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纪第六（2/4）

译华暠在家巷中闲居将近十年，教诲子孙，讲习诵读经典。他汇集经书中的重要内容，名为《善文》，流传于世。他与陈勰在住宅旁共同修建猪圈，皇帝曾出行视察，询问其中原因，左右侍从如实回答，皇帝心中怜悯他们。后来皇帝又登上陵云台，远望见华廙的苜蓿园，田间道路十分整齐，因而依旧感念旧事。太康初年大赦，华暠才得以承袭封爵。过了很久，授城门校尉，升左卫将军。几年后，任中书监。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书令，进爵为公。华暠应杨骏征召，没有及时回来，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免官。不久升为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举止总是遵循礼制，能够尽到辅导太子的职责。后来年老病重，诏令派太医为他治病，进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当时河南尹韩寿托请贾后，想把女儿嫁给华暠的孙子华陶，华暠拒绝不许，贾后对此深感怨恨，所以华暠最终没有升任三公府属官。七十五岁去世，谥号元。有三个儿子：华混、华荟、华恆。华混，字敬伦，承袭父亲的爵位，清廉坚贞、简朴端正，历任侍中、尚书，任职期间去世。儿子华陶承袭爵位，补任巩县令，后来在石勒那里陷没。华荟，字敬叔，任河南尹。他与荀籓、荀组一同躲避贼军，到了临颖，父子一起遇害。华恆，字敬则，博学多闻，以清廉朴素著称。娶武帝的女儿荥阳长公主为妻，授驸马都尉。元康初年，东宫建立，华恆经选拔任太子宾友，赐爵关内侯，食邑一百户。司徒王浑征召他为仓曹掾，后来授散骑侍郎，屡次升迁为散骑常侍、北军中候，不久授领军，加散骑常侍。愍帝即位后，任命华恆为尚书，进爵苑陵县公。不久，刘聪逼近长安，诏令派华恆出任镇军将军，兼领颍川太守，作为外部援军。华恆召集义军，得到两千人，还没来得及向西赴援，关中就陷落了。当时各路贼军正强盛，各地州郡相继逃散溃败，华恆也想放弃郡城向东渡江，但他的堂兄华轶被元帝诛杀，因此对是否行动有所疑虑。他先写信给骠骑将军王导，王导向皇帝说明此事。皇帝说：“兄弟犯罪尚且不相牵连，何况同族远亲呢！”随即召华恆入朝，补任光禄勋。华恆到达后，还没来得及拜任，又改任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不久授太常，参与议定郊祀礼仪。尚书刁协、国子祭酒杜彝认为，必须回到洛阳后才能修建郊祀。华恆认为，汉献帝居住在许昌时，就已经举行郊柴之礼，应当在这里修建并举行。司徒荀组、骠骑将军王导也赞同华恆的意见，于是确定了郊祀礼仪。不久华恆因病请求解除职务，诏书说：“太常主管宗庙，春秋祭祀十分庄重；华恆所患疾病，使他不能亲自履行职务。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何况宗伯所承担的职务正是主管祭祀呢！现在改任华恆为廷尉。”不久，加授特进。太宁初年，升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督领石头城水陆各军事务。王敦上表请求改任华恆为护军，但他因病没有接受任命。朝廷授他金紫光禄大夫，又兼领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骑常侍，兼任国子祭酒。咸和初年，愍帝时期所赐的爵位和进封全部被削除，华恆又因讨伐王敦有功，封为苑陵县侯，重新兼领太常。苏峻之乱时，华恆侍奉在皇帝左右，跟随皇帝到石头城，备尝艰难危险，困顿憔悴了一年多。起初，华恆任本州大中正时，同乡任让轻佻鄙薄、品行不好，被华恆黜退。后来任让在苏峻军中，凭借势力杀害了许多人，但每当见到华恆便恭敬有礼，不敢放纵暴虐。钟雅、刘超被杀时，华恆也将遭到杀害，任让尽力救护卫持，因此华恆得以免死。成帝举行加元服礼后，又将要纳皇后。经过盗贼战乱，典籍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婚礼和冠礼都没有依据。华恆考察寻求旧典，撰定礼仪，又制定郊祀、宗庙、辟雍以及朝廷的制度规范，这些都得到施行。升任左光禄大夫、开府，散骑常侍仍旧兼任；他坚决谦让，没有接受任命。适逢去世，时年六十九岁，册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谥号敬。华恆清廉谨慎、节俭朴素，虽然身居显要职位，常常穿布衣、吃粗食，年老后更加坚定。他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只有几百卷书，当时人因此尊重他。儿子华俊承袭爵位，任尚书郎。华俊的儿子华仰之，任大长秋。华峤，字叔骏，才学深厚广博，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文帝任大将军时，征召他为属官，补任尚书郎，转为车骑从事中郎。泰始初年，赐爵关内侯。升任太子中庶子。出任安平太守。他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辞不赴任，改授散骑常侍，掌管中书著作，兼任国子博士，升任侍中。太康末年，武帝颇为亲近宴饮享乐，又多次生病。适逢病情稍有好转，华峤与侍臣上表祝贺，并借机委婉劝谏说：“臣恭敬地想到，圣上的身体渐渐恢复平和，上下共同庆贺，臣不觉手舞足蹈。臣等愚昧刚直，私下有一点想法，认为在容易忽略的地方取得成功，事情才不会留下悔恨；在即将成功时考虑福祉，国运才能日日更新。只愿陛下深思圣明，远虑忽略细节所造成的悔恨，以成就日日更新的福祉。请保持冲和宁静的气息，节制保养精神，在清静简朴的居所调养身体，把心思放在空旷清虚的境界。不要厌弃世俗中常说的戒言，不要忽视群臣的意见，那么丰盛的福庆就会日日延长，天下幸甚！”皇帝亲笔诏书答复说：“我已经自行调养，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元康初年，封为宣昌亭侯。杨骏被诛后，改封乐乡侯，升任尚书。

译后来因为华峤博闻多识，熟悉典籍史实，有成为良史的志向，转任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秩与中书监相同。秘书省成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以及礼仪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等事务，都由他主管统领。起初，华峤认为《汉纪》烦杂污秽，慨然有意改写。恰逢任台郎，主管官制事务，因此能够遍阅秘藏典籍，便承接其端绪，从光武帝写起，到孝献帝结束，共一百九十五年，撰成《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列传》七十卷，以及三谱、序传、目录，共九十七卷。华峤认为皇后配享上天、与帝相配，前史却把她们列入外戚传接在全书末尾，不合义理，所以改作《皇后纪》，次于《帝纪》之后。又把“志”改称“典”，因为古代有《尧典》。并改名为《汉后书》上奏朝廷。皇帝下诏让朝臣议论。当时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都认为华峤的文章文质相称、考订详实，有司马迁、班固的法度和实录的风格，应当收藏在秘府。后来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担任东宫太傅，上奏请求在太子宫讲习此书，事情于是得到施行。华峤所著论议、辩难、驳正、诗赋等数十万字；他上奏的官制、太子应回宫，以及安定边疆、雩祭、明堂辟雍、疏浚引导河渠、巡行大禹旧迹并设置都水官、修建蚕宫礼制并设置长秋等建议，大多得到施行。元康三年去世，追赠少府，谥号简。华峤嗜好饮酒，通常总是沉醉。他所编撰的《十典》尚未完成便去世了，秘书监何劭上奏任命华峤的次子华彻为佐著作郎，让他接续完成，华彻也未完成便去世。后来秘书监缪徵又上奏任命华峤的小儿子华畅为佐著作郎，华畅完成了《十典》，并起草魏、晋两朝的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人一同任职于史官。永嘉年间发生丧乱，经籍散失，华峤的著作只保存了五十多卷。华峤有三个儿子：华颐、华彻、华畅。华颐承袭爵位，官至长乐内史。华畅有才思，所著文章数万字。遭遇寇乱时，他到荆州避难，被贼军杀害，时年四十岁。石鉴，字林伯，是乐陵郡厌次县人。出身寒微清贫之家，平素志向公正明亮。在魏国任职时，历任尚书郎、侍御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纠察匡正了许多事情，朝廷都畏惧他。后来出任并州刺史、假节、护匈奴中郎将。武帝接受禅让后，封为堂阳子。入朝任司隶校尉，转任尚书。当时秦州、凉州被胡虏击败，朝廷派石鉴都督陇右诸军事，他因虚报功劳而获罪免官。后来任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又因讨伐吴国贼军时虚报斩首数而获罪。诏书说：“从前云中太守魏尚因斩首数不实而受刑，武牙将军田顺因欺诈增加俘获数而自杀。欺骗蒙蔽、败坏法令，是古今所憎恶的事情。石鉴身为大臣，是我所信任的人。过去西方战事中，你欺骗朝廷，把失败说成胜利，最终没有追究。中间被贬免官职不久，便重新授用，希望你能够补过，然而你竟然又和下属一起作伪。所谓大臣，难道可以这样做吗！有关官员的奏议是对的，只是我此前不忍心罢了。现在遣你回乡，终身不得再任用，但不削除你的爵位和封地。”过了很久，授光禄勋，又任司隶校尉，渐渐加授特进，升为右光禄大夫、开府，兼领司徒。前代三公册封任命时，都要举行小型聚会，用来尊崇宰辅，这是旧制度。魏国末年以后，这一制度废止，不再实行。到了石鉴时，皇帝下诏举行会礼，于是成为常制。太康末年，授司空，兼领太子太傅。武帝去世，石鉴与中护军张劭共同监督和统领修建山陵。当时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被太傅杨骏猜疑，不敢到丧礼现场哭临，出城驻扎。有人告发司马亮想起兵讨伐杨骏，杨骏非常害怕，禀告太后，让皇帝亲笔下诏，命石鉴和张劭率领守陵军队讨伐司马亮。张劭是杨骏的外甥，便率领自己的部队催促石鉴迅速出兵。石鉴认为情况不对，按兵不动，派人暗中窥察司马亮，发现司马亮已经从另一条路返回许昌，于是杨骏停止行动，议论者称赞石鉴。山陵修成后，封为昌安县侯。元康初年，任太尉。他年过八十，仍然强健豪迈，把自己看得像少年一样，当时人称美他。不久去世，谥号元。儿子石陋，字处贱，承袭爵位，历任屯骑校尉。温羡，字长卿，是太原郡祁县人，汉代护羌校尉温序的后代。祖父温恢，任魏国扬州刺史；父亲温恭，任济南太守。兄弟六人都在世上有声名，号称“六龙”。温羡年轻时以聪明通达著称，齐王司马攸征召他为属官，升任尚书郎。惠帝即位，授豫州刺史，入朝任散骑常侍，屡次升迁为尚书。齐王司马冏辅政时，因为温羡是司马攸过去的属官，特别亲近他，转任吏部尚书。此前，张华被诛杀，司马冏建议恢复他的官职和爵位。议论者有人认为不应该，温羡驳斥说：“从天子以下，谏诤之臣各有不同等级，不能把罪过归于一个人。所以晏子说：‘为了君主而死，不是他的亲近之臣，谁能担当呢？’里克杀死晋国的两个公子，陈乞拥立阳生，汉朝诛杀诸吕，都是经过多年以后才得以成事。从来没有君主仍在世，却能在几个月内实现臣下的意志。式乾殿集会时，只有张华一人进谏。居于宰辅高位的人彼此不和，不能顺承皇帝旨意、辅佐善政，却希望他们只等皇帝指挥便服从命令，难道不是很困难吗？何况如今皇后诬陷并害死自己的儿子，内廷的祸难又不在张华预料之中，这并非礼法所能要求的。况且皇后的身份与皇帝相齐，尊位与皇帝同处皇极；她的罪过在于冤枉儿子，事情并不构成叛逆，按道义不应讨伐。如今因为张华不能废掉冤枉儿子的皇后，就把他同赵盾不讨伐杀害国君的贼人相比而贬责他，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张华最终得以追复爵位。后来温羡因跟随皇帝出征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有功，封为大陵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出任冀州刺史，加后将军。范阳王司马虓在许昌战败时，亲自统治冀州，温羡于是避开他。惠帝驾临长安时，任命温羡为中书令，温羡没有赴任。皇帝返回洛阳后，征召他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但还没拜任，皇帝便去世了。怀帝即位，升为左光禄大夫、开府，兼领司徒。议论者都认为升迁太快。他任职不久，因病去世，追赠司徒，谥号元。有三个儿子：温祗、温允、温裕。温祗，字敬齐，任太傅西曹掾。温允，字敬咸，任太子舍人。温裕，字敬嗣，娶武安长公主为妻，官至左光禄大夫。

译史臣说：晋朝中期，承继了历代积累的基业，建立了兼并天下的功业，士大夫显盛，英才如林。这几位公卿，有的凭借高雅声望位居台省三公，有的凭借崇高名望担任太子太傅、太保；如果不是一时的杰出人物，又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地位呢？可惜他们在参与论道的重要时期有所缄默，在应当兼济天下的时候却只求独善其身，美好的谋略和刚直的议论，没有什么值得多谈的。然而退处时仍然推举贤能，有林叔弘那样的谦让之美；从修养自身推及治理国家，有宣伯那样协和恭敬、孝顺的规范。卢子若以儒学朴素为根基，华伟容以苦守节操流传声誉，福庆垂及后代，不也是理所当然吗！石鉴凭公正明亮而升显，温羡凭聪明通达而显达，处在危乱之世仍没有丧失名声。这正如严寒时节才看出松柏最后凋零，所说的就是这些人。赞曰：密陵侯谦让，广陆侯孝顺。卢钦博学高雅，华表坚贞肃穆。石鉴功绩显著，温羡声名和美。他们共同如玉声铿锵，争相散发如兰花般的芬芳。列传第十五。刘毅（儿子刘暾）、程卫、和峤、武陔、任恺、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刘毅，字仲雄，是东莱郡掖县人，汉代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父亲刘喈，任丞相属官。刘毅幼年就有孝行，年轻时磨炼清正的节操，但喜欢评论人物的优劣，王公贵人听到他的名声都畏惧他。他侨居平阳时，太守杜恕请他任功曹；他裁汰郡中官吏一百多人，三魏地区都称赞他。人们因此说：“只听说刘功曹，不曾听说杜府君。”魏末年，本郡察举他为孝廉，又征召他任司隶都官从事，京城秩序肃然。刘毅将要弹劾河南尹，司隶校尉不允许，说：“能捕捉猛兽的猎犬，却让小老鼠踩在背上。”刘毅说：“既然能捕捉猛兽，又能杀死老鼠，这对猎犬有什么损害！”于是他丢下凭证离去。同郡人王基向公府推荐刘毅，说：“刘毅方正明察、刚直不阿，孤高自守而不随俗，言语不随便苟同，行为不随便取容。从前他侨居平阳任职，是郡中的骨干；在朝廷上神色严正，举张法纲、援引墨绳，朱衣紫衣各有区别，《郑风》《卫风》不相混杂；他的孝悌在乡邦宗族中显著，忠贞在三魏地区得到验证。从前孙阳在吴坂发现千里马，秦穆公从商旅中提拔百里奚。刘毅没有遇到知己，所以没有地方自行展示才能。以前我已经口头禀明，现谨再次上表请求。”太常郑袤举荐他为博士，文帝征召他任相国掾，他以疾病为由推辞，多年没有就任。当时人认为刘毅忠于魏氏，而皇帝恼怒他观望迟疑，准备加以重罚。刘毅害怕了，只好应命，转任主簿。武帝接受禅让后，任命刘毅为尚书郎、驸马都尉，升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皇帝认为刘毅忠诚刚正，便让他掌管谏官。转任城门校尉，升太仆，授尚书，因事获罪免官。咸宁初年，恢复任散骑常侍、博士祭酒。转任司隶校尉，纠察匡正豪强，京城秩序肃然。司隶部所属的太守、县令听到风声便丢下印绶辞职的很多，当时人把他比作诸葛丰、盖宽饶。皇太子入朝时，鼓吹仪仗将要进入东掖门，刘毅认为这是不敬，在门外阻止，并上奏弹劾太子太保、太傅以下官员。诏令赦免他们，皇太子才得以进入。皇帝曾到南郊祭祀，礼毕后长叹着问刘毅：“你认为朕可以和汉朝哪位皇帝相比？”刘毅回答：“可以相比于汉桓帝、汉灵帝。”皇帝说：“我的德行虽然比不上古人，但还能够克制自己来处理政务；又平定吴会，统一天下。把我比作桓帝、灵帝，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刘毅回答：“桓帝、灵帝卖官，钱进入官府；陛下卖官，钱进入私人门户。这样说来，陛下大概还不如他们。”皇帝大笑说：“桓帝、灵帝时期，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今有直臣，所以不一样。”散骑常侍邹湛进言说：“世人议论，拿陛下比作汉文帝，人心尚且未必都赞同。从前冯唐回答汉文帝，说文帝不能任用廉颇、李牧，文帝便发怒；如今刘毅的话触犯君上，陛下却感到高兴。这样比较起来，陛下的圣德反而超过汉文帝了。”皇帝说：“我平定天下却不举行封禅，烧掉雉头裘，行布衣之礼，卿当初都没有说话。如今对这些小事，为什么称赞得这样过分？”邹湛说：“臣听说，猛兽出现在田野，拿着武器出去搏斗，普通人也能做到；蜂蝎突然出现在衣袖中，即使勇士也会惊恐，因为事情出乎意料。君臣之间有天然的尊卑，言语之间也有天然的逆顺。刚才刘毅开口说话时，臣等没有不变色的。陛下却发表了世所罕见的诏令，作出了超出常人思虑的举动，臣为此感到欢喜庆幸，不也是应该的吗！” 刘毅任职六年后，升为尚书左仆射。当时武库的井中出现了龙，皇帝亲自观看，面露喜色。百官将要祝贺，只有刘毅上表说：“从前龙降临在郑国时门外，子产没有祝贺；龙降临夏朝庭院，唾沫流出而没有禁止，后来有人占卜把龙涎藏起来，直到周幽王时，祸乱才爆发。《易经》说‘潜龙勿用’，意思是阳气处在下方。查考旧典，没有祝贺龙的礼仪。”诏书答复说：“我的德行还没有修养完善，确实没有资格接受祥瑞。看了你的奏表，感到惊惧警醒。祝贺庆典之事，应当详细依照典籍义理办理，一有动静就多次告知。”尚书郎刘汉等议论说：“龙的形体既呈青色，又杂有白色纹理，或许是大晋停止武事、兴起文教的征兆。然而刘毅竟引用衰世的妖异之事，来怀疑当今的吉祥；又认为龙在井中就是潜藏，都误解了它的意义。‘潜’的意思是隐藏而不被看见。如今龙的色彩形质明亮鲜艳，显现在人们面前，不是‘潜’的含义。刘毅应当受到推究处置。”诏令没有听从。后来阴气消散后又重新聚合，刘毅上奏说：“一定有结党营私的臣子，用奸邪之事欺骗君主，应当诛杀却没有诛杀，所以才出现这种现象。” 刘毅认为，魏国设置九品中正，是权宜之时的制度，既没有发现它能够得到真正的人才，反而有八种损害，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建立政治制度，应该以官员能够胜任为根本；而选用官员有三种困难，这正是政治兴衰的原因：人物难以了解，这是第一；个人的爱憎难以防止，这是第二；真情和伪饰难以辨明，这是第三。如今设置中正官，评定九品，品第高下任凭个人意愿，人的荣辱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掌握了君主施恩降罚的权力，夺取了朝廷的权势；爱憎由内心决定，真伪由自己判定。公事上没有考核失误的责任，私下也没有被告发的顾忌。用心经营的办法百般不同，求取品第的人有万种门路。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苟且求进的欲望形成了。天下纷纷喧嚷，只争夺品第职位，听不到推让之风，臣私下以为这是圣朝的耻辱。名声和评语要与实际才能相当，品第等级要取得实际效果才算公平；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不能不弄清楚。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美好成果；歪曲滥评，是政治混乱败坏的恶果，不能不加以察辨。然而人才的才能各不相同，具备各种长处的人很少；器量有大小，成就有早晚。先前鄙陋而后来修养完善的，应当得到日益进步的评价；坚持正道而不合时宜的，应当获得质朴正直的称誉；气度深远而小节有所欠缺的，应当得到超越流俗的评语；任性直率而不加修饰的，应当获得清正真实的赞誉；品行不多但才智优异的，应当得到任用器重。因此，三位仁人走的道路不同却同样达到仁德，四位君子行为不同却同样合乎义理。陈平、韩信在乡里受到嘲笑侮辱，却在帝王那里建立功业；屈原、伍子胥不被君主容纳，却在史册上显扬名声，这正是确凿的论断所能说明的。如今的中正官，不精心考察人才的实际才能，只图依附朋党、谋取私利；评定不公，完全随着个人爱憎。想要提拔的人，便制造虚假材料来成就他的声誉；想要压低的人，便吹毛求疵寻找过失。品第高下随着势力强弱，是非取决于爱憎。随着世道兴衰而变化，不顾实际才能；势力衰落便削低品第，势力兴盛便抬高品第，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就会有不同的评定。有的用财货打通关节，有的靠谋划钻营获得升进；有依托请托的必能通达，坚守正道的反而困顿憔悴。没有给中正官好处的，必然被削夺品第；对中正官有私恩的，必然得到所求。因此上品中没有寒门，下品中没有势族。即使偶尔有例外，也都是曲意安排，另有缘故。轻慢君主、欺骗时世，实际上是祸乱的根源。这是损害政治的第一种办法。

译设置州中正，是要选取州里公认的清议人物，众人都归附服从他，原本是要用来镇定不同意见，使评议归于一致。却不是要说，一个人的身体就能包办全州人才的评定；只要一个人判断不周，就让全州人才因此获罪。若真是这样，从仲尼以上直到庖牺，没有一个人不曾有过失，那么都不配任用，为什么偏偏只责备中等人才呢？如果一个人确实不够修养，完全可以另行选任。如今却把这个职位看得很重，把任职的人看得很轻；已经确定的品第，还要再去访察刁攸。刁攸不是州里众人所归服的人，也不是按职分应当设置的官员。如今却去征询他的意见，把所谓正当意见归结给不服从的人，让不担任职务的人决定职务范围内的事情，这会助长谗毁构陷的根源，产生彼此争斗的苗头，似乎不是设置州中正的本意，也不是深入防范风俗弊病的办法。主管官员既然偏爱刁攸，凡是被刁攸贬低而又重新按二千石官员标准选拔的，已经有好几人。刘良上奏说刁攸贬低他人，石公则指责刁攸的所作所为；反驳违抗的议论在州里到处流传，嫌隙仇怨在大臣之间结成。从前桑妾诉讼，祸患波及吴、楚；斗鸡引发变乱，灾难殃及鲁国。何况如今人伦关系彼此争斗，导致部党兴起；刑狱案件不断增加，祸乱根源由此结成。这是损害政治的第二种办法。当初制定九品中正制的体制，是想说人伦有次序，如同鱼贯而行、依次排列一样。设置九品，是取其中下等作为品格的标准，意思是人的才德有优劣，同类之中有先后。如今的中正官，专门抬高自己疏远的人，便压制割裂一州，使州中没有上等人才；对于污秽低劣、与自己亲近的人，则越级拔擢举荐，并包庇容纳自身。公开以品格为名，实际上坐看这种私情形成。君子不论大小都怀有怨恨，官府政事也没有约束奸邪的防范。于是上能欺骗明主，下能扰乱人伦，使优劣位置互换，先后次序颠倒。把珍贵非凡的人才推到普通品第之下，让不肖之徒居上，越过有成就的人而排在他们前面。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三种做法。陛下登上帝位，发扬天地般的恩德，颁布不避忌讳的诏令，接纳忠诚正直的言论，以了解天下的实情，这是太平的基础，也是非同寻常的法度。然而一旦有人犯罪，从王公直到平民，没有不依法惩处的。设置中正官，把一州的重任交给他，却没有设置惩罚他的防范。人心多有变故，清明平正的人很少，所以怨恨诉讼的人很多。听任他们申诉，告发攻讦就没有止境；禁止断绝诉讼，侵害冤枉就没有限度。与其烦劳于审理诉讼，还胜过任凭侵害冤枉造成的祸害。如今禁止诉讼，就是堵住一州人的嘴，助长一个人的势力，使他可以肆意妄为，无所顾忌。那些受冤枉的人只能怀抱怨恨、积压正当诉求，偏偏不能蒙受天地无私的恩德，反而长期被邪人的铨选所蒙蔽，使上面的明察不能下达，下面的实情不能上闻。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四种做法。从前在前代圣王的时代，想要敦厚风俗、使百姓安定，推崇乡党之间的情义，尊重六亲之间的德行，用礼教在学校中相互率导，贤能与不肖由此就显现出来了。然而乡老把士人的善行记录下来献给天子，司马评议他们的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有关官员考核政绩，以明确升降。因此天下人退居乡里便修养根本，州党之间有德有义，朝廷处理公正，浮华邪佞之人没有容身之处。如今一州士人多达数千，有的流徙到别的邦国，有的到不同地方谋生，连面貌尚且不能相识，更何况能够考察尽他们的才力呢！而中正官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某人，在评定品第、撰写品状时，都从台府采集赞誉，从流言中接受诋毁。任凭自己的判断，就有不认识人的弊病；听信他人，就有偏袒彼此的弊病。对于所认识的人，爱憎会夺去公允；对于所不认识的人，人情关系会扰乱尺度。既没有乡老记录品行的声誉，又不是朝廷考核政绩的制度，于是使想要进身做官的人舍近求远、背弃根本而追逐枝末。求取职位只图达成目的，不凭行为和操守；品第不考核功劳，党派的声誉又虚妄。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五种做法。凡是设置品第、撰写品状，都是为了寻求人才来治理事务，并不是徒然装饰名声、互相评定好坏。即使有孝悌的行为，如果不能施用于朝廷，所以对于门外的事情，也要依义割断私恩。既然已经做官，职务有大小，事务有繁简，各自都有功劳和报酬；这就是人才实际取得的成效，也是按功劳应得的等级。如今却反过来，到了应当考核升叙的期限，即使职务很高，也仍附在低等品第之中；没有在官任上建立功绩，却获得高等升叙。这就是压抑实际功劳而抬高虚浮名声。上面夺取了朝廷考核政绩的权柄，下面助长了浮华结党的士人。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六种做法。官职所从事的事务各不相同，人的才能也各不相同。用对了他的才能，事情就能成功；用错了他的才能，事情就会失败。如今品第不能说明才能适合做什么，只以九等作为标准。按照品第选人，有时并非这个人才能所长；按照品状选人，又会受到本品等级的限制。即使品状写得符合实际，品第和品状仍会彼此妨碍，束缚选举，使人不能根据才能所宜而精确任用。何况如今的九品制度，对疏远的人就削减其长处，对亲近的人就粉饰其短处。只是结集空泛的评论，以此作为虚假的声誉；这样品第既不能衡量才能，百官事务凭什么得到治理，万端政务凭什么得到修整？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七种做法。前代关于九品的诏书，对善恶都一定记录，用来表示褒贬；在当时的天下，很少有人有所忌惮。如今的九品制度，把降品的人所犯的罪行隐而不彰，把升品的人所具的善行也不列出，废弃褒贬的意义，任凭爱憎来裁断，使清浊之流混在一起，以便培植自己的私党。因此反而违背原来的品评制度，扩大自己的势力，以驱使众人，使他们必定归附自己。被提拔的人没有功劳可以作为表率和劝勉，被贬退的人没有罪恶可以作为惩戒。惩罚和劝勉不明确，风俗就会污浊，天下人怎能不抛弃德行而热衷于钻营人事？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八种做法。由此论说，选任中正而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把权势交给他却没有设置惩罚，或者缺少中正而没有禁令和监察，所以邪党得以肆意妄为，冤枉滥用之事横行。虽然官职名称叫作中正，实际上却成了奸邪之府；事情名义上叫九品，却产生了八种损害。有时怨恨结在亲属之间，猜疑产生于骨肉之中；本人陷于仇敌，子孙也会受到祸殃。这是历代的祸患，不只是当今的危害。因此当代君主应观察时势制定法令，防止奸邪、消除祸乱，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所以周代承袭殷代，也有所损益。至于中正九品制度，上古圣人和贤者都不曾采用，难道他们会被这件事蒙蔽而有所不周全吗？这正是因为治理教化的适宜办法不取于此。自从魏氏建立此制以来，没有见到它有得到人才的功效，反而产生了仇恨和轻视的遗患。它毁坏风俗、败坏教化，对于教化没有益处；古今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愚臣认为，应当罢废中正官，废除九品制，抛弃魏氏弊病重重的法令，建立一代美善的制度。他的奏疏上奏后，皇帝下达优厚嘉许的诏书答复了他。后来，司空卫瓘等人也共同上表，认为应当省除九品中正制，恢复古代由乡里议论推举、按里选拔人才的做法。皇帝最终没有施行。刘毅早晚都把公务放在心上，坐着等待天明；议论切直，不作曲意屈挠之辞，成为朝廷内外所仰望的榜样。他曾经在散斋期间患病，妻子前去探视，刘毅便上奏请求加重妻子的罪，并请求解除散斋。妻子儿子有过错，立即施以杖打，他的公正就是这样。然而因为性情严峻刚直，所以没有做到三公、宰辅的位置。皇帝认为刘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每天供给米和肉。刘毅七十岁时请求告老。过了很久，获准以光禄大夫身份回到宅第，门前设置行马，又赐钱一百万。

译后来司徒举荐刘毅担任青州大中正，尚书认为刘毅已经悬车致仕，不应再让他劳累于琐碎事务。陈留相、乐安人孙尹上表说：“按礼制，凡是地位卑下的人承担劳役，尊贵的人得以安逸居处，这是顺应等级次序的适宜做法。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与刘毅年龄相近，从前同任散骑常侍，后来分别授予外任和京职，资历途径所经历的、出仕和退处的情形相同。如今严询掌管有四十万户的州，同时督察百官，总揽机要；魏舒所统辖的地方富庶广大，还兼管九品，评定十六州的人才，主管者却不认为事务繁重。刘毅只因掌管一州，便说不宜再让他承担琐碎事务，这对刘毅过于优厚，对严询、魏舒却过于轻视。如果按照过去的听说，已经致仕的人不应再授予迁升的职位，那么光禄大夫郑袤后来担任司空便是例证。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只有皇帝才难以做到。既然还可以重新把宰辅的职任交给他，却不可以把评议人物的事务咨询他，我私下认为很不安。过去郑武公年过八十，入朝担任周司徒；虽然超过悬车致仕的年龄，也一定有可以任用的地方。刘毅以前担任司隶校尉，执法正直而不屈挠，对当朝大臣多有弹劾。谚语说：‘承受尧的惩罚，不能因此称颂尧。’正直之臣没有朋党，这是古今都知道的。所以汲黯死于淮阳，董仲舒仅仅做了诸侯国的相。而刘毅独自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不离开皇帝车驾所在的京城，当时的士人都把这看作荣耀。刘毅虽然身体一侧患有风疾，但精神聪明、志气不衰；评定一州的品第，不足以劳烦他的思虑。只是刘毅疾恶之心稍微超过常度，主管者一定怀疑他的评议会伤害别人，所以格外提高对他的礼遇，让他离开实际事务；这实际上是把刘毅搁置起来，使他断绝评议人物的道路。臣所在的州，德行茂盛的人只有刘毅；如果越过刘毅而不用，那么清正的议论就会颠倒了。” 于是青州二品以上的人都依靠刘毅来取得正确的评定。光禄勋石鉴等人共同上奏说：“谨按陈留相孙尹的上表以及他给我们写的信，内容如下。臣等所在的州地处海岱之间，兼有齐、鲁的风俗，所以当地人民重视务本，世代敦厚于德行和谦让。如今虽然不能完全达到旧日的程度，但遗留下来的教训仍然存在。因此人伦归向于德行，士人知道自己所应守持的操行。先前奉到司徒的符令，应当共同推举本州大中正。众人都认为光禄大夫刘毅，纯厚孝顺、品行至为质朴，这在乡里是著名的；忠诚诚信、明达正直，竭尽全力侍奉君上；做官不以荣耀为意，只希望尽到臣节。他端正自身、以身率道，崇尚公义而忘却私情，品行高尚、义理彰明，出仕和退处所遵循的准则一致。因此能够使义士以他的风范为宗仰，使州闾归附于清正的人流。他虽然年老且身体偏有疾病，但精神仍然强健，实在是本州士人所思慕、所取法的人。确实因为刘毅明察而有品格，能够不发言便取得信任；他的风范所影响之处，清浊必然随之改变，正可符合全州共同的愿望。臣私下认为，礼遇贤者、尊崇德行，是教化的大典；王制中关于夺取和授予爵禄的规定，行动起来足以成为开通或闭塞局面的关键，而士人所归向的对象，以人伦为最大。臣等虚弱鄙陋，虽然言论此前被弃置不用，如今承接孙尹的来信，怎敢不列举上报。按孙尹所执持的意见，不只是爱惜刘毅自身的名望和议论，也是广泛陈述朝廷应当如何赏罚取舍的大原则。因此认为，孙尹的言论是否正确，应当承蒙评议。” 由此刘毅终于成为青州都，评定和端正士人流品，区分清浊；他所弹劾贬黜的人，从亲近显贵者开始。太康六年，刘毅去世，武帝拍着案几惊叹道：“我失去了著名的臣子，竟不能让他活着做到三公！”当即追赠仪同三司，派使者监护丧事。羽林左监、北海人王宫上疏说：“中诏认为刘毅忠诚正直、忘我奉公，追赠他的班位等同台司，这确实是圣朝考核功绩、表彰刘毅显著功勋的美事。臣谨按，谥号是对一个人行为事迹的概括，称号是功劳的表彰。如今刘毅功德兼备，却有赠号而没有谥号，按义理不相称。臣私下从《春秋》的旧例考察，谥法主要依据人的行为，而不以爵位为限制。然而汉、魏相承，爵位不是列侯的人，死后即使有高尚品行，也都不加谥号，以至于三公之中的贤臣反而不如野战将领。铭记事迹的规格因此不同，臣希望圣明时代采用《春秋》所载的长远制度，改变列侯爵位的旧限制，使功劳和品行的实际情况不相互遮蔽、替代，那么没有人不会率先依赖这种制度。如果认为改革旧制、毁弃旧法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决定的，那么刘毅的忠诚和益处，即使没有攻城略地，论其德行、晋升爵位，也应当列入适用的条例。臣谨请根据行甫请求采用周代的义理，谨将刘毅的功劳品行像石碑一样列录。”皇帝取出他的奏表，命八座官员议论此事，多数赞同王宫的意见。奏议被搁置，没有得到答复。有两个儿子：暾、总。暾，字长升，为人正直，有父亲刘毅的遗风。太康初年任博士，朝廷讨论齐王司马攸封国之事，准备增加尊崇他的礼典，暾与各位博士因议论违背皇帝旨意。武帝大怒，把暾等人收捕交给廷尉。适逢大赦，得以出狱，但被免官。当初，暾的父亲刘毅痛恨冯紞奸邪谄佞，想上奏他的罪行，尚未办成便去世了。到这时，冯紞的职位和权势日益显赫，暾感慨地说：‘假使先父还在，就不会让冯紞得以无忧无患。’ 后来暾任酸枣令，转任侍御史。适逢司徒王浑的主簿刘舆一案，案辞牵连到暾，将要收捕交给廷尉。王浑不想使府中有过失，想拒绝弹劾、自己举发此事。他与暾互相争辩是非，王浑发怒，便辞去职位回到宅第。暾于是上奏王浑说：‘谨按司徒王浑，蒙受国家厚恩，充任三公之职，却不能向上辅佐天子、调和阴阳，向下使万物各得其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竟敢因为刘舆拒绝、抗拒诏使，私自想让司徒府兴起并扩大狱讼。从前陈平没有回答汉文帝的询问，邴吉不追问死人变化的缘故，确实懂得宰相的体统。如今既然兴起刑狱，又因怨恨而退职，举动轻率急迫，没有大臣的节操，请免除王浑的官职。右长史、杨丘亭侯刘肇，善于逢迎、柔顺取巧，苟且阿谀顺从，请削夺其大鸿胪的爵位和封地。’听到暾这篇奏疏的人，都赞叹称美。后来武库发生火灾，尚书郭彰率领一百人自我防卫，却不去救火，暾严肃地责问他。郭彰发怒说：‘我能够截断你的角。’暾勃然对郭彰说：‘你怎么敢仗恃宠幸作威作福，竟想以天子的法冠截断我的角吗？’暾索取纸笔准备上奏，郭彰伏地不敢说话，众人从中调解，这才作罢。郭彰长期显贵而奢侈，每次出行总有一百多人跟随。从此以后，他努力改为简朴。暾升任太原内史。赵王司马伦篡位时，授予他代理征虏将军，他不接受，与三王共同举兵行义。惠帝复位后，暾任左丞，在朝廷上神色严正，三台官署清明肃穆。不久兼任御史中丞，上奏免除尚书仆射、东安公司马繇以及王粹、董艾等十多人。朝廷嘉奖他，于是让他正式担任此职。后来升任中庶子、左卫将军、司隶校尉，上奏免除武陵王司马澹以及何绥、刘坦、温畿、李晅等人的官职。长沙王司马乂讨伐齐王司马冏时，暾参与谋划，封为硃虚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司马乂死后，暾因受牵连被免官。不久，又任司隶校尉。

译惠帝前往长安时，留下暾守卫洛阳。河间王司马颙派使者用毒酒杀羊皇后，暾于是与留台仆射荀籓、河南尹周馥等人上表，为皇后申辩，说明她无罪。事情记载在《后传》中。司马颙看见表章，大怒，派陈颜、吕朗率领五千骑兵收捕暾，暾向东逃奔高密王司马略。适逢刘根作乱，司马略任命暾为大都督，加授镇军将军，讨伐刘根。暾作战失利，返回洛阳。到酸枣时，正遇东海王司马越奉迎皇帝车驾。等到惠帝返回洛阳，羊皇后恢复入宫。皇后派使者向暾致谢说：‘依靠刘司隶忠诚的志节，才有今天。’皇帝依据他过去的功勋恢复他的爵位，并加授光禄大夫。暾的妻子先前去世，已经陪葬在皇陵。暾的儿子更生刚刚结婚，按照家法，媳妇应当拜祭墓地；于是他带着宾客、亲属几十辆车，装载酒食前往。此前，洛阳县令王棱受到司马越信任，却轻视暾，暾多次想依法惩治他，王棱因此认为暾对自己怀有怨恨。当时刘聪、王弥驻扎在黄河以北，京城内外都感到危险恐惧。王棱向司马越告发，说暾与王弥是同乡，想投奔王弥。司马越命骑兵将领严密追赶暾，右长史傅宣说明暾并没有这种意图。暾听到这件事，尚未到达墓地便返回，以正义责备司马越，司马越非常惭愧。刘曜进犯京师时，任命暾为抚军将军，代理节钺，督统守卫城池等军事事务。刘曜退兵后，暾升任尚书仆射。司马越忌惮暾长期担任监察官，又因为人心归附于他，于是任命他为右光禄大夫，兼任太子少傅，加授散骑常侍。表面上是尊崇升迁，实际上是夺去了他的权力。怀帝又诏令暾兼任卫尉，加特进。后来又任命暾为司隶校尉，加授侍中。暾五次担任司隶校尉，是因为确实符合众人的心意。王弥进入洛阳，百官都被杀害。王弥因为暾是同乡且有长期的声望，所以暾免于灾难。暾于是劝说王弥：‘如今英雄竞相起兵，九州四分五裂，有非凡功业的人，天下不会容许他长期屈居人下。将军自从起兵以来，攻什么不能攻克，作什么战不能取胜，却又与刘曜不和，应当想到文种遭祸的教训，以范蠡为榜样。而且将军难道可以没有做帝王的意图吗？不如向东称王于本州，以观察时势；向上可以统一天下，向下可以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难道会失去孙权、刘备那样的事业吗？蒯通有话说过，将军应当谋划此事。’王弥认为有道理，派暾到青州，与曹嶷谋划此事，并准备征召曹嶷。暾到东阿时，被石勒的游骑俘获。石勒看见暾给王弥和曹嶷的书信，大怒，于是杀了暾。暾有两个儿子：佑、白。佑任太傅属官，白任太子舍人。白果断刚烈而有才干，东海王司马越嫉恨他，暗中派上军将军何伦率一百多人进入暾的宅第，抢劫财物，杀死白后离去。总，字弘纪，喜爱学习，正直明亮；后来接替叔父彪，官位做到北军中候。程卫，字长玄，是广平郡曲周县人。年轻时便树立操守品行，刚强正直，方正严肃。刘毅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担任都官从事。刘毅上奏说中护军羊琇触犯法令，应当处死。武帝与羊琇有旧交，于是派齐王司马攸去劝说刘毅，刘毅答应了。程卫严肃地认为不可，径自驾车驰入中护军营，收捕羊琇的属官，审问其隐秘罪行；先上奏羊琇所犯的种种恶行，然后才把此事告诉刘毅。因此名声远近震动，百官都勉励自己奉法行事。于是被公府征召为属官，升任尚书郎、侍御史，在任期间都因办事干练而显名。补任洛阳县令，历任安定、顿丘太守，所到之处都有显著政绩。死在任上。和峤，字长舆，是汝南郡西平县人。祖父和洽，任魏国尚书令；父亲和逌，任魏国吏部尚书。和峤年轻时就有风度气概，仰慕舅父夏侯玄的为人，对自身要求很高，十分崇尚自重。在世上享有盛名，朝廷内外都称许他有能力移风易俗、治理人伦。承袭父亲的爵位为上蔡伯，起初任太子舍人。多次升迁后任颍川太守，处理政务清廉简约，深得百姓欢心。太傅从事中郎庾顗见到他，感叹说：‘和峤挺拔森然如同千丈高松，虽然【原文“磥▯可”疑为OCR讹误，具体字义不确定】有许多枝节，把它用在大厦上，仍有栋梁之才。’贾充也很器重他，向武帝称誉，于是入朝任给事黄门侍郎，升任中书令，皇帝非常器重并礼遇他。从前监与令共同乘车入朝，当时荀勖任监，和峤鄙视荀勖的为人，便凭意气压过他，每次同车都高坐一边，独自占据车中的位置。于是监、令改为乘坐不同的车，从和峤开始。吴国平定后，和峤因参与谋划议论的功劳，获赐弟弟和郁爵为汝南亭侯。和峤转任侍中，更加受到皇帝亲近礼遇，与任恺、张华交好。和峤看出太子不能胜任，便在侍坐时说：“皇太子有淳厚古朴的风范，而末世多虚伪，我恐怕他不能处理好陛下的家事。”皇帝默然不答。后来和峤与荀顗、荀勖一同侍奉皇帝，皇帝说：“太子最近入朝，稍有长进，你们可以一起去见他，大略谈谈世间事务。”他们奉诏前往后回来。荀顗、荀勖都称赞太子聪明有见识、宏大高雅，确实如同圣明诏令所说。和峤说：“他的天资本来就是这样罢了！”皇帝不悦，起身离开。和峤退下后，常常心怀感慨叹息，知道自己不会被任用，却仍不能停止进言。在御座前谈到国家社稷，他没有一次不以储君为忧。皇帝知道他的话忠诚，却常常不回应。后来与和峤交谈，不再谈及将来的事情。有人把这些话告诉贾妃，贾妃因此怀恨。太康末年，和峤任尚书，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惠帝即位后，授和峤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太子到西宫朝见，和峤跟随进入。贾后让皇帝问和峤：“你从前说我不能处理家事，今天确定应当怎么说呢？”和峤说：“臣从前侍奉先帝，确实说过这话。所说的话没有应验，是国家的福气。臣难道敢逃避自己的罪责吗！”元康二年去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原有官位待遇不变。永平初年，策命谥号为“简”。和峤家产富足，可以与王侯相比；然而性情极其吝啬，因此受到世人讥讽，杜预认为和峤有贪财癖好。由弟弟和郁的儿子和济承袭爵位，官至中书郎。和郁字仲舆，才华声望比不上和峤，但以清廉能干著称，历任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尚书令。洛阳陷落后，逃奔苟晞，因疾病去世。武陔，字元夏，是沛国竹邑人。父亲武周，任魏国卫尉。武陔沉着聪敏，有器量，很早就获得当时的声誉；他与两个弟弟武韶、字叔夏，武茂、字季夏，年少时便一同成名。即使是叔父、父兄、兄弟以及乡里的老资格名望之士，也不能辨别他们三人的优劣。同郡的刘公荣有识人之鉴，常到武周家，武周让他见三个儿子。刘公荣说：“他们都是国士。元夏最为优秀，有辅佐之才；施展才力、就任职位，可以做到仅次于三公。叔夏、季夏也不比常伯、纳言差。”

译武陔年轻时就喜好评议人物，与颍川人陈泰交情友善。魏明帝在位时，多次升迁为下邳太守。景帝任大将军时，征召他为从事中郎，又多次升迁为司隶校尉，转任太仆卿。起初封亭侯，五等爵制建立后，改封薛县侯。文帝非常亲近器重他，多次与他评论当时人物。文帝曾问陈泰比他的父亲陈群如何，武陔分别称说陈群、陈泰的长处，认为陈群和陈泰大致没有优劣之分，文帝表示赞同。泰始初年，授任尚书，掌管吏部，升任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武陔凭资历深、是旧臣，名望和官位都很尊显；他自认为没有辅佐皇帝建立晋朝的功劳，而且在魏国时已经做过大臣，是不得已才居此职位，因此始终深怀谦让之意，保持清白，当时人把这看作美谈。死于任上，谥号为“定”。儿子武辅承袭爵位。武韶历任吏部郎、太子右卫率、散骑常侍。武茂以德行高洁著称，名声仅次于武陔，任上洛太守、散骑常侍、侍中、尚书。颍川人荀恺年纪比武茂小，又是武帝的姑表兄弟，自恃贵戚身份，想与武茂交往，武茂拒绝回答，因此结下怨恨。杨骏被诛时，荀恺任仆射，因为武茂是杨骏的姨弟，便把武茂陷为逆党，于是武茂被杀害。武茂清廉正直、方正不屈，朝廷内外都知道；一旦遭受冤枉酷刑，天下人为之悲伤。侍中傅祗上奏为他申冤，后来追赠光禄勋。任恺，字元褒，是乐安郡博昌县人。父亲任昊，任魏国太常。任恺年轻时就有见识和器量，娶魏明帝的女儿为妻，多次升迁为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晋国建立后，任侍中，封昌国县侯。任恺有治理国家的才干，大小政务大多由他总管处理。他性情忠诚正直，以国家社稷为己任，皇帝器重并亲近他，政事多向他咨询。泰始初年，郑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人都因年老有病退居私第。皇帝优待宠信大臣，不愿使他们劳累，便多次派任恺向诸公传达旨意，询问当代重大政务，参与议论得失。任恺厌恶贾充的为人，不愿让他长期掌握朝政，常加以裁抑。贾充为此苦恼，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趁机说任恺忠贞而有才干，应该到东宫辅导太子。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让任恺任太子少傅，侍中职位照旧，贾充的谋划没有实现。适逢秦、雍地区盗寇骚扰，天子为之忧虑。任恺于是说：“秦、凉覆败，关右动荡，这确实是国家深为忧虑的事情。应当赶快镇抚，使人心得到庇护。若不是威望很重且有谋略的大臣，就无法使西土安定。”皇帝说：“谁可以担当此任？”任恺说：“贾充就是这样的人。”中书令庾纯也这样说，于是下诏派贾充西镇长安。贾充采用荀勖的计策，得以留在京城。贾充既然受到皇帝宠遇，便想独占名望和权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等人都与任恺交好，杨珧、王恂、华暠等人又是贾充亲近敬重的人，于是朋党纷纷形成。皇帝知道后，召贾充、任恺到式乾殿宴饮，对他们说：“朝廷应当统一，大臣之间应当和睦。”贾充、任恺各自拜谢后退下。不久，贾充、任恺等认为皇帝已经知道此事却没有责罚，彼此的怨恨更加深重；表面上互相尊崇，内心却非常不平。有人替贾充谋划说：“任恺总管门下的枢要事务，能够与皇帝亲自接触，应当启奏让他主管选举，这样便可以逐渐使他疏远；这不过是任命一个都令史的事情罢了。而且九流人物很难精确考察，正好容易利用间隙。”贾充于是称赞任恺有才能，适合担任主管官员选授的职务。皇帝没有怀疑贾充，认为他举荐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当天就任命任恺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任恺任尚书后，选举公平，尽心履行职务，但入宫朝见皇帝逐渐减少。贾充与荀勖、冯紞趁机不断进谗言，说任恺奢侈，使用御用食器。贾充派尚书右仆射、高阳王司马珪上奏弹劾任恺，于是任恺被免官。有司收取太官的厨役加以核查，发现那些器物是任恺的妻子齐长公主在魏时获得的御赐器物。任恺被免官后，诽谤反而更多，皇帝渐渐疏远他。然而山涛说明任恺为人通达敏捷、有才智器局，举荐他任河南尹。任恺因盗贼发生却未能捕获而获罪，又被免官。后来再次升任光禄勋。任恺一向有识人鉴察之才，加上在公事上勤勉谨慎，很受朝廷内外称誉。贾充的朋党又暗示有司上奏，说任恺与立进令刘友相互勾结。事情交给尚书审理，任恺答辩而不服。尚书杜友、廷尉刘良都是忠诚公正之士，知道任恺是被贾充压制，想为他申理，所以故意拖延不决；因此任恺以及杜友、刘良都被免官。任恺失去职务后，便放纵饮酒、沉溺享乐，用极其丰盛的滋味供养自己。当初何劭因公子身份而奢侈，每餐必吃尽天下各地珍馔，任恺竟超过了他，一顿饭花费一万钱，还说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任恺有时因入朝请见，皇帝或许安慰劝谕他；任恺起初不再说什么，只是哭泣而已。后来起用为太仆，转任太常。当初魏舒虽然历任郡守，却没有受到重用和礼遇；任恺任侍中时，举荐魏舒为散骑常侍。到这时，魏舒任右光禄大夫、开府，兼领司徒，皇帝亲临前殿，让任恺拜授官职。魏舒虽然以器量宏大、宽厚简约著称，当时人认为任恺有辅佐世事的才能和器局，而魏舒却登上三公之位，任恺只守着散卿之职，无不为他愤懑叹息。任恺不得志，最终因忧愁而死，时年六十一岁，谥号为“元”。儿子任罕承袭爵位。任罕字子伦，年幼时就有家族遗风，才华声望比不上任恺，却凭美好品行获得称誉，是清正平和的佳士。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大鸿胪。崔洪，字良伯，是博陵郡安平县人。高祖崔寔，在汉代享有盛名。父亲崔赞，任魏国吏部尚书、左仆射，以宽宏器量受到称誉。崔洪年轻时以清廉严厉而显名，刚直不屈，不同流俗；别人有过错，他总是当面斥责，退下后却不再背后议论。武帝在位时，任御史治书。当时长乐人冯恢的父亲任弘农太守，宠爱小儿子冯淑，想把爵位传给他。冯恢的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冯恢便回到乡里，结草搭庐，假装哑而不能说话，使冯淑得以承袭爵位。冯恢起初任博士祭酒，散骑常侍翟婴举荐冯恢品行高尚、超越流俗，可与古代英烈相继。崔洪上奏说冯恢并不敦厚守儒者本色，却让学生轮流在身边值班；即使有谦让侯爵这一点小善，也不能说他没有同类中的缺点，翟婴应受浮华之人的评价。于是翟婴被免官，朝廷上下都畏惧崔洪。不久任尚书左丞，当时人编歌谣说：“丛生的荆棘刺，来自博陵；在南边是鹞，在北边是鹰。”崔洪被选任吏部尚书，举荐任用官员明察公允，门下没有私下请托。他举荐雍州刺史郤诜接替自己担任左丞。郤诜后来弹劾崔洪，崔洪对人说：“我举荐郤丞，他反过来上奏弹劾我，这就像拉弓的人被自己的弓箭射中。”郤诜听后说：“从前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司马，韩厥却依据军法杀了赵宣子的仆人。” 赵宣子对各位大夫说：‘你们应该祝贺我啊，我选拔韩厥，是因为任由他履行自己的职责。’崔侯为国家举荐人才，我又因才能被举荐，大家只应看官职职责，各自彰明最公正的原则，为什么私下议论竟到了这个地步！”崔洪听到这番话后，更加敬重郤诜。

译崔洪嘴里从不谈论财货，手上也不拿珠玉。汝南王司马亮常常宴请公卿，用琉璃钟传酒。酒传到崔洪时，崔洪不拿。司马亮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只是担心这会有拿着玉器却不快步趋前的那种礼义问题。”但实际上这违背他的平常性情，所以只是编造说法。杨骏被诛时，崔洪与都水使者王佑亲近，因被认为与他相交而遭贬黜。后来任大司农，死于任上。儿子崔廓，任散骑侍郎，也以正直著称。郭奕，字大业，是太原郡阳曲县人。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山涛称赞他高雅简约、有宽宏器量。起初任野王令，羊祜常来拜访他，郭奕感叹说：“羊叔子怎么会比不上郭大业呢！”不久羊祜又来，郭奕再次感叹说：“羊叔子已经远远超过一般人了。”于是送羊祜出境数百里，因此获罪免官。咸熙末年，任文帝相国主簿。当时钟会在蜀地反叛，荀勖是钟会的外甥，从小在钟会家长大；荀勖任文帝属官，郭奕上启请求把他调离。文帝虽然没有采纳，却因此知道郭奕高雅正直。武帝即位，开始设置东宫，让郭奕与郑默一同任中庶子。升任右卫率、骁骑将军，封平陵男。咸宁初年，升任雍州刺史、鹰扬将军，不久获赐赤幢曲盖、鼓吹。郭奕有一位寡居姐姐，跟随他到任；姐姐手下的僮仆多有奸犯之事，被人告发。郭奕审查完毕后说：“大丈夫难道应当靠年老姐姐的关系来求取名声吗？”于是把他们遣走，不再追问。当时亭长李含有杰出才华，但家世寒微，被豪族排斥；郭奕任用他为别驾，李含后来果然取得名望和官位，当时人因此认为郭奕善于识人。太康年间，郭奕被征召为尚书。郭奕声望很高，当时朝臣都出自他的门下。当时皇帝把政务托付给杨骏，郭奕上表说杨骏器量狭小，不能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皇帝不听，杨骏后来果然被诛。郭奕患病时，皇帝下诏赐钱二十万，每天供应酒和米。太康八年去世，太常上奏谥号为“景”。有司议论说贵贱不能使用相同的谥号，且“景”与景皇帝相同，不可使用，请求改谥为“穆”。诏书说：“谥号是用来彰明德行、表扬品行的。按照谥法，一种德行始终不懈叫作‘简’。郭奕忠诚刚毅、清廉正直，树立德行而不改变。”于是赐谥号为“简”。侯史光，字孝明，是东莱郡掖县人。幼年就有才智悟性，向同县人刘夏学习。被举为孝廉，州府征召为别驾。咸熙初年，任洛阳典农中郎将，封关中侯。泰始初年，授散骑常侍，不久兼任侍中。与皇甫陶、荀暠持节巡行考察风俗，回来后上奏事务符合皇帝旨意，转任城门校尉，进爵临海侯。同年诏书说：“侯史光忠诚明达、笃实质朴，有居守正道、坚持义理之心；历任内外职务，勤勉奉公。应任命侯史光为御史中丞。虽然使他屈居于列校的职位，也是为了发挥他任司直、执掌监察的才能。”侯史光在任上宽厚却不放纵。太保王祥长期患病，不能上朝，侯史光上奏请求免去他的职务，诏书优待王祥而搁置了侯史光的奏疏。后来升任少府，死于任上；诏书赐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布一百匹。到下葬时，又下诏说：“侯史光磨砺志向、恪守节约，有清廉忠诚的气节。家中极其贫寒俭朴，赐钱五十万。”侯史光儒学广博、通晓古事，历任官职都有政绩，文章、奏议也都条理清楚。长子侯史玄承袭爵位，官至玄菟太守。侯史玄去世，儿子侯史施承袭爵位，任东莞太守。何攀，字惠兴，是蜀郡郫县人。起初在州府任主簿。适逢刺史皇甫晏被牙门将张弘杀害，张弘诬陷皇甫晏谋反。此时何攀正逢母亲丧事，便到梁州拜见并上表，证明皇甫晏没有谋反，因此皇甫晏的冤屈得以申明。王濬任益州刺史时，征召何攀为别驾。王濬谋划讨伐吴国，派何攀奉表到尚书台，口头陈述军事机密；皇帝下诏再次召见何攀，并命张华与何攀筹划商议适时进军讨伐吴国的办法。王濬又派何攀去见羊祜，当面陈述伐吴策略。何攀善于奉行使命，皇帝很赞赏他，下诏让何攀参与王濬的军事事务。孙皓向王濬投降后，王浑因王濬抢先取得功劳而怨怒，想进攻王濬；何攀劝王濬把孙皓送交王浑，因此事情得以解决。任命何攀为王濬的辅国司马，封关内侯。转任荥阳令时，上奏十条便民建议，很有声誉。授任廷尉平。当时廷尉卿诸葛冲因为何攀是蜀地人而轻视他，等到两人共同审理疑难案件，诸葛冲才叹服。升任宣城太守，未赴任，又转任散骑侍郎。杨骏执政时，大量树立亲属势力，大规模封赏，想用恩泽保护自己。何攀认为这样不对，便与石崇共同议定奏疏弹劾他。事情记载在石崇传中。皇帝没有采纳。何攀因参与诛杀杨骏有功，封西城侯，食邑一万户，赐绢一万匹；弟弟何逢封平卿侯，兄长的儿子何逵封关中侯。何攀坚决推辞所封食邑和绢帛的一半，其余接受的赏赐分给朝廷内外的宗族亲属，几乎一点也不留给自己。升任翊军校尉，不久出任东羌校尉。征召为扬州刺史，在任三年，升任大司农。转任兖州刺史，加鹰扬将军，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太常成粲、左将军卞粹劝何攀就任，宫中诏令又加以严切催促，何攀最终称病不起。赵王司马伦篡位后，派使者召何攀，何攀再次称病危重。司马伦大怒，将要杀他，何攀不得已，只好扶病赴召。死于洛阳，时年五十八岁。何攀内心公平允当，任官时整肃有条理，爱惜欣赏人才，崇尚儒学、尊重才士。担任梁、益二州中正时，举荐任用了被遗漏的人才。巴西人陈寿、阎乂，犍为人费立，都是西州名士，却一同受到乡里的诽谤，清议压抑了十多年。何攀申明是非曲直，使他们都免受冤枉滥罚。何攀虽然身居显要职位，家中却十分贫寒朴素，没有妾媵和歌舞伎乐，只把救济贫困、帮助困乏当作自己的事业。儿子何璋承袭爵位，也有父亲的风范。史臣说：周幽王、周厉王不能做贤明的君主，上德之人仍然怀着进献善言的心；即使共工、驩兜之类的人在位，大圣人也不能容忍。何况志士仁人，难道会只求苟且迎合吗！他们眷恋君主的宠爱和官爵，是因为这些关系到自身的存亡。即使再有能以言辞使金石销熔、投身光明而抚剑、奔走到北阙上书、车辆毁坏仍然践踏前行的人，要劝谏君主也不容易，要讥刺臣下更实在困难。刘毅一旦遇到宽容的君主，任恺两次遭受肤浅的诋毁；详细考察其余事迹，也都各自尽了自己的心意。至于武陔怀有魏臣的志向，崔洪赞许郤诜的道义，长升劝王弥尊奉帝王之业，何攀听从赵王司马伦的召命，君子观察一个人，正应当看他在面对事情时的表现。赞曰：仲雄起初任县令，忠诚正直，声名传扬朝廷。他的自身才能可比诸葛亮，皇帝把他比作桓帝、灵帝时代的贤臣。大业认为杨骏不堪任用，元褒讥刺贾充。和氏文理条畅，足以担当栋梁。崔洪门前无人敢私下请谒，声名传遍朝廷内外。侯史光、武陔都有辅佐之才。何攀公平允当，平反了许多冤枉滥罚。

译列传第十六 刘颂　李重 刘颂，字子雅，是广陵人，汉代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家世世代代都是名门。同郡的雷、蒋、谷、鲁四姓，都排在刘氏之下，当时人编话说：“雷、蒋、谷、鲁，刘氏最为祖先、最尊。”父亲刘观，任平阳太守。刘颂年轻时就能辨析事物的道理，受到当时人的称赞。被察举为孝廉、举为秀才，都没有就任。文帝征召他为相府属官，奉命出使蜀地。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赈济借贷，未等回复便自行施行，因此被除去名籍。武帝即位，授任尚书三公郎，掌管科律，申理冤屈诉讼。多次升迁为中书侍郎。咸宁年间，诏令刘颂与散骑郎白褒巡行安抚荆州、扬州；因奉使符合皇帝旨意，转任黄门郎。升任议郎，代理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被关进监狱，诏令让人审讯定罪，刘颂据理坚持扈寅无罪，扈寅于是得以免罪，当时人把刘颂比作张释之。他任职六年，号称审理详尽公平。适逢吴国灭亡，诸将争功，朝廷派刘颂核校功劳之事，评定王浑为上等功劳，王濬为中等功劳。皇帝认为刘颂执法失当，贬任京兆太守；他没有赴任，转任河内太守。临出发时，上奏便民措施，多数被采纳施行。郡境内有很多公主家的水碓，拦截堵塞流水，转而造成水灾祸害；刘颂上表请求废除，百姓因此得到便利。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服丧期满后，授任淮南相。他在任时严肃整饬，很有政绩。过去修治芍陂，每年动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土地，孤贫百姓失去生计。颂下令让大小官民共同尽力，按功劳计算并分配，百姓歌颂他的公平仁惠。颂在郡中任职时，上疏说：臣过去任河内太守，临行辞别时接受诏令说：“你所说的都是重要事情，应当无论大小多次上报。常常苦于事务繁多，有时不能全部答复你，不要因此疑虑。”臣接受诏令那天，喜悦和畏惧交集，更加思量竭尽心力，忘掉自己的浅陋，希望像萤火和烛光一样，增添光明，助成大业。到郡后，草拟了所要陈奏的事项如下，还没来得及上书，恰逢臣遭受上天降下的惩罚，卧病困顿多年，今天才谨慎地封缄上奏前面的事情。臣虽才力不足以治理国家，言辞浅陋又多有违失，仍希望陛下垂察，使臣微薄的诚心能够得到圣明鉴察，不要一概弃置在通常的案牍中。如有足以采纳的地方，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开拓疆土，以此支撑百代；分封皇亲，使他们全都出镇藩国。这难道不是令人欣慰的事吗？这是公理所应当如此。建立国家、完善制度，今天才开始实现，超过了秦、汉、魏三代局促的制度，接续了五帝三代中断的事业。功德遍及天下，光辉流传后代，如此巍巍盛美，三皇五帝那样的君主恐怕也会感到惭愧。为什么呢？他们是顺应自然形势而成就此事，与在事业断绝之后重新创立不同。虽然如此，把年幼的皇子封在吴、蜀，臣愚见以为还不够完善。吴、越之地民风剽悍轻捷，庸、蜀之地险峻阻绝，这些地方正是变乱衅端的来源，也是容易发生战乱的地区。况且自吴国平定以来，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流驻守江表，这是当前最大的祸患。又有内地军队、外地防守的安排，使吴人产生不自信之心，应当得到强健的君主前去镇抚，使内外各自安守旧有秩序。孙氏建立国家时，文武官职众多，屡次仿照朝廷；一旦国家覆亡，便与普通编户百姓相同。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蒙受的再生之恩，而灾难困苦又逼迫自身，便自认为失去了土地，因此心怀不安。如今如果派成年诸王统治那里，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文武官员一并叙用，士卒和各种劳役都不出本乡，求取富贵的人也在国内获得，那么内地军队可以遣散，新建立的国家可以安定，双方都得到适宜的位置，这在事情上是合宜的。应当选取同姓诸王中年满二十岁、才智较高的人，分别分封为吴王、蜀王。因为要让他们离开近地而前往远方，就应扩大割分的疆域，使封地超过旧制的一倍。由于要迁徙封国、腾出原有土地来封王幼小的皇子，必须等皇子长大后才派遣他们前往，这样也不算晚。眼下急需的是封地和成年君主，两者同时得到，这件事是合宜的。臣所陈述的分封建国之事，如今大义已经提出；至于其余事项，倘若有足以采纳、可以共同完成制度的，所以也一并列在这篇奏疏中。臣听说：不怕危险和后悔的祸患，愿意进献自己见解的，是尽忠的臣子；愿意听取逆耳之言，乐于接受苦口劝谏的，是挽救时世的君主。臣凭借时运，幸而遇到一个不避讳言论的朝廷。臣虽曾上疏陈述意见，泛泛议论政体，却仍未把所见所闻全部说出，明确指出得失，只是徒然承受恩宠，与普通人没有不同。臣私下感到惭愧，未能竭尽忠诚规谏，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陛下，谨将所见列述如下。臣实在不敢自信所说一定正确，但总以为不隐瞒心中所想，是报答陛下的根本节操。万一其中有足以采纳的地方，就是微臣获得新生的年月；如果全是盲目妄言，那也是国家的福气。愿陛下抽出半天时间，垂察臣的言论。臣恭敬地想，陛下虽然应合天意、顺从民心，飞龙腾起而登上帝位，是开创基业的君主，但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衰世。为什么呢？汉朝末年逐渐衰败，宦官专权，小人把持朝政，君子退居民间，政治荒废、众心离散，于是因混乱而灭亡。魏武帝凭借经略治理的才能，拨除烦乱、治理乱局，同时整顿文教，积累数十年，到延康初年，才达到官吏清廉、下属顺从，法令开始大为推行。到了文帝、明帝二代，奢侈荒淫、骄纵放任，是将要倾覆的君主。然而他们内有楼台宫室、歌舞声色的享乐，外有三方的英豪和强敌，事情却能成功，很少有过失，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依靠前代留下的基础，来成就功业。但法令、礼制、政务和刑罚，已经逐渐衰败了。自嘉平初年起，晋朝国运开始奠基，到咸熙末年，期间经历了多年。虽然斧钺屡次诛杀、剪除凶恶之人，但存留下来的人都蒙受时势变迁的恩惠，不再按照法令行事。泰始初年，陛下登上帝位，身边所服侍和乘用的，都是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有句话说，享受膏粱厚禄之家形成的性情很难矫正，所以说这是处在衰世。正当此时，天地间的秩序刚刚确定，正是天下洗心革面、整顿纲纪的时机。然而陛下仍因任用人才要顺应实际、法令宽缓自有缘由；这种积习由来已久，与汉、魏初年的情形不同。三祖奋起，改变朝代的局面，不能一下子就用严厉的法绳驾驭臣下，确实是合乎时宜的。然而到了施行政务、纠正世俗弊病、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就应当逐渐走上公正的道路，使法令严明、威势果断，一天天趋向整肃。这好比行船，虽然不能横截急流，但船头一旦转向所要去的方向，就会逐渐偏转前行，最终能够到达彼岸。细小的改变不断积累，逐渐显著，直到今天，已经可以谈论政事了。但自泰始以来，将近三十年，政绩功劳和美好成效都没有符合圣旨，各项事业也没有比过去兴盛。凭陛下的明圣，尚且没有赶上衰世的弊病，来成就开初基业的隆盛，并传给后代，难道不会有忧虑吗？想来，臣的话难道不会稍微触动圣心吗！

译回顾万年长远的大事，道理就在两个方面。天下这个重大器物，一旦安定就难以倾覆，一旦倾覆就难以恢复。所以要考虑后世的事情，就必须精心治理眼前的政务，使政局安定、留下事业，让几代人都依赖它。假如同时分封诸侯，建立藩篱屏障，使根基深厚牢固，那么国运就能延续无穷，可以与三代相提并论。反之，如果在当代施政时留下的风气和功业不能惠及后代，虽然建立了亲属藩国，却没有建立成国的制度，使后世只能独自依靠智力和力量来安定大业；如果没有完全明白其中道理，即使经过不同的时代，忧患和责任仍会追究到陛下身上，那将怎么办呢！愿陛下把今天的政务治理好，建立不可动摇的形势，那么天下就没有遗留的忧患了。圣明的君主不会世世代代相传，后代也不一定贤能，这是天理的常态。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是凭借形势而不是凭借个人。凭借形势，就是依靠诸侯；凭借个人，就是依靠郡县。郡县制度下，考察得细，小的政务能够治理好，但大的形势却危险；诸侯建立邦国，近处或许多有违失，但从长远考虑，根基牢固。圣王推究始终的弊病，权衡轻重的道理，包容那些小的违失来取得大的安定，然后才足以使内外藩篱坚固，维系镇守九州。周武王是圣主，周成王是贤明的继承人；但武王没有依赖成王的贤能而广泛分封，正是考虑到长远无穷的后世。况且善于谈论当今之事的人，必定要从古代得到验证。唐、虞以前，典籍残缺，事情难以详知。到了三代，都分封有明德的人，以及兴起的君王显贵的亲属，排列五等爵位，开国承家，以此藩屏帝室，使国运长久延续；近的有五六百年，远的将近千年。到了秦氏，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子弟没有分得一尺土地，君主孤立而没有辅佐，传到二世就灭亡。汉朝承接周、秦之后，杂取两者而实行，前后二代各有二百多年。考察它不完全采用分封制度，虽有强弱不相称、制度错乱、不能完全合乎实际等问题，但追究其衰亡原因，总是在同姓诸侯失去职守、诸侯势力衰微的时候，并不在诸侯强盛之时。从前吕氏作乱，幸亏依靠齐王、代王的援助，才使国家安定。七国叛乱时，梁王抵御他们，最终平息了这场灾难。从此以后，朝廷削弱、夺取诸侯的威权，诸侯只能享用租税俸禄，甚至有的沦落到乘牛车。因此王莽得以专擅朝政，完成他的奸谋，倾覆天下，使毒害流及百姓。光武帝重新兴起，虽然封立子弟，却没有建立成国的制度，国运也没有延长。魏氏承接汉朝，禁闭亲属，幽禁子弟，因此帝位很快倾覆，天命转移到了陛下身上。长短的报应、祸福的征兆，都可以从这里看出。魏氏虽然正位端居，面南称帝，但三方尚未宾服，正朔仍有不能施加之处，实际上有战国彼此抗衡的形势。大晋兴起后，宣帝平定燕地，太祖平定蜀地，陛下灭亡吴国，可以说功业与天地相当，土地广过三王；凡舟车所能到、人迹所能至的地方，都成为臣民，四海大同从今天开始。应当承接这伟大的功业，趁陛下圣明之时，开拓疆土，使同姓之人必定分王，建立万年长久的安定，把长久的世业传到无穷后代。臣又听说，国家有任用贤能之臣就安定，有权重专擅之臣就混乱。按照王制，君主立太子要立嫡子而不是年长者，立嫡子要立年长者而不是贤能者，这是人事中不可改变的原则。然而贤明的人极少，不肖的人极多，这本来就是天理的常态。万物同类相求，彼此感应而来，也是自然规律。因此昏暗的君主在位，权重的大臣就充满朝廷；贤明的君主临政，任用贤能的大臣就各居其职。任用贤能之臣和权重专擅之臣，都是掌握国家政权、独立作出决定的人。但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原因是什么呢？权重之臣借助所凭借的条件来树立私党，任用贤能之臣则凭借职位和权力来尽心为公。尽心为公，是政治的根本；树立私党，是祸乱的根源。由此推论，太平的日子就少，混乱的日子就多，政教逐渐衰败，想使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又不只是这样。假如愚劣的继承人承受先哲留下的基业，得到中等贤能之臣辅佐，但国家的根基树立得不深，没有坚固的藩篱辅佐，那么所谓任用贤能之臣也会变成权重专擅之臣。为什么呢？国家有可能倾覆的形势，掌权者就会受到猜疑；众人疑心重重，难以自我取信，而甘愿接受死亡并不合乎人情。如果根基已经深厚，藩篱强盛足以抵御，即使安置幼君、婴儿，天下也不会恐惧；过去所谓的权重之臣，如今就会全都反过来成为忠诚的任用之臣。为什么呢？形势没有危险，人心就不会自相猜疑，忠诚能够显现，也不必畏惧邪恶。因此圣王知道贤哲不能世世代代相传，便建立彼此牵制的形势来驾驭臣下。所以五等爵位一经排列，臣下无论忠诚还是怠慢，都会同样竭尽节操来奉事君上。诸侯既已建立，无论继承君位的人贤能还是鄙劣，也同样得到保障，近乎没有忧虑。况且国家根基只要坚固，所任用的大臣得到贤能之人，政事就更加有条理；即使次一等委任给中等才智的人，也足以使国家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形势坚固就容易维持。既然如此，建立邦国只要完全合乎道理，就没有什么方向不可行。因此周王室从成王、康王以下，直到宣王；宣王以后直到赧王，历经许多年，朝廷中没有著名大臣，宗庙却没有毁灭，是因为诸侯维持它。所以说，为国家社稷考虑，没有比建立藩国更好的办法。邪正、逆顺，是人心所依附归服的。如今建立制度，应当审慎衡量形势，使诸侯都依循义理行动，同仇敌忾、共同奋发，让他们的力量足以维系、保护京城。如果有人包藏祸心，因畏惧邪恶而起兵，却孤立无援、没有党羽，那么他所承受的封国力量不足以独自有所作为。但要做到这些非常困难，陛下应当同通晓古今、善于认识时势的人深入共同筹划。建立诸侯的道理，是使君主以自己的国家为乐，使臣下以在朝廷任职为荣，各自流传福祉，传到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家如同爱家庭，把百姓看作子女，这样以后才能保住、承受上天的禄命，同时辅佐王室。现在诸王分割土地，封地都超过古代诸侯，但君主轻视自己的爵位，臣下以自己的职位为耻，没有安定的志向，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法制同于郡县，没有建立成国的制度。如今建立制度，应当使他们全都遵循旧有章法，一律按照古代典制办理。然而人心依附常规，不到十年，爱憎不会改变，情愿也不会转移。臣愚昧地考虑，认为应当及早创立大制度，缓缓回应众人的愿望，仍然放在十年以后；这样才能使君臣各自安处其位，以所蒙受的爵禄为荣，上下相互扶持，形成藩辅。如今这样的做法，恰好只能损耗国家府库的收藏，白白抛弃粮食和布帛的资财，对镇守国家、保卫君上的形势没有补益。

译古代分封诸侯的制度确定以后，各自都有自己的国家；后来即使是天子的子孙，也不再拥有一尺土地。这正是如今事情必定不能实行的原因。如果按照亲疏关系推行，辗转有所废弃，又有所树立，那么这就是郡县的职掌，而不是建立诸侯国的制度。现在应当预先开发这片土地，使十代以内的亲属能够逐步迁居到邻近的地方。十代以外的亲属逐渐疏远，近郊的土地也用尽之后，亲疏关系便相互维系，不得再像十代以内那样安排。然而仍然要给亲属树立封地；等到天下都封满，已经延续数百千年了。如今才开始分封，却反而把亲疏关系颠倒施行，实在很不合适。应当重新详细计算天下土地的方里数，重新分割土地、分封人口，把同姓宗室封为诸侯，使亲疏、远近各得其宜，这样以后才可以长久安定。古代分封诸侯国，大国不过方圆百里；那时人口众多，境内一定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足以充实并执行各种制度。如今即使一个国家周围将近千里，但实际力量很少，不足以奉行国家的典章制度。所处情形不同，所以应当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以便使事情完全适合当今。应当让各王国的疆域规模小一些，而军队编制规模大一些；但凡古代典制中应该具备的制度，都要全部建立起来。不过，那些并非当务之急的必需事项，应当逐步筹备，不能一下子全部设置。等到车辆、铠甲和器械都准备齐全以后，群臣才穿用有彩色纹章的礼服；粮仓已经充实，才营造宫室；百姓已经富足，才设置官署；境内已经充实，才制作礼乐。只有宗庙、社稷，应当先行建立。至于国内政务，官员任用人才，除非内史、国相由天子任命，其余各种官职，以及生杀裁断、粮食布帛等财物、庆赏刑罚和威权，凡不是封爵之事，都可以由诸王专擅处理。如今臣所提出的两项，大概是事情的大略；没有列出的内容，凡属于这两项的，都以此为准。如今各国本来只相当于一个郡的政务，如果完备古代典制，官署数量会过多，设置不需要的事务，反而用空虚的制度损耗实际力量。至于庆赏和刑罚裁断，是保卫下属、维护权力的手段；权力不重，就无法威服众人、保卫君上。因此臣愚见，希望使诸侯具备相应权力，国家行政规模小而军队规模大，但最终也必须根据当今实际情形逐步完备。周朝分封诸侯，诸侯长久享有自己的国家，与天子并立；远的将近千年，近的也有几百年。汉朝的诸王，国运传到曾孙、玄孙。人的本性相差不大，古今道理相同，但国运长短却相差很大，原因是什么呢？是立意根本不同，制度也不同。周朝的分封，使国家重于君主，公侯个人轻于社稷，所以无道的君主不能免于被诛杀或放逐。周朝重视兴灭国、继绝世的道义，所以国家的国运不会断绝。君主不能免于诛杀或放逐，诸侯就会思惧；后代必定继承，因此没有亡国。诸侯思惧之后，就会遵循正道；下面没有亡国，天子便可以凭借这种形势，国家自然安定，这就是周王室长久存在的原因。汉朝设置诸侯国，使君主与国家轻重没有区别，所以诸王失去法度，陷入罪罚诛戮，国家也随之灭亡。汉朝不推崇兴灭继绝的次序，所以下面没有牢固的国家。下面没有牢固的国家，天子居于上位，形势孤立而没有辅佐，于是奸臣专擅朝政，容易倾覆大业。如今应当纠正汉朝的弊病，修复周朝的旧迹。国君即使有时失去正道，陷于诛杀废绝，又没有儿子可以继承而应当除去封国，只要有最初受封者的旁支后裔，不论远近，都必须继承他的国运。如果没有遗留下来的同类后裔，就暂时虚设封国，等皇子出生来继承其统绪；这样建立的国家就不会灭亡。班固又说“诸侯失国，也像是法网过密”，如今也应当全面放宽对他们的约束。况且建立诸侯的道理，本来就是经历国运盛衰而制定的；大制度全部确定后，把它颁给诸侯，写入誓约和丹书，刻在玉版上，藏入金匮，放置在宗庙，并抄送给有关官署。弱小的国家尚且不应使它陷入危险，何况万乘之主呢！承接一个难以倾覆的国家而加以治理，就自然能够长久处在稳固安定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深如华山，并由四方共同维系。臣愚见，希望陛下把天下安置在自然安定的处所，把大业寄托在稳固成就的形势上，这样就可以没有遗留的忧患了。如今民间少有著名士人，官署中没有才能很高的人，原因是什么呢？清议不能整肃，人们不树立德行，只以求得容身取悦为行，所以没有著名士人。下属不能专任其职，又没有考核课绩，官吏不能竭尽节操，所以没有才能高强的人。没有才能高强的人，就会有人忧患世事；著名士人少，后来的士人就没有准则。因此臣考虑建立官吏考核制度，整肃清议。想要富贵而厌恶贫贱，是人之常情。圣王深深了解人情，知道这种欲望不可能消除，所以把公利和私欲统一起来，巧妙地改变求取富贵的道路，使想富的人必须先经历贫困，想贵的人必须先安于卑贱。安于卑贱就不会自负，不自负之后廉耻之心才会增强；守住贫困的人必定节制欲望，节制欲望之后操守才能完整。用这种态度处理事务，才能做到完全为公。完全为公的人，最终正是富贵之人。因为无私的人最终会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以公利和私利是相通的。如今想富的人不经过贫困就想自行获得富贵，想贵的人不安于卑贱就想自行获得尊贵，公私的道路已经分离，而人情又不可能没有私欲；私利不能通过公道取得，于是人们常常背离公道而肆意谋求。因而风俗气节日益衰败，公理逐渐废弛，士人获得富贵不是通过正道。这样来治理国家，大小事情都难以期待成效。然而教化衰败已经很久，不可能一朝恢复；又加上世风放纵、极其奢靡，人人追求欲望，士人混杂，庸俗行为彼此相似，不能一下子整肃，尤其难以立即实行黜陟。况且教化不要求一下子达到尽善，善于治理在于抑制最严重的弊病；在同样奢侈的风气中，仍然有更加过分的。应当使那些沉溺于满足欲望之乐的人，舍弃显赫荣耀的尊贵，突然处在不显达的地位；使约束自己、保持清白朴素的人，得到俭朴德行的回报，位列清要官职之上。让这两种行为各自形成不同的道路，使每个人都得到相应的结果。然而风俗放纵、极其奢侈，不可能一下子整肃，所以臣私下考虑，希望先从逐步推行开始。天下极其广大，各种事务极其繁多，而君主的精力极少，与天上的太阳一样，因此不是亲自垂听就能全面察看。所以圣王施行教化，只掌握纲要而已，把事务交给臣下，不让事务缠绕自己。职分已经确定，便不再参与其中，并不是害怕每天劳累到日已西斜，而是因为政体本来就应当如此，形势也使它必然如此。为什么呢？谋划创制、开创新局时，要预先辨别是非，区别能干和不能干的人，实在很难考察。既已施行，就根据成败来区分功劳和罪过，这就很容易看清。容易看清的是考察最终结果，难以察看的是开创之初。因此君主常处在容易考察的一端就能安定，臣下不处理困难的开创事务就会导致混乱。如今陛下常常精心处理事情的开始，却忽略对最终结果的考核，所以群吏谋划事务时，对成败的忧惧很轻；粉饰文辞以躲避眼前责罚的心思却很重，这就是政绩未能完善的原因。如今君主能够常处在容易考察的位置，掌握纲要来驾驭臣下，然后臣下的功罪就会在成败的征验中显现，谁也逃不过应得的赏罚。这样，罪过不能掩盖，功劳不能诬陷；功劳不能诬陷，能干的人就受到鼓励；罪过不能掩盖，违抗怠慢的行为就会日益整肃，这是治理国家的大要。臣私下思量陛下的圣心，是想做到尽善尽美，害怕政务有失，所以精心处理事情的开端，以求不出差错；又因为众官中能够胜任职务的人少，所以不愿把事务交下去，宁可自己劳累到日已西斜。

译臣愚见，私下认为如今想做到尽善尽美，就应当考察最终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事情开头处理得精细，难以核验。况且群官多不能胜任，也应当把事务交给他们，使能干的人能够取得成功，不能干的人能够显露失败。失败显露出来，就可以罢免；功劳完成，就可以继续任用。这样贤能之人常居职位来办好政事，昏暗低劣之人不能尸位素餐而危害政务。如此不断实行，能够胜任的人就会逐渐增多，经过多年而时间不久，各部门就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这是考察才能、核验实际成效，是政治最重要的事务。如今君主不把事务交给臣下、等待他们办成，反而同下属一起谋划事情的开端，于是功罪难以区分。下属不能专任事务，在官位上停留不久，所以能干和不能干也无法区别。用什么来验证呢？当今士人决不可能全都是贤能的，也决不可能全都是疲弱无能的。然而如今想举荐一个忠贤之人，却不知道该赏什么；想寻找一个失败负罪的人，却不知道该罚谁。等到有人被免职退职，他自以为是触犯了法律，而不是因为不能胜任；得到升迁的人自以为是凭借资历和社会声誉，而不是凭借功绩。若说不是这样，那么当今政务就没有符合圣旨，这就是证据。陛下依照现在的法令治理将近三十年，功绩却没有日益更新，过失究竟在哪里？古人说：“琴瑟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改弦更张。”臣所说的这些，确实是政体的常理，但古今时宜不同，所处情势也不一样。陛下即使还不能完全做到等待臣下办成事务、把一切都交给下属，至少对于如今应当上奏请示的事务，也应删去不急迫的事项，使重要事务能够精办，达到原来的三分之二。古代六卿分掌职务，以冢宰为长官。秦、汉以来，九卿各自掌管事务，由丞相总领。如今尚书裁决政务，九卿奉行成令，与古代制度相比权力过重；有些事务本不需要如此，但如今还不能裁减合并。可以把众多事务交给外廷各寺，使它们得以专断；尚书作为总领，像丞相所做的那样。只有制定法律、创立制度、生杀裁断、除名流徙、退职免官等大事，以及涉及度支的事务，才由尚书台上奏处理。其余事情都由外官专断，年终由尚书台、尚书省考核功劳、校核簿册而已。这样九卿负责创始事务、裁断并施行，尚书掌管文书，依照赏罚加以约束，势必比只考核成效、追究过失更好。如今亲自掌管事务的人动辄都要接受上级的成令；上级的过失不能再归罪于下属，年终事情没有办成，也不知道责罚谁。监察官司依据法律举发罪过，狱官审理弹劾务求事实，执法官吏依据供辞拘守条文，大体上虽然相同，但到实际施行时，监察官与执法、审狱的职责应当略有不同。狱官只求事实，法吏只守文法，监察官则应当举发大事而略过小事。为什么呢？细小的过错和轻微的缺失、荒谬妄为的失误，是人情所必然会有的；如果全都依照法律纠察，那么朝廷内外就没有一个完人了，这就是所谓想治理反而造成混乱。所以善于治理政务的人能够抓住纲要而使法网宽疏；纲要一举起，所能罗致的事情就广；法网宽疏，小的过错必然会有所遗漏。所罗致的事情广，治理政务就不会苛刻，这是治理政务的关键。但自近世以来，担任监察官的人大多不能振举大纲，却专门罗列细小过错。小过错不足以危害政务，举发它反而使小事更加扰乱；大纲不能振举，豪强就会横行放肆，豪强横行放肆，百姓就会失去职事。这就是轻重倒置、急缓颠倒的原因。如今应当命令有关官署改变一向的做法，使天下能够得到良好的教化。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君主不要喜欢琐碎严密的案件，必定要责成官吏举发强横者、揭露重大罪过；只要一心为公，危害政务的奸恶自然会被捕获。大奸之人触犯政令、使百姓陷入混乱的罪行，大多出自富强之家；豪富之家势力足以令人畏惧，财货足以引人贪求，所以长官顾忌其势力而停笔不举。下级官吏放纵奸恶，又害怕有关部门不举发自己，于是织成严密法网来罗织细小罪过。使奏疏弹劾接连不断，表面上好像完全出于公心，但扰乱法律、使法令不能明察坚守的弊病已经包含其中了。这不只是对政体没有益处，清议也因此更加受伤。古人说：“君子的过错，就像太阳的食。”又说：“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又说：“不重复同样的过错。”这些话都说明贤人君子不可能完全没有过错。只要没有达到危害政务的程度，就都属于天网所遗漏的范围；所犯过错严重到极点，然后才是王者诛杀必定加及的对象。这是举发罪过时区别深浅的大原则。所以君子能够保全美德来办好政事，不善之人则必定被夷灭诛杀，以此警戒众人；这就是治理政务时诛杀和赦免的准则。为什么呢？所谓贤人君子，如果不能完全没有过错，小的瑕疵不可以因此废弃其人；若动辄用法律绳治，就有愧于清明的时代。为什么呢？虽然都有所触犯，但轻重差别很大；对于士人君子的内心，所受责罚也各不相同，而名目却没有区别，因此不守法的徒众便可以借用贤人君子的名义来自我粉饰，迷惑众人听闻，借着这个名义扰乱是非，凭借势力强取正理，所以清议更加受伤。凡是举发过错、弹劾违失，原本是要整肃风俗、整顿世教；如今专门举发小过错，清议反而更加衰败。因此圣人深知人情，又通晓政体，所以说：“不要因为一个小过失遮盖大的德行。”又说：“赦免小过，举用贤才。”又说：“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古代君主戴冕时，冕旒垂在眼前，充耳塞住耳朵，意思在于善恶的报应一定只取其最严重的，然后做到简明而不遗漏，大罪必定诛罚，法禁就容易完整。为什么呢？危害法律在于犯下重大罪恶，却谨慎搜求细小过错，这和把犀牛、豹子放在大道上，却在角落缝隙里禁止鼠盗有什么不同？古人说：“斧钺不使用，刀锯却天天磨损，不能这样治理政务。”这是说重大事情被搁置，而小事情却被急办。当前政务的失误，很少有不是这一类的，陛下应当反过来查找这些问题，才会知道应该致力于什么。权宜的制度不能当作永久制度，政务违背时宜就不能固守安定；这说明攻取和守成的策略不同。百姓虽然愚昧，但愿望不会凭空产生，必定会因时势而发动。有了发动的依据，愿望就不可剥夺；事情发生变化超出原先预料，时势就不能违背。明圣而通达政务的君主，应当迅速响应，快到来不及下车，因此能够行动合乎时机，大大顺应人心。从前魏武帝把天下分隔，使人丁按户服役，各自留在一方；既然是形势所需要，又是有意曲意安排，所以权宜地借用一时之制来满足事务需要，并不是正规的典制。然而迟疑拖延到今天，已经积年累月仍未改变，百姓虽然亲身遭受这种困苦，私下却没有产生怨恨，实在是因为三方还没有完全荡平合并，知道时机尚未到不能求得安息。因此他们甘愿服役，像归家一样；把险阻看作平地。到了平定吴国的日子，天下都希望安静，而东南两方六州的郡兵、将士和武官，却戍守江表，有的还负责向京城运送漕粮，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庭离散，全都更加不得安宁。又不习惯当地水土，运输劳役疲劳困苦，还都有死亡的忧患，这种形势不能长久。对此应当大加处置，以满足人们的愿望。魏氏的错役制度也应当改变旧制。这两件事各自合乎实际之后，然而百姓感恩怀德、歌咏乐于生存的情形，一定会比现在多十倍。

译自董卓作乱直到今天，接近一百年，四海百姓辛劳困苦，遭遇灾难已经到了极点。天下六合混同统一，今天才开始实现；百姓盼望安宁，并不是虚假的愿望。然而古今时宜不同，所遇情势不同，确实也不能希望完全遵循过去，放牧牛马、停止兵事。但如果能使承担各种劳役的人不离开本国，使军队只在本乡等待事务，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即使不能完全这样实行，只要把其中道理贯彻到底，也可以使三分之二的事务安静下来，官吏和劳役不必出行到千里以外。仅仅做到这样，天下所蒙受的利益已经不可估量。政务有许多方面，世间事务中尚未完全合乎道理的事情，难以全部用一篇奏疏列举；要振举衣领、总提纲要，关键在三条。凡是政务想要安静，安静在于停止劳役；停止劳役在于无为。粮仓想要充实，充实在于使农业获利；使农业获利在于实行平价买粮。治理政务想要树立信用，树立信用在于慎选贤能；慎选贤能在于使官员任职长久。让官员任职长久并不难，只要连续其等级资历，除非才能不合适，不得旁调转任来完成考核，那么政务就会办好。平籴已经有成法，尚未完备的地方可以继续补足，那么粮食就会积聚。无为并不是别的，就是停止那些劳作兴建之事，抑制那些似乎有益实际上有害的利益。这样而已，天下就会安静。这三条一经提出，虽然还不足以使教化深厚，但足以使安定绰绰有余。王者所追求的利益，在于使天地自然产生的财富增长，农业就是这样。所制定的方针正在这里，事情确实会有功效和益处。假如妨害农业，都是应当停止的事务，这就是所谓似乎有益而实际上有害。然而今天天下自有必须办理的事情，不能停止；有的只需耗费很少功力，却能得到极大的成效。眼下办理它，虽然略有废弃，但从长远计算，最终益处很大。农业官署有十倍、百倍的利益，也有妨害之处；开始时看起来似乎还不急迫，最终却会成为大患，应当预先加以治理，堵塞它逐渐发展的趋势。比如黄河与汴水将要合流，沉莱如果确实需要治理，那么劳役就不能停止。诸如此类的事情，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事务有缓急，权衡计议有轻重；除非接近上述这类情况，都应以此为准，才可以兴办，其余事务都应以安静、停止为原则。但要善于计算轻重，权衡审察是否合宜，知道什么可以兴办、什么可以废止，实在很难明白；除非是上等的智慧和远大的才略，不能承担这种职责。开创基业的美德，功勋在于为后世留下统绪，使后代蒙受依赖而安定。这样的安定，即使昏暗也能像明智，即使愚笨也能像聪明。挽救时世的功业，确实在于善于教化，关键在于使国家安静。至于修饰宫署以及各种营造劳役，通常总会造成损伤、超过限度，不必担心它们不能兴办；这些事情将来不需要陛下操心，也会自然有人去做。至于仰承前代留下的基业、凭借长久岁月的地方，实在在于遗风维系人心、余烈扶助幼弱；如今却勤劳于不必要的事情，来损伤所凭借的基础。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衡量，哪件事该做、哪件事紧急，希望陛下稍微施恩回心思考，详细选择安定之道，那么大治的道理就全了。世间私下议论，暗中把陛下比作汉孝文帝。臣认为圣德是隆盛还是衰减，将取决于后世，而不在于当今。为什么呢？陛下飞龙腾起、凤凰翱翔，顺应时机登上帝位，已经有开创基业的功勋了。扫灭强大的吴国，全部征服南海，又有这一功勋。凭天子的尊贵，却亲自实行平民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孝顺俭朴的德行超过历代君王，又有这一功德。举止没有细小失误，行动都合乎法度，又有这一点。如果能治理好当代政务，建立坚固的藩屏，使晋朝长久存在，让后世仰望遗迹，比较功劳、考核事业，实在可以与商汤、周武王相提并论，汉孝文帝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臣这些话，不是臣下赞美君上的虚浮套话，而是事实确实如此。如果用来资助国家安定的道理还没有完全完善，那么臣恐怕优秀的史官记载功勋时，不能在后世充分彰显宏大的美德，那就太可惜了。不过不能使那些了解政务的人参与圣上的思虑，经过多年而时间不久，最终必定会有所成就。愿陛下稍微察看臣的言论。又议论肉刑，见《刑法志》。诏书答复说：“我得到你的奏表，陈述封国制度，认为应当按照古代典制；任用刑罚、统一法令，认为应当恢复肉刑；以及六州将士服役、任职应当如何，各项所陈奏的事情，我都知道你是出于为国尽心。今后有任何动静，要多次上报。” 元康初年，颂跟随淮南王司马允入朝。恰逢诛杀杨骏，颂在殿中屯兵守卫；当夜，诏令任命颂为三公尚书。他又上疏讨论律令之事，受到当时舆论的赞美。过了很久，调任吏部尚书，建立九班制度，想让百官长期任职、少有升迁，通过考核评定才能，明确赏罚。贾后、郭氏专擅朝政，做官的人都想迅速升迁，最终没有实行。赵王司马伦杀害张华时，颂哭张华哭得非常悲痛。听说张华的儿子逃脱了，高兴地说：“茂先，你还有后代啊！”司马伦的党羽张林听到后大怒，但害怕颂守持正道，不能加害于他。孙秀等人推崇司马伦的功劳，认为应当加赐九锡，百官没有人敢提出异议。颂独自说：“过去汉朝给魏国加九锡，魏国给晋朝加九锡，都只是当时权宜之用，不是可以普遍实行的制度。如今宗庙已经安定，即使宠妃被废退，权臣受到诛杀，周勃诛灭诸吕而尊立孝文帝，霍光废黜昌邑王而奉立孝宣帝，也都没有颁发九锡的命令。违背旧典而习惯权宜变化，不是先王的制度。关于九锡的议论，请不要施行。”张林长期积聚愤恨，认为颂是张华的党羽，想杀害他。孙秀说：“诛杀张华、裴頠已经伤害了当时的声望，不能再杀颂。”张林于是停止。朝廷任命颂为光禄大夫，门前设置行马。不久颂因病去世，朝廷派使者吊唁祭奠，赏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套，谥号为“贞”。中书侍郎刘沈议论说，颂在当时属于年轻一辈，应当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孙秀一向恨他，没有听从。颂没有儿子，收养弟弟和的儿子雍；雍早年去世，又把雍的弟弟诩的儿子〔原文人名有疑〕作为嫡孙，承袭封爵。永康元年，诏令因颂诛杀贾谧、总督处理众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颂的弟弟彪，字仲雅，参与安东将军府的军事事务。讨伐吴国时，俘获张悌，历任官职后升为积弩将军。武库失火时，彪提出砍断屋舍的办法，因此得以抢出其中的各种珍宝器物。历任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历任黄门郎、荥阳太守，还没有赴任就去世了。当初，颂把女儿嫁给临淮人陈矫。陈矫本是刘氏的儿子，与颂是近亲，出继给姑母抚养，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议此事，颂说：“舜的后代姚、虞，陈、田本来同出一根，而世代都可以通婚，礼法并不禁止。如今这件事与此道理相同，可以通婚。”刘友正想把此事列奏上报，被陈骞阻止，所以颂得以不被弹劾。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说：“乡里谁最受委屈？”二人都说：“刘友受委屈。”颂变了脸色呵斥他们，蔡畿说：“刘友以私下议论冒犯明府，确实不对；但乡里的公论都认为他受了委屈。”刘友后来被征辟为公府属吏、尚书郎、黄沙御史。

译李重，字茂曾，是江夏郡钟武县人。父亲李景，任秦州刺史，封都亭定侯。李重年轻时喜爱学习，擅长文章；早年丧父，与几个弟弟共同生活，以友爱著称。二十岁时担任本国中正，谦让辞避却没有成功。后来任始平王文学，上疏陈述九品制度说：“先王议定制度，依据时势而沿革；沿革的道理，只在于适应变化。九品制度始于丧乱时期，是军中的政务，确实不是治理国家不可改变的常法。况且它的考察防范越来越琐碎，征召和刑罚失实，所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它驱使改变风俗，弊病已经非常严重。但到了讨论改革时，又以为可疑。臣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应当先彻底弄清开放与阻塞的利害关系，提出并施行，使制度体例完全贯通而没有阻滞，也并不容易。古代诸侯治理国家，分封土地有固定范围，国家有确定的君主，人们没有其他企望；卿大夫世代享有俸禄，做官的人没有越出职位范围的想法，臣下没有越过国境交结的关系，上下体制稳固，人的德行归于厚重。秦朝反其道而行，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浅薄，就是从此开始的。汉朝革除秦朝弊病，斟酌周、秦制度，同时设置诸侯和郡守，也使分封土地有固定范围，又规定州郡长官必须各自举荐贤能，贡士由乡里评议推举；这些做法合乎圣王典制，可以与三代相提并论。如今圣德隆盛，光辉遍及四方，百姓翘首仰望，欣喜地看到了太平景象。然而承接魏氏衰败的局面，人物流离迁徙，士人做官没有固定的朝廷，百姓没有固定的居处；郎官和吏员聚集在军府，豪强大族聚集在都城，事情的体制错杂，与古代不同。臣认为，九品制度废除以后，应当先开放迁徙，让人们可以相互迁就、集中居住。还应当明确贡举的法令，不使人才滥入境外；这样士大夫一类的人就不会分散而会自然均平，也就是土断真正施行了。又要建立官署，功效在于官员精简而任职长久。等级少，人心就安定；使官员长期办理同一事务，政教就能形成，才能和无能也会显现，这就是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臣认为，选官分为九等，是当今的要务，应当施行。圣王知道天下事务困难，常从容易之处着手，所以把考察、裁正之权寄托在乡里，使每个城邑乡村都有主管官吏。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办理的事务又没有核验，即使竭尽圣人的智慧，也仍然不足以供给、完成这些事务。由此看来，如果确实使这两件事都实行，人们就会想到返回根本，在乡里修养德行，浮华竞逐自然停止，礼让之风也会日益兴盛。” 调任太子舍人，后转任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陈述有利于国事的建议，称引汉代孔光、魏代徐干等人的议论，主张规定王公以下使用奴婢的数量，并禁止百姓买卖田宅。中书省认为可以，交给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制度。刘颂再次上奏驳议说：“先王的制度，把士、农、工、商分别划定职业，不让他们改易本业，是为了利用物产、厚养民生，使各自尽力。《周官》按照土均法丈量规划土地，实行井田制度，并辨明五种物产、九等贡赋的次序，然后使公私制度确定，全国土地均衡整齐。自秦朝开通阡陌、建立郡县以来，这种制度就消失了。到汉、魏时期，只是沿袭旧有规制，王法所严格规定的，只有服饰、车辆、器物按贵贱有别，命令不得僭越仿拟，以免扰乱尊卑罢了。至于奴婢作为私人财产，实际上从未特意为他们规定数量限制。泰始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规定士卒、百工以上各类人的服饰、乘车都不得违背制度。如果一县一年中有三家违法，洛阳县有十家以上违法，长官就免职。按照诏书的旨意，法制已经很严密了。如今若按恬和所陈述的意见，称引孔光、徐干的议论，那些都是衰世过分奢侈的做法，是当时的忧患。然而强盛的汉朝初年并没有议定这种制度，孔光等人提出后也未实行，并不是法令有遗漏、来不及制定，而是有能力制定却没有采用。” 大概是因为诸侯的车服制度已经消失，而井田制度又没有恢复，所以王者的法令不能限制百姓的私有财产。百姓的田宅既然没有确定的限额，就不应单独限制奴婢的数量；恐怕这样徒然立法，实际执行时反而零碎混乱，难以查验。如今圣明的君主制定制度，一向崇尚简易，法令禁制已经完备，恬和的上表没有施行的必要。” 又有司隶校尉石鉴上奏，称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督的人员，请求召他回朝；尚书荀恺认为偏远郡国不是人们乐意任职的地方，奏请将介登降级但仍留任。刘颂再次驳议说：“臣听说，制定法律而不设过细的限制，是为了使众人齐整、检束邪行，并不是一定要曲折搜求所有具体情形，而是使道理没有遗漏。因此，法律所滞碍的事情少，而所救济的事情多。如今像介登这样在偏远郡任职的情况很多，若听任降级留任，动辄成为惯例，恐怕庸劣之才因为背负偏远任职而怨恨，必然会有贪污受贿的祸患，这不是用来肃清王化、安定不同地域的办法。臣愚见，应听从石鉴所奏，先召介登回来，并且使制度惯例保持一贯，不因远近而实行不同的制度。”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太熙初年，调任廷尉平。他驳议廷尉关于邯郸醉等人的奏疏，文字很多，未全部记载。两次升迁后任中书郎，每逢重大政事和疑难议论，总是参照经典作出裁决，大多得到施行。调任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争竞，不接受私人请托，尤其留心隐逸之士，因此各类人才都得到举荐。他提拔任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人，担任秘书郎以及诸王文学，所以天下士人无不归心。当时燕国中正刘沈举荐霍原为寒素之士，司徒府不接受，刘沈又坚持到中书省上奏举荐霍原，中书省又将此事交给司徒府参议。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所谓寒素，应当是指家门寒微、本人质朴，没有世代承袭的资历。霍原是列侯，显贵而佩金印紫绶，早年曾经从事世俗交游之事，晚年才专心学习，少年和成年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年过三十，乡野间的声誉尚未广泛相合，德行礼法也没有声望，不应列入寒素之士。”刘颂再次上奏说：“按照《癸酉诏书》，应当崇尚廉洁谦让，贬抑浮华竞逐。凡是践行谦退、家门寒微、恭敬自守、严格要求自己的人，都应当优先选拔。根据诏书的旨意，以二品官作为资历标准，可能会遗漏廉洁退让之士，所以特意放宽寒素之士的资格，以彰明崇尚德行的举措。司徒总领和治理人伦，实际掌管国家教化，应当务必严格评定标准，以统一士林风气。”

译然而古代严格践行高尚品行的人，有的栖身岩穴，有的隐居乡野，有的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有的到了老年仍为人称道；他们出仕或退隐、沉默或发言，都只以义为依据。不能因为一个人少年和成年时的操守不同，就怀疑他所守持的美德，也不能因为他一生前后有所不同，便远远地否定他的全部责任；这并不符合按照同类标准评量人物的道理。确实应当在乡党舆论中考察，在负责举荐的人那里审查。刘沈担任中正，亲自掌握铨选权。他陈述霍原隐居以求志向，笃信古道、爱好学习，求学不为利益，行为不求名声，绝迹于深山，把道艺深藏不露；外在不迎合世俗，内心保全隐逸的操守。他德行成就、声名建立，士大夫都仰慕他，带着礼物来拜师受业的人从千里之外赶来，具有孙武、孟轲的风范，也有严安、郑玄的操守。当初举荐霍原时，刘沈先向侍中、兼领中书监华峤，前任州大中正、后将军王婴，河南尹向轶征询意见。三年以后，各州官员回朝，幽州刺史许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声上报朝廷，把他比作西河先生卜子夏，请求加以征召聘用。像刘沈所列举的这样，州郡乡党的议论已经举荐了他，刺史又按照等级奉诏上表推荐；在这种情况下，仍说他乡野声誉尚未广泛相合、德行礼法没有声望，舍弃这些征验考察的事实，却没有提出明确合理的道理和正当言辞来否定刘沈的主张。而且，霍原只需符合二品的资格，并不是要求把所有条件都具备。他既然立志隐居深山，修习和阐述儒家之道，这种志向本来就值得嘉许。如果最终还是压制并废弃这项举荐，就会辜负幽州士人的期望，损害敦厚德行的教化。按照诏书所要求的旨意，应当授予他二品资格。”诏令同意了他的意见。刘颂又与李毅一同担任吏部郎。当时王戎任尚书，刘颂以清正高尚著称，李毅则学识广博、富有才智见识。虽然二人的操守不同，但都身处要职，王戎根据他们的才识相交相待，使他们各得其所。李毅字茂彦，旧史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当时内官地位高，外官地位低，官阶又繁杂，刘颂对此提出议论，见《百官志》。他又上疏说：“凡是避开宠禄、隐居山林的人，虽然违背世俗、背离时尚，出仕和退隐的道路不同，但先王仍允许他们这样做，是嘉许他们信守高尚的道义。从前先帝忧虑清谈风流的弊病，想要恢复淳朴风俗，于是询问朝廷众臣，搜求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开始以太子中庶子的职位征召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的职位征召南安硃冲；太康元年，再以太子庶子的职位征召硃冲。他们虽然都因疾病没有到任，但朝野上下都心悦诚服。陛下礼贤的旨意远远超过先帝。臣访察硃冲所在州县的人，都说他虽年近耄耋，而志气仍然强健，沉迷于道术、深入荒僻之地，年老而志趣更加清新，操守高尚而纯正，所居之处都受到教化。他确实是栖居山林的年高有德之士，足以作为世人的表率、敦厚风俗。臣认为应当施加圣恩，趁他还没有去世，显著地给予优厚的任命。”当时朝廷政局混乱，最终未能采纳。后来出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尚德政教化，修建学校，表彰笃行之士，提拔贤能，清廉简朴而无所贪求，以身作则率领部下，在任三年，弹劾罢免了四县长官。他的弟弟李嶷去世，他上表请求离职。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任用他为相国左司马，他因忧愁过度而成病去世，时年四十八岁。家中贫困，住宅狭小，没有停放棺柩和办理丧事的地方，诏令在典客署为他营办丧事。追赠散骑常侍，谥号为“成”。他的儿子李式有美好声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年去世。史臣说：刘子雅刚束发便入朝为官，竭尽忠诚奉事国家，广泛陈述封建诸侯的建议，深深切中时机和要害，详细辨析刑法名分，全面考核政事体制。虽然文辞不够华美婉转，但道理都归于切实重要。放眼西京，他仰望贾谊，并不觉得相隔遥远；回望东国，他顾念郎顗，仍觉得有所不及。到了元康年间，奸臣专擅命令，满朝官员战战兢兢，只求避免遭受剖腹烹杀。以当时的情势评论刘颂，他忠诚鲠直、毫不屈挠，为张华无罪被杀而哭泣，拒绝接受赵王妄自给予的赏赐，即使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正直之士，又有谁能超过他！至于他因个人议论而牵连其中，对刘友不平，这难道不同于憎恶某人却仍能知晓其善处、举荐人才而不回避仇怨的人吗？李重阐述因革制度的道理，驳议田产限制的制度，言辞合宜、事情处理得当，确实精深而值得观赏。等到他锐意掌管铨选、留心隐逸之士，王浚和司马冲对他的赏识，难道是虚妄的吗！赞曰：刘颂刚强正直，道义显现在言辞中。他以下犯上直陈意见，确实有这样的行为。李重清正高雅，志向在于不存私心。推举贤能、提拔困滞之才，美好的言论都体现在这里。伟大啊，这两位贤哲，正是国家的根基。

译列传第十七。傅玄（儿子傅咸；傅咸的儿子傅敷、傅咸的堂弟傅祗）。傅玄，字休奕，是北地郡泥阳县人。祖父傅燮，曾任汉代汉阳太守。父亲傅干，曾任魏代扶风太守。傅玄年少时成为孤儿，家境贫寒，但博学而善于写文章，通晓钟律。他性情刚强、正直明亮，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郡里两次举荐他为孝廉，太尉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州里举荐他为秀才，授任郎中；他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声誉被选入著作机构，编撰《魏书》。后来参与安东将军、卫军将军的军事事务，转任温县令，两次升迁为弘农太守，兼任典农校尉。他任职之处都称职，多次上书陈述有利于国事的建议，纠正匡正了许多事情。五等爵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武帝为晋王时，任命傅玄为散骑常侍。武帝接受禅让即帝位后，傅玄进爵为子，加授附马都尉。皇帝刚即位时，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避讳的进言渠道，傅玄与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诤职务。傅玄上疏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彰明重大的教化，培养人们的道义节操。上面的道德教化兴盛，下面的清正舆论流行，上下相互奉行，人人都怀有义心。灭亡的秦朝荡平毁弃先王制度，用法术驾驭臣民，因而义心消失了。近来魏武帝喜好法术，天下便看重刑法名分；魏文帝羡慕通达，天下便轻视守节。后来纲纪无法统摄，虚无放诞的议论充斥朝野，使天下不再有清正舆论，灭亡秦朝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圣德深厚，像龙兴起一样接受禅让，弘扬尧、舜的教化，开辟正直的道路，实践夏禹极其俭朴的作风，综合殷、周的典章文物，臣只有歌咏赞叹罢了，还能再说什么！只是还没有举用清正高远、知礼守礼的臣子来敦厚风俗节操，也没有斥退虚浮鄙陋之人来惩戒不恭谨者，因此臣还敢进言。”诏书答复说：“举用清正高远、知礼守礼的臣子，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情。”于是让傅玄起草诏书进呈。傅玄又上疏说：臣听说舜举用五位贤臣，不亲自操劳而天下得到教化，这是因为用人抓住了要领。天下各部门官员很多，不可不审慎地选得合适的人。没有选得合适的人，一天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何况日积月累呢！《典谟》说“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意思是官职不能长久废置。凡是患病满一百天仍未痊愈的人，应当令其离职，但优厚其礼秩、保留其恩宠，痊愈后再重新任用。这样，朝廷不会因官员长期缺职而受损，国家也没有官职空缺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臣听说先王把士、农、工、商分别划分，用来治理国家、办理事务，使每个人各有一种职业、各自从事不同的事务。士这一等级以上的子弟，便为他们设立太学来教育，选拔明达的老师训导他们，再根据各人的才能高下授予职位、任用他们。农民用来使粮食丰足，工匠用来使器具充足，商贾用来使货物流通。所以即使天下广大、百姓众多，也没有一个人游手好闲。等级和分工的办法，周密完备到了这种程度。汉、魏没有确定这种分工，百官子弟不修习经艺而专事交游，不懂得处理政事却坐享国家俸禄；农民和工匠的职业大多荒废，有的人追逐过度的利润而离开本业；只是把名籍挂在太学，却没有听闻先王的遗风。如今圣明的政治刚刚开始，而汉、魏的过失还没有改变：散官很多，学校却没有设立；游手好闲的人多，亲自务农的人少；工匠制造的器物也不能完全适合需要。臣认为应当赶快确定制度，统计天下有多少人作为士，足以补充在官吏员额；多少人作为农民，三年足以储备一年的粮食；多少人作为工匠，足以供应器用；多少人作为商贾，只需足以使货物流通。尊崇儒学、重视教育，重农抑商，这些都是事业的要务。此前皇甫陶上奏，想让被赐予散官的人都考核后令其亲自耕田，使天下享有粮食充足的利益。禹、后稷亲自耕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明堂》《月令》记载了帝王亲耕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曾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为躲避庄公的祸难，也曾在海滨耕田。从前圣明的帝王、贤能的辅佐和杰出之士，都曾经从事农业。王室赐予官职而闲散无事的人，如果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不能无缘无故放任他们坐享百姓供养。如今文武官员已经很多，被赐官而不任职的人又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耕种，这样一来从事农业的人只有原来的一半，而面向南方接受俸禄的人却是从前的三倍。假如让闲散官员务农并征收他们的租税，每家都能得到实际收益，天下粮食就不会缺乏了。每家粮食充足，做儿子的就会孝顺，做父亲的就会慈爱，做兄长的就会友爱，做弟弟的就会敬爱兄长。天下粮食充足，仁义教化就可以不用命令而自行推行。治理政事的要领，是按人数设置官职，按人数分配事务；士、农、工、商的分工片刻也不能废弃。如果还不能精细地制定防范制度，就统计天下文武官员中足以作为副贰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人都归入农业。即使百工和商贾中有年长者，也都让他们归于农业。像这样致力于农业，怎么会有不富足的呢！《虞书》说：“三年考核政绩，连续三次考核后才决定斥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这就是说，九年以后才有升迁调任。因此，任官时间长久，就会想到树立谨慎、善始善终的教化；任职不久就调动，便会争相只做眼前应付的政事。六年的任期太短，不能周全地实行黜陟。皇甫陶所上奏的意见，合乎古代制度。儒学，是王者教化的首要内容。尊崇它的道理，重视它的事业，慎重选择从事者，还担心教化不能兴盛；如果忽视它、不把它当作急务，臣恐怕它会一天天衰落，而人们还察觉不到。孔子说过：“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既然如此，尊崇它的道理，不只是尊崇它的典籍，而是尊崇从事它的人。重视它的事业，就是不随意让不合适的人从事教化。慎重选择，就是不随意任用不合适的人。做到这样，学校教育的纲要就建立起来了。奏书上呈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恳切地陈述意见，可以说是诚心想要辅助、增益当今政事的人。但主管者总是按照旧有制度加以裁断，怎么能不使他们发愤呢！两位常侍所议论的，有的只是提出大略而没有完备具体条目，也可以立即命令他们制定出来，然后让主管者和八座官员广泛共同研究精审。凡是向君主进言，是臣下最困难的事情。君主如果不能虚心听取采纳，自古忠臣直士的慷慨进言，就会被迫闭口结舌。每当想到这里，我没有一次不叹息。因此先前下诏，凡敢于直言者，不要加以拒绝，希望能够借此发泄蒙昧、弥补过失，使他们得以保全高位。只要言论有一部分是善意，情意在于忠诚有益，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有失，也都应当宽容地原谅。古人尚且不拒绝诽谤，何况这些话都有善意，有可采纳记录之处呢！近来孔晁、綦毋都因轻慢之罪被审理，后来之所以全部赦免，是想让四海知道，区区朝廷没有忌讳直言的禁令。”不久，傅玄升任侍中。起初，傅玄举荐皇甫陶，皇甫陶入朝后却被弹劾，傅玄因这件事与皇甫陶争辩，言语喧哗，被有关官员上奏弹劾，两人最终都因此免官。泰始四年，任命傅玄为御史中丞。当时水灾、旱灾颇多，傅玄又上疏说：

译臣听说圣明的帝王接受天命时，天时未必没有灾害，所以尧有九年的水灾，汤有七年的旱灾，只是能够用人为的政事去救济罢了。因此洪水滔天却能避免百姓沉溺，田野没有生长的草木却不使百姓困乏。臣恭敬地想，陛下圣德钦明，如今只是小规模水旱灾害，百姓还没有大饥荒；陛下下达敬畏天灾的诏书，求取尽意直言，像禹、汤那样自责，像周文王那样即使夜晚也保持警惕。臣内心欢喜，于是上奏五件有利于国事的事情：第一，农夫只求多播种，耕作却不精细，白白耗费功力而没有收成。过去掌握官牛的屯田兵，官府得六成，士卒得四成；自己掌握私牛的，和官府各分一半。这种办法实行已久，众人的心都安定了。如今突然把掌握官牛者的分成改为官府得八成、士卒得二成；掌握私牛及没有牛的，官府得七成、士卒得三成，使人失去原有的安排，必然不会高兴。臣愚见，应让使用官牛的屯田兵仍分得四成，使用私牛的仍与官府平分；这样天下屯田兵都会欢喜快乐，爱惜已经收获的谷物，不会有损失抛弃的忧虑。第二，虽然各郡太守接受了务农的诏令，却仍不尽心尽力地开发土地的利益。从前汉朝因为垦田数目不实，曾一次征召并处死十多名二千石官员。臣愚见，应当恢复申明汉朝的旧法典，用来警戒天下郡县，一概用死刑督责他们。第三，魏初没有重视水利事务，先帝统领百官时，把河堤事务分为四部，加上原有的官员共设五名谒者，因为治水功业极大，必须和农事同时兴办，不是一个人能够周遍处理的。如今凭一名谒者的力量巡行天下各地水利事务，没有时间遍及各处。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不懂水势，应调任其他职务，另选懂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各部精通本地区的适宜措施。第四，古代以一百步为一亩，如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增加的已经超过一倍。近来魏初考核田地，不追求增加亩数，只注重提高耕作功力，所以旱田每亩收成达到十多斛，水田收成达到几十斛。近年来，田亩考核的数额日益增加，而屯田兵更加疲惫，耕作不能得到治理，以至每亩收成只有几斛，甚至不足以抵偿种子的费用。这并不是天地与从前不同，也不是横遭灾害，弊病正在于只追求增加亩数而不修治耕作。臣私下见到河堤谒者石恢，十分精通水利和农田事务，知道其中的利弊，请求中书省召见石恢，详细询问得失，他一定会有所补益。第五，臣认为胡人夷狄怀有兽性，与华夏之人不同，其中鲜卑最为严重。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的利益，不考虑后患，使数万鲜卑人分散居住在人群之间，这势必形成祸患。秦州刺史胡烈平素在西方有恩德和威信，如今胡烈前往，诸胡虽然已经没有恶意，必定暂时会消弭祸患；然而兽性难以保证，不可能长久安定。以后如果发生变乱，胡烈的谋略还能够控制他们。只是恐怕胡虏刚刚因讨伐攻击而困窘，便能够向东进入安定，向西奔赴武威，表面上说是投降，实际上却可能再次发动骚乱。这两个郡不在胡烈控制之下，恶胡便会在东西两方拥有藏身和游动之地，于是再次成为祸患，无法禁止。应当在高平川另设一郡，依靠安定西州都尉招募愿意迁徙的百姓，并加重免除赋役的待遇来充实该郡，以打通北方道路，逐渐充实边境。应详细讨论安定、武威二郡以及新设郡的事务，都让它们隶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专门采取适宜的边防措施。诏书说：“收到你陈述的有利国事的建议，其中谈到农事的得失、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抵御胡人的政务应当宽缓还是严厉，反复省察，周详完备，一一陈述清楚。这确实是治国的根本，也是当前的急务。你所议论的都很好，深知你的忠心，广泛思考各种适宜的办法，有任何行动或变动都要上报。” 太康五年，调任太仆。当时接连几年没有丰收，羌人、胡人侵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会讨论此事。傅玄针对所问作答，陈述事情切实而正直，虽然没有全部施行，却常常受到优厚宽容的待遇。后来转任司隶校尉。献皇后在弘训宫去世，设置了丧位。按照旧制度，司隶在端门外就座，位次在诸卿之上，单独设席；进入殿内时，按照本品秩排在诸卿之下，依次就座，不单独设席。但谒者把弘训宫视为殿内，便规定傅玄的座位在诸卿之下。傅玄愤怒，声色俱厉地责备谒者。谒者妄称这是尚书所安排的，傅玄当着百官的面辱骂尚书以下官员。御史中丞庾纯上奏指责傅玄不敬，傅玄又自行上表，所陈述的情况不符合事实，因此获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厉急躁，不能容忍事情；每次有弹劾奏疏，即使遇到天色已晚，他也捧着白简，整理簪带，惊惧跳动而不能入睡，坐在那里等待天明。因此权贵游宦都畏惧屈服，御史台和尚书台声势严肃。不久他在家中去世，时年六十二岁，谥号为“刚”。傅玄年轻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诵读学习，后来即使显贵，著述也没有停止。他撰写论述治理国家、九流学说以及三史故事的著作，分别评断其中的得失，各自编为类别，名为《傅子》，分为内篇、外篇、中篇，共四部、六录，合计一百四十篇，数十万字；另有文集一百多卷，流传于世。傅玄最初完成《傅子》内篇后，儿子傅咸拿给司空王沈看。王沈写信给傅玄说：“读到您所著的书，言辞丰富而道理有益，讲述治理政体，保存并尊重儒教，足以堵塞杨朱、墨子的流弊，和古代的孙武、孟轲相媲美。每次打开书卷，我没有一次不叹息。‘没有见到贾谊时，自以为超过了他；如今看来，反而比不上他’，这话确实说得对！” 后来追封傅玄为清泉侯。儿子傅咸承袭爵位。傅咸字长虞，刚强简朴而有大节。他风度严峻端正，见识明达聪悟，嫉恶如仇，推崇贤能、乐于行善，常常仰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他喜爱写文章、议论政事，虽然文辞不够绮丽，但所说的话足以成为规范和鉴戒。颍川庾纯常常赞叹说：“长虞的文章已经接近《诗经》作者的作品了！” 咸宁初年，傅咸承袭父亲的爵位，授任太子洗马，多次升迁为尚书右丞。出任冀州刺史时，继母杜氏不肯随他赴任，他便自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不到三十天，他又升任司徒左长史。当时皇帝留心政事，下诏询问朝臣政务的得失。傅咸上言说：“陛下处于至尊地位，却亲自办理平民所做的事务，亲自阅览万机政务，每天劳心直到太阳西斜。从前的帝王亲自使自己生活俭薄，以利天下，没有谁超过陛下。然而从泰始开创基业直到如今，已经十五年了，军国储备仍未充足，百姓不能富足，一年歉收便有人面带菜色，这实在是因为官员太多、事务繁重，免除赋役的恩典过于泛滥，像蚕食一样消耗民力的官员太多而亲自务农的人太少。臣愚钝粗疏，错误地承当近臣之职，每次看到圣诏以百姓饥馑为忧，却没有办法补益，心中惭愧，所以敢竭尽自身力量，回答陛下的询问。过去都督有四人，如今又都兼任监军，竟增加到十多人。夏禹划分天下土地，分为九州；如今的刺史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户口只有汉朝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却更多。空设校尉牙门，对宿卫没有益处；又虚设军府，动辄就有上百处。五等诸侯又无端设置官属。各种宠赐供给，全都出自百姓。”

译一个人不务农，就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不务农的人多得数不清。即使五谷全部丰收，也只能勉强接续；一旦暂时遇到灾害，就会立即无法继续供养。臣认为当前的急务，应当先合并官署、减少事务，使政事安静、劳役停止，上下都集中精力，只把农业当作要务。傅咸在任期间，多次坚持主持公道。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说，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因病四次迁移住所，不能接待宾客，请求让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天后又上奏让孔毓恢复中正之职。司徒府三次驳回，夏侯骏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傅咸认为夏侯骏任意决定取舍，于是上奏免去夏侯骏的大中正职务。司徒魏舒是夏侯骏的姻亲，多次拒绝签署，傅咸坚持正义，极力争执。魏舒始终不答应，傅咸便独自上奏。魏舒上奏说傅咸激烈毁谤、处理不公，诏令将傅咸调任车骑司马。傅咸认为社会风俗奢侈，又上书说：“臣认为粮食和丝帛生产困难，如果使用不节制，就没有不匮乏的道理。因此先王教化天下，对于吃肉穿丝都有相应的制度。臣私下认为，奢侈的耗费比天灾还严重。古代尧居住的是茅草屋，如今百姓竞相把房屋修得高大华美；古代臣下没有玉食，如今的商贩小人都吃腻了精米肥肉；古代后妃才有特殊装饰，如今婢女姬妾都穿着绫罗；古代大夫才不徒步行走，如今低贱的奴仆都乘坐轻便车辆、驱赶肥马。古代人口密集、土地狭小却有储蓄，是因为节俭；如今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却担忧不足，是因为奢侈。想使当时节俭，就应当责问奢侈；奢侈不受责问，便会相互攀比、把奢侈看得高尚。从前毛玠担任吏部尚书时，当时没有人敢穿好衣服、吃美食。魏武帝感叹说：‘我制定的法令还不如毛尚书。’如果让各部门都用心办事，像毛玠一样，改变风俗并不困难。”他又议论把县狱移到郡中，以及应当设立二社，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尚书左丞。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随世道变化，礼制也应随时势而适宜；居丧期间不亲自处理政务的做法，已经不再实行了。由于世道越来越浅薄，权力不能假借给别人，所以即使君主服丧而内心悲痛，也要亲自处理万机。到了汉文帝，认为天下政体重大，重丧服难以长久穿戴，于是规定葬礼完毕便除去丧服。世祖武皇帝虽然大孝深厚，也顺应时势除去丧服，只在心中服丧三年；至于万机政务，则忙得无暇顾及。如今圣上想把政务委托给您，自己居于谅暗之中，这虽然出于谦让之心，但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是好事。天下人不认为好，是因为亿万百姓都仰望皇帝，拥戴皇位，却听命于冢宰，担心天子的光明受到遮蔽。人心既然已经这样，明公处置此事本来就不容易。我私下认为，山陵之事办完后，明公应当考虑国家兴衰的适宜安排。周公是圣人，尚且免不了遭受诽谤。由此推想，周公的职责尚且不容易承担，何况圣上年龄又不是成王那样幼小呢！领会意旨可以忘却言辞，但言语实在难以全部说尽。如果明公能够察知我的诚心，言辞又何必太多。”当时司隶荀恺因堂兄去世，上表请求前往吊丧，诏令同意但尚未下达，荀恺便去拜访杨骏。傅咸于是上奏说：“面对死亡丧事的悲痛，兄弟之间尤其牵挂。同堂兄弟去世，才过两夜，圣恩怜悯，听许他前往临丧。” 诏令尚未下达，荀恺便已经启程前往拜访，这是急于谄媚、表示敬意，却没有友爱亲情。应当给予明显的贬黜，以弘扬风俗教化。皇帝因为杨骏掌管朝政，下诏不追究此事，杨骏对此非常畏惧。傅咸又写信给杨骏，委婉而严厉地劝谏他，杨骏的气势稍有收敛，但渐渐对傅咸感到不平。因此杨骏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他说，不应排斥外放正直之人，于是作罢。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与傅咸友善，写信给他说：“江海的水流浩浩荡荡，所以能够形成深广的水势。天下是个大器，不是可以很快办完的；而人们相互观察，却每件事都想立即办完。生了孩子，即使孩子痴愚，也要把官府事务办完；官府事务本来不容易办完。把事情办完正好像痴人一样，只是又觉得痛快罢了！左丞总管御史台，维持八座官员的正直，这个职位不容易担任。以你的性情去处在这样不易担任的职位上，更加不容易。我想你一定为此思虑得头都要破了，所以把这些话全写出来。”傅咸答道：“卫公说酒色能杀人，这件事比做正直之人还严重。因酒色而死，人们不会后悔；预先害怕因正直招来灾祸，这是因为内心不正，想把苟且偷安当作明哲保身。自古以来因正直招祸的人，应当是自己矫枉过正，或者不忠诚真实，想以亢奋严厉博取声名，所以招来愤怒。哪有一片空空的忠诚、只是想有益于国家，却反而应当遭人嫉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杀。傅咸转任太子中庶子，升任御史中丞。当时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傅咸写信给他说：“臣傅咸认为，太甲、成王年幼蒙昧，所以有伊尹、周公辅政的事情。圣人尚且免不了受到怀疑，何况臣下并不圣明，王又不是幼童，怎么可以实行伊尹、周公那样的事情呢！皇上处在谅暗之中，政务听命于冢宰，而杨骏无德无状，竟自比伊尹、周公，自以为处在天下安宁之中，所以最终招致死亡。他的罪过已经多得无法胜数，这也是殿下亲眼看见的。讨伐杨骏的决定出自皇上的英明，孟观、李肇只是知道其中秘密旨意罢了。至于论功，应当把美名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封为食邑数千户的县侯，圣上因杨骏死去而无不欣喜，所以论功时宁可厚加赏赐，以表达皇上的欢心。这本应由群臣根据事实裁量，但如今却煽动扩大，东安封为王，孟观、李肇封为郡公，其余人封侯、伯、子、男，既无根据地加封爵位，又再次越级升迁三等。这种显赫声势震动天地，自古以来的封赏没有像这样过分的。没有功劳却厚加赏赐，人人都会乐于国家有祸，因为祸乱发生后还会有大功可立。一个人竟以祸乱为乐，难道可以达到极点吗！造成这一切的，都是东安公。臣认为殿下一到任，就应当设法纠正。按照道理纠正它，众人又有什么可恼怒的呢！众人所恼怒的，是不公平罢了。如今却都把封赏再加倍评定，没有人不失望。臣傅咸愚钝庸劣，不只是失望而已，私下还对此忧虑。况且讨伐杨骏时，殿下在外，实际上没有参与谋划。如今想把重任委托给殿下，所以才让殿下论定功劳。

