流布万国，却早早去世，没有享受到美好的恩宠。皇太后孝思深切，永远追慕母亲而无穷尽。我感念她留下的训诫，追怀远亲而悲伤。应当封夫人为县君，依照她的德行议定谥号，主管官员详细依照旧典办理。”于是派遣使者持节、谒者何融追尊谥号为平阳靖君。泰始四年，皇太后去世，享年五十二岁，与武帝合葬于崇阳陵。将要迁葬附葬时，武帝亲自写下皇太后的德行，命史官撰写哀策文说：光明圣善的先皇后，兴盛了我们的晋朝。美好的声誉和德行，辅佐先皇。德行远播，谋略宏大，成就了伟业；把福庆留给孤弱的幼主，保全了祖业。希望凭借她的遗德重新得到顾念，长享寿考。却突然远逝，抛下我去世得为何这样早！深沉的悲哀无处诉说，怎能向苍天申诉。呜呼，悲哀啊！最初天地生育人民，为他们建立安宁幸福。上天迁降明德，眷顾我的先皇；上天为他立下贤配，使我的皇祖更加光耀。她建立国家，成为皇帝的匹配，美好的德音无穷无尽。可怜我遭逢不幸，上天重重降下灾祸；如同太阳落入《明夷》之象，中年便遭丧亡。我孤苦地处在忧患中，永远怀念而悲痛摧伤。追寻她光明的德行，肃穆美好而没有止息。海岱之间降下灵秀，世世承受众多福祉；永远赐福于后代，深厚地生下文德之母。她天生承受纯正和善之性，容貌举止美好谨慎；质朴正直而不改变，身体力行孝顺友爱。《诗经》《尚书》是她所喜爱，礼仪典籍是她所遵循。三从之道没有违背，主持家中饮食事务也十分妥当。追念先皇后，她崇尚勤劳谦逊。最初还在娘家时，就竭尽力量奉养父母；嫁入大国后，辅佐皇室基业。她使后宫安静、教化兴盛，帝王事业因此创立；对内整治嫔妃宫人，对外协调当时的声望。履行信义，安处顺道，德行和畅。勤勉谨慎而不荒废，辛劳而能谦让。崇尚节俭，抑制华靡，推行谦冲朴素。虽然享有崇高地位，却还没有享尽欢乐。为何竟抛弃我们？我今后将仰望谁呢？唉，我遭逢不幸，重大灾祸接连而来。皇考去世刚刚超过三年，我仰赖奉养慈亲，希望不再有后患。凶灾却接连聚集，我究竟有什么罪过而遭受上天如此对待？呜呼，悲哀啊！” 灵车清早出发，在宫中设置祖祭。辒辌车转动着车轴，既然逝去便无法追回。悲哀啊，皇妣，永远隐藏了神灵的光辉。我上前攀扶梓宫，回头牵引白色旗帜。悲痛徘徊到了极点，又能向谁诉说、依靠谁呢？把哀情写在赠行的策文中，以舒解悲伤。希望神灵或许还能听见，顾念我这个孤儿遗子。呜呼，悲哀啊！此后武帝追思悲慕不止，又下诏说：“外曾祖母、故司徒王郎的夫人杨氏，是舅氏的尊长；郑氏、刘氏两位从母，都是我先后得到的至爱。每当想到她们圣善的德行，便更加亲睦并谨守遗训；对舅家的感念，永远怀念也无法报答。应封杨夫人及两位从母为乡君，食邑各五百户。”太康七年，追赠继祖母夏侯氏为荥阳乡君。武帝杨皇后，名艳，字琼芝，是弘农郡华阴县人。父亲杨文宗，事迹见《外戚传》。母亲天水赵氏，早年去世。杨艳寄居舅舅家，舅母仁慈疼爱，亲自给她哺乳抚养，却让别人给自己的儿子喂奶。她长大后，又跟随继母段氏，寄居在段氏家中。杨艳年少时聪明慧黠，擅长书法，姿态容貌美丽，熟悉女工。有位善于相面的人曾为她相面，说她将极其显贵，文帝听说后便为世子聘娶她。她深受宠爱，生下毗陵悼王司马轨、惠帝、秦献王司马柬，以及平阳、新丰、阳平三位公主。武帝即位后，立她为皇后。有司上奏，建议依照汉代旧例，皇后、太子各食汤沐邑四十县，但武帝认为这不是古代典制，不予批准。杨皇后追念舅家的恩德，便使赵俊显贵任官，又把赵俊哥哥赵虞的女儿赵粲纳入后宫为夫人。武帝认为皇太子不能胜任继承大统，私下把这件事告诉皇后。皇后说：“立嫡子要依长幼而不是依贤能，怎么可以动摇呢？”起初，贾充的妻子郭氏行贿皇后，请求让自己的女儿做太子妃。到了议定太子婚事时，武帝想娶卫瓘的女儿。皇后却极力称赞贾后有美好的德行，又秘密让太子太傅荀顗进言，武帝才听从了她的意见。泰始年间，武帝广泛选取良家女子充入后宫，先下书禁止天下嫁娶，又让宦官乘坐使者车，配备骑卒，驿传驰行各州郡，召集入选女子供皇后挑选。皇后性情嫉妒，只选取皮肤洁白、身材高大的人，其中容貌端正美丽的反而都没有留下。当时卞籓的女儿姿色很美，武帝用扇子遮着脸对皇后说：“卞氏的女儿很好。”皇后说：“卞籓家三代都是后族，他的女儿不能屈居低下的位次。”武帝于是作罢。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等人的女儿，以及世族子女，都充列三夫人、九嫔的等级。司州、冀州、兖州、豫州四州二千石官员和将吏家的女儿，则补入良人以下的等级。名门大族的女儿，多故意穿破衣服、显出憔悴容貌来躲避选入后宫。皇后病重时，见武帝平日宠幸胡夫人，担心武帝会立胡夫人为皇后，又忧虑太子的地位不安。临死前，她枕着武帝的膝说：“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字男胤，品德容貌都很好，希望陛下让她充入六宫。”说着便悲伤哭泣，武帝流泪答应了她。泰始十年，皇后在明光殿去世，临死时头枕着武帝的膝，享年三十七岁。诏书说：“皇后侍奉先皇后，常希望能够始终长久奉事宗庙；不料一旦去世，使我痛惜悲伤。我常常因为早年丧失双亲，对家门亲情格外看重。她又有意改葬父祖，只是近来我致力于崇尚俭约，所以她起初没有开口；最近临终前才说起此意，我也很怜悯她。让领前军将军杨骏等自行斟酌改葬的适宜办法，到时候由主管官员供给葬事所需。追赠她的母亲赵氏为县君，继母段氏为乡君。

译《论语》不是说过吗：‘谨慎办理丧事，追念远代祖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敦厚。’ 况且如果死者有知，也许还会因此感到欣慰。”于是有司占卜吉日，墓穴安葬的日期确定下来，便命史官撰写哀策，叙述哀思。文辞说：天地配合而有秩序，成就阴阳两仪的化育。君王建立家室，道理就在夫妻相配。姜嫄辅佐帝喾，娥皇、女英使虞舜兴盛。仰慕古代，希望也能遵循她们的规范。如今为什么不是这样？天命过早地损毁了。呜呼，悲哀啊！我承受天命，统治天下。后宫正位，实在有赖嫔妃的辅佐。上天造就的婚配，迅速带来吉祥；河岳降下灵气，开启华阳的福祚。世代繁盛昌大，朱绂光彩辉煌。继承女德，所受天命广大；前来辅翼家国，始终遵守法度。不断发扬后宫教化，德声显扬。昔日我的先母，光辉美德昭著；皇后承继前人的训诫，奉行并发扬遗留下来的芳德。应当继承美善的声誉，承接次序而不荒废。为什么竟遭逢不幸，背弃人世而陨亡？望向齐地的陵墓却无人主持祭祀，长久离开了宗庙祭享。追思永远悲悼，天下都为之摧伤。呜呼，悲哀啊！陵墓已经下葬，将要迁往幽冥之地。夜里陈设仪仗，清早驾车，元妃就要启程。宫闱中停止一切声响，庭院里空虚寂静。设置祖祭，铺陈绋带，告祭后启程。身穿翚衣、褕衣和狄衣，以象征性的容车寄托皇后的仪容。金路昏暗，衣裳和帷帐都不再舒展。千辆车马震动着车轴，六匹骏马徘徊不前。铭旌竖立为表，画有翣羽的柳车旗帜铺展开来。同行车辆整齐，众多送葬队伍高高列行。谁能不怀念她？悲哀感染了所有人。祈求神灵安宁，卜定幽宅使遗体安适。墓中用土室和陶簋，遵循齐国旧制而完成。依照礼制记载谥号，声名传遍八方。虽然离开了明光殿，也归于皇姑之旁。死去而不朽，世代德行成为后人的法则。呜呼，悲哀啊！于是葬在峻阳陵。武悼杨皇后，名芷，字季兰，小字男胤，是元皇后的堂妹。父亲杨骏，另有传记。咸宁二年立为皇后。她婉顺贤淑，具有妇德，容貌美丽映照椒房宫，深受宠爱。生下渤海殇王，但他早夭，于是没有留下儿子。太康九年，皇后率领内外夫人、命妇亲自到西郊采桑，赏赐各有等级。太子妃贾氏嫉妒，武帝准备废掉她。皇后对武帝说：“贾公闾对国家有功，即使这样也应当宽宥他数代；贾妃亲自是他的女儿，不过是有些嫉妒，不能因为一次过失就掩盖她父亲的大德。”皇后又多次严厉告诫贾妃，贾妃不知道皇后是在帮助自己，反而因此产生怨恨，认为皇后在武帝面前诬陷她，愤怒怨恨更加深重。武帝去世后，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贾后凶暴悖逆，忌惮皇后的父亲杨骏掌握权力，于是诬陷杨骏谋乱，让楚王司马玮和东安王司马繇假称诏命诛杀杨骏。宫内外被隔绝，皇后把文字写在帛上，射到城外，说‘救太傅的人有赏’；贾后于是公开宣称太后也参与谋逆。杨骏死后，诏令让后军将军荀悝把皇后送到永宁宫。特意保全皇后母亲高都君庞氏的性命，允许她到永宁宫与皇后居住。贾后暗示群臣和有关官员上奏说：“皇太后暗中逐渐策划奸谋，图谋危害国家，飞箭传书，招募将士，与同恶之人互相助成，自取灭亡。鲁侯杀绝文姜，是《春秋》所认可的，因为这样可以奉顺祖宗，使天下任用至公之道。陛下虽然怀有无穷的亲情，臣下却不敢奉行这道诏令。可以宣召王公到朝堂会议。”诏书说：“这是大事，再详细审议。”有司又上奏：“杨骏凭借外戚的资历，担任冢宰之职；陛下既居谅闇之中，把重大权力交给他，他却暗中图谋凶逆，布置培植私党。皇太后在宫内与他互为脣齿，协同逆谋。祸乱已经显露，她还违抗诏命，凭借兵力对抗、倚仗众人，在宫省中大肆杀戮，又传书招募众人，以奖赏凶党；上背祖宗神灵，下断绝亿万百姓的希望。昔日文姜参与乱事，被《春秋》贬斥；吕氏宗族叛逆暴戾，吕后也被降黜配享。应当废皇太后为峻阳庶人。”中书监张华等认为：“太后并没有得罪先帝，如今只是因为党附恶人和亲属，不能成为圣明时代的母后。应依照孝成皇帝赵皇后的旧例，称为武帝皇后，安置在离宫，以保全她贵为皇后的终养恩德。” 尚书令、下邳王司马晃等人议论说：“皇太后与杨骏暗中谋划，想要危害国家，不能再奉事宗庙、配享先帝。应当贬降尊号，废黜并送往金墉城。”于是有司上奏：“请依从司马晃等人的意见，废太后为庶人。派使者以太牢到郊庙告祭，以奉行祖宗的命令，符合万国的希望。至于各项供奉，可以顺从圣上的恩意，务必给予丰厚待遇。”诏书不准许。有司又坚决请求，武帝才答应。又上奏：“杨骏制造叛乱，家属本应诛杀；诏令赦免其妻庞氏的性命，是为了安慰太后的心。现在太后已经被废为庶人，请把庞氏交给廷尉执行刑罚。”诏书说：“允许庞氏与庶人相随。”有司迎合贾后的旨意，坚决请求，武帝才听从。庞氏临刑时，太后抱着她哭喊，割断头发，叩头，上表给贾后自称妾，请求保全母亲的性命，却没有得到理会。起初太后还有十多个侍御，贾后夺去他们，又断绝她的饮食，太后于是去世，享年三十四岁，在位十五年。贾后又相信妖巫，说太后一定会向先帝诉说冤屈，于是把棺材倒置入殡，并在上面施放厌劾符书和药物。永嘉元年，恢复太后的尊号，另立庙宇，但神主不与武帝合祀。到成帝咸康七年，下诏让内外群臣详细议论。卫将军虞潭议论说：“世祖武皇帝光照四海，元皇后顺应乾道成为他的配偶。元后去世后，悼后继而立为皇后；后来杨骏肆行逆乱，灾祸牵连到天母。孝怀皇帝追复她的尊号和谥号，难道不是因为鲧被诛杀而禹得以兴起，表明大义在于不能废替吗？又太宁二年，臣任宗正，帝王谱牒被废弃，没有可以遵循查考的依据。当时广泛询问旧臣，以确定昭穆次序；我与故骠骑将军华恒、尚书荀崧、侍中荀邃根据旧谱共同议论，编次整理，尊号的重要事项完全没有改变。如今圣上孝思深切，恭敬严肃地奉行祭祀，又询问群臣，准备恢复确定大礼。我私下详细考察，看到惠皇帝《起居注》和群臣的议奏，都列举杨骏谋逆、危害国家之事，引用鲁国文姜、汉朝吕后的事例。我私下认为，文姜虽然是鲁庄公的母亲，实际上却成为父亲的仇人；吕后宠信扶植外戚，几乎危害刘氏。按照这些情况，这两件事都与今日不同。过去汉章帝窦后杀害和帝的母亲，和帝即位后把窦氏一族全部诛杀。当时议论者想贬黜窦后，等窦后去世，又想不按礼制安葬她。”

译和帝因为奉养侍奉窦后已经十年，按义理不能违背；臣子侍奉君亲的原则，是务必从厚办理，所以仁明的声誉显扬于前代。我又看到故尚书仆射裴頠议论悼后的旧事，说继母即使被废出宫，追服的丧礼也不应改变。因此孝怀皇帝尊崇她的尊号和谥号，将她迁葬于峻陵。这就使母子之道得以保全，同时革除了废黜之事。当时只在弘训宫祭祀，没有进入太庙，大概是事情没有办完，而不是合乎正统义典。如果认为悼后恢复皇后之位是适宜的，就应当让她配享世祖；如果认为恢复她的地位不对，那么谱牒和谥号就应当缺载；从未有正位皇后而只在偏殿另行祭祀的道理。如果认为孝怀皇帝只是私自尊崇母子之情，特意为她立庙，那么这只是偏重私情而损害国家典制；如此一来，国谱中的帝王名讳都应删除，不仅不能让她与世祖同享太庙祭祀。”会稽王司马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尚书谢广、光禄勋留擢、丹杨尹殷融、护军将军冯怀、散骑常侍邓逸等都赞同虞潭的意见，于是太后配享武帝。左贵嫔，名芬。她的哥哥是左思，另有传记。左芬年少时喜爱学习，擅长撰写文章，名声仅次于左思。武帝听说后，便把她纳入后宫。泰始八年，授官为修仪。她奉诏写《愁思之文》，于是作《离思赋》说：我出生在蓬草编成的简陋门户旁，不曾闲暇学习文章典籍。没有见过图画中精妙的形象，也没有听闻先哲的典章谋略。既愚昧鄙陋而见识浅少，却错误地厕身于紫宫之中。这里不是草野苗民所处的地方，我始终惊惧戒惕而忧愁。怀抱思念仰慕之情而悲痛，又兼有对始终万事的忧虑。可叹隐忧深深积聚，独自郁结而无处诉说。心情惨淡昏乱而无聊，思绪缠绵，反而更加思念。夜里心神不宁而不能入睡，魂魄恍惚直到天明。风声萧瑟从四面吹起，白霜皑皑依附庭院。太阳昏暗无光，寒气凛冽而清冷。心怀愁苦而多有感触，只忧虑眼泪自行流下。从前伯瑜温柔可爱，常穿彩衣来使父母欢娱。如今悲悼彼此隔绝，突然与家人如参星商星般永远分离。难道相隔真的很远吗？其实还不到几丈。只是宫禁清幽严密，想要瞻望却没有机会。仰望流云而抽泣，眼泪飞流沾湿衣巾。想到屈原的悲哀感慨，感叹离别令人悲伤。那城阙中作诗的人，也不过借太阳来比喻月亮。何况骨肉至亲彼此相连，如今却永远遥远地相隔。长久含着哀痛、怀抱忧伤，仰望苍天哭得如同泣血。尾声说：骨肉至亲，竟化为陌生之人，永远长久地离别。惨痛悲怆，愁苦悲伤，只能在梦中盼望魂魄归来，见到所思念的人。惊醒后放声号哭，内心无法自我排遣，眼泪不断流淌。提笔抒发感情，眼泪更加零落，把这些哀情诉说在这首诗中。后来她成为贵嫔，容貌并不美丽，也没有受到宠爱，但因才华德行而得到礼遇。她身体瘦弱、多有疾病，常住在简陋的宫室。武帝每次游览华林园，总是掉转车驾经过她那里。谈到文章义理时，她应答文辞清丽华美，左右侍从听了无不称赞。元皇后杨氏去世时，左芬进献诔文说：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日，晋元皇后杨氏去世，呜呼，悲哀啊！从前有莘氏女子嫁给殷，姜氏、姒氏女子归于周，宣扬德行于宫中，美好的声誉长久流传。樊姬、卫姬二位夫人匡正齐国、辅佐楚国；马氏、邓氏两位妃嫔也辅佐汉朝君主。巍峨的元皇后，成为晋室光耀的嫔妃，与圣皇相匹配，足以比踪古代贤后。却遭逢天命不长，离开阳世而归于阴间。六宫放声痛哭，四海人心悲恸。我这个鄙陋的妾，蒙受皇后的恩德尤其深厚。追慕古代三良，甘愿以身相随而死。还用什么来寄托思念？唯有不忘她的德音。还用什么来记述她？只能把感情寄托在文辞笔墨之中。于是作诔文说：显赫光明的元皇后，出自杨氏家族。世代乘朱轮车，光耀华阳。唯有高山降下神灵，显现这样的吉祥征兆；深厚地生育出英秀的女子，具有美善而显赫的光辉。她内含灵秀，掌握文德，与众多姜姓贤女不同。性情如春日般和畅，操守如秋霜般严厉。疾恶所当疾恶，敦行义理之正道。完全遵循妇德四教，不懈怠，不荒废。德行周遍六亲，美好声誉显扬。显扬在哪里？使京城王室安善。于是聘娶纳入，成为圣皇的嫔妃。正居闺门之中，以德行为根本。佩玉鸣响有节度，言语发出有章法。仰观列女图像，俯览典籍篇章；询问女史，查考竹帛记载。思念并取悦皇姑，早晚都恭敬虔诚。确实调理好宫中饮食，办理事务恭敬谨慎。在礼法上勤劳，在恭敬上勤谨。即使说她齐圣完美，她的德行也每天更新。所谓日新，就是能够广泛弘扬仁德。她始终温和而且仁惠，是皇帝的妹妹。她治理整顿六宫，没有不周遍包容的地方。群妾都仰望她，就像众星仰望北辰。春天已经到来，斑鸠鸣叫报告时令；她亲自拿着桑钩，率先带领媵妾。修整蚕簇，分开蚕茧，整理蚕丝；察看女工，制作祭服。恭敬奉祀宗庙，永远表达孝思。六行之德，她没有不履行的。皇英辅佐舜，涂山氏辅佐禹；卫姬、樊姬辅佐两位霸主。光明圣善的皇后，在不同的时代也与她们遵循同样的规范。她也能治理政事，谋划涉及国家府库。对内施行后宫教化，对外辅佐朝廷政治；周密协调众正之士，早晚勤勉不懈。恩德随风传扬，恩泽随雨播散；宫内宫外都得到福祉，远近之人都歌咏赞美。上天赐予贞正吉祥，使国家昌盛繁衍。各种庆典接连而来，养育圣明贤能之人。她的教诲超过妊、姒，她的训导胜过姜嫄。堂堂太子，是国家的根本。济济一堂的南阳宗室，成为屏障和藩篱；皇室本支繁茂，四海都受到庇护。若没有这位皇妣，谁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她的聪明源自乾道，她的圣德确实诚笃。积善之家，五福一齐降临。她本应享有高寿，不应陨落倾覆，如彭祖那样长寿，如老聃那样高龄。为什么竟遭逢不幸，在这里降下灾祸？疾病缠绵不愈，醒着睡着都不得安康。巫咸施展法术，和、鹊进献医方；祈祷没有应验，服药也没有疗效。形体和精神将要分离，时而昏沉，时而错乱。突然去世，精气消散，光辉泯灭。悲哀啊，太子和南阳王，攀扶灵柩而不能入睡，捶胸顿足，悲痛摧伤。呜呼，悲哀啊！整个后宫放声号哭，天下震惊。奔来的人挤满道路，前来吊丧的人堵塞庭院；悲号震天，眼泪如雨而下。抽泣不止，就像失去了亲生父母。皇帝和皇后，从前同甘共苦。曾在平民居处并翼而居，也曾在紫阁中双双飞行。悼念皇后、哀伤皇后，早早便让她进入墓穴。说到这里，眼泪便纷纷落下。追念我们的皇后，她实在聪明而有智慧，通晓自然性命，明白俭约节制。送终的礼制，比照前代的简朴。随葬品没有珍宝，口中含物也没有明珠。她的光辉隐没在梓宫中，永远背离了光明世界。臣妾一同哀号，也一同陷入断绝般的悲痛。庭院宫室停止声响，幽暗的墓室更加阴沉。空空设置帷帐，虚虚放置衣衾。人们也说，神灵之道难以寻访；悠悠的精魂，难道是漂浮还是沉没？每天陈列丰盛祭品，希望她的魂魄能够降临。谁说元皇后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呢？

译于是议论她的美德，她的美德已经充盈溢满。又考察龟卜筮卜，龟筮接连显示吉兆。于是确定墓地形制，建成幽深的墓室。魂魄将要前往那里，就选在吉日。仲秋清晨，启明星刚刚升起；星辰排列，清早驾车，灵车配备四匹马。那车是什么样的？是金根车、玉饰车箱。那四匹马是什么样的？两匹骆驼色马、两匹黄色马。容车轻快，朱红衣服、丹色文饰；灵车隐约，车夫戴丧冠，穿缟带丧服。华美车轮照耀原野，白色车盖覆盖平原。方相氏威武前行，旌旗翻飞。挽车儿童引吭歌唱，白马在车辕旁嘶鸣。观看的人站满道路两旁，男女都泪流不止。千辆车、万名骑士，直到峻山。峻山高大巍峨，层层高丘重重山谷；墓地宽广高大而开阔，依洛水、背黄河。左边眺望皇姑陵，右边俯视帝王陵。推究生者与亡者的安排，这是明神所赞许的。各位姑母、姐妹、娣姒和媵妾都来送行，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号哭。王侯卿士如云聚集、如星罗列；群官百僚，白色车盖数不胜数。叹息哀哭直到彻夜，东方云霞已经发白。百官恭敬奉迎，把皇后安葬。宫内宫外都来临吊，同样悲哀，同样追慕。眼泪如连绵的云，泪水如深厚的露。墓门已经关闭，幽深昏暗。那里只有黑夜没有白昼，又哪里需要光明呢？坟墓不加封土，也不立墓表，与山坡形状相同。从前皇后去世时，大火星向西流转；寒季过去，暑季到来，如今又到了初秋。自从我承受忧患，转眼已经过了一年。换下丧服在即，内心疼痛如被抽割。迫于礼制，只能更加增添忧愁。脱去这身白色丧服，仍然眷恋着灵丘。万事有始有终，这是天地的常理。若不是日月星三光，谁能不衰败凋零？活着便传播美德，死后用丹青图绘。先哲的志向，以此为荣耀。温和慈爱的元皇后，确实宣扬慈惠之德；抚育众生，恩惠深厚；遗留下的爱护不会停止，永远被人思念；名声悬照日月，流传万代。呜呼，我们这些低微的妾，感慨四时变换；一想到她、仰慕她，眼泪便涟涟流下。咸宁二年，悼后被纳入后宫，左芬在座上奉诏作颂，文辞说：巍峨的华山，高峻直达太清。巨灵神疏导水流，黄河水道因此得以贯通。正是河渎之神、山岳之灵，将灵秀聚集于杨氏家族，生育出盛明之人。穆穆端庄的皇后，应合时运挺然而生；含有聪慧，践履明智，幼年便早熟通达。如兰花般茂盛，如美玉般荣光。年幼时便有美好的声名，声誉飞扬八方，和洽传入紫庭。远超妊、邈、姒，比德于皇英。京城王室认为她美好，备办礼仪前来聘娶。选择吉月吉日，百官奉迎。周女嫁归韩国，诗人对此歌咏；我们的皇后到来时，车服光彩照耀。登上太微之位，美德日益盛大。百姓欣喜拥戴，天下一同庆贺。恭敬庄严的圣皇，睿智明哲而极其纯厚。怜悯这些狂乱暴戾之人，阐发恩惠，播施仁德。清除罪衅，涤荡污秽，随着时势一同更新。广泛施行大赦，恩德诏令远播震动。皇后登上后位后，监狱空置。万国一同欢喜，六合共同欣悦。大地之神欢欣起舞，天上人间都充满喜悦。瑞气兴起，祥兆降临，精诚之气映照日月。和气弥漫，日月星三光明亮炽盛。既然获得美好时节，不久又播下甘美的瑞雪。黑云浓重，灵异的雨液纷纷降落，积储起来，等待太阳出来晒干。阳光照耀，滋润万物，使京畿柔和润泽。长久享有丰收之年，福禄永远安宁。武帝的女儿万年公主去世时，武帝悲痛哀悼不止，诏令左芬撰写诔文，文辞十分华美。武帝重视左芬的文才，每逢得到地方进献的特产和奇珍异宝，必定下诏让她写赋或颂，因此她屡次获得恩赐。她答复哥哥左思的诗、书以及各种赋颂几十篇，都流传于世。胡贵嫔名芳。父亲胡奋，另有传记。泰始九年，武帝大量选取良家女子充任内职，亲自挑选其中美貌的，在手臂上系绛纱作为标记。胡芳入选后，却下殿号哭。左右侍从劝止她说：“陛下已经听到你的哭声了。”胡芳说：“连死我都不怕，怕什么陛下！”武帝派洛阳县令司马肇持策书任命胡芳为贵嫔。武帝每次有事询问她，她不修饰言辞，总是率直回答；举止进退合乎规范而文雅。当时武帝后宫宠爱很多，平定吴国后又纳入孙皓后宫数千人，从此掖庭几乎将近万人，同时受宠的人很多，武帝不知道应该到谁那里去，常乘羊车，任凭羊车走到哪里，到了哪里就在那里宴饮休息。宫人于是拿竹叶插在门上，又把盐汁洒在地上，引导武帝的车驾前来。然而胡芳最受宠爱，几乎有专房独宠的待遇，侍奉她的人员和服饰仅次于皇后。武帝曾与她玩摴蒱，争夺骰子，结果伤了武帝的手指。武帝发怒说：“这真是将门之后！”胡芳回答说：“向北讨伐公孙氏，向西抵御诸葛氏，不是将门之后又是什么？”武帝听后十分惭愧。胡芳生下武安公主。诸葛夫人，名婉，是琅邪郡阳都县人。父亲诸葛冲，字茂长，官至廷尉卿。诸葛婉于泰始九年春入宫，武帝临轩，派使者持节、洛阳县令司马肇授她为夫人。她的哥哥诸葛铨，字德林，任散骑常侍；铨的弟弟诸葛玫，字仁林，任侍中、御史中丞。诸葛玫的妻弟周穆，是清河王司马覃的舅舅。永嘉初年，周穆与诸葛玫劝东海王司马越废黜怀帝，改立司马覃，司马越不同意。他们再次提起此事，司马越发怒，于是杀了诸葛玫和周穆。临刑时，诸葛玫对周穆说：“我曾告诉你是什么道理？”周穆说：“今天还说什么呢？”当时人们才知道，谋划是周穆提出的，不是诸葛玫的主意。惠帝贾皇后，名南风，是平阳人，小名不详。父亲贾充，另有传记。起初武帝想为太子娶卫瓘的女儿，元皇后采纳贾充、郭氏亲党的说法，想要迎娶贾氏。武帝说：“卫公的女儿有五条可取之处，贾公的女儿有五条不可取之处：卫家世代贤能而且子女众多，女儿美丽、身材高大而皮肤白；贾家世代嫉妒而且子嗣少，女儿丑陋、身材矮小而肤色黑。”元皇后坚持请求，荀顗、荀勖都称赞贾充女儿贤德，于是定下婚事。起初想聘娶贾后的妹妹贾午，贾午十二岁，只比太子小一岁，身材矮小，连衣服也承受不起。后来改娶南风，当时她十五岁，比太子大两岁。泰始八年二月辛卯日，册立她为太子妃。她嫉妒，富于权术欺诈，太子害怕她又受她迷惑，因此嫔妃很少有进宫得到宠幸的。武帝常怀疑太子不聪明，而且朝臣和峤等人也多次这样说，因此想试探太子。武帝把东宫大小官属全部召来，设宴款待，同时秘密封存疑难政事，让太子裁决，停下使者等待回复。太子妃非常害怕，请外人代为拟写答复。拟答的人大多引用古代义理。给使张泓说：“太子没有学习过，却在答诏中引用义理，皇帝一定会责问起草答复的主使者，还会增加罪责。不如直接按照太子的意思回答。”太子妃大喜，对张泓说：“你替我好好答复，富贵与你共同享有。”张泓素来有些才华，写好草稿，让太子亲自抄写。武帝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先拿给太子少傅卫瓘看。卫瓘十分局促不安，众人于是知道卫瓘先前曾说过太子的坏话，殿上都高呼万岁。贾充秘密派人告诉太子妃说：“卫瓘这个老奴，差一点毁了你们家。”

译太子妃性情残酷暴虐，曾亲手杀死数人；有一次把戟投向怀孕的妾，孩子随着戟刃坠落在地。武帝听说后大怒，已经修缮金墉城，准备废掉她。充华赵粲从容地说：“贾妃年纪还小，嫉妒只是妇人的常情，年长以后自然会有所改变。希望陛下明察。”后来杨珧也替她说情：“陛下难道忘了贾公闾吗？”荀勖极力救护她，所以她得以没有被废。惠帝即位，立她为皇后，生下河东公主、临海公主、始平公主和哀献皇女。皇后日益暴戾。侍中贾模是皇后的族兄，右卫郭彰是皇后的从舅，两人都凭才干声望任职，与楚王司马玮、东安公司马繇分掌朝政。皇后的母亲广城君抚养贾谧，贾谧干预国家政事，权力与皇帝相等。司马繇暗中想废掉皇后，贾氏对此十分忌惮。太宰司马亮、卫瓘等人上表请求把司马繇迁往带方，夺去楚王司马玮的中候之职；皇后知道司马玮因此怨恨他们，于是让惠帝写密诏命司马玮诛杀卫瓘、司马亮，以报过去的怨仇。贾模知道皇后凶暴，害怕祸及自身，便与裴頠、王衍谋划废掉她，但王衍后来反悔，计划遂被搁置。皇后于是荒淫放纵，与太医令程据等人在宫内宫外公开淫乱。洛阳城南有盗尉部下的一名小吏，容貌端正、姿态美丽；他已经被派去服役，忽然穿着非同寻常的衣服，众人都怀疑他偷盗，盗尉也嫌疑并盘问他。贾后的一位疏远亲属想索取盗物，便前去听他的供词。小吏说：“我先前遇到一位老妇，她说家中有人生病，巫师占卜说应当找城南的少年为其禳解，想暂时麻烦我，必定有重谢。于是我跟她离去，上车后放下帷帐，藏在车内的竹笥箱子里。走了十多里，经过六七道门限，打开竹笥箱，忽然看见楼台宫阙和华美房屋。我问这是哪里，她说是天上，随即让我用香汤沐浴，拿来漂亮衣服和美食。又见到一位妇人，年纪约三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肤色青黑，眉毛后面有伤疤。她把我留下几夜，与我同寝宴饮。临走时又赠送了这些东西。”听的人听到她的相貌形状，知道说的是贾后，惭愧地笑着离开，盗尉也明白了其中意思。当时其他被带去的人大多死了，只有这个小吏因为贾后喜爱他，得以保全出来。河东公主生病时，巫师认为应当施行宽赦，于是贾后假称诏令，大赦天下。起初，皇后假称自己怀孕，把宫中旧物装作生产用具，于是取来妹夫韩寿的儿子韩慰祖抚养，假称是自己在谅闇期间所生，所以不公开此事。她又谋划废掉太子，准备让这个养子取代太子。当时洛阳流传歌谣说：“南风猛烈地吹着黄沙，遥望鲁国高山郁郁巍峨，到了三月以前，就要灭掉你们家。”皇后的母亲广城君因为皇后没有儿子，非常敬重愍怀太子，多次劝告并责勉皇后，让她增加对太子的慈爱。贾谧倚仗权贵骄纵放肆，不能推尊太子，广城君常常严厉责备他。后来广城君病重，占卜说不宜封为广城君，于是改封为宜城君。皇后出宫侍奉她十多天，太子常到宜城君府探望，医生进进出出，太子始终恭敬守礼。宜城君临终握着皇后的手，让她务必善待太子，言辞十分恳切；又说：“赵粲和贾午一定会扰乱你的事情，我死以后，不要再听任她们进入宫中，一定要牢记我的话。”皇后不能遵守，终于专制天下，威势压服内外。她又与赵粲、贾午专门谋划奸计，诬陷害死太子，众人的憎恶都已经公开显露。起初诛杀杨骏、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楚王司马玮等人，都是皇后临机专断。宦官董猛也参与其中。董猛在武帝时任寺人监，侍奉东宫，得到皇后的亲近信任，参与诛杀杨骏，封为武安侯；董猛的三个兄弟都封为亭侯，天下人因此都怨恨。太子被废黜后，赵王司马伦、孙秀等人趁着众人的怨恨，谋划废掉皇后。皇后多次派宫女换穿平民衣服到民间侦察消息，她们的谋划泄露了不少。皇后非常害怕，于是杀死太子，以断绝众人的希望。赵王司马伦便率兵入宫，让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入殿废后，因为皇后与司马冏的母亲有嫌隙，所以司马伦派他前往。皇后惊问：“你为什么来？”司马冏说：“有诏令来收捕皇后。”皇后说：“诏令应当由我发出，是什么诏令？”皇后到了上閤，远远呼喊惠帝说：“陛下既然有妻子，却让别人来废掉她，也就是自行废掉自己。”又问司马冏：“起兵发动事变的是谁？”司马冏说：“梁王和赵王。”皇后说：“捆狗应当捆住脖子，如今却反而捆住尾巴，怎么会不出问题！”到了宫西，看见贾谧的尸体，她又放声哭了一下，随即停止。司马伦于是伪造诏书，派尚书刘弘等人持节带金屑酒赐皇后自尽。皇后在位十一年。赵粲、贾午、韩寿、董猛等人都被诛杀。临海公主先前封为清河公主，洛阳发生动乱时，被人劫掠，转卖给吴兴的钱温。钱温把她送给女儿，钱温的女儿对公主十分残酷。元帝镇守建邺时，公主到县署自行申诉。元帝诛杀钱温及其女儿，改封公主为临海公主，让宗正曹统娶她为妻。惠帝羊皇后，名献容，是泰山郡南城县人。祖父羊瑾，父亲羊玄之，事迹都见《外戚传》。贾后被废后，孙秀建议立羊氏为皇后。皇后的外祖父孙旂与孙秀同宗，皇后的几个儿子又主动结交孙秀，因此太安元年立羊氏为皇后。她将要入宫时，衣服中竟然有火。成都王司马颖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以讨伐羊玄之为名。司马乂失败后，司马颖上奏废皇后为庶人，安置在金墉城。陈▯▯等人倡议讨伐成都王，大赦天下，恢复皇后之位。张方进入洛阳，又废掉皇后。张方逼迫皇帝迁驾长安，留守台省恢复皇后之位。永兴初年，张方又废皇后。河间王司马颙伪造诏书，称皇后屡次被奸人拥立，派尚书田淑命令留守台省赐皇后死。诏书接连到达，司隶校尉刘暾与尚书仆射荀籓、河南尹周馥驰马上奏说：“臣奉到手诏，拜读后惶恐忧惧。臣考察古今书籍，亡国破家、毁坏宗庙基业，无不由违犯众意、违背人心所造成。陛下迁幸长安后，旧都空旷，百姓茫然无所依靠。家家都有企盼归来的心情，人人想听到銮舆的声音，思念并仰望圣德，希望放下武器归耕务农。然而兵乱纠缠不止，各处相互兴起，难道不是因为善政没有到来、人情彼此猜疑隔绝吗？如今上官巳攻犯宫阙、起兵作乱，焚烧宫省，百姓喧哗惊恐，正应当用安静来镇定他们。可是大使突然来到，赫然拿着毒药，准备前往金墉城，内外震动，都认为这不是圣上的本意。羊庶人的门户已经残破，被废黜放置在空宫中，门禁严密高峻，与天地隔绝，根本没有机会同奸人勾结作乱。”

译无论智者还是愚人，众人都认为事情不应如此。刑书屡次突然送达，罪责与罪行并不相称；人心一旦愤怒，很容易引发事变。杀死一个人而使天下人喜悦，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如今杀死一个困穷孤苦之人，却使天下人悲伤惨痛，臣担心凶恶小人乘机妄生变故。臣主管京城车驾事务，观察众人的心情，实在深深忧虑，应该暂且忍耐。臣不胜所见，谨秘密上奏。希望陛下再与太宰深入商议，不要让远近之人疑惑，招致天下人的非议。”司马颙看了奏表大怒，于是派陈颜、吕朗向东逮捕刘暾。刘暾逃奔青州，羊皇后因此得以免死。惠帝回到洛阳，迎接皇后恢复后位。后来洛阳县令何乔又废掉皇后。等到张方的首级送到那天，又恢复了皇后之位。适逢惠帝去世，皇后担心太弟即位后，自己作为嫂嫂不能被尊为太后，便催促先太子、清河王司马覃入宫，准备拥立他，但没有成功。怀帝即位，尊皇后为惠帝皇后，居住在弘训宫。洛阳失陷后，她被刘曜俘获。刘曜僭越称帝，让她做皇后，并问她：“我和司马家的小子相比怎么样？”皇后说：“怎么能相提并论？陛下是开创基业的圣主，他是亡国的昏暗之夫；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加上自身三个人都不能保护，却贵为帝王，妻子儿女反而受辱于普通百姓之手。当时妾被送走，实在没有想到还能活着，哪里料到会有今天。妾出生于高门大族，一直以为世间男子都不过如此；自从侍奉巾栉以来，才知道天下确实有大丈夫。”刘曜非常宠爱她，她为刘曜生下两个儿子后去世，伪谥为献文皇后。谢夫人，名叫玖。她家原本贫寒卑贱，父亲以宰杀羊为业。谢玖清秀聪慧、贞洁正直，并且姿态美好，被选入后宫任才人。惠帝在东宫时，将要娶太子妃。武帝考虑到太子年幼，还不知道闺房之事，便派谢玖到东宫侍寝，因此得到宠幸而怀孕。贾后嫉妒她，她请求回到西宫，后来生下愍怀太子。太子三四岁时，惠帝还不知道他的身世。一次入朝，惠帝看见愍怀太子和诸皇子一起玩耍，便拉着他的手，武帝说：“这就是你的儿子。”愍怀太子被立为太子后，授予谢玖淑媛之号。贾后不让太子与谢玖相见，把谢玖囚禁在一间屋里。后来愍怀太子遭受酷刑，谢玖也一同被害。永康初年，诏令改葬太子，于是追赠谢玖为夫人，赐夫人印绶，葬在显平陵。怀王皇太后，名媛姬，不知她出身何处。起初入武帝宫，授为中才人，不久去世。怀帝即位后，追尊她为皇太后。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是沛国谯县人。祖父夏侯威，任兖州刺史。父亲夏侯庄，字仲容，任淮南太守，封清明亭侯。太妃出身显赫宗族，幼年聪慧。琅邪武王还是世子时，迎娶她为妃，生下元帝。恭王去世后，元帝继承王位，称她为王太妃。永嘉元年，太妃在江左去世，葬于琅邪国。当初有谶语说“铜马入海建邺期”，太妃的小字正是铜环，而元帝后来在江左中兴晋室。

译列传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豫章君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　章太妃　康献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废帝孝庾皇后　简文宣郑太后　简文顺王皇 后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　安德陈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元敬虞皇后，名孟母，是济阳外黄人。父亲虞豫，事见《外戚传》。皇帝还是琅邪王时，迎娶她为王妃，没有生育子女。永嘉六年去世，时年三十五岁。皇帝成为晋王后，追尊她为王后。有司上奏说，王后应当另立宗庙。皇帝下令说：“如今宗庙尚未建成，不宜再兴土木，只须修整陵墓上的房屋作为庙宇。”太兴三年，册文说：“皇帝告谕前琅邪王妃虞氏：朕恭敬地顺应上天成就帝位的命运，登上帝位，哀悼王妃早逝，美好的声誉已经隐没。治理家国，却没有可以作为仪范的母后，后宫教化有所欠缺，使朕内心悲伤。追尊名号、制定谥号，是先王的典制。现派使者持节、兼太尉万胜奉册，赠给皇后玺绶，按照太牢之礼祭祀。若你的魂灵有知，当嘉赏这份宠荣。”于是将她附祭于太庙，葬在建平陵。太宁初年，明帝追念她养育自己的恩德，追赠虞豫的妻子王氏为云阝阳县君，追赠其姨母、散骑常侍新野王罕的妻子为平阳乡君。豫章君荀氏，是元帝的宫人。起初很受宠幸，生下明帝和琅邪王裒，因此被虞皇后嫉恨。她自认为地位低下，常常心怀怨望，被皇帝责备，渐渐受到疏远冷落。明帝即位后，封她为建安君，另建宅第。太宁元年，明帝迎她回台内居住，供奉十分优厚。成帝即位后，对她的尊崇等同于皇太后。咸康元年去世。诏书说：“朕年幼时遭逢父母早亡之祸，没有得到慈母的教诲，抚养教育我的辛劳，实在出于建安君的仁慈。如今她突然去世，朕实在想报答她，长久回忆往日，感到悲痛哀伤。追赠她为豫章郡君，另在京都为她立庙。” 明穆庾皇后，名文君，是颍川鄢陵人。父亲庾琛，事见《外戚传》。皇后性情仁慈，容貌仪态美好。元帝听说后，聘她为太子妃，因德行而受到重视。明帝即位后，立她为皇后。册文说：“庾妃从前承受明命，成为东宫太子的嫔妃，恭敬地主持内务，努力遵循美善的规范。履行诚信、顺应天道，以成就肃穆和谐的德化；端正后宫之位，以彰显协和德行的美善。朕早年遭遇不幸，孤独忧伤。群公卿士考察前代，都认为尊崇嫡统、彰明正统，已载于典籍，应当建立长秋宫，以奉祀宗庙。因此追述先帝的意志，不废弃旧日的任命，派使者持节、兼太尉授予你皇后玺绶。坤德崇尚柔顺，妇道在于承奉婆母；应崇尚奉献祭品的礼仪，敦厚地履行多子多孙的道义。因此贵在永守贞正，能够光大内廷根基，以天下母仪，潜移默化地施行后宫教化。考察六宫诸列，参阅典籍，祸福并无固定门户，盛衰取决于人的作为，即使有美德也不可自满。你应当敬慎，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成帝即位后，尊皇后为皇太后。群臣上奏说：天子年幼，应当依照汉和熹皇后的旧例。皇太后推辞了四次，最后不得已临朝处理全部政务。她的兄长、中书令庾亮掌管诏命，公卿上奏时称“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请追赠皇太后的父亲庾琛及其夫人毌丘氏，皇太后陈辞谦让，不肯接受；有司三次请求，她都不答应。苏峻起兵叛乱后，京都倾覆，皇太后受到逼迫和侮辱，终于因忧愤去世，时年三十二岁。她临朝称制共六年。后来成帝极尽孝思，追赠庾琛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追赠毌丘氏为安陵县君；又追赠皇太后的姨母荀氏为永宁县君，何氏为建安县君。庾亮上表陈述先前的意旨，推让这些封赠而不接受。成恭杜皇后，名陵阳，是京兆人，镇南将军杜预的曾孙女。父亲杜乂，事见《外戚传》。成帝因她家世代都有声望和德行，咸康二年按完备礼仪册立她为皇后，当天便入宫。皇帝在太极前殿接受朝贺，群臣全部祝贺；直到白昼的漏刻滴尽、宫门悬上锁钥，百官才退下。皇后年轻时颇有姿色，但长大后仍没有长牙，前来求婚的人往往因此中止。到了皇帝纳采的那一天，她一夜之间牙齿全长出来。于是改宣城陵阳县为广阳县。咸康七年三月，皇后去世，时年二十一岁。外官每五日来临吊一次，内官每天早晨入宫吊唁，葬礼结束后停止。皇后在位六年，没有儿子。在此以前，三吴地区的女子相互簪戴白花，远看像白色的柰花，传言说天公的织女死了，人们因此为她穿孝服；到这时皇后去世。皇帝下诏说：“吉凶方面的典礼仪式，确实应当完备设置。但礼制的丰俭程度也应随时势而定，何况在重重泥土之下，过分装饰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山陵之事一概从简节俭，陵墓中只须清洁洒扫而已，不得使用彩绘的车和草扎的侍从。有司奏请制作丧门、柏历并征调挽郎，都不准许；又禁止远近各地派遣使者来吊祭。第二年元会，有司奏请停止音乐。皇帝下诏停止管弦乐，钟鼓等金石之乐照旧演奏。” 孝武帝即位，宁康二年，因皇后的母亲裴氏，封她为广德县君。裴氏名穆，是长水校尉裴绰的孙女、太傅主簿裴遐的女儿、太尉王夷甫的外孙女。她出身中表亲族中的名门，容貌才德高出当时众人。裴遐随东海王司马越遇害后，没有儿子，只有裴穆渡过长江，于是享有荣华福庆，在南掖门外建造宅第，世人称为“杜姥宅”。章太妃周氏因选入成帝宫，受到宠幸，生下哀帝和海西公。起初授为贵人。哀帝即位后，诏令有司议定贵人的名号。太尉桓温认为应称夫人，尚书仆射江[A170]认为应称太夫人，皇帝下诏尊为皇太妃，仪仗服饰与太后相同。又下诏说：“朝臣不向太妃致敬，合乎礼典吗？”太常江逌议论说：“名位没有达到最高，不应当完全致敬。”兴宁元年去世。皇帝想为她服重丧，江[A170]启奏应服缌麻三个月。皇帝下诏想降为服期一年的丧服，江[A170]又启奏说：“这是克制、委屈私情，用来尊重祖先。”皇帝听从了。

译康献褚皇后，名蒜子，是河南阳翟人。父亲褚裒，事见《外戚传》。皇后聪明而有才识，年少时因出身名门入宫，成为琅邪王妃。康帝即位后，立为皇后，封她的母亲谢氏为寻阳乡君。穆帝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当时皇帝年幼，尚未亲自处理国政。领司徒蔡谟等上奏说：“嗣皇天性聪明，才智出众，继承上天所授的帝位，天下归心，百姓都受到恩惠。陛下具有坤道之德，教诲深厚如文母。从前涂山氏辅佐夏朝显盛，简狄使殷朝兴旺，实在是由于她们明智贤德，才使国家福运隆盛。臣等恭敬地认为，陛下的德行可与二妫相比，美善可比《关雎》中的后妃，应当临朝摄政，使天下安宁。如今国家危急，百姓性命悬于一线，臣等惶恐上奏；一天之内万机待理，时势所迫，天禄所归，已经不是谦退推让的时候了。汉和熹皇后、顺烈皇后也都曾临朝，近代明穆皇后的旧例也可作为先例。臣等不胜悲惧，谨伏地请求。请陛下上顺祖宗，下体恤臣吏，推行公道、弘扬正道，以协调天人，那么万国都将承受福庆，百姓也将获得新生。”太后下诏说：“皇帝年幼，应当依靠群公卿士共同辅佐、匡正、救助，以报答先帝礼贤的心意；而且这是世代相承的美德，可以使最重要的皇命不致坠失，使祖宗基业有所奉守。你们所说的，只是想让我在宫内端正名位而已。” 你们的奏议恳切周到，充分表现在文字中；我捧读审察，尚未读完便又悲伤又恐惧。先皇后一直恭敬谦抑，思量顺应坤道，因此没有拒绝群臣的请求，确实是为了国家大计。难道我敢固守年幼昏昧的状态，违背先帝遗旨吗？现在谨慎地听从你们的奏请。”于是太后临朝称制。有司奏称，谢夫人既已追封，荀夫人、卞夫人也应当追赠，她们都是太后的前母。太后不答应。太常殷融议论说，应依照郑玄的解释：卫将军褚裒在宫廷中应当完全以臣礼恭敬太后，太后回娘家时则可以按照家人的礼节相处。太后下诏说：“礼典对此确实说得不详细。若依照你们所奏，感情上实在不能安宁，请再仔细议论。”征西将军褚翼、南中郎将褚尚认为：“父亲的尊贵尽于一家，君主的敬意重于天下；郑玄的解释合乎情理和礼制。”太后听从了他们。此后朝臣都对褚裒恭敬。皇帝举行冠礼后，太后下诏说：“过去遭逢不幸，皇帝年幼，皇室统绪微弱，危如系在帽带上的冠缨。百官卿士都遵循前朝旧例，劝我摄政。因为社稷责任重大，又有前代形成的义理，我勉强恭敬地听从，没有顾得上坚持推辞。仰仗七庙神灵，俯依群臣之力，如今皇帝加冠，礼仪已成、德行已备，应当亲临朝堂，治理天下。现在归还政事、交还政权，一切依照旧典。”于是她居住在崇德宫，亲自下诏给群公说：“过去因为皇帝年幼，听从群臣的意见，既因自身昏弱，又接连遭逢极大的艰难，含着忧患经历了许多祭祀之年，深陷忧伤。司徒褚裒亲近尊贵、德行崇高，教导并挽救时弊，王室能够不毁坏，实在是仰赖您。皇帝已经完成冠礼，但天下尚未统一，五胡叛乱，豺狼横行，徭役日益兴起，百姓困苦。希望诸位君子思虑长远，齐心协力，辅佐幼主，匡正救助他的不足。未亡人将长久回到别宫，以终此余生。仰念国家与家族，所以用这几句话寄托心情。” 哀帝和海西公在位时，太后又临朝称制。桓温废黜海西公时，太后正在佛堂烧香，内侍禀告说：“外面有紧急奏章。”太后于是出来。她还倚在门前看了奏章几行，便说：“我本来就怀疑会有此事。”看到一半便停下，索取笔来答复奏章，说：“未亡人遭受这一连串忧患，想到生者和死者，心中如同刀割。”桓温起初呈上诏书草稿时，担心太后有不同意见，惊恐震动，汗流满面，神色都显露出来。诏书发布后，桓温大喜。简文帝即位，尊皇后为崇德太后。简文帝去世后，孝武帝年幼，桓温又去世。群臣启奏说：“王室多次遭逢变故，灾祸艰难接连而来，国家忧患刚刚缓解，又失去了辅政重臣，天下茫然，仿佛没有可以救济的人。主上虽然天资圣明、才智卓异，确实是上天自然生成的英主；但年纪还小，正处于居丧期间，沉浸于哀思，无暇处理各种政务。臣等恭敬地认为，陛下德行如大地深厚，宣扬慈爱圣善，遭遇家国多难，临朝亲自处理政务。这样的光大功业，教化融洽，古代也曾有过，百姓歌唱传颂，声誉遍及四方。即使有莘氏使殷朝兴盛、妊氏姒氏使周朝隆盛，也不足以相比。因此五项谋议都能实行，人神同心，仰望国家复苏，日夜悬念。顺应时势的道义，是《周易》所推崇的；安定社稷，是大人的责任。希望陛下统理万机，调和政道，以慰藉祖宗，安定百姓。臣等怀抱忧国之心，诚恳进言，实在难以胜任。”太后下诏说：“王室不幸，接连遭遇艰难困顿。阅读你们的奏事，更增悲叹。内外诸位都认为主上年幼，又沉浸于哀思，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因此号令应当有所出。只要能够安定社稷、有利天下，我又岂会固执己见？谨慎地听从你们的启奏。但我昏昧疏漏之处，希望你们尽力以辅弼协调之道帮助我。” 于是太后再次临朝。皇帝举行冠礼后，太后下诏说：“皇帝婚礼、冠礼都已完备，远近人心归附，应当亲临朝堂处理政务，兴盛教化，从此开始。现在把政事归还皇帝，一切遵循旧典。”于是又称为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太后在显阳殿去世，时年六十一岁，临朝共四十年。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朝廷议论她死后的丧服制度。太学博士徐藻议论说：“侍奉父亲和侍奉君主，敬意相同。《礼记》又说，凡是丈夫在父亲一辈的，妻子都属于母亲一辈；既然丈夫属于君主一辈，妻子也属于皇后一辈。给皇后服齐衰，是遵循母亲的道义。鲁国讥讽逆祀，是为了彰明尊卑。如今皇帝亲自奉祀康帝、穆帝、哀帝以及靖后，对他们致敬如同对上天，怎么可以在礼敬上采用君主之道，却在服丧上废弃本亲之情呢？应当服齐衰一年。”朝廷听从了。穆章何皇后，名法倪，是庐江灊县人。父亲何准，事见《外戚传》。她因出身名门而被选入宫。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下玺书说：“皇帝告谕前太尉参军何琦：混沌元气开始创始万物，也开始建立人伦；于是有夫妇关系，用来奉祀天地、宗庙、社稷。朕与公卿谋议，都认为应当遵循旧典。现派持节使者、太常彪之、宗正综，依礼前往纳采。”何琦答道：“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般的臣子何琦叩头、顿首、再拜。皇帝赐下嘉美诏命，访问婚姻于卑陋之家，将她列入采择之数。臣从祖弟、已故散骑侍郎何准的遗女，尚未熟悉教训，衣着举止也如普通人。臣恭敬地承受旧章，肃敬地奉行典制。”又派兼太保武陵王司马晞、兼太尉中领军何洽，持节奉册，立何氏为皇后。

译皇后没有儿子。哀帝即位后，尊称她为穆皇后，让她居住在永安宫。桓玄篡位后，把她迁入司徒府。经过太庙时，皇后停下车子痛哭，悲哀感动了路人。桓玄听说后大怒说：“天下改朝换代是常理，关何氏女子什么事呢！”于是降皇后为零陵县君，与安帝一同向西迁徙，到了巴陵。刘裕起兵后，殷仲文奉迎皇后回到京都，并下令说：“战事屡次告急，百姓又遭受饥荒，而宫廷膳食供给却如此丰盛奢靡，难道能和百姓一同节俭吗？应当减少供给，不要超过常度。”皇后当时从远方回来，想前往拜谒陵墓和宗庙。有司以盗贼祸乱尚未平定为由，奏请暂停此事。元兴三年去世，时年六十六岁，在位共四十八年。哀靖王皇后，名穆之，是太原晋阳人，司徒左长史王濛的女儿。皇后起初是琅邪王妃。哀帝即位后，立为皇后，追赠母亲爰氏为安国乡君。皇后在位三年，没有儿子。兴宁二年去世。废帝孝庾皇后，名道怜，是颍川▯焉陵人。父亲庾冰，另有传记。她起初是东海王妃。皇帝即位后，立她为皇后。太和六年去世，葬在敬平陵。皇帝被废为海西公后，追降皇后称号为海西公夫人。太元十一年，海西公在吴地去世，于是又与皇后合葬于吴陵。简文宣郑太后，名阿春，是河南荥阳人。郑氏世代都是显贵家族。祖父郑合，任临济令。父亲郑恺，字祖元，任安丰太守。太后年幼丧父，没有兄弟，只有四个姐妹，她排行最长。起初嫁给渤海田氏，生了一个儿子后守寡，依靠舅父濮阳吴氏生活。元帝任丞相时，敬皇后先去世，准备娶吴氏的女儿为夫人。郑氏和吴氏女儿一起在后园游玩，有人看见她们，便对元帝说：“郑氏女儿虽然守寡，却远比吴氏女儿贤德。”建武元年，元帝迎娶郑氏为琅邪王夫人，非常宠爱她。太后虽然尊贵受宠，却常常面带忧色。元帝问她原因，她回答说：“妾有几个妹妹，大妹妹已经嫁给长沙王褒，其余两个妹妹还没有婚配；我担心姐姐成了别人的妾，就再也没有人来求娶她们了。”元帝于是从容地对刘隗说：“郑氏的两个妹妹，你可以替她们寻找好婚配，使她们不失旧日的门第。”刘隗便举荐自己的侄子娶了三妹，又把小妹嫁给汉中的李氏，两人都嫁入了原有的名门。元帝召王褒为尚书郎，以此使太后满意。太后生下琅邪悼王、简文帝和寻阳公主。元帝建立尊号后，太后虽然只是夫人，仍下诏让太子以及东海王、武陵王都以母亲之礼侍奉她。元帝去世后，她称建平国夫人。咸和元年去世。简文帝当时还是琅邪王，按重丧服制服丧。有司认为，王既然出继为嗣，就应当降低为生母服丧的等级；国家的臣属不能匡正此事，于是奏请免去国相诸葛颐的职务。琅邪王上疏说：“亡母生前住在我的封国，死后也留在封国宅第；我虽然出继为嗣，也没有什么理由减轻服丧，因此可以抒发私人感情。从前敬皇后去世时，孝王已经出继，也仍然回来服重丧。这就是明确的先例，是我所应当遵循的。”明穆皇后没有改变他的志意，于是把琅邪王改封为会稽王，追尊其母为会稽太妃。简文帝即位后，还没来得及追尊。临终时，封皇子司马道子为琅邪王，兼领会稽国，奉祀太妃。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诏说：“会稽太妃具有文母般的德行，美好的声誉光彩融和，生育了圣明之君，使光辉延续于晋室。先帝追尊她为圣善之人，但朝廷议论不一致，司马道子因此疑惑而屈抑此事。朕遵循先帝遗志，常常对此警惕于心。现在仰奉先帝遗旨，依照《春秋》中汉代孝怀皇帝的旧例，给太妃上尊号为简文太后。”于是于太庙道路西侧建立庙宇，陵墓称嘉平陵。当时群臣多迎合皇帝旨意，纷纷说郑太后应当配享元帝。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太子前率徐邈，徐邈说：“臣考察《春秋》的义理，母亲因儿子而尊贵。鲁隐公尊崇桓公的母亲，另为仲子建宫，却不让她配享于惠公之庙。平时她与先帝并非夫妻，至于子孙，怎么可以替祖先安排配偶呢？她受到尊崇并享尽礼制，是因为臣子尽孝，所以能够称为太后，陵墓和庙宇也完备合乎典制。至于附葬并配享，则是义理所不允许的。”皇帝听从了。简文顺王皇后，名简姬，是太原晋阳人。父亲王遐，事见《外戚传》。皇后出身显贵家族，起初是会稽王妃，生下儿子道生，立为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二人都失去皇帝的宠爱，一同被幽禁废黜，皇后后来因忧愤去世。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她为顺皇后，与她合葬于高平陵，追赠她的父亲王遐为特进、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孝武文李太后，名陵容，原本出身微贱。起初简文帝任会稽王时，有三个儿子，但都早夭。自从道生被废黜、献王早逝以后，众妾将近十年没有生育。简文帝让卜者扈谦占筮，扈谦说：“后宫中有一个女子，应当生育两个贵子，其中一个最终会使晋室兴盛。”当时徐贵人生下新安公主，因德行美好而受宠。皇帝常希望她怀孕，但多年没有儿子。恰好有个叫许迈的道士，朝廷大臣和社会名望之士多称他已经得道。皇帝从容地询问他，许迈回答说：“我只是喜爱山水的人，本来没有什么道术，这种事哪里是我所能判断的！只是殿下德厚福深，应当使世代宗绪隆盛，应该听从扈谦的话，以保留广泛接纳后妃的办法。”皇帝认为有理，更加广泛采纳妃嫔。又过了几年仍没有儿子，于是命善于相面的人召集所有宠妾给他看，相者都说不是那个人；又把所有婢女和媵妾召来给他看。当时李陵容是宫人，正在织坊中，身材高长而肤色黝黑，宫人们都称她为“昆仑”。她来到相者面前后，相者惊异地说：“就是这个人。”皇帝考虑到国事大计，召她侍寝。后来她多次梦见两条龙枕着她的膝盖，日月进入她怀中，认为这是吉祥征兆，便向同伴说起。皇帝听说后感到奇异，她于是生下孝武帝、会稽文孝王和鄱阳长公主。孝武帝即位初年，尊她为淑妃。太元三年，晋升为贵人；太元九年，又晋升为夫人；太元十二年，加封为皇太妃，仪仗服饰与太后相同。太元十九年，会稽王司马道子启奏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福庆深厚，礼遇崇高。恭敬地认为皇太妃德行纯正光大，美善福祐所集中，开启圣明帝王的嘉美国运，继承前代后妃的美好声誉。虽然幽明之间同心谋划，但称号仍未完全相称，不足以仰承圣上的心意，真正答谢上天与人心。应当尊崇正当名号，详细考察旧典。”八月辛巳日，皇帝临轩，派兼太保刘耽尊奉她为皇太后，居崇训宫。安帝即位后，尊她为太皇太后。

译隆安四年，太皇太后在含章殿去世。朝廷议论怀疑应采用何种丧服制度。左仆射何澄、右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郎徐广等议论说：“太皇太后的名位完全正当，身份等同于皇帝，礼制和制度都已完备，情理与礼法也都得到申明。《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既然称为夫人，丧服就应依正当名分。所以成风被彰显夫人名号，文公为她服三年丧。子女对于父母所生的亲属，身份尊贵而情义深重。况且礼制上祖先不会压制孙辈，本来就应当追服，不必屈抑；但也应根据亲情制定制度。若担心明文没有保存，那么有疑问时应从重处理，应当与为祖母服齐衰三年相同。”朝廷听从了。皇后和百官都服齐衰一年，永安皇后只举行一次哀悼。于是他们在西堂设置丧庐，在神兽门施行丧仪，葬于修平陵，神主附祀于宣太后庙。孝武定王皇后，名法慧，是哀靖皇后的侄女。父亲王蕴，事见《外戚传》。起初，皇帝将要迎娶皇后，向公卿询问人选。当时王蕴的儿子王恭年近二十，去拜见仆射谢安，谢安非常敬重他。随后谢安对人说：“从前毛嘉使魏朝蒙羞，杨骏几乎倾覆晋室。如果皇帝要娶皇后，父亲在世而且声望如王蕴这样的，才可以。”后来询问王蕴的女儿，见她容貌、德行美善，于是举荐她参加选妃。宁康三年，中军将军桓冲等上奏说：“臣听说天地运行的道理，大概相互依赖而化育成功；帝王与皇后的德行，也必须相互协调，政教才能兴隆。这样万物才能生成，伦理秩序才能确立，国家根基才能长久稳固，宗族枝叶才能延续百世。天意与人心能够一致，没有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涂山氏成为夏禹的配偶，夏族因此兴盛；妊氏、姒氏配偶周室，姬姓国运因此昌盛。如今长秋宫将要建立，应当及时选择。臣听说代理晋陵太守王蕴的女儿，天性柔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项都完备；而且出自盛德之家，美善早有积累。臣等共同议定，她可以配合乾元之德，恭敬奉祀宗庙，在六宫传播美好声誉，成为天下母仪。”于是皇帝开始迎娶她。封王蕴的妻子刘氏为乐平乡君。皇后生性嗜酒而且骄横善妒，皇帝对此深感忧虑，便在东堂召见王蕴，详细说明皇后的过失，命他加以训诫。王蕴脱下帽子谢罪。皇后从此稍稍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太元五年去世，时年二十一岁，葬于隆平陵。安德陈太后，名归女，是松滋浔阳人。父亲陈广，因以歌舞为业而进宫，官做到平昌太守。太后因容貌美丽，能歌善弹，入宫任淑媛，生下安帝和恭帝。太元十五年去世，追赠夫人；又追尊为皇太后，神主附祀于宣太后庙，陵墓称熙平陵。安僖王皇后，名神爱，是琅邪临沂人。父亲王献之，另有传记；母亲是新安愍公主。太元二十一年，皇后被迎娶为太子妃。安帝即位后，立她为皇后。没有儿子。义熙八年在徽音殿去世，时年二十九岁，葬于休平陵。恭思褚皇后，名灵媛，是河南阳翟人，义兴太守褚爽的女儿。皇后起初是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为皇后，生下海盐公主、富阳公主。皇帝把帝位禅让给宋后，她降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去世，时年五十三岁，附葬于冲平陵。史臣说：方正的大地安定，配合天道的仪范而德行相合；圆满的月亮循着日晷运行，配合太阳的光辉而同样明亮。因此可知，阳气熔化、阴气凝聚，万物都借此陶铸；火气炎热、水气润泽，六气都由此得到调理。用来比喻贤德淑女，成为有文德之君的配偶，使国家根基牢固，确实有赖于此。宣穆皇后通晓礼仪，配偶德行如潜藏的龙，辅佐上天成就大业，继承涂山氏的美好声誉，使晋朝的宝贵国运归于她的后代，大概是有母仪天下的助力。武元皇后杨氏预闻朝政，见识不能达到长远，偏爱幼弱而徇私感情，深深堵塞卫瓘的进言，又没有识破张泓的欺诈，任由阴邪灾气运行，遮蔽乾阳的光明，晋室的正道中途衰微，根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惠皇帝天性愚昧，上天纵容他的昏嚚，见识昏暗如只会鸣叫的青蛙，智慧昏聩如蛤蜊。贾南风肆意施展奸狡，煽动的祸乱弥漫到天际。她刚进入椒房宫，便在长乐宫逞露枭雄般的恶心；正要观看梓树，却把毒酒赐给太子。褒姒使周朝灭亡，与她相比还算小事；妹喜使夏朝倾覆，又哪里足以比喻。中原陷入战乱，祸乱的征兆在这里已经显现。从前高宗居丧，由元老总领百官；成王年幼，把万机托付给上公。太后临朝处理政事，当然知道这并非古制。然而明穆、康献两位太后相继临朝，当时皇帝年幼，她们亲自执掌朝政。她们各自避免了华阳太后的祸患，最终都走上和熹皇后的道路，保全晋室于衰落之中并得以善终，实在是很幸运了。赞曰：二妃光耀虞舜，三位母后辅佐周朝。末代君主昏乱，褒姒进宫使幽王灭亡。家国兴亡，原因就在于此。穆后深沉果断，忘却私情而执掌炊爨之事。故剑辞去恩宠，池边蒲草引发叹息。崇尚教化带来众多福祉，却也由此开创了商朝的祸乱。二杨相继受宠，福运达到极点便生灾祸。南风炽烈暴虐，国家灭亡、自身倾覆。献容借动乱得宠，身居屈辱之地却疑心那是荣耀。提笔废黜君主，手持尺板威逼皇帝。夫妻离散终究遭受祸患，深重忧患使她死亡。芬芳果实幽静美好，花朵繁茂柔婉[A148]。吕妾改变了嬴姓，黄姬化成了芈姓。石氏的文字很早显现，金德的运数暗中转移。妇德可以倾覆城池，迷乱人心，夺朱色而改紫色。

译列传第三 王祥（王览）　郑冲　何曾（何劭、何遵）　石苞（石崇、欧阳健、孙铄） 王祥，字休徵，是琅邪临沂人，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代。祖父王仁，任青州刺史。父亲王融，公府征召他，他没有赴任。王祥性情极为孝顺。早年丧母，继母朱氏不慈爱，多次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因此失去了父亲的宠爱。父亲每每让他打扫牛棚，王祥却更加恭敬谨慎。父母生病时，他衣不解带，汤药一定亲自先尝。母亲常想吃鲜鱼，当时天气严寒、河面结冰，王祥解开衣服准备破冰取鱼，冰忽然自行裂开，两条鲤鱼跳了出来，他拿着鱼回去。母亲又想吃烤黄雀，恰好有几十只黄雀飞进他的帷帐，他又把它们供给母亲。乡里人惊叹，都认为这是孝心感动所致。有一棵丹柰树结了果实，母亲命他看守，每逢风雨，王祥就抱着树哭泣。他的笃厚孝心纯正至极，就是这样。汉朝末年遭逢乱世，王祥扶着母亲、带着弟弟王览到庐江避难，隐居三十多年，不接受州郡的征召。母亲去世后，他居丧过度悲伤而憔悴，扶着丧杖才能站起来。徐州刺史吕虔发檄文任命他为别驾，当时王祥将近六十岁，坚决推辞不接受。王览劝说他，并准备好车牛，王祥才应召，吕虔把州中事务交给他处理。当时盗贼遍地，王祥率领并激励士兵，多次讨伐击破盗贼，州境清静，政教大为推行。当时人歌颂他说：“海沂地区的安宁，实在依赖王祥；国家没有空虚，功劳在于别驾。” 他被举荐为秀才，授任温县令，屡次升迁至大司农。高贵乡公即位时，他参与定策有功，封关内侯，授光禄勋，转任司隶校尉。他跟随军队讨伐毌丘俭，增加食邑四百户，升任太常，封万岁亭侯。天子亲临太学，命王祥担任三老。王祥面向南坐，手持几杖，以老师的身份自居；天子面向北向他请教，王祥陈述明王圣帝治理国家、君臣政治教化的要旨来教导天子，听到的人无不受到激励。高贵乡公被弑杀后，朝臣举哀，王祥号哭说：“老臣没有尽到职责。”眼泪交错流下，众人都面有惭愧之色。不久，王祥授任司空，转任太尉，加侍中。五等爵制建立后，封为睢陵侯，食邑一千六百户。武帝成为晋王后，王祥和荀顗前往拜谒。荀顗对王祥说：“相王身份尊贵，何侯已经完全行了敬礼，如今我们也应当下拜。”王祥说：“相国确实尊贵，但他是魏朝的宰相。我们是魏朝的三公，三公与王相差不过一级，官班大致相同，哪有天子的三司动不动就向人下拜的道理！这会损害魏朝的声望，也会损害晋王的德行。君子以合乎礼制的方式爱护别人，我不这样做。”进去以后，荀顗于是下拜，只有王祥作长揖。武帝说：“今天我才知道您对我的顾念是多么深重。” 武帝登基后，授王祥太保，进爵为公，并增置七官之职。皇帝刚即位，谦虚地希望听到直言。王祥与何曾、郑冲等都是年高德劭的老臣，很少再入朝，皇帝派侍中任恺询问政事得失以及政治教化的先后。王祥因年老疲惫，多次请求退位，皇帝不准。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王祥长期患病、缺席朝会为由，请求免去他的官职。诏书说：“太保是元老、德行高尚，是朕所倚重、用来兴隆政道的人。他前后请求退让，朕都没有答应，这不是有司所能议论的。”于是搁置侯史光的奏议。王祥坚决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下诏允许他以睢陵公身份回府，地位与太保、太傅相同，位次在三公之上，俸禄赏赐照旧。诏书说：“古人退休后，不再侍奉王侯。如今虽然以国公身份留居京城，也不应再使他劳苦参加朝请。赐给他几案和手杖，不必上朝；国家大事都要向他咨询。赐安车一辆、驷马一套，宅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席褥；让舍人六人作为睢陵公舍人，设置官骑二十人。任命公子骑都尉王肇为给事中，使他常常从容闲游并问候省视父亲。又因为太保品德高洁、生活清素，家中没有宅第，暂且让他留在原府，等所赐宅第建成后再搬出。” 病情危重时，他写下遗令训诫子孙：“人的生死，是自然的道理。我已经八十五岁，撒手而去还有什么遗憾？若不留下遗言，就没有什么可让你们遵循的。我一生正值末世，登上仕途、历经考验，却没有辅佐君主的功勋，死后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气绝之后只洗手脚，不必沐浴，不要给尸体缠裹；都穿洗过的旧衣服，按平时所穿的服饰办理。皇帝赏赐的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带和匣子，都不要用来随葬。西芒山的土自然坚实，不要使用砖石，也不要修筑坟丘。墓穴挖深二丈，外椁只要能容下棺材即可。不要建前堂、陈设几筵，也不要放置书箱、镜匣之类器物，棺材前只放一张床榻即可。Я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作为早晚祭奠之物。家中无论大小都不必送葬，到了小祥、大祥时才设置特牲祭祀。不要违背我的遗命！高柴哭泣出血，服丧三年，孔子说他愚昧；闵子骞除去丧服后出门见人，弹琴时声音悲切，孔子称赞他孝顺。因此哭泣悲哀的程度，随着日月推移而逐渐减轻，饮食也有适宜的制度。言语行为能够经受验证，是诚信的最高境界；推让美名、承担过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扬名显亲，是孝的最高境界；兄弟和悦相处、宗族欢欣和睦，是悌的最高境界；面对财物，没有什么比谦让更好。这五点，是立身处世的根本。颜回所说的命运道理，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哪里会有什么遥远难懂的地方呢！”他的儿子们都遵照遗令实行。泰始五年去世，诏令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布帛一百匹。当时文明皇太后去世刚过一个月，后来皇帝下诏说：“为睢陵公发哀，事情一直拖到现在。虽然我每每因此感伤，却始终没有机会特别表达哀情。现在就为他哭吊。”第二年，册命谥号为“元”。王祥去世时，前来奔丧的不是朝廷中的贤达，就是亲属和旧日属吏，门前没有身份混杂的吊唁宾客。族孙王戎感叹说：“太保可以说是清高通达了！”又称赞说：“王祥在正始年间，不属于以善于言谈著称的人。等到同他交谈，才发现他的义理深远清明，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德行掩盖了他的言谈吗！”王祥有五个儿子：王肇、王夏、王馥、王烈、王芬。王肇是庶出，王夏早年去世，王馥继承爵位。咸宁初年，因王祥家境十分贫寒俭朴，朝廷赐绢三百匹，任命王馥为上洛太守；王馥去世后谥为“孝”。其子王根继承爵位，任散骑郎。王肇官做到始平太守。王肇的儿子王俊，任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王俊的儿子王遐，任郁林太守。王烈、王芬年幼时便有声名，受到王祥宠爱。两人也在同一时期去世。临死前，王烈想归葬故土，王芬想留葬京城。王祥流泪说：“不忘故乡，是仁；不留恋本土，是通达。仁与达二者，我的两个儿子都有。”