译论定功劳的事情，实在不容易处理，不如坐观事情的得失，等有适宜的时机再端正处理。” 傅咸又认为司马亮辅政而专擅权力，再次进谏说：“杨骏拥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又任用亲戚，这是天下所以喧哗的原因。如今处在重任上的人，应当反思并纠正这种过失。臣认为殿下应当安静沉默、保养精神，遇到重大的得失才加以维持处理；不是大事的，一概抑制遣退。近来四次登门拜访，以及经过尊贵门第时，冠盖、车马堵塞街道，这种趋附喧闹，应当平息停止。又有夏侯长容奉命为先帝请命祈祷，却没有感应，先帝去世后本应自我责罚，反而自称有请命之劳，而公却任命他为少府。私下议论说，长容是您的姻亲，所以才得到这样的任用。一只狗看到影子叫，群狗听到声音也跟着叫；害怕群狗的叫声，于是竟到了不加辨别地听信的地步。臣为人不能当面顺从而背后说话。过去曾触犯杨骏，几乎招来杀身之祸；何况对于殿下，难道还会有所顾惜吗！过去随从车驾时，殿下曾对臣说：‘你不知道韩非所说触犯君主逆鳞的道理吗？竟突然去触摸天子的逆鳞！’臣自己知道所陈述的确实触到了猛兽的胡须。我之所以敢说，是希望殿下能够理解臣不胜区区的忠心。从前触犯天子的逆鳞，是想尽忠；如今触摸猛兽的胡须，并不是想作恶，希望殿下必定因此宽恕臣。”司马亮没有采纳。长容，就是夏侯骏。适逢丙寅日，诏令群臣举荐郡县官员来补充内官。傅咸又上书说：“臣傅咸认为，兴盛教化的要领在于任用官员。人的才能并非只有一种，职务也各不相同。譬如各种林木，粗细、曲直各异，各有适合施用的地方。所以彰明、举荐人才可以达到地位卑微的人，咨询人才不应拘限于内外。内外官职的任用，出仕或退处都应随其适宜；近来选用官员，只推重内官。外官的举荐既已衰落，又增加许多条款限制，争相重内轻外，终于形成风俗。这种弊病确实应当赶快革除，应使内外官员的升降任用通畅，不偏向任何一方。既然使内外通畅而无偏，如果选用不公平，就应当严厉追责；追责如果足够严厉，就不必担忧选用不公。况且琴柱胶住就不能调弦，任用官员怎么可以设定死板的限制呢！有人说，如果不制定限制之法，又凭什么贵重人才？臣听说，刑法惩罚小人，道义责备君子；责备君子，在于他的内心，不在于设定限制。正始年间，何晏主持选举，内外各类官职都得到合适的人才，那种灿然的美好局面在此时可以看见。像这样，并不只是靠限制来驾驭，也不是法律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委任得当。让人承担委任的恐惧，比依靠限制法律更甚。这就是法律失误，不是自己的过错；既然过错不在自己，责罚自己也没有什么畏惧，这正是所谓“用刑罚整齐百姓，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如果真正把责任委托给官员，一方面会考虑罪责牵连到自己，另一方面会害怕招致怨恨和毁谤。自己做得好，朝野都会称颂；做得不好，众人的怨恶都会归到自己身上。这样战战兢兢，谁还愿意倚靠限制性的法律来苟且免罪呢！” 傅咸再次担任本郡中正，因继母去世服丧而离职。不久，被起用为议郎，长期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坚决辞让，朝廷不许，命使者到他家授官，傅咸又把印绶送还。公车署不接受他的辞呈，催促使者让他代理职务。傅咸因为自己没有兄弟，丧事和祭祀无人主持，再次陈述请求，于是朝廷允许他在官舍设置灵位。傅咸又上表说：“臣既然驽钝羸弱，不能胜任重任，又正处于悲哀服丧之中，勉强度日的期限尚未结束，陛下却过分垂意，授予臣不能胜任的官职。臣披露赤诚之心，归结穷尽自己的意见上达圣听；错误的诏令既然已经下达，最终却仍没有改变。臣虽然不能牺牲自身来成全礼教，但道义上也不能厚着脸皮，徒然承受隆重宠命。先前接受严厉诏令时，臣在开始处理政事的那天，私下发誓，即使死去也要报答。由于贿赂流行，这本应严厉禁绝，臣切实命令都官以此为首要事务。但经过很长时间，仍然没有取得结果。这是因为陛下没有给予奖赏激励，担心臣愚直鲁莽，必定会把事情办到死罪，于是臣自己收敛检查，来避开锋芒。臣任职已有些日子，既没有显著的举动，也没有顺应形势、收敛退缩，谁还会害怕呢？所以光禄大夫刘毅担任司隶时，声威震动内外，使远近清明肃静。不只是刘毅有为王事尽忠而不顾自身的节操，也是因为他的奏劾得到采纳，威风得以施展。”诏书说：“只要你考虑一定依法办事，使威风日益伸张，为什么偏偏只有刘毅能做到呢！” 当时朝廷宽松懈怠，豪强贵族放纵恣意，私下交结、请托求情，朝廷内外混杂不清。傅咸上奏免去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任河南尹的何攀等人，京城于是肃然，贵戚都畏惧屈服。傅咸认为：“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正道，天下才能受到教化而成就。因此唐尧、虞舜三年考核政绩，九年决定黜陟；《周礼》规定三年举行一次大考核；孔子也说‘三年会有成效’。但从中间以来，长吏到任不久便升迁，百姓困苦于官员任期没有定规，吏卒疲于迎送。”当时仆射王戎兼任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身居台辅之位，又兼掌选举，却不能使风俗安定、凝聚众多政绩，反而使人心动荡，助长浮华争竞。中郎李重、李义也没有加以匡正。请免去王戎等人的官职。”诏书说：“为政之道的根本，确实应当让官员长久任职，傅咸的奏议是对的。王戎的职责在于论议政道，是我所尊崇并委任的，免去他的弹劾。”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违背典制，越过职权侵犯官署权限，干涉不属于自己的事务，便上奏请求免去傅咸的官职。诏令也没有同意。傅咸上奏说：“按照法令，御史中丞负责督察百官。皇太子以下官员，只要在行马以内，有违法宪的都应弹劾纠察；即使在行马以外，而监察官司不予纠察，也可以上奏。按照法令文字，行马以内有违法宪的事情，是指宫禁防卫之事。宫内禁防，外部官司不能执行，所以专门交给御史中丞。如今道路桥梁不修，争斗诉讼和屠宰酿酒之事不断，这类事情由御史中丞推究责问州郡，就是把现在所谓的‘行马以内’一语施用于禁防之事。既然说御史中丞督察百官，为什么又要说行马以内呢！既然说督察百官，就不应再说行马以内；内外各类官员称为百官，就已经贯通内外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是因为禁防之事已经在御史中丞的职责中说明了。御史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官员，便是共同负责司察内外，并不是御史中丞专门负责内廷百官、司隶专门负责外朝百官。自从设置御史中丞、司隶以来，两者交替弹劾内外官员，只要能够纠察到，向来没有内外的限制。可是解结突然横加挫辱臣下，臣先前之所以没有逐条详说，是希望借解结的奏议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今既然所愿没有实现，而诏令说只是过错，并非能力所不及，因此应当据此赦免臣。”

译臣忝居司直这一职任，理应端正自己、率领他人；如果他们有过错，臣不敢替他们开脱，所以特此陈述自己的愚见。司隶校尉和御史中丞共同纠察皇太子以下的官员，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不能纠察的。能够纠察皇太子，却不能纠察尚书，臣实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难道皇太子在行马以内吗？既然皇太子在行马以内而可以纠察，尚书也在行马以内却不可以纠察，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明明白白，您却用它来压制臣。臣个人可以没有怨恨，但对于视听观感来说，恐怕不免令人奇怪吧！臣记得石公从前在殿上脱衣，被司隶荀恺弹劾，先帝并不认为他有罪，当时也没有人说他越权；如今臣不过纠察尚书，却反而要获罪吗？”咸宁多次亲自上奏援引旧例，条分缕析，理由明白，朝廷无法驳倒他。吴郡人顾荣曾给亲友写信说：“傅长虞任司隶校尉时，刚劲正直、忠诚果断，弹劾审查的事情令人震惊。他虽然不是周公那样的全才，但专一明察的品格很可贵。”元康四年，他在任上去世，时年五十六岁。诏令追赠司隶校尉，赐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二十万，谥号为‘贞’。有三个儿子：傅敷、傅晞、傅纂。长子傅敷继承了爵位。傅敷字颖根，清静守道，向来通晓属文。授任太子舍人，后来转任尚书郎、太傅参军，都没有赴任。永嘉之乱时，避居会稽，元帝征召他任镇东从事中郎。他一向患有虚弱之病，多次受到敦促劝谕，推辞不得免，只得乘车带病到任。几个月后去世，时年四十六岁。傅晞也有才思，任上虞令，政绩很突出，后来死于司徒西曹属任上。傅祗字子庄。父亲傅嘏，任魏国太常。傅祗天性极其孝顺，很早就有声名，以才干、见识明达练达著称。武帝开始建立东宫时，傅祗由平民起任太子舍人，屡次升迁为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安葬母亲时，诏令拨给太常所用的五等吉凶仪仗导从。这以后，卿大夫的夫人下葬时获得仪仗导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服丧期满后，任荥阳太守。自魏黄初年间发生大水以后，黄河、济水泛滥，邓艾曾撰写《济河论》，开凿石门使水流通畅，到这时又被水浸坏。傅祗于是修筑沈莱堰，直到今天兖州、豫州一带都没有水患，百姓为他立碑颂扬。不久，他上表请求兼任廷尉，后升任常侍、左军将军。惠帝去世时，梓宫还停放在殡宫，太傅杨骏辅政，想要取悦众人的心意，便商议普遍晋升封爵。傅祗给杨骏写信说：“从来没有帝王刚刚去世，臣下就议论功劳的。”杨骏没有听从。傅祗入朝任侍中。当时朝廷将要诛杀杨骏，而杨骏还不知道。傅祗陪杨骏坐着，但云龙门关闭，内外隔绝不通。傅祗请求和尚书武茂一起去听取国家的消息，作了一揖便下台阶。武茂还坐在那里，傅祗回头说：“您难道不是天子的臣子吗！如今内外隔绝，不知道国家究竟怎样了，怎么还能安坐！”武茂这才惊慌起身。杨骏被诛杀后，裴楷的儿子裴瓒是杨骏的女婿，被乱兵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裴楷不和，便上奏说裴楷是杨骏的亲属，将他收捕交给廷尉。傅祗证明裴楷无罪，诏令赦免了他。当时又收捕杨骏的属官，傅祗再次上奏说：“从前鲁芝任曹爽的司马，曾斩断关门出城去投奔曹爽，宣帝认为他有义，后来还升任青州刺史。杨骏的僚属和佐吏不应加以惩罚。”诏令又赦免了他们。傅祗常常像这样维护和匡正许多人。授任河南尹，尚未正式接受任命，又升任司隶校尉。因为讨伐杨骏有功，应当封为食邑八千户的郡公，他坚决辞让，于是减去一半，降封为灵川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其余二千二百户封给小儿子傅畅，爵为武乡亭侯。又把原来封爵的部分赏给兄长的儿子傅隽，封为东明亭侯。楚王司马玮伪造诏书时，傅祗因为把这件事上报的奏章被扣留，免去官职。一年后，升任光禄勋，又因公事被免职。氐人齐万年起兵反叛，任命傅祗为行安西军司，加授常侍，率领安西将军夏侯骏讨伐并平定了叛乱。升任卫尉，因患风疾退职，朝廷就地任命他为常侍，享受卿的俸禄秩级，赏赐钱财以及床帐等物。不久加授光禄大夫，门前设置行马。赵王司马伦辅政时，任命他为中书监，常侍一职照旧，以此镇定众人的心。傅祗以疾病为由推辞，司马伦派御史用车把傅祗送到任所。王戎、陈准等相互说道：“傅公主持政事，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忧虑了。”他受到众人如此倚重信任。司马伦篡位后，又任命傅祗为右光禄大夫、开府，加授侍中。惠帝回到宫中，傅祗以自己曾接受伪朝官职为由请求退职，朝廷不准。当初司马伦篡位时，孙秀与义阳王司马威等十多人预先撰写禅让诏文。司马伦失败后，齐王司马冏把侍中刘逵、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交给廷尉。因为禅让诏文出自中书省，又商议处置傅祗的罪名，恰逢大赦，傅祗得以免罪。后来查明禅让诏文的草稿并不是傅祗所撰，于是诏令恢复他光禄大夫的官职。其子傅宣，娶弘农公主为妻。不久升任太子少傅，上奏章请求退职回家。成都王司马颖任太傅时，又任命傅祗为少傅，加授侍中。怀帝即位，升任光禄大夫、侍中，尚未正式接受任命，又加授右仆射、中书监。当时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傅祗既身居台省长官之位，每每宣扬君臣谦逊自守、互相尊重的道理，因此上下和睦。傅祗通晓国家大体，朝廷制度多由他经手整理。历任左光禄大夫、开府，代理太子太傅，侍中一职照旧。病重时请求退职，朝廷不许。升任司徒，因脚疾，诏令准许他乘车上殿，不必行拜礼。大将军苟晞上表请求迁都，派傅祗前往河阴，修理船只，准备水路行军。洛阳陷落后，傅祗等人共同建立行台，推举傅祗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的身份向四方传发檄文。派儿子傅宣带着公主和尚书令和郁前往各地，告知方伯，征集义兵；傅祗自己驻扎在盟津小城，傅宣的弟弟傅畅代理河阴令，等待傅宣。傅祗因突发重病去世，时年六十九岁。傅祗自认为未能将忠义诚心贯彻到底，便强忍疾病亲笔写信告诫激励两个儿子傅宣、傅畅，言辞深切，读到的人无不感动激昂。傅祗所著文章和驳论有十多万字。傅宣字世弘。六岁时继母去世，他哭泣悲痛如同成年人，族内外亲属都为之惊异。长大后喜好学习，赵王司马伦任命他为相国掾、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后升任司徒西曹掾。离职后，屡次升迁为秘书丞、骠骑从事中郎。惠帝从长安回来，以傅宣为左丞，他没有赴任，改任黄门郎。怀帝即位，转任吏部郎，又任御史中丞。四十九岁去世，没有儿子，以傅畅的儿子傅冲为嗣子。

译傅畅字世道。五岁时，父亲的朋友见到他，便逗弄他，解下傅畅的衣服，取走他的金环交给侍者；傅畅并不吝惜，因此得到赏赐。未满二十岁时，就享有很高的声望。因选拔入东宫侍讲，任秘书丞。不久被石勒俘获，石勒任命他为大将军右司马。傅畅熟悉朝廷礼仪，常常处在机密职位上，石勒非常看重他。他撰写《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撰写《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去世。其子傅咏，过江后任交州刺史、太子右率。史臣说：武帝巡视、治理四方，使百姓得到安定，长期寻求臣下的启发和劝谏，任用傅玄这样的直臣尤其切合需要。傅玄具有刚强正直的气质，怀有不顾自身的操守，敢于直言、神色严正，弥补君主的缺失、纠正君主的过错，在朝廷上直言争辩，实在没有辜负自己的职任。他位居三独之官，专掌弹劾，于是能使台阁官署风气肃然，使权贵外戚收敛不敢妄动。即使前代的鲍永、葛洪，又怎么能超过他呢！然而他心胸过于狭窄，缺乏宽宏高雅的气度，骤然听到有人争强好胜，便受到舆论讥讽，可惜啊！古人用韦带和弦线相互警戒，确实是有道理的。长虞傅咸风骨凝重严峻，没有堕失家族的声誉。他接受汝南太守的谏言、向临晋侯进献书信时，身处谅直之地，已经有了先见之明。傅祗是名臣之后，早年便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在艰难动乱的朝代、匡救君臣的关键时刻，最终能够保全自己的俸禄和官位，可以说确实有其为政之道。赞曰：鹑觚傅玄坚贞诚信，实在是朝廷所仰望的人物。志向严厉刚直，性情却不平和旷达。长虞傅咸刚强简约，没有损害家族的风尚。子庄傅祗才干见识出众，于是承担了显贵的官职。忠诚功绩尚未施展，黄泉之路却突然逼近。列传第十八 向雄、段灼、阎缵 向雄字茂伯，是河内郡山阳人。父亲向韶，任彭城太守。向雄起初在郡中任主簿，侍奉太守王经。王经死后，向雄哭得极为悲痛，市上的人都为他感到悲伤。后来太守刘毅曾因无罪之事鞭打向雄，等到吴奋接替刘毅任太守，又因小小的过失把向雄关进监狱。司隶钟会在狱中征召向雄任都官从事，钟会死后无人为他收殓，向雄迎接他的灵柩并为他安葬。文帝召见向雄并责问他说：“过去王经死时，你在东市为王经哭泣，我没有追究。如今钟会亲自犯下叛逆之罪，你却擅自收殓安葬他；如果再容忍你，王法将置于何地！”向雄说：“从前先王掩埋暴尸、埋葬尸骨，使仁德流及枯骨，当时难道要先查清死者的功罪然后才安葬吗！如今王法已经诛罚了钟会，在法理上已经完备。向雄感念道义替他收殓安葬，在教化方面也没有缺失。法令由上面建立，教化由下面弘扬，何必让向雄违背生者、背弃死者，以求立足于当世呢！殿下如果仇视一具枯骨，把它丢弃在荒野，作为后世仁人贤者的资鉴，不也太可惜了吗！”文帝十分高兴，和他交谈宴饮后放他离去。向雄屡次升迁为黄门侍郎。当时吴奋、刘毅都任侍中，一同在门下省任职，向雄起初不和他们交谈。武帝听说后，下令向雄恢复与二人的君臣情谊。向雄不得已，便到刘毅那里，拜了两拜说：“刚才我承受诏令，君臣之间的情义已经断绝了，怎么办呢？”说完立即离去。武帝听后大怒，问向雄：“我命令你恢复君臣之间的情谊，你为什么反而断绝了？”向雄说：“古代君子用礼节任用人，也用礼节使人退职；如今任用人时像把他捧到膝上，罢黜人时却像把他推入河川。刘河内没有把臣当作仇敌，已经是臣的幸运了，哪里还谈得上恢复君臣之好！”武帝听从了他。泰始年间，向雄屡次升迁为秦州刺史，假赤幢、曲盖、鼓吹，赐钱二十万。咸宁初年，入朝任御史中丞，升为侍中，后来出任征虏将军。太康初年，任河南尹，赐爵关内侯。齐王司马攸将要回到藩国，向雄劝谏说：“陛下的子弟虽然很多，但有名望的很少。齐王留在京城，实际裨益很大，不可不深思。”武帝没有采纳。向雄坚持进谏，触犯了皇帝旨意，起身径直离去，最终因愤懑而死。他的弟弟向匡，惠帝在位时任护军将军。段灼字休然，是敦煌人。世代都是西土的著姓，果断正直而有才辩。年轻时在州郡任职，逐渐升任邓艾的镇西司马，跟随邓艾攻破蜀国有功，封关内侯，屡次升迁为议郎。武帝即位后，段灼上疏请求追究并为邓艾申辩，说：已故征西将军邓艾，内心怀有极其忠诚的志向，却背负反叛的罪名；平定巴、蜀，却遭受诛灭三族的刑罚，臣私下为此悲悼。可惜啊，竟说邓艾反叛！因为邓艾性情刚强急躁，自矜功劳、夸耀善行，又不能与同僚协调相处，轻易触犯雅正的风俗，失去了君子的信任，所以没有人肯为他申理。臣冒死说明邓艾不反叛的情状。邓艾本来只是掌管屯田、管理牛人的小吏，宣皇帝把他从农官中提拔出来，使他显达于宰府的职位。他历任内外官职，担任文武方面的重任，每到一处就有声名和功绩，这本来足以彰显宣皇帝知人善任。恰逢洮西战役，官军失利，刺史王经被困在城中。当时两个州都十分危急恐惧，陇右人心惶惶，几乎已经不属于国家所有。先帝对此深感忧虑，认为安定边境、消灭敌人没有比邓艾更合适的人，所以授予他兵马，解救狄道之围。解围后，留下他驻屯上邽。此时正承受官军大败之后，士卒胆寒，将吏丧气，仓库空虚，器械耗尽。邓艾想积蓄粮食、强化军队，以等待战事。他在这一年少雨之时，又采用区种法，亲手拿着耒耜，率先与将士劳动；所统领的士卒有数万人，而他自己也不离开奴仆、士卒的劳作。正因如此，在落门、段谷的战斗中，他能够以少击多，摧毁强敌，斩首数以万计。于是朝廷把谋划制胜、完成战略的重任交给邓艾，指示授予他长远策略。邓艾接受命令后忘却自身安危，像龙腾麟振一样奋勇前进，面前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蜀地道路险阻，山高谷深，而邓艾所率步兵、骑兵不满两万人；他把马匹束缚起来、把车辆悬挂在山壁上，自己投身死地，勇气冲上云霄，将士乘势而进，所以能够使刘禅震恐，君臣都面缚投降。军队出动没有超过一个时辰，巴、蜀就全部荡平安定了，这足以彰显先帝任用邓艾确实善于识人。邓艾的功名已经成就，也应当载入史册，流传万世。他已经七十岁了，难道还有什么可求的吗！邓艾因为刘禅刚刚投降、远方郡县尚未归附，便假传命令、代行皇帝权力，以权宜办法安定国家。虽然违背通常的法令，但合乎古代的义理；按照他的本心来判断罪责，这件事应当详细讨论。镇西将军钟会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害怕邓艾的威名，知道邓艾一定不会与自己同心，便借助似是而非的疑点，构陷成案。邓艾接到诏书，立即派遣精兵，束缚自己前去受擒，不敢回头观望。他确实知道面见先帝时，自己一定没有应当处死的道理。钟会被诛杀后，邓艾的参佐、属官、部曲、将吏等人，出于愚昧鲁莽，聚集起来共同追赶邓艾，毁坏囚车，解开他的拘禁。邓艾身处困境，因此狼狈失去依凭。反叛并不是小事；如果怀有恶意，就应当先同豪杰密谋，然后才能发动众人，却没有听说邓艾有一个心腹同谋。他临死时口中没有恶言，独自承受前后夹击的诛杀，难道不可悲吗！所以见到他的人流泪，听到这件事的人叹息。这正是贾谊在汉文帝时慷慨陈词的原因，天下的事情有值得痛哭的，确实是有道理的。陛下龙飞登基，弘扬宽大的气度，对于被诛杀者的家属，不拘泥于通常的叙用制度；允许邓艾立嗣，使他的祭祀不断。过去秦人怜悯白起无罪，吴人悲伤伍子胥遭受冤屈酷刑，都为他们建立祠庙。天下人因邓艾而悲痛怨恨，也是这个道理。臣认为可以允许邓艾的门生故吏收殓他的尸体和棺柩，送回故墓安葬，归还他的田地住宅；以平定蜀国的功劳，继续封爵给他的后代，使邓艾能够合棺定谥，死而无憾。在黄泉之下赦免冤魂，在后世收获信义，那么天下追求名节的人、思立功勋的臣子，一定会投身汤火，乐意为陛下赴死！” 武帝看了这篇奏表，非常赞赏他的心意。段灼后来又陈述当时应办的事务，说：

译臣听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三里大的城、五里大的外城，四面包围进攻，却有不能攻克的情况，这是天时不如地利。城墙并非不高，护城河并非不深，粮食并非不多，兵器并非不锐利，但守军弃城而逃，这是地利不如人和。然而古代的君王，并非不知道首先推行恩德、凝聚人心。人心如果和谐，即使只有三里的城、五里的郭，也不可攻取；人心如果不和，即使有坚固如金的城池、深如汤水的护城河，也不能守住。臣由此推演并扩大它的意义：舜弹奏五弦琴，吟咏《南风》诗篇，天下自然得到治理；尧的百姓甚至可以达到每家都能封爵的程度。从前国家多难，奸雄屡屡兴起，搅乱众人的心，刀锯相互加害，流离死亡者的孤儿悲声还没有断绝。因此臣认为陛下应当深思远虑，防止事变由微小处滋长，防患于未萌，只需弹琴咏诗，垂衣拱手而治。最重要的莫过于推行恩德来使百姓和协，所以推恩足以保有四海，不推恩连妻子儿女也保不住。因此唐尧把亲近和睦九族放在首位，周文王把以身作则施于妻子看作急务，明君圣主无不先亲近后疏远，由近及远。臣认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位王爷应当留在洛阳镇守，其余诸王中，凡是从州郡征召来足以任职的，年满十五岁以上的，都应遣送回自己的封国。为他们选择中郎、傅、相等官员，任用文武兼备的人来辅佐他们。允许他们在封国内修缮军队、整治兵马，广泛施布恩德和信义。一定要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安抚百姓，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封国，使君臣名分确定，百世不变，拥有相连的城邑、开拓的土地，成为晋、鲁、卫那样的诸侯国。这就是所谓盘石般牢固的宗室，天下也会佩服它的强大。虽然说这是割让土地，譬如从袋中漏出东西仍储存在袋中，也不过是同一家所有罢了。如果担心后世诸王势力过强，自然可以预先制定制度，使他们推恩分封给子弟。这样宗室枝分叶布，逐渐自行削弱变小，最终逐步分成许多国家，也是后世的利益，不必忧虑。从前汉代，诸吕彼此猜疑，宫内有硃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属，宫外又有九个强大的诸侯国，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如今的适宜做法，是让诸侯强大，这正是像泰山一样的稳固。不是同族的人，内心必定不同。而魏国的法律禁锢诸王，使亲戚彼此隔绝，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近来又无缘无故把天下瓜分，设置五等诸侯；上面不像古代那样尊崇贤能，下面也不按功劳评议，却把是非混杂在一起，按例都接受封地。这似乎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制度；如果最终不加改变，也会成为扰乱人心、逐渐造成混乱的开端。国家兴盛，是由于九族亲睦、百姓和协；国家衰败，则在于骨肉疏远隔绝、百姓离心。所以夏朝不安定，伊尹归附殷商；殷商不和睦，吕尚便辅佐周朝。殷商覆亡可以作为夏朝的借鉴，过去的教训确实是后来事情的鉴戒。他又陈述说：从前讨伐蜀国时，招募凉州的兵马和羌、胡中的壮士，答应给他们丰厚的赏赐，共五千多人，跟随邓艾讨伐贼军，功劳都列为第一等。但《乙亥诏书》规定，州郡将领和督军与中央、外地军队不相同，即使功劳在上等，也没有应当封爵的人。只有金城太守杨欣所统领的军队，凭借逼近江由的形势，有三十人得以封爵。自金城以西，不在杨欣部下的，没有一人受封。如果按中央军队的例子，即使功劳较低也必定封侯；如果属于州郡军队，即使功劳很高也不封爵，这并不是所谓对亲近者优厚施恩、对远方者不遗漏恩惠的做法。臣听说，鱼儿因为香甜的诱饵而上钩，勇士因为丰厚的报酬而舍命。所以荆轲仰慕燕丹的义气，专诸感激阖闾的厚爱，匕首在秦廷上奋起，吴国的刀光在鱼腹中闪耀，他们把死看得如同归家，难道没有原因吗！功名和重赏，是士人所争取的；待遇不公平而招致怨恨，由来已久。《诗经》说：‘布谷鸟在桑树上，它的幼鸟有七只；善人君子，对待它们的仪态都是一样的。’臣认为这些人应当得到爵位封赏。段灼前后陈述政事，每次都得到皇帝阅览。但他身份卑微、仕途孤单，始终没有得到升迁次序，于是请了长期假期回到乡里。临行前，派儿子上表说：臣三代承受国恩，接受符节守卫边境，任职试用却没有功绩，沉沦埋没多年，犬马般的微薄力量也再无力承担。陛下宽广地听取各方意见，采纳狂夫的言论，宽宥臣越权的罪过，不追究臣触犯圣意的过失，天地般深厚的恩德，对臣来说已经足够了。臣听说，忠臣对于君主，就像孝子对于父母：进用时有欣喜庆幸，并不是贪恋官位；退处时有忧戚悲伤，也不是留恋俸禄。他的心意在于不忘使君主光荣、使父母尊贵，这种感情实在不能自已。臣伏地自我悲悼，私下怀有极深的遗憾：臣生长在荒远边地，长期任职于外地，回来后又抱病在身，从未进宫觐见，陛下始终不知道臣是什么人，这是臣的第一重遗憾。生逢时运昌盛的时代，遇到国家有事，却不能把功名载入史册，这是臣的第二重遗憾。能够侍奉圣明的君主，却身体衰弱、困顿无力，陈献力量又不能胜任，最终只能死于地下，这是臣的第三重遗憾。悲哀双亲早早去世，兄弟也相继凋零，孝敬再也无法施行于家门，这是臣的第四重遗憾。夏天的日子忽然过去，冬夜很快又来；人生即使有一百岁，仍嫌不足，而臣在中年就遭受灾患，这是臣的第五重遗憾。臣惭愧承受日月天地的养育，却无以报答苍天，这就是臣怀抱五重遗憾而叹息、临上归乡道路而自我悲悼的原因。有句话说：‘浮华的言辞是虚的，至理之言是实的，苦口之言是药，甘美之言是病。’臣如果想说天下太平，那么灵龟、神狐尚未出现，仙芝、萐莆尚未生长，麒麟尚未游于灵禽苑中，凤凰尚未在太极殿庭院里仪态翩跹，这就是臣不敢说浮华之言、充当佞臣的原因。从前汉高祖刚平定天下，当时戍卒娄敬上书劝谏说：‘陛下取得天下的方式与成周不同，却想同成周一样兴盛，臣私下认为两者不能相比。’汉高祖受到启发，深深采纳他的话，赐他姓刘。又回头对陆贾说：‘替我写一篇文章，说明秦朝为什么灭亡、我为什么取得天下。’陆贾于是撰成《新语》，叙述前代成败，用来劝诫。田肯又提出一条策略，说非亲生子弟不能使其为齐王，因此受到千金赏赐。所以世人称赞汉高祖宽厚、明达、广泛采纳意见，正因为这样才能成就帝业。

译如今谈论时世的人都说尧、舜重新兴盛，天下已经太平了。唯独臣认为还没有，也私下有一些劝谏的话。况且历代君王所制定的制度、圣贤所发表的言论，都是后来事情的明鉴。孟子说：‘尧不能把天下直接交给舜，所以舜拥有天下，是上天交给他的。从前舜任相时，尧去世，三年丧期结束，舜避开尧的儿子到南河。天下朝见的诸侯、前来诉讼的人，都不去找尧的儿子而去找舜。舜说这是天意，于是到了中国，登上天子之位。如果住在尧的宫殿，逼迫尧的儿子，那就不是上天所授予的了。’从前西边有不臣服的蜀国，东边有僭越称帝的吴国，三方鼎足而立，都自称天子。魏文帝率领万乘之众，在靡陂接受禅让，却自认为德行与唐尧、虞舜相同，以为汉献帝就是古代的尧，自己就是当今的舜，竟说孟轲、荀卿不懂禅让代替的变化，于是撰写禅让代替的文章，刻在石上垂示戒训，颁布给天下，流传后世；这样又怎么能使后来的君子都明白而心服于其中的道理呢！然而魏文帝只是仰慕尧、舜的名声，推尊新建立的魏朝，想使它同唐、虞的盛世相比，却忽略骨肉亲情的恩德，忘记宗室藩屏的坚固，最终不能使四海宾服、统一皇帝的教化；而当时群臣竟没有人劝谏，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孙卿说：‘尧、舜禅让，并不是这样的。天下是最为重要的事，不是最强有力的人不能承担；天下是最为广大之物，不是最有辩才的人不能分辨；天下人口众多，不是最明察的人不能洞见。这三种至高的条件，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完全具备。’由此说来，孙卿和孟轲也各有不取之处。陛下接受禅让时，从东府进入西宫，兵刃耀眼冲天，旌旗遮蔽日光。虽然顺应天意、人心，与唐、虞相符，但法令制度的增损，也同过去魏文帝没有不同，所以应当借助这三种至高条件来加强制度。如今诸王只有建立国家的名义，却没有真正形成屏障。蜀地有天然险阻，历代奸雄都曾窥伺，逃亡者也聚集在那里，却没有亲属子弟镇守，这难道是深谋远虑、防止祸乱萌发的做法吗！从前汉文帝凭借已经成就的基业，天下四方风俗相同，普天之下如同一家。但贾谊上疏陈述当时的形势，仍认为那就像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火还没有燃烧，就以为安全。这句话确实体现了不忘灭亡、安定时不忘动乱的道理。然而臣的一片微诚，也私下希望陛下安居时想到危险，不要自以为高高在上，常常想到面临深渊的道理，不忘踏冰的警戒。彻底革除魏代的弊政，用新政的大化来安抚天下，使各国都欣欣向荣，欢喜地拥戴浩大的恩惠，连昆虫草木都蒙受恩泽。朝廷歌咏安康之歌，山林沼泽中没有砍伐檀树的隐士，这正是天下所期待的。陛下自从开始登基，就发布无所忌讳的诏书，设置箴谏之官，显著宠异直言敢谏的臣子，以表明喜欢直言的信用；否则，进言的人知道直言不会被采用，都会闭口结舌，祥瑞又从哪里来呢！臣没有陆贾那样的才干，也不处在能够参与顾问的位置，只是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应当有犯颜进谏、无所隐瞒的道义。臣不只是身份疏远、言论未被信任，还敢于逐一评论前代声名显赫的君主和亡国昏君兴衰成败的原因，又广泛陈述选举贤才的途径、扩大养老制度、崇尚必守信用的道理，并说明设置议论者所面对的困难，总共五件事上奏。臣所说的，都是直陈古今已经实行的旧例，并非新奇异端的言论。文辞和义理实在浅陋，不足以采纳。然而臣私下确实认为，这些话或许可以启发陛下，使您从遗忘中觉悟。希望陛下察知臣的愚忠，怜悯臣的狂直，不要让天下人因为进言获罪而把进言视为戒条。臣的病痛越来越重，退下来想到《桑梓》诗中所说的乡土之情，只念着狐狸死时头向山丘的道义，便请长期休假，回到靠近祖坟的故乡。回头望见宫阙，感情仍系于皇帝，内心忠诚恳切之情无法胜任，便派儿子傅颖上表陈述。第一件事说：臣听说，善行有彰显，记载在经典中；恶行有惩罚，写在刑书里。上自远古，下至秦、汉，那些贤明的君王、称霸的君主以及亡国的昏君，都可以考察称述；至于忠诚正直的贤相和谄媚奸佞的臣子，也都可以评论。因此，朝廷有直言极谏、竭尽规劝的臣子，就没有不昌盛的；任用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人，就没有不灭亡的。所以拥有国家的人都想寻求忠臣来辅佐自己，举用贤才来帮助自己；而亡国破家相继发生，都是因为任用失去了合适的人。所谓贤者变得不贤，忠臣变得不忠。臣谨陈任用贤能所以兴盛、任用不肖所以灭亡的原因。尧的晚年，四凶在朝而不罢黜，八元在民间而不举用，但仍能使上天平和、大地安宁、四方之门和穆肃敬，这功劳本来就在重华舜任相辅政。夏桀在鸣条被放逐，商纣在牧野被杀，这两人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却因不能专心任用贤相，听信妇人的话，荒淫无道、任意纵欲、沉溺宴饮，制作靡靡之乐，通宵饮酒，于是登上酒糟堆，俯临酒池，观看牛饮，远望肉林；忠臣关龙逢因此被害，比干进谏而被剖心，这就是天下人归附并声讨他们的原因。太甲暴虐，颠覆商汤的典章制度，于是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太甲能够悔改归善，三年以后才回到亳都。太甲既被放逐而又复归，殷商的国运由衰微重新兴盛，诸侯都臣服于他，号称太宗，实在依赖阿衡伊尹竭尽忠诚。周王室衰微后，诸侯一同争战，天子的势力弱小，政事于是日益衰败。齐桓公是个淫乱的君主罢了，但他之所以能取得九次会盟、匡正天下的功业，并有尊奉周王室的名声，实在是管夷吾的力量。等他死后，尸虫爬出宫门，难道不是任用竖貂造成的过错吗！同一个齐桓公，得到管仲辅佐时，功业达到那种程度；任用竖貂时，祸乱又达到如此地步。荣辱、存亡，实实在在取决于任用什么人，怎么能不慎重呢！秦国本是伯翳的后代，起初只是一个微小的城邑，到秦仲时才开始强大，拥有车马、礼乐和侍从御者的待遇。从秦穆公到秦始皇，都能留心对待贤才，从远方寻求奇士：在西戎招来由余，在宛地集市得到五羖大夫百里奚，从晋国乡里取得丕豹，到宗里迎来蹇叔。因此四方的雄才俊杰接踵而至，所以秦国世代成为强国，吞灭诸侯，占有天下，兼称皇帝，这都是谋臣辅佐的结果。秦国的道德教化还没有醇厚，秦始皇便死在沙丘。胡亥乘机施行暴政，使用欺诈而自取错误，不能弘扬并完成先代的事业，反而残害仁义，使毒害流布于百姓。于是陈胜、吴广振臂高呼，天下纷纷响应。

译于是赵高发动叛乱，阎乐奉行他的意旨，秦二世处境困窘，被迫在望夷宫自杀。子婴虽然即位，却去掉帝号改称王，孤立危急而没有辅佐，四十天便灭亡了。这是由于奸邪之臣擅自掌握命令，指鹿为马，从而加速了秦朝的祸患。秦朝失去了天下，豪杰竞相追逐，项羽已经得到天下却又失去，过错在于烹杀韩生，不采纳范增的谋略。假使项羽拒绝项伯的邪说，在鸿门杀掉刘邦，定都咸阳号令诸侯，那么天下就没有敌手了。然而项羽拒绝韩生的忠谏，背弃范增的深谋，自以为霸王的事业已经确定，定都彭城，返回故乡，像白天披着锦绣衣服炫耀，这不过是世俗男女的感情罢了，项羽却把它当作荣耀。因此五年后被汉军擒获，到这时还不知道觉悟，却说‘是上天要亡我，不是我作战的过错’，实在太可悲了！况且士人归附仁德，就像水流向低处、鸟兽奔向旷野，所以说：‘替河川把鱼驱赶来的，是水獭；替湖泽把雀驱赶来的，是鹯鸟；替商汤、周武王把民众驱赶来的，是夏桀、商纣。’汉高祖出身平民，手提三尺长剑取得天下，利用六国的资助，没有经历唐尧、虞舜那样的禅让，难道只是依赖张良、陈平的奇谋，尽用英雄的智力罢了？也因为项氏把百姓驱赶到了他这边。汉高祖的子孙承继基业二百多年，到成帝把政权交给外戚之家，使权势转移到朝廷之外。安昌侯张禹，是汉朝的三公，也是成帝的师保。成帝亲自宠幸、拜访他的家，在张禹的坐床下拜见，详细询问天灾和人事。张禹本应恪守大臣的节操，为国家深思远虑，以忠言良策陈述灾患，那么王氏就不能专擅权势、独受宠信，王莽也没有机会乘势取得地位，进而假托云龙之会登上天路，使汉朝国统中断。张禹谄媚不忠，心怀私计，只是在五侯之间俯仰逢迎，苟且求得容纳和宠爱罢了。因此硃云抗守节操，请求尚方斩马剑，想用它杀张禹，以警戒其他人，可以说是忠臣了。但成帝仍然没有醒悟，反而认为他是身居下位却讥讪君上，在朝廷上侮辱师保，判处死罪且不予赦免，诏令御史将硃云押下去，想立即烹杀他。硃云攀住殿槛，竟把栏槛折断，幸亏左将军辛庆忌叩头叩得流血，以死力争。若不是这样，硃云就已经被摧毁粉碎了。后来虽然没有修复被折断的栏槛，想借此彰显直臣，这确实足以作为后世的鉴戒，但对于汉室因此灭亡又有什么补益呢！然而世上的评论者认为，乱臣贼子、无道之极，没有谁超过王莽；这也像商纣的不善，并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史传称，王莽起初以外戚身份兴起，降低身份、努力行事以求取名誉，宗族称赞他孝顺，朋友归附他仁德。等到他在成帝、哀帝时期辅政，勤劳治理国家，行动常常受到称赞。当时士人到宫阙上书推荐王莽的人数不胜数，朝廷内外群臣没有不把功德归于王莽的。恰逢汉室中途衰微，皇位继承三次断绝，而太后长寿，成为宗室的主宰，所以王莽得以完成策命孺子婴、夺取其帝位的计划。从前商汤、周武王兴起，也不过是以逆取之道取得天下，再以顺守之道守住罢了。假如当初王莽深思殷、周取得和守护天下的方法，崇尚道德，致力于仁义，践行诚信，去除浮华虚伪，向天下施恩，十八年之间，恩德足以感动百姓，义气足以团结英雄，人人怀念他的恩德，豪杰一同得到任用，那么宗庙社稷本来未必会灭亡；即使光武帝重新起用贤才，难道还能够有所企望吗！王莽即位以后，自以为得到天、人两方面的帮助，认为功业超过三王，德行胜过唐、虞，于是骄傲自大，施展威势和诈术，颁布宣扬符命谶言，震怒暴虐、残酷无情，穷凶极恶，导致人人怨恨、神灵发怒；冬天雷电震惊他的耳目，夏天地震警惕他的内心。然而王莽仍不知道觉悟，反而重新推行不合时宜的法令，竟施行连坐之刑；谄媚讨好的人受到亲近宠幸，忠诚进谏的人被诛杀夷灭。于是天下愤怒，内外一同爆发，四海分崩离析，城池不能守住，王莽死在平民手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难道不是很奇怪吗！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取得天下的方法有错，而是守护天下的方法不合正道。王莽已经屠戮众多，天下扰乱如云；刘圣公已经建立政权却不能辨明形势，刘盆子承接其后而失败，公孙述又在蜀汉称帝。像这样几个人，本来都不是所谓应天顺人之主，只是替光武帝扫除障碍的人罢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尚书》说：‘殷商的军队聚集起来如同树林，在牧野发誓，周武王由此兴起。’又说：‘诸侯臣服于周，天命并不永恒。’由此说来，君主不是永远固定的普通人；有德，天下就归附他；无德，天下就背叛他。所以古代贤明的君王劳心远虑，常常如同面临深川而没有渡口。他们于是效法天地，顺应四时，厚施恩德，敬重大臣，亲近忠直，疏远佞人。仁爱孝道彰显于宫墙之内，广大教化遍及亿万百姓；行事平正如磨刀石和箭杆，诚信义气感动人神。即使有椒房外戚的宠幸，也不接受他们委曲求全的言辞；即使有身边受宠的宦官，也不听从他们姑息迁就的话。四方之门和穆肃敬，打开而不关闭，等待进谏的人而无所忌惮。始终战战兢兢，不忘警戒恐惧，这正是为了长久保有上天赐予的福禄，也担心自己成为将来贤圣兴起时必须扫除的对象。况且臣听说，害怕危险的人，往往能够长久安定；忧虑灭亡的人，往往能够长久存在。假使拥有国家的君主能够安定时不忘危险，那么宗族根本和枝叶就能传续百世，长久保全荣华福禄，声名和爵位与天地一样无穷，又何必担心成为后来者扫除的对象呢！

译史传中有这样的话：‘狂妄之人的言论，贤明的君主也应当加以考察。’ 第二件事说：士人建立功业，行为并不只有一种模式。吴起贪恋官位，母亲去世也不回去奔丧，杀死妻子以求得将位，是极其不孝的人。然而他在魏国时，使秦人不敢向东进犯；在楚国时，使三晋不敢向南图谋。曾参、闵骞确实是孝子，不能一夜离开父母，难道肯献身赴死、踏入危险之地吗！如今大晋承受时运所授，齐圣之美超过有虞，而吴人还不臣服，擅自称帝、私下结盟，这是国家的耻辱。陛下如果确实想招致熊罴般勇猛的将士、心无二志的臣子，使他们在淮河之滨奋扬威势、震服蛮荆，就应当广泛询问、博采众议，扩大贡士的道路，推荐隐居山林的人，举用贤能人才，征召、命令并加以考试，不是俊杰就不任用。如今台阁的选举堵塞了耳目，九品中正选人只询问中正官的意见。因此能够列入上品的，不是公侯的子孙，就是当权者的兄弟。两者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柴门草屋中的英俊人才，怎么能不被埋没呢！第三件事说：从前田子方善待老马，困顿的士人便知道归附谁，何况身处天下最宽广的居所，站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行走在天下最正确的大道上呢！从前贤明的君王、圣主无不奉养老人。老人很多，未必人人贤能，不可能全部供养。所以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三老，是为了彰明孝道；尊奉五更，是为了彰明敬意。孟子说：‘尊敬自家的老人，并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并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如今天下虽然已经安定，但华山南面还没有放牧马群，桃林之下也还没有休息的牛群，正是因为吴人尚未臣服的缘故。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水，天下百姓都在仰望新政。希望陛下思念田子方的仁德，体念臣下犬马般的劳苦，想到帷帐车盖所象征的报恩之道，发布仁惠诏令，广泛实行养老制度。第四点是：法令的赏罚，没有什么比信用更重要。古人说过：“做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何况朝廷用恩惠养育百姓，用义理役使百姓，怎么可以不以信用来施行呢！臣以前任西郡太守时，接受州府下达的《己未诏书》：“羌人、胡人道路遥远，只招募那些乐意远行的人，不愿意的不要强迫。”臣接到诏书后，就宣布恩德，广泛招募，并向他们表明赏赐和信用，把所得到的人员姓名逐条上报，请求征发到西方。至于晋人，自然可以挑选壮丁，按照法令调取；至于羌、胡人，如果不以恩德晓谕他们，就没有人愿意越过金城、河西。自从过去每次发兵渡河以来，从未发生变故，所以刺史郭绥劝勉并统率有方，应当大加奖赏激励，答应给以厚重的报酬。因此，所招募的人感激恩德、贪慕赏赐，终于建立功绩，功劳列在第一。如今州郡的督将都已经受封，羌、胡中的健儿，有的封王，有的封侯，却没有得到评定功劳、叙录功绩。晋文公尚且不肯贪图赦免原邑而失信，齐桓公尚且不惜割让土地而背弃盟约，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第五点是：从前周、汉兴起时，树立亲亲之恩，建立德行；周代凭借五等爵位，汉代有共分山河的誓约。等到它们衰败时，国家神器被重臣夺取，国运转移到别人手中。所以灭亡周朝的是秦国，并不是姬姓；取代汉朝的是魏国，并不是刘氏。如今国家的大计，是使异姓不得分割土地、专门封给自己的封邑，使同姓共同据有连成一片的土地；即使再让诸王后代子孙彼此兼并，也不过如同楚人把繁弱弓遗失在云梦，尚且还不算丢失了自己的弓。只要国家神器不转移给其他族姓，那么始祖不迁的宗庙，其名号就会万年亿兆而不改变。大晋的诸王有二十多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封国有五百多个。若说这些封国都太小，那么汉高祖起兵时连一尺土地都没有，何况已经拥有封国的人呢！若说大晋世世代代都贤明圣哲，而诸侯的后代永远不肖，那么放勋聪明圣明，却有丹硃这样的儿子；瞽瞍顽劣凶恶，却生了虞舜。天下有事，没有不是由兵力造成的；无缘无故多多树立用兵的根基，广泛开启祸乱的源头，所以臣说五等封爵制度不便利。臣认为可以按照前一篇奏表办理：诸王应扩大封国，增加军队，全部派往封国镇守，使各地的形势足以相互接应，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了。臣认为诸侯、公、侯、伯、子、男的名号都应当改易，使封爵制度、俸禄供给和礼仪等级，都与天下诸侯的规制相同。臣听说，与翻倒车辆行驶在同一条车辙上的车辆，从来没有安稳的；与死人患同一种病的人，从来没有活下来的；与亡国采用同一种法令的国家，从来没有存续的。何况巍巍大晋正要登临泰山，在梁父山行封禅，刻石记录功勋，流传给无穷的后世。应当从前代兴衰中吸取长远的教训，严密防范，使负责记事、奋笔直书的人，一定有值得记载的事情。过去伊尹以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这就是臣私下心怀慷慨、忘掉身份卑微而进言的原因。灼上书奏报后，皇帝阅读了奏章，感到惊异，提拔他为明威将军、魏兴太守。他死在任上。阎缵，字续伯，是巴西安汉人。祖父阎圃，任张鲁的功曹，劝张鲁投降魏国，封为平乐乡侯。父亲阎璞承袭爵位，在吴国做官，官至牂柯太守。阎缵寄居在河南新安，年轻时结交英豪，广泛交游，博览古代典籍，通晓万事万物的道理。父亲去世后，继母不慈爱，阎缵却更加恭敬地侍奉她。但继母更加憎恨他，竟诬告阎缵盗窃父亲在世时的金银财宝，向有关官署诉讼。因此阎缵受到清议指责十多年，却没有怨恨的脸色，孝顺谨慎也从不懈怠。后来继母心意解除，改任中正，阎缵才得以恢复品第。任太傅杨骏的舍人，转任安复县令。杨骏被诛杀时，阎缵弃官回去，邀请杨骏旧日的主簿潘岳、属官崔基等人共同安葬他。崔基、潘岳害怕获罪，推举阎缵主持此事。坟墓修成，正要下葬时，杨骏的堂弟杨模告诉武陵王司马澹，准备上表请求诛杀谋划此事的人。众人都害怕，填了一些土便逃走了，只有阎缵拿自己的家财修成坟墓，安葬杨骏后离去。国子祭酒邹湛认为阎缵的才华足以辅佐著作，于是向秘书监华峤推荐他。华峤说：“这个职位清闲而俸禄优厚，权贵势力多争着谋求，没有时间去寻求他的才华。”于是没有任用他。河间王司马颙征召他为西戎校尉司马，他立有功劳，封为平乐乡侯。愍怀太子被废时，阎缵用车载着棺材到宫阙，上书申辩太子的冤屈，说：

译臣看到赦免文书以及张贴在宫门下的前太子司马遹亲笔疏文，感到惊愕。自古以来，臣子悖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幸亏依赖上天的慈爱，保全了他的首领。臣私下想到，司马遹生在圣明父亲之家却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因为长期养育在深宫，沉溺于富贵，先帝对他过分宽纵，父母又骄纵他。每次选任师傅，直到属吏，大多都从高门富贵、击钟列鼎而食之家选取，很少有卫绾、周文、石奋、疏广那样出身寒门、崇尚儒学的人；洗马、舍人也没有汲黯、郑庄那样的人，于是使他看不到侍奉父亲和君主的道理。臣考察古代典籍，太子居处应按士人的礼仪，与国人同列，以此表明先王想让太子先知道卑贱，然后才知道尊贵。近来东宫也稍微过于豪盛，所以导致了失败。不只是东宫，遍观诸王的师友和文学官，也都是豪族凭势力能够得到的，多半不是龚遂、王阳那样能够用道理教导人的人。朋友没有正直坦率、能起有益规劝作用的品德；官员虽以文学为名，实际上并不读书，只是一同穿华丽衣服、骑好马，纵酒聚会，嬉游博弈，哪里有切磋学问、互相增长益处的呢！臣常常担心皇族子弟日渐衰落，因此叹息。如今司马遹可以作为警戒，只怕他遭到斥退，被抛弃驱逐到远郊，到那时才后悔过错，就来不及了。从前戾太子行为无状，起兵抗命，而壶关三老上书，又有田千秋所说的话，仍然说：“儿子戏弄父亲的兵器，罪过只应当受鞭笞罢了！”汉武帝因此醒悟，修筑了思子台。如今司马遹行为无状，言语悖逆，但在获罪之日尚且不敢失去正道，仍比戾太子罪轻，还可以加以约束控制，重新选择保傅。比如司空张华，道德深厚久远，内心忠诚，可以让他做太子的老师；光禄大夫刘寔，出身寒微，凭自己努力立身，始终不衰，年纪与吕望相同，经籍学问不曾荒废，可以让他做太子的保傅；尚书仆射裴頠，明察公允，恭敬严肃，体察道义、行事正直，可以让他做太子的朋友。设置游谈、文学之官，都选取出身寒门、孤立无援而凭学问品行自立的人，以及服侍勤劳、经历事务，历经艰难、侍奉君主和父母、名声品行一向著称的人，让他们与太子共同居处。让严明的御史监护太子府，断绝权贵亲戚子弟和轻薄宾客的来往。这样一来，太子身边前后左右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师傅、文学官可以规定每十天讲学一次，让他们在太子面前共同议论。命令他们只讲古今孝子慈爱父母、忠臣侍奉君主，以及思考过错、改正过失的道理，使太子都听到善道，也许可以保全他。从前太甲有罪，被放逐三年，思考常道，终于恢复德行，成为殷朝的贤明君王。魏文帝又害怕被废黜，早晚自我戒慎，最终能够保全自己。到了明帝，因为母亲获罪，被废为平原侯；朝廷为他设置家臣、庶子、师友、文学官，全都选用正直的人，共同匡正纠改他。他战战兢兢，谨慎对待刑罚，孝顺地侍奉父亲；父亲去世后，又谨慎地侍奉母亲，名声传遍天下，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道他。汉高皇帝多次在宫庭设宴，想废掉太子，后来让四皓做太子的老师，让张良做太子的师傅，太子最终重新成就。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后面的事情应当引以为戒。孟轲说过：“孤苦的臣子、失意的儿子，他们操心危险，考虑祸患深远”，所以往往能建立善功。李斯说：“慈爱的母亲往往败坏孩子，严厉的家庭不会有不成器的奴才。”这是由于陛下骄纵司马遹，才使他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希望他自获罪以来，能够充分反省改过。如今正值天下多难，四方夷狄尚未安定，将要伺机寻找国家的空隙。储君是国家的大事，不应当空缺。应当从国家大计出发，不要再迟疑停留，先对他严加教诲。依照平原侯的旧例，如果他不悔改，抛弃他也还不晚。臣一向出身寒门，没有力量做官，也没有经过东宫任职，感情上并不偏私于司马遹。臣想到从前楚国处女劝谏楚王说“有龙而没有尾”，是说楚王年四十岁却没有太子。臣曾任近职，虽然没有机会亲自接近圣明的君主，感情却如同守门宦官一样，愚诚恳切，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臣的老母亲看见臣要上这篇表章，竟替臣占卜，说：“这篇奏书呈上去，你就会死。”妻子儿女守着臣，流泪劝阻。臣独自认为，自己屡次受到提拔，曾经任近职，这种恩德难以忘记，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只有陈述真诚，以死献上忠心。臣已经准备了棺材和殓衣，伏在这里等待诛杀。奏书送入宫中，皇帝没有省察。等到张华遇害、贾谧被诛杀时，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只有阎缵抚摸着张华的尸体痛哭说：“早就劝你退位而你不肯，如今果然不能免祸，这是命啊！”他经过贾谧的尸体时斥责说：“小孩子，是你造成了国家动乱，诛杀你实在太晚了！” 皇太孙被立后，阎缵又上疏说：臣以前上书申诉太子的冤屈，没有得到省察。过去壶关三老陈述卫太子的冤屈，汉武帝因此修筑思子台。高庙令田千秋上书时，不敢直接说，假托鬼神的教诲；孝武帝大为感动，一个月内三次升迁他，使他官至丞相，乘车进入宫殿，号称车氏。臣遗憾自己的精诚微薄，不能感动陛下，竟使太子流离失所，死于许昌。如果当初陛下立即采纳臣的意见，就不会造成这场灾祸。上天赞助圣明的意旨，三公献出谋略，庶人被赐死，罪人终于被查获，太子的冤情得以彰明，臣只恨事情太晚，已经无法挽回。诏书表达了慈爱哀悼，迎回灵柩重新安葬，恢复太子的礼秩，确实符合众望，没想到吕氏、霍氏的变乱又在今天重演！臣看到诏书建立太孙，这确实是陛下向上顺从先代典制以安定社稷，对中安慰慈悼之情和冤魂的痛苦，对下使万国人心有所归依。追念庶人司马遹，他的行为没有法度，几乎倾覆宗庙，幸赖相国、太宰忠心至极而奋发，暗中谋划一并决断，奉行并助成圣意，从而成就神武之功。即使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汉朝扫除诸吕，也不足以相比。臣希望陛下借此大力改革整顿，把它作为永久制度。按照礼制设置太子，使他按照士人的礼仪居处，与国人同列；为他设置官属，都如同朋友，不要作为纯粹的臣下。这样既能使皇上满足天下人的最大愿望，以此崇尚孝道，又能使彼此不至于过分严肃畏惧，容易互相规劝匡正。

译从前汉武帝既听信奸臣谗言，危害太子，又采用望气之人的话，想把诏狱中的囚犯全部诛杀。邴吉因为皇孙还在其中，便关上门抗拒诏命，后来又保护皇孙，督责惩罚乳母，最终使皇孙长大成人，立为孝宣皇帝。只要立志尽忠，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遍观古人，他们即使不逃避死亡，也往往是由于当时世间教化宽厚，才成就了这种节操。邴吉虽然抗拒诏书，但事情出于忠心，所以得到宽赦而没有被责罚。自从晋朝兴起以来，使用法律过于严酷，事情无论迟速，动不动就加以诛杀。一人伏法，还可以勉强承受；如今的诛罚，动辄灭人全族。从前吕后临朝，肆意妄为而不讲道义。周昌担任赵国相国，吕后多次召赵王，周昌三次都不遣送他；吕后先征召周昌入朝，才又召赵王。这是因为汉代制度本来宽缓，才能使周昌痛快地这样做。假如放在今天，吕后一定会说周昌已经反叛，把他灭三族，那么谁还敢再舍生取义呢！这种法律应当改革，才可以长久施行。又如汉初废黜赵王张敖时，他的臣子贯高谋划刺杀高祖，高祖没有因此诛杀他，以此彰明臣子的道义。田叔、孟舒等十人被罚为奴，剃去头发、戴上刑具跟随赵王，暗中亲近侍奉他，所以才使赵王平安。假如晋朝的法律能够容许这种义行，东宫臣子能够像周昌那样，坚定保护太子，能够像邴吉那样抗拒诏命而不获罪，冒死进谏争辩，那么圣上的心意一定会改变，太子也就安全了。如果像田叔、孟舒那样侍从太子而不获罪，那么他们就能暗中亲近太子、在左右侍奉，奸邪凶恶之人便没有机会设置毒药，太子也不会夭折。臣常常责怪东宫的臣子过去没有侍从，后来听说有不少人在道路上望见太子的车驾，向他拜别，却被有关官署收捕送入洛阳狱，并上奏按科条定罪。然而臣过去没有人跟从，确实是有原因的。又因为原先设置三率，壮大了东宫的兵马，本来是为了值宿守卫、防备意外；但使者突然到来时，却没有人发出警报、严密防守、反复请求审查，这都是因为害怕被灭族。如今皇孙年幼，所经历的事情又多有变故。如果发生意外，强臣专权，奸邪之人矫诈作乱，即使有相国保护、教导东宫，拥护保全的恩德同于邴吉，也只能使太子的身体暂时安全，因此应当开放后来的防范办法，并载入法令：从今以后，凡有废立兴替的仓促变故，群臣都可以立即严密防备，必须将有关人员收录送到殿前，当面接受口头诏令，然后才作为凭信；应当允许像周昌不遣送赵王那样，听任臣子暗中亲近侍奉太子，允许像田叔、孟舒那样，不加罪责。这样才能永远巩固储君，为后世安定继承人作长远打算。未来的事情难以预知，但过去的制度可以改正。臣过去常常看到詹事裴权用心恳切悲痛，舍人秦戢多次上疏启奏劝谏；而爰倩却因之被授予九卿之位，裴权有忠心却独独没有得到奖赏。臣认为应当以爰倩为例，来荣耀裴权的魂灵。考察寻究这些表疏，像秦戢之辈以及司隶所奏的那些人，凡是敢在道路上向太子拜辞的，都应由明诏称扬，使他们明显区别于众人，用来劝勉行善，奖赏后来的人。阎缵又陈述说：如今相国虽然已经担任东宫的保傅，保护太子的安危，但至于早晚教诲、辅导出入以及对太子一举一动的辛劳照料，应该选择出身寒微、忠贞清正、年老而志气不衰的人，如城门校尉梁柳、白衣南安人朱冲一类，来担任师傅。太子的侍臣以下文武将吏，暂且不要再从显贵亲戚、豪门子弟中选取，例如吴太妃家族和贾氏、郭氏的党羽。这些人一生下来就富贵充足，没有心思修养自己，大多轻薄浮华，互相驱使放纵，全都不能对我们的少主有所补益。都可以选择寒门中品行笃厚、素有学问、经历过险易、节操义行足以称道的人，作为群臣备用；可以减轻他们的礼仪，使之与古制相同，通过彼此切磋而得到益处。从前魏文帝在东宫时，徐干、刘桢做他的朋友，文学交往之道都与志趣相投的人相同。吴太子孙登以顾谭为朋友，以诸葛恪为宾客，睡觉同床同帐，出行就让他们参与乘车，交往如同平民朋友，彼此直呼字，这就是近代明确的先例。天子的儿子不必担心不富贵，也不必担心别人不敬畏，所应担心的是骄傲自满，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不知道农事的艰难罢了。更严重的，甚至连六畜的名称都不知道，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从前周公亲自鞭打伯禽，曹参鞭打曹窋二百下，圣明的父亲、慈爱的父亲都没有因此损伤恩情。如今不忍心在小事上相互约束，反而让事情发展到过失不断、彼此责罚的地步，不也是错误吗！按照礼制，太子早晚都应当亲自察看膳食，晚上安定侍奉父母就寝，早晨省视问安，跪下询问父亲安否，这样在感情上才能尽到孝心。五天朝见一次，在敬意上已经简略，在恩情上也已经疏远，容易造成离间。所以说：“一次不朝见，彼此之间就足以容下一把刀。”五日朝见的制度，起于汉高祖；他本人是天子，父亲却是平民，政务繁多，所以缺少了对父亲的私人敬意。如今皇上临朝处理政务，太子没有政事，专门负责奉养父亲，应当改变这种旧俗。《文王世子》篇说：“王季吃一顿饭，文王也吃一顿饭；王季吃两顿饭，文王也吃两顿饭。”怎么能安逸享乐，五天才朝见一次呢！阎缵又陈述说：如今迎接太子的灵柩，孤魂独自上路；太孙年幼，不可以跋涉道路。臣认为可以派太子妃到远路迎接，让她的父亲衍随行护卫。皇太子当初被诬陷时，臣家门没有福祐，三代以来假借亲属关系而受牵连，备尝艰辛；以自家推及国家，臣当然知道太子发生了变故。因此臣过去请求担任副监国，想依照邴吉的旧例，拒绝违抗前来的使者，供养保护太子，亲自照料他的饮食、医药，希望足以挽救危难。主管此事的人认为臣的名望资历浅薄，不肯把这个职位给臣。世人见了都笑话臣，说这个职位进退都难，必然有死的忧患。臣却认为，只要能够保全储君，即使像贾氏那样被诛杀，也是心甘情愿的愿望。如今监国御史和副职都应当诛灭三族，侍卫行为无状，实在是自取其祸。臣认为他们只是小人，不值得逐一责备。所以孔子说：“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面临重大节义关头而不可使其改变。”因此圣明的君王谨慎选择这种人。从前河南尹向雄，曾经冒险犯难安葬旧日将领钟会，魏文帝赞赏他，开始提拔重用，到了先帝时，又任命他为右率。像这次的事情，如果有向雄这样的人，哪里会触发祸乱呢！这两个使者只是愚蠢胆怯，也没有参与谋划，只应诛杀本人，以保全他们的三族。像郭俶、郭斌这样的人，按刑法处置是恰当的。

译东宫也应当精心选用忠诚正直、明达端正的人，如向雄一类。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太孙年幼，选置兵卫，应当得到周昌那样的柱石之士。世俗风气浅薄，士人没有廉洁节操；贾谧这个小孩子，依仗宠爱而放纵恣肆，那些见识浅薄、根基软弱的人又彼此附和，因此世人称他们为“鲁公二十四友”。贾谧以前看到臣为太子申理的表章，说：“阎家小儿写这篇东西倒很强硬，不过看他的意思，是想同司马家的人站在一起。”这使臣内心寒冷。臣看到诏书称赞明达的满奋、乐广。侍郎贾胤与贾谧有亲属关系，却也疏远贾谧；他过去在父亲丧期结束后离开，五年闭门居家，虽然只是受到小小的屈抑，有见识的人却很看重他。潘岳、缪征等人都是贾谧父亲的党羽，随着贾氏沉浮，士人以他们为羞；听说他们还安然无恙，没有人不感到奇怪。如今诏书公开揭露贾谧的罪行，并把他们全都遣出，百姓都说处置得清正恰当，臣却认为还不够。潘岳、缪征等二十四人，应当一律罢黜，以整肃风俗教化。朝廷认为他的忠烈可嘉，提拔他为汉中太守。赵王司马伦死后，安葬完毕，阎缵驾车从他的坟墓上轧过。那时张华的侄子张景后来迁任汉中，阎缵又上表请求应当让张景返回。阎缵不拘小节，却慷慨而重视大节。死在任上，时年五十九岁。阎缵有五个儿子，都开朗而有才干。长子阎亨任辽西太守，恰逢王濬擅自任用这个人，阎亨未能到任。他依附青州刺史苟晞；苟晞刑法政令苛刻暴虐，阎亨多次恳切劝谏，被苟晞害死。史臣说：愍怀太子被废时，天下人都说他冤枉。然而人们都害怕参与政治乱局会被夷灭三族，又畏惧宠妾的凶暴残忍，于是使谋臣怀有忠心却闭口不言，义士积蓄愤懑却忍声吞气。阎续伯的官职既低于侍郎，地位也没有达到执戟之臣的等级，却轻视生命、重视义节，把死亡看作归宿；伏地上奏，等待严厉诛杀，抬着棺材奔赴鼎镬。从考察他的言语和观察他的行为来看，难道不是忠直壮烈吗！回头看晋朝的公卿，竟然没有谁能与他的徒隶同列。茂伯慎终如始，哭吊王经来保全节操；休然追念先人，申理邓艾而成就名声。所以他们的义行感动了清明的时代，仁德流传到枯骨。即使朱勃追论新息侯，栾布奏论彭王，也不能超过他们。赞曰：被义气感动而收葬张华，慎终如始而申理邓艾。他们的道义既然相同，声名也都显达。阎续伯孤独而恳切，抬着棺材陈述谋议。迫于这些荒淫受宠之人，终于没有实现良好的谋划。如今只能饮泣哭泣，再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译列传第十九 阮籍（兄长之子阮咸；阮咸之子阮瞻；阮瞻之弟阮孚；侄子阮修；同族弟阮放；阮放之弟阮裕）、嵇康、向秀、刘伶、谢鲲、胡毋辅之（儿子胡毋谦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阮籍，字嗣宗，是陈留尉氏人。父亲阮瑀，任魏国丞相属官，在世上很有名望。阮籍容貌奇伟，志气宏大旷达，傲然自得，任性而不受拘束，喜怒却不表现在脸上。有时闭门读书，连续几个月不出门；有时登山临水，整日游览而忘记回家。他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庄子》《老子》。嗜好饮酒，能放声长啸，善于弹琴。当他兴致得意时，常常忽然忘记自己的形体。时人多说他痴傻，只有族兄阮文业常常赞叹佩服他，认为自己不如他，因此众人都称奇。阮籍曾随叔父到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他相见，他一整天没有说一句话，王昶自认为无法测知他的深浅。太尉蒋济听说他有杰出才华，征召他入仕。阮籍到都亭上记说：“伏惟明公凭借包容万物的德行，居于上台的地位，英豪都仰首期待，俊贤争相跟随。您开府之日，人人都认为自己一定能任属官；征辟文书刚下，卑微的我却名列首位。从前子夏居住在西河之上，魏文侯拿着扫帚迎接他；邹衍居住在黍谷山北，燕昭王陪他乘车。那些身穿布衣、腰束韦带的士人，孤独自立，王公大人之所以屈尊礼待他们，是因为他们身上保存着道义。如今阮籍没有邹衍、卜商那样的道术，却有他们的简陋，竟然被您屈意选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相称的。我正要在东皋南面耕作，缴纳多余的黍稷作为赋税。背柴劳累而且多病，脚力也不强，补授属吏的征召，不是我所能承担的。请收回这份错误的恩典，以光大清明的选举。”当初，蒋济害怕阮籍不来，得到这封记后很高兴，派士卒去迎接他，但阮籍已经离开，蒋济大怒。于是乡亲们共同劝告他，他才去任职。后来以病为由辞职回家。又任尚书郎，不久又因病免职。曹爽辅政时，召他任参军；阮籍借口有病推辞，退居田野。一年多以后曹爽被诛杀，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宣帝任太傅时，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宣帝去世后，又任命他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阮籍为关内侯，改任散骑常侍。阮籍本来有治理天下、救济世人的志向，适逢魏、晋交替之际，天下多有变故，名士很少有能保全自身的，阮籍因此不参与世事，便以酣饮为常。文帝起初想替武帝向阮籍家求婚，阮籍醉了六十天，事情无法开口，只好停止。钟会多次拿时事询问他，想借他的可否来使他获罪，但他都以酣醉得以免祸。文帝辅政时，阮籍曾从容地对文帝说：“阮籍平生曾游历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文帝很高兴，立即任命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到郡，拆毁官府房舍的屏障，使内外能够相互望见；法令清简，十多天就回来了。文帝又征召他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关官员报告有个儿子杀了母亲，阮籍说：“啊！杀父亲还可以，至于杀母亲吗！”在座的人奇怪他失言。文帝说：“杀父亲是天下最大的恶行，你认为可以吗？”阮籍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杀父亲，不过是禽兽一类；杀母亲，则连禽兽都不如。”众人这才心悦诚服。阮籍听说步兵营厨中有人善于酿酒，那里储藏着三百斛酒，于是请求担任步兵校尉。他遗弃世俗事务，虽然离开了属官职务，却常常在府中游乐，朝廷宴会一定参加。正逢文帝接受九锡，公卿准备劝进，让阮籍撰写劝进文。阮籍沉醉而忘记写作，到了将要去府署的时候，派人去取文稿，看见阮籍正伏在案上醉睡。使者把情况报告上去，阮籍便在案上写作，让人照着抄写，一字不改。文章辞意十分清峻雄壮，被当时人看重。阮籍虽然不拘守礼教，但说话玄妙深远，从不评论人物的是非。他天性极其孝顺，母亲去世时，正好在与人下围棋；对手请求停止，阮籍坚持与他把赌局下完。随后喝了二斗酒，放声大哭，吐血数升。到将要安葬母亲时，他吃了一只蒸熟的小猪，喝了二斗酒，然后临葬诀别，直说自己穷尽了，放声大哭，于是又吐血数升，因哀伤而身体消瘦、骨骼突显，几乎伤害了性命。裴楷前去吊丧，阮籍披散头发，伸腿箕坐，醉眼直视；裴楷吊唁完便离开。有人问裴楷：“凡是吊丧，主人哭，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您为什么哭？”裴楷说：“阮籍既是世外之士，所以不崇尚礼典；我是世俗中的人，所以以礼仪规范自处。”时人赞叹两方面都做得恰当。阮籍又能作青眼、白眼；见到讲究礼俗的人，就用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丧时，阮籍作白眼，嵇喜不高兴地退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后，就带着酒、挟着琴前来拜访，阮籍非常高兴，于是以青眼相待。因此礼法之士恨他如同仇敌，而文帝却常常保护他。阮籍的嫂子曾经回娘家省亲，阮籍与她相见并送别。有人讥笑他，阮籍说：“礼教难道是专门为我制定的吗！”邻居家的年轻妇女容貌美丽，在酒垆前卖酒。阮籍曾到那里饮酒，醉后便躺在她身旁。阮籍自己并不觉得嫌疑，她的丈夫察觉后也不怀疑。军人家的女子有才华和美貌，尚未出嫁就死了。阮籍不认识她的父兄，却直接前去为她哭丧，极尽哀痛才回来。他外表坦荡，内心淳厚真挚，都类似这样。当时他常任意独自驾车，不沿着道路行驶，车轮走到无路可通之处，就放声痛哭返回。曾登上广武山，观看楚、汉交战的地方，感叹说：“当时没有英雄，竟让这些小子成就了名声！”登上武牢山，望着京城叹息，于是作《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天去世，时年五十四岁。阮籍能够撰写文章，起初并不留下思考斟酌的痕迹。他创作《咏怀诗》八十多篇，被世人看重。又著有《达庄论》，阐述无为的可贵。其余文章大多没有收录。阮籍曾在苏门山遇到孙登，与他讨论远古以来的事情以及安定精神、导引气息的方法，孙登都不回应，阮籍于是长啸而退。走到半山腰时，听到有声音像鸾凤鸣叫，回荡在山岩深谷之间，原来是孙登的长啸。阮籍于是回去写成《大人先生传》，其中大意说：“世人所说的君子，只知道修习法度，只知道克制自己遵守礼仪。手里拿着圭璧，脚下踩着墨线。行为想成为眼前人的规范，言语想成为无穷后世的法则。年轻时在乡党中获得称誉，长大后在邻国闻名；向上想谋求三公之位，向下也不失为九州牧。却唯独看不见群虱处在裤裆之中，逃到深缝里，藏在破絮中，自以为这是吉祥的住所；行动不敢离开缝隙，移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到了墨线的规范。然而烈火山丘、火流四散，烧焦城邑、毁灭都城，群虱处在裤裆中却不能逃出。君子处在天地之内，与虱子处在裤裆中有什么不同呢！”这也是阮籍胸中的情怀和本来的志趣。儿子阮浑，字长成，有父亲的风范。年轻时仰慕旷达通脱，不修饰小节。阮籍对他说：“仲容已经列入我这一类人中，你不能再这样了！”太康年间，任太子庶子。

译阮咸，字仲容。父亲阮熙，任武都太守。阮咸任性旷达而不受拘束，与叔父阮籍一起在竹林游乐，当时讲究礼法的人讥笑他们的行为。阮咸与阮籍住在道路南面，其他阮氏族人住在道路北面，北阮富裕而南阮贫穷。七月七日，北阮大张旗鼓地晒衣服，都是绚丽夺目的锦绮；阮咸却用竹竿把粗布短裤挂在庭院里。有人感到奇怪，他回答说：“还不能免俗，只不过姑且这样罢了！” 阮咸历任散骑侍郎。山涛推荐阮咸主持选官，说：“阮咸品行贞洁朴素，欲望很少，深知清浊，万物都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如果让他处在掌管官员选任的职位上，一定会在当时无人能比。”武帝认为阮咸沉溺饮酒、虚浮放纵，于是没有任用他。太原人郭奕高雅爽朗而有见识气度，当时很有名望，很少推许别人为先，却一见阮咸便十分倾倒，不觉感叹。他居母丧时放纵情感，超越礼法。阮咸一向宠爱姑母的婢女，姑母要把婢女带回夫家，起初说要留下婢女，后来却亲自带走。阮咸当时正有客人，听说后立即借客人的马去追婢女；追上后，便与婢女同骑一匹马回来，议论者都非常非难他。阮咸精通音律，善于弹琵琶。虽然身在世间却不参与人事，只与亲朋一起弦歌畅饮、尽情宴乐罢了。他与侄子阮修尤其友善，常常因志趣相投而以欢乐为乐。阮氏族人都饮酒，阮咸到来时，宗族中人共同聚集，不再用杯盏斟酒，而是用大盆盛酒，围坐相对，大口斟饮，轮流喝酒。当时有一群猪来喝他们的酒，阮咸直接把酒从猪背上舀取，便同它们一起饮用。阮氏的同宗兄弟没有不把放达当作行为准则的，阮籍却不赞许他们。荀勖常常与阮咸谈论音律，认为自己远远不如他，因此嫉恨阮咸，把他调出补任始平太守。阮咸以长寿终老。有两个儿子：阮瞻、阮孚。阮瞻，字千里。性情清静淡泊，欲望很少，内心自得。他读书不很深入探究，却默默记住其中要旨；遇到道理便能辩说，言辞虽不充足而旨意有余。他善于弹琴，人们听说他有此才能，很多人前来请求听琴；无论贵贱、长幼，他都为之弹奏。神情气度冲和安详，甚至不知道面前人的所在。内兄潘岳常常让他弹琴，从白天直到夜晚，他始终没有不满的脸色。因此有见识的人赞叹他恬淡，认为荣辱不能动摇他。他举止光明磊落。拜见司徒王戎时，王戎问：“圣人看重名分教化，老子、庄子阐明自然之道，它们的宗旨相同还是不同？”阮瞻说：“大概没有不同吧。”王戎赞叹了很久，立即命令征辟他。时人称他为“三语掾”。太尉王衍也很敬重他。阮瞻曾与众人同行，天气炎热，口渴得厉害，旅舍有一口井，众人争着奔去取水；阮瞻独自迟疑落在后面，等需要饮水的人都喝完后才上前。他就是这样谦退而不争。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时，任命阮瞻为记室参军；王承、谢鲲、邓攸也都在司马越府中。司马越写信给阮瞻等人说：“按照礼制，孩子八岁离开内居，出外跟随外傅，表明从这时起可以加以师傅教训；十岁称为幼学，表明可以逐渐接受先王的教诲。然而，学习所能进入的程度浅，亲身实践所能安定的程度深。因此，熟习闲雅的礼仪容态，不如取法于诸位的仪表风度；背诵古人的遗言，不如亲自承受诸位的声音和旨意。小儿司马毗既没有美善的资质，也没有听到道德的教化，希望诸位时时在闲暇时共同周旋教导、接近辅佐他。” 永嘉年间，阮瞻任太子舍人。阮瞻一向主张没有鬼神，世间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他，他常自认为这种道理足以辨明幽冥。忽然有一位客人通报姓名来拜访阮瞻，寒暄完毕，姑且谈论名理。客人很有才辩，阮瞻与他交谈，很久后谈到鬼神之事，反复辩论，十分困苦。客人于是理屈，却变了脸色说：“鬼神是古今圣贤共同传述的，你怎么能独自说没有呢！眼下我就是鬼。”于是变成奇异的形状，一会儿便消失了。阮瞻默然不语，神情脸色非常难看。过了一年多，他在仓垣病死，时年三十岁。阮孚，字遥集。他的母亲是胡人婢女。阮孚初生时，他的姑母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胡人遥集于上楹”一句，用“遥集”给他取字。起初被征召入太傅府，升任骑兵属。为躲避战乱渡过长江，元帝任命他为安东参军。他披散头发，饮酒作乐，不把王朝事务放在心上。当时皇帝已经采用申不害、韩非的办法来救世，而像阮孚这类人仍不能舍弃。即使如此，也没有让他担任掌管事务的职位。后来转任丞相从事中郎。他整天纵情酣饮，常常被有关官员弹劾，皇帝每次都宽容他。琅邪王司马裒任车骑将军，镇守广陵，精心选拔纲纪属官，任命阮孚为长史。皇帝对他说：“你既然统领军府，郊外营垒事务很多，应当节制饮酒。”阮孚回答说：“陛下不认为臣没有才能，把军旅重任委托给臣。臣勉强从事，不敢有其他话说；臣私下认为如今大王莅临镇守，威风显赫，皇上的恩泽远播，贼寇收敛踪迹，妖气已经澄清，日月自然明朗，臣又怎么可以让炉火不熄呢？正应该端坐拱手，长啸吟咏，以此享乐当年罢了。”升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经用金貂换酒，又被主管官员弹劾，皇帝宽赦了他。转任太子中庶子、左卫率，兼任屯骑校尉。明帝即位，阮孚升任侍中。跟随平定王敦之乱，赐爵南安县侯。转任吏部尚书，兼任东海王师，他称病不接受任命。皇帝下诏到他家中任用他，尚书令郗鉴认为这不合礼制。皇帝说：“到他家中任用他确实令人不快，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废弃人才。”皇帝病势严重时，温峤入宫接受顾命，经过阮孚处，想让他一同前往。阮孚上车后，温峤才告诉他说：“主上病势终于严重了，江东危弱，实在要依靠群贤共同治理世事。您的声望和时誉为众人所归向，如今想请您一同接受临终托付。”阮孚没有回答，坚持请求下车，温峤不答应。车将到台门时，阮孚告诉温峤自己内急，请求暂时下车，便徒步回家。起初，祖约生性喜爱钱财，阮孚生性喜爱木屐，两人都被认为有所偏好，却一直不能判定谁更高明、谁更差。有一次有人拜访祖约，看见他正在整理财物；客人来到后，他还没有来得及全部收拾，只剩下两个小竹箱，便把它们放在身后，倾身遮挡着，心里还不能平静。又有人拜访阮孚，正好看见他亲自给木屐上蜡；阮孚于是自叹说：“不知道这一生还应当穿坏多少双木屐！”神情却十分闲适舒畅。于是两人的高下胜负才分出来。咸和初年，阮孚任丹阳尹。当时太后临朝听政，政权掌握在外戚手中。阮孚对亲近的人说：“如今江东虽然已经经历了几代，但实际立国的年数还很短。君主年幼，时局艰难，国运将尽于一百零六年，而庾亮年少，德行威信还没有得到充分树立；依我看来，恐怕将要出现乱象了。”正逢广州刺史刘顗去世，阮孚便极力请求外任。王导等人认为阮孚疏放，不是担任京尹的人才，于是任命他为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镇南将军，兼任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还没有到任所便去世，时年四十九岁。不久苏峻发动叛乱，有见识的人认为阮孚能够预知事变。没有儿子，由堂孙阮广承袭后嗣。

译阮修，字宣子。喜爱《易经》《老子》，善于清谈。曾经有人讨论鬼神有无，大家都认为人死后有鬼，只有阮修认为没有，说：“如今见到鬼的人说鬼穿着人活着时的衣服；如果人死后有鬼，那么衣服也有鬼吗？”辩论的人都佩服他。后来他要砍掉社神所在的树，有人劝阻他，阮修说：“如果社神就是树，砍树社神就迁移了；如果树就是社神，砍树社神就灭亡了。” 他性情简约放任，不经营人情世故。极不喜欢见俗人，遇见了就舍弃离开。心中有所思考时，常常随意撩起衣裳，不避早晚；有时甚至不说话，只是欣然相对。他常步行，把一百钱挂在杖头，到了酒店便独自畅饮。即使当世的富贵人家也不肯顾念，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却安然自得。与兄弟们志趣相投，常常在山林丘阜之间自得其乐。王衍当时是清谈宗师，自认为《易经》的义理大略已经穷尽；然而有一个地方始终没有弄明白，反复研究也终究不能领悟，常说：“不知道我死之前，能不能遇到有人把它讲通。”王衍的族侄王敦对他说：“阮宣子可以和你谈论。”王衍说：“我也听说过他，只是不知道他所精微专长的地方究竟怎样！”等到与阮修交谈，阮修言语不多而旨意畅达，王衍于是赞叹佩服。梁国人张伟志趣不寻常，隐居从事屠宰和垂钓。阮修喜爱他的才华和美好品性，却知道他并不是真正能够隐逸的人。张伟后来任黄门郎、陈留内史，果然因世俗事务受到牵累。阮修家境贫寒，四十多岁还没有妻室，王敦等人凑钱为他置办婚事，参加的都是名士。当时仰慕阮修的人想出钱参加，却没有机会。阮修著述很少，曾作《大鹏赞》说：“苍苍大鹏，诞生于北海。凭借精灵般的鳞羽，神妙变化而生成。翅膀像云，身形如山。海水运转，击水而起，扶摇直上。翅膀收展，层层高举，背负着太清之天。志向存于天地之间，不屑于唐尧的朝廷。小小的鸴鸟仰头讥笑，尺鷃更是轻视它。超越尘世高飞远去，没有谁知道它的心情。” 王敦当时任鸿胪卿，对阮修说：“你常常没有饭吃，鸿胪丞多少有些俸禄，能不能做？”阮修说：“也可以这样罢了！”于是便任职。转任太傅行参军、太子洗马。为躲避战乱向南行进，到了西阳期思县，被贼人杀害，时年四十二岁。阮放，字思度。祖父阮略，任齐郡太守。父亲阮顗，任淮南内史。阮放年轻时与阮孚一同知名。中兴年间，任太学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当时虽然战车屡次出动，但阮放侍奉太子，常常讲说《老子》《庄子》，不谈军国大事。明帝非常亲爱他。转任黄门侍郎，升任吏部郎，负责官员铨选，颇有声誉和成绩。当时成帝年幼，庾氏掌握朝政，便推荐王放出任交州，于是任命他为监交州军事、扬威将军、交州刺史。他出行到达宁浦时，遇到陶侃的将领高宝、平梁硕从交州回来，王放设宴请高宝，埋伏士兵将他杀死。高宝的部众攻击王放，王放败逃，退守简阳城，因而得以免死。到交州不久，王放突然发渴病，觉得高宝在作祟，于是去世，朝廷非常悲痛惋惜他，时年四十四岁。追赠廷尉。王放一向很有声名，但性情清廉俭约，不经营产业，任吏部郎时也免不了饥寒。王导、庾亮认为他是名士，常常供给他衣食。他的儿子王晞之，任南顿太守。王裕，字思旷。他的才识通达比不上王放，但以德行和事业著名。刚满二十岁时，被征召为太宰掾。大将军王敦任命他为主簿，很受王敦的知遇。王裕认为王敦有不臣之心，于是整天痛饮，使自己因酒而荒废职务。王敦认为王裕不是当世真正的人才，只是徒有虚名罢了，便将他调出任溧阳县令；后来又因公事被免官。王裕因此得以避开王敦的祸难，评论者都因此更加推重他。咸和初年，王裕被任命为尚书郎。当时经历变故之后，公私事务都松弛废弛，王裕于是离职回家，居住在会稽剡县。司徒王导引荐他为从事中郎，他坚决推辞没有就任。朝廷将要征召他，王裕知道无法推辞，于是请求任王舒的抚军长史。王舒去世后，朝廷任命他为吏部郎，他没有就任。朝廷就在他家中授予他临海太守之职，但他不久便离职。司空郗鉴请他担任长史，诏令征召他为秘书监，他都以疾病为由推辞。后来又任命他为东阳太守。不久征召他为侍中，他没有就任。他回到剡山，存有远离尘世、隐遁自守的志向。有人把这件事问王羲之，王羲之说：“这位先生近来连受宠或受辱都不惊动，即使是古代沉默隐遁的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当时人说，王裕的骨气比不上逸少王羲之，简约秀美比不上真长刘惔，温润和美比不上仲祖王濛，思虑情致比不上殷浩，但兼有这些人的优点。成帝去世，王裕前往山陵参加葬礼，事情办完便回去了。众人一起追赶他，王裕也料定当时名流一定会追赶自己，便快速离开；到方山时，众人已经追不上他了。刘惔叹息说：“我到了东边，正应当停泊在安石谢安的洲渚下面，再也不敢靠近思旷身边了。” 王裕虽然学问不广，但辩论诘难十分精妙。他曾问谢万：“我没有看过《四本论》，请你试着给我讲讲。”谢万叙述完毕，王裕认为傅嘏的观点更高，于是组织文辞数百字，精微的义理深入细致，听到的人无不赞叹玩味。王裕曾认为人不必广泛求学，最应当把礼让放在首位，所以整天安静沉默，不修习综理事务，但众人自然都宗仰他。他在剡县时曾有一辆好车，别人来借，从不拒绝。有人要安葬母亲，想借车却不敢开口。后来王裕听说此事，便叹息说：“我有车却使人不敢来借，要车又有什么用！”于是命人把车烧掉。王裕在东山居住了很久，朝廷又征召他为散骑常侍，兼任国子祭酒。不久又任命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兼任琅邪王师。朝廷多年敦促逼迫，他始终没有就任。御史中丞周闵上奏说王裕和谢安多年违抗诏令，都应获罪，终身禁锢，诏书却赦免了他们。有人问王裕：“您屡次推辞征召，却又治理两个郡，这是为什么呢？”王裕说：“我虽然多次推辞君王的命令，却不敢借此自命清高。我年轻时就没有做官的兴趣，而且不擅长应付人世；既然不能亲自耕种养活自己，就必然有所凭借，所以屈身治理两个郡。难道是为了施展才能吗？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罢了。”六十二岁时去世。有三个儿子：王佣、王宁、王普。王佣早年去世。王宁任鄱阳太守。王普任骠骑谘议参军。王佣的儿子王歆之任中领军。王宁的儿子王腆任秘书监。王腆的弟弟王万龄，以及王歆之的儿子王弥之，在元熙年间都位列显要官职。

译嵇康，字叔夜，是谯国铚县人。他的祖先本姓奚，是会稽上虞人，因为躲避仇怨而迁居这里。铚县有嵇山，他们家住在山旁，于是便以嵇为姓。哥哥嵇喜，有当世才干，历任太仆、宗正。嵇康早年丧父，具有奇异才华，远远超过常人，卓然不群。他身高七尺八寸，言辞气度优美，有风采仪态；但把身体看作自然之物，不刻意修饰，人们认为他有龙的文采、凤的姿态，都是天生的资质。他性情恬淡安静，欲望很少，能容忍污垢、隐藏别人的过失，宽厚简朴而器量宏大。他求学不曾拜师受业，广泛阅读，没有什么不能通晓，尤其喜爱《老子》《庄子》。他同魏国宗室联姻，被授为中散大夫。常常修养性情、服食养生，弹琴吟诗，内心自得。他认为神仙的资质是自然禀赋，不是积累学问能够得到的；至于导引调养若能掌握规律，那么安期生、彭祖一类的人还是可以达到的，于是撰写《养生论》。他又认为君子没有私心，文章中说：“所谓君子，就是心中不置身于是非之中，而行为又不违背道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气息宁静、精神虚明的人，心中不存有自我矜夸尊尚；身体明达、心胸通达的人，感情不被欲望所牵系。心中不存矜夸尊尚，所以能够超越名教而任性自然；感情不被欲望所牵系，所以能够审察贵贱并通晓世情。通晓并顺应世情，所以大道没有违背；超越名教而任心而行，所以心中不置身于是非。因此，说到君子，就以不执着于是非为根本，以通晓世情为美德；说到小人，就以隐藏真情为过错，以违背道为缺失。为什么呢？隐藏真情、矜持吝惜，是小人最大的恶行；虚心而不执着于是非，是君子的笃实行持。所以大道说：‘等到我没有自身，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不把活着看得尊贵的人，比把养生看得尊贵的人更贤明。由此说来，至人的用心，本来就不存有执着。因此说：‘君子行道，忘记自身。’这话是对的。君子的贤德行为，并不是先考察是否合乎一定尺度然后才行动；任心而行没有邪曲，并不是先讨论是否为善然后才端正；真情显露而不执着，也不是先判断是否正确然后才去做。因此，傲然忘却自己是否贤明，却能使贤德与尺度相合；忽然任心而行，却能使内心与善相遇；坦然而不执着，却能使事情与正确同时具备。”大意就是如此。他的胸怀寄托很高，难以期待遇到真正契合的人，常常思念郢中匠石。与他精神交往的只有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同属这一流派的有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阮籍的侄子阮咸、琅邪王戎，于是结伴游于竹林，世人所说的“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王戎自己说，他和嵇康住在山阳二十年，从没有见过嵇康显露喜悦或恼怒的神色。嵇康曾采药游览山林泽地，遇到兴致高时，忽然忘了返回。当时有砍柴割草的人遇见他，都认为他是神仙。到了汲郡山中，他见到孙登，便跟随孙登交游。孙登沉默自守，从不言谈。嵇康临走时，孙登说：“你的性情刚烈而才华俊秀，恐怕难以免祸吧！”嵇康又遇到王烈，和他一同入山。王烈曾得到像糖浆一样的石髓，自己服下一半，把另一半给嵇康，两人的那一半都凝结成了石头。又在石室中看见一卷白绢书，王烈急忙呼唤嵇康来取，但书随即又不见了。王烈于是叹息说：“叔夜的志趣非同寻常，却总是遇不到机缘，这是命运啊！”像这样受到神异心灵感应的幽奇逸事，他常常遇到。山涛将要离开吏部选官职务时，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于是写信给山涛，与他断交，说：听说您想让我的才能代替您，虽然这件事没有办成，但可见您本来就不了解我。我担心您会因为厨师独自切割食物而感到惭愧，便援引尸祝来帮助自己，所以替您陈述其中的可与不可。老子、庄周是我的老师，却亲自担任卑贱的官职；柳下惠、东方朔是通达之人，也安于低微的职位。我难道敢轻视他们吗！况且仲尼兼爱众人，并不以执鞭赶车为羞；子文没有追求卿相的欲望，却三次担任令尹，这正是君子希望救济世物的心意。所谓通达，是显达时能够兼济天下而不改变志向，困穷时则自得其乐而不忧闷。由此看来，尧、舜身处世间，许由栖身岩穴，子房辅佐汉朝，接舆行歌避世，他们的原则是相同的。仰望这几位君子，可以说都是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人。所以君子的各种德行，虽然道路不同，结果却相同；顺着本性行动，各自依附于自己安适的处所。因此有‘身处朝廷却如同未出仕，进入山林却不再返回’的说法。况且延陵季子推崇子臧的风操，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的节操；精神意气所寄托之处，也是不可以强行改变的。我每次读《尚子平传》《台孝威传》，都感慨地仰慕他们，想象他们的为人。加上我年少时丧父，母亲和兄长娇纵我，使我不接触经学；后来又读《老子》《庄子》，更加助长了我的放任，因此追求荣华进身的心志日渐衰退，任性闲逸的情怀越来越坚定。阮嗣宗从不开口议论别人的过错，我常常以他为老师，却还不能达到他的境界。他的本性超过常人，与外物没有冲突，只是饮酒太过罢了，以至于被守礼法的人纠察，他们恨他如同仇敌，幸亏依靠大将军山涛的保护。我自认为资质不如阮嗣宗，却有懈怠放纵的缺点；又不了解世情，不明白权变机宜；没有万石君那样的谨慎，却有把话说尽的毛病；长期同事务接触，过失和嫌隙日益增多，即使想不遭祸患，怎么可能呢！又听道士留下的话，说服食术草和黄精可以使人长寿，我心里很相信。游览山林泽地，观赏鱼鸟，我心里非常快乐。一旦做了官，这些事情就会被废弃，怎么能舍弃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而去追随自己所畏惧的东西呢！人与人相知，贵在认识对方的天性，并顺着他的天性帮助他。禹没有逼迫伯成子高，保全了他的长处；仲尼不向子夏借车盖，保护了他的短处。近来诸葛孔明不强迫徐庶入蜀，华子鱼不强迫管宁去做卿相，这都可以说是能够相始终、真正相知的人。我自己占卜判断已经很清楚了，如果道路走尽、途径穷尽，那也就罢了；您不要无缘无故使我转死于沟壑之中。我最近失去了母亲和兄长的欢爱，心中常常凄凉悲切。女儿十三岁，儿子八岁，还没有成年，何况又多病；想到这些，心中悲伤难过，哪里说得尽呢？如今我只想守在简陋的巷子里，教养子孙，时时同亲友叙说久别之情，谈谈平生经历，喝一杯浊酒，弹一曲琴，心愿就满足了，难道还可以去见宦官而自称忠贞吗！如果您一定要让我共同登上仕途，期望我和您互相成就、时时为您增添欢乐，一旦逼迫我，我必定会发狂得病。若不是有深仇大恨，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这封信既是为了向您解释，也用它作为告别。这封信发出后，山涛知道嵇康是不可羁绊屈服的。嵇康天性极其巧妙而喜爱打铁。住宅中有一棵柳树十分茂盛，他便引水环绕柳树，每到夏天就在树下打铁。东平人吕安佩服嵇康的高尚情趣，每当思念他，总要驱车千里前往，嵇康也同他交好并善待他。后来吕安被哥哥诬告，因这件事被捕入狱；供词中相互牵连指证，于是又把嵇康逮捕。嵇康一向谨慎于言行，突然身陷囚禁，便作《幽愤诗》，诗中说：

译唉，我福分浅薄，年少时就遭逢不幸；孤苦无依，尚未懂事，便身处襁褓之中。母亲和兄长抚养我，只有慈爱而没有威严；仗恃宠爱而任意放纵，既不训导，也不教诲。到了成年束发戴冠之时，我凭借宠爱而任性放纵；内心仰慕古人，任凭自己所崇尚的道路。寄托于喜爱《庄子》《老子》，轻视外物而珍重自身；志向在于守持质朴、涵养纯素、保全真性。我自认为不聪敏，喜好善行却蒙蔽于他人；子玉失败的教训，反复增加我内心的尘垢。伟大的人胸怀宽广，能够包容污垢、心怀羞耻。人的许多乖僻，本来就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只有我心胸狭窄，显露分辨善恶是非的态度；一旦醒悟而想到自己的过失，悲痛就像伤口被触碰一样。想要减少过错，诽谤议论却沸腾起来；我的本性并不伤害别人，却屡次招致怨恨憎恶。过去惭愧不如柳下惠，如今又愧对孙登；内心辜负了旧日的志愿，对外又愧对善良的朋友。仰慕严光、郑朴，乐于以道为乐、闲居自守，不同世俗经营求取，精神气色安闲自如。唉，我品行不善，遭受牵累而多有忧患。这些祸患不是上天降下的，实在是由于我顽固疏懒；道理败坏，祸患聚结，终于导致身陷囹圄。面对粗鄙的审讯，被拘系在这幽暗阻隔之地；实在以诉说冤屈为耻，只是时运不等我。即使说自己义理正直，精神也受到羞辱，志气也遭到沮丧；到沧浪水中洗身，又怎么能够补救呢？雍容鸣叫的大雁，奋张翅膀向北飞去，顺应时令而行动，得意时便忘却忧愁。可叹我的愤懑叹息，竟没有谁能理解。事情同愿望相违背，遭遇这场长期滞留；穷困或显达都有命运，又还求什么呢？古人有话说：善行不可接近声名。顺应时势，恭敬沉默，灾祸悔恨就不会发生。万石君谨慎周密，安抚亲人而保全荣誉。世间事务纷乱繁杂，只会扰乱我的心情；安乐时一定要警戒，这样才能始终守持正道而获利。光彩灿烂的灵芝，一年开花三次；我独自为什么有志向却不能实现？以遭难为戒而思考重新振作，内心深深自责；希望勉励将来，不求留下芳名，也不求留下恶名。到山中采薇，披散头发居于岩穴，长声呼啸，放声吟咏，以调养精神、保养寿命。起初，嵇康家境贫寒，曾同向秀在大树下打铁，以此供给自己的生活。颍川人钟会是贵公子，精通练达而有才辩，因此前去拜访嵇康。嵇康不向他行礼，打铁也不停下。过了很久钟会才离去，嵇康说：“你听到了什么才来？看到了什么才走？”钟会说：“听到了我所听到的才来，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才走。”钟会因此怨恨嵇康。到了这时，钟会对文帝说：“嵇康是卧龙，不可能被起用。您不必忧虑天下，只需把嵇康当作忧虑罢了。”于是又诬陷说：“嵇康想帮助毌丘俭，只是依赖山涛没有听从。过去齐国诛杀华士，鲁国诛杀少正卯，确实是因为他们危害时政、扰乱教化，所以圣贤除掉了他们。嵇康、吕安等人的言论放荡不羁，诋毁经典诏令，是帝王不应容忍的。应当趁着这个机会除掉他们，以淳厚风俗。”文帝既然亲近听信钟会，最终便把他们一并杀害。嵇康将在东市受刑时，三千名太学生请求拜他为老师，文帝不准。嵇康回头看着日影，索取琴来弹奏，说：“从前袁孝尼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总是吝惜不肯传授；如今《广陵散》就要失传了！”当时他四十岁。天下士人没有不为他悲痛的。文帝不久醒悟此事，感到悔恨。当初嵇康曾游览洛阳西边，晚上住在华阳亭，取琴弹奏。半夜时分，忽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同嵇康共同谈论音律，言辞情致清雅而辩说明畅。客人于是要琴弹奏，弹的是《广陵散》，声调美妙无比，便把曲子传给嵇康，又发誓不传给别人，也不说自己的姓名。嵇康善于谈论玄理，又能撰写文章；他的高尚情怀和深远志趣，自然而然地显得玄妙深远。他撰写上古以来高士的传记和赞语，希望同这些人物在千年之后结为朋友。又作《太师箴》，也足以说明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还作《声无哀乐论》，很有条理。他的儿子嵇绍，另有传记。向秀，字子期，是河内怀县人。他清明颖悟，具有远见，年轻时就受到山涛赏识，平素喜爱老庄之学。庄周撰写内篇、外篇几十篇，历代才士虽有人阅读，却没有谁能够论述其中的宗旨和条理。向秀于是为它作隐约精深的注解，阐发其中奇妙的旨趣，振兴玄学之风；读到它的人都超然有所领悟，一时之间无不感到满足。惠帝在位时，郭象又加以阐述并扩充，儒家、墨家的学说因此受到鄙弃，道家的言论于是兴盛起来。起初，向秀想为《庄子》作注，嵇康说：“这部书哪里还需要注解？这样做只会妨碍人们获得作乐的乐趣罢了。”注成后，向秀拿给嵇康看，说：“是不是比原来好得多？”向秀又同嵇康讨论养生，反复辩难，大概是想引发嵇康的高远志趣。嵇康善于打铁，向秀给他作助手，两人相对而乐，旁若无人。又同吕安在山阳灌溉园圃。嵇康被杀以后，向秀应本郡征召进入洛阳。文帝问他：“听说你有隐居箕山的志向，为什么却到了这里？”向秀说：“我认为巢父、许由只是清高耿介的人，并没有通达尧的心意，哪里值得过分仰慕呢？”文帝非常高兴。向秀从此任职，作《思旧赋》，说：我同嵇康、吕安居住相近，常有交往；他们都有不受拘束的才华，嵇康志意高远而疏放，吕安心胸旷达而任性放纵，后来都因事情获罪。嵇康博通各种技艺，尤其精通音乐；临将受刑时，他回头看日影，索琴弹奏。我将向西远行，经过他的旧居。此时太阳将落到虞渊，寒冰使人感到凄清。邻居有人吹笛，声音清越嘹亮。我追想过去游宴的欢乐，听到笛声感触而叹息，所以作赋说：将要奉命前往遥远的京城啊，于是转身返回向北而行。渡过黄河乘舟啊，经过山阳的旧居。眺望空旷田野一片萧条啊，在城角停下我的车。踏访两位友人留下的遗迹啊，走过偏僻小巷中空置的房屋。感叹《黍离》所哀悼的周室衰亡啊，悲叹《麦秀》所感伤的殷墟。只是追念往昔而怀想今日啊，心中徘徊犹豫。房屋栋宇还在却没有毁坏啊，人的形体和精神已经消逝，又到哪里去了呢？从前李斯受罪时啊，因想黄犬而长声吟叹。哀悼嵇康永远辞世啊，回头看着日影弹琴。把命运和际遇寄托于领会之中啊，把余生寄托在短暂的光阴里。听到慷慨的笛声啊，美妙的声音停止后又想再次寻觅。停住车驾，想要即将远行啊，于是提笔写下这些来抒发心情。后来任散骑侍郎，转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廷任职时不处理政务，只是勉强容身而已。任职期间去世。有两个儿子：向纯、向悌。

译刘伶，字伯伦，是沛国人。他身高六尺，容貌非常丑陋。他放纵情怀、任性而行，常常把缩小天地、等同万物作为自己的心志。他淡泊沉默，少言寡语，不随意同人交往；后来遇到阮籍、嵇康，彼此心神相通，欣然携手进入竹林。起初，他从不把家产有无放在心上。常常乘坐鹿车，带着一壶酒，让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对那人说：“我死了就把我埋掉。”他对待遗留形骸就是如此。他曾经渴得厉害，向妻子要酒。妻子倒掉酒、砸毁酒器，流着泪劝他说：“您饮酒太过，这不是保养生命的道理，确实应该戒掉。”刘伶说：“好！我不能自己控制，只有向鬼神祝告发誓罢了。你可以准备酒肉。”妻子听从了他。刘伶跪下祝告说：“上天生下刘伶，就是以酒为名。一饮一斛，喝五斗就能解除酒醉。妇人孩子的话，千万不可听。”说完仍然拿酒吃肉，傲然又醉倒了。他曾经喝醉后同俗人发生冲突，那人挽起袖子、挥拳走来。刘伶慢慢说：“鸡肋一样的身躯，不值得让您尊贵的拳头受累。”那人笑了笑，便停手了。刘伶虽然沉醉昏乱、放纵不羁，但随机应变并不差。他从未把心思放在文章上，只写过一篇《酒德颂》。文章说：有一位大人先生，把天地看作一天，把一万年看作片刻，把日月看作门窗，把八方荒远之地看作庭院和道路。他行走不留下车辙，居住不需要房舍；以天为帐幕，以地为席，任意志所到之处。停下时就拿着酒杯，行动时就提着酒器，只以饮酒为要务，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有贵族公子和士绅处士听到我的声名，议论我的作为，于是振衣挽袖，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议论蜂拥而起。先生这时正捧着酒瓮、承接酒槽，口含酒杯漱饮酒浆，奋张胡须，伸腿箕坐；以酒曲为枕、以酒糟为席，无思无虑，快乐陶然。昏昏然醉倒，恍惚间醒来。安静地听，听不见雷霆的声音；仔细地看，看不见泰山的形状。不觉得寒暑侵逼肌肤，也不受利欲触动感情。低头看万物，纷纷扰扰，就像江海中漂浮的浮萍。那两个豪士侍立在旁边，就像蜾蠃和螟蛉一样。他曾任建威参军。泰始初年参加策问，极力阐述无为而治的教化。当时同辈都因成绩优等而得到调任，唯独刘伶因为被认为没有用处而罢职。最终享尽天年而死。谢鲲，字幼舆，是陈国阳夏人。祖父谢缵，任典农中郎将。父亲谢衡，以儒学素养显名，官至国子祭酒。谢鲲年轻时就有声名，通达简率而有高明见识，不修饰威仪，喜爱《老子》《易经》，能歌唱，善弹琴，王衍、嵇绍都认为他奇异不凡。永兴年间，长沙王司马乂入朝辅政。当时有人嫉恨谢鲲，说他将要出逃。司马乂想鞭打他，谢鲲解开衣服接受惩罚，脸上没有一点不满的神色。司马乂放了他以后，他也没有喜色。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为掾；他任性旷达、不受拘束，不久却因家僮拿取官府文书而获罪，被除名。当时名士王玄、阮修等人，都因谢鲲刚进入宰相府便受到黜免和羞辱而为他叹息痛恨。谢鲲听说后，正清唱鼓琴，毫不在意，众人无不佩服他的高远旷达和安于荣辱。邻居高家的女儿容貌美丽，谢鲲曾调戏她，女子投梭子打断了他的两颗牙齿。当时人编歌谣说：“任性旷达没有止境，幼舆竟然折了牙齿。”谢鲲听到后，傲然长啸说：“这仍然不能让我停止长啸高歌。”司马越不久又征召他，改任参军事。谢鲲因为当时变故很多，便称病离职，到豫章避难。他曾经路过一座空亭，在夜里住宿；这座亭子过去常有人被杀。天快亮时，有个穿黄衣服的人呼喊谢鲲的字，让他开门。谢鲲神色安定，毫无惧意，便从窗中伸手去牵那人，结果扯断了它的肩胛；仔细一看，原来是鹿，很快便循着血迹捉到了它。从此以后，这座亭子再也没有妖怪出现。左将军王敦引荐谢鲲任长史，因讨伐杜弢有功，封为咸亭侯。谢鲲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升任王敦的大将军长史。当时王澄在王敦的座席上，看见谢鲲谈话毫不疲倦，只是感叹说谢长史可以交谈，始终不看王敦；他就是这样受到人们仰慕。谢鲲不追逐功名，没有刻意磨炼品行，处身于可与不可之间；虽然自处仿佛污秽，却行动时不损害高尚品格。王敦有不臣的迹象，已经显露于朝廷内外。谢鲲知道不可能用道义匡正辅弼王敦，于是逍遥游处、寄托身世，不屑于政事，只从容地讽谏议论，终年如此。常常同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人纵情饮酒；王敦因为他们名声很高，一向以宾客之礼厚待他们。他曾出使到京城，明帝在东宫接见他，非常亲近看重。明帝问：“评论者把您比作庾亮，您自己认为怎么样？”谢鲲回答：“在朝廷端正衣冠，使百官以他为准则，我不如庾亮。至于寄情山水丘壑，我自认为超过他。”温峤曾对谢鲲的儿子谢尚说：“令尊难道只是见识深广久远而已吗？至于精神鉴识深沉，即使诸葛瑾用来比喻孙权，也不过如此。” 王敦将要叛逆时，对谢鲲说：“刘隗奸邪，将要危害国家。我想除掉君主身边的奸恶，匡助君主、救济时局，您看怎么样？”谢鲲回答：“刘隗确实是祸乱的开端，但他不过是城墙上的狐狸、社坛旁的老鼠，不能轻易除掉。”王敦怒道：“您是庸才，哪里懂得大道理！”于是调谢鲲出任豫章太守，却又把他留下不派遣，借助他的才名声望，逼他一同东下。王敦到石头城时叹息说：“我再也不能做成有盛大德行的事情了。”谢鲲说：“为什么这样说？只要从今以后一天比一天忘掉、一天比一天离开这些念头就行了。”起初王敦对谢鲲说：“我应当任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到了京城，又问：“近来人情怎样？”谢鲲回答：“明公的举动，虽然希望极力保存国家，但一般人的议论实在还没有理解您的高义。周顗、戴若思是南北士人的众望，明公推举并任用他们，众人的心情就安定了。”这一天，王敦派兵逮捕周顗、戴若思，谢鲲并不知道。王敦怒道：“您太粗疏了！这两个人不相合，我已经把他们逮捕了。”谢鲲向来同周顗亲近敬重，听说后惊愕不已，仿佛自身遭遇丧失。参军王骄因为王敦诛杀周顗，极力直谏，王敦大怒，下令斩杀温峤；当时士人都害怕，没有人敢说话。谢鲲说：“明公要办大事，却不应杀害一个人。温峤只是因为进献忠言、指出过失而触犯旨意，便要把他用来衅鼓，不也是太过分了吗！”王敦于是停止了这件事。

译王敦已经杀害忠臣贤士，却称病不上朝，将要回武昌。谢鲲劝王敦说：“您极力保存国家，建立了不世之功，但天下人的心意确实还没有完全理解您。如果能入朝拜见天子，使君臣双方释然，万众之心于是就会信服。依凭众望以顺应群情，彻底谦退以奉事君主，这样功勋就可比肩齐桓公一匡天下，名声可以流传千年了。”王敦说：“您能保证不会发生变故吗？”谢鲲回答：“我近日入朝觐见，主上空着座席等待，盼望见到您；宫廷内外肃穆安宁，一定不会有忧患。您如果入朝，我请求随从。”王敦勃然大怒说：“即使再杀掉你们几百人，对时局又有什么损害！”最终没有入朝便离开了。当时朝廷中有声望的人都遭到祸害，大家都替王敦担忧。谢鲲推究事理、安于常道，时时进献正直的言论。王敦既不能采纳，内心也不高兴。军队回去后，王敦让谢鲲回到郡中任职；谢鲲治理政事清明严肃，百姓爱戴他。不久在任上去世，时年四十三岁。王敦死后，追赠太常，谥号康。儿子谢尚承袭爵位，另有传记。胡毋辅之，字彦国，是泰山奉高人。高祖胡毋班，任汉朝执金吾。父亲胡毋原，熟悉操练兵马，山涛称赞他的才能足以担任边地职务，举荐他为太尉长史，最终任河南令。胡毋辅之年轻时便享有很高声名，有识人的鉴别力。他生性爱酒，任性放纵，不拘小节。同王澄、王敦、庾敳一起受到太尉王衍亲近，号称“四友”。王澄曾写信给别人说：“彦国说出妙语，就像锯木时木屑纷纷飘落，连续不断，确实是后辈的领袖。” 朝廷征召他任别驾、太尉掾，他都没有就任。因为家贫，他请求试任繁昌县令，开始节制饮酒、严格要求自己，很有能干的声名。升任尚书郎。参与讨伐齐王司马冏，赐爵阴平男。多次转任司徒左长史。后来又请求出任外官，任建武将军、乐安太守。他同郡人光逸日夜畅饮，不理会郡中政务。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太弟，召他任中庶子，于是他同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一起成为放达之士。他曾到河南尹府中饮酒，河南尹府的骑卒王子博箕踞坐在旁边，胡毋辅之呵斥他去取火。王子博说：“我是士卒，只要不耽误我的事务就行，怎么还要替别人做事！”胡毋辅之于是走过去同他交谈，叹息说：“我还不如他！”便把他推荐给河南尹乐广。乐广召见王子博，非常喜欢他，提拔他为功曹。胡毋辅之就是这样甄别、提拔人才的。东海王司马越听说胡毋辅之的名声，引荐他任从事中郎，又补任振威将军、陈留太守。王弥经过他的郡境，胡毋辅之不能讨伐，因此获罪免官。不久任宁远将军、扬州刺史，却没有到任；司马越又任命他为右司马、本州大中正。司马越去世后，他避乱渡过长江，元帝任命他为安东将军谘议祭酒，升任扬武将军、湘州刺史、假节。到湘州不久便去世，时年四十九岁。有一子胡毋谦之。胡毋谦之，字子光。才学比不上父亲，但傲慢放纵超过父亲。喝得酩酊大醉时，常常直呼父亲的字，胡毋辅之也不介意，谈论的人认为他狂放。胡毋辅之正喝得尽兴，胡毋谦之规劝他，并用严厉的声音说：“彦国年纪大了，不能这样做！难道要让我屁股背靠东墙吗？”胡毋辅之欢笑起来，叫他进来同饮。他平时的行为就是如此。不到三十岁便去世。毕卓，字茂世，是新蔡鲖阳人。父亲毕谌，任中书郎。毕卓年轻时就向往放达，受到胡毋辅之赏识。太兴末年，任吏部郎，常常因饮酒而荒废职务。邻舍的郎官家酿酒成熟，毕卓于是趁醉在夜里来到酒瓮旁偷喝，被掌管酒的人捆了起来；第二天早晨一看，原来是毕吏部，连忙解开他的捆绑。毕卓于是把主人请到酒瓮旁设宴，喝醉后才离去。毕卓曾对人说：“如果能得到一条装满几百斛酒的船，船头船尾都摆上四季的美味，右手拿酒杯，左手拿蟹螯，漂浮在酒船中，这一生就满足了。”渡江以后，任温峤的平南长史，死于任上。王尼，字孝孙，是城阳人，也有人说他是河内人。他本是军人家的儿子，寄居洛阳，卓异不凡而不受拘束。起初任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同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轮流向河南功曹甄述和洛阳令曹摅请求解除他的军籍。曹摅等人因为诏旨所规定的限制，不敢答应。胡毋辅之等人带着羊和酒来到护军府门前，门吏写下姓名呈报护军。护军叹息说：“各位名士带着羊酒来，一定有原因。”王尼当时负责给府中养马，胡毋辅之等人进去后，便坐在马厩下面，同王尼烤羊喝酒，喝醉吃饱后离去，始终没有见护军。护军大惊，立即给王尼长期假期，趁机免除他的军籍。东嬴公司马腾征召他为车骑府舍人，他没有就任。当时尚书何绥奢侈过度，王尼对人说：“何绥身处乱世，却如此夸耀豪奢，他活不长了。”有人说：“伯蔚何绥听到这话，一定会设法害你。”王尼说：“伯蔚只要听到我的话，就已经死了。”不久，何绥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杀死。王尼刚进入洛阳时，去见司马越却不下拜。司马越问原因，王尼说：“您没有宰相的才能，所以我不拜。”于是历数司马越的过失，言辞十分尖锐。王尼又说：“您亏欠我的财物。”司马越大惊说：“难道有这种事吗？”王尼说：“从前楚人丢了布，就说令尹偷了它。如今我的房屋财产全被您的军人抢掠，我现在又饥又冷，这也是明公亏欠我的。”司马越大笑，立即赏赐他绢五十匹。各位贵人听说后，争相前往馈赠他。洛阳陷落后，王尼到江夏避乱。当时王登任荆州刺史，对他十分优厚。王尼早年丧妻，只有一个儿子。他们没有房屋，只养了一辆露车和一头牛；每次出行，就让儿子驾车，晚上父子一同睡在车上。他常叹息说：“沧海横流，处处都不安定啊。”不久王登去世，荆州发生饥荒，王尼得不到食物，便杀牛拆车，煮牛肉吃。牛肉吃完后，父子二人都饿死了。羊曼，字祖延，是太傅羊祜的兄长之孙。父亲羊暨，任阳平太守。羊曼年轻时就有声名，本州以礼征召他，太傅也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避难渡江后，元帝任命他为镇东参军，转任丞相主簿，把机密事务交给他。历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因公事被免官。羊曼任性旷达而放纵，喜爱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他志趣相投、交情友善，都是中兴时期的名士。当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羊曼为濌伯，共八人，号称“兖州八伯”，大概是仿照古代的“八俊”。

译王敦既同朝廷关系破裂，拘留并记录朝廷官员，羊曼任右长史。羊曼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整天酣饮，只作讽谏议论而已。王敦因为他有士人声望，厚礼相待，不把事务交给他，所以羊曼得以不卷入王敦的祸难。王敦败亡后，羊曼代替阮孚任丹阳尹。当时朝廷官员渡江后刚开始任官，常常互相夸耀、准备丰盛宴席。羊曼就任丹阳尹后，早来的客人可以得到精美饭菜；到了晚上，食物渐渐用尽，便不再有精美菜肴；他随着客人来得早晚而安排，并不询问贵贱。有个叫羊固的任临海太守，整天准备的饭菜都很丰美，即使晚到的人也能得到盛宴。评论者认为，羊固的丰盛厚实反而不如羊曼的真率自然。苏峻发动叛乱后，羊曼加任前将军，率领文武官员守卫云龙门。官军作战不振，有人劝羊曼避开苏峻。羊曼说：“朝廷已经破败，我到哪里去求生呢？”于是约束部众不动，被苏峻杀害，时年五十五岁。苏峻之乱平定后，追赠太常。儿子羊贲承袭爵位，年轻时就有声名，娶明帝的女儿南郡悼公主为妻，被任命为秘书郎，早年去世。羊曼还有弟弟羊聃。羊聃，字彭祖。年轻时不学习经学，当时舆论都鄙视他的平庸。此前兖州有“八伯”的称号，后来又有“四伯”。大鸿胪、陈留人江泉因为能吃，被称为谷伯；豫章太守史畴因为非常肥胖，被称为笨伯；散骑郎、高平人张嶷因为狡猾荒诞，被称为猾伯；羊聃因为凶暴乖戾，被称为琐伯，大概是仿照古代的四凶。羊聃起初被征召为元帝丞相府属官，多次升迁为庐陵太守。他刚强残暴，倚仗自己是皇亲，放纵恣肆尤其严重；对细小的怨隙动辄施加刑罚杀戮。他怀疑郡中人简良等是盗贼，杀了二百多人，连婴儿也一同诛杀；被剃发上锁的又有一百多人。庾亮逮捕了他，押送到京城。有关官员上奏说羊聃罪当处死，但景献皇后是他的祖姑，依照“八议”制度可以议罪。成帝下诏说：“这种事情古今没有，哪里有什么八议！我还不忍心让他在街市公开受刑，就赐他在狱中自尽。”羊聃哥哥的儿子羊贲娶了公主，亲自上表请求解除婚姻。诏书说：“罪责不牵连家人，这是古今的法典。羊聃即使依法处死，同羊贲有什么关系！特别不准他们离婚。”琅邪太妃山氏是羊聃的外甥女，入殿叩头请求赦免他的性命。王导又上奏说：“羊聃的罪过不容宽恕，应当依法重惩。但山太妃因忧伤悲痛而成病，陛下无边无际的恩德，应当施加保全性命的宽赦。”于是诏书下达说：“太妃只有这一个舅舅，她一开口便悲伤哽咽，以至于吐血，感情和忧虑都十分深重。我过去遭逢父母之丧，曾受到太妃抚养之恩，她如同我的亲生母亲。如果不能承受这难以忍受的痛苦，以致病倒衰败，我还有什么脸面安身呢？如今姑且赦免羊聃的性命，以安慰太妃思念舅舅的心情。” 于是羊聃被除去名籍。不久他患病，常常看见简良等人的鬼魂作祟，十多天后便死了。光逸，字孟祖，是乐安人。他起初任博昌县小吏，县令让光逸送客；他冒着严寒，全身冻湿，回来时正好遇到县令不在，便脱下衣服烘烤，钻进县令的被子里睡觉。县令回来后大怒，将要施以严厉惩罚。光逸说：“我家贫穷，衣服单薄，已经湿了又没有可以替换的。如果不暂时取暖，势必冻死，您怎么能吝惜一床被子而杀死一个人呢！君子仁爱，一定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安心睡下，并没有怀疑。”县令认为他奇异，便释放了他。后来光逸任门亭长，迎接新县令到京城。胡毋辅之同荀邃一起到县令家，远远看见光逸，对荀邃说：“这个人似乎是奇才。”便叫光逸上车，同他交谈了很久，果然是杰出的人才。县令奇怪客人为什么不进屋，属吏禀告说他们正在同光逸交谈。县令大怒，除去光逸的名籍，把他斥退遣走。后来被举为孝廉，任州从事，弃官投奔皇甫辅之。辅之当时任太傅司马越的从事中郎，便向司马越推荐光逸，司马越因为他出身寒微而不肯召用。后来司马越在一次闲宴上责问辅之为何没有荐举人才。辅之说：“先前我举荐光逸，您因为他不是世家子弟而不召见，并不是我没有举荐。”司马越立即征召了光逸。征召文书送到郡县时，大家都以为是弄错了；确认确实是光逸后，才备办礼仪送他前来。不久因世道动乱，光逸避乱渡江，又来投奔辅之。起初他刚到时，正赶上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披散头发、赤身露体，关在屋里纵情饮酒，已经连续多日了。光逸将要推门进去，守门人不让他进，光逸便在门外脱去衣服，把头伸进狗洞里窥看，并大声叫喊。辅之惊讶地说：“别人绝不可能这样，一定是我的孟祖。”急忙叫他进来，于是和他一起饮酒，昼夜不停。时人称他们为“八达”。元帝任命光逸为军谘祭酒。中兴建立后，任给事中，死于任上。史臣说：学习如果不是寻常之道，那么万物没有不通晓的；理如果达到忘却言语的境界，那么内心的情感也就随之遣散。他进身时，抚慰风俗、混同尘俗，不把名利放在心上；他退处时，享受和气、履行顺理，以保全天然本性。至于把握根本，体察无为的作用；分别枝叶，阐发寓言之道，因此老子伯阳留下了垂范，鸣谦卑之声而树立法式，希望尊崇自己，先要谦下待人，正如大乐无声，而鸾鸟却会随之应和。庄子放纵旷达地发挥这一旨趣，驰骋辩说而无穷无尽；抛弃荣华，便俯视轻蔑爵位；怀抱道术，便回头蔑视王公；甚至以舐痔求车、鸣鸢吞腐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以这些话出自口中，便以玩弄万物为乐，与虚舟之说大不相同，却同样有挽臂而起、任意妄为的意味。嵇康、阮籍相会于竹林，刘伶、毕卓成为芳酒之友，在庄子之门中纵横驰骋，在李氏之室中排闼登堂。至于观天象、定法制，使百官遵循轨道，礼经以外的事情，他们都抛弃而不存。因此帝尧任许由超然于尘埃之外，光武帝在潺湲水边放弃征召严子陵；松萝低垂而举用他们，用来优待贤者；岩水澄澈而光华显现，便借此赐予隐逸之士以栖身之所。臣下实行自己的志向，君主也获得了美名。至于嵇康写信给山涛，阮氏撰写先生传，军谘祭酒披散头发，吏部郎偷取酒樽，难道是因为憎恶世俗而嫉视名流，所以故意用这些行为来玷污自己吗？面对锻灶而不回头，登临广武山而长叹，于是嵇康的琴声绝响，阮籍的豪气也只能徒然存在。若开通那些旁门小径，必然使风俗凋敝；若召他们来任官，终究会成为尸位素餐之人。在常规轨迹之外，有些行为或许也有可取之处。他们都能使性情与精神相契合，各自重视始终如一；有的在晚笛声中悲伤于神交，有的因彼此相思而驱车前往。史臣因此搜集他们遗留下来的事迹，附在这一篇之后。赞曰：老子的篇章由此建立，孔子的教化以此扶持。各自保存自己的旨趣，道最可贵之处在于不求名声。看待那些违背礼法的人，遵循的是通达生命的道理。秋水扬起波涛，春云收敛光影。美酒是他们的德性，凭借虚无是他们的本性。如果不欣赏这种风尚，谁又能损害王政呢？

译列传第二十。曹志、庾峻（子珉、敳）、郭象、庾纯（子旉）、秦秀。曹志，字允恭，谯国谯县人，是魏陈思王曹植的庶子。他从小好学，以才干和品行著称，平易简约而有大度，同时擅长骑马射箭。曹植说：“这是能够守住家业的人。”于是立他为继承人。后来改封为济北王。武帝任抚军将军时，到鄴城迎接陈留王，曹志夜间求见，武帝与他交谈，从傍晚一直谈到天亮，十分惊异于他的才学。等到武帝接受禅让后，曹志降封为鄄城县公。诏书说：“从前在前代，虽然历经气运更替、朝代兴亡，但对于前代帝王的后裔，封爵传承从未断绝；有的列居九服诸藩，有的依次担任王朝官职。选拔众人、任命贤者，只以德行为标准，这是最公正的原则。魏氏诸王公修养德行、积蓄才器，长期受到阻滞，过去虽有诏令说应当考察任用，但近来许多官职缺额很少，一直未能依次安排。前济北王曹志，品德清正纯洁，才学高超、品行高尚，喜好古代、博闻多识，是魏室宗族中的英才，朕很赞赏他。应任命曹志为乐平太守。”曹志在郡中上书，认为应当尊崇儒学、重视道术，请求为博士设置属吏和士卒。后来调任章武太守、赵郡太守。他虽多次任郡守，却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白天游猎，夜里诵读《诗经》《尚书》，以声色自娱，当时见到他的人都不能真正看清他的器量。咸宁初年，诏书说：“鄄城县公曹志，品行笃厚而操守朴素，学问通达、见识广博，应当置身儒林，以弘扬教育国子弟的事业。任命曹志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武帝曾读《六代论》，问曹志：“这是你先王曹植所作的吗？” 曹志回答说：“先王亲手写过一份著作目录，请允许我回去查找核对。” 回来后上奏说：“查考目录，并没有这篇文章。”武帝说：“是谁写的？”曹志说：“据臣所听闻，是臣的族父曹冏所作。他认为先王的文章高妙、名声显著，希望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所以假托为先王所作。”武帝说：“古来这种事也很多。”回头对公卿说：“父子相互证明，足以作为确证。从今以后，可以不必再怀疑了。” 后来升任祭酒。齐王司马攸将要前往封国，朝廷下令太常议定应当尊崇赏赐的礼仪和仪物。当时博士秦秀等人认为，齐王应当留在朝廷内部匡正政事，不可出居藩国。曹志又一向怨恨自己的父亲曹植在魏国不得志，因而悲伤叹息说：“哪有这样的人才、这样亲近的宗亲，却不能在朝廷建立根本、辅助教化，反而要远出海边？晋朝的隆盛，恐怕要危险了吧！”于是上奏议论说：“臣听说大司马齐王将要出居东方藩国，仪物齐备、礼数完备，等同于古代的周公、召公。如今陛下是圣明君主，稷、契是贤臣，内有鲁、卫这样的宗亲，外有齐、晋这样的辅翼，安坐而守成，这是万世的根基。古代夹辅王室，同姓之中有周公，异姓之中有太公，他们都身居朝廷内部，死后五世才返葬封国。后来虽然有五霸相继兴起，齐桓公、晋文公以诡诈辅佐君主，下有请求开通墓道的僭越，上有九锡的礼仪，最终都流于诡诈而不合正道；从尾大不掉的结果即可验证。这哪里能与召公歌咏《棠棣》、周人作诗歌咏《鸱鸮》相提并论呢！如今圣朝正处于创业之初，如果开端不能审慎，后来的事情就难以办好。树干根基不强，枝叶就不会茂盛；骨干之臣不存在，外在的皮肤又怎能充实？自伏羲以来，天下哪有只是一个姓氏独自拥有的道理！” 想要凝聚人心，应当有磐石一样坚固的基础。想要享有万世的利益，应当与天下人共同商议。因此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秦、魏想独自专擅威势，结果财富反而随着自身一同覆灭；周、汉能够分与天下共享利益，所以亲疏之人都为其所用。这是圣明君主深思熟虑的事情，也是日月所照见的道理。事情即使浅近，也应当深谋；言语即使轻微，也应当慎重思考。臣身居儒官之位，如果连这样的话都不说，就是臣偷窃官位、辜负职责。臣知道忠诚而不进言，是不敢这样做的。”

译曹志认为应当采纳博士等人的意见。议论写成将要上奏时，曹志见到了他的堂弟高邑公曹嘉。曹嘉说：“兄长的议论十分切直，百年以后一定会被写入《晋史》，但眼下恐怕就要受到责罚了吧。”武帝看完奏议，大怒说：“曹志尚且不能明白我的心意，何况四海之人呢！”因为议论者没有正面回答所询问的问题，反而横加制造别的议论，武帝以策书免去了太常郑默的官职。于是有关部门上奏，请收捕曹志等人，按结党之罪处理。诏令只免去曹志的官职，保留其公爵，让他回家；其余人都交给廷尉治罪。不久，曹志又任散骑常侍。后来遭遇母亲丧事，服丧超过礼制，因此积成重病，喜怒也失去常态。咸宁九年去世，太常上奏拟定恶谥。崔褒叹息说：“魏颗没有听从乱命，是因为他把病理解为乱命。如今给曹志定谥号，却把他的病也作为恶谥的依据，难道是说他的病不算乱吗？”于是改谥为“定”。庾峻，字山甫，颍川鄢陵人。祖父庾乘，才学广博、见闻丰富，汉朝司徒征召他，又以有道之士征召他，他都没有接受。伯父庾嶷，任中正，简朴清正，在魏国任太仆。父亲庾道，廉洁退让、坚贞自守，保全志向而不出仕。有牛马会踢人咬人的，担心伤害别人，便不拿到市场上出售。等到几个儿子显贵后，朝廷赐授他太中大夫。庾峻从小好学，富有才思。曾游历京师，听说魏国散骑常侍苏林年老多病，住在家中，便前去探望。苏林曾向庾乘求学，见到庾峻后流泪，过了很久才说：“您的祖父才华很高，却性情谦退，慈祥和善、广泛爱人，清静少欲，不经营当世事务，只是修养德行罢了。鄢陵过去有五六万户，听说如今仅剩几百户。您的两位父辈在战乱中还是婴孩，却独能活到今天；您的伯父是当世的杰出人才，您的兄弟又都俊秀茂盛，这都是您祖父积德所造成的。” 庾峻历任郡功曹，被举荐为计掾，又被州府征召为从事。太常郑袤见到庾峻，非常惊异，举荐他为博士。当时社会重视《庄子》《老子》，轻视经书和史书，庾峻担心儒家正道衰落，于是专心研习儒家典籍。适逢高贵乡公临幸太学，向庾峻询问《尚书》的义理，庾峻援引老师的学说，阐明经书旨意，解释疑难滞碍，回答详细周全。升任秘书丞。长安有一宗大案，长期不能判决，朝廷任命庾峻为侍御史，前往审断，朝野都称赞判决允当。武帝即位后，赐爵关中侯，升任司空长史，转任秘书监、御史中丞，授侍中，加谏议大夫。他常陪侍武帝讲解《诗经》。中庶子何劭讨论《风》《雅》正变的义理，庾峻起身反复诘难，满座没有人能使他屈服。这时社会风气趋于争逐，礼让逐渐衰败。庾峻上疏说：臣听说百姓的本性，是人数众多而贤者很少；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后，则是官职很少而贤者很多。为了容纳众多贤者而设置过多官职，就会妨害教化；因为没有官职便抛弃贤者，就会废弃正道。所以圣王治理天下，是顺应人的本性，使人有时出仕、有时退处，因此既有朝廷之士，也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辅佐君主成就教化，就像人的股肱和心腹，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山林之士身披粗布而怀抱美玉，最高者栖身丘园，具有超出众人的高尚节操；次一等的轻视爵位服饰，远离耻辱以保全志向；最下等的才出仕列位，但一旦没有功劳便能知道止步。他们清正美善，足以抑制贪污；退让谦逊，足以平息鄙陋的争逐。因此在朝廷任职的人听到他们的风尚便心生喜悦，将要接受爵位的人都以自己的品德赶不上他们为羞耻。这就是山林之士、逃避宠禄之臣之所以可贵的地方，先王赞许他们。他们的节操虽然离开世俗，德行却与君主相合；行为虽然不同于朝廷，功效却与政事相同。所以其中德行高大的，便有赐予玉帛的诏命；次一等的，也有赐几杖的礼遇，以厚重的德行承载万物，使出仕和退处都有适当位置。这样，朝廷上有许多贤才，乡野之人也不失为君子，这正是先王的宏大之处。秦国堵塞了这条道路，使人只以出仕做官为利益。即使有处士的名声，却没有爵位、列于朝廷的人，商君称他们为“六蝎”，韩非称他们为“五蠹”。当时的人不知道德行，只知道爵位。因此民间有人凭借公乘爵位欺侮乡人，郎中以上爵位的人便傲视父兄。汉高祖反其道而行，大力扭转了这种弊端。他把天下政事交给萧何、曹参，却尊重南山的商山四皓；以张良的功勋，却把他的位次排在叔孙通之后；盖公地位卑贱，曹参却向他询问政事。帝王在上面尊崇德行，风俗在下面也就返本归正。因此田叔等十人，在汉廷群臣中没有谁能超过他们，却从未在当时求取禄位。凭借晁错的显贵，他还在朝廷为王生结袜子，名声反而更加尊重。若不是君臣都崇尚德行并兼爱众人，谁能如此广泛地通达天下人的志向呢！如果不改革历代君王留下的弊病，只一味致力于挽救时世的政务，文士就会争相炫耀才智、谋求进身，武夫则凭借武力争先。官位已经很高，心意却仍不满足；功劳已经得到报偿，求取仍不停止。而且国家没有根据才能任用官员的制度，风俗中也没有进取艰难、退处容易的羞耻感。职位一旦升高，即使没有功劳也不会被降下；已经负罪失败，反而还会被任用。因此沿着旧有的升迁道路上升，处士出仕的道路就被堵塞了。再加上官员升降没有章法，所以天下人先争逐而后谦让，世上的士人只有进取而没有退处。大人物沉溺于迎合世俗，执政者又被众人的言论所扰乱，权衡因此失去平衡，清浊又怎能重新分明？从前先王担忧过去取得天下的方式后来成为弊病，所以功业成就后一定要改变制度，事业稳定后一定要更换教化。即使用爵禄驱使臣下，臣下也不应有贪婪凌人的行为；即使靠甲兵建立功业，君主也不应留下穷兵黩武的悔恨。臣愚昧地认为，古代大夫七十岁便悬车，即退休；如今除非是有开国大功的元勋、国家的老臣以及三司中的杰出人才，都可以听任其七十岁退休，这样士人就没有贪恋禄位的嫌疑了。他们的父母年满八十，可以听任他们回家终养，这样孝道就没有比侍奉父母更大的了。官吏任职历试而没有成绩，依照古制终身不再出仕，这样官府就没有败坏政务的官员了。才能只能胜任小职而不能胜任大职，可以降职返回去治理小职，这样用人就能各尽其才。君主以礼进用人才，也以礼让其退处；臣下也应当衡量自己的才能接受爵位。有像王阳那样孝顺的，走到九折坂便辞官；有像贡禹那样清白的，帽子一旦被免去便不再戴上；有像王孙那样知道止步、像疏广那样知足的，即使离开官位居住在东野，与别人的父亲谈话便依据慈爱，与别人的儿子谈话便依据孝道。他们说话符合国家的法度，行为虽有危险却能在本朝彰显。离开权势如同脱掉鞋子，路人都为之流泪；辞去宠禄如同金石般坚定，平庸之人也会因此振作而有所作为。所以先王赞许他们，圣人也尊重他们。人的本性是凌驾于上位者之上，就像水总是流向低处一样；增加而不停下，必然决堤；上升而不停止，必然困顿。事情开始于普通人不笃行义，最终甚至会导致皇帝的车驾遭受败绩，实在不可不慎重。下层人同心争相进取，上层就应当用退让来削弱其中过分的势头。退让不能靠刑罚强迫，不如让朝廷之士时时顺从志向行事，让山林之士也常常间或出仕。不要使入仕的人不能再退处，也不要使退处的人不能再回来。这样出仕和退处彼此通达，权衡平立，时世便没有争竞，天下就可以得到教化。

译庾峻又痛恨世俗浮华、不修实在的名声，著文加以非难，文章繁多，这里不予记载。咸宁九年去世，诏令赐给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临终时，他嘱咐儿子珉：早晨去世，晚上便入殓；戴幅巾、穿布衣，安葬不要选择日期。珉奉行遵守遗命，按当时的服装为父亲入殓。庾峻有两个儿子：珉、敳。珉，字子琚。性情淳厚和顺，喜好学习，立身忠诚宽恕。年轻时历任散骑常侍、本国中正、侍中，封长岑男。怀帝被刘元海害死时，珉随同在平阳。刘元海大宴群臣，借机让怀帝给众人敬酒，珉悲愤难以自持，拜了两拜举酒，随即放声大哭，贼人厌恶他。正好有人告发珉与王亻隽等人谋划响应刘琨，刘元海于是图谋杀害他们，珉等都被杀害。起初，洛阳尚未陷落时，珉任侍中，在尚书省值班，对同僚许遐说：“世道到了这个样子，灾祸将要临头，我应当死在这间屋子里！”到这时，他终究没有逃脱。太元末年，追谥为“贞”。敳，字子嵩。身高不足七尺，腰围却有十围，素来具有高雅深远的风韵。任陈留相时，从未因政事挂在心上，只是从容畅饮，寄托情怀、通达自适罢了。处在众人之中，却显得卓然独立。曾读《老子》《庄子》，说：“这正好与人的心意暗中相同。”太尉王衍一向十分器重他。敳见王室多难，终究知道灾祸会牵连到自己，于是作《意赋》来排遣情怀，就像贾谊的《鵩鸟赋》一样。赋中说：“最高的道理归于浑然为一啊，荣辱本来也是贯通相同的。生存和死亡既然同样齐一啊，正当竭尽一生，死后又有什么可叹。万物都在无始之初确定啊，要等时机来到以后才显现。正如四时依次更替啊，难道只有今天才相距遥远吗？哪里有长寿和夭折的区别啊，或许只是情感横生、牵恋太多。宗族传承最终本来就没有区别啊，大德也丧失了它原有的情愿。蠢动的万物都是神明所为啊，愚者和圣者只是由各自的资质建立。真人全都遣除污秽和累赘啊，本性茫茫荡荡而没有边际。纵然驰骋在辽阔无边的境域啊，也把身体托付在寂寥的居所。天地比朝生暮死还短促啊，亿万代也不过促迫于初升的早晨。回头看宇宙也微小细碎啊，渺小得像毫毛锋端的一半。飘荡在幽玄空旷的领域啊，深远空漠、舒展开来而无可玩味。傲然与自然同为一体啊，融化消散，忽然四处散开。”他的侄子亮看了这篇赋，问道：“如果是有意旨的，它不是赋所能穷尽的；如果是无意旨的，又为什么要作赋呢？”敳回答说：“只是在有和无之间罢了！” 升任吏部郎。当时天下多事，机变屡屡发生，敳常常保持沉静，不妄为。他参与东海王司马越太傅府的军事事务，转任军谘祭酒。当时司马越府中有许多俊异之士，敳身处其中，却常常袖手旁观。豫州牧长史、河南人郭象擅长《老子》《庄子》，当时人认为他仅次于王弼。敳很了解他，常说：“郭子玄哪里一定比庾子嵩差呢？”后来郭象任太傅主簿，掌握事务、专擅权势。敳对郭象说：“您自然是当世的大才，我从前对您的看法，如今已经全部消失了。” 敳有很高的声望，受到士大夫推重，但他聚敛财物、积蓄财富，清谈之士讥笑他。都官从事温峤上奏弹劾他，敳却更加器重温峤，看温峤身姿挺拔，如同千丈高松；即使盘曲多节，放在大厦中，也有充当栋梁的作用。当时刘舆受到司马越的信任，许多士人都被他构陷，只有敳放纵心意、不问外事，没有留下可供挑拨的痕迹。后来刘舆利用敳性情俭省而家中富有这一点，劝司马越向他借钱一千万，希望他因为吝啬而露出破绽，借此可以乘隙加害。司马越在众人座中询问敳，敳却已经醉得颓然，头巾掉在几案上，便用头钻进去取回，慢慢回答说：“下官家里有两千万钱，任凭公取用。”刘舆于是心服。司马越非常高兴，便说：“不能用小人的心思来揣度君子的心。”王衍不与敳交往，敳却仍以卿相称而不改变。王衍说：“只是您不能这样做罢了。”敳说：“您只管以君子的方式对待我，我只管以卿的方式对待您；我自用我家的法则，您自用您家的法则。”王衍非常惊异。石勒作乱时，敳与王衍一同被杀，时年五十岁。郭象，字子玄，年轻时便有才华和义理，喜好《老子》《庄子》，擅长清谈。太尉王衍常说：“听郭象说话，就像悬河倾泻而下，滔滔不绝。”州郡征召他，他都不肯就任。常常闲居在家，以著文论说自娱。后来被征召为司徒掾，逐渐升至黄门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引荐他为太傅主簿，非常亲近信任他，于是把政务交给他，使他掌握权势，声势显赫于朝廷内外，因此为清议之士所鄙弃。永嘉末年病逝，著有碑论十二篇。在此以前，注释《庄子》的有几十家，没有一家能够穷究其宗旨。向秀在旧注之外另作解释，精妙地阐发奇异的意趣，大大弘扬玄学风气，只是《秋水》《至乐》两篇尚未完成，向秀便去世了。向秀的儿子年幼，他的义理解说散失了，但民间还颇有不同的抄本流传。郭象为人品行浅薄，因向秀的义理没有流传于世，便窃取来作为自己的注解，于是亲自注释《秋水》《至乐》两篇，又改动《马蹄》一篇，其余各篇有的只是点定文句而已。后来向秀的义理另本流传出来，所以今天有向本、郭本两种《庄子》，但义理是相同的。庾纯，字谋甫，博学多才，富有义理，是当世儒者的宗师。郡中补任他为主簿，接着参与征南府事务，多次升迁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历任中书令、河南尹。当初，庾纯认为贾充奸诈谄佞，便与任恺共同举荐贾充出镇关中，贾充因此对他很不满。贾充曾宴请朝廷士人，庾纯后来才到，贾充对他说：“您平常走路总在人前面，今天为什么落在后面？”庾纯说：“早晨有一件小小的市井事情没有办完，所以来晚了。”世人说庾纯的祖先曾经有做伍伯的，贾充的祖先曾经有做市魁的，贾充、庾纯便以此互相讥刺。贾充自以为地位显赫、声望尊重，心里非常不平。轮到庾纯行酒时，贾充不及时饮酒。庾纯说：“长者给您祝寿，怎么敢这样呢！”贾充说：“父亲年老，你不回去供养，还说什么呢！”庾纯于是发怒说：“贾充！天下纷乱，都是因为你一个人。”贾充说：“我辅佐两代君主，荡平巴、蜀，有什么罪，天下却因此纷乱？”庾纯说：“高贵乡公如今在哪里？”众人于是散席。贾充的左右想逮捕庾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保护他，因此得以出逃。贾充又惭愧又愤怒，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庾纯害怕了，交还河南尹、关内侯的印绶，并上表自我弹劾说：“司空公贾充请来各位卿校，也包括臣。”

译臣不能估量自己，饮酒过多。醉乱之中行酒，又给司空公重斟酒，司空公不肯饮，言语往来之间，司空公竟呵斥臣说父亲年老却不回去供养，还骂臣为没有天地之人。臣没有服罪自责，反而更加愤怒，提高声音辱骂司空公，当时喧闹放肆，终于失去常态。礼制说，父母八十岁，子女应当按月服役制度以外的规定供养，确实是因为衰老之年变故难料。臣不顾父母生养之恩，不求奉养老父，却贪恋禄位荣华，连乌鸦反哺都不如。司空公身为三公，论说政道、兴行教化，以礼义责备臣，这是正确的。但臣却颠倒是非、以下犯上，醉酒昏乱，失去礼仪法度。臣凭普通才能，却被提拔授予显要职务。《易经》告诫不要酒湿其首，《论语》教诲不要因酒而困顿，而臣听到这些义理却不服罪，过分言语充斥庭中，亵渎台司，违犯法度，不足以训示后人。请台司免除臣的官职，廷尉判定臣的罪名，大鸿胪削夺臣的爵位和封土。臣自身谨慎不足，伏请接受诛罚。”御史中丞孔恂弹劾庾纯，请求免去他的官职。诏书说：“先王崇尚尊卑礼制，彰明贵贱等级，表彰温和自持的德行，记载沉溺酗酒的祸患，是为了光大宣扬教化，给人树立行为规范。从前广汉太守轻慢宰相，获受犯上的刑罚；灌夫借醉酒放纵愤怒，导致被诛杀的罪责。” 庾纯凭普通才能而充任卿尹之职，既不顾谦逊恭敬的节操，也不警惕前车覆没的教训，凌辱上级、无礼犯上，悖逆之言出自口中，应当给予显著的贬黜，以整肃朝廷伦理。”于是免去庾纯的官职。又因为庾纯的父亲年老而他没有请求回家供养，命令五府依据礼典评定他的对错。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骠骑将军齐王司马攸议论说：“凡是判定是非，都应先考察礼制和法律。父亲八十岁，允许一个儿子不服政役；九十岁，他全家都不服政役。新令也是这样。按庾纯父亲八十一岁计算，兄弟六人，其中三人在家，并没有废弃侍奉供养。庾纯没有请求供养，在礼制、法律上并没有违背。司空公因为庾纯身居卿尹之位，希望他能比常人做得更好。但庾纯醉酒失态，任意发泄愤怒。臣认为，庾纯没有远取孝道极致的行为，却近于染上常人的过失，应当受到讥刺和贬斥。”司徒石苞议论说：“庾纯因荣华官位而忘记父亲，厌恶听取正直教诲，不忠不孝，应当除名并削夺爵位、封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议论说：“敦厚地整治风俗，应以人伦为先；人伦教化，以忠孝为主。忠诚，所以不忘君主；孝顺，所以不忘父母。如果孝道必定专心于奉养老人，那么明君就不能得到臣子；如果忠诚必定不顾父母，那么父母也不能把他当作儿子。因此做臣子的，必须用义来裁断对父母的恩情；做儿子的，必须用亲情来割舍对君主的义务。在朝廷，就听从君主的命令；在家中，就遵从父亲的安排。这样以后，君主和父亲两方面都能得到成全，忠与孝各有次序。庾纯的哥哥庾峻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归养；如果庾峻能够回去，庾纯没有不回去的道理；如果庾峻不能回去，庾纯也没有可以回去的理由。庾纯虽然亲自请求，也同样没有被允许。近来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都有年老的母亲，邓良没有兄弟，却被授予远郡，辛苦自行返回，都没有获准。况且庾纯近来任京尹，父亲就在辖境之内，时常能够自行上表请求回去定省，却偏偏把他置于礼法之外加以贬黜，臣愚昧地认为这是不合道理的。礼制规定，父亲八十岁，一个儿子不服政役。庾纯有两个弟弟在家，并不违背礼制。又有法令规定，要到九十岁才允许全家回去。如今庾纯的父亲确实未满九十岁，并未违犯法令。至于辱骂宰相，应当加以放逐斥退，以彰明国家法典。圣恩宽厚仁慈，已经表示给予贬退，臣愚昧，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议的。”河南功曹史庞札等上表说：臣所在郡先前的太守、关内侯庾纯，醉酒失常，《戊申诏书》既已免去他的尹官，又因其父年老病重、他没有请求回去供养，便下令五府依照礼典评定他的对错。臣谨按夏、商、周三王养老的制度，父亲八十岁，一个儿子不服政役；九十岁，全家不服政役。这确实是为了使人不缺少孝养父母的机会，同时做臣子也不违背在公职上的节操。先王制定礼制留下训诫，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当时周公旦留在周地，伯禽前往鲁国，孝子并不缺少，礼典也没有过失。如今公府议论，以七十岁为服役制度，以八十岁为按月制度，想借此驳回并夺取不服政役的期限，削除爵位和封土。这就成了周公旦制定法令，自己反而违背它；鲁侯作为儿子，反而成了首先受罚的人。石奋活到期颐，四个儿子分别出任郡守。近来太宰献王的几个儿子，也有出居藩国之外的。古今情况相同，忠孝可以两全。” 臣听说悔恨过失的毛病，君子也会有。庾尹本性少量饮酒却多次饮用，终于沉醉。庾尹酒醒后听说此事，悲痛悔恨先前的过失，恭敬自责，深深上表弹劾自己，请求依重法处理。如今公府不追究事情的原因，却说他傲慢强横，这是把醉酒后的言语当作清醒时的重罪，而抹杀了他清醒后悔过的意义。臣听说父子之爱出于天性，是自然产生的；君臣之交出于义理结合，而寻求忠臣必定要从孝子中寻找。因此先王制定礼制，对君主的敬意等同于对父亲，推究本始、考察终末，对于君主和父亲都同样看重，即使这样还担心臣子很少能献身尽忠。如今公府议论说，礼法虽然有通常的限制，但遇到疾病而归家奉养，不应夺去他的志愿。如此一来，就是用礼法禁止正直之人，反而使人陷入欺诈，违背王制，给危险留下了开端。庾尹年轻时生活清苦，奉养父亲而使其得到和悦，历任内外官职，公正廉洁、没有私心，这正是陛下屡次发布明诏、庾尹不断得到升授的原因。庾尹立身恭谨，率领下属也恭敬，先人后己，这确实是他一向的心愿。如今只因一次醉酒，便责备他暴躁傲慢。按奏章说他不忠不孝，群公还议论要削除爵位和封土，这正是愚臣悲伤痛惜、捶胸泣血的原因。按如今的规定，父母年过八十，可以允许他们的儿子不受外任期限限制，确实是为了使儿子有机会返回供养父母。如今庾尹住在本郡之内，先前多次上表，都得到允许回家定省。庾尹兄弟六人，有三人在家，孝养并未废止。他的哥哥侍中庾峻，是家中的嫡长子，过去多次自行上表请求回家供养，诏令却劝止不准。国家的体制和法律相同，兄弟之间没有差别；却空自责备庾尹不请求供养到这种程度，臣担心这会助长徒有虚名的饰伪，而损害忠诚的实质。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的。所以陶唐盛世，顺从考察古代典章；周成王的美德，也完全遵循旧有章法。臣伏愿陛下圣德明察，敦厚礼制、崇尚教化，广泛询问四岳，以详定典章制度。庾尹因违犯而受贬黜，但导致违犯的原因是醉酒；公府以教义责备他，但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是愤怒。积聚愤怒而建立罪名，因醉酒而得到罪责，礼法不再成为判断依据，反而想用文辞罗织来成就法令。因此愚臣敢冒死罪，也不愿在圣明盛世使正义不能伸张。希望陛下哀怜察看。”

译武帝又下诏说：“自中古以来，往往偏爱贵重之人、顺从己意之人，而使卑贱者产生怨情，所以令狐绍、杜定国能够在前代扬名。如今议论责备庾纯，只说他没有温和自持、沉湎醉酒，这是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普通人。恐怕贾公也醉了；如果他没有醉，终究不会在百位宾客中责备别人不辞官回家供养父亲。大晋遵循圣人的典礼，制定臣子出仕、退处的适宜制度；如果父亲年满八十，都应当回家奉养，并不只是庾纯如此。古人说：‘因为醉酒说出的话，就让他把童羊羔放出来。’这说明不应责罚醉酒之言，否则恐怕会失去尺度。之所以免去庾纯，是要作为将来醉酒者的警戒罢了。齐王、刘掾的议论是恰当的。”又任命庾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后来将军荀眅在朝会上奏称，庾纯先前因不孝被免黜，不应再升迁。侍中甄德进言说：“孝道以显扬父母为大，以俸禄奉养父母为荣。诏令已经赦免庾纯先前的过错，提拔他为近侍，又兼任掌管教育的官员，这正是召用庾纯而不必等待车驾到达的时候。后将军荀眅竟敢以私意贬损、夺去公论，抗拒诏令、矫饰情意，欺骗蒙蔽朝廷，应当加以贬黜。”荀眅因此被免官。当初，荀眅和庾纯都被大将军征召，荀眅整备华美的车马服饰，而庾纯只穿朴素服装，荀眅以此为羞愧和怨恨。到这时，他便诋毁庾纯。荀眅既被免黜，庾纯反而因此感到惭愧，急忙前去安慰勉励他，时人称赞庾纯通达宽恕。庾纯升任侍中，因父亲去世离职。起用为御史中丞，转任尚书。授魏郡太守，却没有赴任，改授少府。六十四岁去世。儿子名旉。旉，字允臧。年轻时便有清正的节操，历任博士。齐王司马攸前往封国时，朝廷下令礼官议定应当尊崇赏赐他的礼仪和物品。旉与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人上表劝谏说：《尚书》称帝尧“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以亲近九族”。周武王光大拥有天下时，兄弟封国有十六个，同姓封国有四十个；对元勋和亲属都以特殊礼仪显贵相待，鲁、卫、齐、晋大规模开拓土地，都接受了分封的宝器。所谓只要有善德所在，亲疏都一视同仁。大晋兴起，发扬唐、周久远的遗迹，王室亲属和辅佐建国的功臣，都接受爵位封土，天下因而安定。如今吴地、会稽已经平定，诏令大司马齐王出镇一方、统辖岳牧，应当随即安抚治理他的国家，将依照古代典制，作为永久的制度。从前周王选择和建立有明德的人来辅佐王室，便让周公任太宰，康叔任司寇，聃季任司空。至于召、芮、毕、毛等诸国的国君，也都入朝居于公卿大夫之位，这说明辅佐君主的职责重大，而守卫封地的地位较轻。从未听说古代典制让身负三公重任的人出居封国。汉代诸侯王地位尊贵、势力强大，位次在丞相、三公之上。他们入朝辅佐政务时，才兼任朝官；一旦出居封国，也不再借用台司的虚名来作为尊崇宠爱的表示。从前申无宇说：“五种势力强大的不应在边境。”先儒认为，这是指受宠的公子、公孙以及世代担任正卿的人。又说：“五种势力微弱的不能在朝廷。”先儒认为，这是指卑贱者妨害尊贵者、年少者凌驾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小者压倒大者。所谓不在庭，就是不能在朝廷参与政事。申无宇又说：“亲近的不能在外，受拘系的不能在内。如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您应当稍加戒备。”叔向说过：“公室将要衰微，它的枝叶会先凋落。”公族是公室的根本，却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正是俗语所说的，躲在树荫下却任由别人砍伐树木。如今假使齐王贤能，就不应仅凭同母弟的亲近关系而尊崇他，让他居于鲁、卫那样的常任职位；假使他不贤能，就不应大规模开拓封土，在东海表彰建立封国。古代礼制中，三公没有具体职事，只是坐而论道，从未听说让三公以地方任职来牵累。只有在周室大为衰败、周宣王中兴、四方夷狄同时入侵、朝廷需要朝夕救急时，才命令召穆公出征淮夷。所以诗中说“徐方不要反复，王说赶快归来”，宰相不能长久在外。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四海如同一家，正应当多次召请三公，共同讨论太平的根基，却反而把他派出，离开王城二千里，这是违背旧章的。旉起草这篇议论，先拿给父亲庾纯看，庾纯没有禁止。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也一同参与其事。武帝认为博士没有回答所问的问题，却回答了没有问的问题，大怒，把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尚书硃整、褚▯等上奏说：“旉等侵犯职权、离开本职，迷惑蒙蔽朝廷，粉饰恶言，假托为无所忌讳的直言，请收捕旉等八人，交给廷尉依法治罪。”旉的父亲庾纯到廷尉处自首说：“旉把议论草稿给我看过，是臣愚昧浅陋，听任他这样做。”诏令免除庾纯的罪责。廷尉刘颂又上奏说旉等犯了大不敬之罪，应当弃市处死，请求评议。尚书又上奏请求批准廷尉执行刑罚。尚书夏侯骏对硃整说：“国家竟然要诛杀进谏的大臣！设置八座尚书，正是为了这种时候，你可以共同驳正这项决定。”硃整不听，夏侯骏愤怒地起身说：“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于是独自起草驳议。左仆射魏舒、右仆射下邳王晃等都赞同夏侯骏的意见。奏章留在宫中七天，才下诏说：“旉等身为儒官，却不考虑奉行法令制度，不正面回答所问，竟敢放肆发表欺罔之言，以扰乱视听。旉是这篇议论的主谋，应当作为首先受戮之人。但旉及其家人都自行前来首罪，大信不可夺，因此秦秀、傅珍先前虚妄妄言，侥幸获免，如今又不知畏惧，应当加以诛戮，以彰明凶恶。朕还是不忍心，全部赦免死罪。秦秀、傅珍、旉等一并除名。”数年后，又起用旉为散骑侍郎。最终任国子祭酒。秦秀，字玄良，新兴郡云中人。父亲秦朗，是魏国骁骑将军。秦秀年轻时便笃实于学习和品行，以忠诚正直闻名。咸宁年间，任博士。何曾去世后，朝廷下令礼官议定谥号。秦秀议论说：

译故太宰何曾，虽然出身世代显贵的家族，却从年轻时便凭高尚明达、严肃端正而显名，登上王朝显位。他侍奉父母，有和颜悦色供养父母的名声；任官时又上奏科举和尹模之事，这两件事确实体现了臣子侍奉君上的大概。然而他天性骄傲奢侈，不遵循法度。《诗经》说：“看那高高的南山，岩石巍然高耸；显赫的尹氏师尹，人人都在瞻望你。”这是说他的德行高峻，举动一定合乎礼法。左丘明说过：“节俭，是德行中的恭敬；奢侈，是恶行中最大的。”大晋受天命以来，何曾辛劳廉正、声名显著，连续受到两代君主宠信，显赫数代。到六十岁时，他身兼三公之位，享用大国的租税，承受保傅的尊贵，掌管司徒调和政事的职责。两个儿子都佩金貂、任卿校，列在皇帝身旁。以古人来衡量，他所承担的责任深重，即使全家都死去，也还不能称得上与职位相称。然而他却骄傲奢侈过度，声名传遍九州，行为不遵正道，却享受非同寻常的地位。按照古代义理说，这不仅失去了辅佐宰相应有的操守，也违背了同心协力、利害相同的道理。他败坏皇朝的美德，破坏人伦教化，造成天下的丑恶，向后人示范骄纵，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自近世以来，宰臣辅相之中，从未有像何曾这样背负污辱之声、受到有关部门弹劾，父子一同蒙受牵累而仍得到恩赦的。” 周公为二季陵夷衰败而忧伤，哀叹大道教化不能施行，于是创制作谥号来记载人的一生结局。曾参临终时奉行这一道理，临死还启手启足，归还完整身体；更换寝席后才去世，大概是为了明确慎重对待生命终点，直到死后才停止。齐国的史官，不过是乱世中的陪臣，尚且记载国君被杀之事，接连死去也不改变记载。何况皇朝中掌守典章的官员，难道敢畏惧强权显贵，而不尽礼法吗？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宰相大臣，是世人的表率仪范；如果活着时任意妄为，死后又没有贬谥，这就等于皇室没有正当的刑罚了。王公贵人还害怕什么呢？所谓四维，又寄托在哪里呢？谨按《谥法》：“名声与事实相违叫作‘缪’，倚仗祸乱而放纵行事叫作‘丑’。”曾参的行为，都与这些情况相同，应当谥为“缪丑公”。当时虽然没有人赞同秀的议论，但听到这番话的人都感到畏惧。秀生性厌恶谗佞之人，痛恨他们如同仇敌，平日又轻视鄙薄贾充。到伐吴之战时，听说贾充担任大都督，便对亲近的人说：“贾充只有处理文书案件的小才，却担任讨伐国家的大任，我要哭着为军队送行。”有人劝阻秀说：“从前蹇叔知道秦军必败，所以哭着送自己的儿子罢了。如今吴国君主孙皓无道，国家本身已有灭亡的征兆，各路军队一踏入吴境，吴军将不战自溃。您这样哭，既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赦免的罪过。”于是秀才停止。等到孙皓向王濬投降时，贾充还不知道，正认为吴国不可能平定，上表请求班师。贾充的奏表与捷报同时到达，朝廷内外认为贾充地位高居众人之上而才智却低于众人，都认为秀的话说得有道理。贾充死后，秀议论说：“贾充舍弃宗族子弟不立为继承人，却让异姓之人承继，违背礼制而沉溺私情，扰乱了重大的伦理关系。从前鄫国收养外孙、莒国公子作为继承人，《春秋》记载说‘莒人灭鄫’。圣人难道不知道外孙是亲属吗？只是按照义理推究，这样做就等于没有父子关系了。又查诏书说：‘除非功劳如同太宰，始封而无后如同太宰，所取继承人又必定是自己亲生子如同太宰，否则不得以此相比。’既然如此，以外孙为继承人，除非有建立大功、显著德行的人，是不能这样做的。天子所遵行的礼制，难道可以这样吗？这是断绝父祖享受祭祀的血食，打开朝廷祸乱的门户。《谥法》说：‘昏乱法纪制度叫作荒。’请谥为荒公。”没有得到同意。王濬有平定吴国的功勋，却受到王浑的诬陷毁谤。武帝虽然没有听从王浑，却没有明确赏罚，只任命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天下人都替王濬感到不平。秀于是上书说：“自大晋建立以来，辅国这一称号，大多是用来酬报旧日恩德的。这等于说王濬在无功之时就接受了九卿般的显贵职位，立功之后反而又得到一个使受辱的宠臣所获的称号。四海之内看到这种情况，谁不失望呢！蜀国小而吴国大，平定蜀国后，两位将领都因此加授三公之职；如今王濬回来却降低等第，天下怎么能不疑惑呢！吴国没有灭亡时，即使凭借三位祖先的神武，晋朝仍亲自承受吴国的屈辱。凭孙皓的虚浮声势，尚且足以惊动中原；他每次小规模出兵，虽然圣上知道吴国将亡，中国仍总是心怀恐惧。当时如果有人能借天子百万军队，平定吴国并据有其地，与国家结为兄弟之邦，我恐怕朝廷内外实际上都会甘心接受。如今王濬率领蜀、汉的军队，几十天就平定吴国，即使把吴人的财宝全都拿来给他，那些本来并非他应得的东西，难道还要马上同他计较吗？” 后来他与刘暾等人共同议论齐王司马攸的事情，违背皇帝旨意，被除去名籍。不久又起用为博士。秀生性刚直褊急，与人和事多有抵触。他前后担任博士将近二十年，死在任上。史臣说：齐献王凭借光明的德行和尊贵的亲属身份，治理国家、讲论政道，确实整治各种政务，整顿和叙明常伦。武帝采纳奸邪谄媚者的阴谋，心怀使后嗣善终的长远考虑，于是让他统治青州，担任东方藩国的牧守。远近之人都惊叹叹息，朝廷内外都失望。曹志等人信奉并牢记教义，和儒门中人并驾齐驱，勤勉正直而不顾自身，恭敬谨慎而以国事为重。因此能够在宫门前直言进谏，触犯皇帝的威严；他们自身虽然暂时受挫，但道义也因此得到弘扬！庾氏世代承载清正德行，受到世人称誉；汝水、颍水一带多有奇才，庾氏正是从这里取得这般声名。谋甫一向痛恨奸佞邪曲，但他的发作是因酒足饭饱之后；这就像投鼠时顾忌器物，哪里是容易直言的呢？偷窃别人的财物，尚且称作盗贼；子玄借助声誉夺取别人的功劳，难道不是盗窃吗！” 赞曰：魏氏的屏藩之臣，济北王因此知名。颍川才士众多，峻也在其中英名飞扬。长岑以义行事，祭酒留下荣名。谋甫饮酒三爵，酗酒之事由此发生。象既然夺取他人善行，秀只知痛恨邪恶。旉献上嘉谋，几乎因此走向鼎镬。

译列传第二十一 皇甫谧之子方回、挚虞、束皙、王接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是安定朝那人，汉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孙。他出继给叔父，迁居新安。二十岁时不好学，游荡没有节制，有人认为他痴呆。他曾得到瓜果，总是送给过继后的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说：‘即使用牛、羊、猪三牲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你今年已经二十多岁，眼中没有教诲，心中没有道义，无法使我得到安慰。”于是叹息说：“从前孟子的母亲三次迁居，才使他成就仁德；曾子的父亲杀猪，是为了保存教子诚信的教化。难道是我居住时没有选择邻里，教育有所欠缺，才使你如此愚钝吗！修养自身、勤奋学习，这要靠你自己取得，对我有什么关系呢！”说着便对他流泪。皇甫谧于是受到感动，向乡人席坦学习，勤奋用力，毫不懈怠。家境贫寒，亲自耕种，带着经书从事农作，于是广泛通晓各种典籍和诸子百家的言论。他沉静寡欲，开始有了高尚的志向，以著述为事业，自号玄晏先生。撰写《礼乐》《圣真》等论著。后来患风痹病，手仍不停地翻阅书卷。有人劝皇甫谧修养名声、广泛交游，皇甫谧认为：“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兼顾出仕和退处？居住在田野乡里同样可以以尧、舜之道为乐，何必推崇结交世俗、追逐利益，忙于做官，然后才算有名呢？”于是写《玄守论》回答他，文中说：有人对皇甫谧说：“富贵是人所想要的，贫贱是人所厌恶的，您为什么委屈自身处在困穷之中而不改变呢？况且道之所以可贵，在于治理社会；人生所赞美的，是及时行乐。先生年老齿落，饥寒又不能得到充分供养，最终死在沟壑中，有谁会知道您呢？” 皇甫谧说：“人最珍惜的是生命，道必须完整保存的是人的形体；人的性情和形体不能承受的，是疾病。如果扰乱道体的完整而损害性命，怎么还能摆脱贫贱、保全自己想要的东西呢？我听说享受别人俸禄的人要承担别人的忧患，身体强健尚且不能承受，何况我有这种虚弱多病的身体呢！况且贫穷是士人的常态，卑贱是实行道义的实际处境；处在常态而获得真实道义，终身都不忧虑，这同富贵而扰乱精神、耗损精力相比，哪一种更好呢？活着不被人知，死了也不被人惋惜，已经达到极致了！哑者、聋者，正是天下有道的人。一个人死了而天下人号哭，是认为有损失；一个人生下来而四海之人欢笑，是认为有益处。然而号哭和欢笑并不能说明死者有损、生者有益。因此，最高的道不会减损，最高的德不会增加。为什么呢？因为本体已经完足。假如集合天下人的意念去追逐损害生命的祸患，运用四海人的心思去扩大所谓‘有益’的弊病，难道是最高的道德吗！正因为没有损失，所以最坚固；正因为没有增加，所以最厚重。坚固，所以始终不会受损；厚重，所以始终不会变薄。如果能够体认坚固厚重的实质，安居于不变薄的真实境界，站在损益之外，游处于形骸之上，那么我的道就完整了。” 于是他终身不做官。他沉溺于玩味典籍，忘记睡眠和饮食，当时人称他为“书淫”。有人规劝他读书过于专一，恐怕会损耗精神。皇甫谧说：“早晨听闻道理，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何况人的寿命长短本来由天命预先决定呢！” 叔父有个儿子已经成年，皇甫谧四十岁时亲生后母去世，于是返回本宗。城阳太守梁柳，是皇甫谧从姑的儿子。梁柳将要赴任时，有人劝皇甫谧为他饯行。皇甫谧说：“梁柳还是平民时来拜访我，我连门都没有出迎送，吃饭也不过是盐和蔬菜；贫穷的人不应以酒肉作为礼节。如今他做了郡守就去送他，这是尊贵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难道符合中古人的道义吗？这不是我心里感到安适的事。” 当时魏郡征召上计掾，并举荐孝廉；景元初年，相国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命。后来乡亲劝他接受征召，皇甫谧写《释劝论》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文章说：相国晋王征召我们等三十七人，等到泰始年间举行登禅礼时，被一同征召的人没有不到的，都授予骑都尉，有的赐爵关内侯，入朝奉行朝请之礼，礼遇如同侍臣。只有我被疾病困扰，赶不上国家的荣宠。同族的父兄和我的同僚们，都认为这是天下的大庆，百姓都将依赖它；即使礼仪还没有完成，也不应安睡，纵然疾病严重，也应当亲自前往。我只是认为古今圣明君主的制度，不论事情大小，都按实际情理裁断；我的身体确实不能承受，难道是怠慢吗！于是我伏在枕上叹息说：‘出仕，是身体的荣耀；退处，是生命的真实状态。假设我没有疾病，即使怀抱箕山隐居的志向，尚且应当容许我，何况我的病确实严重！所以尧、舜时代，士人有的在山林泽野收敛行迹，有的经过君门也不敢进去。皋陶一类的人能够两全其愿，是因为遇上了合适的时代。因此，朝廷尊贵的是建立功勋的大臣，野外可称美的是保全志向的士人。他们难道是特殊的人吗？如今圣明皇帝龙兴，功业可以同前代贤哲相比，仁道并不遥远，这种情形也会如此吗？有的宾客用世俗常话逼迫我，有的以违逆世俗为忧虑。我认为上面有宽厚明察的君主，下面必有能听取实情的人；天网广大，否塞与通达本来同归一理，何必责怪出仕或退处呢！’于是穷究宾主双方的议论，以解答对方的诘难，名为《释劝》。宾客说：“听说天以悬挂的星象显示光明，地以包容贯通万物而吐纳灵气。因此黄钟依次排列，律吕分别成形。所以春天花朵开放，夏天果实繁茂，秋风驱逐暑气，冬天冰才凝结。人道也依此运行，顺应时机才会发动。天、地、人三才彼此相连而利于运行，明白得如同符契相合。因此士人有的在唐朝一同升用，有的在有莘先被伊尹察觉，有的通过托梦感动君主，有的在渭水边放下鱼竿，有的敲牛角求见齐君，有的脱去布衣而辅佐秦国，有的冒着毁谤来安定郑国，有的乘车马救济危难，有的分荆铺地以求朋友，有的向黄石公借取谋略。因而能够像闪电般飞驰、拔擢而起，超越次序、胜过同类，抬高声望以奋发远行，发出震动天地的清正声音。由此看来，增进德业贵在及时，您为什么屈抑自己而不伸展呢？如今您凭借英俊茂盛的才华，在六艺的领域游心，在众妙的门径中寄托意趣，已经多年了。既然遇到皇帝受禅即位的朝代，又正逢功名利禄的机会，侍奉圣明君主，遇到知己相逢的时机，时代清明、道义纯正，正可以冲天远举。这正是我等一生洗发银河、鸿雁渐进的时节。您却隐藏光彩、追随草野，含藏文采而不显露，像龙潜九泉一样，坚守隐居高志，抛弃通达之道的远大途径，固守介然之人的狭小操守，岂不是违背了道的旨趣吗？”

译况且我听说，招摇星昏暗回转，天位才会端正；五教分别次序，人间的伦理才会安定。如今王命急切地到来，却把忧虑推给有关官员：对上造成违逆君主的罪责，对下引起众人的惊疑。通达的人看重同道，何必独自标新立异？众多贤者都可以跟从，何必固守自己的想法？如今一同被征召的人都已到来，饥饿也顾不上吃饭，正要在皇帝的道路上振奋文采，都将按次序授予天官。唯独您迟迟不进，独居简陋门户之外，放纵形迹于世俗之外，退隐山林，不看重华美之物，恩惠不能施加于人，行为也不合于大道，身体又患重病，性命难以保全。倘若羲和催促车马，大火星向西坠落，临到河川才悔恨来晚，那时又有什么途径可走呢！重视光阴而轻视璧玉，是圣人所约束的；衣裳颠倒穿着，是明智者所告诫的。您应当借鉴先哲宏大的规范，满足圣朝虚心求贤的心愿，振翼冲上云路，到天池沐浴洗鳞，排开天门，登上玉山，进入紫闼，侍奉北辰，忽然光彩照耀，与英才群集。辅佐唐、虞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民，施行刑罚搁置不用的政治，与殷、周的大臣相配，把功劳铭刻在景钟上，参与整顿常伦；活着享用鼎食，死后成为尊贵之臣，这不是很盛大吗！可是您却忽然看轻金玉的光辉，忘掉青紫官服的灿然品级，辞去官服礼服的光彩，抱着破旧粗衣度过一生，岂不是太辛劳了吗！” 主人笑着回答说：“唉！您这位宾客可以说熟悉外在景象的光彩，却没有见到幽隐之人的大概；看见世俗之人不能容忍隐逸，却不明白圣明皇帝兼爱众人的道理；只知道依照规矩方圆行事，却不知道大道的形体没有边界。所以说，天玄妙而清明，地安静而安宁，包容万类，广被众生；寄身于圣明时代，依托于道的灵性。至于春天因阳气发散，冬天因阴气凝聚，广大精液含藏光明，元气混合蒸腾，万物仰承教化，产生各种不同的征象。因此出仕的人享受天禄，退处的人安居山陵。于是寒暑相互推移，四时星宿轮流居中，阴阳运行不息，变化没有穷尽；自然各有分定，两者都能取其中正。阴阳二物都具有灵性，这叫作大同；彼此没有怨恨，这叫作至通。” 至于衰败周朝末年，尊贵欺诈而轻视诚信，人被权力牵引，用利益求取荣耀。所以苏秦出仕而使六国合纵，张仪入秦而使连横之势形成；廉颇在世时赵国就受人重视，乐毅离去后燕国便被轻视；公叔痤死后魏国败亡，孙膑受刖刑后齐国安宁；范蠡、文种得到越王亲近，越国称霸；屈原被疏远，楚国倾覆。因此君主没有固定的依凭，臣子没有恒定的名位；损弃义理、放弃诚信，时而衰损，时而盈盛。所以冯谖弹剑来感动君主，女子有反复求赐的说法，项羽凭拔山的力量奋起，蒯通陈说鼎足之势，东郭先生受到田荣劫持，颜阖以被逼迫相见为耻。这些都是抛弃礼法、丧失真实，只求一时荣华的人，难道是道德教化的根本吗！” 至于圣明皇帝创立教化，德行可以同三皇相比，风俗可以同虞、夏相齐；希望政治温厚和畅，不希望苛察而显得精明；希望混混沌沌如同玄妙的水流，不希望浩荡张扬、显露名声；希望幽微而条理自然，不希望拘束琐碎、像绳结一样；希望广大无边，不希望局促地强行分别；希望内在含章，不希望像冰雪一样显露；希望醇厚而凭任德化，不希望琐细而执着刑法。因此发现时机的人可以行动建功，喜好退隐的人也没有人逼迫。所以说，时而明察、时而含昧，是得道的大概；时而松弛、时而紧张，是合礼的方式；时而浮现、时而沉潜，才能兼得真实。因此上面有劳谦爱士的君主，下面有不求名声的臣子；朝廷有聘用贤人的礼仪，野外有逃遁隐居的人。所以支伯以幽隐的疾病拒绝唐尧，老子寄身于西方邻国，颜回安于贫陋而成就名声，原思在极端贫困中以道为乐，荣启期以人生三乐感动孔子，黔娄在布被中确定谥号，段干木安卧而使魏国得以保存，荆、莱二人志向超越江山，严君平凭借蓍草占筮而使道义显著，商山四皓在洛水之滨潜藏德行，郑真亲自耕作而获得声誉，幼安向当今之人发布教令。他们都坚持不可夺取的节操，守持不可改变的志意；遇到能够超拔俗流的君主，便保全了他们各自的志向。因此，拥有独自确定的谋略，就不向众人借取计策；守持不可动摇的安定，就不借助众宾客的思虑。这样才能舍弃外在亲近的华饰，通达内在道理的真实；离开显赫显耀的明路，进入幽昧尘埃之中；在万般情感的形迹之外辗转，凭借虚寂寄托自身；居住在无事之宅，与已经放下利益的人交往。它轻时像鸿毛，重时像泥土沉没；损害它不能使它减损，测量它反而越发深邃。这才是我们一类人的师表，只是我被疾病逼迫，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您认为我错过时机而使众人惊骇，我也奇怪您只知比较议论，却不能取其中道。” 才力不能充分发挥，是众人所排斥的；长期卧病，是朝廷所舍弃的。因此胥克被废弃，左丘明把他列入记载；伯牛患病，孔子为之叹息。如果黄帝创制九经，岐伯剖腹除去肠病，扁鹊到虢国使尸体复起，文挚为齐王舍命，医和在秦、晋显露医术，仓公在汉皇面前揭示秘术，华佗凭独到见识保存医道精华，张仲景留下精妙的定方。我只恨自己生不逢这些人，所以请求向圣明君王诉说性命之苦；希望在天命记录中求得一线补救，明察我自身的辛苦，盼望微薄诚意能够感动圣上，所以等待获罪而困居穷处。后来武帝多次下诏敦促逼迫，始终不止。皇甫谧上疏，自称草野之臣说：“臣身体衰弱残病，迷失于道的旨趣，因疾病而弃官，披散头发居于山林，不能通晓人伦纲常，只与鸟兽为群。陛下披荆斩棘访求贤才，连蒿艾之类也一并收取。因此皋陶振作起身、披上粗布，不仁之人就会远离。臣愚顽蒙昧，承受晋朝俸禄，尚且知道唐人击壤而歌的欢乐，本应前往京城，在宫阙之外祝贺陛下长寿。然而小人没有善意，招来灾祸；臣长期患重病，身体半边麻木，右脚偏小，已经十九年。又服寒食散，违背调养节度，辛苦痛苦，至今七年。隆冬裸露身体吃冰，盛夏又烦闷难受，加上咳嗽气逆，有时像温虐，有时类似伤寒，浮气流动而浮肿，四肢酸痛沉重。如今困顿衰弱，只能靠呼吸勉强维持性命，父兄见我被排斥，妻子儿女将要与我永诀。臣仰受天威逼迫，扶着车舆上路，病苦更加严重，不能继续前进，只好委身等待治罪，伏在枕上叹息。臣听说《韶》《卫》不能同时演奏，《雅》《郑》不能一并进献，所以郤子入周而祸患牵连王叔，虞丘称贤而樊姬捂住嘴。君子与小人，礼制本来就不能使用同一器物，何况臣如糠秕，怎能同雕胡米混在一起？平庸之人穿锦衣，也不配合他的身份。臣私下听说同被征召的人都已经到齐，只有臣因疾病抱恨卧床；虽然贪恋明时，却害怕死在路旁。” 假如臣没有疾病，即使已经处在尧、舜那样的时代，仍然坚持箕山隐居的志向，也应当得到容许。臣听说上面有明圣的君主，下面有尽吐实情的臣子；上面有宽厚的政令，下面有把真情完全托出的臣民。希望陛下留心并予以宽恕，进一步表彰奇伟俊杰，像在傅岩访求贤人，像在渭滨收取垂钓者，不要让泥滓长久混浊清流。”皇甫谧言辞恳切、情意深至，武帝于是听从并准许了他。

译一年多以后，又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他仍然没有起身应召。他上表向武帝请求借书，武帝送给他一车书。皇甫谧虽然身体羸弱多病，仍然翻阅不懈怠。他起初服用寒食散，但体质与药性相冲，每每疲惫困顿、举止失常；曾经悲伤愤怒，叩击刀刃想要自杀，经叔母劝谏才停止。济阴太守、蜀人文立上表说，被征召的士人带着贽礼会造成烦扰，请求废除这种礼物和礼仪。诏令同意了。皇甫谧听说后叹息道：“亡国的大夫不能同他谋划保存国家，却要改变历代的制度，这可以吗？《易经》说‘束帛戋戋’，这是明确的义理；用黑色和浅红色丝帛作为贽礼，自古就是旧制。因此孔子称道士人早晚努力学习以等待询问，准备席上珍品以等待聘用。士人在这种礼仪下要行三次揖礼才进见，说明得到任用是多么困难；行一次礼便退下，说明离去又是多么容易。像殷汤对于伊尹、周文王对于太公，有的亲自到莘野迎接，有的用车载回来，只怕礼意不够隆重，哪里会吝惜这些烦费呢！况且一项礼节都不完备，贞洁女子尚且以为可耻，何况被征召的士人呢！孔子说：‘赐啊，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礼。’把它丢弃了怎么行？政治上失去贤才，原因就在这里了。” 咸宁初年，武帝又下诏说：“男子皇甫谧沉静朴素，守学好古，志趣不同于流俗，应任命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皇甫谧以重病坚决推辞。武帝起初虽然没有强行改变他的志向，不久又下诏征召他为议郎，另召他补任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求让他担任功曹，他都没有应召。他撰写关于丧葬制度的论著，名为《笃终》，文章说：玄晏先生认为，生存和死亡是天地确定的制度，是人伦必然达到的终点。因此礼制规定六十岁可以制定寿藏，到九十岁则各有不同等级；用朴素的方式防备死亡，难道是流俗之人过分忌讳死亡吗？我的年龄虽然还不到可以制定寿藏的年纪，但长期患病已经多年，又接连遭遇丧事和灾难，精神气力损耗衰弱，困顿不堪已经多次发生。我常担心不期而然地夭折，忧虑死时不能用朴素方式安葬，因此略陈最深的心愿。人所贪恋的是生，所厌恶的是死。即使贪恋生命，也不能超过寿命期限；即使厌恶死亡，也不能逃避。人死之后，精神消歇、形体离散，魂魄无不有所归向，所以气归于天；寄托的生命终尽，形体归于本真，所以尸体藏入地下。因此精神不再存于形体，便随气升降；尸体不能长久寄寓，也就与土地合为一体。形神不相隔离，是天地的本性；尸体与泥土相并，是返归本真的道理。如今活着尚且不能保全七尺之躯，死后为什么还要隔开一棺之土？这样看来，衣衾只是使尸体污秽，棺椁只是隔绝尸体归真，所以桓司马说石椁不如早些腐朽；季孙说美玉随葬等同于让尸体暴露；晋文公厚葬， 《春秋》认为这是华元不守臣节；杨王孙主张亲身接触土地，《汉书》认为他比秦始皇贤明。如今若认为死者的魂魄必定有知觉，那么人与鬼应当采用不同制度；黄泉之下的亲属，死者多于生者，必将准备各种器物来供亡者使用。若拿生前的情形来比拟死亡，就不是对神灵的正确理解。若死者没有知觉，那么只是白白夺取生者的财物，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开启奸邪之心，这是招致尸体暴露的祸患，增加亡者的毒害。” 葬，就是隐藏；所谓隐藏，就是不让人看见。可是大造棺椁，准备丰厚的随葬物品，无异于把金子埋在路边，还在上面立下标记。即使非常愚蠢的人，也一定会嘲笑这种做法。丰厚财物、厚重葬礼会引发奸邪之心，有人剖开棺椁，有人拖拽尸体，有人剥下手臂、捋走金环，有人摸取肠中的珠玉。尸体被焚烧的惨状，难道会比这些更痛苦吗？自古至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不被盗掘的坟墓。因此张释之说：“假使墓中有盗取的欲望，即使坚固得像南山也会有缝隙；假使墓中没有盗取的欲望，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惧的呢！”这话通达明白，是我的老师。给死者增加厚重的随葬，并不是厚待死者，而是活人自作主张。于是为了没有益处的事情产生贪念，抛弃死者真正需要的安排，这是明智者不会做的。《易经》说：“古代的葬法，用柴薪裹尸，葬在旷野，不起坟、不植树。”这样死者得以归于本真，亡者也不损害生者。所以我希望早晨死去、晚上安葬，晚上死去、早晨安葬；不设置棺椁，不增加缠裹和殓服，不修饰沐浴，不制作新衣，殡殓和含玉等物一概废除。我本来想让尸体裸露着入坑，使身体亲自接触土地；但恐怕人情受流俗影响已久，突然全部改变很难，所以现在姑且制定这样的制度：奢侈不能使用石椁，俭朴也不至于让尸体裸露。气息断绝以后，立即穿上衣服，用幅巾和旧衣，以遽除裹住尸体，两端用麻绳束缚，放在床上。选择不长草木的土地，挖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坑挖好后，抬床到坑边，撤去床，把尸体放入坑中。生前所有物品都不随葬，只带一卷《孝经》，表示不忘孝道。除遽除外，便直接让尸体接触土地。把土填到与地面相平，恢复原有的草，使草长在上面；不种树木，也不削平除去草木，使尸体的痕迹无处可寻，自己求得不被人知道。看不见可贪求的东西，奸邪之心就不会产生；始终没有惊惧，千年也不用忧虑祸患。形骸与后土合为一体，魂魄与元气合为灵性，这才是真正深厚的爱护。若亡者有先后，不得迁移合葬。合葬自周公以来才有，并非古制。舜葬在苍梧，二妃没有随葬；这已经是确定的例子，何必拘泥周礼？不必询问工匠，不必相信卜筮，不必受流俗言论拘束，不设神位，也不在十五日内早晚供食。”},{ 礼制规定不能到墓地祭祀，只在每月初一于家中设席祭奠，满一百天就停止。临近祭期时，必须在天将黑或天将明时举行，不得在夜间进行。服丧期间应居于平常住所，不得住在墓旁。古人不重视营造坟墓，是明智的做法；如今封土植树，是愚蠢的做法。如果不遵从这个原则，就是让尸体在地下再次受辱，死后还要遭受重伤。假如魂魄有知，就会含冤悲痛，永世成为怨鬼。王孙的儿子们可以把这作为告诫。临死发的誓言难以违背，希望你们不要改变啊！但他最终也没有出仕。太康三年去世，时年六十八岁。他的儿子童灵、方回等遵照他的遗命行事。皇甫谧所著的诗、赋、诔、颂、论、难等非常多，又撰写了《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记和《玄晏春秋》，都受到当时世人的重视。他的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都成为晋朝的名臣。

译方回年少时就遵循父亲的操守，同时具有文才。永嘉初年，朝廷征召他任博士，他没有应召。后来为躲避战乱前往荆州，闭门闲居，从未进入城府。他养蚕之后才有衣服，耕作之后才有食物，先考虑别人而后考虑自己，尊重贤者、爱护万物，南方人士都敬重他。刺史陶侃以非常优厚的礼节对待他。陶侃每次拜访他，他都穿着朴素的士人服装，远远望见陶侃到门口，立即下堂迎接。王敦派堂弟王暠取代陶侃，调陶侃任广州刺史。陶侃将要去拜见王敦，方回劝他说：“我听说敌国灭亡之后，功臣也会遭殃。您刚刚攻破杜弢，功劳无人能比，想要不遭危险，难道能够办到吗？”陶侃没有听从，还是去了。王敦果然想杀陶侃，依靠周访才使他免于一死。王暠到达荆州后，大大失去人心，百姓背叛王暠，迎接杜弢。王暠大肆杀戮以树立威势，因为方回受到陶侃敬重，责怪他不来拜见自己，于是将方回逮捕并斩杀。荆州境内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族属，没有不流泪的。挚虞，字仲洽，是京兆长安人。他的父亲挚模，任魏国太仆卿。挚虞年轻时师事皇甫谧，才华学识广博，著述从不懈怠。郡府征召他任主簿。挚虞曾认为，人的生死由命运决定，富贵由上天安排。上天所保佑的是义，人们所帮助的是诚信。践行诚信、思考顺理而行的原则，是延长福分的原因；违背这些去行事，是招致灾祸的原因。然而世道的发展有长有短，祸福常常错乱，受惊恐逼迫的人不知道应该坚守什么，放荡不羁而积累愤懑，有时迷失，有时放纵。因此，他借用自己的身世，假托有关的事例，先陈述处世而不被理解的艰难，于是抛弃常道和伦理，轻率地远游，以充分表现普通人的迷惘疑惑之情；然后再用正道引导他，使他返回义理，把神明的感应推求到视听范围之外，把否泰的运行归结到人的智力和力量之外，以说明上天安排命运是不可违抗的，所以作《思游赋》。赋文说：我是轩辕黄帝的远代后裔，是仲任氏的显赫后代。在末世开敷才华，在上古承受灵秀根基。按照乾坤来运转尺度，依据阴阳来制定法则。若不是时运推动，万物怎会运行；我乘着太虚，在空中摇曳。头戴明月制成的高冠，缀着太白星般明亮的玉璜。裁取彩色虹霓作为衣服，披上五彩祥云制成的下裳。腰间系着华美闪耀的电光，佩带玉衡般琳琅的美玉。明亮的日光照见形体，光辉灿烂而又重重放光。极美而奇异的事物，在凡俗的眼光看来反而怪异；美好的修饰和稀有的材质聚合在一起，却没有机会显现。燕地的石头披上红色丝绸，就能以华饰欺世；真正的和氏璧却被远远弃置在南方荆山。夏禹的画像蒙尘于集市北面，酒器和食器却在两根柱子之间争相显耀。鸾凤高洁自守，却只能偏居一处；兰草桂树不合时宜，却独自繁茂。即使经历寒暑来磨炼真性，难道会改变容貌、使情志失常吗？我感叹昆吾山很容易越过，却怀念光辉迅速走向黄昏。羡慕一年一熟的庄稼经历三春，仍然含苞吐英，从容生长。哀伤太阳神羲和没有闲暇，感到天日运行自有一定限度。听见鸣蝉叫喊着时令，担心树叶在凝结的露水中凋落。希望追随前人的轨迹而更加奋进，却又顾念后人的足迹而回头观看。过去的事转瞬即逝，已经追赶不上；未来的事幽暗未明，还没有显现。天地两仪安静地无边无际，四时循环运行而没有穷尽。星鸟西沉而时序又返回，夕阳渐渐隐没而天色将融入黑暗。眺望三位后帝留在天上的遗迹，感叹圣贤终究永远逝去。诚然道德修养很高而寿命短促，但谁会舍弃充盈而收敛刚健之气呢？手握隋侯之珠和蕙草，时世却不喜爱它们，使它们没有机会施展。既然时世无暇顾及它们，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只怕独自拥有美质反而会受到损伤。于是把自己深深委弃于幽隐之处，希望芬芳文采不至于显露。芳香之物处在幽暗处反而更加芬芳，宝物置于夜间反而更加光明。受到人世狭小环境的逼迫，便想展开翅膀飞向八方荒远之地。仰望高耸壮丽的云中台阶，希望轻身上升而高高飞翔。我去向庖牺氏询问卦象，向姬文王辨析吉祥的卦辞。将要远游到太初之世，观察形体和魂魄尚未分离的状态。四灵庄严地充当卫士，六气纷纷聚集成群。让白兽驾车行于商风之中，驾驭苍龙行在景云之间。在神灵的苑囿中挑选随从，跟随冯夷询问渡口。召来陵阳子明于游溪，向柏人地方的王子乔致意。让祝融在前面掌管火具，让玄冥在后面遮蔽尘埃。身形飘飘然远去，精气绵延而更加清新。在莱山之隅舀取玉膏，在瀛洲岸边采摘紫色仙草。向太昊作揖，借处所暂时休息；听他在三春之时讲述施政之道。《洪范》的法则时而收拢、时而张开，百花凋落之后又重新振作。斜视纷纷飘动的玉女，她们在扶桑树旁手持美好的竹筐。观看玄妙天象的光彩，接着腾跃到阳谷。吸食朝霞来解除饥饿，降落到粮泉中洗脚。将要放开缰绳自在遨游，却遗憾东方极远之路太短。命令纤阿使车向右转，见到朱明之神光辉赫赫。莅临夏庭统领众神，回到苍梧并与当地神灵结交。让焦明鸟承载旌旗，驾驭天马奔驰高飞。在丹丘向羲和进谗，又责斥倒景之术扰乱仪度。沿着和暖的南风到达南方，向太阳神表示辞谢。忧虑湿热之气郁结，我怎么能留在这里呢！听说碧鸡山长夜将尽、晨光很早，我将向西方远游。于是让轻快的小船浮在弱水上，船头船尾停泊在水流中央。只要精纯的本性还存在，即使羽毛沉入水中，也确实可以用来泛舟。超越月神望舒，迅疾地登临高处，精神飘荡而精气上浮。向金室中的长者询问，向前代贤者采集旧闻。在危山讥刺沉没的阴气，向椒丘的西王母询问。观看玄乌参差的脚趾，会合根本一元的神妙筹算。在月宫扰动狡兔，向姮娥责问蓐收。于是握住缰绳回转奔驰，访求北方老人的祸福相依之理。乘着增厚的冰层渡过水面，凌驾于凝聚的阴气之上。在幽深洞穴中探寻龟蛇，探究它们潜藏生长的情状。嘲笑倏忽神行动急躁狂妄，因为耳目蒙蔽而丧失中正黄气；背对烛龙而游行，直到在北方尽头寻求大明之光。攀援着招摇星向上登行，忽然踏入空旷之境而凌驾虚空。登上天门阊阖，抛下对尘世的眷恋；俯视大地上的玄黄万物。召来黔雷为前导，在清都朝见天帝。观看浑天仪，借以观察宇宙；抚摸造化的大熔炉。于是向上皇辨析疑惑，考察吉凶的根本符验。唐尧能够顺应天意，百姓却仍然忧叹；夏桀扰乱常道，使虞舜受到感应。孔子西行狩猎而流泪，臧氏在娄地考察祥瑞。盗跖肆意施暴却能保全安定，颜回践行仁德却早早死去。为什么否泰没有一定之处，荣辱又使人无法预料？时运可以等待却不可凭心思推测，道理可以知道却不可强行作为。寻求它的人劳苦，欲求它的人迷惑；相信天意、听任命运，道理自然就会得到。况且，四时之位如同工匠，乾坤如同尺度。天地之气分散便成为万物，凝聚便成为人类。阳气下降，阴气上升；一时衰替，一时兴盛。流动便成为河川，停滞便成为山陵。祸患无法排除，福分也不能强求。处于否塞之时自有通达的征兆，处于泰通之时也有一定的命数。形体形成时人尚未察觉，灵妙的形象形成后已经稳固。承受圣明的教诲以启发蒙昧，审察人的性命，不再向外追求。应当澄清精神、守持专一，为什么还要飘飘然远游呢！于是恭敬地陈述辞意，告辞退下；主人心中悖乱迷惘，长久叹息。只因升降变化不会重复，吟咏离别容易而相会困难。希望举行盛大宴飨来表达深厚情意，何不停车吃一顿饭呢？会同司仪于一切开始之处，延请嘉宾来到九乾。陈设钧天的宏大音乐，展示万舞的极尽欢乐。弯曲的枉矢已经闪耀在手中，狼弧星也盘旋着拉开弓形。斜视天帝身旁的翟犬，射杀灵轩中的熊罴。

译于是清扫道路，早早清道戒严；装载车轮，整修先祖神灵的车驾。分别颁布命令、授予名号，整顿车辖车辀，安排行军队伍。先让司郁神开辟道路，众神威严地排列在庭前。丰隆驾车发出警号以警戒众人，钩陈统率军队相连成列。堪舆神振作而及时前进，文昌星肃然掌管行程。高举蚩尤制作的长旌，树立彩色的雄虹旗。乘坐云车，以闪电作鞭，在扶舆间曲折行进；驾驭应龙和青虬，车驾姿态绚丽多彩。俯视游光和逸景迅疾闪烁，仰望流动的旌旗和下垂的旄尾飘舞。前方水光深湛，引导队伍前进；后方仪仗整齐，正向前奔驰。暂且从重阳之地启程，很快便在少仪停下车驾。跨过列缺，丈量乾坤；挥动玉关，走出天门。渡过银河渡口，遥望昆仑；经过赤霄，来到玄根。观看万物，终于使魂魄复归；形体虽然已经消散，精气仍然存在。远望悬空之舟分明可见，怀念旧日都城的盛美景象。仍然让繁盛的仪仗督促前进，将要迅速下降、加快步伐。华丽的云气依依飘动，如翼护卫车衡；日月光芒耀眼，映照车盖。踏着烟霭离开天路，内心激荡而认出故居。道路于是变得畅通，心情欣悦；转眼之间归来，返回平常的里巷。修养中和之德，崇尚常道和伦理；遵循大道，体味琴书。以顺应自然为乐，懂得穷困和显达；心境淡泊无所思虑，内心常常感到愉悦。朝廷选拔贤良，挚虞与夏侯湛等十七人参加策问，评为下等，授任中郎。武帝下诏说：“我看了各位贤良的答策，虽然所说的道路不同，但都明白君王之道，对政事都有益处。我想详细阅览他们的回答，深入了解贤士大夫的用心。”于是又下诏让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在东堂会集，进行策问，说：“近来太阳在正阳之时发生日食，水灾旱灾成为灾害，应当采取什么修治措施，来改变这种大灾？至于法令中有不合于当今情势、成为公私所忧患困苦的，都是哪些事情？大凡太平时代在于得到人才，而得到人才也要借助他们作为耳目来听察天下。如果有文武才能可以补益时务，却还没有被发现和任用的，各自举荐那个人。至于有遭受世俗诽谤议论、应当先加以洗刷澄清的，也各自说明。”挚虞回答说：“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推究事物的起始以求得最终结果，掌握根本来端正末节。因此，他们忧虑的是法度不恰当，而不忧虑人物失去适当的位置；忧虑人物失去适当的位置，而不忧虑灾害流行。实在是因为法度在这里得到恰当执行，事物便能在那里得到治理；下层百姓和谐，上天的灾害就会消除。如果发生日月的灾异、水旱灾害，就应反过来倾听民意、内省自身，寻求灾害发生的原因；从远处观察万物，从近处检验自己。耳目用来听察天下，难道会有蒙蔽其聪明的地方吗？内心一动而发布命令，难道会有违背平常正道的地方吗？” 高官要职，难道会有授予不合适之人的情况吗？赏罚、贬黜和升迁，难道会有安排不得其当的情况吗？河边山岩之间，难道会有怀抱道术、垂钓或筑台而未曾得到梦兆感应的人吗？边远地区和遥远族裔之中，难道会有足以闻名当世的杰出人物而尚未蒙受恩泽的吗？按照这一类情况推求原因，询问事情、考核言论，以彻底查明实际情况，那么天人之间的情状就可以看见，灾异降临的征兆也可以得到挽救。如果从万物方面推求没有违逆，从自身方面查找也没有过失，万物都得到治理，内外都适宜，祝官、史官的祷辞端正，言语没有违背诚意，而日月运行失常、灾疫发生又无法防备，那么这就是阴阳运行方面的事情，并不是吉凶所取决的所在。时运、周期和气数，是自然的分限，本来不是人事所能控制的，那也只能开仓赈济、疏通积滞，减少饮食、节省用度罢了。因此，若确实遇到时运所定，即使是陶唐氏、殷汤也无法改变；如果并非时运所定，那么宋国、卫国的君主以及诸侯的卿相，仍然能够有所感应。希望陛下审察其中的原因，彻底明白它的道理，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生长于贫寒之家，见识比不上那些见闻丰富的人，虽有贤才，却是臣尚未接触认识的，不敢像盲人一样妄言举荐，无法逐一回答圣上的询问。”于是挚虞被提升为太子舍人，授任闻喜县令。当时天子留心于治理政务的道理，又因为吴国的寇乱刚刚平定，天下安定，便上《太康颂》来赞美晋朝的德政。颂辞说：啊，遥远的上古时代，是人类资始的时代。四方之地都有人居住，万国同遵一轨。汉朝不能振作，丧乱接连不断。京畿内外纷纷叛乱，诸侯和禁卫之地也在内部崩溃。上天降下灾难，时代正遭逢大凶。群雄如龙兽争战，远方邦国分崩离析。蜀地有人僭越称帝，海东有人图谋叛逆。孙权于是乘机而起，占据三江之地。光明的上帝威严地俯临下界，于是宣扬皇帝的威势，使上天降下讨伐之命。晋军在辽隧奋勇用武，罪人就此被擒获。安抚平定朝鲜，并一举征服韩、貊。文治既已适应时势，便席卷梁州、益州。元恶大憝交出性命，九夷经过多重翻译前来归服。邛、冉、哀牢诸地，也在这里完成了功业。我们的皇帝登基以后，吴、蜀二国已经平定。没有一个地方不归心，使众生得到养育。吴国却凭恃险固，在南海之地放纵天命。晋朝的声教还没有达到那里，皇帝的威灵也未能及于其地。皇帝震发威势，显赫如雷霆。截断长江、沔水的险要，荆、舒之地因此清平。伟大啊圣明的皇帝，配合乾道，兼具阴阳之德。以正道陶冶教化，以奇谋平定乱局。耀武六十天，军队和车辆都不疲惫。举行饮至之礼，酒器屡次斟满，旌旗毫无损缺。四海广大，都遵守礼制而和乐。宫庙庄严肃穆，歌咏《雍》诗，赞颂功德。天下光明之下，没有一处不在皇帝的谋略之中。即使穷发之地和反景之乡，也承受正朔，接受晋朝历法。龙马雄骏奔驰，在华阳之地驰骋。弓箭装入箭囊，盾牌和兵器收藏起来。南方的金器庄严坚固，余皇舟高大壮盛。雄剑陈列于朝廷，凿通水道造船搭桥。圣明的皇帝有所作为，实际上代替上天完成其功业。天地都不违背其治理，百姓因此和乐。农、工、商三项事务协调，于是成就了他的功绩。既然要追溯久远的事迹，也将要彰明他的踪迹。乔山高大如岳，是遥望帝王封禅之处。美好啊圣明的皇帝，为什么不在这里封禅呢！因母亲去世服丧而解除职务。过了很久，召回补任尚书郎。将作大匠陈勰挖地时得到一把古尺，尚书上奏说：“现在使用的尺比古尺长，应该以古尺为标准。”潘岳认为这种尺子已经使用很久，不宜再改。虞反驳说：“从前圣人能够观察天下深奥的道理，并仿照万物的形状，取法物象制造器物，以保存并适应当时的需要。所以参验天数、配合地数，来端正算术的法则；依照音律计算分度，来确定长短的尺度。制造器物有一定法则，所以使用它也有依据。用它考察天地运行，天地就无法隐藏真实情状；用它校准日月星辰，天象就不容许有错误；用它施于金石，音韵便和谐；用它置于规矩，器物便合宜。一部尺度如果没有差错，万物都能端正；一旦有差错，事情就都会相反。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将近半寸，乐府使用它，律吕便不相合；史官使用它，历法和天象推算便失去依据；医署使用它，腧穴的位置便会错乱。这三类事务，都是由尺度产生、以尺度验证得失的，如今都受到阻碍而不能贯通，所以应当改用今尺，遵从古尺。唐、虞的制度要求音律、长度、容量、衡量相同，仲尼的教诲要求谨慎权衡、审慎尺度。现在两种尺并行使用，不能说是相同；明知有错误却仍照做，不能说是谨慎。不统一、不谨慎，就是错误的法制，不是用来规范万物、垂示法则、给人树立准则的办法。”

译凡是事物，有的数量多而容易改动，有的数量少而难以改变；有的改动会导致烦琐，有的变化反而会变得简便。度量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东西，而长短并不是人们所留恋珍惜的，所以属于数量多而容易改动的一类。纠正错误而获得正确，由邪转正，只是一时的变化，却能使后世永远没有两套标准，这是变化而趋于简便的一类。法令章程已经形成，既没有丢失旧有事物，至于末世苟且附会的制度和异端杂乱的用法，都应当因时加以整理改正，守住统一标准这一原则。臣认为应当依照奏章所说办理。”又上表论述封禅之事，见《礼志》。虞认为汉末丧乱，家谱传记大多散失，即使子孙也不能说出先祖的情况，于是撰写《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呈，认为这足以备具资料、服务实用，扩大见闻方面的益处。后来因评定品第违法，被司徒弹劾，诏令宽免了他。当时太庙刚刚修建，诏令普遍提升官位一级。后来因为主管官员承接诏令时误解了旨意，便改而取消这一任命。虞上表说：“臣听说从前圣明的君主，连拥有千乘之国都不吝惜，却珍惜把桐叶封给弟弟的信约，这是为了慎重对待至尊的命令，并把对万国的诚信传达出去。前次《乙巳赦书》远远追述先帝遗留的恩惠，普遍提升官位一级，以酬答四海臣民欣喜拥戴的心情。驿站传书颁行天下，遍及远近，人们无不如鸟飞鱼跃，欢喜地蒙受德泽。现在忽然因为主管官员思考文书不周详，收回已经颁布的诏令，夺去已经施行的恩惠，臣愚昧的内心私下认为不可。”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元康年间，调任吴王友。当时荀顗撰写《新礼》，让虞讨论其中的得失，然后施行。元皇后去世，杜预上奏说：“居丧期间深居默哀的制度，起源于上古，因此高宗没有穿丧服的记载，只有文辞称其不言语。汉文帝把服丧限制为三十六天。魏氏以来，则以既虞为节度。皇太子与国家同为一体，按理应当解除丧服，举行卒哭礼后便除服。”虞写信答复杜预说：“唐代称作‘遏密’，殷代称作‘谅暗’，都是各自举所行之事作为名称，并不是说下葬以后有特别的降等。周代以来，称之为丧服。丧服，是用服饰表示丧事。如今皇帝每天处理万机，太子承担监国抚军的重任，理应因事夺情，安葬完毕就除去丧服；改变旧制而通达事理，作为后世的典范，何必一定附会古制，使老儒因此争论呢！”皇太孙司马尚去世，有关官员上奏应穿“齐衰期”丧服。诏令博士们讨论。虞说：“太子出生时，便按照成人的礼仪举行礼节，那么夭折之礼的道理已经排除了。太孙也体现君主、承继重任，是因身份和地位而服完整丧服，不是根据年龄。”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虞又讨论玉辂、两社等事，见《舆服志》。后来历任秘书监、卫尉卿，跟随惠帝到长安。东军前来迎接时，百官奔逃离散，他于是流离在鄠、杜之间，后来进入南山之中。粮食断绝，饥饿非常严重，只能拾取橡实充饥。后来得以返回洛阳，历任光禄勋、太常卿。当时怀帝亲自举行郊祀。自元康以来，皇帝不亲自举行郊祀，礼仪废弛。虞考订校正旧典，礼仪器物都清楚完备。等到洛京荒乱，盗贼横行，人们饥饿到彼此相食。虞一向清贫，最终因饥饿而死。虞撰写《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辑古代文章，分类编排为三十卷，名为《流别集》，并分别作论，文辞义理恰当，被世人所重视。虞善于观察天象，曾对朋友说：“如今天下将要大乱，能够避难的地方，大概只有凉州了吧！”他生性爱惜士人，凡有人上表推荐士人，常常替他们撰写奏表。东平人太叔广长于机要事务，清楚善辩，善于谈论，虞无法应答；虞善于写文章，太叔广又不能答复；二人互相讥笑，这件事在世间传为笑谈。束皙，字广微，是阳平郡元城县人，汉太子太傅疏广的后代。王莽末年，疏广的曾孙疏孟达避难，从东海迁居到沙鹿山南面，于是去掉“疏”字旁的足字，便改姓为束。祖父束混，任陇西太守。父亲束龛，任冯翊太守，父祖都有声望。束皙博学多闻，与兄长束璆都很有名声。年轻时游学国学，有人问博士曹志说：“当今好学的人是谁？”

译曹志说：“阳平的束广微好学不倦，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他回到乡里后，被察举为孝廉，又被举为茂才，都没有接受。束璆娶了石鉴的侄女，后来又抛弃了她，石鉴因此怨恨，暗中示意州郡和公府不得征辟束氏兄弟，所以束皙等人很久不能得到调任。太康年间，郡境内发生大旱，束皙替乡人祈求降雨，三天后大雨倾注，众人认为是束皙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便为他作歌说：“束先生，能通神明，请求上天三日降下甘雨。我们的黍因此得到滋育，我们的稷因此得以生长。用什么来报答他呢？愿束先生长生。”束皙与卫恒交情深厚，听说卫恒遭祸，便从本郡赶去吊丧。他曾作《劝农赋》和《饼赋》等赋，文章颇为鄙俗，当时人轻视他。但他性情沉静退让，不羡慕荣华利禄，作《玄居释》来模拟《客难》，文辞说：束皙闲居在家，门人都在身旁侍奉。他正放下帷帐深入论说，凭靠几案微笑，含笔铺陈文采，考察编撰异同。身边有人上前问道：“听说大道崇尚变通，通达的人没有穷尽。天下混乱时就救治纷乱，时世太平时就扶助兴盛。振作国家纲维来辅佐各种事务，光大帝王事业来鼓扬皇帝的教化。活着时使天下人以生存为乐，死去时使四海之内为其终亡而悲哀。因此君子宁可委屈自己而伸张大道，不以求用于时为耻。上国有‘不去求取，怎么会有收获’的话，《周易》也写有跃动求进的辞句。莘野的老人背负金铉来陈说烹割之道，齐国的宾客站在大路上吟咏《白水》之诗。如今先生沉潜于大道、修习技艺，卓然如山岳挺立，暗中明察而通晓幽微，广泛阅览而深刻有识；夜里加倍用功而忘记睡眠，白天驰骋于探究玄理的思考，年复一年，始终没有丧失志向。可是羽翼已经丰满却更加隐伏，才艺学业优长却不出来施展。竟想关闭匣子而拒绝估价，像蛟龙盘曲在泥中，深藏不出；永远收敛美玉般的光彩，藏身在穷鱼所居的水边；身逢唐尧时代却羡慕长沮，国家有道却反而效法甯武子。明白那一边而迷失这一边，我私下实在不赞成。至于士人要靠援引才能登进，升迁必须等人访求；依附权势的党徒却横行擢升，那么山林中的贤才就不能被举用。丹墀之上行走着穿着绮罗、夸耀自得的童子，东郊却遗弃了头发花白的老者。为什么不借助子都去侍奉博陆侯，凭借船头渡过大河，踏着翠云使腾跃的龙惊骇，振动光耀使潜藏的鲸鲵震动？却只是徒然屈曲盘伏在陷阱中，望着通天之路而不去遨游；学问已经积累而自身困顿，又为什么要把它秘藏在山丘之中呢？况且岁月不会等待我们，时光如奔驰的骏马，一去不返，难以获得却容易失去。先生不知道占卜显示应早作决定，后悔迟疑太晚，却忘了朋友相聚应当迅速赴约的道理；难道还能登上海边，压住向东流去的水吗？难道还能来到虞泉，招回已经西归的太阳吗？你只是把曲折的畏惧当作枷锁，让儒学成为束缚，把大道囚禁在狭小的屋舍中，在蓬草小屋里苦困自己的形体。哪里比得上依托权贵亲戚，凭借权势借用力量，选择栖身芳林；飞翔不必依靠翅膀，晚上住在七娥的宫房，早晨享用五鼎的食物；辅佐三正使太阶平和，赞助五教使玉绳端直。怎么能比得上吃豆叶、食蔬菜，终身把自己隐藏起来呢！” 束子说：“请坐！我将用君子的道理引导你，把出仕和退处的事情讲给你听。你应当明白地接受我的教诲，认真听取我的志向。从前混沌初开，天地阴阳开始建立；太阳的光辉夜里隐藏，月亮白天收敛；鸟类在树林间飞翔，蟋蟀等虫类奔向潮湿之地。万物都顺从自己的本性，士人则以自己所执守的志向为乐：有的背弃富贵荣华而栖居岩穴，有的推开兰台宫门而求得入仕；在野的如龙腾逸，在朝的如凤群集。虽然他们的道路不同，但道本身没有贵贱，关键在于各自安于所从事的事业，彼此不相羡慕。稷、契奋力建功来宣扬大道，巢父、许由洗耳以避让帝位，同样留下不朽的名声，都列入贤人之流。比较名声和声誉，究竟谁低谁高？何必贪图与二八贤才结为一群，却以同七位隐士为伍为耻呢！况且大道虽然有分歧，最终都能通达；士人志趣各不相同。我私下只是把自己编在退处者的末列，还不敢听取你所谓的高明教诲。即使蒲轮来征召，我也不会回头一看，那又谈得上依附权贵呢！” 从前周、汉中道衰落，时局艰难，士人难以自处；福运的征兆刚刚开启，祸患的端绪也随之发生。早晨还在巍峨的宫殿游走，晚上便坠入高峻的深谷；白天欢笑，夜晚叹息；早晨的荣华，到了傍晚便凋落。忠诚不足以保全自身，祸患又无法预先料定，所以士人忌讳入朝，却争相奔赴山林。有的毁坏名声来自污辱，有的不肯享受俸禄；把从政比作匣中之龟，把做官比作郊庙待宰的牛犊。公孙述流泪辞去相位，杨雄则据理力争而招致灭族之祸。如今大晋兴盛隆盛，天地四方安宁。蜂蝎停止施毒，熊罴收敛凶猛；五刑不再使用，八方疆域都已整肃。君主没有骄纵放肆的怒气，臣下也没有请求解去牦缨的忧惧；上下彼此安定，全都遵礼循道。朝廷饲养触邪之兽，庭院中有指佞之草；祸患和刑戮可以凭忠诚躲避，恩宠和俸禄可以凭顺从保全。况且出仕没有危险和恐惧，却专门追求寂静的人，是顺从自己的本性；两种选择都可以说正确，却舍弃那一种而趋向这一种，是遵从自己的志向。无为可以解除天下的纷乱，淡泊可以挽救国家的急难。居于职位的人，事情有穷尽之处；陈说策略的人，言论也有不能被采纳之时。翟璜不能使西邻的寇敌回头，陈平、周勃不能纠正如意被立为太子的事；段干木一躺卧，秦军便退兵，四皓一出山，戚姬便哭泣。既然如此，舍弃什么、执守什么，离开什么、就任什么呢？不过是把山岭上的树林看作芳香，把谷底的草莽看作恶臭。守住本分，任顺本性，只遵循上天所赋予的道路；鸟不必向龟借甲，鱼不必向兽借脚，何必嘲笑孤竹君的贫穷而羡慕齐景公的富有！难道应当以布衣身份却放纵志意为耻，宁愿穿着华美皮裘拖着绣带吗？只要能够约束自身，即使一儋一石的储藏也会显得丰足；如果放纵欲望，即使海陵的积蓄也不够用。守持道德的人，平民之身也可以荣耀；忘掉大伦的人，即使是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也仍然可耻。将要研习六经来教训世人，守持寂静淡泊来安定风俗；在海边与郑老相匹，在偏僻的蜀地与严叟相当。并且把尘世看作太虚之中的车舆，把玄妙的炉灶看作店铺；精神遨游于无人能争胜的林野，心存于无所营求的居室；荣华利禄不能扰乱他的觉悟，深重忧患不能妨碍他的睡眠；舍弃夸耀之人所贪求的东西，收取躁动事务所抛弃的东西，整治圣贤典籍的荒芜，使众家言论汇聚而归于一。在丘园中保持一生清白的操守，背弃官场的冠缨而长久安逸。请你用千秋万代来评定我的事业，不要只在今天听信我的话。” 张华见到他后认为非同寻常。石鉴去世后，王戎才征辟束璆。张华召束皙为属官，后来又被司空、下邳王司马晃征辟。张华任司空时，再任命他为贼曹属。当时朝廷想扩大农业生产，束皙上奏议论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因为仓廪不充实，关右地区饥荒困苦，想大力兴办农业，使优良谷物增多，这确实是虞舜告诫、夏禹尽力治水那样的意思。然而农业丰收可以实现，其原因有三：一是天时不出差错，二是地利没有被错过，三是人力都得到利用。如果春天没有绵绵细雨的滋润，秋天反而有过多暴雨的灾患，水旱失去适度，便要祈雨禳灾。即使让羲和调理时序，后稷亲自务农，在高原低湿地整理田界沟渠，在中田勤劳除草培土，仍然不足以使仓廪达到盈满亿万的积储。然而地利可以谋划产生，人力可以考核促成，诏书的意旨，也正是想把这两方面的道理完全做到吗？”

译如今天下有一千座城，许多人游荡吃闲饭，废弃本业，占着空地，没有实际承担田地赋役。全国计算起来，人数超过一万。可以申明并严格执行这项防范命令，令监察官精细查察；一个人失去应负的赋役，责任追究到郡县。这就是人力可以促成的事情。又有州所辖的十郡，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三魏地区尤其严重，而猪、羊、马的牧场遍布境内，应当全部废除，用来供给没有职业的人。即使把人口稍稍割移迁徙，留下的人仍然很多；把田地改作苑囿牧场，人们不愿居于旷野，只贪恋留在人群之中。所以说北方土地不适合畜牧，实在不是这样。考察古今言论，马的产地确实在冀北；大群的母羊可以从清、渤地区取得；关于放猪的歌谣起于钜鹿，这些都是明证。可以把各处牧场全部迁移，以充实那里，使马、牛、猪、羊在空闲田地上吃草，使游食之人接受赋予职业的恩赐，这就是地利可以实现的事情。从前骍駓在郊野奔跑，史克因此歌颂鲁僖公；赶走马匹而致力于农田，老子因此称赞为有道，难道不是为了汇聚利益吗？又如汲郡的吴泽，有数千顷良田，却因泥泞积水而无人开垦种植。听说当地人都认为疏通排水并不困难，排去盐碱积水便能成为良田，其利益非常重大。然而豪强大族贪惜那里捕鱼的丰饶，便诋毁构陷主管官员，最终没有疏通。这也正如谷口的歌谣，记载在史书中。臣认为应再次下令郡县，详细考察当今的办法。荆、扬、兖、豫四州，泥泞土地和适合修渠筑堤的地方，一定有许多类似情形，尤其是那些不必等待天时便能获得丰收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云雨可以通过畚箕、锄头等农具引水而来，丰茂的稻谷可以通过排水疏泄而生长，不必等到早晨山气升起才有大水，也不必祈祷山川才使连绵大雨停止。因此，东西两周曾争夺河流的水道，史起曾痛惜漳渠被水浸没，这都说明地利的重要。应当诏令四州刺史，认真查考后上报。从前魏氏把三郡百姓迁徙到阳平、顿丘一带，如今那里人口繁盛，共有五六千家。两郡田地狭窄，应当把他们迁回西州，以充实边地，并赐给他们十年免除赋役的待遇，以安慰他们屡次迁徙的心情。这样一举两得：对外充实边境，对内使土地宽裕；扩大贫困百姓的产业，开辟西部郊野的田地，这又是农业上的重大好处。转任佐著作郎，撰写《晋书·帝纪》和十《志》；调任博士，仍旧从事著作。起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有人说是安釐王墓，得到竹简几十车。其中《纪年》十三篇，记载夏代以来直到周幽王被犬戎灭亡的史事，接着记述三家分晋，又继续记载魏国的事情直到安釐王二十年。大体说来，这是魏国的史书，所记与《春秋》大多相应。其中与经传差异很大的地方记载说：夏代年数多于殷代；益想夺取启的君位，启杀了益；太甲杀死伊尹；文丁杀死季历；从周接受天命到周穆王，共一百年，并不是说穆王活了一百岁；周幽王灭亡后，有共伯和摄行天子之事，并不是两个宰相共同执政。所得到的《易经》二篇，与《周易》的上经、下经相同。《易繇阴阳卦》二篇，大体与《周易》相同，但《繇辞》不同。《卦下易经》一篇，像《说卦》而又有差异。《公孙段》二篇，记公孙段与邵陟讨论《易》。《国语》三篇，讲楚、晋两国的事情。《名》三篇，像《礼记》，又像《尔雅》《论语》。《师春》一篇，记载《左传》中的各种卜筮之事，“师春”似乎是编书人的姓名。《琐语》十一篇，记载各国占卜梦境、妖怪以及相书之事。《梁丘藏》一篇，先叙述魏国的世代数目，接着讲丘藏金玉之事。《缴书》二篇，论述弋射的方法。《生封》一篇，讲帝王所封之事。《大历》二篇，是邹子谈论天道一类的内容。《穆天子传》五篇，讲周穆王巡游四海，见到帝台和西王母。《图诗》一篇，属于配图作赞之类。另有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总计七十五篇，其中有七篇竹简折断毁坏，已经辨认不出篇名。墓中又得到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全都写的是蝌蚪字。最初发掘坟墓的人烧竹简照明，以便取出宝物；等到官府收取这些书简时，已经多是烧成灰烬的简片和断裂的札片，文字既已残缺，也无法再按次序编排。武帝把这些书交给秘书省，校订、缀合并排列次第，寻求考察其中的宗旨，然后用今文抄写下来。张华在著作省任职时，有机会阅览这些竹书，便随着疑难之处分别解释，都附有义理和证据。后来升任尚书郎。武帝曾问挚虞三月三日曲水流觞的含义，挚虞回答说：“汉章帝时，平原人徐肇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到第三天一同死去，村里人认为奇怪，于是召集亲友到水边洗涤祓除不祥，后来便借水漂浮酒杯，这个意义就是由此开始的。”武帝说：“如果一定像你说的那样，那就不是好事了。”束皙进言说：“挚虞年轻浅薄，不足以知晓这件事，请允许臣来说明。从前周公营建洛邑，借流水漂送酒杯，所以逸诗说‘羽觞随波’。又有秦昭王在三月三日于河曲置酒，见到金人捧着水心之剑，说：‘命令您建立统治，拥有西夏。’于是秦国称霸诸侯，便因此设置曲水之礼。两汉沿袭这一做法，都把它作为盛大的集会。”武帝非常高兴，赏赐束皙黄金五十斤。当时有人在嵩高山下得到一枚竹简，上面有两行蝌蚪文字，传递给人相互观看，却没有人能够辨认。司空张华拿来询问束皙，束皙说：“这是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检验后果然如此，当时人都佩服他博学多识。赵王司马伦任相国时，请束皙担任记室。束皙以有病为由辞职回乡，教授门徒。四十岁时去世，元城县的乡里人为他停业致哀，门生和故旧在墓旁立碑。束皙才学广博通达，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都在战乱中散失。他的《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以及文集数十篇，流传于世。

译王接，字祖游，是河东猗氏人，汉京兆尹王尊的第十代孙。父亲王蔚，世代研习儒学和史学。魏朝中领军曹羲作《至公论》，王蔚认为写得好，于是著《至机论》，文辞义理都很优美，官至夏阳侯相。王接幼年丧父，哀痛毁伤超过礼制，乡亲们都感叹说：“王家有这样的儿子啊！”渤海人刘原任河东太守，喜爱奇才，把表彰人才作为要务。同郡人冯收参加经学考试，被授为郎官；他荐举王接给刘原说：“骅骝如果没有造父为它总持缰绳，就不能在造父的马厩中显示才能；明月珠如果不流露光彩，就不能在隋侯手中显出价值。伏想明府具备黄中的美德，照耀着重离般的光明，访求贤能之士，即使细微之处也不遗漏，因此我这个鄙陋的老人想献上所知。我私下见到处士王接，天资卓异，十三岁便成为孤儿，居丧完全合乎礼制；读书过目便能记住，触类旁通而义理日益增长。这是辅弼帝王的美才，也是治理世事的良策。不必担心幽暗之民不能启发，我私下只欣喜春日花英正当及时开放。”刘原立即以礼征召，王接没有接受。刘原于是召见他说：“您是想仰慕肥遁隐居的高洁吗？”王接回答说：“我福分浅薄，年少丧父，又没有兄弟；母亲年老而病重，所以没有做官的心思。”母亲去世后，他因哀毁而形销骨立，多年居住在墓旁，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常常提出不同于旧说的见解。他性情简约直率，不修饰世俗所谓的操行，乡里的大族大多不能善待他，只有裴頠很了解他。平阳太守柳澹、散骑侍郎裴遐、尚书仆射邓攸都与王接交好。后来王接任郡主簿，迎接太守温宇，温宇认为他非同寻常，便转任他为功曹史。州府征辟他为部平阳从事。当时泰山人羊亮任平阳太守，向司隶校尉王堪推荐他，王堪出任命他补任都官从事。永宁初年，王接被举为秀才。朋友荥阳人潘滔送信给他说：“挚虞、卞玄仁都认为您的才学足以调和鼎鼐中的滋味，不能不应举秀才。”王接回信说：“如今世道交相丧乱，将要陷入剥落混乱；而有见识智慧的人却闭口藏笔，祸患败乱日益加深，如同烈火烧遍原野，难道还来得及救吗？我这次出行并不是为了荣誉，而是想把所见所闻全部陈述出来，希望有人能够觉悟。”这一年，三王举行义举，惠帝复位；因为国家有大庆，天下被举为秀才、孝廉的人一概不再考试，王接对此感到遗憾。授任中郎，补为征虏将军司马。荡阴之战中，侍中嵇绍被乱兵杀害。王接议论说：“替人谋划军队，军队失败就应当为之而死；替人谋划国家，国家危亡就应当为之而亡，这是古代的道理。荡阴之战时，百官奔逃败北，只有嵇绍坚守职守而遭遇暴乱，可以说是忠臣，也可以说令人痛惜。如今山东方正要大举兴兵，应当彰明高尚节操，以号令天下。依照《春秋》褒奖三次累加罪责之人的义例，给嵇绍加以舍命尽忠的赏赐，那么远近都会向往这种风气，没有人敢不肃敬。”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河间王司马颙想迁徙皇帝车驾到长安，因此与关东方面意见不合；王接作为成都王司马颖的辅佐，对此提出非难，于是上表请求转任临汾公相国。等到东海王司马越率诸侯讨伐司马颙，尚书令王堪统领行台，上奏请求补任王接为尚书殿中郎，但王接尚未到任便去世，时年三十九岁。王接的学问虽然广博通达，但尤其精通《礼》和《左传》。他常说《左氏》的文辞义理丰富，自成一家之书，本来就不是专门为经书发明义理的。《公羊传》依附经文建立传文，经文没有记载的事，传文也不妄自创立；在文辞上简约，贯通经义方面却有长处。任城人何休的训释非常详细，但贬抑周王而推尊鲁国，大体上多有违背；而且他自以为通晓《公羊》，却往往反过来成为《公羊》的弊病。王接于是重新注释《公羊春秋》，提出许多新义。当时秘书丞卫恒考订校正汲冢竹书，还未完成便遭遇祸难。佐著作郎束皙叙述整理而完成此事，其中有许多考证不同义理的地方。当时东莱太守、陈留人王庭坚向他提出诘难，也有证据。束皙又解释这些难题，但王庭坚已经去世。散骑侍郎潘滔对王接说：“您的才学和义理议论，足以解开这两人的争论，可以试着评论一下。”王接于是详细说明其中的得失。挚虞、谢衡都博学多闻，全都认为他的论断允当。他又撰写《列女后传》，记七十二人；杂论、诗赋、碑颂、驳难等文字十多万字，都在丧乱中散失。长子王愆期，流寓江南，继承父亲原来的志意，重新注释《公羊》，又辑集《列女后传》，大概就是这样。史臣说：皇甫谧一生操守幽静贞正，闲居养病，把心思寄托在著述删定上，深深喜爱古代典籍；轩冕官位不足以使他感到荣耀，贫穷卑贱也不以为耻，坚定不移，这确实是晋朝的高士吧！等到他在《笃终》中立论，主张薄葬以彰明节俭，既告诫季氏不要奢侈，也不取法王孙，可说是通晓生死存亡的关键。挚虞、束皙等人都详细阅览典籍，熟悉旧日制度，所作奏议值得观赏，文辞雅正丰赡，可以说是博学多闻之士。有的在秘书省延阁任职，裁定编成议论政事的文书；有的主持政务、掌管礼官，参与制定祭祀郊祀的礼仪。挚虞既因随从义理而困厄，束皙又因寿命和官位不足而未能充分施展，上天的报偿施与，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啊！王接才华情调出众，得到知音赏识，可惜早年枉死，未能施展骏马般的才能，令人叹息！”},{ 赞说：士安喜好闲逸，把心安置在蓬门荜户之中；专心于文雅之事，忘却荣誉和官位。他留下的著述值得称道，但养生的方法却有所违背。挚虞见闻广博，广泛而精微，才能超出众人；他裁定礼制，整理编纂遗留下来的文献。魏国篇章由此编排成序，汉代典册也因此得到区分。祖游后来出现，也传播了清美的声誉。

译列传第二十二 郤诜、阮种、华谭、袁甫 郤诜，字广基，是济阴郡单父县人。他的父亲郤晞，任尚书左丞。郤诜博学多才，奇伟洒脱，不拘泥于细小的行为规范，州郡以礼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命。泰始年间，皇帝下诏让天下推举贤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推举郤诜应选。诏书说：“大概上古圣王用德行安抚时世，政令简易而不事文饰。到了夏、商、周三代，礼乐极为完备，制度也越来越繁密。文与质的变化，其道理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虞、夏交替之际，圣明之君接连相承，但制度的增减却各不相同。周朝的政治道路已经衰微，仲尼还说应当遵从周礼。因时制宜和变革承袭的道理，又有什么不同呢？圣王已经去世，但遗留下来的制度还存在；霸主相继兴起而辅翼王道，王道的缺失，难道没有得到补救吗？为什么衰败到这种地步却不能复返呢？难道是霸主的德行浅薄吗？还是时运期限不可强求呢？况且管夷吾这样有智慧的人，功业却只达到称霸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从前贤人治理政事，革除乱亡的弊病，建立不可废弃的纲统，移风易俗，使刑罚搁置而不使用，这难道不是教化的盛况吗？要怎样修治，才能达到这种境地？朕有幸承继祖宗的盛大功业，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但百姓仍未服从教化，政事和治道也没有得到施行。拿古代来比较今天，为什么相差得如此遥远呢？即使朕的明智有所不及，仍然希望同群贤一起思考这件事，将用什么来辨明所听闻的疑惑和昧暗，从正直的言论中得到至理呢？加之近来戎狄侵入内地，灾害屡次发生，边地百姓流离失所，被征发的士卒困苦服役，这难道是政令刑法有误，或者主管官员没有担负起职责吗？你们都要尽心竭力，深入考察并论述此事。上要阐明古代制度，下要切合当今现实。朕德行上的过失，是应当振作精神加以弥补的。你们应当直陈正理，不要有所隐瞒，朕将恭敬地听取。” 郤诜回答说：我恭敬地思量，陛下凭圣德君临天下，尚且还如此留意广泛采纳意见，所以招来贤能正直之士；而臣等浅薄鄙陋，不足以承受陛下的重大询问。因此私下里不免心存疑惧，虽来到朝廷，也还是［原文“ＦＣ”字样有疑］俯首而已。臣恭敬地读完圣明的策问，才知道陛下询问的意旨是如此恳切。臣听说上古推举贤人、让出君位，教化相同，德行专一，所以政令简易而人民受到感化；三代实行世袭，到了末世相承不改，所以文饰繁多而后来才得以整治。虞、夏相承而制度增减不同，并不是帝王之道不同，而是救治弊病的方法有别。周朝处在夏、商二代流传下来的末世，承受衰败虚伪的极点，充分发挥礼乐的作用，穷尽制度的道理，文饰详尽完备；仲尼因应时宜而说遵从周礼，并不是另有一套说法。臣听说圣王的教化以礼乐为先，五霸的兴起则勤于政令刑法。礼乐教化的影响深远，政令刑法的作用浅近。勤勉施行，便可以暂时小安；懈怠施行，便会随即衰败。二者所凭借的根本道路本来相近，所以补救功效却不能相提并论。齐桓公在葵丘失误，管夷吾局限于小器量，功业只达到称霸的程度，不也是应当如此吗！” 策问说：“建立不可废弃的纲统，移风易俗，使天下和洽安宁，应当怎样修治才能达到这种境地？”臣认为，没有什么比选择贤能之人授予官职更重要。如今的法令制度并不是没有统一的纲领，但宰守、牧守的才干有优有劣，政绩各不相同；有的因此兴盛，有的因此衰败。这大概是人能够弘扬政道，而不是政道能够弘成人才。舍弃用人而只致力于政事，即使勤劳又有什么益处？臣私下考察古今，研究其中的好坏：古人共同寻求贤才，今人共同谋求爵位。古代任用官员，君主在上面考察并负责，臣下在下面举荐；选得其人便有奖赏，选错其人便有惩罚，怎么会不寻求贤才呢？如今任用官员，父兄替他经营，亲戚为他帮助；有请托关系就能通达，没有请托关系就阻塞，怎么会不谋求爵位呢？贤人如果求取通达，通达在于修行正道，困穷在于失去道义，所以安静自守以等待时机。爵位如果可以求取，得到它在于积极进取，失去它在于落后于时机，所以躁动奔走以求取它。躁动便相互争竞，争竞便结成朋党，朋党便互相诬陷毁谤，诬陷毁谤便使褒贬失实，真伪相互混淆，君主听取意见和任用人才便受到迷惑，这正是奸邪聚集的地方。安静便能坚定守正，坚定守正便能正直，正直便能相互信任谦让，相互信任谦让便能推举贤人；推举贤人而不自夸，相互谦下而不厌倦，君主听取意见和任用人才便能明察，这正是德行归趋的地方。因此，若能使人安静守正，即使每天高枕而卧，人民也会自行端正；如果不能禁止躁动奔竞，即使再次早晚勤劳不息，风俗也不能统一。况且人无论愚昧还是聪明，都羡慕显贵的官位，没有不在外表装饰正直、内心隐藏邪念的，所以邪正之人很难被辨知。任用的人如果正直，众多正直之人就会更加聚集；如果任用的人奸邪，众多奸邪之人也会聚集。事物总是使同类繁衍，谁能阻止它呢？所以亡国失去天下的，未曾不是由众多奸邪积聚而成。它刚开始发生时，一定起于细微；细微的苗头如果不断绝，最终就会显著。天地不能突然变成寒暑，君主也不能使国家突然兴盛或衰败。因此寒暑是逐渐在春秋交替中形成的，兴衰是从得失逐渐发生的。当今世道，做官没有关卡限制，邪门已经开启；朝廷不责成官员举贤，正直的道路已经堵塞。得失的根源，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所谓责成举贤，就是让他们相互举荐；所谓设置关卡，就是让他们相互担保。贤人不被举荐便有罪过，所保荐的人不可信便要受罚。因此古代诸侯一定要贡举士人，不贡举的削减封地，贡举而不合适的也削减封地。士人本来难以了解，不合适的人选只是较轻的过失；但既然不能不责成举荐，就是要强迫他们承担辨识自己并不了解之人的责任；因所举不合适而处罚，是加重他们较轻的过失，并不是宽恕。况且天子对于诸侯，有不把他们视为纯粹臣下的道义，所以才责成他们。施行这一办法的原则，宁可放纵也不要滥罚。” 如今却全都反过来了，为什么呢？贤人是天地的纲纪、万物的根本，正因为应当急切地求取贤人，所以宁可有所滥取而得到贤人，也不能放任而失去贤人。如今却不是这样，世上那些悠悠度日的人，各自只求取能够为自己辩解的说辞。因此，他们的才能和品行都不可确切判断；对公事来说，政务便纷乱不治；对私德来说，便污秽狼藉。近来长吏中尤其多有这种弊病，有逃亡的人被悬赏追捕，有被捆绑起来绞杀的人。贪婪鄙陋之徒窃居官位，却不知道是谁提升了他们；猛兽冲出栏槛，却不知道应当责怪谁。漏网之鱼竟能吞食舟船，还有什么过失能超过这种情形呢？人对于利益，就像踏入水火一样。前人即使失败，后人仍会再次兴起，像这样彼此相继没有止境，谁能阻止他们呢？这种风气一天天争相滋长，谁来忧虑它呢？即使如今圣上从早到晚劳心思虑，所任用的执政之人却总是这类人，想要使圣明时代教化美善、风俗平和，也只能等待黄河变清了。若想使这种情形变好，应当创立推举贤人的法典，严格设置关卡和担保制度的防线。制度一旦确立，人们举荐人才就会谨慎而不苟且，贤人便可以被辨知。辨知贤人而加以考察试用，官职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政事便有秩序；政事有秩序，万物便各得其宜；万物各得其宜，生长繁殖便丰盛，人民的生活资用便充足，和谐欢乐就会兴起。所以过失减少而远离刑罚，懂得羞耻而接近礼义；这就是建立不可废弃的纲统、移风易俗，使刑罚搁置而不使用的道理。

译策问说：“近来夷狄侵入内地，灾异屡次降临，难道是所任用的人不合适吗？这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臣听说蛮夷扰乱华夏，皋陶便担任士官；这是要使事情的末端变好，就先治理根本。任用贤人，政令就会仁惠；任用有才能的人，刑罚就会宽恕。政令仁惠，百姓就会仰慕它的施惠；刑罚宽恕，人们就会感念并勇于效力。施以仁惠，可以使人民增长财产；使人勇敢，可以凝聚他们的心。因此人民平居时资财充足而懂得道义，行动时便亲近君上而意志勇敢。如果想到给他们利益、为他们除去祸害，用生养之道使他们获利，即使死也不会有二心；用安逸之道使他们劳作，即使辛勤也不会怨恨。所以可以把使命交给他们，可以竭尽他们的力量；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攻城就能攻克。因此，善良的人仰慕德化而安定服从，邪恶的人畏惧而收敛踪迹。止息干戈才称为武，真正的正义在于文治，只有任用贤人才能没有忧患。至于水灾旱灾，是自然的规律。因此古代三十年耕种，必定有十年的储备；尧、汤遭遇水旱灾害而百姓没有困苦，是因为有所准备。近来风雨虽然颇为不合时令，但考察天下各国，有的疆域相接而丰歉不同，有的田亩相连而成败各异；这本来不是上天一定要危害人，而是人确实不能使劳苦平均。过失在人，却归罪于天，便会使主管官员懈怠职守而不尽力，百姓几乎荒废事业而归咎时运，这不是用来安定人心、招致丰年的办法。只应当勤勉地治理人事罢了。臣实在愚昧鄙陋，不足以奉答圣朝；之所以还把它进献朝廷，是想让陛下从臣心中取出这些话来献上吗？臣恐怕自己还做不到。若陛下能够收取不善言辞之人的话，从中获得有益的言论，臣就满足了。因此即使言辞浅陋，也不加隐饰。因对策列为第一，被授任议郎。因母亲去世服丧，离开官职。郤诜的母亲生病时，苦于没有车；母亲去世后，他又不愿用车载棺材。家里贫穷，无法买马，于是在所住堂屋北墙外暂时安葬，开一扇门，早晚拜祭哭泣。他养鸡、种蒜，尽力施展自己的谋生技艺。服丧超过三年，得到八匹马，才用车把棺材运到墓地，背土筑成坟墓。坟墓还没有完工，就被征召为征东参军。后来调任尚书郎，又转任车骑从事中郎。吏部尚书崔洪推荐郤诜担任左丞。他任职期间，曾因一件事弹劾崔洪。崔洪怨恨郤诜，郤诜以公正之理抗拒他，详情记载在《崔洪传》中。崔洪听说后惭愧而心服。郤诜多次升迁，任雍州刺史。武帝在东堂设宴为他送行，问郤诜：“你自己认为怎么样？”郤诜回答：“臣举贤良时对策，名列天下第一，也不过像桂林中的一根桂枝、昆山中的一块美玉罢了。”武帝笑了。侍中奏请免去郤诜的官职，武帝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不必奇怪。”郤诜任职时威严明断，很有四方声誉，后来死在任上。他的儿子郤延登任州别驾。阮种，字德猷，是陈留尉氏人，汉代侍中胥卿的八世孙。他二十岁时便有非凡的操守，很受嵇康器重。嵇康所著《养生论》中称道的阮生，就是阮种。被察举为孝廉，任公府属官。当时西方胡虏侵扰中原，灾异屡次出现，百姓饥荒，皇帝下诏让三公、卿尹、常伯、州牧郡守各自举荐贤良方正、敢于直言的人。于是太保何曾举荐阮种为贤良。策问说：“从前的贤明君王承受上天的秩序，光明显耀于天下，都用天地的法则来治理万物，使百姓安乐，良好的风俗流传不绝，延续千年。朕承受大运登上帝位，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只是朕的德行没有继承先王，政治也不够清明，常常早起戒惧，却还没有洞察治国之道。你们这些士大夫怀藏道术，庄重地前来，朕很嘉许。你们各自竭尽心意，阐明说明朕的志向，深刻陈述王道的根本，不要有所隐瞒，朕将虚心阅览。”阮种回答：“天地设置尊卑之位，圣人成就治理万物的事业，王道深远无比，所以教化能够推行得很远。因此能够开通万物、成就事业，功业永不匮乏；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恩德施及众生，恩泽遍布四方，声名流传无穷，法典垂示百代。所以《经》中说：‘圣人长久遵行自己的道，天下便受到教化而成就。’应当师法往代的踪迹，继承三皇五帝的事业，纠正世道、改变风俗，以顺应百姓的愿望。使士人都率先迁向仁义，使下民知道归向何处；传播淳厚美好的教化，堵塞邪曲不正的道路。这实在是百姓所欣喜向往、庆幸盼望盛德和美好风俗的事情。” 又问为什么政令刑法不能得到宣明，礼乐制度也没有建立。阮种回答：“政令刑法能够宣明，原本取决于礼乐的施行。从前的贤明君王，专心致力于此，所以用它防止遏制暴虐傲慢，感动人的心术，节制百姓的行为，陶冶教化万民。礼是用来体现德行的，乐是用来歌咏功德的；乐以和谐为根本，礼以恭敬为准则。” 又问戎狄蛮夷扰乱中原怎么办。阮种回答：“戎狄蛮夷扰乱中原，侵害败坏王朝的谋略，即使在古代盛世，也仍有这种忧患。所以《诗经》说‘猃狁十分猖獗’，《尚书》感叹‘蛮夷率先归服’。自魏氏以来，夷虏归附，很少有强悍侵扰、掠夺边民的祸患。因此边境守备逐渐懈怠，障塞也不再设置。如今凶恶的胡虏居住在内地，与百姓杂处，边吏习惯于安逸，人们又忘记了战争。接受方面任命的人，又不是有才能的人：有的凭借狡猾欺诈，侵侮边夷；有的为了求取赏赐、贪图利益，妄自加以讨伐杀戮。用细弱的缰绳驾驭强悍的马，又拿烦琐的策术去控制它，不能制服，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因此群丑惊骇动荡，乘隙而起。即使三个州相继覆败，州牧郡守也不能挽回，这并不是胡虏太强，而是用兵的人失策了。臣听说王者讨伐，只需出征而不必交战，以德怀柔远方，没听说一定要依靠兵力。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兴兵就会伤害农业，军队聚集就会耗费积蓄；农业受损，人口和物资就匮乏，积蓄耗费，国家就空虚。从前汉武帝时，承接汉文帝的事业，凭借天下的富足，役使有才能的大臣，一心想让匈奴屈服，竞相追求战胜的功名，贪图攻取土地的利益，结果良将精兵困顿于沙漠，胜败大致相当，所得并不抵偿损失，白白夭折百姓的性命，填进饿狼的口中。” 等到汉军凭众多兵力制服少数敌人，使匈奴远远退去，在祁连山取得功绩，又到瀚海饮马时，天下的耗费已经超过一半了。使中原空虚来事奉夷狄，实在不是正确的策略。因此盗贼蜂起，崤山以东的地区不能振作。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时期，赵充国征讨西零，冯奉世征讨南羌，都没有经过血战，便摧毁压制强暴势力，擒获首恶。这就是以谋略使敌人退却、消除祸难，使胜败分明，是汉代中期用兵的明显成效。” 又问灾异的征兆出现时怎么办。阮种回答：“阴阳闭塞或通泰，以及六种气候失调所造成的灾害，君主就应当整治政治来抵御它，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建立皇极的根本，详察各种征兆的作用。《诗经》说‘要敬慎啊，要敬慎啊，上天是如此显明’，上天的聪明，是通过我们人的聪明体现出来的。因此君主承继天命，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这样才能应合并承受众多福祉，使国祚长久。这就是先王使灾害退却、消除灾异的方法。”

译又问推行经常之道、教化百姓的事务。阮种回答：“王道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事务，必定要先以礼义引导，使人懂得廉耻。礼义建立，君子便遵循正道而谦让于善；廉耻建立，小人便谨慎行事，不敢越出制度。用赏赐鼓励有才能的人，用威刑惩罚废弛职守的人。这是先王保全治理、建立功业，使教化遍及百姓、功勋长存后世的原因。所以在上位者有谦让的风气，在下位者便有不争的习俗；朝廷中有珍惜节操的人，民间便没有贪婪冒进的人。廉耻对于政治，就像种树栽禾需要肥沃的土壤，丰收之年需要丰厚的雨泽；这样万物生长，必然旺盛茂美。假如廉耻不存在，只依靠刑罚来治理，那么风俗衰败，人失去本性，连针尖刀锋般的微小利益也都要争夺，即使刑罚严峻、法令苛酷，仍然不能制止。对于政治来说，这就像农夫在贫瘠土地上种植，旱年却盼望丰收，必然难以实现。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享有德政长久、风俗淳厚美好的原因，都数百年享受上天的福禄。而秦朝传到二世便衰败，是因为它所走的道路不同。” 又问：“怎样才能使武功成就七德，文治完成九功，达到这种境地？各种事务中，哪些应当先办，哪些应当后办？”阮种回答：“文治武功树立德业，用来成就伟大功业、使各项事业兴盛，没有什么比选拔任用明智贤哲、授予适当职权、任用有才能的人更重要。让人才适合他的官职，功绩与职位相称，那么一切政务都能治理，众多官员也不会尸位素餐。《尚书》说：‘上天的事业，要由人来代行。’既然要承接上天治理万物、安定国家家庭，没有贤才就不能成功。贤才储备于国家，就像良工等待锋利的工具、巧匠等待墨绳一样。工具锋利，砍削就容易，木材也不会受损；墨绳设置，曲直就能端正，各种形制也能做成。因此君主必须勤勉寻求贤才，而后安逸地把政事交给他们。贤臣对于君主，进仕时忠于国家、爱护百姓，退处时磨炼节操、纯洁志意；办理职务不牵涉私情，发抒心意必由公正途径；彰明法度量具以显示才能，审察经制以呈现功绩。这就是从前圣王端坐南面、自己恭敬而使天下如同陶钧般受到教化的原因，在于所任用的是贤人，并且信任所认为的贤人。如今海内士人都倾心仰望美好的光辉，向往帝位，唯听明主取舍。若能广开四方耳目，扩大访问征求，拔擢群英，延请俊杰，考核功业授予官职，以才能决定职位，使朝廷没有尸位素餐之人，这样教化流行无穷，功业便能树立而永垂不朽。” 当时阮种、郤诜和东平王司马康都列为上等，立即授任尚书郎。然而毁誉他人的人中，有人说应试者的对策是凭借关系、假托他人而作，武帝于是再次召集群士，在朝廷上向他们提问。诏书说：“先前你们对策只是分别回答所问，尚未尽述各位士大夫想说的话，所以再次召见你们，请把心中所想详细陈述出来。近几年接连发生水旱灾异，朕虽然战战兢兢，却还不能穷究天人之间的道理，应当怎样修政来应对变化？百姓遭遇水旱饥荒，应当怎样救济？近来事务繁多，未能获得安宁，朕想减少、停息烦琐事务，使百姓不失去安身之处。若百姓有所困苦，有哪些事情应当减损或增益，能够使公私双方都得到好处，请详尽陈述。又说政治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而认识人才极其困难，只能依靠从人的言行中观察。如果有文武方面隐居不仕的士人，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即使出身幽微贫贱、为世俗所不容，也不要加以限制。因此朕虚心想听真实情况，不要专事华美辞藻，也不要有所避讳。” 阮种回答：“臣恭敬地想，陛下以圣明睿智洞察一切，施恩于【原文疑字】黎民百姓，将救济天下百姓，使他们同享三代的治理，又广泛寻求俊杰来辅助最高的教化，这实在是尧、舜的用心。臣以愚顽鲁钝的资质，响应清明的举荐；先前对策不足以酬答圣诏，所陈述的道理也不够周详，臣实在蒙昧，这就是臣的罪过。臣听说上天生育百姓，树立君主来主管、牧养他们；君主的道德教化通行，伦理纲常便各得其序，五福也会齐备。若政治有过失，刑法处理偏邪，天象征兆便不会应验，过度的旱热就会成为灾害。这就是天人之间的道理，也是国家兴衰的原因。从前圣王政治完备，制度预先具备，以轨范约束人民，使他们归于根本，所以即使有水旱灾异，也没有饥荒的祸患。近来阴阳失调，水旱成为灾害，也许是时运所致；否则，就是有关官员没有尽职，不能宣扬承接圣德、辅佐宏大教化，所以和气尚未降临，人事也没有得到治理。如今百姓凋敝，公私都没有储备，确实应当停止劳役、使百姓安宁，劝导他们勤于农桑并合理分配，这就是救济之道。百姓的困苦，来自徭役繁重、法网严密，以及诚信之道尚未得到信服。徭役繁重，百姓就失去产业；法网严密，下民就背离诚信；诚信之道未被信服，人们就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 这就是减损和增益中最要紧的事务，也是关系安危的大原则。

译古书说：‘开始亲近善人，善人得到进用，那么不善之人就没有途径来到。’ 孔子说：‘考察他所凭借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这个人还怎么隐藏呢！’至于那些文武方面隐居不仕的士人，以及身处幽微贫贱、为世俗所不容的人才，本来就不是愚臣所能识察的。臣谨竭尽愚见来回答。” 对策呈上后，武帝亲自阅览，又提拔阮种为第一。转任中书郎。他进退举止合乎规范，以身作则率领下属，朝廷上下都敬畏他的威严仪容。他每次提出驳议，所议之事都得到施行，后来遂成为法式准则。升任平原相。当时襄邑人卫京由南阳太守调任河内，与阮种一同拜见皇帝。武帝望见他们，感叹说：“二千石官员都像这样，我还有什么忧虑呢！”阮种治理政事简约仁惠，百姓称赞他，死在郡中。华谭，字令思，是广陵人。他的祖父华融，任吴国左将军、录尚书事；父亲华谞，任吴国黄门郎。华谭一周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当时十八岁，便守节抚养他，辛劳备至。华谭长大后，喜好学习而不知疲倦，聪明敏捷、能言善辩，受到邻里敬重。扬州刺史周浚征召他任从事史，喜爱他的才华器识，以宾客朋友的礼节对待他。太康年间，刺史嵇绍举荐华谭为秀才。华谭将要出发时，别驾陈总为他饯行，趁机问道：“思念贤才的君主把求才作为要务，进取的士人把功名放在首位，为什么董仲舒没有在汉武帝朝廷做官，贾谊在汉文帝时也没有得到任用？这是吴、晋两地长期争论的问题，你应当辨明其中道理后再动身。”华谭回答：“圣人在上，万事没有不治理的，各种政务的职位，若非贤才不能担任。所以山林中没有隐藏的光彩，简陋门户中也不会有人长期隐居。等到继承帝统的君王，有的只是中等才智，有的甚至是平庸之人，却处在圣人的权位上，居于万民之上，因此他们的教化日益衰落，风俗逐渐败坏。中等才智的君主，所凭借的见识有所偏颇；事物因同类而相互感应，他们必定偏向自己的党羽。党羽的话即使不对，他们也认为正确。所授任的人有颜回、冉耕那样的贤能，所任用的人有朝廷栋梁般的器识，于是居官者天天希望建立像元凯那样的功业，在上位者天天希望实现尧、舜般的道义，他们哪里知道自己的政治正在逐渐毁坏呢！朝廷虽有求贤的名声，却没有真正识别人才的事实。言论即使正确，他们认为是在诬蔑；策略即使奇异，他们认为是妄言。说是诬蔑，诬告自己的罪名就会落下；说是妄言，不忠的责罚就会产生，难道是故意这样做的吗？只是见识浅薄的人看不见深远的道理，才智短浅的人看不见长远的大体。因此言论不能被采用，计策不能被施行，只怕连保全性命都来不及，哪里还谈得上建立功名呢！” 所以因为上官桀受到亲近宠信，屈原却被放逐；宰嚭受到宠信，伍员却被杀戮，难道不可悲吗！至于董仲舒受到汉武帝压抑，贾谊在汉文帝时失意，大概还只是较轻的情形罢了。所以白起说过：‘得到贤才并不难，难的是任用他；任用他并不难，难的是信任他。’得到贤才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能信任，功业怎么能够成就呢！” 华谭到洛阳后，武帝亲自策问他说：“如今四海统一，万里同风，天下有道，没有比这更盛大的局面了。然而北方还有未被约束的胡虏，西方还有凶恶的氐人，所以谋臣还不能高枕无忧，边地百姓还不能安然生活。将用什么办法长久消除这些祸患，使天下清平统一？”华谭回答：“臣听说圣人君临天下，以乾道统摄天下、流布教化，顺应和畅之风来兴起仁德，兼用天地人三才来驾驭万物，广开四方耳目来招揽贤才。因此勤劳谦逊直到日影西斜，所致力的在于选择人才；宣扬山林隐士，使被埋没的人才获得光明。俊杰如龙腾跃，帝王之道因而光辉；清正有德之士如风飞翔，王道教化便能够兴举。因此皋陶得到举荐，不仁之人便远离；陆贾使汉朝声威重振，远方夷人也折节归服。如今圣朝的德音从帷帐中发出，清正之风传遍四方；兵旗向南，江、汉地区席卷而定；干戈向西征伐，羌蛮仰慕教化，实在是广开四门、兴起礼教的时候。因此俊秀之士听到声名便响应而来，奇异人才望见险阻也如云聚集。空置高大馆舍等待贤人，设置尊贵爵位礼待士人，求善急切胜过饥渴，用人迅速胜过回声和影子；堵塞谄媚奸佞的门径，废止郑声之乐。要使天下清平统一，确实应当由此着手。即使西北有尚未归附的敌寇，远漠有不来朝见的胡虏，征讨他们会劳师动众，得到他们也没有好处，所以班固说：‘占有那片土地，却不能耕种来取得食物；得到那些人，却不能使他们称臣并加以畜养；他们来，就惩罚并控制他们；他们走，就防备并守卫他们。’ 这大概就是安定边境的办法。” 又策问说：“吴、蜀凭借险要地势，现已平定。蜀人服从教化，没有怀有二心；吴人却犹豫不安，屡次发动叛乱作寇。难道是蜀人敦厚朴实，容易教化诱导，而吴人轻佻剽悍，难以安定、容易动乱吗？如今想要安抚平定新近归附的人，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华谭回答：“臣听说汉末天下分崩，英雄鼎立，蜀地依托岷山、陇山，吴地据有江东。到了大晋兴起，应时受命，文皇筹划谋略，安乐公顺从法度；圣上暗中谋划，使其归命向化。蜀地受到教化日久，风俗教化已经形成；吴地刚开始归附，还没有改变原有风俗。这并不是因为蜀人敦厚而吴人容易动乱。然而异俗之地、偏远境域，风土各不相同；吴地阻隔长江，旧有风俗轻佻强悍。安定他们的策略，应当先筹划任用当地人才，使他们如云飞入朝廷，进用贤才，以特殊礼遇相待；慎重选择州牧郡守，使其树立威望；减轻赋税，使他们顺从而人人喜悦，这样便可以永远保持安定，使他们长久成为臣民。” 又策问说：“圣人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一代人之后才能实现仁政。如今上天成就、土地平整，宏大教化没有边界，虽然匈奴尚未归附，羌、氐骄横狡黠，朕将修明文德来安抚他们，舞动干戚来使他们归来，因此兵戈已经收藏，武夫也安然休息。这样看来，是否已经可以把刀兵熔化为农具，停止尚方、武库的军事职能了呢？”华谭回答：“唐尧经历多年，歌颂之声才兴起；周文王、周武王相继承继，礼乐才达到大同。天下清平一统，外族也得到安抚平定，万国遵循法度，海内呈现文治景象。即使是披发的乡土、赤脚的国家，也都学习戴章甫冠入朝，整理衣裳恭敬朝见。大舜的德政之下，仍有征伐三苗之事；周朝强盛时，猃狁仍来作寇。即使有文德，也还必须有武备。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善于教导的原则；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是圣人的常诫。不可停止武库平常的职守，也不可把刀兵熔化为农具。只须把干戈倒置收藏，用兽皮包裹；让将帅之士改封为诸侯。这样使散乐休止、良好风俗兴起，也未尝不是太平。”

译又策问说：“设置法令，是为了随着时势制定制度。时局危险，就用严法来取得平定；时局安泰，就放宽法网来推行教化。如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百姓承受德化，将要实行无为而治。至于律令，是否应当有所减损或增益？”华谭回答：“臣听说五帝的礼制各不相同，三王的教化各有差异，所以有的以禅让来光大政治，有的用干戈来攻取天下。至于兴起礼乐以使人和谐，传播清正风气以安定习俗，它们的归宿都是一致的。如今确实风俗教化大同，四海没有忧患，人们都受到感化，弃邪归正。即使尧、舜盛德之时，仍然设置象刑；殷、周隆盛之时，甫侯仍制定法律。保存律令有什么妨害政治的呢？如果大道四通八达，礼乐相互流行，人人修养德行，百姓勉励节操，刑罚高悬却无人使用，律令保存却没有施行，正足以使太平的高雅教化更加隆盛，使仁德之风传遍四方。” 又策问说：“从前帝舜依靠八位贤才成就功业，周文王依靠众多士人兴盛周朝。教化制度的建立在于得到人才，而贤才难以得到。如今天下大统刚刚统一，应当搜求真正的人才。州郡有贡举荐举，仍然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人才。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人，还是有这样的人却没有找到招致他们的方法？”华谭回答：“臣听说兴起教化、建立法制，若没有贤才就不能发扬它的道理；在太平时代治理乱世，若没有人才就不能宣扬它的功业。从皇羲以来直到历代帝王，没有不张开天子的纲纪来罗致远方人才、传播仁风来覆盖万物的。所以得到贤才，教化就兴盛；失去人才，政治就废弛。如今四海统一，万里同风，州郡贡举秀才、孝廉，台府选拔贤良人才；以八方土地之广、亿兆百姓之多，难道会没有卓越俊逸的人才吗？这就好像南海不缺少明月珠，大宛不缺少日行千里的良马。奇异的贤哲难以被发现，远方的人才难以被看见，所以尧、舜太平的教化，八位贤才因为舜而显现；殷汤改变王朝天命，伊尹背着鼎来投奔才得到任用。如今圣朝礼待亡国之士，接纳远方来的人，有的在帷幄中佩戴貂蝉冠，有的在千里之外执掌符节；巡狩时必有像吕公遇高祖那样的际遇，夜梦中也必有感应山林贤士的祥兆。贤俊人才的出现，可以踮足等待了。” 当时九州秀才、孝廉的策对没有能超过华谭的。华谭一向因才学受到东方人的推重。同郡人刘颂当时任廷尉，见到他后叹息说：“没想到乡里竟有这样的人才！”博士王济当众嘲笑他说：“五府刚刚开设，诸公纷纷征召人才，从卑陋之处采选英奇，在山林中拔擢贤俊。你是吴、楚之人，是亡国遗民的后代，有什么秀异之处，竟来应这次举荐？”华谭回答：“秀异人才本来就多产生于四方边远之地，不一定出自中原。因此明珠文贝生于江水、郁水之滨，夜光玉璞出于荆山、蓝田之下。按人的出处来求取人才，周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您没有听说吗？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把殷商顽民迁到洛邑，诸位难道不是他们的后代吗？”王济又说：“国家危急却不扶持，倾覆却不救助，以至于君臣失位、国家灭亡而没有君主，凡是身着冠带的人，还能有什么可取之处！”华谭回答：“唉！国家存亡有气数，兴衰有时限，天意要废弃的，人力不能支撑。徐偃王修行仁义却丧失国家，孔子被鲁国驱逐又受到齐国逼迫，段干木偃息不仕却成就名声，确实是时运有通有否，哪里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呢！”王济对他大加礼敬。不久授任郎中，升任太子舍人、本国中正。因母亲去世服丧，离开官职。服丧期满后，任鄄城县令，经过濮水时，写作《庄子赞》给功曹看。廷掾张延为此写了一篇答教，文章非常优美。华谭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推荐他，于是张延得到升迁。等到华谭任庐江内史时，张延已经任淮陵太守。华谭又举荐寒门出身的周访为孝廉，周访果然建立功名，当时人因此认为华谭善于识人。又因父亲坟墓毁坏而离职。不久授任尚书郎。永宁初年，出任郏县县令。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境内发生饥荒，华谭尽心抚恤百姓。司徒王戎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好，拿出三百斛粮食来帮助他。华谭政绩很突出，两次升迁为庐江内史，加授绥远将军。当时石冰的党羽陆圭等人屯驻占据各县，华谭派司马褚敦讨伐平定他们；又派别军攻击石冰的都督孟徐，俘获其骁勇部将。凭借功劳封为都亭侯，食邑一千户，赐绢一千匹。陈敏作乱时，吴地士人多被他逼迫。顾荣先接受陈敏的官职，却暗中谋划除掉他。华谭没有领会顾荣的意图，公开发布檄文给远近各地，极力斥责陈敏的罪过，因此被顾荣怨恨。华谭又在郡中施政严厉，常与上司意见不合。扬州刺史刘陶一向与华谭不和，便借法律逮捕华谭，把他关进寿阳监狱。镇东将军周馥一向与华谭亲善，为他申理而释放了他。甘卓讨伐周馥时，百姓四散逃走，周馥以为华谭也离开了，派人去察看，才发现华谭反而迁居到离周馥更近的地方。周馥感叹说：“我曾说华令思是臧子源一类的人，如今果然应验了。”甘卓曾被东海王司马越擒获，司马越下令胆敢藏匿甘卓的人处死，甘卓投奔华谭而获免。到这次战事时，甘卓派人寻找华谭，说：“华侯在哪里？我是甘卓派来扬威的使者。”华谭回答不知道，送给使者两匹绢让他离开。使者返回后告诉甘卓，甘卓说：“这一定是华侯。”再次派人搜求时，华谭已经逃走了。后来华谭被纪瞻推荐，却被顾荣阻挠，于是多年不能调任。建兴初年，元帝任命他为镇东军谘祭酒。华谭博学多才，在府中没有事务可做，于是写成三十卷书，名为《辨道》，上笺进献，元帝亲自阅览。转任丞相军谘祭酒，兼任郡大中正。华谭向朝廷推荐干宝、范珧，便上笺请求退职：“臣听说霸主远听四方，以求才为要务；属官量度自身，以审察自己为本分。因此疏广告老，汉宣帝没有违背他的志愿；段干木偃息不仕，魏文侯亲自到他的庐舍行礼。臣没有古人的贤能，却私下怀有仰慕远古贤人的心愿。自从登上清要显贵的职位，出入朝廷已经两年，执笔没有赞助政事的功劳，拾遗也没有弥补缺失的成绩；过错在于臣任谏官却不善于荐举善人，叛乱的敌寇尚未宾服，臣又缺乏谋略。年纪将近七十，志气和力量日益衰退，尸位素餐而没有功劳，实在应该辞职退下。谨奉还所借用的左丞相军谘祭酒官印。”元帝没有听从。建武初年，授任秘书监，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太兴初年，授任前军将军，因病又改任秘书监。他自负久负盛名，常常因不得志而郁郁不乐。当时晋陵的朱凤、吴郡的吴震，都有学问和德行，清正自守，年老了还没有得到调任，华谭都推荐他们担任著作佐郎。有人问华谭：“俗话说，人与人的差别就像九头牛身上的一根毛，难道真有这个道理吗？”华谭回答：“从前许由、巢父把天子之位的尊贵都推让掉，而市井小人却争夺半文钱的利益；这种差别，哪里只是九头牛身上的一根毛呢！”听到的人都称赞说好。

译戴若思的弟弟戴邈，是华谭的女婿。华谭一生常常压制戴若思而提拔戴邈，戴若思每每因此怀恨。等到戴若思掌权后，总是在皇帝面前诋毁华谭，因此华谭的仕途不能通达。华谭常常心怀不平，曾从容地对元帝说：“臣已经老了，将要在秘书省等死。汲黯的话，如今又重现了。”元帝听后不高兴。过了很久，华谭加授散骑常侍，多次以疾病推辞。王敦发动叛乱时，华谭病得很重，不能入朝值省，因此获罪免官。死在家中。追赠光禄大夫，赐金章紫绶，加散骑常侍，谥号为“胡”。有两个儿子：华化、华茂。华化，字长风，任征虏司马，讨伐汲桑时战死。华茂承袭爵位。淮南人袁甫，字公胄，也喜好学习，与华谭齐名，以善于辞辩著称。他曾拜访中领军何勖，自称能够治理难治的县。何勖说：“只想做县令，不愿担任台阁职务，为什么呢？”袁甫说：“人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譬如丝织品中最好的莫过于锦，但锦不能用来制作【原文疑字】；谷物中最美的莫过于稻，稻不能用来制作【原文疑字】。所以圣王任用人，必定先根据器能；如果不是全才，怎么能让他样样都擅长呢！黄霸在州郡驰名，却在京城声誉不显。适合做廷尉的人才，不能担任三公，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何勖认为他说得对，授任他为松滋县令。转任淮南国大农、郎中令。石珩问袁甫：“你以善于辩论闻名，难道知道为什么寿阳以西总是干旱，寿阳以东总是发水吗？”袁甫说：“寿阳以东都是吴人。亡国的音乐悲哀而多思，吴国这个鼎足而立的强国一旦失去地位，愤懑叹息积聚得很多，积聚的忧愁形成阴气，阴气积聚形成雨，雨下久了便成为水，所以那一带总是水涝。寿阳以西都是中原人，新近平定强吴，珍宝都被收入，志意满足、内心充盈，长久沉溺于欢乐。《公羊传》说，鲁僖公非常喜悦，所以导致京师旱灾。如果能够抑制强者、扶助弱者，先疏远后亲近，那么天下和平，灾害就不会发生。” 旁观者都赞叹他的机敏快捷。他八十多岁时，死在家中。史臣说：治理政事、整顿风俗，要拔擢杰出人才来成就事业；振兴声誉、彰显光彩，要等待明主才能施展功绩。武皇在位时，天下安定，朝廷专心求取贤才，士人也怀抱求取俸禄的愿望。郤诜等人都在州里隐藏声价，出众地响应征召，回答天子的策问，昂首走上仕进之路；拿他们与前代贤哲相比，也足以称道了。华令思立身行事、遵循大义，志向坚定地追慕周公、甘罗，仁者必能通达，说的不就是他吗！虽然才华德行早已显著，却直到终老仍被置于秘书省，积薪之恨，难道只有古人才有吗！” 赞曰：郤诜、阮种学识广博，含藏文采而能体察政事。华谭生来培育德行，脱去布衣应召入仕。曾如鸟飞上仕途，又如龙游津渡而畅达。平素建立的事业可以长久，高尚的声誉由此更加兴盛。