译王览字玄通。母亲朱氏对待王祥毫无仁道。王览几岁时，见王祥被鞭打，便哭泣着抱住他。到了成年，每每劝谏母亲，朱氏才稍稍停止凶暴虐待。朱氏多次无理地使唤王祥，王览总是和王祥一起去做。后来朱氏又虐待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也赶来共同承担，朱氏因此害怕，只得停止。王祥父亲去世后，逐渐获得时人声誉。朱氏非常憎恨他，暗中让人用毒酒害王祥。王览知道后，径直起来拿过酒。王祥怀疑酒有毒，争着不让他喝，朱氏急忙夺回酒。此后朱氏赐给王祥食物，王览总是先尝。朱氏害怕王览因此丧命，便停止了加害。王览孝顺友爱、恭敬谨慎，声名仅次于王祥。王祥出仕后，王览也接受本郡征召，逐渐升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爵制建立后，封即丘子，食邑六百户。泰始末年，授弘训少府。该职被裁省后，转任太中大夫，俸禄赏赐与九卿相同。咸宁初年，诏书说：“王览年少时便笃守至高德行，奉行仁义，贞正清白的操守，年长以后更加坚定。任命王览为宗正卿。”不久，王览因病上疏请求告老还乡。诏令准许他以太中大夫身份退休养老，赐钱二十万、床帐席褥，并派殿中医为他诊治、供应药物。后来转任光禄大夫，门前设置行马。”}], 咸宁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谥号为“贞”。有六个儿子：裁、基、会、正、彦、琛。裁，字士初，任抚军长史。基，字士先，任治书御史。会，字士和，任侍御史。正，字士则，任尚书郎。彦，字士治，任中护军。琛，字士玮，任国子祭酒。当初，吕虔有一把佩刀，善于相刀的人说，这把刀的主人一定能做到三公，只有这样的人才配佩戴它。吕虔对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这把刀也可能带来祸害。你有辅佐三公的才量，所以把它送给你。”祥坚决推辞，吕虔强行相赠，他才接受。祥临死时，把刀交给览，说：“你以后一定会兴盛，足以配得上这把刀。”览的后代世世代代多有贤才，在江左兴盛起来。裁的儿子导，另有传记。郑冲，字文和，是荥阳开封人。他出身寒微，却卓然自立，操守清正恬淡，少有欲望，沉心研读经史，于是广泛深入地研究儒家学术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他仪容和声望都很好，举动必定遵循礼法，任性守真，自我持守，不求乡里的声誉，因此州郡很久都没有以礼相待。魏文帝还是太子时，搜求并荐举出身卑微的人，任命郑冲为文学，连续升任尚书郎，出任陈留太守。郑冲把儒雅看作德行，任职时没有干练能办事的声誉，吃粗粮、穿旧絮袍，也不经营产业，世人因此看重他。大将军曹爽征召他为从事中郎，后来转任散骑常侍、光禄勋。嘉平三年，授任司空。高贵乡公讲授《尚书》时，郑冲手执经书亲自传授，与侍中郑小同一同受到赏赐。不久，转任司徒。常道乡公即位后，任命他为太保，位次在三司之上，封为寿光侯。郑冲虽然位列台辅，却不参与世俗政务。当时文帝辅政，平定蜀地以后，命贾充、羊祜等分头制定礼仪和律令，都先向郑冲咨询，然后才施行。魏帝举行禅让大典时，派郑冲捧持策书。武帝登上帝位后，任命他为太傅，进爵为公。不久，司隶李憙、中丞侯史光上奏说，郑冲以及何曾、荀顗等人都因疾病，应当一并免官。武帝不准许。郑冲于是不过问政事，上表请求退休。武帝下优厚诏书不准许，又派使者申明劝解。郑冲坚决推辞，交还貂蝉冠和印绶，诏书仍不准许。泰始六年，诏书说：“从前汉高祖因为善于识人和任用人才，能够平定天下，论述功臣的功劳，把美名归于三位俊杰。于是同功臣剖分符节、订立誓约，把正本收藏在宗庙，副本交给主管官署，这正是用来彰明德行、褒奖功勋、辅翼王室的。过去我的祖先遭逢世道多难，招揽任用英俊之才，与他们同心协力，于是成就时务，终于建立大业。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郎陵公何曾、太尉临淮公荀顗，都崇尚德行、依循仁义，明达诚信、笃厚诚实，辅佐先皇，光大成就帝业。因此，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卫将军钜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诚严肃，居心正直，朕也非常嘉奖他们。《尚书》不是说过‘上天制定等级，礼制有五服五章’吗？应当为寿光、郎陵、临淮、博陵、钜平五国设置郎中令，授予夫人和世子印绶，享用本品秩禄的三分之一，一切都按郡公、郡侯的规格办理。” 泰始九年，郑冲又上表坚决请求退休。诏书说：“太傅蕴含深厚纯粹的德行，行为高尚清洁，恬淡超远、清静无欲，坚定卓然，世上少有。为国事辛劳了六十多年，忠诚严肃地奉公办事，考虑公事而不顾私事。于是响应众人的推举，历任三公之职。又承担保傅的重任，担负从容论说道理的职责，光大辅佐历代帝王，辅佐完成上天交付的职事，宣扬谋略，弘扬成就伟业，可以说是朝廷中的俊杰老臣，众人都仰望的人。朕对治国之道昧于理解，众多政务还未安定，正要仰赖并接受您的老成教诲，启发开导我的蒙昧，希望依靠您的显著德行，逐步取得成效。然而您屡次以年老病重为由，请求退休告退。若顺从您的志愿，朕还能同谁商量谋划呢？譬如涉水过河，却不知道从哪里渡过去。因此一直没有答应，直到多年之后。可是您辞让的意愿更加坚定，真挚的心意实在难以违背。看到您盛大的志向，朕不免怅然。功成而不自居，是上等德行所崇尚的；成全别人的美德，君子也赞许。难道一定要满足朕依赖您的心愿，而违背大雅之士进退的准则吗？现在准许您所坚持的请求，以寿光公的身份回到宅第，地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您应当保养精神，守护身心和顺，以求获得长久的福祉。赐给您几案和手杖，不必上朝。古代贤明的君王，敬重国老，依据他们的行为请教政事，以弥补自己的缺失。如果朝廷有重大政务，都要到您那里咨询。又赐给您安车一辆、驷马一驾，住宅一区，钱一百万，绢五百匹，床、帷帐、竹席和被褥，设置舍人六人、官骑二十人；让您的世子徽任散骑常侍，使他经常悠闲地在家侍奉问安。俸禄赏赐的供给、策命和仪制，都依照旧典而有所增加。” 第二年去世。武帝在朝堂上发哀，追赠太傅，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布一百匹。谥号为“成”。咸宁初年，有关官员上奏，郑冲与安平王孚等十二人都应当把铭文存于太常，配享宗庙。当初，郑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同搜集《论语》各家训诂注释中较好的内容，记下作者姓名，因而采用他们的观点；遇到认为不妥的地方，就随即改动，书名叫《论语集解》。完成后，奏上魏朝，流传至今。郑冲没有儿子，便以侄子的儿子徽为继嗣，徽官至平原内史。徽去世后，他的儿子简继承爵位。

译何曾，字颖考，是陈国阳夏人。他的父亲何夔，任魏太仆，封阳武亭侯。何曾年轻时承袭爵位，喜好学习，博闻强记，与同郡袁侃齐名。魏明帝初年任平原侯时，何曾任文学。魏明帝即位后，何曾连续升任散骑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给事黄门侍郎。他上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要以清静为根本，而百姓要以贤良的官吏为根本。如今天下空虚损耗，徭役事务很多，实在应当抚恤养育百姓，用恩惠使他们乐于服役。郡守的权力虽然不重，却仍然专门治理千里之地，与古代相比，就像列国的国君。对上应当奉行并宣扬朝廷恩德，使百姓得到惠泽和和顺；对下应当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任用得人就可以使地方安定，任用非人就会成为祸患。所以汉宣帝曾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能同我共同治理这些事务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吧！’这确实可以说是懂得治政的根本。现在国家大举行动，刚刚又征发调集，军队远征，上下都很劳苦。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们共同谋划事情的开端。愚昧迷惑的人，能够厌弃眼前的小劳苦，却忘记作乱所造成的大祸，因此郡守更加不能不任用合适的人。人才虽难以十全十美，仍应大体上有威严和恩惠，能够使百姓信服又敬畏。臣听说各郡的郡守中，有些年老或患病，把政务都交给丞、掾办理，不管理各项事务；有些性情疏懒怠惰，不把治理政事放在心上。在任多年，对百姓没有施加恩惠。然而到了考核期限，罪过又没有达到应当贬黜免职的程度，所以能够拖延多年，没有被斥退罢免的期限。臣愚昧地认为，可以秘密诏令主管官员，暗中考核、查访各地郡守。对于年老有病却不隐退，亲近任用私人，以及治理地方少施恩惠、只喜欢经营人情关系、烦扰百姓的人，都可以征召回朝，另行选人替代。”不久，何曾升任散骑常侍。宣帝准备讨伐辽东时，何曾上疏魏帝说：“臣听说先王制定法度，必定以谨慎为原则。因此设置官职授予任命时，就安排副佐；部署军队任命将领时，就设置监军和副职；宣布命令派遣使者时，就设置副使；临敌交战时，又安排参军和御右等辅佐官，大概都是为了充分发挥谋划的功效，防备安危变化。因此处在险境、面对危难时，权力和才能可以相互补济；有人意外死亡或缺位时，才能有人可以替代。这是国家防备，意义极其深远。到了汉代，也遵循旧章：韩信攻打赵国，张耳任副将；马援讨伐越地，刘隆任副将。前代的事迹，都明确记载在史书中。如今太尉奉命出兵讨伐罪人，精锐铠甲和锋利兵器齐备，步兵骑兵数万人，道路遥远艰险，而且相距将近四千里。即使凭借上天的威势，能够有征讨而不交战，敌人也可能暗中逃遁，拖延消耗日月。军令没有固定期限，人也不是金石，长远的考虑和周密的准备，实在应当设置副将。如今北军各将领以及太尉所统率的人，都是同僚，名位没有差别，平素没有确定的统属关系和统御的尊威，突然发生变故和紧急情况时，彼此不能镇抚控制。心存危亡、预先防备，是圣明之人的裁断。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选派声望显著、威重久著的大臣名将，确定相应的礼秩，派往北军；进则共同谋划，退则担任副佐。即使发生万一的意外变故，军队主帅有后备辅佐，也就没有忧患了。” 魏帝没有采纳。何曾出任河内太守，在任时有威严的声誉。朝廷征召任命他为侍中，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嘉平年间，任司隶校尉。抚军校事尹模倚仗宠幸作威作福，积聚了大量非法所得，朝廷内外都畏惧他，没有人敢说话。何曾上奏弹劾他，朝廷称赞何曾。当时曹爽专权，宣帝称病不出，何曾也借口有病辞职。曹爽被诛杀后，何曾才起任处理政事；魏帝被废时，何曾参与了谋划。当时步兵校尉阮籍倚仗才华，放纵荒诞，居丧期间不守礼法。何曾在文帝座前当面责问阮籍说：“你放纵感情、背弃礼法，是败坏风俗的人。如今忠臣贤者执掌政权，综合考核名声和实际，像你这类人，不能让你长久存在。”于是又对文帝说：“公正要用孝道治理天下，却听任阮籍在公座上身负重丧仍饮酒吃肉。应当把他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不要让他污染华夏。”文帝说：“这个人病弱到这种地步，您就不能替我容忍他吗？”何曾再次引经据典，据理力争，言辞和道理都十分恳切。文帝虽然没有听从，当时的人却敬重又畏惧他。毌丘俭被诛杀后，他的儿子毌丘甸和妻子荀氏依法应当处死。荀氏的族兄荀顗、族父荀虞都与景帝有姻亲关系，一同上表魏帝请求赦免她的性命。诏令准许离婚。荀氏所生的女儿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也依法应当处死；她因怀孕被拘押在狱中。荀氏到何曾那里申诉请求恩赦，说：“芝被关在廷尉狱中，只看着自己的影子也知道性命难保，计算日子等待依法处决。我请求没入官府做婢女，以赎回芝的性命。”何曾很同情她，便代她上书陈述并提出议论。朝廷官员一致认为应当如此，于是修改了法律。详情记载在《刑法志》中。何曾任司隶多年后，升任尚书；正元年间，任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假节。将要赴镇时，文帝派武帝和齐王攸送他数十里。何曾大讲宾主之礼，准备了太牢的膳食。侍从、官吏和骑卒没有不喝醉吃饱的。武帝离开后，又到何曾的儿子劭那里。何曾事先告诫劭说：“客人一定会经过你这里，你应当提前整肃准备。”劭没有穿戴冠带，使武帝停留了很久，何曾深深责备劭。何曾就是这样受到尊崇重视。后来升任征北将军，进封颍昌乡侯。咸熙初年，任司徒，改封郎陵侯。文帝成为晋王后，何曾与高柔、郑冲同为三公，将要入见时，只有何曾行拜礼，极尽恭敬；高柔、郑冲二人只是作揖而已。武帝承袭晋王之位，任命何曾为晋丞相，加授侍中。何曾与裴秀、王沈等人劝武帝接受帝位。武帝登基后，任命何曾为太尉，进爵为公，食邑一千八百户。泰始初年，诏书说：“谋略英明、辅弼和谐，亲自保卫君王，所以能够宣扬崇高的教化，使天下都归顺。侍中、太尉何曾，树立的德行高峻，内心忠诚明亮，博学多闻，见识明达宏远，辅佐先皇，功勋显著。朕承继大业，首先要辅佐王室，继承前人的事业，施行于朕身，实在是辅佐天命、振兴教化、光大赞助政道。三司的职责，虽是辅佐君王处理政事，但如果君主有过失而臣下能够辅弼纠正，弥补不足，就要依靠保傅。因此将要彰明三公的职责，没有比任用能够治理君王的人更重要的了。任命何曾为太保，侍中之职照旧。”过了很久，何曾以原有官职兼任司徒。何曾坚决推辞，武帝不准许，派散骑常侍传达诏旨，他才赴任处理政事。后来进位太傅。何曾因为年老，多次请求退位。诏书说：“太傅明朗高尚、忠诚刚正，内心弘厚坚毅，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老成之臣、国家的宗臣。然而他崇尚高洁的事业，多次辞让俸禄和官位。朕德行浅薄，正依靠您的保佑，阅览奏表，实在感到怅然。即使想成全您的美德，难道能满足您的高尚志愿，而忘记您辅佐的益处吗！

译况且司徒所掌管的事务繁多，不可以让老年人长久劳累。任命您为太宰，侍中仍旧担任。朝会时佩剑穿鞋乘舆上殿，依照汉代相国萧何、田千秋以及魏太傅锺繇的旧例。赐钱一百万、绢五百匹，以及八尺床、帐、竹席、被褥等物作为配套。设置长史、掾属、祭酒以及属员，一律依照旧制办理。供给的亲兵、官骑照旧。主管官员应依次按照礼典办理，务必使待遇优厚完备。”此后每次召见何曾，武帝都命他把平时所用的饮食和服饰带在身边，并让他的两个儿子随从。咸宁四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武帝在朝堂上穿素服举哀，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布一百匹。将要下葬时，命礼官议定谥号。博士秦秀拟谥为“缪丑”，武帝没有采纳，最终策命谥为“孝”。太康末年，他的儿子劭亲自上表请求改谥为“元”。何曾天性极其孝顺，家内规矩严肃，从年轻到年长，都没有喜爱声乐和宠妾的嗜好。年老以后，他与妻子相见，都端正衣冠，彼此像宾客一样相待。他面向南，妻子面向北，拜两拜奉上酒；行礼酬答完毕，便立即出去。一年中这样相见不过两三次。当初，司隶校尉傅玄撰文称赞何曾和荀顗说：“用文王之道侍奉父母的，难道不是颍昌侯何氏和荀侯吗？古人称颂曾参、闵子骞，今日则有荀顗、何曾。内心竭尽诚意侍奉父母，对外尊崇礼让来交接天下人。孝子，是百世的宗法典范；仁人，是天下赖以生存的人。能够实行孝道，是君子的仪表。《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使人遵循。’如果不遵循这两位先生的美德，就不是喜好中正之道的人。”又说：“荀顗、何曾，是君子的宗法典范。”又说：“颍昌侯侍奉父母，大概尽到了孝子的道义吧！父母在世时，他竭尽和顺；侍奉时，竭尽恭敬；父母去世后，竭尽哀痛，我在颍昌侯身上看到了这些。”又说：“见到他父母的亲族，就如同见到他的父母；到了六十岁仍有孩子依恋父母般的感情，我在颍昌侯身上看到了这些。”然而何曾生性奢侈豪华，专力追求华美铺张。帷帐、车马、服饰，都极尽华丽；厨房膳食的滋味，超过帝王。每次入宫宴见，他都不吃太官署准备的食物，武帝便总是命人取来他自己的食物。蒸饼上如果没有裂成十字形，他就不吃。每天饮食花费上万钱，他还说没有一件值得下筷子的东西。有人用小纸写信，何曾便命令记室不要答复。刘毅等人多次弹劾何曾奢侈过度，武帝因为他是重臣，始终不予追究。都官从事刘享曾上奏何曾奢侈华贵，说他用铜制的钩和[原文“纼”字疑为器物名，字形或有讹误]装饰车子，连牛的蹄角都加以修饰。后来何曾征召刘享为掾，有人劝他不要接受，刘享说：“奉行至公的原则，不应因私人怨恨而计较。”于是接受征召。何曾常常因为小事杖责刘享。他表面宽厚、内心猜忌，也属于这一类。 当时司空贾充的权势几乎等同于君主，何曾轻视其他人而依附贾充。后来贾充与庾纯因饮酒发生争执，何曾议论时偏袒贾充、压制庾纯，因此被正直之士非议。有两个儿子：遵、劭。劭承袭爵位。劭，字敬祖，年轻时与武帝同岁，两人有童年交情。武帝为王太子时，任命劭为中庶子。武帝即位后，劭转任散骑常侍，深受亲近和礼遇。劭一向仪容和声望出众，远方来宾朝见时，武帝一定让劭侍立在身边。各地进献贡物时，武帝总是赏赐劭，并观察他如何辞谢。咸宁初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劭和哥哥遵等接受已故鬲县令袁毅的贿赂，虽然经过赦免，仍应一律禁锢。案件交给廷尉处理。诏书说：“太保与袁毅有几代的交情，遵等所接受的东西也很少，一概不予追究。”劭升任侍中、尚书。惠帝即位，开始设置东宫。太子年幼，想让他亲自接触各种政务，所以广泛选拔六位辅傅，任命劭为太子太师，兼管省中尚书事务。后来转任特进，连续升任尚书左仆射。劭博学，擅长撰写文章，陈述近代事迹时，如同指着手掌一样清楚。永康初年，升任司徒。赵王伦篡位后，任命劭为太宰。三王交战争权时，劭身穿高官服饰、乘坐轩车周旋其间，却没有人怨恨他。然而他骄傲奢侈、轻视显贵，也有父亲的作风。衣服皮裘和器物玩好，新旧物品积聚很多。饮食一定要用尽天下各地珍奇异味，每天的供给以二万钱为限。当时舆论认为，太官署的御膳也无法超过它。不过他安闲自得，不贪恋权势。他曾对同乡王诠说：“我的名位虽然过分幸运，但年轻以来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只有和夏侯长容一起劝谏授予博士一事，可以流传史册罢了。”他所撰写的《荀粲传》《王弼传》以及各种奏议文章，都流传于世。永宁元年去世，追赠司徒，谥号为“康”。儿子岐继承爵位。劭刚去世时，袁粲前去吊唁岐，岐以有病为由推辞不见。袁粲独自哭着出来说：“今年一定要把这个小子列入品评的下等。”王诠对他说：“只知道死者去吊丧，却不必见活人吗！岐以前罪过很多，你当时不把他列入下等；何公刚去世，就要把岐降等。别人会说中正官畏惧强者、轻易欺凌弱者。”袁粲于是作罢。遵，字思祖，是劭同父异母的哥哥。年轻时就有才干能力。起初任散骑黄门郎、散骑常侍、侍中，连续升任大鸿胪。他性情也奢侈过度，役使御府工匠制作宫禁专用物品，又贩卖出行器物，被司隶刘毅上奏弹劾，免去官职。太康初年，起用为魏郡太守，升任太仆卿，又被免官，死在家中。有四个儿子：嵩、绥、机、羡。嵩，字泰基，宽厚开朗，爱惜人才，广泛阅览古代典籍，尤其精通《史记》和《汉书》。年轻时历任清要官职，兼任著作郎。绥，字伯蔚，官至侍中、尚书。他自认为承袭世代名望和显贵，奢侈过度；性情轻视他人，书信文字简慢傲慢。城阳王尼见到绥的书信奏疏，对人说：“伯蔚身处乱世却如此骄矜豪横，难道能免祸吗？”刘舆、潘滔向东海王越进谗言，王越于是杀死绥。当初，何曾侍奉武帝宴饮，退朝后告诉遵等人：“国家承受天命接受禅让，开创基业，建立后世传承。我每次入宫宴见，从未听到他谈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只是谈论平生的日常琐事，这不是为子孙谋划的征兆。只顾眼前这一代，后代恐怕要危险了！这是子孙的忧患。你们还可以善终。”他指着几个孙子说：“这些人一定会遇到乱亡。”等到绥死后，嵩哭着说：“我的祖父难道真是大圣人吗！” 机任邹平县令。他性情也骄矜傲慢，要求乡里人向他行拜礼。有人劝诫他说：“礼法上敬重年长和爵位，但以德行为主。为了显示权势让谢鲲等人向你下拜，恐怕会伤害风俗。”机并不以此为惭愧。羡任离狐县令。他既骄傲又吝啬，凌驾欺压他人，乡里人像痛恨仇敌一样憎恶他。永嘉末年，何氏一族灭亡，一个也没有留下。

译石苞，字仲容，是渤海南皮人。他性情高雅旷达，有智谋才略，仪容伟岸俊美，不拘泥于小节。因此当时人编歌谣说：“石仲容，美貌无人能比。”县里征召他为小吏，供农司马差遣。适逢谒者阳翟人郭玄信奉命出使，寻找驾车的人，农司马便把石苞和邓艾交给他使用。走了十多里，郭玄信对两人说：“你们以后都应当做到卿相。”石苞说：“我只是驾车的役隶，怎么会做到卿相呢？”后来又奉命到了邺城，事情长期不能决定，于是便在邺城市场贩卖铁器。市长、沛国人赵元儒以善于识人闻名，见到石苞后很惊异，便和他结交。他赞叹石苞有远大的器量，认为他应当做到三公辅弼，于是石苞因此知名。石苞拜见吏部郎许允，请求任一个小县的县令。许允对他说：“您是我们这类人，应当互相引荐在朝廷任职，为什么想去小县呢？”石苞回来后叹息，没想到许允竟然这样了解自己。不久升任景帝的中护军司马。宣帝听说石苞好色而品行轻薄，便把这件事告诉景帝。景帝回答说：“石苞虽然小节不足称道，却有治理国家的才略。品行贞正廉洁的人，未必能够成就经世济民的事业。因此齐桓公忘记管仲奢侈僭越的过失，而记录他匡正诸侯、会合天下的大谋略；汉高祖舍弃陈平品行污浊的一面，而采用他六出奇计的高明谋算。石苞虽然还不能与这两人相提并论，却也是当今可选用的人才。”宣帝的疑虑于是消释。石苞调任邺城典农中郎将。当时魏朝的王侯大多居住在邺城，尚书丁谧的权势一时显贵，又与人争逐时下利益。石苞上奏列举这些事情，因此更加受到称誉。历任东莱、琅邪太守，所到之处都有威严和恩惠的声誉。升任徐州刺史。文帝在东关战败时，只有石苞保全军队撤退。文帝指着手中的符节对石苞说：“遗憾没有把这个授给你，以便完成大事。”于是升任石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诸葛诞在淮南起兵时，石苞统率青州各军，督率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选拔精锐士卒组成机动部队，以防备外敌。吴国派大将朱异、丁奉等前来接应，诸葛诞等把辎重留在都陆，率轻兵渡过黎水。石苞等迎击，大败吴军。泰山太守胡烈率奇兵从隐蔽道路袭击都陆，把吴军留下的运输物资全部焚毁。朱异等收拢余众退走，寿春平定。任命石苞为镇东将军，封东光侯、假节。不久，石苞代替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石苞因此入朝。将要返回时，他向高贵乡公辞行，高贵乡公留他谈了一整天。石苞出来后，对文帝说：“这不是平常的君主。”几天后就发生了成济行刺的事情。后来进位征东大将军，不久升任骠骑将军。文帝去世，贾充、荀勖议定葬礼而没有决定。石苞当时赶来奔丧，痛哭说：“基业已经如此，难道要以人臣的身份结束吗！”葬礼才得以定下。后来石苞常常和陈骞暗中向魏帝劝说天命气数已经终结，天命已有归属。到魏帝禅让帝位时，石苞出了很大力量。武帝登基后，升任石苞为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授侍中，赐羽葆和鼓吹。自从诸葛诞败亡后，石苞一直镇守安抚淮南，士卒战马强盛，边境事务很多。石苞既勤于处理各项事务，又用威势和恩德使众人归服。淮北监军王琛轻视石苞出身一向卑微，又听到童谣说：“宫中的大马几乎要变成驴，大石压着它不能舒展。”于是暗中上表说石苞与吴人交通。此前望气的人说过“东南将有大军兴起”。等到王琛的奏表送到，武帝非常怀疑石苞。正好荆州刺史胡烈上表说吴人准备大举入侵，石苞也听说吴军将要进入，于是修筑营垒、拦截水道来巩固自己。武帝听说后，对羊祜说：“吴人每次来犯，常常东西两面互相呼应，没有理由这次只从一面来，难道石苞果真有不顺从之心吗？”羊祜深知其中缘故，但武帝仍然疑虑。正好石苞的儿子乔任尚书郎，武帝召见他，他过了一整天还没有到。武帝认为石苞一定反叛，想要讨伐石苞，却打算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于是下诏说石苞不能判断敌军形势，筑垒拦水，劳扰百姓，依策书免去官职。派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讨他，以防备非常变故。又命镇东将军、琅邪王伷从下邳出发，会合寿春。石苞采用掾孙铄的计策，放下兵器步行出城，停在都亭等待治罪。武帝听说后，怒意消解。石苞到宫阙后，武帝让他以公的身份回到宅第。石苞自己以受命任职却没有成效为耻，但脸上没有怨色。当时邺城奚官督郭暠上书为石苞申辩。武帝诏书说：“前大司马石苞忠诚正直、清明磊落，有经世济务的才干，任职所取得的成就都有可记载之处。应当掌管教化典制，以辅佐时政。任命石苞为司徒。”有关官员上奏说：“石苞先前有受挫退缩的表现，不能胜任此职。让他以公的身份回家，已经是宽厚优待，不应再提拔任用。”诏书说：“吴人轻弱脆弱，终究成不了大事。因此边境事务只求使防守完备坚固，让他们不能越境逃逸罢了。因为石苞的谋划不同，过分忧虑敌情，所以征召回来另行授职。从前邓禹在关中受挫，最终仍然辅佐汉室，难道能因为一次过失就掩盖大的德行吗！”于是石苞到任就职。石苞上奏说：“州郡对于农耕和桑蚕还没有赏罚制度，应当派遣属官巡行各地，都要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加以均衡，考察各地农桑成绩的优劣，然后给予贬黜或升迁。”诏书说：“发展农业，是施政的根本，是国家的大政务。即使想要安定时局、兴起教化，如果不先使百姓富足再施以教化，也是没有办法的。然而直到今天天下多事，军队和国家的开支扩大，又加上经历征伐之后，屡次发生水旱灾害，仓库不充实，百姓没有积蓄。古代讲究耕种、收获和树木栽培，由司徒掌管。如今司徒虽然已经升任论道之职，但治理国家、建立政令，应以当时最急迫的事情为先，所以陶唐氏时代，后稷的官职最为重要。如今司徒的职位正适合承担这一职责，专心奉行王事，有毁弃家产以宽解国家困难、勤勉忘我的志向。应当让司徒督察州郡播种种植，把事务交给他并任其完成，垂衣拱手等待成效。如果认为需要巡行各地，就增设掾属十人，准许从王官中选取熟悉并历练事务的人。”石苞在任时以忠诚勤勉著称，武帝常常把事情交给他办理。泰始八年去世。武帝在朝堂上发哀，赐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布一百匹。下葬时，赐给符节、旌幢、麾、曲盖、追锋车、鼓吹、武装卫士和大车，都按照魏朝司空陈泰的旧例办理。武帝亲自驾车到东掖门外送葬。策命谥号为“武”。咸宁初年，诏令说石苞等人都是建立王业的功臣，应当把他们列入铭文并配享祭祀。石苞预先写下《终制》说：“延陵实行薄葬，孔子认为合乎通达的礼义；华元实行厚葬，《春秋》认为这是不守臣道，古代明白的义理就是这样。从今以后，死者都只用当时的衣服收殓，不得重重叠叠地穿戴。又不得把饭含在死者口中，这是愚俗的做法。也不得设置床榻、帷帐和明器。确定下葬以后，把土填满墓穴，不得再起坟、种树。从前王孙实行裸葬以矫正时俗，他的儿子奉行遗命，君子尚且不讥笑，何况这是合乎礼典的做法呢？”几个儿子都遵奉执行遗命，又禁止亲戚和旧日属吏前来设祭。有六个儿子：越、乔、统、浚、俊、崇。以统为继嗣。

译统，字弘绪，历任射声校尉、大鸿胪。儿子顺，任尚书郎。越，字弘伦，早年去世。乔，字弘祖，历任尚书郎、散骑侍郎。武帝召见乔而他没有到，便深深怀疑石苞反叛。石苞到达后，武帝面有惭色，对他说：“你的儿子差点毁了你的家门。”石苞于是废黜乔，终身不许他做官。又因为乔有污秽的品行，把他迁到顿丘，后来与弟弟崇一同被杀。乔的两个儿子超、熙逃走而得以免死。成都王颖起兵时，任命超为折冲将军，讨伐孙秀，因功封侯。又任振武将军，征讨荆州贼李辰。成都王颖与长沙王乂相互攻战时，超常任前锋，升任中护军。陈[原文“陈▯▯”字样疑为人名，OCR不清]等人挟持惠帝北伐，超逃回邺城。成都王颖派超在荡阴阻挡惠帝，王师大败，超逼迫惠帝驾临邺宫。适逢王浚在邺城攻打成都王颖，颖任超为右将军抵御王浚，结果大败而归。超跟随皇帝车驾到洛阳，又向西迁往长安。河间王颙任命超兼领北中郎将，让他与成都王颖共同抵御东海王越。超在荥阳招募士兵，右将军王阐和典兵中郎赵则都受超节度，作为豫州刺史刘乔的后续援军。范阳王虓迎击并斩杀超，熙得以逃走免死。永嘉年间，熙任太傅越的参军。浚，字景伦，清廉节俭，有鉴别和见识，敬重爱护人物。官至黄门侍郎，是当时的名士，早年去世。俊，字彦伦，年轻时就有声誉，评论者称他为优秀的人才。官至阳平太守，早年去世。崇，字季伦，出生在青州，所以小名叫齐奴。年轻时聪敏有才智，勇敢而有谋略。石苞临终时，把财物分给几个儿子，唯独没有分给崇。崇的母亲因此提起此事，石苞说：“这个孩子虽然年幼，日后自然能够得到。”二十多岁时，崇任修武县令，以有才干闻名。入朝任散骑郎，升任城阳太守。讨伐吴国时立有功劳，封安阳乡侯。在郡任职时虽然有公务，却喜欢学习，毫不倦怠，后来因病自行解除职务。不久，任黄门郎。他的哥哥统触犯了扶风王骏，有关官员迎合旨意上奏统，准备加以重罚，后来统得到宽赦。因为崇没有到宫阙谢恩，有关官员又想重新加重统的罪责。崇亲自上表说：“臣的哥哥统凭借先父的恩德，早年受到优厚待遇，出入清要显贵的职位，历任官职都尽心勤勉。臣私下揣度圣上的心意，想来圣上已有所体察。近来统被扶风王骏蛮横地诬陷诽谤，司隶、中丞等人草率写成重罪奏章，罗织深文，反复上达天听。臣兄弟局促恐惧，忧心悸动。王骏是皇亲贵族，身份尊贵，权势显赫。内外官署都望风承旨。只要有人憎恶，陷害他就像投卵击石一样容易。自从统被冤枉弹劾以来，臣兄弟不敢说一句话为自己稍作申辩。闭紧舌头、钳住嘴巴，只等待刑书下达。古人说‘迎合旨意就荣华富贵，违逆旨意就穷困潦倒’，这话确实正确，如今才真正相信。因此即使主管官员主持正直的法令，也不能不把罪状写得深重；我们含冤受谤，也不得不承受那种说法。幸赖陛下耳目通达，英明洞察深远，念及先父功德重大，察知臣等勉励自守的心志。中诏再次审察，罪责得以澄清洗雪。臣等即使刻伤肌肤、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皇恩。臣在本月十四日，已与哥哥统、浚等到公车门拜表谢恩。臣私下估计奏表送达御前之日，暂且经过圣上耳目。本月二十日，忽然收到兰台禁止出入的符令，说统已经得到宽赦，恩典出于非常，臣安然待在私宅，竟然没有上表谢恩，又被弹劾，讥讽侮辱全都加到了身上。臣刚听到这件事时，惶恐狼狈；静下心来思考，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权势尊贵的人驱使一切，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想要奉行法令的正直准绳，是不可能的。臣凭借平庸的才干，却屡次承受显贵重任，不能胜任劈柴担薪的职责，以报答皇恩万分之一。一个月之内，奏劾接连而来，是曲是直，已经不是臣所能计较的了。臣所惭愧的是不能侍奉好皇亲外戚，才使自己陷入这种境地。没有向灶神献媚，实在惭愧于王孙；《随巢子》说：‘明君的德行，以察知实情为上，以察知事理为次。’臣所怀抱的情况都已经经过圣上听闻，只等接受罢黜治罪，不敢再多说。”因此事情得以解除。后来连续升任散骑常侍、侍中。武帝因为崇是功臣的儿子，又有才干和办事能力，十分器重他。元康初年，杨骏辅政，大肆封赏，多方培植党羽援助。崇与散骑郎、蜀郡人何攀共同提出意见，向惠帝上奏说：“陛下圣明的德行光照天下，皇室神灵开启福运，您居东宫太子之位二十多年，道德教化广泛流行，万国归心。如今承继大业，这是上天授予的。至于分发赏赐、实行封爵，竟优厚于泰始改朝换代之初。这是第一件不安。吴会地区僭越叛逆，几乎延续百年，边境受到它的荼毒，朝廷为此废寝忘食。先帝果断发挥独断的聪明，奋发施展神武谋略，荡平消灭逃亡的敌寇，容易得如同摧折枯木。然而谋臣猛将仍然有竭尽思虑和力量的功劳。如今封赏恩泽却优厚于平定吴国的功劳。这是第二件不安。上天眷顾保佑，实在在于大晋；帝位世代相传的数目，不知要延续多少代。如今制定的制度，应当流传后世。如果尊卑没有差别，有爵位就一定晋升，数代以后，人人都将成为公侯。这是第三件不安。臣等冒昧陈述。臣私下认为，泰始初年以及平定吴国后论功行赏时的制度、名册，都完整保存着。即使不能远远遵循古代典章，也还应当依照旧事办理。”奏表送上后，没有被采纳。崇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兼领南蛮校尉，加授鹰扬将军。崇在南中得到一只鸩鸟的幼鸟，把它送给后军将军王恺。当时制度规定鸩鸟不得越过长江，因此被司隶校尉傅祗纠察弹劾。诏令赦免了崇，并把鸩鸟在都城街道上烧掉。崇聪明敏悟，有才气，却任性好侠，品行不受约束。在荆州时，他劫掠远方使者和商客，因此积聚了不可估量的财富。征召为大司农时，征召文书还没有送到，他却擅自离职，因此被免官。不久，任太仆，出任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崇在河阳的金谷有别馆，一名梓泽；送行的人几乎倾动全城，都在这里设帐饮酒。到镇所后，他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互相侮辱，被军司上奏弹劾，免去官职。后来又任卫尉，与潘岳谄媚侍奉贾谧。贾谧与他们亲近友善，号称“二十四友”。广城君每次出行，崇都下车站在道路左边，望见尘土便拜倒，他卑躬谄媚到了这种程度。

译他的财产丰厚积聚，房屋宏大华丽。后房姬妾有数百人，都拖着绫罗绣衣，佩戴金饰翠玉。丝竹歌舞都是当时最好的，厨房膳食穷尽水陆珍味。他与贵戚王恺、羊琇一类人以奢侈相互攀比。王恺用[原文“▯台澳”疑为炊具名，OCR不清]釜煮饭，石崇则用蜡烛代替柴薪。王恺制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石崇制作锦缎步障五十里与他抗衡。石崇用花椒涂墙，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王恺就是这样争逐豪奢。武帝常常帮助王恺，曾经把一株珊瑚树赐给他，高约二尺，枝条疏朗，世上少有可比。王恺拿给石崇看，石崇立即用铁如意把它打碎，应手而碎。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顿时声色俱厉。石崇说：“这不值得多么遗憾，现在还给你。”于是命令左右把珊瑚树全部取来，其中有三四尺高的六七株，枝干奇绝，光彩照耀如同太阳，像王恺那株一样的很多。王恺[原文“忄兄然”疑为“悻然”等词，OCR不清]，顿时若有所失。石崇为客人制作豆粥，片刻之间就能办好。每到冬天，他都能吃到韭菜根和麦苗制成的齑菜。曾经和王恺出游，争着进入洛城；石崇的牛奔驰如飞鸟，王恺的牛远远赶不上。王恺每次都把这三件事作为心中疑问，于是暗中用钱买通石崇帐下的人，询问其中缘故。那人回答说：“豆子很难煮熟，预先把它煮熟后研成末；客人来了，只要煮白粥，把豆末投入其中罢了。韭萍齑，就是把韭菜根捣碎，混入麦苗。牛奔驰并不慢，主要是驾车的人催赶后不及时回收控制缰绳；只要放任车辕自由奔驰，牛就快了。”王恺于是全都照做，终于在这些方面争得高下。石崇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便杀掉了告密的人。他曾和王敦进入太学，看见颜回、原宪的画像，回头叹息说：“如果能和他们一同登上孔子的讲堂，和普通人相比又何必有差别呢？”王敦说：“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样评价，但子贡和您相差不远。”石崇正色说：“士人应当使自身和名声都得到显达，怎么能到了住破瓮作窗的地步呢！”他的志趣大多就是这样。刘舆兄弟年轻时被王恺嫉恨，王恺召他们来住宿，准备趁机把他们活埋。石崇平素与刘舆等人友善，听说将有变故，连夜骑马赶到王恺那里，询问刘氏兄弟在哪里。王恺被迫得无法隐瞒。石崇径直进入后堂，把他们找出来，同车离开。并对他们说：“年轻人怎么能轻易到别人家住宿呢！”刘舆深深感激他。贾谧被诛杀后，石崇因为与他结党而被免官。当时赵王司马伦专权，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与司马伦有嫌隙。石崇有个名叫绿珠的歌妓，容貌美丽艳丽，善于吹笛。孙秀派人来索要她。石崇当时正在金谷别馆，刚登上凉台，俯临清流，妇人们侍立在身旁。使者把来意告诉他。石崇把几十名婢妾全都叫出来给使者看，她们个个身带兰麝香气，穿着绫罗纱縠，说：“任您挑选。”使者说：“君侯的服饰器用确实华丽，不过我奉命专门来索取绿珠，不知道哪一个是她？”石崇勃然大怒，说：“绿珠是我所爱的人，不能给你。”使者说：“君侯博古通今，能察知远近，希望您再三思量。”石崇说：“不行。”使者出去后又返回，石崇最终还是不答应。孙秀大怒，于是劝赵王司马伦诛杀石崇和欧阳建。石崇、欧阳建也暗中察觉了他的计谋，便与黄门郎潘岳暗中劝说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谋划诛除司马伦、孙秀。孙秀察觉后，便假传诏书，逮捕石崇、潘岳、欧阳建等人。石崇正在楼上设宴，武士已经来到门口。石崇对绿珠说：“我今天是因为你获罪。”绿珠哭着说：“我应当死在官府面前来报答您。”于是跳楼而死。石崇说：“我不过是被流放到交州、广州罢了。” 等到用车载着石崇押往东市时，石崇才叹息说：“这些奴才是贪图我家的财产。”押送他的人回答：“既然知道财物会招来祸害，为什么不早些把它们散掉？”石崇无法回答。石崇的母亲、兄长、妻子和子女，无论年长年幼，全都被杀害，死者共十五人。石崇当时五十二岁。当初，石崇家把稻米煮成的饭放在地上，过了一夜全都变成了螺，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家族将被灭亡的征兆。有关官员登记查验石崇的水碓有三多处，家中有八百多个苍头奴仆，其他珍宝、货物、田地和住宅也都与此相称。晋惠帝复位后，下诏按照卿的礼制安葬石崇，并封石崇的从孙石演为乐陵公。石苞的曾孙石朴，字玄真，为人谨慎厚道，没有其他才艺，后来死于胡人之中。石勒因为与石朴同姓，又都出自河北，便把石朴列为宗室，特别加以优宠，官位做到司徒。欧阳建，字坚石，世代都是冀州一带的显贵家族。他一向富有理政才思，文才优美丰赡，在北州享有盛名。当时人称赞他说：“渤海声势显赫，欧阳坚石最为杰出。”他被公府征召，历任山阳县令、尚书郎、冯翊太守，很受当时人的称誉。后来遭遇祸难，没有人不为他悲痛惋惜，去世时三十多岁。临死前作了一首诗，文辞非常悲哀凄楚。孙铄，字巨鄴，是河内郡怀县人。他年轻时喜欢担任县吏，太守吴奋调任他为主簿。孙铄从微贱的身份升任掌管纲纪的官职，当时同僚中的大姓人物还不愿与他同席而坐。吴奋大怒，于是推荐孙铄担任司隶都官从事。司隶校尉刘讷非常了解并赏识他。当时吴奋又把孙铄推荐给大司马石苞，石苞征召他为属官。孙铄将要赴任，走到许昌时，正好朝廷已经暗中派遣轻装军队袭击石苞。当时汝阴王镇守许昌，孙铄经过时拜见他。汝阴王早就认识孙铄，出于同乡之情，私下告诉他说：“不要参与这场祸事。”孙铄立即离开，飞驰赶往寿春，为石苞筹划应变之计，石苞依靠他的谋划得以免祸。后来孙铄升任尚书郎，在任期间驳议十多件政事，受到当时人的称誉。史臣说：至于以经学作为帝王老师，郑冲对此确实无愧；孝是德行的根本，王祥正是应当承担这种仁德的人；何曾善待自己的亲属，并且惠及亲属的同党。夏禹恭敬节俭，商代因循旧制而有所损益。祭祀用的牲畜和日常服用器物，各有等级和章法；诸侯不能常用牛祭祀，命士不能常用猪祭祀。君王如果崇尚骄奢，就会关系到政治治理。顺应时势建立制度，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石崇学习广博、见闻很多，但性情背离正道，缺少悔悟；他超越当时四位豪富而取得财富，又拿五侯相比，争相斗富。春日田畦中花草繁茂，排列在严寒凝冻的清晨；锦绣帷障曲折绵延，横亘到山川之外。他撞钟作乐、让歌女起舞，放纵游乐而忘记归返，直到金谷园中含悲，吹笛的楼台将要坠毁；这正如所谓高处的蝉只顾处在轻淡的树荫中，却不知道螳螂已经从后面袭来。赞曰：郑冲胸怀纯正，王祥晚年才显达。各种德行融会于身，二人一同飞上仕进的天路。何曾与石崇操守不同，却都以美好的德行和奇异的才能著称。帝王的风气流于奢靡，石崇的心也随之驰逐。骄矜奢侈没有止境，盗寇般的祸害终于形成财富的灾源。国家分裂，自己也坠入灾祸；欢乐过去，悲哀随之而来。

译列传第四 羊祜　杜预（杜锡） 羊祜，字叔子，是泰山郡南城县人。羊氏世代担任俸禄二千石的郡守，到羊祜已九代，都以清正的德行闻名。他的祖父羊续，仕于汉朝，官至南阳太守；父亲羊[A155]，官至上党太守。羊祜是蔡邕的外孙，景献皇后的同母弟弟。羊祜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他哀思过度，超过了礼制规定，侍奉叔父羊耽非常恭谨。他曾游于汶水岸边，遇到一位老人对他说：“小孩子相貌很好，未满六十岁，一定会在天下建立大功。”说完便离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羊祜长大后，博学多闻，能撰写文章；身高七尺三寸，须眉俊美，善于谈论。郡将夏侯威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把哥哥夏侯霸的女儿嫁给他。羊祜被举为上计吏，又被州府四次征召为从事、秀才，五府也相继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太原人郭奕见到他说：“这是当今的颜回。”他与王沈一同被曹爽征召。王沈劝他接受征召，羊祜说：“委身侍奉他人，哪里是容易的事！”曹爽失败后，王沈因是旧属吏而被免官，于是对羊祜说：“我一直记得您以前说的话。”羊祜说：“这不是当初谋划时能够料到的。”他具有先见之明却不自我夸耀，就是如此。夏侯霸投降蜀汉时，他的姻亲大多与他断绝关系，只有羊祜安顿并善待夏侯霸的家属，对他们恩礼更加优厚。不久羊祜遭逢母亲丧事，长兄羊发也去世了。他因哀毁思慕而身体衰弱，十多年间都以守道朴素自处，恭谨谦和，像一个儒者。文帝任大将军时，征召羊祜，羊祜没有就任；朝廷又派公车征召，授任中书侍郎，不久升为给事中、黄门郎。当时高贵乡公喜爱写文章，在位者大多献上诗赋，汝南人和逌因为触犯他的意见而被斥退，羊祜处在这些人中间，不偏亲也不疏远，有识之士都推重他。陈留王即位后，赐爵关中侯，食邑一百户。羊祜因为少帝不愿让他继续做侍臣，请求外放补任地方官，于是调任秘书监。五等爵位建立后，封为钜平子，食邑六百户。钟会受到宠信而且猜忌他，羊祜也畏惧钟会。钟会被诛杀后，羊祜任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同掌管机密。后来升任中领军，统领全部宿卫禁军，入宫值宿，掌握军队，事务兼及内外。晋武帝接受禅让后，因羊祜有辅佐受命的功勋，晋升他的称号为中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改封郡公，食邑三千户。羊祜坚决辞让封爵，不肯接受，于是朝廷将他的原有爵位晋升为侯，设置郎中令，配备九卿官职的属官，又加授夫人印绶。泰始初年，皇帝下诏说：“总理和协调朝廷机要、确实整顿六职，是朝政的根本。羊祜秉持德行，清正美善；忠诚明亮，纯正丰厚；能够治理文武事务，正直敢言。如今他虽处在亲信重任之中，却没有总掌枢机的要职，这不符合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任用贤能并使其负责成事的本意。应任命羊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拨给他本营的军队。”当时王佑、贾充、裴秀都是前朝有声望的人，羊祜每次都谦让，不肯位居他们之上。武帝有消灭吴国的志向，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的职务照旧。羊祜率本营军队出镇南夏，兴办学校，安抚怀柔远近民众，深得江汉地区人心。他同吴人建立并公开诚信关系，投降的人想离去，也都听任他们。过去长官死后丢弃官舍，后来的人厌恶这些旧居，常常拆毁它们。羊祜认为人的生死有命，并非由住宅决定，于是下文给各征镇，普遍加以禁止。吴国石城守军驻地距襄阳七百多里，常常成为边境祸患，羊祜对此忧虑，最终用诡计使吴国撤去守军。于是晋军戍守巡逻的兵力减少一半，分出土地开垦八百多顷，获得很大利益。羊祜刚到任时，军中连一百天的粮食都没有；到他任期后期，已有可供十年使用的积粮。朝廷下诏撤销江北都督，设置南中郎将，把原由各军统领、驻在汉东和江夏的军队都拨给羊祜增援。他在军中常穿轻暖皮衣，宽束衣带，身体不披铠甲；在军府门下，侍卫不过十几个人，但他也颇因打猎捕鱼而荒废政务。他曾想夜间出营，军司徐胤手执戟兵挡在营门说：“将军都督万里之地，怎么可以轻率出行！将军的安危，也是国家的安危。今天如果我徐胤死了，这道门才能打开。”羊祜改变脸色向他道谢，此后很少出行。后来羊祜加授车骑将军，按三司的礼仪开府。他上表坚决辞让说：“臣恭敬地听闻恩诏，要提升臣，使臣与三司同列。臣自从出仕以来，刚刚十多年，在朝廷内外任职，屡次担任极其显要重要的职位。臣常常认为自己的才智力量不能骤然提高，君上的恩宠也不能长久错误地加在我身上，因此日夜战惧，把荣宠看作忧患。臣听说古人的话：德行尚未被人信服便接受高爵，会使有才的臣子不能进用；功劳尚未被众人认可便享受厚禄，会使辛劳的臣子不再勉励自己。如今臣身为外戚，事业又与时运相连，所应警戒的是宠遇过分，并不担心被遗忘。可是陛下却特意下达中宫发出的诏令，给臣加以越级的荣宠。臣有什么功劳可以承受它，又有什么心情能够安然接受它？身居高位而受辱，覆败很快就会到来；想守着先人的破旧房屋，又哪里能够做到呢！违抗诏命确实会触犯天威，委曲顺从又会再次造成这样的局面。我听说古人受到知遇时便申明志节，这是大臣的操守：不能做就停止。我虽然是个小人，也敢凭借所蒙受的恩遇，牢记这个道理。如今天下归服教化以来，才渐渐八年，陛下即使侧身而卧求贤，不遗漏幽居卑贱之士，但臣若不能推举有德行的人、荐达有功劳的人，使圣上知道胜过臣的人很多、尚未显达的人也不少，那么假如民间有隐逸的德才之士，而朝廷议论任用臣并不认为错误，臣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也不感到惭愧，所造成的损失难道不是很大吗！” 臣蒙受恩宠已经很久，却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同时受到文武方面的最高宠遇，处在与宰辅相等的高位。况且臣虽然见识浅陋，但据臣所知，光禄大夫李憙持节高尚明亮，在公事上严肃正直；光禄大夫鲁芝洁身自守，少有欲望，和谐而不随同；光禄大夫李胤清正明达，质朴简约，立身于朝廷。他们都一直勤勉任事直到头发斑白，始终合乎礼法。即使历任朝内朝外的荣宠官职，他们的生活也不异于寒微人家，然而尚且没有得到这样的选拔；臣若反而越过他们，凭什么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稍稍有益于国家呢？因此臣决心守节，没有苟且求进的意愿。如今道路畅通，四方事务繁多，请允许保留先前的恩宠，使臣能够迅速返回军营。如果不让我留下，耽搁在外，必然会使边境防务出现缺失。匹夫的志向，也有不能夺取的。”皇帝没有听从。羊祜回到镇所后，吴国西陵督步阐率全城投降。吴将陆抗猛烈进攻步阐，朝廷下诏命羊祜迎救步阐。羊祜率五万军队从江陵出发，派荆州刺史杨肇进攻陆抗，但没有取胜，步阐最终被陆抗擒获。有关官员上奏说：“羊祜统率八万多人，贼军不过三万人。羊祜却在江陵停兵，使贼军得以布置防备，又派杨肇率偏军进入险地，兵少粮道悬绝，士卒遭到挫败。羊祜违背诏命，没有大臣的操守，可以免去官职，以侯爵身份回家。”最终羊祜因此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则被免官，贬为庶人。

译羊祜认为孟献修筑武牢城便使郑人畏惧，晏弱修筑东阳城便使莱人归服，于是推进军队占据险要之地，开建五座城池，收取肥沃土地，夺取吴人的资财。石城以西全都归晋国所有。从此以后，前后不断有人投降，羊祜于是更加修养德行、推行信义，以安抚怀柔刚归附的人，慨然产生吞并吴国的志向。每次与吴人交战，都约定日期后才交战，不采用突然袭击的计策。将帅中有人想提出进兵用诈的策略，羊祜总是给他喝醇酒，使他无法开口。有人俘获了两个吴国儿童，羊祜派人把他们送回家。后来吴将夏详、邵顗等来投降，那两个孩子的父亲也率领部属一同前来。吴将陈尚、潘景来侵犯，羊祜追击并杀了他们，赞美他们为守节而死，厚加棺殓安葬。潘景、陈尚的子弟来迎接丧柩，羊祜按礼送他们回去。吴将邓香抢掠夏口，羊祜招募人活捉邓香；邓香被押来后，羊祜赦免了他。邓香非常感激羊祜的恩德，率领部曲投降。羊祜出兵经过吴国境内，割取谷物作为军粮，都计算所侵占的数量，送绢帛予以赔偿。每当与众人在江沔一带游猎，总是停留在晋国境内。如果禽兽先被吴人射伤，后来又被晋军捕获，都封存起来送还吴人。因此吴人全都欣然悦服，称他为“羊公”，而不直呼他的名字。羊祜与陆抗隔境相对，双方使者往来不断。陆抗称赞羊祜的德行和气量，说即使乐毅、诸葛孔明也不能超过他。陆抗曾经生病，羊祜送给他药，陆抗服用时毫不怀疑。许多人劝阻陆抗，陆抗说：“羊祜难道是会给人下毒的人吗？”当时人们评论说，华元、子反那样的友好关系又在今天出现了。陆抗常常告诫守边士卒说：“对方专门施行德义，我专门施行暴力，这样不用交战就会自行归服。双方只要各自守住边界就行，不要贪求小利。”孙皓听说两国边境和睦，便责问陆抗。陆抗说：“一个城邑、一个乡里尚且不能没有信义，何况大国呢！我若不这样做，正好彰显他的德行，对羊祜并没有损害。” 羊祜正直诚实，没有私心，痛恨邪恶和奸佞之人，荀勖、冯紞一类人非常忌恨他。羊祜的外甥王衍曾到羊祜那里陈述事情，言辞非常俊逸善辩，羊祜不赞同他，王衍便拂袖而起。羊祜回头对宾客说：“王夷甫正凭借盛大的名声身居高位，然而败坏风俗、伤害教化的，一定就是这个人。”步阐之战时，羊祜曾按军法要斩王戎，所以王戎、王衍都怨恨他，每当谈论事情时常常诋毁羊祜。当时人说：“二王掌权，羊公没有德行。” 咸宁初年，羊祜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可以专门征召属官。当初，羊祜认为讨伐吴国必须凭借上游的形势。当时吴国有童谣说：“阿童又阿童，口衔大刀漂渡江。不怕岸上的野兽，只怕水中的蛟龙。”羊祜听后说：“这一定预示水军会立功，只应当考虑谁的名字符合这句谣言。”正好益州刺史王浚被征召为大司农，羊祜知道他能够担任此事；王浚的小字又叫阿童，于是上表请求留下王浚监督益州诸军事，加授龙骧将军，暗中命令他修造船舰，准备顺流进军的计划。羊祜整治铠甲、训练士卒，广泛进行军事准备。到这时，他上疏说：“先帝顺应天意和时势，向西平定巴蜀，向南使吴会和睦，天下因此得到休养，百姓都有安乐的愿望。然而吴国又背弃信义，使边境战事重新兴起。时运虽然是上天授予的，但功业必定要靠人来完成；如果不发动一次大举行动将其扫灭，百姓和军士就永远不能安定。这也正是为了发扬先帝的功勋，成就无为而治的教化。因此尧有征伐丹水，舜有征讨三苗，都是为了使天下安宁，停止战争，使众人和睦。蜀国平定时，天下都说吴国也应当一并灭亡；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这叫作一个周期，平定吴国的时机如今又到了。议论者常说吴楚有道义，所以后来臣服；没有礼义，所以先行强盛，这只是指诸侯争霸的时代。当今天下一统，不能与古代相提并论。那些迎合旧道理的议论，都不合于当前权变，所以谋划虽然可以很多，决断却应当独自作出。凡是凭险要得以保存的国家，都是因为所抵御的敌人与自己势力相当，力量足以自守。如果轻重不相称，强弱形势不同，那么智士也无法谋划，险要也不能保全。蜀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是不险要；高山直入云霓，深谷幽深而不见日光，必须束缚马匹、悬起车辆，才能通行，人们都说一个人扼守要地，千人也不能抵挡。” 到了进兵的时候，蜀地竟没有什么藩篱可以阻挡晋军；晋军斩杀敌将、夺取军旗，杀死的敌人有数万人，乘胜席卷而进，直抵成都。汉中各城都像鸟儿栖息一样闭守，不敢出战。并不是他们都没有战心，实在是力量不足以抵抗。等到刘禅投降，各营堡也都纷纷瓦解。如今江淮的险难，不过相当于剑阁；山川的险阻，不过相当于岷山、汉水；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困苦又甚于巴蜀。而大晋的兵力多于前代，粮资储备和军械也盛于往时。如今若不趁此机会平定吴国，反而停兵相守，使征战的士卒长期劳苦，每日都寻求战争，经历盛衰变化，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应当及时决定，以统一四海。现在如果调集梁州、益州的军队从水陆两路南下，荆楚军队进逼江陵，平南将军和豫州军直指夏口，徐州、扬州、青州、兖州军队一同进向秣陵；再用鼓声和旗帜迷惑吴军，采取多种方法误导他们。以吴国一隅之地抵挡天下大军，势力必然分散，形势必然离析，各处防备都紧急；巴蜀、汉中的奇兵从空虚处出击，一处崩溃，上下就会震动。吴国凭借长江建立国家，内外没有纵深，东西绵延数千里，只能依靠外围屏障自守；所面对的敌人如此强大，就不会有安宁休息的时候。孙皓任性妄为，对臣下多有猜忌，名臣重将不再信任自己，所以孙秀之类的人都因畏惧逼迫而来投降。” 将领在朝廷中互相猜疑，士卒在野外困苦，既没有保全国家长久存在的计策，也没有决一死战的意志。平常日子尚且心怀离去或留下的打算，等到大军压境时，一定会有人响应晋军；他们最终不可能同心协力、拼死作战，这是可以预见的。吴人的习俗行动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原，只有水战是他们擅长的。一旦进入吴国境内，长江便不再是他们可以固守的屏障；退守城池，又会由擅长长途作战转为处于短处。晋军则长驱深入，人人都有建功守节的志向；吴人在本土作战，有凭借城池防守的优势。这样一来，军队不超过一个时节，攻克吴国就一定可以实现。”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正逢秦州、凉州屡次战败，羊祜又上表说：“吴国平定后，胡人自然会安定下来，现在只应赶快完成这一大功。”可是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不同意。羊祜叹息说：“天下不如意的事，常常十件中有七八件，所以才会有该决断时不决断的情况。上天赐予机会却不取用，难道不是后来经历更多事情的人在时机错过后悔恨吗！”

译后来，朝廷下诏把泰山郡南面的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设置为南城郡，封羊祜为南城侯，设置相，礼制待遇与郡公相同。羊祜辞让说：“从前张良请求接受留县万户封地，汉高祖没有夺去他的志愿。臣先帝已经封臣为钜平侯，臣怎敢再接受重爵而招来官员的非议！”他坚持不接受任命，皇帝答应了。羊祜每次受到升迁，都常常保持谦退，至诚朴素的品德尤其显著，因此朝廷特意在常规等级之外对他加以申明和优待。所以他的声名德望远播，朝廷内外都仰望他，士大夫一致议论认为他应当位居台辅。皇帝正有兼并吴国的志向，要依靠羊祜承担东南方面的重任，所以暂时搁置了这件事。羊祜历仕两朝，担任掌管枢要的职务，政事的损益得失，皇帝都向他咨询。对于凭借权势谋求私利的事情，他从不参与。他提出的嘉谋直谏，都把草稿烧掉，所以世人没有听闻。凡是他推荐提拔的人，大家都不知道缘由。有人说羊祜谨慎秘密过了头，羊祜说：“这是什么话！大臣入内就应当在君前促膝密谈，出外就应当谨慎言辞；君臣之间不能保守秘密的戒惧，我只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不能举荐贤能、选取奇才，难道不应该为难以识人而惭愧吗？况且在公朝接受爵位，却到私门谢恩，这是我不愿做的。” 羊祜的女婿曾劝他说：“您应当经营置办一些产业，使人有可以归附拥戴您的基础，难道不是好事吗？”羊祜默然不答，退下后告诉几个儿子说：“这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臣下树立私人势力，就会背离公义，这是最大的迷惑。你们应当懂得我的这个意思。”他曾给堂弟羊琇写信说：“边境事务平定以后，我应当戴着角巾沿东路归返故里，作为死后容纳棺木的地方。以一个白衣士人的身份而居于高位，怎么能不因功名富贵达到极盛而受到责罚呢！疏广就是我的老师。” 羊祜喜爱山水，每逢风景宜人，必定登临岘山，置酒吟咏，整天也不疲倦。他曾感慨叹息，回头对从事中郎邹湛等人说：“自从天地形成以来，就有这座山。历来贤达俊士登上这里远望，像我和你们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但他们都湮没无闻了，使人悲伤。如果百年之后还有知觉，魂魄也应当会再登上这座山。”邹湛说：“您的德行冠绝四海，道统继承前代贤哲，美好的声名和声望必定与这座山一同流传。至于我们这些人，才会像您所说的那样湮没无闻。” 羊祜将要因讨伐吴国的功劳晋升爵位和封地，请求把这份赏赐赐给舅舅的儿子蔡袭。诏令封蔡袭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正逢吴人侵犯弋阳、江夏，掳掠人口，皇帝下诏派侍臣写信责问羊祜为什么不追击讨伐，并且想把州治迁回旧处，询问这样做是否合宜。羊祜说：“江夏距离襄阳八百里，等得知贼情时，贼人已经离去好几天了。步兵刚要赶去，怎么能够救援呢！劳师动众只是为了免责，恐怕不合适。过去魏武帝设置都督，大多让他们与州治相近，这是因为兵力容易会合，不宜分离。边疆之间，你来我往，只需谨慎守备而已，这是古代善于治军的原则。如果随意迁移州治，贼人出动没有常规，也不知道州治究竟应当设在哪里。”使者无法反驳。羊祜卧病不起，请求入朝。到达洛阳后，正赶上景献皇后的灵车停在殡宫，他悲痛哀恸到了极点。皇帝下诏慰问，扶着病体召见他，命他乘辇车进入殿中，不必下拜，对他给予了非常优厚的礼遇。羊祜侍坐时，当面陈述伐吴的计策。皇帝认为他的病不适合经常入朝，便派中书令张华询问他的谋略。羊祜说：“如今主上有禅让继承帝位的美德，但功德尚未显著。吴人的暴政已经十分严重，可以不经大战便攻克。统一天下，振兴文教，那么主上就可以与尧舜相提并论，臣也可以与后稷、契相媲美，成为百代盛大的典范。如果放弃这个机会，假如孙皓不幸去世，吴人另立一位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军队，长江也未必能够渡过，这将成为后世的祸患啊！”张华非常赞成他的计策。羊祜对张华说：“成就我的志愿的人，就是您。”皇帝想让羊祜卧病在家统筹各将领，羊祜说：“攻取吴国不一定要臣亲自前往，只是平定以后，还要劳烦圣上思虑安排。功名的事情，臣不敢占有。事情完成后，应当有所托付，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合适的人。” 病情逐渐加重，羊祜于是推举杜预代替自己。不久去世，时年五十八岁。皇帝穿着素服为他哭悼，悲痛异常。这一天天气非常寒冷，皇帝的眼泪沾湿了胡须和鬓发，全都结成了冰。南州百姓在集市日听到羊祜去世的消息，无不放声痛哭，停止营业；街巷中哭声相连。吴国守边的将士也为他流泪。他的仁德感动人心，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朝廷赐给他东园秘器、朝服一套、钱三十万、布一百匹。诏书说：“征南大将军、南城侯羊祜，履行德行，谦冲朴素，思虑清明深远。他起初任内职，正值接受重大使命，忠心笃诚，辅佐王事；入朝总理机密，出外统领一方。本应终身建立显赫功烈，长久辅佐朕身，却突然去世，朕对此悲痛伤怀。追赠侍中、太傅，持节之权照旧。” 羊祜立身清正节俭，衣着一向朴素，俸禄和收入都用来供养九族、赏赐军士，家中没有多余财产。他留下遗令，不许把南城侯的印信放入棺材。堂弟羊琇等人陈述羊祜一向的志愿，请求把他葬在先人墓旁。皇帝不许，赐给他距城十里、靠近皇陵的一顷墓地，谥号为“成”。羊祜的丧柩出发后，皇帝在大司马门南面亲自临送。羊祜的外甥齐王司马攸上表说明羊祜的妻子不愿按侯爵礼制入殓的意愿，皇帝于是下诏说：“羊祜多年坚决辞让封爵，志向不能夺取。他死后仍保存辞让的志节，遗留下来的操守更加刚烈；这正是夷叔被称为贤者、季子得以保全节操的原因。现在允许恢复原来的封爵，以彰显他的高尚美德。” 当初，文帝去世时，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即使尊贵的人也应当服丧，从天子一直到百姓都是如此；可是汉文帝废除丧服，毁坏礼制、伤害道义，我常常为此叹息。如今皇上天性极其孝顺，具有曾参、闵损那样的品性，即使有人夺去他的丧服，他实际上仍然实行丧礼。既然已经实行丧礼，又为什么要除去丧服呢？如果能够借此革除汉魏以来的浅薄风气，振兴先王的礼法，使风俗敦厚，让美名流传百代，岂不是很好吗？”傅玄说：“汉文帝处在末世，风俗浅薄，不能实行国君的丧礼，所以才废除了丧服。废除数百年后，一旦恢复古制，很难实行。”羊祜说：“即使不能使天下都依礼而行，至少让皇上完成服丧，不也很好吗？”傅玄说：“皇上不除丧服而天下人除丧服，这就只是有父子关系，不再有君臣关系，三纲的道理就亏损了。”羊祜于是停止了争论。羊祜所写的文章以及《老子传》都流传于世。襄阳百姓在岘山上羊祜生前游息的地方立碑建庙，每年按时祭祀。看到那块碑的人没有不流泪的，杜预于是把它称为“堕泪碑”。荆州人为了避讳羊祜的名字，各家房屋都以“门”来称呼，连户曹也改称为辞曹。

译羊祜开府多年，一直谦让而不征辟士人，刚开始有所任命，正好就去世了，因而未能正式任用署理。于是属官刘侩、赵寅、刘弥、孙勃等人写信到杜预那里说：“过去因为错误的选任，我们有幸充任官属，各自得以与前征南大将军羊祜共同办理各种事务。羊祜秉持德行，谦冲虚静，操守崇高而清远；德行高尚却自处卑下，地位尊贵却行为恭谨。他先前接受显赫使命，前来镇抚南夏，既享有三司的礼仪，又加授大将军的称号。虽然居于这样的地位，却不实行相应的排场和制度。直到今天，天下人仍然渴望仰望他，众多俊才都受其声望影响。进入他门下的人，贪婪者反而变得廉洁，懦弱者树立志向，即使夷、惠那样的操守，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自从镇守此地以来，政教施行于江汉之间；暗中谋划长远计策，开拓国土疆域；一切规划，都有法度和规模。他心中只有国家，至死勤于政事，刚开始征辟四名属官，还未到任便去世了。举荐贤能、报效国家，是台辅长远的职责；搜罗提拔隐居卑微的人才，也是台辅一向的心愿；事情中途废止，也是台辅私人的遗憾。羊祜多年践行谦让，晚年志愿却没有完成，这正是远近之人感伤悲痛的原因。从前召伯休息过的地方，人们爱护甘棠树；宣子游历过的地方，人们封土培植那里的树木。思念一个人，尚且会爱护他留下的树木，何况是他生前征辟的士人，难道竟应当按照惯例一并被弃置吗！” 我们请求将这些情况列入上奏，使我们能够按照已经到任的属官一样得到任用。杜预上表说：“羊祜虽然开府，却没有完备属官；他谦让到了极点，应当予以彰显。他抱病征辟士人，士人还未到任便去世了；家中没有继承人，府中也没有正式任命的属官，这是此地士人和民众的共同遗憾，我心中一直忧虑。慎重完成丧事、追念远祖，会使人们归向厚道。汉高祖不吝惜四千户的封赏来安慰赵王后代的心。请朝廷议定此事。”诏令没有批准。羊祜去世两年后，吴国平定。群臣向皇帝祝寿，皇帝手持酒爵流泪说：“这是羊太傅的功劳啊！”于是把平定吴国的功劳写成策文，告祭羊祜的庙宇，并依照萧何的旧例，封赏他的夫人。策文说：“皇帝派谒者杜宏告祭已故侍中、太傅、钜平成侯羊祜：从前吴国不恭敬，凭借险要自立名号，边境不通，已经很多年了。羊祜接受使命镇守南夏，思考如何平息这场灾难；对外宣扬王化，对内筹划朝廷战略；彰明德行，推行诚信，使江汉人心归附，发动军队有成功的条件，谋划有周全的策略。上天不肯眷顾，使他的志愿未能完成，朕因此内心悲痛遗憾。于是分派各路将帅，代天发动讨伐，军队出动没有超过一个时节，一次征伐便将吴国灭亡，这与羊祜过去的谋划如同符契相合。赏赐不能遗漏有功劳的人，这是国家的常典；应当增加封地来尊崇先前的任命，但又不愿重重违背羊祜一向崇高的辞让本意。现在封他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食邑五千户，另赐帛一万匹、谷一万斛。” 羊祜五岁时，当时的乳母叫他取出平时玩耍的金环。乳母说：“你以前没有这件东西。”羊祜立即到邻居李氏家东边墙外的桑树中探取出金环。主人惊讶地说：“这是我死去的孩子遗失的东西，你怎么拿走了！”乳母把事情详细告诉他，李氏悲伤惋惜。当时人们认为这件事很奇异，说李氏的孩子就是羊祜的前身。又有一个善于看墓地的人说，羊祜祖墓中有帝王之气，如果挖掘它，羊祜家就会没有后代，于是羊祜便挖掘了祖墓。相墓者看后说：“仍然会出现一个折断手臂的三公。”羊祜最终坠马折断手臂，官位做到三公，却没有儿子。皇帝想让羊祜哥哥的儿子羊暨继承他的后嗣，羊暨以父亲还在世、自己不能出继为由拒绝。皇帝又命羊暨的弟弟羊伊继承羊祜，羊伊也不奉诏。皇帝大怒，把兄弟二人一并逮捕免官。太康二年，任命羊伊的弟弟羊篇为钜平侯，承继羊祜的后嗣。羊篇历任官职，清廉谨慎；他私人的牛在官舍生了小牛，调任时也把小牛留下。他官至散骑常侍，早年去世。孝武帝太元年间，封羊祜哥哥的玄孙之子羊法兴为钜平侯，食邑五千户。后来羊法兴因与桓玄结党而被诛杀，封国被废除。尚书祠部郎荀伯子上表为羊祜申诉说：“臣听说，咎繇没有后代，臧文仲为此深深叹息；伯氏被夺去封邑，是管仲称赞仁德的原因。功劳崇高的，可以百世不灭；滥施的赏赐，却不能维持一早晨。所以太傅、钜平侯羊祜，德行明著，贤能通达，是国家的宗主；功勋足以参与辅佐帝王，功业成就在平定吴国，可是后代断绝，祭祀无人承继。汉朝因为萧何有开国首功，所以后代断绝便立即接续。我认为钜平侯的封国应当与酂国相同。过去太尉广陵公陈准结党帮助逆贼司马伦，祸害加及淮南，反而凭借叛逆获利，窃居大国封地。正值西晋朝廷政令刑法失于裁量，中兴之后仍因此没有削夺。如今王道更新，难道不应当大力分别善恶是非吗？我认为广陵国应当削除。过去太保卫瓘原本的爵位是菑阳县公，遭受横祸后，朝廷增加他的封土，先追赠兰陵，后来又改为江夏。朝廷中的名臣，多数不得善终；卫瓘的功德并没有特别不同，却独自受到偏厚赏赐。我认为应当撤销他的郡国封爵，恢复菑阳封邑，这样封赏与削夺才有条理，善恶才有分别。”最终此事被搁置，没有答复。羊祜的前母是孔融的女儿，生下羊发；羊发官至都督淮北护军。当初，羊发与羊祜同母兄羊承都得了病，羊祜的母亲估计两人不能同时保全，于是专心救治羊发，所以羊发得以活下来，而羊承最终病死。羊发的长子羊伦，任高阳相；羊伦的弟弟羊暨，任阳平太守；羊暨的弟弟羊伊，起初任车骑将军贾充的属官，后来历任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镇守宛城，被张昌杀害，追赠镇南将军。羊祜的伯父羊秘，官至京兆太守；儿子羊祉，任魏郡太守。羊秘的孙子羊亮，字长玄，有才能，足智多谋。他与人交往时，一定假装把全部诚意都交给对方，人人都以为得到了他的真心，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他起初任太傅杨骏的参军，当时京兆盗窃很多。杨骏想加重法令，盗窃一百钱就处死，于是请属官共同商议。羊亮说：“从前楚国江乙的母亲丢失布匹，认为盗贼是由令尹造成的。您如果没有贪欲，盗贼自然应当停止，为什么要加重刑法呢？”杨骏惭愧而停止了这件事。羊亮多次升迁，官至大鸿胪。当时晋惠帝在长安，羊亮与关东地区的人秘密谋划，内心不得安宁，逃奔并州，被刘元海杀害。羊亮的弟弟羊陶，任徐州刺史。杜预，字元凯，是京兆郡杜陵县人。他的祖父杜畿，任魏国尚书仆射；父亲杜恕，任幽州刺史。杜预博学多闻，通晓国家兴衰的道理，常说：“德行达到圣贤的境界，未必能够企及；但建立功业、著书立说，却是可以努力做到的。”起初，他的父亲与宣帝司马懿不和，最终因幽禁而死，所以杜预长期不能得到调任。文帝继承帝位后，杜预娶皇帝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妻，出仕时授任尚书郎，承袭祖父丰乐亭侯的爵位。在任四年，转任参相府军事。钟会伐蜀时，任命杜预为镇西长史。钟会谋反后，属官们都遭杀害，只有杜预凭借智谋得以免祸，增加食邑一千一百五十户。

译杜预与车骑将军贾充等人共同制定律令。律令完成后，杜预为它作注解，并上奏说：“法律，大概是用来裁断的绳墨和定例，并不是穷尽事理、推究人性的著作。因此条文应简约，条例应正直；审理应省察，禁令应简明。条例正直就容易看懂，禁令简明就难以触犯。容易看懂，人们就知道应该避开什么；难以触犯，就接近于不必施刑。刑法的根本在于简明正直，所以必须审定名分。审定名分，就必须容忍小的道理。古代的刑书铭刻在钟鼎、铸在金石上，是为了从长远堵塞异端，使人不能用过分巧诈的办法曲解法律。如今我所作的注解，都是网罗法律的本意，并用名分来规范它。使用法律的人掌握名分和条例来审定取舍，伸张绳墨般正直的原则，而不要去作像分析劈柴那样琐碎的推理。”诏令把这部注解颁行天下。泰始年间，杜预任河南尹。杜预认为京师是王化的起点，施政应当由近及远，凡是制定的政令和议论，都务求顾全大局。他奉诏制定考核官员升降的办法，概要说：“臣听说上古的政治，顺应自然，放空自己而委以真诚，于是信义顺从的道理得到回应，神明感通、内心相通，天下的治理之理也就实现了。到了淳朴逐渐离散的时代，才表彰美善、显露邪恶，设置官署、划分职掌，颁发爵位俸禄，广泛宣布六典，详细进行考察。然而仍然要依靠明哲的辅弼，设置忠贞的官司，使名声不能超过功劳而独自受到赞美，也使功劳不能落后于名声而独自被埋没；一切都要广泛咨询，采纳众人的意见。到了末世，不能考察长远大事，却专门在隐微细节上求取；不信任自己的心而相信耳目，不信任耳目又相信文书。文书越繁多，官府的作风越虚伪；法令越详细，巧于粉饰的事情越多。从前汉代的刺史，也是在年终上奏政事，不制定繁密的考核标准，只是粗略地分别清官和浊官。魏氏的考课制度，是京房旧意的遗存，文字规定可以说极为严密。然而因为过分拘泥细节而违背了根本体制，所以历代都不能贯通实行。哪里比得上申明唐尧的旧制，去掉繁密而趋向简约，使制度简明易于遵从呢？宣明万物的道理，使它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用人。舍弃人才而只任用法律，就会伤害事理。如今考核官员优劣，不如委任通达的高官，让他们分别考察所统属的官员。” 任官满一年以后，每年评定一次，评为优等的一人列为上第，评为劣等的一人列为下第，随着计偕人员一同上报姓名。这样实行六年，主管官员汇总收集考核档案；六年中多次被评为优等的，越级任用；六年中多次被评为劣等的，上奏免职；优等多、劣等少的，按次序升用；劣等多、优等少的，降职。现在考课的等级中，被考核的事务并不均等，确实有难易之别。如果因为任务难而评为优等，因为任务易而评为不好，主管官员本来就应当衡量轻重，略微加以升降，不必再曲意依照法律穷尽处理。《己丑诏书》认为考课难以完成，允许依照通常的荐举条例办理。荐举条例的道理，也只是取决于声誉。六年一次集中荐举，升降没有渐进过程，也不符合古代三次考核的本意。如今每年考核一次，就可以积累优等来实现升迁，累积劣等来实行黜退。按照士君子的常情来考虑，从来没有一个官员由于官职缘故，六年中六次被黜退而仍清正能干，也没有一个官员六次升迁却始终昏庸低劣的。监察官也会随之弹劾他们。如果让上下级官员公开地互相包容过错，这就会使清议大为衰败，也失去了设置黜陟制度的意义。” 司隶校尉石鉴因为旧日的怨恨上奏弹劾杜预，杜预被免职。当时胡人侵犯陇石，朝廷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拨给他士兵三百人、战马一百匹。到长安后，又改任秦州刺史，兼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正值胡兵强盛，石鉴当时任安西将军，命杜预出兵攻击他们。杜预认为胡军乘胜而来，战马肥壮，而官军兵力分散、军需匮乏，应当合并兵力、集中运输，等到春天再进讨，于是陈述五条不可出兵、四条不必出兵的理由。石鉴大怒，再次上奏说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和官舍，耽误军需、缺误军务，便派御史用囚车把他押往廷尉。因为杜预是皇帝的女婿，属于“八议”范围，最后按侯爵身份赎罪论处。后来陇右的战事最终果然如同杜预所预料。当时朝廷都认为杜预明于筹划谋略。适逢匈奴帅刘猛起兵反叛，从并州向西扩展到河东、平阳，朝廷诏令杜预以散侯身份在宫禁内参与谋划，不久任命他为度支尚书。杜预于是上奏请求设置藉田，建立安定边境的措施，讨论军国大事的处理办法。又制造人力排水的新器具，兴办常平仓，制定谷物价格，考核盐的运输，制定赋税调发制度，内以有利于国家、外以救济边境的措施五十多条，都被采纳。石鉴从军中回来后，朝廷评议他的功劳不实，被杜预纠举，于是两人结下仇怨，言论喧扰，二人一同获罪免官，仍以侯爵身份兼任原职。几年后，杜预又被任命为度支尚书。元皇后的梓宫将要迁葬到峻阳陵。按照旧制，安葬以后，皇帝和群臣便改穿吉服。尚书上奏说，皇太子也应当除去丧服。杜预议论说：“皇太子应当恢复古代典制，守谅闇之礼直到丧制终了。”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杜预认为当时的历法有差错，不符合日影测度的标准，便上奏献上《二元乾度历》，在世间施行。杜预又认为孟津渡口险要，有船只覆没的忧患，请求在富平津修建河桥。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殷、周建都之地，历代圣贤经过却没有修建河桥，必定不能建立，所以反对。杜预说：“《诗经》所说‘造舟为梁’，就是指河桥。”河桥建成后，皇帝带领百官到场会集，举杯向杜预劝酒说：“没有你，这座桥就建不成。”杜预答道：“若没有陛下的英明，臣也不能施展这点微薄的技巧。”周王朝宗庙中的欹器，到东汉洛阳时还放在御座旁。汉末遭逢丧乱，欹器不再保存，形制也就失传了。杜预别出心裁重新制成，奏献给皇帝，皇帝非常赞许感叹。咸宁四年秋天，大雨连降，蝗虫滋生。杜预上疏大量陈述农业方面的要务，事迹载于《食货志》。杜预在朝廷内任职七年，参与裁定和兴革国家各种政务，数也数不清，朝野都称赞他，称他为“杜武库”，意思是说他无所不有、无所不通。当时皇帝暗中已有消灭吴国的计划，但朝廷议论大多反对，只有杜预、羊祜、张华与皇帝的意见相合。羊祜病重，推举杜预代替自己，于是以杜预原有官职假节，代理平东将军，兼任征南军司。羊祜死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赐给追锋车，列为第二驸马。杜预到镇所后，修治铠甲兵器，炫示军威武力，于是选拔精锐部队，袭击吴国西陵督张政，大败张政，凭功劳增加封邑三百六十五户。张政是吴国名将，占据险要之地，以没有防备而失败为耻，不把实际损失报告给孙皓。杜预想离间吴国边将，便上表请求把俘获的吴军送还给孙皓。孙皓果然召回张政，派武昌监刘宪代替他。这样，在大军即将到达之时，使吴国将帅调动更换，形成倾覆荡平的态势。