译列传第二十三 愍怀太子（子[A170]　臧　尚） 愍怀太子司马遹，字熙祖，是惠帝的长子，母亲是谢才人。他幼年时聪明智慧，武帝很喜爱他，常让他在身边。曾经和众皇子一起在殿上嬉戏，惠帝前来朝见，武帝牵着众皇子的手，轮到太子时，惠帝说：“这是你的儿子。”武帝于是停了下来。宫中曾在夜里失火，武帝登楼观望。太子当时五岁，牵着武帝的衣襟把他拉到暗处。武帝问原因，太子说：“夜晚仓促发生火灾，应当防备异常情况，不应让火光照见君主。”武帝因此认为他非同寻常。太子曾随武帝观看猪圈，对武帝说：“猪太肥了，为什么不杀了用来犒享将士，却让它长久消耗五谷呢？”武帝嘉许他的想法，立即命人把猪煮了。又抚摸他的背，对廷尉傅祗说：“这个孩子将来应当振兴我家。”武帝曾在群臣面前称赞太子像宣帝，于是太子的美好声誉传遍天下。当时望气者说广陵有天子之气，因此封他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任命刘寔为老师，孟珩为朋友，杨准、冯荪为文学官。惠帝即位后，立他为皇太子。广泛选拔有德望的人担任师傅：以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为少傅，和峤为少保。元康元年，太子出居东宫，皇帝又下诏说：“司马遹还年幼蒙昧，如今出居东宫，只能依靠师傅和群贤的教导。他日常交游相处的人，应当选用正直之人与他共同往来，能够互相帮助、共同进益。”于是让太保卫瓘的儿子卫庭、司空卫瓘的儿子卫略、太子太傅杨济的儿子杨毖、太子少师裴楷的儿子裴宪、太子少傅张华的儿子张祎、尚书令华暠的儿子华恆与太子交游相处，以便辅助教导他。太子长大后不喜欢学习，只和身边的人嬉戏玩耍，不能尊敬师傅和保傅。贾后平素忌恨太子有美好声誉，于是暗中命令黄门宦官奉承太子，说：“殿下正应趁年轻壮盛时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什么总要自我拘束呢？”每当看见太子喜怒时，便叹息说：“殿下不知道使用威刑，天下怎么会畏惧服从呢？”太子宠幸的蒋美人生了男孩，他们又说应当大加赏赐，多为皇孙制造玩耍的器物，太子听从了。于是太子怠慢放纵的表现更加明显，有时不上朝侍奉，常在后园游玩。他喜爱低矮的车和小马，命左右骑马奔驰，割断马的缰绳和笼头，让马摔倒在地取乐。有时有人违逆冒犯他，他亲手捶打。太子性情拘谨而多小忌讳，不许修缮墙壁，也不许扶正瓦片、移动屋宇；却在宫中设立市场，让人屠宰、酿酒售卖，亲手掂量斤两，轻重毫厘不差。他的母亲本是屠户家的女儿，所以太子喜爱这些事情。又命人在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等物，收取其中的利润。东宫旧有制度，每月领取钱五十万，用来供众人使用，太子常常提前取用两个月的钱，以供宠爱的人使用。洗马江统陈述五件事劝谏他，太子不采纳，详情记载在《江统传》中。舍人杜锡因为太子不是贾后亲生，而贾后性情凶暴，对此深感忧虑，常常竭尽忠心规劝太子修养德行、进用善人，远离谗言诽谤。太子发怒，派人把针放在杜锡平时坐的毛毡中刺他。太子性情刚强，知道贾谧倚仗皇后的尊贵地位，便不能对他谦让迁就。贾谧到东宫时，太子有时避开他，自己到后庭游玩。詹事裴权劝谏说：“贾谧在皇后那里非常受宠，而对您已有不恭顺的表现；如果一旦彼此构成嫌隙而互相进言，大事就要失败了。您应当更加谦逊自抑，以防备事变；广泛招延贤能之士，用来辅佐自己。”太子不能听从。当初，贾后的母亲郭槐想把韩寿的女儿立为太子妃，太子也想娶韩氏女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韩寿的妻子贾午和贾后都不同意，反而替太子聘娶了王衍的小女儿惠风。太子听说王衍的长女美貌，而贾后却把她聘给了贾谧，心中不能平静，颇为此事发怨言。贾谧曾与太子下围棋，因争夺棋道发生争执，成都王司马颖见状斥责贾谧，贾谧心中更加不平，于是便向贾后诬陷太子说：“太子大量购买田产，积聚许多私人财物来结交小人，都是为了贾氏的缘故。他暗中说过这样的话：‘皇后万岁后，我一定把你们当作鱼肉任意宰割。’不只是这样，如果皇帝驾崩，他登上大位，依照杨氏旧例，诛杀我们这些人，并把皇后废黜到金墉城，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罢了。不如及早处置他，另立一个慈爱和顺的人，以此保护自己。”贾后采纳了他的话，又宣扬太子的过失，把这些话传布到远近各处。当时朝廷内外都知道贾后有害太子的意图。中护军赵俊请求太子废掉贾后，太子没有听从。元康九年六月，宫城西厢生出桑树，每天长一尺多，几天后便枯死。十二月，贾后准备废掉太子，假称皇帝身体不适，召太子入朝。太子到了以后，贾后不见他，把他安置在另一间屋里，派婢女陈舞赐给他酒和枣，逼他喝醉。又让黄门侍郎潘岳起草书信，写得像祈祷神灵的文书，内容仿佛是太子平素的心愿；趁太子醉酒之际，让小婢女承福拿着纸笔和草稿让太子照写。文书说：“陛下应当自行了断；如果不自行了断，我将入内替您了断。中宫也应当赶快自行了断；如果不自行了断，我将亲手替您了断。并与谢妃共同约定日期同时发动，不要疑虑犹豫，以免留下后患。在三辰之下茹毛饮血，上天答应应当扫除祸害，立道文为王，立蒋氏为内主。愿望实现后，应当用三牲祭祀北君，大赦天下。誓约文书应当如同律令。”太子醉得神志昏乱，没有察觉，便照着草稿书写，字有一半写不成。后来又把文书补写完成，贾后拿去呈给皇帝。皇帝来到式乾殿，召公卿入内，让黄门令董猛把太子的书信和写在青纸上的诏书给众人看，说：“司马遹的书信如此，现赐他死。”又把它遍示诸王公，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张华、裴頠为太子作证。贾后让董猛假借长广公主的名义向皇帝进言说：“事情应当赶快决定，而群臣各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人不服从诏令，应当按军法处置。”

译议论到太阳西斜仍未作出决定。贾后害怕发生变故，于是上表请求免太子为庶人，皇帝下诏答应。于是派尚书和郁持节，解结为副使，和大将军梁王司马肜、镇东将军淮南王司马允、前将军东武公司马澹、赵王司马伦、太保何劭一同前往东宫，把太子废为庶人。这天太子正在玄圃游玩，听说使者到来，换好衣服从崇贤门出来，拜了两拜接受诏书，步行走出承华门，乘坐粗陋的牛车。司马澹带兵器护送太子妃王氏和三个皇孙到金墉城，并拷问至死谢淑妃和太子保林蒋俊。第二年正月，贾后又让黄门自首，声称太子想要谋反。皇帝下诏把黄门自首的供词分发给公卿观看。又派司马澹率一千名士兵防卫护送太子，把他再次幽禁在许昌宫的别坊，命治书御史刘振持节看守他。此前有童谣说：“东宫的马子不要白白装聋，到了腊月前后，灾祸就会缠上你的宫门。”又说：“南风刮起啊吹动白沙，遥望鲁国高峻险阻，千年的骷髅竟长出牙齿。”南风，是贾后的名字；沙门，是太子的小名。起初太子被废时，太子妃的父亲王衍上表请求与她离婚。太子到许昌后，写信给太子妃说：“我虽然顽劣愚昧，心里却想着行善，想尽忠孝之节，并没有作恶悖逆之心。虽然我不是中宫所生，侍奉中宫却如同侍奉亲生母亲。自从成为太子以来，便奉诏受到禁闭约束，不能见到母亲。自从宜城君去世后，我没有受到抚恤，常常独自坐在空屋里。去年十二月，道文病得十分危重，父子之间的感情，实在互相怜悯。当时我上表请求国家给他增加尊号，没有得到允许。他病重以后，我为他请求恩典福佑，并没有恶意。自从道文生病，中宫三次派身边人来看望，说：‘上天让你去见他。’到了二十八日晚上，有一封短笺送来，题写‘东宫启封’，疏文说：‘说上天要见你。’我便上表请求入宫。二十九日早晨入内拜见父皇，过了一会儿便被送到中宫。中宫身边的陈舞对我说：‘中宫早晨来时呕吐不适。’于是让我停留在空屋中坐着。过了一会儿，中宫派陈舞来对我说：‘听说你替道文向陛下上表请求封王，却没有得到封王，只得到成国公的封号。’中宫远远呼唤陈舞说：‘昨天上天让太子喝酒吃枣。’陈舞便拿来三升酒和一大盘枣给我，让我把酒喝完、枣吃尽。” 我平素不喝酒，即使派人来劝酒，也说明自己不能喝三升的意思。皇后在远处喊道：“你平常在陛下面前拿着酒，很讨人喜欢，为什么不喝？上天赐给你酒，应当让道文喝得差不多。”我便回答皇后：“陛下曾在一日之内多次赐酒给我，所以我不敢推辞；但我整日也喝不了三升酒。况且我确实还没有进食，恐怕承受不了。又没有见到殿下，喝了这些酒可能会醉得颠三倒四。”陈舞又传话说：“真不孝啊！上天赐给你酒让你喝，你却不肯喝，酒里难道有坏东西吗？”于是我可以喝二升，剩下一升，便请求带回东宫喝完。由于逼迫得没有办法，只好又喝了一升。喝完以后，我身体内部昏乱迷糊，已经不能再自我知觉。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婢女拿着封好的箱子来，说：“诏令让你抄写这份文书。”我便惊起查看，见到一张白纸和一张青纸。她催促说：“陛下还在停留等候。”又有一个叫承福的小婢女拿着笔、砚和黄纸来，让我书写。事情紧急，不容许我再查看，我确实没有意识到纸上所写的话有何轻重。父母和至亲之人，确实不会互相猜疑；事情的道理就是这样，我实在是被诬陷了，想来众人也会看清楚的。太子并非因自己的罪过而被废，众人的情绪都愤怒怨恨。右卫督司马雅是宗室的疏远支属，他和常从督许超都受到太子的宠信。两人对此深感悲痛，便对赵王伦的谋臣孙秀说：“国家没有嫡出的继承人，社稷将要危险，大臣的祸患必定会发生。而您侍奉中宫，又和贾后亲密，太子被废，人人都说您预先知道；一旦事情发生，灾祸必然会牵连到您。为什么不先谋划呢？”孙秀把这件事告诉赵王伦，赵王伦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计策定下后，孙秀又劝赵王伦说：“太子为人刚强勇猛，若有一天得志，必定会任性而为。明公一向侍奉贾后，街谈巷议都认为您是贾氏的党羽。如今即使想为太子建立大功，太子虽然可能强忍旧日的怨恨，也一定不会奖赏您，只会说您是迫于百姓的愿望，反过来借此免罪罢了。若再有过失，仍免不了被诛杀。不如拖延日期，贾后必定会加害太子；然后废掉贾后，为太子报仇，这还足以建立功劳，也就可以实现您的志愿了。”赵王伦认为他说得对。孙秀于是使用反间计，散布说宫中有人想废掉贾后，迎立太子。贾后听说后忧虑恐惧，便让太医令程据调制巴豆杏子丸。三月，贾后假传诏令，派黄门孙虑到许昌去害死太子。起初，太子害怕被人下毒，常常自己在面前煮食物。孙虑把这件事告诉刘振，刘振于是把太子迁到一处小坊中，完全不给他食物；宫中仍有人从墙壁上递食物给太子。孙虑便拿药逼迫太子，太子不肯服用，借口上厕所，孙虑用捣药杵把他打死。太子大声呼喊，声音传到外面。当时年仅二十三岁。原准备按庶人的礼仪安葬他，贾后上表说：“遹不幸死亡，我为他的昏乱悖逆而悲伤，又因他早早夭折而痛苦，悲痛之情不能自已。我私下希望他刻骨铭心地重新思考孝道，准备让他叩头谢罪，恢复正当的名号。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更增添了酸楚和遗恨。遹虽然罪过极大，但毕竟是王者的子孙，若只按普通百姓的礼仪送终，实在令人怜悯。特请天恩，赐给他王者的葬礼。我实在昏昧浅陋，不懂礼义，感情极为悲切，冒昧陈述此事。”诏令按广陵王的礼仪安葬他。等到贾庶人死后，才诛杀刘振、孙虑、程据等人，册书追复太子称号，文辞说：“皇帝派遣使者持节，兼任司空、卫尉的伊策，告于故皇太子的灵前：唉！你自幼便具有聪慧早成的资质，承受先帝特别的宠爱，广泛开拓疆土，突然拥有淮陵。朕奉行先帝遗旨，越级册立你为太子，以光耀显扬我家祖宗。你恭敬修养德行，遵从保傅的教导，侍奉双亲孝顺恭敬，礼仪没有违失。然而朕昏昧于凶恶的谋构，致使你遭受非命之祸，让申生、孝己的悲剧又在今日重现。幸赖宰相贤明，宰相和神人都愤怒怨恨，使朕醒悟，讨伐那些有罪之人，他们全都伏法受诛。这对于被毒害的冤魂和极其惨痛的冤情又有什么补偿呢？因此朕悲痛悼恨，五脏六腑都为之震动。如今追复你皇太子的丧礼，迁葬到京城附近，用太牢祭祀你。你的魂灵若有知觉，或许还能稍稍满足你的心愿。”皇帝为太子服长子斩衰之丧，群臣服齐衰之丧；命尚书和郁率领东宫官属，依照吉礼、凶礼的制度办理丧事，到许昌迎接太子的灵柩。

译灵柩出发时，狂风雷电交加，帷幕和车盖都被吹飞撕裂。又作哀策文说：“皇帝登临正殿，使洗马刘务到皇太子的灵柩前宣告：唉，你遹！自幼便禀有英挺的资质，芳名美德日益盛大。刚显露出少年才华时，就已经明达超逸、秀异出众。过去你的圣祖赞美你的美好品德，显明的诏令接连提高你的名位，使你的声名与诸王同列。因此册立你为太子，让你永远继承帝业。为什么凶恶残忍的人暗中构陷，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悲哀感伤破坏了和气，痛苦贯穿四时。唉，悲哉！你的被废，实在是由于我的昏昧无能。妇人扰乱内政，沉[C102]之乱酿成祸患。你已经逝去，谁还能为你百般矫正名誉？从前申生含冤而无法申诉，如今你背负罪名，抱着冤屈死于东宫。有见识的人悠悠长叹，谁能不悲哀痛哭！壶关的故事使君主受到牵制，千秋之后才醒悟自身过错。时代虽然不同，法则却相同，古今道理本是一致。皇孙已经被册立，你的后代将享有隆盛的福祚。虽然你早年憔悴而终，也希望后世从此开始荣耀。墓穴已经营建，将使你的神魂得到安宁。华美的车盖如电般飞驰，送葬的兵车如雷霆震动。茫茫的羽盖，整齐肃穆的缙绅。同样悲哀、同样痛苦，谁能不感到酸楚辛苦！希望光荣照耀后代，永世不灭。”谥号为愍怀。六月己卯日，葬于显平陵。皇帝感念阎缵的话，修筑思子台，故臣江统、陆机也一同作了诔文和颂文。太子有三个儿子：[A170]、臧、尚，都和父亲一同被幽禁在金墉城。[A170]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去世。四月，追封为南阳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为临淮王。己巳日，诏令说：“灾异屡次发生，奸邪反复制造变乱，遹已经被逼迫废黜，死于非命。如今立臧为皇太孙。恢复王妃王氏的身份，使她作为皇太孙的母亲，称为太孙太妃。太子的官属立即改任太孙的官属。赵王伦任太孙太傅。”五月，赵王伦和太孙一同前往东宫。太孙从西掖门出去，车舆、服饰和侍从全都是愍怀太子的旧制。到了铜驼街，宫人哭泣，侍从都哽咽，路人也擦拭眼泪。西厢的桑树重新生长，太孙被废后，桑树便枯死了。永宁元年正月，赵王伦篡位，将太孙废为濮阳王，和皇帝一同迁到金墉城，不久便被害。太安初年，追谥为哀。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为襄阳王。永宁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孙。太安元年三月癸卯日去世，皇帝服齐衰一年之丧，谥为冲太孙。史臣说：愍怀太子具有聪慧早成的资质，显露出少年成熟的才华。武皇对他特别钟爱，既深深寄托了传承帝位的谋划；天下人也归心于他，对他的未来颇有希望。等到他继承光明、登临帝位，居守太子宫，四种教育没有勤于实行，三次朝见有时也缺席；少年时的英姿尚未改变，凤凰般的德行却已经衰退。他听信奸邪，疏远斥退正直之士，喜欢屠宰和卖酒这类低贱的事务，沉溺于苑囿中的放纵游乐，可以说是‘没有哪件事不是有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够善终的’。后来中宫凶狠残忍，长久怀有加害太子的心思；外戚谄媚逢迎，争相进献谗邪之说。杀牲设谋已经形成，像杀犬一样的诬陷也终于施行；君主一人缺乏探察隐微的聪明，百官也没有诤臣的气节。于是使他的冤屈超过楚国的建成，惨酷甚于戾园。即使后来丧礼完备、哀荣齐全，感情深切而悲痛，又能对这种毒害造成的冤死有什么补救呢！” 赞说：愍怀太子聪明颖悟，确实是上天所生。皇祖对他倾心钟爱，群臣都引颈期待。太子宫初建，储君的德业却没有发扬。就像拾取蜜蜂而造成间隙，归还祭肉反而引来灾祸。他既遭受凶残的迫害，最终只能徒然等待归来。

译列传第二十四 陆机（孙拯，弟陆云，陆云的弟弟陆耽，从父兄陆喜） 陆机字士衡，是吴郡人。祖父陆逊，任吴国丞相；父亲陆抗，任吴国大司马。陆机身高七尺，声音像钟声一样洪亮。他年轻时就有非凡才华，文章冠绝当世，专心学习儒术，不合礼法的事绝不做。陆抗去世后，陆机统领父亲的军队，任牙门将。二十岁时吴国灭亡，他退居故里，闭门勤学，前后积累了十年。因为孙氏在吴地世代为将为相，在江表建立了很大功勋，陆机深为孙皓举国投降、抛弃这些基业而感慨，于是论述孙权为何能够取得天下、孙皓为何会灭亡；又想记述祖父和父亲的功业，便写成《辩亡论》上、下两篇。其上篇说：从前汉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奸臣窃取权命，祸乱从京城附近开始，毒害遍及天下，皇纲松弛衰败，王室于是卑弱。于是群雄像蜂群受惊一样纷纷起事，义兵从四面会合。吴武烈皇帝慷慨奋发于偏远地区，像闪电般在荆南发动；权谋策略纷繁，忠诚勇敢的将领世代相继。他的威势使夷羿般的强敌震动溃散，交战时丑陋的敌虏被斩首献俘，于是扫清宗庙疆土，祭祀皇祖。当时，如云气兴起的将领占据州郡，如疾风骤起的军队跨越城邑，咆哮勇猛的群体像风一样驱驰，熊罴般的军队如云雾聚集。虽然各军以正义行动，同盟之间也共同竭力，但他们都包藏祸心，依仗武力而助长祸乱；有的军队没有谋略和纪律，丧失威势，反而养成敌寇。忠诚的谋略和勇武的气节，没有像吴武烈皇帝这样显著的。武烈皇帝去世后，长沙桓王才华超群，应时而生；不到二十岁便才华显露，招揽遗老，和他们共同述说功业。他率领精锐军队向东进击，以少数兵力进攻多数敌军，攻城没有攻不下的坚城，作战没有不能击败的敌军。他诛杀叛逆、安抚顺服之人，于是江外地区平定；整饬法令、修治军队，于是威势和恩德盛大显赫。他以宾客礼节接待有名望的贤人，张公是其中的杰出者；同豪杰交往驾驭，周瑜是其中的俊杰。这两位君子都宏大敏捷而多有奇才，雅正通达而聪明睿智，所以志趣相同的人按类别归附，契合相等的人因气质相聚，江东因此人才众多。他们将要北伐中原，诛除扰乱纲纪的人，使皇帝车驾回到夷庚，重新登上紫闼中的帝位；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清理天下道路而收回原有的帝业。军队已经驻扎，群凶侧目戒备，大业尚未完成，长沙桓王却在中年去世。于是大皇帝孙权聚集人才，以奇特的行迹继承前代的美好传统；以睿智的心思顺应良好的谋划，处理政事参考旧日成规，颁布法令依循遗留下来的风范；又加以笃厚恭敬，辅之以节俭，广泛咨询俊秀贤能，善于谋划、果断决策；用束帛礼聘隐居山林的贤士，征召任命的使者交相驰行于道路乡巷。因此豪杰才俊闻声响应而纷纷到来，志士仰慕光明而争相奔赴，奇异之士辐辏而至，勇猛之士多如树林。于是张公担任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等人，入朝便成为心腹，出外便成为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等人奋发威势；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等人施展力量；讲究风雅，有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声名光耀国家；处理政事，有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才能担当职务；才奇气伟，有虞翻、陆绩、张惇以风操义气辅佐政事；出使外国，有赵咨、沈珩以机敏通达博得声誉；精通术数，有吴范、赵达以预言祥瑞辅成德政。董袭、陈武舍身保护君主，骆统、刘基竭力进谏以弥补过失。谋划没有遗漏的计策，举动没有失误的策略。因此终于割据山川，跨有荆州、吴地，与天下争衡。魏国曾凭借战胜的威势，率领百万军队，驾船渡过邓塞，攻下汉水以南的军队；羽翼和船桨成千上万，战船如龙跃顺流而下；精锐军队达千旅，威武地行进在平原沼泽之间；谋臣满堂，武将连横，发出长叹，怀有吞并江边地区、统一天下的气势。但周瑜率领我方偏师，在赤壁击退魏军，使其丧失旗帜、车马混乱，仅仅逃脱，收敛踪迹远远逃走。汉王刘备也凭借帝王的名号，率领巴、汉地区的人马，乘着危机施展变化，连营结垒千里，立志报关羽战败之仇，图谋收复湘西地区。但我方陆公陆逊又在西陵挫败他，使其军队覆没、战绩惨败，陷入困境后才得以渡过险难，最终在永安走投无路。接着在濡须的战事中，临川击溃魏军精锐；在蓬茏的战斗中，连一辆车也没有返回。由此两国将领丧失斗志、挫折锋芒，势力和财力都已匮乏，吴国便安然坐享他们的弊病。因此魏人请求讲和，汉氏请求结盟，吴国于是登上帝号，与魏、蜀鼎足而立。西面边界直到庸、益的郊野，北面分据淮水、汉水沿岸，东面包有百越之地，南面囊括群蛮以外的地区。于是讲习八代礼仪，搜集三王的音乐，向上天报告大事，拱手作揖接待诸侯。勇武的臣子和刚毅的士卒沿江防守；长矛利戟，望见敌人便奋勇而出。众位官员在上面竭尽规谏，百姓在下面安居从业；教化协调异族，风俗传播到遥远边疆。于是派遣一名使者巡抚外域，巨象、良马在外苑被驯服，明珠奇宝在内府闪耀；珍贵奇异之物和古旧重器接连到来，奇巧玩物应声而至；轻便车舆奔驰于南方荒远地区，冲车停止在北方旷野；百姓免受战争祸患，军马不必担忧清晨披甲出征，帝业因此稳固。大皇帝孙权去世后，幼主登朝，奸邪之人肆意作乱。景皇帝孙休兴起，恭敬修治遗留下来的法令，政事没有大的缺失，是一位善于遵守成法的贤明君主。到了归命侯孙皓初降之时，典章刑法还没有完全废弛，旧臣故老也还存在。大司马陆公陆抗以文武才略使朝廷兴盛，左丞相陆凯以正直敢言竭尽规谏；施绩、范慎以威望厚重著称，丁奉、钟离斐以勇武刚毅闻名；孟宗、丁固等人担任公卿，楼玄、贺邵等人掌管机要事务。君主虽然有病，辅佐大臣仍然贤良。到了末世，群臣公卿相继死亡，此后百姓有瓦解之患，皇室有土崩之祸；历代天命顺应时势而衰微，晋王师乘着时运出兵，最终在阵地上溃散，众人逃奔城邑；城池没有藩篱般的坚固防御，山川也没有沟壑高丘的险势。即使没有鲁班云梯那样的器械、智伯引水灌城的灾害、楚子筑室围困的办法、燕人渡过济水西进的军队，军队还不到十二个时辰，社稷就已经覆灭了。即使有忠臣独自悲愤、烈士以死守节，又能挽救什么呢！曹氏、刘氏的将领并不是一世之中选拔出来的，过去的军队也没有当年那样众多；战守的道理或许仍有前人的成例，险要地势的优势也突然没有改变，但成败却改变了道理，古今走向各不相同，为什么呢？是因为双方的教化不同，任用的人才也不同。他的下篇说：

译从前三方的君王，魏人占据中原，汉氏拥有岷、益二州，吴国控制荆州、扬州并兼有交州、广州。曹氏虽然功业足以平定中原，但暴虐也很深，因此百姓怨恨他。刘翁刘备凭借险要地势来施展智谋，功业已经不大，因此民俗也鄙陋。至于吴国，长沙桓王以武力奠定基础，太祖孙权以德业成就它；他们聪明睿智，器度宏大深远。他们求贤若渴，抚爱士人如同爱护幼儿；接待士人完全显出盛德的仪容，亲近仁人则倾尽内心的爱意。他们从军队中提拔吕蒙，让被拘押的潘浚接受试用；推重诚信之士，不怕被人欺骗；量才授予职位，不担心权力反过来逼迫自己。执鞭躬身，以此加重陆公陆逊的威望；把武卫军队全部交给周瑜，以成就周瑜的军功。宫室简陋、饮食菲薄，却丰厚地赏赐功臣；敞开胸怀、虚心待人，采纳谋士的计策。因此鲁肃一见面便自愿托身，士燮蒙受危难仍然效命。尊重张公的德行，因而减少游猎田猎的享乐；认为诸葛亮的言论贤明，因而节制个人情欲的欢娱；感念陆公的规谏，因而革除繁琐的刑法；赞赏刘基的建议，因而制定饮酒不过三爵的誓约；对吕蒙的疾病屏息躬身，恭敬地等待病情；把肥美食物分给凌统的孤儿，自己减少享用；登坛慷慨激昂，把鲁肃的功劳归还给他；删去投降者的怨言，相信子瑜诸葛瑾的节操。因此忠臣争相竭尽谋略，志士都能够尽力施展；宏大的制度和长远的谋略，本来就不会嫌弃这些微小的努力。所以百官都能和谐合作，各项政务也来得及办理。起初建都建鄴，群臣请求完备礼仪等级，天子推辞而不答应，说：“天下人将会怎样议论我呢？”宫室、车舆、服饰，大都简朴节俭。到了中期，天人与君主的名分已经确定，因此各种制度的缺失才大致得到修整；虽然深厚的教化和美好的纲纪还不能和上古相比，但治理国家、经营邦政的条件，也足以用来施政了。土地纵横将近万里，披甲将士将近百万人；田野肥沃，军队训练有素，兵器锐利，财物丰足。东面背靠大海，西面有险塞阻挡，长江控制着疆域，峻山环绕着边界；国家的地利，还没有见过比这里更宏大的。假使能够用正道守护，用权术驾驭，敦厚地遵循遗留的典章，勤于治理百姓、谨慎处理政务，修订确定的策略，守住平常的险要，就可以长久传世、永享年寿，不会有危亡的忧患。有人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国灭亡，吴国也就灭亡，道理确实如此。”其实蜀国只是吴国的屏障和援助之国，并不是决定吴国存亡的根本。两国边境相接之处重山叠岭、险阻密布，陆路没有大车通行的道路；水道狭窄，水流湍急，水上又有惊涛骇浪的艰险。即使有百万精锐军队，出发时也不过能行进千人；千里水路上，前锋也不过百艘战船。所以刘氏伐吴时，陆公把它比作长蛇，形势确实如此。从前蜀国刚灭亡时，朝臣的谋划各不相同：有人想堆积石块使水流更加险阻，有人想制造器械来抵御变故。天子汇总众议，询问大司马陆公。陆公认为，四条大河是天地用来调节、宣泄水气的，水流本来没有可以遏止的道理；至于器械，则敌我双方都能使用。对方若放弃自己的长处而去从事自己所不擅长的事，就会像荆、楚地区那样争用舟楫，这正是上天帮助我们；我们只需谨慎守住峡口，等待擒获他们。到步阐叛乱时，叛军依凭宝城拖延强敌，又用大量财物诱使群蛮归附。当时晋国大军如云飞、电发，旗帜悬挂在长江两岸，沿水边筑垒，扼守要害，以阻止吴人向西；巴、汉水军则沿江向东而下。陆公率偏师三万人，向北据守东坑，挖深沟、筑高垒，按兵不动，养精蓄锐。叛军只好绕路等待被杀，不敢向北窥探求生道路；强敌战败，连夜逃走，损失了大半军队。陆公分派五千精锐，向西抵御水军，东西两路同时获胜，献上的俘虏数以万计。贤人的谋略确实可信，难道会欺骗我们吗！从此烽火很少惊动，边境忧患也少了。陆公去世后，暗中谋乱的征兆出现；吴国内部的嫌隙加深，六军惊惧。太康之战时，军队并没有比从前更强盛；广州之乱，祸患也没有比以前的灾难更严重，可是国家却覆灭，宗庙变成废墟。唉！“人都逃亡了，国家疲惫困苦”，难道不是这样吗！《易经》说：“商汤、周武王进行革命，是顺应天意的。”有人说：“祸乱不达到极点，治理就不能显现。”这些话说的是帝王要顺应天时。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易经》又说：“王侯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这些话说的是国家所凭借的是地利。又说：“地利不如人和。”“国家的安定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这些话说的是守护险要关键在人。吴国兴起时，三方面条件都具备了，正是孙卿所说的合并三种条件。等到吴国灭亡时，却只依赖险要地势，也就是孙卿所说的舍弃三种条件。四州萌发反抗之心，并不是没有人；长江以南，也不是缺少俊杰；山川险要，容易守卫；强劲锐利的兵器，容易使用；前代施政方略，容易修治。可是功业不能兴起而灾祸接踵而来，为什么呢？是因为使用这些条件的人失误了。因此先王通晓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审察国家存亡的关键规律，谦抑自己来安定百姓，敦厚施惠来取得人和，宽和谦冲来诱导俊杰谋划，慈爱和善来结交士人与百姓的感情。所以国家安定时，百姓和它共同庆贺；国家危险时，百姓和它共同患难。安定时与众人同庆，国家的危险就不会发生；危险时与下民同患难，困难就不足以伤害国家。这样才能保全社稷、巩固疆土，使《麦秀》不再有哀悼殷朝的情思，使《黍离》不再有怜悯周室的感慨。太康末年，陆机和弟弟陆云一同进入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一向看重他们的名声，像遇到旧相识一样，说：“伐吴一战，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你们两位俊才。”陆机又曾拜访侍中王济，王济指着羊酪对陆机说：“你们吴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这个相比？”陆机回答：“千里湖的莼羹，还没有放盐和豆豉。”当时人称赞这是著名的应答。张华把他们推荐给公卿。后来太傅杨骏征召陆机为祭酒。适逢杨骏被诛杀，陆机多次升迁，任太子洗马、著作郎。范阳人卢志在众人中问陆机：“陆逊、陆抗和你关系近还是远？”陆机说：“就像您和卢毓、卢廷的关系一样。”卢志默然不语。起身后，陆云对陆机说：“两国相隔遥远，或许不能彼此熟悉，何至于说到这个地步！”陆机说：“我祖父和父亲的名声传遍四海，难道会不知道吗！”议论的人便以这件事判定二陆才学的优劣。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任命陆机为郎中令，升为尚书中兵郎，又转任殿中郎。赵王司马伦辅政，征召陆机为相国参军。陆机预先参与诛杀贾谧，因功赐爵关中侯。司马伦将要篡位，任命陆机为中书郎。司马伦被诛杀时，齐王司马冏认为陆机的职务在中书，九锡文和禅让诏书似乎与陆机有关，于是逮捕陆机等九人，交付廷尉审理。幸赖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一同为他们申辩，得以减免死罪，迁徙到边地；后来遇到赦令，事情才停止执行。

译当初陆机有一条骏犬，名叫黄耳，非常喜爱它。后来陆机羁留寄居在京师，长久没有家中的消息，便笑着对狗说：“我家里完全没有书信，你能替我带信、打听消息吗？”狗摇着尾巴发出声音。陆机于是写了一封信，放在竹筒里，系在狗的脖子上。狗沿路向南跑，终于到了陆机家中，带着回信返回洛阳。此后便常常这样传递书信。当时中原多难，顾荣、戴若思等人都劝陆机回吴；陆机自负才华和声望，立志匡救时世的灾难，所以没有听从。司马冏既然夸耀功劳、自我吹嘘，接受爵位也毫不谦让，陆机厌恶他的行为，便作《豪士赋》来讽刺他。赋的序说：树立德行的根基有一定常道，但建立功业的途径却不止一种。为什么呢？修养内心来形成器量，取决于自身；借助外物来成就事业，则取决于外界。取决于自身的，盛衰止于自身范围；取决于外界的，丰歉全看所遭遇的时势。落叶要等待微风才会坠落，风的力量其实并不大；孟尝君遇到雍门周弹琴而落泪，琴声的感动也不是主要原因。为什么呢？将要坠落的叶子并不需要借助猛烈的风，将要落下的眼泪也不值得劳烦悲哀的琴声。因而只要时机由上天开启，道理在人事中已经具备，平庸之人也可以成就圣贤的功业，才智浅陋之人也可以完成烈士的事业。所以说“才能不及古人一半，功业却已经超过古人一倍”，大概就是因为得到了时势的帮助。遍观古今，凭借一时的功劳而占据伊尹、周公那样高位的人，是有过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即使智者也仍会被它牵累；把外物当作彼此外物，昆虫也都有这种情形。若凭自己的器量，却又挟持非同寻常的功勋，神器因他的顾盼而显耀，万物随着他的俯仰而变化；内心贪恋平常居处的安逸，耳朵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哪里还知道功业在自身之外，任用应当出于才能之外的因素呢！况且喜爱荣耀、厌恶耻辱，是有生命者共同的重大愿望；忌惮盈满、害怕触犯上位，连鬼神尚且不能避免。君主掌握通常的权柄，天下人服从他的大节，所以说天道难道可以仇视吗？然而世上常有身穿黑衣、手持兵器的人，站在宗庙门下，举旗号召众人，在田野道路上奋起，何况君主制定命令、从下面裁处万物呢！广泛施恩也不足以抵消怨恨，勤于兴利也不足以弥补祸害，所以说代替大匠砍削的人必定会伤到自己的手。况且政权由宁氏掌握，正是忠臣慷慨激愤的原因；祭祀时却由寡人主持，这是君主所不能长久忍受的。因此君奭闷闷不乐，不赞成周公旦的举动；高平侯王凤的党羽互相观望，侧目于博陆侯霍光的权势。而成王没有把嫌疑和吝啬放在心中，宣帝却好像背上负着芒刺，这难道不是这样吗？唉！光辉照耀四方，德行没有比他更丰厚的。君王称他为叔父，亲近没有比这更密切的。登上帝王的天位，功劳没有比这更厚重的。终身守节，忠诚没有比这更极致的。然而他却倾覆颠沛，只能勉强保全自身；那么伊尹之类的人生来怀有光明诚信却遭杀戮，文子怀有忠诚恭敬却死于刀剑，本来就是可能发生的事。由此说来，像这样圣明而亲近，德行如此美好，功德和忠诚如此盛大，尚且不能取得君主内心的信任，不能止息众多人的诽谤；再往后的情形，又哪里看得到可以保全呢！安危的道理，确实可以看清了。何况还贪图大名，触犯道家的禁忌，凭短浅才智去做圣贤都难以做到的事呢！自身危险，是因为权势过盛，却不知道离开权势来求得安全；灾祸积累，是因为宠爱太盛，却不知道辞去宠爱来招致福气。看到百姓谋划反对自己，便扩建宫室、加强警卫，以增长不容蓄养异议的威势；害怕天下不服，便施行严刑峻法，来积聚令人伤心的怨恨。后来威势穷尽到震动君主的地步，怨恨也在上下之间流行，众人的心意日益离散，危机将要爆发，他却还仰俯自得、瞪眼顾盼，认为这样足以向世人夸耀，讥笑古人做得不够好，忘了自己的事情已经办得拙劣，只知道夸耀从前的功勋，却不明白成败有其时机。因此事情到了穷尽、时运到了尽头，必定会跌倒；风一刮起、尘土聚合，灾祸到来时往往格外惨酷。圣人忌讳功名超过自身，厌恶宠爱俸禄超过应有的限度，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贪恶和欲望的大致根源，是贤者和愚者共同具有的；游子在生前追逐高位，志士在死后希望留下声名，接受生命所分得的愿望，大概只有这些罢了。盖世的功业，名声没有比它更盛大；随心所欲而没有违逆，欲望没有比它更顺遂。假使这个人能稍微阅览天道，知道事物到了尽头就不能再增加，盈满也难以长久保持，超然自引，恭敬作揖退隐，那么巍巍的盛德足以远远仰望前贤，洋洋的风范足以俯视后世典籍；最大的欲望不会止于自身，最大的快乐不会违背旧日的善终，节操越发彰显，德行越发广大，身体越加安逸，名声越加美好。若不这样做而必定昏昧于此，那么河海般的功业足迹会淤塞成穷困的细流，一筐土的过失会累积成山岳；名声列入凶顽之人的名册，身体承受毒害的痛苦，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姑且作此赋，希望百代以后能有少数人因此醒悟。司马冏没有醒悟，最终因此失败。陆机又认为圣王治理国家，义理在于实行封建制度，于是采集其中深远的旨意，写成《五等论》，说：统理国家、治理四野，是先王慎重对待的事情；创立制度、留下根基，是为了使后世更加兴盛。然而经略国家的方法各不相同，使国家长久存在的办法也各有不同。五等爵制始于黄帝、唐尧，郡县治理创立于秦、汉；其中的得失成败，都完备地记载在典籍和诰谟中，因此可以详细说明。君王知道帝业极其重大，天下极其广大。疆域广大，不能由一人偏面治理；责任重大，不能由一人独自承担。承担重大责任，必定要借助众人的力量；治理广阔天下，最终要依靠人才。因此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减轻君王的负担；同时建立各级基层长官，是为了扩大治理制度。于是制定封疆的典章，裁定亲疏关系的适宜程度，使万国彼此维系，形成盘石般坚固的根基；让宗室和庶民错杂居处，确定守卫王室的事业。又由此可以看出安定天下的长久统治方法，认识到人情的大体，知道为人办事不如厚待自己，给外物利益不如为自身谋划；使上位者安定在于使下民喜悦，使自己得以存在在于使他人获利。因此《易经》说：“用喜悦来役使人，人们就会忘记劳苦。”孙卿说：“不给别人利益却想得到利益，不如先给别人利益后再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把天下分治并使各地富足安乐，自己就能同他们共同忧患；让天下人享受丰厚利益，自己也能同他们共同承担祸害。利益广博而恩德深厚，安乐传得久远而忧患也会深沉，因此诸侯享有食邑的实际利益，万国承受世代相传的福祚。这样，面南而立的君主各自致力于本国政事；九服之内都知道有确定的主人。上面对百姓的慈爱由此产生，下面的礼仪和信义由此建立；世道太平时足以敦厚风俗，道德衰败时也足以抵御暴乱。因此强悍的国家不能独占一时的势力，雄杰俊才也没有地方寄托称霸王的志向。这样以后，国家的安定来自万国共同思念和教化；君主的尊贵依赖各诸侯为自身谋划。譬如众多眼睛共同织成方形，天网自然就会舒展；四肢都推辞艰难，心腹和肱股之臣便能得到治理。这大概就是三代能够实行正直之道、四王能够传垂功业的原因。

译国家的盛衰兴废，本来就是事理中固有的变化；教化的废兴，则取决于治理它的人。原有的法制本来希望一定能得到理解，但光明的道理也有时会变得昏暗。因此，世袭制度的弊病在于强臣驾驭君主；厚待下民的典章在末世被破坏；侵凌弱小的祸根从三家分晋等事件开始，衰败的灾祸最终发展到战国七雄。过去成汤亲自鉴察夏桀的教训，周公旦亲眼经历商人的告诫；文质相互补益，制度也随时有所损益。然而五等爵制的礼法并没有因时变革，封建疆界制度也有更加兴盛的地方，难道是因为没有以二王的祸患为戒，不明白治理国家的谋略吗？本来就知道百世之后不能预先悬置一套永远适用的统治办法，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没有弊病；但侵凌弱小的耻辱终究胜过祭祀断绝，土崩瓦解的痛苦也胜过逐渐衰败。因此创立制度时取得的福祉多，考虑制度结局时招来的祸患少；这并不是说诸侯制度没有可能造成混乱，也不是说郡县制度不能兴盛教化。所以国家有忧患时，可以依靠诸侯让位；君主势弱时，可以凭借诸侯辅翼拥戴。等到承受微小弊病而积累成大患，王室于是衰弱，仍能保住名位、福祚延及后嗣，皇统虽幽暗却没有断绝，帝位虽一度闭塞却终究保存下来，难道不是事势使然吗！到了秦朝灭亡以后，秦国抛弃正道而专任权术，以周朝的失误为戒，自以为找到了正确办法。不久，斧头便从它所庇护的地方砍来；治理国家时不明白削弱下层的重要性，国家的福庆只有君主独自享受，君主的忧患却没有人和他共同承担。秦朝虽然迅速灭亡并走向混乱，未必只有一个原因，但颠沛覆亡的祸根，确实在于孤立无援。这是因为只想到五等制度的小怨小患，却丧失了万国共治的大德；知道逐渐衰败值得忧虑，却不明白土崩瓦解更加痛苦。周朝不能振兴，早有它的根源。国家缺少贤明君主，已有十多个世代。然而只要有一句话号召勤王，诸侯就必定响应；一旦振作威势自我夸耀，远方国家反而首先叛离。因此强大的晋国收取了请求开通墓道的谋划，暴虐的楚国停止了观望九鼎的野心，哪里还会有刘邦、项羽窥伺函谷关，陈胜、吴广敢在大泽乡称号起兵呢？假使秦人因循旧制，即使政治无道，也有人和它共同灭亡，覆灭的灾祸难道会像先前那样迅速吗！汉朝纠正秦朝的弊病，大规模分封王侯，封国疆土过于广大，且不遵守旧典，所以贾谊忧虑其危险，晁错痛心其祸乱。因此诸侯凭借封国的财富，依靠士民的力量；势力充足的反而较早作乱，土地狭小的反而叛乱较迟。六位诸侯臣子触犯了薄弱的纲纪，七位诸侯王冲破了疏漏的法网；汉高祖被贬为普通百姓，西汉京城又因东汉明帝而受困。这大概是矫枉过正造成的灾祸，并不是分封诸侯本身的过错。然而吕氏之乱时，朝臣还向外寻求援助；宋昌为汉文帝策划政变，也必定要称说诸侯的作用。到了中期，朝廷害怕诸侯失节，便削弱、分割宗室子弟的封地，使他们有名无实，天下空虚，于是又重走秦朝灭亡的旧路。因此五侯可以作威作福而不忌惮万国，新都王莽承袭汉统，篡位竟像拾取遗物一样容易。光武帝中兴，继承并兴隆皇统，却仍然沿袭覆车的旧辙，养成国家衰败的积病；仅仅过了几代，奸邪就被放纵而不受斥退。最终一旦有强臣专擅朝政，天下便像风吹草倒一样随之倾覆；一个人一旦纵横其间，城池就自行毁坏，难道不是危险吗！在周朝衰落时，王室虽然艰难，却仍能兴起；放纵天命、抗拒王命的有七位臣子，侵犯君位的有三位公子。继承王位的君主丢弃九鼎，凶恶宗族占据王都；铙鼓在宫门内外震响，刀箭流入绛色宫阙。然而祸乱止于京畿，危害没有扩散到天下；天下安定，以安宁等待危机。因此周宣王能够在共和之后兴起，晋襄公、郑惠公也能振兴晋、郑。哪里像两汉时宫门内暂时受到扰乱，四海便已经沸腾；受宠幸的臣子早晨入朝，九服地区晚上就陷入混乱呢！远看王莽篡逆的事情，近看董卓专权的时候，亿万百姓都痛心，愚者和智者同样悲痛。然而周朝凭此得以保存，汉朝却凭此灭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当时没有从前那样的臣子，士人没有匡救、联合的志向吗？大概是因为远大的功业屈服于时势不同，雄心壮志又被卑微的处境挫败了。因此烈士扼腕叹息，最终只能落入仇敌手中；普通人改变节操，反而帮助残暴国家的桀纣。即使当时有时会聚合同道来谋划匡救王室，但上面没有深谋远虑的君主，下面的人也都只是逐利之徒；军队没有预先确定的编制，君臣没有彼此保全的志愿。因此义兵如云聚集，也无法挽救被劫掠杀戮的灾祸；众人的希望还没有改变，却已经眼看着大汉灭亡了。有人认为：“诸侯世代承袭爵位，未必总能保全；昏君暴君有时接连出现，所以五等制度常常导致混乱。如今的州牧、郡守，都是由官府任用的平庸之才，即使偶尔治理失误，得到的好处本来就多，所以郡县容易治理。”其实，德行清明，黜免和升迁每天都能实行；各级长官和属官都履行职责，那么昏乱的郡县就没有容纳过错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治理不好呢？所以前代有借此兴盛的。假如国家衰败，百种制度都自行违背；卖官的官吏拿财货作为标准，那么贪婪残暴的根源全都来自诸侯，怎能说不会混乱呢？所以后代君王又有因此废弃制度的。再概括地说，五等制度的君主，是为自己谋划政事；郡县制度的长官，是替官府谋求功利。凭什么知道呢？大概希望升迁、追求进取，是做官之人的常见志向；修养自身、安定他人，是贤良之士所希望达到的境界。进取的心情急切，而安定百姓的声誉来得迟缓；因此侵害百姓来使自己获利，是在位者不怕做的事；损害实际政务来培养名声，是长官一向倾慕的事。君主没有只顾一年的打算，臣子却挟持一时的志向。五等制度则不是这样：他们知道国家是自己的土地，百姓都是自己的人民；百姓安定，自己就享受利益；国家受损，家族就遭受祸害。因此前代君主希望功业传给后世，后代子孙也思念继承祖先的基业；君主没有苟且之心，群臣百姓都知道团结牢固的道理。假如贤能的人共同执掌政事，那么功劳有厚有薄；两个愚昧的人处在混乱之中，那么过错也有深有浅。这样看来，八代的制度大致可以用一个道理贯通；秦、汉的制度，也差不多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当时成都王司马颖推让功劳而不居功，勤劳谦逊，礼贤下士。陆机既感念司马颖保全、济助自己的恩德，又见朝廷屡屡发生变乱，认为司马颖一定能够使晋室兴盛，于是委身归附。司马颖任命陆机为大将军军事参谋，上表推荐他担任平原内史。太安初年，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任命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率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等各路军队二十多万人。陆机认为自己三代都做将领，是道家所忌讳的；又以寄居异乡的身份出仕，统军驻扎却位居众将之上，而王粹、牵秀等人都心怀怨恨，便坚决推辞大都督之职。司马颖不许。陆机的同乡孙惠也劝他把都督之职让给王粹，陆机说：“人们将会认为我是首鼠两端、逃避敌贼，这反而只会加速灾祸。”于是出发。司马颖对陆机说：“如果功成事定，应当封你为郡公，位列台司，将军努力吧！”陆机说：“从前齐桓公任用管仲，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功业；燕惠王怀疑乐毅，因而失去了即将成功的功业。今天的事情，成败在您而不在我。”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嫉恨陆机受宠，便对司马颖说：“陆机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把您比作昏暗的君主。自古以来，任命将领、派遣军队，从未有臣下凌驾于君主之上而能成事的。”

译司马颖默然不语。陆机刚开始统兵作战，军中的牙旗就折断了，他心里非常不安。军队从朝歌排列到河桥，鼓声传到几百里之外；自汉、魏以来，出兵声势如此浩大，未曾有过。长沙王司马乂奉天子与陆机在鹿苑交战，陆机的军队大败，跳入七里涧而死的人多得堆积起来，河水也因此无法流动；将军贾棱等人都战死了。起初，宦官孟玖的弟弟孟超一同受到司马颖的宠爱。孟超统率一万人，任小都督，尚未交战便放纵士兵大肆抢掠。陆机把抢掠的主犯记录下来。孟超带领一百多名铁骑，直接闯入陆机的军旗下把人夺走，回头对陆机说：“貉奴也能做都督吗！”陆机的司马孙拯劝陆机杀掉孟超，陆机没有采纳。孟超向众人扬言：“陆机要谋反。”又回信给孟玖，说陆机态度两面摇摆，军队迟迟不能决战。交战时，孟超不接受陆机的指挥，独自率领轻装部队前进，结果全军覆没。孟玖怀疑是陆机杀了孟超，于是向司马颖进谗，说陆机怀有异心。将军王阐、郝昌、公师籓等人都是孟玖任用的，便和牵秀等人共同作证。司马颖大怒，派牵秀秘密逮捕陆机。当天晚上，陆机梦见黑色车帷围绕着车子，自己用手也无法把它解开；天亮时牵秀的军队就到了。陆机脱下戎装，穿上白色头巾，神色自若地与牵秀相见，对他说：“自从吴朝覆亡以来，我们兄弟宗族都蒙受国家厚恩，入朝便侍奉君王，出外便持符节统治地方。成都王任命我承担重任，我推辞而未能获准。今天遭受诛杀，难道不是命运吗！”于是给司马颖写信，言辞十分悲痛哀切。随后他叹息说：“华亭的鹤鸣，哪里还能再听到呢！”于是被杀害在军中，当时四十三岁。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也一同被杀。陆机明明不是因罪而死，士卒都为他悲痛，没有不流泪的。这一天，昏暗的雾气白天聚合，大风吹折树木，平地积雪一尺，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是陆氏含冤的征兆。陆机天赋卓异，文辞华美宏丽。张华曾对他说：“别人写文章，常常苦恨才思不足；您却反而担心才思太多。”他的弟弟陆云曾写信说：“君苗一见到哥哥的文章，就总想烧掉他的笔和砚台。”后来葛洪著书，称赞说：“陆机的文章犹如玄圃中堆积的美玉，没有一块不是夜光玉；又像五条河流吐出的水，泉源全都一样。它宏伟华丽、妍美丰赡、锋颖峻锐、飘逸洒脱，也可算是一代绝作了！”他的文章受到世人推重，就像这样。然而他喜欢游走权贵之门，与贾谧亲近友善，因热衷进身求仕而受到讥讽。他所写的文章共有三百多篇，都流传于世。孙拯，字显世，是吴都富春人。擅长写文章，在吴朝任黄门郎。孙皓时期，侍臣大多获罪，只有孙拯和顾荣凭借智慧得以保全。吴国平定后，孙拯任涿县县令，有显著的政绩。陆机被孟玖等人诬陷后，孙拯也被捕受刑拷打，双脚脚踝的骨头都露了出来，但始终没有改变供词。他的门生费慈、宰意二人到狱中为孙拯申辩，孙拯劝说并打发他们离开：“我按道义不能诬陷、冤枉相知相识的人，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二人说：“我们又怎么能辜负您呢！”孙拯于是死在狱中，费慈、宰意也都死去。陆云，字士龙，六岁就能写文章，性情清正，有才华和见识。他年轻时与哥哥陆机齐名，文章虽不如陆机，但立论超过陆机，世人称他们为“二陆”。小时候，吴国尚书广陵人闵鸿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个孩子如果不是龙驹，就是凤雏。”后来陆云被举荐为贤良，当时十六岁。吴国平定后，他进入洛阳。陆机第一次拜访张华时，张华问陆云在哪里。陆机说：“陆云有见人就笑的毛病，不敢来见您。”不久陆云来了。张华仪态多姿，又喜欢用帛绳缠胡须。陆云见了大笑，不能自止。在此以前，陆云曾穿着丧服登船，在水中回头看见自己的影子，便大笑着掉进水里，幸亏有人相救才免于一死。陆云与荀隐一向互不相识，有一次在张华家相会，张华说：“今天相逢，可以不要说平常的套话吗？”陆云于是举手说：“云间陆士龙。”荀隐说：“日下荀鸣鹤。”鸣鹤是荀隐的字。陆云又说：“既然拨开青云看见白雉，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搭上你的箭？”荀隐说：“我本以为是飞腾的云龙，原来只是山鹿野麋。兽小而弩强，所以发射得慢。”张华拍手大笑。刺史周浚征召陆云为从事，对别人说：“陆士龙是当今的颜回。” 不久，陆云以公府属官的身份任太子舍人，出京补任浚仪县令。浚仪县处在都会要地，号称难以治理。陆云到任后政令严肃，属下不能欺骗他，市场上也没有两种价格。有人被杀，凶手姓名尚未查明，陆云把死者的妻子拘捕起来，却不加审问。十多天后把她放出，又暗中派人跟踪她，并吩咐说：“她离开这里不超过十里，必定会有男子等候她并与她交谈，立即把那人捆来。”后来果然如此。审问之下那人全部认罪，说：“我和这个妇人通奸，合谋杀了她的丈夫，听说她获释出来，想和她见面说话；又害怕靠近县城，所以在远处约她等候。”于是全县人都称颂陆云神明。郡守嫉妒他的才能，多次责罚斥责他，陆云便辞去官职。百姓追念他，绘制他的画像，并在县社中配享祭祀。不久，陆云被授任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司马晏在西园大规模营建宅第，陆云上书说：“臣私下看到，世祖武皇帝临朝时只是拱手默坐，以俭朴教导天下；他即位二十六年，宫室台榭没有一处新建，还多次发布明诏，严厉告诫不要奢侈。国家继承先业，本应努力遵奉这些教诲；可是世俗日渐衰败，各家争相积聚财物，逐渐受到风气浸染，最终形成了习惯。即使严厉诏令屡次宣布，奢侈的风俗却越来越盛。每当人们看到诏书，百姓都叹息不已。过去清河王营建坟墓宅第时，武皇帝曾亲自下诏，追述先帝节俭的教诲，旨意恳切，天下皆知。清河王拆毁已经建成的宅第来奉行诏令，天下人听闻仰望，都十分欣喜。臣愚昧地认为，先帝留下的教诲一天比一天衰落；如今能够和国家一起崇尚大化、追述发扬先前事业的，确实在殿下身上。应当先敦厚朴素，然后才能教化端正四方；凡是崇尚华丽的事情，都应当一律加以节制，然后上可以使皇帝满意，下可以符合当今的期望。臣以平庸才能，特别承蒙提拔，也想着竭尽忠诚、效命报答所受恩施，因此不顾触犯忤逆，冒昧陈述心中所想。如果臣的愚见有可取之处，请您多加省察。”

译当时司马晏信任部将，派他们复查各官府购买钱帛的账簿，陆云又进言说：“臣恭敬地看到命令，派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使徐泰等复核各官府市买钱帛的簿册。臣愚昧地认为，圣德兴起，光耀统有大国，选拔众官的才干，使百工各自学习职事。中尉该、大农诞都清廉善良谨慎，恭敬地守职；至于下面的众官，不过是各州乡里的一般人，虽有疏忽昏暗的过失，即使每天都能听闻，但在处理义理、体察人情方面，大概没有大的过错。如今李咸、冯南是军旅中的小人，吴定、徐泰是士卒和卑贱之人，并没有一向清廉谨慎的显著声誉，也没有忠于公事、足以称道的表现。大臣所主管的事情，尚且还说不够详尽，难道要靠李咸等人督察之后才能相信吗？这既不符合开国之初不用小人的原则，也损害殿下推诚待人、宽宏旷达的气度。即使李咸等人能够竭尽忠节、使国家受益百倍，但若说到光大辅佐国家的美德，仍不如敞开心怀信任士人而不失误。何况所得的好处不过是姑息迁就的小利，却使小人得以掌权，使大道衰落，这正是臣慷慨激愤的原因。臣身居大臣之位，职责在于提出可行的意见；只要有一点管见，怎敢不尽力规劝？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发布明令，停止这类复查，把各项事务全都交给治书官办理。这样，大信施加于下，人人都会想着竭尽忠节。” 陆云爱惜人才、喜好士人，推荐、提拔了许多人。他移文给太常府，推荐同郡人张赡说：“我听说从前的圣王承受天命治理天下，隆重荐举有明德的人，希望调和人与神，没有不尊崇典谟来教化人心、兴办礼学来陶冶远方之人的。因此帝尧光明昭著，道德与人、天相合；西伯兼具质朴与文采，使周朝兴盛，建立了二代之基。大晋建立皇统，尊崇天地，天下已经混一，礼乐将要得到施行。君侯顺应时运的会合，赞助天人与君王相应的时机，广泛招纳才俊，光大兴盛当代的典章。我恭敬地看到，卫将军舍人、同郡人张赡，德行美盛而清纯，器度和思虑深厚通达。他起初仰慕圣人之门，专心于高深学问；开通仕进之路、登上仕途阶梯后，便进入朝廷枢要之地。从秘宫中取出神奇的典籍，披阅玄远古代的金匮之书，思考并喜爱百家学说，广泛采集其中精华；文辞超过翰林之士，言论铺陈而有文采。探究幽微、汇集散佚，思虑深入而通达神理；论说道理、撰写文章，篇章光明显著。他怀抱奇才却屈居宰府，在公门中徘徊。安于寂静而隐藏宝贵才华，处于虚默而藏蓄器识；穿着粗陋衣裳却怀有锦绣，身着黑衣却内藏美玉。如今时局改变，年老将要挂车归隐；困居低位，岁月已经屡屡流逝。士大夫们无不为此愤恨。如今太平之气开辟天地，四方门户都已开启，玄妙的纲纪覆盖大地，天网广泛罗致人才；庆云兴起以招致龙才，和风吹来以迎接凤鸟，这实在是山林隐士显露才华的时节，也是河津渡口有人托乘而行的日子。然而张赡沉沦在低微职位上，众人的期望因此深感悲悼。如果能够让他端正衣冠进入太学，错综讲论先代典籍；垂下缨带登上玉阶，在紫宫中论说道理，那确实是皇室的瑰宝、清庙的伟器。宫廷奏九遍广乐时，他一定会登上昊天之庭；《韶》《夏》演奏六变时，他一定会参与享祀上帝的祭礼。” 陆云入朝后历任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司马颖上表任命他为清河内史。司马颖将要讨伐齐王司马冏时，任陆云为前锋都督。恰逢司马冏被诛杀，陆云改任大将军右司马。司马颖晚年政治衰败，陆云多次以正直言论触犯他的旨意。孟玖想任用自己的父亲为邯郸县令，左长史卢志等人都迎合他的意思同意了，陆云却坚持不许，说：“这个县令职位历来都是公府属官积累资历后担任的，哪里有黄门的父亲可以担任呢！”孟玖因此深深怨恨他。张昌作乱，司马颖上表任命陆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去讨伐张昌。恰逢又要讨伐长沙王，这件事便停止了。陆机战败时，陆云也一同被捕。司马颖的属官江统、蔡克、枣嵩等人上疏说：“臣江统等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应竭尽规劝；只要心中有所想，不敢不献上。昨天听到教令，说陆机后来错过了军期，导致军队败绩，依法加以刑罚，人人都认为应当如此。这确实足以整肃三军，向远近显示威严，正所谓一人受戮，天下都知道警戒。又听到重申的教令，说陆机谋划反逆，应当诛灭全族，凡是不知道事情始末的人，无不疑惑。朝廷封爵给人，要与众人共同决定；在市朝刑杀罪人，也要让众人共同弃绝。唯独刑罚之事，古人最为慎重。如今明公兴举义兵，来解除国家灾难，四海同心，云集响应；罪人的性命，顷刻之间就可决定，天下太平的时期，早晚即将到来。陆机兄弟都承蒙提拔，同时接受重任，不应当背弃无以报答的深恩，反而投向将要灭亡的贼寇；舍弃泰山般的安稳，奔赴累卵般的危险。只是陆机谋划浅近，不能统摄众将，取得胜利、杀伤敌军；在进退之间，事情有些似是而非，所以才使圣明的鉴察尚未看清实情。刑罚诛杀是大事，说陆机有反逆的征兆，应当命令王粹、牵秀查验这件事。等事实查明、证据确凿，向万民公开，然后再诛杀陆云等人，也还不算晚。” 如今这样的处置，实在太重了；如果判定正确，足以使天下人心服；如果判定错误，必定使四方离心。因此不可不审慎，不可不详察。臣江统等虽力量微薄，并不是替陆云一人请求活命，实在是担心这次举措关系成败得失，才敢竭尽愚直之见，以免将来受到诽谤。”司马颖不采纳。江统等再次请求，司马颖犹豫了三天。卢志又说：“从前赵王杀中护军赵浚，却赦免他的儿子赵骧；赵骧后来到明公那里袭击赵王，这就是前车之鉴。”蔡克进入司马颖面前，叩头叩得流血，说：“陆云被孟玖怨恨，远近无人不知。如今果然被杀，罪状却没有明确证据，只会使众人的心产生疑惑，我私下替明公感到惋惜。”跟随蔡克进来的属官有几十人，都流泪坚决请求，司马颖面露悲悯，似乎想赦免陆云。孟玖扶着司马颖进入内室，催促他下令杀死陆云。陆云当时四十二岁。他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门生和旧日属官迎接他的灵柩，安葬在清河，修筑坟墓、树立碑石，春夏秋冬四时都祭祀他。他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另撰《新书》十篇，都流传于世。起初，陆云有一次出行，途中停宿在一位故友家中。夜里天黑迷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忽然看见草丛中有火光，便向那里走去。到了一户人家，他请求借宿，见到一名年轻人，风姿秀美，便与他一起谈论《老子》，言辞旨趣深远。天快亮时告辞离去，走了十多里到达故友家；故友说这几十里内根本没有人居住，陆云这才醒悟。回头寻找昨夜借宿的地方，原来是王弼的坟墓。陆云本来不懂玄学，从此以后谈论《老子》的水平大有提高。陆云的弟弟陆耽任平东祭酒，也有清廉的声誉，与陆云一同遇害。大将军参军孙惠写信给淮南内史硃诞说：“没想到三陆兄弟在昏暗的朝廷中相继遭难，一旦之间全都覆灭，道德学业也随之沦丧；悲痛惨酷的程度，实在难以言说。国家失去了杰出的人才，这种悲痛难道只是一个人的悲痛吗！”他们受到州郡乡里的痛惜哀悼，就像这样。后来东海王司马越讨伐司马颖，向天下发布檄文，也把陆机、陆云兄弟被冤杀的罪状归责于司马颖。

译陆喜，字恭仲。他的父亲陆瑁，是吴国吏部尚书。陆喜在吴国做官，屡次升迁至吏部尚书。他年轻时就有声望，喜欢学习，富有才思。曾经写过自叙，大意说：“刘向读了《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吟咏《新序》而作《新论》。我不自量力，因感慨扬雄的《法言》而作《言道》，看到贾谊的美好才华而作《访论》，读子政的《洪范》而作《古今历》，借鉴蒋子通的《万机》而作《审机》，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真可以说是忍着惭愧而作了。”他的著作将近一百篇。吴国平定后，他又撰写《西州清论》，流传于世，借以称颂诸葛孔明来推行自己的著述。其中《较论格品篇》说：“有人问我：‘薛莹是全国士人中的第一等吗？’我回答说：‘按道理推断，他处在第四、第五等之间。’问者惊愕，请求说明。我回答说：‘孙皓无道，任意施行暴虐，若蛟龙腾身、蛇蜿蜒其体，潜藏而不施展，意图深不可测，这是第一等人。避开尊贵地位而居于卑下之处，以俸禄代替耕作来供养自己，清静自守、节制简约，谦退淡泊，这是第二等人。刚正不阿，以国家为念，心中不拒绝显贵地位，因有原则而受人忌惮，主持政事却无所畏惧，这是第三等人。斟酌时势，在乱世中仍能显露才干，心中不忘忠诚，时时献上微小的助益，这是第四等人。温和恭敬，修养谨慎，不做谄媚之徒，没有什么补益，却能从容保全恩宠，这是第五等人。超过这一层次的，就不值得再数说了。所以处在第二等以上的人，大多陷入沉沦，远离过失和忧患；处在第三等以下的人，虽有声望地位，却接近灾祸和牵累。因此，真正有深刻见识的君子，总是收敛自己的才华，践行柔顺之道。’问者说：‘起初听到您的高论，到年终我才完全醒悟。’” 太康年间，朝廷下诏说：“伪朝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方士人归附后都称赞他们；他们有的因贞洁而不被孙皓朝容纳，有的因忠诚而获罪，有的退身隐居以修养志节，被放置在民间。主管官员可以都按照他们原来的职位降低一级授官，并命令所在地以礼仪遣送他们，等他们到达后，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于是任命陆喜为散骑常侍，不久他去世。他的儿子陆育，任尚书郎、弋阳太守。赞曰：古人说：“即使楚国有才，晋国实际上也会任用他们。” 看陆机、陆云兄弟，实在是荆州、衡山一带的栋梁之材；他们在秀美充实中挺立出如圭璋般的品格，年少时便显露英华，风度识见清明爽朗，神情俊秀超迈。文章辞藻宏大华美，当时无人能比；言论慷慨激昂，古今无出其右。高妙的文辞遥相辉映，如明月悬空发光；层层叠加的意旨回旋舒展，如重重山岩积聚秀色。分析事理千条万绪，犹如闪电劈开、霜雪消融；文思一脉相连，犹如珍珠流转、美玉相合。他们的文辞深刻而典雅，意义广博而明白，所以足以远远超过枚乘、司马相如，高高追上王褒、刘向，成为百代文坛的宗师，实在只有一人而已。然而，他们的祖先世代光耀，辅佐吴国国运，文臣武将连续几代显达，将相家族荣华相连。陆机凭借辅弼朝廷的才华，具有如瑚琏般的杰出器度，本应承受俊杰后代的福泽，担负辅佐时政的事业，充分施展才能，保全声誉、流传功业。却逢吴国国运倾覆根基动摇，金陵的气数完全衰竭，君主迁徙、国家灭亡，家族丧败、臣属迁徙。于是他振翅南行，却反而栖息在战火焚烧的树上；陆云如飞鱼向北奔逝，最终却葬身于沸汤般的池泽。终于使洞穴中的两条龙被摧毁，巢中的两只凤凰倾覆。激扬风浪的志向尚未施展，突然便使身体埋没、才华摧折；凌云的意志正要腾飞，强健的羽翼却先已化为灰烬。想看他们飞翔腾跃，又怎么能够呢？贤人立身，以功名为根本；士人处世，以富贵为先。然而荣华利益是人们所贪求的，祸患耻辱是人们所厌恶的，所以居处安稳而保全名声，正是君子所选择的；冒着危险而追逐显贵，正是有智慧的士人所避开的。由此可知，兰草种在道路中央，必定不能长久保持翠色；桂树生在幽深山谷，最终却能保持多年的丹红。难道不是兰草受到怨恨而桂树得到亲爱吗？哪里是道路有害、山谷有利呢？只是因为生长、凋亡各不相同，是由于处于显露或隐蔽的环境不同。因此说，炫耀美德而处非其地，很少能够长久安稳；收敛奇才而选择合适的居处，所以才能保全本性。考察陆机、陆云立身行事的表现，可以说他们的智慧赶不上自己的言论。看到他们文章中的告诫，才知道懂得道理容易而实行道理困难。他们自以为智慧足以安定时局，才干足以辅佐君王，希望保全名位，不辱没前代基业。却不知道当时世道尚未通达，时运正值否塞；进不能排除昏暗、匡正乱局，退不能隐藏踪迹、保全自身，反而在危难的国家中奋力，在平庸的君主身边竭尽心力；怀抱忠诚而不被谅解，因虚妄的诽谤而受到怀疑；活着时受自身处境限制而难以长久，死去后却因他人而很快促成。上蔡的猎犬之祸，没有在前面给他们警戒；华亭鹤鸣的悔恨，又在后面才出现。最终使宗族覆灭、祭祀断绝，实在可悲啊！这样看来，三代世为将领，祸衅便会传到后代；诛杀已经投降的人是不祥的，灾殃会牵连后世子孙。由此可知，西陵结下凶祸的开端，河桥收束了灾祸的结局；这是天意，难道只是人事吗！

译列传第二十五。夏侯湛（弟弟夏侯淳，淳的儿子夏侯承）；潘岳（堂侄潘尼）；张载（弟弟张协，张协的弟弟张亢）。夏侯湛，字孝若，是谯国谯县人。祖父夏侯威，任魏国兖州刺史。父亲夏侯庄，任淮南太守。夏侯湛年幼时就才华盛大，文章丰富宏丽，擅长构思新颖的文辞，而且容貌俊美。他与潘岳友善，每次出行或停留都同乘一辆车、共用车中的坐席，京都人称他们为“连璧”。夏侯湛年轻时任太尉属官。泰始年间，他被举荐为贤良，应对策问合格，授任郎中；多年得不到调任，于是写作《抵疑》来排遣、申述自己的抱负。文章说：有个身居要职的人对夏侯湛有所怀疑，便对他说：“我听说，有才华却不能得到机遇，是时运；有时运却不能得到机遇，是命运。您幼年就卓异挺立，弱冠时便显露德行，年轻时声名流播，成年后名望远扬。刚刚崭露头角，便登上宰相的朝廷；羽翼初展，便受到卿尹的举荐。您发扬典籍的精华，谈论先王的言论；进入宫门，登上丹墀，执掌朱笔，吐露宏大的光辉，参与当世政务，触犯君主威严，这些都已有成效了。然而您的官职不过是散郎，得到的举荐也不过是贤良。凤凰栖息五年，蛟龙盘曲六年，英华光彩渐渐衰落，辅弼仪态受到摧残；而您却独自从容沉浸于文章技艺，在儒林中游荡，志向并不轰轰烈烈地经营著述事业，口中也不停止吟诵《雅》《颂》的文辞，只是白白耗费感情和力量，劳神苦心，这套办法也太微薄了。最终始终没有人为您辩解，您陷于沉沦，也就不奇怪了。若论才华，您是优异的；若论时运，您与那几位公卿的关系，在道义上像骨肉一样牢固，在交往上也是共同明白道理。他们德行富足，官位尊贵，凭借他们所阐明的道理，即使是叩牛、筑墙的门客，受雇佣、被关押的隶人，背负世俗讥议的士人，也将被提升为大夫，显达为卿尹。又哪里会吝惜那宝贵的咳唾之声和微小的力量呢？” “假如他们先前稍微垂下一片鳞、回转一下翅膀，让您攀附他们飞腾的势头，挂在他们羽翼的末端，您也还会在云霄之间奋飞，在四方之外腾跃。如今他们却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您滞留在偏僻小巷，守着穷困至极的处境；内心怀着困顿的志向，脸上显出饥饿的神色。他们吝惜江河的水流，不肯让它在船边供您洗濯；爱惜东壁的光明，不肯让它照到贫妇的眼睛。难道是那几位公卿遮蔽贤才吗？实在是您自己笨拙迷惑啊。” 夏侯湛说：“唉！我夏侯湛幸而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您对我的褒扬修饰实在太过分了。您所说斟酌衡量的比喻，不是我这样的微末之人所能承受的。不过，我承蒙古人的教诲，也许又因为您这位大夫屈尊来到我的破屋，才敢把内心的话说出来；难道我能靠着几案只听取您的概略而不加说明吗！” 客人说：“我恭敬地洗耳恭听。” 夏侯子说：“唉！我听先父孔圣说过：‘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却不能改变自己的方向，自己不善却不能改正，这些正是我的忧虑。’四种德行都具备而声名地位仍未到来，不是我所能担当的。因此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我继承了家门的事业，接受了父亲在庭院中的教诲，因此得以接触士大夫行列的末席，列身于士大夫之中，也略能窥见《六经》的文章，浏览百家学说。年少时进入公卿朝廷，蒙昧无知却被推举到显要位置；进身不能拔擢出群、超越众人，退处又不能抗拒排斥当世之士；志向时而显露、时而昏暗，文章时而幽深、时而灿烂。了解我的人便说我想要逍遥自在来保养生命，不了解我的人便说我想要忙忙碌碌以求显达，这些都还没有说到我真正缺少的地方。我又听说，世道有道时，士人没有什么可以执守节操的；官员升降清楚明白时，下位者也不必衡量自己的力量。因此遇到推举便不推辞，入朝便回答询问。我是东野的鄙陋之人，是顽直而浅陋的读书人。不懂当世的权变，不通达朝廷的情势，不能依附逢迎、取容讨好，出入于崎岖倾危之中，追逐机巧、修饰美辞，低声附和、巧言谄媚。只能随着群臣班次排列，伏在文书简牍之后。在这种时候，我就像失去水的鱼、失去主人的狗，行走时身体弱得连衣服都承受不起，开口也说不出话来，哪里能够承担当世的政务，触犯君主的威严呢？这样做只会暴露自己的狂妄疏略，增加尘垢。即使心中有至理之言，言语又偏于直率，那也是民间小巷中的诚实话，并非朝廷所希望听到的。如今皇帝以盛大的德行治理天下，以八方六合作为四境，海内没有忧患，万国幽静安定；九夷归服王化，如洪大的声响收摄细小的回声；黎族、苗族乐于归附中原华夏，如同游动的身影招来恩惠的日光。乡里的同辈、普通的士人，哪怕只是曾经诵读《急就篇》、学习甲子纪年的，也都奋笔写文，议论制度、讲说道理。从草野田间、山林薮泽中被起用，进入青琐门、登上金墉城的人，没有一天没有。三台官署中充满了他们，中书省的阁楼里也塞满了他们。有司不能把他们的文章全部处理完，当年也不能把他们的名籍编纂完，这是执政者最不愿听到的事。至于群公百官、卿士常伯，身披朱衣、佩紫绶，腰系金带、佩白玉，坐在那里谈论治道的人，又挤满道路、充斥宫室，在黄幄玉阶之内，已经饱览了他们的文牍。像我这样的言论，都是粪土一般的说法，只会消磨腐烂、招来污辱和秽垢，正好拿去供卫士烧火，装满清扫之具。譬如投入盈寸之胶，却想使江海改变颜色；烧掉一根羽毛，却想让大火炉增添火势。它如同燎原的烟、弥漫天空的云，吹它不能增加热度，吸它也不能减少气势。如今您看见我入朝暂时应对，便想让我坐等高位，说上几百句话，就认为可以凌驾一世，您这样的评价不是错了吗！” 我本来已经给车涂好油，等待放归；给马喂足草料，等待退隐；准备回到枳落耕作，把归隐的志向寄托在涡水的浅滩，安闲地和农夫相处，优游自在地度过余年。

译古代天子划分土地来分封诸侯，诸侯接受封国来治理自己的邦国；天子悬设重赏来鼓励他们建成功业，列举九伐之法来讨伐他们的违逆，使兴衰彼此显现，安危相互转化。因此在位者把求取贤才作为要务，接受任命的人把进用人才作为急务。如今九州成为一家，万国划为各郡，政治有固定的常道，法令有恒定的训则；因循施行，礼乐自然安定；谦让行事，天下自然大顺。那些游学于道术之中的贵人和乡里士绅，都是高门子弟、世代大臣的后裔，弘扬风教、长保声誉，推举成就、进用人才；这些悠闲自得的人全都是天下英才。诵读训诂，传习《诗》《书》，讲论儒家、墨家，谈说玄虚，我全都不如他们。二三位公卿若能在平庸之人中选拔我，在卑微琐细之中显扬我，那功劳就很重了；有时同我清谈，那交情就很深厚了。而且古代君子如果不了解士人，就会感到国家不明、不安。因此身居安逸仍思考危难，面对饭食也会忧虑得食物变干。如今却不是这样。在位者把善于保全自身当作安静，把少与人交往当作谨慎，把缺乏决断当作稳重，把不敢直言当作诚信。不了解士人，便没有公开的责难；不能得到士人，便没有私下的惭愧。那些在位者都自认为是稷、契、咎、益、伊尹、吕尚、周公、召公一类的人，是叔豹、仲熊一类的人；论考古代超过黄帝、唐尧，治理天下胜过虞舜、夏禹，轻视昆吾的功劳，讥笑齐桓公、晋文公的勋业，贬低管仲，嘲弄晏婴。他们远则想登上鼎湖成仙，近则想超越太平盛世。正要保重身体、爱惜精神，独自修养自身，保持玄妙纯白、冲和虚静，坚定地养护真性。即使力量能够夹持泰山，也不肯举起一根羽毛；即使掀起万里波涛，也不肯沾湿一片鱼鳞。咳嗽吐唾都能化为珠玉，挥动衣袖便能生出风云。哪里肯从事[原文“▯敝▯薜”疑误]卑鄙琐细的事务，选拔人才、进用贤人呢？这又是您说错话了。您难道没有听说过神人吗？吸食风、饮用露水，不吃五谷；登上太清之境，游历山岳，食芝草，玩弄白玉。不凭借外物却独自完备，不假借他物却自身充足；不与世人同有嗜好欲望，不与世俗事务一同计较荣辱。因此能够进入无穷之门，享有不死的寿命。按照这个道理说，哪里还需要进用贤才呢！” 客人说：“圣人说过：‘国家有道时，却贫穷而且卑贱，是可耻的。’如今您正值有道的时代，处在太平盛世，却不卷起衣袖振奋意气，提出谋略、施展奇策，使鸣鹤得到和声，使美好的爵禄能够系留于身，反而沉身于郎署，收敛志向而甘居卑下，不也太衰弱了吗！况且伊尹求见成汤，宁戚触犯齐桓公；有的把自己献入鼎俎之间，有的屈身为人喂牛，都明白国家兴废的关键，歌唱《白水》一类的诗篇；他们的德行感动殷王，义气感动齐侯。因此伊尹从庖厨中起身而登上阿衡之位，宁戚从车下出来而位阶达到大夫。对外没有细小的媒介，对内没有请托谒见，只凭振作自身、伸手自荐，径直登上显赫的地位。您为什么不仰慕贤人来激励自己，向往古人来使自己慷慨奋发呢！” 夏侯子说：“唉！这是什么话！富贵是人人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我所厌恶的。干将铸成的宝剑，在陆地上可以斩断狗马，在水中可以截断蛟龙，而钅公刀却连泥土也刺不进去。骐骥、骅骝这样的良马，一天可以奔驰千里，而劣马跛驴连一亩地也走不完。经过百炼的铜镜，能够分辨眉毛胡须的数目，而墙土却看不见泰山。鸿鹄一飞，横越四海之内，飞出青云之外，而尺鷃却不能飞过桑树和榆树。这里说的是利钝的差别、优劣的判定。想要进用自身，不过是希望位至千万乘之君的朝堂；而我上朝堂回答世人的询问，不过是想显露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我已经竭尽心思、耗尽才学，但心意没有高雅端正到可以作为准则，言论没有一句值得采纳，所以困顿在鄙陋低劣之中，没有人能够扶起我。这样说来，我为什么不自己炫耀呢？您不责怪我德行不够美好，却怀疑我的地位达不到，这就像反过镜子来寻找照见自己的影像，又登上树木去向下垂钓。我并不因此认为自己是不才的人。至于伊尹背负鼎去求见商汤，吕尚隐居游荡以求遇到周文王，傅说手持筑墙工具来启发君主，宁戚敲击牛角来求取君王任用，这些事情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庄周放荡不羁、任意发表言论，君平靠卖卜来显示贤能，接舆假装疯狂来掩护自身，梅福抛弃家产来求仙，这些事情又不是我所能安于的。至于季札在延陵坚守节操，扬雄专心思索《太玄》，蘧伯玉以和柔之道待人，柳下惠三次被士官贬黜，我虽然不聪敏，却私下里很想仿效他们清高的遗风。后来被选补为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出任野王令。把[原文“血阝隐”疑误]作为急务，却把公事调度放缓。政事清简、事务闲少，空闲时间很多，于是写作《昆弟诰》。文章说：正月上旬新月初生时，湛若说：“告诫你们这些弟弟淳、琬、瑫、谟、总、瞻：古人有话说：‘孝啊，只有孝；对兄弟要友爱。’‘面对死亡丧亡的忧伤，兄弟之间尤其应当相互怀念。’又说：‘周代所具有的最高德行，没有比兄弟友爱更好的。’唉！古代记载在训诫典籍中、流传在《诗》《书》里的这些道理，你们怎么能不思考，又怎么能不实行？你们应当专一自己的心志，统一自己的听闻，磨炼自己的性情，以听从我的正确训言。”淳等人拜手稽首。湛若说：“唉！我们的皇祖滕公，开始整治和建立他的德行与功业，来辅佐汉高祖，广泛帮助继承帝位的君主，使福祚流传到后世。世世代代不断发扬前人的轨范，成就他们乐于施行美德的事业；英明诚信相继出现，尊贵的冠冕也相继得到。直到我们的皇曾祖愍侯，恭敬辅佐魏祖，使他的时代安宁治理，于是开拓土地疆域，在家族中大大总括、光大他的功勋。我们的皇祖穆侯，增崇祖先的基业，确实整治并彰明先人的志向，以此扩大、阐扬我们美好的事业。至于我的先父府君侯，恭敬地奉行先哲的命令，敬慎明察，文思深远，以此光明和柔顺地治理我们的家道，大大兴隆先祖的事业。他敬重地遵循古代训诫，推广训导典籍，于是综合其中精微的言论。唉！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到图纬、六艺，以及百家诸流派，没有不探究幽深、寻求隐微，探索深奥、达到远方。《洪范》的九畴，使人伦常理得到条理。于是命令世人树立言论，因此用来继承尼父孔子的伟大事业，斯文便在这里。况且我九岁时，王母薛妃去世，先父的孝思没有穷尽，只能奉养穆侯的继室蔡姬，以尽为人子之道。蔡姬去世时，由于穆侯的命令受到限制，她的葬礼不能完成，因此不能祔祭于祖姑。于是先父便尽情抒发长久的思念，后来又以疾病为由辞去官位，退让给家族中的其他人，穿布衣、睡草席，直到服丧三年期满。”

译古代训诫对此没有明文记载，先父却极其孝顺地遵循内心，于是借助礼制，使对世父使君侯的敬意合乎礼法。伯父先君聪明睿智，世代承载德行，以慈爱友善对待先父。我一定恭敬虔诚地奉行这些道理，没有不能承受他的教诲的；要使自己敦厚笃实的品德更加增长，把美善传播给当世，这些道理难道可以不遵守吗？我因此早晚都不懈怠，每天钻研其中的道理，却觉得它越仰望越高、越钻研越坚，所以想要停止也不敢。难道只是害怕自身做得不好吗？实际上是敬奉先人的美好遗迹。于是白天到了中午才吃饭，夜晚到了深夜才睡觉。难道只是敬畏先人的美好遗迹吗？实际上也是把你们的志行作为准则。唉，我一定要敬慎啊！好！我听说，周代有最高的德行，其中有妇人参与其功。我的母亲羊姬，宣扬慈爱，和善恭敬，明达纯粹而忠厚真诚，用来抚养教导众子。我们年幼刚换牙时，就接受她在读书学习方面的教诲，她无暇顾及安逸休息。她专心敦促我们学习《诗》《书》、礼乐，勤奋不倦。我有了知觉以后，便和你们一起接受她的教诲，把仁义、孝顺、友爱作为崇尚之事，忧虑深远，恭敬地防范细微的过失。她把义理表现在脸色上，以深厚的爱心和平等宽恕之心，来成就她宽厚从容的德性；又用这些道理调和我们七个兄弟，使我们五个姐妹受到和谐的教训。我们兄弟姐妹都约束自己、谨慎行事，因此没有辱没士大夫的身份，实在是凭靠母亲的教导。如今我所处理的政务十分微小，只因母亲的仁德不能施行而忧伤；我希望看到她的脸色，便想到宽厚待人。”}], “如果审理案件不合情理，教化也不广大，这是母亲对我的训诫，我应当接受警戒，思考周详。唉！母亲的诚信不用言语就能彰显，德行能够感动神明。至于她恭敬侍奉蔡姬、敦厚和睦地对待九族，更是超过古人。古人尚且千里求师，何况我们承受父母世代德行留下的余烈，更应铭记在心却唯恐赶不上，仰望他们也唯恐无法攀及。你们要记住啊！要使众弟弟承受上天赐给我家的福祚，使你们都能践行美好光明的德行。淳，你英俊而有文采，性情柔顺；琬，你沉着刚毅、忠厚坚定；瑫，你清纯精粹、公平明理；谟，你茂盛而俊哲，恭敬辅佐；总，你宏大严肃、简约高雅；瞻，你纯正明亮、仁惠和顺。只是我蒙昧不明，在义理教诲方面极差。唉，你们六位弟弟，要更加修养义理、洗涤心灵，来弥补我的过错；我也不敢忘记你们的缺点。唉，小弟瞻，你只应看见我在仁爱方面的长处，不要以为我在义理方面也有长处。” 瞻说：“好！具体是怎样的呢？”湛若说：“我从童年开始，直到二十岁，又到了如今头发花白的年纪，接受先辈的教诲，承受严父慈母的训导。他们敬重并约束自身，纠正我的细微过失，帮助我改正小毛病，使我有了过错没有不知道的；我知道后就立即改正，这全靠年幼的我有所依赖。我内心亲近他们，内心爱戴他们，外表恭敬他们。因此他们说话没有不恰当的，既温和仁惠又正直，清廉却不伤人，严肃却不苛厉，他们成就了我。这样汇集父母的教训，希望能够明察而奋勉辅弼；近处的修养和远大的成就，都在于此。”瞻拜手叩首说：“好！”湛说：“美啊！关键在于修养自身，在于爱护他人。”瞻说：“唉！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这实在太难了。”湛说：“美啊！不实行它，确实困难；实行起来，其实容易。” 淳说：“好！要明察却不昏昧，地位崇高却能谦卑，年幼冲弱却能持守恒常，显达却贤能，亲近他人却不轻信，严厉却能温和，和顺却不骄矜。”湛说：“好！你的话很有道理。”淳说：“好！我谨慎地遵奉训诫。”湛说：“来，琬，你也说些有益的话。”琬说：“好！自身不如别人，就不敢懈怠勤勉；如此，旧的过错才能更新。”湛说：“好！瑫也说些有益的话。”瑫说：“好！应当更加敬重自己；如果不更加敬重自己，就只有敬慎可以依靠，不要忘记知耻。”湛说：“好！谟也说些有益的话。”谟说：“好！不要忘记对不可不防备的事情加以戒备；外在形貌应当由内心决定，也应当根据忧患来省察内心。”湛说：“好！总也说些有益的话。”总说：“好！要像忧虑自己的忧患那样忧虑它，以求获得安宁。”湛说：“好！瞻也说些有益的话。”瞻说：“好！反省外在而归于内心，从内心求取，也不要忘记外在的事情。”湛说：“好啊！”淳等人拜手叩首，湛也拜手叩首。于是歌唱道：“光明的德行恢复了，家道美好了，世代的福祚长久了，各种福禄都齐备了！”又作歌道：“考察德行要恭敬啊，遵循训导并努力辅弼啊，内外都安康啊！”众人都拜谢说：“敬慎啊！” 他居住在城邑多年，朝廷内外大多为他的不得志而叹息。朝廷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出任南阳相。又升任太子仆，还没有接受任命，武帝就去世了。惠帝即位后，任命他为散骑常侍。元康初年去世，享年四十九岁。他著有三十多篇论，另成一家之言。当初，湛写成《周诗》，拿给潘岳看。潘岳说：“这篇文章不只是温和雅正，还特别表现了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本性。”潘岳因此作了《家风诗》。湛氏家族是显赫的大族，他的性情颇为豪放奢侈，穿侯爵服饰，享用珍美食物，极尽滋味和珍奇。到了将死之时，他留下遗命，要求用小棺材、薄葬，不修坟、不植树。评论者认为，湛活着时没有砥砺自己的名节，死后却能节俭收终，这是深深通达生死之理。淳字孝冲。他也有文才，与湛一同知名。官至弋阳太守。遭逢中原覆亡，子侄大多死于胡人寇乱，只有儿子承渡过长江。承字文子。参任安东军事，逐渐升任南平太守。太兴末年，王敦起兵向京城进发，承与梁州刺史甘卓、巴东监军柳纯、宜都太守谭该等人，一同发布檄文传告远近，列举王敦的罪状。正逢甘卓心存疑虑没有进兵，王师战败，王敦把所有异己者都诛灭，逮捕承，想要杀掉他；承的外兄王暠苦苦请求，承才得以免死。不久，承任散骑常侍。潘岳，字安仁，是荥阳郡中牟县人。祖父潘瑾，官至安平太守。父亲潘芘，官至琅邪内史。潘岳年轻时就凭才智出众而受到称誉，乡里称他为奇童，说他是终军、贾谊一类的人物。他很早就被征召到司空、太尉府任职，又被举为秀才。泰始年间，武帝亲自耕种藉田，潘岳作赋赞美这件事，赋文说：晋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丁未日，皇帝亲自率领群臣，在千亩田野举行藉田礼。这时，便命甸师清理京畿，野庐打扫道路，封人修筑宫坛界墙，掌舍设置栅栏。青色坛台高耸如山，翠色帷幕浓密铺展如云。筑起高大的神坛基址，开通四条宽广的道路。肥沃的原野高而丰腴，膏腴的土地平坦如砥石。清澈的洛水和浑浊的沟渠，引水激流。远处的田间小路笔直如绳，近处的田陌直如箭矢。那些【原文疑误】的牛套在青白色的轭上，深蓝色的车辕连接着黛色的耒耜。储驾庄严地停在市廛左边，等待万乘之尊亲自践履田地。百官先行就位，按照职掌分别排列，从上到下，全都听从命令。穿着鲜明的春服，接连不断的车驾发出辚辚声。微风从轻薄的车帷间吹起，细尘在朱红车轮旁飞扬。手捧璋玉的官员森然列在台阶两侧，望见皇帝车驾便肃然震动。那情形如同清晨露珠在朝阳下消散，又如众星环拱北辰。”},{

译于是，前导车队像鱼鳞般排列，随从车辆密集如鳞；阊阖门洞然开启，交错道路上四马并驾，常伯陪侍乘车，太仆手执缰绳。后妃进献穜[QXDV]的种子，司农备办播种耕殖的器具，挈壶掌管升降酒器的礼节，宫正设置宫门巷门的清道禁行。天子于是乘坐玉辇，覆盖华盖；冲牙相撞，铮铮作响，绡纨綷纟蔡[原文疑误]。金根车光辉灿烂，龙马腾跃奔驰；车上分别显出朱色与玄色，象征离卦与坎卦；又飞扬着青色和缟色，象征震卦与兑卦。中央的黄色光彩耀目，四方的彩色纷纷交会。五路车上的銮铃鸣响，九面旗帜飘扬；琼鈒车饰进入花蕊般的仪仗，云罕旗蔚然森列。箫管嘲▯哲[原文疑误]而啾啾嘈杂，鼓鼙硡▯急[原文疑误]而轰然震响；笋虡高耸，像鸟儿展翅飞翔，大钟的声音传到远方。声势震动，尘雾连天，天子于是临幸藉田。蝉冕光彩灼灼，碧色肃穆而繁茂；好像剖开包着夜光宝玉的荆璞，又像茂盛的松树依傍山巅。于是我皇晋武帝降临灵坛，亲自扶持耦耕的农具，巡视田场，鞋履沾染泥土，手中紧握长绳。推耕三次便停下，庶人则耕完一亩。按照贵贱等级，有的五推，有的九推。当此之时，无论城市还是乡野，人人不分华夏与边远，老少杂沓相聚，男女纷纷前来。有人穿着粗布衣服、抖动衣襟，有人垂着童发、束起发髻；人们脚跟相接，肩膀相碰，牵连衣裳的下摆。黄尘因此四面合拢，阳光也因此被遮蔽。凡是观看的人，只要举止容貌、发声歌唱，无不在大道上拍手起舞，在圣明时代放声歌吟。他们心情欢欣，乐于从早到晚劳作，尽力考虑耕种栽培之事。没有谁督促，却总是勤劳；没有人考核，却自行奋勉。天子亲自率先劳作而使百姓乐于从事，哪里是靠严刑峻法来强制的呢！有一位乡邑老人和种田的农夫，有人上前进言说：“大概凡有增益或减损，都随时势而变化，但其中的道理也有恒常不变之处。高台以低处为根基，人以食物为天。端正枝末，必须先端正根本；想要善待后世，就必须慎重对待开端。九州土地各有适宜，却不能充分利用；士、农、工、商四业的事务也没有统一安排。田野间显出蔬菜不足的景象，朝廷又缺少代替耕作的俸秩。没有储蓄来防备灾害，只是徒然盼望年成而自以为一定丰收。夏、商、周三代衰微，都是由于这些事情。如今圣上天未明便勤勉显德，晚上仍戒惧如履薄冰；在丰年谋划匮乏时的对策，在安逸时防备歉收。应当恭敬啊，恭敬啊，唯独忧虑粮食之事。施展春、夏、秋三时的宏大农务，使仓廪充盈，这本来就是尧、汤的用心，也是保存和施行救济的关键方法。”至于宗庙祧庙有祭祀之事，祝官、宗官选择祭日，簠簋中盛满黏稠的祭品，那么这些粮食便由此充实；祭祀用的缩酒、鬯酒、萧草和茅草，也都由此产生。黍稷散发芳香，美酒甘醇。这样就适合时令调和、年成丰登，也能使神灵降下吉祥。古人说过：“圣人的德行，没有什么能超过孝道！”孝，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也是人之所以具有灵性的根由。从前贤明的君王用孝道治理天下，但后来能够继承这一道理的，实在很少、很少了！到了我大晋，确实光大发扬了这条道理，作为仪法典范取信于万国，对祖先尽到了爱敬之心。因此亲自耕种来供奉祭祀用的黍稷，这是为了表达孝心；劝勉百姓从事耕作，使百姓生活富足，这是为了巩固国家根本。能够以农为本而又奉行孝道，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就达到极点了！这一次藉田之礼，同时显出了两种美德，不是意义深远吗？不是意义重大吗？于是我冒昧作颂说：“思念并喜爱王畿之地，姑且采摘其中的芳草。大君来到这里，亲自举行藉田之礼。他在田中推耕三次，万国因此敬畏恭谨。锄耘我们的公田，随后也顾及我们的私田。我们的簠装满了，簋中的祭品也齐备。我们的仓库高如山陵，我们的庾仓高如小山。心中念着这件事，永远表达孝敬的思念。人人都尽其劳力，祝官、史官的祷辞也正当。神灵因此享用祭品，安逸享乐没有期限。君王一人有福，亿万百姓都依赖他。” 潘岳的才名冠绝当世，为众人所嫉恨，于是闲居迁延了十年。他出任河阳县令，仗恃自己的才华，却郁郁不得志。当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人都受到皇帝亲近礼遇，潘岳心中非难他们，便在阁道上题诗作谣说：“阁道东边有头大牛。王济给它套上鞅，裴楷给它套上鞧，和峤忙乱奔波不得休息。” 后来调任怀县令。当时认为旅店使人弃本逐末、废弃农业，奸邪淫乱之徒和逃亡者多聚集依附在那里，败坏扰乱法度，朝廷下令应当除去这些旅店。每十里设置一所官樆[原文疑误]，让老弱和贫户守卫，又派官吏主管，依照客舍收取钱财。潘岳提出意见说：“谨按：旅店由来已久。出行的人依靠它停留休息，居停的人少量收取费用，商贸交易、货物转运，各自都能得到适当安排。官府不需承担徭役赋税，借助他人经营而获利，恩惠施及百姓，公家也没有额外费用。古语说：‘许由辞去帝尧的任命，便住在旅店里。’《外传》说：‘晋国阳处父经过宁地，住在旅店里。’魏武皇帝也认为这样合宜，他的诗说：‘旅店整齐设置，以便利商贾往来。’既然如此，从尧帝直到今天，还没有不用客舍的办法。只有商鞅非难旅店，这本来就不是圣明时代应当说的话。如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恭谨，公私道路上人马充满。京畿附近交通汇聚，客舍也很密集。冬天有温暖的房屋，夏天有凉爽的荫处，草料和饲料一应成列，器具用品也能取用充足。疲惫的牛一定可以投宿，乘凉的人可以就近前进；卸下车轭、解开马鞍，都有地方休息。而且各种劫盗都在偏远隔绝之处发生，在人烟聚集的地方停止。十里之内荒凉冷落，奸邪之心便会滋生；道路相连、旅馆相接，盗寇就会受到震慑。况且听到呼救便有人救援，案件发生便有人追捕；不救援有罪，不追捕有诛杀之罚，禁止暴行、捕捉逃亡者，始终有专门官司负责。这些全都是客舍的好处，而官樆[原文疑误]所缺乏的。再说，行路的人贪图赶路，买粮、做饭，都在早晚进行。盛夏白天炎热，有时还要连夜赶路；如果限定早早关闭客舍，便赶不上官樆[原文疑误]的门。有的人为了躲避晚间关门，被驱赶到道路角落，这只是诱发疏忽收藏、教人盗窃的根源。如果认为客舍太多会败坏法教，那么官守的棘樆[原文疑误]，又能单独留下什么人呢？像河桥、孟津那样，交验凭券、收取钱财，由高等官员督察，屡次核查入行和出行，品郎在两岸相互检查，尚且害怕有所遗漏。所以悬以俸禄利益，许以功劳报偿。如今让卑贱的官吏疲劳百姓，独自专管樆税[原文疑误]，掌握开闭门户的权力，凭借不受核查的势力，这就是道路上的蠹虫，也是奸邪牟利滋生的地方。应当遵循历代旧有的风俗，获得行旅和留客者的欢心，让客舍洒扫整洁，用来接待往来旅客，选择合适的人家休息，难道不是百姓殷切盼望的吗？” 请有关部门列举上报，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潘岳多次治理两个县，勤于取得政绩。调任补授尚书度支郎，升任廷尉评，因公事获罪免官。杨骏辅政时，精选属官，征召潘岳担任太傅主簿。杨骏被诛杀后，潘岳被除名。起初，谯地人公孙宏年少时孤苦贫穷，寄居河阳务农，善于弹琴，也颇能撰写文章。潘岳任河阳县令时，爱惜他的才艺，待他十分优厚。到这时，公孙宏担任楚王司马玮的长史，专掌生杀之权。当时杨骏的僚属都应当连坐，同署主簿硃振已经被杀。潘岳那天晚上因请急假而在外，公孙宏把这件事告诉司马玮，说潘岳只是临时代理的官吏，因此得以免罪。不久，潘岳被选任长安县令，作《西征赋》，叙述沿途所见的人物山水，文章清新，旨趣深远，但文辞多有散佚未录。征召补任博士，尚未召见，因母亲患病便离职，官职被免。不久任著作郎，转任散骑侍郎，升任给事黄门侍郎。

译潘岳性情轻浮急躁，趋附世俗名利，和石崇等人谄媚侍奉贾谧；每当贾谧出门，他就和石崇远远望见车尘便下拜。构陷愍怀太子的文章，出自潘岳之手。贾谧的“二十四友”中，潘岳位居首位。贾谧所作《晋书》的断限编排，也出自潘岳之手。他的母亲多次责备他说：“你应当知道满足，难道还要不停地钻营求取、侵夺公利吗？”但潘岳始终不能改变。后来仕途不得志，便作《闲居赋》说：潘岳读《汲黯传》读到司马安四次做到九卿，而优秀的史官把这件事写下来，并以“善于钻营仕进”作为评语时，没有一次不感慨地放下书叹息。他说：“唉！善于钻营固然确实存在，笨拙不善钻营也应当如此。只是我常认为，士人活在世上，若不是达到圣人那样通晓精微玄妙、无所不通的境界，就一定应当建立功劳、成就事业，使自己在当代发挥作用。因此要凭借忠诚、履行信义来增进德行，修饰文辞、建立诚信来成就事业。我年轻时曾侥幸获得乡里的声誉，又忝列于司空、太尉的荐举之中；我所侍奉的君主，就是太宰鲁武公那样的人。我被举为秀才，任郎官。后来侍奉世祖武皇帝，任河阳令、怀令、尚书郎、廷尉评。今天子居谅暗之时，我兼任太傅主簿。府主被诛杀，我被除名为民。不久又恢复官职，授任长安县令。升任博士，尚未来得及召见授职，因母亲患病便离去，官职被免。从弱冠到五十岁，我八次调动官职而只有一次升阶，两次被免官，一次被除名，一次未能受拜任职，升迁也只有三次罢了。虽然仕途通塞有时也在于遭逢机遇，但这也确实是我笨拙无能所造成的结果。从前通达之士和长舆评论我时，本来就说我‘不善于多方运用才能’。说我才能多，我哪里敢当；说我笨拙，则确实有事实为证。如今俊杰贤能都在任官，各种工匠也都各得其时，像我这样笨拙的人可以断绝对荣宠富贵的念想了。母亲年老有病在堂，我又怎能违背膝下奉养、察颜养志之情，琐碎地去从事微小的官职呢？于是我看清进退止足的分寸，希望实现隐逸如浮云般的志向，筑屋种树，逍遥自得。池塘足够用来捕鱼垂钓，舂米和收税所得足够代替耕作。灌溉园圃、出售蔬菜，供给早晚的饭食；牧羊、卖酪，来等待伏日和腊日的费用。孝敬母亲，友爱兄弟，这也是我这个笨拙之人的治理方式。于是作《闲居赋》，歌咏事情、抒发心愿。赋文说：我漫步于古坟和典籍环绕的长园，行走在先哲崇高的道路上。虽然我的脸皮自以为很厚，内心仍惭愧于宁武子和蘧伯玉。天下有道，我便不出仕；天下无道，我也不做愚人。为什么巧智总觉得不足，而笨拙艰难却有余呢！于是退居洛水岸边，过着闲居生活。身份可与逸民相齐，名声只列在下士之中。背靠京城，沿伊水而上，面向郊野，背后是市场。浮桥幽暗，径直横渡；灵台高峻，卓然耸立。可以窥见天文的奥秘，观察人事的终始。西边有大将军的禁军营垒，黑色营幕、绿色旗帜；溪子弩、巨黍弩等强弩，形制虽异而同样归于一途；炮石如雷震骇，强箭像飞虻激射，用来先行开路，显扬我皇帝的威势。东边有明堂和辟雍，清静肃穆而宽敞幽雅；环绕的树林相互映照，圆形水池回旋环流。这里追念孝道来尊奉严父，以文德祖先配祀上天；恭敬圣人、彰明顺德，奉养老年人以崇尚长寿。至于背过冬季进入春天，阴气消退、阳气施行，天子在柴燎祭祀中举行郊祀祖先、申明大义的礼仪，演奏钧天广乐，备齐千乘车辆和万名骑兵；穿着整齐端正的玄色礼服，箫管啾啾一同吹奏。光辉灿烂，声势隐隐，这正是礼仪容貌的壮观，也是王制的宏伟华丽。两所学校整齐排列，两座宫宇如同一体；右边招纳国子，左边接纳贤良隐逸。众多学生恭敬有序，儒生人才济济；有的登上讲堂，有的进入内室。教导并没有固定的老师，谁有道，谁就是老师。因此，德高的士人能够放下官印，名王也能怀抱玺印前来求教；教化像风一样传播，响应就像草随风倒伏一样迅速。这就是里仁之所以可贵，也是孟母之所以三次迁居的道理。于是选定我的居所，筑屋、开池；高大的杨树映照水沼，芳香的枳树栽在篱旁；游鱼闪烁跃动，荷花舒展开放；竹木茂盛蔚然，灵异佳果参差错落。张公大谷的梨，梁侯乌椑的柿，周文王弱枝地的枣，房陵硃仲地的李，没有不全部种下的。三种桃子显出樱桃、胡桃之类的区别，两种奈子映照丹色、白色的光彩；石榴、葡萄这些珍果，纷纷繁茂地蔓延在旁边。梅、杏、郁、棣之类，花木繁盛，装饰绚丽；花朵果实光彩灿烂，言语无法穷尽其美。蔬菜有葱、韭、蒜、芋，青笋、紫姜；堇菜、荠菜味道甘美，蓼菜、荾菜香气芬芳；蘘荷依傍阴处生长，时藿向着阳光；绿色的葵菜含着露水，白薤背负着秋霜。这时严秋已至，暑气消退；和暖的春天到来，寒气离去。细雨初停，天气放晴，天地四方清朗。太夫人于是乘坐版舆，登上轻便小车，远处观看王畿，近处巡视家园；通过行走使身体调和，以药物和劳作宣通气血，日常膳食也增加了，旧病得以痊愈。于是摆设长筵，排列孙子；柳树低垂，为席间遮荫。车辆连接，车轨相接；陆地上采摘紫色果实，水中悬挂着红色鲤鱼。有时在树林中宴饮，有时在水边举行禊礼。兄弟们头发斑白，儿童还很年幼；他们举杯祝颂万寿，献上酒觞，众人全都既惧敬又欢喜。祝寿的酒杯举起，慈祥的面容和悦；大家传递酒杯欢乐畅饮，丝竹乐器并列演奏，跺脚起舞，放声高歌。人生安乐，还有什么别的可知求取呢？退下来寻求自我反省，想到自己信用浅薄、才力低劣，便奉行周任的格言，敢于陈说自己的力量而就列任职。只担心鄙陋的自身不能保全，哪里还敢比拟明哲之士？仰望众多玄妙的道理而断绝妄想，终究悠闲自得，以保养自己的拙朴。当初，潘芘任琅邪内史时，孙秀以小史身份供潘岳差遣，却狡猾机敏、自鸣得意。潘岳厌恶他的为人，多次鞭打羞辱他，孙秀常常怀恨在心。等到赵王司马伦辅政，孙秀任中书令。潘岳在中书省内对孙秀说：“孙令，你还记得从前我们相处的事情吗？”孙秀回答：“这件事藏在我的心里，哪一天敢忘记！”潘岳于是知道自己不能幸免。不久，孙秀便诬陷潘岳、石崇、欧阳建谋划奉立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作乱，将他们诛杀，并诛灭三族。潘岳将要到刑场时，和母亲告别说：“我辜负母亲了！”最初被捕时，几人并不知道彼此的情况；石崇已经押送到刑场，潘岳后来才到，石崇对他说：“安仁，你也落到这个地步了吗！”潘岳说：“可以说我们到老都归于同一个地方了。”潘岳《金谷诗》中说：“把性命托付给石友，到老一同归宿。”后来果然成了谶语。潘岳的母亲以及哥哥侍御史潘释、弟弟燕县令潘豹、司徒掾潘据、潘据的弟弟潘诜，还有兄弟的儿子和自己的女儿，无论长幼，一时都被杀害；只有潘释的儿子伯武逃难而得以免死。潘豹的女儿和她母亲相抱哭喊，无法分离，恰逢诏令赦免她们。潘岳容貌姿态俊美，文辞华丽绝伦，尤其擅长写哀诔一类的文章。他年轻时常带着弹弓出现在洛阳道路上，妇女遇到他，都手拉着手围绕观看，纷纷把水果投给他，于是他总是装满一车水果回来。当时张载相貌很丑，每次出行，儿童都用瓦片石块投掷他，他只得狼狈不堪地返回。潘岳的侄子是潘尼。潘尼字正叔。祖父潘勖，任汉东海相。父亲潘满，任平原内史。祖孙都因学问和品行受到称誉。潘尼年轻时就有清俊才华，与潘岳都因文章而知名。他性情恬静谦退，不与人争竞，只以勤奋学习和著述为事。著《安身论》来说明自己的操守，文辞说：

译崇尚德行没有比安定自身更重要的，安定自身没有比守持正道更高的，守持正道没有比去除私心更重要，去除私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深切。因此君子先安定自身然后行动，使心意平和然后说话，确定交往对象然后求取，坚定志向然后实行。这样看来，行动是吉凶的开端；说话是荣辱的主宰；求取是利害的关键；行为是安危的决断。所以君子不妄动，行动必合乎道；不徒然说话，说话必合乎理；不苟且求取，求取必达到义；不虚妄行事，行动必由正道。这样做，才能免除被拘系的凶险，享有上天的保佑。因此自身不安定就会危险，言语不合正道就会悖乱，交友不审慎就会迷惑，行为不坚定就会危险。这四种问题发生于内，忧患就会从外面接踵而来。忧患的到来，一定产生于自私，并因有欲望而兴起。自私的人不能成全自己的私利，有欲望的人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事理的极致。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能不争斗吗？私利如果不能顺遂，能不互相攻伐吗？人人都自私，家家都有欲望，众多欲望相互争夺，群体私利彼此攻伐。争斗，是混乱的萌芽；攻伐，是怨恨聚集的所在。怨恨和混乱一旦形成，危害就会随之而来，能不恐惧吗？” 然而那些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的人、只知进取而忘记退守的士人，无不粉饰才华、逞强用智，投身于趋附权势利益的交往，奔走于当权者的事务。朝廷中有准备求官的朋党，民间有结交权贵的朋友；党羽在前面炽盛，荣名在后面助长。掌握权力时，投奔者如鱼鳞般聚集；失去宠信时，离散者如瓦片般崩解。求利时，便以刎颈之交相托；争夺仕途时，便构成刻骨的仇隙。于是浮华虚伪像波涛腾涌，曲折的诡辩如云气沸腾；寒暑不同而声调改变，早晚之间评价就不同；劣马跛驴也少不了奔跑之迹，铅刀也争着显示一割之用。到了好恶互相攻击、取舍彼此争战，诽谤喧嚣，毁誉纵横；君子致力于才能，小人夸耀技能。上层风气衰颓，下层习俗败坏。灾祸形成后才悔恨争斗不够强，祸患降临后才后悔攻伐没有先发制人；严重的倾覆国家、丧失家族，次一等的也会自身覆亡、宗祀断绝。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开始于私欲，最终归于争斗攻伐吗？” 君子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自私会损害公义，所以把自身置于身外；知道欲望会伤害德行，所以远离并断绝荣华利禄；知道争强好胜会招来灾祸，所以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知道喜欢夸耀功劳会招致怨恨，所以有了功劳也不以此自矜。安定自身而不营私，所以自身正直而私欲得以保全；谨慎说话而不迎合欲望，所以言语能够发挥作用，欲望也能顺遂；确定交友而不求取利益，所以交情得以确立，利益也更深厚；谨慎行事而不求名声，所以事情成功，名声反而美好。静止时立于无私的境域，行动时走在不争的道路上，必将通晓天下的道理，成就万物的本性。把天下看作自己，所以和天下共享其欲求；把自己看作万物，所以和万物共享其利益。能够保全安定，并不是说要厚养生命、沉溺于安逸享乐，而只是不能忘记危险。希望进取，并不是说要穷尽尊贵宠爱的荣耀、凭借名位的厚重，而只是不能忘记退守。保持社会治理，并不是说要依靠严刑峻法的威势、彰明监察禁令，而只是不能忘记混乱。所以即使睡在茅草屋里，隐居在狭陋的巷子里，穿短粗布衣，吃藜藿野菜，居住在四壁之内，换件衣服才出门，只要保存道义，也不是不安定。即使坐在华丽宫殿，乘文饰车，穿绣有黼纹的衣服，享用方丈之食，居于重重宫门之中，出行时仪仗成列，也不能与前者相比荣耀。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甘心穿布衣，安居山泽，身体沾泥、双脚沾土，耕作后才吃饭，只要崇尚德行，也不是没有进步。即使身居高位、享受厚禄、掌握权衡、把持机密，功劳盖过当世，势力与君主相当，也不能与前者相比安逸。放下思虑，舍弃才智，忘却机心，抛弃外在形体，外表像没有才能，志意像赶不上别人，只要内心端正，也不是没有治理。即使谋略繁多、技艺广博、审理刑名、严明法制，文辞辩说流丽无比，议论超绝当世，也不能与前者争功。所以所谓安定，就是安于道；所谓进取，就是进于德；所谓治理，就是治理内心。从来没有安定自身却不能保全国家的，增进德行却不能处于富贵之中的，治理内心却不能治理万物的。然而，思考危险正是为了求得安定，考虑退守正是为了能够进取，害怕混乱正是为了保全治理，戒备灭亡正是为了获得保存。至于削弱意志、虚静内心，使精神旷达、志趣高远，徘徊于不可动摇的根基之上，浮游于无边无际之外；不以外物自贵，外物却尊崇他；不在人前自重，人们却敬重他。他可以亲近却不可轻慢，可以尊敬却不可疏远。亲近他仿佛还嫌不够，天下没有人能够轻侮他；推举他仿佛很容易胜任，当世没有人能够使他困窘。得志时便施行自己的道而不以此荣耀，困顿时便修养自身而不忧闷；被任用时居于上位却不争夺，退居时藏身下位却不是谦让。荣华不能动摇他，耻辱也不能加害他；利益不能诱惑他，祸害也不能侵扰他；赞誉不能增加他的价值，诋毁也不能损害他的价值。如今的学者如果真能放下自私之心，堵塞追求欲望的途径，杜绝争夺交结的根源，去掉自我矜夸、夸耀功劳的姿态，行动时就走在最通达的道路上，静止时就进入大顺的门径，安泰时就翱翔在寥廓的天空；否则便会沉沦于混沌幽冥的深渊。邪气不能侵犯他的法度，外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哀乐不能动摇他的操守，生死不能改变他的本真；把造化看作工匠，把天地看作陶制转轮，把名位看作糟粕，把权势利益看作尘埃；治理内心而不粉饰外表，求之于己而不借助他人；以忠诚严肃侍奉君上，以爱敬侍奉双亲；这样可以治理自身，可以牧养万民，可以处于富贵，也可以安于卑贱贫困，经历盛衰而不改变，才差不多能够安定自身了。起初应州郡征召，后来因为父亲年老，辞去官位以奉养父亲。太康年间，被举为秀才，任太常博士。历任高陆令、淮南王司马允镇东参军。元康初年，拜为太子舍人，献上《释奠颂》。文辞说：

译元康元年冬十二月，皇帝认为皇太子年纪尚轻，而为人之道的开端没有比孝悌更重要的，于是首次命令在崇正殿讲授《孝经》。这确实符合太子天生聪慧、闻见即知的资质；深奥微妙的义理，都是由圣明的提问启发出来的，学习完成而体悟通达。元康三年春闰月，将要在太学举行大礼，向先师举行释奠祭祀，这是礼制。到二十四日丙申，侍奉祭祀的人已经齐备，车驾停驻在太学。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恭敬谨慎地弘扬保育训导之道；宫臣全部跟随，三率军队完备护卫，仪容整肃而恭敬辅佐。于是打扫祭坛作为殿堂，悬挂帷幕作为宫室。孔子位于西序，颜回侍立在北墙。宗伯掌管礼仪，司仪辨明位次。两学的儒官和缙绅先生之徒，都垂着冠缨、佩戴玉饰，举止合乎规矩；他们全都穿着礼服，陪列在堂下，等待执事官的命令。在两楹之间设置酒樽和竹篚，在阼阶左边陈列罍洗。几筵已经铺设，悬钟已经排列，皇帝亲自俯身拜礼，勤行拜师之礼，体现尊师如尊天、如尊先祖的道理。谦逊自持的美德更加发扬，孔里之教得以崇高；庄严肃穆、和谐雍容，这真是先王的美好典章、不可磨灭的美盛功业，确实不可替代。于是祭牲和供馈之事结束，献享之礼完成；脱下玄色礼服，换穿春服，解除斋戒禁令，返回平常的仪式。” 天子于是命令内外各主管官署、百官卿士、藩王和三公，以及学徒、国子，都前来观看礼仪；皇帝又都请他们参加宴饮。钟磬箫管的音乐，八佾和六代舞蹈，铿锵作响，进退俯仰；凡是能够澄清精神、涤除欲望、移风易俗的乐舞，没有不全部演奏的。抑制淫靡的歌声，排斥《郑》《卫》之乐，远离奸佞邪曲，舍弃巧言诡辩。当天，无论愚人还是智者，无论道路远近，人们离开乡里、越过国境，扶老携幼，不约而同地聚集而来。大家伸长脖子观看，侧耳倾听，希望追求正道、仰慕学业，洗涤心灵、改变志向，想见洙水、泗水流域的遗风，歌颂使人重新获得生机的恩惠。这样之后才知道，居于宫室中的善政能够感应千里之外；不言而行的教化能够洋溢于九州之内。盛大美好啊，这样的典礼本来就是皇朝的壮观，是万年难遇的一次盛会。潘尼过去有幸任礼官，曾经听闻俎豆之礼；如今位列末班，亲眼看见盛大美善，浸润于美好的道德教化，沐浴在芬芳恩泽之中，不禁手舞足蹈、开口歌咏，私下作颂一篇。文义浅近、辞藻鄙陋，不足以测度盛德的形貌，彰显圣明宏远的气度。文辞说：三种元气交替运行，五德相继衰微。黄精之气已经盛极，素灵之气于是发扬光明。有圣明君主承受天命，建立我们的晋朝疆域；以大宝之位授予国祚，使帝王如龙飞腾而登基。宣扬根基，降下诞生的命运；光明兴盛，延续久远的事业。文王以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接受天命终结商朝。席卷要地和蛮夷之地，荡平荒远险阻；以正道救济众生，教化流布天下。后来的皇帝继承这一事业啊，大大光大先祖的功业。普遍拥有万方，使光辉照耀宇宙。上天笃厚地降生皇太子，承继大业之期而挺拔俊秀。圣明恭敬的德行日益增进，深邃明智而宏大茂盛。留心儒学，认真研习古代训诫；遵循道义、谦让年长者，虚心向下询问。言辞如金声铺陈，光彩如玉润发扬；如太阳升起，如乾道运行。于是延请台辅保傅，命令学官侍讲。太子的容貌庄严肃穆，侍讲者恭敬和悦。抽绎阐发微妙言论，启发道义真谛；探究幽深、穷尽隐微，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讲学功课已经完成，精微义理已经研求；尊崇圣人、敬重老师，选择日期禀告祭奠。陈设三牢祭牲，引来四县乐舞；既已戒备、既已整肃，于是盥洗并进献祭品。恭敬谨慎的孔圣，是百代君王所希求的典范；勤勉不倦的颜生，好学而从不违背。皇太子作为君储，体察神明而契合事理。吉兆预先显现，洞察未来的幽微。两宫人才济济，众位官僚和美；俊才贤能如鱼鳞般聚集，才德出众之士充满朝廷。如同和氏之肆，里面没有不是美玉；如同凤凰仪态，令我们欣赏《云门》《韶》乐。美玉由谁剖开？四门大开；《云门》《韶》乐为何奏起？神人与人间确实和谐。蝉冕照耀庭院，细小玉佩在台阶上振响。以谦逊增添德光，以仁爱怀抱乐民。我的酒清美，我的菜肴馨香；用六代舞蹈起舞，用九成乐章歌唱。众多国子弟，众多学生，洗涤心灵，自我更新，观看国家的荣盛。求学如同栽种禾苗，教化如同风吹草伏。用文章使我们广博，用道义使我们弘大。万国都如蝉蜕般更新，何况那些俊秀人才。钻磨蚌珠使其明亮，剖开璞石使文采显露。丝线并非只有黑黄之色，水也没有固定的方圆形状；引导它便向前流动，染色后便显出鲜明。金属接受模范，陶土置于陶范。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便如云聚；上面有所效法，下面便如江河奔流。从前周朝兴起，是王道教化的开始；文王称文，武王称武，当时都是太子。如今我们的皇太子，圣明通达而深明事理；光明不断、重重相继，庄严美好没有止息。这样的庄严美好是什么呢？是追思文德明哲的先王。使这一人受到爱戴，实在是辅佐君主、承当元首之任。孝道遍及家庭和国家，光辉照耀九州。纯厚的福祉来自晋朝，愿万世昌盛丰足。卑微的下臣，过分地充任近侍；惭愧地登上风云之会，得以厕身于鸾龙之间。自身沐浴在芳美教化中，眼睛观赏盛大礼事。竭尽诚心作颂，只恭敬地歌咏圣明的志业。出任宛县令，在任时宽厚而不放纵，体恤隐情，勤于政务，勉励公平而不遗漏人情。入朝补任尚书郎，不久转任著作郎。作《乘舆箴》，文辞说：《易经》说：“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人伦；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

译《左传》说：“最大的关系是天地，其次是君臣。” 然而君臣、父子的道理，是天地人伦的根本，没有什么能排在它们之前。所以天生养众民，并为他们树立君主，使君主主管和牧养百姓，是要引导众生的本性，治理万物的情理，难道只是为了宠爱一个人的身体、满足无穷的欲望而已吗！古代做君主的人没有私欲而极其公正，所以有茅屋土台那样的俭朴；后世做君主的人有私欲而谋求私利，所以有瑶台琼室那样的奢侈。没有私欲的君主，天下共同推戴他；有私欲的君主，天下共同争夺他的权位。推戴到了极点，即使把帝位禅让、替代出去，也像脱掉鞋子一样毫不留恋；争夺到了极点，即使遭到劫持和杀害也不躲避。所以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怎么可以把天下据为己有，又怎么能仅仅辞让了事呢！” 修养自身而感化他人，从近处做起而在远处显现，说的就是言语和行为。因此君主所忧虑的，没有比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更严重的；君主所可贵的，也没有比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更可贵的。如果有这样的君主，说“我一定没有过错”，只听信他的话而没有人违背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差不多会因为一句话而亡国的人。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他。即使有尧、舜、汤、武那样的盛德，也一定要设置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盂之铭和不加隐讳的史官，用来防止邪僻、使自己归入正道；他们自我维持得如此完备。因此箴规兴起，是为了挽救过错、弥补缺失，但仍然采用委婉讽谏的方式，使进言的人不获罪，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先儒已经援引古义，列举内外官职的不同；高祖又编次六官，论述成败的关键，义理端正、文辞简约，也已经尽善尽美了。从《虞人箴》直到《百官箴》，不只是规诫各官所掌管的事务，实在也是希望君主斟酌其中的得失。《春秋左氏传》说“命令百官进箴规以弥补君王的缺失”，那么这也是天子的职责。潘尼认为，君王承受天命之时，正当掌握神器、总理万机、抚绥四海，应当选拔群才并审慎决定授予谁，孜孜不倦地求得贤人，急切地希望听到过失；即使有人在朝廷上争辩、当面折辱，也仍将请求他们进言。至于箴规，是谏诤中顺理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唯独缺少对君王的箴规呢？因此我不顾学识浅陋、思虑短浅，利用服役负担之余，试着编撰并叙述此篇。不敢直斥至尊的称号，所以用“乘舆”作为篇名。帝王之事极其重大，古今变化又极其繁多；我的文章繁杂而义理乖僻，意旨局促而辞藻粗野，想要仰慕前贤、模拟崇高轨范，就好像小土丘仰望华山泰山，普通恒星依附日月一样；距离光明伟大相差太远了。颂曰：天地万物最初形成，太始时代一片茫昧。清气浊气混同流转，黑色黄色交错杂陈。上下尚未成形，尊卑没有纲纪。赫胥氏的时代悠远啊，大庭氏的时代更为久远。皇极开始建立，阴阳两仪已经分开；常道纲伦需要长久地排列，万国已经纷纷出现。国家奉事贤明君王，家庭奉养老成严父；各自都有所尊崇，德行因此能够施行。自伏羲、神农以后，直到夏、商，有的禅让，有的传位；有的质朴，有的文饰。最高境界的君主不显露名号，百姓只知道有他。仁义尚未显现，人民归于孝慈。无为而不执着，有什么欲望，又有什么思虑？忠信渐渐淡薄，礼制和刑法便日益增多；既有赞誉又有畏惧，于是有人侮慢、有人欺骗。制定誓约、结盟立誓，人民才开始背叛和怀疑。四海广阔而光明，万辆车的天子威仪和美；仅凭菲薄的誓约，又能依靠什么？有左辅右弼，前有疑丞，后有辅臣。一天之内处理万机，始终战战兢兢。君主发出的言语如果美善，千里之外都会响应；但如果没有人敢违背我，也确实有因此丧失国家的先例。君主言语一动，国家兴废就由此决定。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怎么能不引以为戒！”}], 况且厚重的滋味和腊肉含有毒害，宏大的房屋也会招来灾祸。辛建造了高大的宫室，夏桀兴建瑶台；堆糟成丘，积酒成池，使用象牙筷子和玉杯。他们所用的美味是什么呢？是龙肝豹胎。只有这个聪明而又败德的妇人，专门成为祸乱的根源。殷因此丧失军队，夏也同样不能复兴。所以帝尧在位时，住的是不加修剪的茅屋；周文王到了日偏西时还在处理政事，天未明就起身，努力使德业显明。德行轻得像毛，却很少有人能举起它。因此《濩》乐表现出惭德，《武》乐也还没有达到尽善。到了后世，道德衰落，末俗教化浅薄；沉溺于享乐和游荡，荒淫而酗酒。不遵循古代训诫，却喜欢谄佞巧辩；不走君王的正道，却重蹈覆车的旧路。成败的结果，都记载在先代典籍中。不只是国势衰落，连那个时代也因此灭亡。所以说：树立君主是为了什么？是要让他主持治理人民。君主看待人民，应该像看见受伤的人一样忧痛，并知道他们的寒暖。因此能够安抚他们，使他们柔顺；敦厚待他们，使他们和睦。没有远方不来归附，没有心思不被他们接受。难道是为了纵容一个人的欲望，满足他的声色耳目；内心迷恋声色，外在荒废政事、放纵驰逐；不修治政事，最后走向覆灭吗？从前唐尧把帝位传给舜，舜也把帝位授给禹。接受尧的终命，奉祀先祖，大力承接上天的秩序。放逐夏桀的是商汤，灭亡殷商的是周武王。所以禅让和取代并不只出现在一个姓氏，国家也没有永远固定的君主。四岳、三涂等险阻，以及九州的艰险；彭蠡、洞庭等地方，都曾成为殷商军队所到之处。虞、夏的兴盛，并不是由于占有一尺土地；而纣王虽百战百胜，最终还是断绝了后嗣。因此，君王不应偏爱亲属，关键只在于选择人才。刚一交往便如旧交，直到白头才相识如新。伊尹原是从钓鱼者中被发现的，商汤则从有莘起用他。有人背鼎而来，有人操刀而至，却都能与圣明君主的谋略相合。难道是凭借君主身边的官职，专门选取亲近的臣子吗？凡有国有家的人，不要自称聪明，因为有人会当面顺从；不要自称有智慧，因为听取意见并不容易。甜言蜜语其实会加重疾病，很少有人不因此受累。由、夷尚且逃避宠禄，远离它如同脱掉鞋子一样。为什么人主一旦地位达到极高，就变得奢侈呢？能识别人，才算明智，这是连帝王也感到困难的事。唐尧的朝廷已经安定，却仍有四族作奸；周王室已经兴盛，管叔、蔡叔仍然不恭敬。若不是尧、舜这两位圣君，谁能平息这些祸患？如果九种德行都得到任用，才俊都在官位上，那么君主没有臣子就不能治理，臣子没有君主也不能安宁。所以《尚书》赞美康乐安宁，《易经》称许君臣情谊如金如兰。有君主主持国家，我谨向负责进言的人说明这些话。等到赵王司马伦篡夺帝位、孙秀专权时，忠良之士都遭受惨祸。司马尼于是病重，请假去扫墓。听说齐王司马冏起兵讨逆，便赶赴许昌。司马冏任用他为参军，参与谋划时政，同时掌管书记事务。事情平定后，封为安昌公。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永兴末年，任中书令。当时三王交战，皇室多难，司马尼身居显要，只能从容自守而已。虽然忧患还没有波及自身，却备尝艰难。永嘉年间，升任太常卿。洛阳将要陷落时，他带着家属向东逃出成皋，想回归故乡。途中遇到贼寇，不能继续前进，因病死在堡垒中，年六十多岁。张载，字孟阳，是安平人。父亲张收，任蜀郡太守。张载性情闲静高雅，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太康初年，他到蜀地探望父亲，途中经过剑阁。张载认为蜀人倚仗险要地势而喜欢作乱，于是写下铭文加以告诫，说：

译高峻的梁山啊，山石层层堆积，巍峨高耸。远处连接荆山、衡山，近处连缀着岷山、嶓冢山。南面通往邛、僰，北面抵达褒斜。狭窄超过彭门、碣石山，高峻胜过嵩山、华山。它是蜀地的门户，形成坚固屏障和镇守之地。这就是剑阁，峭壁直立，高达千仞。它穷尽大地的险要，极尽道路的高峻。世道混浊时，这里便成为叛逆者的凭据；道路清平时，这里便顺从王化。关闭它始于汉代往事，开放它始于晋朝建立。秦国凭借险要二当百，吞并诸侯；齐国凭借十二座城邑，田生献策。何况这里如此狭隘，是土地之外的特殊区域；一人扛戟，万人也只能退缩。形势险胜之地，非亲信之人不可居守。从前诸葛武侯曾在这里中途而喜。山河险固，却被吴起说服。洞庭、孟门这样的险地，两个国家都未能享有祭祀。国家兴盛实际上靠的是德，险阻也难以依仗。从古至今，天命并不会改变。凭借险阻而昏乱行事，很少有不失败的。公孙述死后，刘氏衔璧归降。覆车的旧轨，不要再重复。于是刻铭于山边，谨以此告诫梁州、益州。益州刺史张敏看见后认为文章奇异，于是上表献给皇帝；武帝派使者把它镌刻在剑阁山上。张载又写《榷论》说：贤人君子要建立天下的功业，成就天下的声名，如果遇不到合适的时代，凭什么能够做到呢？所以试着论述如下：商汤如果没有鸣条之战，伊尹不过是有莘的平民；周武王如果没有牧野之战，吕牙不过是渭水边的钓翁。像这类事情，多得无法记数。大概声响发出便有回声响应，形体一动影子就跟随；时代太平，人才便潜藏不用；世道混乱，奇才便得到任用。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假使秦始皇、王莽能够修明三王的法度，时代达到隆盛太平，那么汉高祖不过是泗水边的健壮小吏，光武帝不过是舂陵的侠客，更何况那些依附权势的人呢？所以当国家有事时，脚力不足以日行千里，就不能登车；刀刃不能斩断鸿雁，就不应藏在刀鞘中。因此，劣马见到声势便退，顽钝之才未经试用就被废弃。等到天下无事时，牛和骏马同关在一栏，利器和钝器同列，而没有长途奔驰、犀革坚甲来检验它们；这就像离朱和盲人被说成拥有同样的眼力。处在安定太平的时代，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居于太平之世，却发表违背世俗的谋略，这就像倒退着登山，又像把章甫帽卖给越人。汉文帝见到李广，叹息说：‘可惜你没有遇上时机，假如在高帝时代，万户侯又哪里值得一提！’所以智慧无处运用谋略，勇气无处施展，勇者和怯者就没有区别；才能无处施展，辩才无处发表，顽愚和聪慧也就没有区别。因此，吴国的桨、越国的船，不能没有水而漂浮；青色的虬龙、赤色的螭龙，不能没有云而飞翔。所以和氏璧藏在荆山，隋侯珠潜在深川，如果遇不到赏识它们的人，哪里会有价值连城、光照车马的声名呢？青色的骏马，身上结满霜露而被系在笼中，又怎么能在马鞯下施展东郭俊的本领呢？白猿、黑豹藏在栏槛之中，又怎么知道它们能攀援垂下的枝条直到千仞高处呢？弱者同乌获争较力气，如果没有龙文赤鼎，就无法证明强弱；聂政和荆轲争论勇力，如果没有强秦的威势，谁能分辨高下？所以，饥民、庸役、守关者、屠夫、渔夫这一类人，一旦登上卿相之位、建立不朽功名；而有的人或许怀有颜回、孟轲的学术，具备伊尹、管仲的谋略，却终身不被承认。这就是说，有事变的时代容易建功，无事的时代却难以成名。至于那些因此湮没而不被称道的人，更不值得多说。何况那些平庸之辈，稍有不得志，就自以为受到委屈蛰伏。他们无不修饰小聪明、建立小善行来迎合时势，结党营私、聚集虚名来驱使世俗。任用他们，对时局没有补益；罢黜他们，对教化也没有损害。然而当世君主彼此附和、众口一词，对他们吹捧温养，这难道不可悲吗？如今士人沿袭常规、拘守旧习，规规矩矩地做事，积累官阶和资历，碌碌然以此取得世俗的资本。至于那些魁梧俊杰、卓越不凡而放达洒脱的人，只能埋没死在险峻山谷之下，哪里能够同庸人按部就班地争道程呢？至于身着轩冕、佩有黻饰、列于朝班的人，如果不能匡正教化、辅佐政事、帮助时局、造福世人，只是一味俯仰逢迎，求取荣华利益，厚积自己的封爵资本，扩充私家的财富，那不过是沐猴而冠罢了，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张载又写了《蒙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后赞叹不已，便驾车迎接他，与他谈了一整天，并替他广为传播声誉，于是张载知名。起初任佐著作郎，出任肥乡令。又任著作郎，转任太子中舍人，升为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司马乂请他任记室督。授中书侍郎，又兼领著作。张载见世道正乱，已经不再有做官进仕的意愿，于是称病严重，请求告归，死在家中。张协字景阳，年轻时就有杰出的才华，与张载齐名。被公府征召为属官，转任秘书郎，补任华阴令、征北大将军从事中郎，升任中书侍郎。转任河间内史，在郡中清廉简朴、欲望很少。当时天下已经大乱，各地都有寇盗，张协于是断绝人事交往，隐居在民间，守道自持，不与人争竞，以吟咏诗文自娱。他仿照文士的作品写成《七命》。文章说：冲漠公子，内含文采而隐藏光耀，喜爱退隐如龙盘伏，超然出世而高蹈远游；心神游于浩然之境，意趣玩味于众多玄妙；越过大荒深远险阻的极处，吞纳幽深山岭最隐奥处的声响。于是徇华大夫听说后前来拜访。他整理云车，驾飞黄为骖马，越过奔沙，车轮碾过流霜，凌驾扶摇长风，踏过坚冰渡口；旌旗拂过云霄山崖，车辙驶出苍天边际。天空清冷无霞，原野空旷明朗无尘。他来到重重山峰前勒住缰绳，回望石室转动车轮，终于到了冲漠公子的居所。那居处高峻幽暗、萧瑟空玄；大海在后方浑厚翻涌，山谷在前方张开；修长的竹子挺立遮蔽山沟，各种声响在山中一齐鸣叫；猛烈的旋风吹起，仿佛使太阳回转，飞石腾起，洒满天空。于是大夫登上绝顶，迎着长风，陈述解除疑惑的话，在山岩中向公子说道：‘我听说圣人不会卷起大道而背弃时代，智士不会抛弃自身而隐藏踪迹；活着一定要在玉册上显扬美名，死后则要在金册上刻下伟大的功绩。如今公子违背世俗而沉沦，逃避乱地独自奔窜，使生者的欢乐消灭，使奉养父亲的义务废弃。忧愁充满百年，苦痛溢满千载，这与短鳞之鱼游在泥泞水洼、短羽之鸟栖在繁茂荫蔽中有什么不同？现在我要用天人所共同珍视的宝物使您荣耀，用放纵天性的极致快乐使您喜悦；走遍大地，居处中天，享尽四海的欢乐，尝遍九州的肥美；钻破屈谷的葫芦，解开疏属山的束缚。您愿意这样做吗？’ 公子说：‘大夫没有嫌弃我，来到这荒远之地；我虽然不聪敏，也恭敬地听您美好的言论。’

译大夫说：‘寒山的梧桐，生在极幽冥之地，蕴含黄钟之音而吐露枝干，依傍青山独自生长。那里有层层高峻的玉山、险峻的金色山岸；右边正对风谷，左边俯临云溪；上面没有凌空的鸟巢，下面没有踏实可行的小路。树干摇动而挺拔，山势高远峻峭；承受春季充盈的露水，迎着秋季呼啸的疾风；落雪覆盖根部，飞霜封住枝条。树木繁茂后才转绿，草还没有变白就先凋零。于是架设云梯，登上高峻山岭，砍下向阳的蕤宾之木，剖取背阴的大吕之干。工匠削去粗朴的外形，伶伦调和它的声音。乐器一举起，音乐便奏响，曲调急促而高亢；声音像号钟一样响亮，余韵清越，环绕屋梁。追寻八风中的逸响，采集归昌之鸟所应和的奇异音律；开启中黄太一的妙宫，发出蓐收之神所主的变调商音。至于龙星西沉、暖气开始收敛，飞霜应时而至、劲风送来秋意时，羁旅思念故乡的人，漂泊而历经百般忧患的人，抚弄急促的琴柱便鼻酸，拨动高弦便泪流。至于追逐清越的歌声，迎合严肃的时节，演奏《渌水》，唱出《白雪》；激越的楚声回荡，流转的曲调凝结；悲叹蓂荚早晨凋落，哀悼望舒夜晚亏缺。孤苦的寡妇因此捶胸痛哭，年老的寡妇因此呜咽；王子拂动帽缨侧耳倾听，六匹马仰头嘶鸣，连草料也顾不上吃。’ ‘这大概是音乐歌曲最精妙的境界了，您难道能跟随我来听它吗？’公子说：‘我的病还没有好，不能去。’ 大夫说：‘兰宫的幽深宫室，雕饰的厅堂和华美的窗棂；云母屏风灿烂，玉石墙壁青翠；宫门重重守卫，高台层层叠叠；外面以百常高的阙楼为表，四周以万雉长的城墙环绕。于是高耸的台榭迎着清风，秀丽地突出云天；青翠的楼观高入云端，朱红的阁楼与霞光相连；长长的翼楼逼近云层，飞檐台阶高过山岭；仰望玉绳星而筑成屋脊，承接倒映的日影而开设窗轩。红白色彩灿烂，枌木斗拱高峻；阴面的虬龙承托屋檐，向阳的阳马支撑屋脊。用瑶玉装饰，用金色花纹雕镂；方形疏棂含着秀色，圆形藻井吐出花朵。重重宫殿层叠升起，交错的华窗彼此相对。幽深厅堂白昼也昏暗，明亮房室夜间仍朗照。小鸟飞过便生风，尺蠖爬动便发出声响。若是眼睛看腻了寻常景物，身体厌倦了帷帐生活，就带着公子一同出游，时时到山林间游赏。登上青翠的山丘，俯临丹红的山谷；华美的花草锦绣般繁盛，飞扬的色彩如星光烛火；向阳的叶子春天青翠，背阴的枝条秋天仍绿；花和果实交替更新，任意观赏，皆能满足心意。仰头折取神草，俯身采摘清晨的兰花；在杜蘅丛中诉说惠风，在瑶台上眷恋椒香之路。于是乘三翼船，在水中小洲嬉戏；潜游的鱼受惊，飞鸟惊起；沉下鱼丝结网，张开飞箭之网；把归飞的鸟挂在赤霄之外，从紫潭深处取出华美的鱼。然后放开船桨随风漂流，停下船篙乘波而行；吹奏孤竹之管，弹奏云和之琴；舟中客人唱《淮南》曲，划船人奏《采菱》歌。’ 歌唱道：‘乘着鹭鸟船啊，在水上嬉游；来到芳香的小洲啊，采摘灵芝。’以音乐忘却忧愁，以游乐度过时光；把夜晚延长成白昼，以一年作为期限。这大概是宴饮居处的广大华丽，您难道能跟随我来这里居住吗？’公子说：‘我的病还没有好，不能去。’ 大夫说：‘到了秋季白商之时，月令已经到了授衣之月，天地凝结闭塞，劲风猛烈、霜气飞扬；柔软的枝条傍晚变硬，茂密的叶子清晨凋落。将顺应时气施行杀伐，临近西郊讲习军队。于是列出轻装武士，整顿精锐兵器，树起云纹旗，开启雄利的锋芒；驾着红阳飞燕，配以唐公的骕骦，在外林屯驻羽林队伍，在荒野中放出轻捷骑兵。于是张开长网，布设飞罗，登上黄山，悬挂在青峦之间，把长长的山谷划作界限，以流水溪涧作为关卡。随后里面没有疏漏的小路，外面没有遗漏的踪迹；敲击钲鼓分散校猎，举起麾旗指示捕获；拉满金机弩，射出鸣镝箭，剪除强悍之兽，射落劲健的飞禽。骑兵连缀奔驰，步卒并列齐进；忽快忽慢地挥动兵器，犹如云回风烈；声响震动，回声飞传；身形移动，影子随发；举戈时树林仿佛耸立，挥锋时如闪电消灭；仰头倾覆云中的鸟巢，俯身搜尽地穴。又有身带圆纹的野猪、额上有斑纹的小猪；长鬣飞扬如风，怒目闪耀如电；口咬霜刃，脚拨飞锋；撞倒树林，踢翻石块，冲入幽深草丛。于是飞廉、黄帝的勇士奋力逞锐，孟贲、夏育施展技能。搏击封豕，驱逐冯豕，拉倒猛兽，挫折其角；钩爪被摧毁，利牙被折断。到处狼藉，灌木倾倒，山谷被填塞；死兽尸体挂在山上，僵尸倒下遮蔽水泽；沼薮成为兽毛之林，低湿地染成一片血红。’ 于是撤去围猎的网，卷起旗帜，收拢猎鸟；虞人清点猎获的野兽，林衡计算猎获的禽兽；评定功劳，犒赏勤劳者，休息马匹，收起弓弦。牲畜相连，酒车并行；千钟美酒如闪电般饮尽，万支火炬如繁星密布；山丘沾满流淌的膏脂，溪谷充满芳香的烟气。欢乐达到极点，游乐尽兴，于是调转车节返回。这也是田猎游玩的壮观场面，您难道能跟随我来做这件事吗？’公子说：‘我的病还没有好，不能去。’ 大夫说：‘楚地的阳剑，是欧冶子铸造的；邪溪的铁锭，是赤山的精华。它熔炼得超过羊头铁，经过越地锻打而成。反复炼制熔铸，经过万次开锻、千次浇灌；丰隆奋力击锤，飞廉扇动炉炭。神奇的兵器由此铸成，形成阳文和阴漫的纹理。随后剑身流光如绮，星纹相连，浮动的光彩鲜艳夺目；光芒如散乱的闪电，质地如耀眼的白雪；剑锋像凝结的秋霜，剑刃像水和冰一样清洁。形制超过名剑豪曹，名声可比珍贵的巨阙。指向郑国，三军将士便白头；挥向晋国，千里之地便流血。难道只是水中截蛟龙鸿雁、陆上斩奔跑的马匹，斩断飞羽以显示技巧、割裂重甲以称利而已吗？若是灵异宝剑，则锋芒伸缩没有一定形态，奇异的锋刃和形制足以使薛烛震惊，光芒足以使风胡骇异；价值可抵三乡，声誉贵重可比二都；有的驰名使秦国倾倒，有的夜间飞走到了吴国。因此功业冠绝万载，威势光耀无穷；挥动它的人所向无敌，拥有它的人身强势盛；可以使九国臣服，横制八方戎族，使各国如爪牙般景仰归附，整个华夏承受其威风。这大概是世所罕见的神兵，您难道能跟随我来使用它吗？’公子说：‘我的病还没有好，不能去。’ 大夫说：‘天上的骏马，姿态超逸卓越；禀受灵川之气，承受皎洁月光之精。眼睛黑亮照人，黑色的毛发泛着深青色光泽；唾沫像挥洒的红色，汗水像振落的鲜血。秦青也不能辨识它奔跑的长度，方堙也看不清它快到仿佛消失。于是戴着云纹车盖，踏着清晨的雾气，奔赴春日大道，整治秋日驾具；像虬龙腾跃、螭龙飞升，像麒麟超越、蛟龙高飞；望见山便奔驰，看到树林便飞驰而去。气势旺盛，怒意勃发，快如流星，惊如闪电；志气凌驾九州，势力超越四海。影子追不上形体，尘土来不及扬起；浮箭还没有移动，它已经再次跑完千里。于是越过天根，跨过地隔，经过汗漫之地以下的远方，踏过章亥尚未走过的足迹；太阳中的乌鸦因此停住翅膀，夸父因此扔下手杖。这大概是天下最杰出的坐骑，您难道能跟随我来驾驭它吗？’公子说：‘我的病还没有好，不能去。’

译大夫说：‘大梁的黍子，琼山的禾苗，唐尧、后稷播种它们的根，农帝神农品尝它们的花实。于是备办六种珍禽、四类精美膳食，穷尽海中的水产和陆地上的禽兽；伊尹亲自掌鼎，庖丁挥刀。滋味经过九次沸煮，调和兼用勺药；清晨的野鸭、带露的天鹅、经霜的黄雀，圆形食案上星罗棋布，方丈大的席面上交错陈列。封国熊掌，翰音鸡足，燕地的髀肉、猩猩嘴唇；象的白鼻、残余美味；灵川的龟，莱地的黄鲐；丹穴山的鹨，黑豹的胎。用秋橙烹调，以春梅作酱；用商王的筷子夹取，用帝辛的手捧食。范公的鱼鳞，产自九溪；红尾红腮，紫翼青鳍。于是命令支离，拿出飞霜般的刀刃；红色的肉像锦绣般散开，白色的皮肤如雪落下。娄子的豪毛也不能与它的细腻相比，秋蝉的翅膀也不足以比拟它的轻薄。丰盛菜肴吃完后，还有美好的果品。商山的果实，汉皋的楱果；剖开龙眼的果房，打开椰子的外壳。各种芳香美味精心选择，接连满足心意。又有荆南乌程酒、豫北竹叶酒；酒面浮沫如星沸腾，飞散的泡沫如浮萍相接。玄石曾品尝它的滋味，仪狄曾传授酿造方法；一坛倾饮，一朝便可使人沉醉；一千日的醇酒投入河中，甚至能使三军报捷。这些是神灵所羡慕、观听者所称美的东西，您难道能勉强起身来享用它们吗？’ 公子说：‘沉溺于爽口的食物，贪恋甘美却含毒的滋味，服用腐蚀肠胃的药物，驾驭亡国之君所用的器物；这些虽然是您大夫所荣耀的事，但在我们看来却是所畏惧的事。我病得不能这样做。’ 大夫说：‘晋朝的皇帝弘扬皇风，金色祥瑞开启征兆，大人因此兴起；光明相继照耀，德业与天相配，恩泽遍及天下。它建立的德业，比周公居于岐山时更加隆盛；它施行的仁政，比殷商在亳地时更加丰厚。南箕星带来的风，不能使它的教化畅行；离、毕二星带来的云，也不能使它的恩泽更加丰沛。皇道光明灿烂，帝王事业连续兴盛。用音乐引导气化，用诗歌宣扬德行；教化清明如云官的时代，政治和穆如鸟纪的时代。美好的谋略遍布四方，华夏安宁；丹穴南方投弃兵器，青徼边地解除警报。把马放归粪车旁，在昆吾鼎上铭刻帝王的功德。百姓恢复质朴本性，时代文治郁然兴盛；农夫互相推让田界，渔夫把陆地让给别人；樵夫以戴高冠的装饰为羞，舆夫和奴仆嘲笑短后衣。天地四方和谐，盛大而宽广；黑发儿童在街巷歌唱，黄发老人击壤而乐；解开伏羲时代的绳结，排列陶唐时代的祥瑞。至于华夏以外的夷族、流离荒远之地的貊族，语言还没有通过使者传达，土地还没有奉行正朔，却无不快步奔来叩首，献上信物，并通过多重翻译归附。当时昆虫鸟兽都感受恩惠，没有一样不安宁。苑囿中有九尾禽鸟嬉戏，园囿中栖息着三足鸟；凤凰在树林中鸣叫，比黄帝园中的还多；有龙游于河川，充满孔甲的水池。万物和谐融洽，天地交感通泰；仁义之心无处不在，教化感通没有内外之别；树林中没有披粗布的人，山中没有系韦带的人。’ ‘这些都像图象一样刻在百工所制的器物上，吉祥征兆从神奇的蓍草中显现；士大夫济济一堂，车服冠冕盛大繁多；功业与天地造化争相流传，德行与天地相比广大。’话还没有说完，公子突然起身说：‘我这个鄙陋之人本来见识浅薄，固守这种狂放而拘谨的性情。道理足以毁掉它，争论宝物的诉讼便会解除；言语足以激怒它，齐王的疾病便会痊愈。先前您用使人耳聋的音乐诱惑我，用蔽塞门户的房屋安置我；田猎游荡、驰骋、利刃和骏马，既是老子所告诫的，也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所以无法回应您。现在听到皇帝的风化如此美善，时代圣明、道德醇厚；举荐贤实如秋收，铺陈文采如春生；下有值得封赏的人，上有伟大英明的君主。我虽然不聪敏，请允许我跟随您的后尘。’ 世人认为这篇文章写得精巧。永嘉初年，又被征召任黄门侍郎，他借病推辞没有赴任，最终死在家中。张亢字季阳。才华文采比不上两个哥哥张载、张协，但也善于缀辑文章，又懂音乐和各种技艺。当时人把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称为‘二陆’‘三张’。晋朝中兴初年渡过长江，授任散骑侍郎。秘书监荀崧举荐张亢兼任佐著作郎，出任乌程令，入朝任散骑常侍，又兼领佐著作。撰写《历赞》一篇，见于《律历志》。史臣说：张湛文采如春花般繁盛，当时以华丽的辞藻著称。看他的《抵疑》阐明道理，根本上把穷通归于上天；作诰命铺陈文辞，使美好的声誉流传于孝悌之道，旨意深刻、影响久远，很有大雅之风。潘安仁思绪如云飞腾，辞锋光彩照人，前代史家把他比作贾谊，前辈名士把他比作士衡陆机。贾谊论述政治规范，探究王化幽深的根源；潘岳撰写哀辞，贯通人的精神情性的深处。陆机的文章如海，蕴藏蓬莱仙山般的才华，却又滋生芜杂；陆岳的文采如江水，洗涤美丽的锦缎而使其更加绚烂。综合三家的文章加以考校，陆机、陆岳可说是两位贤才的次等匹敌了。然而陆机带着弹弓装满果实，向权贵拜尘趋附，轻蔑抛弃倚门盼子的教诲，沉没于不得志的处境之中；有这样的才华却有这样的品行，上天赋予他的才华为什么如此驳杂呢！张华正叔含咀艺文，身处危难仍守正，先安定自身然后行动，先与内心相合然后发言；著论探究做人之道的纲要，裁定箴言作为皇帝乘舆上的鉴戒，可以说是外具玉质、内有金相的人。张载孟阳刻石的文章，被张敏认为奇异；《蒙汜赋》的吟咏，受到傅玄看重；受到名流推重，也确实是当代文章宗师。张协景阳在王府施展文采，与兄长如棠棣花般相互辉映。等到陆机、陆云进入洛阳，三张的声价便降低了。考察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章，事实并不只是这样的传言。赞曰：张湛称得上善于挥翰，文采繁丽而雕饰辉煌。才华高而官位低，是古代贤哲所叹息的事。陆岳确实内含才华，文思抑扬有致；趋附权势、冒犯权威，最终也遭受灾祸。司马尼显露高雅性情，早年就以善于辞令闻名。张载、张协文采飞扬，兄弟如棠棣花般更加相映生辉。

译列传第二十六 江统（儿子江惇）、孙楚（孙统）、张绰 江统，字应元，是陈留郡圉县人。祖父江蕤，以义行著称，任谯郡太守，封亢父男。父亲江祚，任南安太守。江统沉静少言而有远大志向，当时人因此评论说：‘高峻沉静、少言寡语的江应元。’他和同乡蔡克都很有名声。承袭父亲的爵位，授任山阴令。当时关中、陇右一带屡次受到氐、羌侵扰，孟观向西征讨，亲自擒获氐族首领齐万年。江统深思四夷扰乱华夏，应该在祸患萌芽时加以杜绝，于是写成《徙戎论》。文章说：夷、蛮、戎、狄称为四夷。按照九服制度，他们居住在要服、荒服之地。《春秋》的义理是把诸夏列为内，把夷狄列为外。因为他们语言不通，馈赠礼物不同，法律习俗怪异，种族类别各异；有的居住在极远之地以外、山河之外，在崎岖的山谷和险阻之地，与中国土地断绝、疆域隔离，互不侵犯接触，赋税劳役达不到，正朔也不能施行，所以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定九州，西方戎族便来归顺。他们的性情贪婪凶悍而不仁，在四夷中以戎狄最为严重。势弱就畏惧服从，势强就侵犯叛乱。即使有贤圣的时代、德高的君主，也都不能仅靠教化使他们顺从引导，而只能用恩德使他们柔顺归附。当他们强盛时，商高宗尚且被鬼方拖累，周文王也曾忧患于昆夷、猃狁；汉高祖被困于白登，汉文帝曾在霸上驻军。等到他们衰弱时，周公接受经过九重翻译而来的贡物，商中宗接受单于朝见；即使到了元帝、成帝时代国势衰微，四夷仍然宾服。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所以匈奴请求守卫边塞，侯应陈述不可；单于在未央宫屈膝，萧望之议定不能以臣礼相待。因此，有道的君主治理夷狄，只在于防备有准备，防御有常法；即使他们叩头献礼，边城也不能放松坚固的守卫；即使他们成为寇贼而强暴作乱，也不必动用兵甲远道征讨，只希望境内获得安宁、边界不受侵犯罢了。等到周王室失去统治，诸侯擅自出兵，以强大吞并弱小，彼此转相残杀；封疆不能固守，各自心怀利害。戎狄趁机进入中国，有的还招诱安抚他们，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力量。因此发生了申国、缯国之祸，颠覆了周王室；鲁襄公在边境迎接秦军，姜戎便突然兴起。春秋时期，义渠、大荔居住在秦、晋境内，陆浑、阴戎处在伊水、洛水之间；鄋瞒一类危害波及济水以东，侵入齐、宋，凌辱邢、卫；南夷和北狄交相侵犯中国，连续不断。齐桓公驱逐他们，保存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的世系，又向北讨伐山戎，为燕国开通道路。因此孔子称赞管仲的力量，赞美他使华夏免受夷狄侵扰的功劳。到了春秋末年、战国盛行之时，楚国吞并蛮氏，晋国消灭陆浑；赵武灵王采用胡服，开拓榆中地区；秦国雄踞咸阳，消灭义渠等族。秦始皇兼并天下时，南面兼并百越，北面驱逐匈奴，修筑五岭、长城，戍卒以亿计。虽然军役繁重，寇贼横暴，但一代功业建立后，戎虏奔逃退却，当时中国境内不再有四夷。汉朝兴起，定都长安；关中的郡称为三辅，是《禹贡》所说的雍州，也是周王室丰、镐旧都所在。到了王莽败亡时，赤眉军乘机而起，西都荒废毁坏，百姓流离逃亡。建武年间，汉朝任命马援兼任陇西太守，讨伐叛羌，把羌族剩余部众迁到关中，安置在冯翊、河东的空地上，使他们与汉人杂居。几年以后，他们的族类繁衍兴盛，既仗恃土地肥沃、人口强盛，又苦于汉人侵扰。永初元年，骑都尉王弘出使西域，征发羌、氐，作为行军护卫。于是各部羌人惊慌奔逃，互相煽动；二州的戎族同时起兵，杀死守将，攻破城邑。邓骘出征时，弃甲丢兵，抬着尸体，军队接连覆没；各部戎族于是更加猖獗，以至向南侵入蜀汉，向东掠夺赵、魏，突然攻打轵关，侵犯河内。后来派北军中候硃宠率五营士兵在孟津抵御羌人，十年之中，夷人和汉人都死伤惨重，任尚、马贤才勉强将其平定。这场祸害所以深重，连年不能安定，虽然由于防御者没有办法、将领又非其才，难道不也是因为寇患从心腹发生，祸害从肘腋滋长，病重难治，创伤太大而恢复迟缓吗？从这以后，残余势力没有消灭，稍有机会，便又侵犯叛乱。马贤刚愎自用，最终覆败；段颎面对冲突，从西边一直征讨到东边。雍州的戎族常常成为国家的祸患，中期以来的寇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汉末战乱，关中残破毁灭。魏朝兴起初期，与蜀汉分隔，边境上的戎族此来彼往。魏武皇帝命将军夏侯妙才讨伐叛氐阿贵、千万等人，后来又因放弃汉中，把武都一带的氐族迁到秦川，想以此削弱寇敌、增强国家，抵御蜀汉的敌人。这大概只是权宜之计、适应一时形势的办法，不是为万世谋利的办法。如今正因为它承受了后患。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田地属于上上等；又有泾水、渭水灌溉盐碱地，郑国渠、白渠彼此相通。黍稷丰饶，每亩号称能收一钟，百姓歌咏这里的富实；帝王建都常常把这里作为居处，却从未听说戎狄适宜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不是我族类的人，心思一定不同；戎狄的志向性情与华夏不同。趁着他们衰弱困弊，把他们迁到京畿之内；士人和百姓习以为常，又轻侮他们势弱，使他们的怨恨深入骨髓。等到他们繁衍众多、势力强盛，就会坐在那里滋生异心。凭借贪婪强悍的本性，带着愤怒怨恨的情绪，一有空隙、得到便利，便横暴叛逆。而且他们住在封疆之内，没有关塞阻隔；可以袭击没有防备的人，收取散落野外的物资，所以能够造成日益严重而不可预料的祸患。这是必然的形势，也是已经验证的事实。如今适宜的做法，是趁兵威正盛、各项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把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的羌人迁到先零、罕并、析支等地；把扶风、始平、京兆的氐人迁出，送回陇右，安置在阴平、武都一带。供给他们路上的粮食，使他们足以自行到达；各自依附本族，返回旧土；再让属国、抚夷等机构使他们安定聚集。这样戎人与晋人不混杂，各得其所；对上符合古代戎族来归安定的道理，对下可成为盛世长久的制度。即使他们有侵害华夏的心思，出现战乱警报，也会因为远离中国、隔着山河而受到阻隔；即使发动寇暴，所造成的危害也不广泛。因此赵充国、杜子明能够凭数万军队控制各部羌人的命运，有征讨而没有交战，完整保存军队而独自取胜。即使其中有深谋远虑、庙堂决胜的谋略，难道不也是因为华夷分处、戎夏有别、要塞容易守卫的缘故，才能成就功业吗？

译反对者说：如今关中的祸乱，凶暴的战争已经两年；征战戍守劳苦，疲惫的军队有十万人；水旱灾害接连发生，饥荒累年不断；疫病造成死亡、伤残和夭折。凶逆已经诛灭，悔罪作恶者刚刚归附；他们一面请求，一面畏惧，都心怀危惧。百姓愁苦，不同的人有同样的忧虑，都盼望安宁休息能够有期限，就像久旱的土地盼望雨露一样，确实应该用安定和宽舒来安抚他们。然而您现在却想兴役征发徒众，兴办功业、建造事务，使疲惫困顿的民众迁徙那些心怀疑惧的寇敌，让缺粮的人迁移缺食的俘虏。我担心势力耗尽、力量屈竭，迁徙事业不能完成；羌戎离散，众心不能统一；前面的祸害还没有平息，后面的变乱又会横生。回答说：羌戎狡猾，擅自互相授予名号官职，或攻城，或在野外作战，伤害州郡长官，连年用兵、聚集众人，已经历寒暑多年了。如今异族已经像瓦片一样崩解，同族也像土块一样瓦解，老幼被拘捕为俘虏，成年壮丁投降或逃散，像禽鸟分离、野兽奔散一样，彼此不能统一。您认为这些人还拥有剩余资财，已经悔过弃恶向善，感念我们的恩德惠泽而来归顺吗？还是因为形势穷困、道路断绝，智谋和力量全都用尽，害怕被我们的军队诛杀，才到了这种地步呢？回答说：是因为已经没有余力，形势穷困、道路断绝了。因此，我们就能控制他们命运的利弊，使他们的进退都由自己决定。凡是乐于从事自己行业的人，不会轻易改变事业；安居于自己住处的人，也没有迁徙的意愿。正当他们自己疑惧不安、恐惧急迫的时候，所以可以用军威控制他们，使他们向左向右都不敢违抗。等到他们死亡、离散、流亡，彼此疏远而尚未聚集，又同关中人家家结仇，所以可以把他们迁到遥远的地方，使他们心中不再留恋故土。圣贤谋划事情，总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着手，在祸乱尚未形成时加以治理；道理不显著却能使天下平定，德行不张扬却能使事情成功。其次，也要能够转祸为福，凭借失败建立功业，遇到困厄必定设法渡过，遭逢闭塞也能使道路通达。如今您遭逢弊政造成的局面即将终结，却不谋划重新制定制度的开端；只贪图改变道路的劳苦，却反而走上翻车的旧路，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关中人有百余万口，按人数多少计算，戎狄占了一半；无论把他们安置下来还是迁徙出去，都必须有粮食供给。如果有人贫困到连糁粒都接济不上，当然应当倾尽关中的粮食来保全他们继续生存的计划，绝不能让他们挤死在沟壑中而不去侵掠。如今把他们迁走，沿途供给粮食使他们到达，依附各自的族类，使他们自己互相供养；这样秦地百姓可以得到一半的粮食。这就是给出发迁徙的人提供廪粮，给留下居住的人留下积存的粮仓；既缓解关中的困迫，又除去盗贼的根源，消除朝夕的损害，建立长久全年的利益。如果害怕暂时举事的小劳苦，而忘记永久安逸的大谋略；吝惜日月之间的烦苦，却留下累世的寇敌，这就不是所谓能够开通万物、成就事业、开创基业、流传统绪、扩大功业、为子孙谋划的人。并州的胡人，本来就是凶悍邪恶的匈奴寇敌。汉宣帝时，他们遭受冻饿和残破，国内分裂成五部，后来合并为两部；呼韩邪于是衰弱孤危，不能独自生存，便依靠边塞险阻，献上信物而柔顺服从。建武年间，南匈奴单于又来投降归附，于是允许他们进入边塞，居住在漠南。几代以后，他们也屡次叛逆，所以何熙、梁槿多次出动战车征讨。中平年间，由于黄巾贼兴起，汉朝征调他们的军队；部众不服从，反而杀死羌渠。于是於弥扶罗向汉朝求助，用来讨伐黄巾贼。又正赶上天下丧乱，便乘机作乱，掠夺赵、魏，寇兵打到河南。建安年间，又派右贤王去卑诱使呼厨泉做人质，听任他的部落分散居住在六郡。咸熙年间，因为其中一部过于强大，分为三率；泰始初年，又增加为四部。于是刘猛在内部叛乱，联合外部胡虏。近来郝散之乱发生在谷远。如今五部人口有数万户，人口繁盛超过西戎；而且他们天性骁勇，精于弓马，强过氐、羌一倍。如果发生意外的战乱忧患，并州地区就足以令人寒心。荥阳的句骊人原本居住在辽东塞外，正始年间，幽州刺史毋丘俭讨伐其中的叛乱者，把剩余部众迁来。刚迁来时只有一百多户，子孙繁衍生息，如今已经以千户计算。几代以后，必定会繁盛强大。如今百姓失去职业，尚且有人逃亡叛乱；犬马肥壮充实，尚且会咬人，何况夷狄，怎么能不发生变乱！只是因为他们目前势力微弱，还没有显现出来罢了。治理国家，忧患不在于贫穷，而在于不均；忧虑不在于人口少，而在于不安定。以四海的广大、士民的富足，难道非要让夷虏居于境内，才能取得足够的供给吗？这些人都可以晓谕遣送回去，归还他们原来的地域；既安慰他们羁旅思乡的心情，也解除华夏内部细小而潜在的忧患。施恩于中原，以安抚四方；德泽流传万世，这是长远的计策。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到十年，夷狄便扰乱华夏，当时的人才佩服江统见识深远。升任中郎。选官机构认为统的叔父春适合任宜春令，江统于是上疏说：“按照旧例，父祖的名字与官职同名，都可以改选官职；但本人名字与官职同名，却不在改选之例。我认为，为父祖改选，是为了给臣子避讳开方便之门，并不是为了父祖本人。至于本人的名字与官职相同，也同样会涉及臣子。佐吏隶属其下，朝夕办理事务；官职的名称，是发言时所要称说的。若按实际名称直说，就违背经典礼制中尊敬和避讳尊长的原则；若用曲折言辞加以回避，又会造成废弃官职、擅自触犯法制。如今天下广大，职位众多，官号繁杂，士人又非常多，以至于有人受到朝廷恩宠，出身担任宰牧，却使佐吏不能称述他的官职，子孙不能说出他的职位名称；这样对上有损于尊敬君父，对下又不利于臣子，体例实在不通。若改换个人的名字来避开官职名称，又违背《春秋》所说不夺取别人亲属名讳的原则。我认为，本人名字与官职同名的，应当和触犯父祖名讳一样处理；这样体例完整，意义也更加弘大。”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转任太子洗马。在东宫任职多年，很受太子亲近礼遇。太子常常缺席朝见，又过度奢侈浪费，并且有许多禁忌，江统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做臣子的，入朝时想着竭尽忠诚，退下后想着弥补过失；赞成正确的，替换错误的，拾取遗漏，补救缺失。因此君主能够做到行为没有过错，言语没有失误，美德声誉传播开来，名声流传后世。我们这些人才能不及，没有能力说出什么补益的话，只想竭尽愚诚，谨陈五件事如下，希望蒙受您反复省察，稍稍予以体察采纳。第一，六行的道义以孝为首，虞舜的德行也以孝著称，所以太子的职责，是早晚察看君主的膳食，随侍左右，尽心奉养而不拘泥于固定方式。周文王做太子时，可以说是特别笃厚地侍奉父亲，因此能够独享三代的美誉，成为历代君王的宗主。近来圣体屡有疾病，多次缺席朝见和侍奉，远近观察听闻的人不能深知其中原因，以致产生疑惑。希望殿下即使有轻微不适，只要还能够扶持车舆行动，就应当勉力亲自前往。《易经》说：‘君子终日乾乾。’说的就是自我勉励，始终不懈。

译第二，古代君主即使有聪明的资质、睿智的天性，也必须依靠辅弼大臣的帮助和引导，所以虞舜因有五位大臣而兴盛，周文王因有四位朋友而隆盛。成王做太子时，周公、召公担任保傅，史佚彰明文德，所以他能够早早听闻圣道，具备治国条件，登上崇高的大业，使刑罚搁置不用，声誉广泛传播。恭惟殿下天赋卓异，聪明明察，臣以为仍应当不时发布圣明的命令，宣扬德音；咨询保傅，访问侍臣，接见宾客，使他们能够充分进言，则阻塞与否塞的情况自然会畅通交融，殿下的美德也会焕然光明。这样，高明朗达的风范就会超过前人，宏大的法度和美好的轨范也将永远成为后世的榜样。第三，古代圣王没有不把节俭当作美德的，所以尧以采用粗椽、盖茅屋著称，禹以宫室低矮、衣服粗陋著称；汉文帝身穿粗绨衣，脚穿皮鞋，以自身为天下表率，使政治达到太平，活着成为贤明君主，死后仍享受宗庙祭祀。诸侯中实行节俭的，鲁僖公亲自节俭、节约费用，声名载入《雅》《颂》；蚡冒乘着柴车、穿着破旧衣服，因而使楚国强盛。大夫中实行节俭的，文子辅佐鲁国，妾不穿丝绸；晏婴辅佐齐国，鹿皮衣破了也不补，同样能够匡正君主、改善风俗，使国家兴盛、家族隆盛。平民中实行节俭的，颜回以一箪饭、一瓢水为生，发扬了仁德的声誉；原宪住在蓬草门户、绳子作门轴的房子里，彰显了清白的德行。这些都是圣主、明君、贤臣、智士所践行的事情，所以能够名垂日月，永世不朽，这大概就是节俭带来的福分。到了末世，因奢侈而败亡的，帝王有瑶台琼室、玉杯象箸，珍奇的膳食有熊掌、豹胎，甚至以酒成池、以肉成林。诸侯这样做的，发展到朱红的柱子、雕刻的椽子，祭祀时要征用百牢牲畜。大夫有玉制的帽子和玉饰的帽带，平民也有击钟列鼎而食的奢侈。结果无不亡国灭族、家破身败，丑名显著传播，成为后世的警戒。我私下听说，后园雕镂装饰金银，雕刻磨制犀牛角和象牙，宫室绘画的工巧，每天都在考核试验、日益精细。我们认为，如今天下广大、万物丰富，拿今天与古代相比，还算不上奢侈。然而上面所喜欢的，下面一定会跟从，所以居于上位的人必须谨慎对待自己的嗜好。从前汉光武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和宝剑，马被用来驾鼓车，剑则赐给骑士。世祖武帝时，有人进献雉头裘，武帝立即下诏让有关官员把它在都城街市焚毁。高明的君主不崇尚奇珍异物，所以能够端正天下的风俗，整饬四方的风气。我们认为，画室营造的工程可以暂且减少，后园的各种杂作一律停止遣散，使宫中肃然清静，优游于道德之中，那么日日更新的美德就会光耀四海了。第四，天下供养一个人，方圆百里供养诸侯，所以王侯凭借食邑的收入而享用俸禄，公卿大夫接受爵位而得到禄养，没有谁会不富足。因此士、农、工、商四种职业各自分立而不混杂。通过交易来互通有无，是平民的职业。《周礼》所说三市，早晨由各种族的人交易，白天由商人交易，晚上由小商贩和贩卖的男女交易。他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贩卖蔬菜瓜果，获取十倍百倍的利润，以救济朝夕的生活，所以这是平民中贫贱者的职业。樊迟是普通人，请求学习种菜，孔子没有回答；鲁国大夫臧文仲让妾织蒲，又讥讽他不仁；公仪子辅佐鲁国时，拔掉自家园中的葵菜，说享受国家俸禄的人不能同贫贱百姓争利。秦、汉以来，风俗逐渐浅薄，公侯的尊贵身份，没有不经营园圃田产、收取市场利益的，渐渐互相仿效，也没有人以此为耻；拿古代的道理来衡量，实在可耻。如今西园出售葵菜、蓝子、鸡、面之类，损害国家体统，贬损美好的声誉。第五，我私下看到有禁土的规定，不准修缮墙壁，稍有动作就要更换正屋的瓦。我认为，这既违背典章常法和旧有义理，又因为拘泥于细小的忌讳而废弃宏阔大道，应当予以免除，这样处理事情才合适。朝廷认为他说得好。太子被废后，迁往许昌，贾后暗中示意有关官员，不许宫臣前往追送。江统和宫臣冒禁赶到伊水，在路旁拜别，悲伤哭泣，眼泪不断。都官从事把江统等人全部收捕，交付河南、洛阳的狱官。交给河南方面的，河南尹乐广全都释放遣返；关在洛阳的仍未释放。都官从事孙琰劝贾谧说：‘废黜并迁徙太子，是因为认为他有罪。东宫旧臣冒罪前去拜别，在路旁哭泣，不顾重刑，反而更加彰显太子的德行，不如把他们释放了。’贾谧把这话告诉洛阳令曹摅，因此众人都获免。太子去世后改葬，江统作诔文叙述哀痛，被当世人所推重。后来任博士、尚书郎，参与大司马、齐王冏的军事事务。齐王冏骄纵荒淫，正将失败，江统直切劝谏，奏文多已不载。升任廷尉正，每逢州郡有疑难案件，判决时都从轻处理。成都王颖请他任记室，他多次提出劝诫。他申辩论说陆云兄弟的事情，言辞十分恳切。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任司徒左长史。东海王越任兖州牧，让江统任别驾，把州中事务交给他，并写信说：‘从前王子师任豫州刺史，还未到任，就征辟荀慈明；到任后，又征辟孔文举。贵州人士中有没有能够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呢？’江统推举高平郗鉴为贤良，陈留阮修为直言，济北程收为方正，当时的人认为他很能识别人才。不久升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兼任国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难逃到成皋，因病去世。他所作的赋、颂、表、奏，都流传于后世。有两个儿子：[A170]、惇。[A170]字思玄，本州征辟并举荐为秀才，平南将军温峤任命他为参军。又任州别驾，司空郗鉴征辟他为属官，授任长山令。郗鉴又请他任司马，转任黄门郎。车骑将军庾冰镇守江州，请他任长史。庾冰去世后，庾翼任他为谘议参军，不久又补任长史。庾翼去世后，大将干瓒发动叛乱，[A170]出兵讨平了他。授任尚书吏部郎，接着升任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书。永和年间，代替桓景任护军将军。出任会稽内史，加授右军将军。代替王彪之任尚书仆射。哀帝即位时，对周贵人的名号应当如何确定有疑问，[A170]的意见见《礼志》。皇帝想在殿庭设置鸿祀，又想亲自举行藉田礼，[A170]都认为这些礼制废弃已久，仪式注本也不存在，自中兴以来就没有实行过，认为应当停止。任仆射多年，简文帝任宰相时，每逢询问政事，[A170]多有补益。转任护军将军，兼领国子祭酒，死于任上。其子敳，历任琅邪内史、骠骑谘议。敳之子恆，元熙年间任西中郎长史。恆的弟弟夷，任尚书。

译惇字思悛，孝顺友爱，性情淳厚纯粹，崇高的节操超过世俗。他生性好学，儒学和玄学都很精通。他常认为，君子立身行事，应当依照礼制行动；虽然隐居和出仕道路不同，却没有不遵循礼教的。至于放纵旷达、不受约束，把任意放纵视为可贵的，不仅行动违背礼法，也是道义所要抛弃的。于是著《通道崇检论》，世人都称赞它。苏峻之乱时，他到东阳山避难，太尉郗鉴檄召他任兖州治中，又征辟为太尉掾；康帝任司徒时，也征辟他；征西将军庾亮请他任儒林参军；朝廷征召授任博士、著作郎，他都没有接受。同乡人都尊奉他的道义，有事情一定先向他咨询再行动。东阳太守阮裕、长山令王濛，都是当时的名士，都和惇交往相处，十分钦佩敬重他。他涵养志趣二十多年，永和九年去世，时年四十九岁。朋友们共同刻石立碑作颂，以表彰他的德行美好。孙楚，字子荆，是太原中都人。祖父孙资，任魏国骠骑将军；父亲孙宏，任南阳太守。孙楚才华文采卓越，爽朗豪迈而不合群，常常凌辱傲慢他人，因此缺少乡里的声誉。四十多岁时，才开始参与镇东将军的军事事务。文帝派符劭、孙郁出使吴国，将军石苞命孙楚写信送给孙皓，信说：能够看清时机而行动，是《周易》所推重的；小国不侍奉大国，是《春秋》所诛责的。这是吉凶萌发的征兆，也是荣辱产生的根由。因此许国、郑国因为衔璧投降而保全国家，曹国、谭国因为无礼而招致灭亡。典籍已经记载了它们的成败，古今又写明了其中的愚蠢和聪明，我不再广泛援引相似事例，也不堆砌浮华辞藻。如果只想以夸大其词来博取名声，反而会丧失忠告的实际意义。现在姑且粗略论述事情的要点，用来使您觉悟。从前汉朝的火德衰微昏暗，国运将尽，汉桓帝、汉灵帝失去德行，灾祸和祸乱一同兴起，豺狼般的势力露出毒害百姓的爪牙，生灵遭受涂炭之苦。因此九州交通断绝，王朝纲纪解体，四海萧条，不再归汉朝所有。太祖承受天命，凭神武之威顺应时势，征讨暴乱，使天下安定；配合祥瑞符命建立功业，天命既已归集，于是扩展宏大的基业，全部占有魏国疆域。土地有神州、中岳，礼器有九鼎仍然保存；世代承继美德，光明显耀相继不绝，所以知道四方各地都归于一统，这是帝王的壮观。过去公孙氏承继父兄基业，世代居住在东方边地，拥有关联燕地、胡地的势力，凭借险远地势逞强，讲习武事、游猎宴乐，不向朝廷进贡；在内傲慢地抗拒皇帝命令，在外与南方国家往来，乘船渡海，互相交换财货，使葛布、越布流通到北方，使貂皮、马匹延伸到吴会地区；自以为拥有十万善射之士，凭借奔走作战的力量，确实能够右边折服燕、齐，左边震慑扶桑，驰骋践踏沙漠，面向南方称王。宣王轻装出兵讨伐，精锐军队长驱直入，军队驻扎辽阳，城池便不能守；战鼓刚刚响起，元凶就被斩首。于是远近边境安定，各郡从大荒乱中恢复，收拢离散百姓，使他们安居，众人喜悦归服，异俗之民也诚心归附。从此以后，天下九州清平安泰，东夷进献乐器，肃慎进贡楛矢，久远以来不受约束的地区也顺应教化前来归附，这种巍巍荡荡的盛况，想来您都已听说。吴国的祖先起于荆、楚，遭逢时局扰乱，暗中迁播到长江以南。刘备震惊恐惧，也逃到巴、岷一带。于是凭借山陵、积石的险固，依靠三江五湖浩瀚无边的形势，借助残存的气势和游离的魂魄，直到如今已历经四代。两国结成联合，东西呼应，互相煽动，抗拒中原。自以为有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形势，可以同泰山一样长久存在。相国、晋王辅佐帝室，文武大臣威武强盛，志气凌厉如秋霜；朝廷谋划胜敌，随机应变无穷，独到的见识超过众人。皇上明察恭谨，把万机政务托付给他；长远驾驭天下，暗中授予妙策。偏师同心协力，上下共同用力，凭威势奋勇征伐，[QFDP]攻入险阻之地，合并兵力直指敌军，夺去了敌人的胆气。小战于江由，成都便自行溃败；在剑阁耀武，姜维便当面绑缚投降。开拓土地六千里，统辖郡三十个。军队出动不到一时，梁州、益州便肃清，使那些窃据名号的雄主叩头到绛阙，珠玉美石和厚重锦缎充满府库。韩并魏而迁徙，虢国灭亡、虞国灭亡，这些都是前人的鉴戒，也是后来事情的表征。又有南中的吕兴，深知天命，像蝉蜕壳一样从内部归附，愿意成为臣民。对外失去辅车相依、唇齿相保的援助，对内又有羽毛凋零的趋势，却仍徘徊于危亡的国家，希望延长些时日；这正如魏武侯回头指着山河，自以为强大，却不知道万物有兴有亡，所夸美的地方未必就是他的土地。如今百官济济，贤能充满朝廷；勇猛的武臣将领，能够在万里之外挫败敌军；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六军训练精良，正想重新振翅高飞，把战马饮水于南海。近来国家整修兵器，兴造船只，选拔训练水战士卒，楼船有一万艘，绵延千里相望；自从人类剖木造舟以来，舟车的使用从未像今天这样兴盛。骁勇之士有百万之众，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只要一次出兵，便是今天的军势。然而君主和宰相依依不舍，尚未立即像闪电一样出兵，还是因为爱护百姓、治理国家，是道家所崇尚的；高城也会逐渐低下，周文王尚且退让土地，所以先要大开诚信之门，把存亡利害说明白；这番殷切的意旨，就是前次使者所要探究传达的。若能审察形势和安危，自求更多福分，立即改变脸色，恭敬接受过去赐予的恩德，追慕南越，像婴齐入朝侍奉那样，面向北方称臣，俯首听取告诫和策略，那么江表的世代基业就能保存，永远成为魏国的藩属，丰功显著的报偿，也会超过今日。若仍然侮慢，不顺从王命，那么将调集谋略和兵力，如云会聚；指挥所至，行动便如风而从。雍州、梁州两州军队顺流向东，青州、徐州战士沿江向西，荆州、扬州、兖州、豫州争相从八方要道进军，征东将军的甲士以武装步行逼近秣陵。到那时，天子的车驾整备出征，六军缓缓推进；羽林校尉的兵器照耀如白日，旌旗如星辰飞驰；皇帝车驾像龙游行，光耀道路，歌声鼓吹充满耳边；士卒奔驰而来，会合之势如林，烟尘一同升起，震动天地，惊骇山河；渴望赏赐的将士争先冲锋，忽然一日之间，便会身首分离，宗庙社稷覆灭，成为万世的鉴戒。到那时只能伸长脖子向南眺望，实在令人寒心！治疗膏肓之中的疾病，必定要服用苦口的药；解决狐疑不决的忧虑，也必须说出逆耳的言语。如果仍然犹豫迷失而不回头，恐怕俞跗、扁鹊看见病人已经死亡，知道自己也无能为力了。请努力考虑良策，决定应该取舍进退。符劭等人到了吴国，不敢把这封信交出去。孙楚后来升任佐著作郎，又参与石苞骠骑将军府的军事事务。孙楚自负才华气概，对石苞颇为轻慢；刚到任时，只作长揖说：‘天子命我来参与您的军事事务。’因此两人便产生了嫌隙。石苞上奏说孙楚和吴人孙世山共同讥刺诋毁时政，孙楚也上表抗辩自理，纷争延续多年，事情仍未判决；他又与同乡郭奕发生忿争。武帝虽然没有公开说明他的罪行，但因为他年轻时卑微而受到责罚，于是长期沉沦废弃。起初，参军对府主不敬，孙楚既然轻视石苞，后来便制定参军对府主行敬礼的制度，从孙楚开始。

译征西将军、扶风王司马骏与孙楚过去交好，起用他为参军。转任梁令，升任卫将军司马。当时有龙出现在武库的井中，群臣将要上表祝贺，孙楚上言说：‘近来听说武库井中有两条龙，群臣有的认为这是祥瑞而称贺，有的认为不是祥瑞、没有什么可祝贺的；这可以说是楚国既错失了它，齐国也还没有得到它。龙有时俯下鳞甲潜藏在深泉，有时仰头攀上云汉，在苍天中遨游，如今却盘踞在浅井里，和蛙虾相同，难道只是掌管仓库的人中有人隐伏未用，服杂役的贤才埋没在军队中吗？所以龙显现光影，是有所感悟的。希望陛下赦免小过，举用贤才；像傅说在傅岩等待、周文王在渭水之滨寻访那样，修整学校，起用被埋没的人才；命令公卿推举品行独特、能够敦厚风俗、砥砺世人的君子，又推举明达突出、才华卓异、能够处理烦乱艰难、矫正世俗、抗言直谏的人才。不论其是否出自世族，都应首先提拔那些超逸而地位卑贱的人。至于战胜进攻、兼并统一的威势，是五霸所做之事，也是韩信、白起的功劳；至于制定礼乐、阐明传播道德教化，才是士人施展筋力的时候。希望陛下采纳狂妄之人的话。’ 惠帝初年，任冯翊太守。元康三年去世。起初，孙楚与同郡的王济交情很好。王济任本州大中正，询问、考察本州人的品行状况，轮到孙楚时，王济说：‘这个人不是你所能品评的，我亲自来评定他。’于是评述孙楚说：‘天赋才华英秀广博，明达突出而不同寻常。’孙楚年轻时想隐居，对王济说：‘我将要枕着石头、漱饮流水。’却误说成‘漱石枕流’。王济说：‘流水不能枕，石头不能漱。’孙楚说：‘之所以说枕流水，是想洗我的耳朵；之所以说漱石头，是想磨砺我的牙齿。’孙楚很少推重佩服别人，只有王济得到他高雅的敬重。起初，孙楚为妻子除服，作诗给王济看，王济说：‘我不知道是文采产生于感情，还是感情产生于文采；读起来令人凄然，更加感到夫妻情义的深重。’ 有三个儿子：孙众、孙洵、孙纂。孙众和孙洵都未出仕便早年去世，只有孙纂的儿子孙统、孙绰都很有名声。孙统字承公。小时候与孙绰及堂弟孙盛一同渡过长江。他放纵任性而不受约束，却善于写文章，当时人认为有孙楚的风格。征北将军褚裒听说他的名声，任命他为参军，他推辞不接受，便在会稽安家。他生性爱好山水，于是请求任鄞令，后转任吴宁令。任职时不把心思放在琐碎事务上，纵情游览放达；名山胜川，没有不深入探究的。后来任余姚令，死于任上。儿子孙腾承袭爵位，以博学著称，官位升至廷尉。孙腾的弟弟孙登，年轻时善于谈论名理，注解《老子》，流行于世，官至尚书郎，早年去世。孙绰字兴公。博学而善于写文章，年轻时与高阳许询都有高尚的志向。他居住在会稽，纵情游览山水十多年，于是作《遂初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他曾经鄙视山涛，对人说：‘山涛是我不能理解的：说他是官吏，却又不像官吏；说他是隐士，却又不像隐士。假如把元礼门比作龙门，那么他就应当在龙门上点额而暴鳞了。’他住处书斋前种着一株松树，常常亲自守护。邻人对他说：‘这棵树不是不挺秀可爱，只怕永远没有成为栋梁的那一天。’孙绰回答：‘枫树、柳树即使长到合抱粗，又有什么用呢？’孙绰和许询都是当时的名流，有人喜爱许询的高远超逸，便鄙视孙绰；有人喜爱孙绰的才华文采，却不取许询。和尚支遁试着问孙绰：‘您和许询相比怎么样？’孙绰回答：‘许询高尚的情怀和高远的旨趣，我早已心悦诚服；但说到吟咏文章，许询就应当向我面向北方行弟子礼了。’他极其推重张衡、左思的赋，常说：‘《三都赋》《二京赋》，是为五经增添光彩的鼓吹。’他曾作《天台山赋》，文辞意趣十分精巧。刚写成时，给朋友范荣期看，说：‘您试着把它扔在地上，应该会发出金石般的声响。’范荣期说：‘恐怕这种金石声并不合乎音律。’但每读到佳句，便总说：‘这应该是我们这类人的话。’ 授任著作佐郎，承袭长乐侯爵位。孙绰性情通达直率，喜欢讥讽调笑。曾经和习凿齿一同出行，孙绰走在前面，回头对习凿齿说：‘经过淘洗筛选，瓦片石块都在后面。’习凿齿说：‘经过簸扬筛选，糠秕反而在前面。’ 征西将军庾亮请他任参军，补任章安令，征召授任太学博士，升任尚书郎。扬州刺史殷浩任他为建威长史。会稽内史王羲之征引他任右军长史。转任永嘉太守，升任散骑常侍，兼任著作郎。当时大司马桓温想筹划治理中原，认为河南大致平定，准备迁都洛阳。朝廷畏惧桓温，不敢提出异议；而北方土地荒凉，民心疑惧，虽然大家都知道此事不可行，却没有人敢先行劝谏。孙绰于是上疏说：我恭敬地看到征西大将军臣桓温上表说：‘将要亲自率领三军，讨伐消灭两个敌寇，荡平河水、渭水流域，清理旧都，然后神圣的旗帜像闪电般舒展，穿着朝服渡过长江，把皇帝的居所迁回中原，在天极之处重新校正玉衡。’这确实是超越世人的宏大谋划，是千载难逢的盛事。然而臣心中私下有些不安，认为帝王兴起，没有不是凭借地利人和建立功业的，贵在能够依靠义理平定暴乱，随后安抚治理。汉怀帝、汉愍帝未能建功，长安、洛阳相继陷落，终于使胡人军队交相侵犯，神州纲纪断绝；国家土崩瓦解的祸根，确实是由于道义丧失。然而中原广大地区一时陷入横流，百郡千城竟没有一座城郭完整，这是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土地无法守卫，百姓才不得不投奔他处。上天赐予晋朝的福运尚未改变，中宗在江南即位，不仅是因为信义顺理符合天人之意，实际上还依赖万里长江作为划界守卫的屏障。《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护自己的国家。’险阻在适当时机所具有的意义实在重大！这已经是现实中明确的验证。如今只作高谈阔论，自然应当任凭道义而忘却险阻；但核查实际、衡量力量，就不得不保全小处来巩固生存。自从丧乱以来六十多年，百姓死亡殆尽，百人中连一个也难以留下；黄河、洛水之间只剩丘墟，华夏萧条，井被填塞，树木砍伐，田间道路毁灭，生计茫然，长久没有可以依归的地方。百姓流散到长江以南，已经历数代；活着的，是长子老孙，死去的，坟墓连成行。即使北方之风能够触发他们思念故土的本心，但眼前的悲哀实际上交相迫切。如果迁都回转车驾的那一天，举兵经过五陵地区，那么那里又会遥远得如同天涯。像泰山一样的安定既然难以通过道理保证，子孙绵延的思念难道不会萦绕在圣上的心中吗？

译桓温现在举行这一行动，确实是想通观事情始终，为国家作长远谋划。假如不是有皇陵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他也不会首先决定这一大计；只是他独自承担天下最艰难的事情罢了。如今他发愤忘食，忠诚慷慨而真挚，凡是有心之人，谁不感动！但是百姓震惊害怕，共同怀有危惧之心，难道不是因为返回故都的快乐还很遥远，而趋近死亡的忧患却迫在眉睫吗？为什么呢？百姓在长江以外扎根已经几十年了，一旦拔除，便会突然被驱赶到空旷荒凉之地；携带家属行走万里，越过险阻、渡过深水，离开祖坟，抛弃生计；富人没有三年的粮食，穷人连一顿饭也没有；田宅无法再出售，舟车又无从取得；舍弃安乐的国家，前往刚刚经历战乱的地方；离开本来可以安居的土地，走向像累卵一样危险的境地，将会有人倒毙在道路上，漂流溺死于江河之中，能够到达的只是极少数。国家以人为根本，痛恨敌寇正是为了百姓；如果百姓大量死亡而敌寇才被消灭，那又将从哪里取得国家呢？这是仁德之人应当哀怜的，也是国家应当深思的。古今帝王的都城，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地方吗？时势隆盛时，就居处天下中央而谋划大事；形势屈弱时，就遵循休养生息之道，等待时机。要使德行足以胜任天下，家家都有三年的积蓄，然后才可以谋划太平大业。如今时势和人事条件还没有成熟，一旦想要统一天下，恐怕会仓促而难以成功吧？臣的愚见认为，暂且可以另派一位有威名、资历和实际才能的人，先镇守洛阳，在皇陵旁修筑两座营垒来守护山陵；扫平梁地、许地，清理河南全境；漕运道路畅通后，再全力开垦土地，扩大田亩，积聚粮食，逐渐为迁徙者准备资财。这样，敌人看到灭亡的征兆，势必远逃。假如他们迷失而不肯悔改，又想前来送死，那么南北各军便会如风驰电掣般赶到，像用手救治身体的痛痒一样迅速响应，首尾相应；皇陵既已巩固，中原也可以获得小康。陛下暂且端正衣冠，居守紫极，增加修明德政，亲自实行汉文帝极为简朴的作风，去除小恩小惠，节省游乐费用，慎重任用官员，训练铠甲兵器，以养育士卒、消灭敌寇为先。这样实行十年，不使它毁坏废止，那么贫穷的人会积累财产，怯弱的人会充实勇气，人人都知道上天的德意，赴死也会像回家一样。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仍然如同把东西运转在手掌中一样容易。为什么要舍弃百世都有效的长远道理，把天下作为一次赌博呢？陛下年纪正富盛，桓温又正当壮年，君臣共同弘扬、培养德业，守住大吉而不轻举妄动，难道不是很快意吗？如今桓温倡导高远的议论，圣朝上下都赞同，只有臣地位轻微，独自献上管窥之见。今天进言实在艰难，但臣区区之心一定要让天子听到，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忌讳进言的朝廷，狂妄无知者也可以进说，樵夫的谋议，圣贤也会察纳；所以臣忍受不了极深的忧虑，冒犯威严而陈述意见。若陛下垂恩省察，桓温稍稍停下来思考，岂不是委屈一个人而满足亿万百姓的顾念吗？如果认为臣触犯君威、罪行重大，想要公开处死臣，使臣的赤诚能够上达天听，那么臣退下来接受刑戮，即使死在黄泉之下，尸骨也将不朽。桓温看到孙绰的上表，很不高兴，说：‘替我向兴公表达意思：为什么不找出你的《遂初赋》来读一读，看看懂不懂别人家的国家大事呢！’不久，孙绰转任廷尉卿，兼任著作。孙绰年轻时就因文章才华受到称誉，当时的文士中，他居于首位。温、王、郗、庾诸公去世后，必须由孙绰撰写碑文，然后才能刻在石上。他五十八岁时去世。儿子孙嗣，颇有孙绰的风采，文章才华相当，官位升至中军参军，早年去世。史臣说：江统的风度操守和品行，确实很值得称道；陈留士人众多，他是其中的佼佼者。《徙戎论》所提出的，实在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然而时运距离中兴已经衰落，陵夷败坏逐渐形成；假如采用他的意见，恐怕会加速祸患、招来怨恨，对即将倾覆的局势也没有挽救作用。等到愍怀太子被废、迁徙时，他冒禁前往拜别，正所谓生命轻如鸿毛，道义贵如熊掌。[A170]官位高显，立于端石之上，竭尽忠诚，进献正确意见，替换错误意见。惇遗弃忽略荣华利禄，努力修养天爵。虽然出仕与退隐道路不同，却都是难得的兄弟。孙楚具有英俊绚丽的才姿，超然出众，被王济赏识，实在没有愧色。读他赠给孙皓的书信，确实是前代的佳作。然而他自负才华，放诞傲慢，轻视石苞，与郭奕争忿，违背谦逊退让的道理，放纵凌辱愤怒的情绪，年少时便沉沦废弃，确实是自取其祸。孙统、孙绰兄弟如棠棣之花般才华秀发，声名显扬于中兴时期，可以说没有辱没祖先。孙统最终埋没在下邑，尽情游览名胜之地，也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孙绰进献直言的奏论，丝毫不畏惧桓温，有不顾自身的操守，难道仅仅是文雅有才而已吗？赞曰：应元践行道义，子荆超越世俗。江统少有悔恨过失，孙楚却留下被排斥羞辱的名声。[A170]与孙统兄弟，在江南驰名。文采斐然、才思敏捷，孙绰冠绝群英。

译列传第二十七。罗宪（兄长的儿子罗尚）、滕修、马隆、胡奋、陶璜、吾彦、张光、赵诱。罗宪，字令则，襄阳人。父亲罗蒙，任蜀国广汉太守。罗宪十三岁时就能写文章，早早便有名声。他拜谯周为师，谯周的门人称他为子贡。罗宪性情正直明朗，严肃整齐，对待士人从不厌倦；轻视钱财，喜欢施舍，不经营产业。在蜀国出仕，任太子舍人、宣信校尉。两次出使吴国，吴人都称赞他。当时黄皓参与执政，众人多依附他，唯独罗宪耿介不屈。黄皓恼怒，把他贬为巴东太守。当时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任命罗宪兼领军职，作为自己的副职。魏国讨伐蜀国时，召阎宇西还，罗宪守卫永安城。成都败亡后，城中骚动，沿江的长吏都弃城逃走，罗宪斩杀一个作乱者，百姓才安定下来。他得知刘禅投降，便率领所部到都亭驻守三天。吴国听说蜀国战败，派将军盛宪向西进军，表面上托言救援，实际上想袭击罗宪。罗宪说：‘本朝覆亡，吴国本是唇齿相依的国家，却不体恤我的灾难，反而图谋从中获利，我难道要做投降的俘虏吗？’于是归顺晋朝。随后修整铠甲，整顿部众，以节操道义激励他们，士卒都愿意效死。钟会、邓艾死后，百座城池没有主人，吴国又派步协西征，罗宪大败吴军。孙休发怒，又派陆抗援助步协。罗宪抵御坚守多年，救援始终不到，城中半数以上的人染上疫病。有人劝罗宪向南逃到牂柯，向北逃往上庸，这样可以保全自己。罗宪说：‘作为百姓所仰望的君主，既然不能保全他们，危急时便抛弃他们，君子是不这样做的。我将死在这里。’正好荆州刺史胡烈等人来救援，陆抗退兵。罗宪加授陵江将军，监理巴东军事，持节，兼任武陵太守。泰始初年入朝，皇帝下诏说：‘罗宪忠诚刚烈，果敢坚毅，有才略器度，可以赐给鼓吹。’又赐给他山玄玉佩和宝剑。泰始六年去世，追赠使持节、安南将军、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谥号烈。当初，罗宪在华林园侍宴，皇帝下诏询问蜀国大臣的子弟，后来又问前辈中哪些人适合当时叙用。罗宪推荐蜀人常忌、杜轸等人，说他们都是西方蜀地的良才，武帝便一并召来任用。儿子罗袭，历任给事中、陵江将军，统领他父亲原来的部众，官至广汉太守。兄长的儿子是罗尚。罗尚字敬之，另名仲。父亲罗式，任牂柯太守。罗尚年幼丧父，依靠叔父罗宪生活。他善于写文章。荆州刺史王戎任命罗尚和刘乔为参军，并把事务交给他们。太康末年，任梁州刺史。赵廞在蜀地反叛时，罗尚上表说：‘赵廞没有雄才，一定不会成事，只需按日等待他的失败。’于是朝廷假授罗尚节，任命他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西戎校尉。罗尚生性贪婪，缺少决断，蜀人说：‘罗尚所喜爱的，不是邪恶之人就是奸佞之徒；罗尚所憎恶的，不是忠臣就是正直之士。他的富有可与鲁、卫相比，家产多得像街市；贪婪如同豺狼，再也没有止境。’又说：‘蜀地的贼寇还可以对付，罗尚却要杀害我们。平西将军反而成了更大的祸害。’当时李特也在蜀地起兵，进攻蜀地，杀死赵廞。又在成都进攻罗尚，罗尚退守江阳。起初，罗尚向各方诸侯请求援兵，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孙阜前来救援，驻军江州。宗岱、孙阜兵力强盛，那些被贼寇逼迫的人，都产生了奋战的意志。罗尚于是派兵曹从事任锐假装投降，借机秘密把消息传到外面，约定日期一同出击，于是大败李特，斩下李特首级，传送到洛阳。李特的儿子李雄僭越称号，在郫城建都。罗尚派将军隗伯进攻他，没有成功。不久罗尚去世，李雄于是占据了蜀地。滕修，字显先，南阳西鄂人。仕于吴国，任将帅，封西鄂侯。孙皓时，代替熊睦任广州刺史，很有威望和恩惠。后被征召任执金吾。广州部曲督郭马等人作乱，孙皓因为滕修过去在广州有威望恩惠、为岭南人所信服，任命他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前去讨伐郭马等人。尚未平定叛乱，晋军便讨伐吴国，滕修率领部众前往救难。到达巴丘时孙皓已经投降，滕修于是穿白色丧服、流泪返回；他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自送还印绶。朝廷下诏任滕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等职照旧，封武当侯，赐鼓吹，把南方事务交给他。滕修在南方任职多年，边地各族都归附他。太康九年去世，请求葬在京师。皇帝嘉许他的心意，赐给墓地一顷，谥号为声。滕修的儿子们一同上表说：‘亡父滕修被吴国土地束缚，受吴国驱使；幸逢晋朝开明通达，受到最高教化，得以从俘虏中掌握统领军队的要务；尚未得以朝见圣颜，便被委以南方藩镇的重任，实在是因为他的功劳还没有充分传达给圣上。年老病重，多次请求退休，却没有得到您的怜悯，突然便去世了。臣遵奉遗愿，用车载着灵柩回到京师，遥望宫阙，实在悲痛欲裂。私下听说博士给父亲拟谥号为‘声’，只是表明声名流传，并不能称述他的品行功绩，臣不胜愚诚，冒昧把此事上诉。’皇帝于是赐谥号为忠。滕修的儿子滕并的儿子滕含，起初任庾冰的轻车长史，讨伐苏峻有功，封夏阳县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授任平南将军、广州刺史。在任多年，很有威望和恩惠，死后谥号戴。滕含的弟弟滕遁，任交州刺史。滕修的曾孙恬之，任龙骧将军、魏郡太守，驻守黎阳，被翟辽俘获，因而死去。马隆，字孝兴，东平平陆人。年轻时就有智谋勇气，喜欢树立名声和节操。魏国兖州刺史令狐愚因犯罪获诛，全州没有人敢收葬他。马隆以武官身份假称是令狐愚的门客，用自己的财产为他殡葬，服丧三年，列植松柏，礼制完毕后才返回；全州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朝廷署任他为武猛从事。泰始年间，将要兴起讨伐吴国的战事，皇帝下诏说：‘吴会地区尚未平定，应当得到勇猛之士来成就武功。虽然旧有荐举人才的法令，但还不足以穷尽特殊人才。应当普遍告知州郡，凡有壮勇出众、才力杰出的人，都要把姓名上报；将从中选取特别优秀者提拔任用。如果确有这样的人，不要限制选取的范围。’兖州举荐马隆，认为他的才能足以担任良将。不久升任司马督。

译当初，凉州刺史杨欣失去了羌戎的和好，马隆陈述他必然失败。不久杨欣被敌人消灭，河西交通断绝，皇帝常有西顾之忧，临朝叹息说：‘谁能替我讨伐这些敌人，使凉州交通恢复呢？’朝臣没有人回答。马隆进言说：‘陛下如果能够任用臣，臣可以平定他们。’皇帝说：‘如果一定能消灭敌人，为什么不任用你？只是要看你的谋略怎样。’马隆说：‘陛下如果能够任用臣，就应当听凭臣自行决定。’皇帝说：‘怎么做？’马隆说：‘臣请求招募三千名勇士，不问他们来自哪里，率领他们击鼓向西进军，凭借陛下的威德，那些丑陋的敌人哪里值得一提！’皇帝答应了，于是任命马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们一致说：‘六军已经人数众多，州郡军队也很多，只应当使用现有军队，不应当另行设置赏赐招募来扰乱常规制度。马隆不过是一个小将，妄加言说，不可听从。’皇帝没有采纳。马隆招募能拉三十六钧腰引弩、四钧弓的人，立起标靶选拔试验。从早晨到中午，得到三千五百人，马隆说：‘足够了。’于是请求亲自到武库选择兵器。武库令与马隆争吵，御史中丞上奏弹劾马隆。马隆说：‘臣将以逃亡亡命的决心奔赴战场，以报答所受的任命；武库令却拿魏国时期腐朽的兵器给我，这些兵器已经不能使用，这不是陛下派臣消灭敌人的本意。’ 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又给了他三年的军需物资。于是马隆向西渡过温水。树机能等虏众以万人计算，有的凭借险要地势阻挡马隆前进，有的设下伏兵截断马隆后路。马隆依照八阵图制造偏箱车，地势宽阔时就用鹿角车组成营垒，道路狭窄时就在车上搭设木屋；一边作战一边前进，弓箭射程所及之处，敌人应弦倒下。他又不时施展奇谋，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有时在道路两旁堆放磁石，贼兵身穿铁铠，无法继续前进；马隆的士卒全都穿着犀牛皮铠甲，行动没有阻碍，贼兵都认为他神奇。转战千里，杀伤敌人达数千人。自从马隆西征以后，音信断绝，朝廷很担忧，有人说他已经战死。后来马隆的使者夜间赶到，皇帝拍手大笑。第二天早朝，皇帝召集群臣说：“如果听从诸位大臣的话，秦州、凉州就都没有了。”于是下诏说：“马隆凭偏师、少数兵力，奋勇作战而不顾艰难，冒险出击而能成功。授予他假节、宣威将军，加赐赤幢、曲盖和鼓吹。”马隆到达武威后，虏人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率领一万多帐落归降，前后被诛杀以及归降归附的敌人以万人计算。马隆又率领善于作战的戎人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杀了树机能，凉州于是平定。朝廷讨论给马隆和他的将士加功勋赏赐，有关官员上奏说，马隆的将士都已经先前加授显贵爵位，不应再授给他们；卫将军杨珧反驳说：“先前精心招募的将士中，少数人加授爵位，这正是用来诱导招募他们的办法。如今马隆全军独自取胜，使西土获得安宁，不能因为以前已经授过爵位，就堵塞他们这次的功劳；应当全部准许，以此彰明朝廷的约定和信用。”于是朝廷采纳了杨珧的意见，分别赐给他们爵位、增加俸禄，等级各有不同。太康初年，朝廷认为西平荒废残破，应当及时兴复，于是任命马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率领他原来统辖的精兵，又拨给牙门军一部，驻守西平。当时南方的戎人首领成奚经常成为边境祸患，马隆到任后率军讨伐。敌人据守险要抵抗，马隆命令士兵都背着农具，装作要去耕田。敌人以为马隆没有征讨的意图，防备渐渐松懈。马隆趁其没有防备，进兵将其击破。马隆任职期间，敌人不敢再来作寇。太熙初年，封为奉高县侯，加授东羌校尉。经过十多年，他的威望和信誉震动陇右。当时略阳太守冯翊人严舒与杨骏有姻亲关系，秘密谋划取代马隆，诋毁马隆年老昏愦，不适合统率军队，于是征召马隆回朝，以严舒代替他镇守。氐人、羌人聚集结党，百姓惊恐。朝廷担心关中、陇右再次发生骚乱，于是免去严舒的职务，派马隆恢复原职，马隆最终死在任上。他的儿子马咸承袭爵位，也勇猛善战。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时，任命马咸为鹰扬将军，率兵驻扎在河桥中洲，被司马乂的将领王瑚击败，马咸战死。胡奋，字玄威，是安定临泾人，魏国车骑将军、阴密侯胡遵的儿子。胡奋性情开朗，有谋略，年轻时喜欢军事。宣帝征伐辽东时，他以平民身份侍从在宣帝左右，很受礼遇。回朝后任校尉，逐渐升任徐州刺史，封夏阳子。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乱，朝廷派骁骑将军路蕃讨伐，任命胡奋为监军、假节，驻军在硜北，作为路蕃的后续援军。进攻刘猛，将其击败，刘猛帐下将领李恪斩杀刘猛后投降。胡奋因功多次升迁，任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后升任护军，加授散骑常侍。胡奋家世都是将领，晚年才喜爱学习，具有处理文书的才能，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和功绩，镇守边境尤其有威望和恩惠。泰始末年，武帝懈怠政事而沉溺女色，大规模选取公卿家的女子充入六宫，胡奋的女儿被选入宫，成为贵人。胡奋只有一个儿子，任南阳王友，早年去世。听说女儿成为贵人后，胡奋哭着说：“老奴我没有死，只剩下两个孩子；儿子进入九地之下，女儿升上九天之上。”胡奋是旧臣，又得到椒房亲戚的助力，很受皇帝宠爱和礼遇。升任左仆射，加授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当时杨骏凭借皇后的父亲身份骄傲自得，胡奋对他说：“你依仗女儿而更加豪横了吗？纵观前代，与天家结亲的，没有一家不遭灭门，只是早晚的问题。看你的举止，正是加速灾祸到来。”杨骏说：“你的女儿不也在天家吗？”胡奋说：“我的女儿只是给你的女儿作婢女罢了，哪里能对你有所损益！”当时人们都替胡奋害怕，杨骏虽然记恨他，却不能加害。后来胡奋死于任上，追赠车骑将军，谥号壮。胡奋兄弟六人，哥哥胡广，弟弟胡烈，都很有名声。胡广字宣祖，官至散骑常侍、少府。胡广的儿子胡喜，字林甫，也以有开创和济世才能著称，官至凉州刺史、建武将军、假节、护羌校尉。胡烈字武玄，曾任将领讨伐蜀地。钟会反叛时，胡烈和众将都被关押。胡烈的儿子胡世元，当时十八岁，带领士卒冲在前面，进攻并杀死钟会，声名传遍远近。胡烈任秦州刺史，凉州叛乱时，驻军万斛堆，被敌人包围，因没有援军而遇害。

译陶璜，字世英，是丹阳秣陵人。他的父亲陶基，曾任吴国交州刺史。陶璜在吴国任职，历任显要官位。孙皓时，交阯太守孙谞贪婪暴虐，成为百姓的祸患。正好察战邓荀来到交州，擅自征调孔雀三千只，派人运送到秣陵；百姓苦于长途劳役，都想作乱。郡吏吕兴杀死孙谞和邓荀，率郡内归附晋朝。武帝任命吕兴为安南将军、交阯太守。不久吕兴被他的功曹李统杀死，皇帝改任建宁人爨谷为交阯太守；爨谷又死，再派巴西人马融代替他。马融因病去世，南中监军霍弋又派犍为人杨稷代替马融，杨稷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从蜀地出兵交阯，在古城击败吴军，斩杀吴国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国派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任陶璜为苍梧太守，抵抗杨稷，在分水交战。陶璜战败，退守合浦，损失了两名将领。薛珝愤怒地对陶璜说：“你自己上表请求讨贼，却损失了两名主将，这责任在哪里？”陶璜说：“下官不能按自己的意图行动，各军彼此不协调，所以导致失败。”薛珝大怒，想要率军返回。陶璜夜间率数百名士兵袭击董元，缴获他的财物，装船运回；薛珝这才向陶璜道歉，任命陶璜兼领交州事务，担任前部督。陶璜从海路出兵，出乎敌人意料，直抵交阯，董元抵抗他。众将将要交战时，陶璜怀疑断墙里面有伏兵，于是在后方排列长戟。刚一交兵，董元假装退走，陶璜追击他，伏兵果然冲出，陶璜用长戟迎击，大败董元等人。陶璜把先前缴获的宝船上的数千匹锦缎送给扶严贼帅梁奇，梁奇率一万多人帮助陶璜。董元手下有勇将解系也在城中，陶璜诱使他的弟弟解象写信给解系，又让解象乘坐陶璜的轺车，前后有鼓吹和随从护送而行。董元等人说：“解象尚且如此，解系一定已经没有离开的打算了。”于是把解象杀了。薛珝、陶璜于是攻陷交阯。吴国因此任用陶璜为交州刺史。陶璜有谋略，周济贫困，乐于施舍，能够赢得人心。滕修多次讨伐南方贼寇，却不能制服他们。陶璜说：“南岸依赖我们的盐铁，立即断绝与他们的贸易，把盐铁全都毁坏，改作农具。这样两年之后，就可以一战消灭他们。”滕修听从了他的意见，果然击破贼寇。当初，霍弋派杨稷、毛炅等人出征时，与他们发誓说：“如果贼兵围城不到一百天就投降，就诛杀你们的家属；如果超过一百天援兵还不到，我承担这个罪责。”杨稷等守城不到一百天，粮食吃尽，请求投降，陶璜不同意，给他们粮食，让他们继续守城。众将都进谏，陶璜说：“霍弋已经死了，必定不能救援杨稷等人；可以等到期限满了再接受投降，让他们得以免罪，我也能做到合乎义理，对内教化百姓，对外安抚邻国，这不是很好吗？”杨稷等人的期限到了，粮食也吃尽，援兵仍未到，于是陶璜接纳了他们。修则被毛炅杀死后，修则的儿子修允跟随陶璜南征。城池投降后，修允请求报仇，陶璜不答应。毛炅秘密谋划袭击陶璜，事情被发觉，陶璜逮捕毛炅，斥责他说：“晋国的贼人！”毛炅厉声说：“吴国的狗！什么人算贼？”修允剖开他的肚子，说：“还能再作贼吗？”毛炅仍然骂道：“我的志向是杀死你们的孙皓，你父亲算什么死狗！”陶璜擒获杨稷等人后，一并把他们送走。杨稷到了合浦，发病而死。孟干、爨能、李松等到了建邺，孙皓准备杀掉他们。有人劝孙皓说，孟干等人忠于自己所侍奉的君主，应当宽赦他们来劝勉边将；孙皓听从了这番话，准备把他们迁往临海。孟干等人想向北方归去，担心向东迁徙会更加遥远，于是以吴人喜爱蜀地的侧竹弩为借口，说自己能够制造这种弩，孙皓便把他们留下，交给作部。后来孟干逃到京都，李松、爨能被孙皓杀死。孟干陈述讨伐吴国的计策，皇帝于是厚加赏赐，任命他为日南太守。此前，朝廷任命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炅为交阯太守，但印绶还没有送到，他们就已战败；于是追赠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炅以及李松、爨能的儿子都封为关内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全郡地归附晋朝，陶璜派将领攻打他，没有攻克。李祚的舅舅黎晃随军出征，劝李祚投降。李祚回答说：“舅舅是吴国将领，我是晋国臣子，只看各自的力量罢了。”过了很久，城池才被攻下。孙皓任命陶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一带土地险阻，夷人、獠人强悍勇猛，历代都不肯归顺，陶璜征讨他们，开拓设置了三个郡以及九真属国的三十多个县。朝廷征召陶璜任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替他。交州当地人请求留下陶璜，人数达到几千，于是朝廷派人把陶璜送回交州。孙皓投降晋朝后，亲笔写信派陶璜的儿子陶融去劝告陶璜归顺。陶璜流泪数日，派使者送着印绶前往洛阳。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原职，封为宛陵侯，改任冠军将军。吴国平定后，朝廷普遍削减州郡的兵力，陶璜上言说：“交州土地荒远偏僻，孤悬在一方，有的地方要经过多次翻译才能通话，山海相连。又有南郡距离州治，沿海航行一千多里，对外距离林邑只有七百里。夷人首领范熊世代都是逃亡的贼寇，自称为王，多次攻打百姓。那里又连接扶南，部族种类很多，朋党互相依靠，凭借险要地势不肯归顺。从前隶属于吴国时，屡次作乱为寇，攻破郡县，杀害长官。我凭着孱弱低劣的才能，过去被故国选用，偏守南方十多年。虽然前后多次征讨，剪除其中的首领豪强，但深山僻谷中仍有逃亡藏匿的人。又我所统率的士卒原本有七千多人，南方土地温暖潮湿，多有瘴气毒气，加上连年征讨，死亡损耗，如今现存的只有二千四百二十人。现在四海混同，没有人不服从，应当收起铠甲、磨利兵器，把礼乐教化作为要务。但这个州的百姓，懂得义理的很少，厌恶安定快乐，喜欢制造祸乱。又广州南岸周围六千多里，不归顺、不隶属的有五万多户，加上桂林不受约束的人，又有一万多户。至于服从官府差役的，才五千多家。两州唇齿相依，只有依靠军队镇守。还有宁州兴古郡占据上游，距离交阯郡一千六百里，水陆都相通，彼此可以维持和守卫。州兵不应当贸然削减，以免显示出力量单薄空虚。世间的变乱，往往出于非常情况。我是亡国遗臣，所提意见本来不值得采纳；但圣恩广大深厚，竟然屈尊提拔我，赦免我的罪过，改授我地方职务，使我离开耻辱而得到宠遇。如今我重新振作，发誓以生命报答所受恩典；根据我亲身所见，谨冒昧直陈这些浅陋意见。”他又说：“合浦郡土地贫瘠坚硬，没有农田，百姓只以采珠为业，商人来往，以珍珠交换粮食。吴国时珍珠禁令非常严格，担心百姓私下拿出上等珍珠，于是禁止商旅往来，使人因饥饿而困苦。并且征调的珍珠数量很多，规定的数额常常无法缴足。现在请求上等珍珠上缴三分之二，次等珍珠上缴三分之一，粗劣珍珠免除征收。从十月到次年二月，不是采集上等珍珠的时节，听任商旅像以前一样往来。”朝廷全都听从了。

译陶璜在南方三十年，威望和恩惠显著于各个不同的族群。等到他去世时，全州人号哭，如同失去了慈爱的父母。朝廷于是让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替陶璜。吾彦去世后，又让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替吾彦。顾秘去世后，州人逼迫顾秘的儿子顾参代理州事。顾参不久去世，顾参的弟弟顾寿请求主持州政，州人不答应；他坚持请求，最终主持了州政。顾寿于是杀死长史胡肇等人，又准备杀帐下督梁硕，梁硕逃走得以免死，起兵讨伐顾寿，擒获了他，恰好遇到顾寿的母亲，便让她用毒酒将顾寿毒死。梁硕于是迎接陶璜的儿子、苍梧太守陶威，任他为刺史。陶威在任上很得百姓拥戴，三年后去世。陶威的弟弟陶淑、儿子陶绥，后来都任交州刺史。从陶基到陶绥四代人中，担任交州刺史的共有五人。陶璜的弟弟陶浚，任吴国镇南大将军、荆州牧。陶浚的弟弟陶抗，任太子中庶子。陶浚的儿子陶湮，字恭之；陶湮的弟弟陶猷，字恭豫；二人都很有名声。陶湮官至临海太守、黄门侍郎。陶猷任宣城内史、王导的右军长史。陶湮的儿子陶馥，任于湖令，被韩晃杀死，追赠庐江太守。陶抗的儿子陶回，另有传记。吾彦，字士则，是吴郡吴县人。出身寒微，却有文武才干。身高八尺，徒手能搏击猛兽，力气超过众人。仕于吴国，任通江吏。当时将军薛珝持节南征，军容十分盛大，吾彦观看后感慨叹息。有个善于相面的刘札对他说：“从你的相貌看，将来应当达到这样的地位，这并不值得羡慕。”吾彦起初任小将，供职于吴国大司马陆抗麾下。陆抗惊异于他的勇敢谋略，想提拔任用他，但担心众人的意见不一致，于是召集众将，暗中派人假装发狂，拔刀跳跃着冲进来，在座众将都害怕逃走，只有吾彦不动，举起几案抵挡他。众人佩服他的勇气，于是提拔任用他。吾彦逐渐升任建平太守。当时王濬准备攻伐吴国，在蜀地制造战船，吾彦察觉了此事，请求增加兵力以作防备，孙皓不听；吾彦于是擅自制作铁锁，横在江面截断水路。等到晋军逼近边境，沿江各城都望风归降，有的见到进攻便被攻下，只有吾彦坚守，晋军大举进攻也不能攻克，于是退兵，并以礼相待。吴国灭亡后，吾彦才归降晋朝，武帝任命他为金城太守。皇帝曾从容地问薛莹：“孙皓亡国的原因是什么？”薛莹回答：“归命侯孙皓是臣下我过去侍奉的吴国君主，他亲近小人，滥施刑罚，对大臣和大将都不亲信，人人忧惧，各自不能安心，败亡的祸根就是由此产生的。”后来皇帝又问吾彦，吾彦回答：“吴主英俊，宰辅贤明。”皇帝笑着说：“君主英明、臣子贤能，为什么还会亡国？”吾彦说：“上天赐予的禄命已经永远终结，帝王的气数已有归属，所以才被陛下擒获。这大概是天时，哪里是人事呢！”张华当时也在座，对吾彦说：“你做吴国将领多年，却默默无闻，我私下对此很疑惑。”吾彦厉声说：“陛下了解我，难道你没有听说吗？”皇帝非常赞赏他。后来吾彦转任敦煌，威望恩德十分显著。升任雁门太守。当时顺阳王司马畅骄横放纵，前后任内史的人都捏造罪名诬陷他。吾彦担任顺阳内史后，清正自守，率领下属，刑罚威严严肃，众人都畏惧他。司马畅无法诬陷他，于是反而推荐他，希望他离开本职。吾彦升任员外散骑常侍。皇帝曾问吾彦：“陆喜、陆抗二人谁更有才德？”吾彦回答：“论道德声望，陆抗比不上陆喜；论建立功勋、成就事业，陆喜比不上陆抗。” 适逢交州刺史陶璜去世，任命吾彦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陆机重重贿赂陆机兄弟，陆机准备接受，陆云说：“吾彦本来出身微贱，是先公提拔了他，而且答诏时说得不好，怎么可以喜欢他！”陆机于是停止接受贿赂。从此以后，陆机常常诋毁吾彦。长沙孝廉尹虞对陆机兄弟说：“自古以来，由卑贱出身而兴起的人，甚至有帝王，哪里只是公卿。像何元干、侯孝明、唐儒宗、张义允等人，都从寒微的役吏出身，有的在朝廷侍奉，有的出镇地方，却没有人讥讽他们。你们只因为吾彦答诏稍有不善，就不停地诋毁他，我担心南方人都将离弃你们，那时你们就只能独自坐着了。”于是陆机等人的心意才开始解除，诋毁的话渐渐平息。起初，陶璜去世时，九真戍兵作乱，驱逐了太守；九真贼帅赵祉包围郡城，吾彦将他们全部讨平。吾彦镇守交州二十多年，威望恩德传播显著，南方各州安宁平静。他上表请求有人代替自己，朝廷征召他任大长秋，后来死在任上。张光，字景武，是江夏钟武人。身高八尺，眉目清秀，声音优美。年轻时任郡吏，家世拥有部曲；他以牙门将身份讨伐吴国有功，升任江夏西部都尉，后转任北地都尉。起初，赵王司马伦任关中都督时，氐人、羌人反叛，太守张损战死，郡县官吏和士卒很少有能保全的。张光率一百多人戍守马兰山北部，贼兵包围他们一百多天。张光安抚激励将士，多次派出奇兵袭击贼军，将其击败。张光因为兵少路远，自己料定必败战死。恰好梁王司马肜派司马索靖率兵迎接张光，全军悲泣，于是返回长安。司马肜上表称赞张光：“身处绝境包围之地，有耿恭那样的忠诚，应当加以考核赏赐，以彰明奖赏和劝勉。”于是提拔授予张光新平太守，加赐鼓吹。适逢雍州刺史刘沈奉密诏讨伐河间王司马颙，张光起兵帮助刘沈。刘沈当时把军队交给秦州刺史皇甫重统率，皇甫重自认为是关西大族，心中常常轻视张光，张光提出的许多计谋都不采用。等到雍州、秦州两州军队溃败，刘沈和皇甫重被司马颙擒获，司马颙对张光说：“先前起兵时，你想采取什么计策？”张光严肃地回答：“只是刘雍州不采用我的浅陋计策，所以才让大王有了今天。”司马颙认为他勇壮，邀请他欢宴，整日不断，并上表任命他为右卫司马。

译陈敏作乱，任命张光为顺阳太守，加授陵江将军，率步兵、骑兵五千人前往荆州讨伐陈敏。刺史刘弘一向敬重张光，称他为南楚的俊杰。当时江夏太守陶侃与陈敏的大将钱端在长岐相持，将要交战，襄阳太守皮初率步军，让张光设伏等待；武陵太守苗光率水军，把船舰藏在沔水中。皮初等人与贼军交战，张光出动伏兵响应，水陆两军一同奋战，贼军大败。刘弘上表称张光有特殊功勋，张光升任材官将军、梁州刺史。此前，秦州人邓定等二千多家因饥饿流入汉中，聚集在成固，渐渐成为抄掠盗贼，梁州刺史张殷派巴西太守张燕讨伐他们。邓定处境危急，假意向张燕请求投降，并送给张燕金银，张燕很高兴，因此放慢进军速度。邓定暗中联络李雄，李雄派军队救援邓定，张燕退兵，邓定于是进逼汉中。太守杜正冲向东逃奔魏兴，张殷也弃官逃走。张光不能赴任梁州，于是停驻魏兴，联合各郡太守共同谋划进取。张燕扬言说：“汉中荒败，又逼近大贼，收复的事情，应当等待英雄。”杜正冲说：“张燕接受贼人的金银，不及时进讨，停滞军队、放纵贼寇，导致汉中丧失，实在是张燕的罪过。” 张光于是大怒，呵斥张燕令他出列，斩杀他来示众。张光安抚救济荒残之地，百姓都高兴地归服。于是张光退守汉中。当时逆贼王如的余党李运、杨武等人，从襄阳带着三千多家进入汉中，张光派参军晋邈率军在黄金阻挡他们。晋邈接受李运丰厚的贿赂，劝张光接纳李运。张光听从晋邈的话，让李运住在成固。不久晋邈因为见李运有很多珍宝，又想夺取这些财物，于是再次对张光说：“李运这些人不从事耕作，只制造武器，意图难以测度，可以突然袭击他们并夺取财物。”张光又相信了他，派晋邈率军讨伐李运，没有取胜。张光向氐王杨茂搜请求援军，杨茂搜派儿子杨难敌帮助他。杨难敌向张光索要财物，张光不给。杨武于是重重贿赂杨难敌，对他说：“流民的珍宝都在张光那里，如今你要讨伐我，不如讨伐张光。”杨难敌大喜，口头上说帮助张光，实际上却与李运勾结，张光并不知道，派儿子张援率众帮助晋邈。李运和杨难敌夹击晋邈等人，张援被流箭射中而死，贼势于是大盛。张光据守成固城，自夏天直到冬天，因愤懑激发而成病。属官和百姓都劝张光退守魏兴，张光按剑说：“我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典，不能剪除贼寇，如今如果能为此而死，就像登仙一样，怎么能退回去呢！”话音刚落便去世了，时年五十五岁。百姓悲伤哭泣，远近之人都为他哀痛惋惜。张光有两个儿子：张炅、张迈。张炅年轻时被征召为太宰掾。张迈多才多略，有父亲的风范。州人推举张迈暂代州事，他与贼交战而死。别驾范旷和督护王乔护送张光的妻子儿女，率领张光遗留下的部众，返回并据守魏兴。后来义阳太守任愔任梁州刺史，张光的妻子儿女归回本郡。南平太守应詹向都督王敦陈述说：“张光在梁州能够振兴衰微、继承断绝，威名震动巴郡、汉中。正值中原倾覆，征镇失守，对外没有救援，对内缺乏物资，他以少敌多，苦苦抵抗多年，严守节操而不屈服，应当追论他的功劳，给予显著的追赠，以慰藉生者和死者。”王敦没有采纳。赵诱，字元孙，是淮南人。家世世代以将领身份显达。州府征召他任言簿。适逢刺史郗隆接到齐王司马冏的檄文，命令他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郗隆想奉檄起兵，举义讨伐，但他的几个儿子、侄子都在洛阳；想要坐观成败，又担心被司马冏讨伐，进退两难，于是召集属吏商议。赵诱劝郗隆说：“赵王篡位叛逆，是天下人共同憎恨的对象。如今义兵像暴风一样兴起，他必定失败。现在替明府君谋划，不如亲自率精兵直奔许昌，这是上策。否则，也可以留下后军，派猛将率兵前往会盟，这是中策。如果只派少量军队随势助成胜局，只是下策。”郗隆说：“我承受两位皇帝的恩典，不偏向帮助哪一方，只想保全本州罢了。”赵诱与治中留宝、主簿张褒等劝谏郗隆：“如果谁也不帮助，变乱就要发生，本州也无法保全。”郗隆仍然犹豫不决，最终被他的部下杀害。赵诱回到家中，闭门不出。左将军王敦任命他为参军，加授广武将军；他与甘卓、周访共同讨伐华轶，将其击破。又在西湘攻打杜弢。太兴初年，再与甘卓进攻杜弢，将其消灭。因屡立功劳，赐爵平阿县侯，代替陶侃任武昌太守。当时杜曾迎接第五猗到荆州作乱，王敦派赵诱与襄阳太守硃轨共同抵抗。第五猗是愍帝派遣的将领，又有一时的声望，荆州、楚地都归附他。赵诱等人苦战，全部战死，王敦非常悲痛惋惜，上表追赠赵诱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谥号敬。赵诱的儿子赵龚，与赵诱一同战死。元帝为晋王时，下令追赠赵龚为新昌太守。赵龚的弟弟赵胤，字伯舒。王敦派周访攻打杜曾时，赵胤请求随军出征。周访畏惧杜曾强大，想先把赵胤当作诱饵，使杜曾的军队疲惫后再进攻。赵胤斩获了许多首级。王导征召他任从事中郎。南顿王司马宗反叛，赵胤杀死司马宗。因此王导、庾亮都倚重他。转任冠军将军，升任西豫州刺史，死于任上。史臣说：忠诚是美德，坚贞就是侍奉君主；为国家尽力而死，经历艰险而始终如一。罗宪、滕修，整饰衣冠出仕，面向巴东接受皇帝赐予的军符，越过岭峤挥动军旗。适逢帝王的命运沦落，朝廷失守，他们在郕、巴丘流泪，在都亭聚集为国大哭。古代忠贞刚烈的人，很少有能与他们相比的！孝兴有智有勇，玄威武艺高强，在河西消灭丑虏，在硜北制服凶恶首领，识破杨欣必然失败，讥刺杨骏加速灾祸。陶璜、吾彦如同骏马并驾齐驱，毛炅屈服于陶璜深谋，陆抗惊异于吾彦出众的谋略。承担薪楢之任的人，清正的法度自然流传久远；统率军队的臣子，声名更加显赫。景武是南楚的俊杰；元孙出自累世将门，把赴死比作登仙。赵诱以死效忠，陈述上策，最终与张光一同死去，他们的坚贞由此得以保存。赞曰：罗宪居守玉叠，才华广博，声誉流传。滕修奔赴石门，仁惠的政绩显著。孝兴、玄威，操守行为没有违失。愚坟一战完成礼义，杨骏之门招致讥刺。陶璜谋略超绝，吾彦才能雄杰。暗中出兵袭击董元，观察薛珝军容而发出感叹。赵诱和张光，神奇谋略多种多样。张光任北地都尉，在西湘建立功勋。

译列传第二十八 周处（儿子周▯；周▯的儿子周勰；周▯的弟弟周札；周札的哥哥的儿子周筵）　周访（儿子周抚；周抚的儿子周楚；周楚的儿子周琼；周琼的儿子周虓；周抚的弟弟周光；周光的儿子周仲孙） 周处，字子隐，是义兴阳羡人。父亲周鲂，任吴国鄱阳太守。周处年少丧父，还未到二十岁，臂力过人，喜欢纵马驰骋、打猎，不修养细小的品行，放纵情欲，州中乡里都以他为患。周处自己知道被人厌恶，于是慨然产生改过自励的志向，对父老们说：“如今时令调和、年成丰收，为什么还要忧苦而不快乐呢？”父老叹息说：“三害还没有除掉，有什么快乐可言！”周处说：“说的是什么？”父老回答：“南山的白额猛兽，长桥下的蛟龙，加上你，正好是三害。”周处说：“如果这是祸患，我能够除掉它们。”父老说：“你如果能除掉它们，那就是全郡最大的庆事，不只是除去祸害而已。”周处于是进山射杀猛兽，接着跳入水中搏击蛟龙。蛟龙有时沉下去，有时浮上来，游行数十里，周处也跟着它一起前进，经过三天三夜，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都互相庆贺。周处果然杀死蛟龙回来，听到乡里人互相庆贺，才知道人们憎恨他到了这种程度，于是到吴地去寻找二陆。当时陆机不在，只见到陆云，便把事情详细告诉他，说：“想要自我修养，可是年华已经蹉跎，恐怕将来来不及了。”陆云说：“古人看重早晨听到道理、晚上就改正错误；你的前途还很远。况且只怕你的志向不能树立，何必担忧名声不能显扬呢！” 周处于是励志好学，具有写文章的才思，立志追求正义刚烈，说话一定忠诚守信，严格约束自己。一年后，州府相继征召他。他仕于吴国，任东观左丞。孙皓末年，任无难督。吴国平定后，王浑登上建邺宫，设酒宴饮，酒兴正浓时对吴人说：“诸位不过是亡国遗民，难道不悲伤吗？”周处回答：“汉末天下分崩，三国鼎立，魏国先灭，吴国后亡；亡国的悲伤，难道只有一个人有吗？”王浑面露惭色。周处进入洛阳后，逐渐升任新平太守。他安抚和协调戎狄，叛乱的羌人归附，雍州人赞美他。后转任广汉太守。郡中积压的诉讼很多，有的案件经过三十年仍未判决，周处详细查明其中的是非曲直，一天之内全部判决发遣。因母亲年老而辞职回家。不久被任命为楚内史，还没有赴任，便被征召任散骑常侍。周处说：“古人辞去大的官职，不辞小的官职。”于是先到楚地赴任。楚郡经历战乱后，新旧居民杂居，风俗还没有统一，周处着重以教义教化百姓，又检查无人认领的尸骸和野外白骨，收集安葬，然后才接受征召。远近之人都称赞感叹。周处任近侍时，经常规劝讽谏皇帝。升任御史中丞后，凡是弹劾纠察，都不回避受宠的人和皇亲。梁王司马肜违法，周处严厉深入地审理他的案件。氐人齐万年反叛时，朝廷大臣厌恶周处刚强正直，都说：“周处是吴国名将的儿子，忠烈果敢刚毅。”于是让他隶属夏侯骏西征。伏波将军孙秀知道周处将会战死，对他说：“你有年老的母亲，可以以此为由推辞。”周处说：“忠和孝的道理，怎么能两全？既然辞别亲人侍奉君主，父母又怎么能把我当作儿子呢？今天就是我战死的地方。”齐万年听说后说：“周府君过去任新平太守时，我知道他的为人，文武才能兼备；如果他独自决断而来，就不可抵挡。如果受制于人，这次一定会被擒获。”后来梁王司马肜任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周处知道司马肜对自己不满，一定会陷害自己；但他认为臣子应当尽节，不应推辞畏惧，于是悲愤慷慨地上路，立志不再生还。中书令陈准知道司马肜将要发泄旧日怨恨，便向朝廷进言：“夏侯骏和梁王都是皇亲贵戚，不是统率军队的人才；进军不求功名，退兵也不怕获罪。周处是吴人，忠勇果决刚强，有怨恨却没有援助，一定会丧命。应当下诏让孟观率精兵一万人作为周处的前锋，一定能够消灭贼寇。否则，司马肜应当让周处作为先头部队，他必定会失败。”朝廷没有听从。当时贼军驻扎在梁山，有七万人，而夏侯骏逼迫周处只率五千兵进攻。周处说：“军队没有后续援军，一定会彻底失败；即使因此丧命，也只是为国家招来耻辱。”司马肜再次命令周处进讨，周处于是与振威将军卢播、雍州刺史解系在六陌进攻齐万年。将要交战时，周处的士兵还没有吃饭，司马肜催促他们迅速进军，并断绝了他们的后援。周处知道必败，作诗说：“走吧，世间的事情已经结束，策马去观察西方的戎人。即使以藜藿为食也甘愿，只希望能够善终。”说完便投入战斗，从早晨一直战到傍晚，斩杀敌人以万计。弓弦断了，箭也用尽，卢播、解系却不来救援。左右侍从劝他退兵，周处按剑说：“这正是我为国尽节、奉献生命的日子，为什么要退呢！况且古代良将接受命令后，要凿开象征凶门的城门出战，因为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如今各军背弃信约，形势必然不能振作。我身为大臣，以生命为国捐躯，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奋力作战而死。追赠平西将军，赐钱一百万，赐墓地一顷，赐京城土地五十亩作为宅第，又赐王家附近田地五顷。诏书说：“周处的母亲年老，又加上他是远方人，朕常常怜悯挂念，供给她医药、酒和米，赐给她这些物品直到终年。” 周处著有《默语》三十篇和《风土记》，还编撰了《吴书》。当时潘岳奉诏作《关中诗》说：“周处遵从军令，身体涂满敌人的斧钺之血。这样的人虽然逝去，坚贞的节操却得以彰显。”西戎校尉阎缵也献诗说：“周处保全了自己的节操，美好的声名永不停止。他虽然已经死去，姓名却确实载入良史。”元帝为晋王时，准备给周处发布策书、确定谥号，太常贺循议论说：“周处践行德行，清正端方，才干器量高出常人；历任四郡太守，使百姓安定，建立政绩；入朝统率百官，坚贞守节而不屈；在军队中献出生命，面对危难奉献性命：这些都是忠臣贤人的丰厚实绩，是烈士的高远节操。按谥法，守持德行而不改变，叫作‘孝’。”于是给他谥号孝。有三个儿子：周▯、周靖、周札。周靖早年去世，周▯、周札都很有名声。周▯字宣佩。他坚强刚毅，沉着果断，有父亲的风范，但文学才能不如父亲。他闭门自守，洁身自好，不随意交游，士人朋友都仰慕他的声望而敬畏他，因此名声重于一方。二十岁时，州郡征召他，他不肯就任。刺史刚到任时，召他任别驾从事，谦虚降低身份，备具礼仪，他才接受任命。多次被推荐给宰府，举为秀才，任议郎。

译太安初年，妖贼张昌、丘沈等人在江夏聚集民众，百姓像归家一样跟随他们。惠帝派监军华宏讨伐，被他们在障山击败。张昌等人的势力逐渐强盛，杀死平南将军羊伊、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等人，所到之处官军都覆没。张昌的部将封云率军进攻徐州，石冰进攻扬州，刺史陈徽逃走，石冰于是占领扬州土地。周▯秘密准备讨伐石冰，暗中联合前南平内史王矩，共同推举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并与江东人士一同起兵，杀死石冰任命的吴兴太守区山以及各位长史。石冰派部将羌毒率数万人抵挡周▯，周▯在阵前斩杀羌毒。当时右将军陈敏从广陵率军帮助周▯，在芜湖斩杀石冰的部将赵驡，于是与周▯一同进军，在建康攻打石冰。石冰向北逃去投奔封云，封云的司马张统斩杀封云、石冰后投降，徐州、扬州一并平定。周▯没有谈及功劳和赏赐，遣散部众回家。陈敏在扬州反叛，任命周▯为安丰太守，加授四品将军。周▯称病不赴任，暗中派使者告知镇东将军刘准，让他发兵到江边，自己作为内应，并剪下头发作为信物。刘准在寿春，派督护衡彦率军向东进发。当时陈敏的弟弟陈昶任广武将军、历阳内史，以吴兴人钱广为司马。周▯暗中劝说钱广杀死陈昶。周▯与顾荣、甘卓等率军进攻陈敏，陈敏的部众溃败，他单骑向北逃走，在江乘县境内被擒获，在建康将他斩杀，并诛灭三族。东海王司马越听说周▯的名声，召他任参军。朝廷下诏补任尚书郎、散骑郎，他都没有赴任。元帝初年镇守江左，任命周▯为仓曹属。起初，吴兴人钱璯也起兵讨伐陈敏，司马越任命他为建武将军，让他率领部属到京都会合。钱璯到达广陵，听说刘聪逼近洛阳，胆怯不敢前进。皇帝催促他按军期进军，钱璯于是谋反。当时王敦升任尚书，按理应当奉征召与钱璯一同西行。钱璯暗中想杀死王敦，借机起事，王敦听说后，逃走报告皇帝。钱璯于是杀死度支校尉陈丰，焚烧官府仓库，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持孙皓的儿子孙充，立他为吴王，不久又杀死了他。钱璯前来侵扰▯县。皇帝派将军郭逸、郡尉宋典等讨伐他，但因兵力少，不敢前进。周▯又集合乡里的义兵，率领他们与郭逸等一同进军，讨伐钱璯，斩杀了钱璯，将他的首级传送到建康。周▯三次平定江南，开创并恢复了王业，皇帝赞赏他的功勋，任命周▯代理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为乌程县侯。吴兴经历寇乱之后，百姓饥荒，盗贼公开横行；周▯很有威望和恩惠，百姓敬爱他，一年之间，境内便安宁平静。皇帝认为周▯多次兴起义兵，功勋和忠诚都很盛大，于是把阳羡、长城以西乡地和丹阳的永世另外设置为义兴郡，以彰明他的功劳。周▯宗族强盛，人心归附，皇帝对他有所疑忌和畏惧。当时中州人士辅佐王业，而周▯自认为没有得到适当任用，内心怀有怨恨，又被刁协轻视，羞惭愤怒更加深重。当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人王恢也被周凯侮辱，于是与周▯暗中谋划诛杀执政大臣，推举周▯和戴若思与南方士人共同辅佐皇帝治理天下。此前，流民首领夏铁等寄居在淮水、泗水之间，王恢暗中写信给夏铁，令他起兵，自己准备与周▯以三吴响应。建兴初年，夏铁已经聚集数百人，临淮太守蔡豹斩杀夏铁并上报。王恢听说夏铁已死，害怕获罪，逃到周▯那里，周▯杀了他，把尸体埋在猪圈里。皇帝听说后把这件事秘密隐瞒，召周▯任镇东司马；周▯还没有到任，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周▯向南出发，到芜湖时，皇帝又下令说：“周▯世代忠烈，义行和忠诚显著，我很钦佩喜爱。现在任命他为军谘祭酒，将军职务照旧，进爵为公，俸禄、品秩和属官都按照开国公的旧例办理。”周▯因职务反复变更而愤怒，又知道自己的谋划已经泄露，于是忧愤成疾，背上生疽而死，时年五十六岁。临死前，他对周勰说：“杀我的人是那些北方粗人，能够替我报仇的，才是我的儿子。” 吴地人称中原人为“伧”，所以才这样说。追赠辅国将军，谥号为“忠烈”。儿子周勰继承爵位。周勰，字彦和。他常常缄默，不提父亲的话。当时中原失去官职、丧失守土而避乱南来的士人，大多占据显要职位，驾驭吴地人，吴地人很是怨恨。周勰因此想起兵，暗中结交吴兴郡功曹徐馥。徐馥家中有部曲，周勰让徐馥假称叔父周札发出命令来集合众人，豪侠中喜欢动乱的人纷纷归附，以讨伐王导、刁协为名。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响应。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聚众数千人，将要奉周札为主。当时周札因病回家，听说此事大惊，于是向义兴太守孔侃报告叛乱。周勰知道周札不赞同此事，不敢发兵。徐馥的党羽害怕了，攻打徐馥并杀死他。孙弼的部众也溃散，宣城太守陶猷将其消灭。元帝认为周氏世代都是豪门望族，为吴人所尊奉，所以没有追究到底，仍像以前一样安抚他们。周勰被周札责备，失意回家，生活淫逸奢侈，放纵恣肆，常对人说：“人生能有多少时候，只应当让自己痛快罢了。”后来死于临淮太守任上。周勰的弟弟周彝，年轻时便有声名，元帝征召他任丞相掾，但很早就去世了。周札，字宣季。性情矜持险诈，喜好财利，外表刚强而内心怯弱，年轻时便以豪门右族自居，州郡征召任命他都不肯接受。察举为孝廉，授郎中、大司马齐王司马冏参军。出任句容令，升为吴国上军将军。征召为东海王司马越参军，也不就任。因讨伐钱璯有功，赐爵漳浦亭侯。元帝任丞相时，上表任命周札为宁远将军、历阳内史，他不赴任，改任从事中郎。徐馥之乱平定后，任周札为奋武将军、吴兴内史，合计前后功劳，改封东迁县侯，进号征虏将军，兼任临扬州江北军事、东中郎将，镇守涂中，他没有赴任，又转任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周札脚有疾病，不能拜受官职，坚持推辞了一年多，有关官员弹劾上奏，他不得已才到任视事。加授散骑常侍。

译王敦起兵攻打石头，周札打开城门迎接王敦，因此朝廷军队大败。王敦转任周札为光禄勋，不久又补任尚书。过了一段时间，升为右将军、会稽内史。当时周札哥哥周靖的儿子周懋任晋陵太守、清流亭侯，周懋的弟弟周筵任征虏将军、吴兴内史，周筵的弟弟周赞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武康县侯，周赞的弟弟周缙任太子文学、都乡侯，周札次兄的儿子周勰任临淮太守、乌程公。周札一家共有五人封侯，并且都身居显位，吴地士人中富贵显盛，没有谁能与他们相比，王敦深深忌惮他们。后来周筵的母亲去世，送葬的人有上千，王敦更加害怕。当王敦病重时，钱凤认为周氏宗族强盛，与沈充的权势相当，想把自己托付给沈充，谋划消灭周氏，使沈充能够独揽扬州的威权，于是劝王敦说：“凡是拥有国家的人，忧患在于臣下势力强大而逼迫君主，自古以来祸端常常都由此产生。如今江东豪族没有比周氏、沈氏更强的，您死以后，这两个家族必定不得安宁。周氏势力强而且人才众多，应当先对付他们，这样后代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保全。”王敦采纳了他的话。当时有个道士叫李脱，以妖术迷惑众人，自称活了八百岁，所以号称李八百。他从中原来到建邺，用鬼道给人治病，又擅自给人授予官位，当时人多信奉侍奉他。李脱的弟子李弘在灊山收养徒众，说自己应验谶言，应当称王。因此王敦派庐江太守李恆告发周札及其几个兄长的儿子与李脱共同谋划图谋不轨。当时周筵任王敦的谘议参军，王敦便在营中杀死周筵、李脱和李弘，又派参军贺鸾到沈充那里，把周札的兄弟及子侄全部秘密杀掉，随后进军会稽，袭击周札。周札起先不知道，突然听说军队到来，便率领部下数百人出城抵抗，部众溃散后，他被人杀死。周札生性贪财好色，只把经营产业当作要务。军队到来的那天，库中有精良的兵器，外面已经发白，正好可以配发给士兵，周札还舍不得拿出来，只把破旧的发给他们，他吝啬鄙陋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士卒没有人愿意为他效力。王敦死后，周札、周筵过去的属吏一同到宫阙为周氏的冤屈申诉，认为应当加以追赠谥号。事情交给八座官员议论，尚书卞壶议论说：“周札在石头之战中开门迎接寇贼，终于使王敦肆意作乱，这是周札的罪责。追赠之意，我认为不妥。周懋、周筵兄弟应当恢复原来的官位。”司徒王导议论说：“周札在石头，忠心存于社稷，合乎义理而不惜牺牲自己。至于往年的事情，从我等有辨识以来，和周札的情形难道有什么不同吗？这番话确实已经明白地呈于圣上鉴察。议论的人看到奸逆已经显露，便想据此推断往年已有不臣的苗头。即使再让他们处于当时的情势中，也应当说，当时众人还没有觉察。既然后来觉察到奸邪的萌芽，周札和我等便以身报国，至死不渝；周札不久也被斩首灭族。朝廷的檄命已经下达，大事已经确定，却又立即把他定为叛逆党徒。这样使邪正失去准则，进退都没有依据，实在是国家体制所应深深惋惜的。我认为应当和周顗、戴若思等人同样处理。”尚书令郗鉴议论说：“褒贬善恶，应当使名分明确、条例通行。如今周顗、戴若思因守节而死得以恢复官位，周札却因开门迎敌而与他们同例，事情不同而赏赐相同，令人疑惑。按照司徒的议论，认为往年之事从有识以来都与周札没有不同，这样说来，邪正本来就清楚地各有所在。过去宋文公失礼，华乐承受了不臣之罪；齐灵公宠信奸孽，高厚受到跟随昏君的诛戮。以古事来对照今事，谯王、周顗、戴若思都应当承受这样的罪责，哪里还有加以追赠、恢复官位的道理！如今既然根据已经显露的事实恢复了他们的官位，那么周札应当被贬斥责罚就很明白了。”王导再次议论说：“我看了令君的议论，周札开门的行为必定与谯王、周顗、戴若思不同。如今说周札开门，只是听到钱凤的传言，难道最终就能证明是事实吗？如果仅凭传言确定褒贬，不如推究实情、考察证据。议论的人认为周札知道隗、刁协扰乱政治，相信王敦是在匡正救助国家；如果确实相信这种匡救，并且奸佞已经被除掉，这就如同流放四凶之族，以成就君主崇高的功业。这样看来，周札就是忠于社稷。后来王敦悖逆荒谬，做出了事先无法想到的事情；周札也闭门不与他同流合污，因而遭到灭族，这就是他为正义而死。相信王敦当时是在匡救国家，却没有料到他将来会犯下大逆；厌恶隗、刁协的乱政，而没有失去臣子的贞节，当时朝廷士人难道只有周顗、周札吗！如果一概说他们不忠，恐怕会冤枉谯王、周顗、戴若思。他们各自以死保卫国家，这也是臣子的节操。只是所见有相同和不同，但都期望他们必然忠诚，所以应当说明罢了。若按如今令君的议论，那么宋国的华乐、齐国的高厚，在隗、刁协之事上也会成为这样的人了。过去子纠遇难，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如果以死为贤，那么管仲就应当被贬斥；如果以不死为贤，那么召忽赴死反而成了过失。古代典籍为什么能把两人都说成合乎义理？正是因为他们忠诚的实情相同。死亡虽是忠诚的一种表现，却不一定忠臣都必须以死相殉。汉高祖留下约法：不是刘氏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违背命令，天下共同诛讨。后来吕后封吕氏诸人为王，周勃顺从她，王陵却在朝廷上据理力争，难道能说王陵不忠吗？周勃诛灭吕氏、尊立汉文帝，使汉朝社稷安定，忠诚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那么王陵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前代史书却把两人都作为美谈。由此可知，死与不死、争与不争，只要推究实情、充分考虑其心意，就不能一概而论。况且周札临死前已经确定谥号，违背叛逆党徒而归顺正道，又承受凶邪势力的杀害，他显然没有辜负忠义。郗鉴又驳议表示不同意，但朝廷最终采纳了王导的意见，追赠周札为卫尉，派使者用少牢祭祀他。周札的长子周澹，任太宰府掾。次子周稚，察举为孝廉，但没有赴任。周筵卓越出众而有才干，授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升任黄门侍郎。徐馥之乱时，周筵的族兄周续也聚众响应。元帝商议想讨伐他，王导认为：“兵力少了不足以制服寇贼，派兵太多又会使根本空虚。黄门侍郎周筵忠勇刚烈，受到一郡人的敬重。我认为只派周筵去，就足以杀死周续。”于是下诏给周筵一百名力士，让他带轻骑返回阳羡。周筵当天就上路，昼夜兼程。到了郡中，正要进城，在城门遇到周续，周筵对周续说：“应当和你一同到孔府君那里，有事情要商议。”周续不肯进去，周筵强迫拉着他一起进去。坐定后，周筵对太守孔侃说：“府君为什么把贼人放在座中？”周续在衣服里面藏着小刀，立即拔刀逼近周筵。周筵斥责郡中传教吴曾说：“为什么不动手！”吴曾很有胆力，便用刀环撞击周续，将他杀死。周筵于是想诛杀周勰，周札拒绝不许，便把罪责推给族兄周邵，杀了周邵。周筵没有回家探望母亲，于是长驱离去，他的母亲狼狈地追赶他。他忠于公事到了这种程度。周筵升任太子右卫率。王敦发动叛乱时，加授冠军将军、都督会稽、吴兴、义兴、晋陵、东阳军事，率领水军三千人讨伐沈充，还没有出发，朝廷军队已经战败。周筵听说周札开城迎接王敦，愤怒慨叹，情绪都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不久便遇害。王敦之乱平定后，他和周札一同恢复了原有官职。

译当初，周筵在姑孰修建五间屋子，六根横梁同时跳出掉到地上，只有一根衡木独立在柱头断裂的节上，十分危险，即使借助人工也不可能造成这种情形。后来周筵一家最终覆灭。周筵的弟弟周缙，年轻时没有品行操守，曾在建康乌衣道上遇到孔氏家的婢女，当时正和两个同僚同乘一车，便命随从把婢女抓上车，他强横暴虐到了这种地步。周访，字士达，本是汝南郡安城县人。东汉末年为躲避战乱迁居江南，到周访已是第四代。吴国平定后，便在庐江郡寻阳县安家。祖父周纂，任吴国威远将军。父亲周敏，任左中郎将。周访年轻时沉着坚毅，谦逊而能礼让，果断决绝，周济穷困、救助贫乏，家中没有多余财产。他任县功曹时，陶侃还是一名闲散小吏，周访推荐他任主簿，两人结为朋友，并把女儿嫁给陶侃的儿子陶瞻。周访被察举为孝廉，授郎中、上甲令，都没有赴任。乡里有人偷了周访的牛，在坟地间把它杀掉，周访查明后，暗中把牛肉埋了，不让人知道。元帝渡江后，任命周访参与镇东将军府军事。当时有一个人与周访同名，罪当处死，官吏误把周访逮捕。周访奋力击打捕吏，几十名捕吏都逃散了，而周访自己到元帝面前归案，元帝没有治他的罪。不久任命他为扬烈将军，统领一千二百名士兵，驻扎在寻阳鄂陵，与甘卓、赵诱讨伐华轶。他所统辖的厉武将军丁乾与华轶所统辖的武昌太守冯逸相互勾结，周访将丁乾收捕斩首。冯逸来攻打周访，周访率众击败他。冯逸逃走退守柴桑，周访乘胜进军讨伐。华轶派党羽王约、傅札等一万多人援助冯逸，双方在湓口大战，王约等又被击败。周访与甘卓等会师于彭泽，与华轶水军将领硃矩等交战，再次击败他们。华轶的将领周广焚烧城池响应周访，华轶的部众溃散，周访擒获华轶并斩杀，随即平定江州。皇帝任命周访为振武将军、寻阳太守，加赐鼓吹仪仗和曲盖，又命周访与各路军队共同征讨杜弢。杜弢制作桔槔，用来撞击官军船舰，周访制作长岐枨抵挡它，桔槔便不能造成伤害。但贼军又从青草湖秘密抄袭官军，并派将领张彦攻陷豫章，焚烧城邑。王敦当时镇守湓口，派督护缪蕤、李恆接受周访节制，共同攻击张彦。缪蕤在豫章、石头与张彦交战，张彦军退走，周访率麾下将领李午等追击张彦，将其击败，并在阵前斩杀张彦。当时周访被流箭射中，折断前面两颗牙齿，神态脸色都没有改变。到了傍晚，周访与贼军隔水相对，贼军人数是官军的几倍。周访自知力量不能抵敌，于是暗中派人装作砍柴取薪的人出营，随后结阵击鼓而来，大声喊道：“左军到了！”士卒都高呼万岁。到了夜间，命令军中多点火把并进食，贼军以为官军援兵越来越多，天还没亮就撤退了。周访对诸将说：“贼军一定会撤退，但他们最终会知道我们没有援军，必定回来袭击我们，应当赶快渡到水北。”渡河后，周访立即砍断桥梁，贼军果然赶到，隔着水无法前进，于是退回湘州。周访又率水军攻打湘城，军队到达富口，而杜弢派杜弘出兵海昏。当时湓口骚动，周访步行登上柴桑，偷偷渡河，与贼军交战，斩首数百。贼军退守庐陵，周访追击并击败他们，贼军据城自守。不久军粮被贼军掠夺，周访退驻巴丘。粮食仓储运到后，又在庐陵包围杜弘。杜弘把宝物大量扔到城外，士兵争相拾取，杜弘趁阵势混乱突围而出。周访率军追击，缴获的鞍马、铠甲、兵器多得数不清。杜弘进入南康，太守准备率兵迎击，又被周访击败，逃奔临贺。皇帝又晋升周访为龙骧将军。王敦上表任命他为豫章太守。加授征讨都督，赐爵寻阳县侯。当时梁州刺史张光去世，愍帝任命侍中第五猗为征南大将军，监督荆、梁、益、宁四州，从武关出兵。贼军将领杜曾、挚瞻、胡混等都迎接第五猗，奉他为主，聚集数万兵众，在石城击败陶侃，进攻驻守宛地的平南将军荀崧，没有攻克，便率军向江陵进发。王敦任堂弟王暠为荆州刺史，命督护、征虏将军赵诱，襄阳太守硃轨，陵江将军黄峻等讨伐杜曾，却在女观湖大败，赵诱、硃轨都遇害。杜曾于是驱逐王暠，直抵沔口，大肆作乱，威势震动江、沔地区。元帝命周访攻打他。周访有八千兵众，进军到沌阳。杜曾等锐气非常旺盛，周访说：“先发制人，是用兵的高明谋略。”他让将军李恆督率左甄，许朝督率右甄，周访亲自统领中军，高高举起旗帜。杜曾果然畏惧周访，先攻打左右两甄。杜曾勇冠三军，周访很憎恶他，便在阵后亲自射雉，以安定众人的心。又命令部众说：“一甄败了，就击鼓三通；两甄败了，就击鼓六通。”赵胤率领他父亲留下的兵力归属左甄，奋力作战，失败后又重新结阵。赵胤骑马奔驰报告周访，周访发怒，呵斥他命令再次进攻。赵胤号哭着回去再战，从早晨一直到申时，左右两甄都失败了。周访听到鼓声，挑选精锐八百人，亲自给他们斟酒，让他们饮用，并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听到鼓声才能进攻。贼军距离不到三十步时，周访亲自击鼓，将士们都跳跃着奔赴战场，杜曾的军队于是大败，官军杀死一千多人。周访连夜追击，诸将请求等到第二天，周访说：“杜曾骁勇善战，先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疲劳而我们安逸，所以才能战胜他们。应当趁他们衰弱乘胜追击，可以将其消灭。”他击鼓前进，于是平定汉水、沔水地区。杜曾等逃走，固守武当。周访因功升任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驻军襄阳。周访对属官说：“从前城濮之战，晋文公因为得臣没有死而面有忧色。如今不斩杜曾，祸患就不会结束。”于是出其不意再次进攻，击败杜曾，杜曾逃走。周访的部将苏温擒获杜曾，押送到军中，同时擒获第五猗、胡混、挚瞻等，送交王敦。周访又禀告王敦，说第五猗是被杜曾逼迫的，不应杀他。王敦不听，仍将第五猗斩杀。晋升周访为安南将军、持节，都督和刺史等职仍照旧。

译起初，王敦害怕杜曾造成祸乱，对周访说：“擒获杜曾后，我当和你商议，任命你为荆州刺史。”到了这时，王敦却没有任用他。王廙离任后，朝廷下诏任命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因为周访是名将，功勋事业隆盛，面露疑色。他的从事中郎郭舒劝王敦说：“鄙州虽然遭遇寇乱而荒废破败，实际上是用兵之地。如果把它交给别人，将来会有尾大不掉的忧患，您应当亲自兼领，周访任梁州刺史就足够了。”王敦听从了他，周访大怒。王敦亲笔写信解释，又送给周访玉环、玉碗来表达深厚情意。周访把玉碗扔到地上说：“我难道是商贩小人，可以用宝物使我高兴吗！”暗中想谋害王敦。周访在襄阳时，致力于务农、训练士卒，勤于采纳意见，郡守县令有空缺便立即补任，然后上报朝廷。王敦对此忧虑，但又忌惮周访势力强大，不敢另作打算。周访的威名已经显著，远近都喜悦服从；他的智谋勇力超过常人，是东晋中兴时期的名将。他性情谦虚，从未谈论自己的功劳。有的人问周访：“人有一点小小的善行，很少有不自我夸耀的。您的功勋这样大，却从来不说一句，这是为什么？”周访说：“这是朝廷的威灵，将士们效命，我有什么功劳呢！”士人因此更加敬重他。周访训练军队、选拔士卒，想为收复中原出力，与李矩、郭默相互结交，慨然有平定黄河、洛水地区的志向。他善于安抚和招纳，士卒都愿意为他拼死效力。听说王敦有不臣之心，周访总是咬牙切齿。王敦虽然怀有叛逆谋划，但直到周访在世时，始终不敢作乱。起初，周访年轻时遇到善于相面的庐江人陈训，陈训对周访和陶侃说：“你们二人都将官至方面长官，功名大致相同；只是陶侃能享高寿，周访只能享较短的寿命，优劣之别只在寿命长短罢了。”周访比陶侃小一岁，太兴三年去世，时年六十一岁。皇帝悲痛哭泣，诏赠征西将军，谥号“壮”，在他的本郡立碑。有两个儿子：周抚、周光。周抚，字道和。他刚强坚毅，有父亲周访的风范，但统领驾驭军队不如父亲。元帝征召他任丞相掾，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袭承爵位，授鹰扬将军、武昌太守。王敦任命他为从事中郎，他与邓岳一同成为王敦的爪牙。甘卓遇害后，王敦任周抚为沔北诸军事、南中郎将，镇守沔中。王敦发动叛乱时，周抚率领二千人跟随他。王敦失败后，周抚与邓岳一同逃亡。周抚的弟弟周光准备带着资财送给哥哥，同时暗中想擒取邓岳。周抚发怒说：“我和伯山一同逃亡，为什么不先杀我！”正好邓岳到来，周抚出门远远对他说：“为什么不赶快走！如今骨肉亲属尚且想互相加害，何况外人呢！”邓岳调转船头逃走，周抚于是和他一同进入西阳蛮地，蛮族首领向蚕收留了他们。起初，邓岳任西阳太守时，想讨伐各蛮族，到了此时，各蛮族都怨恨他，想杀掉他。向蚕不答应，说：“邓府君困窘地来投奔我，我怎么忍心杀他！”因此两人都得以免死。第二年，朝廷下诏赦免王敦党羽，邓岳、周抚到宫阙请罪，诏令将他们禁锢。咸和初年，司徒王导任命周抚为从事中郎，出任宁远将军、江夏相。苏峻发动叛乱时，周抚率领所部随温峤讨伐苏峻。苏峻平定后，升任监沔北军事、南中郎将，镇守襄阳。石勒的将领郭敬率骑兵攻打周抚，周抚不能守住，率所部逃到武昌，因此获罪免官。不久升任振威将军、豫章太守，后来代替毌丘奥任监巴东诸军事、益州刺史、假节，将军职仍照旧。不久升任征虏将军，加授督宁州诸军事。永和初年，桓温征讨蜀地，提升周抚为督梁州的汉中、巴西、梓潼、阴平四郡军事，镇守彭模。周抚击破蜀地残余寇贼隗文、邓定等，斩杀伪尚书仆射王誓、平南将军王润，因功升任平西将军。隗文、邓定等再次反叛，拥立范贤的儿子范贲为帝。起初，范贤任李雄的国师，用旁门左道迷惑百姓，很多人都奉事他，因此范贲便拥有一万部众。周抚与龙骧将军硃焘击破并斩杀范贲，因功晋封建城县公。征西督护萧敬文作乱，杀死征虏将军杨谨，占据涪城，自称益州牧。桓温派督护邓遐援助周抚讨伐他，不能攻克，于是引兵退去。桓温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等人与周抚会合讨伐萧敬文。萧敬文坚守，从二月一直到八月，才出城投降，周抚将他斩杀，把首级传送到京师。升平年间，周抚升任镇西将军。他在梁州任职三十多年，兴宁三年去世，追赠征西将军，谥号“襄”。儿子周楚继承爵位。周楚，字元孙。起初任征西府参军，跟随父亲进入蜀地，授鹰扬将军、犍为太守。父亲去世后，任周楚为监梁、益二州、假节，袭承建城公爵位。周氏世代在梁州、益州任职，很得当地人心。当时梁州刺史司马勋发动叛乱，周楚与硃序讨伐平定，升任冠军将军。太和年间，蜀地盗贼李金银、广汉妖贼李弘一同聚众作寇，假称自己是李势的儿子，说应当以圣道称王，年号凤皇。又有陇西人李高诈称李雄的儿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杨亮失守，周楚派儿子周诗平定了他们。这一年，周楚去世，谥号“定”。儿子周琼继承爵位。周琼刚烈勇猛，有将帅谋略，历任数郡长官，代替杨亮任梁州刺史、建武将军，兼领西戎校尉。起初，氐人窦冲请求投降，朝廷任命他为东羌校尉。后来窦冲反叛，想进入汉中，安定人皇甫钊、京兆人周勋等谋划接纳窦冲，周琼秘密得知此事，逮捕并斩杀皇甫钊、周勋等人。不久去世。儿子周虓继承爵位。周虓，字孟威。年轻时便有节操。州里征召他任祭酒，后来历任官职，升至西夷校尉，兼领梓潼太守。宁康初年，苻坚的将领扬安侵犯梓潼，周虓坚守涪城，派步兵、骑兵数千人护送母亲和妻子沿汉水前往江陵，却被苻坚的将领硃肜拦截俘获，周虓于是向扬安投降。苻坚想任命他为尚书郎，周虓说：“我承蒙晋国深厚的恩遇，才有今天。但老母被俘，我在这里失去了节操。母子能够保全，是秦国的恩惠。即使公侯那样的尊贵，我也不以为荣耀，何况尚书郎这样的职位呢！”苻坚于是作罢。从此周虓每次入见苻坚，总是像簸箕一样张开双腿坐着，称呼苻坚为氐贼。苻坚很不高兴。适逢元会，仪仗威仪十分整肃，苻坚便对周虓说：“晋家的元会怎么能像这样？”周虓挽起衣袖，厉声说：“戎狄聚集在一起，好比犬羊相群，怎么敢和天子相比！”吕光征讨西域时，苻坚出城为他饯行，戎族士卒二十万人，旌旗绵延数百里。苻坚又问周虓：“我的军队声势力量怎么样？”周虓说：“自戎狄兴起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阵势。”苻坚的党羽认为周虓不恭顺，多次请求杀掉他。苻坚反而更加厚待周虓。周虓于是秘密写信给桓冲，说明苻坚的奸诈谋划。太元三年，周虓秘密到达汉中，苻坚派人追赶并抓住了他。