译杜预把各项部署安排妥当后，便上启请求确定伐吴日期。皇帝答复说要等到明年才准备大举进攻。杜预上表陈述最好的计策说：“自从闰月以来，贼军只是下令加强戒备，下面没有兵力，只有上面发号施令。按照道理和形势推断，贼军已经计穷力竭，不能两面都保全，必定先防守上游，努力保住夏口以东，以求延续喘息，没有可能派出大量兵力向西进军而空虚国都。陛下如果听信过度，便采用放弃大计的意见，任由敌患滋长。这确实是国家的长远谋略；即使举兵后失败，也可以不举兵。事情应当预先制定办法，务求周全牢靠。假如能够成功，就能开创太平的基础；即使不成功，也不过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有什么可吝惜而不试一次的呢？如果一定要等到后年，天时和人事未必还能像现在这样，我担心事情会更加困难。陛下早先已经议定，分别命令我们按照边界分路进军，所受的约束和节制，东西两路完全相同。这是万全的举动，没有倾覆失败的忧虑。臣心中确实已经明白，不敢拿含混的见解给自己留下日后的祸患。希望陛下明察。”杜预在一个月内又上表说：“羊祜与朝臣多有不同意见，不先广泛谋划，却秘密地和陛下共同施行这一计策，所以更加使人产生许多异议。凡事都应当比较利害。如今这次举动，十成中有八九成有利，剩下的一二成不过是没有功效罢了。至于他们所说的失败形势，其实也未必能够成立，只是因为计策不是他们提出的，功劳也不归于自身，各自以先前说过的话为耻，所以才坚持自己的意见。近来朝廷无论大小事务，都纷纷出现相反意见；这固然是因为人心不同，也因为有些人倚仗恩宠，不考虑日后的困难，所以轻率地互相唱反调。从前汉宣帝讨论赵充国上奏的事情，事情成功以后，责问那些议论者，他们都叩头谢罪，以堵塞异议。自秋天以来，讨伐贼军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显。如果现在中途停止，孙皓因恐惧而想出对策，或许迁都武昌，重新修缮江南各城，把居民迁到远处，使城池无法攻取，郊野没有可掠夺的东西，并把大量战船集中在夏口，那么明年的计划或许就赶不上了。”当时皇帝正与中书令张华下围棋，杜预的奏表恰好送到。张华推开棋盘，收起手说：“陛下圣明神武，朝廷内外清平安宁，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号令统一；吴主孙皓荒淫骄横残暴，诛杀贤能。如今讨伐他，可以不费劳力便平定。”皇帝于是答应出兵。太康元年正月，杜预在江陵部署军队，派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军沿江西上，授予他们节制军队的权力。十天之内，接连攻克城邑，全都如同杜预所预料。又派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等率领八百名奇兵，乘船在夜间渡江，袭击乐乡；他们大量张挂旗帜，在巴山燃起大火，从险要之处出击，以动摇敌军的军心。吴国都督孙歆惊恐不安，给伍延写信说：“北方来的各路军队，竟然是飞渡长江而来的。”吴国投降的男女有一万多人。周旨、伍巢等在乐乡城外埋伏。孙歆派军出城抵抗王浚，大败而回。周旨等发动伏兵，跟随孙歆的军队进入城内，孙歆没有察觉，直到伏兵到达他的帐下，才被俘获带回。因此军中编歌谣说：“用计谋代替交战，一个人能抵一万。”于是晋军进逼江陵。吴国督将伍延假意请求投降，却列兵登上城墙，杜预进攻并攻克了江陵。上游平定后，沅水、湘水以南直到交州、广州，吴国的州郡都望风归顺，奉送印绶；杜预手持符节，宣称诏令，安抚治理他们。总计斩杀和俘获吴国都督、监军十四人，牙门将、郡守一百二十多人。又趁军威强盛，把将士驻守戍边的家属迁来充实江北，在南郡旧地分别设置长吏，荆州境内肃然安定，吴地百姓归附晋朝，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王浚先把孙歆的首级报上去，杜预后来却把活着的孙歆押送来，洛阳人把这件事当作大笑话。当时各路军队举行会议，有人说：“盘踞百年的敌寇，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攻克。如今将要进入暑季，雨水刚刚增多，疾病和瘟疫也将兴起，应当等到明年冬天，再大举进攻。”杜预说：“从前乐毅凭借在济西的一战，兼并了强大的齐国；如今军威已经振作起来，就好比劈开竹子，劈开几节以后，下面都会顺着刀刃裂开，再也没有需要下手的地方了。”于是他指挥部署各路将帅，直抵秣陵。所经过的城邑，无不束手投降。那些议论者于是写信向杜预道歉。孙皓平定后，杜预整顿军队凯旋而回，因功进爵为当阳县侯，连同原有封邑共增加到九千六百户；封他的儿子杜耽为亭侯，食邑一千户，赏赐绢八千匹。当初攻打江陵时，吴人知道杜预患有瘿病，害怕他的智谋计策，便用葫芦系在狗的脖子上来讥笑他；每当看见大树像瘿病的形状，就砍削使它露白，并题写“杜预颈”三个字。城池平定后，杜预把这些人全部捕杀。杜预回到镇所后，多次陈述自己家世代担任文职，武功并非自己的专长，请求退职。皇帝没有答应。杜预认为天下虽然安定，但忘记战争就必然危险，因此勤于讲习武事，修建并设立泮宫。江汉一带感念他的恩德，教化遍及万里。他攻破山夷，交错设置屯营，分别占据险要之地，以巩固长久维持的形势。又修治邵信臣留下的水利遗迹，疏导并利用ＪＣ淯等水流灌溉原田一万多顷，划定疆界并刻石为记，使各方有明确的界限，公私双方都从中获利。百姓都依赖这项工程，称他为“杜父”。旧有水道只有沔水、汉水通达江陵，长达千数百里，北面没有通行的水路。又有巴丘湖，是沅水、湘水汇合之处，内外山川相连，实在是险要坚固的地方，也是荆蛮所凭恃的。杜预于是开通杨口，兴建水道，使夏水通达巴陵，长达千余里；对内泄除长江水道的险阻，对外沟通零陵、桂阳一带的漕运。南方百姓歌颂他说：“后世没有叛乱，是由于杜翁；谁能知晓他的智谋声名和勇武功劳？”杜预对于公家的事务，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凡是兴办营造的事情，他一定考察筹划始末，很少有失败的事情。有人讥笑他心思过于琐碎，杜预说：“禹、稷的功业，目的在于救济世人，这正是我所希望接近的。” 杜预喜爱为后世留下声名，常说：“高岸会变成深谷，深谷会变成丘陵。”于是刻石立下两块碑，记载自己的功绩：一块沉入万山之下，一块立在岘山之上，并说：“哪里知道后世不会发生山陵深谷的变迁呢！” 杜预平时不骑马，射箭也不能穿透铠甲札片，但每当任用他办理大事，总是把他列在将帅之中。他与人交往接待别人，恭敬而有礼；别人有问题来问，他从不隐瞒；教导别人从不厌倦；做事敏捷，说话谨慎。建立功业以后，他从容闲暇无事，便专心钻研经籍，撰写《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各家谱牒的次第，称为《释例》。还撰写《盟会图》《春秋长历》，完备地形成一家之学，到年老时才完成。又撰写《女记赞》。当时评论者认为杜预的文章义理质朴直白，世人不重视它，只有秘书监挚虞赞赏，说：“左丘明本来是为《春秋》作传，后来《左传》竟然独自流行；《释例》本来是为解释《左传》而作，但它所阐明的又岂止是《左传》，所以也独自流行。”当时王济善于相马，又非常爱马；和峤很爱聚敛钱财。杜预常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听说后，问杜预：“你有什么癖好？”杜预答道：“臣有《左传》癖。”

译杜预在镇所时，几次馈赠礼物给洛阳的权贵显要。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杜预说：“我只是怕他们成为祸害，并不是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 杜预起初在荆州时，有一次宴饮聚会，醉倒在斋房中。外面的人听到呕吐声，偷偷从门缝窥看，只见一条大蛇垂着头在吐东西。听见这件事的人都觉得奇异。后来杜预被征召为司隶校尉，加授特进，行至邓县时去世，享年六十三岁。皇帝非常悲痛，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成”。杜预预先写下遗令说：“古代不实行夫妻合葬，因为明白生死终始的道理，死后与万物同归于无有。中古圣人改变这种做法而实行合葬，大概是因为分别和合葬都没有固定的规定，又借助对生者的安排来显示教化。从那以后，大人君子有的合葬，有的不合葬。既然不能完全了解生，又怎么能了解死呢？所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过去任台郎时，曾因公事出使经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坟墓，我询问耕田的老人，他说是郑国大夫祭仲的墓，有人又说是子产的墓。于是我带领随从祭祀并观察那里。坟墓建在山顶，四面视野开阔，山体南北延伸而墓道斜向东北，朝着新郑城，意思是不忘本。墓道只堵住后面而前面空着，不把它填实，是表示墓中没有珍宝，不必建得深重。山上有许多美石却不用，必定搜集洧水中天然的石头来修筑墓藏，贵在不劳烦工匠，而这些石头也不能用于世俗的器用。君子看重其中的情义，小人没有利益便无法动摇它；经过千年仍没有毁坏，正是节俭所达到的效果。我去年春天入朝，因为郭氏丧亡，依据陪葬帝陵的旧有礼义，亲自上表请求在洛阳城东首阳山之南营建日后墓地。我所得的地中有一座小山，山上没有旧坟。它的高度和显要程度虽然还不足以比邢山，但向东可奉望二陵，向西可遥望宫阙，向南可俯瞰伊水、洛水，向北可遥望伯夷、叔齐，视野开阔，远望无阻，是我内心安适的地方。因此我便上表请求植树、开辟墓道，制定固定的制度；将来一律使用洛水的圆石，开凿墓道向南，礼仪制度仿效郑国大夫，只想以俭朴使墓制完备罢了。棺木器物和小敛等事项，都应当按照这一制度办理。”子孙全都遵守此令。杜锡继承爵位。杜锡字世嘏。年轻时就有盛名，从长沙王司马乂的文学官做起，多次升迁为太子中舍人。他性情明达刚直，忠诚刚烈，多次劝谏愍怀太子，言辞恳切，太子很厌恶他。后来太子把针放在杜锡平常所坐之处的毛毡中，刺得他流血。另一天，太子问杜锡：“刚才你放了什么东西？”杜锡回答：“喝醉了，不知道。”太子责问他说：“你喜欢责备别人，为什么自己反而犯错？”后来杜锡转任卫将军长史。赵王司马伦篡位，任命他为治书御史。孙秀想同杜锡结交，杜锡拒绝了他。孙秀虽然对他怀恨，却忌惮他的名望很高，不敢加害。惠帝恢复帝位后，杜锡升任吏部郎、城阳太守，都没有接受任命，仍升任尚书左丞。四十八岁去世，追赠散骑常侍。他的儿子杜乂继承爵位，事迹载于《外戚传》。史臣说：泰始年间，人与神都显示出嘉祥，羊公提出平定吴国的计策，他大概看到了天地的心意。从前齐国有黔夫，燕人便到北门祭祀他的神；赵国有李牧，秦王便停止了向东兼并赵国的势头。桑枝不能与之争胜，瓜蔓相连也徒然惭愧。向南方施加极大的信义，使吴人倾覆于汉水之滨；长江道路平坦如砥，背负襁褓的人们一同归附。而且羊祜取得成功却不居功，头戴幅巾，住在穷巷中，孤高清峻，仿佛有凌厉的风采。杜预并非生来就无师自通，而是学而后熟练；他挥动长策攻取敌国，兼有儒者的风度而转战疆场。孔门称许四位贤人，杜预只仰慕其中三位；《春秋》有五种传本，他独自精通其中一种，难道不是很优秀吗？三年之丧，本来是说不分贵贱都应服丧。如今却从在位者那里轻率地减省丧礼，实在令人叹息；既已安葬，便让储君除去丧服，这又是多么残酷。为了苟且迎合而行事，不寻求正道，把当代的太子当作诸侯的庶子，这是《檀弓》中所说习惯于变更礼制的人，杜预也有这种做法。赞曰：汉水西面的险要，吴江向东回环。羊公施行恩德信义，百万军民归来。从前誓师出征，怀抱经术却少有纯素之行。元凯在文坛上，也被称为“武库”。

译列传第五 陈骞，字子舆；裴秀，字季彦；裴秀的堂弟裴楷；裴楷的儿子裴宪。陈骞是临淮郡东阳县人。父亲陈矫，官至魏国司徒。陈矫本是广陵刘氏之后，被外祖父陈氏收养，因此改姓陈。陈骞深沉敦厚而有智谋。当初陈矫任尚书令，侍中刘晔受到魏明帝宠信，诬陷陈矫专权。陈矫忧惧，把这件事问陈骞。陈骞说：“君主圣明，您又是大臣；现在即使不合皇帝的心意，最坏不过是不再任您为公卿罢了。”后来魏明帝果然消除了对陈矫的疑虑。陈骞当时还年轻，被夏侯玄侮辱，却神色自若，夏侯玄因此认为他非同寻常。陈骞从尚书郎起家，升任中山、安平太守，都以政绩显著著称。被征召为相国司马、长史、御史中丞，升任尚书，封安国亭侯。蜀国贼军侵犯陇右，他以尚书身份持节代理征蜀将军，击破贼军后返回。适逢诸葛诞叛乱，又以尚书身份代理安东将军。寿春平定后，任命为使持节、都督淮北诸军事、安东将军，进爵广陵侯。转任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等职仍照旧。又转任都督江南诸军事，调任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封郯侯。武帝接受禅让后，凭借辅佐受命建立晋朝的功勋，升任车骑将军，封高平郡公；又升任侍中、大将军，出任都督扬州诸军事，其余职务仍旧，假黄钺。攻下吴国枳里城，击破涂中屯戍。赐给陈骞兄长的儿子陈惺关中侯爵位。咸宁初年，陈骞升任太尉，转任大司马。陈骞因入朝觐见，对皇帝说：“胡烈、牵弘都勇敢却没有谋略，刚愎自用，不是安抚边境的人才，将来会成为国家的耻辱。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当时牵弘任扬州刺史，不接受陈骞的命令。皇帝认为两人不和而互相构陷，于是征召牵弘入朝；牵弘到后，不久又任命他为凉州刺史。陈骞暗自叹息，认为他们必然失败。后来两人果然失去羌、戎的和睦，都被敌寇攻陷而死；朝廷连续多年征讨，才勉强平定，皇帝这才后悔没有听从陈骞。陈骞年轻时就有气度，能够容忍污辱，掩藏别人的过失，任职之处都有政绩。他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人都是皇帝的心腹重臣，但陈骞的智谋器度超过他们，贾充等人也自认为比不上他。他多次担任地方重任，受到士人和百姓的怀念。后来官位达到人臣极致，年过应当退休的年龄，便想退身。咸宁三年，他请求入朝，趁机请求退休。皇帝赐给他衮冕服，并下诏说：“陈骞有开国元勋的功劳和旧日的德望，统治治理东方诸夏，正要建立长远功绩，以统一吴会；但所忧患的事情尚未消除。他多次上表言辞恳切，朕也不愿再以地方事务劳烦他。现在准许他留在京城，把原来的太尉府改为大司马府，增加设置祭酒二人，帐下司马、官骑、大车、鼓吹都依照原来，配给亲兵一百人、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器物和日常用品都留下供给他。又供给乘舆车辇，出入殿中增加鼓吹，依照汉代萧何的旧例。”陈骞多次称病推辞官位，皇帝下诏说：“陈骞以德行履职，以道理辅政，是朕所咨询的人。正要依赖他的谋略来弘扬各种功业，应当按时处理政务。可以派散骑常侍传达朕意。”陈骞却径自回到府第，皇帝又派侍中郑重劝谕他回府办公。陈骞于是坚决请求退休，皇帝答应了。他的地位等同太保、太傅，位在三司之上，赐给凭几和手杖，免于朝见，配给安车驷马，让他以高平公身份回府。皇帝因为陈骞是有功旧臣和年高德劭的老人，对他礼遇非常隆重。又因为陈骞有病，准许他乘坐车舆上殿。陈骞平素没有直言敢谏的作风，但同皇帝说话时却很傲慢；等到拜见皇太子时反而更加恭敬，当时人认为这是谄媚。他的弟弟陈稚与他的儿子陈舆争吵，陈稚于是揭发陈骞儿女的污秽行为。陈骞上表请求把弟弟迁徙，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元康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入殓时加用衮服。追赠太傅，谥号为“武”。下葬时，皇帝在大司马门亲临丧事，望着灵柩流泪，礼仪依照大司马石苞去世时的旧例。儿子陈舆继承爵位。陈舆字显初，任散骑侍郎、洛阳县令，升任黄门侍郎、厉将校左军、大司农、侍中。因与叔父不和获罪，出任河内太守。陈舆虽然没有操守端正的声名，却有办事能力。不久去世，儿子陈植，字弘先，继承爵位，官至散骑常侍。陈植去世后，儿子陈粹继承爵位，永嘉年间遇害，孝武帝让陈骞的玄孙袭爵。陈粹去世后，由弟弟的儿子陈浩之继承。宋朝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除。裴秀字季彦，是河东郡闻喜县人。祖父裴茂，官至汉朝尚书令。父亲裴潜，官至魏朝尚书令。裴秀少年时喜好学习，有风度操守，八岁就能撰写文章。他的叔父裴徽名望很高，宾客非常多。裴秀十多岁时，有人到裴徽那里拜访，出门时便顺道经过裴秀的住处。但裴秀的母亲身份低微，嫡母宣氏不按礼节对待她，曾让她给宾客进献食物，宾客见到她都为她起身。裴秀的母亲说：“我的身份如此微贱，他们大概只是因为小孩子的缘故才这样做。”宣氏知道后，后来便不再让她进献食物。当时人因此说：“后辈中的领袖，有裴秀。” 渡辽将军毌丘俭曾向大将军曹爽推荐裴秀，说：“他生来聪颖奇异，长大后顺应自然，玄默沉静而守持真性，天性深入道理的奥妙；博学强记，没有什么文章不通晓；孝顺友爱在乡里著称，声名远播于远近各地。他确实适合辅佐谋划英明之政，帮助调和鼎鼐之味，辅佐大府，光大彰明盛世教化。他不只是子奇、甘罗一类的人才，还兼有颜回、冉耕、子游、子夏的长处。”曹爽于是征召他为属官，承袭父亲清阳亭侯的爵位，升任黄门侍郎。曹爽被诛杀后，裴秀因是旧属官而被免职。不久，任廷尉正，历任文帝的安东司马和卫将军司马，军国政务多被信任采纳。升任散骑常侍。皇帝讨伐诸葛诞时，裴秀与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随行台出征，预先参与谋划军事策略。诸葛诞平定后，转任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加封邑一千户。常道乡公即位时，裴秀参与谋划决定策立之事，进爵县侯，增加封邑七百户，升任尚书仆射。魏咸熙初年，改革整顿掌管法令的机构。当时荀顗制定礼仪，贾充厘正法律，而裴秀改革官制。裴秀议定五等爵位，骑督以上六百多人都封爵。于是裴秀被封为济川侯，封地纵横六十里，食邑一千四百户，以高苑县的济川墟作为侯国。当初文帝还没有确定继承人，却有意立舞阳侯司马攸。武帝担心自己不能被立为继承人，便问裴秀：“从人的相貌能看出贵贱吗？”并因此拿出奇异的征兆给他看。裴秀后来对文帝说：“中抚军受人仰望已很深，天生的相貌又是这样，本来就不是人臣应有的相貌。”因此世子的人选才确定下来。武帝即王位后，任命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一同开府，加授给事中。皇帝接受禅让后，又加授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食邑三千户。

译当时安远护军郝诩给故交写信说：“我同尚书令裴秀相知，希望他能给我好处。”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免去裴秀的官职，皇帝下诏说：“不能使别人不把事情加到自己身上，这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互相勾连人事关系，是郝诩的罪过，难道尚书令能够防止吗？不要再追问裴秀。”司隶校尉李憙又上奏说，骑都尉刘尚替尚书令裴秀强占官府稻田，请求禁止裴秀。皇帝又认为裴秀辅佐朝政，对王室有功绩，不能因为小过失掩盖大德，便下令查究并依法处置刘尚，解除对裴秀的禁令。过了很久，皇帝下诏说：“三司的职责，是辅翼和宣扬皇帝的纲纪，辅佐成就王业。因此治理国家、讲论道理，要依赖他们的明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官职就不应虚设。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气量高雅宏大，心思通达深远，先帝提拔任用他，使他辅佐前朝政事。朕接受上天的明命，他光大辅佐国家大业，功勋德行非常显著，可以与元凯相比。应当让他端正地位，承担相称的职责，以使众多功业得到安定。任命裴秀为司空。” 裴秀儒学广博，见闻丰富，并且留心政务。在禅让更代之际，他总揽接纳和发布言论的要务，裁定处理事情恰当，没有违背礼制的地方。又因为他的职掌属于地官，看到《禹贡》中山川地名年代久远，很多已经发生变化。后世解释者有的勉强牵合，逐渐变得昏暗不明。于是他甄别摘录旧文，对有疑问的地方便存而不论；古代有名称而今天已经没有的，都随事注列，撰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上朝廷，收藏在秘府。书序说：设置图书，历史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制作图象、垂示制度，都要依赖它发挥作用。夏、商、周三代都设置掌管此事的官员，由国史掌握这项职务。到了汉军攻破咸阳，丞相萧何把秦朝的图籍全部收集起来。如今秘书府既没有古代的地图，也没有萧何所得的秦朝图籍，只有汉代《舆地》以及《括地》等杂图。这些图都没有设置比例，也没有考察校正方向和位置，而且没有完备记载名山大川。虽然有大概的形状，却都不精确详审，不能作为依据。有些关于荒远境外的说法荒诞不经，不合事实，在义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大晋兴起，统一天下，以清理宇宙，先从庸、蜀开始，逐渐深入险阻之地。文皇帝于是命令有关官员，编撰并访求吴、蜀地图。蜀地平定后，六军所经过的地方，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途曲直，都与图籍记载相互校验，没有一点差错。如今我上考《禹贡》所记的山海、河流、平原、低湿地、陂塘、湖泽，考察古代九州以及如今十六州的郡国县邑、疆界乡隅，以及古代国家、盟会的旧名和水陆道路，绘制成地图十八篇。制图的方法有六项。第一是分率，也就是用来辨别地域广狭和周围距离的比例。第二是准望，也就是用来校正彼此位置和形势。第三是道里，也就是用来确定道路里程。第四是高下，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直，这三项都根据地形分别制定，用来校验平夷和险阻的不同。有图象却没有比例，就无法审察远近的差别；有比例却没有方位，虽然在一处准确，在另一处必定失真；有方位却没有道路里程，施用于山海阻隔之地时，就不能彼此贯通；有道路里程却没有对高下、方邪、迂直的校验，道路里程的计算必定同远近的实际情况不符，也就失去了方位校正的准确性。因此要用这六项相互参照考察。不过，远近的实际情况由比例确定，彼此位置的实际情况由道路里程确定，度数的实际情况则由高下、方邪、迂直的计算确定。所以即使有高山大海阻隔、地域遥远方向不同、登降曲折各异的情况，也都可以据此列出并确定。方位校正的方法既然正确，那么曲直远近都无法隐藏其真实形态。裴秀创制朝廷礼仪，广泛陈述刑法和政令，朝廷大多遵照采用，作为成例。他任职四年，是当时著名的公卿。他服用寒食散，本应饮热酒却饮了冷酒，泰始七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皇帝下诏说：“司空德行深厚，履行明智，行为符合儒雅之道，辅佐受命建立国家、扶翼世道，功勋事业宏大。正要宣示贡献、施行制度，成为后世宗法的典范，不幸去世，朕非常痛惜。赐给他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布一百匹。谥号为‘元’。” 起初，裴秀认为尚书三十六曹统领事务的制度没有明确的依据，应该让各位卿分别承担职务，还没来得及上奏就去世了。他的朋友整理他的文书，得到一份关于平定吴国的奏表草稿，文中说：“孙皓残酷暴虐，陛下圣明统治天下，兼并弱国、攻伐昏乱之国，若留下他给子孙，将来必定不能使他称臣；时运有盛衰，并不是万全无患的形势。臣从前虽然已经多次进言，却没有形成正式诏旨。如今臣病势沉重，恐怕不能起身，谨在临终前再次上奏。希望陛下及时共同施行。”于是将奏表封缄上报皇帝。皇帝答诏说：“司空去世，朕悲痛哀悼，心情无法排遣。又得到这份奏表草稿，他即使身处危重病困之中，也没有忘记王室，竭尽忠诚、忧虑国事。读到它更加悲伤，朕应当立即同贤臣们共同商议。” 咸宁初年，裴秀与石苞等人一同配享宗庙。有两个儿子：裴浚、裴頠。裴浚继承爵位，官至散骑常侍，早年去世。裴浚的庶子裴憬不聪慧，另封为高阳亭侯，于是让裴浚年幼的弟弟裴頠继承爵位。裴頠字逸民。宽弘雅正而有远见，博学并考察古事，从小就很有名声。御史中丞周弼见到他后赞叹说：“裴頠就像一座武库，五种兵器纵横其中，是一时的杰出人物。”贾充正是裴頠的姨父，上表说：“裴秀有辅佐受命建立晋朝的功勋，不幸嫡长子去世，留下的孤儿年幼弱小。裴頠才德杰出茂盛，足以使国家继承的大业兴隆。”皇帝下诏让裴頠袭爵，裴頠坚决辞让，皇帝不许。太康二年，征召他为太子中庶子，升任散骑常侍。惠帝即位后，转任国子祭酒，兼任右军将军。起初，裴頠的侄子裴憬还是平民，裴頠陈述裴氏世代的功勋，皇帝赐给裴憬高阳亭侯爵位。杨骏将要被诛杀时，杨骏的党羽、左军将军刘豫在宫门列兵，遇到裴頠，问太傅杨骏在哪里。裴頠欺骗他说：“刚才我在西掖门遇见杨公，他乘坐白车，带着两个人向西出去了。”刘豫说：“我该往哪里去？”裴頠说：“应当到廷尉那里去。”刘豫听从裴頠的话，于是放下军队离开了。不久，皇帝下诏让裴頠代替刘豫兼领左军将军，驻守万春门。杨骏被诛杀后，按功劳应封裴頠为武昌侯，裴頠请求把爵位封给裴憬，皇帝最终却封给裴頠的次子裴该。裴頠极力陈述裴憬本来承袭嫡长，应当继承钜鹿公爵位；这是先帝的恩旨，自己辞让却没有得到允许。武昌侯的封爵，是自己所得，特意请求转封给裴憬。裴该当时娶了公主，所以皇帝没有听从。裴頠多次升迁为侍中。

译当时天下暂时安宁，裴頠上奏请求修建国学，刻石抄写经书。皇太子讲学完毕后，举行释奠礼祭祀孔子，又举行饮宴、飨礼和射侯礼，仪式很有秩序。又命令荀籓完成父亲荀勖的遗志，铸造钟、凿制磬，以备郊庙和朝廷宴享所用的礼乐。裴頠学识广博、见闻丰富，并且兼通医术。荀勖修订音律和度量时，检得一把古尺，比当世使用的尺短四分多。裴頠上奏说：“应当改定各种度量衡。如果不能全部革新，可以先改定太医所用的衡器。若这一点有差错，就会失去神农、岐伯传下的正确标准。药物轻重的分两相互不合，可能造成伤害和夭亡，危害尤其深重。古人长寿而今人短命，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最终没有被采用。乐广曾同裴頠清谈，想用道理说服他，但裴頠言辞丰富博大，乐广只是笑而不说话。当时人称裴頠为言谈的渊薮。裴頠因为贾皇后不喜欢太子，抗直上表，请求提高太子生母谢淑妃的位号，并请求增加设置皇太子宫的后卫率属官，配给三千士兵，于是东宫的宿卫达到一万人。升任尚书，侍中职位仍旧，加授光禄大夫。每次授予他一个职务，他从未不恳切坚决辞让，上表奏疏十多次，广泛引用古今成败来陈说，阅读的人无不感到寒心。裴頠深深忧虑贾皇后扰乱政事，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商议废黜她而改立谢淑妃。张华、贾模都说：“皇帝自己没有废黜皇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实行，皇帝心中不会认为正确。况且诸王正当年少气盛，朋党各持异议，恐怕灾祸一触即发，既会使我们身死，也会使国家危险，对社稷没有好处。”裴頠说：“确实如您所忧虑的那样。但昏庸暴虐的人没有什么顾忌，祸乱很快就会发生，将怎么办呢？”张华说：“你们两人目前还受到信任，仍应勤于向皇帝身边的人陈述祸福的警戒，希望不要发生大变乱。幸而天下还安定，大概还可以从容地度过余年。”这项计谋于是搁置。裴頠早晚劝说姨母广城君，让她告诫贾皇后亲近并善待太子罢了。有人劝裴頠说：“幸而你同中宫内外都有关系，可以把话全部说出。若进言不被实行，就可以称病退居。如果这两条路都不走，即使上十份奏表，也很难免除祸患。”裴頠感慨了很久，但最终不能实行。裴頠升任尚书左仆射，侍中职位仍旧。裴頠虽然是皇后的亲属，但他一向名望很高，天下人并不认为他是因为亲戚关系而升迁，反而只担心他不能任职。不久，皇帝又让裴頠专门负责门下省的事务，他坚决辞让，皇帝不答应。裴頠上奏说：“贾模刚刚去世，便又让臣代替他，这是抬高外戚的声望，彰显偏私的举动。皇后的亲族哪里有常能自保的，大家都知道受到皇帝特别重视的亲属没有谁能逃脱祸患。然而汉代二十四位皇帝，只有孝文帝、光武帝、明帝不重用外戚，都保全了自己的宗族，难道只是他们特别贤明吗？实在是因为安定的道理罢了。从前穆叔不接受越礼的宴享，臣也不敢承受异乎寻常的诏令。”他又上表说：“咎繇为虞舜谋划，伊尹辅佐商朝，吕望辅翼周朝，萧何、张良辅佐汉朝，都传播功业教化，使光辉达到四方。到了继承帝位的后世，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也都振兴了中兴事业。有的从卑微之处被明白举荐，有的起自庶族，难道不是崇尚德行的举措，因而达到这些美好成就吗？遍观近世，不能仰慕远古，沉溺于眼前的亲情，多任用皇后的亲属，以至于政局不得安定。从前疏广告诫太子，不要把舅氏任为属官，前代认为他懂得礼制。何况朝廷任用外戚有什么好处？即使才能相等，也应当先用关系疏远的人，以彰明至公之道。汉代不任用冯野王，就是这个道理。” 奏表送上后，皇帝都下宽厚的诏书反复劝解。当时陈准的儿子陈匡、韩蔚的儿子韩嵩一同在东宫侍奉太子，裴頠劝谏说：“建立东宫，是为了储备皇位继承人。太子所交往接触的人，必须选拔英俊之士，应当任用德行已经成熟的人。陈匡、韩嵩年幼弱小，还不懂得为人处世和立身的节操。东宫本应体现太子早年成熟的征象，如今却有童子侍从的声名，这并不是光大弘扬久远教化的道理。”愍怀太子被废时，裴頠与张华极力争辩，意见没有被采纳，事情载于《张华传》。裴頠深深忧虑当时的风俗放纵，不尊崇儒术。何晏、阮籍平素在世上享有很高声名，却只在口头谈论浮华虚无，不遵守礼法，尸位素餐而贪恋宠荣，做官却不办实事；到了王衍这一类人，声誉过于显盛，地位高、权势重，却不让具体事务牵累自己，于是彼此仿效，风俗教化日益衰败。裴頠于是撰写《崇有论》来说明其中的弊病，说：总括并统摄万物的根本，是宗极的道理。事物因族类不同而分类，是各种类别的品第。形体和形象显现出区别，是有生命之物的体质。变化感应交错综合，是事理和迹象的根源。事物分成品类而各自成族，那么所禀受的性质就有所偏，偏而不全，必定要凭借外在的资助。因此，生命能够追寻和考察的，就是所谓的“理”；理所体现的，就是所谓的“有”；有之所以需要的，就是所谓的“资”；资物彼此适合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宜”；选择适宜之处，就是所谓的“情”。人的认识和智慧既已获得，虽然出仕或退处、所从事的事业不同，沉默或言说、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珍惜生命、保存适宜之情却是一样的。各种道理并存而互不妨害，所以贵贱的形态得以形成；得失取决于所接触的事物，所以吉凶便有征兆。因此贤人君子知道欲望不能断绝，也知道同外物交接必须有所节度。他们观察事物往复，考察其中，确定应办的事务。只有顺应天道，利用地利，亲自承担自己的职责，劳作以后再享受；居处以仁爱和顺为本，操守以恭敬节俭为本，行事以忠诚信实为准则，举止遵循恭敬谦让；志向没有过分的贪求，办事没有超越限度，这样才可以有所成就！所以大力建立最高的准则，安抚治理众生，教导万物、垂示典范，就在于此；这就是圣人治理国家的依据。如果欲望过度、骄横放纵，那么危害就开始萌生。所以欲望放纵就会迅速招致祸患，情欲放肆就会广生怨恨，任意专断就会引发攻伐，独占利益就会招来敌寇；这可以说是想要使生命丰厚，却反而失去了生命。那些见识浅薄的人惊惧于这样的祸端，便去追寻艰难争论的缘由。他们看到偏执的性情有弊病，又看见简约减损的好处，于是阐发贵无的议论，建立贬低有形事物的学说。贬低有形事物，就必然排斥形体；排斥形体，就必然遗弃制度；遗弃制度，就必然忽视防范；忽视防范，就必然忘记礼法。礼制不能存在，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众人服从上位者，就像水处在器皿中一样。因此，百姓的情性取决于他们所习惯的事物；习惯以后，内心便服从所从事的事业；服从事业，便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统治人民的人必须谨慎选择所施行的教化，颁布政令、刑法和各种事务，划分百姓的居处，使各人分别从事士、农、工、商四种职业，能够让接受命令的人不必严厉督促就安定下来，突然忘记彼此的差异，不再产生迁变之志。何况身居三公的尊位，怀抱尊崇之情，又以此反复教导别人呢！这正是昏暗和明察的分界，不可不审慎。

译欲望过满可以削减，却不能说应当完全断绝；使用过度可以节制，却不能说有形事物就不值得尊重。那些善于清谈的人，详细陈述有形事物的弊端，大力称赞空无的美好。有形器物的事实有征验，空无的道理却难以检验；巧辩的文章令人喜悦，似是而非的言论足以迷惑人，众人的听闻因此受到眩惑，沉溺于已经形成的学说。即使颇有不同意见的人，言辞也无法取得胜利，屈服于人们所习惯的说法，于是说虚无的道理确实不可胜过。有人倡导，便有人附和；说出去的话越来越多，却没有人回头反省，于是轻视综理世务的学问，贬低功业的作用，推崇浮游无为的事业，贬抑通晓经学、务实有用的贤人。人情所追逐的，尤其是名声和利益。于是文辞华美的人扩张这种言论，口才迟钝的人也赞同它的旨意，使更多人受到熏染。因此，立言依据虚无，就称为玄妙；任职却不亲自处理所主管的事务，就称为高雅深远；奉养自身而散弃廉操，就称为旷达。于是磨砺操守的风气更加衰败。放纵的人借此机会，有的违背关于吉凶的礼法，忽视仪容举止，亵渎抛弃长幼秩序，混淆贵贱等级。严重的甚至裸露身体，言谈嬉笑忘了适宜，把不顾惜礼法称为宏达，士人的品行也因此更加败坏。老子既已写成五千字的著作，揭示并采录世俗杂乱的弊病，甄别阐明清静专一的道理，使人能够释然自解、平和自适，符合《易经》中《损》《谦》《艮》《节》诸卦的旨意。但清静专一、守住根本，并不是说虚无；《损》《艮》这一类道理，大概只是君子所遵循的一种道术，并非《易经》作为根本体用、以虚无守本的宗旨。考察老子的著作，虽然内容广博，也有所经涉，但他说“有产生于无”，以虚无为主，不过是偏执地建立一家之说，难道会没有缘故吗？人既然出生，就应当以保全生命为根本；保全生命所凭借的，是顺应外物感应而行。如果贪恋眼前小利而损害事业，沉溺的祸患就会产生；心怀末节而忘记根本，天理的真实就会消灭。所以，行动与外物交接之处，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有并不是绝对的有，无也不是绝对的无；在无中并非绝对无，在有中也并非绝对有。因此，他申述放纵虚无之说所造成的弊害，撰写了尊崇虚无的文章，想要消除那些错误过度的非难，保存大善之中的适中原则，收束已经流散放纵的思想，使心中重新澄明归正。他本应以无为言辞，旨趣却在于保全有，所以说：“把它当作文辞来看是不足的。”这样看来，这只是寄托于某种途径的一家之言。如果说最高的道理确实以无为宗旨，那就偏颇而损害恰当的道理了。前代贤人通达明智，因为不被这种说法所拘滞，便以深刻的论说来揭示它。只有班固所作的驳难，还不足以折服其中的情理；孙卿、扬雄从大体上加以抑制，却仍有偏许之处。可是虚无之说一天天扩散，各家纷纷鼓吹，各自陈列自己的主张。上至天地造化，下至万事万物，无不尊崇虚无，所保存的主旨全都相同。他们因众说相互巩固，便说凡是有的道理都是义理中的低下者，轻视并鄙弃它。于是谈论人伦以及通晓经术的学问，也改变门径，成为肆意的言谈。裴頠对此惊惧不安，申明自己的见解，而攻击他的人纷纷聚集。有人认为这只是当时一时的口头议论。有位客人恰好来访，大家都命令他写文章，摘举列出虚无之说不正确的证据。即使不能把每件事都解释清楚、纠正过来，虚无一家的义理也不可因此夺去。裴頠退下后思考，君子存放心志，本来不求显扬；但一旦立言著述，只在于通达宗旨罢了。然而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是非异同纷乱交织，假如略有近似，能够尊崇并补益先代经典，扶助阐明大业，对当时有所裨益，那么只应担心言语表达不出来，哪里能保持沉默呢？何况还没有举出一隅，只不过略微显示自己的见解罢了。所谓最高的无，是不可能凭借自身的能力产生万物的，所以最初产生的东西都是自己产生的。既然自行产生，就必然以有为本体；若遗弃有而只讲生，便会有所亏损。既然生命把有作为自己的分际，那么虚无就是有中所说的被遗弃之物。因此，要养护已经化生的有，不是无所作为能够使它完整的；要治理已经存在的众多事物，也不是无为能够顺循的。心不是具体事务，但处理事务必定依靠心；然而不能因为心不是具体事务，就说处理事务不需要它，把心说成虚无。匠人不是器物，但制造器物必定要依靠匠人；也不能因为匠人不是器物，就说制造器物不需要匠人，认为匠人不是实有。因此，想要捕获深水中的鱼，不是躺着休息就能得到的；想要射落高墙上的鸟，不是安静地拱手就能迅速做到的；要审察投放弦线和鱼饵的作用，也不是无知无觉之物所能观察的。由此看来，凡是救助、成就有的，都是实有之物；虚无对于已经存在的众生，又有什么益处呢？王衍一类人的责难接连而来，但都不能使他屈服。他又撰写《辩才论》，把古今精深的义理都加以辨析解释，尚未完成便遭遇祸难。起初，赵王司马伦谄媚侍奉贾后，裴頠非常厌恶他。司马伦多次请求官职，裴頠和张华又坚决执意不答应，因此司马伦深深怨恨裴頠。司马伦又暗中怀有篡逆之心，想先除掉朝廷中的名望人物，于是在废黜贾后的时候便杀了裴頠，当时裴頠三十四岁。裴頠的两个儿子嵩、该，司马伦也想杀害。梁王司马肜、东海王司马越称说裴頠的父亲裴秀对王室有功，配享太庙，不应灭绝他的后嗣，因此嵩、该得以不死，被迁徙到带方。惠帝恢复帝位后，追复裴頠原来的官职，按照卿的礼制改葬，谥号为“成”。让嵩承袭爵位，任中书黄门侍郎。该出继给堂伯裴凯，任散骑常侍，后来两人都被乞活贼陈午杀害。裴楷字叔则。父亲裴徽，任魏冀州刺史。裴楷聪明通达而有见识气量，二十岁时就已出名，尤其精通《老子》《周易》，年轻时与王戎齐名。锺会把他推荐给文帝，征召为相国掾，升任尚书郎。贾充修改制定律令，任命裴楷为定科郎。事情完成后，诏令裴楷在皇帝面前执掌文书朗读，评议条文是否恰当。裴楷善于发声吐字，左右侍从都注目于他，听的人忘了疲倦。武帝任抚军时，精心选拔属官，任裴楷为参军事。吏部郎职位空缺，文帝向锺会询问合适的人选。锺会说：“裴楷清正通达，王戎简明扼要，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任裴楷为吏部郎。裴楷风采神态高雅超逸，容貌仪态俊秀爽朗，广泛涉猎群书，尤其精通义理。当时人称他为“玉人”，又说：“看见裴叔则，就像靠近玉山，被玉山的光辉映照着。”他转任中书郎，出入宫省，见到他的人都肃然起敬、改变容色。武帝刚即位时，用抽签来占卜国运长短，抽得“一”字，皇帝不高兴，群臣都变了脸色，没有人敢说话。裴楷端正仪容，调和声气，从容进言说：“臣听说，天得到一便清明，地得到一便安宁，王侯得到一便成为天下的正道。”武帝非常高兴，群臣都高呼万岁。不久授任散骑侍郎，屡次升迁为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入朝任屯骑校尉、右军将军，又转任侍中。石崇因为是功臣之子而有才气，但他与裴楷志趣不同，不同他交往。长水校尉孙季舒曾经和石崇畅饮宴乐，态度傲慢放纵过度，石崇想上表请求免去他的官职。裴楷听说后，对石崇说：“您给别人喝使人发狂的酒，却责备别人不守正常礼法，不是很乖谬吗！”石崇于是作罢。

译裴楷性情宽厚，与人相处从不结怨。他不拘守俭朴清素，每逢到权贵富豪家游玩，总要取走他们的珍玩。即使是车马、器物、服饰，过不了多久便拿去施舍给贫困的人。他曾经营建一所别宅，堂兄裴衍看见后很喜欢，他立即把宅子给了裴衍。梁王、赵王是国君的近亲，身居当时尊贵地位，裴楷每年向两国请求租钱一百万，用来分给亲族。有人讥笑他，裴楷说：“减损有余来补助不足，是上天的道理。”他安然对待毁誉，处世任性率直，大多都是这一类。裴楷与山涛、和峤都凭借盛大德行居于高位，皇帝曾问他们：“朕顺应天命、依从时势，海内重新开始，天下的风气有何得失？”裴楷回答：“陛下承受天命，四海都接受您的教化；之所以还不能在德行上比肩尧舜，只是因为贾充一类人还在朝廷。现在正应当招引天下贤人，共同弘扬正道，不应当让人看出私心。”当时任恺、庾纯也拿贾充的事进言，皇帝于是把贾充调出任关中都督。贾充把女儿嫁给太子，这件事才停止。平定吴国以后，皇帝正修明太平教化，常召集公卿，和他们讨论治国之道。裴楷陈述三皇五帝时代的风俗，接着叙说汉、魏盛衰的事迹。皇帝称赞说好，在座的人都赞叹佩服。裴楷的儿子裴瓒娶了杨骏的女儿，但裴楷一向轻视杨骏，和他关系不和。杨骏掌握政权后，便把裴楷调任卫尉，又升为太子少师，使他安闲无事，沉默不言。杨骏被诛杀后，裴楷因为婚姻亲属关系被收捕交给廷尉，将要依法处置。这天事情发生仓促，诛杀横行，众人都为此震恐。裴楷面色不变，举止自若，索取纸笔给亲友写信。幸赖侍中傅祗营救保护，得以免死，但仍因牵连而被免官。太保卫瓘、太宰司马亮称说裴楷正直不阿、不依附权势，应当得到爵位和封地，于是封为临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替楚王司马玮任北军中候，加授散骑常侍。司马玮怨恨卫瓘、司马亮排斥自己而任用裴楷，裴楷听说后，不敢接受任命，转任尚书。裴楷的长子裴舆先娶了司马亮的女儿，女儿又嫁给卫瓘的儿子。裴楷担心宫廷内部的祸乱还没有结束，请求出任外镇，授任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正要出发时，司马玮果然伪造诏书杀了司马亮和卫瓘。司马玮因为裴楷先前夺去自己的北军中候职位，又与司马亮、卫瓘有婚姻亲属关系，便暗中派人讨伐裴楷。裴楷一向知道司马玮对自己有所顾忌，听说变故后，乘一辆单车进城，藏在妻父王浑家中，并与司马亮的小儿子一夜之间迁徙了八处，因此得以免祸。司马玮被诛杀后，任裴楷为中书令，加授侍中，与张华、王戎共同掌管机密政务。裴楷有贪求利益的毛病，不喜欢处在权势地位。王浑替裴楷请求说：“裴楷受到先帝提拔任用的恩德，又蒙受陛下宠爱礼遇，实在是应当竭尽忠节的时候。然而裴楷生性不与外物争竞，过去任散骑常侍时，请求出任河内太守；后来任侍中，又请求出任河南尹；与杨骏不和，又请求任卫尉；后来转入东宫任职，位次又在当时同类官员之下，却安于清淡退让，有见识的人由此看出他的心志。如今裴楷疲惫困顿，臣非常担忧。光禄勋职位空缺，臣认为他可以胜任。如今张华在中书，王戎在尚书，足以举荐并处理相互契合的事务，不必再让裴楷入朝。名臣不多，应当加以保养，不违背他的志向，以求取得他长远的有益作用。”皇帝没有听从，于是加授裴楷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等到他病重，诏令派黄门郎王衍探视病情。裴楷回头注视着王衍说：“竟然还不曾相识。”王衍深深感叹他的神采俊秀。裴楷有鉴察、识别人物的才能。起初他在河南时，乐广寄居在郡境内，还没有名声，裴楷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把他推荐到宰府。他曾评价夏侯玄说：“严肃端庄，就像进入宗庙之中，只见礼乐器物。”评价锺会说：“就像观看武库森然排列，只见长矛大戟在面前。”评价傅嘏说：“浩荡纵横，没有什么看不见的。”评价山涛说：“就像登山俯视下方，幽深而辽远。” 起初，裴楷家煮黍饭时，甑中的黍有的变得像拳头，有的变成血，有的变成芜菁子。就在这一年裴楷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谥号为“元”。有五个儿子：舆、瓒、宪、礼、逊。裴舆字祖明。年少时承袭父亲的爵位，官至散骑侍郎，死后谥号为“简”。裴瓒字国宝，任中书郎，风采神态高雅超逸，见到他的人都敬重他。王绥尤其器重他，经常和他交游。王绥的父亲王戎对王绥说：“国宝从不来，你却多次前往，为什么呢？”王绥回答：“国宝虽然不了解我王绥，但我王绥自己了解国宝。”杨骏被诛杀时，裴瓒被乱兵杀害。裴宪字景思。年少时聪颖明悟，喜欢结交轻捷豪侠之士。到了二十岁，便改变操守，变得严肃庄重，研习崇尚儒学，几年间连脚都不迈出门槛。陈郡谢鲲、颍川庾敳都是才俊之士，见到他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互相说：“裴宪刚正明亮、胸襟宏大通达，通晓机变、认识天命，不知他比起父亲来怎么样；至于深沉弘厚、守持本性、不让世俗事物扰乱内心这一点，他大概超过父亲了。” 起初，裴宪在东宫任侍讲，历任黄门吏部郎、侍中。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豫州刺史、北中郎将、假节。王浚承制行事，任裴宪为尚书。永嘉末年，王浚被石勒击败，枣嵩等人无不向军门谢罪，彼此交送贿赂，只有裴宪和荀绰安然待在家中。石勒一向听说他们的名声，召来后对他们说：“王浚在幽州残暴虐害，人与鬼都痛恨他。我恭敬地奉行上天的法则，拯救这些百姓，旧日受拘束的人都欢欣喜悦，庆贺道谢的人络绎不绝。你们二人同样憎恶王浚，却傲慢抗拒我的威势，使诚信之路完全断绝，防风氏被诛杀的旧事，究竟应当归罪于谁呢？”裴宪神色刚直，流泪回答：“我们世代承受晋朝的荣耀，所受恩遇深重。王浚凶暴粗鄙、违背正道，但仍是晋朝遗留下来的藩王。我们虽然欣喜圣明教化，却在名分义理上难以真心归附。况且周武王讨伐纣王，还曾表彰商容的里门，从未听说商容属于倒戈投降的行列。明公既然不愿用道德教化来勉励众人，必定要用严刑残忍来治理，那么防风氏被诛杀的惩罚，正是臣应当承担的。请让我到主管官署接受处置。”说完不行拜礼便出去了。石勒深深赞赏他，以宾客礼节对待他。石勒于是登记王浚的官员、僚属和亲属，他们的财产都多达巨万；只有裴宪和荀绰家中有书一百多卷，盐米各十几斛罢了。石勒听说后，对长史张宾说：“名声果然不是虚传。” 我不因得到幽州而高兴，却因获得这两个人而高兴。”石勒任命裴宪为从事中郎，出任长乐太守。等到石勒僭越称帝时，还来不及制定制度，便与王波为此撰定朝廷礼仪，于是裴宪制定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文物，都可以比拟帝王。石勒大为高兴，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升任司徒。到了石季龙的时代，对裴宪更加礼敬。裴宪有两个儿子：挹、▯，都以文学才华知名。▯在石季龙手下任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挹、▯都豪侠任性、沉溺饮酒，喜欢品评人物。他们与河间人邢鱼有嫌隙，邢鱼偷骑▯的马逃奔段辽，被人抓获后，诬告说▯让他以石季龙将要袭击鲜卑为由，前去侦察防备。当时石季龙正谋划讨伐段辽，邢鱼的话恰好与此相合。石季龙把挹、▯全部杀死，裴宪也因牵连获罪而免官。不久，又任命裴宪为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

译裴宪历任官职，却没有以办事功绩著称；但他在朝廷中玄默寡言，从未把政务俗事放在心上。只是因为德望厚重、名声很高，所以行动之间总能受到尊敬礼遇。他最终死在石氏政权中，以族人裴峙的儿子裴迈为嗣子。裴楷的长兄裴黎、次兄裴康，都很有名望。裴康的儿子裴盾，年轻时历任显要官职。永嘉年间，任徐州刺史，把政务委托给长史司马奥。司马奥劝裴盾用刑杀来树立威势，大量征发良民充军；有人不守法，罪名便达到死刑。裴盾任职三年，百姓叹息怨恨。东海王司马越是裴盾的妹夫。司马越死后，骑督满衡便带领那些被征发的良民向东返回。不久刘元海派将领王桑、赵固进攻彭城，前锋数名骑兵到达下邳，文武官员无法忍受苛政，全都四散逃走。裴盾、司马奥逃到淮阴，妻子儿女被贼人俘获。司马奥又诱骗裴盾投降赵固。赵固的妻子是裴盾的女儿，受到宠爱，裴盾向女儿哭泣，赵固便杀了裴盾。裴盾的弟弟裴邵，字道期。元帝任安东将军时，任裴邵为长史，任王导为司马，两人因此结为深厚的交情。后来征召裴邵为太子中庶子，又转任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扬州江西淮北诸军事、东中郎将，跟随司马越出兵项地，死在军中。等到王导任司空，拜官之后，叹息说：“如果裴道期、刘王乔还在，我就不能独自登上这个职位。”王导的儿子仲豫与裴康同字，王导思念旧日友谊，于是把他的字改为敬豫。裴楷的弟弟裴绰，字季舒，气度宏大开阔，官至黄门侍郎、长水校尉。裴绰的儿子裴遐，善于谈论玄理，声音言辞清亮流畅，清越得像琴瑟之声。他曾经与河南郭象谈论玄理，满座的人都叹服。又曾在平东将军周馥的席上与人下围棋。周馥的司马巡视斟酒，裴遐没有立即饮下，司马醉后发怒，便把裴遐拖倒在地。裴遐慢慢起身回到座位，脸色不变，像原来一样继续下棋。他的性情就是这样虚静平和。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主簿，后来被司马越的儿子司马毗杀害。起初，裴、王两族在魏、晋时代都很兴盛。当时人把八位裴氏人物比作八位王氏人物：裴徽比王祥，裴楷比王衍，裴康比王绥，裴绰比王澄，裴瓒比王敦，裴遐比王导，裴頠比王戎，裴邈比王玄云。史臣说：周代称赞人才众多，汉代说得到贤人；它们取法星象，把人物比作相互抗衡、彼此符合的星辰。当时缺少有名望的流士，人们大多以办事才干相互推许，既光耀自己的家族，又荣耀国家，难道说的就是陈骞吗？裴秀的声望超过同僚，被称为领袖。裴楷则年少时便显露出机敏神采，被评价为清正通达。两人都成为晋朝的名臣，确实是有原因的。赞说：世道既然顺应才德，人才便承受世间的推重。高平人沉着敏捷，蕴含着这样的声名和器度。钜鹿人天性如此，也可以说是通晓经籍的书箱。女娲炼石补天，晋朝的图录开启了秘藏。裴頠有清正的规矩，承继家风而来，令人喜爱。

译列传第六。卫瓘的儿子卫恆；孙子卫璪、卫玠；张华的儿子张祎、张韪；刘卞。卫瓘，字伯玉，是河东安邑人。高祖卫暠，汉明帝时因精通儒学从代郡被征召，死于河东安邑，于是朝廷把他死后留下的土地赐给他作为葬地，子孙便在这里定居。父亲卫觊，任魏尚书。卫瓘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孝行超过常人。他性情贞正安静，通晓名理，以明察通达、清正公允著称。承袭父亲的爵位为阌乡侯。二十岁时任魏尚书郎。当时魏国法令严酷，母亲陈氏为此忧虑，卫瓘自己请求，得以调任通事郎，后转任中书郎。当时权臣专政，卫瓘在其中从容周旋，不亲近谁，也不疏远谁，深受傅嘏器重，傅嘏称他像宁武子。他任职十年，以善于任事著称，屡次升迁为散骑常侍。陈留王即位，授任侍中，使持节慰劳河北。因参与议定政事有功，增加食邑户数。几年后转任廷尉卿。卫瓘精通法律义理，每当审理诉讼，无论大小都依据实情处理。邓艾、钟会讨伐蜀国时，卫瓘以原任官职持节监督邓艾、钟会的军务，代理镇西军司，配给一千名士兵。蜀国平定后，邓艾擅自承奉诏制封官授爵。钟会暗中怀有异志，便借邓艾专擅之事，秘密与卫瓘一起上奏揭发他的罪状。诏令派使者用槛车征召邓艾，钟会派卫瓘先去收捕邓艾。钟会认为卫瓘兵少，想让邓艾杀死卫瓘，借此加重邓艾的罪名。卫瓘知道钟会想危害自己，但又无法拒绝，于是连夜到成都，向邓艾所统率的诸将发布檄文，声称奉诏收捕邓艾，其他事情一概不追问。若前来投赴官军，爵位赏赐一如从前；若敢不出，诛罚将牵连三族。到鸡鸣时，诸将全都来投赴卫瓘，只有邓艾的帐内还在。天刚亮开门后，卫瓘乘坐使者的车，径直进入成都殿前。邓艾还躺着没有起身，父子二人都被捕。邓艾的诸将谋划劫救邓艾，整顿兵器奔向卫瓘营地。卫瓘轻装出迎，假装正在起草表章，要申明邓艾的事情，诸将信以为真便停下。不久钟会到来，便把胡烈等诸将全部召来，乘机将他们拘捕，囚禁在益州的解舍，随后发动军队反叛。于是士卒都想回家，内外骚动，人心忧惧。钟会留下卫瓘共同谋议，便在木板上写“要杀胡烈等人”，举给卫瓘看，卫瓘不同意，两人因此互相猜疑离心。卫瓘到厕所时，见到胡烈过去的给使，便让他向三军传话，说钟会反叛了。钟会逼迫卫瓘确定计划，整整一夜不能入睡，两人各自把刀横放在膝上。外面的各路军队已经暗中准备攻打钟会，但卫瓘没有出来，他们不敢先行发动。钟会让卫瓘去慰劳各军。卫瓘心里想离开，同时想坚定钟会让他出去的意图，说：“您是三军的主帅，应当亲自前去。”钟会说：“您是监军，还是先去吧，我随后就出去。”卫瓘便走下殿去。钟会后悔放他离开，派人呼唤卫瓘。卫瓘推说头晕发病，假装倒在地上。等他走出阁门，钟会派出的几十名传信者接连追赶他。卫瓘到外面的厕所，服用盐汤后大吐，卫瓘平素身体羸弱，便显得病情沉重。钟会派亲近的人和医生去查看，都说他活不了，钟会因此无所顾忌。到了傍晚，城门关闭，卫瓘起草檄文向诸军宣布。各军都已经倡导义举，天将亮时共同进攻钟会。钟会率领左右抵抗，诸将把他击败，只有帐下数百人跟着钟会绕殿逃跑，最终全部被杀。卫瓘于是分派部署诸将，众人的情绪都肃然安定。邓艾原营的将士又追上押送邓艾的槛车，将他救出，返回成都。卫瓘自认为与钟会共同陷害了邓艾，害怕发生变故，又想独占诛杀钟会的功劳，于是派护军田续到绵竹，夜间在三造亭袭击邓艾，杀死邓艾及其儿子邓忠。起初，邓艾进入江由时，因为田续不肯前进，曾要杀他，后来又赦免了他。等到卫瓘派田续出兵时，对他说：“现在可以报江由那次受辱之仇了。” 事情平定后，朝廷商议封赏卫瓘。卫瓘认为平定蜀国是众位主帅的功劳，邓艾、钟会二人骄横跋扈，是自取灭亡；自己虽然运用过智谋，却没有亲自夺旗取胜的功效，因此坚决推辞不接受。朝廷授任他为使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不久又升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增加封邑为菑阳侯，并把余下的爵位封给弟弟卫实，任开阳亭侯。泰始初年，转任征东将军，晋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授征东大将军、青州牧。他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后来授任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到达镇所后，上表请求设置平州，后来兼任其督职。当时幽州、并州东部有务桓，西部有力微，二者都成为边境祸害。卫瓘离间这两个胡虏部落，终于使他们产生嫌隙，于是务桓投降，力微也因忧惧而死。朝廷嘉奖他的功劳，赐封他一个儿子为亭侯。卫瓘请求把封爵给弟弟，但诏命尚未下达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卫密接受封爵为亭侯。卫瓘六个儿子都没有爵位，全都把爵位让给两个弟弟，远近之人都称赞他。卫瓘多次请求入朝，到了京城后，武帝善待他，不久又让他返回镇所。咸宁初年，征召授任尚书令，加授侍中。他性情严肃整饬，用法令管理下属，把尚书看作自己的参佐，把尚书郎看作掾属。卫瓘学问深厚广博，明晓熟悉文艺；他与尚书郎敦煌人索靖都擅长草书，当时人称他们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也擅长草书，评论者说卫瓘得到张伯英的筋骨，索靖得到张伯英的肌肉。太康初年，卫瓘升任司空，侍中、尚书令的职务照旧保留。他处理政务清廉简约，深得朝廷内外的声誉。武帝命令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娶繁昌公主。卫瓘自认为自己出身于普通儒生之家，婚姻对象门第低微，因此上表坚决推辞，皇帝不许。卫瓘又兼任太子少傅，加给千名兵士、百名骑兵以及鼓吹仪仗的府署待遇。因为发生日食，卫瓘与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徒魏舒一起请求退位，皇帝没有听从。卫瓘认为魏国建立九品中正制，是权宜应时的制度，并非贯通古今的经常之道，应当恢复古代由乡里推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他与太尉司马亮等上疏说：“从前圣王尊崇贤人，推举善人并加以教化，使朝廷崇尚德行和谦让，民间没有邪僻的行为。实在是因为乡闾基层的政事，足以相互检点；询问事务、考察言论，必能得到善人；人们知道名声不能凭空求取，所以返回来修养自身。因此尊崇贤人，风俗更加和穆；贬斥恶人，行为更加笃实。这就是乡举里选，是先王制定的典章。自此以后，这种制度逐渐衰落。魏氏承受倾覆的时运，建立于丧乱之后，士人流离迁徙，没有地方可以详加考察，所以设立九品制，不过勉强作为一时选用人才的根本罢了。它最初创立时，乡邑的清正舆论不拘泥于爵位，褒贬足以起到劝勉作用，还保留着乡论的遗风。后来逐渐受到污染，终于按资历计算、决定品第，使天下人观望形势，只把身居高位看作尊贵；人们抛弃德行而忽视学业，在细微利益上争夺多少，损害风俗，这种弊病不小。如今九州制度相同，大规模教化正开始施行，臣等认为应当全部清除末流制度，完全仿照古制，按土断法划定户籍；从公卿以下，都以现居之地为正式籍贯，不再悬置寄居户籍或把远方亲属列在异地。这样一来，同乡邻里都成为同邑之人，郡县长官便以当地居长者担任；完全废除中正九品制，使推举善人、选进人才都依据乡里的舆论。”

译这样，下属就会敬重上级，百姓安于接受教化，风俗和政事都清明，教化和法令同时发挥作用。人们知道评判善恶的教化不在于交游关系，浮华争竞自然就会停止，各人都会要求自己进步。如今既然废除九品制，就应当按照古制，使朝廷群臣共同推举任用人才；这样既使出仕成才的道路更加广泛，也可以激励进贤的公心，考核在位者的贤明与昏暗，实在是合乎典章的制度。”武帝认为他说得好，但最终还是不能改变。惠帝任太子时，朝臣都认为他质朴愚钝，不能亲自处理政事。卫瓘常想陈述意见，请求废掉他，但一直不敢说出来。后来在陵云台宴饮，卫瓘假装醉酒，趁机跪在皇帝床前说：“臣想有所启奏。”皇帝说：“您想说什么呢？”卫瓘想说却停止了三次，便用手抚摸床榻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皇帝这才领悟他的意思，故意说道：“您真是大醉了吗？”卫瓘从此不再说话。贾后因此怨恨卫瓘。卫宣娶公主后，多次有酗酒和好色的过失。杨骏一向与卫瓘不和，又想独自专权、提高权势；如果卫宣与公主离婚，卫瓘必定退位，于是杨骏便与黄门官等人诋毁卫宣，暗示皇帝夺去卫宣的公主身份。卫瓘感到惭愧害怕，请求告老退位。皇帝于是下诏说：“司空卫瓘年纪还未到致仕，却多年谦让辞退，希望趁神志还没有衰退，实现本来的心愿。这种至诚的风尚实在感动了我的心。现在听从他的请求，进位太保，让他以公爵身份回家。赐给亲兵一百人，设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以及大车、官骑、麾盖、鼓吹等各种威仪，一概依照旧日典制。赐厨田十顷、园地五十亩、钱一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竹席、被褥等，主管官员务必优厚完备，以符合我尊崇贤人的心意。”有关官员又奏请把卫宣收捕交给廷尉，免去卫瓘的官位，皇帝下诏不许。后来皇帝知道黄门官是捏造事实，想恢复卫宣的公主身份，但卫宣因病去世。惠帝即位后，恢复给卫瓘千名兵士。杨骏被诛杀后，任卫瓘录尚书事，加赐绿綟绶，准许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快步行走，赐给骑兵司马，与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佐朝政。司马亮上奏请求遣送诸王返回藩国，与朝臣在朝廷上商议，没有人敢响应，只有卫瓘赞成此事，楚王司马玮因此怨恨他。贾后一向怨恨卫瓘，又忌惮他的正直方正，使自己无法放纵淫虐；又听说卫瓘与司马玮有嫌隙，便诬陷卫瓘与司马亮想做伊尹、霍光那样废立皇帝的事，启奏皇帝写下亲手诏书，让司马玮免去卫瓘等人的官职。黄门官带着诏书交给司马玮，司马玮性情轻浮险诈，想借机满足私怨，夜里派清河王司马遐收捕卫瓘。左右近臣怀疑司马遐是假传诏书，都劝谏说：“按照礼制、法律和刑名规定，对于台辅大臣，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暂且请您拒绝他。等到自己上表得到答复后，再接受诛戮也不晚。”卫瓘不听，于是与儿子卫恆、卫岳、卫裔以及孙子等九人一同被杀害，时年七十二岁。卫恆的两个儿子璪、玠，当时正在医家，得以免难。起初，杜预听说卫瓘杀了邓艾，便对众人说：“伯玉恐怕不能免祸了吧！自身是名士，职位又是统率全军的总帅，既没有留下美好的德声，又没有用正道统御部下，这是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乘，怎么能承受这种责任呢？”卫瓘听说后，来不及等车驾便前往道歉。最后果然像杜预所说的那样。起初，卫瓘家人煮饭时，饭掉在地上，全都变成了螺；一年多以后，便遭遇了祸难。太保府主簿刘繇等人冒着危险收殓卫瓘并安葬了他。起初，卫瓘任司空时，帐下督荣晦犯罪，卫瓘斥退遣走了他。等到祸难发生，荣晦跟随军队讨伐卫瓘，因此卫瓘的子孙都受到牵连遭祸。楚王司马玮被诛杀后，卫瓘的女儿给国中的大臣写信说：“先父的名声和谥号还没有显明，和普通人没有区别，我常常奇怪，全国竟然默然无言。《春秋》所说的过失，责任究竟在哪里？我悲伤愤懑、感慨万端，所以写出来表达心意。”于是刘繇等人拿着黄色旗幡，击打登闻鼓，上言说：“起初，假传诏书的人到来，公依照诏令应当免官，立即奉还印章绶带；虽然对方带着兵器，公也没有施加一刃，又重申诏令让公出府，公乘单车服从命令。如果伪诏的内容只是免去公的官职，右军以下官员当时便已经知道这是欺诈伪造，却违背诏文原意，擅自杀戮宰辅，不再上表报告，横加收捕公的子孙，竟把大臣父子九人全部杀害。臣等看到诏书说‘被楚王欺骗误导，不是本来共同谋划的人，都释放遣返’。按照诏书的意思，所说的应只是里舍中被驱逼、拿着白杖的人。依照法律，接受指示杀人的人也不能免除死罪，何况亲手杀害功臣、残杀忠良；即使说不是同谋，按道理也不能赦免。如今首恶虽然被诛杀，杀人的贼徒仍然在。臣担心有关官员没有详察事实，或许有所放纵遗漏，没有彻底查办，使公父子与仇贼不能一同灭亡，冤魂永远含恨，向上苍申诉；我们这些遭受惨痛的臣子，在光明的时代反而更加悲痛。臣等身上还带着伤，刚刚完成殡殓安葬。谨列举卫瓘以前任司空时，帐下给使荣晦无故被斥退，他知道卫瓘家中人口数目以及小孙子的名字。荣晦后来调任右军的给使，当夜在门外扬声大喊，宣读诏书说免去公的官职、让他回家。等到门打开，荣晦先到中门，又朗读所携带的伪诏，亲手取走卫瓘的官印、绶带和貂蝉冠，催促卫瓘出府。荣晦按次登记卫瓘全家的成员以及他的子孙，全部让士兵持械押送，安置在东亭道北面包围看守，不一会儿便全部砍杀。杀害卫瓘的子孙，实在是荣晦造成的。后来将要劫掠府库，也都是荣晦所为。审查荣晦一人，所有奸恶都由此暴露。请求查验全部事实真伪，对他加以灭族之诛。”诏令同意了这项请求。朝廷认为卫瓘全家无辜遭受祸难，于是追认他讨伐蜀国的功勋，封为兰陵郡公，增加食邑三千户，谥号为“成”，追赠假黄钺。卫恆字巨山。年轻时被司空齐王府征召，历任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卫恆擅长草书和隶书，撰写《四体书势》，其中说：从前黄帝时代，开始创造和制作万物。有沮诵、仓颉二人，最初创作文字契刻，用来代替结绳记事，大概是看到鸟的足迹后产生了联想。文字由此逐渐增多，便称为“字”，共有六种含义：第一叫指事，“上”“下”就是这种字；第二叫象形，“日”“月”就是这种字；第三叫形声，“江”“河”就是这种字；第四叫会意，“武”“信”就是这种字；第五叫转注，“老”“考”就是这种字；第六叫假借，“令”“长”就是这种字。所谓指事，就是在上面的叫“上”，在下面的叫“下”。所谓象形，就是太阳圆满、月亮亏缺，摹拟它们的形状。所谓形声，就是以事物类别构成形体，再配上相应的声音。所谓会意，就是止息兵戈构成“武”字，以人的言语构成“信”字。所谓转注，就是“老”表示长寿，“考”也表示长寿。所谓假借，就是几个词使用同一个字，虽然读音不同，但文字意义相同。从黄帝到夏、商、周三代，文字没有改变。到了秦代采用篆书，焚烧先代经典，古文便断绝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人因为不知道还有古文，称它为科斗书。汉代把它秘藏起来，很少有人能够看到。魏初传授古文的人，是邯郸淳。卫恆的祖父敬侯临摹邯郸淳所写的《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竟不能辨别真伪。

译到了正始年间，树立三体字石经，后来逐渐失去了邯郸淳的笔法，只因沿用科斗书的名称，便仿效它的形体。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的坟墓，得到十多万字的竹简文书。考察卫敬侯所写的文字，仍然与它有些相似。古书也有好几种，其中有一卷论述楚国事情的，最为精妙。卫恆私下喜爱它，所以竭尽自己的愚拙思虑，来赞美它的美妙；惭愧不能列入前贤的著作之中，只希望保存古人的字形。古代没有另外的名称，就把它称为“字势”。“黄帝的史官沮诵、仓颉，观察那些鸟的足迹，开始创作文字契刻。用它记载纲纪万事，垂示法则、建立制度，使帝王典章得以宣扬，使质朴与文采显明于后世。到了暴虐的秦朝，罪恶滔天，毁坏正道，古文也随之灭绝。魏文帝喜好古代，世代流传的三坟五典等古书，历代无人发掘，真伪无法分辨。大晋开创元始，弘扬大道、施行教化，上天显示它的形象，大地显耀它的文字。文字既然显耀，篇章多么灿烂；借助声音、会合意义，取类于万物而各有法则：太阳处在君位，圆满合度；月亮执掌臣位，边缘亏缺；云气曲折蜿蜒向上铺展；星辰分散闪耀，舒放光辉；禾苗花草繁茂下垂，吐出穗芒；山岳高峻参差，连绵成冈；虫子一曲一伸，好像在活动；鸟儿好像要飞，却还没有振翅高举。观察它交错运笔、缀连墨迹，心思精密专一。笔势调和，形体匀称，起笔收笔之间没有间隙。有的守持端正、遵循规矩，像矩尺折转、圆规旋转；有的方圆不拘、没有固定法则，随着事情灵活制宜。它弯曲如弓，直挺如弦；挺拔突出，像龙在河川中腾跃；森然向下倾落，像雨从天空坠下。有的运笔牵引而奋力，像鸿雁高飞，遥远而轻盈；有的纵放舒展、姿态婀娜，像流苏悬挂着羽毛，缓缓飘动、连绵不断。所以从远处望去，像风飞翔、水激荡，清澈的波纹层层荡漾；走近仔细观察，又好像出于自然。这确实是黄帝、唐尧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迹，是六艺的典范和先导。籀书、篆书大概是它的子孙，隶书、草书便是它的曾孙、玄孙。观察万物形象而产生思考，并不是言辞所能完全表达的。” 从前周宣王时，史籀开始撰写《大篆》十五篇，其中有的与古文字相同，有的与古文字不同，世人称它为籀书。到了周平王东迁，诸侯以武力执掌政权，各家各国各不相同，文字的形体也发生差异。秦始皇刚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便上奏增补文字，废除不合秦国文字的字形。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取法史籀的大篆，有的稍加省略改易，这就是所谓小篆。又有人说，下层官吏程邈任衙狱小吏时获罪，被秦始皇幽禁在云阳十年，便在狱中改作大篆：笔画少的加以增益，笔画多的加以减省，方的改成圆的，圆的改成方的，进献给秦始皇。秦始皇认为好，释放他任御史，让他审定文字。又有人说，程邈所审定的其实是隶字。自秦代破坏古文后，文字有八种字体：一叫大篆，二叫小篆，三叫刻符，四叫虫书，五叫摹印，六叫署书，七叫殳书，八叫隶书。王莽时，派司空甄丰校订文字篇目，改定古文，又有六种书体：一叫古文，就是孔氏墙壁中发现的文字；二叫奇字，就是与古文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字；三叫篆书，就是秦代的篆书。四叫佐书，就是隶书；五叫缪篆，是用来摹写印章的；六叫鸟书，是用来书写旗幡上的符信的。到了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以篆书为标准，用它确定字形体例，这是最可以据以讨论的。秦代李斯被称为二篆之一，各座山上的刻石以及铜人的铭文，都是李斯所写。汉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的书法稍有不同于李斯，但也以擅长篆书著称。邯郸淳向他学习，略微探究到其中的奥妙；韦诞向邯郸淳学习，但不及他。太和年间，韦诞任武都太守，因为擅长书法，被留下补任侍中，魏国的珍贵器物上的铭文题字，都是韦诞所写。汉末又有蔡邕，采集李斯、曹喜的笔法，形成古今杂糅的字形，但精密严整、合乎法度，不如邯郸淳。邕作《篆势》说：“文字起源于鸟兽遗迹，皇颉加以仿效。圣人创制法则，于是制定了这种文字。字体有六种，篆书最为纯正。它的形体精妙，技巧神化：有的像龟甲纹和钅咸纹罗列，像梳齿排列、龙鳞相接；有的舒展形体、放开笔尾，长短回环，彼此相应；有的颓然如黍稷下垂的穗颖，含蓄如虫蛇盘曲的烟气；有的笔势扬波振动，像鹰止鸟震；有的伸颈张翼，气势仿佛凌驾云天。有的轻落笔锋向内收，笔画根部微细、末端浓重，若断若连；像水中露珠牵连的绿丝，凝结下垂到笔画末端；纵笔像悬挂，横笔像编织；幽深曲折，斜向趋进，不方不圆；若行若飞，像鸟足高举、众鸟纷纷而动。远看它，像鸿鹄群游，接连迁延；近看它，笔画的端绪和边际竟无从看清。指向和转折，数也数不尽。研、桑那样善于计算的人，也不能数清它的曲折；离娄那样目力极强的人，也看不见笔画的空隙；般、倕只好相互作揖，推辞自己的技巧；史籀、史诵也只能拱手，收起笔墨。它处在篇籍的篇首和目录中，光彩灿然，十分可观。它把华美艳丽的文采施展在白绢上，成为学习书艺的先范。为文章德业的弘美而喜悦，为作者不能刊定流传而忧愤。我思考字体俯仰变化的情态，姑且举其大略来论述它。” 秦朝既采用篆书，奏报事务繁多，篆字难以迅速写成，于是命令隶人辅助书写，称为隶字。汉朝沿用这种做法，只有符节、印玺、旗帜和文书题署使用篆书。隶书，就是篆书的快捷写法。上谷人王次仲开始创制楷书法式。到汉灵帝喜好书法时，当时善于书写的人很多，而师宜官最为出色；大字一字直径一丈，小字方寸之内能写千言，他非常以自己的才能自负。有时他不带钱到酒家喝酒，便在墙上写字，让围观的人用观看书迹来抵偿酒钱；等讨取的钱够了，就把字涂掉。每次写完，总要削下字迹所在的木板并焚烧。梁鹄于是增制木版请他喝酒，等他醉后偷偷取走木板。梁鹄最终凭书法做到选部尚书。师宜官后来做了袁术的将领，如今钜鹿宋子县有《耿球碑》，是袁术所立，书法很精美，据说就是师宜官所写。梁鹄逃奔刘表，魏武帝攻破荆州后，悬赏搜求梁鹄。梁鹄任选部尚书时，魏武帝想让他做洛阳令，却只任命他为北部尉，所以他害怕，自己捆绑着到府门请罪，被署为军假司马；他在秘书省中以勤奋书写来效力，因此现在留有许多梁鹄的手迹。魏武帝把它们悬挂在帐中，有时还用钉子钉在墙上欣赏，认为胜过师宜官。现在宫殿中的题署，大多是梁鹄的篆书。梁鹄适合写大字，邯郸淳适合写小字。梁鹄说邯郸淳得到了王次仲的楷法，但梁鹄运笔已经把笔势发挥到了极致。梁鹄的弟子毛弘在秘书省教授书法，如今八分书都采用毛弘的法式。汉末有左子邑，书法略与邯郸淳、梁鹄不同，但也很有名。

译魏初有钟氏、胡氏两家创立行书法式，都是向刘德升学习的；只是钟氏稍有不同，但各自都有技巧，如今广泛流行于世。钟氏作《隶势》说：“鸟兽遗迹演变为文字，于是有了辅助隶书。删去那些繁复的文字，推崇这种简便易行的写法。它的用途既已扩大，形体和气象也都有一定法度。灿烂如群星陈列，繁盛如云气铺布。大字直径可达八寻，小字细到不能容纳一根头发。随着事情不同而采取适宜写法，没有固定的格式。有时高大开阔，有时像梳齿、针尖密列；有时平直如磨刀石、如墨绳，有时蜿蜒曲折、胶着缠绕；有时长斜而曲角趋进，有时圆转如规、方折如矩。长短相互配合，形体虽异而气势相同。奋笔轻快提起，笔画分离却不断绝。纤细的波势和浓重的点画，交错散落其中，像钟架上悬钟排列，又像庭院火炬燃尽、烟气缭绕；山石高峻，参差错落而上下相连。像高台重屋，层层增加，云气上升，山峰戴冠。远看它，像飞龙在天；近看它，令人心乱目眩。奇异诡谲的姿态，数说不尽。研、桑那样善于计算的人不能计数，宰我、子贡那样善于言说的人也无法说尽。草书、篆书又哪里值得计较，而这种文字却还没有得到宣扬？难道是因为字体太大而难以看清，还是因为其中的秘密奥妙没有流传？姑且俯仰详察，举出大概来论述它。” 汉朝兴起后有了草书，不知道作者的姓名。到汉章帝时，齐国相杜度号称善于写草书。后来有崔瑗、崔寔，也都以工于书法著称。杜氏下笔写字很稳妥，但书体略显瘦弱；崔氏很能掌握笔势，但结体稍微疏松。弘农人张伯英于是进一步钻研，精妙巧绝。凡是家中的丝帛，一定先在上面写字，然后再拿去漂洗。张伯英临池学书，把池水都染黑了。他每次落笔都必定写成楷书的法则，因此自称“匆忙之间来不及写草书”；哪怕方寸纸张也不肯留下空白。直到今天，世人仍尤其珍爱他的书法，韦仲将称他为“草圣”。张伯英的弟弟张文舒，成就仅次于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仲将等人，都是张伯英的弟子，在世上很有名，但远远不如张文舒。罗叔景、赵元嗣与张伯英同时代，在西州受到称誉，却自负技巧，各以为是，众人颇受迷惑。所以张伯英自称：“向上比崔、杜，我还不够；向下比罗、赵，我却有余。”河间人张超也有名声，但虽然与崔氏同州，却不如张伯英真正掌握草书之法。崔瑗作《草书势》说：“文字契刻的兴起，始于皇颉。摹写鸟兽遗迹，用来确定文章；到了后世，典籍越来越繁多。当时邪僻之事很多，政务权变也很多，官府事务荒废，于是删削那些笔墨文字。只是创作辅助隶书，删去旧有字形。草书的法式，大概又更加简略；它顺应时势、传达意思，用于仓促急迫的情形，可以兼顾功效，珍惜时间而节省劳力。这种纯粹简约的变化，难道一定要拘守古代形式吗？观察它的法象，俯仰都有仪态。方形却不合矩，圆形也不完全合规；压低左边、抬高右边，远看仿佛崎岖不平。有的高耸欲立如鸟踟蹰，意志昂扬，像将要飞动；有的像凶兽突然受惊，正要奔跑却还没有奔驰。有的点画像连串珠子，断开却不分离；像蓄积怒气、郁结不平，放纵逸出而产生奇态。有的凌厉深邃、令人战栗，像凭据枯木俯临危地；旁边的点画斜斜附着，像蝉蜩攀援树枝。收笔收束气势，余下的笔丝纠结缠绕，像杜伯持毒箭攀缘戏台，又像螣蛇奔入洞穴，头已没入而尾巴下垂。所以远看它，险峻得像山崖崩塌；走近观察，却连一画也不能移动。它的机微精妙，要临时顺应情势。这里只略举大概，情形大致如此。” 等到卫瓘被楚王司马玮构陷，常常听说将有变乱，便带着何劭——何劭是他嫂子的父亲——从墙孔中去见他，询问消息。何劭知道情况却不告诉他。卫瓘返回时经过厨房，收取正在吃饭的人，因而遇害。后来追赠长水校尉，谥为兰陵贞世子。有两个儿子：卫璪、卫玠。卫璪字仲宝，承袭卫瓘的爵位。后来东海王司马越把兰陵郡增加为他的封国，改封为江夏郡公，食邑八千五百户。晋怀帝即位，任散骑侍郎。永嘉五年，死于刘聪之手。晋元帝让卫瓘的玄孙卫崇承袭爵位。卫玠字叔宝，五岁时，神采风度就秀美奇异。祖父卫瓘说：“这孩子与众不同，只可惜我年纪老了，不能看到他长大成人了！”他长到束发年龄，乘羊车进入集市，看见他的人都认为他如玉人一般，观看他的人几乎倾动全城。骠骑将军王济是卫玠的舅舅，英俊爽朗而有风姿，每次见到卫玠，总是叹息说：“珠玉在我身旁，便觉得自己的形貌丑陋。”他又曾对人说：“和卫玠一同出游，明亮得仿佛身旁有一颗明珠，光彩照人。”卫玠长大后，喜好谈论玄理。后来他多病而身体瘦弱，母亲总禁止他谈论玄理。遇到美好时日，亲友有时请他说一句话，无不赞叹感慨，认为他的言论深刻入微。琅邪王澄声名很高，很少推重佩服别人；每次听到卫玠的言论，便叹息得仰面倒下。所以当时人编成话说：“卫玠谈道，平子绝倒。”王澄以及王玄、王济都很有盛名，但声望都在卫玠之下，世人说：“王家三个儿子，不如卫家一个孩子。”卫玠的岳父乐广，在海内有很高声望，评论者认为：“岳父清如冰，女婿润如玉。” 征召任命多次到来，卫玠都没有接受。过了很久，他任太傅西阁祭酒，又被授为太子洗马。卫璪任散骑侍郎，在内廷侍奉怀帝。卫玠因为天下大乱，想带家人向南迁徙。母亲说：“我不能舍下仲宝离开。”卫玠反复劝说，讲得十分深切，说明这是保全家门的大计，母亲流泪答应了他。临别时，卫玠对哥哥说：“事奉君、父、师三者的道义，是人们所重视的。现在可以说是献身尽责的时候了，哥哥应当努力。”于是扶着母亲乘车辗转到达江夏。卫玠的妻子先去世了。征南将军山简见到卫玠，非常敬重他。山简说：“从前戴叔鸾嫁女，只选择贤德之人，不问贵贱，何况卫氏是权贵门户、声望美好的人家呢！”于是把女儿嫁给卫玠。卫玠随即进入豫章。当时大将军王敦镇守豫章，长史谢鲲早已一向敬重卫玠，两人相见十分欣喜，谈论了一整天。王敦对谢鲲说：“从前王辅嗣在中原朝廷发出金声，这个人又在江南振起玉声，玄妙言论的传统中断后又接续起来了。没想到永嘉末年还能再次听到正始时期的声音；何平叔如果还在，一定又会佩服得仰面倒下。”卫玠曾认为，别人有做不到的地方，可以按情理宽恕；无意冒犯自己的，可以依据道理排解，所以终身没有显露过喜怒的神色。

译卫玠认为王敦豪爽出众，却喜欢凌驾于众人之上，恐怕不是国家的忠臣，便请求前往建邺。京城人士听说他的姿容，围观者像墙一样密集。卫玠因劳累和疾病更加严重，永嘉六年去世，时年二十七岁。当时人说卫玠是被人围观看死的。葬在南昌。谢鲲哭得极其悲痛，有人问他：“您有什么忧患，竟悲哀到这种程度？”他回答：“栋梁折断了，我不由得悲哀罢了。”咸和年间，改葬于江宁。丞相王导发布教令说：“卫洗马明天应当改葬。这位先生是风流名士，为海内人士所瞻仰，可以举行简薄的祭祀，以敦厚旧日情谊。”后来刘惔、谢尚共同评论中朝人士，有人问：“杜乂可以和卫洗马相比吗？”谢尚说：“怎么能相比？两人之间还可以容纳好几个人。”刘惔又说：“杜乂容貌清秀，叔宝神采清朗。”他受到有识之士的推重，就是如此。当时中兴名士中，只有王承和卫玠被认为是当世第一。卫恒的族弟卫展字道舒，历任尚书郎、南阳太守。永嘉年间，任江州刺史，多次升迁为晋王大理。诏令中有考问儿子以证明父亲罪行的事，有的甚至鞭打父母来追问儿子所在，卫展认为这恐怕会伤害正统教化，便上奏请求废除。中兴建立后，任廷尉，上疏建议恢复肉刑，详情载于《刑法志》。去世后，追赠光禄大夫。张华字茂先，是范阳方城人。父亲张平，曾任魏朝渔阳郡守。张华年少时丧父，家境贫寒，亲自放羊；同郡的卢钦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乡人刘放也惊异于他的才华，把女儿嫁给他。张华学业优异而广博，文辞温润华美，明朗充实，通晓众多学问；图纬、方术、技术一类的书，没有不详细阅读的。他年轻时便自我修养谨慎，仓促之间也必定遵守礼法。勇于奔赴义事，诚心救济急难。器量见识宏大开阔，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测知他的深浅。他起初还没有声名，写《鹪鹩赋》来寄托自己的志趣。赋文说：造化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变化，把各种形体播散到万类之中？只有鹪鹩这种微小的鸟，也禀受天地之气而求得生存，养成轻盈飞动却卑陋的形体，没有玄黄等华色来使自己尊贵；羽毛不能用于器物，肉也不能列入祭祀和宴食的俎味。鹰鹯经过它尚且收起翅膀，它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阴翳茂密、蒙蔽遮蔽之处，正是它游集的地方。飞翔不轻扬，盘旋不聚集。它的居处容易容纳，所求容易供给；在树林中筑巢不过占一枝，每次进食不过几粒。栖息没有滞碍，游动没有盘旋停留；不以荆棘为鄙陋，也不以茝兰为荣耀。振翼便飞逸，落足便安定。把生命交给命运，顺应事理，与万物没有冲突。这种鸟虽然没有知觉，处身立世却近似有智慧。它不怀藏珍宝以招致祸害，不修饰外表以招来牵累。安静时守持本性而不自夸，行动时顺其自然而简约易行。以自然作为资养，不被世俗虚伪的事物诱惑羡慕。雕、鹖以尖嘴利爪自矜，鹄、鹭飞越云际，鹍鸡逃窜于幽深险僻之地，孔雀、翠鸟生长在遥远边地；那早晨的野鸭和归来的大雁，又振翼飞得更远，全都因羽毛美丽、肌肉丰满而遭害，最终无罪却都被杀死。它们徒然衔着芦苇来躲避弓弩，最后还是在这个世上被杀戮。苍鹰凶猛却被系缚，鹦鹉聪慧却进入笼中；屈服刚猛的志向来接受饲养，被困在深幽的束缚中，重重关在九重宫阙；改变声音来顺从主人的意旨，想着折断翅膀，成为庸常之物。我留恋钟山、岱山的山林原野，羡慕陇坻的高松。虽然如今蒙受阳光照耀，却不如往昔那样自在从容。海鸟来到爰居，避风而至；条支的巨鸟，越过山岭自行来到；被提携跋涉万里，飘摇而来，内心逼迫而畏惧。只是形体过大便会妨害自身，而形貌奇伟又足以显得雄壮。阴阳熏蒸陶铸，万物同处于天地之间；大小错杂，种类繁多。小小的鹪鹩可以把巢筑在蚊子的睫毛上，大鹏则飞翔到天边，正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放眼天地远观，我又怎么知道大小究竟应当如何区分呢？” 陈留人阮籍见到这篇赋，赞叹说：“这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啊！”从此张华的声名开始显著。郡守鲜于嗣推荐张华为太常博士。卢钦向文帝称说张华，张华改任河南尹丞，还未正式受任，又授为佐著作郎。不久升为长史，兼任中书郎。朝廷议论所作的表章奏疏，多被采用，于是正式任职。晋受禅代魏后，授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天下之事仿佛都在掌握之中。武帝曾询问汉代宫室制度以及建章宫千门万户的情况，张华应答如流，听的人忘记疲倦；他还在地上画成图，左右侍从都注目观看。武帝十分惊异，当时人把他比作子产。几年后，授中书令，后来又加散骑常侍。遭逢母亲丧事时，他悲哀过度，形容憔悴超过礼制，皇帝下诏慰勉，强令他代理政事。当初，晋武帝暗中与羊祜谋划讨伐吴国，但群臣大多认为不可行，只有华赞成他的计策。后来，羊祜病重，武帝派华前往羊祜那里，向他询问讨伐吴国的计策，详情记载在《羊祜传》中。等到将要大举出兵时，任命华为度支尚书，于是由他筹算军需运输和水路漕运，决定朝廷的谋划。各路军队已经进发，却还没有取得胜利，贾充等人上奏请求诛杀华，以向天下谢罪。武帝说：“这是我的主意，华不过是同意我的意见罢了。”当时大臣们都认为不可以轻率进军，只有华坚持己见，认为一定能够取胜。等到吴国灭亡，诏令说：“尚书、关内侯张华，先前与已故太傅羊祜共同创立重大谋略，后来主持掌管军事，分配部署各方事务，筹算确定权宜谋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立有谋划策划之功。现进封为广武县侯，增加食邑一万户，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绢一万匹。” 张华的声望重于一世，众人都推重佩服他；晋朝史书以及礼仪制度、法令章程，都交由张华掌管，许多地方有所增删损益。当时的诏书诰命都由他起草，声誉更加显赫，已有辅弼宰相的声望。荀勖自认为出身大族，又依仗皇帝恩宠深厚，憎恨张华，总是伺机想把张华调出朝廷镇守外地。适逢皇帝问张华：“谁可以托付后事？”张华回答：“品德明盛而又是至亲的人，没有比齐王司马攸更合适的。”这并不符合皇帝的心意，张华略微违逆了圣旨，荀勖的谗言于是得以施行。朝廷便调张华出任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兼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他安抚接纳新旧百姓，戎族和汉族都感念他。东夷的马韩、新弥等国依山临海，距幽州四千多里，历代有二十多个国家从未归附，这时都派使者入朝进贡。于是远方夷族宾服，四境没有忧患，连年丰收，士卒战马强盛。

译朝廷议论想征召张华入朝任宰相，又想给他加授仪同三司的名号。当初，张华曾向皇帝诋毁征士冯恢，张紞是冯恢的弟弟，在皇帝那里很受宠信。张紞曾陪侍皇帝，随意谈论魏晋旧事，趁机说：“臣私下认为，钟会的祸乱，颇有太祖的责任。”皇帝变了脸色，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张紞摘下帽子谢罪说：“臣愚昧浅陋，妄发瞎话，罪该万死。但臣内心的想法，还有可以申说之处。”皇帝说：“你凭什么这样说？”张紞说：“臣认为，善于驾车的人一定知道六根缰绳松紧的形势，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一定审察任用官员、控制驾驭的适宜方法。所以仲由因为才能超过众人而受到压制，冉求因为退缩软弱而受到提拔；汉高祖的八个诸侯王因宠遇过度而被夷灭，光武帝的诸将因为受到抑制减损而得以善终。这并不是上面的君主有仁慈和暴虐的不同，下面的人有愚笨和聪明的差异，实在是抑制或扶助、给予或剥夺造成的。钟会的才能和见识有限，而太祖夸奖得太过分，赞美他的谋略，抬高他的名位，让他处于重要权势之地，把大军交给他，所以使钟会自以为谋算没有遗漏、功劳大到不必赏赐，因而张扬跋扈，最终酿成叛逆。假如当初太祖只记录他的小才，依大礼节制他，用权势压制他，以法则约束他，那么叛乱的念头就没有产生的条件，叛乱的事情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了。”皇帝说：“对。” 张紞叩头说：“陛下既然认为臣的话有道理，就应当想到坚冰逐渐形成的过程，不要让像钟会这样的人再次造成覆亡。”皇帝说：“当今难道有像钟会这样的人吗？”张紞说：“东方朔有句话叫‘谈何容易’，《易经》说：‘臣下不秘密，就会丧失自身。’”皇帝于是屏退左右，说：“你尽管直说。”张紞说：“陛下谋划政事的大臣，在天下建立大功，海内无人不知；那些据守方镇、总领军马的人，都在陛下的圣明考虑之中。”皇帝默然不语。过了不久，征召张华为太常。因为太庙屋梁折断，张华被免官。此后直到武帝去世，他都以列侯身份入朝觐见。惠帝即位后，任张华为太子少傅。张华与王戎、裴楷、和峤都因德行声望被杨骏忌恨，因而都不参与朝政。杨骏被诛杀后，朝廷将要废黜皇太后，在朝堂召集群臣商议。议论者都迎合并揣摩杨骏等人的意旨，认为《春秋》断绝了文姜的名分，如今皇太后自己断绝了与宗庙的关系，也应当废黜。只有张华主张说：“夫妇之道，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皇太后并没有得罪先帝。如今她只是党护亲属，使自己在圣明时代不能尽母后之道，应当依照汉代废赵太后为孝成皇后的旧例，降低太后的称号，改称武皇后，居住在别宫，以保全她终身尊贵的恩典。”朝廷没有采纳，最终仍把皇太后废为庶人。楚王司马玮接受密诏，杀死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等人，宫内宫外军队互相扰乱，朝廷极为恐慌，想不出办法。张华向皇帝说明：“司马玮是假传诏书，擅自杀害两位公卿，将士仓促之间，以为这是国家的意旨，所以才听从他。现在可以派驺虞幡出使，命外地军队解除戒严，事情一定会像风吹草倒一样平定。”皇帝听从了他，司马玮的军队果然失败。司马玮被诛杀后，张华因首先谋划此事有功，授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赐金章紫绶。他坚决推辞开府。贾谧与皇后共同谋划，因为张华出身庶族，文雅而有谋略，进取不会有逼迫皇上的嫌疑，退处又是众望所归，所以想倚靠他来维系朝纲，向他询问政事。他们疑惑未决，便去问裴頠；裴頠一向敬重张华，极力赞成这件事。张华于是竭尽忠心辅佐皇室，弥补缺失，虽然处在昏君暴后统治的朝廷中，天下仍然安定，这都是张华的功劳。张华担心后族势力过盛，作《女史箴》来讽谏。贾后虽然凶狠嫉妒，却知道敬重张华。过了很久，朝廷论定他前后的忠勋，进封壮武郡公。张华十多次推让，皇帝下诏恳切劝说，他才接受。几年后，代替下邳王司马晃任司空，兼领著作。贾后谋划废掉太子时，左卫率刘卞深受太子信任和礼遇，每逢宴会，刘卞一定参加。他多次看见贾谧骄傲，太子对他十分怨恨，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贾谧也不能忍受。刘卞把贾后谋废太子的事告诉张华，张华说：“没有听说。”刘卞说：“我出身寒微困顿，起初不过是须昌小吏，受到您的成全提拔，才有今天。士人感念知己，所以把全部实情告诉您，难道您反而怀疑我吗？”张华说：“假如真有这件事，你想怎么办？”刘卞说：“东宫才俊如林，四率统领精兵万人。您处在阿衡的职位上，如果得到您的命令，皇太子趁朝会入朝，兼摄录尚书事，把贾后废居金墉城，只需两位黄门出力而已。”张华说：“如今皇帝正当朝执政，太子只是人臣之子，我又没有接受阿衡之任，忽然共同做这种事，就是眼中没有君主和父亲，以不孝示于天下。即使成功，也免不了罪责，何况权贵外戚遍布朝廷，威权和兵柄又不统一，怎么能够安定呢！”等到皇帝在式乾殿召集群臣，拿出太子亲笔书信，遍示群臣，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张华进谏说：“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嫡长子，常常导致丧乱。况且国家拥有天下的时间还不长，希望陛下详细考虑。” 尚书左仆射裴頠认为应当先查验传递书信的人，又请求比对太子亲笔书信，否则恐怕有欺诈妄作。贾后于是从宫内拿出太子平日所写的奏启十多张，众人拿来比看，也没有人敢说不是太子所写。议论到太阳西斜仍未决定，皇后知道张华等人的意志坚定，便上表请求把太子免为庶人，皇帝于是批准了她的奏表。当初，赵王司马伦任镇西将军时，在关中搅乱政局，氐族、羌族反叛，于是朝廷让梁王司马肜代替他。有人劝张华说：“赵王贪婪昏昧，信用孙秀，所到之处都制造混乱；孙秀变化多诈，是奸人的首领。现在可以派梁王杀掉孙秀，削弱赵王一半的势力，向关右百姓谢罪，岂不是很好吗？”张华听从了这个建议，司马肜答应下来。孙秀的朋友辛冉从西边来，对司马肜说：“氐、羌是自己反叛的，不是孙秀造成的。”因此孙秀得以免死。司马伦回来后，谄媚侍奉贾后，趁机请求兼摄录尚书事，后来又请求任尚书令。张华与裴頠都坚决不同意，因此招来怨恨，司马伦、孙秀恨张华如同仇敌。武库发生火灾，张华担心这是变乱的征兆，便排列军队严密守卫，然后才去救火，因此历代珍宝以及汉高祖斩蛇剑、王莽头颅、孔子木屐等，全都被烧毁。当时张华看见一把剑穿屋飞出，却不知道飞向了哪里。

译当初，张华所封的壮武郡中有桑树变成柏树，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张华的宅第以及宫省中也多次出现妖怪。张华的小儿子张韪因中台星分裂，劝张华退让职位。张华不听，说：“天道幽深遥远，只有修养德行来回应它罢了。不如安静等待，以等待天命。”等到司马伦、孙秀准备废掉贾后时，孙秀派司马雅连夜告诉张华：“如今国家将要危急，赵王想与您共同匡正朝廷，做成霸主的事业。”张华知道孙秀等人必定会篡夺，于是拒绝他们。司马雅怒说：“刀都要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说这样的话！”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张华当时正白天躺卧，忽然梦见房屋倒塌，醒来后很厌恶这个梦。当夜变乱发生，他们假称有诏书召张华，于是张华和裴頠一同被捕。张华将要被杀时，对张林说：“您想杀害忠臣吗？”张林拿诏书责问他：“你身为宰相，承担天下政事，太子被废时不能以死守节，为什么？”张华说：“式乾殿议论太子一事，我进谏的奏章完整保存着，并不是没有进谏。”张林说：“进谏如果不被采纳，为什么不辞去职位？”张华无法回答。不久，使者到来说：“诏令杀死您。”张华说：“我是先帝的老臣，内心赤诚如丹。我并不吝惜死亡，只是害怕王室遭遇灾难，祸患将不可预测。” 于是张华在前殿马道南被杀，三族被夷灭，朝廷内外没有不悲痛的。当时张华六十九岁。张华本性喜爱人才，不知疲倦地引导提拔他们；即使是贫穷卑贱、在权贵门下求进的人，只要有一点长处，他便赞叹称扬，为他们传播声誉。他尤其喜爱书籍，临死那天，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只有文史典籍充满书箱书箧。他曾经迁居，装载书籍用了三十辆车。秘书监挚虞编定官府书籍时，都凭借张华的藏本来校正。天下奇异秘藏、世间罕见的书籍，全都收藏在张华那里。因此他博物洽闻，世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惠帝在位时，有人得到三丈长的鸟羽，拿给张华看。张华看后神色惨然，说：“这叫海凫毛，出现它，天下就要乱了。”陆机曾送给张华鱼鲊，当时宾客坐满厅堂，张华打开器皿，便说：“这是龙肉。”众人不相信，张华说：“试着用苦酒清洗它，一定会有异常。”不久果然有五色光芒升起。陆机回去询问鱼鲊的主人，果然说：“园中茅草堆下发现一条白鱼，质地形状很不寻常，便把它制成鱼鲊；因为味道特别鲜美，所以拿来献给您。”武库封闭得非常严密，其中忽然传出野鸡鸣叫。张华说：“这一定是蛇变成了野鸡。”打开查看，野鸡旁边果然有蛇蜕。吴郡临平的岸边崩塌，露出一面石鼓，用槌敲打却没有声音。皇帝拿这事询问张华，张华说：“可以取蜀地的桐木，刻成鱼形，敲击它就会发出声音。”于是依照他的话制作，果然声音传到数里之外。当初，吴国尚未灭亡时，斗宿、牛宿之间常有紫气，道术之士都认为吴国正强盛，不可以图谋，只有张华认为不是这样。吴国平定之后，紫气更加明亮。张华听说豫章人雷焕精通图纬星象，便邀请雷焕留宿，屏退他人后说：“可以共同观察天文，了解将来的吉凶。”于是登楼仰观星象，雷焕说：“我观察它很久了，只有斗宿、牛宿之间有很不寻常的气。”张华说：“这是什么祥瑞？”雷焕说：“是宝剑的精气，上冲到天上罢了。”张华说：“您的话说中了。我年轻时有相面的人说，我年过六十，官位将升到三公，还应当得到一把宝剑佩带。这话难道要应验了吗？”又问：“宝剑在哪个郡？”雷焕说：“在豫章郡丰城县。”张华说：“想请您担任县令，秘密共同寻找它，可以吗？”雷焕答应了。张华大喜，立即补授雷焕为丰城令。雷焕到县后，挖掘县狱屋基，深入地下四丈多，得到一个石匣，光气异常，其中有两把剑，并刻有题名，一把叫龙泉，一把叫太阿。当晚，斗宿、牛宿之间的紫气便不再出现。雷焕用南昌西山北岩下的土来擦拭宝剑，剑光灿烂夺目。用大盆盛水，把剑放在水上，观看的人都被精光耀得眼花。雷焕派使者把一把剑和泥土送给张华，留下另一把自己佩带。有人对雷焕说：“得到两把却只送一把，张公难道可以欺骗吗？”雷焕说：“本朝将要发生动乱，张公应当遭受这场灾祸。这把剑将来应当系在徐君墓旁的树上。灵异之物，最终必定会化去，不会永远供人佩带。”张华得到宝剑后，非常珍爱，常常放在座位旁边。张华认为南昌的土不如华阴的赤土，便写信回复雷焕说：“详细观察剑上的文字，原来是干将剑；莫邪剑为什么还没有来？不过，天生的神物最终一定会合在一起。”于是把一斤华阴土送给雷焕。雷焕再次用它擦拭宝剑，剑光比以前更加明亮。张华被诛杀后，宝剑不知去向。雷焕死后，他的儿子雷华任州从事，带剑经过延平津，剑忽然从腰间跃出，落入水中。派人潜水寻找，没有找到剑，只看见两条各有数丈长的龙，盘旋缠绕，身上有文采；潜水的人害怕而返回。不一会儿，光彩照亮水面，水波惊动沸腾，于是宝剑失踪了。雷华叹息说：“先父所说宝剑将化去，张公所说两剑终将合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应验吗？”张华博物多闻，这类事情很多，不能一一详细记载。后来司马伦、孙秀伏法被诛，齐王司马冏辅政，挚虞写信给司马冏说：“我最近在张华死后进入中书省，得到张华在先帝时起草的答诏稿。先帝问张华，谁可以辅佐政事、持守重任、托付后事，张华回答：‘品德明盛而又是至亲的人，没有比先王司马攸更合适，应当留下他作为国家的屏障。’他忠良的谋划、诚恳的话语，确实可以告慰幽明，即使死后才彰显，也不是那些苟且随时、随波逐流的人所能相比的。评论者有人以张华在愍怀太子之事上没有抗节廷争来责备他。当时的情势，进谏的人一定会因违抗诏命而死。先圣的教诲是：白白死亡而没有益处的事情，不应拿来责备别人。因此，晏婴作为齐国的正卿，没有为崔杼之难而死；季札作为吴国的宗臣，也没有争论逆顺的道理。道理已经说尽而无从施行，本来就是圣人教诲所不责备的。”司马冏于是上奏说：“臣听说，使衰微者复兴、使断绝者继承，是圣王崇高的政事；贬斥恶人、褒奖善人，是《春秋》的美好义理。因此武王封护比干之墓，表彰商容的里门，确实是因为幽明之间有相通之理。孙秀叛逆作乱，毁灭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家族，诛杀刚直敢谏的大臣，以此削弱并丧失王室；他放纵暴虐，功臣的后代大多被泯灭。张华、裴頠都因被他忌惮而遭当时诛杀，解系、解结兄弟也同样像羔羊一样遭受祸害，欧阳建等人无罪而死，百姓都怜悯他们。如今陛下重新焕发日月般的光明，颁布革新政令，但这些人的家族还没有蒙受恩典、得到平反。从前栾氏、郤氏的后代降为皂隶，而《春秋》还记载他们违背常理的事情；周幽王断绝功臣后代，抛弃贤人的子孙，诗人便以此作讽刺。臣有幸身在官职，想着献上愚诚。如果合乎圣意，可以命令群臣共同议论。”议论者各有主张，但多数称说张华等人冤屈。壮武国臣竺道又到长沙王那里，请求恢复张华的爵位，长沙王犹豫不决了很久。

译太安二年，诏书说：“爱憎互相攻讦，奸佞邪恶丑诋正直，自古以来就有。因此司空、壮武公张华竭尽忠贞，思图辅佐朝政，谋划筹策的功劳，每件事都依赖他。此前凭借张华辅弼救济之功，本应与建国封爵相同，但张华坚决推让八九次，详细陈说大体制度不可如此，始终担忧会有颠覆失败、危急耻辱的后果；他的辞意恳切诚实，足以劝戒远近。他对朝廷的至诚之心，可以对神明发誓。张华因讨伐吴国的功勋，受爵于先帝。后来追加的封爵既不合国家体制，也不应以小功超过先前的大赏；张华遭害，是因为奸臣逆贼图谋作乱，滥施诬枉而被害。应恢复张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壮武公、广武侯的爵位，并归还他被没收的财物、印绶、符策，派使者前去吊祭。” 当初，陆机兄弟意气高爽，自认为是吴国的名门，刚到洛阳时并不推重中原人士；但与张华见过一面，就像旧相识一样，敬仰张华的德行风范，对待他如同师友。张华被诛杀后，陆机作诔文，又作《咏德赋》来哀悼他。张华著有《博物志》十篇，以及其他文章，都流传于世。有两个儿子：张祎、张韪。张祎字彦仲，喜好学习，谦逊恭敬，有父亲的风范，历任散骑常侍。张韪学问渊博，通晓天文，任散骑侍郎。兄弟二人同时遇害。张祎的儿子张舆，字公安，承袭张华的爵位。为躲避灾难渡过长江，受征召任丞相掾、太子舍人。刘卞字叔龙，是东平须昌人。本是兵家子弟，质朴正直，少言寡语。年轻时任县中小吏，有一次功曹夜间醉酒去厕所，让刘卞拿着蜡烛，刘卞不肯服从，功曹便怀恨在心，以其他事情为由把他补任为亭长。县中有位祖秀才，在亭中给刺史写信，长久不能写成，刘卞教他几句话，文字卓异而大意明确。祖秀才对县令说：“刘卞是公府属吏中最精明的人，您为什么让他做亭长？”县令立即召刘卞任门下史，但刘卞办事粗疏简单，不能周密细致。县令问刘卞：“你能学习吗？”刘卞回答：“愿意。”县令便让他入学。不久，刘卞的哥哥任太子长兵，恰好去世，按照兵役惯例必须有人替代，功曹请求让刘卞代替哥哥服役。县令说：“祖秀才曾有过评价。”于是没有同意。后来刘卞跟随县令到洛阳，得以进入太学，考试《经》学，成为台省四品吏。尚书访问令让他抄写黄纸文书、一车鹿皮，刘卞说：“我刘卞不是替别人抄写黄纸文书的人。”访问令知道后很生气，便向中正官告发，刘卞被降为尚书令史。有人对刘卞说：“您的才能适合处理大事，不适合做琐碎小事，不如担任守舍人。”刘卞听从了这个建议。后来任吏部令史，升任齐王司马攸的司空主簿，又转任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书郎，所任职务都称职。多次升迁为散骑侍郎，授并州刺史，入朝任左卫率，知道贾后谋划废太子的事情，非常忧虑。他把计策告诉张华，却没有被采纳，因此更加愤懑不平。贾后的亲信党羽改换服装暗中探听外间消息，颇听到刘卞的言论，于是调刘卞为轻车将军、雍州刺史。刘卞知道自己的言论已经泄露，害怕被贾后杀害，便服药自杀。当初刘卞赴任并州时，过去和他同时做须昌小吏的十多人为他设宴饯行，其中一人轻视刘卞，刘卞派人把他扶出去，人们因此有些看不起刘卞。史臣说：忠诚是美好的德行，学问是国家的光华，正如群星有礼义、人伦有冠冕一样。卫瓘抚摸武帝的床榻，张华拒绝赵伦的命令；进谏方面，卫瓘更为突出，临危不屈方面，张华最为可贵。沿着险路前进，其中的道理是可以说的：昏乱正在凝聚时，事情便会各自背离正道；松柏竹筠不改其节，那么死亡胜过苟生。所以他们本来就以赴难蹈死为期，不因覆亡而辞避。两人都陷入淫乱的罗网，同样悲叹国家承受杀戮，国家和家族衰败困顿，难道不令人悲伤吗！” 赞说：贤人委身事君，德行映照严寒。尸位素餐而坐观败亡，自己活着也不得安宁。卫瓘因贾后而灭亡，张华因赵伦而残害。身处乱世而尽忠，自古以来就是艰难之事。

译列传第七。宗室：安平献王司马孚（儿子司马邕；司马邕的弟弟义阳成王司马望；司马望的儿子河间平王司马洪；司马洪的儿子司马威，司马洪的弟弟随穆王司马整；司马整的弟弟竟陵王司马楙；司马望的弟弟太原成王司马辅；司马辅的弟弟司马翼；司马翼的弟弟下邳献王司马晃；司马晃…… 司马晃的弟弟太原烈王司马瑰；司马瑰的弟弟高阳元王司马珪；司马珪的弟弟常山孝王司马衡；司马衡的弟弟沛顺王司马景；彭城穆王司马权的曾孙司马纮；司马纮的儿子司马俊；高密文献王司马泰的儿子孝王司马略；司马略的哥哥新蔡武哀王司马腾；范阳康王司马绥的儿子司马虓；济南惠王司马遂的曾孙司马勋；谯刚王司马逊的儿子闵王司马承等；高阳王司马睦；任城景王司马陵及其弟司马顺。安平献王司马孚字叔达，是宣帝司马懿的二弟。当初，司马孚的大哥司马朗字伯达，宣帝司马懿字仲达，司马孚的弟弟司马馗字季达、司马恂字显达、司马进字惠达、司马通字雅达、司马敏字幼达，都很有名，所以当时号称“八达”。司马孚性情温厚，清廉谦让，广泛涉猎经史。汉末天下丧乱，他和兄弟们处在危亡之中，吃粗食、饮淡水，却仍不知疲倦地阅读。他性情宽厚仁恕，以坚贞清白立身，从未对别人心怀怨恨。陈留人殷武在海内很有名，曾遭受罪责谴罚，司马孚前去探望他，便与他共同接受处分、分食饮食，谈论者都称赞这件事。魏国陈思王曹植才华出众，选拔清正精干的属官，任命司马孚为文学掾。曹植自恃才华而凌辱他人，司马孚常常严厉劝谏，起初曹植并不满意，后来才向他道谢。司马孚升任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去世，太子哭得过于悲痛，司马孚劝说道：“先帝驾崩，天下都把殿下视为希望。您上要为宗庙着想，下要为万国着想，怎么能效法普通人的孝行呢！”太子过了很久才停止哭泣，说：“你的话是对的。”当时群臣刚听到皇帝驾崩，聚在一起放声哭泣，已经没有队列。司马孚在朝廷上厉声说道：“如今先帝驾崩，天下震动，应当尽快拜立嗣君，以镇定海内，难道只是在这里哭吗！”司马孚和尚书和洽遣散群臣，安排禁卫，备办丧事，拥立太子即位，这就是魏文帝。当时将要选任侍中、常侍等官职，太子身边的旧人颇有暗中劝说主管官员的，想要直接任用他们，不再调选其他人。司马孚说：“即使有尧、舜，也一定有稷、契这样的贤臣。如今嗣君刚刚即位，应当进用天下的英才，还唯恐不能得到，怎么能想趁着这个机会互相推荐自己呢！官职任非其人，即使得到官职的人也不值得尊贵。”于是改为另行选任。调任司马孚为中书郎、给事常侍，留宿在中书省内，授任黄门侍郎，加授骑都尉。当时孙权称藩，请求送来任子，朝廷应当派前将军于禁返回，但于禁过了很久还没有到。皇帝询问司马孚，司马孚说：“先王设置九服制度，确实是因为要服、荒服之地难以用德化怀柔，所以不以中原诸夏的礼法去责求他们。陛下继承帝位后，远方之人纷纷进贡。孙权虽然没有送来任子，于禁也没有到，仍应当宽厚地对待他，积蓄军队和马匹，观察他的变化。不可以因为猜疑而责备斥让，恐怕会损害怀柔远方的道义。从孙策到孙权，几代相继，只在于势力有强有弱，并不在于一个于禁。于禁没有到，应该另有缘故。”后来于禁果然到了，原来是因病耽搁，而任子最终还是没有送来。大军进逼长江，责备孙权违背约言，吴国于是断绝了进贡。后来司马孚出任河内典农，赐爵关内侯，调任清河太守。当初，魏文帝设置度支尚书，专门掌管军国的财政计度，朝廷议论认为征讨尚未停止，动辄需要节省度支。到魏明帝继位，想任用司马孚，便问身边人：“他有兄长司马懿的风范吗？”身边人回答：“像他的兄长。”皇帝说：“我得到两个司马懿，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调任司马孚为度支尚书。司马孚认为，要擒获敌人、取得胜利，应当预先做好准备。每当诸葛亮入侵关中，边境军队不能制服敌人，中央军赶去救援时，往往已经赶不上战机，因此应预先选拔步兵、骑兵二万人，分为两部，作为讨伐贼军的准备。又因为关中接连遭受贼寇侵扰，粮食和丝帛不足，便派冀州农丁五千人屯驻上邽，秋冬季节练习战阵，春夏季节修治田地、种植桑树。由此关中的军用和国用都有余备，也有了对付贼军的准备。后来司马孚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晋爵昌平亭侯，升任尚书令。到大将军曹爽专擅权力，李胜、何晏、邓飏等扰乱政事时，司马孚不处理一般政务，只是端正自身、远离祸害而已。宣帝诛杀曹爽后，司马孚与景帝屯驻在司马门，因功进爵长社县侯，加授侍中。当时吴国将领诸葛恪包围新城，朝廷因司马孚的身份和资望，进授他为督领诸军二十万以防御吴军。司马孚驻军寿春，派毌丘俭、文钦等进兵讨伐。诸将想迅速进攻，司马孚说：“进攻一方，是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建立功业，而且应当使用欺诈和巧计，不能凭力量硬拼。”因此停留了一个多月才进军，吴军望见魏军声势便撤退。魏明悼后去世，朝廷议论撰写铭旌，有人想去掉姓氏只写“魏”，有人想把国号和姓氏都写上。司马孚认为：“按照经典所载的正义，都不应当这样书写。凡是帝王，都是沿用本国的名称作为天下的称号，以便同前代区别，并不是为了选择美好的名称来使自己显耀。天称为皇天，帝就称为皇帝；地称为后土，后就称为皇后。这是用来同天地共享尊大的称号，传布独一无二的尊名，不需要称国号来表明自己，也不必称氏族来彰显自己。所以《春秋·隐公三年》的《经》说‘三月庚戌，天王崩’，以尊贵的身份称‘天王’，不说‘周王’，这是为了与列国的君主区别。又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书写国名并称其名，这是为了与天王区别。《襄公十五年》的《经》说‘刘夏逆王后于齐’，不说‘迎接周王后姜氏’，这是为了与列国的夫人区别。至于列国，就说‘夫人姜氏至自齐’，又说‘纪伯姬卒’，书写国名并称姓氏，这就是为了与天王后区别。由此考察，尊称皇帝，显赫而独一无二，为什么还要加上‘魏’呢？尊称皇后，以谥号彰显，为什么还要加姓氏呢？有人想书写姓氏，是因为认为天皇的后妃应当同古代列国的夫人一样。这样就违背了经典的大义，也不同于圣人明确的制度，不是用来垂示训诫后世、作为万世不变的规范的做法。”于是朝廷采纳了司马孚的意见。司马孚升任司空，代替王凌担任太尉。蜀国将领姜维入侵陇右时，雍州刺史王经战败，朝廷派司马孚西行镇守关中，统领各路军事。征西将军陈泰与安西将军邓艾进攻姜维，姜维退兵。司马孚回到京师，调任太傅。高贵乡公遇害时，百官没有人敢赶去，司马孚把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悲痛地哭泣，说：“杀害陛下，是臣的罪过。”并上奏请求追究主管此事的人。恰逢太后下令按庶人的礼仪安葬，司马孚与群公上表，请求按照王礼安葬，太后同意了。司马孚性情极其谨慎。宣帝执政时，他常常主动退让、减损自己的权势。后来遇到废立皇帝的时机，他从未参与谋划。景帝、文帝两代皇帝因为司马孚宗室尊长的身份，不敢逼迫他。后来进封为长乐公。

译武帝接受禅让后，陈留王前往金墉城，司马孚前去拜别，握着陈留王的手，流泪抽泣，不能自已，说：“我死的那一天，当然还是大魏的纯臣。”皇帝下诏说：“太傅的功勋和德行宏大美盛，是朕所仰慕的。他光大、引导宏大的教训，镇定天下，朕愿以不以臣礼相待的礼制奉养他。封他为安平王，食邑四万户。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关官员上奏说，诸王中尚未前往封国的，所设置的官属暂时都没有完备。皇帝认为司马孚德行光明、宗室尊长，应当宣扬教化、树立教范，为群臣和诸侯作表率，于是为他完备设置官属。又因为司马孚内有亲戚、外有交游，施惠下属的费用很多，而经常性的供给并不充足，赐给他绢二千匹。元会时，皇帝下诏允许司马孚乘车登殿，皇帝在东阶迎接并拜礼。司马孚入座后，皇帝亲自捧杯祝寿，完全按照家人礼节。皇帝每次行拜礼，司马孚都跪下阻止他。又赐给他云母辇和青盖车。司马孚虽然受到尊崇和宠爱，却不以此为荣耀，常常面带忧色。临终时留下遗令说：“有魏国的贞士、河内温县人司马孚，字叔达，不像伊尹，也不像周公；不似伯夷，也不似柳下惠。他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应当用白色棺材、单层外椁，以当时的服装入殓。”泰始八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皇帝在太极东堂为他举哀三天。下诏说：“王的功勋德行超越当世，尊崇宠爱无与伦比，年过期颐仍在位，是朕所倚重的人。本希望他能长寿百年，继续向他咨询、仰赖他的训导，没想到突然去世，朕悲伤思念，感情十分深切。赐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绯色练绢一百匹、绢和布各五百匹、钱一百万、谷一千斛，以供办丧事。各项礼仪都依照汉代东平献王刘苍的旧例办理。”他的家人遵守司马孚的遗命，所赐的器物一件也没有使用。皇帝两次亲临丧事，亲自拜祭，极尽哀痛。下葬时，皇帝又到都亭，望着灵柩行拜礼，悲哀感动身边的人。赐给銮辂、轻车，甲士和武贲一百人，吉凶仪仗前后随从二千多人，前后奏鼓吹，并配享太庙。司马孚有九个儿子：邕、望、辅、翼、晃、瑰、珪、衡、景。邕字子魁。起初为世子，任步兵校尉、侍中。早于司马孚去世，追赠辅国将军，谥号为“贞”。邕的儿子崇为世孙，也早夭。泰始九年，立崇的弟弟、平阳亭侯司马隆为安平王。即位四年，咸宁二年去世，谥号为“穆”，没有儿子，封国断绝。义阳成王司马望，字子初，出继伯父司马朗，宽厚仁慈，有父亲的风范。起初在郡中任上计吏，被举荐为孝廉，受司徒征辟为掾属，历任平阳太守、洛阳典农中郎将。跟随宣帝讨伐王凌，因功封永安亭侯。升任护军将军，改封安乐乡侯，加授散骑常侍。当时魏高贵乡公喜爱才士，司马望与裴秀、王沈、锺会一同受到亲近优待，多次侍奉宴席。高贵乡公性情急躁，裴秀等任内职，皇帝急召时便立即到达。司马望因任外官，特意赐给一辆追锋车和五名武贲。景帝、文帝相继辅政，未曾朝见皇帝，权力归于晋室。司马望虽然受到宠信优待，却常常感到不安，因此请求出任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在任八年，威严和教化都清明严肃。此前蜀将姜维屡次入侵关中，等到司马望到任后，广泛制定策略，姜维无法再来侵扰，关中依靠他得以安定。进封顺阳侯。征召入朝任卫将军，兼领中领军，掌管禁军。不久加授骠骑将军、开府。过了一段时间，代替何曾担任司徒。武帝接受禅让，封司马望为义阳王，食邑一万户，配给士兵二千人。泰始三年，皇帝下诏说：“崇尚贤能、任用功臣，尊崇宗室、厚待亲近宗亲，是为了治理国家、推行教化，并以此作为百官的法式。况且台司的重要职位，体现在三公之官中，所以周代设置六种职官，以司徒掌管的政典为首。司徒兼中领军一职，由于有明德又是近亲宗室，世代都能成就美誉；他的祖先父辈开创基业，辅佐天命，出朝掌管地方重任，入朝辅佐政务，文德已经显著，武功也得以施展。等到朕继承帝位，他辅佐政道，只有明达这一点最为突出，应当升任上司，同时统领军队，对内辅佐皇室，对外增强威势。应进位太尉，中领军一职照旧。设置太尉军司一人、参军事六人、骑司马五人。又增加官骑十人，加上原有的共三十人，赐给羽葆鼓吹。” 吴国将领施绩入侵江夏，边境骚动。朝廷让司马望统率中军步骑二万人，出兵屯驻龙陂，作为两方的重镇，赐假节，加授大都督诸军事。适逢荆州刺史胡烈抵御施绩，将其击败，司马望于是班师。不久吴国将领丁奉入侵芍陂，司马望又率领各军前往，尚未到达丁奉就退兵了。司马望被任命为大司马。孙皓率军向寿春进发，皇帝下诏让司马望统率中军二万人、骑兵三千，据守淮北。孙皓退兵，军队解散。泰始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朝廷加厚赙赠。司马望生性俭省吝啬却喜好聚敛，死后金帛堆积充盈，因此受到讥讽。有四个儿子：弈、洪、整、楙。司马弈官至黄门郎，早于司马望去世。司马整也早亡。朝廷以司马弈的儿子司马奇承袭爵位。司马奇也喜好积聚财物，不知限度，派三部使者到交州、广州经商贩货，被有关官员上奏弹劾。太康九年，皇帝下诏将他贬为三纵亭侯。又改立章武王司马威为司马望的嗣子。后来司马威被诛杀，又重新立司马奇为棘阳王，承继司马望。河间平王司马洪，字孔业，出继叔父昌武亭侯司马遗。仕于魏国，历任典农中郎将、原武太守，封襄贲男。武帝接受禅让，封为河间王。在位十二年，咸宁二年去世。有两个儿子：威、混。司马威承袭王位，后来徙封章武。此后司马威已经承继义阳王司马望，又改立司马混为司马洪的嗣子。司马混历任散骑常侍，去世。洛阳陷落时，司马混的几个儿子都陷没在胡人之中。小儿子司马滔起初承袭新蔡王司马确，也和他的兄长一起陷没。后来司马滔得以南归，却与新蔡太妃相处不和。太兴二年，司马滔上疏说，兄弟都陷没在辽东，章武国已经断绝，自己应当回到亲生宗族。太妃上诉，事情交给太常处理。太常贺循议论说：“章武、新蔡都承继同一支宗室不断绝的统绪，按道理不能废弃本宗，反而先后承继旁支亲属。考察司马滔既然已经奉命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必须等到再无兄弟、本国永远断绝之后，才能回归亲生宗族。如今他的兄弟还在远方，不能说已经没有兄弟；道路虽然阻隔，却也不是完全隔绝的地方。况且鲜卑奉行诏命，使者往来不断。应当下诏给辽东，依照刘群、卢谌等人的先例，发遣他们回来，承继原来的封国。臣认为司马滔现在还不能立即抛弃所继承的宗族。”元帝下诏说：“司马滔虽然出继他人，却有自己的生母。新蔡太妃待他十分冷薄，司马滔又坚持自己的意愿。如果不听从他，最终一定会纷争不止，那就更加不可。现在就顺从他的请求，让他回去承袭章武王。”

译司马滔历任散骑常侍，去世后，儿子司马休承袭。司马休与彭城王司马雄一起逃奔苏峻。苏峻被平定后，司马休已经战死。他的弟弟司马珍当时年仅八岁，因此没有因兄长的罪受到牵连。咸和六年，司马珍承袭爵位，官至大宗正。去世后没有嗣子，河间王司马钦以自己的儿子司马范继承他的爵位，司马范官至游击将军。去世后，儿子司马秀承袭。义熙元年，司马秀任桂阳太守。司马秀的妻子是桓振的妹妹，桓振发动叛乱，司马秀心中不安，谋反，被依法诛杀，封国撤除。司马威字景曜，起初承袭司马洪。咸宁三年，徙封章武王。太康九年，承袭义阳王司马望。司马威凶暴，没有操守，谄媚依附赵王司马伦。元康末年，任散骑常侍。司马伦将要篡位，派司马威与黄门郎骆休逼迫皇帝交出玺绶，司马伦任命司马威为中书令。司马伦失败后，惠帝恢复帝位，说：“阿皮扭伤了我的手指，夺走了我的玺绶，不能不杀。”阿皮是司马威的小名。于是诛杀司马威。随穆王司马整的兄长司马弈去世后，便以司马整为世子。司马整历任南中郎将，封清泉侯；司马望去世后，追赠冠军将军。武帝以义阳国的一个县追封司马整为随县王。儿子司马迈承袭。太康九年，把义阳国的平林县增益给司马迈，改封为随郡王。竟陵王司马楙，字孔伟，起初封乐陵亭侯，入仕时任参相国军事。武帝接受禅让，封为东平王，食邑三千九十七户。入朝任散骑常侍、尚书。司马楙善于谄媚奉承，曲意侍奉杨骏。杨骏被诛杀时，按法律司马楙应当处死，但东安公司马繇与司马楙交好，所以他得以不受牵连。不久升任大鸿胪，加授侍中。司马繇想专擅朝政，与汝南王司马亮不和。皇帝以司马繇讨伐杨骏时观望不前为由，免去司马繇、司马楙等人的官职，派司马楙回到封国。司马楙积聚财货，奢侈僭越，超过制度规定。赵王司马伦篡位后，召他回朝。义兵起事时，司马伦任命司马楙为卫将军、都督诸军事。司马伦失败，司马楙被免官。齐王司马冏辅政时，司马繇又任仆射，举荐司马楙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成都王司马颖辅政，晋升司马楙为卫将军。适逢惠帝北征，便任命司马楙为车骑将军，都督职务照旧，派他率军前往邺城。荡阴之战时，东海王司马越逃到下邳，司马楙没有接纳他，司马越于是返回封国。皇帝后来向西巡幸，司马越统率军队，谋划迎接皇帝，司马楙非常害怕。长史王修劝说道：“东海王是宗室中声望很高的人，如今将要兴起义兵，您应当把徐州交给他，这是克己谦让的美德。”司马楙听从了，于是自行承制任命司马越为都督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车骑将军，并上表报告皇帝。当时皇帝在长安，派使者刘虔前往授予司马越这些职务。司马楙担心兖州刺史苟晞不肯避让自己，于是给刘虔军队，让他假称诏书诛杀苟晞。苟晞当时已经主动避开职位，司马楙在兖州不断征收索取，郡县无法承受命令。范阳王司马虓派苟晞返回兖州，调司马楙为都督青州诸军事。司马楙不接受命令，背离山东诸侯，与豫州刺史刘乔结盟。司马虓派将领田徽攻打司马楙，击败了他，司马楙逃回自己的封国。皇帝返回洛阳，司马楙才到宫阙请罪。怀帝即位后，改封司马楙为竟陵王，任光禄大夫。司马越出任豫州牧，留下世子司马毗及其党羽何伦等人，访察宫省中的事务。司马楙向皇帝告发，请求讨伐司马越，于是集合军队袭击何伦，没有成功。皇帝把罪责归于司马楙，司马楙逃亡躲藏而得以免罪。司马越去世后，司马楙才出面。洛阳倾覆时，被乱兵杀害。太原成王司马辅，魏末任野王太守。武帝接受禅让，封为渤海王，食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户，泰始二年前往封国。后来任卫尉，出任东中郎将，调任南中郎将。咸宁三年，徙封太原王，监领并州诸军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去世，追赠镇北将军。永平元年，又追赠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儿子司马弘继立，元康年间任散骑常侍，后来徙封中丘王。三年后去世，儿子司马铄继立。司马翼字子世，年轻时历任显要官职，官至武贲中郎将。武帝尚未接受禅让时他就去世了，于是以兄长司马邕这一支的儿子司马承承袭后嗣，封为南宫县王。司马承去世后，儿子司马祐承袭，但司马承最终没有后代。下邳献王司马晃，字子明，魏国时封武始亭侯，任黄门侍郎，改封西安男，出任东莞太守。武帝接受禅让，封为下邳王，食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户，泰始二年前往封国。司马晃孝顺友爱，坚贞廉洁，谦虚礼贤，很受宗室称誉。后来任长水校尉、南中郎将。泰始九年，皇帝下诏说：“南中郎将、下邳王司马晃清明正直，品行明洁，才干足以治理政务，具有文武方面的谋略和见识。应任命司马晃为使持节，都督宁州、益州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兼领益州刺史。”司马晃因病不能赴任，改授尚书，升任右仆射。过了很久，出任镇东将军、都督青州、徐州二州诸军事。惠帝即位，入朝任车骑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将要诛杀杨骏时，司马晃兼领护军，屯驻东掖门，不久代理尚书令。升任司空，加授侍中，所领职务照旧。元康六年去世，追赠太傅。有两个儿子：裒、绰。裒早年去世，绰患有重病，另行封为良城县王，以太原王司马辅的第三子司马韡为嗣子。司马韡官至侍中、尚书，早逝，儿子司马韶继立。太原烈王司马瑰，字子泉，魏国时封长乐亭侯，改封贵寿乡侯。历任振威将军、秘书监，封固始子。武帝接受禅让，封为太原王，食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户，泰始二年前往封国。泰始四年入朝，赐给衮冕服，升任东中郎将。泰始十年去世，皇帝下诏说：“司马瑰内心忠诚深厚，才智器度高雅明达。历任文武官职，有办事的功绩。出外治理封国，夷人和华夏之民都归附他；镇守许都，谋划思虑值得记载。不幸早逝，朕非常悲痛。如今安葬在近处，追赠前将军。”儿子司马颙继立，徙封河间王，另有传记。高阳元王司马珪，字子璋，年轻时便有才华和声望，魏国时封高阳乡侯。历任河南令，进封浈阳子，任给事黄门侍郎。武帝接受禅让，封为高阳王，食邑五千五百七十户。历任北中郎将、督鄴城守诸军事。泰始六年入朝，因为父亲司马孚年事已高，请求留下奉养父亲。任尚书，升任右仆射。泰始十年去世，皇帝派兼任大鸿胪的官员持节监护丧事，追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司马珪在世间享有美誉，皇帝也非常悲痛惋惜。他没有儿子，皇帝下诏让太原王司马辅的儿子司马缉承袭爵位。司马缉即位五年，咸宁四年去世，谥号为“哀”。没有儿子，太康二年，皇帝下诏以太原王司马瑰的世子司马颙的儿子司马讼作为司马缉的后嗣，封为真定县侯。

译常山孝王司马衡，字子平，魏国时封德阳乡侯。进封汝阳子，任驸马都尉。武帝接受禅让，封为常山王，食邑三千七百九十户。泰始二年去世，没有儿子，便以安平世子司马邕的第四子司马敦为嗣。沛顺王司马景，字子文，魏国时封乐安亭侯。历任谏议大夫。武帝接受禅让，封为沛王，食邑三千四百户。在位十一年，咸宁元年去世，儿子司马韬继立。彭城穆王司马权，字子舆，是宣帝弟弟、魏国鲁相东武城侯司马馗的儿子。起初承袭封爵，任冗从仆射。武帝接受禅让，封为彭城王，食邑二千九百户。出任北中郎将、都督鄴城守诸军事。泰始年间入朝，赐给衮冕服。咸宁元年去世，儿子元王司马植继立。司马植历任后将军，不久任国子祭酒、太仆卿、侍中、尚书。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代替淮南王司马允镇守寿春，尚未出发。有人说司马植帮助司马允攻打赵王司马伦，因而忧愤而死。追赠车骑将军，增加封邑至一万五千户。儿子康王司马释继立，官至南中郎将、持节、平南将军，把鲁国的蕃县、薛县分出来增益给他的封国，食邑二万三千户。司马释去世，儿子司马雄继立，因逃奔苏峻获罪被诛杀，又改以司马释的儿子司马纮承袭。司马纮字伟德，起初封堂邑县公。建兴末年，元帝代行皇帝权力，以司马纮承继高密王司马据。皇帝即位后，任散骑侍郎，升任翊军校尉、前将军。司马雄被诛杀后，司马纮入继本宗。任国子祭酒，加授散骑常侍，不久升任大宗正、秘书监。司马纮患有风疾，性情和心志不稳定。有人想上疏陈述事情，他便把奏疏逐一给公卿们看。又闭门不出，推辞并归还章印、貂蝉冠服，写作《杜门赋》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因此改授光禄大夫，兼领大宗师，散骑常侍一职照旧。后来病情加重，任意骑马奔驰，有时攻击、劫掠军营寺署，有时冲撞伤害官属，口出丑言、悖逆辱骂，诽谤上级下属。又乘车冲入端门，一直来到太极殿前。于是御史中丞车灌上奏弹劾，请求免去司马纮的官职，将他的封国交有关部门并严加防范记录。成帝下诏说：“王以明德为宗室近亲，身居宗师的重任，应当施行道义、涵养德行，安静纯一自己的操守。但近来出游行动过于频繁，冒着风尘奔走。应令官属以下各级人员，都按照职责侍奉、护卫，不得让王再有这样的劳苦。内外各部门，都要谨慎履行职守。可以解除王的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宗师职务；先前赐给的车马可以收回，赐给米、布、床、帐来供养他的疾病。”咸康八年去世，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有两个儿子：玄、俊。司马玄承袭王位。适逢庚戌年颁布制度，规定不得藏匿编户百姓，司马玄藏匿五户，桓温上表指控司马玄违反禁令，将他收捕交付廷尉。后来赦免了他，官至中书侍郎。去世后，儿子司马弘之继立，官至散骑常侍。司马弘之去世，儿子司马邵之继立。司马邵之去世，儿子司马崇之继立。司马崇之去世，儿子司马缉之继立。宋朝接受禅让后，封国撤除。恭王司马俊，字道度，出继高密王司马略，官至散骑常侍。去世后，儿子敬王司马纯之继立，历任临川内史、司农少府卿、太宰右长史。去世后，儿子司马恢之继立。义熙末年，以给事中兼任太尉，修治并拜谒洛阳的帝王陵园。宋朝接受禅让后，封国撤除。高密文献王司马泰，字子舒，是彭城穆王司马权的弟弟，魏国时封阳亭侯，补任阳翟令，升任扶风太守。武帝接受禅让，封为陇西王，食邑三千二百户，任游击将军。出任兖州刺史，加授鹰扬将军。升任使持节、都督宁州益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兼领益州刺史，以病为由没有赴任。调任安北将军，代替兄长司马权督理鄴城守卫事务，又任安西将军、都督关中事务。太康初年，入朝任散骑常侍、前将军，兼领鄴城门校尉，因病辞去官职。后来代替下邳王司马晃任尚书左仆射。出任镇西将军，兼领护西戎校尉、假节，代替扶风王司马骏都督关中军事，因病返回京师。永熙初年，代替石鉴任司空，不久兼领太子太保。杨骏被诛杀后，司马泰统领杨骏的军营，加授侍中，配给步兵二千五百人、骑兵五百匹。司马泰坚决推辞，于是只给他一千名士兵、一百名骑兵。楚王司马玮被捕时，司马泰部署严密的军队准备救援他，祭酒丁绥劝谏说：“您身为宰相，不可以轻举妄动。况且是在夜间仓促发生的事情，应派人去查验审问，弄清情况后再决定。”司马泰听从了。司马玮被诛杀后，朝廷让司马泰录尚书事，升任太尉，代理尚书令，改封高密王，食邑一万户。元康九年去世，追赠太傅。司马泰生性廉洁安静，不接近声色之乐。虽然身为宰辅、享受大国租税，饮食服饰却如同平民寒士。他任性率真而简朴直率，每次朝会，不认识他的人不知道他是王公。处理事务恭敬谨慎，居丧时悲哀忧戚，谦虚礼下众人，是宗室的表率。当时诸王中，只有司马泰和下邳王司马晃以能自我节制而著称。虽然他们都不能振兴施惠，其余诸王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司马泰有四个儿子：越、腾、略、模。司马越另有传记。司马腾出继给叔父，弟弟司马略继立。孝王司马略，字元简，孝顺恭敬、慈爱和顺，谨慎小心而礼贤下士，年轻时颇有父亲的风范。元康初年，愍怀太子居于东宫，选取大臣中有名望的子弟作为宾客朋友，司马略与华恆等人一同侍奉在太子身边。历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秘书监，出任安南将军、持节、都督沔南诸军事，升任安北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司马略逼迫青州刺史程牧，程牧避让，司马略便自行兼领青州。永兴初年，〔“▯弦”疑为人名或地名，原文有误〕令刘根在东莱起兵，欺骗蛊惑百姓，聚众数万人，攻打临淄，司马略不能抵挡，逃走退守聊城。怀帝即位，司马略升任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京兆流民王逌与老人郝洛聚集数千人，屯驻冠军。司马略派参军崔旷率将军皮初、张洛等讨伐王逌，被王逌用计欺骗，作战失败。司马略又派左司马曹摅统领崔旷等进逼王逌。将要大战时，崔旷在后方秘密撤退，曹摅的军队得不到后援，作战失败，曹摅战死。司马略于是赦免崔旷的罪，再派部将韩松督领崔旷攻打王逌，王逌投降。不久进位开府，加授散骑常侍。永嘉三年去世，追赠侍中、太尉，儿子司马据继立。司马据去世，没有儿子，便以彭城康王的儿子司马纮为嗣。后来司马纮归继本宗，又立司马纮的儿子司马俊来奉祀司马略。

译新蔡武哀王司马腾，字元迈，年轻时任冗从仆射，封东嬴公，历任南阳、魏郡太守，所到之处都被称为称职，征召为宗正，升任太常，调任持节、宁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六军大败。司马腾与安北将军王浚共同杀死司马颖任命的幽州刺史和演，率军讨伐司马颖。司马颖派北中郎将王斌抵抗，王浚率鲜卑骑兵攻击王斌，司马腾负责后路接应，大败王斌。司马颖害怕了，挟持皇帝返回洛阳，司马腾进位安将军。永嘉初年，升任车骑将军、都督鄴城守诸军事，镇守鄴城。又因迎接皇帝的功劳，改封新蔡王。起初，司马腾从并州出发，驻军真定。遇到大雪，平地积雪数尺，营门前方几丈之内雪却融化而不积，司马腾感到奇怪，挖掘后得到一匹玉马，高一尺多，便上表献给朝廷。后来公师籓与平阳人汲桑等成为群盗，在清河郃县起兵，聚众一千多人，侵扰顿丘，以安葬成都王司马颖为借口，载着司马颖的灵柩出行，和张泓的旧部将领李丰等准备攻打鄴城。司马腾说：“我在并州七年，胡人围城尚且不能攻克。汲桑这样的微小贼寇，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等到李丰等人到达，司马腾却不能守住鄴城，率领轻骑逃走，被李丰杀害。有四个儿子：虞、矫、绍、确。司马虞有勇力，司马腾遇害后，司马虞追赶李丰，李丰投水而死。当天，司马虞与司马矫、司马绍，以及钜鹿太守崔曼、车骑长史羊恆、从事中郎蔡克等，又被李丰的余党杀害；连同各家名门逃难迁居、依附鄴城的人，也都死伤殆尽。当初，鄴城中虽然府库空虚，司马腾的资财供给却十分丰厚。他生性节俭吝啬，不肯赈济施惠，临到危急时才赏给将士每人几升米、各人一丈一尺帛，因此人心不肯为他效力，终于导致灾祸。等到苟晞救援鄴城，汲桑返回平阳。当时正值盛夏，尸体腐烂损坏，已经无法辨认，司马腾和他的三个儿子的遗骨都没有找到。司马腾的庶子司马确继立。庄王司马确，字嗣安，历任东中郎将、都督豫州诸军事，镇守许昌。永嘉末年，被石勒杀害。没有儿子，起初以章武王司马混的儿子司马滔奉祀司马确，后来又以汝南威王司马祐的儿子司马弼作为司马确的后嗣。太兴元年去世，没有儿子，又以司马弼的弟弟司马邈承袭司马确，官至侍中。司马邈去世，儿子司马晃继立，任散骑侍郎。桓温废黜武陵王，免司马晃为庶人，迁徙到衡阳。孝武帝即位后，立司马晃的弟弟司马崇继承司马邈的后嗣，司马崇被奴仆杀害，儿子司马惠继立。宋朝接受禅让后，封国撤除。南阳王司马模，字元表，年轻时喜好学习，与元帝及范阳王司马虓在宗室中都享有声誉。起初封平昌公。惠帝末年，任冗从仆射，屡次升任太子庶子、员外散骑常侍。成都王司马颖逃往长安，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司马模为北中郎将，镇守鄴城。永兴初年，成都王司马颖原来的帐下督公师籓、楼权、郝昌等人攻打鄴城，司马模身边的人谋划响应他们。广平太守丁邵率军救援司马模，范阳王司马虓又派兖州刺史苟晞援助，公师籓等人溃散逃走。司马模升任镇东大将军，镇守许昌。进爵南阳王。永嘉初年，调任征西大将军、开府、都督秦州、雍州、梁州、益州诸军事，代替河间王司马颙镇守关中。司马模感念丁邵的恩德，命令封国人为丁邵立碑。当时关中发生饥荒，百姓相互〔“▯敢”字疑误，原文有误〕，又加上疫病流行，盗贼公然横行。司马模无力制止，于是铸造铜人、钟鼎，作为锅具器物来换取粮食，议论此事的人非难他。东海王司马越上表征召司马模为司空，派中书监傅祗代替他。司马模的谋臣淳于定劝司马模说：“关中是天府之国、霸王之地。如今因为不能安抚治理而返回，既会损害您的声望，又因为您兄弟一起倡导兴起大事，却都身在朝廷，如果强大，就有专擅权力的罪过；如果弱小，就会受制于人，这都不是您的利益。”司马模采纳了他的意见，不接受征召。上表派世子司马保为西中郎将、东羌校尉，镇守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抵抗他。司马模派帐下都尉陈安率军攻打裴苞，裴苞逃到安定。太守贾疋以郡城迎接裴苞，司马模派军司谢班讨伐贾疋，贾疋退到卢水。这一年，司马模进位太尉、大都督。洛阳京城倾覆后，司马模派牙门将赵染戍守蒲坂。赵染请求任冯翊太守没有得到满足，十分愤怒，率众投降刘聪。刘聪派他的儿子刘粲和赵染攻打长安，司马模派淳于定抵抗，被赵染击败。士众离散叛离，仓库空竭，军祭酒韦辅说：“事情危急了，早些投降还可以免死。”司马模听从了，于是向赵染投降。赵染箕踞而坐，捋起衣袖，数说司马模的罪过，把他送到刘粲那里。刘粲杀了司马模，把司马模的妃子刘氏赐给胡人张本做妻子。儿子司马保继立。司马保字景度，年轻时便有文章义理方面的才华，喜好著述写作。起初任南阳国世子。司马模遇害时，司马保在上邽。后来贾疋去世，裴苞又被张轨杀死，司马保完全占有秦州之地，自称大司马，代行皇帝权力设置百官。陇右的氐人、羌人都归附他，凉州刺史张寔派使者进贡。愍帝即位后，任司马保为右丞相，加授侍中、都督陕西诸军事。不久进位相国。司马模失败时，都尉陈安归附司马保，司马保命他统率精锐勇士一千多人讨伐羌人，对他非常宠信优待。司马保的将领张春等人嫉恨陈安，进谗说陈安有反叛之心，请求除掉他，司马保不答应。张春等人擅自埋伏刺客刺杀陈安，陈安受伤，骑马逃回陇城，派使者到司马保那里，进贡始终不断。愍帝流亡蒙尘时，司马保自称晋王。当时上邽发生大饥荒，士卒和百姓困窘，张春奉司马保向南逃到南安。陈安自称秦州刺史，向刘曜称藩。张春又奉司马保逃到桑城，准备投奔张寔。张寔派兵迎接司马保，实际上是为了防备他。这一年，司马保因病去世，享年二十七岁。司马保体格肥壮高大，曾自称体重八百斤。他喜欢睡觉，患有痿病，不能接近妇人。没有儿子，张春立宗室司马瞻作为司马保的后嗣。陈安起兵攻打张春，张春逃走，司马瞻向陈安投降，陈安把他送到刘曜那里，刘曜杀了他。陈安迎回司马保的灵柩，以天子的礼仪安葬在上邽，谥号为“元”。范阳康王司马绥，字子都，是彭城王司马权最小的弟弟，起初任谏议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宁五年去世，儿子司马虓继立。司马虓字武会，年轻时喜好学习，声誉远播，钻研考察经书典籍，清明善辩，长于言谈议论。因宗室身份被选任散骑常侍，多次升迁至尚书。出任安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持节，镇守许昌，进位征南将军。

译河间王司马颙上表请求立成都王司马颖为太弟，司马颖被王浚击败，挟持皇帝返回洛阳。司马虓与东平王司马楙、镇东将军周馥等上言说：“自从愍怀太子被害，皇太子之位没有确立，把重任交给前任宰相，却屡屡使臣子失去臣节。因此前些年太宰与臣下始终思念社稷的副贰，不可长期空缺，所以共同启奏成都王司马颖，立他为国家的副贰。他承担重任之后，却不能胜任。‘小人不可任用’，却把小人当作心腹；骨肉亲情应当敦厚，猜疑轻薄却接连发生；险诈邪僻之人应当远离，谗言却使正道尽失。这些都是臣等不聪明、不明察，失去了所尊奉、所依赖的人。于是使陛下错误地降下授命，即使杀了臣等，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如今皇帝銮驾返回宫中，文武官员空缺，制度荒废破坏，几乎没有遗留下来的东西。臣等虽然才能低劣，也足以匡扶王室。但道路上的传言说，张方与臣等意见不同。臣等既痛惜各地因此兴起异变，又认为太宰忠厚有德、诚信仁善，声望显著，为众人所瞻仰，每当遇到义举，总是社稷宗盟的先导。张方接受他的指教，为国家尽忠效力。过去的举动，即使死也没有二心。这就是太宰的良将、陛下的忠臣。只是他秉性刚强坚毅，不懂得变通，于是固守先前的志向，已经导致纷乱。” 但退下来仔细思量，既然这是他不可改变的节操，又担心事情反转后被天下人责罪，所以没有立即向西返回罢了。推究他的本来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严重的过错。臣听说前代英明的君主，从来没有不保全、护佑功臣，使福泽流传给子孙的。自中世以来，陛下的功臣竟没有一个得以保全，这不只是人才都不行，他们招致祸患，实在是由于朝廷谋划失当，不能彼此容忍宽恕。因为一时的过错，丧失多年积累的功勋，既违背《周礼》议定功劳的典制，又使天下人不敢再为陛下竭尽节操。臣等说这些话，难道只是为了张方一人吗？实在是为社稷作长远打算，希望功臣能够长久守住富贵。臣愚以为，应当把关右地区的职任交给太宰；一方军政事务重大，以及州郡以下的选举、授官任职，都一概听从他的裁决。朝廷大事的废兴、损益，也应每每向他咨询。这就是古代二伯巡视述职、周公和召公分治陕地的意义，陛下如今又在实行。派张方返回郡中，让各位诸侯申明志向，及时安定王室。张方所加的官职，请全部照旧保留。这样忠臣义士就会受到劝勉，功臣也一定能够保全。司徒王戎，是异姓中的贤者；司空司马越，是皇族中的声望人物；二人都忠于国家、爱护君主，谨慎恭敬，应当承担机要事务，把朝政交给他们。安北将军王浚是辅佐皇帝建立功业者的后代，亲身践履正道，忠诚明断、清廉正直，远近都推重他。如今这样大规模的行动，确实有安定社稷的功勋，这就是臣等为之叹息并归功于他的原因。王浚应当特别加以尊崇重用，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于是安抚幽州、朔方，长久成为北方的藩屏。臣等竭尽力量守卫城池，作为屏障护卫皇家，陛下安然垂衣拱手，天下自然端正。那么四祖的基业必将比现在更加隆盛，日月的光辉即使昏暗，也会重新明亮。请陛下再三思量，明察臣等所说的话。又可以把臣的这篇奏表送到西边给太宰看。又上表说：“成都王司马颖失去正道，是被奸邪之人误导的；论说成都王本人，不应过分责罚。况且他是先帝的遗体、陛下的弟弟，自元康年间以来，皇族获罪被杀的情况彼此相等，实在是天下骚动不安的原因，也是臣等痛心的所在。如今废黜成都王，另封给他一个封邑，应当可以得到他的同意。如果废黜后不久又发生祸害，既会伤害陛下矜恤慈爱的恩德，又会使远近之人总说皇族不再有骨肉亲情，这实在是臣等反省时悲痛惭愧、无颜面对天下的事情。请陛下明察臣的忠诚。”于是司马虓先率领部众从许地出发，驻扎在荥阳。适逢惠帝向西迁徙，司马虓与堂兄平昌公司马模、长史冯嵩等杀白马、歃血结盟，推举东海王司马越为盟主。司马虓都督河北诸军事，任骠骑将军，持节，兼领豫州刺史。刘乔不接受司马越等人的节制，乘虚攻破许地。司马虓自行突围渡过黄河，王浚上表请司马虓兼领翼州刺史，并供给他兵马。司马虓进入翼州征发军队，又向南渡河，击破刘乔等人。河间王司马颙听说刘乔战败，便斩杀张方，把首级传送给司马越。司马越与司马虓向西迎接皇帝，而司马颙出逃。于是奉天子回到都城，授司马虓为司徒。永兴三年，司马虓因突发重病去世，时年三十七岁。他没有儿子，收养司马模的儿子司马黎为后嗣；司马黎随司马模到封国赴任，在长安遇害。济南惠王司马遂，字子伯，是宣帝弟弟、魏国鸿胪丞司马恂的儿子。在魏国任关内侯，进封平昌亭侯，历任典军郎将。景元二年，改封武城乡侯，任督鄴城守诸军事、北中郎将。五等爵制建立后，封为祝阿伯，屡次升任冠军将军。武帝接受禅让后，封为济南王。泰始二年去世。有两个儿子：司马耽、司马缉。司马耽承袭王位，咸宁三年改封为中山王。这年去世，没有儿子，由司马缉继承。成都王司马颖任命司马缉为建威将军，他与石熙等率军抵抗王浚，在战阵中阵亡，随后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后来司马遂的曾孙司马勋，字伟长，十多岁时，愍帝末年长安陷落，刘曜的将领令狐泥收养他为儿子。长大后，善于骑马射箭，能够左右开弓。咸和六年，他从关右返回，自称：“我是大长秋司马恂的玄孙，冠军将军、济南惠王司马遂的曾孙，略阳太守司马瓘的儿子。”于是授任谒者仆射，因勇猛闻名。庾翼镇守襄阳时，梁州刺史援桓宣去世，请求让司马勋接替他。司马勋起初驻扎西城，后来退守武当。当时石季龙去世，中原动乱，雍州各地豪强首领纷纷骑马来告知司马勋。司马勋率军出骆谷，在悬钩筑营，距离长安二百里，派部将刘焕攻打长安，又攻取贺城。于是关中各地都杀死石季龙任命的太守、县令、县长来响应司马勋。司马勋兵力少，不能巩固自己，于是又返回梁州。永和年间，张琚占据陇东，派使者召司马勋，司马勋再次进入长安。起初，京兆人杜洪凭借豪族势力凌辱张琚，张琚凭借勇武侠气轻视杜洪。杜洪知道司马勋忌惮张琚兵力强盛，便劝司马勋说：“不杀张琚，关中就不会归国家所有。”司马勋于是佯装邀请张琚，在座席上杀了他。张琚的弟弟逃到池阳，集合人众攻打司马勋，屡战不利，便请求讲和，司马勋返回梁州。后来桓温讨伐关中，命司马勋从子午道出兵，却被苻雄击败，退兵驻扎在女娲堡。