译后来周虓又与苻坚的侄子苻苞谋划袭击苻坚，事情泄露后，苻坚召来周虓询问情况。周虓说：“从前渐离、豫让，不过是燕国、智伯的微末臣子，尚且漆身吞炭，不忘忠节。何况我周虓世代承受晋国恩惠，怎敢忘记！活着是晋国的臣子，死后是晋国的鬼魂，还有什么可问的！”苻坚说：“现在杀了他，反而成全了他的名声。”于是鞭打周虓，把他迁徙到太原。后来苻坚又攻陷顺阳、魏兴，俘获两地太守，他们都手持符节而不屈服。苻坚感叹说：“周孟威先前不屈服，丁彦远后来洁身自守，吉祖冲绝食而死，都是忠臣啊。” 周虓最终因病死在太原。他的儿子周兴迎接并运送他的灵柩回来，冠军将军谢玄亲自前来哭吊，趁机上疏说：“臣听说表彰善行、彰显功劳，尊崇义举、彰明节操，是为了振扬声教，使美名流传后世。所以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存心忠烈，在敌寇朝廷中仍磨砺节操，终于在荒远之地遭受祸患，痛苦地埋没于黄泉。臣常常为他的志向悲叹，认为他的贤德不亚于苏武。此前朝廷宣告并州，寻访周虓的灵柩，同时寻找他的家属。他们负担数千里，才得以来到这里。如今已经资助护送灵柩，归还其祖坟。伏望圣朝追念他的志向，表彰他的特殊节操，使他坚贞不屈的志向不至于埋没，则生者死者都得到荣耀和慰藉，恩惠也能遍及幽明两界。”孝武帝下诏说：“周虓磨砺志节，忠贞正直，无愧于古代忠烈之士。还来不及脱身，忽然丧失了性命。甄别表彰义节，是国家的典制。追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赐治丧钱二十万、布一百匹。”又赈济赏赐他的家人。周光年轻时就有父亲周访的风范。十一岁时，他拜见王敦，王敦对他说：“你们郡中还没有将领，谁可以任用？”周光说：“明公不以向下属请教为可耻，我私下认为再没有比您更高明的人了。”王敦笑了，任命他为宁远将军、寻阳太守。王敦起兵时，周光率领一千多人前往。到达时，王敦已经死了，周光还不知道，要求拜见王敦。王应秘密不告诉他，只说王敦有病。周光退下说：“如今我从远方来却不能见王公，王公大概已经死了吧？”他立即见到哥哥周抚，说：“王公已经死了，哥哥为什么还要和钱凤一起做贼？”众人都惊愕不已。当夜，众人散去，钱凤逃出，到了阖庐洲，周光擒获钱凤，押送到宫阙请罪，因此得以不被废弃。苏峻发动叛乱时，周光跟随温峤奋力作战有功。苏峻平定后，赐爵曲江男，死于任上。儿子周仲孙，兴宁初年任督宁州军事、振武将军、宁州刺史。在宁州任职时贪婪暴虐，百姓不堪忍受。桓温认为梁州、益州盗贼很多，而周氏世代都有威望，于是又任命周仲孙为监益、豫、梁三州军事。宁康初年，杨安侵犯蜀地，周仲孙失守，被免官。后来征召为光禄勋，去世。起初，陶侃地位卑微时，母亲去世服丧，将要安葬时，家中忽然丢失一头牛，却不知道牛在哪里。遇到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说：“前面山岗上看见一头牛卧在山间污地中，如果把人葬在那里，将来官位最高可以做到人臣之极。”又指着一座山说：“这里次一些，世代可以出二千石官。”说完便不见了。陶侃不久找到了牛，于是把母亲葬在老人所指的地方，又把另一座山指给周访。周访的父亲去世后，便葬在那里，周访果然做了刺史，在宁州、益州很有声望。从周访以下，周氏三代担任益州长官共四十一年，正如老人所说。史臣说：仁义难道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吗？践行仁义就是君子，背弃仁义就是小人。周子隐凭借放纵不羁的才能，具有不受拘束的行为，起初如同凶恶的蛟龙猛兽，在乡里放纵毒害，最终却能够克制自己、振作精神，早晨听闻道理，晚上就改正错误，轻视生命而看重道义，为国尽忠而牺牲自身，可以说是有志向有节操的人。周宣佩奋发忠勇，多次消灭妖乱，威势谋略冠绝本朝，功绩也记载于王府。后来他与朝廷宰辅结下怨恨，暗中谋划异图，因愤怒而不考虑祸患，这就显得心胸狭隘了。最终死于愤恨，难道不可惜吗！周札、周筵等人身负俊逸才干，以雄强豪迈自许，起初受到朝廷猜疑，最终得罪权贵，强者不如弱者，这确实得到了验证。然而周札受命守卫城池，却开门迎接盗贼，舍弃顺从而效法叛逆，这些罪行他确实有。后来虽借凶徒之手被杀，也可以说罪人终于伏诛。朝廷议论要加以荣宠追赠，难道不是僭越吗！晋朝刑政衰败，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做法。周访文武才器兼备，任职能够克敌制胜，平定湘州、罗州，彻底清理江、汉地区，谋略足以辅佐后代，手持符节、统领军队，西蜀仰慕他的威势，中兴时期推举他为名将，功业成就、声名建立，不也是很美好的吗！周孟威身陷敌国朝廷，仍以抗拒的言辞面对伪主，即使史书所载的事迹，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赞曰：周抚最初果敢刚劲，起初邪曲，末了归正。勇力足以除残，忠诚能够舍命。周宣佩功勋卓著，三次平定江东。周札虽曾开门引敌，周筵实际怀有忠心。周访在寻阳施展文武才略，手持旄节和斧钺。子孙相承，法度重重相续。周孟威抗节刚烈，心中始终存有旧主。

译列传第二十九 汝南文成王司马亮（儿子司马粹、司马矩；儿子司马祐；司马羕、司马宗、司马熙）　楚隐王司马玮　赵王司马伦、王司马冏（郑方）　长沙王司马乂　成都王司马颖　河间王司马颙　东海孝献王司马越 自古帝王统治天下，都想广泛树立藩屏，崇尚巩固像城墙一样的屏障。唐尧、虞舜以前，典章制度大多缺失；夏、商以后，遗留下来的事迹还可以知道。然而诸侯在涂山会盟，虽说有万国参加，至于划分疆界、分封土地，仍有些不够详细。到了周王室，封建制度灿然可观，分封亲族贤人，使他们成为列国诸侯。周朝兴盛时，周公、召公辅佐它达到太平；周朝衰弱时，齐桓公、晋文公辅佐它挽救危乱。因此周朝的世代和年数都得以长久昌盛。等到周赧王去世，上天赐予的国运已经终结，王位空虚而没有君主，持续了三十多年。到了暴秦，兼并天下，它警戒周朝削弱的教训，却忽视帝王事业的长远谋划，认为王室衰落是因为诸侯强大。于是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只尊崇自身；到了秦王子弟，也都沦为平民，只想放纵暴虐、凌驾臣民，不顾为后代谋划。枝叶微弱，宗族孤立危急，朝廷内部没有扶持社稷的大臣，外部也缺少藩屏的援助。陈胜、项羽一声号召，天下沸腾，秦二世在望夷宫丧命，在轵道被系颈投降。做事不以古代为鉴，结果两代便灭亡。汉高祖勃然兴起，于是革除这些弊病。于是分封子弟为王，分封有功之臣，赐给他们山川土地，用带钩和磨刀石那样长久的誓言与他们约定。然而纠正偏差却矫枉过正，因害怕喝汤而连凉菜也吹，所封土地疆域超过了古代。起初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接着吴王、楚王起兵作乱。汉高祖虽然消灭了可能形成威胁的势力，却仍足以成为王畿的屏障。到了汉成帝、汉哀帝以后，外戚藩屏逐渐衰败，君臣趁此间隙，窃据帝位、苟且偷安。光武帝雄才大略与天相配，慷慨治理天下，终于能够除凶平乱，使国家重新像大禹配享上天一样昌盛，福祉在两汉京城兴盛，汉朝国运隆盛四百年。宗族支系能够延续不绝的力量，是可以说清楚的。魏武帝曹操忘却治理国家的宏大规划，施行猜忌刻薄的小谋略，有功之臣没有立锥之地，子弟也成为君主不肯任用的人，只是分给他们茅土和社稷，实际上只是传给空虚的爵位；国家根本没有得到庇护，于是三代便灭亡。晋朝想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又重新尊崇藩屏制度，有的人出任方面将帅，享有治理州岳牧的荣耀；入朝则登上台阶，担任宰辅重职。然而托付失当，授任不合宜，政令没有常规，赏罚因此泛滥。有的人有才能却不任用，有的人没有罪却被诛杀，早晨还是伊尹、周公，晚上就成了王莽、董卓。权机在上层丧失，祸乱便在下层发生。楚王、赵王等诸王相继制造争端，只是兴起晋阳的军队，最终并不是勤王之师。起初只为自身选择利益，利益还没有得到，祸害已经临头；开始时本来无心忧虑国家，既然国家没有得到忧虑，又凭什么拯救它！于是使昭阳宫的兴亡变得如同下棋一样，使天子的车驾遭到幽禁，也像周文王被拘于羑里。胡人羯人凌辱晋朝，宗庙变成丘墟，实在令人悲痛。国家有藩屏，就像渡河有船桨一样，安危成败，实际上相互资助。船桨完好，波涛就不足以称为险恶；藩屏牢固，祸乱凭什么能够借此而成！假使八王之中有一个藩王能够依靠，如同梁王抵御大变乱、硃虚侯铲除大恶，那么外敌怎么敢侵犯，内部祸难又从哪里秘密发生！即使天子昏暗懦弱，辅政大臣奢侈放纵，国家即使有所颠沛，也不至于土崩瓦解。为什么这样说呢？琅邪王司马睿与那些诸王相比，权力轻、部众少，衡量长短、比较大小，不能同日而语。他却能单骑渡江，突然占有吴会地区，保存宗庙社稷一百多年。虽说有天时，难道不也是人为吗？哪里像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之流，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之辈，家国一同灭亡，自身和名声也一并毁灭。善恶的结果，难道不正是这样显现的吗！西晋政局混乱、朝廷危急，虽然由当时的君主造成，但煽动风气、加速祸患的人，罪责在八王，所以按次序叙述并加以评论，总称为他们的列传罢了。汝南文成王司马亮，字子翼，是宣帝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年轻时清明机警而有才干，入仕魏朝任散骑侍郎、万岁亭侯，授东中郎将，进封广阳乡侯。在寿春讨伐诸葛诞，失利后被免官。不久授左将军，加散骑常侍、假节，出任监豫州诸军事。五等爵位建立后，改封祁阳伯，转任镇西将军。武帝即位，封为扶风郡王，食邑一万户，设置骑司马，增加参军、掾属，持节、都督关中雍州、凉州诸军事。适逢秦州刺史胡烈被羌族俘虏杀害，司马亮派将军刘旂、骑督敬琰前往救援，却没有进兵，因此获罪，贬为平西将军。刘旂应当处斩，司马亮与军司曹冏上书说，调度指挥的过错是由司马亮发出的，请求免刘旂一死。诏书说：“高平形势危急，估计城中兵力和刘旂的军队足以互相救援，即使不能径直到达，也应当深入进兵。如今有逃奔求救的人，却坐视失败，因此要给刘旂大刑。如果罪责不在刘旂，那就应当有其他承担罪责的人。”有关官员又上奏免去司马亮官职，削减他的爵位和封地。诏令只免去他的官职。不久授抚军将军。这一年，吴国将领步阐前来投降，朝廷授予司马亮符节、都督诸军事的权力，让他接纳步阐。不久又加赐侍中的服饰仪制。咸宁初年，把扶风郡池阳县四千一百户作为太妃伏氏的汤沐邑，设置家令、丞、仆等官，后来改以南郡枝江作为她的食邑。太妃曾患小病，在洛水边举行祓除仪式，司马亮兄弟三人随侍，都持有符节并使用鼓吹仪仗，声势照耀洛水之滨。武帝登上陵云台远远看见，说：“伏太妃可以说是富贵了。”这一年司马亮进号卫将军，加授侍中。当时宗室兴盛，却没有统一统辖，于是任命司马亮为宗师，原有官职不变，让他训导、考察宗室；有不遵守礼法的，小事便用义方正之，大事则根据情况上报。咸宁三年，改封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军事，开府、假节，前往封国，赐追锋车、皂轮犊车和钱五十万。不久征召司马亮任侍中、抚军大将军，兼领后军将军，统领冠军、步兵、射声、长水等营，赐兵五百人、骑兵一百匹。升任太尉、录尚书事，兼领太子太傅，侍中职务仍旧。

译武帝卧病时，司马亮受到杨骏排挤，于是任命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加赐轩悬之乐和六佾之舞。封他的儿子司马羕为西阳公。还没有出发，皇帝病势危重，下诏留下司马亮托付后事。杨骏听说后，从中书监华暠那里索取诏书观看，随后扣留不还。皇帝去世，司马亮害怕杨骏怀疑自己，称病不入宫，只在大司马门外哭吊，并上表请求经过皇帝下葬之处。杨骏想讨伐司马亮，司马亮知道后，向廷尉何勖询问计策。何勖说：“如今朝廷人心都归向您，您为什么不先讨伐别人，却害怕被别人讨伐呢！”有人劝说司马亮率领部众入朝废黜杨骏，司马亮没有采纳，连夜奔驰赶赴许昌，因此得以免祸。杨骏被诛杀后，诏书说：“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体道冲粹，通晓政事道理，辅佐皇帝的功绩显著于本朝，《二南》的德化流布于四方，将依靠他的长远谋略，使王道教化安定。任命司马亮为太宰、录尚书事，入朝不必趋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增加掾属十人，赐给千名士兵、一百匹马，与太保卫瓘共同掌管朝政。”司马亮评议诛杀杨骏的功劳，赏赐有差等不一，想用这种办法姑且取悦众人，因此失去了人望。楚王司马玮有功勋却喜欢树立威势，司马亮畏惧他，想夺取他的兵权。司马玮十分怨恨，于是接受贾后的旨意，诬陷司马亮与卫瓘谋划废立皇帝，假传诏令，派长史公孙宏和积弩将军李肇夜间带兵包围他们。帐下督李龙报告说外面有变，请求抵御，司马亮不听。不久楚王的军队登上墙头呼喊，司马亮惊道：“我没有二心，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有诏书，可以让我看看吗？”公孙宏等不答应，催促军队进攻。长史刘准对司马亮说：“看这情形一定是奸谋，府中贤俊之士很多，还可以尽力抵抗作战。”司马亮又不听，终于被李肇擒获，叹道：“我的忠心，足以剖开来昭示天下了，为什么竟无道地枉杀无辜！”当时天气非常炎热，士兵让司马亮坐在车下，当时的人怜悯他，纷纷为他扇风。将近中午，没有人敢伤害他。司马玮下令说：“能斩杀司马亮的人，赏布一千匹。”司马亮于是被乱兵杀害，尸体被扔在北门的墙边，鬓发、耳朵、鼻子全都被毁坏了。等到司马玮被诛杀后，朝廷追复司马亮的爵位，赐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套、钱三百万、布绢三百匹，丧葬礼仪依照安平献王司马孚的旧例，宗庙设置轩悬之乐。他有五个儿子：司马粹、司马矩、司马羕、司马宗、司马熙。司马粹，字茂弘，早年去世。司马矩，字延明，被授为世子，任屯骑校尉，与父亲司马亮一同被害。追赠典军将军，谥号怀王。他的儿子司马祐继位，就是威王。司马祐，字永猷。永安年间，跟随惠帝北征。惠帝迁往长安，司马祐返回封国。等到惠帝回到洛阳，朝廷把征南军八百人交给他，又特意设置四部牙门。永兴初年，他率众依附东海王司马越，讨伐刘乔有功，被授为扬武将军，以江夏郡云杜县增加封地，连同原有封户共二万五千户。司马越征讨汲桑，上表请求留下司马祐统率三千兵守卫许昌，加赐鼓吹、麾旗。司马越回来后，司马祐返回封国。永嘉末年，因为盗贼遍地，于是南渡长江，元帝任命他为军谘祭酒。建武初年，任镇军将军。太兴末年，兼任左军将军；太宁年间，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咸和元年去世，追赠侍中、特进。他的儿子恭王司马统继位，因南顿王司马宗谋反而被废黜。后来成帝哀悯司马亮一门几乎灭绝，下诏恢复司马统的封爵，他历任秘书监、侍中。去世后，追赠光禄勋。他的儿子司马义继位，官至散骑常侍。去世后，其子司马遵之继位。义熙初年，梁州刺史刘稚谋反，推举司马遵之为首领，事情泄露后，司马遵之被处死。他弟弟司马楷之的儿子司马莲扶继位。宋朝接受禅让后，封国被废除。司马羕，字延年。太康末年，封西阳县公，任散骑常侍。司马亮被害时，司马羕当时八岁，镇南将军裴楷与他是姻亲，偷偷带他逃走，一夜之间转移了八处，因此得以免难。等到司马玮被诛杀后，司马羕进爵为王，历任步兵校尉、左军骁骑将军。元康初年，进封为郡王。永兴初年，任侍中。因是长沙王司马乂的党羽，被废为庶人。惠帝回到洛阳后，恢复司马羕的封爵，任抚军将军，又把汝南郡期思县、西陵县增加给他的封国。永嘉初年，任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兼任后军将军，又把邾县、蕲春县增加给他，连同原有封户共三万五千户。他跟随东海王司马越向东进军到鄄城，后来南渡长江。元帝代行皇帝职权后，改任司马羕为抚军大将军、开府，配给一千名士兵、一百名骑兵；又下诏让他与南顿王司马宗统率流民，使中州得到充实。由于江西荒乱阻塞，他又返回。元帝登基后，司马羕进位侍中、太保。因为司马羕宗室尊贵，元旦朝会时特意为他设置坐床。太兴初年，录尚书事，不久兼任大宗师，加赐羽葆、斧钺，配备班剑六十人，进位太宰。王敦之乱平定后，兼任太尉。明帝即位后，认为司马羕是宗室元老，特意亲自向他行拜礼。司马羕放纵士兵抢劫掠夺，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免去他的官职，皇帝下诏不予追究。等到明帝病重，司马羕与王导一同接受遗命，辅佐成帝。当时成帝年幼，诏令司马羕依照安平献王司马孚的旧例，在殿上设置坐床帷帐，成帝亲自迎接并拜见他。咸和初年，因弟弟南顿王司马宗获罪，司马羕被免官，降为弋阳县王。苏峻作乱时，司马羕到苏峻那里称颂他的功勋，苏峻非常高兴，便假传诏令恢复司马羕的爵位。苏峻平定后，司马羕被赐死。世子司马播、司马播的弟弟司马充以及司马羕的儿子司马崧一同被处死，封国被废除。咸康初年，恢复司马羕宗室属籍，以司马羕的孙子司马珉为奉车都尉、奉朝请。司马宗，字延祚。元康年间，封南顿县侯，不久进爵为公。讨伐刘乔有功，进封为王，增加食邑五千户，连同原有共一万户，任征虏将军。与兄长司马羕一同渡过长江。元帝代行皇帝职权后，任命他为散骑常侍。愍帝在西都时，任司马宗为平东将军。元帝即位后，任抚军将军，兼任左将军。明帝登基后，加授长水校尉，转任左卫将军。他与虞胤都受到明帝亲近信任，被委以掌管禁军的重任。司马宗与王导、庾亮志趣不同，便结交轻薄侠士，把他们作为心腹，王导、庾亮都把这件事进言给皇帝。皇帝因为司马宗是亲属，每每容忍他。等到皇帝病重，司马宗与虞胤秘密谋划作乱，庾亮推门而入，登上御床，流着眼泪把事情告诉皇帝，皇帝才醒悟过来。司马宗被转任骠骑将军，虞胤任大宗正。司马宗于是把怨恨不满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咸和初年，御史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庾亮派右卫将军赵胤逮捕他。司马宗带兵抵抗，被赵胤杀死；他的族人被贬为马氏，妻子儿女被迁徙到晋安，后来又得到赦免。他有三个儿子：司马绰、司马超、司马演，都被废为庶人。咸康年间，恢复他们的宗室属籍。司马绰任奉车都尉、奉朝请。

译司马熙起初封汝阳公，讨伐刘乔有功，进爵为王。永嘉末年，被石勒俘获。楚隐王司马玮，字彦度，是武帝的第五个儿子。起初封始平王，历任屯骑校尉。太康末年，改封到楚国，出居封国，任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后转任镇南将军。武帝去世后，他入朝任卫将军，兼领北军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杨骏被诛杀时，司马玮驻军司马门。他年轻而果敢锐利，常常树立威刑，朝廷因此忌惮他。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认为司马玮性情强横暴戾，不可委以大任，建议让他与诸王一起返回封国，司马玮对此非常愤怒。长史公孙宏、舍人岐盛品行都很差，却受到司马玮亲近。卫瓘等厌恶他们的为人，担心酿成祸乱，准备逮捕岐盛。岐盛知道后，便与公孙宏谋划，借积弩将军李肇假称司马玮的命令，在贾后面前诬陷司马亮、卫瓘。贾后没有察觉，便让惠帝下诏说：“太宰、太保想要做伊尹、霍光那样废立皇帝的事，王应当宣布诏令，命淮南王、长沙王、成都王驻守宫中各门，废黜太宰、太保二公。”夜里派黄门官带着诏书交给司马玮。司马玮想把诏书重新上奏，黄门说：“事情恐怕泄露，这不是秘密诏令的本意。”司马玮于是停止。随即统率本部军队，又假传诏令召集三十六军，亲自下令告诉各军：“上天降祸于晋室，凶乱接连不断。前些时候杨骏之乱，实在依靠诸位平定祸乱。然而太宰、太保二公暗中图谋不轨，想废黜陛下，以断绝武帝的祭祀。现在我谨奉诏令，免去二公官职。我如今奉诏统领中外诸军。凡在宫中值班守卫的，都要严加警戒；在外营驻扎的，立即各自率领部众，径直到行府集合。帮助顺从正道的人讨伐叛逆，是上天所保佑的。悬赏已经公布，等待诸位建立忠诚功勋。皇天后土，实在都听见了这些话。”又假传诏令，让司马亮、卫瓘交出太宰、太保的印绶以及侍中的貂蝉冠饰，返回封国，所有属官都罢免遣散。又假传诏令赦免司马亮、卫瓘的属官，说：“二公暗中谋划，想危害国家，如今免去官职，回到家中。属官以下人员，一概不追究。如果不奉诏令，就按军法处置。能够率领所部首先投降的，封侯并给予赏赐。朕绝不食言。”于是逮捕司马亮、卫瓘，将他们杀死。岐盛劝司马玮说，可以凭借军队的声势诛杀贾模、郭彰，匡正王室，使天下安定。司马玮犹豫不决。正逢天亮，惠帝采用张华的计策，派殿中将军王宫拿着驺虞幡向众军挥示并喊道：“楚王假传诏令。”众人都放下武器逃走。司马玮身边再没有一个人，困窘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一个十四岁的奴仆，驾着牛车准备投奔秦王司马柬。惠帝派谒者传诏命司马玮回营，在武贲署将他擒获，随后交给廷尉。诏令说司马玮假传制令杀害太宰、太保父子，又想诛杀朝臣，图谋不轨，于是将他斩首，时年二十一岁。那天大风，雷雨霹雳。诏令说：“周公决定诛杀管叔、蔡叔，汉武帝裁断昭平君之狱，都是迫不得已的事。廷尉上奏司马玮已经伏法，我内心十分悲痛，应当为他发哀。”司马玮临死时，从怀中取出青纸诏书，流着泪给监刑尚书刘颂看，说：“我是奉诏行事，以为是在维护国家，如今反而成了罪人；我把身体托付给先帝，却蒙受这样的冤屈，希望您能为我申明冤情。”刘颂也抽泣不止，不忍抬头看他。公孙宏、岐盛都被夷灭三族。司马玮性情开朗，有才干，喜欢施舍，能够得到众人的拥戴；到了这时，没有人不流泪，百姓还为他建立祠堂。贾后本来就憎恨卫瓘、司马亮，又忌惮司马玮，所以用计谋接连将他们诛杀。永宁元年，追赠司马玮骠骑将军，封他的儿子司马范为襄阳王，任散骑常侍，后来被石勒杀害。赵王司马伦，字子彝，是宣帝的第九个儿子，母亲是柏夫人。魏嘉平初年，封安乐亭侯。五等爵制建立后，改封东安子，任谏议大夫。武帝接受禅让后，封为琅邪郡王。他因派散骑常侍刘缉购买工匠所盗的御用皮袍而获罪，廷尉杜友判定刘缉弃市，司马伦应与刘缉同罪。有关官员上奏说司马伦爵位尊贵，又是皇帝亲属，不应治罪。谏议大夫刘毅驳斥说：“王法的赏罚，不能偏袒贵贱，然后才能整齐礼制，彰明刑法。司马伦知道皮袍不是普通物品，却隐瞒不告诉官吏，和刘缉同罪。应当因其亲属和尊贵身份议定减刑，却不能免于论罪。应当依照当时的法律，像杜友判定的那样办理。”皇帝认为刘毅驳议有理，但因司马伦是近亲，下诏赦免他。到封国后，任行东中郎将、宣威将军。咸宁年间，改封于赵，升任平北将军、督鄴城守事，进为安北将军。元康初年，升任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守关中。司马伦刑罚和赏赐失当，氐族、羌族反叛，朝廷将他召回京师。不久任车骑将军、太子太傅。他与贾氏、郭氏交往深厚，谄媚侍奉中宫，深受贾后亲信。他请求录尚书事，张华、裴頠坚决不同意。他又请求担任尚书令，张华、裴頠仍然不答应。愍怀太子被废后，朝廷让司马伦兼任右军将军。当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都曾在东宫供职；二人因太子无罪被废而伤心，便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划废掉贾后、恢复太子。但张华、裴頠不可动摇，难以和他们谋划夺权；司马伦掌握兵权要害，且性情贪婪，可以借助他成事。于是他们劝说司马伦的宠臣孙秀：“中宫凶狠嫉妒、暴虐无道，与贾谧等人共同废掉太子。如今国家没有嫡长继承人，社稷将要危险，大臣们将要发动大事。而您表面上侍奉中宫，又与贾氏、郭氏亲善，太子被废之事，人人都说您早已知情。一旦事情发生，灾祸必然牵连到您。为什么不先谋划呢？”孙秀答应了，把这番话告诉司马伦，司马伦接受了。于是他们告诉通事令史张林、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让他们作为内应。事情将要发动时，孙秀知道太子聪明，如果恢复东宫，就会和贤能之人谋划政事，估计自己一定不得志，于是又劝司马伦说：“太子为人刚强勇猛，不能私下请求他支持。您一向侍奉贾后，舆论都把您看作贾氏党羽。如今即使想在恢复太子这件大功上出力，太子怀有旧日怨恨，也一定不会给您奖赏。应当说这是迫于百姓的愿望，反过来借此免罪罢了。这才是加速祸患的原因。现在暂且放慢这件事，贾后一定会害死太子；然后再废掉贾后，为太子报仇，也足以建立功劳，难道只是为了免祸而已吗？”司马伦听从了他。孙秀于是暗中泄露他们的谋划，使贾谧的党羽大多听到了。司马伦、孙秀趁机劝贾谧等尽早杀害太子，以断绝众人的希望。

译太子遇害后，司马伦、孙秀的谋划更加急迫；但许超、司马雅害怕事后遭祸，想要反悔，便托称有病。孙秀又告诉右卫佽飞督闾和，闾和同意了，约定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作为信号。到了约定时间，他们便假传诏令命令三部司马说：“中宫与贾谧等杀害了我的太子，现在命车骑将军入宫废掉中宫。你们都应当服从命令，赐爵关中侯。不服从的，诛灭三族。”于是众人都服从了。司马伦又假传诏令，夜间打开宫门进入，陈兵于道南，派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带领三部司马及一百人，推开宫门进入。华林令骆休作内应，迎接皇帝到东堂。于是废贾后为庶人，把她幽禁在建始殿。逮捕吴太妃、赵粲以及韩寿的妻子贾午等，交给暴室拷问至死。朝廷下诏给尚书办理废后之事，同时逮捕贾谧等人，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座官员，都在夜间入殿，逮捕张华、裴頠、解结、杜斌等，在殿前杀死。尚书这才怀疑诏书有诈，郎师景揭开奏版，请求皇帝亲笔诏书。司马伦等认为他是在动摇军心，便杀了他以示众。第二天，司马伦坐在端门，驻兵向北，派尚书和郁持节把贾庶人送到金墉城。诛杀赵粲的叔父中护军赵浚以及散骑侍郎韩豫等人，朝廷内外许多官员被贬黜或免职。司马伦不久又假传诏令，任命自己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的身份照旧；一切依照宣帝、文帝辅佐魏国的旧例，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参军十人，掾属二十人，军队一万人。让他的世子、散骑常侍司马荂兼任冗从仆射；儿子司马馥任前将军，封济阳王；司马虔任黄门郎，封汝阴王；司马羽任散骑侍郎，封霸城侯。孙秀等人都封为大郡王，且掌握兵权；文武官员中被封侯的有数千人，百官全都交出职权听命于司马伦。司马伦一向庸碌卑下，没有智谋，又受孙秀控制。孙秀的威势权力震动朝廷，天下人都侍奉孙秀，而不再向司马伦求取什么。孙秀起初只是琅邪国的小史，后来在赵国逐步升官，靠谄媚逢迎取得进身。掌握朝廷机要后，便肆意施展奸谋，杀害许多忠良，以满足私欲。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嫌隙，殷浑诱骗游颢的奴仆晋兴，让他假装告发游颢有异心。孙秀没有详细查察，立即逮捕游颢和襄阳中正李迈，将他们杀死，却厚待晋兴，任命他为自己的部曲督。前卫尉石崇、黄门郎潘岳都与孙秀有嫌隙，也被诛杀。于是京城中的君子都不愿让孙秀继续活着了。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认为司马伦、孙秀骄横僭越，内心很不平。司马秀等人也深深忌惮他们，于是派司马冏出镇许昌，夺去了司马允的护军职权。司马允愤怒难平，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允败亡后，司马伦加受九锡，增加封邑五万户。司马伦假意装作谦让，诏令派百官到他的府第反复劝说，侍中宣读诏书后，他才接受。加授孙荂为抚军将军、领军将军，孙馥为镇军将军、领护军将军，孙虔为中军将军、领右卫将军，孙诩任侍中。又任孙秀为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司马，右卫率一职仍旧。张林等人也都身居显要。把相府的军队增加到二万人，和宫廷宿卫军相同；又暗中藏匿士兵，人数超过三万人。在东宫修建三座门和四座角楼，修筑华丽的望楼，并截断宫城东西道路作为外围警戒。有的人对孙秀说：“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想拥立梁王司马肜来诛杀司马伦。”适逢发生星象变异，于是调司马肜为丞相，居住在司徒府，又把杨准、刘逵调任外官。司马伦没有学问，不识字；孙秀也只有狡猾机诈的小才，贪婪好色、昏昧逐利。他们共同任用的，都是邪恶谄佞之徒，只争逐荣华利益，没有深谋远略。司马荂浅薄鄙陋，司马馥、司马虔昏昧凶狠而强暴，司马诩愚蠢粗鄙而轻浮急躁，彼此性情各不相同，互相憎恨诋毁。他们又以各自的荣华利益为争竞，贪图的只是这些，没有深远的谋略。孙秀的儿子孙会，二十岁，任射声校尉，娶皇帝的女儿河东公主为妻。公主的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他便送去聘礼。孙会相貌矮小丑陋，出身甚至不如奴仆，起初还和富家子弟在城西贩马；百姓忽然听说他要娶公主，无不惊骇愕然。司马伦、孙秀都迷信巫术鬼神，听信妖邪之说。孙秀让牙门赵奉假装传达宣帝的神谕，命令司马伦早日进入西宫。又说宣帝在北芒山帮助赵王，于是另在芒山建立宣帝庙。他们认为篡夺皇位的谋划可以成功。任命太子詹事裴劭、左军将军卞粹等二十人为从事中郎，另设掾属二十人。孙秀等部署各路军队，分派亲信掌握要害，让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兼任侍中，负责传达诏命；又伪造禅让诏书，派使持节、尚书令满奋，仆射崔随为副使，奉皇帝玺绶，准备把皇位禅让给司马伦。司马伦假意推辞不接受。于是宗室诸王、公卿士人都假称有符瑞和天文征兆来劝司马伦即位，司马伦才答应。左卫王舆与前军司马雅等率领甲士进入宫殿，向三部司马晓以利害，向他们显示威势和赏赐，众人都不敢违抗。当夜，派张林等驻守各宫门。义阳王司马威和骆休等强行夺取天子的玺绶。夜间漏刻尚未结束，宫内外百官便按照皇帝出行的仪仗迎接司马伦。惠帝乘坐云母车，数百人的仪仗队从华林西门出宫，居住到金墉城。尚书和郁，兼侍中、散骑常侍、琅邪王司马睿，中书侍郎陆机随行，到金墉城下后返回。派张衡卫护皇帝，实际上是把皇帝幽禁起来。司马伦带领五千人，从端门进入，登上太极殿。满奋、崔随、乐广把玉玺和绶带进献给司马伦，于是司马伦僭越登上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始。这一年，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等选举人才都不再考试；计吏以及四方奉使命在京城的人，太学生中年满十六岁以上的和在学二十年的，都授任为官吏；郡县二千石、令、长中在大赦日仍在职的，都封为侯；郡府的纲纪都改任孝廉，县府的纲纪改任廉史。任世子孙荂为太子，孙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孙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孙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党羽也都升任卿、将，纷纷得到大封。其余共同谋划的人全都越级破格升迁，无法一一记载，甚至奴仆、士卒和供役之人也都加授爵位。每逢朝会，头戴貂蝉冠的人坐满席位，当时人讥讽说：“貂尾不够，就拿狗尾来接续。”司马伦又用苟且施予的小恩小惠来取悦人心，府库储藏的财物不够用来赏赐，金银铸造也来不及铸造所需的印章，因此出现了没有刻印的白版侯爵。君子以佩戴这种章服为耻，百姓也看出他的统治不会长久了。

译司马伦亲自到太庙祭祀，回来时遇到大风，旗帜和伞盖都被吹折了。孙秀既然拥立了非常之事，司马伦便十分敬重他。孙秀住在文帝任相国时所居的内府，事情无论大小，司马伦都一定先向他咨询后才施行。司马伦发布的诏令，孙秀动辄加以修改，决定取舍，亲自用青纸书写诏令；有的诏令早晨发布，晚上就改了，一天竟反复四次，百官的任免变动像流水一样。当时有一只雉飞入殿中，从太极殿东阶登上殿，驱赶它后，它又飞到西钟下，过了一会儿飞走了。又有一次司马伦在殿上得到一只奇异的鸟，询问后都不知道它叫什么；连续几天临近傍晚，宫城西边有个穿白衣的小孩说那是“服刘鸟”。司马伦让人把小孩和鸟一起登记后关进牢房，第二天打开牢门查看，门仍然如故，但人和鸟都不知去向。司马伦眼睛上长了一个瘤，当时人们把它看作妖异征兆。当时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都拥有强大的军队，各自割据一方。孙秀知道司马冏等人必定另有图谋，于是选派亲信党羽和司马伦过去的属吏，担任三王的参佐和各地郡守。孙秀本来与张林有嫌隙，虽然表面上互相推崇，内心实际上忌恨他。等到张林任卫将军后，深恨自己不能开府，便暗中给司马荂写信，详细说明孙秀专权，屡屡违背众人心意，而功臣都是小人，扰乱朝廷，应当趁一时机会将他们诛杀。司马荂把信交给司马伦，司马伦又拿给孙秀看。孙秀劝司马伦杀掉张林，司马伦听从了。于是司马伦请宗室在华林园会聚，召张林、孙秀和王舆入园，趁机逮捕张林，将他杀死，并诛灭三族。等到三王起兵讨伐司马伦的檄文送到，司马伦、孙秀才大为恐惧。他们派中坚将军孙辅任上军将军，积弩将军李严任折冲将军，率七千兵从延寿关出发；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闾和等率九千人从堮坂关出发；镇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等率八千人从成皋关出发。召东平王司马楙任使持节、卫将军，统率各军抵御义军。又派杨珍日夜到宣帝别庙祈祷，动辄说宣帝感谢陛下，某日一定能够击破贼军。任命道士胡沃为太平将军，以招来福祐。孙秀家中每天举行淫祀，制作厌胜之文，让巫师选择出兵日期。又命近亲在嵩山穿着羽衣，假称是仙人王乔，制作神仙书，叙说司马伦的国运长久，以此迷惑众人。孙秀想派司马馥、司马虔率军援助各路军队作战，司马馥、司马虔不肯。司马虔一向亲近刘舆，孙秀便让刘舆劝说司马虔，司马虔这才率八千人作为三军的后续援军。可是张泓、司马雅等接连作战虽然获胜，义军散去后总能重新聚集，他们始终无法前进。许超等人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军队在黄桥交战，杀伤一万多人。张泓直抵阳翟，又在城南击破齐王司马冏的辎重部队，杀死数千人，于是占据城池，守住官府仓库。而司马冏的军队已经驻扎在颍阴，距离阳翟四十里。司马冏分兵渡过颍水，进攻张泓等人没有成功。张泓乘胜进军到颍水上游，夜间临水布阵。司马冏派轻装部队攻击他，各军不动；但孙辅、徐建的军队夜里发生混乱，直接返回洛阳自首。孙辅、徐建逃走时，不知道各军都督还在，于是说：“齐王兵力强盛，不可抵挡，张泓等人已经覆没。”司马伦大为震惊，把消息秘密压下，又召司马虔、许超回来。正好张泓战败、司马冏的报捷文书送到，司马伦大喜，随即再次派许超出战；但司马虔回来时已经到了庾仓。许超渡过黄河回来，将士们心中疑惧，锐气受到挫伤。张泓等人全军渡过颍水，进攻司马冏的营寨。司马冏出兵攻击张泓部将孙髦、司马谭、孙辅，全部击破；士卒散去，返回洛阳，张泓等人收拢部众回营。孙秀等人知道三路军情日益危急，便假传消息说已经攻破司马冏的营寨、擒获司马冏，以此欺骗众人，并让百官都来祝贺。但士猗、伏胤、孙会等各自持节领兵，彼此并不听从。司马伦又授予太子詹事刘琨节，任督河北将军，率步骑一千人催促各军作战。孙会等人与义军在激水交战，大败，退守河边，刘琨烧毁并截断河桥。自从义军起兵以来，百官和将士都想诛杀司马伦、孙秀，以向天下谢罪。孙秀知道众怒难犯，不敢走出尚书省。等听说河北军全军覆败后，忧愁苦闷，不知如何是好。义阳王司马威劝孙秀到尚书省与八座官员商议应战的准备，孙秀听从了。于是命京城四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年满十五岁以上的，都到司隶校尉府，跟随司马伦出战。宫内外各军都想劫杀孙秀，司马威害怕，从崇礼门逃回下舍。许超、士猗、孙会等军队一起返回后，便与孙秀谋划：有的想收集残余士卒出战，有的想焚烧宫室、杀掉不依附自己的人，挟持司马伦南下投奔孙旂、孟观等人；还有的想乘船向东逃入大海，众人一时没有决定。王舆反对他们，率七百多名营兵从南掖门进入，命令宫中士兵分别守卫各门，并让三部司马在宫内响应。王舆亲自攻打孙秀，孙秀关闭中书省南门。王舆放兵登墙焚烧房屋，孙秀、许超、士猗仓皇逃出，左卫将军赵泉斩杀孙秀等人以示众。又在右卫营逮捕孙奇，交给廷尉处死。擒获前将军谢惔、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都在殿中斩杀。三部司马的军队在宣化门内斩杀孙弼以示众；当时司马馥正在孙秀的座席旁，王舆命将士把他囚禁在散骑省，用大戟守卫省阁。八座官员都进入殿中，坐在东边台阶下的树旁。王舆驻军云龙门，让司马伦下诏说：“我是被孙秀等人误导，才激怒了三王。现在孙秀已经被诛杀，请迎接太上皇帝复位，我将回到田间终老。”传诏官拿着驺虞幡命令将士解除武装。文武官员都奔走离去，没有人敢留下。黄门官带司马伦从华林东门出宫，司马伦和司马荂都回到汶阳里的住宅。于是朝廷派数千甲士到金墉城迎接天子，百姓都高呼万岁。皇帝从端门进入，登上殿堂，临御广室，把司马伦、司马荂等交付金墉城囚禁。起初，孙秀害怕西军到来，又召司马虔回来。这一天司马虔住在九曲，诏令派使者免去他的官职。司马虔害怕了，抛下军队，带着几十人回到汶阳里。梁王司马肜上表说司马伦父子凶恶叛逆，应当依法诛杀。百官在朝堂会商，都同意司马肜的上表。派尚书袁敞持节赐司马伦死，让他饮下掺有金屑的苦酒。司马伦羞惭地用头巾遮住脸，说：“孙秀误了我！孙秀误了我！”于是逮捕司马荂、司马馥、司马虔、司马诩，交给廷尉狱审讯至死。司马馥临死时对司马虔说：“都是因为你，才使家族败亡！”百官中凡是司马伦任用的人，都被斥退免职；尚书台、省、府、卫各机构几乎没有留下多少人。自从战争开始六十多天，战乱中被杀害的仅有十万人。凡是参与司马伦叛逆并预先谋划大事的人：张林被孙秀杀死；许超、士猗、孙弼、谢惔、殷浑被王舆诛杀；张衡、闾和、孙髦、高越从阳翟回来，伏胤战败返回洛阳，都在东市斩首；蔡璜从阳翟投降齐王司马冏，回到洛阳后自杀；王舆因功免于诛杀，后来又与东莱王司马蕤谋划杀害司马冏，最终也依法受死。

译齐武闵王司马冏，字景治，是献王司马攸的儿子。他年少时便以仁慈宽厚著称，喜欢救济施舍，有父亲的风范。起初司马攸病重，武帝不相信，派太医诊察，太医都说没有病。等到司马攸去世，武帝前往临丧，司马冏号哭跳跃，诉说父亲的病被太医诬称无病，皇帝立即下令诛杀太医。因此司马冏得到称誉，便得以继承王位。元康年间，任散骑常侍，兼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司马伦秘密与他结交，废掉贾后后，司马冏因功转任游击将军。司马冏因职位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脸上流露出怨恨。孙秀稍微察觉，又忌惮他在朝廷内部，便调他出任平东将军、假节，镇守许昌。司马伦篡位后，升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想用恩宠安抚他。司马冏利用众人的怨恨不满，暗中与离狐王司马盛、颍川王司马处穆谋划起兵诛杀司马伦。司马伦派心腹张乌侦察他们，张乌回来却说：“齐王没有别的意图。”司马冏已经谋划成功但尚未发动，担心事情泄露，于是与军司管袭杀死司马处穆，把首级送给司马伦，以安定他的心意。谋划确定后，司马冏又逮捕管袭并杀死。随即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兵，派使者通知成都王、河间王、常山王、新野王四王，又发布檄文给天下各地的征镇、州、郡、县、国，使他们全部知晓。扬州刺史郗隆接到檄文后犹豫不决，参军王邃杀死他，把首级送给司马冏。司马冏把军队驻扎在阳翟，司马伦派将领闾和、张泓、孙辅从堮坂出兵，与司马冏交战。司马冏军失利，便坚守营垒。正逢成都王的军队在黄桥击破司马伦的军队，司马冏于是出兵攻击闾和等人，将他们大败。等到王舆废掉司马伦、惠帝恢复帝位后，司马冏诛讨贼党完毕，率军进入洛阳，驻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人，旌旗和武器装备盛大，震动京都。天子亲临军中拜他为大司马，加赐九锡，仪仗器物和典册都依照宣帝、景帝、文帝、武帝辅佐魏国的旧例。司马冏于是辅政，住在司马攸过去的宫殿，设置属官四十人。他大规模修建府第馆舍，向北占取五谷市，向南拓开各官署，毁坏民居数百处，命大匠营造，规模与西宫相等。凿穿千秋门的宫墙以通往西阁，后房设置编钟乐悬，前庭演奏八佾舞，沉溺于酒色，不入朝觐见皇帝。他擅自任命百官，向三台发出符敕，选拔任用不公平，只宠信亲近之人。让车骑将军何勖兼领中领军。封葛为牟平公，路秀为小黄公，卫毅为阴平公，刘真为安乡公，韩泰为封丘公，号称“五公”，把他们当作心腹。殿中御史桓豹上奏政事，没有先经过司马冏的府署，司马冏便把他拷问至死。于是朝廷侧目而视，天下人都失望了。南阳处士郑方揭榜极力进谏，主簿王豹多次提出规劝，司马冏都不能采纳，反而上奏杀死王豹。有一个白头老人进入大司马府大声呼喊，说将有军队起事，不出甲子旬内便会发生。司马冏立即逮捕并杀了他。司马冏日益骄横放纵，始终没有悔改之意。原贼曹属孙惠又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天下有五种艰难、四件不可为之事，而明公全都亲自承担了。抛开宗庙的君主，忽视天子之位的重大，亲自穿戴铠甲，冒着刀锋箭石，这是第一难。凭三百名士卒奋起，决定全胜的策略，聚集四方军队，招致天下英豪，这是第二难。舍弃宫殿的尊贵，住在单薄帐幕的简陋之中，忍受尘嚣的惨苦，与将士共同劳苦，这是第三难。驱使乌合之众，面对凶猛强大的敌人，施展神武谋略，不害怕疑惧和阻碍，这是第四难。向天下发布檄文，昭示结盟守信的誓言，使幽禁宫中的皇帝登上帝位，恢复皇室的基业，这是第五难。盛大的名望不能长久承受，巨大的功劳不能长久担当，重大的权力不能长久掌握，极盛的威势不能长久占有。从来没有人做完这五件难事却不感到艰难，也没有人舍弃不可为之事而说它可以做到。这正是我私下感到不安的地方。自永熙年以来，已经十一年，人民没有见到仁德，只听到杀戮。宗室制造篡夺之祸，骨肉遭受斩首灭族的刑罚，诸王被囚禁在牢狱中，妃嫔公主有离散断绝的悲哀。遍观前代，国家的灾祸、至亲之间的动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良史记载这些过失，后世子孙将怎样看待呢！天下之所以没有离弃晋朝，天命符瑞之说仍长存于世，是因为君主没有严酷暴虐的行为，朝廷没有残酷苛烈的政令，还有武帝遗留下的恩惠、献王遗留下的仁爱，以及圣明慈惠和善的德行，尚且留存在人心之中。天下四海所系望的，确实就在这里。如今明公建立了不世出的义举，却还没有实行不世出的谦让，天下人对此疑惑不解，都想找到能够使自己明白的答案。长沙王、成都王，有鲁、卫那样亲密的关系，都是国家亲近的宗室，他们与明公共同谋划功业、接受赏赐，尚且没有把自己放在明公之前。现在明公应当放下齐桓公、晋文公的功勋，发扬延陵季子、太伯的风范，把万物视同草狗，不以仁慈矫饰教化，尊崇亲族，推重亲近之人，功成之后退身，引万机政务交给二王，把四方岳牧任命给群臣，彰显义让的旗帜，奏响思归的銮铃，居住在齐国旧地，振兴广大深厚的风气，垂衣拱手治理青州、徐州一带，高枕安居于营丘的藩国。这样，金石不足以铭刻您的高尚，八音不足以赞美您的美德；周文王不能独占前代的圣德，太伯也不能独占后世的贤名。如今明公忘却登临极位后的悔恨，忽视身居最高处的凶险，舍弃五岳般安稳的地位，处在像累卵一样危险的境地；对外因权势而受到猜疑，对内因统摄百官而耗损精神。即使处在高台之上，逍遥于重重城墙之中，等到危亡的忧患到来，也会超过颍川、阳翟之战的忧虑。群臣都恐惧战栗，没有人敢进言。我以衰败灭亡余留下来的身份，遭逢阳九之厄，甘愿承受箭石之祸，奔赴大王的义举，脱去布衣、戴上头盔，跟随军队在许昌作战。经历艰苦的战阵，功劳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应当随同风尘，等待按起初的身份获罪。屈原虽然被放逐，心中仍存念南郢；乐毅虽然到赵国，志向仍眷恋北燕。何况我承受您的恩德，特别蒙受您的知遇和养育，即使暂时违离，情意仍像那两位忠臣一样深厚，所以披露赤诚之心，冒昧触犯进言。如果言语一被采纳，您实行义让、功业得以成就，我退下来接受刑戮，这样我的死也比活着更有价值。司马冏不接受，也没有加罪于他。翊军校尉李含逃到长安，假称接受了密诏，派河间王司马颙诛杀司马冏，并趁机用有利的谋划引导他。司马颙听从了，上表说：

译王室多灾多难，祸患没有止息。大司马司马冏虽然首先倡导义举，有兴复皇位的功劳，但平定都城、使社稷安宁，实在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功劳。司马冏却不能坚守臣子的节操，实际上怀有异心。在许昌营地设置东西掖门，设置治书侍御史，长史、司马直立左右，仪式如同侍臣。京城大乱已被清除，篡逆者也已诛灭，他却率领百万军队包围洛阳城。拥兵阻抗达一年之久，不来朝见皇帝；百官向他拜伏，他却安然面向南方接受朝拜。毁坏乐官、市署的机构，用来扩建自己的府第。擅自取用武库中的秘密兵器，严密陈列而不撤除。因此东莱王司马蕤知道他的叛逆节操，上表陈述事情经过，反而被诬陷，加罪贬黜流徙。司马冏为了树立私人党羽，僭越设置属官。宠爱妻子和嬖妾，给她们的名号竟与中宫相等。沉溺酒色，不体恤百姓。董艾放纵肆意，没有什么畏惧，御史中丞按察弹劾，他却把御史中丞罢退免职。张伟昏乱糊涂，竟敢拥护并停止诏令；葛旟不过是个小人，却把持维系国家政命。他玩弄王爵，公然行贿受贿。群奸结党，擅自决定杀人和赦免。秘密任用心腹，实际上都是为了谋取财货。排斥惩罚忠良，伺机窥伺皇位神器。臣受朝廷重任，负责捍卫藩国和四方山岳。看到司马冏的所作所为，实在激愤难平。今天翊军校尉李含乘驿马秘密到来，宣达诏书旨意。臣恭敬读诏，感情十分迫切，五内如同火灼。《春秋》的义理是，君主和亲属不可图谋将其置于死地。司马冏拥兵自重，树立安插私党，掌握重要官职，任用的无不是心腹。即使再加重罪诛杀他，恐怕也不能使天下人心服。现在臣立即整顿军队，精选十万士卒，与本州征发的军队共同协力，奉行忠义，一同会师洛阳。骠骑将军长沙王乂也共同奋发忠诚，废黜司马冏，使他退居王第。有人不服从命令，就按军法处置。成都王颖德行明美，是皇室亲近宗亲，功劳高、勋绩重，往年进退取舍，也确实合乎众望，应当担任宰辅，代替司马冏承担阿衡的职责。河间王颙的表章送到后，司马冏非常恐惧，召集百官说：“从前孙秀作乱，篡夺并逼迫帝王，国家倾覆，没有人能够抵御灾难。我集合义军，扫除首恶，臣子的节操，确实已昭著于神明。如今二王听信谗言，制造大难，只能依靠忠臣的谋略来调和这种不和。”司徒王戎、司空东海王越劝司马冏交出权力、推崇谦让。司马冏的从事中郎葛旟愤怒地说：“赵庶人听任孙秀，颠倒天日，当时众人只会喋喋不休，没有谁敢首先发难。您蒙受箭石，亲自披甲戴胄，攻城围阵、冲锋陷阵，才取得今天的局面。按功劳行封赏的事，战事繁多，至今还没有遍及。三台官员掌管进言，却不体恤国事，赏赐迟迟不报，这责任不在府中。既然说这是谗言和僭逆，就应当共同诛讨；如果虚假接受伪造的诏书，让您退居王第，那么自汉、魏以来，王侯退居王第，哪里有能够保全妻子儿女的呢！提出这种议论的人应当斩首。”于是百官震惊恐惧，无不变了脸色。长沙王乂直接进入宫中，发兵攻打司马冏的府第。司马冏派董艾在宫城西面列兵。长沙王乂又派宋洪等放火焚烧各处观阁以及千秋门、神武门。司马冏命黄门令王湖把驺虞幡全都盗取过来，喊道：“长沙王假传诏书。”长沙王乂又宣称：“大司马谋反，帮助他的人诛灭五族。”这天晚上，城内发生大战，飞箭像雨一样密集，火光连接到天边。皇帝到上东门，箭都射到御驾前。群臣救火，死者相互枕藉。第二天，司马冏战败，长沙王乂擒住司马冏带到殿前，皇帝悲悯他，想让他活命。长沙王乂呵斥左右侍从，催促把他牵出去。司马冏还回头看了几次，最终在阊阖门外被斩首，首级在六军中示众。他的各个党羽亲属都被诛灭三族。把他的儿子淮陵王超、乐安王冰、济阳王英幽禁在金墉城。司马冏的尸体暴露在西明亭，三天都没有人敢收殓。司马冏旧日的属官荀闿等人上表请求殡葬，获准。当初，司马冏势盛之时，有一个妇人到大司马府请求寄放财产。官吏盘问她，妇人说：“我把它截齐后就走。”有见识的人听到后认为这话不祥。当时又有歌谣说：“穿着布制的袙腹，为齐王服丧。”不久司马冏就被诛杀了。永兴初年，诏书认为司马冏轻率地陷入重刑，他以前的功勋不应当埋没，于是赦免他的三个儿子超、冰、英，让他们回到王第；封超为县王，以继承司马冏的祭祀，后来历任员外散骑常侍。光熙初年，追赠册命司马冏说：“咨告已故大司马、齐王冏：您过去凭宗室藩王的美盛血统继承世系，在东方承继先绪，成为拱卫许京的屏翰，确实镇定安抚了我们的王室。您率领义军，同盟而起，冒险犯难，成就了首要功勋，大大救济了颍水以东的地区。朕因此赞美您的盛大功绩，认为您的劳苦深厚，使您遵循先典，以报答这显著美好的功德。朕扩大封土，给予特殊封分，兼有吴、楚之地；崇高礼遇、仪物完备，恩宠可与萧何、霍光相等，希望凭借您辅翼拥戴的重任，永远兴隆国家和宗室的愿望。可是您的恭敬德行没有建立，反而受到二方的侮辱，有司错误地举措，以致使您被杀。古人说：‘即使采用他的法律，仍然思念这个人。’何况您的功劳使朕自身得到救济，勋绩存于国家；追思往事，朕心中岂能不悲悼呢！现在恢复您原来的王封，命令嗣子回来承继您的事业；礼秩、典章、法度，一概如旧制。派持节使者、大鸿胪到您的墓前赐予策书，用太牢祭祀您。如果您的魂灵有知，就敬慎地接受朕的命令，尽可安定您的心，享受这份美好的宠荣。”其子司马超继承爵位。永嘉年间，怀帝下诏，再次叙述司马冏首先倡导义举的功勋，恢复追赠大司马，加授侍中、假节，并追谥。洛阳覆没后，司马超兄弟都陷没于刘聪之手，司马冏于是没有了后代。太元年间，诏令已故南顿王的宗子柔之承袭齐王爵位，继承司马攸、司马冏的祭祀，历任散骑常侍。元兴初年，会稽王司马道子将要讨伐桓玄，诏令柔之兼任侍中，持驺虞幡向江州、荆州宣告此事；到姑孰时，被桓玄的前锋杀害。追赠光禄勋。柔之的儿子建之继立。宋接受禅让后，齐国被废除。郑方，字子回，意气慷慨而有志向气节，广泛涉猎史书和传记，卓越不凡，不同寻常；乡里有见识的人都赞叹他的奇才，却没有能够推荐他使他显达。等到司马冏辅政而专横放纵，郑方发愤徒步来到洛阳，自称荆楚逸民，向司马冏献书说：“郑方听说圣明之人辅佐天下，早晚都敬畏戒惧，即使处在安泰之中也不骄傲，这才是长久守住尊贵地位的原因。如今大王身处安定却不考虑危险，沉溺于酒色，宴饮享乐过度，这是您的第一项过失。大王发布檄文和命令，本应使天下和穆如清风，使宗室骨肉永远没有丝毫嫌隙；如今却不是这样，这是第二项过失。四方夷族交相侵扰，边境不得安宁，大王自以为功业兴盛，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这是第三项过失。大王兴起义军，百姓争相奔赴；天下虽然安定，人民却劳苦贫困，却没有听到大王发布赈济救援的命令，这是第四项过失。又同义军歃血结盟，事情平定以后，赏赐不应超过时限；自清泰以来，论功行赏还没有确定，这就是食言，这是第五项过失。大王建立非凡功勋，处在宰相职位上，但道路上充满诽谤，人人心怀愤恨。我郑方凭着狂妄愚昧，冒死陈述诚意。”司马冏强忍着回答说：“如果我不能招致这五种缺失，没有你，我还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不久司马冏就败亡了。

译长沙厉王司马乂，字士度，是武帝的第六子。太康十年受封，任员外散骑常侍。武帝去世时，司马乂十五岁，哀慕父亲超过礼制。适逢楚王司马玮奔赴丧事，诸王都在近路迎接他，唯独司马乂到陵墓所在地，号哭悲恸来等待司马玮。任步兵校尉。等到司马玮诛杀二公时，司马乂守卫东掖门。适逢驺虞幡传出，司马乂丢下弓箭流泪说：“楚王是奉诏行事，所以我跟随他，怎么知道这不是正确的呢！”司马玮被诛杀后，司马乂因为与他同母，被贬为常山王，前往封国。司马乂身高七尺五寸，性情开朗而果断，才能和气力超越常人，谦虚礼贤下士，很有声望。三王起兵倡导义举时，司马乂率本国军队响应他们，经过赵国时，房子县令拒绝守城，司马乂杀了他，进军作为成都王的后续部队。常山内史程恢将要背叛司马乂，司马乂到邺城后，斩杀程恢及其五个儿子。到洛阳后，任抚军大将军，兼领左军将军。不久，升任骠骑将军、开府，并恢复原来的封国。司马乂见齐王司马冏渐渐专擅权力，曾与成都王司马颖一同拜谒陵墓，便对司马颖说：“天下是先帝的事业，大王应该维系它。”当时听到这句话的人都害怕他。等到河间王司马颙将要诛讨司马冏时，传檄书任命司马乂为内应。司马冏派将领董艾袭击司马乂，司马乂带着身边一百多人，亲手砍断车帷，乘坐无遮蔽的车奔驰入宫，关闭各宫门，奉天子与司马冏交战，放火焚烧司马冏的府第，连续作战三天，司马冏战败被斩，连同各个党羽二千多人也被诛杀。司马颙原本认为司马乂势弱、司马冏势强，希望司马乂被司马冏擒获，然后以司马乂为借口，向四方宣告共同讨伐司马冏，趁机废黜皇帝、拥立成都王司马颖，自己担任宰相，专制天下。司马乂随即杀了司马冏，使他的计谋没有实现，于是暗中派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中书令卞粹等袭击司马乂。司马乂把他们一并诛杀。司马颙于是与司马颖共同讨伐京都。司马颖派刺客图谋刺杀司马乂，当时长沙国左常侍王矩正在当值，看到刺客神色有异，便杀了刺客。诏令任司马乂为大都督，以抵御司马颙。双方从八月连续作战到十月，朝廷议论认为司马乂、司马颖是兄弟，可以用言辞劝解使他们罢兵，于是派中书令王衍代理太尉、光禄勋石陋代理司徒，去劝说司马颖，令他与司马乂分陕而居，司马颖不听。司马乂于是写信给司马颖说：“先帝顺应天命、掌握时运，统摄四海，勤劳自身、困苦自己，成就帝王事业，使天下清平安泰，福庆流传给子孙。孙秀作逆，反易天常；你兴起义军，恢复了帝位。齐王倚仗功劳，肆意施行非法之事，对上没有宰相之心，对下没有忠臣之行，任意施展他的谗害和恶行，使骨肉离散，皇上怨恨悲伤，不久已经把他全部铲除。我和你是十位兄弟，同出皇室，受封在外地，却都不能阐明施行王道教化，经营实现长远谋略。如今你又和太尉一起发动大军，凭借百万军队阻兵作乱，重重包围宫城。群臣都同样愤怒，我只是暂且命令将领出战，借此显示宣扬国家威势，并没有打算把你们彻底摧毁。军队投入沟壑山涧，荡平山谷，死者每天上万人，实在残酷地伤害无罪之人。难道是国家的恩德不慈爱，还是用刑自有常规呢？你所派的陆机不愿接受你的节钺，带着所统率的军队，私下向朝廷通报。想来叛逆的人，前进一尺，却后退一丈；你应当返回镇所，使四海安宁，使宗族不受羞辱，这也是子孙的福气。如果不这样，想到骨肉分裂的痛苦，所以我又写信劝你。” 司马颖回信说：“文帝、景帝接受天命图籙，武皇顺应时运，希望接近尧、舜，共同使政治道路安定，恩德使宏大事业兴盛，宗室本支延续百世。哪里料到骨肉遭遇祸乱，后族专权，杨氏、贾氏纵毒作乱，齐王、赵王在宫内篡逆。幸而将他们诛灭，却还没有完全平静。每当忧虑王室，我就心惊胆裂。羊玄之、皇甫商等人倚仗宠幸制造祸乱，怎能不令人感慨！于是征西的羽檄传出，四海云集响应。我原本以为仁兄会同我怀有这样的心愿，应当在内部擒获皇甫商等人，砍下首级送到远方。怎么却迷惑失误，自己成了战争的首恶！对上假传君王诏令，对下离间皇帝与亲弟的亲爱，挪动皇帝车驾，妄自发动兵威，反而任用豺狼，抛弃并杀戮亲近善良之人。做恶事却求福报，怎么能自我勉励呢！先前派陆机统督节钺军队，虽然在黄桥退却，但温县以南取得胜利，彼此各有胜负，不足以增加喜庆。如今武士百万，良将精锐勇猛，应当与兄长共同整顿天下。如果能听从太尉的命令，斩下皇甫商等人的首级，放下武器退让，自求多福，我司马颖也亲自回到邺都，和兄长共同这样做。读到来信，遥想其中情状，实在慷慨激昂。大兄慎重啊，要深思进退！” 司马乂前后击败司马颖的军队，斩杀俘获六七万人。战事持续很久，粮食匮乏，城中发生严重饥荒；虽然军队疲惫困顿，将士却同心同德，都愿意拼死效命。而司马乂奉事皇上的礼数没有丝毫亏失，张方认为不能取胜，想退回长安。东海王司马越担心事情不能成功，暗中与殿中将领逮捕司马乂，把他送到金墉城。司马乂上表说：“陛下笃厚亲睦，把朝廷事务托付给臣。臣谨慎尽心，忠诚孝顺，神明可以鉴察。诸王承受错误命令，率领军队来责罚臣；朝臣没有正直之心，各自考虑私人的困窘，把臣收押在别省，又送到幽禁宫室。臣不吝惜自己的性命，只是想到大晋衰微，宗室枝党将要尽失，陛下孤立危急。假如臣死而国家安宁，也是皇家的利益；但只恐怕满足凶恶之人的愿望，对陛下没有益处。” 殿中左右侍从痛惜司马乂功业将成却失败，谋划劫出他，再用来抵御司马颖。司马越害怕发生变乱，想最终杀掉司马乂。黄门郎潘滔劝司马越秘密告知张方，张方派部将郅辅率三千士兵到金墉城收捕司马乂；到了军营后，把司马乂烤杀了。司马乂冤屈痛苦的声音传到近旁，三军无不为他流泪。当时司马乂二十八岁。司马乂将要葬在城东，官属没有人敢去，只有旧属官刘佑独自为他送葬，徒步扶持丧车，悲号哭泣到气绝，哀痛感动了路人。张方认为他是义士，没有追究他。当初司马乂开始掌权时，洛阳一带有歌谣说：“草木萌芽时杀长沙王。”司马乂在正月二十五日被废，二十七日死亡，果然如歌谣所说。永嘉年间，怀帝让司马乂的儿子司马硕继承爵位，任散骑常侍，后来陷没于刘聪。成都王司马颖，字章度，是武帝的第十六子。太康末年受封，食邑十万户。后来任越骑校尉，加授散骑常侍、车骑将军。贾谧曾与皇太子下棋，为棋路争执。司马颖在座，厉声呵斥贾谧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贾谧怎么敢无礼！”贾谧害怕，因此把司马颖调出京城，任平北将军，镇守邺城。后来转任镇北大将军。

译赵王司马伦篡位时，司马颖进位征北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等到齐王司马冏起兵倡义，司马颖发兵响应司马冏，以邺令卢志为左长史，顿丘太守郑琰为右长史，黄门郎程牧为左司马，阳平太守和演为右司马。派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以及督护赵骧、石超等任前锋。羽檄所到之处，没有不响应的。到朝歌时，军队有二十多万人。赵骧到黄桥，被司马伦的将领士猗、许超击败，死了八千多人，士卒惊惧震动。司马颖想退守朝歌，采用卢志、王彦的计策，又派赵骧率八万人，与王彦一起进军。司马伦又派孙会、刘琨等率三万人，和士猗、许超合兵抵御赵骧等人，精锐铠甲光耀如日，铁骑在前面冲锋。士猗已经取胜，因而有轻视赵骧的心态。距离温县十多里时，双方再次大战，士猗等人奔逃溃败。司马颖于是渡过黄河，乘胜长驱直入。左将军王舆杀死孙秀，幽禁赵王司马伦，迎接天子恢复正统。司马颖进入京都后，诛杀司马伦。又派赵骧、石超等帮助齐王司马冏在阳翟攻打张泓，张泓等于是投降。司马冏首先率众进入洛阳，自认为首先建立了大谋，于是擅自掌握威权。司马颖驻军太学，进入朝廷时，天子亲自慰劳他。司马颖拜谢说：“这是大司马臣司马冏的功勋，臣没有参与其中。”拜见完毕，立即辞别出来，不再回军营，便拜谒太庙，从东阳城门出城，随即返回邺城。他派使者向司马冏告别，司马冏大为惊讶，骑马奔驰出来为司马颖送行，在七里涧追上了他。司马颖停下车辞别，流着眼泪，不谈当前政事，只是因为太妃病苦而面露忧色；百姓观看的人无不倾心敬爱。司马颖到邺城后，诏令派代理太尉王粹加授九锡和特殊礼仪，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入朝可以不趋行，佩剑穿鞋登殿。司马颖拜受徽号，却推让特殊礼仪和九锡；他上表论功，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五位兴义功臣都封为开国公侯。又上表说：“大司马先前在阳翟与强贼相持很久，百姓受到创伤，饥饿寒冻，应当赶快赈济救援。请求调发郡县车辆，一时之间运送黄河北岸各邸阁的粮米十五万斛，来赈济阳翟的饥民。”卢志对司马颖说：“黄桥战死的八千多人，经过夏季暑热，尸骨暴露在荒野，实在令人悲伤怜悯。从前周王埋葬枯骨，所以《诗经》说：‘道路上有死人，还有人把他掩埋。’何况这些人是为王事而死呢！”司马颖于是制造八千多具棺材，用成都国的官秩服装作为尸体衣服，收殓祭祀，葬在黄桥北面，种植枳树篱笆作为墓地边界。又建立都祭堂，刻石立碑，记载他们赴义的功劳，使死者家属四时都有祭祀之处。仍然上表为他们表彰门闾，按常例加封战死者两等。又命令河内郡温县埋葬赵伦一方战死的士卒一万四千多人。司马颖相貌俊美而精神昏昧，不识字；然而器量性情敦厚，把政事托付给卢志，所以能够成就他的美名。等到齐王司马冏骄纵奢侈、无礼失德，众望便归向司马颖。诏令派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劝司马颖入朝辅政，并让他接受九锡。司马颖仍然推辞，不肯接受。不久又加授太子太保。司马颖的宠幸孟玖不愿返回洛阳，程太妃又留恋邺都，因此此事长期议而不决。义军招募来的将士滞留已久，都怨恨长期不得归还，思念回乡，有的甚至擅自离去，于是在邺城门上题写道：“大事已经瓦解，蚕事又将匆忙开始。请暂且回去，赶赴时务。从前因义举而来，如今也因义举而去。如果再有紧急情况，再互相告知。”司马颖知道不能留住他们，于是放他们回去，百姓才安定。司马冏败亡后，司马颖遥控掌握朝政，无论大小事情，都到邺城向他请示。后来张昌在荆州扰乱，司马颖上表请求南征，所到之处纷纷响应。他后来倚仗功劳而骄纵奢侈，各项制度都废弛败坏，比司马冏当时更严重。司马颖正纵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却忌惮长沙王司马乂在朝廷内部，于是与河间王司马颙上表请求诛杀皇后之父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等人，并发檄文命司马乂退居王第。随后他与司马颙派张方讨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锋都督、前将军、假节。司马颖驻军朝歌时，每天夜里长矛戟上都有像火一样的光，他军营的井中还都出现了龙的形象。军队推进后驻扎在黄河南岸，以清水为阻隔修筑营垒，建造浮桥沟通黄河北岸，又用大木匣装石头，沉入水中系住浮桥，称为“石鳖”。陆机战败，死者很多；陆机又被孟玖进谗言，司马颖收捕陆机并将其斩杀，诛灭三族，事情记载在《陆机传》中。于是进攻京城。当时常山人王舆聚集一万多人，想袭击司马颖，适逢司马乂被捕，王舆的党羽杀死王舆投降。司马颖进入京师后，又回到邺城镇守，增加封地二十郡，任丞相。河间王司马颙上表认为司马颖适合做储君，于是废黜太子司马覃，立司马颖为皇太弟，丞相职位照旧；制度一依魏武帝旧例，皇帝的车舆、服饰和御用器物全都迁到邺城。上表请求撤销隶属相府的宿卫军，改用王府官员担任宿卫。司马颖的僭越奢侈日益严重，已经有了无视君主之心，任用孟玖等人，大大失去众望。永兴初年，左卫将军陈▯▯、殿中中郎褾苞、成辅以及长沙王旧部上官巳等人奉天子的车驾讨伐司马颖，迅速向四方传发檄文，响应者云集。军队驻扎在安阳时，有十多万人，邺城中震动恐惧。司马颖想逃走，他的属官步熊懂得道术，说：“不要行动！南方军队一定会失败。”司马颖召集部众询问计策，东安王司马繇说：“天子亲自出征，应当解除武装，穿白色丧服出城迎接并请罪。”司马王混、参军崔旷劝司马颖抵御作战，司马颖听从了，于是派奋武将军石超率五万人，驻扎在荡阴。陈▯▯的两个弟弟匡、规从邺城赶赴天子军队，说：“邺城中人都已经离散。”因此天子军队没有十分戒备。石超军突然到达，王师大败，箭射中了皇帝的车舆，侍中嵇绍死在皇帝身旁，左右侍从全都奔逃离散，于是把天子丢在乱草之中。石超便护送皇帝到邺城。司马颖改年号为建武，杀害东安王司马繇，任命设置百官，官员的生杀大权都由自己决定，并在邺城南面建立郊祀坛。安北将军王浚、宁北将军东嬴公司马腾杀死司马颖所任命的幽州刺史和演。司马颖征召王浚，王浚驻军冀州不肯前进，便与司马腾及乌丸、羯朱一起袭击司马颖。侦察骑兵到达邺城后，司马颖派幽州刺史王斌以及石超、李毅等抵御王浚，被羯朱等击败。邺城中大为震动，百官奔逃，士卒离散。司马颖害怕了，带着帐下几十名骑兵，拥护天子，与中书监卢志乘一辆车逃走，五天后到达洛阳。羯朱追到朝歌，没有追上，只得返回。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率两万铠甲兵救援司马颖，到洛阳后，张方于是挟持皇帝，拥护司马颖和豫章王，以及高光、卢志等人回到长安。司马颙废黜司马颖，让他回到藩国，立豫章王为皇太弟。

译司马颖被废后，黄河北岸的人思念他。邺城旧将公师籓、汲桑等起兵迎接司马颖，众人的情绪都一致响应。司马颙又任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拨给一千名士兵，镇守邺城。司马颖到了洛阳，东海王司马越率军迎接皇帝车驾，所到之处纷纷发生战乱。司马颖认为北方势力强盛，害怕不能前进，便从洛阳逃往关中。正赶上皇帝车驾返回洛阳，司马颖从华阴奔向武关，出兵新野。皇帝下诏命镇南将军刘弘、南中郎将刘陶捕捉司马颖。司马颖于是丢下母亲和妻子，乘一辆车带着两个儿子庐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前往朝歌，收集旧部将士几百人，想投奔公师籓。顿丘太守冯嵩擒获司马颖及司马普、司马廓，把他们送到邺城；范阳王司马虓将他们幽禁起来，却没有别的打算。恰逢司马虓突然去世，司马虓的长史刘舆见司马颖被邺都人所信服，担心他成为后患，便秘密不发丧，假装派人充当台使，声称奉诏在夜间赐司马颖死。司马颖对守卫田徽说：“范阳王死了吗？”田徽说：“不知道。”司马颖说：“你多大年纪？”田徽说：“五十岁。”司马颖说：“你知道天命吗？”田徽说：“不知道。”司马颖说：“我死以后，天下是安定还是不安定？我被放逐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年，身体手脚都没有见过洗沐，取几斗热水来！” 他的两个儿子号哭流泪，司马颖命人把他们带走。于是他披散头发，头朝东躺下，命令田徽把自己勒死，当时二十八岁。两个儿子也一同死去。邺城中人为此悲哀。司马颖失败时，属官全都逃散，只有卢志始终跟随不懈，评论者称赞他。后来汲桑杀死东嬴公司马腾，自称是替司马颖报仇，于是挖出司马颖的棺木，载在军中，每逢行事都先向灵柩启告，用来发布军令。汲桑失败后，把棺木丢入原来的井中。司马颖旧日的臣属将棺木收取，改葬在洛阳，怀帝按照县王的礼仪加以安葬。司马颖死后几年，开封一带有人传说，司马颖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流离在百姓家中，东海王司马越派人把他杀了。永嘉年间，立东莱王司马蕤的儿子司马遵为司马颖的嗣子，封为华容县王。后来他陷没于贼寇之手，封国被废除。河间王司马颙，字文载，是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孙子、太原烈王司马瑰的儿子。起初承袭父亲的爵位，咸宁二年到封国就任。咸宁三年，改封河间王。他年轻时就有清正的名声，轻视钱财而爱惜、礼待士人。他和诸王一同入朝，武帝感叹说司马颙可以成为各诸侯国的表率。元康初年，任北中郎将，监理邺城。元康九年，代替梁王司马肜任平西将军，镇守关中。石函制度规定，不是亲近宗室不得都督关中，司马颙在诸王中关系较疏远，只因贤能而特意举用他。赵王司马伦篡位时，齐王司马冏谋划讨伐他。原安西参军夏侯奭自称侍御史，在始平聚集部众，得到几千人，来响应司马冏，并派使者邀请司马颙。司马颙派主簿房阳、河间国人张方讨伐擒获夏侯奭，以及他的十几个党羽，在长安市中腰斩。等到司马冏的檄文送到，司马颙扣押司马冏的使者，把他送给司马伦。司马伦向司马颙征调军队，司马颙派张方率领关中以西的健将前往。张方到华阴时，司马颙听说二王的军队强盛，于是任命长史李含为龙骧将军，带领督护席薳等人追赶张方军队回来，以响应二王。义军到达潼关时，司马伦、孙秀已经被诛杀，天子恢复正统，李含、张方各自率军返回。等到司马冏论功行赏时，虽然恼怒司马颙最初没有同他联合，但最终认为司马颙能够成就义举，进位侍中、太尉，加授三赐之礼。后来李含任翊军校尉，与司马冏的参军皇甫商、司马赵骧等人有嫌隙，于是投奔司马颙，谎称接受密诏讨伐司马冏，并趁机陈说利害。司马颙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发兵，又派使者邀请成都王司马颖。任李含为都督，率领各军驻扎在阴盘，前锋驻扎在新安，距离洛阳一百二十里。发檄文命长沙王司马乂讨伐司马冏。司马冏败后，司马颙任李含为河南尹，派他与冯荪、卞粹等人暗中图谋杀害司马乂。皇甫商知道李含先前假传诏令以及和司马颙的密谋，把全部情况告诉司马乂。司马乂于是诛杀李含等人。司马颙听说李含死了，立即以讨伐皇甫商为名起兵，任张方为都督，率七万精兵向洛阳进发。张方攻打皇甫商，皇甫商抵抗作战后溃败，张方于是进攻西明门。司马乂率中军和左右卫军攻击张方，张方的军队大败，死了五千多人。张方起初在駃水桥西面扎营，于是修筑多重营垒，从外面运入粮食，以充足军需。司马乂又随天子出兵攻打张方，但每次交战都不利。司马乂死后，张方返回长安。诏令任司马颙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司马颙废黜皇太子司马覃，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改年号，大赦天下。左卫将军陈▯▯奉天子讨伐司马颖，司马颙又派张方率两万军队救援邺城。天子已经到了邺城。张方驻军洛阳。等到王浚等讨伐司马颖，司马颖挟持天子返回洛阳。张方带兵进入殿中，逼迫皇帝到他的营垒，抢掠府库，还准备焚烧宫殿宗庙以断绝众人的希望。卢志进谏，张方才停止。张方又逼迫天子前往长安。司马颙到长安后选任设置百官，把秦州改为定州。等到东海王司马越在徐州起兵，向西迎接皇帝车驾，关中大为恐惧。张方对司马颙说：“我所率的军队还有十多万人，可以护送皇帝车驾回到洛阳宫，使成都王返回邺城，您亲自留下镇守关中，我向北讨伐博陵。这样天下可以稍微安定，不会再有人举手作乱。”司马颙考虑事情太难成功，不答应。于是授予刘乔节，进位镇东大将军，派成都王司马颖总领楼褒、王阐等各路军队，占据河桥抵御司马越。王浚派督护刘根带三百骑兵到河边。王阐出战，被刘根杀死。司马颖在张方旧日营垒驻军，范阳王司马虓派鲜卑骑兵与平昌、博陵的军队袭击河桥，楼褒向西逃走，追击骑兵一直到新安，路上死者多得数不清。

译起初，司马越因为张方劫持并迁徙皇帝车驾，天下人都怨恨愤怒，于是倡导义举，与崤山以东的诸侯约定日期迎接皇帝，先派人劝说司马颙，命他送皇帝回到京城，和司马颙分陕而居。司马颙想听从，张方却不同意。等到东军大获全胜，成都王等人战败，司马颙便命令张方的亲信将领郅辅在夜里斩杀张方，把首级送给东军。没过多久又改变计策，派刁默守卫潼关，却反过来责怪郅辅杀死张方，又斩杀了郅辅。司马颙先派将领吕朗等占据荥阳，范阳王司马虓的司马刘琨拿张方的首级给吕朗看，于是吕朗投降。当时东军已经强盛，击败刁默进入关中，司马颙害怕，又派马瞻、郭传在霸水抵御东军，马瞻等战败逃散。司马颙骑一匹马逃到太白山。东军进入长安，皇帝车驾返回；任太弟太保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卫关中。马瞻等出城投奔梁柳，趁机在城内共同杀死梁柳。马瞻等与始平太守梁迈联合，前往南山迎接司马颙。司马颙起初不肯进入府第，长安令苏众、记室督朱永劝司马颙上表说梁柳因病去世，擅自处理张方的事情。弘农太守裴暠、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起兵倡义讨伐司马颙，斩杀马瞻、梁迈等人。东海王司马越派督护麋晃率本国军队讨伐司马颙。军队到达郑地时，司马颙的将领牵秀抵御麋晃，麋晃斩杀牵秀及其两个儿子。义军占据关中，司马颙只能据城自守。永嘉初年，诏书任司马颙为司徒，他于是赴京接受征召。南阳王司马模派将领梁臣在新安雍谷的车上扼杀司马颙，并杀死他的三个儿子。诏令以彭城元王司马植的儿子司马融作为司马颙的嗣子，改封乐成县王。司马融去世，没有儿子。建兴年间，元帝又以彭城康王司马释的儿子司马钦作为司马融的嗣子。东海孝献王司马越，字元超，是高密王司马泰的次子。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谦虚谨慎，保持平民的操守，朝廷内外都尊崇他。起初以世子的身份任骑都尉，与驸马都尉杨邈以及琅邪王司马伷的儿子司马繇一同在东宫侍奉讲学，任散骑侍郎，历任左卫将军，加授侍中。因讨伐杨骏有功，封五千户侯。升任散骑常侍、辅国将军、尚书右仆射，兼任游击将军。又任侍中，加授奉车都尉，赐给温信五十人，另封东海王，食邑六县。永康初年，任中书令，改任侍中，升任司空，兼领中书监。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司马乂坚守洛阳，殿中各将领和三部司马疲于防守作战，暗中与左卫将军朱默在夜里把司马乂拘捕到别省，逼迫司马越主持此事，并上奏惠帝免去司马乂的官职。事情平定后，司马越称病辞去职位。皇帝不准许，加授守尚书令。太安初年，皇帝北征邺城，任司马越为大都督。六军战败，司马越逃到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不接纳他，司马越直接返回东海。成都王司马颖因为司马越兄弟是宗室中的贤良，颁布宽大命令招抚他，司马越不听命。皇帝向西巡幸，任司马越为太傅，与太宰司马颙共同辅佐朝政，司马越推辞不接受。东海中尉刘洽劝司马越发兵防备司马颖，司马越任刘洽为左司马，尚书曹馥为军司。司马越起兵后，司马楙害怕，于是把徐州交给司马越。司马越以司空兼任徐州都督，任司马楙为兖州刺史。司马越的三个弟弟都占据一方担任征伐职务，司马越随意选任刺史、太守，朝廷士人多投奔司马越。河间王司马颙挟持天子，发布诏令罢免司马越等人，都命令他们回到封国。司马越倡导义举，奉迎皇帝车驾，返回旧都，率三万铠甲兵向西驻扎在萧县。豫州刺史刘乔不接受司马越的命令，派儿子刘祐抵御他，司马越军队战败。范阳王司马虓派督护田徽率八百突骑迎接司马越，在谯地遇到刘祐，刘祐的军队溃败，司马越进军驻扎在阳武。崤山以东的军队强盛，关中极为恐惧；司马颙斩下张方的首级送出以求和，不久又改变计策抵御司马越。司马越率诸侯以及鲜卑人许扶历、驹次宿归等人的步骑军，迎接惠帝返回洛阳。诏令司马越以太傅身份录尚书事，并增加封地下邳、济阳二郡。怀帝即位后，把政事交给司马越。吏部郎周穆是清河王司马覃的舅舅，也是司马越姑母的儿子，他和自己的妹夫诸葛玫一同劝司马越说：“皇上成为太弟，是张方的主意。清河王原本是太子，却被群凶废黜。先帝突然去世，很多人怀疑东宫。您何不考虑效法伊尹、霍光的举动，以安定国家呢？”话还没有说完，司马越说：“这种话难道是应该说的吗！”于是呵斥左右侍从将他们斩杀。因为诸葛玫、周穆出自世家大族，罪责只限于本人，因此上表请求废除诛灭三族的法律。皇帝开始亲自处理各项政务，留心各种事务，司马越不高兴，请求出京回到封国，皇帝不准许。司马越于是出镇许昌。永嘉初年，司马越从许昌率领苟晞和冀州刺史丁劭讨伐汲桑，击败了他。司马越返回许昌后，长史潘滔劝他说：“兖州是天下的枢要之地，您应该亲自镇守。”等到司马越调任苟晞为青州刺史时，便因此与苟晞产生了嫌隙。不久，诏令司马越为丞相，兼领兖州牧，督领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司马越推辞丞相职位不接受，从许昌迁到鄄城。司马越害怕清河王司马覃最终成为储君，便假传诏令将司马覃收捕送入金墉城，不久又杀害了他。王弥进入许都，司马越派左司马王斌率领甲士五千人进入京城护卫。鄄城自行毁坏，司马越厌恶此事，便把军队迁驻濮阳，后来又迁到荥阳。他召田甄等六率前来，田甄不接受命令，司马越派监军刘望讨伐田甄。当初，东嬴公司马腾镇守邺城时，带着并州将领田甄、田甄的弟弟田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人及其部众一万多人到达邺城，派他们到冀州就食，号称“乞活”。司马腾败亡后，田甄等人在赤桥截击并击败汲桑，司马越任命田甄管理汲郡，任命田兰为钜鹿太守。田甄请求担任魏郡守，司马越不答应，田甄因此恼怒，所以召集他时没有前来。刘望渡过黄河后，田甄退走。李恽、薄盛杀死田兰，率领部众投降；田甄、任祉、祁济放弃军队逃往上党。司马越从荥阳返回洛阳，把太学作为自己的府署。他怀疑朝廷大臣有二心，于是诬陷皇帝的舅舅王延等人谋乱，派王景率领甲士三千人进入宫中逮捕王延等人，交给廷尉处死。司马越解除兖州牧的职务，兼任司徒。司马越既已与苟晞结下怨恨，又认为近来发生的事大多是由殿省引起的，于是上奏说，担任宿卫而拥有侯爵的人一律罢免。当时殿中的武官都被封为侯，因此被逐出的人几乎全部都是这些人，他们都流着眼泪离去。于是任命东海国上军将军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统领东海国军队数百人担任宿卫。

译司马越自从诛杀王延等人后，大大失去众望，而且多疑猜忌。散骑侍郎高韬说了忧虑国事的话，司马越诬陷他诽谤时政，将他杀害，自己也不得安心。于是司马越穿着军服入宫拜见，请求讨伐石勒，并且镇守、集合兖州和豫州的军队，以援助京师。皇帝说：“如今叛逆的胡人侵逼京城郊外，王室上下骚动，没有人有坚定之心。朝廷和国家都依赖您，怎么可以远出而使根本孤立呢！”司马越回答说：“臣如今率军截击贼军，形势一定能消灭他们。贼军消灭后，东方各州的不法之徒就会被铲除，东方各州的贡赋也能畅通。这正是宣扬国威、屏藩国家的适宜举措。如果端坐在京城车驾之中而错失机会，那么祸患弊害会一天比一天增长，所忧虑的事情反而更加严重。”于是出发。留下妃子裴氏、世子兼镇军将军司马毗，以及龙骧将军李恽和何伦等人守卫京都。上表请求设置行台随军，率四万铠甲兵向东驻扎在项县，随从的王公卿士很多。诏令加授九锡。司马越于是向四方发布羽檄说：“皇帝纲纪失去控制，国家多灾多难。我凭着微弱的才能，勉强承担重大责任。近来胡人贼寇逼近腹地，偏将裨将接连失利，帝都转眼成为戎狄之地，士大夫衣冠之地突然变成异域，朝廷上下都忧虑恐惧。这都是由于诸侯迟疑拖延，终于造成了这样的灾难。大家急得连袖子都甩开、连鞋子也顾不上穿，等到要讨伐时却已经晚了。人心归附根本，没有不义愤奋发的。现在必须集合各处军队，来等待作战和防守的准备。宗庙和皇上，都要依靠大家匡扶救援。檄文到达之日，希望大家立即望风奋发，这正是忠臣战士效忠尽诚的时候。”征召的军队都没有到来。苟晞又上表请求讨伐司马越，详情记载在《苟晞传》中。司马越任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自己兼领豫州牧。司马越专擅威权，图谋建立霸业；朝廷中有贤能和素有声望的人，选来做他的属官；名将和精锐士卒，也都充斥在他的府中。他不臣的行迹，天下都知道了。但公私财力都已耗尽，各处盗贼作乱，州郡离心，上下崩溃离散，祸患积结、嫌隙深重，于是忧惧成病。永嘉五年，司马越死于项地。众人秘不发丧，拥立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统率他的部众。后来运回东海安葬。石勒在苦县宁平城追上他们，将军钱端出兵抵御石勒，战死，军队溃败。石勒下令焚烧司马越的棺柩，说：“这个人扰乱天下，我替天下人报仇，所以烧掉他的尸骨来告祭天地。”于是，数十万军民被石勒用骑兵包围射杀，尸体互相践踏，堆积如山。王公、士人和平民死了十多万人。王弥的弟弟王璋焚烧了其余部众，并把他们吃掉。天下人都把罪责归给司马越。晋帝下诏，贬司马越为县王。何伦、李恽听说司马越死了，秘不发丧，奉送妃子裴氏和司马毗从京城出发，随从几乎倾尽全城，沿途还肆意抢掠。到了洧仓，又被石勒击败，司马毗和宗室三十六王都陷没于贼军。李恽杀死妻子儿女，逃奔广宗；何伦逃往下邳。裴妃被人掠走，卖给吴氏。太兴年间，她得以渡过长江，想招回司马越的魂魄安葬。元帝下诏让有关官员详细议论此事，博士傅纯说：“圣人制定礼制，根据事情来寄托感情：设置墓穴和棺椁来收藏形体，以凶礼来事奉它；建立宗庙和祧庙来安置神灵，以吉礼来奉祀它。送走形体，迎回精魂。这是墓与庙的根本区别，也是形体与神魂所用礼制的不同。至于室庙、寝庙和祊祭并不在同一处，是为了广泛寻求神灵所在的途径；唯独不在墓地祭祀，正说明墓不是神灵所居之处。如今混淆形体与神魂的区别，错置庙与墓的礼制，违背礼制和义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令，终于把司马越葬在广陵。太兴末年，坟墓毁坏，改葬于丹徒。当初，元帝镇守建邺，是裴妃的主意；元帝深深感念她，屡次到她的宅第去，并把第三子司马冲过继给司马越作后嗣。司马冲死后没有儿子，成帝便让幼子司马奕继承司马越的后嗣。哀帝把司马奕改封为琅邪王，而东海王一系没有后嗣。隆安初年，安帝又把会稽忠王司马昱的次子司马彦璋封为东海王，作为司马冲的曾孙继承后嗣。司马彦璋被桓玄杀害，东海国于是被撤除。史臣说：从前高辛氏承受天命，祸乱起于参、商二星；周王室继承历数，祸患缠绕着管叔、蔡叔。考察过去的史册，远听前代的事迹，乱臣贼子的下场，早已有清楚的鉴戒。晋朝兴盛之初，大力尊崇藩屏辅弼，分封诸侯、赐予瑞命，德政光耀而合乎常典；仪台上装饰衮服，礼制完备而合乎常规。汝南王司马亮凭纯厚平和的资质，却失于没有决断；楚隐王司马玮习有果敢锐利的性情，终于成为凶狠之人。他们有的位居朝廷右职，有的任职于近禁之地，却都被女子欺骗，先后遭到诛杀。虽说是自己招来的祸患，实在令人悲哀！何伦确实庸碌卑琐，被孙秀欺骗，暗中策划异谋，煽动酿成奸恶，使太子遭逢酷烈怨祸，使宰相陷于诛灭，天子的光耀因此暂时倾覆，皇纲也由此中途崩坏。于是有人撕裂冠服、毁坏冕旒，侥幸赶上百六之厄运；有人掌握玉玺、挥扬大纛，窥伺九五至尊之位。国家神器岂能苟且偷安，帝王大名岂容妄自假借！竟想借助这种淫乱的祭祀，求得自己的长寿，凶恶昏昧到了极点，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司马冏是名父之子，倡导义举、勤于辅佐天王，摧毁已经形成的伪业，挽救已经坠落的皇室车舆；论功行赏、考核政绩，确实值得称道。然而临到祸患便忘了忧虑，放纵心意和欲望，竟不知道欢乐不可达到极点，盈满难以长久保持；他讥笑古人没有做好，忘记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得很拙劣。假使当初采纳王豹的奇策，听取孙惠的良谋，辞去衮服之荣，永远作东海王，虽是古代的伊尹、霍光，也无法超过他！长沙王司马乂才力超过常人，忠贞气概高出世俗。他把弓投入宫门，显露出豪壮丈夫的气概；驱车驰过魏阙，怀有凛然的烈士之风。即使遭逢阳九之厄、屡受困厄，他辅佐君主的感情也没有改变。抚察他留下的节操，始终都有可观之处。司马颖既已入朝总掌大权，又出居重镇，中台依靠他来成就政务，东夏地区仰赖他的安定人心；于是他与河间王司马颙相互协约，共谋进取。可是司马颙任用李含的狡诈，倚仗张方的凌虐，终于使武闵王司马晞丧命、长沙王司马乂被杀，助长了他们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志向，夸耀他们不义的强暴。皇帝车驾向北巡行，并不是出征却没有交战；皇帝西行，也不是为了巡察诸侯、观风问俗。如果火势刚烧到原野，还可以扑灭，何况这种安忍不管的态度，难道能不殃及自身吗！东海王司马越纠合同盟，首先发起义举；匡正复兴皇室的功业尚未建立，凌暴的罪衅却已经显露，于是耗尽车马徒众，坚决请求出镇。后来京城势力孤弱，狡猾的贼寇乘机凌逼，终于使国家神器被劫持迁移，宗庙社稷倾覆；数十万人都成了豺狼口中的诱饵，三十六王全都死在刀兵之下。祸难到了极点，自古以来从未听闻。即使司马越最终遭到焚烧，也还算是幸运的。自惠帝失政以来，祸难从宫廷内部兴起，骨肉相残，百姓陷于战火；胡人的尘土惊动四方而天地仿佛闭塞，戎兵接连不断而宫庙毁坏。宗室亲属首先挑起祸端，戎、羯之人又乘着这个空隙而入，真可悲啊！《诗经》所说的“是谁造成了祸乱的根源，直到今天还成为祸害”，说的就是这八王吧。

译赞曰：司马亮总掌朝政，司马玮心怀争功。谗言巧语乘隙而入，宠妃又听信过度。由此构成怨恨、牵连祸患，接连遭受非命。何伦实在愚昧，竟敢窃取帝王之谋，扰乱常法、奸邪篡位，很快便受到严厉诛杀。伟大啊，武闵王司马晞！首先创立宏大的谋略。只是德业未能建立，实在可悲！长沙王奉事国家，始终没有过失；功业功亏一篑，却突然遭到残害。司马章度勤王，功效建立，声名显扬；联合关右诸军，抗拒顺命者而争强，事情到了穷困、形势陷于窘迫，终于都因作乱而灭亡。司马元超担任辅政大臣，出征时统军，入朝时抚治；却败坏国家、丧失军队，目无君主而震慑皇帝。焚烧棺柩的变故，实在也是他自己招来的。列传第三十 解系（弟弟解结，解结的弟弟解育）　孙旂　孟观　牵秀　缪播（堂弟缪胤）　皇甫重、张辅、李含、张方、阎鼎、索靖（儿子索綝）、贾疋 解系，字少连，是济南著县人。父亲解修，任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核政绩为天下第一。晋武帝接受禅让后，封解修为梁邹侯。解系和两个弟弟解结、解育都洁身自守，获得很高声誉。当时荀勖的家族势力强盛，朝廷内外都畏惧他。荀勖的几个儿子对解系等人说：“我和你们是朋友，你们应当向我父亲行拜礼。”荀勖又说：“我和你们尊敬的先父关系亲厚。”解系说：“我没有接受先父留下的教诲。您如果和先父关系亲厚，他过去哀痛困顿时，您应当写信慰问。至于所谓亲厚的教诲，我不敢承受。”荀勖父子大为惭愧，当时的人都称赞解系有气节。后来解系被征召为公府掾属，历任中书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豫州刺史，升任尚书，出任雍州刺史、扬烈将军、西戎校尉、假节。恰逢氐、羌叛乱，他与征西将军、赵王司马伦共同讨伐。司马伦信用奸佞孙秀，因军事问题与解系争执，彼此互相上表弹劾。朝廷知道解系守正不屈，便召司马伦回朝。解系上表请求杀孙秀，以此向氐、羌谢罪，朝廷没有听从。司马伦、孙秀诬陷他，解系因此被免官，以平民身份回到家中，闭门自守。等到张华、裴頠被诛杀时，司马伦、孙秀又因过去的怨恨逮捕解系兄弟。梁王司马肜为解系等人求情，司马伦发怒说：“我在水里看见螃蟹都讨厌，何况这人的兄弟竟敢轻视我！” “如果连这种事都可以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司马肜苦苦争辩仍未能救下他们，于是司马伦杀害了解系兄弟，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一并杀戮。后来齐王司马冏起兵行义时，把裴頠、解系列为冤死者之首。司马伦、孙秀被诛杀后，司马冏便上奏说：“臣听说，复兴衰微、继承断绝，是圣明君主的高尚政绩；贬斥恶人、褒扬善人，是《春秋》称美的事情。因此周武王封护卫成王而死的比干之墓，表彰商容的里门，确实是因为幽明之间有相通的道理。孙秀叛逆作乱，毁灭辅佐成王的功臣之国，诛杀骨鲠正直的大臣，以此削弱并葬送王室，肆意施行暴虐凶残，功臣的后代多被消灭。至于张华、裴頠，各自因为当时受到忌惮而被杀；解系、解结同样像羔羊一样被害；欧阳建等人无罪而死，百姓都怜悯他们。陛下重新以日月般的光明照耀天下，颁布革新的明诏，但这些人还没有蒙受恩典得到昭雪。过去栾氏、郤氏的后代降为皂隶，《春秋》仍记载他们的事；周幽王断绝功臣后代、抛弃贤者子孙，诗人便以此作诗讽刺。臣忝居右职，想竭尽辅弼之力，献上愚诚。如果合乎圣意，可以交由群臣共同讨论。”八座官员议论说：“解系等人清廉公正、正直无私，被奸邪之人所嫉恨，无罪而横遭杀戮，冤痛已经极其深重。像大司马所奏请的那样，彰明是非曲直，显然宣布应当与否，使冤魂没有惭愧和遗恨，这就是极大的恩典了。”永宁二年，追赠解系为光禄大夫，改葬，并加以吊唁祭祀。解结，字叔连，年轻时与解系齐名。被征召为公府掾属，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历任散骑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当时孙秀在关中作乱，解结在京城，因参与议论孙秀应当诛杀而获罪，孙秀因此怀恨他。等到解系被杀，解结也一同被杀。他的女儿嫁给裴氏，第二天就要出嫁，却突然发生灾祸。裴氏想承认她已经是自家人，以救她活命，女儿说：“家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为什么要活着！”也因此获罪而死。朝廷于是议论废除旧制，女子不再因父兄获罪而连坐，从解结的女儿开始。后来追赠解结为光禄大夫，改葬，并加以吊祭。解结的弟弟解育，字稚连，名声仅次于两个哥哥。历任公府掾属、太子洗马、尚书郎、卫军长史、弘农太守。他与两个哥哥一起被杀，妻子儿女被迁徙到边地。孙旂，字伯旗，是乐安人。父亲孙历，在魏、晋交替之际任幽州刺史、右将军。孙旂清廉沉静，年轻时便自我修养、立身守节。被察举为孝廉，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出任荆州刺史，名望地位与解系、解结相当。永熙年间，被征召授任太子詹事，转任卫尉，因武库失火获罪，被免官。一年多后，出任兖州刺史，升任平南将军、假节。孙旂的儿子孙弼以及弟弟的儿子孙髦、孙辅、孙琰四人，都有做官办事的才干，在当时颇有声望，于是与孙秀合为同族。赵王司马伦起事时，他们连夜跟随孙秀，在神武门下检阅兵器。兄弟四人在十天到一个月内先后担任公府掾属、尚书郎。孙弼又任中坚将军，兼领尚书左丞，转任上将军，兼领射声校尉；孙髦任武卫将军，兼领太子詹事；孙琰任武威将军，兼领太子左率。都被赐予开国郡侯的爵位。众人推崇孙旂为车骑将军、开府。当初，孙旂因为孙弼等人接受伪朝任命，派小儿子回去责备他们，说这件过错一定会给家族带来灾祸。孙弼等人始终不听，孙旂也无法制止，只能痛哭而已。齐王司马冏起义后，四人都被处死。襄阳太守宗岱奉司马冏的檄文杀死孙旂，并诛灭三族。他的弟弟孙尹，字文旗，历任陈留、阳平太守，早年去世。孟观，字叔时，是渤海东光人。年轻时喜欢读书，懂得天文。惠帝即位后，逐渐升任殿中中郎。贾后违背婆媳礼法，暗中想杀杨骏并废掉太后；她借杨骏专权之事，多次向皇帝进言，又派人暗示孟观。正逢楚王司马玮将要讨伐杨骏，孟观接受贾后的旨意宣读诏书，对杨骏的罪行颇多诬陷。杨骏被诛后，任命孟观为黄门侍郎，特意配给他亲信四十人。升任积弩将军，封上谷郡公。氐族首领齐万年在关中反叛，部众有几十万人，各路将领接连覆败。中书令陈准、监军张华认为，赵王、梁王等诸王在关中，都是雍容尊贵的宗室外戚，进军不贪图功劳，退军也不害怕获罪；士卒虽然众多，却不能为他们所用，周处战败，原因就在这里。上下离心，难以战胜敌人。因为孟观深沉坚毅，具有文武才干和办事能力，于是上奏请求派他讨伐齐万年。孟观所统领的宿卫兵都轻捷勇悍，又统率关中士卒，亲自冒着箭石作战，激战十多次，每次都击破敌军，生擒齐万年，威势震慑氐、羌。后来转任东羌校尉，被征召授任右将军。赵王司马伦篡位后，因为孟观所在之地功绩显著，便任命他为安南将军、监河北诸军事、假节，驻军宛城。孟观的儿子孟平任淮南王司马允的前锋将军，讨伐司马伦，战死。孙秀因为孟观手握军队在外，便假称孟平是被司马允的军队杀害，用追赠积弩将军的办法安抚孟观。义军起兵后，很多人劝孟观响应齐王司马冏，孟观见紫宫和帝座没有发生其他变故，认为司马伦应该能够守住，于是不听众议，替司马伦守卫。等到皇帝复位，永饶冶令空桐机斩下孟观的首级，传送到洛阳，随后诛灭三族。

译牵秀，字成叔，是武邑观津人。祖父牵招，任魏国雁门太守。牵秀博学善辩，有文学才华，性情豪爽侠义，刚满二十岁便获得美名，受到太保卫瓘、尚书崔洪的赏识。太康年间，调补为新安县令，多次升迁至司空从事中郎。他一向与皇帝的舅舅王恺互相轻视侮辱，王恺便暗示司隶校尉荀恺上奏，说牵秀夜间在道路上装载高平国守士田兴的妻子。牵秀立即上表诉说自己受到诬陷，并指责王恺的淫秽行为，文辞激烈严厉，以此讥刺外戚。当时朝臣虽然大多证明牵秀确有此事，但他的盛名美誉也因此受损，于是获罪被免官。后来司空张华请他担任长史。牵秀任性逞气，喜好做将帅。张昌作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派牵秀讨伐张昌；牵秀出了关中，却趁机投奔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讨伐司马乂，任牵秀为冠军将军，他与陆机、王粹等共同参加河桥之战。陆机战败，牵秀替他证明罪责，又谄媚侍奉黄门侍郎孟玖，因此受到司马颖亲近。惠帝西行到长安，任牵秀为尚书。牵秀年轻时居住京城，曾见司隶校尉刘毅上奏政事而激动不已，慷慨地认为自己处在司直的职位上，一定能够抑制邪恶、褒扬清正；身处军鼓和马鞭之间，也一定能建立将帅的功勋。可是等他担任常伯、纳言，却从未提出过规劝君主、弥补过失的奇谋。河间王司马颙非常亲近信任牵秀。关东各路军队奉迎皇帝，任牵秀为平北将军，镇守冯翊。牵秀与司马颙的将领马瞻等人准备辅佐司马颙守住关中；司马颙却秘密派使者到东海王司马越那里，请求迎接自己，司马越派将领麋晃等人迎接司马颙。当时牵秀拥兵在冯翊，麋晃不敢前进。司马颙的长史杨腾先前没有响应司马越的军队，害怕司马越讨伐他，想抓住牵秀来表功，便与冯翊大姓诸严假称奉司马颙的命令，让牵秀撤兵。牵秀信以为真，杨腾于是杀死牵秀于万年。缪播，字宣则，是兰陵人。父亲缪悦，任光禄大夫。缪播才思清明，辩才出众，通晓义理。高密王司马泰任司空时，任缪播为祭酒，多次升迁至太弟中庶子。惠帝驾临长安，河间王司马颙想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东海王司马越将要起兵迎奉皇帝，因为缪播的父亲曾是司马越的旧属，便把缪播作为心腹重臣托付。缪播的堂弟、右卫率缪胤，是司马颙前妃的弟弟。司马越派缪播、缪胤到长安劝说司马颙，让他奉送皇帝回洛阳，并约定与司马颙分守陕地、各自称伯。缪播、缪胤一向受到司马颙敬重信任，见面后，司马颙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司马颙的将领张方自认为罪责重大，害怕成为首先被诛杀的人，便对司马颙说：“如今占据形势险要之地，国家富足、兵力强盛，奉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谁敢不服！”司马颙被张方的谋划迷惑，犹豫不决。张方厌恶缪播、缪胤替司马越游说，暗中想杀他们。缪播等人也担心张方加害，不敢再说话。当时司马越军势极盛，司马颙十分忧虑，缪播、缪胤便再次劝说司马颙，赶快杀张方谢罪，就可以不费力而安定局势。司马颙听从了，于是杀张方来向山东诸侯谢罪。司马颙后来对此后悔，又出兵抵抗司马越，屡次被司马越击败。皇帝恢复旧都后，缪播也跟随太弟回到洛阳，历经艰难，二人更加亲近。惠帝去世后，太弟即位，这就是怀帝，任缪播为给事黄门侍郎。不久转任侍中，又调任中书令，所受任用和恩遇日益隆盛，专门掌管诏令。当时司马越威权在手，皇帝无力讨伐，心中非常厌恶他。因为缪播、缪胤等人有辅佐国家的才干，又都忠于国家，所以把他们当作心腹托付。司马越害怕他们成为自己的祸患，便借入朝之机，带兵进入宫中，在皇帝身边逮捕缪播等人。皇帝叹息说：“奸臣逆子世世代代都有，不在我之前，也不在我之后，真可悲啊！”他起身拉住缪播等人的手，眼泪鼻涕交横，抽泣不止，无法自我控制。司马越于是杀害了他们。朝廷内外都愤恨惋惜，全都说：“善人是国家的纲纪，却反而遭到残害，这样的国家难道能长久吗！”司马越死后，皇帝追赠缪播为卫尉，用少牢祭祀他。缪胤，字休祖，是安平献王的外孙，名声大致与缪播相当。起初任尚书郎，后来升任太弟左卫率，转任魏郡太守。王浚的军队逼近邺城时，石超等人大败，缪胤逃奔徐州的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让缪胤与缪播一起入关，他们的劝说得以实行，皇帝车驾向东返回。司马越任缪胤为冠军将军、南阳太守。缪胤从蓝田出武关，前往南阳，原南阳太守卫展抵拒不接受他，缪胤于是返回洛阳。怀帝即位，授缪胤为左卫将军，转任散骑常侍、太仆卿。后来，他与缪播、皇帝舅舅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一起参与机密政务，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皇甫重，字伦叔，是安定朝那人。性情深沉果断，有才干，受到司空张华赏识，逐渐升任新平太守。元康年间，张华以官府名义任命他为秦州刺史。齐王司马冏辅政时，任皇甫重的弟弟皇甫商为参军。司马冏被诛后，长沙王司马乂又任皇甫商为参军。当时河间王司马颙镇守关中，他的将领李含先前与皇甫商、皇甫重有嫌隙，经常记恨他们。此时李含劝司马颙说：“皇甫商被司马乂任用，皇甫重终究不会被别人任用，应当赶快除掉他们，以消除一方的祸患。可以上表请求把皇甫重调任朝廷内职，趁他经过长安时将他抓住。”皇甫重知道了这个阴谋，便公开发布檄文，上奏尚书，说司马颙信任李含，将要作乱，于是召集陇上士众，以讨伐李含为名。司马乂因战争接连兴起，如今才刚刚平息，便上表请求派使者下诏让皇甫重撤兵，并征召李含为河南尹。李含接受征召后，皇甫重却不奉诏，司马颙便派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四郡军队攻打他。不久，成都王司马颖与司马颙起兵共同攻打司马乂，名义上说是讨伐皇后的父亲、尚书仆射羊玄之以及皇甫商。司马乂任皇甫商为左将军、河东太守，率一万多人在关门抵御张方，被张方击败，司马颙的军队于是推进。司马乂接连失败，便派皇甫商秘密行进，带着皇帝的手诏，让游楷全部撤兵，并命令皇甫重进军讨伐司马颙。皇甫商经过长安、到达新平时，遇到他的外甥；这个外甥一向憎恨皇甫商，便把情况告诉司马颙，司马颙捕获皇甫商并杀了他。司马乂失败后，皇甫重仍然坚守，关闭城外的城门，城内没有人知道外面的情况；四郡军队筑起土山攻城，皇甫重就用连弩射击。城中各处挖掘地道来防备外部进攻，临时应变的方法有很多，外军无法靠近城池，将士们也为此拼死作战。司马颙知道城池无法攻下，便上表请求派御史宣读诏书劝降。皇甫重知道这不是朝廷的本意，不奉诏令。抓到御史的骑卒后，他问：“我弟弟带兵前来，想必已经到了吧？”骑卒说：“已经被河间王杀害了。”皇甫重脸色大变，立即杀了骑卒。于是城中知道没有外援，便共同杀死了皇甫重。在这之前，皇甫重被围困危急时，派养子皇甫昌向东海王司马越求救。司马越因为司马颙刚废黜成都王司马颖，又与山东方面联合讲和，不肯出兵。皇甫昌于是与旧殿中人杨篇假称奉司马越之命，到金墉城迎接羊皇后入宫，并以皇后的命令发兵讨伐张方、迎接皇帝。事情发生得仓促，百官起初都跟随他们，不久又共同诛杀了皇甫昌。

译张辅，字世伟，是南阳西鄂人，汉代河间相张衡的后代。年轻时有才干和办事能力，与姨母的兄长刘乔齐名。起初补任蓝田县令，不向豪强屈服。当时强弩将军庞宗是西州大姓，护军赵浚又是庞宗妻族的人，因此他们的奴仆放纵横行，成为百姓的祸患。张辅依法惩治他们，杀了其中两个奴仆，又夺取庞宗二百多顷田地分给贫户，全县都称赞他。转任山阳县令时，太尉陈准家的奴仆也横暴不法，张辅又将其击杀。多次升迁为尚书郎，封宜昌亭侯。张辅转任御史中丞。当时积弩将军孟观与明威将军郝彦不和，孟观又因军务害死郝彦；另外，贾谧、潘岳、石崇等人互相援引推重，义阳王司马威又有欺诈冒充之事，张辅一并进行纠察弹劾。梁州刺史杨欣的姐姐去世未满十天，车骑长史韩预便强行聘娶她的女儿为妻。张辅担任中正，贬斥韩预以端正风俗，议论此事的人都称赞他。孙秀掌握权力后，司马威向孙秀构陷张辅，孙秀受其迷惑，准备依法惩办张辅。张辅写信给孙秀说：“我只是知道仰慕古人，任职时便按原则办事，不再顾及为自身作小小的打算。如今义阳王确实宽宏仁恕，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我母亲年七十六岁，常常忧虑，恐怕我将因怨恨而获罪。愿明公留心考察我前后的行为，我不过是国家的愚臣罢了。”孙秀虽然凶恶狡猾，却知道张辅高雅正直，是被司马威诬陷，于是停止追究。后来张辅升任冯翊太守。当时长沙王司马乂认为河间王司马颙专制关中，已有不臣的迹象，便向惠帝进言，惠帝秘密下诏让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讨伐司马颙。于是刘沈等人在长安与司马颙交战，张辅便率兵救援司马颙，刘沈等人战败。司马颙感激张辅，便让他代替皇甫重担任秦州刺史。救援司马颙时，金城太守游楷也有功，后来转任梁州刺史，却没有赴任。游楷听说张辅回来，没有及时迎接，暗中图谋害他。他又杀死天水太守封尚，想在西部树立威势；召集陇西太守韩稚商议此事，尚未决定。韩稚的儿子韩朴有武艺和才干，杀死持不同意见的人，立即收兵攻打张辅。张辅与韩稚在遮多谷口交战，军队大败，被天水旧部帐下督富整杀死。起初，张辅曾写论说：“管仲不如鲍叔牙，因为鲍叔牙知道该奉事什么人，也知道该投奔什么人。管仲奉事齐桓公却不能使事情成功，他后来投奔的国家又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国家；至于三归反坫等事，都是鲍叔牙不会做的。”他又评论班固、司马迁说：“司马迁的著述，文辞简约而事情交代完整，叙述三千年的事只用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却用了八十万字，繁简不同，这是班固不如司马迁的第一点。优秀的史官叙述事情，善行足以奖赏劝勉，恶行足以作为监督和警戒，这是人道的常理；至于中等以下的小事，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班固却全都记载，这是第二点不如。班固诋毁贬低晁错，损害了忠臣之道，这是第三点不如。司马迁开创体例，班固又沿袭前人，难易更不相同。司马迁又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文辞纵横流畅，也足以显示他的大才。所以叙述辩士，文辞华美；叙写实录，则隐约考核名实。这就是司马迁被称为良史的原因。”他又评论魏武帝不如刘备，乐毅比不上诸葛亮，具体言辞多未记载。李含，字世容，是陇西狄道人。寄居在始平。年轻时就有才干，两郡同时举荐他为孝廉。安定人皇甫商与李含同乡而年少，当时依仗豪族身份，因李含家门寒微，想与他结交；李含拒绝不接受，皇甫商因此怀恨，便暗示州里用简短檄文召李含任门亭长。正逢州刺史郭奕一向听说李含贤能，刚到任便提拔李含为别驾，使他位居众僚之上。不久又举荐他为秀才，推荐到公府；李含从太保掾转任秦国郎中令。司徒升任李含兼领始平中正。秦王司马柬去世，李含依照台官礼仪，葬礼结束便除去丧服。尚书赵浚受到皇帝宠幸，厌恶李含不侍奉自己，便上奏说李含不应除去丧服。本州大中正傅祗依据名分义理贬斥李含。中丞傅咸上表为李含申辩说：“臣所在州秦国郎中令、始平中正李含，忠诚公正、清廉正直，才干足以经办世务，确实有古代史鱼秉持正直的风范。他虽然因此不能与流俗协调，但他的名声品行高峻严正，不可能被掩盖，两郡都以特殊品行举荐他为孝廉。尚书郭奕到州任职时，李含只是寒门子弟，郭奕却破格提拔他为别驾。太保卫瓘征召李含为属官，每次都对臣说：‘李世容应当成为晋朝不顾自身、尽忠国事的臣子。’” “秦王去世时，悲痛之情感动人心，百官参加丧事，都是亲眼所见。如今却因为李含依从诸侯王的制度，便说他俯身迁就王制、背弃亲戚之哀而居荣位，夺去他的中正职务。天子之丧，安葬后才除丧；藩国之丧，安葬后便除丧。藩国如果想同天子一样不除丧，就应当责备它以尊贵者的标准要求卑下者，而不应说成正当。如今朝廷在上宣布礼制，却想让藩国在下遵守，这只是使藩国的礼义显得隆重，而使朝廷的礼制显得浅薄。又说诸王公都要服满丧期，礼制宁可完备后才任用他们，显然是认为丧制应当隆重，务求敦厚慎重。所谓宁可服满丧期后才任用，正是说明要体恤哀痛之情而已；天子之丧与此不同，规定必须服满丧期，却没有见到这样的礼文。国家制度规定安葬后除丧，除丧后附祭。自汉、魏直到圣晋，文皇帝去世，武帝驾崩，世祖过度悲哀，陛下身体毁损、居谅闇之中，服丧终满三年，天下臣民难道没有攀慕而继续服丧的心吗？实在是因为国家制度不可逾越，所以安葬后不敢不除丧。天子的丧服在上除去，藩国的臣子却独自在下继续服丧，这是不能安心的。又因为秦王没有后嗣，李含应当主持丧事；秦王丧服既已除去而举行附祭，就应当进行吉祭。因此有人说秦王尚未有宗庙，神主不应除服。秦王是刚受封的，没有可以相连附祭的宗庙，神主所居之处就可以作为宗庙。“不询问国家制度究竟如何，却拿没有宗庙来贬斥李含。如果按照李含今天的行为去要求博士考察礼文，那么必定会说帝尧去世后，天下三年不听音乐；世祖去世后，几十天便恢复吉礼。这样援引古礼来衡量今天，整个时代都应当受到贬斥，哪里只是李含不该除丧服呢？如今没有贬斥他，正是因为王国制度如此。圣上居谅闇之中，哀声不断；辅弼近侍仍应心丧，不宜立即举行婚娶和欢乐之事，但没有人这样说，难道不是因为国家大制不可违背，只能委曲求全吗？况且此前因为李含正在服王丧，朝廷曾替他安排代理者。尚书下令说秦王安葬日期临近，安葬完毕后李含应当代理职务，不听任别人代替。安葬完毕后，李含仍犹豫不决，司徒多次责罚、查问，催促李含代理职务，随即又加以击打；这是台府的敕令和符命把李含陷于罪恶。如果说台府这样做伤害教义，就应当依据正理，而不该发出不合正理的符敕，只贬斥李含。李含陷于困顿挫折，难道还不值得惋惜吗！只是国家制度不能偏废。”

译“李含又认为自己是陇西人，虽然户籍隶属于始平，却不是始平所应全面掌握的人。他起初被任命为中正时，反复申辩，说自己不是始平国人，不应担任中正。后来任郎中令，又认为选官时应以台府为例，便以此让给常山太守苏韶，辞意恳切，都表现在文章中。李含坚决推让，本来是在秦王去世以前；安葬后他犹豫不决，只是因无法应付责罚，才代理职务。臣的堂弟傅祗任州都，意在推崇风教，议论李含已经过分；不正直的人便互相煽动，希望借着名义，在法外制造案件，从中获得好处。中正庞腾于是削减李含的品第。臣虽然没有祁大夫那样的德行，但看到李含被庞腾侮辱，谨上表让陛下知道，请朝廷及时广泛议论，不要让庞腾得以任意玩弄法令。” 皇帝没有听从，李含于是被贬退，削降为五品。李含回到长安，一年多后，光禄勋派他任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上表说，李含曾任大臣，虽然遭到削减贬黜，也不应降为这样的职务。诏令停止此任。后来李含任始平县令。赵王司马伦篡位时，有人对孙秀说：“李含有文武大才，不能把他资助给别人。”孙秀便任命李含为东武阳县令。河间王司马颙上表请求任李含为征西司马，非常信任他。不久，李含转任长史。司马颙诛杀夏侯奭，送信给齐王司马冏，让他派使者与赵王司马伦联合，并派张方率军赶赴司马伦那里，这些都是李含谋划的。后来司马颙听说三王的军队强盛，便加任李含为龙骧将军，统率席薳等铁骑，调回张方的军队来响应义军。天子复位后，李含行军到潼关便返回。起初，梁州刺史皇甫商受到赵王司马伦任用，司马伦失败后，皇甫商离职到司马颙那里，司马颙对他极为优厚地慰抚。李含劝司马颙说：“皇甫商是司马伦的亲信大臣，因害怕获罪才到了这里，不应当屡次与他见面。”皇甫商知道后怀恨李含。等皇甫商将要返回京城，司马颙设酒为他饯行，皇甫商便与李含愤怒争辩，司马颙从中调解，使二人和解。后来李含被征召为翊军校尉。当时皇甫商参与齐王司马冏的军事事务，夏侯奭的哥哥又在司马冏府中，称赞夏侯奭起兵行义，却说他被西藩无罪杀害。李含心中不安。司马冏的右司马赵骧又与李含有嫌隙，司马冏将要检阅军队，李含害怕赵骧借军队讨伐自己，便单骑逃奔司马颙，假称接受了密诏。司马颙当夜接见他，李含便劝司马颙说：“成都王是皇帝至亲，立有大功，回到藩国后很得人心。齐王司马冏与皇帝关系亲近，却独自掌握威权，朝廷上下都侧目而视。如今发布檄文命长沙王讨伐齐王，先让齐王听到消息，齐王必定杀死长沙王；再借此发布檄文加罪于齐王，就可以擒获司马冏。除掉齐王后，拥立成都王，消除逼迫，建立亲王，以安定社稷，这是大功。”司马颙听从了，于是上表请求讨伐司马冏，任李含为都督，统率张方等将领率各路军队向洛阳进发。李含驻军阴盘时，长沙王司马乂已经杀死司马冏，李含等人便回军。起初，李含的根本谋划是同时除掉司马乂、司马冏，使权力归于司马颙，李含借此便能放纵施行自己的夙愿。长沙王司马乂战胜齐王后，司马颙、司马颖仍各自守在藩国，愿望没有实现。司马颙上表任李含为河南尹。当时皇甫商又受到司马乂任用和优待；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当时任秦州刺史，李含更加痛恨皇甫商，又与皇甫重构成嫌隙。司马颙自李含逃奔回来后，把他当作心腹，又担心皇甫重袭击自己，于是派兵包围皇甫重，双方互相上表指责。侍中冯荪党附司马颙，请求召皇甫重回来。皇甫商劝司马乂说：“河间王的奏表，都是李含在其中交相构陷造成的。如果不早作谋划，祸患将要到了。况且河间王此前的举动，也是李含谋划的。”司马乂于是杀了李含。张方是河间人，家世世代贫贱，因才干勇力受到河间王司马颙宠幸，多次升迁，兼任振武将军。永宁年间，司马颙上表讨伐齐王司马冏，派张方率领两万军队担任前锋。司马冏被长沙王司马乂杀死后，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又上表讨伐司马乂，派张方率军从函谷关进入，驻扎在河南。惠帝派左将军皇甫商抵御，张方用奇兵击破皇甫商的军队，便进入城中。司马乂奉皇帝之命在城内讨伐张方，张方的军队望见皇帝车驾，于是稍稍退却，张方制止不住，军队便大败，街巷中到处都是死伤者。张方退守十三里桥，军心受挫，再没有坚守的意志，很多人劝他连夜逃走。张方说：“军队的胜败利钝是常事，贵在能借失败来取得成功。我重新向前筑垒，出其不意，这就是用兵的奇策。”于是连夜秘密前进，逼近洛阳城七里。司马乂刚取得胜利，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忽然听说张方营垒已经筑成，便出战，结果大败。东海王司马越等人逮捕司马乂，把他送到金墉城。张方派郅辅把司马乂带回营中，用火炙烧杀死。于是张方在洛阳大肆掠夺，掠走官府和私人家的奴婢一万多人，向西返回长安。司马颙加任张方为右将军、冯翊太守。荡阴之战时，司马颙又派张方镇守洛阳，上官已、苗愿等人抵御他，大败退走。清河王司马覃夜袭上官已、苗愿，二人出逃，张方于是进入洛阳。司马覃在广阳门迎接张方并下拜，张方飞身下车扶住他，不让他行礼。随后又废黜皇后羊氏。等惠帝从邺城返回洛阳，张方派儿子张罴率三千骑兵奉迎。将要渡过河桥时，张方又拿出自己乘坐的阳燧车，带着青盖素车以及三百人组成的小型卤簿，在芒山下迎接皇帝。张方亲自率一万多骑兵，护卫着装饰有云母的车舆和旌旗，护送皇帝前进。起初，张方见到皇帝准备下拜，皇帝下车亲自制止了他。张方在洛阳驻扎已久，士兵纵情抢掠，还挖掘哀献皇女的陵墓。军人喧闹不已，再没有留守的心思，商议想向西迁移，却暂时隐藏意图，想等天子出城后，趁机劫持并迁移都城。于是请求皇帝拜谒宗庙，皇帝不答应。张方便把全部军队带入宫殿迎接皇帝。皇帝见军队来到，躲到竹林中，士兵把皇帝拉出来。张方在马上叩头说：“胡贼放纵逃窜，宿卫兵力单薄，陛下今日幸临臣的营垒，臣应当抵御寇难，至死不改。”于是士兵纷纷闯入宫阁，争相割取流苏和武帐，做成马的坐垫。张方护送皇帝到弘农，司马颙派司马周弼通知张方，说想废掉太弟；张方认为不可以。皇帝到长安后，任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兼领京兆太守。当时豫州刺史刘乔发布檄文，声称颍川太守刘舆胁迫范阳王司马虓抵抗违背诏命；又因为东海王司马越等人在山东起兵，便派张方率步骑十万人前往讨伐。张方驻军霸上，但刘乔被司马虓等人击败。司马颙听说刘乔失败，大为恐惧，准备撤兵，又担心张方不听从，迟疑不决。

译起初，张方从山东来时地位十分卑微，长安富人郅辅厚待供给他。张方显贵后，任郅辅为帐下督，对他非常亲近。司马颙的参军毕垣是河间的名门子弟，受到张方轻视，愤怒之下劝司马颙说：“张方长久驻军霸上，听说山东贼军强盛，却徘徊不前，应当防备他尚未显露的异心。他的亲信郅辅完全知道他的谋划。”缪播等人此前也构陷过张方，司马颙便派人召见郅辅。毕垣迎上去劝郅辅说：“张方想要谋反，人们说你知道这件事。大王如果问你，你准备怎样回答？”郅辅惊慌地说：“实在没听说张方谋反，这可怎么办？”毕垣说：“大王如果问你，只管说‘是’。否则一定逃不过灾祸。”郅辅进去后，司马颙问他：“张方谋反，你知道吗？”郅辅回答：“是。”司马颙说：“派你去抓他，可以吗？”郅辅又回答：“是。”司马颙于是让郅辅给张方送信，借机命令他杀掉张方。郅辅一向亲近张方，拿着刀进入，守门的人没有怀疑；他借着火光拆开发信，立即砍下张方的头。司马颙任郅辅为安定太守。起初缪播等人商议杀张方，把首级送给司马越，希望山东军队能够撤退。等听说张方已死，他们反而争相进入关中，司马颙很是怨恨，又派人杀死郅辅。史臣说：晋朝的祸难接连到来，实在是从藩镇辅弼开始的。解系等人凭借经世治事的才能，处在危乱的时代，都把自己的行迹寄托于公府和朝廷，参与谋划王室之事。他们有的抗守忠诚、竭尽节操，有的粉饰欺诈、心怀奸谋。虽然邪正走的是不同道路，却都遭到诛杀，难道不是因为时局艰难、政治紊乱，而利益越深，祸患来得越快吗！古人之所以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正是要在这种情形下保持戒惧。” 阎鼎，字台臣，是天水人。起初任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后转任卷县令，代理豫州刺史事务，驻军许昌。母亲去世后，他就在密县一带召集西州流民数千人，想返回故乡。正逢京师失守，秦王司马业逃奔到密县，司空荀籓、荀籓的弟弟司隶校尉荀组，以及中领军华恒、河南尹华荟，在密县建立行台，因为密县靠近贼军，便向南奔赴许昌、颍川。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县任坞主，中书令李恒、太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都来投奔刘畴。众人认为阎鼎有才干、能办事，而且手握强兵，便劝荀籓授予阎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之职，任命刘蔚等为他的参佐。阎鼎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因西方人都思念故乡，便想在家乡建立功业，于是同抚军长史王毗、司马传逊谋划拥戴秦王的计策，对刘畴、刘蔚等说：“崤山以东不是霸王建立事业的地方，不如前往关中。”河阳县令傅畅写信给阎鼎，劝他奉秦王经过洛阳，拜谒帝王陵寝，直取长安，安抚团结夷人和晋人，兴起义军，恢复宗庙，洗雪国家的耻辱。阎鼎得到信后，便想前往洛阳；流民们认为北道靠近黄河，害怕遭到截击，想向南从武关前往长安。刘畴等都是崤山以东人，都不愿向西进发，荀籓以及刘畴、刘蔚等便一同逃散。阎鼎追赶荀籓没有追上，荀恒等人被杀，只有周顗、李述逃脱。于是阎鼎奉秦王出行，停留在上洛，被山贼袭击，死了一百多人，便率领余众向西到达蓝田。当时刘聪正向长安进攻，被雍州刺史贾疋赶走，逃回平阳。贾疋派人迎接秦王，秦王于是到达长安，并与大司马、南阳王司马保、卫将军梁芬、京兆尹梁综等同心拥戴秦王，立秦王为皇太子，登坛告天，建立社稷和宗庙，任阎鼎为太子詹事，总管百官事务。梁综与阎鼎争权，阎鼎杀死梁综，任命王毗为京兆尹。阎鼎首先提出宏大的谋略，在天下建立了功业。始平太守曲允、抚夷护军索綝一起嫉恨他的功劳，并且想独揽权力；冯翊太守梁纬、北地太守梁肃是梁综同母的弟弟，也是索綝的姻亲，便谋划要除掉阎鼎，于是诬告阎鼎有蔑视君主之心，擅自杀戮大臣，请求讨伐他，随即进攻阎鼎。阎鼎逃到雍州，被氐人窦首杀死，首级被传送到长安。索靖，字幼安，是敦煌人。家中世代为官，父亲索湛，任北地太守。索靖年轻时就有超群的才量，与乡人泛衷、张甝、索纟▯、索永一同到太学求学，名声驰誉海内，被称为“敦煌五龙”。四人都早早去世，只有索靖广泛通晓经史，并且兼通内纬。州里征召他任别驾，郡里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他在对策考试中名列高等。傅玄、张华与索靖一见面，都深厚地同他结交。索靖被授予驸马都尉，出任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太子仆、同郡人张勃特意上表说，索靖的才艺举世无双，应当任职台阁，不应远赴边塞。武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提升索靖为尚书郎。他与襄阳人罗尚、河南人潘岳、吴郡人顾荣同在朝中任官，众人都敬重佩服他。索靖与尚书令卫瓘都因擅长草书而闻名，武帝也喜爱他们的书法。卫瓘的笔力胜过索靖，但有楷书法度，在草书方面远远比不上索靖。索靖在台阁任职多年后，被授为雁门太守，调任鲁国相，又任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索靖有预见和远大的度量，知道天下将要发生动乱，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驼叹息说：“将来一定会看见你处在荆棘丛中啊！” 元康年间，西戎反叛，索靖被任命为大将军、梁王司马肜的左司马，加授荡寇将军，驻兵粟邑，进攻贼军，将其击败。后来调任始平内史。赵王司马伦篡位时，索靖响应三王的义举，以左卫将军的身份讨伐孙秀有功，加授散骑常侍，升任后将军。太安末年，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进攻洛阳，任命索靖为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统领雍、秦、凉三州的义兵，与贼军交战，大败贼军，索靖也因受伤而去世，追赠太常，当时六十五岁。后来又追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号为“庄”。索靖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辨析阴阳和气运的道理；又撰写《索子》《晋诗》，各二十卷；还写了《草书状》，文章说：