译不久，司马勋升任征虏将军，监理关中军事，兼任西戎校尉，赐爵通吉亭侯。他处理政事残暴酷烈，以至于治中、别驾以及州中的豪强，只要言语违逆他的心意，就立即在座席上斩首，有时还拉弓亲自射杀。西部地区苦于他的凶暴虐待。他在州中常常心怀占据蜀地的打算，产生僭越称帝的意图。桓温听说后，尽力与他安抚交结，任用他的儿子司马康为汉中太守。司马勋的叛逆谋划已经完成，只是忌惮益州刺史周抚，所以没有发动。等到周抚去世，他便拥众占据剑阁。梁州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都恳切进谏，司马勋把他们全都杀了，自称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温派朱序讨伐司马勋，司马勋军队溃败，被朱序俘获；他的儿子陇子、长史梁惮、司马金壹等也一同送交桓温，均被斩杀，首级传送到京师。谯刚王司马逊，字子悌，是宣帝弟弟、魏国中郎司马进的儿子。在魏国任关内侯，改封城阳亭侯，参与镇东将军府的军事，授任轻车将军、羽林左监。五等爵制建立后，改封泾阳男。武帝接受禅让后，封为谯王，食邑四千四百户。泰始二年去世。有两个儿子：司马随、司马承。定王司马随继位。司马随去世，儿子司马邃继位，后来在石勒那里陷没；元帝让司马承承袭司马逊的爵位。闵王司马承，字敬才，年少时敦厚笃实，有志向和操行。授任奉车都尉、奉朝请，逐渐升任广威将军、安夷护军，镇守安定。随惠帝返回洛阳，授任游击将军。永嘉年间，天下渐渐动乱，他从小路投奔征南将军山简；适逢山简去世，便前往武昌。元帝最初镇守扬州时，司马承回到建康，补任军谘祭酒。愍帝征召他任龙骧将军，他没有赴任。元帝成为晋王后，依制度改封司马承为谯王。太兴初年，授任屯骑校尉，加辅国将军，兼领左军将军。司马承任官时俭朴节约，家中没有另外的房舍。不久加任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左军将军的职务照旧。王敦有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心思，上表奏疏言辞轻慢。皇帝夜里召见司马承，把王敦的奏表给他看，说：“王敦近几年的职位和权任已经够了，但他的要求没有止境，话竟说到这种地步，将要怎么办呢？”司马承说：“陛下如果不早作裁决，灾难就要发生了。”皇帝想要树立藩屏，正好王敦上表任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刺史，皇帝对司马承说：“湘州是南楚险要坚固之地，处在上游要冲，控制三州交会之处，是用兵的国家重地。如今让叔父去镇守，怎么样？”司马承说：“臣有幸凭借末属宗亲的身份，身任宿卫，从未有奔驰效力的功劳，却屡屡受到过分厚重的待遇，早晚自我激励，想着报答上天的恩德。君主的命令，臣只看自己能否尽力，岂敢推辞！然而湘州经过蜀地寇乱之后，人物凋零殆尽；如果上承天威，凭借所任用之人的力量，到三年时，请允许臣参加军旅。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即使再次粉身碎骨，也没有益处。”于是诏书说：“君王体察天道、治理万物，没有众多人才就不足以完成政务。对外任用贤哲来树立风教声誉，对内亲睦亲族来扩大藩屏。因此太公封在齐国，伯禽居于鲁国，这是先王的常典，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我晋朝开创基业时，各封国彼此相望，于是授予琅邪武王司马伷镇守、统辖东夏；汝南文成王司马亮总领淮水、许地；扶风王、梁王轮流据守关右；以及东嬴王司马腾，担任并州的主将。如今皇族虽然人数少了，不如从前，难道能废弃旧有典章吗！散骑常侍、左将军、谯王司马承，天性忠诚明亮，志向在于忠诚恭谨，能够在左右近侍中办事，恭敬严肃尤为显著。现在任命司马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 起初，刘隗认为王敦的威势权力太盛，最终无法控制，便劝皇帝派出各位心腹，镇守四方。所以先任命司马承为湘州刺史，随后又任用刘隗、戴若思等人，分别担任州牧。司马承出行到达武昌，解下武器装备去拜见王敦。王敦设宴招待他，想观察他的心意，对司马承说：“大王向来是高雅的佳士，恐怕不是做将帅的人才。”司马承说：“只是您还没有了解我罢了，铅刀难道不能用来割一次吗！”司马承知道王敦想试探自己的真实态度，所以故意说了这话。王敦果然对钱凤说：“他不知道害怕，反而学着说壮语；这样不勇武，能成什么事呢？”于是听任司马承前往镇守。当时湘州土地荒芜残破，公私都困乏贫弱，司马承亲自奉行俭约，乘坐用芦苇编成的车子，却全心安抚治理，因而很有能干的声誉。王敦害怕他成为自己的祸患，假称要北伐，把司马承辖境内的船只车辆全部征召来。司马承知道这是他的奸计，便分出一半给他。王敦不久策划叛乱，派参军桓罴劝说司马承，说刘隗独得宠信，如今将要讨伐他，请司马承担任军司，并按照军期上路。司马承叹息说：“我们大概要死了！土地荒芜，人口稀少，形势孤立，援军断绝。奔赴君主的危难，是忠；为国事而死，是义。只有忠和义，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于是想要倡导义举，但众人的心意疑惑不定。司马承说：“我受国家恩惠，在道义上没有二心。”府长史虞悝慷慨而有志节，对司马承说：“王敦身居分陕重任，却突然叛逆，这是天地所不能容忍、人与神都痛恨的事情。大王是皇室的藩屏，难道可以跟从他的伪命吗！应当立即像闪电一样奋发，成败存亡就在此举。”于是司马承与虞悝、虞悝的弟弟前丞相掾虞望、建昌太守长沙王司马循、衡阳太守淮陵人刘翼等共同盟誓，囚禁桓罴，飞驰檄文传遍湘州，约定日期到达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先响应义谋，在营阳出兵，于是全州之内都共同起兵。司马承便派虞望讨伐不服从者，斩杀湘东太守郑澹。郑澹是王敦的姐夫。王敦派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恒、田嵩等率甲士二万人进攻司马承。司马承一边作战一边防守，等待尹奉、虞望的救援；但城池不坚固，人心震动恐惧。有人劝司马承向南投奔陶侃，又说可以退守零陵、桂阳。司马承说：“我发动义军，志向在于为节义而死，难道要苟且偷生、侥幸免死，做一个逃奔失败的将领吗！事情如果不能成功，也要让百姓知道我的心志。”

译起初，安南将军甘卓写信给司马承，劝他坚守，说自己应当派兵从沔口出发，截断王敦的归路，那么湘州的包围自然就会解除。司马承回信说：“季思足下：辛苦地为国事奔劳。上天的纲纪暂时崩坏，中原成为废墟。四海的义士正在谋划恢复旧业，在江左复兴晋室，如今只是草创起步，哪里料到叛逆竟从受宠的大臣那里萌发。臣以昏昧浅陋的资质，托身于宗室皇亲之列。仰承皇帝秘密的命令，镇守南方，亲自接受中诏，成就谋划一直记在心中。伯仁等贤者在歧路上扼腕叹息，到达这里的时间还短，众人都茫然无措。豺狼容易受惊，于是放肆施行丑恶毒害；听说此事后惊骇跳跃，精神气概冲天而起。像周王子弟来归那样的义举，人人都思归，虽未奉命便自行到来，人数超过几千，确实足以决定一时的胜负，抒发山河海内的愤懑。然而事情发生仓促，船只没有准备好，魏乂、李恒很快就来围攻，所以事情与心愿相违，志向和力量都没有施展。辱蒙您派使者来，臣深深赞同您的大旨；高明的谋略和英断的筹策，发自您的深心。反复捧读来信，喜悦之情无法估量。您如果能够卷起铠甲，像闪电一样赶来，也许还可以成功；如果狐疑不决，就只能到我这条枯鱼的摊子上来寻找我了。用兵只听说要粗拙而求速胜，没有见过工巧却迟缓。季思足下，请努力，请努力！” 书信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就此搁笔罢了。” 甘卓的军队驻扎在▯者口，听说王师大败，便停止前进。魏乂等人的进攻日益紧迫，王敦又把从朝廷得到的书信奏疏送来，让魏乂射入城中给司马承看。城中知道朝廷不能守住，人人都惆怅叹惋。刘翼战死，双方相持一百多天，城池终于陷落。魏乂把司马承囚禁押送到荆州，刺史王暠奉王敦旨意，在路途中杀害了他，时年五十九岁。王敦之乱平定后，下诏追赠司马承为车骑将军。儿子司马无忌继承爵位。烈王司马无忌，字公寿。司马承遇难时，他因为年幼而得以免祸。咸和年间，授任散骑侍郎，屡次升任屯骑校尉、中书侍郎、黄门侍郎。江州刺史褚裒将要赴任时，司马无忌与丹阳尹桓景等人在版桥设宴饯行。当时王暠的儿子、丹阳丞王耆之也在座，司马无忌一心想报仇，拔刀要亲手杀死他，褚裒、桓景命左右侍从救护阻挡，王耆之才得以免死。御史中丞车灌上奏说司马无忌企图擅自杀人，交给廷尉按法定罪。成帝下诏说：“王敦作乱，闵王遭祸，推究事情、原察情由，如今王司马无忌有什么可责罚的呢？然而公私法制也已经作出了裁断，王应当以体恤国家为重，怎么可以追究旧事，扰乱朝廷法令？主管官员应当申明法令，从今以后，凡有触犯者必须诛杀。”于是允许按赎罪论处。建元初年，司马无忌升任散骑常侍，转任御史中丞，出任辅国将军、长沙相，又兼任江夏相，不久转任南郡、河东二郡太守，将军职衔照旧。他跟随桓温讨伐蜀地，桓温因其功劳赐给他的小儿子司马愔广晋伯爵位，并晋升司马无忌为前将军。永和六年去世，追赠卫将军。有两个儿子：司马恬、司马愔。司马恬继立。敬王司马恬，字元愉，年少时授任散骑侍郎，屡次升任散骑常侍、黄门郎、御史中丞。适逢海西公被废，简文帝即位，戒严尚未解除，大司马桓温驻扎在中堂，吹响警角；司马恬上奏弹劾桓温大不敬，请求依法定罪。桓温看了奏表，叹息说：“这个孩子竟敢弹劾我，真是可怕。” 司马恬忠诚正直，有才干和谋略，朝廷内外都畏惧他。他升任右卫将军、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授任尚书，转任侍中，兼领左卫将军，补任吴国内史，又兼任太子詹事。司马恬既是宗室，又有功勋声望和才干，孝武帝时很倚重他，任命他都督兖、青、冀、幽、并州以及扬州的晋陵、徐州的南北诸郡军事，兼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太元十五年去世，追赠车骑将军。有四个儿子：司马尚之、司马恢之、司马允之、司马休之。司马尚之继立。忠王司马尚之，字伯道，起初授任秘书郎，升任散骑侍郎。司马恬镇守京口时，司马尚之任振威将军、广陵相；因父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任骠骑谘议参军。宗室之中，世代都有杰出人物。王国宝被诛杀时，散骑常侍刘镇之、彭城内史刘涓子、徐州别驾徐放都因同党罪名被捕，将处死刑。司马尚之对会稽王司马道子说：“刑狱不能扩大牵连，应当释放刘镇之等人。”司马道子因为司马尚之兄弟都身居重要职位，办每件事都倚仗他们，于是听从了他的意见。兖州刺史王恭嫉妒司马尚之势力强盛，便与豫州刺史庾楷一同起兵，以讨伐司马尚之为名，又向南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人。司马道子命前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讨伐王恭，司马尚之抵抗庾楷。司马允之与庾楷的儿子庾鸿在当利交战，庾鸿败逃，司马尚之斩杀庾楷的部将段方，庾楷单骑逃奔桓玄。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尚之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假节，一切依照庾楷旧例，不久进号前将军；任司马允之为吴国内史；司马恢之为骠骑司马、丹阳尹；司马休之为襄城太守。各自拥有关兵马，势力压倒朝廷。后来后将军司马元显执掌政权，也倚仗他们作为援助。司马元显宠信张法顺，每次宴会，张法顺都与他同席同起，毫无区别。司马尚之入朝，严肃地对司马元显说：“张法顺不过是驱逐小人的人，有什么特殊才能，却突然受到破格提拔？如今是圣明的时代，不应这样做。”司马元显默不作声。司马尚之又说：“宗室虽然很多，但能够匡正劝谏的人很少；君王尚且采纳平民的意见，何况下官与使君是关系不远的骨肉，世代蒙受恩宠，怎么可以坐看得失而不把话全部说出来呢？”于是他呵斥张法顺，让他退下。满座的人都变了脸色，司马尚之谈笑自若，司马元显深深记恨他。后来西府下达符命，命令他出兵二千人。司马尚之不肯交出，说：“西部藩镇临近荒废之地，寇贼没有定数，兵力只有几千，不足以守卫，已经没有可以再分出的兵力了。”司马元显更加恼怒，正赶上想要讨伐桓玄，所以暂时没有另作处理。司马元显奉诏向西讨伐时，任命司马尚之为前锋，司马尚之的儿子司马文仲为宁远将军、宣城内史。桓玄到达姑熟，派冯该等攻打历阳，截断洞浦，焚烧司马尚之的船舰。司马尚之率步兵九千在浦上列阵，先派武都太守杨秋驻守横江。杨秋逃到桓玄军中，司马尚之的军队溃败，他在途中逃亡十多天。谯国人韩连、丁元等把这件事告诉桓玄，桓玄在建康市中杀了他。桓玄上疏说闵王不应断绝后嗣，于是改封司马尚之的堂弟司马康之为谯县王。安帝复位后，追赠司马尚之为卫将军，任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文思为司马尚之的后嗣，承袭谯郡王爵位。司马文思性情凶暴，常常违犯法度，杀害许多无辜的人。他喜好打猎，焚烧别人的坟墓，多次被主管官员弹劾，于是与一群小人谋划叛乱。刘裕听说后，诛杀他的党羽，把司马文思送交其父司马休之，命令司马休之亲自训诫惩治。后来司马文思又与司马休之一同心怀怨望、起兵，被刘裕击败而死，封国被撤除。司马恢之，字季明，历任骠骑司马、丹阳尹。司马尚之被桓玄杀害后，桓玄把司马恢之等迁往广州，并在途中杀害了他们。安帝复位后，追赠司马恢之为抚军将军。

译司马休之，字季预。年轻时仕途清显；因平定王恭、庾楷有功，授任龙骧将军、襄城太守，镇守历阳。桓玄攻打历阳，司马休之环绕城池坚守。等到司马尚之战败，司马休之率五百人出城奋力作战，没有取胜，于是返回城中，带着子侄逃奔慕容超。听说义军兴起，又返回京师。大将军武陵王下令说：“前龙骧将军司马休之，才干忠贞，审慎明断，功业已经建立。历阳之战，成败在于时机和迅速。后来形势不利、力量竭尽，他保全自身出逃，仍然聚集义徒，艰难跋涉于险阻之中。既然响应亲贤之人的义举，应当把分陕重任交给他。可以任命他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军事，兼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司马休之到任不久，桓振又袭击江陵，司马休之战败，逃奔襄阳。宁朔将军张畅之、高平相刘怀肃从沔水进攻桓振，把他赶走。司马休之返回镇所，御史中丞王桢之上奏说司马休之失守边防，免去他的官职。朝廷让豫州刺史魏咏之接替他，征召司马休之回京，授任后将军、会稽内史。御史中丞阮歆之上奏说司马休之与尚书虞啸父触犯禁令嬉戏，降其将军号为征虏将军，不久又恢复为后将军。卢循叛乱时，司马休之加任督渐江东五郡军事，因公事获罪免官。刘毅被诛杀后，又任命司马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司马休之因儿子司马文思作乱，上疏谢罪说：“司马文思不能修养德行，自取罪过，臣忧虑恐惧、惶惶不安，惋惜惭愧交集在心。臣治理家庭没有方法，威严教训不能振作，致使子侄触犯法律，仰面辜负圣朝。臣又惶恐又羞惭，哪还有脸面自处？请解除臣的职任，让臣回朝廷领罪。”皇帝没有批准。后来司马休之因司马文思的事情心怀怨望，于是联合雍州刺史鲁宗之，准备共同诛杀执政者。当时司马休之的次子司马文宝以及兄长的儿子司马文祖都在都城，被捕送交廷尉，赐令自杀。刘裕亲自出征讨伐司马休之，秘密派人把治中韩延之的信送给司马休之，说：“司马文思的事情，远近都知道。去年秋天派司马康之把司马君送还官府，是把大公至正推行到极点的做法；而你却毫无羞愧之心，长久断绝奏表，这种行为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我奉命向西征讨，只是要擒住你们父子罢了。那里的侨民和旧民，虽被你们驱逼，我一概不追问。往年郗僧施、谢劭、任集之等人相互构陷多年，专门替刘毅谋划，所以才到了今天。如今你们这些人一时受到逼迫，本来没有丝毫过错。我一向虚心待人，自有缘由；如今大军已在近路，这是各位贤者保全自身的时机。如果大军来到，交锋接刃，兰草和艾草混杂在一起，恐怕就无法分别了。所以把这番心意告诉你，也可以给志同道合的人看。” 韩延之答复说：“听说您亲自率领军队，远道踏入西部京畿，境内士民无不惊恐。为什么呢？是因为不知道您出兵的名义。承蒙送来书信，我才开始知道谯王前面的事情，实在更加叹息。司马平西体恤国家，忠贞不二，诚心待人。因为您有匡正复兴国家的功勋，国家和家族都蒙受您的依赖，所以推重您的德行、寄托真诚，每件事都向您咨询请教。谯王过去因为小事被弹劾，尚且自行退位，何况犯有大过，难道应当默不作声吗！只是司马康之先前的话有所没有说尽，所以又派胡道再次说明心意；胡道还没有回来，您已经上表奏请废黜他，所没有说尽的只是奉命而已。推想彼此相托，本来就应当这样，有什么不可以，却竟发展到动用兵戈？自义旗举起以来，各地长官谁敢不先彼此咨询筹划，却直接上表天子，真可以说是想加罪于人却找不到罪名了！刘裕足下，天下人谁看不出您的这番心意？您却还想欺骗天下士人，说什么‘天地所不容’，这句话说的是您自己，而不是别人。您说‘虚心待人，自有缘由’；如今您讨伐别人的君主，用利益诱骗别人，真可以说是‘虚心待人，自有缘由’了！刘藩死在阊阖门，诸葛长民死于身边人之手。您先用甜言蜜语欺骗方伯，又用轻兵袭击他们，于是使席间没有了真心相待的士人，朝廷之外也没有了能够自信的诸侯。把这样做当成得计，实在可耻。我确实鄙陋低劣，但曾经向君子学习道义。以司马平西那样至高的德行，难道可以没有奉行天命的臣子吗！假使上天让天下长久陷于动乱、九流混浊，我也只好到地下去与臧洪交游罢了。”刘裕得到这封信后叹息，把它拿给属下看，说：“侍奉别人就应当像这样！” 鲁宗之听说刘裕向荆州进军，便从襄阳到江陵与司马休之共同驻扎。司马休之派司马文思和鲁宗之的儿子鲁轨率兵抵抗刘裕，在江津交战。司马休之大败，于是与鲁宗之一同逃奔姚兴。刘裕平定姚泓后，司马休之将要逃往北魏，还没到达，便在途中病死。司马允之，字季度，出继叔父司马愔，承袭广晋伯爵位，历任辅国将军、吴国、宣城、谯、梁诸内史。王恭、庾楷、桓玄等从内部起兵时，会稽王司马道子命司马允之兄弟抵抗庾楷，击败了他。元兴初年，他与兄长司马恢之一同迁往广州，在途中被杀。义军兴起后，追赠太常卿。堂弟司马康之让儿子司马文惠承袭爵位。宋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除。韩延之，字显宗，南阳赭阳人，是魏国司徒韩暨的后代。年轻时以重情守义著称。安帝时任建威将军、荆州治中，转任平西府录事参军。因为刘裕父亲名叫刘翘、字显宗，韩延之于是取字显宗，给儿子取名韩翘，以表示不臣服于刘氏。后来与司马休之一同逃奔姚兴。刘裕进入关中后，他又逃往北魏。司马愔，字敬王，起初封为广晋伯。早年去世，没有儿子，兄长司马恬让儿子司马允之承继他的后嗣。高阳王司马睦，字子友，是谯王司马逊的弟弟。魏国时封安平亭侯，历任侍御史。武帝接受禅让后，封为中山王，食邑五千二百户。司马睦亲自上表，请求依照六蓼祭祀皋陶、鄫和杞祭祀相的旧例建立宗庙。此事交给太常，依礼典共同评议。博士祭酒刘憙等议论说：“《礼记·王制》说，诸侯有五座宗庙，即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共五座。这就是说，建立始祖之庙，是嫡系正统承袭重任的制度，只有一个人可以建立。假如旁支兄弟都分别成为诸侯，最初受封的君主也不能建立始祖庙。如今司马睦不是正统继承者，如果建立祖庙，中山王便不能与他并列。后世中山王才可以为司马睦建立宗庙，把他作为后世子孙的始祖。”诏书说：“礼文规定不明确，这是制度上的大事，应当详细审慎办理。可以交给礼官广泛讨论，再作恰当的处理。”

译咸宁三年，司马睦派使者在国内八县招募、迁徙收容逃亡者，以及私自占有户籍、擅自改换姓名、冒充身份以获得免除赋役者，共七百多户。冀州刺史杜友上奏说，司马睦招引诱纳逃亡者，不适合统治封国。有关官员上奏说，此事发生在赦免以前，应当宽宥。诏书说：“中山王所做的事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看了奏表，我非常忧闷。广泛树立亲族，本来是想上辅王室、下惠百姓，难道只是为了荣耀尊崇他本人，却让百姓超越法典吗！这件事应当全面讨论得失，辨明是非所在。如果不适合统治封国，又何必在赦令前后讨论呢？应当把司马睦降为县侯。”于是封为丹水县侯。吴国平定后，太康初年，诏令恢复他的爵位。有关官员奏请封他为江阳王，皇帝说：“司马睦退居安静地思考自己的过错，改正修养德行；如今给他爵位和封土，不只是因为赦免。江阳地势险远，应当把高阳郡封给他。”于是重新封为高阳王。元康元年，任宗正。在任上去世。世子司马蔚早死，孙子司马毅继立，授任散骑侍郎，永嘉年间陷没于石勒。隆安元年，诏令让谯敬王司马恬的次子司马恢之的儿子司马文深继承司马毅的后嗣。继位五年后去世，没有后代，又让高密王司马纯的儿子司马法莲继承。宋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除。任城景王司马陵，字子山，是宣帝弟弟、魏国司隶从事、安城亭侯司马通的儿子。起初授任议郎。泰始元年封为北海王，食邑四千七百户。泰始三年，改封任城王，前往封国。咸宁五年去世，儿子司马济继位，授任散骑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司马济跟随东海王司马越驻扎在项地，被石勒杀害，两个儿子也一同陷没。他有两个弟弟：司马顺、司马斌。司马顺，字子思，起初封为习阳亭侯。武帝接受禅让时，司马顺叹息说：“事情违背唐尧、虞舜的做法，却假借禅让之名！”于是悲伤哭泣。因此被废黜，迁徙到武威郡姑臧县。虽然获罪流放，他始终不改变自己的心志，直到去世。西河缪王司马斌，字子政，曾任魏国中郎。武帝接受禅让后，封为陈王，食邑一千七百一十户。三年后，改封西河王。咸宁四年去世，儿子司马隐继位。司马隐去世，儿子司马ＬＥ继位。史臣说：泰始初年，天下少有事变，革除魏朝遗留下来的弊病，遵循周代旧典，同时分封宗室，让他们成为藩篱和辅弼。叔父们共同享有虞、虢那样的尊贵，兄弟们分别承受鲁、卫那样的福祉，希望历经长久年代，嫡支旁支延续百世。安平王风度宏大高远，器宇高雅，内心弘扬道义，对外阐明忠贞。等到高贵乡公去世，他枕着尸体痛哭流泪；陈留王到封国时，他拜辞流泪。俗语说‘疾风显出坚韧的草’，献王司马亮大概就具有这种品格。因此他位列上等，享有长寿，清美的声誉和最高的典范，使他成为晋朝宗室的英杰；子孙遵循他的事业，世代深厚地享有福庆。高密王风度清远，简朴少欲，以孝承奉双亲，以忠侍奉君上，与各支庶相比，实在可以称为国家的栋梁。新蔡王、南阳王都镇守一方。正逢王室多难、中原荒乱，他们表彰义行、辨明节操，在艰危中建立功绩。当时丑类实在繁多，凶暴的威势日益逞强，形势悬殊、众多祸患交相而来，他们相继沦亡，真可悲啊！谯闵王沉着雄毅、壮勇有力，镇守南方。正值奸邪之人肆意作乱，起兵在内部侮乱国家。他怀着忠义愤然奋起，在湘州建立义举，荆州、沔水一带纷纷响应，众多人才都尽力相助。虽然没有建立元勋，但他的忠诚节操充分彰显，给后代留下福泽，世代保持忠贞刚烈，难道不是美好的吗！司马勋托身于末属宗亲，天性凶暴。他仍然承受朝廷的寄任，推断▯民梁的形势，最终抛弃亲族、背叛君主，辜负恩德、放纵违命。凭借庸、蜀地区的富饶，包藏不轨；倚仗江山险固，奸邪谋划日益加深。因此士大夫咬牙切齿，抒发长期积蓄的愤恨；义士思量奋起，激励自己忘却生命的节操。天道降祸于淫邪之人，适时将其荡平安定。从前如果汲黯还在，淮南王刘安就会停止谋划；如果周抚仍在，凶恶首领就不会发动叛乱。因为邪恶嫉恨正直，不同时代却有相同的谋略。《诗经》说‘这是自己给自己招来的忧患’，说的就是司马勋。习阳侯凭借宗族余庆，恪守约束、心怀超逸，寄托情怀于尘世之外，希望追随超出世俗的人；顾念平民独善其身，珍视弘扬节义的大道。把这些话说出来、让声名传播开来，也还算是一种幸运。赞曰：安平王树立节操，天性高雅而忠贞明亮。高密王内含和厚，是宗室的希望。新蔡王遭遇祸患，以忠诚保全名节，却最终丧失生命。谯闵王追随义举，力量虽尽而志向显扬。司马勋自己招来忧患，声名陨落、生命灭亡。司马顺不顾忌讳，流放播迁到遥远的地方。

译列传第八。宣帝五王：平原王司马榦、琅邪王司马伷、司马伷之子司马觐、司马澹、司马繇、司马漼、清惠亭侯司马京、扶风王司马骏、司马骏之子司马畅、司马歆、梁王司马肜。文帝六王。宣帝有九个儿子：穆张皇后生景帝、文帝和平原王司马榦；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司马亮、琅邪武王司马伷、清惠亭侯司马京、扶风武王司马骏；张夫人生梁王司马肜；柏夫人生赵王司马伦。司马亮和司马伦另有传记。平原王司马榦，字子良。年轻时凭公子的身份在魏国封安阳亭侯，逐渐升任抚军中郎将，进爵平阳乡侯。五等爵制建立后，改封定陶伯。武帝即位，封为平原王，食邑一万一千三百户，赐鼓吹乐队、驸马二匹，加侍中的服饰。咸宁初年，朝廷派各王前往封国，司马榦患有重病，性情和心智不稳定，但颇能清静淡泊、退让自守，节制情欲，因此特地下诏留在京城。太康末年，授任光禄大夫，加侍中，特许佩金印紫绶，位次列于三司之后。惠帝即位，晋升左光禄大夫，侍中照旧，允许佩剑穿鞋上殿，入朝时不必快步趋行。司马榦虽然统治大国，却不处理封国事务；遇到调任、补任官员，必定根据才能选用。虽然有爵位俸禄，但好像不属于自己，官秩俸禄所得的布帛都露天堆放，任其腐烂。阴雨天便把有篷的犊车赶出去，把无篷的露车收进来；有人问原因，他回答说：“露车本来就该收进来。”朝廷官员来拜访他，即使已经通报姓名，也必定让他们把车马停在门外，有时直到整夜都见不到他。当时偶尔有人得到机会看见他，与他同人物交往，他也总是恭敬谦逊，从没有失礼过。他前后所宠爱的妾去世后，入殓完毕，常常不钉棺盖，把棺材放在后面的空屋中，隔几天打开看一次，有时还做淫秽之事，直到尸体腐坏才下葬。赵王司马伦辅政时，任命司马榦为卫将军。惠帝复位后，司马榦又任侍中，加太保。齐王司马冏平定赵王司马伦时，宗室和朝廷官员都带着牛肉和酒去慰劳司马冏，只有司马榦怀揣一百钱去见司马冏，对他说：“赵王叛逆作乱，你能以义举兵，这是你的功劳；现在用一百钱向你祝贺。虽然如此，大势很难长久保持，不能不谨慎。”司马冏辅政后，司马榦去拜访他，司马冏出门迎接并下拜。司马榦进门后，坐在他的床上，也不叫司马冏坐下，对他说：“你不要学白女儿。”他的意思是指司马伦。等到司马冏被诛杀，司马榦哭得非常悲痛，对身边人说：“宗室日渐衰败，只有这个孩子最有希望，却又杀害了他，从今以后大概危险了！” 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行义，到了洛阳，前去探望司马榦，司马榦闭门不与他相通。司马越停车等了很久，司马榦才派人道歉并打发他走，自己却从门缝间窥视。那时没有人能够揣测他的心意，有人说他有病，有人认为他是在隐藏踪迹。永嘉五年去世，时年八十岁。正好刘聪进犯洛阳，来不及追赠谥号。他有两个儿子，世子司马广早死，次子司马永在太熙年间封为安德县公，任散骑常侍；二人都是善人。后来遭遇祸难，全家被灭。琅邪武王司马伷，字子将，正始初年被封为南安亭侯。他很早就有才干和声望，出仕后任宁朔将军，监督守卫鄴城，以能安抚怀柔民众著称。屡次升迁，任散骑常侍，进封东武乡侯，授任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五等爵制刚开始设置时，封为南皮伯。转任征虏将军，持假节。武帝登基，封为东莞郡王，食邑万六百户。开始设置二卿时，武帝特地下诏，允许诸王自行选择令、长。司马伷上表推辞，武帝不许。入朝任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出任镇东大将军，持假节，督徐州诸军事，代替卫瓘镇守下邳。司马伷镇守防御很有方略，得到将士拼死效力，吴人很畏惧他。加授开府仪同三司，改封琅邪王，把东莞郡增加为他的封国。平定吴国的战役中，司马伷率领几万军队从涂中出兵。孙皓奉上文书送来玺绶，到司马伷处请求投降。诏书说：“琅邪王司马伷督率所属军队，接连据守涂中，使贼军不能互相救援；又让琅邪相刘弘等进军逼近长江，贼军震恐，派使者奉上伪玺绶；又让长史王恒率各军渡江，攻破贼军边防，俘获督将蔡机，斩杀以及招降五六万人；诸葛靓、孙奕都归顺请死，功勋显著。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各食邑三千户，赐绢六千匹。”不久，司马伷又兼督青州诸军事，加侍中的服饰，晋升为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马伷既是皇亲中地位尊贵的人，又有平定吴国的功劳，却能克制自己，恭敬俭朴，没有骄傲自满的神色；属官和吏员都尽力办事，百姓受到教化。病重时，皇帝赐给他床、帐、衣服、钱帛、精米等物，派侍中去慰问他。太康四年去世，时年五十七岁。临终前上表请求将母亲太妃安葬在自己的陵墓旁，并请求分割封国、分别封给四个儿子，皇帝答应了。儿子恭王司马觐继位；又封次子司马澹为武陵王，司马繇为东安王，司马漼为淮陵王。觐字思祖，授任冗从仆射。太熙元年去世，时年三十五岁。他的儿子睿继立，就是元帝。中兴初年，任命皇子裒为琅邪王，奉守恭王的祭祀。裒早逝，又改任皇子焕为琅邪王。焕当日去世，又改任皇子昱为琅邪王。咸和初年，昱已经改封会稽王，成帝又任命康帝为琅邪王。康帝即位后，封成帝的长子哀帝为琅邪王。哀帝即位后，封废帝为琅邪王。废帝即位后，以会稽王代理主持琅邪国的祭祀。简文帝登基时，琅邪王没有后嗣。到简文帝将要去世时，封少子道子为琅邪王。道子后来改封会稽王，于是改任恭帝为琅邪王。恭帝即位后，琅邪国被撤除。武陵庄王澹字思弘。起初任冗从仆射，后来封东武公，食邑五千二百户。历任前将军、中护军。他性情嫉妒狠毒，没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品行。他的弟弟东安王繇有美好的声誉，受到父母宠爱，澹把他恨得像仇人一样，于是向汝南王亮进谗言。亮平时就与繇有嫌隙，便上奏请求废黜并把繇迁徙。赵王伦发动叛乱时，任命澹为领军将军。澹一向与河内人郭俶及俶弟郭侃亲近友善。一次酒喝到兴浓时，郭俶等谈到张华所受的冤屈，澹本来就酗酒，便把他们一起杀死，将首级送给赵王伦。他酗酒暴虐到了这种地步。澹的妻子郭氏，是贾后的内妹。起初她仗恃权势，对澹的母亲无礼。齐王冏辅政时，澹的母亲诸葛太妃上表说澹不孝，请求让繇返回，因此澹和妻子儿女被迁往辽东。他的儿子禧当时五岁，不肯跟着离开，说：“[原文‘耍当’疑为讹字，语义不确定]为父亲请求返回，不要一起迁徙。”他不断陈诉请求，历经多年；诸葛太妃去世，繇被杀害，禧才得以返回。禧被授任光禄大夫、尚书、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年被石勒杀害，他的儿子哀王喆继立。喆字景林，授任散骑常侍，也被石勒杀害。喆没有儿子，后来元帝立皇子晞为武陵王，以奉守澹的祭祀。

译东安王繇字思玄。起初授封东安公，历任散骑黄门侍郎，升任散骑常侍。他须髯长得很美，性情刚毅，有威望，博学多才，侍奉父母孝顺，居丧时完全遵守礼制。诛杀杨骏时，繇驻军云龙门，兼统领各军，因功授任右卫将军，兼领射声校尉，进封郡王，食邑二万户，加授侍中，兼任典军大将军，仍领右卫将军。升任尚书右仆射，加授散骑常侍。这一天诛杀、赏赐三百多人，都是繇决定的。东夷校尉文俶的父亲文钦曾被繇的外祖父诸葛诞杀死，繇担心文俶成为舅家人的祸患，这一天也以无罪之名杀了文俶。繇的哥哥澹多次向汝南王亮诬陷繇，亮没有接受。到这时，繇专擅执行诛杀和赏赐，澹便乘机进谗言，亮被他的话迷惑，于是免去繇的官职，让他以公爵身份回家；又因他曾说悖逆之言，把他废为庶人，迁往带方。永康初年，征召繇回朝，恢复封爵，授任宗正卿，升任尚书，又转任尚书左仆射。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时，繇正因母亲丧事在鄴，劝颖解除兵器、投降。等到王师战败，颖怨恨繇，于是杀害了他。后来立琅邪王觐的儿子长乐亭侯浑为东安王，以奉守繇的祭祀。不久浑去世，东安国被撤除。淮陵元王漼字思冲。起初封广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户。历任左将军、散骑常侍。赵王伦篡位时，三王起兵讨伐，漼与左卫将军王舆攻杀孙秀，因而废黜赵王伦。漼因功进封淮陵王，入朝任尚书，加授侍中，转任宗正、光禄大夫。去世后，他的儿子贞王融继立。融去世且无子，安帝时立武陵威王的孙子蕴为淮陵王，以奉守元王的祭祀，官位升至散骑常侍。蕴去世且无子，于是以临川王宝的儿子安之为继嗣。宋接受禅让后，淮陵国被撤除。清惠亭侯司马京，字子佐，魏末因是公子而获赐爵位。他二十四岁去世，追赠射声校尉一职，以文帝之子司马机、字太玄的为嗣。泰始元年，司马机被封为燕王，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司马机前往燕国就国，咸宁初年被征召为步兵校尉，又把渔阳郡增加给他的封国，并加授侍中服饰。后来任命他为青州都督、镇东将军，持假节，以北平、上谷、广宁三郡一万三百三十七户增益燕国，使燕国食邑达到二万户。司马机去世，没有儿子，齐王司马冏上表请求让自己的儿子司马几承袭王位。后来司马冏失败，燕国被废除。扶风武王骏，字子臧。幼年聪明颖悟，五六岁时就能书写奏疏，背诵经籍，见到他的人都认为奇异。长大后，清正坚贞，恪守道义，是宗室中最杰出、最有声望的人。魏景初年间，封为平阳亭侯。齐王芳即位时，骏八岁，任散骑常侍，陪侍讲授。不久升任步兵校尉、屯骑校尉，散骑常侍之职仍旧。进爵为乡侯，出任平南将军、持假节、都督淮北诸军事，改封平寿侯，转任安东将军。咸熙初年，改封东牟侯，转任安东大将军，镇守许昌。武帝登基后，进封骏为汝阴王，食邑一万户，都督豫州诸军事。吴国将领丁奉侵犯芍陂，骏督率各军将其击退。升任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代替石苞镇守寿春。不久又任都督豫州诸军事，返回镇守许昌。升任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州、凉州等州诸军事，代替汝南王亮镇守关中，加赐衮冕和侍中的服饰。骏善于扶助和驾驭部众，既有威严又施恩惠，劝导督促农桑，与士卒分担劳役；他和属官以及将帅、兵士等人，每人限田十亩，并把这些情况全部上表报告。诏令下达到各州县，要求各地都专心从事农业。咸宁初年，羌族首领树机能等反叛，派遣军队讨伐他们，斩首三千余级。晋军将领进位征西大将军，获准开府并自行辟召属官，礼仪待遇与三司相同；持节、都督等职权照旧。又下诏命司马骏派遣七千人替换凉州的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想先劫掠屯田兵，司马骏于是命平虏护军文俶统领凉州、秦州、雍州各军，分别推进驻屯，以威慑他们。树机能于是派遣所统领的二十部首领弹勃，反绑双手到军门投降，并各自送来儿子作为人质。安定、北地、金城等地的各部胡人吉轲罗、侯金多，以及北方胡人热冏等二十万口，又前来投降。这一年入朝，改封为扶风王；把封国内边界以内的氐户增加为封户，并赐给羽葆和鼓吹。太康初年，升任骠骑将军，开府、持节、都督等照旧。骏很有孝行。他的母亲伏太妃随哥哥亮在任所，骏常常流泪思念；听说母亲有病，就忧虑恐惧，吃不下饭，有时甚至辞去官职，回去探视问安。他年轻时喜爱学习，能著书立论，曾与荀顗讨论仁与孝的先后，文章很有可称道之处。齐王攸出镇后，骏上表恳切劝谏，武帝不听，他于是发病去世。追赠大司马，加授侍中、持假黄钺。西部地区的人听说他去世，哭泣的人挤满道路；百姓为他树立石碑，年长者看见碑没有不下拜的，他遗留下的恩爱就是这样深厚。他有十个儿子，畅、歆最为知名。畅字玄舒。改封顺阳王，授任给事中、屯骑校尉、游击将军。永嘉末年，刘聪攻入洛阳，畅从此下落不明。新野庄王歆字弘舒。武王去世后，哥哥畅推行恩泽，请求分出封国封给歆。太康年间，诏令封歆为新野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礼仪待遇相当于县王。歆虽年少而显贵，却谨慎自守，奉行道义。母亲臧太妃去世，他居丧时超过礼制，以孝闻名。授任散骑常侍。赵王伦篡位后，任命歆为南中郎将。齐王冏起兵义讨，向天下发布檄文，歆不知道该归附谁。宠幸的人王绥说：“赵王是亲近且强大的，齐王是疏远且弱小的，您应该归附赵王。”参军孙洵当众大声说：“赵王凶暴悖逆，天下应当共同讨伐他。大义可以灭亲，这是古代明确的法典。”歆听从了孙洵。于是派孙洵到齐王冏那里，冏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使我能够成就大节的人，就是新野公。”冏进入洛阳时，歆亲自穿戴铠甲，率领部下迎接冏。歆因功进封新野郡王，食邑二万户。升任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歆将要到镇所赴任时，与齐王冏同车拜谒皇陵，趁机劝冏说：“成都王是至亲，又共同建立大功，如今应该把他留下来辅佐朝政。如果不能这样，就应当夺取他的兵权。”冏没有听从。不久冏失败，歆害怕了，便亲自与成都王颖结交。

译歆处理政务严厉苛刻，蛮族和夷族都怨恨他。张昌在江夏作乱时，歆上表请求讨伐。那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嫌隙，怀疑歆与颖联合谋划，便不听歆出兵，张昌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当时孙洵任从事中郎，对歆说：“古人说过，一天放纵敌人，将成为数代人的祸患。您承担着藩屏王室的重任，居于推毂出征的要职，拜表之后立即出兵，有什么不可以的！却让奸凶之徒滋长蔓延，祸乱的征兆不可预测，这难道是辅佐王室、镇定天下的意思吗！”歆将要出兵时，王绥又说：“张昌等不过是小贼，派偏将副将就足以制服他们，不必违背皇帝命令，亲自冒着箭石出战！”歆于是停止出兵。张昌到达樊城，歆出兵抵抗，部众溃败，歆被张昌杀害。追赠骠骑将军。歆没有儿子，以哥哥的儿子劭为后嗣，永嘉末年在石勒那里陷没。梁孝王肜，字子徽，清正自守，恭敬谨慎，没有其他才能。因是公子，封为平乐亭侯。实行五等爵制后，改封开平子。武帝登基后，封为梁王，食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户。到封国就任后，升任北中郎将，督管鄴城的守卫事务。当时诸王可以自行选用属官，肜任用汝阴郡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张蕃平素没有品行，本名叫雄；他的妻子刘氏懂音乐，曾为曹爽教习歌舞技艺，张蕃又往来于何晏处，放纵地进行奸淫。何晏被诛杀后，张蕃迁往河间，便改名并主动投靠肜。此事被主管官员上奏，诏令削减肜一个县的封地。咸宁年间，又把陈国、汝南郡南顿县增加给他，作为次国。太康年间，肜代替孔洵监察豫州军事，加授平东将军，镇守许昌。不久又以原有官职代替下邳王晃监察青州、徐州军事，进号安东将军。元康初年，肜转任征西将军，代替秦王柬都督关中军事，兼领护西戎校尉。加授侍中，进而督管梁州。不久被征召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代理太子太保，配给一千名士兵、一百名骑兵。过了很久，又任征西大将军，代替赵王伦镇守关中，都督凉州、雍州军事，设置左右长史、司马。又兼领西戎校尉，驻屯好畤，督率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在六陌讨伐氐族叛军齐万年。肜与周处有嫌隙，催促周处进军，却断绝了他的后援；卢播又不救援，因此周处被杀。朝廷责怪肜。不久征召肜，授任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肜曾经举行大宴，对参军王铨说：“我的从兄担任尚书令，却不能吃到大块肉。大块肉本来就难得。”王铨说：“您在这里独自咀嚼，也还是很困难。”肜说：“长史所说的大块肉是谁？”王铨回答：“就是卢播。”肜说：“他不过是这家的家吏，只是把他藏起来罢了。”王铨说：“天下人都成了这家的家吏，只怕王法再也无法施行了。”肜又说：“我在长安时，做了什么不善之事！”于是指着自己那件打补丁的单衣和车帷，认为这就是清廉。王铨回答：“朝廷内外都希望您举荐贤才，使不仁之人远离；您身居公辅之位，却拿衣服和车帷打补丁来作为清廉的表现，这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肜面露惭愧之色。永康初年，肜与赵王伦共同废黜贾后，诏令任命肜为太宰、代理尚书令，增加封邑二万户。赵王伦辅政时，出现星象变异，占卜说：“对上相不利。”孙秀害怕灾祸降到赵王伦身上，于是撤去司徒一职，改设丞相，让肜担任，滥加尊崇晋升，想借此应验占辞。有人说：“肜没有权力，这样做也没有益处。”肜坚决推辞，不肯接受。赵王伦篡位后，任肜为阿衡，配给武贲一百人，轩悬之乐十人。赵王伦灭亡后，诏令任肜为太宰，兼领司徒，又代替高密王泰担任宗师。永康二年，肜去世，丧葬按照汝南文成王亮的旧例办理。博士、陈留人蔡克议定谥号说：“肜身居宰相之位，责任深重，地位尊贵而亲近皇室，又担任宗师，是朝廷所仰望、下民所共同瞻仰的人。然而面对重大节义，没有不可夺舍的志向；遭遇危急之事，不能舍生取义；愍怀太子被废时，没听见他说一句劝谏的话；淮南王之难时，不能顺势辅佐正义；赵王伦篡逆时，不能抽身离开朝廷。宋国发生荡氏之乱，华元自认为不能继续任官，说：‘君臣之间的训导，是我的职责。公室衰微而不能匡正，这是我的罪过啊！’小小的宋国尚且有不白吃俸禄的臣子，何况帝王朝廷，竟有苟且容身的宰相；如果这样的人不予贬谥，法令将施行于何处！谨按《谥法》：‘不勤成名曰灵。’肜见到正义却不去实行，不能说是勤勉，应该谥为灵。”梁国常侍孙霖以及肜的亲信党羽都说谥议不公，尚书台于是下令说：“贾氏专权、赵王伦篡逆时，二者都以力量控制朝野，肜势必不能离开；责怪他不能抽身离开朝廷，依据在哪里？”蔡克再次议论说：“肜是宗室大臣，国家混乱时不能匡救，君主倾危时不能扶持，这不是做宰相的道理。所以《春秋》讥刺华元和乐举，称他们不忠于君主。况且贾氏的残酷暴烈，不比吕后更严重，而王陵还能够闭门不出；赵王伦的无道，不比殷纣更严重，而微子还能够离开他。近来太尉陈准是异姓之人，又与弟弟陈徽有射钩的仇隙，也还能托病辞去职位，不参与伪朝。肜是赵王伦的亲兄长，为什么偏偏不能离开呢？赵盾入朝劝谏而不被听从，出逃又不够远，尚且不能免于责备，何况肜不能离开职位，向伪主面北称臣呢？应该按照前面的议论，加重对他的贬责，以推广做臣子的节操，彰明侍奉君主的道理。”于是朝廷采纳了蔡克的意见。肜过去的属官又不断追诉，于是朝廷改变了原议。肜没有儿子，于是以武陵王澹的儿子禧为后嗣，这就是怀王；禧授任征虏将军，与澹一起陷没于石勒。元帝时，以西阳王羕的儿子悝为肜的继嗣，悝早逝，这就是殇王。到这时，怀王的儿子翘从石氏那里返回封国，得以继立，这就是声王，官位升至散骑常侍。翘去世且无子，诏令以武陵威王的儿子[原文“▯逢”为疑似OCR字，字形不明]为翘的继嗣；他历任永安太仆，后来与父亲晞一起被废黜，迁往新安。去世后，太元年间恢复封国，儿子和继立。和去世后，儿子珍之继立。桓玄篡位时，国臣孔璞带着珍之逃到寿阳，义熙初年才返回，历任左卫将军、太常卿。刘裕讨伐姚泓时，请他担任谘议参军，后来被刘裕杀害。梁国被撤除。文帝有九个儿子，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齐献王攸、城阳哀王兆、辽东悼惠王定国、广汉殇王广德；乐安平王鉴、燕王机、皇子永祚、乐平王延祚，不知道他们的生母是谁。燕王机继承清惠亭侯，另有传记。永祚早逝，没有传记。

译齐献王攸，字大猷，年少时就聪慧超群。长大后，清正平和公允，亲近贤者，乐于施舍，喜爱经籍，能写文章，擅长书信，成为世人的楷模。他的才华和声望超过武帝，宣帝常常器重他。景帝没有儿子，命令攸作为继嗣。攸随军征讨王凌，封长乐亭侯。景帝去世时，攸十岁，悲哀感动身边的人，受到极大称赞。继承封爵为舞阳侯。他在别宅奉养景献羊皇后，侍奉皇后以孝闻名。后来又历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当时十八岁，安抚营中部众，很有威严和恩惠。五等爵制建立后，改封安昌侯，升任卫将军。文帝去世，他居丧时哀痛毁伤超过礼制，必须扶杖才能起身。左右侍从把稻米干饭拌入理中丸送给他，攸哭泣着不肯接受。太后亲自前去劝解说：“如果万一因此又添上其他疾病，将来怎么办？应当作长远考虑、深谋远虑，不可只坚持一个心愿。”太后常派人强迫他进食，司马嵇喜又劝谏说：“悲哀损伤身体却不能毁灭人的本性，这是圣人的教诲。况且大王与皇帝是至亲，所承担的是辅佐君主的重任。普通人尚且珍惜生命，把自己看作祖宗的后代，何况您肩负天下大业、辅佐帝室的重任，怎么可以把无穷的悲哀进行到底，和颜回、闵损争论谁更孝顺呢？不能让贤人讥笑，也不能让愚人庆幸。” 嵇喜亲自把食物送到攸面前，攸没有办法，只好勉强进食。嵇喜退下后，攸对身边的人说：“嵇司马是想让我不忘居丧的礼节，同时也能保全我这微薄的身体罢了。” 武帝登基后，封攸为齐王。当时朝廷刚刚建立，攸总领军事，安抚平定内外，众人无不敬服归附。朝廷诏令讨论藩王自行选任封国内长吏一事，攸上奏说：“从前圣王分封建立万国，是为了亲近诸侯，这一制度前后相承，没有谁能够改变。实在是因为君主不能世代居有封国，人的心思就会苟且侥幸；百姓没有固定的主人，风俗就会虚伪浅薄。因此先帝深刻考察长远的治国纲领，思考恢复先哲的制度，划分土地疆界，建立五等爵位，有的是为了进用有德之人，有的是为了酬报功劳。臣恭敬地认为，陛下顺应天时开创基业，树立宗室亲戚，听任藩国自行任命长吏。但是如今国家刚刚草创，制度才开始建立，虽然庸、蜀已经遵循正道，吴国仍未归顺，应该等待天下清平安泰之后，再讨论恢复古代制度。”这份奏书前后三次上呈，每次都得到“不许”的答复。后来齐国国相上报长吏空缺，典书令请求差选。攸下令说：“我有幸受到皇帝的恩宠礼遇，却不能胜任，只感到忧虑。至于按照才能任用官员，都是朝廷的事情，不是封国应该裁决的。应当让他们上报朝廷请求任命。”当时王府家人的衣食都由御府供给，攸上表说自己的租税俸禄足以自给，请求停止御府供给。前后上表十多次，皇帝仍不答应。攸虽未到封国，文武属官直到士卒，都分给他们租税收入来供养；遇到疾病、死亡、丧事，也都给予赏赐。当时遇到水灾旱灾，封国内的百姓就加以赈济借贷，等到丰年才要求偿还，并减免其中的十分之二，封国内的人都依赖他。攸升任骠骑将军，开府并自行辟召属官，礼仪待遇与三司相同。他谦抑自身、虚心待人，以诚信对待众人。他常感叹公府不考察官吏，但又认为自己负责统领军政，确实应当有威严制胜的办法，于是下教令说：“先王驾驭天下，明确刑罚、严明法令，用鞭打和扑责施行教化，以纠正拖欠和怠慢。即使唐尧、虞舜的朝廷，也还需要督促责罚。我先前想把这些事情编次整理，使它们大致有固定的规程。只是担心繁简安排不当，不能掌握要领，所以命刘、程二位详细审定。但仔细考虑后，郑国铸造刑书，叔向认为不对；范宣议定制度，孔子也曾讥刺。现在一切都按照旧制办理，不增不减。平常规程所没有涉及的事情，随事裁决。各位官吏都竭尽你们的心力，想着共同遵守古人在公事上的节操。如果有所缺失，就依靠辅弼大臣匡正补救的原则，希望可以免除过失。”于是朝廷内外都恭敬严肃。当时骠骑将军府应当裁撤营兵，几千名士兵留恋攸的恩德，不肯离去，拦住京兆尹向皇帝说明，皇帝于是把这些士兵还给攸。每逢朝廷讨论重大政事，攸都尽心陈述意见。诏令说近年连年饥荒，讨论节省费用的办法，攸上奏说：“臣听说先王的教导，没有不先整治根本的。务农、重视根本，是国家的大纲。如今各地清平安宁，武夫都放下铠甲，应当广泛实行休假，让他们从事农业。然而各地守相不能尽心体恤公事，以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从前汉宣帝感叹说：‘与朕共同治理天下的，难道不是贤良的二千石吗！’应当勤于实行赏罚，考核官吏，升降贤能和不肖之人；这样一来上下同心，便会有许多声名良好的郡守。估计如今土地还有余力，而不从事农业的人很多，依附其他行业的人又有虚报欺诈；如果把天下的情况综合起来考虑，那么挨饿的人一定不会少。现在应当严令各州郡，查究各种虚假欺诈、妨害农业的事情，督促确实耕种田地，上下共同奉行农业这一要务。这样天下的粮食就可以恢复到古代政治的水平，哪里会因为一时一次水旱灾害，便担心发生饥荒呢！考核政绩、升降官员，都要完全做到严格明确，使人畏惧威严、感念恩惠，无不自我勉励。又如都城和各城市内部，游手好闲、靠粮食供养的人越来越多，工巧技艺和各种末业，以及奢侈华丽的服饰，富人兼并美田，仍然存在魏国遗留下来的弊病。百姓受到教化的时间还短，却已耗费财物、损害粮食，动辄达到数以万计。应当重申旧法，一定禁绝这些事情。使人去除奢侈、趋向节俭，不耽误农时，尽力耕种，以充实粮仓。这样，荣辱和礼节就会由此产生，振兴教化、回归根本，也将在此达到极盛。” 攸转任镇军大将军，加授侍中，赐给羽葆、鼓吹，代理太子少傅。几年后，授任太子太傅，向太子献上箴言说：“从前上古帝王建立国家、确立君主，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开创基业，弘扬大道，使百姓安定并承奉祭祀，使国祚延长、世系延续，所以扶立太子。以尊贵的地位使他弘扬大道，以坚固的地位使他成为自己的副贰；太子的德行一旦树立，国家就有所依赖。亲近仁人，功业就会成就；亲近奸佞，国家就会倾覆。因此辅保太子的贤才，一定要选择贤明之人。从前周成王时，周公旦、召公奭担任太子的傅相，对外以彰明德行来自我辅佐，对内以亲近亲族来巩固根本；以德行辅以义理，以亲情顺其自然。秦始皇废弃公族，秦朝的崩溃像山崩一样；汉高祖封立子弟，汉朝的国祚长久流传。楚国因无极而发生叛乱，宋国因伊戾而兴起祸难。张禹以谄媚善辩，最终危害强盛的汉朝。辅弼之臣不忠，祸患就会殃及自身；不只是殃及自身，还会丧失国家。不要说父子之间不会有隔阂，从前就有江充；不要说至亲不会有二心，也有人容纳潘崇。谄媚的话会扰乱真实，谗言逐渐浸润会离间亲人，这就是骊姬进谗、晋侯怀疑申生的事情。应当用道义巩固亲情，不要只用恩宠巩固亲情；以恭敬修养自身，不要依托尊贵地位。能够自我减损的人反而有余，骄矜自益的人只会更加昏昧。各种事务不可以不忧虑，根本大事不可以不敦厚。看见灭亡要警戒危险，看到安定要想到如何保持长久。” “长子应当主持义理，我谨在宫门之下将这些话告诉您。”世人认为这篇箴言写得很好。

译咸宁二年，攸代替贾充任司空，侍中、太傅之职仍旧。当初，攸特别受到文帝宠爱，文帝每次见到攸，总是抚摸坐榻，呼喊他的小名说：“这是桃符的座位啊。”文帝几次都差点立攸为太子。到文帝卧病不起时，担心攸心中不安，便向武帝讲述汉淮南王、魏陈思王的旧事，因而流泪。临终时，文帝握着攸的手，把他托付给武帝。此前太后生病，病愈后，武帝与攸捧酒祝寿；攸想到太后先前病势危重，便抽泣流泪，武帝对此感到惭愧。攸曾侍奉武帝治病，始终面带忧愁，时人因此称赞感叹。太后临终时，也流泪对武帝说：“桃符性情急躁，而你作为兄长对他不够慈爱。如果我最终不能起死回生，恐怕你们一定不能相容。因此我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不要忘了我的话。” 到了武帝晚年，诸位皇子都很弱小，而太子又不成器，朝廷内外的大臣都把希望寄托在攸身上。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都靠谄媚进身，攸一向厌恶他们。荀勖等人因为朝廷声望都归向攸，害怕攸成为继承人，灾祸必然会殃及自己，于是从容地对武帝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能继位。”武帝说：“为什么？”荀勖说：“朝廷内外的百官全都归心于齐王，太子怎么能继位呢！陛下试着下诏让齐王到封国去，一定会满朝都认为不可，那时我的话就得到验证了。”冯紞又说：“陛下遣送诸侯前往封国，是为了完成五等爵制，应该先从至亲开始。亲近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齐王。”武帝既相信荀勖的话，又采纳冯紞的意见，太康三年于是下诏说：“古代九命之官担任诸侯之长，有时入朝辅佐政务，有时出镇四方。周朝的吕望统辖五侯九伯，确实有权征讨他们。侍中、司空、齐王攸，德行清明畅达，忠诚公正而笃实诚恳。凭借同母弟的亲情，承担台辅的重任，辅佐帝业建立功勋，辛勤劳苦于王室，应该登上显贵的职位，以满足天下人的瞻望。现任命他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之职仍旧，持假节，统领本营一千人，亲骑、帐下司马、大车都依照旧制，增加鼓吹一部，官骑充至二十人，设置骑司马五人。” “其余事项由主管官员详细按照旧制审核施行。”攸对此不高兴，主簿丁颐说：“从前太公被封在齐国，尚且上表请求把东海作为封域；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因而成为五霸之长。何况殿下德行广大、明智清察，能够宏大地辅弼东方藩国，安然镇守东部，哪里会没有得到安置的地方。何必一定在京城宫阙，才算弘扬皇帝的事业呢！”攸说：“我没有匡正时局的才能，你说这些话干什么。” 第二年，皇帝策命攸说：“啊！天命并不固定，天已经改变了魏的国运。我大晋既然承受了顺应天道的光明使命，就光大地建立诸侯，在东方土地上营建王国，赐给你青色社坛，以藩屏辅翼我国。要努力啊，不要懈怠，以永远保守宗庙。”又诏令太常讨论应当增加赐给攸的礼物，并把济南郡增加给齐国。又任命攸的儿子寔为北海王。于是按照典制备办礼物和策命，设置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乘舆的副车等也一并随从。攸知道荀勖、冯紞在构陷自己，愤怒怨恨而发病，请求留守先帝、先后的陵墓，不获准许。武帝派御医诊治，众医迎合皇帝的心意，都说攸没有病。病情越来越重，皇帝仍催促他上路。攸勉强入宫辞行，他平素注重仪容举止，虽然病体困顿，仍然强自整肃，举止如常，武帝更加怀疑他没有病。辞行出宫两夜后，攸吐血而死，时年三十六岁。武帝悲痛大哭，冯紞在旁侍奉说：“齐王的名望超过了实际才能，而天下人都归附他。如今他自己去世，是国家的福气，陛下为什么悲哀过度呢！”武帝收住眼泪停止哭泣。诏令丧礼依照安平王孚的旧例，宗庙设置轩悬之乐，让攸配享太庙。儿子冏继立，另有传记。攸以礼法约束自己，很少有过失之事。他向别人借书，必定亲手校正其中的错误，然后才归还。加上他天性至孝，超过常人；如果有人触犯他的名讳，他就常常流泪。即使武帝也敬畏他，每次召他同处，必定先斟酌言辞才开口。他有三个儿子：蕤、赞、寔。蕤字景回，出继辽东王定国。太康初年，改封东莱王。元康年间，历任步兵校尉、屯骑校尉。蕤性情强暴，喜欢借酒使性，多次欺凌侮辱弟弟冏，冏因为兄长的缘故容忍他。冏起兵义讨时，赵王伦把蕤和他的弟弟北海王寔拘押在廷尉狱中，准备处死。赵王伦的太子中庶子祖纳上疏劝谏说：“罪过不相牵连，恶行只由本人承担，这是先哲宏大的谋略，也是历代帝王通行的制度。因此鲧被诛死后，禹仍然继承兴起；周公旦的两个弟弟被诛杀、流放，邢国、卫国却没有被责罚。到了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明恕的原则逐渐衰微，猜忌嫌疑盛行，于是设置人质和连坐来控制众人，建立从犯连坐来揭发奸恶；这大概只是三代以来的弊法罢了。蕤、寔是献王的儿子，明德之人的后代，应当特别赦免，以保全亲亲和睦的礼制。”正好孙秀去世，蕤等人全都得以免死。冏带领军队进入洛阳，蕤在路上迎接他。冏没有立即接见蕤，而是等他把符信交给前军后才接见。蕤愤怒地说：“我因为你差点死掉，你竟然一点兄弟之情都没有！” 冏辅政后，诏令任命蕤为散骑常侍，加授大将军，兼领后军、侍中、特进，增加封邑至二万户。蕤又请求冏允许他开府，冏说：“武帝的儿子吴王、豫章王尚且没有开府，应当暂且等以后再说。”蕤因此更加怨恨，秘密上表说冏专权，并与左卫将军王舆谋划共同废黜冏。事情被察觉后，蕤被免为庶人。不久诏令说：“大司马凭借经学见识和明断能力，具有高明谋略、深远计策，勉强率领同盟，安定恢复国家。自从文字契券记载以来，周公、召公的功勋之美也不足以与他相比，所以授予公上宰之职。东莱王蕤暗中怀有怨恨嫉妒，包藏祸心，与王舆秘密谋划，图谋诬陷害人。逮捕王舆那天，蕤与穿青衣的随从同车，换穿便服逃走，过了一夜才回来。他的奸邪凶恶昭然可见，妖言惑众，扰乱内外。又看他此前上表诬告冏，言辞十分严重，即使管叔、蔡叔失道，吴牙、庆封扰乱宗族，也没有超过他。《春秋》的典法是大义灭亲，应该把蕤迁徙到上庸。”后来封为微阳侯。永宁初年，上庸内史陈锺奉冏的意旨杀害蕤。蕤死后，诏令诛杀陈锺，恢复蕤的封爵，并按照王礼改葬。赞字景期，继承广汉殇王广德的后嗣。六岁时，太康元年去世，谥为冲王。寔字景深，起初封长乐亭侯。攸因赞去世，又让寔继承广汉殇王的后嗣，改封北海王。永宁初年任平东将军、持假节，加授散骑常侍，代替齐王冏镇守许昌。不久进任安南将军、都督豫州军事，增加封邑至二万户。尚未出发，留下担任侍中、上军将军，配给一千名士兵、一百名骑兵。

译城阳哀王兆，字千秋，十岁时夭折。武帝登基后，诏令说：“已故的弟弟千秋，年少时聪慧，有早熟成才的资质，不幸早逝，先帝和先后都特别哀怜他。先帝、先后想为他承立后嗣，却最终没有实现；每次追念他们留下的心愿，我都感到悲伤。现在以皇子景度作为千秋的后嗣，虽然不合典礼，却也是近世实行过的做法，并且可以表达先帝、先后的本意。”于是追补兆的封爵和谥号。景度在泰始六年去世，又以第五子宪继承哀王的后嗣。宪去世，又以第六子祗为东海王，继承哀王的后嗣。祗去世，咸宁初年又封第十三子遐为清河王，以继承兆的后嗣。辽东悼惠王定国，三岁时去世。咸宁初年追加封爵和谥号，齐王攸以长子蕤为他的继嗣。蕤去世后，儿子遵继嗣。广汉殇王广德，二岁时去世。咸宁初年追加封爵和谥号，齐王攸以第五子赞承继封爵。赞去世后，攸又以第二子寔继承广德的后嗣。乐安平王鉴，字大明，起初封临泗亭侯。武帝登基后，封为乐安王。武帝为鉴和燕王机选择优秀的师友，下诏说：“乐安王鉴、燕王机都已经长大，应当得到辅导他们的师友；要选取通晓经书的儒学之士，有品行、讲义理、能节俭，使他们足以敬畏这些人。从前韩起与田苏交往而喜好善行，应该一定要得到这样的人。”泰始年间，授任越骑校尉。咸宁初年，把齐国的梁邹县增加给他，因而到封国就任，享用侍中的服饰。元康初年，征召为散骑常侍、上军大将军，兼领射声校尉。不久升任使持节、都督豫州军事、安南将军，代替清河王遐镇守许昌，但因病没有成行。元康七年去世，儿子殇王籍继立。籍去世且无子，齐王冏以儿子冰承继鉴的后嗣；又把济阴郡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九户改为广阳国，立冰为广阳王。齐王冏失败后，冰被废黜。乐平王延祚，字大思，年少时就患有严重疾病，不能接受封爵。太康初年，诏令说：“弟弟延祚早年丧父，年幼无知，我内心哀怜。幼年患重病，我每天都希望他痊愈，如今终于成为无法治愈的残疾，再没有留下后嗣的希望，我心中非常悲伤。现封他为乐平王，使他有名号，以安慰我的心。”不久去世，没有儿子。史臣说：平原王性情和心性不稳定，世人无法测度。等到他处在乱离交争的时代，却能够远离祸害、保全自身，享有这样的福分，他的愚拙实在无人能及！琅邪王武功已经显著，又用温和恭敬来修饰；扶风王文教能够发扬，又加上孝行，这大概是宗室中值得称道的人。齐王攸凭借两位献王的亲属关系，弘扬二南的教化，使高雅和世俗都得到光明，声望在台省和宰衡之中最为尊重，百官无不瞻仰，天下都寄托希望于他。后来他的封地引起猜疑，导致逼迫；他的文雅又被挑剔，冯紞、荀勖陈述蔓草般的邪恶谋略，武皇深深偏爱、庇护自己的儿子。于是攸从衮服之臣被剥夺龙章，迁徙到下等藩国，尚未等到启程，便终于因愤恨而死，可惜啊！如果上天多给他一些寿命，使他除掉祸害，奉受皇帝临终托付的遗命，承担辅政的重托，光明正大地辅佐嗣君，确实整顿国家政务，那么从天意看来，或许国家兴废也有一定时机；从人事来看，也或许能够消灭残暴势力。这样，八王哪里敢竭力争斗，五胡又怎么能够相互争逐呢！《诗经》说：‘贤人一旦亡故，国家就会困顿衰败。’这句话说的正是攸；又说：‘谗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说的就是荀勖、冯紞。赞曰：文帝的孙子、儿子，有的贤能，有的鄙陋。扶风王留下恩爱，琅邪王能够约束自己。澹向凶恶的首领谄媚，肜参与了祸乱的开端。干虽然安静退让，性情却违背常理。那位贤美的齐献王攸，卓然与众不同。修身齐家而治理国家，文武兼备。树木因过于秀美而被摧折，兰花也因香气浓郁而被焚烧。

译列传第九 王沈（儿子王浚）、荀顗、荀勖（儿子荀籓，荀籓的儿子荀邃、荀闿，荀籓的弟弟荀组，荀组的儿子荀奕）、冯紞。王沈字处道，是太原晋阳人。祖父王柔，任汉朝匈奴中郎将。父亲王机，任魏朝东郡太守。王沈年幼丧父，受从叔、司空王昶抚养，侍奉王昶如同父亲。奉养继母和守寡的嫂子，以孝义著称。喜爱读书，擅长写文章。大将军曹爽征召他为属官，多次升任中书门下侍郎。曹爽被诛杀后，因是旧属官而被免职。后来起用为治书侍御史，转任秘书监。正元年间，升任散骑常侍、侍中，主管著作。王沈与荀顗、阮籍共同撰写《魏书》，其中多有为当时权贵避讳之处，不如陈寿的实录真实。当时魏高贵乡公喜爱学习而有文才，多次召王沈和裴秀到东堂讲学、宴饮、写文章，称王沈为“文籍先生”，称裴秀为“儒林丈人”。高贵乡公将要攻打文帝时，召王沈和王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王沈、王业骑马奔驰向文帝报告。王沈因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王沈既然对自己的君主不忠，受到舆论严厉非难。不久，沈升任尚书，出任监豫州诸军事、奋武将军、豫州刺史。到任后，他下教令说：“自古以来的贤人圣人，都乐于听到毁谤自己的话，听取平民的议论，因为樵夫农民也可能有值得记录的意见，背柴人也可能说出有关朝廷政事的话。我到任以来，没有听到一句逆耳之言，难道是我还没有表明虚心求谏的态度，所以使进言的人有所疑虑吗？应当把这道命令下达到各属城以及士人百姓：如果能从山林草野中举荐被遗弃的人才，在州国中罢黜奸邪谄佞，陈述长吏的是非得失，说明百姓所忧患的事情，兴利除害，并且能清楚说明增益和损减的，赏谷五百斛。如果能提出一句至理之言，说明刺史的得失以及朝政宽严是否适宜，使刚柔相济、恰到好处的，赏谷一千斛。若认为我说话不算数，就让明亮的太阳来作证明。”主簿陈廞、褚▯说：“我们奉读教令的旨意，内心十分感叹。您辛劳谦逊，直到日暮，还在思考听取苦口之言。我们愚昧地认为，上级所喜好的事情，下级没有不响应的。但近来没有极力进谏的话，远方也没有传来的箴言，这确实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发生得失之事。如今发布教令，又用赏赐来表示鼓励，恐怕拘谨耿介的人有的会因顾忌赏赐而不敢进言；贪图贿赂的人则会羡慕利益而妄自举荐。如果所举不合适，赏赐又不能虚行，那么远方听到的人就不知道应当进言还是不应当进言，只会看见进言没有被采用，以为本来虽有赏赐却并未实行。” 我们认为，向下属宣布这件事，可以稍微等一等再办。沈又下教令说：“德行浅薄而地位优厚，功劳轻微而俸禄丰厚，这是贪婪之人所追逐的，却是高士不肯处身其中的。如果能向刺史陈述至理之言，使本州兴盛受益，举荐幽隐的贤才，斥退像祝鮀那样的谄佞之徒，在上位树立德行，在下位接受俸禄，这正是君子的操守，有什么不能说的呢！直言至理，是忠。恩惠施加于全州，是仁。功业成就却辞去赏赐，是廉。兼具这些而实行，是仁者智者的作为，为什么要怀抱自己的道术，却使国家陷于迷乱呢！”褚▯再次禀告说：“尧、舜、周公之所以能够招致忠谏，是因为他们恳切真诚的心意显著。冰和炭不说话，但寒冷和炎热的性质自然明白，是因为它们确实具有这样的实质。如果喜爱忠直之臣也像冰炭表现寒热那样自然，那么直言敢谏的臣子就会济济一堂；逆耳之言不用寻求也会自行到来。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唐尧虞舜相配，明察不足以同周公并论，实际情况不能同冰炭相比，那么即使悬挂重赏，也未必能招来忠谏之言。从前魏绛因为和戎的功劳，得到女乐的赏赐；管仲有使齐国兴盛的功勋，于是加以上卿的礼遇，功勋先已明显显著，然后赏赐和劝勉才随之而来。没有听说过预先悬置重赏等待进谏之臣，悬挂谷物布帛来求取尽情直言的。”沈无法驳倒他，于是采纳了褚▯的意见。沈考察寻求施政良策，查阅自贾逵以来的法制禁令，对各种已经施行的办法，选择好的加以采用。他又下教令说：“后辈没有听闻先王的教化，却希望政道日益兴盛，这是不可能的。文治和武功并用，是长久之道。风俗教化日渐衰败，不能不加以改革。改革风俗的关键，确实在于敦促学习。从前原伯鲁不喜欢学习，闵马父便知道他必然灭亡。将吏的子弟，生活优裕而闲适，如果不教育他们，必然沉溺游玩，败坏风俗。”于是九郡的士人都乐于接受道德教化，风俗因此改变。沈升任征虏将军、持节、都督江北诸军事。五等爵制刚刚建立时，他被封为博陵侯，位次列于次国。平定蜀地的战役中，吴人大举出兵，声称是来救蜀，震动边境。沈镇守防御有方，敌寇听说后便退兵。后来转任镇南将军。武帝即晋王位，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守尚书令，加给事中。沈凭借才干和声望，名重当世，因此创业建国的事情，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人都同他商议。等到武帝接受禅让，因为沈有辅佐新君建立政权的功勋，转任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领城外各项军事。封为博陵郡公，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于是进爵为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皇帝正准备把国家的一切政务交给他处理，沈却在泰始二年去世。皇帝穿素服举哀，赐给温明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布一百匹、葬田一顷，谥号为“元”。第二年，皇帝追念沈的功勋，下诏说：“表彰前人的功行，是为了尊崇贤能、垂示训诫，慎重办理身后之事、记载久远的功绩，也是为了厚重德行、振兴教化。因此，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博陵元公沈，遵循礼制，居心正直清纯，研治古代典籍，才识通达广博。他入朝历任常伯、纳言等职，出外担任监牧方岳的重任；在朝廷内制定谋略，在外宣扬威势和谋略。建国设置官职时，他首先登上公辅之位，并兼统中朝事务，掌管诏命的出纳，确实有辅佐皇帝、匡助时世的功勋。应追赠沈为司空公，以此荣耀已逝之灵，使他死后仍能不朽。又因他先前有辅佐赞助之功，本应接受郡公的封爵，但他坚决而恳切地推辞，我嘉奖他谦让的德行，不违背他的志愿。可以用郡公的官属为沈送葬。沈一向清廉俭朴，不置办产业。应当让他所统领的军队为他建造五十间房屋。” 他的儿子沈浚继承爵位。后来沈夫人荀氏去世，将要与沈合葬时，沈的棺材已经毁坏，于是另外赐给他东园秘器。咸宁年间，又追封沈为郡公。沈浚字彭祖。他的母亲赵氏是平民家的女子，家境贫贱，出入沈家，于是生下沈浚，沈起初不承认他的身份。沈浚十五岁时，沈去世，没有儿子，亲戚共同立沈浚为继承人，任命他为驸马都尉。太康初年，他和各王侯一起前往封国。三年后入朝，授任员外散骑侍郎。元康初年，转任员外常侍，升任越骑校尉、右军将军。出任河内太守，因为郡公不能担任二千石官，于是改任东中郎将，镇守许昌。

译愍怀太子被幽禁在许昌时，沈浚奉贾后的旨意，与黄门孙虑共同谋害太子。后来升任宁北将军、青州刺史。不久改任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当时朝廷昏乱，盗贼纷纷兴起，沈浚为了自保，结交安抚夷狄，把一个女儿嫁给鲜卑务勿尘，又把另一个女儿嫁给苏恕延。赵王伦篡位后，三王起兵讨伐，沈浚拥兵观望两端，阻断诏檄，使境内士人百姓不能前往参加义军，成都王司马颖想讨伐他，却没有空暇。赵王伦被诛后，沈浚进号安北将军。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向京师进发，杀害长沙王司马乂时，沈浚心中不平。司马颖上表请求任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又让右司马和演取代石堪，暗中命和演杀死沈浚并吞并他的部众。和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划此事，于是约沈浚在蓟城南面的清泉水边游玩。蓟城内向西行有两条道路，和演、沈浚各走一条。和演想等沈浚与自己会合，乘机加以谋害。正逢天降暴雨，兵器被雨水打湿，事情没有成功，便返回。单于因此与他的族人商议说：‘和演图谋杀沈浚，事情将要成功时，天突然下雨，使他不能得逞，这是上天在帮助沈浚。违背天意是不祥的，我不能再长久和和演共事。’于是把阴谋告诉了沈浚。沈浚秘密整顿军队，与单于包围和演。和演手持白旗到沈浚处投降，沈浚便斩杀了他，自己统领幽州。沈浚大规模整备军械，召来务勿尘，率领胡人和晋人共二万人，进军讨伐司马颖。任主簿祁弘为前锋，在平棘遇到司马颖的将领石超，出击将其打败。沈浚乘胜攻克邺城，士卒大肆抢掠，死者很多。鲜卑人大肆掳掠妇女，沈浚下令说，谁敢挟藏妇女就处斩，于是有八千人沉死在易水中。百姓从此开始遭受荼毒。刘浚回到蓟地后，声望和实际势力更加显赫。东海王司马越准备迎接惠帝，刘浚派祁弘率领乌丸突骑作为先头部队。惠帝返回洛阳后，改任刘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兼任幽州刺史，并把燕国增加到他原有的博陵封国中。怀帝即位，任命刘浚为司空，兼领乌丸校尉，任务勿尘为大单于。刘浚又上表请求封务勿尘为辽西郡公；他的别部首领大飘滑，以及他弟弟渴末所属别部的首领大屠甕等人，也都封为亲晋王。永嘉年间，石勒侵扰冀州，沈浚派鲜卑人文鸯讨伐石勒，石勒逃往南阳。第二年，石勒再次侵扰冀州，刺史王斌被石勒杀害，沈浚又兼领冀州。诏令晋升沈浚为大司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使者还没有出发，恰逢洛阳京城沦陷，沈浚大力树立威令，专门负责征伐；派督护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人，率领各军以及务勿尘的世子疾陆眷、其弟文鸯、从弟末柸，进攻襄国的石勒。石勒率军抵抗，王昌迎击将其打败。末柸追击败军进入石勒的营垒，被石勒俘获。石勒把末柸作为人质，派间使来讲和，疾陆眷便用铠甲、战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赎回末柸，双方结盟后退兵。后来沈浚向天下发布文告，声称自己接受了皇帝的诏令、代行皇帝的权力，于是任命司空荀籓为太尉，光禄大夫荀组为司隶，大司农华荟为太常，中书令李絙为河南尹。又派祁弘讨伐石勒，追到广宗。当时大雾，祁弘带军上路，突然与石勒相遇，被石勒杀死。因此刘琨与沈浚争夺冀州。刘琨派同族刘希回到中山聚集军队，代郡、上谷、广宁三郡的人都归附刘琨。沈浚对此忧虑，于是停止讨伐石勒的军队，转而与刘琨对峙。沈浚派燕国相胡矩督护各军，与疾陆眷合力攻破刘希。又把三郡的男女驱赶掠夺出塞，刘琨从此不能再争夺冀州。沈浚返回后，想再次讨伐石勒，派枣嵩督率各军驻扎在易水，召来疾陆眷，准备和他一起攻打襄国。沈浚施政苛刻暴虐，将吏又贪婪残酷，还大肆占有山林湖泽，引水灌溉田地，浸坏、冲陷坟墓，征调频繁繁重，下面的人无法承受命令，许多人逃入鲜卑。从事韩咸严厉进谏，沈浚发怒，把他杀了。疾陆眷因为前后多次违抗命令，害怕沈浚诛杀自己。石勒也派使者厚加贿赂，因此疾陆眷等不再响应召令。沈浚发怒，用重金诱使单于猗卢的儿子右贤王日律孙，让他进攻疾陆眷，日律孙反而被疾陆眷打败。当时刘琨受到刘聪的严重逼迫，许多为躲避战乱而流离的士人都归附沈浚。沈浚的势力日益强盛，于是设置祭坛，告祭天地和同类神灵，立皇太子，配备设置各级官员。沈浚自己兼任尚书令，任命枣嵩、裴宪同为尚书；让自己的儿子居住在王宫，持节，兼领护匈奴中郎将；任妻舅崔毖为东夷校尉。又让枣嵩监司冀并兖诸军事，代理安北将军；任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李恽被石勒杀死，以薄盛代替他。沈浚因为父亲字处道，认为这正应验了“当涂高”所预言的王者谶语，便谋划僭越称号。胡矩劝谏沈浚，详尽陈述这样做的不可行之处。沈浚恼怒，把胡矩调出任魏郡太守。前渤海太守刘亮、他的侄子北海太守刘搏、司空掾高柔都极力进谏，沈浚发怒，把他们杀了。沈浚一向对长史、燕国人王悌不满，于是借其他事情杀死了他。当时童谣说：‘十囊五囊进了枣郎手。’枣嵩是沈浚的女婿。沈浚听到这首童谣，责备枣嵩，却不能治他的罪。又有童谣说：‘幽州城门像藏尸的门户，里面埋伏着王彭祖的尸体。’有狐狸蹲踞在官府门前，野鸡飞入听事堂。当时燕国的霍原是北方各州有名的贤人，沈浚把自己准备僭位的事情告诉他，霍原不回答，沈浚便杀害了他。因此士人都愤怒怨恨，内外都没有亲附他的人。他的骄矜豪横日益严重，不亲自处理政务，任用的人大多苛刻；再加上长期旱灾和蝗灾，士卒衰弱。沈浚代行皇帝权力时，他的僚属都在朝内得到升迁，只有司马游统被调到外地。游统心怀怨恨，暗中与石勒合谋。石勒于是诈称投降沈浚，答应奉沈浚为主。当时百姓在内部反叛，疾陆眷等又不断进逼。沈浚很高兴石勒归附自己，石勒便用谦卑的言辞侍奉他，献上珍宝，驿使接连不断。沈浚以为石勒是真心归附，便不再设防。石勒于是派使者约定日期，要向沈浚进献尊号，沈浚答应了。

译石勒在易水驻军，督护孙纬怀疑他有诈，骑马急报沈浚，同时带军迎击石勒。沈浚不听，反而让石勒径直前来。众人都说：‘胡人贪婪而没有信用，必定有诈，请抵御他。’沈浚发怒，想杀掉所有进言的人，众人于是再也不敢劝谏。沈浚大张旗鼓地设宴等待石勒。石勒到城后，立即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沈浚身边的人再次请求讨伐石勒，沈浚不允许。等石勒登上听事堂，沈浚才逃出正堂，石勒的部众将他抓来带给石勒。石勒便和沈浚的妻子并坐，让沈浚站在前面。沈浚骂道：‘胡奴竟敢戏弄你的主公，为什么凶暴叛逆到这种地步！’石勒列举沈浚对晋朝不忠的罪状，又责备他使百姓饥饿困乏，囤积粟米五十万斛却不赈济发放。随后派五百名骑兵先把沈浚押送到襄国，收编沈浚部下的精兵一万人，将他们全部杀死。停留两天后石勒返回，孙纬拦截攻击，石勒仅仅得以逃脱。石勒到了襄国，杀死沈浚；沈浚始终没有屈服，痛骂石勒而死。没有儿子。太元二年，诏令恢复灭亡的国家、承继断绝的宗祀，封沈的曾孙沈道素为博陵公。沈道素去世后，儿子沈崇之继承爵位。义熙十一年，改封为东莞郡公。刘宋接受禅让后，爵国被废除。荀顗，字景倩，颍川人，是魏太尉荀彧的第六个儿子。幼年时受到姐夫陈群的赏识。他天性极其孝顺，童年便已知名，博学多闻，思虑周密。魏朝时因父亲的功勋被授任中郎。宣帝辅政时，见到荀顗，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是荀令君的儿子啊。’于是提升任命为散骑侍郎，多次升迁至侍中。他为魏少帝讲解经书，任骑都尉，赐爵关内侯。他诘难钟会《易经》注中关于互体的说法，又与扶风王司马骏讨论仁和孝哪一个应当优先，因此受到世人称誉。当时曹爽专权，何晏等人想杀害太常傅嘏，荀顗设法营救，使傅嘏得以免死。高贵乡公即位后，荀顗对景帝说：‘如今皇上登上帝位，权宜之道不同寻常，应当迅速派使者向四方宣布德化，同时察看各地的意向。’毌丘俭、文钦果然不服，起兵反叛。荀顗预先参与讨伐毌丘俭等人，立有功劳，进爵万岁亭侯，食邑四百户。文帝辅政时，升任尚书。文帝征讨诸葛诞，留下荀顗镇守。荀顗的外甥陈泰去世，荀顗代替陈泰担任仆射，兼领吏部，四次推辞后才就职。荀顗承继陈泰的职位，又加上品行谨慎，综合考核官员的名实，使风俗澄清端正。咸熙年间，升任司空，进爵乡侯。荀顗年过六十，奉养母亲极其孝敬；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哀毁得几乎丧失性命，天下人都称赞他。文帝上奏，认为应当依照汉太傅胡广为母亲服丧的旧例，给司空配备出行时的吉凶仪仗。蜀地平定后，恢复五等爵制，命荀顗制定礼仪。荀顗上奏请求羊祜、任恺、庚峻、应贞、孔颢共同删改旧文，撰定晋朝礼制。咸熙初年，封为临淮侯。武帝登基后，进爵为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又下诏说：“从前大禹任命九官，契推行五教，都是为了弘扬王道教化，向人民显示行为规范。我承继大业，却对大道昧然无知，想要教训五常，使天下安宁。侍中、司空荀顗，明达诚信，思虑深远，辅佐先皇，于是又辅佐我本人，确实有辅佐受命、匡正引导的功勋。应当掌管教化典章，以使当今社会更加和谐。任命荀顗为司徒。”不久，加侍中，升任太尉、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设置司马和亲兵一百人。过了一段时间，又下诏说：“侍中、太尉荀顗，温和恭敬、忠诚守信，品行完备，博古通今，年高而不懈怠。让荀顗以公爵身份代理太子太傅，侍中、太尉职务照旧。” 当时认为《正德》《大豫》的雅颂乐章还不协调，命荀顗审定音乐。事情尚未完成，荀顗便于泰始十年去世。皇帝为他举哀，皇太子亲临丧事，二宫都赠送丧礼，礼遇和品秩格外优厚。诏书说：“侍中、太尉、代理太子太傅、临淮公荀顗，清正纯厚，体察大道，忠诚守信，立身于朝廷，历任内外职务，功绩盛大而崇高，又教导辅佐东宫，德行谋略显著，可以说他的行为合于周公，有始有终。不幸去世，朕十分悲痛。赐给温明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谥号为‘康’。”又下诏说：“荀太尉不顾念私家，居住之处连房屋都没有，他清白俭朴的志向，死后更加显明。赐给他家钱二百万，让他们建造住宅。”咸宁初年，诏令评定功臣次序，准备让他们配享宗庙。主管官员上奏，给荀顗等十二人在太常刻铭记功，配享清庙。荀顗精通《三礼》，熟知朝廷重大礼仪，但没有质朴正直的操守，只在荀勖、贾充之间逢迎迎合。起初，皇太子将要纳妃，荀顗上言说贾充的女儿姿色和德行都很美好，可以参加遴选，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荀顗没有儿子，以堂兄弟的孙子荀徽继承爵位。中兴初年，以荀顗兄长的玄孙荀序作为荀顗的后嗣，封为临淮公。荀序去世后，后嗣又断绝，孝武帝再封荀序的儿子荀恆继承荀顗的后嗣。荀恆去世后，儿子荀龙符继承爵位。刘宋接受禅让后，爵国被废除。荀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是汉司空荀爽的曾孙。祖父荀棐，任射声校尉。父亲荀肸，早年去世。荀勖寄居在舅舅家。他幼年聪慧早熟，十多岁便能写文章。跟随外祖父魏太傅钟繇时，钟繇说：“这个孩子将来应当赶得上他的曾祖父。”长大后，他终于博学多才，通晓从政之道。在魏朝出仕，被大将军曹爽征召为属官，升任中书通事郎。曹爽被诛后，他的门生故吏没有人敢去吊唁，只有荀勖独自前往，众人才跟随他去。任安阳县令，转任骠骑从事中郎。荀勖在安阳留下遗爱，安阳的百姓为他建立祠堂。升任廷尉正，参与文帝大将军府的军事事务，赐爵关内侯，转任从事中郎，兼领记室。高贵乡公准备发动变乱时，大将军府属官孙佑等人守卫阊阖门。文帝的弟弟安阳侯司马干听闻变乱，想入宫，孙佑对司马干说：“还没有人进去，可以从东掖门进入。”司马干到达后，文帝责怪他来迟，司马干把情况报告上去，文帝想诛灭孙佑全族。荀勖进谏说：“孙佑不让安阳侯进入，确实应当严加责备。然而事情有逆有顺，使用刑罚不能因为喜怒而轻重失当。如今成倅的刑罚只涉及本人，孙佑却要被灭族，恐怕会引起义士私下议论。”于是免去孙佑的官职，降为庶人。当时有一个名叫路遗的官骑，请求作为刺客进入蜀地，荀勖对文帝说：“明公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应当凭借正义讨伐叛逆。若以刺客名义除掉贼人，并不是所谓以刑法示范天下、以德行使远方归服。”文帝称善。钟会谋反时，审讯的结果还没有传来，外面的人已经先告发了他。文帝平素厚待钟会，一时不肯相信。荀勖说：“钟会虽然承受皇恩，但他的性情不能认为一定会知恩图报、见利思义，因此不能不赶快预作防备。”文帝立即出镇长安，主簿郭奕、参军王深因为荀勖是钟会的外甥，从小到大都在舅舅家长大，便劝文帝斥退荀勖。文帝没有采纳，却让荀勖陪同乘车，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此前，荀勖曾上奏说：“讨伐蜀地，应当让卫瓘担任监军。”后来蜀中发生动乱，多亏卫瓘才得以成功平定。钟会之乱平定后，荀勖回到洛阳，与裴秀、羊祜共同掌管机密事务。

译当时将要派使者出访吴国，又让当时的文士写信给孙皓，文帝采用了荀勖写的信。孙皓回复表示愿意和亲后，文帝对荀勖说：“你先前写的信，使吴国考虑归顺，其功劳胜过十万军队。”文帝即晋王位后，任荀勖为侍中，封安阳子，食邑一千户。武帝接受禅让后，改封荀勖为济北郡公。荀勖以羊祜为由推让，坚决辞去郡公爵位，只愿为侯。任中书监，加侍中，兼领著作，与贾充共同制定律令。贾充将要镇守关右时，荀勖对冯紞说：“贾公被远远放出，我们就会失势。太子的婚事还没有定，如果让贾充的女儿成为太子妃，那么贾充就不会被留在外地，自己也会停止外放。”荀勖与冯紞趁皇帝闲暇时一同称赞说：“贾充的女儿才貌绝世，如果纳入东宫，一定能辅佐君子，具有《关雎》中后妃的德行。”于是婚事得以办成。当时正直的人很憎恶此事，荀勖也因此受到谄媚奉承的讥讽。过了很久，升任光禄大夫。荀勖既掌管音乐，又修订音律，所定制度一并流行于世。起初，荀勖路上遇到赵地商人的牛铃，听声音便认了出来。等到掌管音乐时，音调不协调，他说：“得到赵地那只牛铃，音律就和谐了。”于是下令各郡国把牛铃全部送来，果然找到了那只，音律便协调了。又一次，他在皇帝座前进食，对在座的人说：“这饭是用劳薪烧煮的。”众人都不相信。皇帝派人询问厨师，厨师说：“确实是用旧车脚烧的。”全天下都佩服荀勖明察事物的能力。不久兼任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照刘向《别录》整理典籍。又设立书博士，安排弟子学习，以钟繇、胡昭为学习规范。咸宁初年，荀勖与石苞等人一同被列为辅佐皇帝建立晋朝的功臣，刻铭配享。等到王浚上表请求讨伐吴国，荀勖与贾充坚决劝谏不可出兵，皇帝没有听从，吴国果然被灭。荀勖专门掌管诏令，论功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亭侯，食邑一千户，赐绢一千匹。又封他的孙子荀显为颍阳亭侯。得到汲郡墓中出土的古文竹简后，皇帝下诏让荀勖编次整理，编成《中经》，列入秘书省藏书。当时朝廷讨论是否派王公前往封国，皇帝询问荀勖。荀勖回答说：“各位王公已经担任都督，如果再让他们前往封国，就会废弃地方的职任。又要分割郡县，人心眷恋故土，必然会怨声载道。各封国都设置军队，官兵又应当由封国供给，这样边境守备就会缺少兵力。”皇帝又郑重地让荀勖思考此事，荀勖再次陈述说：“如果依照诏令，仿照古代方伯的制度选拔人才，使军队和封国各自按照所在方向设置都督，这确实符合圣明的旨意。至于划定封国疆界，使亲疏有所不同，确实是好事。然而分裂旧有土地，仍担心会引起许多动荡，必然使人心惊扰，所以我私下仍认为应当像前面说的那样。如果因事情需要不得不暂时变更封国，但又不至于分割土地、削减封邑，可以酌情节制办理。五等爵制从国家长远大计来说，确实还没有形成完善制度；但它只是虚名，在实际事务上，大体与过去的郡县乡亭没有不同。如果仓促改变、削夺，恐怕人们不能不因此怨恨。如今先把大的事情办妥，五等爵制可以留待以后再斟酌裁定。凡事虽有历时越久越好的情况，但临到当时若有不能解决的地方，也不能忽视。”皇帝认为荀勖的话正确，多数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又讨论裁减州、郡、县一半的属吏，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荀勖议论说：“裁减属吏不如裁减官员，裁减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静内心。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朝，记载他们以清静无为治政，才有了‘画一’的歌谣，这就是清心的根本。汉文帝垂衣拱手而治，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这是减少事务。光武帝合并属吏，县官、封国只保留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是裁减官员。魏太和年间，派遣朝廷使者四处出巡，减少天下属吏；正始年间也合并郡县，这是裁减属吏。如今一定要追究根本，就应当把减少事务放在首位。凡是身居官位的人，都应努力体会萧何、曹参的用心，以辅佐宏大的教化。应当笃行道义，崇尚敦厚和睦，使那些昏昧于恩宠、忘记根本的人无处容身，使虚伪行为自然消退，使浮华之人有所畏惧。重视恭敬谦让，崇尚知足止步，使卑贱者不妨碍尊贵者，年少者不凌辱年长者，疏远者不离间亲近者，新人不离间旧人，小者不压过大者，淫乱不破坏道义，那么上下就会相安，远近就会互相信任。官位不能靠急于求进取得，声誉不能靠结党营求，那么是非就不会混乱而会清楚，任用官员时也不会被耳闻之言所迷惑。除去奇技，抑制异说，对喜爱变更旧制、以求取非常利益的人一定加以诛罚，那么官府事务就有常规，人心也不会迁变。事务长期滞留，政事就会拖延；政事拖延，功业就会荒废。身居官位的人勤勉不懈，主持职务的人早晚都不松懈，那么即使是手提小瓶的微末之官，也能守住职责而不借用别的器物。应当使信用像金石一样坚固；小的过失不妨害大政，就应忍住愤怒而宽容他们。简化文书案件，省略琐细苛刻的条文；政令施行时，必须使人容易听见、容易理解，使人像喜欢阳春一样愿意接受，像害怕雷霆一样敬畏。不要让细密烦琐的条文扰乱政务，被众多官吏任意玩弄；也不要让反复发布的命令使百姓厌烦，这样官吏才会竭尽忠诚，百姓也会乐于接受上级命令。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把事情交给官员，要求他们完成。君子之间应当在内心争胜，而不在外表强争；根据能力接受任用，考虑问题不超越自己的职位，这样官员就不会各行一套，政务法典也不会被歪曲。以上这些，都是我认为减少事务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些过失，即使不裁减属吏，天下也一定会认为这是在裁减属吏。如果想裁减官署，我私下认为九寺可以并入尚书省，兰台应当裁撤，交给三府办理。但这些制度历代沿用，世人已经习惯，所以我长期怀有这样的想法，却不敢说出来。至于减少事务，我确实认为是好事。如果直接制定总的办法，把所有事务都减去一半，恐怕文武众官、郡国的职掌以及事务的兴废不可能全都相同。凡是发布号令，制度周密而适当就会安定；倘若有相互驳杂的地方，可能导致政令阻塞。凡是各职所负责的事务，都应先精细考察其得失。让忠信的官员、明察的长官各自裁定其中适宜的部分，先分条上奏说明。然后再统一斟酌全局，详细说明适宜裁减的事项，这样政令下达后必定能够实行，不可动摇。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反而会惑乱人的听闻；以前裁减的事项，都很快又恢复，或者因激变而更加繁琐，也不能不慎重。”荀勖关于政事损益的议论，大多属于这一类。太康年间，诏书说：“荀勖明智聪达，通晓天道秩序，有辅佐皇帝建立晋朝的功勋，又兼有博学广闻的才干。长期掌管内廷事务，建立了盛大的功绩，询问政事、考察言论，谋略确实忠诚。应当登上高位，辅佐赞助朝政。现在任命荀勖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设置府署并得以辟召属官；中书监、侍中、侯爵照旧。”当时太尉贾充、司徒李胤相继去世，太子太傅的职位又空缺。荀勖上表陈述：“三公和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等辅弼之职，应当选得合适的人。如果让杨珧参与辅佐东宫，一定能符合圣上的心意。尚书令卫瓘、吏部尚书山涛都可以担任司徒。如果认为卫瓘刚任尚书令尚未外任，那么山涛就是合适的人选。”皇帝全都采纳了他的建议。

译第二年秋天，各州郡发生大水，兖州一带尤其严重。荀勖陈述应当设置都水使者。后来，门下省启奏，想让通事令史伊羡、赵咸担任舍人，分别掌管文书法令。皇帝下诏询问荀勖，荀勖说：“如今天下幸而依赖陛下的圣德，六合统一，希望道德教化隆盛而广泛施行，流传到后世。然而门下省上面称赞程咸、张恽，下面又称赞这些人，想要把文书法令当作治政的根本，这些都是愚臣所不能理解的。从前张释之劝谏汉文帝，说兽圈啬夫不应当被任用；邴吉停车，说明调和阴阳才是根本。这两个人难道不知道小吏的才能吗？实在是因为他们重视、爱惜大化。过去魏武帝让中军司荀攸掌管刑狱，到了魏明帝时还把这件事交给内常侍。依臣所听说的，魏明帝时只有通事刘泰等人的官职，不过是与殿中官员同名罢了。近来议论政事的人都说要裁减官员、减少事务，可是要求增加属吏的事情却接连不断。许多人说尚书郎、太令史不亲自处理文书，于是把事情交给书令史和干吏，确实是属吏多了就会彼此依赖。增设掌管文书法令的官职，只怕反而会更加耗费、扰乱台阁，臣私下认为不可。” 当时皇帝一向知道太子昏暗软弱，担心日后扰乱国家，便派荀勖和和峤去观察太子。荀勖回来大力称赞太子的德行，和峤却说太子还是原来的样子。因此天下人尊重和峤而鄙视荀勖。皇帝将要废掉贾妃，荀勖与冯紞等人进谏请求，于是贾妃得以不被废黜。当时有人议论说荀勖倾覆国家、贻害时世，是孙资、刘放一类的人。然而荀勖性情谨慎缜密，每逢诏令和重大事情，即使已经宣布，也始终不说，因而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事先已经听闻。族弟荀良曾劝荀勖说：“您太不懂人情了，有可以施加恩惠的地方自然可以告诉别人，这样别人就会更多地感念您的恩德。”他的女婿武统也劝荀勖说：“应当有所经营设置，使人有可以归附拥戴的对象。”荀勖都默然不答，退朝后对几个儿子说：“臣下不守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树立私党，就会背弃公义，这是最大的戒忌。你们将来也应当在世间做官，应当懂得我的这个意思。”过了很久，荀勖代理尚书令。荀勖长期在中书省，专门掌管机密政务。等到失去这个职务后，他非常迷惘惆怅、心怀遗憾。有人来向他道贺，荀勖说：“你们夺走了我的凤凰池，反而来向我道贺吗！”任职尚书期间，他考核试用令史以下的官吏，核查他们的才能；有的人不熟悉文书法令，不能裁决疑难、处理事务，便立即遣退。皇帝曾对他说：“魏武帝说：‘荀文若推荐善人，不把善人进用就不停；荀公达斥退恶人，不把恶人斥退就不罢休。’两位荀令君的优点，也希望你能够具备。”任职一个多月后，荀勖因母亲去世，上交印绶请求离职，皇帝不允许。于是派常侍周恢传达旨意，荀勖才奉诏继续任职。荀勖长期掌管机密，富有才思，能够探知君主隐微的意旨，又不当面违逆争辩，所以始终保全了皇帝对他的宠信和俸禄。太康十年去世，诏令追赠司徒，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套、钱五十万、布一百匹。派兼任御史持节护送丧事，谥号为“成”。荀勖有十个儿子，其中显达的是荀辑、荀籓、荀组。荀辑继承爵位，官至卫尉。去世后，谥号为“简”。儿子荀畯继承爵位。去世后，谥号为“烈”。因为没有嫡子，就以弟弟的儿子荀识为继承人。荀辑还有一个儿子叫荀绰。荀绰字彦舒，博学而有才能，撰写《晋后书》十五篇，流传于世。永嘉末年，任司空从事中郎，后来陷于石勒之手，成为石勒的参军。荀籓字大坚。元康年间，任黄门侍郎，奉诏完成父亲所主持的钟磬制作。因跟随皇帝讨伐齐王司马冏的功勋，封西华县公。多次升迁至尚书令。永嘉末年，改任司空，还没有正式拜职，洛阳便陷落，荀籓出逃到密县。王浚代行皇帝权力，奉荀籓为留台太尉。愍帝成为太子后，把远近事务都交给荀籓督理。建兴元年，荀籓在开封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因战乱而无处安葬。谥号为“成”，追赠太保。荀籓有两个儿子：荀邃、荀闿。荀邃字道玄，通晓音乐，善于谈论。二十岁时被赵王伦征召为相国掾，升任太子洗马。长沙王司马乂任命他为参军。司马乂失败后，成都王司马颖成为皇太弟，精选属官，任荀邃为中舍人。邺城失守后，荀邃随荀籓在密县。元帝召他任丞相从事中郎，他因道路艰险没有赴任。愍帝就地加任他为左将军、陈留相。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袭封爵位。愍帝想纳荀邃的女儿为妃，先征召荀邃为散骑常侍。荀邃害怕西都长安受到逼迫，因此没有应召，而是向东渡过长江，元帝任命他为军谘祭酒。太兴初年，任侍中。荀邃与刁协结为姻亲，当时刁协掌权，想任荀邃为吏部尚书，荀邃坚决拒绝。不久王敦讨伐刁协，刁协的党羽也一同遭难，只有荀邃因为与刁协关系疏远而获免。王敦上表任命他为廷尉，他因病没有接受。升任太常，转任尚书。苏峻作乱时，荀邃与王导、荀崧一同在石头城侍奉天子。苏峻之乱平定后，荀邃去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为“靖”。儿子荀汪继承爵位。荀闿字道明，也有声望名誉，京都人为他编了歌谣说：“洛阳城中英才杰出的是荀道明。”大司马、齐王司马冏征召他为属官。司马冏失败后，尸体暴露了三天，没有人敢收殓安葬。荀闿与司马冏的旧属李述、嵇含等人公开上表请求安葬，朝廷同意了此事，议论者称赞他们。任太傅主簿、中书郎。与荀邃一同渡江，任丞相军谘祭酒。中兴政权建立后，升任右军将军，转任少府。明帝曾从容问王暠：“荀氏兄弟谁更贤能？”王暠回答说荀闿才智明达超过荀邃。皇帝把这话告诉庾亮，庾亮说：“荀邃已经达到了真正纯粹的境界，这也是荀闿所比不上的。”因此议论者无法确定兄弟二人的优劣。历任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封射阳公。太宁二年去世，追赠卫尉，谥号为“定”。儿子荀达继承爵位。荀组字大章。二十岁时，太尉王衍见到他，称赞说：“平和文雅而有才识。”起初任司徒左西属，补任太子舍人。司徒王浑请他任从事中郎，转任左长史，历任太子中庶子、荥阳太守。赵王伦任相国时，想要收揽大名声，选拔天下有德有望的人士，任江夏人李重和荀组为左右长史，东平王司马堪、沛国人刘谟为左右司马。赵王伦篡位后，任荀组为侍中。长沙王司马乂失败后，惠帝派荀组和散骑常侍闾丘冲到成都王司马颖那里，慰劳他的军队。皇帝西行到长安，以荀组为河南尹。升任尚书，转任卫尉，赐爵成阳县男，加散骑常侍、中书监。转任司隶校尉，加特进、光禄大夫，侍中职务照旧。当时天下已经大乱，荀组兄弟显贵昌盛，害怕不能容身于世，虽然身居高官，也只是发表议论而已。永嘉末年，又任荀组为侍中，兼领太子太保。还没有正式拜职，恰逢刘曜、王弥逼近洛阳，荀组与荀籓一同出逃。怀帝蒙受国难、流亡在外时，司空王浚任荀组为司隶校尉。荀组与荀籓向天下发布檄文，以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

译愍帝称皇太子后，荀组是太子的舅舅，又兼领司隶校尉，代理豫州刺史事务，与荀籓共同守卫荥阳的开封。建兴初年，诏令荀籓代理留台事务。不久荀籓去世，皇帝改任荀组为司空，兼领尚书左仆射，又兼任司隶，重新代理留台事务，州里征召、郡中任命太守都依承皇帝之制办理。进封临颍县公，加授太夫人和世子的印绶。第二年，升任太尉，兼领豫州牧，假节。元帝代行皇帝权力时，任荀组为都督司州诸军，加散骑常侍，其他职务照旧。不久又授任尚书令，荀组上表推辞，没有接受。西都长安失守后，荀组便派使者向天下发布檄文，共同劝进元帝登基。皇帝想任荀组为司徒，便询问太常贺循。贺循说：“荀组旧有声望，清正而受人尊重，忠诚勤勉，功绩显著，迁训五品，确实符合众望。”于是任命荀组为司徒。荀组受到石勒逼迫，不能在当地自立。太兴初年，他从许昌率领几百名属下渡过长江，获得一千名步兵、一百名骑兵，原先由他统领的部众仍然都归他统摄。不久，诏令荀组与太保、西阳王司马羕一同录尚书事，各自增加班剑六十人。永昌初年，升任太尉，兼领太子太保。还没有正式拜职便去世，终年六十五岁。谥号为“元”。儿子荀奕继承爵位。奕字玄欣。年轻时被授为太子舍人、驸马都尉，在东宫侍讲。出任镇东参军，代理扬武将军、新汲令。愍帝任皇太子时，征召他为中舍人，不久授散骑侍郎，他都没有赴任。后来随父亲渡过长江。元帝登基后，授任中庶子，升任给事黄门郎。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补任散骑常侍、侍中。当时将要修缮宫城，尚书府下符令给陈留王，让他出城服役。奕驳斥说：“从前虞舜的后代虞宾在位，《尚书》称美他的德行；《诗经》歌咏《有客》一篇，把它载入《雅》《颂》。如今陈留王的地位在三公之上，座次在太子右边，所以答复他的表章称‘书’，赏赐物品称‘与’。这是古今所共同尊崇的礼制，是体恤国家的大义。臣认为应当免除他的夫役。”当时尚书张闿、仆射孔愉诘难奕，说：“从前宋国不为周王筑城，《春秋》讥讽了这件事。单独免除夫役不合体制，应当只减免夫役。”奕再次驳斥说：“《春秋》末年，文王、武王之道将要坠落，新近又发生了子朝之乱，当时诸侯逃避职责，没有谁肯尽职。宋国对于周王，实际上拥有列国那样的权势。况且同样是竭力拥护君王，主持其事的是晋国；若作为客国却推辞劳役，责备它是可以的。如今的陈留王没有列国的势力，他服役或不服役，对国家有什么益处或损害呢！臣认为应当免除，这样才算在国家制度上完备。”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又共同讨论元会之日皇帝是否应当向司徒王导表示敬意。博士郭熙、杜援等认为，礼制中没有皇帝拜见臣子的条文，认为应当免去敬礼。侍中冯怀议论说：“天子修明礼制，没有比辟雍更隆重的地方。在那种场合，尚且要拜三老，何况王导是先帝的师傅。臣认为应当极尽敬意。”事情交给门下省后，奕议论说：“三朝会见的开头，应当彰明君臣的体制，所以不应行敬礼。若是其他日子的小型会见，自然可以尽行礼数。况且皇帝亲自给公卿写诏书时，手诏称‘顿首言’，中书省所拟诏书则称‘敬问’，散骑常侍优待颁赐册书又称‘制命’。如今诏书文字尚且各不相同，何况大会与小会，按理岂能相同！”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咸和七年去世，追赠太仆，谥号为定。冯紞，字少胄，是安平人。祖父冯浮，任魏国司隶校尉。父亲冯员，任汲郡太守。冯紞年轻时广泛涉猎经书史籍，见识明悟，机敏善辩。历任魏郡太守，转任步兵校尉，又调为越骑校尉。他得到武帝宠幸，逐渐升任左卫将军。善于迎合皇帝的脸色，和颜悦色，因此宠爱日益深厚。贾充、荀勖都与他亲近友善。贾充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也是由于冯紞出力。等到太子妃将被废黜时，冯紞、荀勖暗中活动，竭力营救请求，因此她得以不被废黜。伐吴战役中，冯紞兼任汝南太守，率郡兵跟随王浚进入秣陵。升任御史中丞，转任侍中。武帝病重后痊愈，冯紞和荀勖看出朝廷内外的人心都归向齐王司马攸。司马攸一向轻视荀勖。荀勖认为太子愚钝低劣，担心司马攸即位会危害自己，于是让冯紞对武帝说：“陛下先前的病如果不能痊愈，太子就会被废黜了。齐王为百姓所归附，为公卿所敬仰，即使他想推辞尊位，能够避免即位吗？应当把他遣送回藩国，以安定国家。”武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司马攸去世后，朝廷内外都悲痛怨恨。起初，武帝兄弟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他听信冯紞、荀勖的邪说后，便开始为身后之事忧虑，以巩固太子的储位。后来听说司马攸死去，悲哀痛哭格外深重。冯紞在旁侍立，趁机说：“齐王的名声超过了实际才能，如今能够善终，这正是大晋的福分。陛下为什么竟这样过分悲哀！”武帝擦干眼泪，停止哭泣。起初谋划伐吴时，冯紞与贾充、荀勖一同苦苦进谏，认为不可出兵。吴国平定后，冯紞内心惭愧恐惧，痛恨张华如同仇敌。等到张华出任外镇，威望恩德大为显著，朝廷议论应征召他入朝任尚书令。冯紞从容侍奉皇帝，谈论晋、魏两朝旧事，趁机暗示皇帝，说张华不可授予重任，皇帝默然不语，这件事便停止了。详情见《张华传》。太康七年，冯紞患病，诏令授他为散骑常侍，赏赐钱二十万、床帐一套。不久去世。有两个儿子：冯播、冯熊。冯播任大长秋。冯熊字文罴，任中书郎。冯紞的哥哥冯恢，另有传记。史臣说：立身处世的道理，在于仁和义。一举一动既已表现出来，悔恨和灾祸就会随之而来。有莘氏的陪嫁女子，和《北门》诗所表现的心情不同；渭水边的老人，并非具有西山隐士那样的节操。商汤、周武王有办法成就功业，夏桀、殷纣却不能讥刺他们的志向。王沈的才学足以兼通文武，很早便获得高位，在魏国参与朝廷议政的珍贵席位，到了晋朝又成为帷幄中的谋士；然而桐宫的谋划很快泄露，武闱之祸终于降临。由此可知，田光的言语，难道是燕太子丹能够堵绝的吗？豫让改变容貌，也不是智伯氏能够改变其志节的。一个人的行动与静止之间，若有所凭据，便会像踩到蒺藜一样；追求仁义的道路，离它却越来越远了。彭祖因为进献雉而得到进见，孕因为贩卖丝帛而起家；正因家中缺少主人，终于登上显要官位。他掌握北方州郡的士兵和战马，恰逢东京发生动乱，本来完全可以感召诸侯，为王室效力。然而他却乘机窥伺，暗中图谋叛逆，放纵獯虏，使皇帝迁徙播荡。于是漳水、滏水一带荒凉萧条，百姓横尸遍地。他放纵贪婪之徒进入藏匿财物的门户，杀戮燕地边境的高士，阻止越石平定内部祸乱，向世龙索取外府财物。罪恶积累，毒害深重，终于招致焚烧；借仇敌之手，才施展凶暴。庆封被杀之后，再傲慢辱骂又有什么补益呢！公曾是慈明的孙子，景倩是文若的儿子；他们登上高堂而意气轩昂，和齐国贤者并驾齐驱，长途驰骋。

译他们孝敬父母，足以奉养亲人；周密谨慎，足以侍奉君主；整理姬公的旧典，采择萧相国留下的法制。然而他们援引硃均，使两位太子之间产生二心；煽动褒阎，使两种势力相互震动。虽然国家的废兴自有定数，盛衰也没有常态，但考察人事，实在是二荀出力造成的。至于因一斗粟而兴起歌谣，超过一里便传成歌咏，荀勖所招致的祸患，也已经更加严重了。冯紞表面上施展谄媚逢迎，内心却用尽狡猾诈术；害死司马攸以安定贾充，与荀勖互相勾结来仇视张华；他的心术放纵，过错超过晋国的伍子胥。爰丝献上长寿祝辞，只是徒然从仁慈之心中取得安慰；冯紞的陈说，幸而使皇帝从迷惑中收回悲哀。可是对他的流放惩罚却没有听说，《青蝇》那样讽刺谗佞的诗也没有写成。赞曰：处道身在文士之林，为什么要使你的心怀二意？彭祖造下凶恶罪孽，只能自取忧患。临淮王恭敬谨慎，孝心显现在脸色上。安阳王才华出众，对职守毫不懈怠。倾向齐王而依附鲁王，正是蝥贼。冯紞不善，彼此扰乱，祸患没有止境。列传第十 贾充、郭彰、杨骏 贾充，字公闾，是平阳襄陵人。父亲贾逵，任魏国豫州刺史，封阳里亭侯。贾逵晚年才生贾充，说他日后应当有充满闾里的喜庆，所以取“充”作为他的名字。贾充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他居丧期间以孝顺闻名。承袭父亲的爵位，封为侯。授任尚书郎，掌管制定科令，并兼管度支和考核官员。辨明条文和法度，所办事情都得到施行。多次升任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参与大将军府的军事事务，跟随景帝在乐嘉讨伐毌丘俭、文钦。景帝病重，返回许昌，留下贾充监督各项军事事务，因功增封食邑三百五十户。后来任文帝大将军府的司马，转任右长史。文帝刚掌握朝廷大权，担心地方镇将有异议，便派贾充拜访诸葛诞，表面谋划伐吴，暗中观察他的变故。贾充谈论完时事后，便对诸葛诞说：“天下人都希望改朝换代，您认为怎么样？”诸葛诞厉声说：“您不是贾豫州的儿子吗？世代承受魏国恩惠，难道可以把国家交给别人吗！如果洛阳发生危难，我将为此而死。”贾充默不作声。回来后，他报告文帝说：“诸葛诞在扬州任职两次，威名早已显著，能够使人拼死效力。看他的谋略，他一定会反叛。现在征召他，反叛会很快发生，但事情较小；不征召，事情会拖延，而祸患更大。”文帝于是征召诸葛诞为司空，但诸葛诞果然反叛。贾充又跟随出征诸葛诞，进言说：“楚地士兵轻捷而精锐，如果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来逼近叛军城池，可以不经交战就攻克。”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城池陷落后，文帝登上营垒慰劳贾充。文帝先回洛阳，命贾充统领后续事务，进爵宣阳乡侯，增封食邑一千户。升任廷尉。贾充一向精通法律，因平反冤案而著称。转任中护军。高贵乡公进攻相府时，贾充率军在南阙抵抗交战。军队将要败退，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对贾充说：“今天的事情该怎么办？”贾充说：“公等养育你们，正是为了今天，还疑惑什么！”成济于是抽出戈来冲犯皇帝车驾。常道乡公即位后，贾充进封安阳乡侯，增封食邑一千二百户，统领城外各军，加授散骑常侍。钟会在蜀地谋反，皇帝授予贾充符节，仍以原官兼任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向西进据汉中，但尚未到达钟会便已死亡。当时军国事务繁多，朝廷机密大事都与贾充共同筹划。皇帝非常信任和重用贾充，他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一同接受亲信重臣的职责。皇帝又命贾充制定法律。授予金印紫绶，赐给上等宅第一区。五等爵制刚建立时，封为临沂侯；作为晋朝的开国元勋，深受特别宠遇，俸禄赏赐常常优于群臣。贾充有起草文书的才干，能够察知皇帝的旨意。起初，文帝认为景帝辅佐王业有功，正准备把帝位传给舞阳侯司马攸。贾充称说武帝宽厚仁慈，而且年长，具有君主的德行，应当奉承国家社稷。等到文帝卧病不起，武帝请求询问身后之事，文帝说：“了解你的，是贾公闾。”武帝承袭王位后，授贾充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接受禅让即帝位后，贾充因倡导建立大命，转任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又改封鲁郡公，母亲柳氏为鲁国太夫人。贾充所制定的新律已经颁行天下，百姓认为便利。诏书说：“自汉代以来，法令严酷。因此从元帝、成帝时期直到建安、嘉平年间，都想辨明旧典，删改刑书。由于撰述工程宏大，历年都没有完成。先帝怜悯百姓陷入严密的法网，亲自发布仁德的诏令，整治订正名分与事实。车骑将军贾充，发扬圣明旨意，咨询探求善道。太傅郑冲，又与司空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以及廷尉杜友、代理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荀煇、尚书郎柳轨等，共同主持订正此事。朕每次看到他们的用心，常常感慨并赞美。如今法律已经制定完成，开始颁行天下，刑罚宽缓、禁令简明，足以完全符合先帝的旨意。从前萧何因制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因制定礼仪任奉常，赏赐黄金五百斤，他的弟子都任郎官。建立功劳、成就事业，是古人所重视的。从太傅、车骑将军以下，都加以俸禄和赏赐。具体依照旧典办理。”于是赐给贾充的子弟一人关内侯爵位、绢五百匹。贾充坚决辞让，皇帝不许。后来代替裴秀任尚书令，散骑常侍、车骑将军仍照旧。不久改散骑常侍为侍中，赏赐绢七百匹。因母亲去世离职，诏令派黄门侍郎前去慰问。又因东南地区有事，派典军将军杨嚣传达诏旨，命他六十天内返回朝廷。贾充处理政务，致力于发展农业、节省用度，合并官署、精简职务，皇帝认为很好；又因为文官和武官仪容不同，请求解除自己统领的军队。等羊祜等人出任外镇后，贾充又上表请求到边境建立功勋，皇帝都没有批准。他从容任职，褒贬人物都由自己决定；很喜欢提拔士人，每逢推荐人才，必定从头到尾为之筹划，所以士人多归附他。但贾充没有公正方正的操守，不能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只是一味靠谄媚来博取皇帝欢心。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人刚正守法，都共同痛恨贾充。又因为贾充的女儿成为齐王妃，他们害怕贾充日后势力更加盛大。氐族、羌族反叛时，皇帝对此深感忧虑，任恺便进言，请求派贾充镇守关中。于是下诏说：“秦、凉两地近年来屡屡失败，胡虏放纵暴虐，百姓深受荼毒，以至异族煽动叛乱，祸害波及中原。即使吴、蜀的寇乱，也从未达到这种程度。实在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足以对内安抚夷夏、对外镇压叛逆，轻率使用军队却不能充分发挥其力量。若没有亲信重臣，推毂委任、责成其功，大力纠正这些弊病，恐怕祸患不会停止。每想到这些困难，朕便废寝忘食。侍中、代理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气度宽宏高远，见识通达明敏，武略有折冲御敌的威势，文才怀有治理国家的谋虑，确实能结交人心，声名震动域外。若让他专权统领方面军务，安抚平定西夏，那么朕就不必再忧虑西方，远近百姓也能获得安宁。应授贾充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照旧，赐羽葆、鼓吹，配给第一等级的驸马仪仗。”朝廷中贤良之士凡是想进献忠言、补救政事的人，都庆幸贾充此举，盼望重新施行新政。

译贾充出任外镇后，认为自己失去了职权，深深怨恨任恺，却想不出办法。将要赴镇时，百官在夕阳亭为他饯行，荀勖私下会见他。贾充把忧虑告诉荀勖，荀勖说：“您是国家的宰辅，却被一个人控制，不也太可耻了吗！但是这次出行，实际上很难推辞，只有把女儿嫁给太子，才能不停车而自行留下。”贾充说：“确实如此。可以把这件事托付给谁呢？”荀勖回答：“请让我来办。”不久皇帝设宴，谈到太子的婚姻，荀勖便说贾充的女儿才华品德美好，适合嫁给太子。杨皇后和荀顗也一同称赞她。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恰逢京师下大雪，平地积雪二尺，军队无法出发。随后太子将要成婚，于是贾充没有西行。诏令他留任原职。此前羊祜曾秘密上奏请求留下贾充，到这时皇帝把这件事告诉贾充。贾充向羊祜道谢说：“现在才知道您是位厚道长者。” 当时吴将孙秀投降，被授为骠骑大将军。皇帝因为贾充是旧臣，想调整班次，使车骑将军的位次在骠骑将军之右。贾充坚决辞让，皇帝听从了。不久升任司空，侍中、尚书令、统领军队仍照旧。适逢皇帝卧病，贾充与齐王司马攸、荀勖共同参与医药之事。皇帝病愈后，各赐绢五百匹。起初皇帝病重，朝廷人心都倾向司马攸。河南尹夏侯和对贾充说：“您有两个女婿，亲疏程度相同罢了；拥立人，应当拥立有德之人。”贾充没有回答。到了这时，皇帝听说此事，把夏侯和调任光禄勋，于是剥夺贾充的兵权，但他的地位和待遇没有改变。不久转任太尉，代理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咸宁三年，三朝会见之日发生日食，贾充请求退位，皇帝不准。又把沛国公丘县增加给他的封邑，宠幸更加深厚，朝臣都侧目而视。河南尹王恂上言说：“弘训太后入太庙，与景皇帝合祭，齐王司马攸不能以儿子的礼节行礼。”贾充议论认为：“按照礼制，诸侯不能奉天子为祖先，公子不能奉先君为父亲，这些说法都是指奉行宗统、继承祭祀，并不是说不能恢复祭祀自己的父祖。司马攸本人应当服三年丧，按照臣下的丧制办理。”有关官员上奏说：“如果依照贾充的意见，既服儿子的丧服，又行臣下的丧制，前代没有这样的先例。应当依照王恂的表章，司马攸的丧服按照诸侯的制度办理。”皇帝采纳了贾充的意见。伐吴战役中，诏令授贾充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军，配给羽葆、鼓吹、缇幢，士兵一万人、骑兵二千人，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加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贾充担心不能取得大功，上表陈述：“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幽州、并州的戍守，天下疲劳扰乱，年成不好；兴兵征讨，恐怕不是时候。况且臣年老体衰，也不是能够承担此任的人。”诏书说：“你不去，我就亲自出征。”贾充不得已，于是接受符节和黄钺，统领中军，负责各军的节制；以冠军将军杨济为副将，向南驻屯襄阳。吴国江陵一带的守将都投降，贾充于是移军驻屯项地。王浚攻克武昌后，贾充派使者上表说：“吴国还不能全部平定。现在正值夏季，长江、淮河下游潮湿低洼，疾病和瘟疫必然发生，应当召回各军，以便以后再作谋划。即使腰斩张华，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张华曾预先谋划平定吴国的策略，所以贾充这样说。中书监荀勖上奏，认为应当依照贾充的表章办理。皇帝没有听从。杜预听说贾充有此上奏，急驰上表坚决争辩，说平定吴国就在早晚之间。使者到达轘辕时，孙皓已经投降。吴国平定，军队撤回。皇帝派侍中程咸慰劳军队，赏赐贾充绢帛八千匹，增加食邑八千户；分封他的从孙畅为新城亭侯，分封盖为安阳亭侯；他的弟弟阳里亭侯贾混、从孙关内侯贾众，也都增加户邑。贾充原本没有南伐的打算，坚决进谏却没有被采纳。等到军队出发而吴国平定后，他非常惭愧恐惧，商议请求治罪。皇帝听说贾充将要入朝，预先到东堂等候他。免去他的节钺和属官，仍赐给鼓吹、麾幢。贾充与群臣举行告成礼，请求有关官员备办相关仪式。皇帝谦让，不肯接受。病重时，献上印绶请求退位。皇帝派侍臣传达旨意并问候病情，殿中太医送来汤药，赏赐床帐、钱帛；从皇太子到宗室成员，都亲自前往探视他的起居。太康三年四月去世，时年六十六岁。皇帝为他悲痛，派使者持节，命太常奉策书追赠太宰，加赐衮冕服、绿綟绶、御剑，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命大鸿胪主持丧事，赐假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缇麾、大路、銮路、辒辌车、帐下司马、大车，以及持椎斧的文衣武贲、轻车介士。葬礼依照霍光及安平献王的旧例，赐给墓地田一顷。与石苞等人以王朝功臣身份配享宗庙，谥号为武。追赠贾充的儿子黎民为鲁殇公。贾充的妻子广城君郭槐，性情嫉妒。起初，黎民三岁时，乳母抱着他站在阁门处。黎民看见贾充进来，便高兴地笑起来，贾充走近抚摸他。郭槐远远看见，以为贾充私通乳母，便鞭打死了乳母。黎民思念乳母，因而生病去世。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过了满月，又被乳母抱着，贾充用手抚摸他的头。郭槐怀疑乳母，又杀了她，孩子也因思念乳母而死。贾充于是没有后嗣。贾充去世后，郭槐便把外孙韩谧当作黎民的儿子，为贾充承继后嗣。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劝谏郭槐说：“按照礼制，大宗没有后嗣，应当从小宗中选支子承继，典籍中没有让异姓承继为后的条文。不要让先公含恨于地下，使良史记载过错，那难道不令人痛心吗？”郭槐不听。韩咸等人上书请求改立嗣子，事情被搁置，没有得到答复。郭槐于是上表陈述说这是贾充的遗愿。皇帝便下诏说：“太宰、鲁公贾充，崇尚德行，建立功勋，辛勤劳苦辅佐晋朝建立；如今离世，每每想起都令人痛心。又因亲生儿子早亡，世代继承人尚未确立。古代列国没有后嗣，便从始封者的旁支庶子中选取，以延续其宗统；近代却改为废除其封国。至于周公旦、汉代萧何，有的预先确立嫡长子，有的封爵给嫡妻，都是为了尊崇显扬功勋，不同于通常的规定。太宰生前一向选取外孙韩谧作为世子黎民的后嗣。朕退朝后作出裁断：外孙是骨肉至亲，推求恩情、考虑人情，合乎人心。应当让韩谧成为鲁公世孙，以继承鲁国。除非功勋如太宰、始封而无后如太宰，并且所选之人确实是自己的后代，否则都不得援引此例。”等到礼官讨论贾充的谥号，博士秦秀提议谥为“荒”，皇帝没有采纳。博士段畅迎合皇帝旨意，建议谥为“武”，皇帝于是听从。自贾充去世到下葬，赙赠赏赐二千万。惠帝即位后，贾皇后专擅权力，给贾充的宗庙增设六佾之乐，郭槐被封为宜城君。郭氏去世后，谥号为宣，特意加赐特殊礼仪。当时人们讥讽此事，却没有人敢说出来。

译起初，贾充的前妻李氏贤淑美丽，有才华和品行，生了两个女儿褒、裕；褒又名荃，裕又名浚。李氏的父亲李丰被诛杀，李氏因牵连而被流放。后来贾充娶城阳太守郭配的女儿，就是广城君郭槐。武帝登基后，李氏因大赦得以返回，皇帝特意下诏命贾充设置左右夫人，贾充的母亲也命令他迎回李氏。郭槐大怒，挽起衣袖，数落贾充说：“制定律令、建立辅佐皇帝的功劳，也有我的一份。李氏怎么能和我并列！”贾充于是回复诏令，托词说自己谦逊，不敢承受同时设置两位夫人的隆重礼制，实际上是害怕郭槐。荃是齐王司马攸的妃子，想让贾充遣逐郭槐、接回自己的母亲。当时沛国刘含的母亲，以及皇帝舅舅、羽林监王虔的前妻，都是毌丘俭的孙女。这样的先例已经很多，拿这件事询问礼官，他们都不能裁决。贾充虽然没有遣逐后妻，却与李氏分居，私下往来。贾充自认为身为宰相，是天下人的准则，于是在永年里为李氏修筑房屋，却不去往来。荃、浚常常哭泣请求贾充，贾充最终也不前往。适逢贾充将要镇守关右，公卿为他供应帐幕并设宴饯行，荃、浚害怕贾充就此离去，便推开帷幔从座中出来，叩头至流血，向贾充和群臣陈述母亲应当回来的意思。众人因为荃是王妃，都惊起而散。贾充十分惭愧惊愕，派黄门侍郎让宫人扶她离去。后来郭槐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皇帝于是下诏裁定，像李氏这种情况一概不得返回，后来荃因愤恨而死。起初郭槐想去探望李氏，贾充说：“她有才气，你去了反而不如不去。”等到女儿成为太子妃，郭槐便带着盛大的仪仗前往。进入房门后，李氏出来迎接，郭槐不由得屈膝，于是拜了两拜。从此贾充每次外出，郭槐总派人寻找他，怕他去李氏那里。起初，贾充的母亲柳氏看到古今重视节义，却始终不知道贾充与成济的事情，因认为成济不忠，屡次追骂他。侍从听见后，没有不暗自发笑的。柳氏将死时，贾充问她有什么话要说，柳氏说：“我教你迎回李氏这个新妇，你尚且不肯，还问其他事情做什么！”于是便不再说话。贾充去世后，李氏的两个女儿想让母亲与贾充合葬，贾皇后不答应。等到贾皇后被废，李氏才得以与贾充合葬。李氏所作《女训》流传于世。韩谧字长深。母亲贾午，是贾充的小女儿。父亲韩寿字德真，是南阳堵阳人，魏国司徒韩暨的曾孙。韩寿姿貌英美，善于修饰仪容举止，贾充征召他为司空掾。贾充每次宴请宾客和属官，他的女儿总是在青钅巢中窥看，见到韩寿便喜欢上了他。她问身边的人是否认识这个人，有个婢女说出了韩寿的姓名，说他是故主人的儿子。贾充的女儿深受感动，日夜思念。后来婢女到韩寿家，把小姐的心意全部告诉他，并说小姐光彩艳丽、姿态出众，端庄美丽，无人可比。韩寿听后心动，便让婢女替自己传达爱意。婢女把话告诉小姐，小姐于是暗中与韩寿互通音问，厚赠礼物结交，约韩寿夜间进入。韩寿身手矫健敏捷，越过墙垣而来，家中没有人知道，只有贾充察觉女儿的欢悦不同往日。当时西域进贡一种奇异香料，涂在人身上一个月香味都不会消失，皇帝十分珍视，只赏赐给贾充和大司马陈骞。贾充的女儿偷偷盗取香料送给韩寿，贾充的属官与韩寿宴饮相处时闻到香气，便向贾充称赞。自此贾充心里知道女儿与韩寿私通，但他家门庭森严，不知韩寿是如何进来的。于是夜里假装惊呼，说有盗贼，借此让人沿墙察看动静。身边人报告说：“没有其他异常，只有东北角像有狐狸走过的痕迹。”贾充于是审问女儿身边的人，她们把事情经过全部说了出来。贾充把这件事隐秘处理，便将女儿嫁给韩寿。韩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年去世，追赠骠骑将军。韩谧喜好学习，富有才思。成为贾充的嗣子后，继承了辅佐晋朝建立的功劳；又因为贾皇后专横放纵，韩谧的权势超过人主，甚至可以锁押黄门侍郎，他的威势达到如此程度。他依仗骄纵的宠幸，奢侈超过法度，住宅高大僭越，器物服饰珍贵华丽，歌童舞女都是当时选取的最优秀者。他开阁延请宾客，天下士人纷纷聚集，贵族游宦、豪门亲戚以及追逐浮华名利的人，无不竭尽礼数侍奉他。有人写文章称赞韩谧，把他比作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都依附迎合韩谧，号称“二十四友”，其余人不能参与其中。历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广城君去世后，离职服丧。丧期尚未结束，便被起用为秘书监，掌管国史。此前，朝廷讨论编修《晋书》时确定断限，规定从哪里起算。中书监荀勖认为应从魏正始年间开始，著作郎王瓒想把嘉平年以后的朝臣全部写入《晋史》，当时双方犹豫不决，没有定论。惠帝即位后，又让他们讨论。韩谧上议，请求从泰始年间断限。于是事情交给三府讨论，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都赞同韩谧的意见。骑都尉济北侯荀畯、侍中荀籓、黄门侍郎华混认为应当从正始年间开端。博士荀熙、刁协认为应从嘉平年间起算。韩谧再次执意上奏支持王戎、张华的意见，此事最终施行。不久转任侍中，仍领秘书监。当时韩谧跟随皇帝到宣武观校猎，便暗示尚书在宴会中召韩谧接受拜见，并告诫身边人不要让别人知道，于是众人怀疑他有异心。韩谧既然亲近显贵，多次进入东西二宫，与愍怀太子一同游玩相处，却没有丝毫屈尊降意。他常与太子下棋争夺棋路，成都王司马颖也在座，严肃地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韩谧怎么能这样无礼！”韩谧害怕了，把这件事告诉贾皇后，贾皇后于是调司马颖出任平北将军，镇守邺城。任常侍后，韩谧在东宫侍讲，太子心中不高兴，韩谧对此很忧虑。他家中又多次出现怪异现象：狂风把他的朝服吹到数百丈高，落在中丞台上；又有蛇从他的被子里钻出；夜间突然雷震他的房屋，柱子陷入地下，压毁床帐，韩谧更加恐惧。升任侍中后，他专掌宫禁内部事务，于是与贾皇后共同谋划，诬陷太子。赵王司马伦废黜贾皇后后，以诏书召韩谧到殿前，将要杀死他。韩谧逃入西钟下面，呼喊：“阿后救我！”于是被斩杀。韩寿的弟弟韩蔚有器量声望；韩寿的哥哥韩巩、儿子韩令保，弟弟散骑侍郎韩预、吴王友韩鉴，以及韩谧的母亲贾午，都伏法被诛。

译起初贾充伐吴时，曾驻屯项城，军中忽然发现贾充不见了。贾充帐下都督周勤当时白天睡觉，梦见一百多人登记拘带贾充，把他引入一条小路。周勤惊醒后，听说贾充失踪，便出去寻找，忽然看见梦中的那条路，于是前往寻找。果然看见贾充走到一所府舍，侍卫十分众多。府公南南坐着，声色严厉，对贾充说：“将要扰乱我家事情的，必定是你和荀勖；你们既迷惑我的儿子，又扰乱我的孙子。曾经暗中让任恺贬黜你，你却没有离开；又让庾纯辱骂你，你也不改过。如今吴国敌寇将要平定，你却上表请求斩杀张华。你的昏暗愚蠢，都是这一类事情。如果不悔改谨慎，我早晚要加罪于你。”贾充于是叩头至流血。府公说：“你之所以能够延续性命，名位器用又达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卫府之功。最终一定会使你的嗣子死在钟架之间，太子死在金酒之中，小儿困死在枯木之下。荀勖也应当遭受同样结局，不过他的先世德行稍微深厚些，所以在你之后才发生；数代以后，国家的继承也会衰败。”说完，命令他离去。贾充忽然回到军营，面色憔悴，精神昏乱，过了一天才恢复。后来韩谧死在钟下，贾皇后饮金酒而死，贾午受杖刑而死，最终都如府公所说。赵王司马伦失败后，朝廷追述贾充的功勋，商议为他立后嗣。想让贾充的从孙、散骑侍郎贾众继承，贾众假装发狂以求免除。于是以贾充的儿子贾秃为后嗣，封为鲁公，但贾秃又因病去世。永兴年间，立贾充的从曾孙贾湛为鲁公，承继贾充之后；贾湛遭逢战乱而死，鲁国封除。泰始年间，人们为贾充等人编歌谣说：“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意思是说他们灭亡魏国而成就晋朝。贾充的弟弟贾混，字宫奇，忠厚自守，没有特别的才干。太康年间，任宗正卿。历任镇军将军，领城门校尉，加授侍中，封永平侯。去世后，追赠中军大将军、仪同三司。贾充的从子贾彝、贾遵都有鉴别裁断的才能，都任黄门郎。贾遵的弟弟贾模最为知名。贾模字思范，年轻时便有志向和操守。广泛阅览典籍，深沉而有智谋，意志坚定，难以改变。贾充非常信任宠爱他，每件事都与他共同筹划。贾充年老病重，常常担心自己的谥号和身后名声，贾模说：“是非过错日后自然会显现，不可能掩盖。”初入仕任邵陵令，后来历任二宫尚书、吏部郎，因公事被免职，起用为车骑司马。参与诛杀杨骏，封平阳乡侯，食邑一千户。楚王司马玮假传诏令杀害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时，诏令派贾模率领中驺二百人前去救援。当时贾皇后已经参与朝政，想把权力托付给亲信党羽，授贾模为散骑常侍，两天后又提拔为侍中。贾模于是尽心匡正辅弼，推举张华、裴顗与自己同心辅政。几年之间，朝廷内外安宁平静，这是贾模的功劳。于是加授光禄大夫。然而贾模暗中掌握权势，对外却装作想远离权力；每逢贾皇后有事要上奏，入宫后就称有急事，或借口生病来躲避。至于平日有嫌隙怨恨的人，他多加以诬陷，朝廷十分畏惧他。他还贪婪侵夺、聚敛财富，富有程度可比王公。但贾皇后性情非常强暴，贾模每每竭力陈说祸福，皇后不能听从，反而认为贾模在诋毁自己。于是对他的信任日益衰退，而进谗挑拨的人便得以进用。贾模不得志，忧愤成病。去世后，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成。儿子贾游，字彦将，承袭爵位，历任太子侍讲、员外散骑侍郎。郭彰，字叔武，是太原人，贾皇后的从舅。向来与贾充亲近，贾充的妻子待他如同亲兄弟。历任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封冠军县侯。等到贾皇后专擅朝政，郭彰参与掌握权势，众人的情感和归附都集中到他那里，宾客盈满门户。世人称他们为“贾郭”，指的是韩谧和郭彰。去世后，谥号为烈。杨骏，字文长，是弘农华阴人。年轻时以王官身份任高陆令，历任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来因为是皇后的父亲而身居高位，由镇军将军升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有见识的人议论说：“分封诸侯，是为了藩屏王室；皇后妃嫔，是为了供奉祭祀、弘扬内教。皇后的父亲刚开始受封，就以临晋为侯，这是祸乱的征兆。”尚书褚▯、郭奕一同上表说杨骏器量狭小，不能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武帝没有听从。武帝自太康以后，天下太平无事，便不再留心繁杂政务，只沉溺于酒色，从此宠幸皇后党羽，求见请托公然进行。杨骏以及杨珧、杨济的势力于是压倒天下，当时人称他们为“三杨”。等到皇帝病重，还没有留下顾命遗诏，辅佐晋朝建立的功臣也都已经去世，朝臣惶恐疑惑，不知如何筹划。杨骏把群公全部排斥在外，亲自侍奉在皇帝身边，便随意更换公卿，培植自己的亲信。适逢皇帝病情稍有好转，看见任用的人不对，便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就这样做！”于是诏令中书省，让汝南王司马亮和杨骏共同辅佐王室。杨骏害怕失去权力和宠幸，便从中书省借来诏书观看，乘机把它藏了起来。中书监华廙恐惧，亲自前去索取，杨骏始终不肯交出。不到两夜，皇帝的病就更加严重了，皇后于是上奏皇帝，让杨骏辅政，皇帝点头同意。皇后随即召中书监华暠、令何劭，口头传达皇帝旨意，让他们起草遗诏：“过去伊尹、太公辅佐君主，功勋流传不朽；周公、霍光奉受遗命，声名冠绝前代。侍中、车骑将军、代理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履行德行，行为吉善，见识明察深远，辅佐东西二宫，忠诚严肃，功业显著，应当位居上台，追踪阿衡。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仍照旧。设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兵一千人，迁居前卫将军杨珧旧府。如果夜宿殿中，应当有护卫翼从；从左右卫三部各拨司马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杨骏，使他能够持兵器出入。” 诏书写成后，皇后拿给华暠、何劭看，并呈给皇帝，皇帝亲自看过却没有说话。从这以后两天，皇帝便去世了。杨骏于是承担托付国政的重任，住进太极殿。灵柩将要停殡时，六宫嫔妃出宫辞别皇帝，杨骏却不走下殿堂，还用一百名武贲军自卫。他不恭敬的行迹，从此开始。

译惠帝即位后，晋升杨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掌朝政，百官各自交出权力。杨骏担心身边人离间自己，便任用外甥段广、张劭担任近侍职务。凡有诏命，皇帝审阅完毕后，送入呈给太后，然后才发布。杨骏知道贾皇后的性情难以控制，非常畏惧她。又大量培植亲信党羽，都让他们统领禁军。于是皇室怨恨不满，天下人都愤怒了。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都有俊才，多次劝谏制止他，杨骏不能采纳，因而被废置在家。杨骏不懂古代大义，行动常常违背旧典。武帝去世还不到一年便改年号，议论者都认为这违背《春秋》逾年才书写即位的义理。朝廷顾惜此前的错误，命史官将此事隐去，所以第二年正月又重新改年号。杨骏自知一向没有美好的声望，害怕不能协调远近各方，于是按照魏明帝即位时的旧例，大肆封赏，想借此取悦众人。然而他处理政务严苛琐碎，刚愎自用，拒不接受劝谏，不能获得众人的拥戴。冯翊太守孙楚一向与杨骏交情深厚，劝他说：“您以外戚身份，处在伊尹、霍光那样的重位，掌握大权，辅佐年幼的君主，应当仰慕古人的至公至诚、谦逊恭顺之道。在周朝，有周公、召公担任宰辅；在汉朝，有硃虚侯、东牟侯。没有平民出身的人专擅朝政而能使国运善终的。如今宗室亲近而地位尊贵，藩王正值壮年，您却不让他们共同参与国家大政，内心怀着猜忌，外面树立亲信，灾祸很快就要到了。”杨骏不能听从。弘训少府蒯钦，是杨骏姑母的儿子。他们从小亲近，但蒯钦正直明亮、毫不屈曲，多次用正直的话触犯杨骏，杨珧、杨济都替他感到忧惧。蒯钦说：“杨文长虽然昏暗，尚且知道无罪的人不能随意杀害，他一定会疏远我。我被疏远在外，就可以不和他们一起死；否则，宗族倾覆、全族灭亡，怎么能长久呢！” 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一向不受杨骏礼遇，暗中构陷杨骏，说他将要图谋社稷。贾后想预闻政事，但忌惮杨骏，不能实现自己的欲望；她又不肯按照妇人的礼法侍奉皇太后。黄门董猛，从皇帝做太子时起就担任宦官监，在东宫为贾后办事。贾后暗中把消息传给董猛，谋划废掉皇太后。董猛于是与李肇、孟观暗中结交。贾后又让李肇通知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让他联合军队讨伐杨骏。司马亮说：“杨骏凶暴，死期不远，不值得忧虑。”李肇又把这话告诉楚王司马玮，司马玮认为有理。于是司马玮请求入朝。杨骏一向忌惮司马玮，原本想召他入朝，以防他生变，因此就答应了。司马玮到达后，孟观、李肇便向皇帝进言，连夜起草诏书，命令宫内外戒严，派使者奉诏废黜杨骏，让他以侯爵身份回府居住。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四百人跟随使者，前去讨伐杨骏。段广跪下对皇帝说：“杨骏受先帝恩遇，竭尽心力辅佐政事。况且孤立的公爵没有儿子，哪里有反叛的道理？希望陛下明察。”皇帝没有回答。当时杨骏住在曹爽过去的府第，府邸在武库以南。他听说宫内发生变故，便召集众官商议。太傅主簿硃振劝杨骏说：“如今宫内发生变故，其意图很容易看出，必定是宦官为贾后设谋，对您不利。应该烧毁云龙门来显示威势，搜捕制造事端的首领，打开万春门，引入东宫和外营的军队，您亲自拥护皇太子入宫，抓捕奸人。宫内一定震恐，必然会把他们斩杀送来，这样就可以免除灾难。”杨骏一向胆怯懦弱，犹豫不决，便说：“魏明帝建造了这样的大功业，怎么能烧毁它呢！”侍中傅祗连夜告诉杨骏，请求与武茂一同进入云龙门观察形势。傅祗于是对群臣说：“宫中不应空虚。”便起身作揖离去，于是众人都逃走了。不久，殿中军队出动，焚烧杨骏的府第，又命令弩手在阁楼上居高临下向杨骏府中射箭，杨骏的军队全都无法出府。杨骏逃到马厩，被人用戟杀死。孟观等接受贾后的密旨，诛杀杨骏的亲信党羽，全部夷灭三族，死者有数千人。贾后又命令李肇焚烧杨骏家中的私信，因为她不想让武帝临终托付后事的手诏传遍天下。杨骏被诛杀后，没有人敢收殓他，只有太傅舍人、巴西人阎纂为他办理了殡葬收殓。当初，杨骏征召隐士孙登，送给他一床布被。孙登在门口把被子截断，大声喊道：“砍啊，刺啊！”十天后，他托称有病，假装死去。到杨骏被杀时，他的话果然应验了。永熙年间，温县有个人像发疯一样，写下文字说：“光光文长，大戟成为墙。毒药虽然施行，戟也会反过来伤害自己。”后来杨骏住在宫内府第，果然用戟作为防卫。永宁初年，诏书说：“舅氏失去正道，宗族覆亡，我思念渭阳亲情，内心非常悲伤。应任命{艹务}亭侯杨超为奉朝请、骑都尉，以慰藉《蓼莪》诗所表达的哀思。” 杨珧字文琚，历任尚书令、卫将军。他一向有声望，受到武帝宠幸，当时的声望在杨骏之上。因为兄长杨骏显贵兴盛，他知道权势宠爱不可长久占有，便自己请求退位，前后恳切请求多次，最终也没有获准。当初，贾后被册立时，杨珧上表说：“考察古今，一个家族同时有两位皇后，从来没有能够保全的，反而遭受宗族覆灭的灾祸。请把这篇表章收藏在宗庙中，如果事情如臣所说，也许可以避免灾祸。”皇帝听从了。右军督赵休上书陈说：“王莽时期的五位公，兄弟之间相互接替。如今杨氏三公都处在高位，而天变屡次出现，臣私下替陛下忧虑。”因此杨珧更加恐惧，坚决请求退位，皇帝答应了，赐钱一百万、绢五千匹。杨珧起初因谦退礼让而得到称誉，晚年却结交朋党，构陷并排挤齐王司马攸。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侯成粲谋划趁拜见杨珧时亲手杀死他。杨珧得知后，托称有病不出门。他暗示有关官员上奏弹劾羊琇，羊琇被调任太仆。从此满朝官员没有人敢抗拒杨珧，而他一向的清正名声也完全丧失了。杨珧临刑时喊冤，说：“事情记载在石函中，可以询问张华。”当时众人都认为应当为他申理，应该依照钟毓案件的先例办理。但贾氏的党羽把杨氏一族视为仇敌，催促执行刑罚的人于是将他斩杀。当时的人无不叹息。杨济字文通，历任镇南将军、征北将军，升任太子太傅。杨济有才艺，曾随武帝在北芒山下校猎，与侍中王济都穿着布制袴褶，骑马执角弓站在车驾前。猛兽突然冲出，皇帝命王济射它，箭随弦发，猛兽应声倒下。不久又有一只猛兽冲出，杨济奉诏再次射杀它，六军大声欢呼，称快不已。武帝重视掌兵的官员，多把这些职位授给贵戚和有清望的人，杨济凭借武艺被称为称职。杨济与兄长杨珧深切忧虑权势过盛，于是和各位外甥李斌等一同竭力进谏。杨骏排斥王佑，任命他为河东太守，并拥立皇太子，这些都是杨济的谋划。

译当初，杨骏忌惮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催促他到藩国去。杨济与李斌多次进谏，劝他停止此事，杨骏于是疏远杨济。杨济对傅咸说：“如果家兄把大司马征召回来，就退身避开他，这样家门还可以免祸；否则，行动起来就将遭到灭族。”傅咸说：“只要把大司马征召回来，共同推崇至公之道，就能建立太平，没有必要躲避。臣下不可以有专擅之心，哪里只是外戚如此！如今宗室疏远，凭借外戚的亲近而得以安定；外戚处境危险，又依靠宗室的威重作为援助，这就是唇齿相依，是很好的谋略。”杨济更加恐惧，便问石崇：“人心究竟怎样？”石崇说：“贤明的兄长掌政，却疏远外姓宗室，应当和天下人共同忧虑。”杨济说：“见到我兄长时，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他。”石崇拜见杨骏时，便把这些话说了，杨骏不接受。后来杨济与几位兄长一同被害。政变发生的当晚，东宫召见杨济。杨济问裴楷：“我该到哪里去？”裴楷说：“您担任太子保傅，应当到东宫去。”杨济平日乐于施舍，长期掌管兵马，跟随他的四百多人都是关中壮士，射箭没有不中的，都想救杨济。杨济已经入宫，众人无不叹息遗憾。史臣说：贾充凭借谄媚奉承的鄙陋资质和刀笔吏的平庸才能，幸逢昌盛时代，滥居不应居的高位。他拔刀戈反叛顺义之举，竟没有丝毫猜疑畏惧之心；手持斧钺推动灭亡魏朝的大事，却突然提出知道大难将至的请求。他岂只是魏朝的悖逆之臣，也可以说是晋室的罪人吧！然而他仍然终身享尽宠荣，兼任文武重职；活着承受台辅的寄托，死后享有配享宗庙的荣耀，真可说是无德而享禄，灾祸将要降临了。等到他留下后代，竟是乞丐般的人物，继承恶行积累而成的根基，放纵奸邪凶恶的品德。贾南风这个聪明而邪恶的妇人被他煽动，杨氏之家因此遭受搜掠；即使最终诛灭了他们，又怎么能说已经足以抵偿罪责呢？过去当涂高被剪除时，公闾确实竭尽了力量；司马氏分崩离析时，南风也用尽了力量。真可以说‘你以此开始，必以此终结’，这话确实如此。杨骏凭借宠幸逐步攀升，最终承担栋梁重任，受到敬重尚且唯恐来不及，却骄奢淫逸，怎么能够免祸呢？杨括的母亲凭借明智保全自身，杨会因为预先进言而得到宽宥，杨文琚的见识与过去那些贤者相同，所受惩罚却与昔日人物不同，真令人叹惋啊！”},{ 赞曰：公闾善于巧言谄媚，内心违背正道。侥幸遇上时运，于是攀登荣贵之位。乞丐般的后代承继家业，凶恶的家族扰乱政事。琐劣的文长，竟然居于栋梁之位。占据不属于自己的职位，终于走向灭亡。杨珧虽然事先觉察，也同样遭受灾祸。