译圣明的皇帝统治天下，顺应时势的需要。仓颉诞生之后，文字和契刻便由此产生。蝌蚪文、鸟篆等字体，都根据事物形状来造字。圣明睿智的人加以变通，巧妙的构思由此产生。删减隶书，创制草书，以崇尚简便易行。百官因此都能修治职事，各项事业也都更加光彩。草书的形态，大概是柔婉得像银钩，飘逸得像受惊的鸾鸟；伸展翅膀却还没有飞出，仿佛要飞起又安然停住；像虫蛇盘曲，有时向前，有时返回。形态像阿那曲折而显得柔弱，忽然奋发激越，又显得威武雄健。等到它纵逸游走、气势伸展时，忽而端正，忽而欹斜。像骏马突然发怒，逼迫着缰辔；又像海水起伏，翻扬着波涛。像芝草和葡萄接连不断，又像棠棣花朵灿烂地盛开。像黑熊相对蹲踞在山岳之间，像飞燕彼此追逐而参差飞翔。举起来仔细观察，又仿佛和风吹过树林，使草倒伏、树木摇动。枝条顺着气势伸展，回转之间彼此依附；姿态幽深柔美，随着形体分散布置。纷纷扰扰而又婀娜柔顺，内含迟疑而犹豫不定。黑龙和狡兽在其中嬉戏，猿猴腾跃飞奔，彼此追逐。凌空的鱼奋力摆尾，蛟龙反身盘踞。投向空中自行奔窜，张开牙齿和爪距。有的像登高远望同类，有的像已经离去却又回头顾视，有的像洒脱不群，有的像自我约束而不越常规。于是那些多才的英杰、精通书艺的贤士，专心研究精微之处，沉醉于这种文字法度之中。守持正道而又能通权达变，触类旁通，随事物而产生变化。把各种书体分解开来，没有一种形态不清楚显现。去掉繁杂，保存精微，宏大的形体并不紊乱。向上探究开创文字的本源，向下周密地考察法度。纵情挥洒文辞，任意运笔，如雨水流行、冰块消散。高亢的笔势凌厉飞扬，充溢奔放而流漫不拘。忽然间斑斑然形成篇章，确实奇妙而光彩灿烂。形体疏落而雄壮华丽，姿态光洁润泽而鲜明。让杜度运转手指，使张伯英回转手腕，在白绢上写出无与伦比的气势，留下传至百代的奇异景观。早先，索靖出行时看见姑臧城南的石地，说：“此后这里应当兴建宫殿。”到了张骏时，果然在这里修建南城，建立宗庙，营造宫殿。索靖有五个儿子：索鲠、索绻、索璆、索聿、索綝，都被举荐为秀才。索聿封安昌乡侯，后来去世。小儿子索綝最为知名。索綝字巨秀，年轻时就有超群的才量。索靖常说：“索綝是治理朝廷的栋梁之才，不是处理文书的材料；州郡的属吏，不足以使我的儿子屈身任用。”索綝被举荐为秀才，授郎中。他曾经为兄长报仇，亲手杀死三十七人，当时人都认为他壮烈。不久转任太宰参军，授好畤县令，后任黄门侍郎，出任征西军事参佐，又转任长安县令，在任上颇有声誉。成都王司马颖劫持惠帝迁往邺城，司马颖被王浚击败，惠帝于是四处流亡。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和索綝向东迎接皇帝的车驾，索綝因功被授鹰扬将军，转任南阳王司马模的从事中郎。刘聪侵扰关东，任命索綝为奋威将军抵御他；索綝斩杀刘聪的将领吕逸，又击破刘聪的党羽刘丰，升任新平太守。刘聪的将领苏铁、刘五斗等劫掠三辅，授索綝为安西将军、冯翊太守。索綝既有威严又施恩惠，华人和夷人都归附服从，贼军不敢侵犯。怀帝蒙受国难、长安再次陷落后，司马模被杀，索綝哭着说：“与其和他一起死，不如像伍子胥那样报仇雪恨。”于是前往安定，与雍州刺史贾疋、扶风太守梁综、安夷护军麹允等聚合义军，多次击破贼党，修复旧日宫馆，迁置宗庙。索綝进军救援新平，大小战斗一百多次，亲手擒获贼军统帅李羌；又与阎鼎拥立秦王为皇太子，秦王登上皇位后，就是愍帝。索綝升任侍中、太仆，因亲自迎接皇帝、登坛授予玉玺的功劳，封为弋居伯。又升任前将军、尚书右仆射，兼领吏部、京兆尹，加授平东将军，进号征东将军。不久皇帝又下诏说：“我过去遭逢厄运，国家遭受不幸，流亡于宛、楚之间，因而失去了旧都。幸亏宗庙的神灵护佑，百官竭力效命，使我得以依靠藩卫，置身于群公之上。国家没有覆亡，实在是依赖于您；应当辅佐百官，扶助我的自身。现授您卫将军，兼领太尉，位次特进，军国大事全都委托给您。” 刘曜进逼王城时，任索綝为都督征东大将军，持节讨伐刘曜。索綝击破刘曜的呼日逐王呼延莫，因功封上洛郡公，食邑一万户；授其夫人荀氏为新丰君，儿子石元为世子，赐给两个子弟乡亭侯的爵位。刘曜进入关中割取麦苗，索綝又将其击破。索綝从长安出兵讨伐刘聪，刘聪的将领赵染倚仗自己屡次取胜而面有自得之色，率领数百精骑与索綝交战，被索綝大败，赵染只骑一匹马逃走。索綝转任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奉诏代行朝政。刘曜又率众进入冯翊，愍帝多次向南阳王司马保征兵。司马保身边的人议论说：“蝮蛇咬住手，壮士便会割断自己的手腕。况且应当截断陇道，静观形势变化。”从事中郎裴诜说：“蛇已经咬住头了，难道头还可以截断吗？”司马保让胡崧担任前锋都督，等各路军队会集后才准备出发。麹允想挟持天子投奔司马保，索綝认为司马保一定会借机满足私欲，于是制止了他。从长安以西的地区，不再奉行朝廷号令。百官饥饿困乏，只得采集野生谷物来维持生活。当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掘汉代霸陵、杜陵，获得了许多珍宝。愍帝问索綝：“汉陵中的物品为什么这样多？”索綝回答：“汉代天子即位一年就开始修筑陵墓，天下贡赋分成三份：一份供宗庙，一份供宾客，一份充作陵墓费用。汉武帝享国日久，等到驾崩时，茂陵已经容纳不下物品，陵中的树木都粗到可以合抱。赤眉军取走陵中物品，连一半都没有拿完，直到今天仍有腐朽的丝帛堆积在那里，珠玉也没有取尽。这两座陵墓还算是节俭的，也是给后世百代的警戒。” 后来刘曜又率军包围京城，索綝与麹允坚守长安小城。胡崧接到檄文后迅速出兵，在灵台击败刘曜。胡崧担心国家声威一旦振作，麹允、索綝的功劳就会太大，于是按兵不动，停在渭水以北，最终返回槐里。城中粮食匮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死亡和逃亡无法控制，只有凉州义军一千人誓死守城，始终不动摇。愍帝派侍中宋敞送信向刘曜投降。索綝暗中扣留宋敞，让自己的儿子劝刘曜说：“现在城中粮食还足以支撑一年，并不容易攻克。如果您答应授予索綝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万户郡公的待遇，他就请求献城投降。”刘曜将索綝的儿子杀死，把尸体送回去，说：“帝王的军队应当凭正义行事。我统领军队十五年，从未用欺诈诡计击败别人，一定要穷尽兵力、用尽实力，然后才取得胜利。如今索綝所说竟是这样，天下的恶行都是一样的，我便把他派来的人一起杀掉。如果确实还没有耗尽兵力和粮食，就尽力坚守；如果粮食已经耗尽、兵力已经衰弱，也应当早日觉悟天命。我只怕一旦霜威震动，玉石都会一同毁灭。”愍帝出城投降后，索綝跟随愍帝到了平阳，刘聪认为他对本朝不忠，便在东市将他杀死。

译贾疋，字彦度，是武威人，魏太尉贾诩的曾孙。年轻时就有志向和谋略，器度声望非常伟大，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喜爱并归附他的，尤其受到武人敬仰，愿意为他拼死效命。起初被公府征召，后来历任显要官职，升任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绰贪婪暴横，失去百姓拥护，便向南阳王司马模诬陷贾疋，司马模派军司谢班讨伐贾疋。贾疋逃到泸水，与胡人彭荡仲和氐人窦首结为兄弟，聚集人众进攻谢班。丁绰逃往武都，贾疋重新进入安定，杀死谢班。愍帝任命贾疋为骠骑将军、雍州刺史，封酒泉公。当时各郡百姓饥荒，白骨遍野，几乎没有一处幸存。贾疋率领戎人和晋人两万多人，准备进攻长安；西平太守竺恢也坚守城池。刘粲听说后，派刘曜、刘雅和赵染抵御贾疋，他们先攻打竺恢，没有攻下；贾疋乘机截击，大败刘曜等军，刘曜被流箭射中，只得退走。贾疋追赶到甘泉。随即又从渭桥袭击彭荡仲，将他杀死。于是迎接秦王，奉秦王为皇太子。后来彭荡仲的儿子彭夫护率领群胡进攻贾疋，贾疋败逃，夜间坠入山涧，被彭夫护杀害。贾疋勇敢有谋略，又有志向和气节，把匡正、恢复晋室作为自己的责任，不幸坠涧而死，当时人都为他痛惜。史臣说：自从永嘉年间国家覆亡、天下动荡以来，亿万百姓无所依靠，人神都缺少主宰。当时武皇的后裔，只有建兴年号下的愍帝，众望全都归于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阎鼎等人忠心系于社稷，志在治理天下，于是共同经历艰难困苦，扶持幼主，终于使他承继尧的事业、接续晋的统绪，以夏禹配天祭祀。考察他们的功绩、评论他们的功劳，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他们面对滔天的大敌，承接残破凋敝的基业，威势和谋略还没有施展，国家不久便覆亡了。从前周王室遭遇犬戎而向东迁徙，有晋朝避开强悍的北狄而向西迁移；前者既然福运长久，后者却迅速遭逢灾祸，难道是愍帝所据之地不够深险，还是索綝、麹允的才能不如辅佐大臣？为什么命运有如此不同，成败又有如此悬殊呢？赞曰：怀帝、惠帝不能争强，戚籓竭力抗争。狡诈之徒参与谋划，凭借凶暴扰乱政权。作恶不止，最终都遭遇非命。解系、缪播忠诚严肃，却没有留下什么余庆。愍帝继承战乱中的帝业，实在依靠群臣。阎鼎谋划开创福运，索綝最终却以凶祸收场。

译列传第三十一。周浚（儿子周嵩、周谟；从父弟周馥；成公简；苟晞；华轶；刘乔（孙子刘耽，刘耽之子刘柳））。周浚，字开林，是汝南安成人。父亲周裴，任少府卿。周浚性情果断刚烈，凭才干和治事能力受到知遇，又有鉴察人物、辨识品评的才能。同乡史曜一向地位低微，众人都不了解他，只有周浚把他引为朋友，并把妹妹嫁给他；史曜最终在世上获得了名声。周浚起初不接受州郡征召，后来在魏国任尚书郎。多次升迁为御史中丞，授折冲将军、扬州刺史，封射阳侯。周浚跟随王浑讨伐吴国，攻破江西的屯驻军队，与孙皓的中军交战，斩下伪丞相张悌等人的首级数千，俘虏和割取的敌军首级以万计，进军驻扎在横江。当时听说龙骧将军王濬已经攻破上方，别驾何恽劝周浚说：“张悌率领精锐部队，集合吴国全部兵力，在这里被消灭，吴国朝野无不震惊畏惧。如今王龙骧已经攻破武昌，军威非常强盛，顺流而下，所到之处都能取胜，吴国土崩瓦解的形势已经显现。我私下认为，应当赶快渡江，直取建邺。大军突然到达，可以夺去敌人的胆气，不用交战就能擒获他们。”周浚认为这个计谋很好，便让何恽把意见告诉王浑。何恽说：“王浑不懂得时机，只想谨慎自保、避免获罪，一定不会听从我。”周浚坚持让他去说，王浑果然说：“我奉诏只是命令在江北抵挡吴军，不许轻率进军。贵州虽然勇武，难道能独自平定江东吗？现在违背诏令，即使取胜也不值得夸耀；如果不能取胜，罪责就重了。况且诏令让龙骧将军接受我的节度，只应当准备好您的船只，和他同时渡江罢了。”何恽说：“龙骧将军攻克万里之外的敌寇，凭已经取得的功劳来接受您的节度，这种事我从未听说过。况且掌握军队的关键在于，若能夺取就应当夺取，这就是所谓接受诏命而不接受托辞。现在渡江一定能够全胜，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如果因为怀疑不能成功而不行动，就不能称为有智慧；明知应当行动却不去做，就不能称为忠诚。这实在是我们州上下对此感到愤恨不平的原因。”王浑坚持不听。不久王濬到达，王浑召他前来，他不肯来，于是径直进攻三山，孙皓最终向周浚投降。王浑对此十分怨恨，想同周浚争功。何恽写信给周浚说：“《尚书》推重克制谦让，《易经》赞美谦逊所发出的光辉；这是古代文章所歌咏、道家所崇尚的道理。先前攻破张悌，吴人已经丧失士气，龙骧将军借此机会攻陷吴国疆域。论前后经过，确实是我们出兵迟缓，行动便会受损，事情发生后又来不及补救；如今却要争功。他既然不肯忍气吞声，就会损害和睦宽厚的美德，助长自矜争功的鄙陋风气，这是我愚见所不愿接受的。”周浚得到信后，便劝谏王浑停止争功，但王浑不能接受，于是两人互相上表奏告。周浚渡江后，与王浑共同巡视吴国的城池营垒，安抚新近归附的人，因功进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第二年，移镇秣陵。当时吴国刚刚平定，屡有逃亡的人，周浚多次讨伐平定他们。他以宾客礼接待故旧长者，搜求才俊，颇有威严和恩德，吴人都喜悦归服。起初，吴国尚未平定时，周浚驻在弋阳，南北双方进行互市，但各位将领常常互相袭击掠夺，把这当成功劳。吴将蔡敏守在沔中，他的哥哥蔡珪在秣陵任将，写信给蔡敏说：“古代两军交战，使者还可以往来其中；军队和国家本来应当以诚信和义气相互尊重。但我听说战场上常常有人袭击、掠夺互市，这非常不可取，弟弟千万不要因贪图小利而忘记更大的防备。”侦察人员得到蔡珪的信，拿给周浚看。周浚说：“这是君子。”渡江以后，周浚寻找蔡珪，找到后问他的籍贯，蔡珪说：“我是汝南人。”周浚笑着说：“我本来还怀疑吴国没有君子，原来您果然是我的同乡。” 周浚升任侍中。武帝问周浚：“你们宗族的后辈中，认为谁最有才干？”周浚回答：“臣的叔父周子恢，称得上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大臣；从父弟周馥，称得上是宗族中清正的大臣。”武帝便一并征召任用他们。周浚转任少府，以原职兼领将作大匠。宗庙改建完成后，增加食邑五百户。后来接替王浑任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死在任上。他有三个儿子：周顗、周嵩、周谟。周顗继承爵位，另有传记记载。周嵩字仲智，性情急躁正直，果断而有侠气，常常凭借才气凌驾于人。元帝任丞相时，征召他为参军。元帝成为晋王后，又授他奉朝请。周嵩上疏说：“臣听说取得天下，往往是在天下无事的时候；等到天下有事，便不足以取得天下。所以古代的君王一定顺应天意、顺合时势，先使义理完备而后取天下，先使谦让之德成就而后取得天下，因此能够享有长久的国运，光明相承达万年。如今议论的人认为殿下的教化流布江汉，恩泽遍及六州，功业有益于百姓，想要推尊您的名号。臣认为如今先帝的梓宫尚未返回，旧都尚未肃清，义士泣血，军民震动；应当深刻彰明周公的道义，先洗雪社稷的大耻，竭尽忠言嘉谋的辅佐，及时成就弘大的仁德功业，崇尚谦谦之美，推行先人后己的诚意；然后以揖让之礼向天下谢罪，谁敢不响应，谁敢不服从！”因此触犯旨意，出任新安太守。周嵩心中怏怏不乐，临出发时，与散骑郎张嶷在侍中戴邈的座席上议论朝士，褒贬人物，又诋毁戴邈。戴邈秘密上表告发他。武帝召周嵩入朝，当面责备他说：“你自负豪迈而傲慢，竟敢轻视怠慢朝廷，这是因为我没有德行造成的。”周嵩跪下谢罪说：“从前唐尧、虞舜那样至圣的君主，朝廷中尚且有四凶。陛下虽然圣明地统治天下，又怎么能没有庸碌之臣呢！”武帝大怒，将他收捕交给廷尉。廷尉华恒以大不敬罪判周嵩弃市，张嶷因用扇子应和而减轻罪罚，被除名。当时周顗正受尊贵重视，武帝因此隐忍没有追究。过了很久，周嵩被补任庐陵太守，但没有赴任，又改任御史中丞。当时武帝因为王敦势力强盛，逐渐疏远并猜忌王导等人。周嵩上疏说：臣听说，明君希望自己的道德和事业更加隆盛，所以贤能有智之士乐意在他的朝廷任职；忠臣将要彰明自己的节操，所以要审度时势之后才出仕。贤士乐意在朝廷任职，所以不会有任用过当的讥讽；忠臣将要彰明节操，所以不会有受到过分宠信的诽谤。因此君臣都能显达，功业可以与天地相称。近代以来，道德废弛、正道衰微，君主怀有权术来驾驭臣下，臣下挟持利益来侍奉君主，君臣彼此谋利而祸乱接连发生，所以得失的情形难以详尽说明。臣请求加以比较并阐明。

译傅说辅佐商高宗，申伯、召公辅佐周宣王，管仲辅佐齐桓公，范雎辅佐晋文公；他们有的被君主尊为宗师，君主垂衣拱手接受成功，把重大权力交给他们，最终达到匡正君主的目的，从没有担心他们威胁自己、反而成为国家祸害的。起初田氏专擅齐国、王莽篡夺汉朝，都是凭借封地强大，仰仗累世宠幸，趁着君主昏暗软弱，借助太后的权力，培植结党营私的党羽，形成灭绝国家的形势，然后才能实行私谋，酿成篡夺的祸患。哪里是遇到能够建立功业、受到上天和人心辅助的君主，还能施展奸计而实现叛逆呢！光武帝凭王族身份从民间奋起，顺应当时人心的期望，收揽英杰奇才，于是续接汉业，成就中兴的美名。等天下安定后，他却颇多废黜功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凭武力取胜的人不通晓国家大体，只能建立一时的功劳，不能长久把权势借给他们；他们兴衰的道理，也可以从这里看出。近来三国鼎立，各国都凭借雄才大略和应世之能，委托依靠俊杰贤哲，最终成就功业，留给后代，从没有过失而给后世留下遗憾。如今王导、王广等人，与从前的贤臣相比，还有过之处。至于他们一向忠诚竭力，以义理辅佐君主，共同巩固宏大的根基，辅佐成就大业，也正是古代贤相诸葛亮那样的人。陛下虽然承受累世的德业，又遇到天意和人心汇聚的时机，占据江东，全部拥有南方疆域，如飞龙升起于海滨，兴复旧日基业，这也是群臣才智的成果，难道只是陛下一个人的力量吗？如今王业虽然已经建立，羯族贼寇尚未消灭，天下动荡，仍有许多人不肯归附，公私财力都已匮乏，仓库还没有充实，先帝梓宫沉沦在外，妃嫔皇后也没有返回，正是任用贤能、推毂人才的时候。功业将要完成，晋朝国运正隆盛，却一旦听信孤臣之言，迷惑于似是而非的说法，反而把危险当成安全，以疏远替代亲近，放逐旧日有德之臣，以谄佞之人混同贤臣，远远损害过去的明智，反而伤害伊尹、管仲那样的君臣交谊，倾覆崇高的声望，丧失如山的功业，将使贤智之士闭塞心志，义士丧失志向；近处招来当时的祸患，远处留下后世的笑柄。国家的安危在于号令，存亡在于托付任用。以古代推论今天，难道能不寒心而叹息吗！” 臣兄弟受到陛下的待遇，彼此并没有什么嫌隙；那么臣为什么要触犯当时的忌讳、冒犯陛下的威严呢？实在是因为想到社稷的忧患，想把这些忧患报告给陛下。古代的明君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能够领悟逆耳之言，以此明白成败的缘由，所以采纳愚拙的意见，考察事情的虚实；对上为宗庙谋划无穷的基业，对下保全亿万百姓的性命。臣不胜忧虑愤懑，竭尽愚见来奏闻。奏疏呈上后，武帝受到感悟，因此王导等人得以保全。王敦杀害周顗后，派人去吊唁周嵩。周嵩说：“亡兄是天下人的兄长，却被天下人所杀，还有什么可吊唁的！”王敦非常记恨他，又害怕失去人心，所以没有立即加害，反而任用他为从事中郎。周嵩是王应妻子的父亲，因为周顗横遭灾祸，心中一直愤愤不平，曾在众人中说：“王应不适合统率军队。”王敦暗中派妖人李脱诬告周嵩和周筵私下串通、擅自任命官员，于是杀害了周嵩。周嵩精通佛事，临刑时还在市中诵经。周谟因为周顗的缘故，多次任居显要官职。王敦死后，朝廷下诏追赠戴若思、谯王司马承等人，却没有提到周顗。当时周谟任后军将军，上疏说：臣已故的兄长周顗，从前蒙受先帝眷顾，特意下表启用他，任为军府佐吏，显居上列，于是掌管朝政，并与群臣共同兴隆中兴事业；后来又掌管选官部门，再次受到恩宠授职，谦居师傅之位，得以同陛下以揖让之礼相对，所受恩遇格外深厚。加上我们卑微的家族与帝室结为婚姻，情义深、责任重，只希望竭尽臣子的力量来报答所受恩德。凶恶叛逆之徒所忌恨的，正是正直之人；他们厌恶正道，憎恨正臣。兄长身陷极大灾祸，至死不忘君主，守死于善道，宁死不改。周顗已经去世，谁不痛心，何况臣与他同胞，怎么能不悲哀至极！” 王敦怀有无君之心，由来已久；他的罪恶之大，古今无二。幸亏依赖陛下圣明的听察和神武的力量，才能摧毁凶恶强敌，拨乱反正，使天下安宁。前次军事危急时，圣恩没有遗忘周顗，录用他的儿子周闵，使他充任近侍。臣当时当面启奏，希望让周闵回来承袭臣已故父亲的侯爵。当时卞壸、庾亮都在御座旁侍奉，卞壸说：‘事情结束后，应当讨论追赠显荣之事。’当时的话还没有过去多久，至今仍在耳边。至于谯王司马承、甘卓，已经蒙受昭雪复职；王澄虽然事隔久远，仍在议论之中。何况周顗忠诚地守卫君主，为国事而死，即使是嵇绍那样不逃避国难的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恢复封爵、加以追赠褒扬显荣的诏令。不知是周顗还有余罪，独自辜负了特别的恩典，还是朝廷因急于处理当时的事务，无暇顾及？这就是臣痛心疾首、反复哀叹的原因。臣不胜辛酸，冒昧陈述愚诚。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周谟再次上表，朝廷这才追赠周顗官职。周谟历任少府、丹阳尹、侍中、中护军，封西平侯。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为“贞”。周馥字祖宣，是周浚的从父弟。父亲周蕤，任安平太守。周馥年轻时与友人成公简齐名，两人一起起家任诸王文学，多次升迁为司徒左西属。司徒王浑上表说：“周馥理事明察清正，又有才干，主管九品中正制度，审查评定精细详尽。臣把事情交给他办理，他的褒贬恰当，请补任尚书郎。”朝廷同意了。周馥逐渐升任司徒左长史、吏部郎，选拔官员精密公允，声望评价更加美好。转任御史中丞、侍中，授徐州刺史，加冠军将军、假节。召回朝廷任廷尉。惠帝巡幸邺城，成都王司马颖让周馥代理河南尹。陈▯▯、上官已等人奉清河王司马覃为太子，加授周馥卫将军、录尚书，周馥推辞不接受。司马覃命周馥与上官已合军，周馥认为上官已是小人，放纵暴虐，最终会成为国贼，于是与司隶校尉满奋等共同谋划除掉上官已。事情泄露，被上官已袭击，满奋遇害，周馥逃脱。上官已被张方击败后，又召周馥回来代理河南尹。东海王司马越迎接皇帝车驾时，任命周馥为中领军，周馥尚未赴任，又调任司隶校尉，加散骑常侍、假节，在渑池都督各路军事。皇帝返回宫中后，周馥出任平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接替刘准任镇东将军，与周▯等讨伐陈敏，将其消灭，因功封永宁伯。

译周馥历经世事，常常想维护朝廷的正道，忠诚之情恳切深厚。他认为东海王司马越没有尽到臣子的节操，每次谈论此事都言辞严厉，司马越深深忌惮他。周馥看到各地贼寇极其猖獗，洛阳孤立危急，于是提出迎接天子迁都寿春的策略。永嘉四年，他与长史吴思、司马殷识上书说：“没想到灾祸竟到了这种地步！戎狄交相入侵，京畿危急逼迫。臣即刻与祖纳、裴宪、华谭、孙惠等三十人反复思考大计，大家都认为商朝曾多次迁都，周王曾迁徙到岐山；如今王都财力空竭，不能长久居住，黄河以北荒凉萧条，崤山、函谷关道路险阻，宛都屡遭败乱，江汉一带又多忧患；现在只有东南较为安定。淮扬之地，北面有涂山阻挡，南面有灵岳抵御，名山大川从四面环绕，具有重重险要的固守条件。因此楚人向东迁徙后，便定居寿春；徐、邳、东海等地，也足以驻军防御。而且水陆运输四通八达，不必担心物资匮乏。即使圣上神明聪睿，元辅贤明，能够居处俭约、守持简朴，以保全宗庙，也不如观察地势而迁徙居所，以享长久国运。臣谨慎选取精兵三万人，奉迎皇帝车驾；已经发布檄文，派前北中郎将裴宪代理使持节、监豫州诸军事、东中郎将之职，让他迅速赶路。荆州、湘州、江州、扬州各自先运送四年的米和租税十五万斛，布帛各十四万匹，用来供给皇帝车驾。命王浚、苟晞共同平定黄河以北，我等竭尽力量打通南行道路。迁都以平息贼寇，这些计划可以一并实现。皇帝车驾前来巡行后，臣应当转而占据江州，以扩大王业的谋略。凡是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这是古人所致力的；臣不敢不竭尽忠诚，希望报答万分之一。即使朝廷早晨建立、晚上覆亡，这仍是臣活着的愿望。” 司马越与苟晞不和，周馥没有先向司马越禀告，而是直接上书，司马越大怒。在此以前，司马越召周馥和淮南太守裴硕，周馥不肯前往，却让裴硕率兵先行。裴硕与周馥有二心，于是起兵声称周馥擅自发号施令，并且已经奉司马越密旨图谋周馥，随即袭击周馥，反被周馥击败。裴硕退守东城，向元帝求救。元帝派扬威将军甘卓、建威将军郭逸进攻寿春的周馥。安丰太守孙惠率众响应他们，派谢摛起草檄文。谢摛是周馥过去的部将。周馥看见檄文，流泪说：“这一定是谢摛写的辞文。”谢摛听说后，便毁掉了草稿。十多天后，周馥的军队溃败，他逃到项县，被新蔡王司马确拘捕，忧愤成疾而死。起初，华谭丢失庐江后，前往寿春依附周馥；周馥军队失败后，华谭归附元帝。元帝问他说：“周祖宣怎么会走到谋反这一步？”华谭回答：“周馥虽然死了，天下仍有敢于直言的人。周馥看见贼寇不断滋长，王室威势不能振作，所以想迁都来缓解国家的灾难。各地长官意见不合，最终导致讨伐他。没过多久，京都就沦陷了。如果当初听从周馥的谋划，也许还可以晚些灭亡。推究他的本心、考察实际情况，怎么能说他是谋反呢！”元帝说：“周馥身为征镇大臣，手握一方兵权，召他却不入朝，国家危急却不扶持，也是天下的罪人。”华谭说：“确实如此。周馥身居朝廷，向来有俊彦之称；出任方面长官，确实承担着镇守一方的重任，但他的高明谋略没有施行，往往又处理不好关系；国家危急却不扶持，应当与天下人共同承担责任。然而说他谋反，不也是诬陷吗！”元帝的怒意这才开始消解。周馥有两个儿子：周密、周矫。周密字泰玄，性情虚静简淡，当时人称他为清士，官至尚书郎；周矫字正玄，也有才干。成公简，字宗舒，是东郡人。家族世代有人担任二千石官。成公简性情朴素，不追求荣华利禄，专心体悟道理，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动摇他的志向。他默默记忆事物的能力超过常人。张茂先常说：“成公简的清静可比杨子云，默识可比张安世。”后来任中书郎。当时周馥已经任司隶校尉，后来升为镇东将军。成公简自认为才华高于周馥，却位居周馥之下，便对周馥说：“扬雄任郎官，三代都没有迁升；而王莽、董贤却位列三司，古今道理也不过如此罢了。”周馥听后非常惭愧。成公简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永嘉末年，逃奔苟晞，后来与苟晞一同陷没。苟晞，字道将，是河内山阳人。年轻时任司隶部从事，校尉石鉴非常器重他。东海王司马越任侍中时，征召他为通事令史，多次升迁为阳平太守。齐王司马冏辅政时，苟晞参与司马冏的军事事务，授尚书右丞，转任左丞，负责考察各曹官员，八座以下的官员都侧目畏惧他。司马冏被诛杀后，苟晞也因受牵连被免官。长沙王司马乂任骠骑将军时，任苟晞为从事中郎。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任苟晞为北军中候。惠帝返回洛阳后，苟晞投奔范阳王司马虓，司马虓奉诏命任用苟晞代理兖州刺史。汲桑攻破邺城时，东海王司马越出兵驻扎官渡讨伐他，命苟晞任前锋。汲桑一向畏惧苟晞，便在城外修筑栅栏自守。苟晞将要到达时，暂时驻军休息士卒，先派一名骑兵向汲桑说明祸福。汲桑的部众大为震动，连夜放弃栅栏逃走，汲桑则依附城墙坚守。苟晞攻陷汲桑的九座营垒，于是平定邺城后返回。后来向西讨伐吕朗等人，将他们消灭。此后高密王司马泰讨伐青州贼刘根，击破汲桑的旧部公师藩，又在黄河北岸击败石勒，威名非常盛大，当时人把他比作韩信、白起。苟晞晋升为抚军将军、假节、都督青州和兖州诸军事，封东平郡侯，食邑一万户。苟晞熟悉官府事务，文书案卷堆积如山，他处理裁决像流水一样迅速，谁也不敢欺骗他。他的姨母依靠他生活，他供养得非常优厚。姨母的儿子请求担任将领，苟晞拒绝说：“我不因亲属关系而宽免别人，难道将来不会后悔吗？”姨母的儿子坚持请求，苟晞才让他担任督护。后来他犯法，苟晞依法杖杀了他。姨母叩头请求救命，苟晞不答应。事后，他穿着素服哭悼，说：“杀死你的是兖州刺史，哭泣弟弟的是苟道将。”他执法就是这样严明。苟晞看见朝政一天比一天混乱，害怕灾祸殃及自己，便广泛结交各方势力。每当得到珍贵物品，就送给京城中的亲近权贵。兖州距离洛阳五百里，他担心物品不能保鲜，便招募得到千里牛，每次派信使出发，早晨出发，晚上就能返回。

译起初，东海王司马越因为苟晞替他报了仇、雪了耻，非常感激他，便引他登堂，结为兄弟。司马越的司马潘滔等人劝说：“兖州是交通要冲，魏武帝曹操就是凭借它辅佐汉室的。苟晞有大志，并非纯粹的忠臣，长久让他处在这里，心腹之间就会产生祸患。如果把他调到青州，给他提高名号，苟晞一定高兴；您亲自镇守兖州，经营治理中原各地，作为朝廷的藩卫，这就是在祸患尚未形成时谋划，在混乱尚未发生时治理。”司马越认为有理，于是调任苟晞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兼领青州刺史，进封郡公。苟晞于是大量设置属官，频繁更换郡守县令，以严酷苛刻来建立功劳，每天增加杀戮，流血成河，百姓不堪忍受，称他为“屠伯”。顿丘太守魏植被流民逼迫，率五六万人大肆劫掠兖州。苟晞出兵驻扎无盐，让弟弟苟纯兼领青州，刑罚杀戮比苟晞更加残酷，百姓称道：“小苟比大苟还残酷。”苟晞不久击败魏植。当时潘滔和尚书刘望等人共同诬陷苟晞，苟晞大怒，上表请求诛杀潘滔等人，又请求任用司马越的从事中郎刘洽为军司，司马越都不答应。苟晞于是公开说道：“司马元超身为宰相却处事不公，使天下混乱，难道我苟道将可以用不义来驱使他吗？韩信不忍忘记衣食上的小恩惠，最终死在妇人手中。如今将要诛杀国贼，尊奉王室，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难道还远吗！”于是把檄文传送各州，夸说自己的功劳战绩，陈列司马越的罪状。”}], 当时，怀帝憎恶司马越专擅权力，于是下诏给苟晞说：“朕由于德行不足，战事屡屡兴起，对上忧惧宗庙受到牵累，对下怜悯百姓困苦，应当依靠镇守四方的方岳，作为国家的屏障。您的威势显赫，曾斩杀枭、桑，击走并使乔、朗投降，魏植等人也再次被诛除，这难道不是见识高明、判断清楚吗？朕因此把成事的责任托付给您。又因王弥、石勒成为国家的忧患，所以有诏命委托您统领六州。但您谦让于细小节义，拖延违背重大命令，这不是所谓与国家共同忧患。现在再次派遣诏书，立即向六州发布檄文，协同发动大举，铲除国家的灾难，以符合朕的心意。”苟晞又移檄各征镇、州郡说：“国运艰难险阻，祸患深重流行。刘元海在汾阴制造叛乱，石世龙在三魏乘机作乱，接连侵食京畿，覆灭鄴都，筑垒逼近郊外，又震扰兗州、豫州，杀害三名刺史、两名都督，郡守和官长数十人陷没，百姓流离失所，肝脑涂地。苟晞凭着浅薄的资质，肩负国家重任，因此停驻海隅，援助曹、卫。蒙受中书诏命，委任我掌管关东、督统各军，我恭敬承受诏令。到本月二日，我正准备向西经行到黎阳，当天收到荥阳太守丁嶷的公文，说李恽、陈午等率救援怀城的军队同羯人交战，全都被击败溃散。” 怀城已经陷落，河内太守裴整被贼军擒获。宫廷宿卫空虚，天子遭难，宗庙的危急比累卵还严重。收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忧愁叹息，连连长叹。苟晞认为，先王选拔任用有明德的人，并授予他们官服章印，是为了巩固王室，不使城池毁坏。因此，舟船器械不坚固，齐桓公便责备楚国；襄王被狄人逼迫，晋文公便兴师讨伐。辅佐扶助皇家，为本朝竭尽力量，即使陷入汤火之中，也是大义所甘愿的。各地牧守都承受朝廷荣宠，义理上应当竭尽全力，以报答国家恩德。苟晞虽然不勇武，却首先发起军队，喂饱战马，裹好粮食，等待各方镇军。凡是我们的同盟，都应共同赶来救援。显扬名声、树立气节，就在这次行动了。” 适逢王弥派曹嶷攻破琅邪，向北进攻齐地。苟纯坚守城池，曹嶷的军队越来越强盛，营垒连绵数十里。苟晞返回后登城远望，面有惧色；但他与贼军接连交战，总是击败他们。后来选拔精锐，与贼军大战，恰逢大风扬起尘土，于是遭到惨败，放弃城池连夜逃走。曹嶷追到东山，苟晞的部众全都投降曹嶷。苟晞单骑逃奔高平，收集仓库，招募到几千人。皇帝又秘密下诏命苟晞讨伐司马越，苟晞再次上表说：“殿中校尉李初来到，奉上亲笔诏书，我肝胆心肺都像要裂开。东海王司马越凭借宗室大臣的身份，竟得以执掌朝政，任用奸邪小人，培植奸党，以至于前长史潘滔、从事中郎毕邈、主簿郭象等人玩弄天子的权力，刑罚和赏赐都由自己决定。尚书何绥、中书令缪播、太仆缪胤、黄门侍郎应绍，都是圣上亲自选拔提拔的臣子，却被潘滔等人妄加构陷，陷害至重刑处死。他们带兵逼近宫殿，诛杀皇后的弟弟，剪除宿卫，私自树立亲信于朝廷。崇信奖拔魏植，招诱逃亡之人，使州郡覆灭。王室道路阻隔，四方贡赋断绝，宗庙缺少春秋祭祀的供享，圣上有约束饮食、粮食匮乏的忧患。镇东将军周馥、豫州刺史冯嵩、前北中郎将裴宪，都因为朝廷空虚、权臣专制，担心事变祸乱旦夕发生，各自率领兵马，迎接皇帝车驾，想振兴王室，以尽臣子的礼节。然而潘滔、毕邈等人劫持司马越出关，假传诏令设立行台，逼迫迁徙公卿，擅自发布诏令，放纵军队劫掠，吞食居民，尸体交错堵塞道路，暴露的尸骨遍野。于是使各方镇守失职，城邑萧条，淮州、豫州的百姓陷入流离困苦之中。” 臣虽然愤懑，却守在东面，奉行明诏后，三军奋勇激励，卷起铠甲长驱直进，驻扎在仓垣。当天收到司空、博陵公司马浚的书信，说殿中中郎刘权带来诏书，命令司马浚与臣共同完成大举讨伐。臣立即派前锋征虏将军王赞直抵项城，让司马越叩头交还政权，并斩下潘滔等人的首级送来。臣伏愿陛下宽恕宗室大臣，听任司马越返回封国。其余被逼迫的人，也应受到宽大赦免。臣擅自抄写诏书，向各征镇宣示，彰明这次合乎义理的举动。又派扬烈将军阎弘率步兵、骑兵五千人，镇守护卫宗庙。永嘉五年，皇帝又下诏给苟晞说：“太傅司马越信用奸佞，拥兵自重、专擅权力，对内不遵奉皇帝法度，对外不与各州协调亲善，于是使戎狄充斥各地，到处侵犯暴虐。留军将领何伦劫掠宫殿寺庙，抢劫剥夺公主，杀害贤士，扰乱天下，实在不能忍心听闻。即使是亲近亲族，也应明确施行九伐之法。诏书到达之日，应向天下宣告，整齐率领军队大举进攻，桓公、文公的功绩，全都托付给您。希望您考虑周全，妥善制定宏大的谋略。道路艰涩，所以抄写一份副本，用亲笔字说明意思。”苟晞上表说：“臣奉到亲笔诏书，委托臣征讨，并以齐桓公、晋文公相勉，诏书和抄本都齐备。臣跪读诏书，惊惧叹息，五内惶恐忧伤。近来宰相大臣专擅朝政，委身倚仗奸佞，内擅朝廷威权，外面残害百姓，假传诏令专门征伐，终于图谋不轨，放纵军队劫掠，践踏宫殿寺庙。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都遭到攻劫。广平公主、武安公主，都是先帝遗留下来的骨肉，也都遭受逼迫凌辱。叛逆、节操败坏和暴虐扰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立即恭敬奉行前一封诏书，部署各军，派王赞率领陈午等将领带兵前往项城，恭行上天的惩罚。”

译起初，司马越怀疑苟晞与皇帝谋划，派游骑在成阜一带巡逻，抓获苟晞的使者，果然得到诏令和朝廷文书，于是大为制造疑忌和嫌隙。司马越出任豫州牧来讨伐苟晞，又下檄文说明苟晞的罪恶，派从事中郎杨瑁担任兗州刺史，与徐州刺史裴盾共同讨伐苟晞。苟晞派骑兵捕捉河南尹潘滔，潘滔连夜逃走；等到抓获尚书刘会、侍中程延，便将他们斩杀。适逢司马越去世，裴盾战败，皇帝下诏任命苟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管青、徐、兗、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增加食邑二万户，加授黄钺，原有官职依旧。苟晞因为京城荒乱饥馑日益严重，贼寇祸难接连到来，上表请求迁都，派从事中郎刘会率领几十艘船和五百名宿卫人员，运送一千斛粮食迎接皇帝。朝廷大臣对此意见多有不同。不久京师陷落，苟晞与王赞驻扎在仓垣。豫章王司马端和和郁等人向东投奔苟晞，苟晞的群臣尊奉司马端为皇太子，设置行台。司马端依照皇帝的权制任命苟晞兼任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从仓垣迁兵驻扎蒙城，王赞驻扎阳夏。苟晞出身孤寒卑微，官位升到上将，志意颇为满足自满，奴婢将近千人，侍妾几十人，整天整夜不出内宅，刑罚政令苛刻暴虐，放纵情欲，肆意享乐。辽西人阎亨写信极力劝谏，苟晞发怒，把他杀了。苟晞的从事中郎明预有病在家，听说此事，便装作病重来劝谏苟晞说：“皇晋遭逢百六之厄，正处在危难关头，明公亲自承受朝廷谋划，将要为国家铲除暴乱。阎亨是美才之士，为什么无罪却突然杀了他！”苟晞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杀阎亨，关别人什么事，你却装病来骂我！”左右侍从都为此战栗。明预说：“明公以礼相待并提拔我，我也想用合乎礼义的方式自我尽忠。如今明公因我的劝谏而发怒，明公想想，如果远近的人都因这件事怨恨明公，又会怎么样！从前尧、舜在上位时，以和谐治理而兴盛；桀、纣在上位时，以凶恶叛逆而灭亡。天子尚且如此，何况臣下呢！希望明公暂且放下怒气，思考我的话。”苟晞面露惭色。由此众人的心渐渐离散，没有人愿意替他效力；又加上疫病和饥荒，他的将领温畿、傅宣都背叛了他。石勒攻打阳夏，消灭王赞，又奔驰袭击蒙城，擒获苟晞，任命他为司马，一个多月后便杀了他。苟晞没有儿子，他的弟弟苟纯也一同遇害。华轶，字彦夏，平原人，是魏太尉华歆的曾孙。祖父华表，官至太中大夫。父亲华澹，任河南尹。华轶年轻时就有才气，在当时闻名；他广泛地爱护、接纳士人，众人都称赞他。起初任博士，多次升迁为散骑常侍。东海王司马越出任兗州牧时，征召他为留府长史。永嘉年间，历任振威将军、江州刺史。他虽然遭逢丧乱，却常常尊崇典章礼制，设置儒林祭酒来弘扬道德教化，于是下教令说：“如今大义衰败，礼典没有纲宗，朝廷的议论停滞不前，没有人能够纠正，我常常对此感慨，应当特意设置这个官职，以弘扬这项事业。军谘祭酒杜夷，寄托情志于玄远之道，坚定超脱，确实不同流俗，才学精深广博，道德操行完备，应任命他为儒林祭酒。”不久接到司马越的檄文，命他协助讨伐各路贼寇，华轶派前江夏太守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驻扎夏口，作为声援。华轶在江州任职时既有威严又施恩惠，州中的豪士以朋友之道与他交往，获得江南人士的拥戴，流亡之士投奔他，如同回到家乡。当时天子孤立危急，四方分崩离析，华轶有匡救天下的志向，每次都派人把贡物送入洛阳，没有失掉臣子的节操。他对使者说：“如果通往洛阳的道路断绝，可以把贡物输送给琅邪王，以表明我是司马氏的臣子。”华轶自认为是接受洛阳朝廷派遣的官员，却又受到寿春方面的督责。当时洛阳还存在，他不能恭敬承受元帝的教令，郡县官员多次劝谏他，华轶不接受，说：“我只是想见到诏书罢了。”当时皇帝派扬烈将军周访率军驻扎彭泽，以防备华轶。周访经过姑孰，著作郎干宝见到他并问此事，周访说：“大府接受了分派，命我驻扎彭泽。彭泽是江州的西门。华彦夏确实有忧念天下的诚心，但不愿碌碌无为地受人控制，近来事情纷纷扰扰，彼此略有嫌隙。如今又无缘无故派兵守在他的门口，将要造成他的怨恨。我应当驻扎在寻阳旧县，既然位于长江以西，可以防御北方，又不会有逼迫他的嫌疑。”不久洛阳守不住了，司空荀籓发布檄文，以皇帝为盟主。后来皇帝以权制改任各地长吏，华轶又不奉诏命，于是派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讨伐他。华轶派别驾陈雄驻扎彭泽抵御王敦，自己组建水军作为外援。武昌太守冯逸驻军湓口，周访进攻冯逸，将他击败。前江州刺史卫展不受华轶礼遇，心中一直怏怏不平。到这时，他与豫章太守周广作为内应，暗中发兵袭击华轶，华轶的军队溃散，他逃到安城，追兵将他斩杀，并杀了他的五个儿子，把首级传送到建鄴。起初，广陵人高悝寄居江州，华轶避讳而任用他为西曹掾。不久华轶兵败，高悝藏匿华轶的两个儿子和妻子，艰难辗转达一年之久。后来遇到赦免，高悝带着他们出来自首，皇帝嘉奖高悝，宽赦了他。刘乔，字仲彦，南阳人。他的先祖是汉朝宗室，封为安众侯，传袭了三代。祖父刘暠，任魏朝侍中。父亲刘阜，任陈留相。刘乔年轻时任秘书郎，建威将军王戎征召他为参军。伐吴之战中，王戎派刘乔和参军罗尚渡江，攻破武昌；回来后授任荥阳令，升为太子洗马。因诛杀杨骏有功，赐爵关中侯，授尚书右丞。参与诛杀贾谧，封安众男，多次升迁为散骑常侍。齐王司马冏任大司马时，起初嵇绍受到司马冏的器重，司马冏常常走下台阶迎接他。刘乔对司马冏说：“裴氏、张氏被诛杀时，朝臣畏惧孙秀，所以不敢不接受财物。嵇绍如今有什么值得逼迫忌惮的地方，为什么要收取裴家的车牛、张家的奴婢呢？乐彦辅来时，您从来没有下床迎接，为什么偏偏对嵇绍格外尊敬？”司马冏于是停止下阶迎接。嵇绍对刘乔说：“大司马为什么不再迎接客人了？”刘乔说：“好像有正直的人说，您不值得他下阶迎接。”嵇绍说：“正直的人是谁？”刘乔说：“这个人离您并不远。”嵇绍默然。不久，刘乔升任御史中丞。司马冏的心腹董艾势力压倒朝廷，百官没有人敢违抗他的意旨。刘乔在二十天内，六次上奏弹劾董艾的罪过。董艾暗示尚书右丞苟晞免去刘乔的官职，刘乔又被任命为屯骑校尉。张昌发动叛乱时，刘乔出任威远将军、豫州刺史，与荆州刺史刘弘共同讨伐张昌，升任左将军。

译惠帝西行到长安，刘乔与各州郡起兵迎接皇帝大驾。东海王司马越奉皇帝权制，改任刘乔为安北将军、冀州刺史，让范阳王司马虓兼任豫州刺史。刘乔认为司马虓不是奉天子命令而来，不接受替代，发兵抵抗他。颍川太守刘舆与司马虓亲近，刘乔上奏尚书，列举刘舆的罪恶。河间王司马颙得到刘乔的奏表，于是宣示诏书，命镇南将军刘弘、征东大将军刘准、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与刘乔合力在许昌进攻司马虓。刘舆的弟弟刘琨率军救援司马虓，还未到达，司马虓已经战败，于是司马虓和刘琨一起逃奔河北。不久，刘琨率领五千突骑渡河进攻刘乔，刘乔劫持刘琨的父亲刘蕃，用槛车押载着他，据守考城抵抗司马虓，军众抵挡不住而溃败。刘乔又收集溃散的士卒，驻扎在平氏。河间王司马颙晋升刘乔为镇东将军、假节，并任命他的长子刘祐为东郡太守，又派刘弘、刘准、彭城王司马释等率军援助刘乔。刘弘写信给刘乔说：“刚听说范阳王想要替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于朝廷，位列一方诸侯，应当履行职守，共同扶助王室，却横遭调任替代，确实不合适。然而古人有句话：牵牛经过别人田地，当然有罪；但因此夺走他的牛，处罚也太重了。明使君不能忍受正直刚烈的愤怒，甘愿做首先发动战争的人，我私下认为这是过错。为什么呢？至高之人的处世之道，是该行则行、该藏则藏。即使是胯下之辱，也应当低头忍受，何况只是更换任职的嫌疑和一点小小的过失呢！范阳王是宗室，明使君是庶姓；周代宗族结盟，关系疏远的不能离间亲近的。既然双方都有道理，责任总有一方承担。廉颇、蔺相如只是战国将领，尚且能够进退取舍，以国家利益为重，何况当世杰出的人才呢！如今天下纷乱，君主流亡，正是忠臣义士同心协力的时候。弘实在昏昧浅陋，过分承蒙国恩，愿与明使君共同拥戴盟主，像雁行一样跟随在您之后，扫除凶寇，拯救倒悬的百姓，使天子重新回到中原。这个功业尚未建立，不应当彼此离散。我一向承蒙您的眷顾礼遇，情谊超过常人，今天披露赤诚之心，不敢不把话说尽。春秋时期，诸侯互相攻伐，后来重新和亲的事情很多。愿明使君消除过去的怨恨，追随不改变初衷的道路，解开彼此纠缠的结，恢复当初的友好。范阳王也将悔恨先前的过失，考虑更加重视今后的信用。” 东海王司马越将要讨伐刘乔，刘弘又写信给司马越说：“刚听说您因为我州将领擅自起兵驱逐范阳王，认为应当讨伐他，这确实是辨明异同、惩治祸乱的办法。但我私下认为不可这样做。为什么呢？如今天子迁徙，皇帝巡幸他处，群臣和后妃都奋起仗义，以谋划王室复兴；我州将领承受国家厚恩，位列一方长官，也正是擂鼓出兵、为国尽命的时候。范阳王来替代他，我州将领不服从；这只是因为替代不合适，却把矫正偏差做过了头，反而把它作为罪过。过去齐桓公赦免管仲射钩的仇恨而任用他，晋文公忘掉勃鞮砍断衣袖的怨恨而亲近他，拿这些事同今天相比，又有什么不能宽容的呢！况且君子严格要求自己而宽待别人。如今奸臣玩弄权力，朝廷困顿受逼，这是天下四海都感到危险恐惧的事，应当放下私人的嫌隙，共同维护公义，包容污垢、隐藏瑕疵，忍受难以忍受的事情，把讨伐大逆放在首位，把迎接天子作为急务，不能因为计较小怨而忘掉大德。假如共同推崇忠恕之道，明确各自的职责，连结旗帜、并肩进击，各自尽到臣节，我州将领一定会倾吐肝胆，报答所受恩遇，实在不值得因为一时的过错而大发雷霆，使韩卢、东郭彼此争斗，最终成为豺狼的猎物。我虽然是庶姓，承受的名位超过本分，实在希望您统率内外力量，以安定王室，我私下以同僚自相残害为可耻。” 我冒昧献上心中的想法，希望您考虑它。”刘弘又上表说：“范阳王司马虓想要替代豫州刺史刘乔，刘乔起兵驱逐司马虓，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因刘乔不服从命令而讨伐他。臣认为，刘乔有幸承受特殊恩宠，显赫地担任一州长官，正想在当世建立功业，担当国家危难，并没有其他罪过，而范阳王却来替代他；替代他本身就是错误。然而刘乔也不能因为司马虓有错误，便擅自逞威发兵讨伐，确实应当公开处死，以惩罚不恭。只是近来兵戈纷乱，猜疑和祸患不断发生，恐怕嫌隙会在诸王之间形成，灾难延及宗室子弟，权柄集中于朝廷，逆顺全由成败来判断；今天晚上还是忠臣，明天早晨就成了逆臣，迅速反复，互相成为首先发难的人。自有史籍以来，骨肉之间的祸乱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臣私下对此悲痛，痛心疾首。如今边疆没有预先储备的粮食，中原百姓有纺织生产困难，而辅弼大臣不顾国家大体，只争逐寻常小利，彼此残害，造成的祸害更加深重，积累的毁谤足以使人死亡。万一四方夷狄乘虚作乱，这也就像猛兽相斗，反而给卞庄子提供了刺杀它们的机会。臣认为应当赶快发布明诏，命司马越等人同时放下猜疑，各自保守自己的职责范围。从今以后，凡有不奉诏书而擅自兴兵的，天下共同讨伐他。” 《诗经》说：‘谁能手持炽热之物，却不赶快用水洗濯？’如果确实用水洗濯，就一定不会有灼伤溃烂的祸患，国家也将长久拥有泰山一样稳固的根基。” 当时河间王司马颙正抵御关东，倚重刘乔作为援助，没有采纳刘弘的话。东海王司马越向天下发布檄文，率领三万甲士准备入关迎接皇帝大驾，军队驻扎在萧地。刘乔害怕，派儿子刘祐在萧县的灵壁抵御司马越。刘琨分兵进攻许昌，许昌人接纳了他。刘琨从荥阳率兵迎接司马越，遇到刘祐，刘祐的军队溃散，刘祐被杀。刘乔的军队于是离散，他带五百名骑兵逃奔平氏。皇帝返回洛阳，大赦天下，司马越又上表任命刘乔为太傅军谘祭酒。司马越去世后，又任命刘乔为都督豫州诸军事、镇东将军、豫州刺史。刘乔死于任上，时年六十三岁。愍帝末年，追赠司空。儿子刘挺，任颍川太守。刘挺的儿子是刘耽。刘耽字敬道。年轻时就有操守，因崇尚义气而流传声名，被宗族推重。他博学多闻，通晓《诗经》《礼记》和三部史书。历任度支尚书，加授散骑常侍。在任职期间公平廉洁谨慎，所到之处都有政绩。桓玄是刘耽的女婿。桓玄辅政后，任命刘耽为尚书令，加侍中，刘耽没有接受；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刘耽去世，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刘耽的儿子是刘柳。刘柳字叔惠，也有声誉。年轻时就进入清显官职，历任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当时右丞傅迪喜欢广泛读书，却不能理解书中的意义，刘柳只读《老子》，傅迪常常轻视他。刘柳说：“你读书虽然多，却没有理解，可以说只是一个书箱罢了。”当时人很看重这句话。后来出任徐州、兗州、江州三州刺史。去世后，追赠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刘乔的弟弟刘乂，任始安太守。刘乂的儿子刘成，任丹阳尹。

译史臣说：周浚善于鉴察人物、明辨事理，周馥的治理和见识精密详尽，华轶感动而顾念礼经，刘乔的志向在于守持诚信正直，因此都能历任朝廷内外官职，建立功勋。然而祖宣提出迁都的计策，触犯了东海王司马越；彦夏华轶心系皇室，却因此得罪琅邪王司马睿，竟被加上恶名，又施以公开处死的刑罚，难道不可悲吗！假如当初在伊川违背左衽之俗，在淮地建立右社，凭借方城的险要，依靠整个楚地的资源，训练吴越的军队，运输淮海的粮食，即使不能求得上天长久保佑国运，也还足以舒缓灾难、延缓灭亡。唉！‘不用他的良策，反而使我们陷入悖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苟晞从平庸卑微中被提拔，官位居于上将，然而离开职任后建立功业尚未成功，贪婪暴虐的罪行已经显露，借石世龙之手，以至于遭到屠戮，这正所谓‘杀人已经很多了，怎么能没有灾祸殃及自身呢’！” 赞曰：周浚、周馥才智出众，于是登上显贵官位；他们功绩卓著，能折冲御敌，教化流行于江水之滨。华轶既能尊奉君主，周馥也勤勉地效忠王室；但违背时势而获罪，违逆天意而招致不祥。刘乔成为首先发难的人，却不懂得该进则行、该退则藏。刘弘将要统率军队，威名能够建立；但他治理暴虐之事已有传闻，忠诚勤勉却没有得到任用。列传第三十二 刘琨（儿子刘群；刘琨的兄长刘舆；刘舆的儿子刘演；祖逖（兄长祖纳）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祖父刘迈，有治理国家的才干，任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亲刘蕃，清高超逸而节俭，官位升至光禄大夫。刘琨年轻时就以英俊爽朗著称，和范阳人祖纳都凭雄豪闻名。二十六岁时，任司隶从事。当时征虏将军石崇在河南金谷涧中有一座别墅，华美冠绝当时人物，经常招来宾客，每天赋诗。刘琨也在其中，文章诗咏很受当时人称许。秘书监贾谧参与掌管朝政，京城人士没有不倾心依附他的。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等人，都凭借文才降低身份侍奉贾谧，刘琨兄弟也在其中，号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司马泰征召刘琨为属官，他又多次升迁，任著作郎、太学博士、尚书郎。赵王司马伦执政时，任刘琨为记室督，后转为从事中郎。司马伦的儿子司马荂，是刘琨姐姐的丈夫，因此刘琨的父亲、儿子和兄弟都受到司马伦的委任。司马伦篡位后，司马荂成为皇太子，刘琨任司马荂的詹事。三王讨伐司马伦时，任命刘琨为冠军将军、假节；刘琨与孙秀的儿子孙会率三万宿卫军抵抗成都王司马颖，在黄桥交战，刘琨大败而回，烧毁黄河桥来巩固自己。齐王司马冏辅政后，因为刘琨的父兄在当世都有声望，特意宽赦了他，任命他的兄长刘舆为中书郎，刘琨为尚书左丞，后转任司徒左长史。司马冏失败后，范阳王司马虓镇守许昌，征召刘琨为司马。惠帝巡幸长安时，东海王司马越谋划迎接皇帝大驾，任刘琨的父亲刘蕃为淮北护军、豫州刺史。刘乔在许昌攻打范阳王司马虓时，刘琨与刘舆、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援，还未到达，司马虓已经战败；刘琨和司马虓一起逃奔河北，刘琨的父母于是被刘乔擒获。刘琨便劝说冀州刺史温羡，让他把职位让给司马虓。司马虓统领冀州后，派刘琨前往幽州，向王浚请求军队，得到八百名突骑。刘琨与司马虓渡河，共同在廪丘击败东平王司马懋，向南赶走刘乔，这才得到他的父母。又斩杀石超，降服吕朗，于是统领各军，在长安迎接皇帝大驾。因功封为广武侯，食邑二千户。永嘉元年，刘琨任并州刺史，加授振威将军，兼领匈奴中郎将。刘琨在赴任路上上表说：“臣愚钝闭塞，志向和愿望有限，因机缘际会，竟然承受了超过能力的任命。九月末得以出发，道路险阻、山势高峻，胡人贼寇堵塞道路，臣便以少击众，冒险前进，屡次停顿陷入艰危，辛苦全都尝遍，当天到达壶口关。臣自从进入并州境内，亲眼看见百姓困乏，流离四散，十户中 ಉಳ下不到两户；人们携带老人、扶助弱者，路上络绎不绝。至于留下的人，有的卖掉妻子儿女，活着便彼此抛弃，死者被弃置在危地，白骨横陈荒野，悲哀呼号的声音感伤天地和气。数万胡人包围四山，举步便会遭到抢掠，睁眼就能看见贼寇。只有壶关还可以去买粮。然而这两条道路，是九州北部的险要；几个人把守道路，百人也不敢前进，公私往来，丧失性命的人很多。百姓困守穷城，不能砍柴取薪，耕牛已经用尽，又缺少农具。凭臣愚短的能力，面对这样的极大困难，忧虑循环不止，连睡觉吃饭都顾不上。这一州虽然远离北方边塞，实际上却靠近京畿，向南通往河内，向东连接司州、冀州，向北捍卫异族，向西抵御强敌，是强弓、良马、勇士和精锐军队的产地。必须及时供给运输，才能保全这里百姓的性命。现在上奏尚书，请求朝廷给并州粮食五百万斛、绢五百万匹、绵五百万斤。愿陛下及时拿出臣的奏表，迅速批准处理。”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当时东嬴公司马腾从晋阳镇守鄴城，并州发生饥荒，百姓跟随司马腾向南迁徙，剩下的人家不到两万，贼寇接连横行，道路断绝堵塞。刘琨招募到一千多人，转战到晋阳。府署、寺庙都被焚毁，僵尸遍地；幸存的人饥饿瘦弱，已经没有人的气色，荆棘长成树林，豺狼充满道路。刘琨铲除荆棘，收集埋葬枯骨，建造府署朝堂，设立市场和监狱。贼寇轮番前来偷袭，常常把城门当作战场；百姓背着盾牌耕田，佩带箭囊锄地。刘琨安抚慰劳百姓，招徕流民，很得民心。刘元海当时在离石，距离晋阳三百多里。刘琨秘密派人离间他部下的杂胡，投降的有一万多户。刘元海非常害怕，于是修筑蒲子城，居住在那里。刘琨任职不到一年，流亡的人渐渐回来，鸡鸣狗叫的声音又彼此相接。刘琨的父亲刘蕃从洛阳赶来投奔他。四处奔逃的士人多归附刘琨，刘琨善于安抚，却不善于控制驾驭。他们有一天来归的虽有几千人，离去的人也接连不断。然而刘琨平素奢侈豪放，沉溺声色，虽然偶尔自我约束振作，却很快又重新放纵逸乐。河南人徐润凭借音律才能自行求进，游走于权贵势力之间，刘琨很宠爱他，任命他为晋阳县令。徐润倚仗宠爱骄横放纵，干预刘琨的政务。奋威护军令狐盛性情刚直，多次以此劝谏，并劝刘琨除掉徐润，刘琨没有采纳。起初，单于猗卢因救东嬴公司马腾有功，刘琨上表任命他的弟弟猗卢为代郡公，并与刘希在中山会合军队。王浚认为刘琨侵犯自己的地盘，多次来攻打刘琨，刘琨不能抵抗，因此声望和实际威势都逐渐受损。徐润又向刘琨进谗说：“令狐盛将要劝您称帝了。”刘琨没有察觉真伪，便杀了令狐盛。刘琨的母亲说：“你不能扩大谋略，驾驭豪杰，只想除掉胜过自己的人来求得安稳，这样怎么能成功！这样下去，灾祸一定会连累到我。”刘琨不听。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逃奔刘聪，把事情的虚实全都说了。刘聪非常高兴，任命令狐泥为向导。正赶上上党太守袭醇投降刘聪，雁门乌丸又反叛，刘琨亲自率精兵出兵抵御。刘聪派儿子刘粲和令狐泥乘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乔以郡投降刘聪，刘琨的父母也一同遇害。刘琨带猗卢合力进攻刘粲，大败刘粲，死者十分之五六。刘琨乘胜追击，却再也不能取胜。猗卢认为刘聪还不能消灭，留下牛羊、车辆、马匹给刘琨后离去，留下他的将领箕澹、段繁等人戍守晋阳。刘琨志在报仇，却因力量弱小而屈居困境，只能泣血面对尸体，抚慰伤员，迁居阳邑城，以招集逃散的人众。愍帝即位，任命刘琨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授散骑常侍、假节。刘琨上疏致谢说：陛下宽略臣的大过失，记录臣的小善行，臣卑微地承受上天恩德，光荣地获得特殊宠遇，显赫地享有蝉冕之荣，又尊崇地位列上将。臣拜读诏书，内心万分激动。

译臣听说晋文公任用郤縠为元帅而成就霸业，汉高祖任用韩信为大将而建立帝业，他们都有敦厚好学、熟习《诗》《礼》的德行，以及显扬军威、果断坚毅的威势，所以能够在荆南振兴丰功，在河北开拓宏基。何况臣平庸浅陋，想要追踪前代贤哲，低头害怕像鼎折足一样失败，担心覆餗之祸。过去曹沫多次败退，却在柯地会盟中取得功效；冯异曾垂翼退缩，却在渑池振翅奋起，他们都能转败为胜，以功劳弥补过错。陛下宽赦臣过失的恩德已经很厚，而臣自我更新的功绩还没有建立。臣虽比不上前贤，却也曾听闻前人的训诫，谦恭退让的节操，臣还差可做到。因此冒昧接受恩宠任命，实在是想终身报国，随时以死效力，务求在敌阵中献出生命，尽到臣子的节操。至于陛下施加的宠荣，不是言辞所能表达谢意的。又有谒者史兰、殿中中郎王春等接连到来，奉送诏书，臣低头寻读圣旨，伏在纸上流泪。臣听说险阻和平坦循环变化，古今都代代如此；但上天厌弃皇帝的德行，祸患却从未因此悔改。蚁狄继续在神州施加毒害，夷狄后裔在中原肆意虐暴，七庙缺少祭祀享献，百官丧失常规伦理秩序，帝王棺椁遭受侮辱，陵墓尚未得到安葬，天下百姓长久思念，都想像追念父母一样共同哀悼。陛下龙姿日益盛美，圣明资质更加光耀，在天下已经倾覆之后重新振兴宇内，在社稷已经衰败之后重新尊崇它，于是四海之内重新建立上下秩序，九州百姓又看到了典章制度。臣伏想，陛下蒙受尘辱在外，远处秦地，春秋祭祀祖先的敬意始终在心，却不能实现思念桑梓的愿望。臣任职多年，才质驽下，山丘般的罪过已经显露，丝毫的功效还没有建立。近来因时局需要，权宜地借给臣官位名号，最终没有取得消灭敌人的功绩，反而有尸位负重的牵累，应当依法受刑，以彰明赏罚升降。因此臣先前上表陈奏，冒昧凭借愚诚，请求列在先朝的官班之中，即使只保留偏师将领的职务，也希望赦免臣三次失败的过错，期待臣建立一次功劳，能够在敌阵中施展志向，痛快地打击大逆之徒；即使身体暴露荒野，被野草覆盖，死后埋入黄土，也没有遗憾。陛下对臣的偏爱恩宠实在过于深厚，曲意提拔臣，竟授予上将之位，使臣兼任常伯，征讨事务得以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臣接受任命后惊惶不安，内心战栗，害怕失败跌倒，成为朝廷的羞耻。从前申胥没有顺从伯举，却成就了公壻的功勋；伍员没有听从城父，却完成了攻入郢都的功业。臣虽然顽钝凶愚，不敢企望古人，但对于披坚执锐、献身于仇敌之事，正所谓天地施予的恩德，众生都无法报答，臣也承受不起。受恩深重，谨此上表陈述。” 等到麹允战败、刘曜斩杀赵冉后，刘琨又上表说：叛逆胡人刘聪，竟敢率领犬羊般的军队，侵犯逼近皇帝车驾所在之地，使人神都发愤，远近共同奋发震怒。臣拜读诏书，得知相国、南阳王司马保，太尉、凉州刺史张轨，集合二州力量，共同救助王室；冠军将军麹允、护军将军麹綝，总领六军，合力赴国难。王室军队取得大胜，俘获和斩杀敌人以千计，旌旗在晋地道路上首先出现，金鼓声震动黄河曲处，崤山、函谷关没有被劫掠的警报，汧山、陇山一带有安居乐业的庆幸。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和陛下神武所造成的。凡有气息的生灵，没有不伸长脖颈盼望的，何况臣的内心，怎能不欢欣踊跃。” 臣先前上表说，应当与鲜卑猗卢在今年三月会合于平阳，恰逢羯人石勒在三月三日直接袭击蓟城，大司马、博陵公王浚接受他的假意和议，被石勒俘虏。石勒的势力转而强盛，想要前来袭击臣。城池和坞堡都惊恐害怕，只能准备自守。又因猗卢国内想要发生奸谋，幸而猗卢有所警惕，很快将他们全部诛灭。于是使南北两方都要顾虑，因过失而耽误了军事行动，这就是臣昼夜泣血呻吟、扼腕长叹的原因。石勒占据襄国，与臣隔着山岭；贼骑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臣的城池，同恶相求的人很多。从东北八州中，石勒已经灭掉七州，先朝授予的地盘如今只剩臣这一处。因此石勒早晚都在谋划，把图谋臣作为计划，窥伺空隙，接连劫掠；战士不能卸甲，百姓不能到田野劳作。上天的法网虽然张开，神灵的恩泽却还没有降临，只有臣孤零零地与贼寇相对。守城就耽误了诛灭刘聪的行动，进兵讨伐又担心石勒从后袭击，进退两难，首尾狼狈。臣徒然怀着愤怒激动的心，力量却不能随从愿望；在军营中惭愧恐惧，痛心疾首，身体留在这里，精神却飞驰到敌人的朝廷。秋粮既已成熟，胡人的战马也已经肥壮，前锋各军都有到达的，臣应当首先发起战事，亲自冲在士卒之前。臣与这两个敌人势不两立；刘聪、石勒不被斩杀，臣就没有回归的打算。希望凭借陛下的威灵，使臣微小的心愿得以实现，然后臣即使掉首献身以报国家，死后也没有遗憾。” 太兴三年，皇帝派兼任大鸿胪的赵廉持节，任命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州、冀州、幽州三州诸军事。刘琨上表辞让司空，接受都督之职，约定日期与猗卢共同讨伐刘聪。不久猗卢父子互相图谋，猗卢和他的侄兄子根都病死，部落四散。刘琨的儿子刘遵先前作为人质在猗卢那里，众人都归附刘遵。到这时，刘遵与箕澹等率领猗卢的部众三万人、马牛羊十万头，全部来归附刘琨。刘琨因此重新振作，从平城率几百名骑兵前去安抚接纳他们。适逢石勒攻打乐平，太守韩据向刘琨请求救援；刘琨认为士众刚刚会合，想趁着他们的锐气来威慑石勒。箕澹劝谏说：“这些人虽然是晋人，但长期居住在荒远异域，还不熟悉恩德信义，很难用法令驾驭。如今对内收取鲜卑剩余的粮谷，对外劫取残余胡人的牛羊，暂且关闭关隘、据守险要，致力务农、让士卒休息；等他们已经服从教化、感受到义理，然后再使用他们，这样功业就可以建立。”刘琨不听，全部发动军队，命箕澹率步兵、骑兵二万人作为前锋，刘琨亲自作为后续。石勒先占据险要，设置伏兵攻击箕澹，大败箕澹，全军覆没，并州震动惊骇。不久又遇上炎热旱灾，刘琨困窘急迫，不能再守。幽州刺史鲜卑人段匹磾多次派使者邀请刘琨，想与他共同扶助王室。刘琨于是率众前往投奔段匹磾，从飞狐进入蓟地。段匹磾见到他，非常尊重，两人结成婚姻，并约定结为兄弟。这时西都洛阳已经守不住，元帝在江东以皇帝名义行使权力。刘琨于是命长史温峤劝元帝即帝位，于是黄河以北的各镇守将领和夷夏人士一百八十人联名上表，详情载于《元纪》。元帝下令答复说：“豺狼肆意施毒，接连覆灭社稷，亿万百姓仰望着我，伸长脖子而没有依靠。因此居于帝王之位，用来回应天下的期望，希望能够克复圣明的君主，扫荡仇敌、洗雪耻辱，哪里是我可以冒昧承当至尊之位呢？这是我的至诚之心，远近都已知晓。您家世代承受恩宠，位居人臣的极位，忠诚正直、义理真挚，精诚足以感动天地。实在要依靠您的远大谋略，共同渡过艰难。虽然南北相隔遥远，但志向契合一致；相距万里之外，心意却如近在咫尺。您应当安抚华夏和戎族，讨伐惩处丑恶之徒，行动和消息都要及时报告。”

译建武元年，刘琨与段匹磾约定讨伐石勒，段匹磾推举刘琨为大都督，歃血订立盟约，向各方守将发布檄文，约定一同会集襄国。刘琨、段匹磾进军驻扎固安，等待各路军队。段匹磾的堂弟段末波接受石勒的厚重贿赂，独自不肯进军，于是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刘琨、段匹磾因势力弱小而退兵。这一年，元帝改任刘琨为侍中、太尉，其余官职照旧，并赏赐名刀。刘琨答复说：“臣谨当亲自佩带这把刀，斩下两个胡虏的首级。” 段匹磾奔赴兄长的丧事，刘琨派世子刘群送他。段末波率众拦击匹磾，匹磾败逃，刘群被末波俘获。末波以厚礼相待，答应拥立刘琨为幽州刺史，与他结盟袭击匹磾；又秘密派使者带着刘群的书信，请刘琨作内应，但使者被匹磾的巡骑捕获。当时刘琨另驻在原征北府的小城中，并不知道此事。匹磾于是来见刘琨，把刘群的书信给他看，说：“我料想你也不会怀疑我，所以才把这件事告诉你。”刘琨说：“我和您结盟，是为了勉励王室，仰仗您的威力，希望洗雪国家的耻辱。即使我儿子的书信秘密送到，我最终也不会因为一个儿子的缘故辜负您、忘掉大义。”匹磾一向敬重刘琨，起初并没有加害他的打算，准备让他回营。匹磾的弟弟叔军好学而有谋略，深受匹磾信任，便对匹磾说：“我们只是胡夷，之所以能使晋人服从，是因为他们畏惧我们的兵众。如今我们骨肉之间构成祸乱，正是晋人谋划的好时机；如果有人奉刘琨而起兵，我们的族人就全完了。”匹磾于是把刘琨留下。刘琨的庶长子刘遵害怕被杀，便和刘琨的左长史杨桥、并州治中如绥闭门自守。匹磾劝说他们，他们不听，匹磾便放兵攻打。刘琨的部将龙季猛因粮食缺乏所迫，杀了杨桥、如绥，向匹磾投降。当初，刘琨离开晋阳时，想到国家将危亡而大耻尚未洗雪，也知道夷狄很难用道义使其服从，只希望输诚尽意，侥幸求得万一的机会。他每次见到将佐，都慷慨陈说，悲叹自己的道路已走到尽头，想率领部曲列阵到敌营前。这一计划尚未实现，最终便被匹磾拘禁。他知道自己必死，神色仍然安适。于是作五言诗赠给别驾卢谌说：我手中握有悬璧，本来是荆山的美玉。只有那太公望，过去不过是渭水边的老翁。邓生为何如此感激，千里迢迢前来求我。白登山之围，幸亏有陈平；鸿门宴脱险，依靠了留侯张良。重耳凭借五位贤臣，小白也因鲍叔牙射钩之事而得到辅佐。能够使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兴盛，又何必计较党羽和仇敌！半夜抚摸着枕头叹息，想要同这几位贤者交游。我衰老已经很久了，为什么竟然不能梦见周公？谁说圣人通达而能守住节操，知道天命所以没有忧愁？宣尼孔子因捕获麒麟而悲伤，西狩之时孔丘为此哭泣。功业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夕阳忽然已经向西流逝。时运啊，竟不肯给我机会；我将离去，如云彩飘浮。朱红的果实在强风中坠落，繁茂的花朵在白露秋日里凋零。狭窄道路上歌颂华盖车，受惊的马车撞毁了两根车辕。哪里想到百炼的刚铁，竟会化作绕指的柔丝。刘琨这首诗寄托的意思非同寻常，抒发了深藏的愤懑，又遥想张良、陈平，感慨鸿门宴和白登山的往事，用来激励卢谌。卢谌平素没有奇谋，只用寻常诗句酬答唱和，很不合刘琨的心意。刘琨又作诗赠给他，便对刘琨说：“前一篇诗说的是帝王的大志，不是臣下应该说的话。” 然而刘琨既然忠于晋室，平素又有很高的声望，被拘禁一个多月后，远近之人都愤懑叹息。匹磾所任命的代郡太守辟闾嵩，和刘琨所任命的雁门太守王据、后将军韩据共同谋划，秘密制造攻城器具，准备袭击匹磾。韩据的女儿是匹磾的儿妾，听到这个谋划后告诉了匹磾。于是匹磾逮捕王据、辟闾嵩以及他们的党羽，把他们全部杀死。正逢王敦秘密派使者命匹磾杀死刘琨，匹磾又害怕众人反叛自己，便声称奉有诏书来拘捕刘琨。当初刘琨听说王敦的使者到了，对他的儿子说：“处仲王敦派使者来了却不告诉我，这是要杀我。死生有命，只遗憾仇恨和耻辱还没有洗雪，没有脸面到地下去见双亲罢了。”说着便抽泣起来，不能自持。匹磾于是把他勒死，当时四十八岁。刘琨的四个儿子和侄子也一同被害。朝廷认为匹磾的势力还很强，应当替国家讨伐石勒，因此没有为刘琨举行哀悼。太兴三年，刘琨旧日的从事中郎卢谌、崔悦等上表为刘琨申理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尊崇并彰明典章刑法；建立政事的要务，在于牢固而谨慎地守卫关塞。何况方岳之臣掌握着生杀大权，怎么可以不辨正他的冤屈和是非，以杜绝奸邪呢！臣私下见故司空、广武侯刘琨，在惠帝时政局扰乱之际，遭逢诸侯纷争的灾难，竭力为皇家效命，忠义更加坚定。他亲自统率华夏与夷狄的军队，亲身承受箭石攻击；石超授首，吕朗反绑投降，国家得以安定，皇帝的车驾得以返回。迎奉皇帝的功劳，刘琨实在最为显著，这是他效忠的一项证明。后来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因为晋地荒残贫困，迁镇临漳，把太原、西河的百姓全部迁到三魏。刘琨接受并州任命时，正赶上承受这些弊患；到任那天，留下的人户已没有多少。在危急难支的形势下，处于难以治理的土地上，他聚集流离受伤的百姓，安抚和调和戎狄，几年之间，公私事务逐渐恢复。正逢京都失守，群逆放纵逃散，边地百姓骤然覆亡。假如苟且贪图安逸，大家都认为并州四面有险可守，只要闭关守险，积蓄资财、训练部众就可以了；但刘琨抗言厉色，忠诚明决、奋发自持，认为天子蒙受屈辱而自己不以死殉节，内心实在不能安宁，于是跋涉山川，东征西讨。屠各乘虚而入，晋阳沦陷，刘琨的父母遭受屠杀之祸，家门宗族也遭到灭绝。假使当初刘琨听从州人的心愿，采取自守的计策，那么圣朝未必会加罪于他，他的族党也可以不至于丧亡。等到猗卢败乱，晋人流亡归奔，刘琨在平城接纳了最初归附的人。将军箕澹又认为，这些人虽然是晋人，但长期生活在荒远之地，很难用法令整治，不能立即任用。刘琨又据理责让他，义愤显现在脸上。假如刘琨听从箕澹的意见，苟且偷安求生，那么他安然留在并州，必不会在燕、蓟之地丧身。刘琨自认为身居方岳之位，却不能纲举目张、维持政纲，没有理由徒然承受重大任命而坐居三司之列，所以陛下登基后，他便让从事中郎臣续澹奉表申明辞让，前后章表都详尽陈述了诚意。不久又命从事中郎臣续、箕澹带着章表、印绶、符节和驿传凭证送还本朝，并和匹磾的使者荣邵约定同时出发。况且匹磾认为刘琨是王室大臣，害怕刘琨夺走自己的威望和权重，对刘琨的忌惮逐渐显露在外。刘琨知道事情会这样，担心不能长久，想把妻子儿女无论大小都送到京城，把家室全部托付给陛下。朝廷如有征召，他本人就充当一名士卒；如果匹磾放纵凶恶，也可以使妻儿免遭祸害。他把这些意思都告诉臣箕澹，让他秘密宣布，并请求朝廷下诏在沿途派人迎接护卫。正逢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司马保在陇右自立称号，士众非常强盛，应当迁往关中。

译匹磾听到这件事，暗中产生了观望之意，扣留荣邵，想派原先兼任鸿胪的边邈出使到司马保那里；又害怕箕澹独自南下，把这件事说出去，于是不准他上路。刘琨的一片赤胆忠心，最终没有传达到朝廷。匹磾的兄长司马眷去世，继承人年幼，他想借奔丧之机夺取兄长的国家。又因为自己欺骗国家、凌辱家族，心怀邪念、乐于祸乱，害怕父母和宗族党羽不容许他的罪行，于是卷起铠甲、收藏弓箭，暗中图谋作乱，想杀害他的从叔匹驎、从弟末波等人，以夺取他们的国家。匹磾的亲信秘密把这件事告诉匹驎、末波，二人便派人抵抗他，匹磾仅仅自己逃脱。百姓以为匹磾已经死了，都依附刘琨。如果刘琨当时有加害匹磾的心思，那么他坐在那里就可以把匹磾擒住，不必再靠人力经营。从此以后，上下离心离德，匹磾便想把胡人和晋人全部驱使起来，迁居上谷。刘琨很不赞同，劝他迁到厌次，向南依靠朝廷。匹磾不能采纳，反而杀害刘琨的父亲、儿子等四人，又杀死从兄的两个儿子。刘琨尚未遇害时，已经知道匹磾必有祸心，曾对我们说：“我受到国家深厚的恩典，却不能尽力报答；即使是才能谋略不够，也还由于遭逢这样的厄运。人谁能不死，死生都是命。只是遗憾向下不能在一方尽忠守节，向上不能归诚于陛下。” 他的话慷慨激昂，感动了身边的人。匹磾杀害刘琨以后，又横加诬蔑，说刘琨想窥伺帝位，图谋叛逆。刘琨免受艰难困苦，难道还会有嚣张顽凶的念头吗？他在乱亡之际颠沛困顿，夹处于异族之间，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呢！即使是奴仆中最愚蠢的人、供人驱使者中最少智的人，也不会这样做，何况刘琨身列国士，忠节早已显著呢！匹磾杀害刘琨时，声称奉有陛下的密诏。假如刘琨确实有罪，是陛下要加以诛杀，也应当把他公开陈尸于市朝，任众人弃绝他；不应让异族的奴役之徒杀害辅佐朝廷的大臣，这道理已经很明白了。然而擅自假传诏书，有罪即使很小也必须诛杀；假传诏令而立下功劳，功劳即使很大也不能不论，正因为国家兴亡的根本都在这里，开关与闭塞的原则不可不严守。匹磾却毫无顾忌，倚仗乱局专擅杀人，假借王命，虐杀国家重臣，辱没中原的声望，败坏王室法度，这种事可以忍受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如果圣朝还加以隐忍，不能明白大体，那么那些不得志的人都仿效匹磾的行径，任意杀生，凭个人好恶行事，陛下将用什么来诛罚他们呢！抵御敌锋、平息灾难，只能依靠善战的将领；铲除暴乱、讨伐叛逆，必须依靠有智谋的臣子。所以古语说：山中有猛兽，连藜藿都没人敢采。这不是空话。黄河以北、幽州并州以南，令丑类有所顾忌的，只有刘琨罢了。刘琨受害之后，群凶都欣喜得意，没有一个不得意，公然在中原横行，竟没有丝毫阻碍；这又是华夏和夷狄、大小各方之所以长久叹息的原因。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圣明睿智，正值中兴事业兴起，正要平正彰明典章刑法，以治理安定万国。然而刘琨死于非罪之地，冤痛已经极深，却没有听说朝廷有为他辨明评定的举措。从前壶关三老为卫太子申诉罪责，谷永、刘向辨明陈汤的功劳，向下足以彰明功罪的区别，向上足以使圣主明白其中的情由。臣等自祖先以来，世代受到特殊恩遇，入朝侍奉于翠幄之中，出任职掌文书之官，却不能担当重任，流离远荒，和刘琨共事，事情始终都亲身参与。因此仰慕古代三位臣子的义行，谨慎陈述事情始末，冒昧上达圣听，仰望圣朝曲加哀怜明察。太子中庶子温峤又上疏为刘琨申理，皇帝于是下诏说：“故太尉、广武侯刘琨忠诚明亮，具有开创和济世的才干，确实忠于王室，不幸遭遇灾难，志向和节操未能实现，朕深为哀悼。先前因为军事事务繁忙，没有加以吊祭。现在下诏幽州，立即依照旧例吊祭。”追赠侍中、太尉，谥号为愍。刘琨年轻时就很有志气，具备纵横家的才干，善于结交胜过自己的人，但也颇为浮夸。他和范阳祖逖是朋友，听说祖逖被任用，便写信给亲友说：“我枕着武器等待天明，立志斩杀叛逆的胡虏，常常担心祖生抢先于我扬鞭立功。”他们就是这样以意气相互期许的。刘琨在晋阳时，常被胡骑层层包围，城中困窘而无计可施，于是趁着月色登楼长啸。敌人听见，都凄凉地长叹。半夜又吹奏胡笳，敌人再次流泪抽泣，深切怀念故土。将近天亮时再吹奏，敌人全都放弃包围逃走。儿子刘群继承爵位。刘群字公度，年轻时被授为广武侯世子。他跟随父亲在晋阳，遭逢寇乱，多次统领偏军出征讨伐。性情清廉谨慎，能够裁决事务，深得士人阶层的欢心。刘琨被匹磾杀害后，刘琨的从事中郎卢谌等率领余部奉刘群投奔末波。温峤前后上表说：“我的姨弟刘群，以及内弟崔悦、卢谌等人，都在末波那里，抬头向南遥望朝廷。我认为这些人都有文才，在众人之中很值得怜惜。如果蒙受朝廷录用征召，使断绝的家族得以延续、衰亡的国家得以复兴，那么陛下使他们再生的恩德，古今没有第二例。”咸康二年，成帝下诏征召刘群等人；末波兄弟爱惜他们的才干，借口道路险阻而没有遣送。石季龙灭掉辽西后，刘群和卢谌、崔悦一同陷没在胡人中间。石季龙都以优厚礼遇对待他们，任命刘群为中书令。后来冉闵战败，刘群遇害。当时石勒和石季龙得到的公卿士人，大多被杀；被提拔任用，最终做到大官的，只有河东裴宪、渤海石璞、荥阳郑系、颍川荀绰、北地傅畅以及刘群、崔悦、卢谌等十多人罢了。刘舆字庆孙，俊秀明朗而有才干，与刘琨同为尚书郭奕的外甥，在当时声名显著。京都人因此说：“洛阳之中光彩奕奕的，是庆孙和越石。”他被征召为宰府尚书郎。刘舆兄弟一向轻视孙秀，等到赵王司马伦辅政，孙秀掌握权力，便一并免去他们的官职。刘舆的妹妹嫁给司马伦的世子司马荂，司马荂和孙秀不和，又任刘舆为散骑侍郎。齐王司马冏辅政，任刘舆为中书侍郎。东海王司马越、范阳王司马虓起兵时，任刘舆为颍川太守。等到河间王司马颙发檄文命刘乔在许昌讨伐司马虓时，又假传诏书说：“颍川太守刘舆胁迫协助范阳王司马虓，抗拒违逆诏命，广泛树立私党，擅自劫掠郡县，聚集兵众。刘舆兄弟过去因与赵王结亲，擅自玩弄权势，凶恶狡猾、无所顾忌，早就应该诛灭，只因遇到赦令，才得以保全性命。小人不知畏惧，作恶日益滋长，竟任用苟晞为兖州刺史，截断拒绝王命。镇南大将军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司马准，各自统率所属军队，直接会师许昌，与刘乔合力。现派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督率建威将军吕朗、阳平太守刁默，带领步骑十万人，一同会师许昌，以铲除刘舆兄弟。” 胆敢起兵抗拒违背王命的，诛及五族。能够杀死刘舆兄弟并献上首级的，封为食邑三千户的县侯，赏赐绢五千匹。”司马虓战败，刘舆和他一起逃到黄河以北。司马虓镇守邺城后，任刘舆为征虏将军、魏郡太守。

译司马虓去世后，东海王司马越准备召刘舆，有人说：“刘舆还像油脂一样，靠近他就会玷污别人。”刘舆到来后，司马越对他心存疑虑而防备他。刘舆暗中察看天下的兵籍、仓库、牛马、器械以及水陆地形，全都默默记在心里。当时军国事务很多，每次议事，从潘滔以下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刘舆见到司马越后，能够随机应变地分析谋划，司马越屈膝倾身与他应答交谈，立即任命他为左长史。司马越总揽政务后，任刘舆为上佐，宾客坐满宴席，文书堆满案几，远近送来的文书每天有几千件；刘舆整日不知疲倦，有时夜以继日处理，人人都感到畅快，没有不喜悦归附的。他发布议论如流水，应答详尽周备，当时人佩服他的才能，把他比作陈遵。当时人称司马越府中有三种才干：潘滔是大才，刘舆是长才，裴邈是清才。司马越诛杀缪播、王延等人，都是刘舆谋划的。王延宠爱的妾荆氏擅长音乐歌舞，王延尸体还没有入殓，刘舆便要娶她。还没有来得及迎娶，又被太傅从事中郎王俊争夺。御史中丞傅宣弹劾上奏，司马越不追究刘舆，却免去了王俊的官职。刘舆于是劝说司马越，派刘琨镇守并州，作为司马越北方的重要屏障。洛阳尚未陷落，刘舆因病患指疽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追赠骠骑将军。他先前因功封定襄侯，谥号贞。儿子刘演继承爵位。刘演字始仁。起初被征召为太尉掾，授任尚书郎，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袭承爵位，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召他为主簿。升任太子中庶子，出任阳平太守。刘演从洛阳逃奔刘琨，刘琨任他为辅国将军、魏郡太守。刘琨将要讨伐石勒，任刘演统领勇士一千人，以行北中郎将、兖州刺史的身份镇守廪丘。刘演斩杀王桑，击退赵固，收得部众七千人。石勒进攻他，刘演抵抗交战，石勒退兵。元帝任命他为都督、后将军，授予假节。后来被石季龙包围，向邵续、段鸯求救；段鸯率骑兵救援，石季龙逃走，刘演跟随段鸯驻屯厌次，后来被害。弟弟刘胤替刘琨领兵，途中遇到乌桓贼兵，战死。刘胤的弟弟刘挹起初任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的属官，后来和刘琨一同被害。刘挹的弟弟刘启，刘启的弟弟刘述，和刘琨的儿子刘群一起在末波那里，后来一同归入石季龙。刘启任石季龙的尚书仆射，后来归还晋国，穆帝任命他为前将军，加授给事中。永和九年，他跟随中军将军殷浩北伐，被姚襄击败，刘启战死。刘述任石季龙的侍中，跟随刘启归国，授任骁骑将军。祖逖字士稚，是范阳郡遒县人。他家世代担任二千石官职，是北方州郡的旧姓。父亲祖武，任晋王属官、上谷太守。祖逖年幼丧父，兄弟六人。哥哥祖该、祖纳等都开朗爽直而有才干。祖逖性情豁达放纵，不修饰仪容礼节，十四五岁还不识字，几个哥哥常常为他忧虑。然而他轻财好侠，慷慨而有节操，每到田舍，总说这是哥哥的意思，散发谷物布帛来周济贫困，乡里和宗族因此敬重他。后来他才广泛阅读书籍，涉猎古今，往来京师，见到他的人都说祖逖有辅佐世道的才能。他侨居阳平。二十四岁时，阳平郡征召考察他为孝廉，司隶又两次征召举荐他为秀才，他都没有赴任。他和司空刘琨一同任司州主簿，感情深厚亲密，同盖一床被子睡觉。半夜听到荒野的鸡叫，祖逖踢醒刘琨说：“这不是不祥的声音。”于是起床舞剑。祖逖、刘琨都有英豪之气，每当谈论世事，有时半夜起身对坐，互相说：“如果天下大乱，豪杰一同兴起，我和您应当在中原相互避让着建立功业。” 祖逖被征召为齐王司马冏大司马府的掾属、长沙王司马乂骠骑府的祭酒，转任主簿，累次升任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属下的从事中郎。他跟随惠帝北伐，王师在荡阴大败，于是退回洛阳。皇帝车驾向西到长安，关东诸侯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争相召请他，他都没有就任。东海王司马越任祖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祖逖因母亲去世没有赴任。等到京师大乱，祖逖率亲族和党友数百家到淮水、泗水一带避难，把自己乘坐的车马用来载同行的老人和病人，亲自步行，药物、衣服、粮食都和众人共同使用；又很有权谋，所以老少都尊奉他，推举祖逖为行主。到达泗口时，元帝迎接并任用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征召为军谘祭酒，居住在丹徒的京口。祖逖因为国家覆亡，常怀着振兴恢复的志向。他的宾客和义士都是豪杰勇士，祖逖把他们当作子弟一样对待。当时扬州发生大饥荒，这些人中有许多做盗窃之事，攻打抢掠富户，祖逖安抚询问他们说：“最近还要不要再到南塘去干一场？”有的人被官吏依法拘捕，祖逖总是出面保护并设法解救。议论的人因此稍稍轻视祖逖，但他仍处之泰然。当时皇帝正拓展平定江南，没有余暇北伐，祖逖进言说：“晋室的祸乱，并不是由于君主无道而百姓怨恨叛乱，而是藩王争夺权力，彼此诛杀消灭，终于使戎狄乘隙而入，毒害流布中原。如今遗民已经遭受残酷摧残，人人都有奋勇反击的志向。大王如果确实能够发出威令、任命将领，让像我这样的人统率军队，那么各郡各国的豪杰一定会闻风赶来，衰弱困苦的百姓也会欣喜地前来归附。这样或许可以洗雪国耻，希望大王考虑。”皇帝于是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他一千人的粮饷、布三千匹，却不给铠甲兵器，让他自行招募。他仍带领原来随他流徙的部曲一百多家渡过长江，船到江心时敲击船桨发誓说：“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而又渡过这条江回来，就让大江作证！”言辞神色壮烈，众人都为之感慨叹息。他驻屯江阴，设炉冶炼铸造兵器，得到二千多人后才继续进军。当初，北中郎将刘演抵抗石勒时，流民坞堡主张平、樊雅等人在谯县。刘演任命张平为豫州刺史，樊雅为谯郡太守。另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多个部众，每部各有数百人，都归张平统领。祖逖诱使谢浮擒取张平，谢浮欺骗张平说要和他会面，于是杀死张平，将首级献给祖逖。皇帝嘉奖祖逖的功劳，命令运输粮食供给他，但道路遥远，粮食没有送到，军中发生严重饥荒。祖逖进军占据太丘。樊雅派兵夜袭祖逖，攻入营垒，拔出戟大声呼喊，直奔祖逖的营帐，军中大乱。祖逖命左右抵挡，督护董昭和贼兵交战，把他们赶走。祖逖率众追击讨伐，而张平的余众又帮助樊雅进攻祖逖。蓬陂坞堡主陈川自称宁朔将军、陈留太守。祖逖派使者向陈川求救，陈川派将领李头率众援助，于是祖逖攻克了谯城。当初樊雅占据谯县时，祖逖因兵力弱小，向南中郎将王含求助，王含派桓宣率兵援助祖逖。祖逖攻克谯县后，桓宣等人便离开。石季龙听说后，带兵包围谯县，王含又派桓宣救援祖逖；石季龙听说桓宣到来便退兵。桓宣于是留下，帮助祖逖讨伐各个尚未归附的屯堡。

译李头讨伐樊雅时，奋力作战，立下功劳。祖逖当时得到一匹樊雅的骏马，李头非常想要，却不敢开口，祖逖知道他的心意，便把马给了他。李头感念祖逖的恩遇，常叹息说：“如果能让这样的人做主君，我死也没有遗憾。”陈川听说后大怒，于是杀死李头。李头的亲信冯宠率领部属四百人归附祖逖，陈川更加愤怒，派将领魏硕抢掠豫州各郡，掳获了大量子女、车马。祖逖派将军卫策在谷水拦截袭击，把被抢掠的东西全部夺回，并且都让它们归还原主，军队没有私自占有的。陈川非常害怕，于是率众依附石勒。祖逖率军讨伐陈川，石季龙带领五万兵马救援陈川。祖逖设下奇计攻击石季龙，石季龙大败，收拢军队抢掠豫州，把陈川迁回襄国，留下桃豹等人守卫陈川原来的城池，驻在西台。祖逖派将领韩潜等人镇守东台。同一座大城中，贼兵从南门出入放牧，祖逖的军队则开通东门，双方相持四十天。祖逖用布袋装土，装成米的样子，派一千多人运上高台；又命几个人挑着米，假装疲惫不堪，在路上休息。贼兵果然追赶他们，他们都丢下担子逃走。贼兵得到米后，以为祖逖的军队粮食充足，而胡人守军已经饥饿很久，更加恐惧，再没有斗志。石勒的将领刘夜堂用一千头驴运粮供给桃豹，祖逖派韩潜、冯铁等人在汴水追击，全部缴获。石豹连夜逃走，退守东燕城。祖逖派人秘密进军，驻扎在封丘逼近他。冯铁据守二台，祖逖镇守雍丘，多次派军队拦截石勒，石勒的驻军逐渐陷入困境。侦察骑兵常常俘获濮阳人，祖逖都厚待他们后遣送回去。他们都感念祖逖的恩德，率领乡里五百家投降祖逖。石勒又派精锐骑兵万人抵御祖逖，结果再次被祖逖击败，石勒的驻军归附祖逖的很多。当时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人各凭借欺诈和武力相互攻伐，祖逖派使者为他们调解，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于是接受祖逖的节度。祖逖爱护百姓，礼贤下士，即使是关系疏远的人和卑贱的奴仆，也都以恩惠和礼节相待，因此黄河以南全都成为晋朝的土地。黄河沿岸的堡垒中，原先有人质留在胡人那里，这些堡主都听任双方归属；祖逖又时常派游军假装袭掠他们，以表明他们尚未归附。各坞堡主都感激拥戴祖逖；胡人中若有异谋，他们总是秘密报告给祖逖。前后能够攻克并俘获敌人，也多是由于这个缘故。有人建立了微小功劳，奖赏从不超过一天。祖逖亲自奉行俭约，劝勉督促百姓从事农桑，克制自己而致力于施惠，不积蓄财产；他的子弟亲自耕作，挑担砍柴。他还收殓埋葬暴露的尸骨，为死者祭祀并洒酒，百姓都感动喜悦。他曾设酒大宴宾客，乡里的老人们在席间流泪说：“我们这些人已经老了！如今又得到父母般的君主，死还有什么遗憾！”于是唱道：“幸运啊，遗民免遭俘虏；日月星辰已经明朗，又遇到慈父；以玄酒忘却劳苦，以甘美的瓠瓜干肉为食；该怎样歌咏恩德，只能又唱又舞。” 他得到人心就是这样。因此刘琨写信给亲友，极力称赞祖逖的威望和德行。皇帝下诏晋升祖逖为镇西将军。石勒不敢派兵窥伺黄河以南，反而让成皋县修葺祖逖母亲的坟墓，并写信给祖逖，请求互通使者、进行贸易。祖逖没有回信，却允许互市，从中获得十倍利润，于是公私都丰足充裕，士卒和战马每天增加。正准备推进兵锋渡过黄河、扫清冀州和朔方时，恰逢朝廷将派戴若思担任都督。祖逖认为戴若思是吴地人，虽然有才名声望，却没有宏大的气度和长远的见识；况且自己已经披荆斩棘，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而戴若思却从容而来，一旦就要统领这里，祖逖心中十分不满。又听说王敦和刘隗等人发生矛盾，担心会有内乱，使大功不能完成。祖逖感愤而发病，于是把妻子儿女安置在汝南大木山下。当时中原士人和百姓都认为祖逖应当继续进军占据武牢，却反而把家属置于险厄之地，有人劝谏他，他不接受。祖逖虽然内心忧愤，但谋划进取从未停止，修筑武牢城。城北临黄河，西面连接成皋，四面眺望都很辽阔。祖逖担心南面没有坚固的堡垒，一定会被贼兵袭击，于是派侄子、汝南太守祖济率领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带兵筑垒。城垒还未建成，祖逖的病已经很重。此前，华谭、庾阐询问术士戴洋，戴洋说：“祖豫州在九月应当去世。”起初豫州分野出现了妖星，历阳人陈训又对人说：“今年西北方的大将应当去世。” 祖逖也看到了那颗星，说：“这是应验到我身上了！我正要平定黄河以北，上天却要杀我，这就是上天不保佑国家啊。”不久祖逖在雍丘去世，时年五十六岁。豫州男女百姓像失去父母一样悲痛，谯、梁一带的百姓为他建立祠堂。朝廷册命追赠车骑将军。王敦早已怀有叛乱之心，害怕祖逖而不敢发动，到了这时才得以肆意妄为。不久，朝廷让祖逖的弟弟祖约代替他统领部众。祖约另有传。祖逖的哥哥是祖纳。祖纳字士言，最有操守，能够清谈，文章义理也很可观。他天性极为孝顺，年幼丧父而家境贫寒，常常亲自做饭养母。平北将军王敦听说后，送给他两个婢女，并征召他为从事中郎。有人开玩笑说：“奴婢的身价是婢女的两倍。”祖纳说：“百里奚难道一定比不上五张羊皮吗？”他转任尚书三公郎，累次升任太子中庶子。历任官职时多有驳正，对于当时政事很有补益。齐王司马冏起兵建立义举时，司马伦收捕司马冏的弟弟北海王司马实，以及前黄门郎、弘农人董祚的弟弟董艾；董艾和司马冏一同起兵，司马伦等人都准备杀害他们。祖纳上疏营救，因此他们一并得到宽赦。后来祖纳任中护军、太子詹事，封晋昌公。因为洛阳将要发生动乱，便到东南避难。元帝任丞相时，征召他为军谘祭酒。祖纳喜欢下围棋，王隐对他说：“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没听说他花时间下几盘棋。”祖纳回答：“我下棋是为了忘忧。”王隐说：“我听说古人遭逢时运，就用功业实现自己的道；如果没有遇到时运，就用言论实现自己的道。古代一定有这样的人，今天也应当如此。如今晋朝还没有史书，天下却大乱，旧事荡然无存。您从小在五都长大，又游历四方，华夏和夷狄的成败，都应当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为什么不把它们记述下来并加以裁定整理呢？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这些书都流传于世，便能使作者虽死而不朽。我虽然没有才能，但不能没有志向，所以忧虑死后默默无闻，这正是我自我勉励、不断努力的原因。何况国史可以明辨得失的踪迹，把散失的材料一并搜集整理，这可以兼济天下，何必下围棋才能忘忧呢！”祖纳感慨叹息说：“我不是不赞同您的道理，只是力量不够罢了。” 祖纳于是向皇帝进言说：“自古以来，小国尚且有史官，何况大国，怎么可以不设置史官呢？”于是举荐王隐，称赞他说：“他清正纯洁、忠亮正直，学问和思考深沉敏捷，对五经、群史大多综合通晓，而且好学不倦，听从善言如同流水。假如让他编修撰著一代典籍，褒贬人物，决定取舍，实在是一时的俊杰。”皇帝把这件事拿去询问记室参军钟雅，钟雅说：“祖纳所举荐的人虽然有史才，但现在还不能有所建立。”事情于是停止。然而设置史官这件事，是从祖纳开始的。

译当初，祖约和祖逖同母，彼此特别亲爱；祖纳和祖约是异母兄弟，心中颇为不平，便秘密把启奏交给皇帝，说：“祖约具有凌驾侵犯上位的性情，压制他就可以使他有所收敛。如今却让他显赫地侍奉在左右，借给他权势，将成为祸乱的根源。”有人说祖纳和祖约是异母兄弟，祖纳嫉妒祖约受宠显贵，于是把祖纳的奏表泄露出来给祖约看。祖约恨祖纳如同仇敌，朝廷因此弃置祖纳。祖纳闲居以后，只是清谈、披阅文史而已。等到祖约叛逆，朝野都感叹祖纳有识鉴和裁断。温峤因为祖纳是同州的父辈朋友，敬重他并向他行拜礼。温峤得到时人任用后，大力称说祖纳有名理才学，朝廷授祖纳为光禄大夫。祖纳曾问梅陶：“你们乡里设置月旦评，认为怎么样？”梅陶说：“能够褒奖善人、贬斥恶人，是很好的方法。”祖纳说：“没有什么益处。”当时王隐也在座，便说：“《尚书》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黜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怎么能一个月就实行褒贬呢？”梅陶说：“那是官府的法则。月旦评，是私人的法则。”王隐说：“《易经》说‘积累善行的家族一定有余庆，积累不善的家族一定有余殃’。既然说的是家族，难道不是官府吗？必须积累很久，善恶才能显著，公法和私法有什么不同！古人说过：正直善良却灭亡，是先人的灾祸；残酷暴烈却能存续，是先人的功勋。要累积几代才能显现，哪里只是一个月！如果一定要按月旦评定，那么颜回即使吃尘土，也免不了被说成贪污；盗跖即使牵着年幼的羊，也会被说成清廉。早晨播种，晚上就收获，善恶还没有定论。”当时梅陶和钟雅多次谈论其他事情，祖纳总能使他们理屈，于是说：“你们是汝水、颍水一带的人，锋利得像锥子；我们幽州、冀州的人，迟钝得像木槌。拿我们这把钝槌去敲你们的利锥，双方都应当折断。”梅陶、钟雅都说：“有神奇的锥子，却不可能有神奇的木槌。”祖纳说：“假如有神奇的锥子，就一定有神奇的木槌。”钟雅无言以对。祖纳后来死在家中。史臣说：刘琨年少时，本来没有特别的操守，在贾谧的馆舍中显露才华，在司马伦的幕府中为其筹划；在那时看来，他确实是轻薄机巧之徒吗？祖逖散发粮食救济贫困，听到鸡叫便暗中起舞，思念燃烧战火中的中原；幸而天下时运多艰，推究他平素的心志，难道反而是贪图乱世的人吗？等到晋朝国运中途毁坏，乾坤纲纪失去统摄，三位君主流亡，接连遭受幽禁之祸，六支戎族横行吞噬，交相施展长蛇般的毒害，于是洁白的丝线改变了颜色，放纵的人改变了心志。他们各自施展奇才，一同奋发英气，遭逢时局艰难便感愤振作，借世道混乱而奔走效力，在危难的国家施展力量，迎着猛烈的风显示坚劲，砥砺贞正操守，如同契合寒松而树立节操，都能够使自己位至三公，成名于一时。古人说：‘世道混乱时，才能识别忠良。’说的正是他们。上天不保佑晋朝，正要开启戎人的野心；越石刘琨独自抵御鲸鲵般凶猛的敌人，推心置腹地对待异族，最终却死在幽禁之中，令人痛惜！士稚祖逖追随中兴事业，能够收复九州的一半，却被灾星预示祸患，徒然招来车驾般的丧事，实在可惜！赞曰：越石刘琨才智雄杰，面临危难仍尽忠；枕戈而卧，长久叹息，挥袖出发求取功业；在汾水、晋阳之间艰难奔走，与獯戎相交往来。被段氏欺骗，唉，道路已经穷尽！祖生祖逖威烈赫赫，早年便怀有奇异的节操；在江心敲击船桨，发誓肃清凶恶的叛逆。邻近的丑类纷纷归附，遗民因此全都喜悦。上天降下妖星作为征兆，国家的耻辱又怎么洗雪！

译列传第三十三。邵续、李矩、段匹磾、魏浚（族子魏该、郭默）。邵续字嗣祖，是魏郡安阳人。父亲邵乘，任散骑侍郎。邵续朴实而有志向气节，博览经史，善于谈论义理，精妙地理解天文。起初任成都王司马颖的参军。司马颖准备讨伐长沙王司马乂，邵续劝谏说：“我听说兄弟如同人的左右手。如今明公面对天下的敌人，却想除掉一只手吗？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司马颖没有采纳。后来邵续任苟晞的参军，授任沁水县令。当时天下逐渐动乱，邵续离开县城回到家乡，纠集亡命之徒，得到数百人。王浚代理任命邵续为绥集将军、乐陵太守，驻屯厌次，并任邵续的儿子邵乂为督护。邵续安抚招集流散百姓，许多人归附他。石勒击败王浚后，派邵乂回去招降邵续。邵续认为自己孤立危急、没有援助，便暂时依附石勒，石勒也任邵乂为督护。不久段匹磾在蓟地，写信邀请邵续一同归附元帝，邵续听从了他。部下劝谏说：“现在抛弃石勒归附匹磾，您的人质儿子就危险了。”邵续流泪说：“我出身就是为了国家，难道能顾念儿子而做叛臣吗！”于是与石勒断绝关系，石勒便杀了邵乂。邵续害怕石勒进攻，先向段匹磾求救，匹磾派弟弟文鸯救援邵续。文鸯尚未到达，石勒已经率八千骑兵包围邵续。石勒一向畏惧鲜卑，又听说文鸯到来，便放弃攻城器具向东逃走。邵续和文鸯追赶石勒到安陵，但没有追上，俘获石勒任命的官员，把三千多家百姓一同驱走；又派骑兵进入石勒北部边境抄掠，掠得常山郡二千家，也带回来。匹磾杀死刘琨后，胡人和晋人中有许多怨恨反叛的人，于是率领部众依附邵续。石勒的南和令赵领等率广川、渤海一千多家背叛石勒，归附邵续。皇帝任邵续为平原、乐安太守、右将军、冀州刺史，进号平北将军，授予假节，封祝阿子。邵续派侄子、武邑内史邵存和文鸯率领匹磾的部众到平原就食，被石季龙击败。邵续先前和曹嶷互相侵掠，曹嶷趁邵存等战败，攻破邵续的屯田，又抄掠他的户口，邵续前后奔走救援，疲于奔命。太兴初年，邵续派邵存和文鸯驻屯济南黄巾固，借此逼迫曹嶷，曹嶷害怕，求与邵续和解。不久匹磾率众进攻段末杯，石勒知道邵续孤立危急，便派石季龙乘虚包围邵续。石季龙的骑兵到达城下，掳掠当地居民，邵续率众出城救援；石季龙埋伏骑兵截断他的后路，于是邵续被石季龙俘获，石季龙逼他交出城池。邵续呼唤侄子邵竺等人说：“我的志向是洗雪国家的灾难，以报答国家所给予的恩遇，没想到不幸到了这个地步。你们要努力自勉，立即奉匹磾为主，不要有二心。” 当时皇帝已经听说邵续陷没，下诏说：“邵续忠诚刚烈，公而忘私，义气真挚慷慨，安抚招集荒乱中的遗民，为忧虑国家而牺牲自身。功勋尚未完成，不幸陷没，朕对此一直悲悼痛恨。所统领的任务重大，应当及时有人接替。他所属的部曲文武官员，已经共同推举他的儿子邵缉为营主。邵续的忠诚无论在公事还是私德方面都很显著。现在立他的儿子邵缉，足以安定众人；一并按照邵续原来的职位授予邵缉，让他总领所属部众，为国家效命于危难之中，洗雪家族的仇恨。” 季龙派使者把续送给石勒。石勒派徐光责备他说：“国家应合天符而拨乱反正，四方八表都归心，遗晋畏惧国威，远逃扬越。你却像蚂蚁一样据守海边小地，肆意违抗王命，难道认为夷狄不足以做君主吗？你无视上命，实在太过分了！国家自有常刑，你甘心承受吗？”续回答说：“晋朝末年饥荒动乱，我无处奔逃，只好保全乡里宗族，希望保住老幼性命。适逢大王刚刚兴起，我便托付性命、送上人质，竭尽诚心，却没有得到感应，也未蒙受您的慈恕。后来您命我归还遗晋，我仍承蒙晋廷宠信授官，发誓尽忠守节，实在没有二心。况且既受了晋廷厚重的荣宠，却又反复改变志向，恐怕也不能为明主所容。周文王生在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兴起，大概只是天命所归；德行所招致的归附，哪里有固定的常规呢？我恭敬地想，大王圣明威武受命于天，道德功业隆盛可比虞舜、夏禹，凡是有生命的，谁不伸长脖子等待您的教化，耻于隔绝在皇风之外，何况是囚徒呢！假使囚徒离开真实而趋附虚伪，不能早日叩见天门，那是大王辜负了囚徒，囚徒却没有辜负大王。受衅鼓之刑，是囚徒本来应得的命运，只恨这是上天所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石勒说：“你的话慷慨而深切，我惭愧得太多了。忠于自己君主的人，正是我所求取的。” 石勒命张宝把他请到馆舍，优厚地安抚他，不久任命他为从事中郎。此后凡是攻克敌城、擒获俊杰之士，都把人送来，不得擅自杀害，希望能得到像续这样的人。当初季龙攻打续时，朝廷正受到王敦的逼迫，来不及救援抚恤。续被石勒擒获后，亲自灌溉菜园、贩卖蔬菜，以供衣食。石勒多次派人察看他，感叹说：“这才是真正的高士啊！若不是这样，怎么值得尊贵呢！”石勒赞赏他的清贫困苦，多次赏赐粮食和布帛。每次临朝都感叹此事，用来勉励群臣。续被擒以后，存以及竺、缉等人和段匹磾闭城抵抗敌寇，皇帝又任命存为扬武将军、武邑太守。石勒多次派季龙攻打他们，经过长期苦战和困守，疲惫困苦，无法自立。时间久了，段匹磾及其弟文鸯和竺、缉等人全都被擒，只有存冲破包围向南逃走，途中被贼人杀害。续最终也被杀害。李矩，字世回，是平阳人。童年时和一群孩子聚在一起游戏，便成为他们的首领，谋划安排、指挥教导，已有成年人的气度。长大后任官吏，护送已卸任的县令到长安，征西将军梁王肜任用他为牙门将。讨伐氐族齐万年时立下特殊功勋，封为东明亭侯。回来后任本郡督护。太守宋胄想让自己的亲信吴畿取代他，李矩称病离职。吴畿怕李矩再回来，暗中派人刺杀他，恰好有人相救，因此得以免死。刘元海攻打平阳时，百姓纷纷逃散。李矩一向受乡人爱戴，于是被推举为坞主，向东驻扎在荥阳，后来迁到新郑。李矩勇敢坚毅，富有权谋策略，立志建立功业，东海王越任命他为汝阴太守。永嘉初年，派李矩和汝南太守袁孚率军修治洛阳千金堨，以便利水运漕运。洛阳失守后，太尉荀籓逃到阳城，卫将军华荟逃到成皋。当时发生大饥荒，贼帅侯都等常常掠夺百姓来吃，荀籓、华荟的部曲大多被他们吃掉。李矩讨伐并消灭侯都等人，于是营救保护荀籓、华荟，分别为他们建造房屋，运送粮食供给他们。荀籓奉承制之命建立行台后，任命李矩代理荥阳太守。李矩招抚安置流离的人，远近百姓大多归附他。

译石勒亲自率领大军袭击李矩。李矩把老弱之人送入山中，命令各处放散牛马，趁机设下伏兵等待。贼兵争着抢取牛马。伏兵发动，众人一齐呐喊，声音震动山谷，于是大败敌军，斩杀俘获很多，石勒只好退兵。荀籓上表给元帝，给李矩加授冠军将军，赐轺车、幢盖，进封阳武县侯，兼领河东、平阳太守。当时饥荒接连不断，又有许多疫病，李矩全心抚恤百姓，百姓都依赖他。恰逢长安的群盗向东而下，沿途多有抢掠，李矩派部将将他们击破，把贼人掠走的一千多名妇女全部找回。诸将认为这些妇女不属于李矩辖区，想把她们留下。李矩说：“她们全都是国家的臣民和妾婢，哪里有你我之分！”于是一次全部放走。当时刘琨任命的河内太守郭默受到刘元海逼迫，请求归附李矩。李矩准备派外甥郭诵去迎接他，但郭诵不敢前进。恰逢刘琨派参军张肇率鲜卑人范胜等五百多骑兵前往长安，正值郭默被围，道路不通，张肇准备返回投奔邵续，走到李矩军营。李矩对张肇说：“郭默是刘公授予官职的人，这是刘公家的事，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道理。”屠各人过去畏惧鲜卑，于是邀请张肇作为声援，张肇答应了。贼人望见鲜卑骑兵，不战便逃。郭诵暗中派轻舟渡河，派勇士夜袭怀城，突袭贼人的留守营地，又大败他们。郭默于是率领部属归附李矩。后来刘聪派堂弟刘畅率步骑兵三万人讨伐李矩，驻扎在韩王旧日营垒，距离李矩七里，派使者招降李矩。当时刘畅突然来到，李矩来不及防备，便派使者带着牛肉和酒假意向刘畅投降，暗中藏起精锐勇士，只让他看见老弱之人。刘畅没有对此戒备，大宴渠帅，人人都喝醉吃饱。李矩谋划夜袭刘畅，士兵认为敌众我寡，都露出畏惧之色。李矩命郭诵到郑子产祠祷告说：“您从前辅佐郑国时，凶恶的鸟都不敢鸣叫。凶残腥臭的胡人羯人，怎么能越过您的庭院！”又让巫师扬言：“东里有神灵教诲，应当派神兵来相助。”将士们听后都踊跃争先前进。于是派郭诵和督选杨璋等人选拔一千名勇士，夜里突袭刘畅的营地，缴获了很多铠甲和战马，斩首数千，刘畅仅仅带着自身逃脱。在此以前，郭默听说李矩被攻打，派弟弟郭芝率军援救。后来听说李矩击破刘畅，郭芝又飞驰前来援助李矩。李矩于是给郭芝五百匹马，把军队分成三路，连夜追击贼军，又大获全胜后返回。此前，刘聪派部将赵固镇守洛阳，长史周振与赵固不和，秘密陈述赵固的罪过。李矩击破刘畅时，在刘畅帐中得到刘聪的书信，信中命刘畅平定李矩后经过洛阳，逮捕赵固并杀掉，立即以周振代替赵固。李矩把书信送给赵固看，赵固立即杀死周振父子，随后率一千骑兵前来投降，李矩又让他守卫洛阳。几个月后，刘聪派太子刘粲率刘雅生等步骑兵十万人驻扎在孟津北岸，分派刘雅生攻打洛阳的赵固。赵固逃到阳城山，派弟弟报告危急，李矩派郭诵驻守洛口救援。郭诵让部将张皮挑选一千精兵，连夜渡河。刘粲的侦察兵报告有军队到来，刘粲仗恃兵多，没有放在心上。不久郭诵等人突然抵达，从十个方向同时进攻，刘粲的军队惊慌混乱，一时溃逃，死伤过半。郭诵乘机占据他们的营地，缴获的器械、军需物资多得无法计算。天亮后，刘粲见张皮等人兵少，便和刘雅生集合余众再次进攻，苦战二十多天仍不能攻下。李矩前往救援，派三千壮士乘船迎接张皮。贼军在河边列阵，制作长钩钩住船只，连续交战几天，始终无法渡河。李矩夜里派部将格增暗中渡河进入张皮营垒，和张皮挑选一千多名精锐骑兵，杀掉俘获的牛马，烧毁器械，夜里从包围中挖洞突围，逃奔武牢。刘聪追赶他们，没有追上便退兵。刘聪因此愤怒怨恨，发病而死。皇帝嘉奖李矩的功劳，任命他为都督河南三郡军事、安西将军、荥阳太守，封修武县侯。刘粲继承帝位后，昏庸暴虐日益严重。他的部将靳准于是起兵杀死刘粲，并杀害他的宗族；又挖开刘聪的坟墓，砍下他的尸体，派使者归附刘矩，声称：“刘元海不过是屠各族的卑劣小人，趁大晋发生变故之际，在幽州、并州作乱，假称奉天命行事，以至于使二位皇帝被幽禁而死在胡虏的朝廷中。我立即率领众人护送梓宫，并请求将此事上报朝廷。”刘矩急忙上表给皇帝，皇帝派太常韩胤等人迎接梓宫，但还没有到达，靳准已经被石勒、刘曜消灭。刘矩认为自己兵力太少，不能建立功业，常常慷慨激愤地叹息。皇帝登基后，任命他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改封为平阳县侯，将军之职依旧。当时弘农太守尹安、振威将军宋始等四支军队都驻扎在洛阳，彼此猜疑阻隔，没有谁有坚守的决心。刘矩、王默各自派遣千名骑兵到洛阳镇守。尹安等人于是共同谋划，向石勒告发，石勒派石生率领五千骑兵到洛阳，刘矩、王默的军队都退了回来。不久，四位将领又背叛石勒，派使者请求迎接，王默又派遣步兵五百人进入洛阳。石生认为四位将领正在共同谋划，自己无法安心，于是俘虏了宋始的一支军队，渡过黄河向南而去。百姓相继归附刘矩，于是洛阳城中便空了。刘矩于是上表任命郭诵为扬武将军、阳翟令，在水边修筑营垒，同时耕种、守备，以此谋划消灭贼寇。适逢赵固去世，石生派骑兵袭击郭诵。郭诵计谋很多，贼兵一到，他就设下伏兵击破他们，使其无法抢到任何东西。石生大怒，又亲自率四千多骑兵突然抢掠各县，乘机进攻郭诵的营垒。交战片刻后，石生退军到堮坂。郭诵率五百名精锐勇士在磐脂故亭追上石生，又大败他。李矩认为郭诵功劳很多，上表请求加赐赤幢曲盖，封为吉阳亭侯。郭默想要侵犯祖约，李矩禁止他却没有成功，于是被祖约击败。石勒派养子石匆袭击郭默，郭默害怕后患无穷，准备投降刘曜，派参军郑雄到李矩那里商议此事，李矩拒绝并不同意。后来石勒派部将石良率五千精兵袭击李矩，李矩迎战失利。郭诵的弟弟郭元又被贼军擒获，贼人让郭元写信劝李矩说：“去年东边有曹嶷，西边有猗卢，李矩你就像牛角一样处在夹击之中，为什么不归命呢？”李矩把信给郭诵看，郭诵说：“从前王陵的母亲被敌人控制，王陵尚且不改变心意，弟弟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石勒又送给郭诵麈尾和马鞭，以表示殷勤，郭诵不作答复。石勒的部将石生驻扎洛阳，大肆抢掠河南，李矩、郭默都陷入严重饥荒，郭默于是再次劝李矩投降刘曜。李矩被石良击败后，便听从郭默的计策，派使者到刘曜那里。刘曜派堂弟刘岳驻军河阴，想和李矩谋划进攻石生。石勒派部将围攻刘岳，刘岳闭门不敢出战。后来郭默被石匆击败，从密县向南逃奔建康。李矩听说后大怒，派部将郭诵等带信给郭默，又命令郭诵说：“你难道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吗？迎接郭默，全是由于你；到了危难之际却逃走，一定要把他留下。”郭诵追到襄城，郭默自知辜负了李矩，抛下妻子儿女逃走。郭诵收拢剩余部众回来，李矩仍像从前一样对待郭默的妻子儿女。刘岳因外援没有到达，投降了石季龙。

译李矩所统领的将士中有暗中想归附石勒的人，李矩知道却无法讨伐，于是率众向南逃走，准备归附朝廷。部众在路上全都逃散，只有郭诵及参军郭方、功曹张景、主簿苟远、将军骞韬、江霸、梁志、司马尚、季弘、李瑰、段秀等一百多人抛下家室为李矩送行。走到鲁阳县时，李矩坠马去世，葬在襄阳的岘山。段匹磾，是东部鲜卑人。鲜卑部族强劲勇健，世代担任部落大人。他的父亲务勿尘派军队协助东海王越征讨，立有功劳，王浚上表请求任命他为亲晋王，封辽西公，并把女儿嫁给务勿尘，以此结成邻国援助关系。怀帝即位，任命务勿尘为大单于，段匹磾为左贤王，率部众协助国家征讨，代理抚军大将军。务勿尘死后，他的弟弟涉复辰因务勿尘之子疾陆眷而继承了这一称号。刘曜逼近洛阳，王浚派督护王昌等率疾陆眷及其弟文鸯、堂弟末杯进攻襄国的石勒。石勒败退回营，末杯追入营门，被石勒擒获。石勒扣押末杯，派使者向疾陆眷求和。疾陆眷准备答应，文鸯劝谏说：“我们奉命讨伐石勒，难道能因为末杯一个人，就放纵这个已经擒获的罪魁吗？既然会失去王浚的信任，而且还会留下后患，绝对不能答应。”疾陆眷不听，用铠甲、战马二百五十匹以及各一簏金银赎回末杯。石勒放回末杯，又用金银珍宝、彩帛厚重酬谢疾陆眷。疾陆眷命文鸯和石季龙结盟，约定结为兄弟，于是带骑兵返回。王昌等人无法独自守住，也退兵了。建武初年，段匹磾推举刘琨为大都督，结盟讨伐石勒，并发布檄文，命涉复辰、疾陆眷、末杯等从三面一同会集襄国。刘琨、段匹磾进军驻扎固安，等待各路军队。石勒害怕，派间谍厚赂末杯。然而末杯既想报答石勒过去的恩惠，又趁段匹磾在外，想袭击夺取他的国家，于是离间段匹磾和涉复辰、疾陆眷说：“凭父兄的身份，反而要听从子弟吗？即使一时立了功，也只是段匹磾独自收取功劳罢了。”涉复辰等认为他说得对，带军返回。段匹磾也停止进军。正好疾陆眷病死，段匹磾从蓟赶去奔丧，到了右北平。末杯公开宣称段匹磾将要篡位，出兵击败了他。末杯于是杀害涉复辰及其子弟、党羽二百多人，自立为单于。王浚失败后，段匹磾兼领幽州刺史，刘琨从并州来投奔他，又和段匹磾结盟，共同讨伐石勒。段匹磾再次被末杯击败，士卒离散。他害怕刘琨谋害自己，于是杀了刘琨，晋人因此离散。段匹磾不能自保，向北依附邵续，末杯又进攻并击败他。段匹磾身负创伤，对邵续说：“我们夷狄仰慕信义，以至于家国破败。您如果不忘从前的约定，和我一起进攻末杯，就是您的恩惠。”邵续说：“依靠您的威望德行，我邵续才得以效忠守节。如今您有难，我怎么敢不共同承担！”于是合力追击末杯，几乎把他的人马全部斩杀俘获。又命文鸯向北进攻末杯在蓟城的弟弟。文鸯回来时，距离蓟城还有八十里，听说邵续已经失败，部众害怕而溃散，又被石季龙拦截。文鸯带着几百名亲兵奋力作战，击破敌军，才得以进入城中。石季龙又在城下抢掠，文鸯登城看见，想出兵攻击，段匹磾不许。文鸯说：“我以勇敢闻名，所以百姓才依靠我。看见百姓被掠而不去救援，不是大丈夫。现在使众人失望，以后谁还会替我拼死作战呢！”于是率几十名壮士骑马出战，杀死很多胡人。后来战马疲乏，文鸯伏在地上不能起来。石季龙喊道：“大哥，我们都是戎狄之人，我盼望共同相处已经很久了。” “上天没有违背愿望，今天终于相见，为什么还要交战？请放下武器。”文鸯骂道：“你作为贼寇肆虐作恶，早就应该死了。只是我哥哥不用我的计策，才让你来到这里。我宁可死，也不被你擒获。”于是下马苦战，长矛折断后，拿刀继续奋力战斗不止。石季龙的军队从四面解下马具，排列成屏障自我遮蔽，向前捉拿文鸯。文鸯从辰时战到申时，力气耗尽后才被擒获。城中非常恐惧。段匹磾想单独骑马归附朝廷，邵续的弟弟、鲁阳内史洎协带兵阻止他。洎又想把朝廷使者王英捉住送给石季龙。段匹磾严肃地责备他说：“你不能遵从哥哥的意志，逼得我不能归朝，已经太过分了；如今又想捉拿天子的使者，我虽然是胡人，却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于是对王英说：“我段匹磾世代承受国家厚恩，不敢忘记忠孝。今天形势所逼，我想归罪于朝廷，却又受到逼迫，忠诚的心愿不能实现。如果能够获得喘息，在我没有死去的日子里，我的心始终不会忘本。”于是渡过黄河南下。段匹磾穿着朝服，手持符节，带着宾客随从出来见石季龙，说：“我承受国家恩德，志向在于消灭你。不幸我国自相混乱，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既不能以死尽节，也不能向你行敬礼。”石勒和石季龙一向与段匹磾结为兄弟，石季龙起身向他行拜礼。段匹磾到了襄国，又不向石勒行礼，常穿朝服、手持晋朝符节。过了一年，国内有人谋划推举段匹磾为君主，事情泄露，他被杀害。文鸯也被毒死，只有末波幸存。末波死后，其弟牙继立；牙死后，他的从祖父就陆眷的孙子辽继立。自从务勿尘以后，正值晋朝丧乱之时，他自称帝王的名号，占据辽西一带，并使晋人臣服。他的领地西至幽州，东到辽水。然而，他所统辖的胡人、晋人约有三万余家，能够控弦骑射的骑兵有四五万骑；他又与石季龙相互侵扰掠夺，战事接连不断，最终被石季龙击败，石季龙把他的遗民数万家迁徙到司州、雍州一带。他的儿子兰又聚集军队，长期成为石季龙的祸患。石氏灭亡后，末波的儿子勤聚集胡人、羯人，得到一万余人，守卫枉人山，自称赵王，归附慕容俊。不久被冉闵击败，迁徙到绎幕，擅自登上帝位。慕容俊派慕容恪进攻他，勤害怕而投降。

译魏浚，是东郡东阿人，寄居在关中。起初任雍州小吏，河间王颙战败、局势混乱时，任命他为武威将军。后来任度支校尉，办事有才干。永嘉末年，他和数百家流民向东守卫河阴的硖石。当时京城荒乱、粮食匮乏，魏浚劫取粮食后献给怀帝，怀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校尉照旧担任；因时局混乱，他没有赴任。洛阳陷落后，他驻扎在洛阳以北的石梁坞，抚养残余民众，逐渐修整军械。对那些依附贼人的人，他都先加以解释劝导，说大晋的国运神明而长久，国运已经重新建立，归附他的人很多。对有恃无恐、远离本土而不服从命令的人，就派将领讨伐，使他们服从而已，不加以侵扰暴虐。于是远近之人都感动喜悦，背着孩子前来归附的人逐渐增多。刘琨奉承制之命，任命魏浚代理河南尹。当时太尉荀籓在密县建立行台，魏浚到荀籓那里商议军事，荀籓非常高兴，邀请李矩一同会面。李矩准备连夜前往，李矩的属官认为魏浚不可信，不应夜间前往。李矩说：“忠臣同心协力，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会面后，宾主双方都感叹不已，魏浚于是和李矩结交后离去。刘曜忌惮魏浚得到众人拥护，率军包围他。刘演、郭默派军来救，刘曜分兵到黄河北岸迎击，在隐蔽深处埋伏，截击刘演、郭默的军队，大败他们，全部俘获刘演等人的骑兵。魏浚连夜逃走，被刘曜擒获，于是死去。朝廷追赠他为平西将军。族侄魏该统领了他的部众。魏该另名魏亥，本来寄居在京兆阴磐。河间王颙讨伐赵王伦时，任命魏该为将兵都尉。刘曜进攻洛阳时，魏该跟随魏浚赴难，先率兵守卫金墉城，因此得以没有遭受其他祸患。刘曜退兵后，残余部众依附魏该。当时杜预的儿子杜尹任弘农太守，驻扎在宜阳边界的一泉坞，多次被各路贼人抄掠。杜尹邀请魏该共同抵抗，魏该派部将马瞻率三百人援助杜尹。马瞻知道杜尹没有防备，夜袭并杀死杜尹，迎接魏该占据营坞。坞中人震惊恐惧，全都服从魏该。魏该于是和李炬、郭默结盟抵抗贼军。荀籓随即任命魏该为武威将军，统领城西的雍州、凉州人，命他讨伐刘曜。元帝奉承制之命，加授魏该冠军将军、河东太守，督护河东、河南、平阳三郡。刘曜曾攻打李矩，魏该击败了他。李矩准备迎接郭默时，魏该派军队援助，又和河南尹任愔相互联络结交。后来逐渐饥荒困敝，刘曜不断入侵，魏该想率众向南迁徙，众人不听从，于是魏该独自骑马逃到南阳。皇帝又任命他为前锋都督、平北将军、雍州刺史。马瞻率领魏该的余部投降刘曜。刘曜征发徭役十分苛酷，马瞻又骄横暴虐，部下派使者召唤魏该。魏该暗中前去，部众杀死马瞻接纳魏该。魏该迁到新野，率众协助周访讨平杜曾，诏令任命魏该为顺阳太守。王敦反叛时，梁州刺史甘卓没有服从，想观察魏该的去留态度，便假借王敦的旨意试图动摇他。魏该说：“我本来就是为了讨伐贼人，只忠于国家。如今王公起兵进攻天子，不是我应该参与的事。”于是拒绝而不响应。苏峻反叛时，魏该率众救援朝廷，军队驻扎在石头，接受陶侃的节制。苏峻尚未平定，魏该病重，返回驻地，死在途中，葬于武陵。他的侄子郭雄统领了他的部众。郭默，是河内怀县人。年轻时身份微贱，凭借强壮勇猛侍奉太守裴整，任督将。永嘉之乱时，郭默率领残余民众自任坞主，驾渔船劫掠向东归乡的行旅，几年后终于积累成巨富，归附的流民逐渐增多。他安抚体恤将士，很得他们的欢心。郭默妻子的兄长、同郡人陆嘉，取了几石官米送给妹妹，郭默认为这是违反禁令，要杀陆嘉。陆嘉害怕，逃奔石勒。郭默于是亲自射杀妻子，以表明自己没有私心。郭默派使者拜见刘琨，刘琨加授他为河内太守。刘元海派侄子刘曜讨伐郭默，刘曜列成三座营寨包围他，想让他活活饿死。郭默送妻子儿女做人质，又请求买粮，买粮完毕后便设置守军。刘曜发怒，把郭默的妻子儿女沉入河中，然后进攻郭默。郭默派弟弟郭芝向刘琨求救，刘琨知道郭默狡猾，扣留郭芝而延缓救援。郭默再次派人告急。正好郭芝出城洗马，郭默派强兵把他强行带回。郭默于是把郭芝送给石勒做人质，石勒认为郭默多诈，便把郭默的书信封好转交刘曜。郭默派人侦察，得到石勒的书信后，立即突围投奔李矩。后来他和李矩合力抵抗刘曜、石勒，事情见《李矩传》。太兴初年，郭默被任命为颍川太守。郭默和石匆交战失败，李矩的处境更加窘迫衰弱，郭默深感忧惧，解下官印交给参军殷峤，对他说：“李使君待我非常厚重，如今我却要离弃他，实在无颜向他谢罪。三天后你可以向他说明我已经离开。”于是逃奔阳翟。李矩听说后大怒，派部将郭诵追赶郭默，追到襄城，终于追上。郭默抛下家人，单骑飞驰逃走。郭默到了京都，明帝授予他征虏将军。刘遐去世后，任命郭默为北中郎将、监淮北军事、假节。刘遐旧部李龙等人谋反，诏令郭默和右卫将军赵胤讨伐平定。朝廷将要征讨苏峻，害怕郭默作乱，召回郭默，任命他为后将军，兼领屯骑校尉。初战时郭默立有功劳，等到六军战败，他向南逃走。郗鉴在曲阿北面的大业里商议筑垒，以分散贼军势力，派郭默守卫。苏峻派韩晁等人猛烈进攻郭默，营垒中水源相当缺乏，郭默害怕，分出一部分人马到外面去，自己暗中从南门冲出，把人留下坚守。正好苏峻死去，包围解除，朝廷征召郭默任右军将军。郭默喜欢担任边将，不愿在京城担任宿卫。等到奉召赴任时，他对平南将军刘胤说：“我能够抵御胡人，却得不到任用。右军将军掌管禁兵，如果边境有变，临时奉命出征，到那时才配备兵员，士卒将领平时没有训练，恩德信义也没有树立，凭这样的军队面对敌人，很少有不失败的。现在应当替官府选择人才；如果臣下自己选择官职，怎么能不乱呢？”刘胤说：“你所说的事情虽然有道理，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所能议论的。”郭默临行时，向刘胤请求资助。当时刘胤奉诏免官，没有立即认罪，正在为自己申辩，而他的骄横奢侈却更加严重，远近之人都觉得奇怪。