译列传第十一 魏舒、李憙、刘寔、高光 魏舒，字阳元，是任城樊县人。他幼年丧父，由外祖家宁氏抚养。宁氏修建住宅，看宅相的人说：“这里将会出现显贵的外甥。”外祖母认为魏舒年幼而聪慧，以为应验在他身上。魏舒说：“应当由我为外家成就这宅相。”后来他才另立门户居住。魏舒身高八尺二寸，仪容俊秀伟岸，能饮酒一石有余，但行动迟钝、质朴木讷，不受乡亲看重。他的从叔父、吏部郎魏衡当时很有名望，却也不了解他，让他看守水碓，常常叹息说：“魏舒能当个管理几百户的小官，我的愿望就满足了！”魏舒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不修习常人的礼节，不做故意显耀自己的事情；每当想要包容有才能或有长处的人时，最终也不显扬别人的短处。他生性爱好骑射，穿着皮衣，进入山林湖泽，以捕鱼打猎为业。只有太原王司马乂对他说：“您最终应当成为台辅，但现在还不能使妻子儿女免于饥寒，我应当帮助您经营。”他经常救济魏舒的贫乏，魏舒接受而不推辞。魏舒曾到野王，主人家的妻子夜里生产，不久听到车马声，便互相询问：“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回答说：“男孩。记录下来，他十五岁时会因兵乱而死。”又问：“睡在那里的人是谁？”回答说：“魏公魏舒。”十五年后，魏舒到主人家，问当年出生的孩子在哪里，主人说：“他因为砍桑枝时被斧头砍伤而死了。” 魏舒自己知道将来应当位至三公。四十多岁时，郡里负责上计的掾吏察举他为孝廉。宗族亲党认为魏舒没有学业，劝他不要应选，说这样可以显示清高。魏舒说：“如果参加考试却没有考中，过错在我，怎么可以凭借无故不去应试的清高，虚妄地窃取荣耀呢！”于是亲自督促自己学习。一百天学习一部经书，因而参加对策考试，名次升高。被任命为渑池长，调任浚仪令，入朝任尚书郎。当时朝廷想淘汰郎官，没有才能的人都罢免。魏舒说：“我就是那种人。”于是裹起被褥离去。同僚中一向没有清正名声的人全都面有惭色，谈论此事的人都称赞他。他多次升迁，任后将军钟毓的长史。钟毓常与属官和僚佐射箭，魏舒总是只替他们筹算人数。后来遇到人数不足，便把魏舒算入其中。钟毓起初不知道他善于射箭。魏舒仪态从容文雅，发箭没有不中的，满座都惊愕不已，没有人能与他抗衡。钟毓赞叹并道歉说：“我竟然没有能够充分发挥您的才能，仅凭这样高超的射箭本领，难道还只是一件事情吗！”魏舒改任相国参军，封剧阳子。府署和朝廷的琐碎事务，他从不参与争论；至于国家兴废的大事，众人不能决断的，魏舒便从容筹划，提出的意见多在众人议论之上。文帝非常器重他，每次朝会结束，都注目送他离去，说：“魏舒仪表堂堂，是众人的领袖。”他升任宜阳、荥阳二郡太守，声望很高。朝廷征召他任散骑常侍，出任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政简惠民著称。入朝任侍中。武帝认为魏舒清廉朴素，特赐绢一百匹。升任尚书，因公事应当免官，诏令以赎罪论处。魏舒三次娶妻，妻子都去世了，这一年他自己上表请求告假回本郡安葬妻子，诏令赐给墓地一顷、钱五十万。太康初年，任命魏舒为右仆射。魏舒与卫瓘、山涛、张华等认为天下已经统一，应当采用古代封禅东岳的典礼，前后多次陈述此事，武帝谦让不肯答应。朝廷任命魏舒为左仆射，兼任吏部职务。魏舒上言：“如今选定后宫妃嫔，用玉帛行聘礼，却仍由御府丞奉行聘礼、宣布成就嘉礼，这是礼物贵重而使者官位太低。我认为册拜三夫人，应当派卿；册拜九嫔，应当派五官中郎将；册拜美人、良人，应当派谒者，这样才符合更为完备的典章制度。”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详议此事，众人意见有异同，于是此事搁置。加授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山涛去世后，朝廷让魏舒代理司徒，不久正式任命。魏舒有威望和德望，俸禄赏赐都分给九族，家中没有多余财产。陈留人周震多次被各府征辟，征辟文书一下达，征辟他的长官就死亡，大家都称周震为“杀死长官的掾吏”，再没有人征辟他。魏舒于是任用他，最终却没有发生祸患，有见识的人因此称赞魏舒通达知命。魏舒因年老，常常称病请求退位。中途又暂时起任，代理兖州中正，不久又称病。尚书左丞郤诜写信给他说：“您久病稍有好转，出来处理政务是应当的，也是皇上所挂念的。为什么刚刚起身就又回去躺着，委曲自己而改变常法，实在有失众望。您年轻时建立了崇高声望，一旦舍弃它，难道不可惜吗！”魏舒仍像以前一样称病。后来他以灾异为由请求退位，皇帝不准。后来正旦朝会结束回到府第，他上表交还官印绶带。皇帝亲自下诏劝勉，但魏舒坚持退位的意志更加坚定，于是下诏说：“司徒、剧阳子魏舒，体察大道而弘厚纯粹，思虑深远，忠诚严肃、居心正直，在公职上尽力规谏。入朝掌管铨选，任用官员都合乎次序；出朝辅佐帝王，广泛推行五教。恩惠教诲流布四方，德行声望显著，可以说是朝廷中的俊杰。可是他屡次坚持谦让，辞意恳切真诚，我反复阅览，心中不免惆怅。成全别人的美德，是先代典章所允许的，实在难以违背他的至情。” 如今答应他的请求，让剧阳子回府居住，位次同于三司，俸禄赏赐照旧。赐给他凭几和手杖，可以不参加朝会，赐钱一百万，床帐、竹席、被褥等一并赏给。给他配舍人四人，设置官骑十人。派光禄勋奉行策命，主管官员详细按照典礼办理，一切都依照旧制。”于是赐给他安车、驷马，门前设置行马。魏舒办事总是先做后说，到了退位时，没有人事先知道。当时舆论认为，自晋朝兴起以来，三公能够辞去荣位并善终的，还没有这样的人。司空卫瓘写信给魏舒说：“每次和您共同谈论这件事，天天都没有结果，真可说是仿佛看见它就在眼前，转眼却又到了身后。”太熙元年，魏舒去世，时年八十二岁。皇帝非常悲伤哀悼，赗赙等丧葬赠物优厚，谥号为康。他的儿子魏混，字延广，清廉仁惠，有才华和品行，任太子舍人。二十七岁时先于魏舒去世，朝廷内外都替魏舒悲伤惋惜。魏舒每次悲痛号哭，退朝后便叹息说：“我远远不如庄子，难道还要因为无益的悲伤损害自己吗！”于是服丧期满前不再哭泣。诏书说：“魏舒只有一个儿子，却命薄早夭。魏舒到了告老之年，处在穷困孤独的痛苦中，每当想到这些便悲伤，因此为他叹息哀悼。想要用什么来排遣忧愁、调养精神，可以再增加滋味食品。仍赐给他阳燧、四望繐窗户、皂轮车和牛一乘，希望他出入时可以观望景物，或许足以排解忧愁。”以庶孙魏融承继爵位。魏融又早死，由从孙魏晃承继。李憙，字季和，是上党铜鞮人。他的父亲李牷，曾任汉朝大鸿胪。李憙年轻时就有高尚品行，博学精研，曾与北海人管宁一起被以贤良征召，但没有应召。三府多次征辟他，他都不就任。宣帝又征辟李憙为太傅属官，他坚决以有病推辞。郡县用车把他送上路，当时李憙的母亲病重，他便偷偷越过泫氏城步行返回，随后遭逢母亲丧事，评论他的人赞美他的志向和节操。后来任并州别驾。当时骁骑将军秦朗经过并州，并州刺史毕轨对他十分敬重，命令秦朗乘车到阁门。李憙坚决进谏，认为这样不可以，毕轨不得已听从了他。

译景帝辅政时，任命李憙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李憙到任后被引见，景帝对他说：“过去先公征辟您，您却不肯应召；如今我命令您，您却来了，这是为什么？”李憙回答：“先君以礼相待，我可以按照礼法进退；明公以法令约束我，我畏惧法令，所以来了。”景帝非常器重他。调任司马，不久授任右长史。跟随景帝讨伐毌丘俭回来后，升任御史中丞。他任职时神色严正，不畏惧强暴权贵，百官都震动肃敬。李憙推荐乐安人孙璞，孙璞也因道德显名，当时人称赞李憙善于识人。不久升任大司马，因公事被免职。司马伷任宁北将军，镇守邺城，以李憙为军司。不久，任命李憙为凉州刺史，加授扬威将军、假节，兼领护羌校尉，安抚并统御华夏与夷狄各族，取得很好的声誉和功绩。羌族入侵边塞，李憙趁着有利时机，来不及上报朝廷，便自行按照便宜之权出兵深入，最终大获全胜，因功劳重大而免于责罚，当时人把他比作汉朝的冯奉世、甘延寿。于是请求回家，朝廷答应了。不满一月，授任冀州刺史，多次升迁至司隶校尉。魏帝向晋禅让时，李憙以原官代理司徒职务，作为副使与太尉郑冲共同奉行策命。泰始初年，封为祁侯。李憙上言：“已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已故尚书仆射武陔，各自占有官田三更，请免去山涛、司马睦等人的官职。武陔已经去世，请降低他的谥号。”诏书说：“法令是天下取正的依据，必须不回避亲近和显贵的人，然后才能施行；我难道要在这中间枉法放纵吗！但是查考这件事，都是刘友所做，他侵害剥削百姓，以错误之事迷惑朝廷官员。奸吏竟敢做这种事，应当彻底审讯刘友，以惩罚奸邪谄佞。山涛等人没有重复犯同样的过错，都不要追问。《易经》说：‘王臣蹇蹇，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如今李憙刚直的志向在于公义，任职便依法办事，可以说是‘国家的正直执法之臣’。光武帝曾说：‘贵戚暂且收敛手脚，避让二鲍。’难道事情不应如此吗！应当再次告诫群臣，各自谨慎办理所主管的事务。宽宥的恩典，不可以多次获得。”李憙两代任司隶，朝廷内外都称赞他。后来又因公事被免职。这一年，皇太子被册立，任命李憙为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后，东宫长期空缺，制度废弛缺失，所属官署不完备，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等官职都没有设置，只设置卫率来掌管军队，太子太傅、少傅二人兼摄各项事务。李憙任职多年，教导太子，尽力规谏。后来升任尚书仆射，授特进、光禄大夫，因年老退位。诏书说：“光禄大夫、特进李憙，依凭德行而守持义理，应当升任台司；他本可辅佐我，却因年高而退休。虽然可以优游闲居、无为养神，但我虚心期待贤臣辅佐，怎能不感到惆怅！应保留光禄大夫的名号，改授假金紫，设置官骑十人，赐钱五十万，俸禄赏赐和班次礼仪全都与三司相同，门前设置行马。” 当初，李憙任尚书仆射时，凉州的胡虏侵犯边境，李憙倡导正义，派军讨伐。朝廷官员认为出兵不容易，胡虏还不足以构成祸患，最终没有听从他。后来胡虏果然大肆放纵侵扰，凉州覆没，朝廷深深后悔。因为李憙清廉朴素、家境贫俭，赐给他绢一百匹。齐王司马攸出镇时，李憙上疏劝谏，言辞十分恳切。李憙历任官职以来，虽然清廉却并非特别突出，但家中没有积蓄，亲戚旧友甚至与他分衣共食，他从不把王府官物私自占为己有。去世后，追赠太保，谥号为成。他的儿子李赞承袭爵位。李憙的小儿子李俭，字仲约，历任左积弩将军、屯骑校尉。李俭的儿子李弘，字世彦，年轻时就有清白高洁的节操，永嘉末年，历任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刘寔，字子真，是平原高唐人。他是汉朝济北惠王刘寿的后代，父亲刘广，任斥丘令。刘寔年轻时贫困艰苦，靠卖牛衣维持生活。但他喜好学习，手上编着绳子，口中诵读书籍，广泛通晓古今。他清正自守，品行没有瑕疵。郡里察举他为孝廉，州里举荐他为秀才，他都没有应命。后来以计吏身份进入洛阳，调任河南尹丞，升任尚书郎、廷尉正。后来历任吏部郎，参与文帝相国府军事，封循阳子。钟会、邓艾讨伐蜀国时，有人问刘寔：“这两位将军能平定蜀国吗？”刘寔说：“攻破蜀国是一定的，但两人都回不来。”客人问他原因，刘寔笑而不答，后来果然如他所说。刘寔预见事情的能力，大多如此。因为当时世人多趋附争进，谦让之道缺失，刘寔于是撰写《崇让论》来纠正这种风气。文章说：古代圣王教化天下之所以重视谦让，是想借此使贤才脱颖而出，平息争夺竞争。人的常情没有不希望自己贤能的，所以劝人把贤者让出来，是为了使自己显明为贤者，哪里是假意谦让不贤之人呢！因此谦让之道兴盛，贤能之人不用求取便会自然出现，至公的选举制度自然建立，百官的后备人选也预先具备了。一个官职空缺，就选择众官所共同谦让次数最多的人任用，这是审慎的办法。朝廷中的士人互相把贤能之人让给上面，民间百姓也都会受到感化，推举贤人、礼让能人的风气便由此产生。一个人被一国人共同推让，就是一国的贤士；被天下人共同推举，就是天下的贤士。推让的风气流行，贤能与不肖就会清楚地分开。这种办法实行后，在上位的人不必费心，顺着清正的舆论办理即可。所以说，尧做君主真是广大无边，没有人能够说清他的功德。这是说天下自然安定了，看不出尧是怎样教化天下的，所以无法为他命名说明。又说，舜、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它据为己有，无为而天下得到教化，这大概就是舜的境界吧。贤人在朝廷上互相谦让，大才之人总在高官之位；小人不在民间争斗，天下便太平无事了。用贤才来实现无事，最高的治道就兴盛了。既然已经仰赖众人取得成功，又何必再参与其中呢！所以可以歌咏《南风》诗，弹奏五弦琴了。成就这种功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崇尚谦让所带来的结果罢了。孔子说，能够用礼义和谦让治理国家，治理起来就不困难。

译朝廷中的人不致力于互相谦让，已经很久了，天下也受到影响。自魏代以来，被推荐征召而升进的士人，以及在职的官吏，临到接受任用时，虽然口头上推辞说自己不能胜任，最终却没有人肯把职位让给胜过自己的人。推让的风气停止，争夺竞争之心便产生。孔子说，在上位者提倡谦让，下面的人就不会争夺；这说明谦让之风不兴盛，下面的人必然争夺。推让之道兴盛，贤能之人便会日益受到推举；争夺竞争之心产生，贤能之人便会日益遭受诽谤。争夺者想让自己居先，非常憎恨有能力的人居先，不可能不加以毁谤。所以孔子、墨子也不能免遭世人诽谤，何况不如孔子、墨子的人呢！议论者都说，当世缺少有高声望的人才，朝廷没有大才之人可以担任高官。山林泽野中的小官吏也说，朝廷中的士人虽然有高官名位和德望，却都比不上从前的人。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错了。不是当时特别缺少贤才，而是当时不尊重谦让。一个人有了领先众人的声誉，毁谤必然随之而来，导致名声无法成就。即使让后稷、契重新活着，也不能保全他们的声名。贤能与愚劣混杂，优劣不能分辨，士人没有一贯确定的评价；官职空缺时，负责选官的人不知道任用谁，只能按照官位资次来举荐。同样有才的人中，先被任用的，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就一定是被有权势者所眷顾的人。这并不是因为先用之人独自贤能，而是凭借先被任用的资历，又不断得到升迁。不断升迁之后，不能胜任职位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看看在职的官员，政绩没有声闻的，若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大多都是凭资次升进的。假如当时天下都尊重谦让，士人一定要先因被众人谦让而成名，成名以后官府才任用他。那些声名品行没有建立起来的人，在任职时没有政绩可称，当然就没有人会谦让推举他们，官府也没有理由任用他们。如今不断有人被任用，是因为谦让之道废弃，长期以来按照资历任人的做法本身就有过失。因此自汉、魏以来，时常举行大规模举荐，命令众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只按才能任用，不限制官阶次序；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但所举荐的人必定有合适的，却没有听说当时有谁被破格任用，也不知道谁最贤能；所举荐的人必定有不合适的，却没有人获罪，也不知道谁最不肖。之所以无法知道，是因为当时的人没有谁肯互相推举，贤愚的名声没有区别，才造成这种情况。举荐者知道上面考察不能周密详审，所以敢于随意举荐。有人举荐自己认为贤能的人，又趁机把自己想推荐的人一并列入，一次便达到目的；人数非常多，人人都说自己所举荐的人贤能，还给他们加上很高的评语，彼此相似如一，很难区分。各种情况交错混乱，真假混在一起，因此问题更加严重。即使举荐者不能尽忠的罪责，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上面开放了泛滥的听取考察之路，才使事情变成这样。从前齐王喜欢听竽声，一定要三百人合吹才听，还给他们数人份的俸禄。南郭先生其实不会吹竽，因为三百人一起吹可以掩盖他的无能，于是请求替齐王吹竽，白白领取数人份的俸禄。继位的齐王察觉后想改变这种做法，却难以公开说明先王的过错，于是下令说：“我喜欢听竽声，比先王更甚，我要让他们一个个列队，分别吹给我听。”南郭先生于是逃走了。推举贤能的风气不能建立，滥行举荐的制度不改变，那么南郭先生一类的人就会充满朝廷。才高而守道的人日益退避，奔走于权势之门的人日益增多。即使国家有法典刑罚，也不能禁止这种现象。谦让之道不兴盛所造成的弊病，不只是贤人处在低位、不能及时升进；国家中担负重任的良臣，也会逐渐因罪受罚而退职。怎么知道会这样呢？孔子认为颜回尚且不犯同样的过错，这说明不是圣人都必然有过失。显贵受宠的地位，想要得到它的人很多；嫉妒贤能的人堵塞他们的道路，抓住他们的过失加以毁谤的人也很多。诽谤的产生，并不是凭空捏造，必定是借着别人细小的过错把它夸大。毁谤的话多次传入耳中，在上位者即使想不接受，也不能不依据所听到的情况，因事情发生而稍加察看；这样一来，事情的验证就会出现。既然获得了证据，怎么能不依法治他的罪？如果明知有罪却放纵不问，君王的威势就会日益衰弱，法令不能施行便从这里开始了。如果明知而一概治罪，受罚退职的人逐渐增多，大臣便会产生不能自保的心理。贤才不能进用，贵臣日益疏远，这是拥有国家的人最深的忧患。《诗经》说：‘接受俸禄却不谦让，最终会因此灭亡。’不谦让的人忧虑自身灭亡还来不及，却希望他有益于国家朝廷，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我私下认为，改变这种风俗其实很容易。怎么知道呢？当时任职的官员虽然混杂着平庸卑劣之才，其中贤明的人也很多，难道能说他们都不知道尊重贤能、谦让职位吗！只是因为当时人人都不谦让，习惯逐渐形成风俗，所以最终不这样做罢了。臣子刚被授官，都要上表让皇帝知道，称为谢章，这一制度由来已久。推究谢章的本意，是想进荐贤能之人，以报答国家的恩德。从前舜任命禹为司空，禹拜谢叩头，把职位让给稷、契和皋陶；任命益为虞官，益把职位让给朱虎、熊、罴；任命伯夷掌管三礼，伯夷把职位让给夔、龙。唐尧、虞舜时代，百官刚被任命，没有不谦让的。谢章的意义，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尚书》记载这些，是想让后世永远以此为准则。到了末世，所任用的人不贤，不能把职位让给贤者，只是空泛地感谢被任用的恩典罢了。世代相承而不改变，这是习俗造成的过失。凡是按照资次叙用、能够通行章表的官员，都应当让贤推能才能上表；不能有所谦让、只是白白浪费纸张的，一概不准上表。臣子刚被授官，都应当思考推举贤能、把职位让给他们；谦让的文书交给主管官员掌管。三司有职位空缺，就选择三司官员谦让次数最多的人任用。这样一个三司职位空缺，三公已经预先选定了。况且主管选官的官员未必适合任命三公，不如让三公共同选出一位三公，更为周详。四征将军职位空缺，就选择四征将军谦让次数最多的人任用。这样一个四征职位空缺，四位征将军已经预先选定了，必定比等职位空缺后让主管官员选任四征将军更周详。尚书职位空缺，就选择尚书中谦让次数最多的人任用；这相当于八位尚书共同选出一位尚书，比临到空缺时让主管官员从八位尚书中选任更周详。郡守职位空缺，就选择各郡官员谦让次数最多的人任用，比让主管官员从百郡郡守中选任更周详。

译把百官百郡的谦让，与主管官员的选任相比，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即使再命令三府共同参与举荐官员，三府本来就没有被委托选官的责任，各自也不能用心考察。它们所费的心力不过裁定一二三人，仍只是让主管官员按照官阶次序举荐，并没有精心选择。贤人和愚人都相互谦让，百姓的耳目全都成为国家的耳目。人的常情，在争夺时就想毁谤自己不了解的人，在谦让时就争相推举胜过自己的人。因此世道争夺时，毁誉交错，优劣无法分明，难以进行谦让；时代崇尚谦让时，贤能智慧的人显露出来，才与不才的优劣清清楚楚、依次排列，无法混淆。在这个时候，能够退身修养自己的人，会有很多人谦让推举他；即使他想安守贫贱，也不可能做到。奔走争进而希望别人来谦让自己，就好像倒退着走路却想求得前进。这样一来，愚者和智者都知道要进身求通达，若不修养自身便没有别的出路。那些向外奔走求取名位的人，就会在这种风气下相继返回。浮泛的声名和空虚的议论，不必禁止便会自行消失。人人都不必费尽心机，只需听任众人的议论，天下自然就会受到教化。不用言语的教化得以施行，崇高伟大的美德也会由此彰显。谦让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怎么能不努力实行呢！《春秋传》说：“范宣子谦让，他的下属也都谦让。栾黡虽然贪暴，却不敢违背。晋国因此安定，后世几代都依赖这种风气。”这是上古的教化：君子崇尚任用能者，并把职位让给下属；小人努力务农来侍奉上位者，上下有礼，谗言邪恶被远远排斥，都是因为没有争夺。等到世道混乱，国家的弊病往往也一定由争夺造成。这个确切的论断说得明白如此。在朝廷中主持选官、掌管大官任命的君子，如果能够不因人的身份而废弃正确的言论，举荐并施行这种办法，各自把让贤举能作为首要任务，那么各种人才就会大量出现，能与不能会明显区分，盖世功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泰始初年，刘寔晋爵为伯，多次升迁至少府。咸宁年间任太常。调任尚书。杜预讨伐吴国时，刘寔以原官代理镇南军司。当初，刘寔的妻子卢氏生下儿子刘跻后去世，华氏准备把女儿嫁给刘寔。刘寔的弟弟刘智劝说：“华氏家族大多贪婪，必定会败坏家门。”刘寔推辞却未能成功，最终还是娶了华氏的女儿，生下儿子刘夏。后来刘寔终于因刘夏收受贿赂而获罪，被免官。不久又任大司农，再次因刘夏的罪行被免职。刘寔每次回到州里乡间，乡人都带着酒肉来迎候他。刘寔不忍违逆他们的心意，总是和他们一起吃，却把剩下的带回去。有人对刘寔说：“您的品行高出一世，可是几个儿子却不能遵循。为什么不早晚严格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过错而自行改正呢？”刘寔说：“我所实行的，是自己所听闻、所见到的道理，并不是彼此承袭模仿的，难道还能够靠教诲得到吗！”世人认为刘寔的话是正确的。后来起任国子祭酒、散骑常侍。愍怀太子当初被封为广陵王时，精心选择老师和朋友，任命刘寔为老师。元康初年，晋爵为侯，多次升迁至太子太保，加授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兼领冀州都督。元康九年，策命任司空，升任太保，调任太傅。太安初年，刘寔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位，赐安车、驷马、钱一百万，让他以侯爵身份回府居住。长沙王与成都王交战时，刘寔被军人掠夺，暗中返回乡里。惠帝去世，刘寔前往山陵。怀帝即位后，又授任太尉。刘寔自陈年老，坚决推辞，皇帝不准。左丞刘坦上言：“朝廷堂阶越高，地位就越尊；君主尊贵，宰相也就显贵。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没有不以元老大臣为师，崇尚养老的教化，训示天下，使年长年幼的人都懂得礼法。七十岁退休，也是用来优待有旧德的人，激励清廉高尚的风气。太尉刘寔具有清正朴素的操守，保持不变的纯洁品行，告老悬车，已经二十多年；他的浩然志向，到老年反而更加坚定。可以说是国家的硕德老臣、邦国的宗师楷模。臣听说老年人不应当凭筋力行礼，刘寔年过九十，生命只在朝夕之间，却亲自扶杖乘车，冒险前来，到山陵表达哀思，入朝廷表示敬意，大臣的节操已经完备了。圣上诏令殷切，必定要让刘寔位居上台，辅佐朝政；反复下诏劝谕，历经两年。但刘寔多次上露板，辞意恳切。臣认为古代养老，是以不任职为优待，并不是以重新任官为尊重，应该听从刘寔所坚持的意愿。” 太安三年，诏书说：“从前虞舜任用五位贤臣，成就垂衣拱手的教化；汉朝丞相萧何，建立了使天下安宁统一的声誉，所以能够在当时光耀昌盛，使恩泽流传百代。朕承受上天的明命，统治天下，用来崇尚彰显治国之道，也要依靠元老大臣和百官竭尽股肱之力，以符合最大的期望。然而您年老告退，确实难以违背。如今听许您以侯爵身份回府，位次在三司之上，官秩俸禄依照旧例，赐给凭几手杖，可以不参加朝会，并赐住宅一所。国家的大政，将要前往向您咨询，以副朕意。”一年多后去世，时年九十一岁，谥号为元。刘寔年轻时贫穷困乏，拄着手杖徒步行走，每到一处休息住宿，都不劳烦主人，柴薪和饮水全都自己解决。等到地位声望显赫，仍崇尚节俭朴素，不喜爱华丽。他曾到石崇家，入厕时看见里面挂着红色花纹的帐子，坐垫被褥十分华美，还有两个婢女拿着香囊。刘寔立即退出，笑着对石崇说：“我误入您的内室了。”石崇说：“这是厕所。”刘寔说：“贫寒士人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厕所。”于是改到另一间厕所去。刘寔虽身处荣宠，居住却没有私宅，所得俸禄都用来供养、救济亲友故旧。虽然礼教已经衰败，他仍以正道约束自己。妻子去世后，他按照居丧结庐、扶杖的礼制办理丧事，服丧期内始终不接近内室。轻薄的人讥笑他，他不以为意。从年轻到老年，他专心学习，从不倦怠，即使任职办事，书卷也不离手。他尤其精通《春秋》三传，辨正《公羊传》，认为卫辄不应以祖父的命令为理由推辞君位，祭仲失去了做臣子的节操；他列举这两件事来说明臣子应守的本分，于是流传于世。又撰写《春秋条例》二十卷。刘寔有两个儿子：刘跻、刘夏。刘跻字景云，官至散骑常侍。刘夏因贪污被世人弃置放逐。刘寔的弟弟刘智，字子房，贞正朴素，有兄长的风范。他年轻时贫困，每天背柴维持生活，读书诵书从不停止，最终以儒者的品行得到称誉。历任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任颍川太守。平原人管辂曾对别人说：“我和刘颍川兄弟交谈，使人精神思想清明振作，昏暗时也不想睡觉。除此之外，几乎白天就想睡觉了。”入朝任秘书监，兼领南阳王师，加授散骑常侍，升任侍中、尚书、太常。撰写《丧服释疑论》，辨析阐明了许多问题。太康末年去世，谥号为成。

译高光，字宣茂，是陈留圉城人，魏太尉高柔的儿子。高光年轻时学习家传的学业，通晓并精熟刑法。起初凭太子舍人的身份逐步升任尚书郎，出任幽州刺史、颍州太守。当时武帝设置黄沙狱，掌管诏令拘捕的囚犯。因为高光历代研习法律，便任命他为黄沙御史，秩禄与中丞相同，后升任廷尉。元康年间，授任尚书，掌管三公曹。当时赵王司马伦篡位叛逆，高光在那段时期坚守正道，保全贞节。司马伦被赐死后，齐王司马冏辅政，又任命高光为廷尉，升任尚书，加授奉车都尉。后来高光跟随皇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有功，封为延陵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当时朝廷都推重高光善于执法，所以他屡次主管司法官职。惠帝被张方逼迫，前往长安，朝臣逃散，没有人跟随，只有高光独自侍奉皇帝西行。升任尚书左仆射，加授散骑常侍。高光的哥哥高诞被上官巳等人任用，历任徐、雍二州刺史。高诞性情放纵，没有节制，而决断刚烈超过常人，与高光操守不同。他常说高光拘泥小节，总是轻慢侮辱他，但高光侍奉高诞更加谨慎。皇帝回到洛阳后，当时皇太弟刚刚确立，需要慎重选择师傅，于是任命高光为少傅，加授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一职仍旧。怀帝即位后，加授高光光禄大夫、金章紫绶，他与傅祗一同受到推重。不久任尚书令，原有官职照旧。高光因病去世，追赠司空、侍中。适逢京城洛阳倾覆，最终没有来得及加谥号。他的儿子高韬，字子远，放纵逸乐而没有约束。高光任廷尉时，高韬收受贿赂，有关官员上奏要审查他，高光却不知道。当时人们虽然责怪高光不能防范约束儿子，但因为他一向用心正直，并不认为这是他的拖累。起初，高光前往长安留台，任命高韬兼任右卫将军。高韬与殿省中的小人交往，高光去世后，他仍在服丧期间往来不绝。当时东海王司马越辅政，不上朝听政。高韬知道人心对司马越有所怨望，便秘密与太傅参军姜赜、京兆杜概等谋划讨伐司马越，事情泄露后被处死。史臣说：下等士人争竞浮华文饰，中等之才安静而质朴，都不如那种进取时才力不足、退处时余力有余的人。魏舒、刘寔思虑精深，佩绶登上三公之位，所见所止都能成就事务。季和勤于询问而善于应答，任官时神色严正。《诗经》说“贪婪的人败坏同类”，难道说的是刘夏吗？赞曰：魏舒进言不自矜夸，喜爱应对诸侯。刘寔、高宣茂，雅正的志向难以超越。进仕时能荐举忠良，退处时能兴起谦让。光明洁白的瑚器，来到玉绳星之旁。

译列传第十二。王浑（儿子王济）、王濬、唐彬。王浑，字玄冲，是太原晋阳人。父亲王昶，任魏司空。王浑沉静高雅，有器度和才量。承袭父亲的京陵侯爵位，被征召为大将军曹爽的属官。曹爽被诛杀后，王浑按惯例免官。起任怀县令，参与文帝的安东军事事务，逐步升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咸熙年间任越骑校尉。武帝接受禅让即位后，加授扬烈将军，升任徐州刺史。当时年成荒歉、粮食歉收，王浑开仓赈济，百姓依靠他得以度日。泰始初年，增加食邑一千八百户。过了很久，升任东中郎将，监领淮北诸军事，镇守许昌。他多次陈述政事的利弊，很多意见都被采纳施行。调任征虏将军，监领豫州诸军事，假节，兼任豫州刺史。王浑与吴国接壤，宣扬威势和信义，前后归降依附的人很多。吴将薛莹、鲁淑号称有十万兵众，鲁淑向弋阳进军，薛莹向新息进军。当时州兵都被放归休息，王浑手下只有一个旅的兵力，便渡过淮水，暗中渡河，出其不意，薛莹等没有料到晋军到来。王浑将其击破，因此封他的次子王尚为关内侯。升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寿春。吴人在皖城大规模屯田，企图造成边境祸害。王浑派扬州刺史应绰督领淮南诸军攻破他们，并攻破各处别屯，焚烧其积存粮食一百八十多万斛、稻苗四千多顷、船六百多艘。王浑于是陈兵东部边境，观察当地地形的险要和平坦，逐一察看敌城，考察进攻夺取的形势。到大举伐吴时，王浑率军从横江出发，派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打寻阳濑乡，又击败吴国牙门将孔忠，都取得胜利，俘获吴将周兴等五人。又派殄吴护军李纯占据高望城，讨伐吴将俞恭，将其击破，斩杀俘获很多。吴国历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硃明因畏惧前来投降。吴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等率领数万兵众向城阳进发，王浑派司马孙畴、扬州刺史周浚将其击破，临阵斩杀两名将领，斩首及俘虏共七千八百人，吴人大为震动。孙皓的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送来印绶符节，向王浑投降。不久王濬攻破石头城，使孙皓投降，威名更加振作。第二天，王浑才渡过长江，登上建鄴宫，滤酒举行盛大宴会。他认为自己先占据江上，击破孙皓的中军，却按兵不进，导致功劳排在王濬之后，心中非常惭愧怨恨，显出不平之色，屡次上奏王濬的罪状，当时人讥笑他。皇帝下诏说：“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京陵侯王浑督率所部，进逼秣陵，使贼人孙皓只能救死自卫，不能分兵向上接应，从而成就西路军的功劳；又击溃大敌，俘获张悌，使孙皓走投无路、势力穷尽，面缚请降。于是平定秣陵，功勋显著。增加王浑食邑八千户，晋爵为公；封他的儿子王澄为亭侯、弟弟王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调任征东大将军，又镇守寿阳。王浑不崇尚严刑峻法，处理裁决明察公允。当时吴人刚归附晋朝，大多心怀畏惧。王浑安抚接纳寄居之人，虚心宽厚地抚慰他们，座席没有空缺，门前宾客不断。因此江东士人没有不欣喜归附的。征召授任尚书左仆射，加授散骑常侍。适逢朝臣议论齐王司马攸应当前往封国，王浑上书劝谏说：“我恭敬地承受圣明诏书，诏书依据古代典章，晋升齐王司马攸为上公，尊崇他的礼仪，派遣司马攸到封国去。过去周朝建立诸侯国，大封姬姓宗亲，以屏藩帝室，作为万世法则。至于周公旦，他是武王的弟弟，辅佐处理王事，帮助成就大业，并没有让他回到封国。显然是因为至亲之人的情义深厚，不可使其远离朝廷。因此周公能够凭圣德辅佐幼主，忠诚记载在《金縢》中，光大地彰明文王、武王仁德圣明的德行。司马攸对于大晋，是如同姬旦对于周王室一样的至亲。他应当辅佐皇朝，参与政事，实在是陛下心腹而没有二心的臣子。况且司马攸为人修身洁白，重义守信，又是皇室懿亲，志向在于忠贞。如今陛下让司马攸出封国，只给他一个都督的空名，而没有掌管军队、治理一方的实际权力，使他离开朝廷，不能参与王政。这伤害了同母弟弟至亲的情分，损害了兄弟亲爱的深厚情义，我担心这不是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过去对待司马攸的本意。如果认为司马攸声望太重，按道理应当出封国，那么现在可以让汝南王司马亮代替司马攸。司马亮是宣皇帝的儿子、文皇帝的弟弟，司马伷、司马骏各自在地方任职，内外都有资历；从今后考虑，也不算轻率。” 司马攸如今前往封国，只会增长异议之论，损害仁慈的美名罢了；还会使天下人看出陛下没有尊重亲族的情意，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如果因为妃后外戚而任用他们掌管朝政，就会有王氏使汉朝倾覆的权势、吕产专擅朝政的祸患；如果因为同姓至亲而任用他们，就会有吴、楚七国叛乱的灾祸。纵观古今，只要事情有轻有重，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可能造成祸害。不能对每件事都曲意设置疑忌和防备，担忧将来可能发生的祸患；只应任用正道，寻求忠良之人。如果凭借权谋猜疑他人，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会被怀疑，那么对于疏远的人又怎么能够自保呢？人人心怀危险恐惧，就不是使国家安定的道理。这是拥有国家和家族权力的人最应深切忌讳的事。我愚见认为，太子太保职位空缺，应当留司马攸在朝中担任此职，让他与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卫将军杨珧共同担任太子保傅。三人地位相当，足以相互扶持、匡正得失；进则有辅佐纳谏、扩大正道的好处，退则没有权势偏重、彼此倾轧的局面。这样既能使陛下有深厚亲亲之恩，也能使司马攸蒙受仁慈覆盖的恩惠。臣与国家同休戚，按道义应当把话说尽，心中所见不能默默不言。我私下仰慕鲁国女子保存国家的志向，冒昧陈述愚见，触犯天威。只是希望陛下做事都能尽善尽美，或许可以得到万分之一的帮助。臣子如果不进言，还有谁应当进言呢？”皇帝没有采纳。太熙初年，王浑升任司徒。惠帝即位后，加授侍中，又在京陵设置士官，制度与睢陵相同。到杨骏被诛杀后，朝廷更加尊重重用旧臣，于是给王浑增加兵力。王浑认为司徒是文官，主管史书的人不应掌兵，掌兵的只是穿绛衣的属吏。又认为自己只是偶然因时势受到宠幸，才获得掌兵的权力，并非旧典，所以都命令他们穿黑色服装。评论者赞美他谦逊而懂得体制。

译楚王司马玮将要加害汝南王司马亮等人时，公孙宏劝司马玮说：“从前宣帝废黜曹爽时，召太尉蒋济陪乘，以增加威势和声望。大王如今要举非常之事，应当得到有长期声望的人来镇服众心。司徒王浑一向有威名，三军都信服他，可以请他同车而行，使人心有所凭借。”司马玮听从了。王浑以有病为由推辞，回到府第，带领一千多名家兵闭门拒绝司马玮。司马玮不敢逼迫。不久司马玮因假传诏书而被处死，王浑才率兵赶赴官府。皇帝曾询问王浑，元会时询问各郡国计吏地方风俗和治理事宜应当怎样做。王浑上奏说：“陛下恭敬明察、圣明睿哲，光耀远近；明白地下诏，谦虚地询问到普通百姓，这正是周文王广泛询问、孔仲尼不以向下位者请教为耻的做法。过去三朝元会前，计吏到轩下，侍中宣读诏书，计吏跪着接受。臣认为诏文沿用已久，没有新的内容，不能体现陛下留心各方国事的意旨。可以让中书省明确宣读诏书，询问各地土俗的异同、贤才中的杰出者、风俗所好所尚、农业蚕桑等根本事务，以及刑狱中是否有冤屈滥刑、郡守县令是否有侵扰虐待。对于勤心治理、兴利除害的人，发给纸笔，让他们尽意陈述，使圣明的旨意垂注四方，不再因循旧日空泛的套话；并且考察他们答复的文理，以观察计吏实际的才干。另外，先帝时，在正会之后，曾在东堂接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以及各州别驾。如今如果不能分别接见，可以让他们先到轩下，由侍中宣读询问，以考察各方国事，这样做对政事更方便。”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又下诏命王浑录尚书事。王浑历任的官职，前后都很有声誉；等到担任台辅后，声望却日渐下降。元康七年去世，时年七十五岁，谥号为元。长子王尚早逝，次子王济承袭爵位。王济，字武子。年轻时就有非凡的才华，风姿英俊爽朗，气概压倒一时。喜爱弓马，勇力超过常人；精通《易经》以及《庄子》《老子》，文章辞藻俊美，技艺超过一般人，在当时很有名望，与姐夫和峤、裴楷齐名。娶常山公主为妻。二十岁时出仕，授任中书郎，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起任骁骑将军，逐步升任侍中，与侍中孔恂、王恂、杨济同列，是当时杰出的人才。武帝曾在式乾殿召集公卿和藩镇长官，回头看着王济、孔恂，对众公卿说：“朕身边的人可以说是温恭有礼、人才济济了！”王济每次入侍皇帝，从来没有不谈论人物以及政事得失的。王济善于清谈，修饰言辞，委婉地规劝议论、顺应皇帝，朝臣没有人能超过他。皇帝更加亲近、尊贵他。他仕进虽然很快，评论者并不认为是因为驸马的缘故，都说是凭才能获得的。然而他外表宽宏高雅，内心却多猜忌刻薄，喜欢用言辞伤害别人，同辈因此轻视他。由于父亲王浑的缘故，他常常排挤王濬，当时舆论讥讽他。齐王司马攸应当前往封国时，王济已经陈述请求，又多次让公主和甄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起入宫，叩头哭泣，请求皇帝留下司马攸。皇帝发怒，对侍中王戎说：“兄弟是至亲，如今让齐王出封国，本来是我的家事，可甄德、王济却接连派妻子来哭闹！”因为违逆皇帝旨意，王济被降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一职照旧。几年后，入朝任侍中。当时王浑任尚书左仆射，主管办事的人有时处理不当，王济性情严厉，便依据法令惩治他们。他一向与堂兄王佑不和，王佑的党羽颇说王济不能顾念父亲，因此长期助长了分歧和异议。出任河南尹，还未正式拜任，就因鞭打王府官吏而被免官。而王佑开始受到任用。王济于是被排斥到外地，便把住宅迁到北芒山下。王济性情豪奢，穿华丽的衣服，吃精美的食物。当时洛阳土地非常昂贵，王济买地修建跑马场，用编串的钱铺满地面，当时人称为“金沟”。王恺是皇帝的舅舅，生活奢侈豪华，有一头名叫“八百里驳”的牛，常常把它的蹄和角擦得光亮。王济请求用一千万钱与这头牛比赛射箭来赌博。王恺也自恃射术高强，让王济先射。王济一箭射中靶心，便坐到胡床上，呵斥左右赶快把牛心取来；一会儿牛心送到，他割下一片就离开了。和峤性情极其俭朴，家中有上好的李子，皇帝向他索取，也不过几十枚。王济等和峤上朝值班时，带着一群年轻人到园中，把李子全吃完，又砍树离去。皇帝曾到王济家，供给的饭菜非常丰盛，全都盛在琉璃器皿中。蒸乳猪十分鲜美，皇帝问原因，王济回答说：“用人乳蒸的。”皇帝脸色非常不悦，饭还没吃完就离开了。王济善于了解马的性情。他曾骑一匹马，马身披着连乾鄣泥，前面有水时，马始终不肯渡过。王济说：“这一定是舍不得身上的鄣泥。”叫人把鄣泥解下来，马便渡水过去。因此杜预说王济有“马癖”。皇帝曾对和峤说：“我想先斥责王济，然后再给他官爵，你看怎么样？”和峤说：“王济英俊爽朗，恐怕不能使他屈服。”皇帝于是召见王济，严厉责备他，随后问：“知道惭愧了吗？”王济回答：“‘一尺布、斗粟’的歌谣，常使陛下感到羞耻。别人能够使亲属关系变得疏远，臣却不能使亲属亲近，因此臣为陛下感到惭愧。”皇帝沉默不语。皇帝曾与王济下棋，孙皓在旁边，皇帝对孙皓说：“你为什么喜欢剥人的脸皮？”孙皓说：“看见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剥他的脸皮。”王济当时把脚伸到棋局下面，孙皓便讥刺他。不久，王济以白衣身份兼领太仆。四十六岁时，先于王浑去世，追赠骠骑将军。将要下葬时，当时的贤士没有不全部到来的。孙楚一向敬重王济，后来才赶来，哭得十分悲痛，宾客无不流泪。哭完后，他对着灵床说：“您平常喜欢听我学驴叫，我为您叫一次。”他的动作像，声音也逼真，宾客都笑了。孙楚回头说：“各位都没有死，却让王济死了吗！” 当初，王济娶公主为妻，公主双目失明，而且嫉妒心尤其强，但始终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庶子。长子王卓，字文宣，承袭王浑的爵位，授任给事中。次子王聿，字茂宣，承袭公主的封爵，为敏阳侯。王济的两个弟弟，王澄字道深，王汶字茂深，都能言善辩、富有才华，均历任清要显贵的官职。王濬，字士治，是弘农湖人。他家世代有人担任二千石官职。王濬博览古代典籍，容貌俊美，却不修养名声品行，不受乡里称赞。晚年才改变操守，变得豁达通达、明朗开阔，胸怀宏大志向。他曾修建住宅，把门前道路开得宽几十步。有人说这样太过分，王濬说：“我想让它能容纳长戟和旌旗。”众人都笑他，王濬说：“陈胜说过，燕雀怎么知道鸿鹄的志向。”州郡征召他为河东从事。郡守县令中有不廉洁的，都望风自行离去。刺史、燕国人徐邈有个才华品行俱佳的女儿，选择丈夫而尚未出嫁。徐邈于是大规模会集属官，让女儿在内室观察他们。女儿指着王濬告诉母亲，徐邈便把女儿嫁给他。后来王濬参与征南军事，羊祜很了解并器重他。羊祜的侄子羊暨对羊祜说：“王濬为人志向太大，奢侈没有节制，不可以专任，应该加以限制。”羊祜说：“王濬有大才，将来想要成就他所追求的事业，确实可以任用。”王濬调任车骑将军从事中郎，有见识的人说羊祜真能荐举贤才。

译王濬被任命为巴郡太守。巴郡与吴国接壤，士兵苦于劳役，生下男孩的家庭大多不抚养。王濬于是严格制定科条，减轻徭役赋税；凡生育孩子的人都给予休息和免除徭役的优待，因此保全救活了数千人。调任广汉太守后，施行恩惠、发布政令，百姓依靠他。王濬夜里梦见三把刀悬挂在卧室房梁上，不久又增加一把，王濬惊醒后，心里很厌恶这件事。主簿李毅拜了两拜祝贺说：“三把刀合起来是‘州’字，又增加一把，明府大概将要任益州刺史吧？”到盗贼张弘杀死益州刺史皇甫晏时，王濬果然升任益州刺史。王濬制定策略，将张弘等人全部诛杀，凭功劳封为关内侯。他安抚融合不同的风俗，以威势和信义对待他们，边远地区的蛮夷纷纷前来归降。征召授任右卫将军，又任大司农。车骑将军羊祜一向知道王濬有奇谋，于是秘密上表请求留下王濬，因此再次任命他为益州刺史。武帝谋划讨伐吴国，下诏命王濬修造舟船战舰。王濬于是制造大船，把船首尾连接起来，船身方圆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两千多人。用木材筑成城形结构，建起楼橹，开设四面船门，船上都可以骑马来往。又在船首绘制鹢鸟和怪兽，用来震慑江神。船只之盛大，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王濬在蜀地造船，木屑遮蔽江面顺流而下。吴国建平太守吾彦捞取漂流的木屑，拿给孙皓说：“晋国一定有攻打吴国的计划，应当增加建平的兵力。建平不能攻下，他们终究不敢渡江。”孙皓没有听从。不久，王濬因谣言被任命为龙骧将军、监领梁、益诸军事。详情记载在《羊祜传》中。当时朝廷议论都劝阻伐吴，王濬于是上疏说：“臣多次查访吴、楚两地的异同，孙皓荒淫凶暴、叛逆无道，荆州、扬州的贤者愚者没有不叹息怨恨的。况且观察时运，现在应当迅速征伐。如果今天不讨伐，天时的变化难以预料；假如孙皓突然死去，另立贤明的君主，文臣武将各得其所，那就会成为强敌。臣造船已经七年，每天都有朽坏损毁；而且臣年已七十，死亡随时可能到来。这三件事只要有一件发生变化，事情就难以谋划成功。实在希望陛下不要错失时机。”皇帝十分采纳他的意见。贾充、荀勖陈述意见劝阻，认为不可伐吴，只有张华坚决劝皇帝出兵。杜预又上表请求，皇帝这才下诏，分别命令各方将领调度军队。王濬于是统率军队。先前在巴郡被王濬保全养育的人，都能够服徭役、供给军需，他们的父母告诫说：“王府君养活了你们，你们一定要努力，不要吝惜生命！” 太康元年正月，王濬从成都出兵，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打吴国丹杨，攻克该地，俘获丹杨监盛纪。吴人在江水险滩和要害处，都用铁锁横截江面，又制作一丈多长的铁锥，暗中放置在江中，用来阻挡船只。此前羊祜俘获吴国间谍，已经详细知道这些情况。王濬于是制作几十个大木筏，也有一百多步见方，用草捆成人形，披甲持杖，让善于游水的人驾驶木筏先行。木筏碰到铁锥，铁锥总是插在木筏上而被带走。又制作火炬，长十多丈，粗几十围，灌入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铁锁，就点燃火炬焚烧，不一会儿铁锁熔化断裂，于是船只通行无阻。二月庚申日，攻克吴国西陵，俘获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日，攻克荆门、夷道二城，俘获监军陆晏。乙丑日，攻克乐乡，俘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人前来投降。乙亥日，诏令晋升王濬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王濬从蜀地出发以来，军队没有沾染血迹，攻打没有一座坚固的城池不能攻克；夏口、武昌也都无法相互支援抗拒。于是他顺流而下，击鼓划桨，直抵三山。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领水军万人抵御王濬，张象的军队望见晋军旗帜便投降了。孙皓听说王濬军队的旌旗和兵器铠甲连接起来布满江面，声威气势非常强盛，众人无不吓破了胆。孙皓采纳光禄大夫薛莹、中书令胡冲的计策，送降表给王濬说：“吴郡孙皓叩头请罪。过去汉王室失去统治，九州分裂，先人趁着时势，略微占有江南，于是凭借山河阻隔，同魏国隔绝。大晋兴起，恩德覆盖四海，我昏暗低劣，只图苟且偷安，不明白天命。到了如今，竟劳烦六军，旌旗车盖露宿在外，又来到江边。我全国震动恐惧，只能苟延残喘于片刻之间，冒昧仰仗天朝，希望您包含宽宏之德，发扬光大恩德。谨派私署太常张夔等人捧着我所佩戴的玉玺和绶带，奉献自身，请求听凭处置。”壬寅日，王濬进入石头城。孙皓于是备办亡国之礼：乘坐白车、驾白马，脱去上衣，反绑双手，口中衔着玉璧，手里牵着羊；大夫穿着丧服，士人用车载着棺材。他率领伪太子孙瑾、孙瑾的弟弟鲁王孙虔等二十一人，来到军垒门前。王濬亲自解开孙皓的绑缚，接受玉璧，焚烧棺材，把他送往京师。晋军收取吴国的地图户籍，封闭吴国的府库，军队没有人私自取用财物。皇帝派使者犒劳王濬的军队。起初，诏书命王濬攻下建平后接受杜预的节度，到了秣陵再接受王浑的节度。杜预到江陵，对各位将帅说：“如果王濬能够攻下建平，就会顺流长驱直入，威名已经显著，不应再让他受我的节制；如果不能攻克，他也没有理由接受我的节度。”王濬到西陵时，杜预写信给他说：‘您既然摧毁了吴国西部藩屏，就应当径直攻取秣陵，讨伐吴国累世的寇贼，使吴人脱离水深火热。从长江进入淮水，越过泗水、汴水，再逆黄河而上，整顿军队回到京都，这也是旷世罕见的大事。’王濬非常高兴，上表呈上杜预的书信。等王濬将到秣陵时，王浑派使者邀请他暂时停船商议事情，王濬扬帆直行，只回答说：“风势正利，不能停泊。”王浑已经多次击破孙皓的中军，斩杀张悌等人，却停兵不敢前进。王濬乘胜接受投降，王浑既惭愧又愤怒，于是上表说王濬违背诏书、不接受节度，并捏造罪状诬陷他。有关官员于是依法用槛车征召王濬，皇帝不准，并下诏责备王濬说：“讨伐国家是重大事情，应当由一人统一指挥。先前诏书命将军接受安东将军王浑的节度，王浑深思熟虑，按兵等待将军。你为什么径直前进，不听王浑命令，违背制度、贪图功利，严重失去大义？将军的功勋，朕心中明白，应该遵循诏书，尊重成全王法；可是你在事情最后倚仗功劳任意行事，朕将凭什么号令天下？” 王濬上书为自己申辩说：臣此前接到庚戌日诏书说：“军队乘胜进攻，勇猛的士气正盛，应当顺流长驱，直达秣陵。”臣接到诏书的当天，就立即向东进军。臣此前又接到诏书说：“太尉贾充统领各方军队，从镇东大将军司马伷以及王浑、王濬、唐彬等人，都接受贾充节度。”其中并没有命令臣另行接受王浑节度的文字。

译臣自从在巴丘连接进军以来，所向披靡，知道孙皓已经困窘，势力无处可施。十四日到达牛渚，距离秣陵二百里，连夜安排部署，制定进攻和行动的次序。此前进到三山时，见王浑军队在北岸，便派人写信给臣，说可以暂时过去共同商议事情，但也没有说臣应当接受他的节度。臣的水军乘风疾进，顺着形势抵达贼城，加上连夜部署，行军已有次序，没有可能在长江中调转船头去拜访王浑，否则就会使军队首尾断绝。不久，孙皓派使者归顺请命。臣立即回信给王浑，并抄写孙皓的降笺，详细拿给王浑看，让他赶快前来，臣将在石头城等候。军队中午到达秣陵，到了傍晚才收到王浑下达的命令，要求臣在十六日率领全部部众回去包围石头城，防备孙皓逃走；又索要蜀兵以及镇南诸军的人员名册，要求核实。臣认为孙皓已经到都亭投降，没有必要会合后徒然包围；至于核实兵员，也不能仓促完成，这些都不是当前急务，不能接受执行。中书诏书却说臣突然抛弃明确制度，专擅自由行动。臣恭敬读到严厉诏书，惊恐战栗，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性命将安置何处。岂止老臣一人心中惊惧，三军上下也都完全丧失了士气。臣蒙受国家恩宠，责任重大、事务艰巨，常常担心不能完成托付、辜负圣朝，所以投身死地，转战万里，承蒙宽恕之恩，得以按照临机处置的原则行事。因此凭借陛下的威灵，幸而能够成功，这全都是陛下神明的谋略和庙堂的筹划。臣只是接受指示，发挥鹰犬般效力罢了，有什么功劳可以倚仗而任意行事？哪里敢贪图功利而违背圣诏。臣在十五日到达秣陵，而诏书却从十六日才由洛阳发出；其中相隔悬远，无法彼此接应，那么臣的罪责应当得到体察宽恕。假如孙皓仍有螳螂举斧抵抗的势头，而臣轻装孤军进入，造成损失，治臣的罪是可以的。臣统率八万多人，乘胜席卷而进。孙皓众叛亲离，已经没有羽翼，只是孤身一人站立，连妻子儿女都不能保护，不过像雀鼠一样贪生，苟且求得一条活路罢了。而江北各军不了解他的虚实，未能及早把他捉住，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小失误。臣一到便擒获孙皓，他们反而更加怨恨，说自己守着贼人一百天，却让别人得到，种种议论喧嚣不堪入耳。按照《春秋》的义理，大夫出使在外、越过国境后，可以专断处置事务。臣虽然愚昧，也认为侍奉君主的道理，只应当竭尽节操、尽忠效命，奋不顾身；量力接受任命，临事根据情况制定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生死都在所不顾。如果顾虑嫌疑、保护自己以逃避罪责，这只是臣下不忠而求自利，实在不是明主和国家的福分。臣没有估量自己，忘记了本来浅陋，披露赤胆忠心，倾尽心血，想要竭尽股肱之力，加上忠贞之节，希望一定扫除凶逆、统一天下，使圣明时代与唐尧虞舜并隆。陛下大略察知臣愚诚的心意，也看出臣想要效力的诚心，因此授臣地方长官的职任，把征讨的事务交给臣。即使燕昭王信任乐毅、汉高祖任用萧何，也没有超过陛下对臣的信任。臣受恩深重，死了也难以报答，却因为顽钝疏忽，举措失当。陛下宽宏施恩，只加以严厉责备，臣惶恐不安，无处安身，只愿陛下明察臣的赤诚之心罢了。王浑又转呈周浚的书信，说王濬的军队得到吴国宝物。王濬再次上表说：臣接到壬戌日诏书，诏书下达了安东将军所上扬州刺史周浚的书信，说臣的各路军队得到了孙皓的宝物，又说牙门将李高放火烧毁孙皓的伪宫。臣立即把公文上报尚书省，详细列明事情始末。又听说王浑审查陷害臣。臣本性愚笨而忠诚，行事举动只凭内心直行，只希望不辜负神明罢了。秣陵之事，都如臣此前上表所说；可是厌恶正直、丑诋正人，实在有很多同党，想要罗织罪名，织成诬陷之言，在圣明时代公然把白说成黑。奸佞邪恶危害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因此无极破坏楚国，宰嚭使吴国灭亡，直到石显倾覆扰乱汉朝，这些都记载在典籍中，作为后世的警戒。从前乐毅讨伐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最终却遭受谗言离间，脱身逃往国外。乐羊回国后，诽谤他的书信装满箱子。何况臣愚钝疏忽，怎么能免于奸邪之人的谗言！然而臣所希望能够保全首领，实在要依赖陛下圣明敬慎，使渐进浸润的谗言不能施行。可是臣孤立无援，朝廷中没有党援，长期被弃置在远方，与世间交往断绝，又结怨于强宗，招惹豪族的怨恨。以像累卵一样危险的身体，处在雷霆冲击之中；以微弱如茧栗的资质，挡在豺狼道路上，被吞噬又哪里能够抵抗呢！冒犯上级、触犯君主，罪行还可能得到挽救；但违逆得罪贵臣，灾祸却不可预测。因此朱云折断栏槛，触犯了皇帝震怒的威严，庆忌出面救助他，成帝没有追究。萧望之、周堪违逆石显，虽然满朝都为他们叹息，但不久便死去。这正是臣最为恐惧的事。如今王浑的党羽、亲族和姻亲遍布内外，都凭借权势盘踞，并且身居要职。听说他派人在洛阳专门互相构陷，传播甜言蜜语般的谣言，迷惑视听。曾参没有杀人，事实已经很清楚；但三个人传播谣言，曾参的母亲还是丢下织梭逃走了。如今臣的信用和品行还比不上曾参著名，而谗言构陷沸腾不止，不只是三个人传说，内外还煽动相助，形成众口一词的声势。猛兽挡在路上，麒麟尚且恐惧，何况臣如此脆弱，怎敢不惊恐战栗。伪吴的君臣如今都还活着，立即可以审问他们，以弄清虚实。此前伪中郎将孔摅说，二月吴国武昌失守、水军到达时，孙皓巡视石头城回来，左右侍从都拔刀大喊：“一定要为陛下决死一战！”孙皓非常高兴，认为他们一定能做到，便拿出全部金银宝物赏赐他们。小人们无所顾忌，一得到便拿着逃走；孙皓害怕了，才谋划投降。投降使者刚离开，左右侍从便抢夺财物，掠取妻妾，放火烧宫。孙皓逃命藏身，担心不能免死。臣到达后，派参军和主管官员救火、阻断火势罢了。周浚在十六日前进入孙皓宫中，臣当时派记室吏前往查看书籍，周浚命人收取捆扎。如果有遗留下的宝物，也应当是周浚先得到，不应把它转移后再归给后来的人，想借此苟且脱罪。臣此前在三山收到周浚的书信，说：“孙皓把宝货分散赏给将士，府库大略已经空虚。”如今他又说“金银箱笼，动辄有数以万计”，怀疑臣的军队得到了这些宝物。他的说法反复无常，已经没有始末依据。臣又与军司张牧、汝南相冯紞等一同进入查看孙皓宫殿，宫中甚至没有席子可以坐。后来又与张牧等一起查看孙皓的船只，而王浑又比臣早一天登上那些船，船上的东西都是王浑亲眼看见的。臣的查验都在王浑之后，如果有宝物，王浑本应先得到。

译况且臣治军一向严明，士兵不得擅自离开部伍。秣陵的各路军队共有二十万人。臣的军队先到，是当地的主人；百姓的心都归向仰赖臣。臣严令所部，丝毫不得侵犯百姓。凡有买卖，都有伍中人员作证，明确依照契券办理；有违犯者共斩杀十三人，这些都是吴人知道的。其他军队横行，有的假称是臣的军队，而臣军大多是蜀人，幸好可以凭此相互区别。难道只有周浚的将士全都像伯夷、叔齐那样清白，而臣的各军全都聚集着盗跖吗？当时有八百多人沿着石头城抢夺布帛，臣的牙门将军马潜立即捕获二十多人，并列出他们督将的姓名，移交给周浚，让他自行依法处理，但周浚一直没有回报，臣怀疑他把人全部放走，故意断绝追查线索。又听吴人说，先前张悌作战时，所杀的吴军不过两千人，而王浑、周浚的露布却说有数万人。他们任用吴刚的儿子为主簿，又派吴刚到洛阳，想让吴刚增加斩首的数目。可以把孙皓及其群臣召来详细询问，就能知道确切情况。如果确实如所听说的那样，周浚等人虚报欺诈，尚且敢欺骗陛下，哪里会顾惜诬陷臣呢！他们又说臣聚集蜀人，迟迟不送孙皓，想要谋反；还害怕吴人被激怒，便说臣将把他们全部诛杀、夺取他们的妻子儿女，希望他们作乱，以便发泄私怨。谋反这种大逆之罪尚且可以加在臣身上，其他诽谤污蔑，就更是他们应有的做法了。王浑审查臣时说臣是“像瓶磬一样的小器物，蒙受国家厚恩，屡次破格升迁，终于超过了自己的能力”。王浑这句话最为可信，臣反省自己，感到惭愧恐惧。今年平定吴国，实在是国家的大庆；对臣自身而言，却更加受到罪责牵累。臣既没有孟侧那样为君王策马的功劳，却使人才济济的朝廷出现谗邪之人，损害了肃穆美好的风气，败坏了皇朝的美名。由于臣顽钝疏忽，才导致这种局面。臣拜上表章时汗流不止，言语也没有条理。王濬到达京都后，有关官员上奏说，王濬的表章既没有列明前后接到七道诏书的日期，又在大赦之后违背诏书、不接受王浑节度，属于大不敬，应交付廷尉依法定罪。皇帝下诏说：“王濬先前接到诏书，命令他径直抵达秣陵，后来才下令接受王浑的节度。诏书停留未发，所下达的命令没有到达，便把这与不接受诏书同样治罪，并不合乎通情达理的原则。王濬没有立即上表说明接到王浑宣读的诏书，这一点可以责备；但王濬有征伐的功劳，不足以因为一次过失就全部抹杀。”有关官员又上奏说，王濬在大赦之后烧毁贼军船只一百三十五艘，擅自下令交廷尉禁闭审讯。皇帝下诏说：“不要审讯。”授任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兼领步兵校尉。旧有校尉营只有五个，设置辅国营从王濬开始。有关官员又上奏说，辅国大将军按旧例还不是显达官职，不应设置司马，也不应配给官骑。皇帝下诏，依照征镇将军的待遇给他五百辆大车，增加五百名士兵作为辅国营，配给亲骑一百人、官骑十人，设置司马。封王濬为襄阳县侯，食邑一万户；封他的儿子王彝为杨乡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绢一万匹，另赐衣服一套、钱三十万以及食物。王濬自认为功劳很大，却受到王浑父子和豪强势力的压制，屡次被有关官员上奏弹劾。每次入朝进见，他都陈述自己攻伐的功劳以及蒙受冤屈的情形，有时不能抑制愤怒，径直出门而不辞别。皇帝每次都宽容赦免他。益州护军范通是王濬的外亲，对王濬说：“您的功劳确实很美好，但遗憾的是，您取得这项美名的方式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王濬说：“这是什么意思？”范通说：“您回师那天，如果戴角巾回到私人住宅，口中不谈平吴之事；有人问您，您只说：‘这是圣明君主的德行、各位将帅的力量，老夫有什么力量呢！’像这样，您谦逊不夸功的风度，龚遂高雅的答语，又有谁能超过？蔺相如之所以使廉颇屈服，王浑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王濬说：“我起初害怕重演邓艾的事情，担心祸患殃及自身，不得不说这些话；但也不能把郁积胸中的情绪排遣掉，这是我的偏失。”当时人都认为王濬功劳大而所获回报轻，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县令李密等人都上表为王濬申诉冤屈。皇帝于是升王濬为镇军大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兼领后军将军。王浑到王濬那里，王濬严密设置防卫，然后才接见他，他们彼此猜疑防备到了这种程度。王濬平定吴国以后，认为自己的功勋高、地位重，不再以平素的事业自居，于是享用珍馐美食、穿着锦绣服装，放纵奢侈来自我享乐。他所征召任用的人，大多是蜀人，以表示没有遗忘旧日故人。后来又调任王濬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授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仍旧。太康六年去世，时年八十岁，谥号为武。葬在柏谷山，大规模营造墓地，墓园围墙周长四十五里，四面各自开一座门，松柏茂盛。儿子王矩承袭爵位。王矩的弟弟王暢，任散骑郎。王暢的儿子王粹，太康十年，武帝下诏命王粹娶颍川公主为妻，仕途升至魏郡太守。王濬有两个孙子，渡江以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录用和照顾。安西将军恆温镇守江陵时，上表说：“臣听说，崇尚德行、奖赏功劳，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事；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嗣延续，是历代帝王共同致力的事。所以，德行足以使当时社会和谐，就能世世代代承受祭祀；功业显赫于一代，就能长久把福泽赐给后代。考察已故抚军将军王濬，历任内外官职，兼具文武才干，能够料敌制胜，明智勇敢而独断专行，一心维护国家利益，不顾擅自专断的罪责。他身负戈矛长驱直进，席卷万里，使僭越称号的吴国君主反绑双手，来到宫门前投降。如今皇上的恩泽遍及九州，玄妙的教化通达境外，襄阳的封爵废止后一直没有恢复；恩宠的称号也在王濬近代后嗣中断绝。远近之人都为此悲伤，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王濬如今有两个孙子，年纪都已超过六十岁，家中贫困得像悬挂的磬一样空，靠江边勉强糊口，四时祭祀祖先，连菜羹都供应不起。从前汉高祖平定天下、建立基业后，还寻访乐毅的后代；世祖表彰贤人，也为诸葛亮建立后嗣。为前代效忠、在别国立功的人，尚且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善意，使他们的功绩不至于泯灭，何况王濬当年建立了卓越功勋，身后又留下喜庆之业；晋朝的根基在南方扎根，皇室的国运在江左复兴，旧有的事业能够彰显，帝王的神器重新光耀，难道不是依靠这个人的功劳吗！实在应当施加恩惠，稍稍表示怜悯，追录他过去的功勋，继续赐给他的后代茅土封地。” 这样，圣朝的恩德就能向上宣扬，忠臣的志向也不会埋没于地下了。”但最终没有得到采纳。唐彬，字儒宗，是鲁国邹县人。父亲唐台，曾任太山太守。唐彬有治理国家的宏大才略，却不拘守日常的行为规范。他年轻时就擅长骑马射箭，喜欢游玩打猎，身高八尺，奔跑能追上鹿，力气大得超过常人一倍。晚年才专心喜爱经史，尤其精通《易经》，跟随老师学习，回家后教授学生，常有几百人。起初任郡门下掾，转任主簿。刺史王沈召集各位僚属，大力讨论抵御吴国的策略，并拿来询问九郡官吏。唐彬和谯郡主簿张恽都陈述吴国有可以兼并的形势，王沈认为他们回答得好。王沈又让唐彬诘难那些认为吴国还不能讨伐的人，结果他们的言辞和道理都被驳倒。唐彬回郡后升任功曹，被举荐为孝廉，州里征召他任主簿，屡次升迁为别驾。

译唐彬忠诚严肃、公正明达，尽力提出规劝并加以匡正救助，却不显露直谏来彰显自己；又奉命出使到相府商议事务。当时相府僚属都是当世英才，见到唐彬没有不敬佩喜爱的，都在文帝面前称赞他，推荐他为掾属。文帝把这件事询问参军孔颢，孔颢嫉妒他的才能，很久不回答。陈骞也在座，便收起手板，称赞说：“唐彬的为人远胜于我陈骞。”文帝笑着说：“只要能像你这样，本来就很难得了，还谈什么胜过你呢？”于是征召唐彬为铠曹属。文帝问：“你凭什么得到征召？”唐彬回答：“我在偏僻小巷中修习学业，考察古人的遗迹，使言语遍及天下而没有口过，使行为遍及天下而没有怨恨和罪恶。”文帝回头对在座众人说：“他的名声不是虚假的。”后来，文帝对孔颢说：“近来见到唐彬，你已经要承担蒙蔽贤才的罪责了。” 当初邓艾被诛杀时，文帝因为邓艾长期驻守陇右，平素深得士人拥戴，担心他突然被消灭会使边境局势骚动，便派唐彬秘密察看。唐彬回来后，报告文帝说：“邓艾嫉妒贤能、猜忌好胜，性情诡诈狭隘，自恃才能、倚仗才干。顺从他的人，他就说是能洞察事理；直言的人，他就说是触犯违逆。即使长史、司马、参佐、牙门等官员回答稍有不合他的意，就会遭到辱骂。他处身行事没有礼法，严重失去人心；又喜欢强行派遣劳役，多次使众人疲劳。陇右百姓非常苦于他的统治，听到他遭祸都很高兴，不肯替他效力。如今各路军队已经到达，足以镇压内外，请陛下不要忧虑。” 不久，唐彬被授任尚书水部郎。泰始初年，赐爵关内侯。出京补任鄴县令，唐彬以道德教化整齐礼俗，一个月便使风气形成。升任弋阳太守，明确设置禁令和防范措施，百姓安居乐业。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益州东面接近吴国寇边之地，监军职位空缺，朝廷商议任用武陵太守杨宗和唐彬。武帝询问散骑常侍文立，文立说：“杨宗、唐彬两人都不能失去。但唐彬贪恋财物，杨宗喜欢饮酒，请陛下裁决。”武帝说：“贪财可以满足，嗜酒却难以改变。”于是任用唐彬。不久又诏令唐彬监督巴东各项军事，加授广武将军。他上奏征伐吴国的策略，很合武帝心意。后来唐彬与王濬共同征伐吴国，唐彬驻军占据交通要冲，作为各军的前锋。他经常设置疑兵，随机应变取胜，攻陷西陵、乐乡，俘获了很多敌人。从巴陵、沔口以东，吴军聚集的地方无不震惊恐惧，纷纷倒戈，解衣露体表示投降。唐彬知道敌寇已经消灭，孙皓将要投降，距离建鄴还有二百里时，便称病停留，以表示自己不争先。果然有人先到后争夺财物，后到的人争抢功劳，当时有见识的人无不高度评价唐彬这一举动。吴国平定后，诏书说：“广武将军唐彬受任镇守一方，向东抵御吴寇，向南监督蛮越，安抚边疆，具有安定和防御的功绩；又常常意气慷慨，志在建立功勋。近来征讨吴国，他扶病奉命，首先发动军事行动，献上俘虏，交付割下的敌首，功勋成效显著。任命唐彬为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又征召他任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朝廷有疑难议论时，常让他参与。北方胡虏侵扰北平，任命唐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唐彬到镇所后，训练士卒，整治兵器，扩大农业、重视耕种，显示威势、炫耀武力，同时宣示国家命令，向各族表示恩德和信义。于是鲜卑两部的大莫廆、擿何等都派遣侍子入朝进贡。他还兼修学校，教导诱引从不倦怠，仁慈恩惠广泛施及各地。于是开拓旧日疆域，向外推进土地千里。他修复秦代长城的关塞，从温城直到碣石，绵延横贯山谷将近三千里；分派军队屯驻防守，烽火台彼此相望。因此边境获得安宁，没有狗叫报警的惊扰，自汉、魏以来的边镇防守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鲜卑各部落因此畏惧，便杀死了大莫廆。唐彬想要讨伐他们，又担心按规定上奏等待回复，胡虏一定会逃散，于是擅自征发幽州、冀州的车辆和牛。参军许祗秘密上奏此事。诏令派御史用槛车征召唐彬，交给廷尉审理；因为事情本身有正当理由，最终获释。百姓追念仰慕唐彬的功德，趁他在世时为他立碑作颂。唐彬起初向东海人阎德学习，阎德门徒很多，却唯独认为唐彬有在朝廷任职、治理国家的才干。等到唐彬官位显达，而阎德已经去世，唐彬便为他立碑。元康初年，授任唐彬使持节、前将军、领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他下教令说：“本州是著名的大郡，士人众多。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人，都志向高洁、节操清正，品行高尚。如今我踏入此地，仰慕诸位的声望，内心谦恭而渴求，希望加以延请招致，用对待不任官的贤士的礼仪接待。只束发戴巾相见，讨论道义而已，怎能用官府职务来使他们屈从、玷污高尚的准则呢？郡国应当备办礼物，派人送他们前来，以满足我仰慕贤才的愿望。”于是四人都来了，唐彬恭敬地接待他们。元康四年，唐彬死于任所，时年六十岁，谥号襄，赐绢二百匹、钱二十万。长子承袭爵位，官至广陵太守。小儿子唐岐，任征虏司马。史臣说：孙氏凭借江山的险阻，倚仗牛、斗之间的妖异气象，占有水乡之地，与上国抗衡。王浑、王濬二人恰逢承担军事任务，接受诏令迅速出征；王浑已经在横江献上捷报，王濬也终于清平建鄴。当时讨伐吴国的战役，将帅虽然很多，但平定吴国的功劳，以他们二人为最。假使弘范父王浑没有争功，仰慕阳夏侯陈骞推让功劳的做法，对上听从朝廷，对下依靠将士，这难道不是功勋盛大、德行高厚，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吗！本来应当保存这种风范，他们却反而专注于争功。有人自矜功劳、意气用事，有人倚仗权势骄横凌辱他人，争相制造谗言，终于造成了这种像贝锦一样罗织成的罪案。于是竟然喧闹亵渎皇帝，败坏混乱伦理纲常，既给功臣留下了警戒，也受到清正舆论的讥刺，难道不可惜吗！王济竟然助长父亲偏狭争功的心意，违背了争子应有的明白大义；即使才俊很多，又有什么用呢？唐彬却畏惧避让相互争功，借口有病而迟留，谦退让功的风范远远胜过王浑、王濬。传文说他‘不拘守行为规范’，这样的人怎么能有长者的品行呢！” 赞曰：王浑、王濬二人统率军队，淮河、海滨的战事由此统一。王浑既然伤害善行，王濬也自夸功劳。武子王济豪迈杰出，很早就参与朝廷事务。放纵欲望，像牛一样固执；曲意逞情，像马场上纵马驰骋。儒宗唐彬懂得退让，避开争名而保全节操。

译列传第十三。山涛（儿子山简，山简的儿子山遐）；王戎（堂弟王衍，王衍的弟弟王澄）；郭舒；乐广。山涛，字巨源，是河内怀县人。父亲山曜，任宛句县令。山涛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年少时就有器量，耿介自守，不同流俗。他生性喜爱《庄子》《老子》，常常隐匿自己、掩藏才华。他与嵇康、吕安友善，后来遇到阮籍，便成为竹林之交，结下无需言语的深厚情谊。嵇康后来因事获罪，临刑时对儿子嵇绍说：“山巨源在，你就不会孤单了。” 山涛四十岁时，才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上计掾。被举荐为孝廉，州里征召他任部河南从事。他与石鉴同住一宿，山涛夜里起来踢醒石鉴，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睡得着吗！你知道太傅这样躺着是什么意思吗？”石鉴说：“宰相三天不上朝，皇帝只要下一道一尺长的诏令让他回府，你还担心什么！”山涛说：“唉！石先生，难道你只顾在马蹄之间安闲无事吗！”于是丢下传车凭证离去。不到两年，果然发生曹爽之事，山涛便隐居起来，不再参与世间政务。他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戚关系，因此得以拜见景帝。景帝说：“吕望想要出来做官吗？”于是命司隶举荐他为秀才，授任郎中。后来转任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过了很久，授任赵国相，又升任尚书吏部郎。文帝写信给山涛说：“您任职时清正明察，高尚的操守超越当时众人。我想到您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现送给您钱二十万、谷二百斛。”魏帝曾赐给景帝春服，景帝把它转赐给山涛。又因为山涛的母亲年老，一并赐给他藜杖一枚。山涛晚年与尚书和逌交往，又与钟会、裴秀都更加亲密。由于钟会、裴秀二人身居权势、争夺权力，山涛公平平心地处置其间，使各人都得到适当安排，因此二人都没有怨恨他。升任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在蜀地叛乱，文帝将要西征。当时魏氏诸王、公卿都在鄴，文帝对山涛说：“西部的事情我亲自处理，后方事务就深深托付给你。”于是让他以原官兼任行军司马，配给亲兵五百人，镇守鄴城。咸熙初年，封为新沓子。转任相国左长史，主管统领另设的军营。当时文帝因为山涛在乡里的长期声望，命太子向他行拜礼。文帝打算让齐王司马攸承继景帝的后嗣，又一向器重司马攸，曾问裴秀：“大将军开创基业的愿望尚未实现，我只是在承受、奉行后事罢了。所以立司马攸为嗣，把功劳归于兄长，怎么样？”裴秀认为不可以，文帝又询问山涛。山涛回答：“废长子而立幼子，违背礼制，也不吉祥。国家的安危，往往都由此决定。”太子之位于是确定下来。太子亲自向山涛拜谢。等到武帝接受禅让后，山涛以代理大鸿胪的身份护送陈留王到鄴。泰始初年，加授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羊祜执掌政权时，当时有人想陷害裴秀，山涛严肃地出面维护他。因此失去了权臣的欢心，出京任冀州刺史，加授宁远将军。冀州风俗浅薄，没有人互相推举荐引。山涛甄别选拔被埋没、受委屈的人，搜访贤才，表彰任命三十多人，他们都在当时显扬了名声。人们心中仰慕推崇，风俗也有了很大改变。转任北中郎将，督理鄴城守卫事务。入朝任侍中，升为尚书。因母亲年老而请求辞职，诏书说：“你虽然一心想以侍奉母亲来尽孝，但官职有上下之分，即使早晚不停地供给医药，也应当暂时割舍亲情，以国家公事为重。”山涛内心仍想退职，前后上表几十次，过了很久才获准。授任议郎，皇帝认为山涛清廉俭约、无力供养母亲，特意发给他日常凭证，又加赐床、帐、褥垫。他的礼遇和官秩都很崇高，当时无人能比。后来授任太常卿，因病没有就任。恰逢母亲去世，回到乡里。山涛年过六十，守丧超过礼制，背土筑成坟墓，亲手栽种松柏。诏书说：“我所共同推进教化的，正是任用官员的职责。如今风气将要衰败，人心争相进取，应当崇尚并明确好恶，用谦退礼让来镇定人心。山太常虽然仍在服丧，感情上难以夺取他的孝心，但如今政务繁重，怎能让他实现退职的愿望！任命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以服丧和疾病为由辞谢，奏章表文十分恳切。恰逢元皇后去世，山涛于是扶杖起身回到洛阳。诏命逼迫之下，他勉强亲自任职。前后主持选举，遍及内外各处，而且都选得了合适的人才。咸宁初年，转任太子少傅，加授散骑常侍；又授尚书仆射，加侍中，兼领吏部。他以年老有病坚决辞让，上表陈述自己的情况。奏章表文上了几十次，长期不处理职务，被左丞白褒上奏弹劾。皇帝说：“山涛已经把病情报告了，只是我没有听从罢了。让山涛坐在任用官员、掌管选举的职位上就可以了，何必分上下先后呢！不许再追问此事。”山涛心中不安，上表谢罪说：“古代的王道，只在于正直而已。陛下不应因为我这个老臣而特别曲加私恩，我又何必一再陈述年月日久。请准许按我的奏表办理，以彰明典章刑法。”皇帝又亲笔下诏说：“白褒弹劾你，实在荒谬；我之所以没有立即追究他，只是不喜欢张扬凶恶罢了。以你的明达度量，难道还应当介意吗！你应当立即处理职务，不许再递交辞职表文。”山涛的志向一定要退职，于是借堂弟的妻子去世，便回到外舍。诏书说：“山仆射近日暂时出外，却因一点小病还没有回来，难道这是让我忧劳不安的本意吗？派遣丞、掾带着诏书去晓谕旨意；如果确实因身体还未康复，就用车舆把他送回官署。”山涛推辞不得已，只好起身处理政务。山涛两次主持选官职务，前后十多年。每当有官职空缺，他总是先提出几个人选，等诏旨表明倾向后，才公开上奏，并把皇帝想任用的人列在前面。因此皇帝所任用的人有时并不是山涛举荐名单中的第一人，众人不了解其中情况，便认为山涛任意决定轻重。有人在皇帝面前谗毁他，皇帝亲笔诏书告诫山涛说：“任用人才只看才干，不遗弃疏远、孤单、卑贱的人，天下就会因此得到教化。”山涛仍照旧行事，一年以后，众人的疑虑才平息。山涛上奏甄别选拔人物时，分别给他们加以评语，当时称为《山公启事》。

译山涛在朝廷中保持中立，晚年遇到皇后外戚专权，不愿任用杨氏，多次委婉进谏，皇帝虽然明白他的意思，却不能改变。后来因年老病重，他上疏请求退职说：“臣年近八十，生命只在早晚之间；如果还有一点点益处，难道会不竭尽力量报效圣明时代吗？只是迫于年老衰迈，不能再任事。如今四海安息，天下都希望接受教化，只要顺势使天下安静，百姓自然会归于正道。现在只应当崇尚风教、推行教育来敦厚民风罢了，陛下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臣耳聋眼昏，不能再勉励自己。君臣、父子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可隐讳的，所以直截了当地陈述愚拙心情，请求陛下听从我的请求。”于是他摘下官帽，光着脚，把官印和绶带交还。诏书说：“天下事务广泛，加上吴地刚刚平定，各项事情都在草创之中，应当共同尽心教化。你没有深切体察我过去的心意，却因为一点小病请求退职，难道是我对你的期望吗？朕仍然要忧劳而不能垂衣拱手，你又怎能把退居高尚之事看得如此理所当然呢！应当崇尚最公正的原则，不要再用虚饰的烦琐礼节来推辞。”山涛又苦苦上表请求退职，诏书仍不准许。尚书令卫瓘上奏说：“山涛以小病为由，长久不处理职务。皇帝亲笔诏书频繁催促，他仍不遵从诏旨。臣等商议认为，这并不是值得推崇的专擅节操，而是违背以国家公事为重的道义。如果病情确实沉重，也不应继续居于官位。可以免去山涛的官职。”皇帝中途下诏给卫瓘说：“山涛凭借一向的德行成为朝廷所仰望的人，又常常深切退让，直到恳切请求。” “所以近来屡次下诏，是想一定夺去他的退职志向，以便弥补他辅佐不及之处。主管官员既不思考诏书的明确旨意，反而加重诋毁和查问，损害崇尚贤人的风气，使我的不德更加严重，这怎么向远近之人交代呢！”山涛不得已，又起身处理政务。太康初年，升任右仆射，加授光禄大夫，侍中、主持选官之职仍旧。山涛以年老有病坚决辞让，皇帝亲笔诏书说：“你凭道德成为世人的楷模，何况先帝早就看出你深远的志向。我将倚靠你来整顿风俗，你为什么要舍弃朝政，独自把退隐看作高尚呢？我的深厚心意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吗，为什么还要说出如此恳切的话呢？你应当趁现在勉力任职，深切符合我的期望。你若不降低自己的退让之志，朕便无法安坐。”山涛又上表坚决推让，皇帝不许。吴国平定后，皇帝诏令天下停止军役，以显示天下大安；各州郡都撤去军队，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小郡设置五十人。皇帝曾在宣武场讲习武事，山涛当时有病，诏令他乘坐步辇跟随。山涛于是与卢钦讨论用兵的根本，认为不应撤除州郡的武备，他的论述十分精辟。当时人们都认为山涛没有学习孙武、吴起，却暗中与他们的见解相合。皇帝称赞说：“这是天下的名言。”但最终没有采纳。到了永宁之后，屡次发生变乱和危难，盗贼纷纷兴起，各郡国都因为没有防备而无法制服，天下终于大乱，正如山涛所说。后来授任司徒，山涛又坚决推让。诏书说：“您年高德厚，是朝廷的硕老，因此授予您三公辅政的职位。您却远远地崇尚谦让，反复推辞，实在使我忧闷。您应当始终参与朝政，辅佐朕身。”山涛又上表说：“臣侍奉天朝三十多年，最终没有丝毫功劳来增益大治。陛下对臣的偏爱没有止境，竟然授予臣三司之职。臣听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太高、力量微小而责任重大，上面会有鼎足折断的凶险，下面会有宗庙门前的灾祸。愿陛下施加历代相传的恩惠，准许臣交还此身退职。”诏书说：“您辅佐朝政，保卫安定皇家，匡正辅弼的功劳，是朕所倚赖的。司徒的职务，实际上掌管国家教化，所以恭敬地授予您此职，以回应众人的期望。怎能过分谦让来压抑损伤自己呢！”朝廷已经下令截断他的辞职表文，使者于是躺着把官印和绶带加在他身上。山涛说：“将要死去的人，怎么可以玷污官府呢！”便乘车带病回家。太康四年去世，时年七十九岁。诏令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五十万、布一百匹，用来供应丧事；策书追赠司徒，赐蜜印紫绶、侍中貂蝉，以及新沓伯蜜印青硃绶；用太牢祭祀，谥号康。将要下葬时，又赐钱四十万、布一百匹。左长史范晷等人上奏说：“山涛旧宅的房屋只有十间，子孙们住不下。”皇帝便为他建造住宅。当初，山涛还是平民时家境贫寒，曾对妻子韩氏说：“你忍受一段饥寒，我以后一定会做到三公，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做公夫人罢了！”等到他身居荣华显贵之位，仍然贞正谨慎、节俭简约，虽然爵位相当于拥有千乘封国，却没有妾媵。俸禄、赏赐和官俸，都分给亲戚故旧。当初，陈郡人袁毅曾任鬲县令，贪污浑浊，向公卿行贿送礼，以求获得虚假的声誉；也送给山涛丝一百斤。山涛不想显得与当时风气不同，便接受后藏在阁楼上。后来袁毅的事情败露，被用槛车送往廷尉，凡是他用来行贿的东西，都被查验追究。山涛于是取出丝交给官吏，丝上积满多年的尘埃，封印仍和当初一样。山涛要喝到八斗酒才醉，皇帝想试试他，便拿八斗酒给山涛喝，同时暗中继续给他添酒。山涛喝到自己平日的酒量后就停下了。山涛有五个儿子：该、淳、允、谟、简。山该，字伯伦，承袭父亲的爵位，官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死后追赠长水校尉。山该的儿子山玮，字彦祖，任翊军校尉。次子山世回，任吏部郎、散骑常侍。山淳，字子玄，没有做官；山允，字叔真，任奉车都尉。山淳、山允都从小身体羸弱多病，身材十分矮小，但聪明敏捷超过常人。武帝听说后想召见他们，山涛不敢推辞，便把这件事问山允。山允自认为身体残弱、相貌丑陋，不肯前往。山涛认为他胜过自己，便上表说：“臣的两个儿子身体残弱多病，应当断绝与世俗人事的往来，不敢接受诏命。”山谟，字季长，聪明有才智，官至司空掾。山简，字季伦。性情温和文雅，有父亲的风度；二十多岁时，山涛还不了解他的才能。山简叹息说：“我年近三十，却不被家父所知！”后来与谯国嵇绍、氵市郡刘谟、弘农杨准齐名。起初任太子舍人，屡次升迁为太子庶子、黄门郎，出任青州刺史。征召授任侍中，不久转任尚书。历任镇军将军、荆州刺史，兼领南蛮校尉，但没有赴任，又任尚书。光熙初年，转任吏部尚书。永嘉初年，出任雍州刺史、镇西将军。征召为尚书左仆射，兼领吏部。

译山简想让朝廷大臣各自举荐所熟知的人才，以扩大获得人才的途径。上疏说：“臣认为，自古国家兴衰，实在取决于任用官员。如果得到真正的人才，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尚书》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但这件事只有帝王最难做到。’唐尧、虞舜盛世时，八元、八恺等贤才都得到任用；周王室兴盛时，贤才济济。秦、汉以来，典雅的风教逐渐衰落。到了后汉，女主临朝，尊贵官职和重要职位出自乳母、保母之手，这是祸乱的开端。因此郭泰、许劭一类人在民间彰明清正的舆论，陈蕃、李固一类人在朝廷守持忠贞节操。这样以后，君臣的名节以及古今相传的典范，才可以谈论。自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三十年间，百姓流离四散，死亡几乎殆尽，这是祸乱到了极点。世祖武皇帝顺应天命和人心，从魏接受禅让；泰始初年，亲自处理一切政务，辅佐建立国业的大臣都尽力履职。当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开始在太极东堂听取政事，评议尚书奏事，多讨论刑狱，却不讨论选举。臣认为，他们没有先处理困难的事，反而先辨析容易的事。陛下刚刚君临万国，人人都想竭尽忠诚；今后每逢听政之日，应命公卿大臣先讨论选举，各自陈述所知道的后进俊才、乡里特别优秀的人以及才干足以任用的人，都列名上奏，主管官员便按官职空缺先行叙用。这就是在朝廷授予爵位，并与众人共同决定的道理。”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永嘉三年，出任征南将军、都督荆州、湘州、交州、广州四州诸军事，假节，镇守襄阳。当时各地盗寇叛乱，天下分崩离析，王朝威势衰弱，朝廷内外都感到危惧。山简却悠闲度日，沉溺于饮酒。荆州豪族习氏有优美的园林池塘，山简每次出游玩乐，多到池塘边去，摆酒后总是喝醉，把那里命名为高阳池。当时有儿童歌唱说：“山公出游到哪里？常常前往高阳池。傍晚醉倒载回去，酩酊大醉全不知。有时还能够骑上马，却把白接▯倒着戴。举鞭询问葛疆：比起并州儿童怎么样？”葛疆的家在并州，是山简喜爱的将领。不久，加授督宁州、益州军事。当时刘聪入侵，京师危急逼迫。山简派督护王万率军赴援，军队驻扎在涅阳，被宛城贼人王如击败，于是环绕城池自行防守。洛阳陷落后，山简又被贼人严嶷逼迫，便迁到夏口。他招纳流亡百姓，江、汉一带的人归附。那时华轶在江州作乱，有人劝山简讨伐他。山简说：“我和彦夏是旧友，为此很惆怅。山简难道要趁别人遭难来谋取功劳吗！”他的厚道就是这样。当时乐府伶人避难，大多逃到沔水、汉水一带，宴会时，僚属有人劝山简让他们演奏。山简说：“国家倾覆，不能匡救，是晋朝的罪人，哪里还有奏乐的道理！”于是流泪慷慨陈词，在座的人都感到惭愧。六十岁时去世，追赠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儿子山遐。山遐，字彦林，任余姚县令。当时江左政权刚刚建立，法律禁令宽松松弛，豪族大多私自藏匿户口，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依附人口。山遐用严厉的法律加以惩治，到县任职八十天，就查出逃漏户口一万多人。县民虞喜因为藏匿户口应当判处弃市，山遐想依法惩治虞喜。各豪强无不对山遐咬牙切齿，便向掌管政事的人进言，说虞喜有高尚节操，不应受到屈辱；又因为山遐擅自修造县舍，便以此使他陷入罪责。山遐给会稽内史何充写信说：“请允许我留下百日，彻底搜捕逃亡者；完成后退下来接受罪责，我没有遗憾。”何充为他申辩，也未能获准。最终山遐因这件事被免官。后来任东阳太守，施政严厉刚猛。康帝下诏说：“东阳近来审理囚犯，常常把人判入重罪。难道是郡中罪犯太多，还是因为刑讯逼供，使人无法自我保全呢？”山遐处之泰然，郡境内秩序肃然。死于任所。史臣说：至于任官时以清廉来做好职务，想借此为天下开启正道；侍奉父母终其一生，想借此劝导天下的风俗，如果不是山公具备这些美德，谁还能做到这样呢！自东汉末年动乱以来，吏曹职务湮没，西园聚敛三公的钱财，蒲陶可以买得一州的任职，贪婪者相互比肩，官署因此塞满。时代经历三代更替，世间历经九位帝王，在私宅中拜谢权贵，终于成为风俗。如果这些遗风渐渐消灭，治理之道或许还可以谈论。把选官之权交给山涛，众人的私情自然受到抑制；使君臣关系如鱼得水，却又因专用一人而产生疑虑。将要纠正前代的过失，把功劳归于后来正道，恩惠断绝臣下的私名，恩德传遍天子的言辞，世人所称的《山公启事》，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至于卢子家在前代的作为，又哪里值得计算呢！王戎，字濬冲，是琅邪临沂人。祖父王雄，任幽州刺史。父亲王浑，任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王戎幼年聪颖机悟，神采秀美清澈。看太阳也不眩目，裴楷见到后注视他说：“王戎的眼睛灿灿有神，像岩石下的闪电。”六七岁时，他在宣武场观看表演，笼中的猛兽咆哮怒吼，震动大地，众人都奔跑逃散，只有王戎独自站着不动，神色自如。魏明帝在楼阁上看见他，认为非常奇异。又有一次，他和一群孩子在道路旁玩耍，看见李树结满果实，同伴们争先恐后地跑去摘，只有王戎不去。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李树长在路边却结了很多果实，一定是苦李。”摘下来一尝，果然如此。阮籍和王浑是朋友。王戎十五岁时，跟随王浑住在郎官舍中。王戎比阮籍小二十岁，但阮籍仍与他交往。阮籍每次去见王浑，片刻便离开；但总要去看看王戎，过很久才出来。他对王浑说：“濬冲清雅高尚，不是你能相比的。与您交谈，不如与阿戎交谈。”王浑在凉州去世时，旧日属吏赠送丧金数百万，王戎推辞不接受，因此显扬了名声。他身材矮小，任性率真，不修饰威仪，善于引发谈论，欣赏其中的精微要旨。朝廷贤士曾在上巳日到洛水边修禊，有人问王济：“昨天游玩时有什么高论？”王济说：“张华善于谈论《史记》《汉书》；裴頠谈论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滔滔不绝，值得听；王戎谈论张良、季札之间的事情，超然玄妙而有深意。”他受到有识鉴者的赞赏，就是这样。王戎曾和阮籍饮酒，当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也在座。阮籍因为酒少，没有给刘昶斟酒，刘昶脸上却没有怨色。王戎觉得奇异，另一天问阮籍：“他是怎样的人？”阮籍回答：“比公荣差的人，不能不和他一起喝酒；如果比公荣稍差，也不敢不和他一起喝酒；只有公荣，可以不给他喝酒。”王戎常和阮籍在竹林中游玩，有一次王戎来晚了。阮籍说：“世俗之物又来了，败坏人的兴致。”王戎笑着说：“你们的兴致也太容易败坏了吧！” 钟会征伐蜀国，经过时与王戎告别，问他将采取什么计策。王戎说：“道家有句话：‘有所作为却不倚仗它。’取得成功并不难，难的是保住成功。”钟会失败后，议论者都认为王戎的话很有见识。

译王戎承袭父亲的爵位，被征召为相国掾，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因派遣属吏修建园宅，按罪本应免官，诏令准许以赎罪论处。升任豫州刺史，加授建威将军，接受诏命征伐吴国。王戎派参军罗尚、刘乔率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朗各自率众到王戎处投降。王戎率大军抵达长江边，吴国牙门将孟泰以蕲春、邾二县投降。吴国平定后，进爵安丰侯，增加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王戎渡过长江，安抚慰问新近归附的人，宣扬朝廷的威势和恩惠。吴国光禄勋石伟刚正率直，不能容忍孙皓的朝廷，称病回家。王戎赞赏他的清正节操，上表推荐他。诏令授石伟议郎，以二千石的俸禄供养他终身。荆州人因此喜悦服从。王戎被征召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送给王戎筒中细布五十端，被司隶弹劾；王戎因为知道此事却没有接受，所以没有获罪，但议论者仍责怪他。皇帝对朝臣说：“王戎的行为，难道是怀有私心、苟且求利吗？他只是正好不愿意显得与众不同罢了！”皇帝虽用这番话为他开脱，但仍被清廉谨慎的人鄙视，因此损害了名声。王戎任职时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才能，但各项政务都治理得很好。后来升任光禄勋、吏部尚书，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他天性极其孝顺，不拘泥于礼制，饮酒吃肉，有时还观看棋局，但面容憔悴，必须扶杖才能起身。裴頠前去吊唁，对别人说：“如果一次痛哭就能伤害人的生命，濬冲免不了被讥为毁灭生命来守孝了。”当时和峤也在服父丧，严格遵守礼法，按量吃米，哀伤憔悴却不超过王戎。皇帝对刘毅说：“和峤因哀伤而衰弱，超过礼制，使人担忧。”刘毅说：“和峤虽然睡在草垫上、吃稀粥，却只是活着守孝；至于王戎，才是所谓死孝，陛下应当先为他担忧。”王戎原先就有呕吐的疾病，居丧期间病情更加严重。皇帝派医生为他治疗，并赐给药物，还下令断绝宾客来访。杨骏执政时，授王戎太子太傅。杨骏被诛杀后，东安公司马繇专擅决定刑罚和赏赐，威势震动朝廷内外。王戎告诫司马繇说：“发生大事之后，应当深思并采取长远打算。”司马繇不听，果然获罪。王戎转任中书令，加授光禄大夫，获赐恩信五十人。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领吏部。王戎开始制定甲午制，规定所有选举任用，都先考察其治理百姓的情况，然后才授职任用。司隶傅咸上奏弹劾王戎说：“《尚书》称：‘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罢免昏暗无能者，提升贤明有功者。’如今内外各级官员，任职还不到一年，王戎就上奏让他们调任；既没有确定他们的优劣，又使送旧迎新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奸巧欺诈由此产生，伤害农业、妨害政务。王戎不仰赖尧舜的典章训诰，反而驱使众人追逐浮华，败坏风俗，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很大损害。应当免去王戎的官职，以敦厚风俗。”王戎与贾氏、郭氏关系亲密，最终没有因此获罪。不久转任司徒。眼看王朝政治将要崩坏，他苟且逢迎以求容身；等到愍怀太子被废，竟然没有说一句匡正劝谏的话。裴頠是王戎的女婿，裴頠被诛杀，王戎也因牵连而免官。齐王司马冏起兵义举时，孙秀把王戎安置在城内；赵王司马伦的儿子想任用王戎为军司。博士王繇说：“濬冲诡诈多端，怎么肯被一个年轻人任用？”于是作罢。惠帝返回宫中后，任王戎为尚书令。不久，河间王司马颙派使者前去劝说成都王司马颖，准备诛杀齐王司马冏。檄文送到后，司马冏对王戎说：“孙秀作乱，天子被幽禁逼迫。我集合义兵，扫除首恶，臣子的节操确实昭著于神明。两王听信谗言，构成大难，应当依靠忠诚谋略，使不和得到调解。您应当好好替我筹划。”王戎说：“公首先举起义兵，匡正安定国家大业，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然而论功行赏时，有功劳的人没有得到相应待遇，朝廷内外失望，人们都怀有二心。如今两王带甲士兵百万，锋芒不可抵挡；如果您退居王府，不失去原有爵位，交出权力、崇尚谦让，这是求得安全的计策。”冏的谋臣葛〔原文作“葛ＣＭ”，字样疑误〕愤怒地说：“汉、魏以来，王公退居府第，哪里有能够保全妻子儿女的！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可以斩首。”于是百官震惊恐惧，王戎假装药性发作，跌入厕所，因此得以避过灾祸。王戎认为晋室正处于动乱之中，仰慕蘧伯玉的为人，随着时势进退伸缩，没有刚直犯颜的节操。自从主持选官以来，从未提拔贫寒出身的人，也没有黜退徒有虚名的人，只是随波沉浮，按户征调、依门第选官罢了。不久授任司徒，虽然位居三公之首，却把事务交给属官办理。他有时骑着小马，从偏门出去游玩，见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三公。因此他的旧日属吏很多都升到高官，路上相遇时却总是避开他。他生性喜欢谋求利益，广泛收取天下各地的园田、水碓，遍布各处。积聚财物、聚敛钱财，不知限度；常常亲自拿着筹码，昼夜计算，始终像是不足。他又节俭吝啬，不肯供养自己，天下人都说这是他的痼疾。他的女儿嫁给裴頠，曾借钱数万，久久没有归还。女儿后来回娘家省亲，王戎面色不悦；女儿赶紧把钱还清，他才高兴。堂侄将要结婚，王戎送给他一件单衣，婚礼结束后又责令取回。他家有很好的李子，常常拿出来卖，却怕别人得到种子，总要把李核钻破。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后来他跟随皇帝北伐，王师在荡阴战败，王戎又到鄴城，随皇帝回到洛阳。皇帝车驾向西迁移时，王戎逃奔到郏县。在危难之中，他亲自接触刀锋，却仍谈笑自如，从来没有恐惧的神色。当时还召集亲友宾客，整日欢娱。永兴二年，死于郏县，时年七十二岁，谥号元。王戎有鉴别人物的才能，曾评价山涛像未经雕琢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子，人人都敬佩他的珍贵，却无法说出他的器量；评价王衍神采气度高雅清澈，像瑶林中的美玉、琼树一样，自然是超出尘俗的人物。他说裴頠不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荀勖善于利用自己的短处，陈道宁〔原文“纟畟纟畟”字样疑误〕像捆扎起来的长竿。他的族弟王敦有很高的声望，王戎却厌恶他。王敦每次来拜访王戎，王戎总是借口有病不见。王敦后来果然发动叛乱。王戎的鉴识往往能够预先看出事情，就是这样。他曾经过黄公酒垆下面，回头对后车中的客人说：“我过去曾和嵇叔夜、阮嗣宗在这里痛快饮酒，也参加过竹林之游的末席。自从嵇康、阮籍相继去世，我便被时代束缚。今天看这里虽然很近，却遥远得像隔着山河！”当初，孙秀任琅邪郡吏时，请求乡里评定品第。王戎的堂弟王衍准备不答应，王戎劝他给孙秀评定品第。等到孙秀得势后，朝廷中与他有旧日怨仇的人都被诛杀，而王戎、王衍却因此得以幸免。王戎的儿子王万，有美好的声誉。他年少时就非常肥胖，王戎让他吃糠，反而越来越胖。十九岁时去世。王戎另有庶子王兴，是他所不承认、不屑一顾的。后来以堂弟阳平太守王愔的儿子作为继嗣。

译王衍字夷甫，神情明朗秀美，风度姿态安详文雅。他童年时曾拜访山涛，山涛赞叹了很久；他离开后，山涛目送着他说：“是什么老妇人，竟生出这样漂亮的孩子！然而误害天下百姓的，未必不是这个人啊。”他的父亲王乂任平北将军，常有公事，派使者上报，王衍却不能及时答复。王衍十四岁时，当时正在京师，拜访仆射羊祜，陈述事情的经过，言辞十分清楚善辩。羊祜声名德望尊贵，而王衍年少却没有丝毫屈身下拜的神色，众人都觉得奇异。杨骏想把女儿嫁给他，王衍以此为耻，便假装发狂来推辞脱身。武帝听说他的名声，问王戎：“夷甫当世可以同谁相比？”王戎说：“我没有见过能与他相比的人，应当从古人中去寻找。” 泰始八年，诏令荐举能够安定边疆的奇才。王衍起初喜好谈论合纵连横之术，所以尚书卢钦荐举他任辽东太守。他没有就任，于是闭口不再谈论世事，只吟咏清雅的诗文，谈论玄虚之理。有一次宴饮聚会，他被族人激怒，族人举起〔疑似器物〕向他脸上掷去。王衍起初一言不发，拉着王导同车离去。但心中不能平静，在车里拿镜子照自己，对王导说：“你看我的眼神，已经落到牛背上去了。”他的父亲在北平去世，他送葬时礼物丰厚，亲友因此向他借贷，后来这些财物都送给了他们。几年之间，家产耗尽，便出城到洛阳西面的田园居住。后来任太子舍人，回朝任尚书郎。出任元城县令，整天清谈，但县中政务也治理得很好。入朝任中庶子、黄门侍郎。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推尊阐述《老子》《庄子》，立论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所谓‘无’，能够开创万物、成就事务，无处不在。阴阳凭借它化育生成，万物凭借它形成形体，贤者凭借它成就德行，不肖之人凭借它保全自身。所以‘无’的作用虽无爵位，却尊贵无比。”王衍非常推重这种学说。只有裴頠认为不对，撰写文章加以讥刺，而王衍处之泰然。王衍既有卓越的才华和美貌，聪明领悟如同神明，常常自比子贡。加上声名极盛，震动当时。他非常善于谈论玄理，只以谈《老子》《庄子》为业。每次手持玉柄麈尾，麈尾的颜色总与他的手相同。义理上有感到不妥的地方，便立即改动更换，世人称之为“口中雌黄”。朝廷内外一致称许他，说他是“一世龙门”。他多次担任显要官职，后来的士人没有不仰慕并模仿他的。参加选举、入朝为官的人，都把他视为首要标准。矜持自高、浮夸荒诞，终于形成了风气。王衍曾经死了幼子，山简前来吊唁。王衍悲痛得不能自持，山简说：“不过是怀抱中的孩子，何至于悲伤到这种地步！”王衍说：“圣人能够忘情，最下等的人又达不到有情的境界；然而感情最集中深厚的，正是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山简佩服他的话，反而更加为他悲痛。王衍的妻子郭氏是贾后的亲属，凭借皇后的势力，刚愎自用、贪婪暴戾，聚敛财物没有满足，喜欢干预他人事务。王衍对此忧虑，却不能禁止她。当时有个同乡人李阳，任幽州刺史，是京师的大侠，郭氏一向畏惧他。王衍对郭氏说：“不只是我说你这样做不可以，李阳也说不可以。”郭氏因此稍稍有所收敛。王衍痛恨郭氏贪婪鄙陋，所以从不在口头上谈钱。郭氏想试探他，便命婢女把钱围着床铺摆放，使他无法行走。王衍早晨起来看见钱，对婢女说：“把这些东西搬走！”他的用意就是如此。后来历任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他的女儿是愍怀太子妃，太子被贾后诬陷，王衍害怕遭祸，自己上表请求解除婚姻。贾后被废后，有关官员上奏弹劾王衍，说：“王衍写信给司徒、梁王司马肜，抄录呈上皇太子写给太子妃及王衍的信，陈述自己被诬陷的情状。司马肜等人恭敬阅读，信中文字情意恳切悲痛。王衍身居大臣之位，本应因这件事受到议论责备。太子被诬陷获罪，王衍不能守死善道，却立即请求离婚。得到太子的亲笔信后，又把它藏起来不拿出来。其志向在于苟且免祸，没有忠贞刚正的操守。应当公开严厉责备他，以劝勉臣子的节操。可以终身禁锢。”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王衍一向轻视赵王司马伦的为人。司马伦篡位后，王衍假装发狂，砍伤婢女以求自保。司马伦被诛杀后，王衍任河南尹，转任尚书，又任中书令。当时齐王司马乂有匡正复兴晋室的功劳，却专权放纵，公卿都向他下拜，只有王衍对他作长揖礼。后来因病离职。成都王司马颖任命王衍为中军师，多次升迁至尚书仆射，兼领吏部，后来又任尚书令、司空、司徒。王衍虽然身居宰辅重位，却不把治理国家放在心上，只考虑保全自身的办法。他劝东海王司马越说：“中原已经混乱，应当依靠各地的方伯，应该选用文武兼备的人来担任。于是任命他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又对王澄、王敦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险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两人在外，而我留在这里，足以成为三个藏身之处了。”有见识的人鄙视他。石勒、王弥进犯京师时，任命王衍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抵御他们。王衍派前将军曹武、左卫将军王景等人攻打贼军，击退了他们，缴获了他们的辎重。升任太尉，尚书令仍旧兼任。封为武陵侯，他推辞封爵不接受。当时洛阳危急逼近，许多人想迁都来躲避灾难，只有王衍卖掉车和牛来安定众人的心。司马越讨伐苟晞时，王衍以太尉身份任太傅军司。司马越去世后，众人共同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见贼寇四起，害怕而不敢承担，说：“我年轻时没有做官的愿望，只是随着任职文书不断调动，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今天的事情，怎么可以让没有才能的人来承担呢？”不久，全军被石勒击败。石勒召见王公，与王衍相见，询问晋朝旧事。王衍陈述祸败的原因，说谋划并不在自己。石勒非常高兴，同他谈了很久。王衍自己说年轻时就不参与政事，想求得自我免祸，于是劝石勒称帝。石勒发怒说：“你的名声盖过四海，身居重任，年轻时就入朝做官，直到白头，怎么能说没有参与世事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命左右扶他出去。石勒对党羽孔苌说：“我走遍天下，很少见到这样的人，难道可以放他活着吗？”孔苌说：“他是晋朝的三公，一定不会为我们尽力，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石勒说：“但绝不能用刀刃杀他。”于是派人夜里推倒墙壁，把王衍压死。王衍临死时回头说道：“唉！我们这些人虽然比不上古人，当初如果不推崇浮华虚无的学说，齐心尽力匡救天下，也还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当时五十六岁。王衍俊秀而有美好的声望，心向高远玄妙之理，从不谈论财利。王敦渡过长江后，常称赞他说：“夷甫处在人群中，就像珠玉处在瓦石之间。”顾恺之作画赞，也称赞王衍高峻清正，如高山耸立、峭壁直上千仞。他被人推崇到了这样的程度。

译王玄字眉子，年轻时仰慕简约旷达，也有俊秀才华，与卫玠齐名。荀籓任用他为陈留太守，驻军尉氏。王玄一向出身名门，又有豪迈气概；在荒乱凋敝的时期，人心不归附，他将要投奔祖逖时，被盗贼杀害。王澄字平子。生来就机警聪慧，虽然还不会说话，看见人的举动，便能懂得他们的意思。王衍的妻子郭氏性情贪婪鄙陋，想让婢女在路上挑粪。王澄十四岁时，劝郭氏认为这样做不对。郭氏大怒，对王澄说：“过去夫人临终时，只把小郎托付给新妇，并没有把新妇托付给小郎。”于是抓住他的衣襟，拿杖要打他。王澄挣脱出来，翻窗逃走。王衍在世上享有很高的声名，当时人称许他有鉴识人物的才能。他尤其看重王澄、王敦、庾敳，曾经为天下士人品评说：“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王澄曾对王衍说：“兄长的外表像有道之人，但精神锋芒太过俊利。”王衍说：“我确实不如你这样洒脱平和。”王澄因此声名显著。凡是经过王澄品评的人，王衍不再发表意见，总说：“已经经过平子的评定了。” 王澄年轻时多次担任显要官职，屡次升迁为成都王司马颖的从事中郎。司马颖宠信的宦官孟玖诬陷并杀害陆机兄弟，天下人无不咬牙切齿。王澄揭发孟玖私下的奸恶，劝司马颖杀掉孟玖，司马颖于是诛杀了他，士人和百姓无不称善。司马颖败亡后，东海王司马越请王澄任司空长史。因迎接皇帝车驾有功，封南乡侯。升任建威将军、雍州刺史，却没有赴任。当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都与王衍亲善，被称为四友；他们也与王澄亲近，此外还有光逸、胡毋辅之等人参加其中。他们纵情酣饮，放荡荒诞，尽情欢乐。惠帝末年，王衍向司马越推荐王澄任荆州刺史、持节、都督，并兼任南蛮校尉，任王敦为青州刺史。王衍于是询问他们治理地方的策略，王敦说：“应当临事随机应变，不可以预先议论。”王澄辞锋锐利，谋划策略没有定法，满座的人都赞叹佩服。王澄将要赴任镇守之地，送行的人几乎倾尽朝廷。王澄看见树上的喜鹊窝，便脱下衣服爬上树，探取并玩弄鹊窝，神情萧然，旁若无人。刘琨对王澄说：“你的外表虽然洒脱开朗，内心实际上轻动而任侠；这样处世，很难得到善终。”王澄默然不答。王澄到镇所后，日夜纵情饮酒，不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即使是敌寇入侵等紧急政务，也不放在心上。他从贫寒困顿中提拔顺阳人郭舒，任为别驾，把州府事务托付给他。当时京师危急逼近，王澄率领军队准备奔赴国难，但大风吹折了军旗的旗杆。恰逢王如进犯襄阳，王澄的前锋到达宜城，派使者去拜访山简，被王如的党羽严嶷俘获。严嶷假装派人从襄阳来，问他说：“襄阳攻下了吗？”使者回答：“昨天早晨攻破城池，已经俘获山简。”严嶷于是暗中放松看守，使者得以逃走。王澄听说襄阳陷落，以为确实如此，便解散军队返回。事后他以此为耻，借口粮运供应不足，把罪责推给长史蒋俊并杀了他，最终也没能前进。巴蜀流民散居在荆州、湘州一带，与当地人发生忿争，于是杀死县令，聚集驻扎在乐乡。王澄派成都内史王机讨伐他们。贼军请求投降，王澄假意答应，随后在宠洲袭击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作为赏赐，将八千多人沉入江中。于是益州、梁州的流民四五万家同时反叛，推举杜弢为首领，向南攻破零陵、桂阳，向东掠夺武昌，在巴陵击败王机。王澄也没有忧虑恐惧的意思，只与王机日夜纵酒，玩投壶和博戏，常常一连玩几十局。王澄杀死富人李才，取其家产赏赐给郭舒。南平太守应詹屡次劝谏，他都不接受。于是上下离心，内外怨恨反叛。王澄虽然实际声望有所损失，仍傲然自得。后来出兵攻打杜弢，驻扎在作塘。山简的参军王冲在豫州反叛，自称荆州刺史。王澄害怕了，派杜蕤守卫江陵。王澄迁到孱陵，不久又逃到沓中。郭舒劝他说：“使君治理荆州，虽然没有特别的政绩，但还没有失去众人的心。如今向西招收华容归顺义军，完全足以擒获这个小丑，为什么要自行放弃呢？”王澄不能听从。起初，王澄命令武陵各郡共同讨伐杜弢，天门太守扈瑰驻扎在益阳。武陵内史武察被本郡的夷人杀害，扈瑰率孤军退回。王澄发怒，用杜曾代替扈瑰。夷人袁遂是扈瑰过去的属吏，借口为扈瑰报仇，于是起兵驱逐杜曾，自称平晋将军。王澄派司马毌丘邈讨伐他，被袁遂击败。恰逢元帝征召王澄任军谘祭酒，于是王澄前去应召。当时王敦任江州刺史，镇守豫章，王澄经过那里，前去拜访王敦。王澄早有盛名，声望在王敦之上，士人和百姓无不倾心仰慕他。他又有超人的勇力，一向为王敦所忌惮，王澄仍因过去的情分侮弄王敦。王敦更加愤怒，请王澄入内住宿，暗中想杀死他。但王澄身边有二十名勇力超群的人，拿着铁马鞭护卫；王澄自己还常手持玉枕防身，所以王敦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来王敦赐给王澄的随从酒，众人都醉了，便借玉枕来观看。王敦于是下床对王澄说：“为什么和杜弢通信？”王澄说：“事情自然可以查验。”王敦想进入内室，王澄伸手拉住他的衣服，直到把衣带拉断。王澄于是登上房梁，骂王敦说：“做事像这样，灾祸将要降临到你身上。”王敦命力士路戎扼杀王澄，当时王澄四十四岁。王敦把尸体送回他的家中。刘琨听说王澄死了，叹息说：“王澄是自取其祸。”王敦平定后，王澄的旧属、佐著作郎桓稚上表为王澄申理，请求追加赠官和谥号。诏令恢复王澄原有官职，谥号为“宪”。长子王詹早死，次子王徽任右军司马。郭舒字稚行。他幼年请求母亲让自己跟随老师学习，一年多便回来了，粗略懂得了大义。同乡少府范晷、同族人武陵太守郭景，都称赞郭舒应当是后起之秀，最终会成为国家的栋梁。起初任领军校尉，因擅自释放司马彪获罪，被交付廷尉审理，世人多认为他有义气。刺史夏侯含征召他任西曹，转任主簿。夏侯含因事获罪，郭舒自己把自己交给司法机关，替夏侯含申理，事情因此得到宽释。刺史宗岱任命他为治中，他因母丧离职。刘弘出任荆州牧，征召他任治中。刘弘去世后，郭舒率将士推举刘弘的儿子刘璠为主，讨伐逆贼郭劢，消灭了郭劢，保全了整个荆州。王澄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任别驾。王澄整天酣饮，不把众多政务放在心上，郭舒常常严厉劝谏他。天下大乱后，郭舒又劝王澄修养德行、培养威望，保全州境。王澄认为祸乱是从京都兴起的，不再是一个州所能匡救抵御的；虽然不能听从郭舒，却很看重他的忠诚正直。荆州士人宗庾廞曾因酒醉触犯王澄，王澄发怒，命左右用棍棒打庾廞。郭舒严肃地对左右说：“使君只是喝醉了，你们怎么敢妄自动手！”王澄恼怒说：“别驾发疯了吗，竟说我醉了！”于是派人掐郭舒的鼻子，灼烧他的眉头，郭舒跪着承受这些处罚。王澄的怒意稍稍消解，庾廞于是得以免罪。

译王澄逃奔溃败后，朝廷让周访兼领南郡。王澄又想带着周访向东撤退，周访说：“我身为万里纪纲，不能匡正局势，以致使君逃亡，实在不忍渡江。”于是留下驻扎在沌口，采集湖泽中的野生谷物来供给自己。乡里有人偷吃周访的牛，事情被发觉后，前来道歉。周访说：“你是因为饥饿，才吃了牛肉；剩下的肉可以拿来一起吃。”世人因此佩服他的宽宏气量。郭舒年轻时与杜曾交情深厚。杜曾曾召见他，他没有前往，杜曾因此怀恨在心。到这时，王澄又调郭舒任顺阳太守，杜曾暗中派兵袭击郭舒，郭舒逃走得以免难。王敦召郭舒任参军，转任从事中郎。襄阳都督周访去世，王敦派郭舒监督襄阳军务。甘卓到达后，郭舒才返回。朝廷征召郭舒任右丞，王敦将他留下不让他前往。王敦谋划叛逆，郭舒劝谏，他不听，便派郭舒守卫武昌。荆州别驾宗澹嫉妒郭舒的才能，多次向王暠进谗言。王暠怀疑郭舒与甘卓共同谋划，暗中把这件事告诉王敦，王敦没有接受。高官督护缪坦曾请求武昌城西的一块地作为营地，太守乐凯向王敦说：“百姓很久以前就买下了这块地，种菜供给自己，不应当夺取。”王敦大怒说：“王处仲不来江南，难道武昌就应该有我的土地，而人们却说这是我的土地吗！”乐凯害怕，不敢再说。郭舒说：“请您听我说一句。”王敦说：“平子认为你有病发狂，所以掐你的鼻子、灼烧你的眉头；旧病又发作了吗！”郭舒说：“古代所谓狂直之人，是敢于直言的人，周昌、汲黯、朱云并不是疯子。从前尧设置诽谤之木，舜设置敢谏之鼓，然后政事才没有枉曲或放纵。您难道比尧、舜还高明吗？却反而压制我，使我不能说话。您和古人相差得多么远啊！”王敦说：“你想说什么？”郭舒说：“缪坦可以说是小人，他混淆视听，夺取别人的私地，以强凌弱。” 晏子说过：君主说某事可行，臣下指出其中不可行之处，从而成就那件可行的事。因此像郭舒等人不敢不进言。”王敦立即命令把土地归还，众人都为郭舒的壮举称道。王敦更加看重郭舒公正清明，给他的赏赐越来越丰厚，并多次到他家中拜访。上表推荐他任梁州刺史。郭舒因病去世。乐广字彦辅，是南阳淯阳人。他的父亲乐方，曾任魏征西将军夏侯玄的军事参谋。乐广当时八岁，夏侯玄常在路上见到乐广，便叫他来交谈，回去后对乐方说：“刚才见到乐广，神态气质明朗通彻，将来一定会成为名士。你家虽然贫困，可以让他专心学习，他一定能振兴你的家门。”乐方早年去世。乐广孤苦贫困，寄居山阳，以清寒简朴为生活，没人知道他。性情平和简约，有深远见识，嗜好欲望很少，不与外物争竞。他尤其善于清谈，常用简约的言辞分析道理，使人心悦诚服；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就默然不说。裴楷曾邀请乐广共同谈论，从傍晚一直谈到早晨，彼此十分钦佩，裴楷叹息说：“我不如他。”王戎任荆州刺史时，听说乐广曾受到夏侯玄赏识，于是荐举他为秀才。裴楷又向贾充推荐乐广，于是贾充征召他任太尉掾，转任太子舍人。尚书令卫瓘是朝廷的老臣，曾经参与魏正始年间与各位名士的谈论，见到乐广后认为他非同寻常，说：“从前各位贤人已经去世，我常担心精微的言论将要断绝，如今却又从您这里听到了这些话。”他命令自己的几个儿子去拜访乐广，说：“这个人就像能照见人心的水镜，见到他便觉得心境澄明，好像拨开云雾看见了青天。”王衍自称：“我与别人说话非常简略精要，但见到乐广后，就觉得自己说得太烦琐了。” 他受到有识之士赞叹和推美，就是这样。出任元城县令，升为中书侍郎，转任太子中庶子，多次升迁至侍中、河南尹。乐广擅长清谈，却不长于写文章；准备辞去河南尹时，请潘岳替他写表章。潘岳说：“应当写出你的心意。”乐广于是写了二百句，叙述自己的志向。潘岳便取来重新排列润色，很快写成了名篇。当时人都说：“如果乐广不借助潘岳的文笔，潘岳不采用乐广的思想，就无法成就这样的美文。” 曾有一位亲近的客人，久未往来，乐广询问原因。客人回答：“以前在座上，承蒙赐酒，正要饮下时，看见杯中有一条蛇，心里非常厌恶，喝下后就病了。”当时河南官署的厅堂墙上挂着一张弓，弓上漆画成蛇的形状，乐广猜想杯中的蛇就是弓的影子。他又在原来的地方摆酒，对客人说：“酒中又看见什么了吗？”客人回答：“看见的和上次一样。”乐广于是告诉他其中的原因，客人顿时心意开解，沉重的疾病立即痊愈。卫玠还是童年时，曾问乐广梦是什么，乐广说梦是思想所形成的。卫玠说：“精神和形体并没有接触，却能做梦，难道是思想吗？”乐广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卫玠思考了一个月也不得其解，终于因此成病。乐广听说后，立即驾车前去为他分析，卫玠的病马上痊愈。乐广感叹说：“这位贤人的胸中，一定没有病入膏肓的忧患！” 乐广任职治理地方时，没有获得当时的功劳声誉，但每次离职后，人们都思念他的遗爱。凡是评论人物，他一定先称说对方的长处，那么短处即使不说也自然显露。有人犯错，他先把宽恕施尽，然后善恶自然彰明。乐广与王衍都把心思置于世事之外，在当时声名很重。因此天下谈论风流人物时，都把王衍、乐广列为首位。乐广年轻时与弘农人杨准友善。杨准的两个儿子叫杨乔、杨髦，都在世上很有名。杨准先让他们拜访裴頠，裴頠性情宽宏方正，喜爱杨乔的高雅风韵，对杨准说：“杨乔将赶上你，杨髦稍微差一些。”杨准又让他们拜访乐广，乐广性情清正淳厚，喜爱杨髦的精神风采，对杨准说：“杨乔自然能赶上你，但杨髦也很清秀出众。”杨准笑着说：“我两个儿子的优劣，原来就是裴頠和乐广的优劣啊。”评论者认为杨乔虽然有高雅风韵，但精神气度不足，这是乐广的评价更为准确。当时王澄、胡毋辅之等人也都任性放纵，以旷达自居，有时甚至裸体。乐广听说后笑道：“名教之中自有快乐的地方，何必一定要这样！”他居身处世，爱惜人才和万物，行动总合乎道理，大多就是这一类。他处在多难的时代、朝廷法令紊乱之时，只是清正自守、中立不偏，任凭真诚来保全自己的本色而已。当时人没有谁能看出他的内心。在此以前，河南官舍中常有妖怪，前任河南尹大多不敢住在正寝，乐广却住在那里而不疑惧。曾有一次外门自行关闭，左右的人都惊慌，只有乐广神色自若。他回头看见墙上有个孔，便让人挖墙，挖出一只狸猫并杀死它，怪异之事也就断绝了。愍怀太子被废时，诏令旧臣不得送行，众官无不愤怒叹息，都冒禁前往拜别。司隶校尉满奋命令河南中部把前来拜别的人捉拿绑缚，送到狱中，乐广立即把他们解开释放。众人都替乐广担心害怕。孙琰劝贾谧说：“先前因为太子有罪恶，才有这次废黜，他的臣下不害怕严诏，冒罪为他送行。如今如果把他们拘禁起来，反而会彰显太子的善行，不如释放他们。”贾谧认为他说得对，乐广因此没有获罪。升任吏部尚书左仆射。后来东安王司马繇应当任仆射，便调乐广为右仆射，兼领吏部，代替王戎任尚书令。起初是王戎荐举乐广，最后乐广又接替了王戎的职位，当时人称美此事。

译成都王司马颖是乐广的女婿。后来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乂遭遇祸难，而乐广已经享有朝廷声望，群小便进谗诽谤他。司马乂把这件事问乐广，乐广神色不变，慢慢回答说：“我乐广难道会用五个儿子换一个女儿吗？”司马乂仍然心存疑虑，乐广最终因忧虑而死。荀籓听说乐广未能免祸，为他流泪。乐广有三个儿子：乐凯、乐肇、乐谟。乐凯字弘绪，任大司马齐王的属官，参与骠骑军事。乐肇字弘茂，任太傅东海王的属官。洛阳陷落后，兄弟二人相互扶携渡过长江南下。乐谟字弘范，任征虏将军、吴郡内史。史臣说：汉代的宰相崇尚清静，在无为的政务中能够察觉时机；周代的史官崇尚清虚，也不以尸位素餐为嫌。难道三公宰辅的职责，和一般官班有什么不同吗？濬冲善于开启谈论，夷甫仰慕方外之学，登上三公的显贵行列，却回头轻视朝廷法度。他们既然凭借虚无之说立身，朝廷的法纪已经混乱。王戎只是取容于世，暗中把货财交给别人；王衍则只图保全自身，哪里还谈得上国家宗庙！等到三方构成祸乱，六戎借机而起，犬羊般的同伙，刀枪箭矢多如云集。夷甫卑微地逢迎那些凶恶首领，以求他们宽容赦免；被倒塌的墙压死，反倒还算保留了一点礼义。平子任情傲物，对着镜子也难以承受自己的形貌，最终丧失生命，自行招致失败。况且衣服是外在仪表，珪璋象征德行；声音能调和宫羽，文采可以照耀山川；行步有章法，立言能成为训诫。王澄箕踞而坐，难道还不算太过分吗？至于解开衣服爬上树，赤身裸体抚弄鹊窝，却把这当作旷达，称为高尚情趣，轻薄之人竞相仿效，哪里还谈得上真正的风流！道路与圣道背离，事情违背正理，任凭自己的性情独行，终于自寻短命。过去晏婴曾为庄公的尸体哭泣，乐令又为愍怀太子的宾客解围，难道他们是听闻了伯夷的遗风吗？这正是使懦弱之人也能够立定志向的行为。赞曰：晋室求取贤士，于是建造仙台，高陵凌云而直逼天河，山涛这样的老人能够识别人才。濬冲身居三公之位，清谈优长而政务低劣。夷甫顾望两处，退下来谋求三个藏身之穴。精神在当年已经混乱，忠节违背了前代名臣。平子凌辱轻侮他人，多到连运用才智都显得笨拙。乐令拨开云雾，高天澄澈明净。

译列传第十四 郑袤（儿子郑默，郑默的儿子郑球）；李胤；卢钦（弟弟卢珽，卢珽的儿子卢志，卢志的儿子卢谌）；华表（儿子华廙，华廙的儿子华恒，华廙的弟弟华峤）；石鉴；温羡。郑袤字林叔，是荥阳郡开封县人。高祖郑众，任汉朝大司农。父亲郑泰，任扬州刺史，有很高的声望。郑袤年少丧父，很早就有识人鉴察的才能。荀攸见到他，说：“郑公业的家业不会衰亡了。”郑袤跟随叔父郑浑到江东避难。当时华歆任豫章太守，郑浑前去依附他；华歆一向与郑泰交好，便像抚养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郑袤。郑袤十七岁时，才回到乡里。性情清正。当时济阴人魏讽任相国掾，声名重于当世，郑袤的同郡人任览与他结交。郑袤认为魏讽是奸诈的雄才，最终必定招来祸患，劝任览远离他。魏讽失败后，评论者都称赞郑袤有先见之明。魏武帝最初把几个儿子封为侯，精心选择宾客朋友，郑袤与徐干一同任临淄侯文学，转任司隶功曹从事。司空王朗征召他任属官，郑袤荐举高阳人许允、扶风人鲁芝、东莱人王基，王朗都任用了他们，后来三人都做到高位，享有盛名。郑袤升任尚书郎。出任黎阳县令，官吏百姓都喜悦服从。太守下令各属城考核官员时，特别表扬他、认为他出众，是各县之首。升任尚书右丞。转任济阴太守，一到任便表彰孝子悌弟，敬重礼遇贤能之人，兴办学校，启发诱导后进。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授任散骑常侍。恰逢广平太守职位空缺，宣帝对郑袤说：“贤叔大匠在阳平、魏郡都享有美名，百姓受到他的德化恩惠。况且卢子家、王子雍又相继治理这个郡，使一代代都不缺少贤才，所以再次劳烦你。”郑袤在广平，以德化为先，善于制定条令教化，郡中人都爱戴他。征召授任侍中，百姓恋慕他，在路旁哭泣送行。升任少府。高贵乡公即位时，郑袤与河南尹王肃准备法驾，在元城迎接皇帝，封广昌亭侯。迁任光禄勋，兼领宗正。毌丘俭发动叛乱，景帝亲自出征讨伐他，百官在城东为皇帝祭路送行，郑袤因病不能参加。景帝对中领军王肃说：“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见到郑光禄。”王肃把这话告诉郑袤，郑袤便乘车追赶景帝，在近路赶上了他。景帝笑着说：“我就知道侯生一定会来。”于是与郑袤同车，说：“应当先谋划什么？”郑袤说：“我过去与毌丘俭一同任台郎，对他的情况特别了解。他好谋略却不通晓实际事务，自从过去在幽州建立功勋后，志向和欲望就没有限度。文钦勇猛却没有谋略。如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的士卒锐利却不能坚守，应当挖深沟、筑高垒来挫伤他们的锐气，这正是周亚夫的长处。”景帝称赞说好。转任太常。高贵乡公商议建立明堂、辟雍，精选博士，郑袤荐举刘毅、刘寔、程咸、庾峻，后来他们都做到三公辅弼的高位。常道乡公即位时，郑袤参与商议确定拥立策略，进封安城乡侯，食邑一千户。景元初年，郑袤因病失明，多次请求退休，皇帝不准许。授任光禄大夫。五等爵制开始建立时，封密陵伯。武帝即位后，进爵为侯。郑袤虽然卧病十多年，当时的贤人仍纷纷共同推荐他。泰始年间，诏书说：“光禄密陵侯郑袤，品行纯正，守道清纯，退居时有清和的风范，入仕时有如素丝般纯洁的节操，应当登上三公显位，补充衮职的空缺。现在任命郑袤为司空。”天子登临正殿，派五官中郎将国坦到郑袤府第授官。郑袤前后辞让，派儿子郑称送还印绶，达十多次。他对国坦说：“魏朝任命徐景山为司空时，我当时任侍中，奉诏去劝说他。徐公对我说：‘三公应当上应天心，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实在会伤害天地和谐；我不敢在将死之年，屡次使朝廷受辱。’最终没有就任。遵循大雅君子的足迹，难道不应当努力吗！”郑袤坚决辞让，过了很久才获准，于是以侯爵身份在府第接受任命，拜为仪同三司，设置舍人、官骑，赐给床、帐、竹席、被褥和钱五十万。泰始九年去世，时年八十五岁。皇帝在东堂发哀，赐给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绢和布各一百匹，以供办理丧事。谥号为“元”。有六个儿子，长子郑默继承爵位，其次是郑质、郑舒、郑诩、郑称、郑予，官位都达到九卿。郑默字思元。出仕时任秘书郎，考核旧有文书，删削省除浮华污秽的内容。中书令虞松对他说：“从今以后，朱紫官服的等级就分明了。”转任尚书考功郎，专门掌管伐蜀之事，封关内侯，升任司徒左长史。武帝接受禅让后，郑默与太原人郭奕一同任中庶子。朝廷认为太子的属官应当称为陪臣。郑默上奏说：“皇太子具有皇极尊贵的身份，对天下没有私心。宫中臣属都受命于天朝，不应把他们等同于藩国的臣子。”这件事于是施行。出任东郡太守，正逢年荒人饥，郑默便打开粮仓赈济供给百姓，自己住进都亭，并上表请求待罪。朝廷赞许郑默忧虑国事，诏书褒扬感叹，把他比作汲黯，并将此事颁告天下；如果郡县有这样的情况，都允许开仓赈济。入朝任散骑常侍。起初，皇帝认为贵公子应当按品第评定，但乡里没人敢与他并列，于是在州内寻访，十二郡的中正共同推举郑默。文帝写信给郑袤说：“小儿能够列入贤子之流，惭愧自己有埋没贤才的过失。”武帝出行到南郊祭祀时，诏令郑默陪乘，于是对郑默说：“你知道为什么能陪乘吗？从前州里把你荐举为与贵公子相当，常常惭愧自己有玷污清谈的过失。”于是问他政事，郑默回答：“劝勉耕种务农，这是国家的根基；选拔人才得到贤能，这是救济世道的方法；任官久任其职，这是治理政事的适宜办法；明确慎重地考核升降，这是劝善惩恶的依据；崇尚儒学朴素，这是教化引导的根本。也就是这些罢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后来因父亲去世离职，不久起用为廷尉。当时鬲县令袁毅因交结输送贿赂获罪，大兴刑狱。朝廷中许多人都被牵连逮捕，只有郑默兄弟以清白谨慎而没有卷入其中。升任太常。当时仆射山涛想举荐一位亲近亲属任博士，对郑默说：“你很像尹翁归，使我不敢再开口。”郑默为人敦厚稳重，温和却能整饬事务，大多都是这样。齐王司马攸将要前往封国时，朝廷下令礼官商议尊崇赐予的礼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人都提出不同意见，郑默对这件事宽容处理，却因此获罪免官。不久授任大鸿胪。遭遇母丧，按照旧制度，安葬后就应回任，郑默自己陈述请求服满丧期，言辞恳切，过了很久才获准。于是修改法令，规定大臣可以服满丧期，从郑默开始。服丧期满后，任大司农，转任光禄勋。

译太康元年去世，时年六十八岁，谥号为“成”。尚书令卫瓘上奏说：“郑默的才干、品行和声望，应该居于论道之位；由五品升到九卿，职位还不能与他的德行相称，应当追赠三司。”但后来郑默的父亲杨骏先前想把女儿嫁给郑默的儿子郑豫，郑默说：“我每次读《隽不疑传》，常常想念那样的人。他畏惧并远离权贵，这是我们家世代守持的原则。”于是拒绝了这门婚事。杨骏对此深为怨恨。到这时，杨骏在议论中表示不同意，于是追赠之事没有施行。郑默宽厚平和、博爱待人，谦虚温谨，不凭才学门第傲视他人，侍奉上级合乎礼法，待下属和善，即使对童仆、杂役也不疾言厉色，却仍然有人对他心怀嫌怨，所以士大夫认为处世实在艰难。有儿子郑球。郑球字子瑜。年轻时被宰府征召，入朝侍奉两宫。成都王司马颖任大将军时，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郑球由顿丘太守任右长史，因功封平寿公。多次升迁至侍中、尚书、散骑常侍、中护军、尚书右仆射，兼领吏部。永嘉二年去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为“元”。郑球的弟弟郑豫，永嘉末年任尚书。李胤字宣伯，是辽东襄平人。祖父李敏，任汉朝河内太守，离职后回到乡里。辽东太守公孙度想强行任用他，李敏乘小船漂过大海，从此没人知道他的下落。李胤的父亲李信多年追寻，渡海出塞，最终没有找到，想要按照丧服制度为父亲服丧，又怀疑父亲仍然活着，于是心情像居丧一样，不娶妻纳妾。后来邻居中有一位与他父亲同年出生的故人去世，他才为其服丧。燕国人徐邈与他同乡，认为不孝中最大的是没有后代，劝他娶妻。生下李胤后，他便断绝夫妻生活，始终像在服丧一样，不能承受忧苦，几年后去世。李胤年幼丧父，母亲又改嫁；懂事之后，便减少饮食、悲伤哀戚，也按丧礼自居。又因为不知道祖父是生是死，便设置木制神主来奉祀祖父。因此以孝闻名。他容貌质朴平常，神态颓然仿佛有所不足，但见识法度深沉高远，说话必定有准则。起初任郡上计掾，州里征召他任部从事、治中，荐举为孝廉，参与镇北将军府的军事。升任乐平侯相，施政崇尚清简。入朝任尚书郎，升为中护军司马、吏部郎，选用考核官员廉洁公平。赐爵关中侯，出任安丰太守。文帝征召他任大将军从事中郎，升任御史中丞，恭敬谨慎，执法正直，百官都畏惧他。伐蜀战役中，任西中郎将，督理关中诸军事。后来任河南尹，封广陆伯。泰始初年，授任尚书，进爵为侯。李胤上奏认为：“古代三公坐而论道，内参与六官的事务，外参与六卿的教化，有时处在三槐之位，还兼听理狱讼，掌管考察疑难的典制，谋议还要征询卿士。陛下圣德明察，专心处理万机，特地下达明诏，取法古代制度，即使唐尧、虞舜广泛咨询，周文王勤勉敬慎，也没有超过这些。今后国家有重大政务，可以亲自召见众公，询问采纳正直的言论。对于军国大事中有疑问的，可以召他们到尚书省中，使侍中、尚书共同商议应当如何处理。如果有人患病不能入朝会见，临时派侍臣去询问访问。”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升任吏部尚书仆射，不久转任太子少傅。诏令认为李胤忠诚正直、品德高尚，有不顾自身的节操，命他兼领司隶校尉。李胤多次上表推辞，认为自己忝居太子师傅，不适合兼任监察司隶的官职。武帝认为这两个职位都必须由忠诚贤能的人担任，所以每次都不准许。咸宁初年，皇太子出居东宫。皇帝认为司录事务任重，而少傅又有早晚辅导太子的职责；李胤一向体弱，不适合长久劳累，于是改任侍中，加授特进。不久升任尚书令，侍中、特进仍照旧。李胤虽然历任内外官职，但家中非常贫困俭朴，孩子生病也没有钱买药。皇帝听说后，赐钱十万。后来皇帝认为司徒是旧日丞相的职务，诏令任李胤为司徒。他在任五年，简约明达、持重稳健，被称为称职。因为吴会地区刚刚平定，大臣多有功劳，应当提升进用，于是李胤上疏请求退位。皇帝不听，派侍中宣达旨意，颁下优厚诏书反复劝谕，并截断他的奏表。李胤不得已，只好起身处理政务。太康三年去世。诏令派御史持节监督丧事并致祭，谥号为“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赞为他作诔文，文辞义理都很优美。后来皇帝又思念李胤的清廉节操，下诏说：“已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都履行忠诚清廉俭朴的品德；死后家中没有剩余积蓄。赐给李胤家钱二百万、谷一千斛，彭灌家减半。”李胤有三个儿子：李固、李真长、李修。李固字万基，任散骑郎，先于李胤去世，李固的儿子李志继承爵位。李志字彦道，历任散骑侍郎、建威将军、阳平太守。李真长官至太仆卿。李修任黄门侍郎、太弟中庶子。卢钦，字子若，是范阳郡涿县人。他的祖父卢植，曾任汉朝侍中；父亲卢毓，曾任魏国司空。卢家世代以儒学成名。卢钦清静淡泊而有远见，专心研习经史。被举为孝廉时，他没有应命，魏大将军曹爽征召他为属官。曹爽的弟弟曾有事托请，卢钦禀告曹爽说，您的弟弟不应干犯法度。曹爽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惩罚了自己的弟弟。卢钦被授为尚书郎。曹爽被诛后，他被免官。后来任侍御史，承袭父亲大利亭侯的爵位，屡次升迁为琅邪太守。宣帝任太傅时，征召他为从事中郎；出任阳平太守，又升为淮北都督、伏波将军，政绩很受称誉。朝廷征召他入朝，授散骑常侍、大司农，升任吏部尚书，进封大梁侯。武帝接受禅让后，任命他为都督沔北诸军事、平南将军、假节，赐给追锋轺、卧车各一辆，第二等驸马车两辆，以及骑兵装备、刀剑兵器、御府所藏的人马铠甲等，又赐钱三十万。卢钦镇守时宽严适中，边境没有忧患。入朝任尚书仆射，加侍中、奉车都尉，兼领吏部。他家境清贫，朝廷特赐绢一百匹。卢钦选拔人才必以才干为标准，人们称赞他廉洁公正。咸宁四年，卢钦去世。诏书说：“卢钦践行正道，清廉端正，操守坚贞朴素。他文武兼备的声誉，已在四方显著。入朝升任掌握机要的职位，能够公允地处理各项事务。他在内外任职都勤勉不懈，有舍己奉公的节操。不幸去世，朕深感哀悼。追赠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布五十匹、钱三十万。”谥号为“元”。又因为卢钦忠诚清廉高洁，不置办产业，死后家中没有可以依靠的财产，特赐钱五十万，为他修建宅第。又下诏说：“已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嚣，都一向清廉贫寒，死后家中没有私蓄。近来发生饥荒，听说他们的家属非常贫困，应各赐谷三百斛。”卢钦历任州郡长官，不崇尚功名，只把公平审理政事作为职责。俸禄都分给亲友，不经营财产。他举止都遵循礼制；妻子去世后，按照丧制搭庐、扶杖，直到服丧结束一直居住在外。他所著诗、赋、论、难等数十篇，名为《小道》。儿子卢浮承袭爵位。

译卢浮，字子云，初任太子舍人。他因患疽病截去一只手，于是不能再任职。但朝廷仍器重他，任命他为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秘书监，他都没有接受。卢钦的弟弟卢珽，字子笏，任卫尉卿。卢珽的儿子是卢志。卢志，字子道，起初被公府征召为属官、尚书郎，出任鄴县令。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鄴城时，爱惜他的才干和器量，把他当作心腹，于是任命他为谋主。齐王司马冏起兵义举，派使者通知司马颖。司马颖召卢志商议，卢志说：“赵王无道，肆意进行篡逆之事，天下百姓和神明没有不愤怒的。如今殿下统率三军，按照时机像闪电一样出兵，归附的人众多，不召集也会自行到来。扫平凶恶叛逆之徒，一定能够有征讨而无交战。然而军事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圣人也十分谨慎。应当表彰贤能、任用人才，以收拢当时的民望。”司马颖非常赞同，于是改选高级辅佐官，广泛征召属官，任命卢志为谘议参军，仍补任左长史，专门掌管文书。司马颖的前锋都督赵骧被司马伦击败，士卒和众人都震惊害怕，议论者多想退回去据守朝歌。卢志说：“如今我军失利，敌军刚刚获胜，一定会产生轻视并凌辱我们的心情。若停兵不进，三军害怕失败，就会畏缩不前，恐怕无法再使用。况且作战怎么能没有胜负？应当另选精锐部队，连夜兼程，以加倍速度行军，出其不意地攻打敌军，这正是用兵的奇策。”司马颖听从了他。等到司马伦失败后，卢志劝司马颖说：“齐王号称有百万之众，与张泓等相持不下，而大王径直渡过黄河取得成功，这是无人能比的大功；现在齐王将要与大王共同辅佐朝政。卢志听说两个强者不能同时共处，功名也不能同时并立。如今应当借太妃稍有疾病为由，请求回去探视问安，推重齐王，逐步结纳天下人的心，这是上策。” 司马颖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以母亲生病为由回到藩国，把重要权力托付给司马冏。因此司马颖获得了天下的赞誉，天下人都归心于他。朝廷封卢志为武强侯，加授散骑常侍。河间王司马颙采纳李含的建议，想在朝廷内部除掉两位王，拥立司马颖为太子副贰，派人把计划告诉司马颖。司马颖将要响应，卢志极力劝谏，但司马颖没有听从。司马冏被消灭后，司马颖在远方掌握了权力，逐渐产生了不满之心。由于长沙王司马乂在朝廷内部，他不能任意实现自己的愿望，便暗中想除掉司马乂。当时荆州发生张昌之乱，司马颖上表请求亲自征讨，朝廷准许了他。恰逢张昌等人被平定，司马颖于是回军讨伐司马乂。卢志劝谏说：“您先前有恢复皇室的大功，事情平定后，把功劳归于齐王，辞让九锡的赏赐和执掌朝政的权力，赈济阳翟的饥民，埋葬黄桥的白骨，这些都是盛大的德行，天下人没有不承受恩惠、依赖您的。如今叛逆盗贼肆意横行，狡猾地扰乱荆州、楚地，您现在扫清各种祸难，使南方安宁，整顿军队凯旋，驻军关外，穿着文官服入朝，这正是霸王所应做的事情。”司马颖没有采纳。司马乂死后，司马颖上表任命卢志为中书监，留守鄴城，参与处理相府事务。司马颖在荡阴战败后，派卢志督率军队迎接皇帝。王浚攻打鄴城时，卢志劝司马颖奉天子回到洛阳。当时甲士还有一万五千人，卢志连夜部署，到天亮时众人都已列成队伍，但程太妃留恋鄴城，不想离开，司马颖无法决定。不久军众溃散，只剩卢志和他的儿子卢谧、兄长的儿子卢綝，以及殿中武贲一千人。卢志又劝司马颖及早出发。当时有一个姓黄的道士，号称“圣人”，程太妃很信任他。等到派人去叫他时，道士索要两杯酒，喝完后扔下酒杯离去，于是卢志的计划才得以决定。然而人马又散失了，卢志在营阵之间搜寻，找到几辆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官员，得到一百多人。卢志进入后，皇帝问他：“为什么军众会像这样逃散溃败？” 卢志说：“贼军距离鄴城还只有八十里，而官民将士一早就惊恐逃散了。太弟现在想奉陛下回洛阳。” 皇帝说：“很好。”于是乘坐牛车出发。屯骑校尉郝昌先率八千兵守卫洛阳，皇帝召见他，行至汲郡时郝昌赶到，兵器仪仗十分盛大。卢志因军势重新振作而高兴，请示天子应下赦书，与百姓共同享受安宁和喜庆。到达洛阳后，卢志请示任命满奋为司隶校尉。逃散的人大多回来，百官也大致齐备，皇帝很高兴，赐卢志绢二百匹、绵一百斤、衣一袭、鹤绫袍一领。起初，河间王司马颙听说王浚起兵，派右将军张方救援鄴城。张方听说成都王的军队战败，便驻兵洛阳，不敢前进，放纵士兵抢掠，并暗中想把都城迁到长安，甚至打算焚烧宗庙和宫室，以断绝人心。

译卢志劝张方说：“从前董卓无道，焚烧洛阳，百姓怨恨中毒般的声音，过了一百年仍然存在，为什么还要重蹈他的覆辙呢！” 张方于是停止了这一计划。随后张方逼迫天子到他的营垒。皇帝流着眼泪登上车，只有卢志在身旁，说：“陛下今天的事情，应当完全听从右将军的安排。臣愚钝怯弱，没有什么可以补益陛下，只知道竭尽微薄的忠诚，始终不离左右而已。”在张方营垒停留三天后便向西进发，卢志又跟随皇帝到了长安。司马颖被废黜，卢志也被免官。东海王司马越奉迎皇帝时，司马颙启奏皇帝恢复司马颖的王位，让他回鄴城，并任命卢志为魏郡太守，加授左将军，随司马颖向北镇守。行军到洛阳时，平昌公司马模派前锋督护冯嵩抵挡司马颖。司马颖退回长安，还没到达便听说司马颙杀了张方，正向司马越求和。司马颖停留在华阴，卢志进入长安，到宫阙前陈谢，随即回到武关投奔司马颖。后来逃往南阳，又被刘陶驱逐，只好返回河北。司马颖去世后，属官纷纷逃散，只有卢志亲自为他殡殓送葬，当时人称赞他的行为。司马越任命卢志为军谘祭酒，升为卫尉；永嘉末年，转任尚书。洛阳陷落后，卢志带着妻子儿女向北投奔并州刺史刘琨。到达阳邑时，被刘粲俘虏，与次子卢谧、卢诜等一同在平阳遇害。长子是卢谌。卢谌，字子谅，清明敏捷而富有思理，喜爱《老子》《庄子》，擅长写文章。选配武帝的女儿荥阳公主，授驸马都尉，但尚未举行婚礼公主便去世了。后来州里举荐他为秀才，太尉征召他为属官。洛阳陷落后，他跟随卢志向北依附刘琨，与卢志一起被刘粲俘虏。刘粲占据晋阳，留下卢谌任参军。刘琨收集逃散的士卒，带领猗卢的骑兵回来攻打刘粲。刘粲败逃，卢谌得以投奔刘琨；原先留在平阳的父母兄弟，全都被刘聪杀害。刘琨任司空时，任命卢谌为主簿，后转为从事中郎。刘琨的妻子是卢谌的姨母，对他既更加亲爱，又看重他的才干和门第。建兴末年，卢谌跟随刘琨投奔段匹磾。段匹磾自领幽州，任命卢谌为别驾。段匹磾杀害刘琨后，不久也兵败身亡。当时南下的道路阻断，段末波在辽西，卢谌前往投奔他。元帝初年，段末波派使者与江左通好，卢谌借其使者上表为刘琨申冤，言辞意旨十分恳切，于是朝廷立即为刘琨举行吊祭。朝廷多次征召卢谌为散骑、中书侍郎，但他被段末波留住，终于不能南渡。段末波死后，他的弟弟段辽继位，卢谌在乱世中流离颠沛将近二十年。石季龙攻破辽西后，卢谌又被石季龙俘获，任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适逢冉闵诛灭石氏，卢谌随冉闵军队行动，在襄国遇害，时年六十七岁，这一年是永和六年。卢谌出身名门，很早就有声誉，才华高超、品行清白，为当时人所推重。正逢中原丧乱，他与清河崔悦、颖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一起陷于敌境。虽然他们都在石氏政权中做了显要官职，却始终认为这是耻辱。卢谌常对几个儿子说：“我死以后，你们只要称我是晋朝司空从事中郎就够了。”他撰写《祭法》，注释《庄子》，还有文集，都流传于世。崔悦，字道儒，是魏国司空崔林的曾孙，也是刘琨妻子的侄子。他与卢谌一同任刘琨司空府的从事中郎，后来任段末波的佐史。陷没于石氏后，也担任了大官。荀绰、裴宪、傅畅另有传记。华表，字伟容，是平原郡高唐县人。父亲华歆，品德清正、操行高尚，曾任魏国太尉。华表二十岁时，被授为散骑黄门郎，屡次升迁为侍中。正元初年，石苞入朝，极力称赞高贵乡公，认为他是魏武帝再生。当时听到这话的人吓得汗流浃背，华表害怕祸患发生，多次称病回到下舍，因此躲过了大难。后来升为尚书。五等爵制建立后，封为观阳伯。因负责供应丧事不整齐而获罪，被免官。泰始年间，授太子少傅，转任光禄勋，升为太常卿。过了几年，他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诏书说：“华表清廉坚贞，操守朴素，有老成持重的美德，长期尽心于国家事务，安静恭谨而不懈怠。但他因疾病坚决辞职，奏表恳切至极。现在准许按他所请求的办理，任为太中大夫，赐钱二十万，床、帐、褥、席以及俸禄赏赐都与卿相同，门前设置行马。”华表因苦守节操而流传声名，司徒李胤、司隶王宏等都赞叹华表清淡退让、安静自守，认为不能因为贵贱而改变亲疏之情。咸宁元年八月去世，时年七十二岁，谥号康，诏令赐给朝服。他有六个儿子：华暠、华岑、华峤、华鉴、华澹、华简。华暠，字长骏，弘厚敏捷而有才华义气。他的岳父卢毓掌管官员选拔，因避嫌而不便举荐姻亲，所以华暠三十五岁还没有得到调任，后来才任中书通事郎。泰始初年，升为冗从仆射。他年轻时受到武帝礼遇，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前军将军、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父亲病重时，他总是回家探视，后来按旧例遭父丧；安葬完毕后朝廷要他复职，华暠坚决推辞，违背了皇帝的旨意。起初，华表有赐给他的食客住在鬲县，华暠便让县令袁毅登记姓名，三名食客各自以奴仆代替。后来袁毅因收受财货而获罪，狱辞混乱错误，不再明确说是用奴仆代替食客，只说把三名奴仆送给华暠；而袁毅也是卢氏的女婿。又因为中书监荀勖曾替自己的次子向华暠求娶女儿，华暠没有答应，荀勖因此怀恨，便暗中向皇帝启奏说，袁毅行贿的人很多，不可能全部治罪，应当责罚其中与他最亲近的一个人，并指称华暠承担此罪。荀勖又说华暠有违抗皇命的过错，于是华暠还在服丧期间便被免官，并削除爵位和封地。大鸿胪何遵上奏，请把华暠免为庶人，不应让他承袭封爵，请改由华表的世孙华混承袭。有关官员上奏说：“华暠所犯的是除名削爵之罪，是一时的处分。华暠作为世子，已经写在名册上，不准他承袭，就是再次加重刑罚。诸侯犯法，按照八议制度平等处置，是因为要褒奖功劳、重视爵位。嫡长子承统即使犯法，也不应终身弃置；废除他的继承权是过重的处分，依照法律应当允许他承袭封爵。”诏书说：“诸侯去世，儿子过了一年便即位，这是古代制度。既然本应即位却把他废掉，爵位官命都已经除去了，为什么还说是再次加重罪罚？况且我责罚华暠，是为了整肃贪污污秽，本来就不是按照通常法律论处。各位贤臣不能明确体会这个意思，反而更改礼制法律，不顾法令；君主下令废掉他，而臣下又恢复他，这正是上下彼此相反。” 于是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免去参与议论者的官职，诏令准许他们以赎罪论处。华混因为作为世孙应当接受封爵，便逃避此事，剃去头发，假装发狂，又患了失语症不能说话，因此得以不去拜受封爵，世人都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