译当初郭默奉征讨苏峻的诏令时，军队驻扎在寻阳，他见到刘胤。刘胤的属官张满等人轻视郭默，裸露身体蔑视他，郭默常常对此咬牙切齿。到了这时，刘胤在腊日送给郭默一器皿酒和一头肫，郭默当着使者的面把它们扔进水中，愤怒更加深重。又有侨人盖肫先前掠取祖焕所杀孔炜的女儿作为妻子，孔炜家族索要她，张满等人让盖肫把她送还本家，盖肫不答应，因此和刘胤、张满结下嫌隙。这时盖肫对郭默说：“刘江州没有接受免官诏令，暗中另有图谋，和长史司马张满、荀楷等人日夜策划，反叛的形迹已经显露，只是忌惮郭侯一人，说应当先除掉郭侯然后起事。灾祸将要来了，应当严加防备。”郭默本来就怀恨，于是率领党徒等到天亮城门开启时袭击刘胤。刘胤的将吏想抵抗郭默，郭默恐吓他们说：“我奉诏有所讨伐，凡是行动的人，三族都要被诛。”于是进入内宅，直到内寝。刘胤还和妾睡在一起，郭默把他拖下来杀死。出来后，郭默捉拿刘胤的僚属张满、荀楷等人，诬陷他们犯有大逆之罪。郭默把刘胤的首级传送到京师，伪造诏书，声称应当巡察内外。又抢掠刘胤的女儿和各房妾室，以及金银珍宝，带回船上。起初他说要到京都去，不久又返回，停留在刘胤旧府中，召请桓宣、王愆期。王愆期害怕被逼迫，劝郭默自任平南将军、江州刺史，郭默听从了。王愆期趁机逃到庐山，桓宣坚守不回应。司徒王导害怕无法控制局势，于是大赦天下，把刘胤的首级悬挂在大航，任命郭默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邓岳飞驰把此事报告给太尉陶侃，陶侃听后，挥袖而起说：“这一定是欺诈！”当天便率众讨伐郭默，并上疏陈述郭默的罪恶。王导听说后，于是收回刘胤的首级，诏令庾亮协助陶侃讨伐郭默。郭默想向南据守豫章，但陶侃已经到城下筑土山俯攻城中。各路军队大量集结，把城包围了好几层。陶侃爱惜郭默骁勇，想让他活命，派郭诵去见郭默，郭默答应投降。但郭默的部将张丑、宋侯等人害怕被陶侃杀死，故意拖延进退，使郭默不能及时出城投降。攻势越来越急，宋侯于是捆绑郭默请求投降，陶侃便在军门将郭默斩首。郭默的同党被杀四十人，首级传送到京师。史臣说：邵续、李矩、魏浚、郭默等将领，在动乱丧亡的时代、驰骋战场之中，威望和恩德足以容纳众人，勇气和谋略足以制服敌人，于是守据危城，挫败千里之外的敌军，招集义勇，抵抗仇敌。虽然备尝艰难险阻，他们全都一心向着王室。李矩能够以少击众，战胜敌军并大量俘获，于是使玄明愤恨而死，使世龙遭受挫败。可惜他兵力少而势力弱，功业差一点便告成功。和这几个人相比，他大概是最优秀的吧！郭默已经从危亡中脱身，参与朝廷行列，却因一点小怨而愤怒，最终祸及诛灭；如果不是狂妄悖逆，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段匹磾本来出自遥远的边方，却一心系念朝廷，开始时为国家危难竭尽忠诚，最后在虏廷之前抗守节操，自从苏武以来，也只有他一人罢了。刘琨被段氏诛杀，实在是因为他的威名；段匹磾被石世龙杀戮，也同样是由于众人的声望：祸福的报应，来得多么迅速啊！《诗经》说：‘没有一句话不得到回应，没有一种德行不得到报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赞曰：邵续、李矩等将领，确实都是忠诚刚壮之人。冒犯并承担艰难危险，驰骋于亭障之间。力量微小而责任重大，功业未成便身亡。段匹磾刚强壮烈，虽身死而保全节操。郭默实在凶残，罪过都是自己招来的。

译列传第三十四。武帝的十三位王；元帝的四位王；简文帝的三个儿子。武帝有二十六个儿子：杨元后生毗陵悼王轨、惠帝和秦献王柬。审美人生城阳怀王景、楚隐王玮、长沙厉王乂。徐才人生城阳殇王宪。匮才人生东海冲王祗。赵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赵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壮王允、吴孝王晏。庄保林生新都怀王该。陈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诸姬生汝阴哀王谟。程才人生成都王颖。王才人生孝怀帝。杨悼后生渤海殇王恢。其余八个儿子的母亲没有记载，而且都早夭，也没有封国和追赐谥号，现今一并略去。玮、乂、颖另有传记。毗陵悼王轨，字正则，起初授任骑都尉，两岁时夭折。太康十年，追加封爵和谥号，以楚王玮的儿子义承继他的王位。秦献王柬，字弘度，沉着敏锐，有见识和器量。泰始六年，封为汝南王。咸宁初年，改封南阳王，授左将军，兼领右军将军、散骑常侍。武帝曾到宣武场，拿三十六军的兵籍让他核验，他向东查看一遍就指出其中的错误脱漏，武帝对此感到惊异，在诸王子中特别宠爱他。他以左将军身份住在齐献王旧府，地位尊贵，深受宠爱，天下人都注目于他。他性情仁厚而不善言辞，没有机敏善辩的名声。太康十年，改封秦王，食邑八万户。当时封在中原的诸王都只有五万户，因为柬和太子是同母所生，所以特意增加封户。后来转任镇西将军、西戎校尉、假节，和楚王、淮南王一同前往封国。惠帝即位后，秦柬入朝，授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录尚书事，进位大将军。当时杨骏被诛，秦柬因舅氏家族覆灭而悲痛，深感忧惧，多次陈述武帝的旨意，请求返回封国，但汝南王司马亮留下秦柬辅佐朝政。后来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都被诛杀，当时人认为秦柬有先见之明。元康元年去世，时年三十岁，朝廷内外都为他痛惜。葬礼按照齐献文王司马攸的旧例办理，宗庙设置轩悬之乐。秦柬没有儿子，便以淮南王允的儿子郁为嗣，郁后来和司马允一同被杀。永宁二年，追谥为悼王。又以吴王晏的儿子鄴为嗣。怀帝去世后，鄴入朝继承帝位，秦国封国遂绝。城阳怀王景，字景度，出继叔父城阳哀王司马兆，作为他的后嗣。泰始五年受封，泰始六年去世。东海冲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殇王去世后，又以祗承继司马兆为嗣；祗当年去世，时年三岁。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宁三年受封，当年去世，享年七岁。没有儿子，以淮南王允的儿子迪为嗣。太康十年，改封汉王，被赵王伦杀害。淮南忠壮王允，字钦度，咸宁三年封为濮阳王，授越骑校尉。太康十年，改封淮南王，仍前往封国，任都督扬州、江州二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假节。元康九年入朝。当初，愍怀太子被废时，议论者准备立司马允为太弟。正好赵王伦废掉贾后，诏令于是任命司马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都督一职照旧，兼领中护军。司马允性情沉着刚毅，宫廷宿卫将士都敬仰服从他。赵王伦已有篡位叛逆的意图，司马允暗中知道了，便称病不上朝，秘密豢养敢死之士，暗中谋划诛杀赵王伦。赵王伦非常忌惮他，转任他为太尉，表面上表示优待尊崇，实际上是夺走他的兵权。司马允称病不接受任命。赵王伦派御史逼迫司马允，逮捕他的属官以下人员，以大逆之罪弹劾他。司马允愤怒地查看诏书，发现是孙秀亲笔写的。司马允大怒，立即逮捕御史，准备杀掉他；御史逃走得免，司马允杀了他的两名令史。他严厉地对身边人说：“赵王想毁灭我家！”于是率领封国军队和帐下七百人直接出发，大声喊道：“赵王反叛了，我要去攻打他；愿意辅佐淮南王的人袒露左臂。”于是归附他的人很多。司马允准备进宫，尚书左丞舆关闭了东掖门，司马允无法进入，于是包围相府。司马允所率领的军队，都是淮南国中奇异勇猛的剑客。双方交战，司马允多次击败赵王伦的军队，赵王伦的士兵死了一千多人。太子左率陈徽指挥东宫军队在宫内击鼓呐喊响应，司马允在承华门前列阵，弓弩一齐发射，射向赵王伦，飞箭像雨一样落下。主书司马畦用身体遮挡赵王伦，箭射中他的后背而死。赵王伦的属官都躲在树旁站立，每棵树上都射中了几百支箭，从辰时一直到未时。陈徽的哥哥陈淮当时任中书令，派人挥动驺虞旗来解斗。赵王伦的儿子虔任侍中，在门下省秘密招募壮士，约定以富贵相许。于是派司马督护伏胤率四百骑兵从宫中出来，举着空白诏版，假称有诏令来帮助淮南王司马允。司马允没有察觉，打开阵势接纳他们，下车接受诏书，被伏胤杀害，时年二十九岁。起初赵王伦的军队战败时，人人都传说：“已经擒获赵王伦了。”百姓非常高兴。后来听说司马允死亡，没有不叹息的。司马允的三个儿子都被杀害，因司马允获罪而被夷灭的有几千人。赵王伦被诛杀后，齐王冏上表为司马允申明冤屈，说：“已故淮南王司马允忠孝笃厚真诚，忧虑国家而忘却自身，讨伐叛乱奋勇进击，几乎就要取胜。遭逢上天降下凶运，突然死亡，逆党又进而加重罪恶，连他的三个儿子也一并杀害。他们的冤魂遭受残酷毒害，没有人不悲痛酸楚。等到义兵兴起，淮南国人自相率领，人数超过一万人，人人心怀慷慨激愤，怜悯国家的统绪将要灭绝，开口说话便流泪。我擅自让儿子司马超承继司马允之后，以此安慰生者，慰藉死者。”诏令改葬司马允，赐给特殊礼仪，追赠司徒。齐王冏失败后，司马超被幽禁在金墉城。后来又以吴王晏的儿子祥为嗣，授散骑常侍；洛阳京城倾覆后，被刘聪杀害。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他年少时便有残疾，没有前往封国，常常留在宫中。去世后没有儿子，以成都王颖的儿子廓为嗣，改封中都王，后来和司马颖一同死去。新都王该，字玄度，咸宁三年受封，太康四年去世，时年十二岁。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清河康王遐，字深度，容貌仪表秀美，神采出众，武帝很喜爱他。受封后，出继叔父城阳哀王司马兆为后嗣。太康十年，封为渤海郡王，历任右将军、散骑常侍、前将军。元康初年，升任抚军将军，加侍中。司马遐长大后懦弱，没有是非判断。生性喜欢女色，不能接纳士大夫。楚王司马玮起兵时，命司马遐逮捕卫瓘，但卫瓘的旧属荣晦竟然把卫瓘的子孙全部杀死，司马遐不能制止，因此被世人责怪。永康元年去世，时年二十八岁。有四个儿子：覃、籥、铨、端。覃承继王位。

译等到冲的太孙去世，齐王司马冏上表说：“东宫空虚，皇位嫡长继承人没有接续。天下的大业、帝王的神器，必须确立储君来巩固宏大的基业。如今后宫还没有生育，不能只寄希望于将来而使上天赐予的宗绪空虚，这不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意志，也不是长久安定社稷的谋划。按照礼制，兄弟的儿子也如同自己的儿子，所以汉成帝没有后嗣，后来由定陶王继承；孝和帝的统绪断绝，汉安帝继承而使之兴盛。这是先王的法典，也是前代形成的制度。清河王司马覃神采奇异，聪慧早成，是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在先帝众多孙子中，如今是嫡长孙。从前薄姬贤明，汉文帝便承继帝位。司马覃的外祖父恢世代享有声名和德行，司马覃应当承担奉祀宗庙的重任，承继无穷的国运，以安定四海众人仰望的愿望。司马覃的兄弟虽然都出继为嗣，也可以选择贤良之人回来作为国家后嗣，不使他的继嗣断绝。我已经征询大将军司马颖以及群公卿士，他们都同意这一大愿。请备办礼仪，选择日期迎接并拜立。”于是立司马覃为皇太子。不久，河间王司马颙协助迁移皇帝车驾，上表请求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废司马覃，恢复其清河王封号。当初，司马覃任清河世子时，所佩的金铃忽然生出像麻籽、粟粒一样的隐约突起，祖母陈太妃认为不吉祥，便毁掉并卖了。占卜者认为，金属正是晋朝五行属金、将要大兴的吉兆；司马覃是皇室后嗣，这就是他的祥瑞。金铃被毁掉并卖出，象征司马覃后来被废、不能善终的征验。永嘉初年，前北军中候、任城人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划拥立司马覃为太子，事情被察觉后，司马覃被幽禁在金墉城。不久被杀，时年十四岁，按庶人的礼制安葬。司马籥起初封为新蔡王，司马覃去世后，又改封为清河王。司马铨起初封为上庸王，晋怀帝即位后，改封为豫章王。永嘉二年，立为皇太子。洛阳京城覆亡后，被刘聪俘获。司马端起初封为广川王。司马铨被立为皇太子后，司马端改封豫章王，享受与皇子相同的礼仪等级，任散骑常侍、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持假节。当他准备前往封国时，正逢洛阳陷落，司马端向东逃奔到蒙地投靠苟晞。苟晞立他为皇太子，过了七十天，被石勒俘获。汝阴哀王司马谟，字令度，太康七年去世，时年十一岁。没有后嗣，封国被撤除。吴敬王司马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邑包括丹阳、吴兴和吴三郡，历任射声校尉、后军将军。他与兄长淮南王司马允共同攻打赵王司马伦。司马允失败后，司马伦逮捕司马晏交给廷尉，想杀掉他。傅祗在朝堂上神色严肃地据理争辩，于是群官一同进谏，司马伦才把司马晏贬为宾徒县王。后来又改封为代王。司马伦被诛杀后，下诏恢复司马晏原来的封爵，任上军大将军，设开府，加授侍中。长沙王司马乂与成都王司马颖互相攻打时，司马乂任命司马晏为前锋都督，司马晏多次参加交战。永嘉年间，任太尉、太将军。司马晏为人恭谨老实，才智不及普通人，在武帝的儿子中最为低劣。他又从小患有风疾，视物和举目都不端正，后来病情更加严重，不能承受入朝拜见。洛阳京城覆亡时，司马晏也遇害，时年三十一岁。愍帝即位后，追赠太保。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姓名没有记载，与司马晏一同陷没。其余四子是司马祥、司马鄴、司马固、司马衍。司马祥继承淮南王司马允的爵位。司马鄴就是愍帝。司马固起初封汉王，后改封济南王。司马衍起初封新都王，后改封济阴王，任散骑常侍。他们都陷没于贼军。渤海殇王司马恢，字思度，太康五年去世，时年二岁，后来追加封爵和谥号。元帝有六个儿子：宫人荀氏生明帝和琅邪孝王司马裒；石婕妤生东海哀王司马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司马晞；郑夫人生琅邪悼王司马焕和简文帝。琅邪孝王司马裒，字道成，母亲是荀氏。荀氏出身微贱，入宫后，元帝命虞妃抚养司马裒。司马裒起初继承叔父长乐亭侯司马浑，后来改封宣城郡公，任后将军。元帝成为晋王后，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册立太子，元帝认为司马裒有成年人的器量，超过明帝，便从容地对王导说：“立儿子要看德行，不看年龄。”王导说：“世子和宣城王都有清朗俊秀的声誉，确实应当按照年龄决定。”于是太子的人选就确定了。司马裒改封琅邪王，承继恭王之后，又改以会稽、宣城二地共五万二千户为食邑，任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青州、徐州、兖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征召回京。建武元年去世，时年十八岁，追赠车骑大将军，加授侍中。王妃山氏去世后，司马裒与她合葬，穆帝又追赠司马裒为太保。其子哀王司马安国即位，不到一年便去世。东海哀王司马冲，字道让。元帝因为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司马毗陷没于石勒之处，不知生死，于是让司马冲继承司马毗的后嗣，称为东海世子；把毗陵郡增加为原封国的食邑一万户，又改以下邳、兰陵为食邑；以司马越的王妃裴氏为太妃，任长水校尉。元帝选拔优秀的属官，以沛国刘耽为司马，颍川庾怿为功曹，吴郡顾和为主簿。永昌初年，升任中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东海太妃去世后，便为司马毗发丧。司马冲承袭王位，以荥阳郡增加东海国，改任车骑将军，又升任骠骑将军。咸康七年去世，时年三十一岁，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享受与三公相同的礼仪待遇，没有儿子。成帝临终时下诏说：“哀王没有后嗣，封国的继统将要断绝，这是朕所悲痛的。应当让小晚生司马奕继承哀王，作为东海王。”因为路途遥远，撤去荥阳郡，改以临川郡增加东海国。哀帝以琅邪王的身份登上帝位后，改封司马奕为琅邪王，东海国因没有后嗣而断绝。司马奕后来入朝继承帝位，桓温废黜他，恢复其东海王封号，随即又贬为海西公，东海国再次因无嗣而断绝。隆安三年，安帝下诏，以会稽忠王的次子司马彦璋为东海王，作为哀王的曾孙继承王统，改以吴兴郡为食邑。司马彦璋被桓玄杀害，封国撤除。武陵威王司马晞，字道叔，出继武陵王司马喆之后，太兴元年受封。咸和初年，任散骑常侍。后来以湘东郡增加武陵国，任左将军，升任镇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康帝即位后，加授侍中、特进。建元初年，兼任秘书监。穆帝即位后，改任镇军大将军，升任太宰。太和初年，加赐羽葆鼓吹，入朝时可以不快步走，朝见赞拜时可以不称名，佩剑穿鞋登上殿堂。司马晞坚决推辞。

译司马晞没有学问，却有军事才干，因此被桓温忌恨。简文帝即位后，桓温于是上表指责司马晞说：“司马晞本是皇室至亲，所以恩宠光耀世代相传；但他不能遵循王法，修养自己、谨慎行事，反而招纳轻浮剽悍之徒，包藏逃亡罪人。他的儿子司马综又骄横残忍，虐待他人。袁真叛逆，司马晞也被牵连染罪。近来他自己疑惧不安，几乎要成为祸乱的根源。请免去司马晞的官职，让他以王爵回到封国；免去其世子司马综的官职；解除其子司马▯逢的散骑常侍职位。”司马▯逢以梁王身份跟随司马晞。司马晞被黜退后，送给桓温八十五匹马和三百名持杖者作为归附。桓温又逼新蔡王司马晁，让他诬称自己与司马晞、司马综以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刘彊等谋反，于是将他们逮捕交给廷尉，请求诛杀。简文帝不同意，桓温于是上奏把司马晁迁往新安郡，家属全部随行；同时诛杀殷涓等人，废黜司马晃并迁往冲阳郡。太元六年，司马晞在新安去世，时年六十六岁。孝武帝连续三天亲临西堂，下诏说：“想到此事，悲痛摧裂。应当立即迎接灵柩，并改迁其妃应氏以及已故世子梁王的各具丧柩，家属全部送还。”又下诏说：“已故前武陵王本是皇室至亲，能够克制自己，思念并反省过错。仰念先朝仁慈宽宥的旨意，难道可以使情义和礼制无所寄托吗？应追封为新宁郡王，食邑一千户。”司马晞有三个儿子：司马综、司马▯逢、司马遵。由司马遵继承。追赠司马综为给事中，司马▯逢为散骑郎。太元十二年，追复司马晞的武陵王封国，司马综、司马▯逢各自恢复原来的官职，司马▯逢返回继承梁国。梁王司马▯逢，字贤明，出继梁王司马翘，官至永安太仆，与父亲司马晞一同被废黜。去世后，其子司马和继承爵位。太元年间恢复梁国。司马和去世后，其子司马珍之继承爵位。桓玄篡位时，梁国人孔朴奉司马珍之逃奔寿阳。桓玄失败后，司马珍之回到朝廷。太将军、武陵王司马遵下令说：“梁王司马珍之明理通达，坚贞自立，冒险逃避祸难，扶持正义、心怀顺从，长途奔赴朝廷。正逢寿阳混乱，他处在危急中仍能坚守大节，姑且任命为通直散骑郎。”司马珍之屡次升迁，任游击将军、左卫将军、太常。刘裕讨伐姚泓时，请他任谘议参军。刘裕想削弱王室，诬陷司马珍之有罪并杀害了他。忠敬王司马遵，字茂远。起初袭封新宁王，时年十二岁，接受任命时流泪，悲哀感动了身边的人。右将军桓伊曾去拜访司马遵，司马遵说：“为什么要让桓氏的人进门？”身边的人说：“桓伊与桓温只是疏远的同族，相见没有妨碍。”司马遵说：“我听说凡是姓氏旁有木字边的人，我就想杀掉他，何况是桓氏诸人呢！”因此年少时就被称赞聪慧。司马晞追复武陵王封号后，由司马遵继承，历任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常、中领军。桓玄掌权时，任命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桓玄篡位后，贬他为彭泽侯，遣送他前往封国。行至石头时，夜间风涛使水灌入淮水，船只损坏，不能出发。恰逢义军起兵，司马遵又回到自己的国邸。朝廷声称奉有密诏，让司马遵总摄一切政务，加授侍中、大将军，迁入东宫，内外官员全都恭敬服从。他升迁调动百官，称为发布制书；又发布教令，称为令书。安帝复位后，改授太保，加给班剑二十人。义熙四年去世，时年三十五岁。下诏赐东园温明神器、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一百万、布一千匹，以策书追赠太傅，安葬时加用特殊礼仪。其子定王司马季度即位，任散骑侍郎。司马季度去世后，其子司马球之即位。宋朝兴起后，封国撤除。琅邪悼王司马焕，字耀祖。他的母亲得宠，元帝特别钟爱他。起初继承元帝弟弟长乐亭侯司马浑，后来封为显义亭侯。尚书令刁协上奏说：“从前魏国临淄侯以邢颙为家丞、刘桢为庶子。如今侯年幼体弱，应当选择有明德的人。”元帝下令说：“临淄侯食邑一万户，又植年少时便有美才，能够与田苏交游。如今小晚生司马焕▯蒙弱，怎能拿他与此相比！我暂且封这个孩子，并不是因为宠爱幼子，只是已故弟弟应当有继承人，实在不得已罢了。家丞、庶子，只要足以代理祭祀就行，难道应当委屈贤才来接受这种无用的职位吗？”司马焕病重时，元帝为他撤去膳食，随后下诏封他为琅邪王，承继恭王之后，不久便去世，时年二岁。元帝悲悼思念不止。将要安葬时，认为司马焕既已封为列国之王，还应加用成年人的礼仪，于是下诏设置凶门、柏历，备办吉礼和凶礼的仪仗服饰，营建陵园，动用的工役很多。琅邪国右常侍、会稽人孙霄上疏劝谏说：臣听说，法度典制是先王所重视的，吉礼和凶礼贵在适度。因此世道丰足时也不使人奢侈放纵，遭遇灾荒时更一定要务求简约。朝聘和盛大宴会，足以展现学校礼仪；殡葬送终，务求符合哀痛和荣誉的情感。这样上面没有奢侈过度的错误，下面没有财力耗尽的困苦。所以华元厚葬，君子认为他不像臣子；嬴博葬礼极其俭朴，孔子称赞它合乎礼义。礼制明确指出，损伤财物、妨害时务，是古人所讥刺的；节省简约，是圣贤所赞许的。俗话说，上面的教化影响下面，就像风吹草倒。京城庄严整肃，是四方效法的榜样，彰明教化和法制，不可不慎重。陛下登基以来，振兴衰微、救济弊病，圣明的内心勤劳谦逊，致力于简朴，遵循旧制，尚且想要节省；如今却要修饰礼典没有的事，这是臣内心私下感到不安的。棺椁、车舆、服饰、旒等物，都是礼典旧制规定的，不可废缺。凶门、柏历是礼典没有规定的，天气晴朗时可以不用，遇到下雨又没有益处，这是最应当节省的项目。如果只是琅邪一国一时所用，并不是很大的开支，臣身处机要近臣之位，按道义本不应多言。如今天台所在之处，王公百官聚集在京城，凡有丧事，都应供应数百件木材、成千的竹席；凶门两面，以细竹和木材覆盖，价格既贵，又不适合用来表示凶丧哀痛。像这样过分修饰，应当改为粗朴简约。又考察《礼记》可知，国君下葬时，棺与椁之间可容纳柷，大夫的棺椁之间可容纳壸，士的棺椁之间可容纳甒。既然以壸、甒的大小作为等级差别，那么柷所用木材显然比壸多，椁围绕着棺，椁也不必做得过大。俗话说，安葬就是收藏，收藏应当深而且牢固。椁做得大，就难以坚固，对送终没有益处，却会损害财力。遭遇灾荒而减省礼制，是治理国家的一贯制度；如今已经减省，却仍超过旧制，这是国家尤其应当痛惜的。按照礼制，将要下葬时，应把灵柩迁到宗庙祖庙后再出发，到墓地立即下窆，安葬当天便返回哭祭并举行虞祭。这样，灵柩就不会在墓地停宿。圣人并不是不悲哀亲人埋在地下，也不是对坟墓没有感情，而是因为墓地不是安置神灵的地方，所以要在殡宫举行虞祭。开始时在陵墓修建草制的宫室，把神柩迁到墓旁，这也不是礼典规定的制度。非礼之事，不可以拿来教导天下。

译臣极其愚昧卑贱，忽然请求革除先前不合礼制的做法，可以说是狂妄盲目、不知避忌。然而如今天下的弊病极其严重，自古以来少有，宗庙社稷只能远远寄托在江东半州之地，残破衰败到了极点。又加上荒旱灾害，百姓困苦疲惫，不仅生活不足，还害怕死亡。这正是陛下以至仁之心所应怜悯的，也是最重大的忧患。如今正是纠正末世风俗、改革制度的时机，却还要使已经疲惫的百姓竭尽力量，营造没有益处的事；耗尽已经困乏的财物，修建没有用处的设施，这确实是臣不敢安心的。如今琅邪国在天下诸国中最大，如果削减不合礼制的事项，努力遵循古代典制，对上彰显圣朝极其简易的教化，对下为万世树立无穷的规范，那么臣像樵夫一样浅陋的言论也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微小如尘露的力量也能增加山海的高度。” 这份上表被搁置，没有得到答复。永昌元年，立司马焕同母弟司马昱为琅邪王，这就是简文帝。咸和二年，改封会稽王，以康帝为琅邪王。康帝即位后，哀帝为琅邪王。哀帝即位后，废帝为琅邪王。废帝即位后，又让简文帝代理主持琅邪王国的祭祀。简文帝登上帝位后，琅邪国于是没有了继承人。简文帝临终时，封小儿子司马道子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司马道子改封会稽王，另立恭帝为琅邪王。恭帝即位后，琅邪国于是撤除。简文帝有七个儿子：王皇后生会稽思世子司马道生、皇子司马俞生；胡淑仪生临川献王司马郁、皇子司马硃生；王淑仪生皇子司马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司马俞生、司马硃生、司马天流都早夭，如今一并略去不记。会稽思世子司马道生，字延长。简文帝任会稽王时，立司马道生为世子，任散骑侍郎、给事中。他性情粗疏急躁，不修养德行，多次失礼，最终因被幽禁而废黜，后来去世，时年二十四岁，没有后代。孝武帝即位后，有一次白天见到司马道生和临川献王司马郁，司马郁说：“大郎饥饿困苦。”话说完后，二人便不见了。孝武帝悲伤感慨，于是让西阳王司马录玄孙司马珣之作为司马道生的后嗣。司马珣之历任吴兴太守。刘裕讨伐关中时，任他为谘议参军。当时皇帝的道术已经衰败，司马珣之是宗室中的优秀人物，与梁王司马珍之一同被杀害。临川献王司马郁，字深仁，幼年聪敏慧悟。司马道生起初因为无礼而失去皇帝的欢心，司马郁多次劝他遵循恭敬谨慎的道理。司马道生不接受，司马郁为此流泪，简文帝深深器重并认为他非同寻常。十七岁时去世。过了很久，追谥为献世子。宁康初年，追赠左将军，加授散骑常侍，追封为郡王，以武陵威王的曾孙司马宝为后嗣，并追尊他的母亲胡淑仪为临川太妃。司马宝，字弘文，历任秘书监、太常、左将军、散骑常侍、护军将军。宋朝兴起后，任金紫光禄大夫，降封为西丰侯，食邑一千户。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字道子。出继琅邪孝王之后，年少时因清静淡泊而受到谢安称赞。十岁时，封琅邪王，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代理管理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太元初年，任散骑常侍、中军将军，升任骠骑将军。后来公卿上奏说：“司马道子是皇帝最亲近而又最贤能的人，应当正式担任司徒。”司马道子坚决推辞，没有接受任命。让他隶属尚书，掌管六条政务，不久加设开府，兼任司徒。谢安去世后，下诏说：“新近失去贤明的辅弼，华夏和戎狄尚未统一，如果不是明智贤能、德行盛大的人，就不能安抚统御内外。司徒、琅邪王司马道子体合大道而顺其自然，神明见识颖悟深远，确实应当承担周公、召公那样的重任，应该总领二南地区的职责，可兼任扬州刺史、录尚书、持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将军府的文武属官，一律配属骠骑将军府。”司马道子推辞，没有接受。数年后，兼任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上奏说：“应当进位丞相、扬州牧，持假黄钺，加赐羽葆鼓吹。”这些任命他都推辞不接受。当时孝武帝不亲自处理全部政务，只以和司马道子纵情歌唱为要事；姏姆、尼姑和僧人尤其受到亲近宠信，并且暗中玩弄权力。凡是受到皇帝宠幸、得以接近的人，都是由小宦官引荐的。各郡太守和地方长吏，多由司马道子所树立。司马道子担任扬州总录后，权势压倒天下，因此朝廷内外的人纷纷奔走归附。中书令王国宝性情卑下谄媚，特别受到司马道子的宠爱亲近。官职因行贿而升迁，政务和刑法混乱错误。司马道子又崇信佛教，花费奢侈，下面的人无法承受这种负担。太元以后，他经常举行通宵宴饮，披头散发、神志昏暗，政事多有缺失。桓玄曾去拜访司马道子，正遇司马道子醉酒，宾客坐满一堂。司马道子睁大眼睛对人说：“桓温晚年想要作乱，为什么会这样？”桓玄伏在地上流汗，不能起身。长史谢重举起笏板回答说：“已故宣武公黜退昏庸、拥立圣明，功劳超过伊尹、霍光；这些纷乱的议论，应当由您裁决并听取审察。”司马道子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于是举杯劝桓玄饮酒，桓玄才得以起身。从此桓玄更加不能自安，对司马道子咬牙切齿。当时朝廷政事已经混乱，左卫领营将军、会稽人许荣上疏说：“如今台府的属吏、值卫的武官以及仆役婢女中改取母姓的人，本来都是奴婢之类，没有乡里资历和品第，却都能参与议论，被任命为郡守、县令，并且还兼任朝廷内的职务，把政事交到小吏手中；僧人、尼姑、乳母争相引荐亲党，又接受贿赂，动辄到任统领官员百姓。他们没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才干，却把自己比作古人，这是第一种祸患。臣听说佛是清静高远、玄妙虚寂的神灵，以五戒作为教义，戒酒戒淫。但如今奉佛的人，污秽轻慢地对待尼姑，沉溺于酒色，这是违背佛教的第二点。使人走向死亡，不一定要亲手杀害他。如果政治教化不公平，暴虐滥刑而使无罪者受害，就一定会损伤上天赋予的寿命，这是违背佛教的第三点。盗贼不一定亲自偷窃别人的财物，江乙的母亲丢失布匹，罪责在令尹。如今禁令不明确，抢劫盗窃公然横行，这是违背佛教的第四点。上位者教化下属，必须以诚信为根本。过去下诏，命令臣下尽力进谏，众人的意见也都汇集，却没有一条被采纳，这是违背佛教的第五点。尼姑、僧人结成群体，凭借法服依附权势。粗浅的戒律尚且不能遵守，何况精微玄妙的教义呢！而那些流于迷惑的人，争相恭敬侍奉他们，又侵害搜刮百姓，拿百姓的钱财来施惠，也不符合布施的道理。” 许荣又陈说：“太子应当出居东宫，亲自勉励修养德行、成就功业。”奏疏上报后，皇帝也不省察。中书郎范宁也深切陈述得失，孝武帝因此渐渐对司马道子不满，但在表面上仍优待尊崇他。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因为谄媚而侍奉司马道子，范宁上奏请求罢黜王国宝。王国宝害怕了，暗中让陈郡人袁悦之通过尼姑妙音写信给太子母亲陈淑媛，称说王国宝忠诚谨慎，应该亲近信任他。孝武帝因此发怒，杀了袁悦之。王国宝更加恐惧，又暗中向皇帝诋毁范宁。孝武帝不得已，流着泪把范宁调出京城任豫章太守。司马道子从此更加专横放纵。

译宠臣赵牙出身优伶，茹千秋原本是钱塘县捕盗的差吏，因行贿谄媚而得到进用。司马道子任命赵牙为魏郡太守，任命茹千秋为骠骑谘议参军。赵牙替司马道子修建东府，堆筑假山、挖掘池塘，遍植树木竹林，工程耗费数以万计。司马道子让宫人开设酒肆，在水边卖酒；他与亲近的人乘船前去饮宴，把这当作笑乐。孝武帝曾到他的宅第，对司马道子说：“府中有山，因而能够游览观赏，很好。不过修饰得太过分了，不宜向天下显示节俭。”司马道子无法回答，只能连声应诺，左右侍臣没有人敢说话。孝武帝回宫后，司马道子对赵牙说：“皇上如果知道这座山是用土木修筑的，你一定会死。”赵牙说：“有您在，我赵牙怎么敢死！”于是营造更加厉害。茹千秋卖官鬻爵，聚积的资财达数亿。司马道子又因为受到皇太妃的宠爱，得到如同家人的亲近待遇，于是倚仗宠爱、乘着酒兴，时常失去礼数敬意。孝武帝更加不能平心，但因为太妃的缘故，仍提高他的礼仪等级。博平令、吴兴人闻人奭上疏说：“骠骑谘议参军茹千秋协助辅佐宰相，出身微贱，却暗中玩弄威权，炫耀并出卖官职。他的儿子寿龄任乐安令，贪赃枉法，劣迹狼藉，畏惧法律逃跑，竟然没有受到罪罚，反而傲然回到县中任职。尼姑、姏姆一类人，也扰乱时局。谷物价格低而百姓饥饿，流民和饿死者接连不断，这是因为百姓贫困，徭役赋税过于苛刻。又有振武将军庾恆在京城鸣角，主簿戴良夫苦苦进谏而被囚禁，几乎丧命；而庾恆因醉酒触怒皇帝，戴良夫却因坚持忠言而被废弃。还有那些权势宠臣，各自开设小府，设置属官，没有益处于官府，却有损于国家。”奏疏上报后，孝武帝更加不满，但受太妃牵制，无法罢黜司马道子，于是派王恭任兖州刺史，殷仲堪任荆州刺史，王珣任尚书仆射，王雅任太子少傅，用来增强王室力量，暗中制约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又把政事委托给王绪，因此朋党相互煽动，君臣兄弟间的友爱完全丧失。太妃常常从中调解，但司马道子不能改变。中书郎徐邈认为，皇帝最亲近的亲属只有司马道子，应当着意使他们和睦，于是从容地对皇帝说：“从前汉文帝那样贤明的君主，尚且后悔对淮南王的处置；汉世祖聪慧通达，也对亏待齐王感到惭愧。兄弟之间的关系，实在应当格外谨慎。”孝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又像从前一样任用司马道子。当时有人作《云中诗》来指责朝廷，说：“相王沉醉不醒，轻率发布教令。捕盗出身的茹千秋，干预朝廷政事。王恺安于常规，王国宝奔走争竞。荆州气度宽宏，放诞不羁难以形容；德行盛美的人，有法护、王宁；仲堪、仙民，尤其善于作诗咏怀；东山的安道，操守高洁刚强，为什么不征召他，让他成为朝廷的工匠？”荆州，指王忱；法护，就是王殉；宁，就是王恭；仙民，是徐邈的字；安道，是戴逵的字。恭帝任琅邪王时，司马道子受封会稽国，并把宣城合并进去，共有五万九千户。安帝登基后，有关部门上奏说：“司马道子应当进位太傅、扬州牧、中书监，持假黄钺，备享特殊礼仪。”司马道子坚决推辞不接受，又解除徐州刺史一职。皇帝下诏，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无论行动还是静止，都要向他咨询。皇帝成年后，司马道子叩首交还政权，王国宝才开始总揽国家权力，势力压倒朝廷。王恭于是发兵讨伐王国宝。司马道子害怕了，逮捕王国宝及其党羽，交给廷尉，将王国宝和他的党羽、琅邪内史王绪全部杀死，以此向王恭谢罪，王恭于是停止出兵。司马道子请求解除中外都督、录尚书的职务，以向四方州牧谢罪，诏书不许。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当时十六岁，任侍中，内心憎恨王恭，请求司马道子讨伐王恭。于是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把原属卫府和徐州的文武官员全部配属给他。适逢司马道子的王妃去世，皇帝下诏说：“会稽王妃尊贵贤良，无人能比，朕与她的情义如同亲属。如今安葬，应加用特殊礼仪，一概依照琅邪穆太妃的旧例。司马元显早年便有美好的声誉，才能卓异，是朕寄托希望的人。他本性孝顺，悲痛至深，难以改变。然而不能因家事推辞王事，《春秋》所彰明的义理就是如此；不能因私情而违背公制，这是中代变通的礼制。因此，等王妃安葬完毕，司马元显应照常任职。” 当时王恭的威势震动朝廷内外，司马道子非常害怕，又招引谯王司马尚之作为自己的心腹。司马尚之对司马道子说：“藩伯势力强盛，宰相权力轻弱，应当秘密地培植、安置自己的势力，以便自行防卫藩镇。”司马道子深以为然，于是任命他的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用来防备王恭；又与司马尚之等人日夜谋划，等待各方出现可乘之隙。王恭得知此事后，再次起兵，以讨伐司马尚之为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广州刺史桓玄都响应他。司马道子派人劝说庾楷道：“我们本来情谊相投，可以说是坚如断金。往年在帐中的饮酒之约、结带时说的话，难道可以忘记吗？您如今抛弃旧交，结交新的援助，难道忘了王恭从前凌辱您的耻辱吗？如果竟想委身称臣于他，等王恭得志后，一定会把您看作反复无常的人，必然不会信任您；那时还有什么富贵可以保全，祸败也会很快牵连到您！”庾楷愤怒地说：“王恭从前奔赴山陵时，相王忧惧而无计可施，我知道事情危急，立即率兵赶到。去年发生的事，我也是等候命令后奋起行动。我侍奉相王，从未有过辜负他的地方。他既不能抵御王恭，反而杀害王国宝。从那以后，还有谁敢为您的事情挽起衣袖出力呢！我庾楷实在不能带着百口去帮助别人屠灭他人；我应当和天下人一起起兵，诛杀铲除奸臣，哪里还忧虑府库不开、爵位不来呢！” 当时庾楷已经接受王恭的檄文，正在征集兵马。使者返回后，朝廷忧惧，于是内外戒严。司马元显挽起衣袖，慷慨地对司马道子说：“去年没有讨伐王恭，才导致今天这场战事。如今如果再顺从他的意愿，太宰您的祸患就到了。”司马道子每天饮用醇酒，把政事委托给司马元显。司马元显虽然年轻，却聪明博学，志向气概果断锐利，把国家安危当作自己的责任。司马尚之成为他的羽翼。当时迎合依附他们的人，都说司马元显有明帝神武的风范。于是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持假节，统领前将军王珣、左将军谢琰以及将军桓之才、毛泰、高素等讨伐王恭，将王恭消灭。不久，杨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又来到石头。司马元显从竹里骑马赶回京城，派丹阳尹王恺、鄱阳太守桓放之、新蔡内史何嗣、颍川太守温详、新安太守孙泰等征发京城士人百姓数万人，占据石头以抵抗他们。司马道子将要出兵驻扎中堂，忽然有受惊的马在军中践踏，军队因此混乱，奔向江中淹死的人很多。殷仲堪得知王恭兵败身死后，狼狈向西逃走，与桓玄驻扎在寻阳。朝廷严整军队与他们对峙，内外骚动不安。下诏允许司马元显带甲持杖的卫士一百人入殿，不久加授散骑常侍、中书令，又兼任中领军，持节、都督等职照旧。

译适逢司马道子生病，又加上昏沉醉酒，司马元显知道朝廷声望已经离弃司马道子，便谋划夺取他的权力，暗示皇帝解除司马道子的扬州刺史、司徒职位，而司马道子没有察觉。司马元显自认为年少却突然身居重权，担心受到非议，于是让琅邪王担任司徒，自己担任扬州刺史。不久司马道子酒醒，才知道自己被罢职，于是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凭借文书才干，成为司马元显的主要谋士；他结交朋党援助，多方树立亲信党羽，从桓谦以下，诸多贵族游士都整理衣襟请求交往。司马元显性情苛刻，生杀大权由自己决定，张法顺多次劝谏，他都不采纳。又征发东方各郡免除奴籍而成为客民的人，号称“乐属”，迁置到京师，用来补充兵役。东方各郡喧嚣不安，百姓无法承受，天下都为此困苦。不久孙恩乘机作乱，朝廷加司马道子黄钺，任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讨伐孙恩。又加授司马元显录尚书事。然而司马道子更加沉湎于通宵饮酒，政务无论大小全都交给司马元显。当时人称司马道子为东录，司马元显为西录。西府门前车马拥挤，东府门下已经冷落得可以张网捕雀了。司马元显没有贤良的师友，听不到正直的言论，却天天听到谄媚赞誉；有人认为他是一时英杰，有人称他为风流名士。因此他自以为天下无敌，骄纵奢侈日益增加。孝武帝又因为司马元显有辅佐扶持之功，加封他的生母刘氏为会稽王夫人，赐金印紫绶。洛阳覆亡后，司马道子认为先帝陵墓受到幽禁和侮辱，上疏送还金章紫绶，请求回到封国，皇帝不准许。太皇太后去世后，下诏允许司马道子乘坐车舆进入宫殿。司马元显于是暗示礼官提出议论，声称自己德高望重，既然总领百官，朝廷内外群臣都应当对他极尽敬意。于是公卿都向他下拜。当时战争接连发生，国家用度空虚，司徒以下官员每天的禄米只有七升，而司马元显仍不停聚敛财富，富有超过皇室。谢琰被孙恩杀害后，司马元显请求兼任徐州刺史，加授侍中、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诸军事，并封他的儿子司马彦璋为东海王。不久因星象发生变异，司马元显解除录尚书事，又加授尚书令。孙恩来到京口时，司马元显设置栅栏截断石头，率兵抵抗交战，接连失利。司马道子没有其他谋略，只是每天到蒋侯庙祈祷，使用厌胜的巫术。不久孙恩逃到北海，桓玄又占据上游，写信给司马道子说：“贼军进逼近郊，只是因为风势使他们不能前进，又因为下雨不能放火，加上粮食吃完，所以才退去，并不是力量屈服。过去王国宝死后，王恭没有乘着威势入朝统领政务，足以说明他的内心并非轻视明公您；而您却说他不忠。如今朝廷中权贵和心腹，有几个是当时流传的清正有声望之人？难道真是没有优秀人物，只是您不能信任他们罢了。应当任用有道理、有才能的人，然后才可以与他们以信义相约；追逐利益的徒众，难道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反而还要把信任托付给他们吗？从那以来，一朝一夕之间，终于酿成了今天的祸患。辅弼宰相的重任，言语岂是容易承担的；谋求福祉就会立即得到福祉，触犯违逆也可能招来祸患。朝中的君子难道没有想法，只是害怕祸及自身罢了。我桓玄忝居远方任职，所以把实际情况写出来。”司马元显读后非常害怕。张法顺对他说：“桓玄承袭门第资望，素来有豪气；如今已经兼并殷仲堪、杨佺期的势力，独自占有荆楚。但桓氏世代处在西部藩镇，有些人或许会被他任用，而殿下所能控制的不过是三吴地区。孙恩作乱，使东方大地血流成河，登记在户籍中的百姓饥荒，公家和私人都无法供给，桓玄一定会乘此机会放纵他的奸恶凶暴，我对此实在忧虑。”司马元显说：“那该怎么办？”张法顺说：“桓玄刚刚占据荆州，人心还没有安定，正忙于安抚，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等他像这样站稳脚跟，就发兵讨伐他，让刘牢之担任前锋，而殿下率大军随后进发，桓玄的首级必定悬挂在您的军旗下。”司马元显认为有道理，派张法顺到京口，与刘牢之谋划，但刘牢之面露疑色。张法顺回来后，劝司马元显说：“看刘牢之的脸色，他一定会背叛我们，不如召他入朝杀掉。否则就会败坏大事。”司马元显没有听从。不久司马道子被任命为侍中、太傅，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崇高特殊的仪礼全部具备。原骠骑将军府的文武属官，也都配属太傅府。加授司马元显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加黄钺，赐班剑二十人，用以讨伐桓玄，最终让刘牢之担任前锋。张法顺又对司马元显说：“自从举兵以来，还没有显示出威严决断。桓谦兄弟常常充当上游的耳目，应当杀掉他们，以孤立荆楚地区的希望。而且事情能否成功，关键在前军；刘牢之反复无常，万一发生变化，祸败立即到来。可以命令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以表示他没有二心。如果他不接受命令，就应当先发制人，反过来杀掉他。”司马元显说：“没有刘牢之，就无法抵挡桓玄。况且刚开始行动就诛杀大将，人心必然动摇，这两件事都不能做。”当时扬州地区粮食空虚，水运漕运接不上，桓玄截断江路，商旅于是断绝。公私都陷入匮乏，士卒只能得到麸糠和橡实充饥。大军将要出发时，桓玄的堂兄、骠骑长史桓石生骑马飞驰去告知桓玄。桓玄进军驻扎寻阳，向京师传发檄文，列举司马元显的罪状。不久桓玄到达西阳，皇帝穿着军服在西池为司马元显饯行；司马元显刚登船，桓玄就到了新亭。司马元显弃船退守国子学堂。第二天，他在宣阳门外列阵，司马元显的属官大多四散逃跑。有人说桓玄已经到达大桁，刘牢之于是投降桓玄。司马元显回到宣阳门内，刘牢之的参军张畅之率众追赶，司马元显的部众溃散。司马元显逃入相府，只有张法顺跟随。司马元显向司马道子询问计策，司马道子面对他哭泣。桓玄派太傅从事中郎毛泰逮捕司马元显，送到新亭，捆绑在船头责问他的罪过。司马元显回答说：“我是被王诞、张法顺误导的。”于是把他送交廷尉，他的六个儿子也全部被杀。桓玄又上奏说：“司马道子沉溺酒色、放纵不羁，对父母不孝，应当弃市。”皇帝下诏将司马道子迁往安成郡，派御史杜竹林防卫；最终杜竹林接受桓玄的旨意，将司马道子杀害，时年三十九岁。皇帝在西堂哭了三天。

译桓玄失败后，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奉诏下令说：“已故太傅公是两代皇帝的辅弼，与皇室患难相交，在亲近贤能方面地位无人能比。骠骑大将军在内总理朝廷纲纪，在外宣扬威势谋略，立志扫平世间灾难，以安定国家。上天尚未平定乱局，灾祸和惨酷一齐降临，悲痛震动天地，痛苦贯通人神。想到逝者长往不返，内心崩溃。如今皇室恢复正统，幽明上下都各得其序，应当尊崇国家体制，以继述旧典。立即追尊太傅为丞相，加用特殊礼仪，一概依照安平献王的旧例。追赠骠骑大将军为太尉，加赐羽葆鼓吹。丞相的坟茔如今荒暗冷落，尸柩漂泊不宜久留，等南道畅通后，立即迎接灵柩。太尉的灵柩应当立即迁葬改葬。可以下令太史选择吉日，确定墓地。”于是派通直常侍司马珣之到安成迎接司马道子的灵柩。当时寇贼尚未平定，丧柩不能及时运到。义熙元年，与王妃合葬在王妃陵墓中。追谥司马元显为忠。以临川王司马宝的儿子司马修之作为司马道子的后嗣，尊王妃王氏为太妃。义熙年间，有人声称司马元显的儿子司马秀熙从蛮族地区避难归来，太妃请求让他承继嗣位，于是司马修之归居别第。刘裕认为其中有诈，便查验此人，果然是散骑郎滕羡的奴仆勺药，最终因罪被判弃市。太妃没有醒悟，哭得非常悲痛。修之又被立为嗣子。他去世后，谥号为悼王；因为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史臣说：泰始年间接受晋朝天命时，于是取法往昔，考察古代先王，广泛盟誓山河，大力分封宗室作为屏藩；文昭、武穆等人，和鲁、卫、应、韩诸国相匹敌。宗室封国如磐石犬牙相错，和吴、楚、齐、代彼此连结。然而在乱世制定法令，托付却没有交给有才之人。何曾感叹治理国家没有谋略，郭钦看出了危亡已经有征兆。等到皇帝的车驾晏然长逝，坟土还没有干，国难接连而来，朝廷制度迅速废弛。又加上八王相继作乱，九州沸腾，戎、羯交相奔驰，皇帝被幽禁逼迫，宗室贵胄纷纷在兵刃中灭亡；朱芾、绿车等贵族也随着尘土一同毁灭。于是使茫茫禹迹之地，都成为豺狼的巢穴；惶惶不安的周室遗民，最终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唉！气数到了极限，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详细考察史籍，从未听说过有如此情形。道子身为皇帝的亲近贤臣，担任元辅，却沉溺于酒色，听信并受惑于谗言。于是使尼姑、老妇窃取朝廷权力，奸邪之人控制国家命令，开始是伦理纲常败坏，最后是宗庙社稷沦亡。元显年幼时便接受栋梁般的重托，专擅朝廷，凌辱蔑视君主和亲族，凭借平庸琐碎的常材，抗拒奸凶的臣子和贼寇，以致军队覆没、国家灭亡，不也是应当的吗？这就是说，元显是安帝的强项之孙，道子实际上就是晋朝的宰嚭了。历代崇尚修建城池来巩固王室，用以屏藩王室；有晋朝分封子弟，实际上是种下祸乱的根源。《诗经》说：“心怀德行才会安宁，宗室子弟才能成事。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使人独自畏惧。”城墙既然已经毁坏，畏惧也是应该的啊！司马氏的丧乱如此之多，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赞曰：皇帝的儿子分封为王，却遭逢了极大的凶祸。疫病接连发生，灾祸不断降临。秦献王聪明明悟，清河王能够顾念自身。淮南王忠诚勇敢，宣城王有见识有气度。道子昏庸凶暴，终于使国家的基业倾覆。

译列传第三十五 王导（儿子王悦、王恬、王洽、王协、王劭、王荟；王洽的儿子王珣、王珉；王劭的儿子王谧） 王导，字茂弘，是光禄大夫王览的孙子。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导年轻时就有识人鉴察的才能，见识和气度清雅深远。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对他的堂兄王敦说：“这个孩子的容貌和志气，是做将相的人才。”起初承袭祖父的爵位，为即丘子。司空刘实不久引荐他担任东阁祭酒，升任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但都没有赴任。后来参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事务。当时元帝还是琅邪王，和王导一向亲近友善。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大乱，于是竭尽心力推戴奉事元帝，暗中怀有兴复晋室的志向。元帝也一向器重他，和他情意相投，亲如朋友。元帝在洛阳时，王导常常劝他回到封国。适逢元帝出镇下邳，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凡是军务谋略和机密策划，王导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等到元帝迁镇建康，吴地人不来归附，住了一个多月，士人百姓没有一个前来，王导对此忧虑。适逢王敦入朝，王导对他说：“琅邪王仁厚有德，虽然很深，但声望名论还不高。兄长的威名已经振起，应当想办法帮助他匡扶救济天下。”正逢三月上巳日，元帝亲自观看禊礼，乘坐肩舆，仪仗威严齐备，王敦、王导以及各位名士都骑马随从。吴地的纪瞻、顾荣，都是江南的名望人物，暗中窥看这番情形，见到这样，都惊惧不已，于是相继在道路左边拜见。王导趁机进言说：“古代的君王，没有不以宾客之礼接待故老，慰问地方风俗，虚心诚意地招揽俊杰的。何况如今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刚刚开始，正急于得到人才呢！顾荣、贺循是这里的名望人物，不如把他们延请来，以此结聚人心。两人一到，就没有不来的人了。”元帝于是派王导亲自去拜访贺循、顾荣，两人都应召前来。从此吴会地区闻风归附，百姓都归心于元帝。从这以后，君臣之间渐渐相互尊崇奉承，君臣之礼才确定下来。不久洛阳京城覆灭，中州士人百姓为躲避战乱逃到江南的有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元帝收纳其中的贤人君子，同他们谋划政事。当时荆州、扬州安定太平，户口繁多，物产富足。王导处理政务以清静无为为要务，常常劝元帝克制自己、砥砺节操，匡正君主、安定国家。因此元帝尤其信任倚重他，感情日益深厚，朝廷内外都归心于他，称他为“仲父”。元帝曾从容地对王导说：“卿就是我的萧何。”王导回答说：“从前秦朝暴虐无道，百姓厌恶战乱，巨奸大猾凌辱暴虐众人；人们心怀汉朝的恩德，改朝换代、恢复正统，因而很容易建立功业。自魏氏以来，直到太康年间，公卿世族竞相夸耀奢侈，政教衰败，不遵守法度，公卿士大夫都满足于安逸休息，于是给人以可乘之隙，使至高的道义有所亏损。然而否极终将泰来，这是天道的常理。大王正要建立闻名天下的功勋，使九州归于统一，管仲、乐毅这样的功业正在此时，哪里是区区国臣所能比拟评论的！愿您深思扩大宏远的谋略，广泛选择贤良能干的人。顾荣、贺循、纪瞻、周▯都是南方的俊秀，希望您完全按照优厚的礼遇对待他们，那么天下就安定了。”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永嘉末年，王导升任丹阳太守，加授辅国将军。他上笺说：“从前魏武帝，是通达政事的君主；荀文若，是功臣中最杰出的人，封爵不过亭侯。仓舒受到父亲疼爱的恩宠，死后追赠的官职也不过别部司马。若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万事万物，能不使人的作为受到限制吗？如今任郡守，不论贤愚、豪贵卑贱，全都加授尊贵的名号，动辄设置鼓吹仪仗，动不动就互相攀比。有时得不到这些待遇的人，甚至以此为耻辱。天官混杂，朝廷声望衰败。我忝居重任，不能使制度如山海般崇高深厚，反而开启混乱的根源，贪窃名位，造成典章紊乱。谨把加崇鼓吹仪仗的物品送还，请从我开始实行。希望使雅正与庸俗有所区别，使众人的期望不再迷惑。”元帝下令说：“王导德行深厚、功勋很高，是我深深倚仗的人，确实应当用特殊礼制加以表彰。可是他反而约束自己、心怀谦冲，进一步思考竭尽忠诚，以自身率领众人，应当顺从他的高雅志愿，以此确实把握开创和阻塞的关键。”于是授任宁远将军，不久又加授振威将军。愍帝即位，征召他任吏部郎，他没有接受任命。晋国建立后，任命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桓彝刚到长江以南，见朝廷势力微弱，对周顗说：“我因为中原多难，来到这里想求得保全性命，没想到竟然衰弱到这种地步，将靠什么来成事呢！”他忧虑恐惧，闷闷不乐。后来去见王导，畅谈天下大事，回来后对周顗说：“刚才见到了管夷吾，我再也不忧虑了。”渡江而来的士人，每逢闲暇日子，常常相约到新亭饮酒宴乐。周顗坐在中间叹息说：“风景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举目所见的山河已经不同了。”众人都相互对视流泪。只有王导神色严肃、脸色改变，说：“应当共同竭尽力量辅佐王室，收复神州，怎么能像楚囚相对那样哭泣呢！”众人收起眼泪向他道歉。不久王导被授为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升任骠骑将军，加授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史职务照旧。王导因为王敦统辖六州，坚持辞去都督中外诸军之职。后来因事获罪，被免去节制权。当时战事不断，学校尚未修建，王导上书说：教化的根本在于端正人伦，人伦的端正有赖于设立学校。学校设立，五种教化明确，德行礼法融洽通达，伦理纲常各得其序，人们就会知耻而守法；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次序和顺了，君臣之间的道义也就牢固了。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所以圣王用蒙童教育来培养正道，从小教导他们，使教化浸润到肌肤骨髓，习惯成自然，向善避罪而自己还不知道；等到行为形成、德行树立，然后再授予他们官位。即使是君王的世子，也要和国子一同按年龄序列学习，使他先懂得道义然后才尊贵。选取人才、任用士人，全都以学校教育为根本。所以《周礼》说，卿大夫把贤能之士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拜谢后接受，这是为了尊崇道义、看重士人。人们知道士人的尊贵来自道义之后，就退下来修养自身，由修身推广到齐家，端正家庭再推广到乡里；在乡里学习而进入朝廷，返回根本、恢复初始，各自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敦厚朴实的事业得以彰显，浮华虚伪的竞争得以止息，这都是教化造成的。因此，用这种人来侍奉君主就会忠诚，任用他治理下属就会仁厚。正如孟轲所说：“从来没有仁爱的人会遗弃亲人，也没有讲义的人会把君主放在后面。”

译近来皇帝的纲纪失去统摄，歌颂太平的声音不再兴起，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左传》说：“三年不举行礼，礼就一定会败坏；三年不举行乐，乐就一定会崩坏。”何况已经这么久了呢！老一辈人忘记了揖让的仪容，后生只听到金鼓之声，战争每天不断，祭祀礼器也不设置，先王之道越来越远，华饰虚伪的风俗于是滋长，这不是端正根本、安定末节的办法。殿下凭借闻名当世的资质，处在阳九之厄的时运中，承担礼乐、征伐之事，辅佐成就中兴。确实应当治理国政、考察古制，建立并彰明学校教育，用来训导后生，逐渐让他们受到教义熏陶，使文武之道从衰落中重新兴起，使祭祀礼仪从幽暗中重新彰显。如今戎虏势力炽盛，国家的耻辱尚未洗雪，忠臣义士因此握腕捶胸。如果礼仪牢固，淳厚的风俗逐渐形成，那么教化感化人的力量就会深厚，德行施加于人的范围就会广大。这样可以使帝王典章缺失后得到补充，使皇帝纲纪松弛后重新振作；使野兽般的心肠改变面貌，使贪暴之人收敛情欲；以揖让之礼使四方夷族服从，从容宽缓而天下归顺。掌握了正确的方法，难道还困难吗！所以有虞氏舞动盾牌和兵器，就感化了三苗；鲁僖公兴建泮宫，就使淮夷归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都是先施行教化而后进行战争。如今如果遵循前代典制，兴复道德教化，选择朝廷子弟一同入学，再选拔明达博学、修习礼法的人担任教师，那么教化形成、风俗安定，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件事。元帝非常采纳他的意见。等到元帝登上尊号，百官陪列，元帝命王导登上御床和自己同坐。王导坚决推辞，推辞了三四次，说：“如果太阳降低身份与万物同处，天下百姓凭什么仰望光照呢？”元帝才作罢。王导晋升骠骑大将军，享有与三司相同的礼仪。因为讨伐华轶有功，封为武冈侯。又晋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适逢太山太守徐龛反叛，元帝询问可以镇抚河南的人，王导举荐太子左卫率羊鉴。不久羊鉴战败，被依法治罪。王导上疏说：“徐龛叛逆凶暴，长久拖延而未受天诛，是臣首先提议征讨并举荐羊鉴。羊鉴昏暗懦弱，使军队覆没，有司依法严惩。圣恩如天地施予恩惠，保全了他的性命。然而臣接受重任，总揽机要权衡，使三军遭受挫败，这是臣的责任。请求自行贬黜，以整肃朝廷纲纪。”诏书不准许。不久王导代替贺循兼领太子太傅。当时中兴刚开始，尚未设置史官，王导首先启奏请求设立，于是史籍典章颇为完备。当时孝怀太子被胡人杀害，开始举行避讳之礼，有司奏请皇帝在三朝举哀，群臣只哭一次。王导认为皇太子是辅佐皇帝、与皇位相副的储君，天下人都有感情，应该和皇帝一样举行三朝之哀。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等到刘隗掌权，王导逐渐被疏远，他任凭真实情况、推守本分，神色淡然如常。有见识的人都称赞王导善于处理国家兴废的大事。王敦反叛时，刘隗劝元帝把王氏一族全部诛杀，议论此事的人都为王氏忧心。王导率领同族兄弟子侄二十多人，每天早晨到尚书台等候治罪。元帝因为王导一向忠贞有节，特意归还他的朝服，召见他。王导叩头谢罪说：“逆臣贼子，哪个时代没有呢？哪里想到如今竟然近在臣的族中！”元帝光着脚拉住他说：“茂弘，我正要把方圆百里的百姓托付给卿，这是什么话啊！”于是下诏说：“王导能够为了大义灭亲，可以把我任安东将军时赐给他的节假还给他。”等到王敦得势，又加授王导为守尚书令。起初，西都覆没后，天下思念君主，群臣和四方人士都劝元帝即帝位。当时王氏势力强盛，有专擅天下的意图；王敦忌惮元帝贤明，想重新商议拥立的人选，王导坚决争辩，这才作罢。到这次战事时，王敦对王导说：“你不听从我的话，几乎使全族覆灭。”王导仍然坚持正当的议论，王敦没有办法改变他。自汉、魏以来，群臣获得谥号大多根据封爵；即使官位显达、德行深重，只要原先没有爵位，按惯例也不加谥号。王导于是上疏说：“武官有爵位就一定有谥号，卿、校以及常伯等官没有爵位就不给谥号，这严重违背了制度的本意。”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以后，公卿即使没有爵位也可以获得谥号，是王导所议定的。起初，元帝宠爱琅邪王司马裒，打算议论废立太子之事，便询问王导。王导说：“立太子应当以年长为原则，而且司马绍又贤能，不应改变。”元帝仍然犹豫。王导早晚不断进谏，因此太子最终确定下来。明帝即位后，王导接受遗诏辅政，解除扬州刺史之职，升任司徒，一概依照陈群辅佐魏文帝的旧例。王敦又举兵向京城进犯。当时王敦刚刚卧病，王导便率子弟发哀，众人听说后，以为王敦死了，都产生了奋勇作战的意志。等到明帝讨伐王敦，赐王导节，使他都督各军，兼领扬州刺史。王敦平定后，王导进封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晋位太保，司徒职务照旧；允许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快步，朝见时赞礼只称官职而不直呼姓名。王导坚决辞让。明帝去世，王导又和庾亮等共同接受遗诏，一同辅佐幼主，这就是成帝。加赐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石勒侵犯阜陵时，诏令加授王导大司马、假黄钺，出兵讨伐。军队驻扎在江宁，成帝亲自到郊外为他饯行。不久贼军退却，解除他的大司马职务。庾亮将要征讨苏峻，向王导征询意见。王导说：“苏峻猜忌而心怀阻隔，一定不会奉诏。而且山林沼泽中藏有疾病，应该包容他。”庾亮再三争辩仍不听从，最终召苏峻入朝。不久祸难发生，六军战败，王导入宫侍奉成帝。苏峻因为敬重王导的德望，不敢加害他，仍让王导按原官位居于自己之上。苏峻又逼迫皇帝车驾到石头城，王导争辩阻止却未能成功。苏峻每天到皇帝面前肆意说丑恶的话，王导深深害怕发生意外灾祸。当时路永、匡术、贾宁都劝说苏峻杀掉王导，把大臣全部诛杀，重新树立自己的亲信。苏峻敬重王导，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因此路永等人开始对苏峻怀有二心。王导派参军袁耽暗中劝诱路永等人，谋划护送皇帝逃奔义军。但苏峻的守卫防御十分严密，事情终于没有成功。王导于是带着两个儿子跟随路永逃到白石。等到叛贼平定，宗庙宫室全都化为灰烬。温峤提议迁都豫章，三吴的豪强请求迁都到会稽，两种意见纷纷争论，没有确定的去处。王导说：“建康是古代的金陵，过去就是帝王之都；而且孙仲谋、刘玄德都说这里是王者居住的地方。古代帝王不一定因为都城的富足或俭朴而迁都，只要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有大帛之冠的俭德，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如果不能纺绩麻布，那么即使是乐土也只是空名。况且北方寇贼如游魂一般，正在窥伺我们的空隙；一旦向他们显示弱势，逃到蛮越之地，再想寻求恢复旧都，恐怕不是好计策。如今尤其应当用安静镇定来安抚他们，众人的情绪自然会安定。”因此温峤等人的谋划都没有实行。王导善于顺势利用事物，虽然没有每天立即见效的利益，但从长远计算却有余裕。当时国库空竭，库中只有几千匹练，想卖也卖不出去，国家费用又不够。王导为此忧虑，于是和朝廷贤臣一起制作练布单衣；士人们便一致争相穿用，练布的价格很快上涨。于是命主管官员拿出来出售，每端卖到一金。练布当时受到人们喜爱，就像这样。

译咸康六年冬天，举行烝祭，诏令把祭肉赐给王导，说：“不必下拜。”王导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敢承受。起初，成帝年幼，每次见到王导都要拜见。后来成帝曾亲自给王导写手诏，开头写“惶恐言”；中书省起草诏书，则写“敬问”，于是把这些作为固定制度。此后每逢元旦，王导入朝，成帝仍然为他起身。当时发生大旱，王导上疏请求退位。诏书说：“圣王治理天下，一举一动都合乎最高的道理，运转无不周全，所以能够使人伦各得其序，使万物各得其宜。朕承受祖宗的重托，居于王公之上，却不能仰承并传播玄妙的德化，向下使天下和谐，阳气亢盛超过时节，百姓都怨恨，国家不能安定，责任只在我一人。公明白大道而智慧深远，功勋遍及四海，辅佐成就三代中兴，使国家典制不致坠失，实在如同仲山甫的补益。然而公却过分推崇谦逊之光，引咎自责，坚决谦让，把本来属于我的过失寄托给宰辅，只会增加我的缺失。国家万机事务广泛繁多，一天也不能空缺。公应当舍弃履行谦让的小节，遵循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门下应迅速派侍中以下官员前去诚恳劝谕。”王导坚决辞让。诏书多次逼迫，他这才就职处理政务。王导生活简朴，欲望很少，粮仓里没有储存的粮食，衣服也不夹穿多层丝帛。成帝知道后，赏给他布一万匹，供他私人开支。王导患有虚弱的疾病，不能参加朝会，成帝亲自到他的府第，放纵饮酒作乐，后来又让他乘车进入宫殿，受到的敬重就是这样。石季龙的掠骑到达历阳，王导请求出兵讨伐。加授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设置左右长史、司马，赏给布一万匹。不久贼军退去，解除大司马职务，又转为中外大都督，晋位太傅，再授丞相，依照汉代制度撤去司徒一职并入丞相。册文说：“朕早年遭逢不幸，于是登上帝位，尚未能承受众多灾难，祸乱便从四方一同兴起。公的文德贯通九功，武略体现七德，对外安定四海，对内整治八政，使天地和平、人与神和谐，功业如同伊尹，道德隆盛如同姬旦。朕仰慕唐尧、虞舜，任用贤俊，重新任命群官，确实治理各项政绩。朕思量要凭借高明的谋略，广泛成就长远的建言，特此考察古制，任命你为上公，永远做晋朝的辅弼。前去履行你的职务，恭敬地宣扬道德教训，以辅成上天的事业。岂不是美善吗！公应当警戒此事！” 这一年，王导的妻子曹氏去世，追赠金章紫绶。起初，曹氏性情善妒，王导非常害怕她，于是暗中修建别馆，安置众妾。曹氏得知后，准备前往别馆。王导害怕妾室遭到侮辱，急忙命人准备车驾，还担心来不及，便用手中麈尾的柄驱赶牛车前进。司徒蔡谟听说后，戏弄王导说：“朝廷要加赐您九锡了。”王导没有察觉，只是一味谦逊退让。蔡谟说：“我没听说还有别的赏赐，只有短辕牛车和长柄麈尾。”王导大怒，对人说：“我过去和群贤一同在洛阳游玩，什么时候听说过有蔡克这个小子！” 当时庾亮声望很高，地位又逼近王导，于是出镇外地。南蛮校尉陶称暗中劝说庾亮应当举兵向京城进发，有人劝王导暗中防备。王导说：“我和元规同荣辱、共休戚，这些无聊的议论，应当堵住智者的嘴。即使像你所说的那样，元规如果来了，我就戴着角巾回到府第，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又写信给陶称，认为庾公是皇帝的大舅，应当好好侍奉他。于是谗言离间终于平息。当时庾亮虽然驻守外地，却掌握朝廷权力；既占据上游，又拥有强兵，趋附他的人大多归向他。王导内心不能平静，常常遇到西风吹起尘土，便举扇遮住自己，慢慢说：“元规把尘土弄得污人。” 自汉、魏以来，群臣都不向帝王陵寝下拜。王导认为元帝与自己有同布衣时的情谊，不只是君臣关系而已；每逢元帝的陵墓有所增修或进奉，他都前去拜祭，悲哀忧戚难以自胜。因此诏令百官拜谒帝陵，便从王导开始。咸康五年，王导去世，时年六十四岁。成帝在朝堂举哀三日，派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赗赠和襚赠的礼数完全依照汉代博陆侯及安平献王的旧例。下葬时，赏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以及武贲班剑一百人；中兴时期的名臣没有谁能和他相比。册文说：“设置高位来酬答明德，厚加爵禄来报答盛大功勋；至于合上棺木、标明功迹，没有什么比谥号更为尊崇，流传百代的声名，也正在于此。公的胸襟超迈通达而谦虚，明察深远而美善；以平和淡泊约束自己的心志，以仁爱之心施布恩惠；闲居而专心于外在事务，便成为中夏杰出的人才；应合时机而洗濯冠缨，便能独自运筹潜谋。从前我晋中宗、肃祖奠定中兴基业时，放下帷幕、托付诚心，于是谋划安定江南；收敛自身、存放心志，于是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所以威势所到之处，寇贼暴虐改变心意；教化所振兴之处，梼杌般的凶顽之人改变本性；调和阴阳，使伦理纲常畅通，辽东、陇右承受风教，丹穴之地也景仰归附。振兴高祖时代的功业，恢复宣武帝的事业，使旧有制度不致失传，公都协助完成了这些谋略。至于承受顾命遗诏，保全朕这个年幼的君主，遭逢艰难倾覆之时，无论平险都顺应时势；拯救国家的沉沦覆坠，用道义来成就它，扶助国家的衰颓倾倒，用仁爱来弘大它，经历三朝而蕴含的道术更加宏阔。正要依赖您的高明谋略来使四海和睦，上天却不怜悯，突然去世，朕因此内心震动悲痛。即使有殷朝保衡伊尹的死亡，有周朝二南贤臣的丧亡，又怎能说明朕此刻的哀怀！现派遣持节使者、谒者仆射任瞻赐谥号为文献，按太牢之礼祭祀您。您的魂灵如果有知，应当嘉许这份荣耀和恩宠！” 王导有两个弟弟：王颖、王敞，年轻时都和王导一样知名。当时人把王颖比作温太真，把王敞比作邓伯道，两人都早早去世。王导有六个儿子：王悦、王恬、王洽、王协、王劭、王荟。王悦，字长豫，二十岁时就有很高的声誉。他侍奉双亲，能根据父母的脸色使他们愉悦，王导非常喜爱他。王导曾和王悦下棋，因为争夺棋道，王导笑着说：“我们彼此有瓜葛亲情，怎么能这样对你呢！”王导生性节俭，帐下的甘果腐烂了，命人丢掉，说：“不要让大郎知道。”王悦年轻时在东宫陪侍讲学，历任吴王友、中书侍郎，先于王导去世，谥为贞世子。在此以前，王导梦见有人用一百万钱买走王悦，暗中为他祈祷避祸的准备已经做了。不久他挖地得到一百万钱，心中非常厌恶，把钱全部藏起来封闭好。等到王悦病重，王导忧虑思念尤其深，连续多日不进食。忽然看见一个身材相貌非常魁伟、身披铠甲手持刀的人，王导问：“您是什么人？”那人说：“我是蒋侯。您的儿子病得不好，我想替他请求延长寿命，所以来了。您不要再忧虑。”于是请求食物，便吃了几升。吃完后，他突然对王导说：“中书的病，已经是不能救治的了。”说完便不见了，王悦也随即气绝身亡。王悦和王导交谈时，始终把谨慎缜密作为准则。王导回尚书台时，临行之际，王悦没有一次不送到车后；王悦又常常替母亲曹氏整理箱笼中的物品。王悦去世后，王导回尚书台，经过王悦平常送行的地方，就一路哭到台门；他母亲一直封闭着王悦制作的箱子，也不忍心再打开。王悦没有儿子，便以弟弟王恬的儿子王琨为嗣，承袭王导的爵位，任丹阳尹，去世后追赠太常。儿子王嘏承袭爵位，娶鄱阳公主为妻，历任中领军、尚书。去世后，儿子王恢承袭爵位；义熙末年，任游击将军。

译王恬，字敬豫。年轻时喜欢武事，不受公府重视。王导见到王悦就高兴，见到王恬便露出怒色。州府征召他任别驾，他不去赴任，承袭爵位为即丘子。他性情傲慢放诞，不拘守礼法。谢万曾到王恬那里拜访，坐下不久，王恬便进入内室。谢万以为王恬一定会厚待自己，脸上露出十分喜悦的神色。王恬过了很久，才洗完头、披散着头发出来，坐在庭院中的胡床上晒头发，神态傲岸超逸，始终没有宾主之间的礼节。谢万失望地回去了。晚年更加喜爱士人，擅长多种技艺，尤其善于下棋，是中兴时期棋艺第一人。升任中书郎。成帝想任命他为中书令，王导坚决辞让，成帝听从了。授任后将军、魏郡太守，加授给事中，领兵镇守石头城。王导去世后，王恬离职。不久重新起用为后将军，再次镇守石头城。转任吴国内史、会稽内史，加授散骑常侍。去世后追赠中军将军，谥号为宪。王洽，字敬和，在王导的几个儿子中最为知名，和荀羡都享有美誉。二十岁时，历任散骑、中书郎、中军长史、司徒左长史、建武将军、吴郡内史。征召授任领军，不久加授中书令；他坚决辞让，上表和上疏达十次之多。穆帝诏书说：“敬和清正有裁断，值得尊贵的职位。从前他任中书郎时，我还年幼，曾多次召见他，心里非常亲近他。如今任用他为中书令，既因为机要职务需要人才，也想时时和他相见，共同讲论文章，以友臣之义相待。但他多次上表坚决辞让，实在违背了我的本意。应催促王洽接受中书令之职。”王洽苦苦辞让，最终没有接受。升平二年，他在任上去世，时年三十六岁。有两个儿子：王珣、王珉。王珣，字元琳。二十岁时，和陈郡谢玄一同担任桓温的属官，两人都受到桓温敬重。桓温曾对他们说：“谢掾到了四十岁，一定能执掌旄节。王掾应当成为黑头公。你们都是不易得到的人才。”王珣转任主簿。当时桓温经营谋划中原，多年没有安宁之时，军中的机密事务全都交给王珣处理。军中文武官员数万人，都认识他的面孔。王珣跟随桓温讨伐袁真，被封为东亭侯，转任大司马参军、琅邪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王珣兄弟都是谢氏的女婿，因为猜疑嫌隙而产生裂痕。太傅谢安已经和王珣解除婚姻关系，又使王珉与谢氏妻子离异，因此两族最终结成仇怨。当时有人迎合谢安的旨意，于是调王珣出任豫章太守，他没有到任。授任散骑常侍，他也不接受。升任秘书监。谢安去世后，王珣升任侍中，孝武帝十分倚重他。转任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在郡中受到士人和百姓的喜爱。征召为尚书右仆射，兼领吏部，转任左仆射，加授征虏将军，再兼领太子詹事。当时孝武帝一向喜爱典籍，王珣和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人都凭借才学文章受到皇帝亲近。等到王国宝向会稽王司马道子献媚，又和王珣等人不和，孝武帝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之间一定会产生怨隙，所以把王恭、郗恢调出担任方伯，而把端右重任交给王珣。王珣梦见有人送给他一支像屋椽那么大的毛笔，醒来后对人说：“这一定会有大手笔的事情。”不久孝武帝去世，哀册和谥议都由王珣起草。隆安初年，王国宝掌权，谋划贬黜旧臣，王珣升任尚书令。王恭前往拜谒山陵，想杀王国宝，王珣阻止他说：“王国宝虽然最终会造成祸乱，但他的罪行和叛逆还没有显露；如今先行发难，一定会大大失去朝廷内外的希望。何况您手握强兵，在京城突然发动，谁能说这不是叛逆呢！如果王国宝仍不改变，等他的恶行布满天下，然后顺应时人的愿望除掉他，也不会有不能成功的忧虑。”王恭这才停止。随后他对王珣说：“近来我看您，简直像胡广。”王珣说：“王陵在朝廷上争辩，陈平谨慎沉默，只问年终的结果如何罢了。”王恭不久起兵，王国宝将要杀害王珣等人，王珣侥幸得以免死，相关情况记在《王国宝传》中。隆安二年，王恭再次举兵，赐王珣节，晋升卫将军、都督琅邪水陆军事。事情平定后，收回此前赐予的节，加授散骑常侍。隆安四年，王珣因病解除职务。一年多以后去世，时年五十二岁。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号为献穆。桓玄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写信说：“王珣神情明朗聪悟，经书史籍通晓透彻，风流美誉为公私双方所寄托。虽然受到嫌疑和毁谤的牵累，才能还没有完全发挥；然而君子在朝廷，所能带来的宏大益处本来就很多。时局艰难，忽然失去这样的人，叹息和恐惧之深，难道只是为风流人物伤悼而已！他一生历经曲折艰险，饱受风霜，虽说有赖明公的洞察，也确实是认识时势、善于处置的缘故。最终以高寿而终，似乎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只是感情随着来去而触发，要放下它实在不容易。”桓玄辅政后，改赠司徒。起初，王珣既已和谢安有嫌隙，在东边听说谢安去世，便离开京城，前往拜访族弟谢献之，说：“我想去哭谢公。”谢献之惊讶地说：“这正是我对法护的期望。”于是王珣直接上前，哭得非常悲痛。法护是王珣的小字。王珣有五个儿子：王弘、王虞、王柳、王孺、王昙首，在刘宋时期都享有很高的声名。王珉，字季琰。年轻时就有才艺，擅长行书，名声超过王珣。当时人编话说：“法护不是不好，只是僧弥很难做他的兄长。”僧弥是王珉的小字。当时有个外国和尚，名叫提婆，精妙地理解佛法，为王珣兄弟讲解《毗昙经》。王珉当时还年幼，讲到一半，他便说自己已经理解了，随即在另一间屋里和和尚法纲等几个人自行讲解。法纲感叹说：“大义都对，只是细微之处还不精熟。”州府征召他为主簿，举荐为秀才，他都没有赴任。后来历任著作郎、散骑郎、国子博士、黄门侍郎、侍中，代替王献之兼任中书令。两人一向齐名，世人称王献之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太元十三年去世，时年三十八岁，追赠太常。有两个儿子：王朗、王练。义熙年间，两人都历任侍中。王协，字敬祖，任元帝抚军参军，承袭爵位为武冈侯，早年去世，没有儿子，便以弟弟王劭的儿子王谧为嗣。王谧，字稚远。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和谯国桓胤、太原王绥齐名。授任秘书郎，承袭父亲的爵位，升任秘书丞，历任中军长史、黄门郎、侍中。桓玄起兵时，诏令王谧带着使命前往桓玄那里，桓玄非常敬重亲近他。授任建威将军、吴国内史；还没有到郡任职，桓玄就任命他为中书令、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升任中书监，加授散骑常侍，兼领司徒。桓玄将要篡位时，任命王谧兼太保，让他捧着玉玺和册书前往桓玄那里。桓玄篡位后，封王谧为武昌县开国公，加给班剑二十人。

译起初，刘裕还是平民，众人都不了解他，只有王谧独自认为他非同寻常、尊贵可期，曾对刘裕说：“您应当成为一代英雄。”等到刘裕击败桓玄，王谧以原官加授侍中，兼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王谧既然受过桓氏的宠信，常常内心不安。护军将军刘毅曾问王谧：“玉玺和绶带在哪里？”王谧更加恐惧。适逢王绥因为自己是桓氏的外甥而心怀疑惧，谋划反叛，父子兄弟全都被诛杀。王谧的堂弟王谌，年轻时勇悍果断而轻侠，想诱使王谧返回吴地，起兵作乱，于是劝王谧说：“王绥没有罪，义军却杀了他，这是在除掉当时的名望人物。兄长年轻时就建立声誉，如今官位地位又到了这样高的程度，想不危险，能做到吗！”王谧害怕而出逃。刘裕写笺给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派人追踪王谧；王谧回来后，所受任用和以前一样，又加给王谧班剑二十人。义熙三年去世，时年四十八岁。追赠侍中、司徒，谥号为文恭。有三个儿子：王瓘、王球、王琇。进入刘宋后，都做到高官。王劭，字敬伦，历任东阳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丹阳尹。王劭仪表俊美，有风度节操，即使家人和亲近的侍从，也从未见过他有失意衰颓的神态。桓温非常器重他。升任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兼领中领军，出任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去世后追赠车骑将军，谥号为简。有三个儿子：王穆、王默、王恢。王穆任临海太守；王默任吴国内史，加二千石；王恢任右卫将军。王穆有三个儿子：王简、王智、王超；王默有两个儿子：王鉴、王惠。义熙年间，他们都历任显要官职。王荟，字敬文。恬淡自守，安静不争，不追逐荣华利禄，年轻时历任清要官职，授任吏部郎、侍中、建威将军、吴国内史。当时年成饥荒、粮价昂贵，很多人饿死，王荟拿出自己的粮米煮粥，用甜食给饥民充饥，救活了很多人。征召补任中领军，他没有接受任命。调任尚书，兼领中护军，又任征虏将军、吴国内史。不久，桓冲上表请求任命王荟为江州刺史，王荟坚决辞让，不接受任命。转任督浙江东部五郡、左将军、会稽内史，进号镇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在任上去世，追赠卫将军。他的儿子王廞，历任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因为母亲去世，在吴地居丧。王恭起兵时，授王廞假建武将军、吴国内史，命他起兵，作为声援。王廞当即身穿墨色丧服聚集众人，诛杀异己，又派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人进入吴兴、义兴聚集军队，前来投奔的轻侠之士有几万人。王廞自以为义兵一旦发动，局势一定不得安宁，便可以乘机取得富贵。然而不到十天，王国宝被赐死，王恭停止发兵，王廞也被免职。王廞大怒，率领部众回头讨伐王恭。王恭派司马刘牢之在曲阿抵挡交战，王廞的部众溃败奔逃，王廞于是下落不明。王廞的长子王泰被王恭杀死，小儿子王华因为不知道王廞的生死，忧伤过度而身体衰毁，穿布衣、吃粗食。后来堂兄王谧告知王廞死亡的地方，王华才发丧，出仕做官。起初，王导渡过淮水时，让郭璞为他占卜。卦象成后，郭璞说：“吉利，没有什么不利。淮水断绝，王氏灭亡。”后来王氏子孙繁衍，最终果然像郭璞所说的那样。史臣说：飞龙驾驭天空，所以要凭借云雨的势力；帝王兴起并成就时运，一定要等待辅佐大臣的力量。轩辕黄帝是圣人，还要倚仗师臣而接受河图；商汤是明智的君主，也要托付给负鼎的伊尹来成就功业。自此以后，没有不是这样做的。推究司马氏开始建立基业，根本在于欺凌弱小；晋朝金德承受天运时，世间却没有相应的德行。九州还没有归心，四方夷族已经利用晋朝的弊病。后来中原荡覆，江南继承而兴起，预兆已经显现在玄石图谶中，却违背了少康祭祀夏朝、复兴夏室的情形；当时没有像思念晋室那样的人才，也不同于汉光武刘文叔兴复刘氏。辅佐中宗，实在太艰难了！茂弘王导在宗室屏藩中建立声名，和元帝情意相投、交情深厚；他依靠自己的才智，凭借江南的形势，思考建立收复失地的功业，用来成就继承和宣扬先王之道的事业。于是王敦在内作乱，依仗京城而像狼一样回顾窥伺；苏峻接连起兵，指向宫殿而像鹞鹰一样猛扑。实在依赖元宰王导，始终怀有坚定不移的心志；暗中运用忠诚的谋略，终于消灭了如吞沙之寇般的叛贼。于是他的忠诚贯日，君主垂下诱饵来最终保全国家；他的贞正志向凌越霜雪，国家即使危如垂旒也没有灭亡。看他在鼎沸危急之中开设学校，在风雨交加之际制定章程；虽然世道多难，规模和谋划却宏大深远。相比萧何、曹参辅佐汉室而使天下成为一家，周公姬奭、召公姬望匡辅周室而使万方同轨，王导的功业还不到他们的一半，却也没有谁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至于管夷吾施行仁德，能够辅佐小国；诸葛孔明履行义道，善于辅佐新兴的国家；推究事情、评议情理，王导大概就是这一类人。他提携辅佐三代君主，始终如一，被称为“仲父”，确实是恰如其分。王恬、王珣继承了王导的德行，足以相称于吕虔赠刀的祥兆；王谧却听觉不明，愧对刘毅追问玉玺之事。俗语说：“深山大泽中，有龙也有蛇。”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赞曰：虎啸而狂风奔驰，龙升而云气映照。武冈侯王协英姿勃发，匡正时局、整治政务。美好的功绩得以宣扬，忠诚的谋略无人能与之争胜。与三位君主情意相合，荣耀超过九命之尊。遗留下宝刀显示祥瑞，巫水流淌传布福庆。王氏门族显赫啊，世代光耀，繁盛至此。

译列传第三十六 刘弘、陶侃 刘弘，字和季，是沛国相县人。祖父刘馥，任魏国扬州刺史；父亲刘靖，任镇北将军。刘弘有才干谋略和处理政务的才能，年轻时住在洛阳，和武帝同住永安里，又是同年，一同研习学业。凭借旧日恩遇出仕，任太子门大夫，历次升迁为率更令，转任太宰长史。张华非常器重他。因此任命他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兼任乌丸校尉，很有威望和恩惠，盗贼因此销声匿迹，幽州、朔方一带都称赞他。因为功勋和德行都很出众，封为宣城公。太安年间，张昌作乱，刘弘转任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骧等讨伐张昌，从方城到宛、新野，所到之处都被平定。新野王司马歆败亡后，朝廷以刘弘代替他任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其余官职照旧。刘弘派南蛮长史陶侃任大都护，参军蒯恆任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任都战帅，进军占据襄阳。张昌合并军队包围宛城，击败赵骧的军队，刘弘退兵驻扎在梁地。陶侃、皮初等多次交战击败张昌，前后斩首数万人。等到刘弘到任，张昌害怕逃走，他的部众全部投降，荆州地区于是平定。起初，刘弘退兵时，范阳王司马虓派长水校尉张奕兼领荆州。刘弘到达后，张奕不肯交接职务，反而率兵抵抗刘弘。刘弘派军讨伐张奕，斩杀了他，并上表说：“臣凭平庸的才能，错误地承受国家恩宠，任职一方州郡，奉诏讨伐罪人，却不能奋发扬威，如雷霆般迅速制胜于万里之外，军队退到宛城，按罪本应受到显著的诛戮。幸而蒙受宽宥，重新接受任职，立即进抵镇守之地。然而范阳王司马虓先派前长水校尉张奕兼领荆州，臣到达后，他不接受节制，擅自发兵抵抗臣。如今张昌的奸党刚刚平定，张昌本人还没有被斩首擒获，益州、梁州的流民凋零散乱，勉强聚集，无赖之徒很容易互相煽动；一旦像暴风骤起，局势惊乱，就会如沧海横生波涛。如果姑息失去时机，他们将无所不为。等上表请示再处理，恐怕会错失事机，所以臣立即派军讨伐张奕，当即斩下他的首级。张奕虽然贪图作乱，想要为害一方，但由于臣软弱无能，不能胜任，才让张奕放纵其野心，白白劳烦国家的军队。臣谨愿引用覆餗之刑，甘心接受擅自出兵之罪。”诏书说：“将军文武兼备，先前委任你镇守方夏。宛城失守，罪责在赵骧。将军派出的各路军队能够消灭群盗，张奕贪图祸乱，抗拒违背诏令。将军出兵讨伐，传送他的首级到朝廷，虽然有未请示便行动的嫌疑，但古人也有专断行事的道义。应当扩展宏大的谋略，镇守安抚南方，以符合朝廷对你作为辅弼的期望。”张昌逃窜到下隽山，刘弘派军讨伐并斩杀了他，他的部众也全部投降。当时荆州各地的太守、县令多有空缺，刘弘请求补选，皇帝同意了。刘弘于是评叙功劳、考察德行，按照才能补授官职，很受当时评论者称赞。于是上表说：“臣接到中诏，命臣按照资历品第选用人员，补充各处空缺的官吏。庆赏、刑罚和威权，不是臣可以专擅的；而且能够知人善任才算明智，这是圣帝也难以做到的，更不是臣昏昧所能妥善斟酌的。然而万事都有关键，细微之处也应谨慎，臣谨遵诏书，分别任用合适的人。弘扬教化没有比尊崇德行更好的办法，这正是用来挽救困厄局势的，所以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劳。近来祸难频仍，淳厚朴实的风气更加凋敝，臣便任命征士伍朝为零陵太守，希望借此纠正社会动荡的弊病，培养退让的操守。臣因为没有武略，先前在宛城退败；长史陶侃、参军蒯恆、牙门将皮初竭力讨伐，荡平奸凶。陶侃、蒯恆始终负责军务，皮初任都战帅，忠诚勇敢，超过众人。汉水、沔水流域能够清平肃静，实在是皮初等人的功劳。《司马法》说‘奖赏不能超过时限’，是想让人知道行善能够很快得到福报。如果不能破格报答，就无法劝勉那些舍身赴功的人，也无法慰藉勇士的志气。臣任命皮初为襄阳太守，陶侃为府行司马，令他主管评议功劳之事，蒯恆为山都令。诏书只命臣以散官补充空缺，但沶乡令虞潭忠诚刚正，首先倡导义举，举荐善人以教化众人，使不能为善者受到勉励，臣便特意调任虞潭补任醴陵令。南郡的廉吏仇勃，母亲年老且病重困苦，贼军到来时仍坚守职守不动摇，以至遭受拷打，几乎丧命。尚书令史郭贞被张昌任命为尚书郎，张昌想向他询问朝廷政事，他却逃避不出，张昌便劫持他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但他躲避得更加坚决。仇勃在危难之际表现出的孝行十分显著，郭贞在强暴势力面前表现出忠贞刚烈；他们虽然都只是四品官，却都足以作为训诫、奖勉臣子的榜样，长久增益教化风气。臣便任命仇勃为归乡令，郭贞为信陵令。他们的功劳和品行相互参照，考核名声与实际，逐条列出事迹，公文一并上报。”朝廷认为皮初虽然有功，但襄阳又是著名郡，授予名位应当慎重，不可授给皮初，于是任命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其余任命都依从刘弘的建议。夏侯陟是刘弘的女婿。刘弘下教说：“统治天下的人，应当和天下人同心；治理一个国家，应当把治理一国的责任交给一国的人。如果一定要姻亲才可以任用，那么荆州十郡，难道要先有十个女婿才能治理吗！”于是上表说：“夏侯陟是臣的姻亲，按照旧制度不能互相监临任职。皮初的功勋，应当得到酬报。”诏书同意了。刘弘于是鼓励督促农业和蚕桑，放宽刑罚，减省赋税，年年都有丰收，百姓爱戴并且喜悦。刘弘曾经夜里起身，听见城上守更的士兵叹息，声音十分痛苦，便召来察问。那名士兵年过六十，身体瘦弱有病，没有夹衣。刘弘怜悯他，于是责罚主管者，随即发给他熟皮袍和有里子的帽子，并转交给他。旧制度规定，岘山、方山两座山的泽水中不许百姓捕鱼。刘弘下教说：“按照礼制，名山大泽不应封禁，应当和百姓共同享用其中的利益。如今公家、私家都兼并占有，百姓再也没有可以下手谋生的地方，这还叫什么道理！赶快改变这项法令。”又规定：“酒室中所谓齐中酒、听事酒、猥酒，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曲和米，只是分为上、中、下三等。给军队饮酒，应当和三军同样厚薄，从今以后不得区别对待。”当时益州刺史罗尚被李特击败，派使者告急，请求粮食。刘弘发文书给予供给，而州府的属官认为运输道路遥远，文武人员匮乏，想只运送零陵的一批米五千斛给罗尚。刘弘说：“诸位只是没有想明白。天下是一家，彼此没有差别，我如今供给他粮食，就可以免除西顾之忧了。”于是把零陵的三万斛米供给罗尚。罗尚依靠这些粮食巩固了自己。当时流民在荆州有十多万户，寄居异乡而贫困，多数沦为盗贼。刘弘于是给他们田地和种粮，提拔其中贤能的人才，按照资历叙用。

译当时总章太乐的乐伎因躲避战乱大多来到荆州，有人劝刘弘可以奏乐。刘弘说：“从前刘景升认为礼制败坏、音乐崩坏，命杜夔为天子配制乐曲。乐曲完成后，刘景升想在朝廷上演奏。杜夔说：‘为天子配制乐曲，却在将军的庭堂上演奏，恐怕不是将军的本意。’我常为这件事叹息。如今皇帝蒙受尘难，我还不能施展臣节，即使有家中的乐伎，也不应听乐，何况是天子的乐队呢！”于是下令各郡县安慰和安置这些乐伎，等朝廷返回后，再送回原来的官署。朝廷评定平定张昌的功劳，按规定应封刘弘的一个次子为县侯，刘弘上疏坚决推让，获准。进拜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惠帝到长安，河间王司马颙挟持天子，诏令刘弘援助刘乔。刘弘认为张方残暴，知道司马颙必然失败，便派使者接受东海王司马越的节度。当时天下大乱，刘弘专门统领江汉地区，威势遍行南方。前广汉太守辛冉劝说刘弘采取纵横权术，刘弘大怒，杀了他。河间王司马颙派张光任顺阳太守，南阳太守卫展劝刘弘说：“彭城王先前向东逃奔，说过一些不善的话。张光是太宰的心腹，应当杀掉张光来表明我们的立场。”刘弘说：“宰辅的得失，难道是张光的罪过吗？使别人陷入危险而自己求得安稳，是君子不做的事。”卫展对此深深怨恨。陈敏侵扰扬州，率军想向西进军，刘弘于是解除南蛮校尉一职，授予前北军中候蒋超，让他统领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率大军驻扎夏口。又派治中何松统领建平、宜都、襄阳三郡的军队，驻扎巴东，作为罗尚的后援。又加授南平太守应詹为宁远将军，督领三郡水军，接替蒋超。陶侃和陈敏是同乡，又同年被举荐为官，有人离间陶侃与刘弘，刘弘不怀疑他。于是任命陶侃为前锋督护，把讨伐陈敏的任务交给他。陶侃派自己的儿子和哥哥的儿子去做人质，刘弘放他们回来，说：“贤能的叔父出征，您的祖母年纪大了，您可以回去了。普通人的交往尚且不背弃信义，何况大丈夫呢！”陈敏最终不敢窥伺荆州边境。永兴三年，诏令进号车骑将军，开府及其余官职照旧。刘弘每当处理升降任免之事，总是亲笔写信给太守、国相，反复叮嘱，情意诚恳而周密，因此人们都感动喜悦，争相前来投奔，都说：“得到刘公的一封亲笔信，胜过得到十部从事。”东海王司马越奉迎皇帝车驾时，刘弘派参军刘盘任督护，率各军与他会合。刘盘回来后，刘弘自认为年老多病，准备解除荆州刺史和校尉的职务，正要分授给属下，还未来得及上表，便在襄阳去世。士人和百姓悲叹哀痛，如同失去了亲人。起初，成都王司马颖向南逃奔，想回到自己的封国，刘弘抵拒他。刘弘死后，刘弘的司马郭劢想推举司马颖为主，刘弘的儿子刘璠追遵父亲的遗志，于是身穿墨色丧服，率领府兵谋划讨伐郭劢，在浊水交战，斩杀了郭劢，襄阳、沔水一带肃清。起初，东海王司马越怀疑刘弘对自己怀有二心，虽然下令接受节度，心里却不能安定。等到刘弘抵拒司马颖，刘璠又斩杀郭劢，朝廷嘉奖他们。司马越亲笔写信给刘璠称赞他，上表追赠刘弘为新城郡公，谥号元。朝廷以高密王司马略代替刘弘镇守荆州，但盗贼无法禁绝，于是诏令起用刘璠为顺阳内史，江汉之间的人都欣然归附。司马略死后，山简代替他。山简到任后，知道刘璠深得民心，担心百姓逼迫刘璠拥立为主，便上表陈述此事，因此征召刘璠为越骑校尉。刘璠也深深担心被逼迫，接到诏书后，便轻装到洛阳，然后派人迎接家属。侨居之人侯脱、路难等相继护送他到京城，才告辞离去。南方夏州于是发生动乱。父老追思刘弘，即使拿《甘棠》诗歌赞美召伯来相比，也没有超过对刘弘的赞颂。陶侃，字士行，原本是鄱阳人。吴国平定后，举家迁到庐江郡寻阳县。父亲陶丹，任吴国扬武将军。陶侃很早丧父，家境贫寒，做了县吏。鄱阳孝廉范逵曾经过陶侃家，当时仓促之间没有什么可以招待宾客，陶侃的母亲便剪下头发，得到两件〔疑为以头发制成的物品〕，用来换取酒菜，宾主尽情欢乐，连仆从得到的待遇也超过了他们的期望。范逵离去时，陶侃追送了一百多里。范逵说：“您想在郡中做官吗？”陶侃说：“想去，只是困于没有门路罢了。”范逵经过庐江太守张夔那里，称赞陶侃。张夔召他任督邮，兼任枞阳县令。他有能干的名声，升任主簿。恰逢州部从事到郡里巡视，想要查办一些事情，陶侃闭门整顿约束各位官吏，对从事说：“如果本郡有违法之处，自然应当依据法令公正处理，不应当相逼。如果不按礼行事，我能够抵御。”从事立即退去。张夔的妻子生病，要到几百里外迎请医生。当时正值严寒大雪，属官们都认为这事很难办，只有陶侃说：“侍奉父亲的道理，也可以用来侍奉君主。小君夫人也如同母亲，哪有父母生病却不尽心的道理！”于是请求前往，众人都佩服他的义行。长沙太守万嗣经过庐江，见到陶侃，谦恭诚心地敬重喜爱他，说：“您最终一定会有大名声。”命令自己的儿子和陶侃结交，然后离去。张夔察举陶侃为孝廉。陶侃到了洛阳，多次拜访张华。张华起初因为他是远方来的人，不太接待他。陶侃每次前往，脸上从没有不满的神色。张华后来和他交谈，认为他很不寻常，授任他为郎中。伏波将军孙秀是亡国皇族的旁支，府中的声望不高，中原士人以在他府中做属官为耻；但因为陶侃出身寒微，孙秀召他任舍人。当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与陶侃同州，是乡里舆论所归附的人。陶侃拜访他，杨晫说：“《易经》说‘坚守正道，足以成就事业’，陶士行就是这样的人。”杨晫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非常惊异，认为他非同寻常。吏部郎温雅对杨晫说：“为什么要和小人同车？”杨晫说：“这个人不是平庸之才。”尚书乐广想召集荆州、扬州的士人，武库令黄庆把陶侃推荐给乐广。有人非议此事，黄庆说：“这个人最终一定会有远大的成就，还有什么可怀疑的！”黄庆后来任吏部令史，举荐陶侃补任武冈令。陶侃与太守吕岳有矛盾，弃官回乡，任郡小中正。恰逢刘弘任荆州刺史，将要赴任，征召陶侃为南蛮长史，派他先前往襄阳讨伐贼人张昌，陶侃击败了张昌。刘弘到任后，对陶侃说：“我过去做羊公的参军时，他曾说我后来应当身居高位。如今观察你，必然会继承老夫的位置。”后来陶侃凭军功封东乡侯，食邑一千户。

译陈敏作乱时，刘弘任陶侃为江夏太守，加授鹰扬将军。陶侃整备威仪，到官舍迎接母亲，乡里都认为荣耀。陈敏派弟弟陈恢来侵扰武昌，陶侃出兵抵御。随郡内史扈瑰向刘弘进谗言说：“陶侃和陈敏有同乡旧交，身居大郡，统领强兵，万一怀有异志，荆州就没有东面的门户了。”刘弘说：“陶侃的忠诚和才能，我早就了解，怎么会这样呢！”陶侃暗中听说此事，立即派儿子陶洪和哥哥的儿子陶臻到刘弘那里表明心迹。刘弘任陶臻为参军，给他资费后遣还。又加授陶侃为督护，让他和各路军队合力抵御陈恢。陶侃于是把运粮船改作战舰，有人说不行，陶侃说：“用官家的东西讨伐官家的贼，只要把事情的始末上报即可。”于是进攻陈恢，所到之处无不取胜。陶侃治军严整，凡是俘获的财物，都分给士卒，自己没有私取。后来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曾有两个客人前来吊唁，不哭便退去，化作两只鹤，冲天飞走，当时人们认为十分奇异。服丧期满后，陶侃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参佐。江州刺史华轶上表任陶侃为扬武将军，让他驻扎夏口，又任陶臻为参军。华轶一向与元帝不和，陶臻害怕将要发生祸乱，便托称有病回去，对陶侃说：“华彦夏有忧虑天下的志向，但才能不足，而且和琅邪王不和，祸乱将要发生了。”陶侃大怒，派陶臻返回华轶那里。陶臻于是向东归附元帝。元帝见到他，非常高兴，任命陶臻为参军，加授陶侃奋威将军，赐给赤色旌旗、曲柄车盖、轻便轺车和鼓吹乐队。陶侃于是与华轶断绝关系。不久，陶侃升任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当时天下饥荒，山中夷人多次截断江道抢劫。陶侃命各将假装商船引诱他们。劫匪果然到来，陶侃活捉了几个人，原来是西阳王司马羕的亲信。陶侃立即派兵逼迫司马羕，命他出兵迎击贼军，自己在钓台整顿军阵作为后援。司马羕把帐下二十人捆绑送来，陶侃将他们斩首。从此水陆道路都清平肃静，流亡百姓归附陶侃，沿路络绎不绝，陶侃竭尽资财赈济他们。又在郡城东面设立夷市，大量获取其利益。元帝又命陶侃讨伐杜弢，令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接受陶侃节度。陶侃命两人任前锋，哥哥的儿子陶舆任左甄，进攻贼军，击败了他们。当时周顗任荆州刺史，先驻守浔水城，贼军抢走了他的良民和家口。陶侃派部将硃伺前去救援，贼军退守泠口。陶侃对众将说：“这伙贼一定会再步行向武昌进发，我们应当回城，昼夜兼程三天就能到达。你们能忍饥作战吗？”部将吴寄说：“如果要忍饥十天，我们白天攻击贼军，晚上分头捕鱼，也足以互相接济。”陶侃说：“你是健将。”贼军果然增兵来攻，陶侃派硃伺等迎击，大败贼军，缴获其军需物资，杀伤很多。陶侃派参军王贡向王敦报告胜利消息。王敦说：“如果没有陶侯，荆州就失守了。伯仁刚进入荆州境内，就被贼军击败，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刺史呢？”王贡回答：“本州正有祸患艰难，除了陶龙骧没有别人能够胜任。”王敦认为他说得对，立即上表任命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兼领西阳、江夏、武昌，镇守沌口，后来又移驻沔江。陶侃派硃伺等讨伐江夏贼，杀死了他们。贼人王冲自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王贡返回，到了竟陵，假传陶侃的命令，任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杀王冲，使他的部众全部投降。陶侃召杜曾，杜曾不来；王贡又害怕因假传命令获罪，于是和杜曾起兵反叛，在沌阳攻击陶侃的督护郑攀，将其击败，又在沔口击败硃伺。陶侃想退入涢水之中，部将张奕准备背叛陶侃，便诡诈地劝说：“贼军到了才行动，众人一定来不及。”陶侃被他迷惑，没有前进。不久贼军到来，陶侃果然被击败。贼军钩住陶侃乘坐的战舰，陶侃危急之中逃入小船。硃伺奋力作战，陶侃才得以侥幸免难。张奕最终逃奔贼军。陶侃因此被免官。王敦上表让陶侃以白衣身份代理原职。陶侃又率领周访等进军湘州，让都尉杨举担任先驱，攻击杜弢，大败他，军队驻扎在城西。陶侃的属官们向王敦进言说：“本州刺史陶使君根基孤立而卓然自立，从卑微发展到显达，他忠诚诚信，所到之处都有成效。他出任南方州郡的辅佐，辅佐刘征南，前面遇到张昌，后来又遇到陈敏；陶侃凭一支偏师，独自抵挡强大的贼寇，出征无不取胜，群盗都被击溃消灭。近来王如在北方作乱，杜弢在南方割据，两位征讨大臣奔走应付，一个州的军情如流星般飞驰，其余郡县也都相继土崩瓦解。陶侃以礼招抚归附者，以德怀柔远方之人，百姓像子弟归父母一样前来，前后接连不断。他接受并执行上级指示，独自守卫危急艰难之地，人员往来而阵地不动，人员离散而队伍不散。往年他总督军务，直接进抵湘城，志向凌云，能够独立决断，神机妙算。只是因为兵力少、粮道断绝，没能取得胜利献报。然而杜弢因此畏惧，退回夏口，不到两夜，建平的流民便迎接贼军，一同反叛。陶侃立即回军逆流而上，铲除叛乱之徒，以至于西门无需关闭，华夏境内得以安宁，这都是陶侃的功劳。明将军怜悯荆楚百姓，使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获救，让陶侃统领残余的困乏民众，寒冷的给他们衣服，饥饿的给他们食物，家家户户都相互庆贺，如同得到温暖的丝绵。江边地势孤立危险，并非多重险要之地，不是单凭一支军队就能守固的，所以移驻到高莋〔地名疑误〕，以避开敌军的冲击。贼军轻率地先行到达，大军还在后面，陶侃抵抗交战多日，斩杀了贼军的主将。贼军不久像犬羊一样结集起来，合力进攻。陶侃以忠臣的气节，按义理没有退避回顾的余地，穿着坚固的铠甲，手持锐利的武器，亲自站在战阵中，将士们奋勇攻击，没有一个不拼命作战。当时战死的人数无法计算。贼军分批列阵，轮流休息、轮流交战。陶侃只有一支孤军，力量无法独自抵御，于是估量形势，认为应当先求保全，以等待以后再举兵。然而主事者却责备陶侃，进一步加重对他的贬黜削职。陶侃性情谦逊退让，功成便愿退身，如今把所受的任命奉还，只怕拖延时间。可是我们这些人实在担心，内部失去道理，外部事情失败，细小的差错将造成千里之失，使荆州蛮族离心，西部边隅无法守卫，唇亡齿寒，敌人侵逼将没有限度。”王敦于是上奏恢复陶侃的官职。杜弢部将王贡率精兵三千，从武陵江出发，诱使五溪夷人，以水军截断官府运输，直接向武昌进发。陶侃派郑攀和伏波将军陶延连夜赶往巴陵，秘密出兵袭击敌军没有防备的地方，大败王贡，斩首一千多人，降服一万多人。王贡逃回湘城。贼军内部发生离心，杜弢于是怀疑张奕并杀了他，众人更加恐惧，投降者越来越多。王贡又来挑战，陶侃远远对他说：“杜弢原是益州的官吏，盗用官库钱财，父亲死了也不奔丧。您本来是好人，为什么要跟随他呢？天下哪有白头的贼人！”王贡起初横跨在马上，听完陶侃的话，便收敛神色下马，言辞态度都很恭顺。陶侃知道可以说动他，又派人前去劝说，并割下头发作为信物，王贡于是来投降，而杜弢败逃。陶侃进军攻克长沙，俘获杜弢的将领毛宝、高宝、梁堪后返回。

译王敦非常忌惮陶侃的功劳。陶侃将要返回江陵，想去拜访王敦辞别，皇甫方回和硃伺等劝阻他，认为不可。陶侃没有听从。王敦果然扣留陶侃，不让他离开，降任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任王广为荆州刺史。陶侃的属官和将士到王敦处请求留下陶侃。王敦发怒，不同意。陶侃的将领郑攀、苏温、马俊等不愿南行，于是向西迎接杜曾来抗拒陶暠。王敦认为郑攀是奉陶侃的意旨行事，披甲持矛，准备杀陶侃，出来又返回，反复几次。陶侃正色说：“使君的雄才决断，应当裁决天下大事，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反而不能决断呢！”于是起身去厕所。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和陶侃是姻亲，如同人的左右手，哪有砍断左手而右手不作反应的道理！”王敦的心意于是缓和，便设盛宴为陶侃饯行。陶侃当夜出发。陶侃到了豫章，见到周访，流泪说：“如果没有您的外援，我几乎不能免祸！”陶侃于是继续进军到始兴。在此以前，广州人背叛刺史郭讷，迎接长沙人王机任刺史。王机又派使者拜访王敦，请求任交州刺史。王敦同意了，但王机还没有出发。恰逢杜弘占据临贺，借王机请求投降的机会，劝杜弘夺取广州，杜弘于是和温邵以及交州秀才刘沈一起谋反。有人劝陶侃暂时驻在始兴，观察形势。陶侃不听，直接到达广州。杜弘派使者假装投降。陶侃知道这是诈降，先在封口发动石车。很快杜弘率轻装部队赶来，知道陶侃已有防备，便退走。陶侃追击并击败他，在小桂擒获刘沈。又派部将许高讨伐王机，斩杀王机，把首级传送到京都。众将都请求乘胜攻击温邵，陶侃笑着说：“我的威名已经显著，何必派兵，只要一封书信就足够了。”于是下书劝谕温邵。温邵害怕逃走，陶侃在始兴追上并擒获他。陶侃凭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陶侃在州中没有战事时，常常早晨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斋外，晚上又运回书斋内。别人问他原因，他回答：“我正要努力收复中原，如果过于安逸享乐，恐怕将来不能担当大事。”他这样激励志向、勤奋用力，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太兴初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不久又加授都督交州军事。王敦起兵反叛后，诏令陶侃以原官兼领江州刺史，不久转任都督、湘州刺史。王敦得势后，上表让陶侃恢复原职，加授散骑常侍。当时交州刺史王谅被贼人梁硕攻陷，陶侃派将领高宝进攻并平定了他。于是让陶侃兼领交州刺史。朝廷总计他前后的功劳，封他的次子陶夏为都亭侯，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敦被平定后，陶侃升任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兼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其余官职照旧。楚地、郢地的士人百姓无不互相庆贺。陶侃天性聪敏，勤于处理官务，恭敬而合乎礼法，喜爱并重视人伦关系。他整天收拢双膝端坐，辖区以外事务繁多，千头万绪，却没有遗漏。远近各地的书信文书，他没有不亲笔答复的，文笔流畅如水，从未有过阻滞。他接待疏远之人，门前没有滞留的客人。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一寸光阴；至于普通人，更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怎么可以放纵游乐、荒废沉醉，活着对时代没有益处，死后又没有声名，这是自我抛弃。”有些参佐因为谈笑嬉戏而耽误政事，陶侃便命人取来他们的酒器和赌博器具，全部投入江中；对属吏和将领则加以鞭打，说：“樗蒲只是放猪奴仆的游戏罢了！《老子》《庄子》的浮华之说，不是先王的正统言论，不能施行。君子应当整正衣冠，收摄威仪，怎么能披头散发、沽名养望，却自称旷达呢！”有人送来馈赠，他都要询问馈赠的来由。如果是靠劳动所得，即使东西微薄也很高兴，加倍慰劳赏赐；如果是不合正道取得的，就严厉斥责羞辱，退还所送之物。他曾外出游行，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把尚未成熟的稻子，陶侃问：“拿这个做什么？”那人说：“在路上看见的，随手取来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然不种田，却还胡乱糟蹋别人的稻子！”把他抓起来鞭打。因此百姓勤于耕种繁殖，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当时制造船只，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掌管起来，大家都不明白原因。后来举行正旦朝会，积雪刚刚放晴，听事堂前的残雪仍然潮湿，于是把木屑铺在地上。桓温讨伐蜀地时，又用陶侃储存的竹头制作船钉。陶侃这样周密细致地综合治理事务，都是这一类事情。苏峻叛逆时，京都失守，陶侃的儿子陶瞻被贼军杀害。平南将军温峤邀请陶侃一同赴朝廷。起初，明帝去世时，陶侃不在遗诏顾命大臣之列，因此深以为恨。他答复温峤说：“我是镇守疆场的外将，不敢越过职分。”温峤坚决请求他出兵，于是推举他为盟主。陶侃便派督护龚登率军前往温峤处，后来又把他召回。温峤因为苏峻杀害了陶侃的儿子，重新多次写信激怒陶侃。陶侃的妻子龚氏也坚决劝他亲自出行。于是陶侃穿上军服登船，连夜兼程赶路，连儿子陶瞻的丧事也没有前往临吊。五月，他和温峤、庾亮等在石头城会合。各军想立即决战，陶侃认为贼势正盛，不可与其争强，应当凭借时间和谋略擒获他们。多次交战没有功效，众将请求在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修筑白石垒。陶侃不答应，说：“如果营垒修不成，你应当承担罪责。”李根说：“查浦地势低洼，又在水的南面，只有白石山高峻险固，可以容纳数千人，贼军来攻不便，这是消灭贼军的办法。”陶侃笑着说：“你真是良将。”于是采纳李根的谋划，连夜修筑，到天亮便完工。贼军看见营垒高大，十分惊骇。贼军进攻大业垒，陶侃准备救援，长史殷羡说：“如果派兵救援大业，步战又不如苏峻，那么大事就完了。只应当赶快进攻石头城，苏峻一定会来救援石头城，而大业垒自然就能解围。”陶侃又听从了殷羡的话。苏峻果然放弃大业垒，转而救援石头城。各军和苏峻在陈陵以东交战，陶侃的督护、竟陵太守李阳的部将彭世在阵中斩杀苏峻，贼军大败溃散。苏峻的弟弟苏逸又聚集部众。陶侃和各路军队在石头城斩杀了苏逸。起初，庾亮年少时就有很高的声望，因为是明穆皇后的哥哥而受先帝遗诏托孤的重任；苏峻之乱发生时，祸患由庾亮而起。石头城平定后，庾亮害怕陶侃前来讨伐，便采用温峤的谋略，前往陶侃那里拜谢。陶侃急忙阻止他，说：“庾元规竟然要向陶士行下拜吗！”王导进入石头城，命人取来旧时的符节，陶侃笑着说：“苏武的使节也不像这样吧！”王导面露惭色，便让人把符节收起来。陶侃很快回到江陵，不久被任命为侍中、太尉，加赐羽葆鼓吹，改封长沙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又加授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因为江陵地处偏远，便把镇所迁到巴陵。陶侃派谘议参军张诞讨伐五溪夷，五溪夷投降。

译适逢后将军郭默假传诏令，袭击并杀害平南将军刘胤，擅自兼领江州。陶侃听说后说：“这一定是诈谋。”派将军宋夏、陈修率兵占据湓口，自己率大军随后进发。郭默派使者送来歌妓、婢女和一百匹绢，又抄写中诏呈给陶侃。参佐大多劝道：“郭默如果没有奉诏，怎么敢做这种事？如果进军，应当等候诏书答复。”陶侃严厉地说：“国家年幼的君主，不能只凭胸怀揣度事情。况且刘胤受到朝廷礼遇，即使他担任地方长官才能不足，又有什么缘故竟然要加以极刑！郭默勇猛暴烈，所到之处都劫掠残暴；只是因为大难刚刚平定，朝廷威严的约束宽松简略，他想乘此机会施展横行霸道罢了。”于是派使者上表请求讨伐郭默。又写信给王导说：“郭默杀了方州长官，就任命他做方州长官；他杀了宰相，难道就任命他做宰相吗？”王导答信说：“郭默处在上游的有利形势，又有船舰作为凭借，所以我暂且包容忍耐，使他占有一块地盘。暗中整治一个月，等您的军队到达，就能借助声势迅速共同进击，难道这不是暂且养成他的势力、等待时机来成就大事吗！”陶侃读信后笑说：“这其实是养成贼人的势力。”陶侃到达后，郭默的部将宗侯把郭默父子五人捆绑起来，连同郭默的部将张丑一起到陶侃处投降，陶侃斩杀了郭默等人。郭默在中原时曾多次和石勒等交战，贼人都畏惧他的勇猛；如今听说陶侃讨伐他，竟然不经流血便将他擒获，于是更加畏惧陶侃。苏峻的部将冯铁杀害了陶侃的儿子，逃奔石勒，石勒任命他为戍守将领。陶侃把事情经过告知石勒，石勒召来冯铁并杀了他。诏令陶侃都督江州，兼领刺史，增设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十二人。陶侃返回巴陵，随后移镇武昌。陶侃任命张夔的儿子张隐为参军，范达的儿子范珧为湘东太守，征召刘弘的曾孙刘安为掾属；他上表论荐梅陶，对自己微贱时所受过的恩惠，即使只是一顿饭也都报答。陶侃派儿子陶斌和南中郎将桓宣向西讨伐樊城，赶走石勒的将领郭敬。又派哥哥的儿子陶臻、竟陵太守李阳等共同攻破新野，于是平定襄阳。朝廷授任陶侃为大将军，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礼遇。陶侃上表坚决推辞，说：“臣不是贪恋过去的地位，却在今天虚意推让。事情如果合乎时宜，臣哪里敢违背陛下；道理如果有益于圣明时代，臣哪里会和朝廷唱反调。臣一向想要除去各种浮夸多余的事，遣除各种虚假的礼遇，不只是为了臣自身。如果臣凭借国家的威灵，斩杀雄强的敌人、擒杀石勒，那么又还有什么可以加给臣的呢！”咸和七年六月，陶侃病情沉重，又上表辞让职位，说：臣年少时便成为孤儿，出身贫寒，最初的愿望很有限。过分承蒙圣朝历代的特殊恩宠，又蒙陛下圣明鉴察，所受宠遇更加深厚。有始必有终，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臣年近八十，官位已经达到人臣最高，临终之时，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陛下年富力强，残余贼寇还没有诛灭，先帝陵墓还没有返回旧地，所以臣心中既愤懑又挂念，不能停止。臣虽然不懂天命，但年岁已经衰老；国家恩宠特别厚重，赐封长沙，死后应当归骨于国土。臣父母过去葬在寻阳，如今因生者居此、亡者在那里，实在不忍分离违背，已经命令属官办理迁葬改葬的事情，计划在今年秋天，奉迎父母灵柩，葬事完毕后才告老退居藩镇。没想到所患疾病竟然持续加重，卧床忧思，感情无法自胜。臣前些日子还认为自己这把老骨头或许可以稍稍延长几年，想替陛下向西平定李雄，向北吞并石季龙，因此派毌丘奥到巴东，授命桓宣驻守襄阳。宏图尚未实现，便要在这里长久诀别！这些地方的职任，是朝廷内外的要害，希望陛下赶快选定臣的继任者，必须得到贤能的人才，奉行并宣扬王道，遵循完成臣的志愿，那么臣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一样。陛下虽然天资圣明，英武奇异，日益更新，但当前事务繁重，正应依靠群臣俊杰。司徒王导见识深远，辅佐三代；司空王鉴简朴正直，内外事务都处理得恰当；平西将军庾亮气度高雅，明察周详，才器足以适应时代，就是陛下的周公、召公。臣下进谏纳谏，反复咨询谋划，推广融通政治之道，使地平天成，天下都将有幸得到依赖。谨派左长史殷羡奉还所借用的节麾、幢盖曲盖、侍中的貂蝉冠、太尉印章、荆州和江州刺史的印信以及启戟。仰念并眷恋天子的恩德，内心悲伤酸楚，感慨郁结。把身后的事情交付给右司马王愆期，并加授督护之职，统领文武官员。陶侃乘车出城到临津登船，第二天在樊溪去世，时年七十六岁。成帝下诏说：“已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和江州二州刺史、长沙郡公陶侃，德行深厚，智慧蕴藏，谋略宏大深远。在外镇守藩国，使八州肃清；在内勤王，使皇室安宁。从前桓公、文公的功勋，依靠的是伯舅。正要依赖他的宏大谋略，让他屏卫我一人。先前将要进位大司马，礼仪、品秩和策命还未来得及加以隆重。上天不肯眷顾，突然去世，朕因此内心震惊悲痛。现在派兼任鸿胪的官员追赠大司马，赐予蜜章，以太牢祭祀。灵魂如果有知，应当为这样的荣宠感到欣喜。”又策命赐谥号桓，以太牢祭祀。陶侃遗命葬在国都南面二十里处，旧日属官在武昌城西刻石立碑，并绘制他的画像。陶侃在军中四十一年，刚强果毅而有权略，明察通达，善于决断。从南陵到白帝城数千里之内，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苏峻之战中，庾亮轻率进兵而失败。庾亮的司马殷融到陶侃处谢罪说：“造成这件事，不是殷融等人所能裁决的。”将军王章来到，说：“这是我自己造成的，将军并不知道。”陶侃说：“从前殷融是君子，王章是小人；如今王章是君子，殷融是小人。”陶侃性情细密谨慎，喜欢询问事情，很像赵广汉。他曾督促各营种柳树，都尉夏施偷取官柳栽在自家门前。陶侃后来见到，停车问道：“这是武昌西门前的柳树，为什么偷来栽在这里？”夏施惊恐害怕，谢罪认错。当时武昌号称人才众多，殷浩、庾翼等人都任属官。陶侃每次饮酒都有固定限量，常常兴致正浓而酒量已到限，殷浩等人劝他再少喝一点，陶侃悲伤地沉默了很久，说：“我年轻时曾经因饮酒犯过错，亡亲曾告诫我，所以不敢超过限量。”议论者认为武昌北岸有邾城，应当分兵镇守。陶侃一直不回答，但议论的人不停，陶侃于是渡水打猎，带着属官和佐吏对他们说：“我设置险要来抵御贼寇，正是依靠长江。邾城在长江北岸，内无凭借，外面又连接着各族夷人。

译夷地中利益很厚，晋人贪图利益，夷人不能忍受这种命令，必然会引来寇盗，这是招致祸患的原因，而不是抵御寇盗的方法。况且吴国时，这座城是由三万士兵守卫的；如今即使有兵守卫，也对江南没有益处。假如羯族胡虏有机可乘，这里又不是可以凭借的地方。”后来庾亮驻守此城，果然大败。陶侃晚年懂得知足止步的道理，不参与朝廷权力之争。距他去世还有一年时，他想辞去职位回到封国，僚属们苦苦挽留他。等到病重，将要回长沙时，军用物资、器械、牛马、船只都有详细账簿；他封闭并加盖仓库印记，亲自加锁，把钥匙交给王愆期，然后登船。朝廷内外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他将要走出府门时，回头对王愆期说：“我老了还在这里盘旋，正是被你们这些人耽误了。”尚书梅陶给亲友曹识写信说：“陶公的机智和明察，像魏武帝；忠诚顺从、勤劳尽职，像诸葛孔明；陆抗等人都比不上他。”谢安常说：“陶公虽然依法办事，却总能领会法律之外的深意。”他受到世人推重，就是这样。然而他有几十名媵妾，家僮一千多人，珍奇财宝比国库还富。有的人说：“陶侃年轻时在雷泽捕鱼，网中得到一枚织布梭，把它挂在墙上。不久雷雨大作，它自行化成龙飞走了。”他又梦见自己长出八只翅膀，飞上天空，看见天门有九重，已经登上其中八重，唯独有一门不能进入。守门人用杖打他，他便钻入地道，折断了左边的翅膀。醒来后，左腋仍然疼痛。又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一个穿朱衣、戴介帻的人，收拢手板说道：“因为您是长者，所以特来向您报信。您后来应当成为公，官位将达到都督八州。”有个善于相面的师圭对陶侃说：“您左手中指有一条竖纹，应当封公；如果这条纹一直通到指尖，您的尊贵就不可言说。”陶侃用针刺破它，流出的血洒在墙上形成了“公”字；他用纸吸取血迹后，“公”字反而更加清楚。等到他都督八州、据守上游、掌握强兵时，暗中产生了窥伺天下的意图，但每当想起折断翅膀的征兆，便自我克制而停止了。陶侃有十七个儿子，旧史中只记载陶洪、陶瞻、陶夏、陶琦、陶旗、陶斌、陶称、陶范、陶岱，其余人都没有显达的事迹。陶洪，被征召为丞相府属官，早年去世。陶瞻，字道真，年轻时就有才干器识，历任广陵相、庐江太守、建昌太守，升任散骑常侍，封都亭侯。被苏峻杀害，追赠大鸿胪，谥号愍悼世子。改立陶夏为世子。等到送还陶侃的灵柩回长沙时，陶夏、陶斌和陶称各自拥兵数千，图谋互相争斗。不久军队解散，陶斌先到长沙，把封国中的器械、财物全部取走。陶夏到后，杀死了陶斌。庾亮上疏说：“陶斌虽然丑恶，罪行确实难以忍受；但是王法有制度，骨肉至亲，亲自拿刀锯刑罚同胞，伤害父母生养之恩，毫无怜悯之心，应当加以放逐贬黜，以惩罚他的暴虐。”庾亮的奏表还没有送到都城，陶夏便病死了。诏令重新以陶瞻的儿子陶弘承袭陶侃的爵位，官做到光禄勋。陶弘去世后，儿子陶绰之承袭；陶绰之去世后，儿子陶延寿承袭。宋朝接受禅让后，降封为吴昌侯，食邑五百户。陶琦，任司空府属官。陶旗，历任散骑常侍，封郴县开国伯。咸和末年，任散骑侍郎。他性情非常凶暴。去世后，儿子陶定承袭；陶定去世后，儿子陶袭之承袭；陶袭之去世后，儿子陶谦之承袭。宋朝接受禅让后，封国被废除。陶斌，任尚书郎。陶称，任东中郎将、南平太守、南蛮校尉，持假节。性情勇猛暴烈，远非常人，与几个弟弟不和。后来加授建威将军。咸康五年，庾亮任命陶称为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让他带着原来统领的两千人随行。到夏口后，他只带两百名轻装士兵下船拜见庾亮。庾亮大规模召集属官，责备陶称前后的罪恶，陶称拜谢，于是被罢免退出。庾亮派人在阁外将他逮捕，处死于市，并上疏说：“查陶称，是大司马陶侃的逆子。父亲去世，他不居丧守位，沉溺酒色，贪图利益、窃取荣誉，擅自统摄五郡，自称监军，随意召集王官，把他们聚集到军府。已故车骑将军刘弘的曾孙刘安寓居江夏，以及将领杨恭、赵韶，都因为言语神色稍有违逆，陶称便扬言要杀死他们。刘安、杨恭害怕，自己投水而死；刘韶在狱中自杀。将军郭开随陶称前往长沙为陶侃奔丧，陶称怀疑郭开依附他的兄弟，便反过来把郭开捆绑起来，将头悬在船帆桅杆上，仰头弹射他，击鼓划船渡江二十多里，数千名观看者无不震惊害怕。陶称又大量藏匿府兵，按罪应当处死。我还不忍心直接上奏，只暂且免去他的司马职务。陶称放纵丑恶言行，毫无顾忌，勾结各位将领，想依仗兵力制造祸乱。各位将领都惶恐害怕，没有人敢回答，因此他的奸谋没有立即暴露。我因为陶侃对王室有功劳，所以反复犹豫，容忍掩盖；又上表任陶称为南中郎将，使他与我相近，本想设法匡正救治他。但陶称像豺狼一样越来越凶恶，说话激烈尖刻，不忠不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有利于社稷，按大义就应当专断行事，因此我立即逮捕陶称，使他依法伏诛。” 陶范最有名望，太元初年任光禄勋。陶岱，任散骑侍郎。陶臻，字彦遐，有勇气、谋略和智谋，赐爵当阳亭侯。咸和年间，任南郡太守，兼领南蛮校尉，持假节。死于任上，追赠平南将军，谥号肃。陶臻的弟弟陶舆，果敢刚烈，善于作战，因功多次升迁至武威将军。当初，贼人张奕本是中州人，元康年间被派往西方征战，遇到天下大乱，便留在蜀地。到这时，他率领三百多家想投奔杜弢，被陶侃俘获。各位将领请求杀掉其中的壮丁，夺取他们的妻子儿女，陶舆说：“这些人本来是官军，经历过多次战阵，可以赦免他们加以任用。”陶侃赦免了他们，把他们配给陶舆。等到陶侃与杜弢交战失败，贼军用桔槔把官军的船舰打沉，军中人人失色。陶舆率领轻快的小船从上游出击，所到之处总能取胜。贼军又率众要焚烧陶侃的辎重，陶舆再次击败他们。从此以后每战必胜，贼军望见陶舆的军队，互相说：“躲避陶武威。”没有人敢抵挡他。后来陶舆与杜弢交战，身受重伤而死。陶侃哭得非常悲痛，说：“丧失了我家的宝贝！”全军都为他流泪。诏令追赠陶舆为长沙太守。

译史臣说：古代圣明的君王建立国家时，向下量度疆域，划分为九州；辅佐推行深远的功业，向四岳咨询。这是为了仰慕追求齐家治国的政道，俯身寄托宣扬教化的责任。具备统辖各地的礼仪，威势传到朝廷辖区之外；总理颁行政令的事务，使境内礼制繁盛。如果任用的人称职，就像《甘棠》所歌咏的召公那样；如果占据职位而德行不相称，就会像仇饷那样引起叹息。晋朝中期末世，边远荒服多有阻隔，分发符节、建立旌节，却一同扰乱了天纲。陶侃凭同乡之情与明帝结交，重申卢绾那样的盟契，处在地方长官的位置，振作吴起的风范。他从幽州到荆州，多次收敛豺狼般的恶行；选拔贤能、任用善人，几乎搜罗尽孔雀和翠鸟的羽毛。于是官吏百姓都竭尽力量，华夏与夷狄都顺从命令；一州清平安宁，像在沸腾的大海中使波涛平静；百座城池安居乐业，像在高入云天的地方安静睡眠。这样还独自被称道为善于治理，为什么竟如此少见呢！《易经》说“正固足以成就事业”，在征南将军陶侃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陶士行的声望并非来自世代贵族，风俗也不同于中原诸华，却能从偏僻乡落中脱颖而出，与杰出俊彦并列；越级担任外任宰相，宏大地统领长江上游。他布施恩泽、安抚边境时，森严的城池和边防的更柝都安静了；放下职位去匡辅君主时，倾覆的鼎器又重新安定。王元规因外戚身份尊贵，向他谦抑低头；王茂弘凭辅政重臣的尊贵地位，也听从他的话而变了脸色。他的声望足以与分陕而治的重臣相比，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后来时局像云气聚集般纷乱，他的财富超过天府，暗中产生了包藏野心的意图，却回想起折断翅膀的征兆来克制自己，这就违背常理了！孔子说：“人不能要求别人一切都完美。”这句话的确可信，在陶侃身上就得到了验证。赞曰：陶和季承受皇恩，建旌旗于南方。威势使荆州边塞安静，教化传播到江河水滨。竭尽力量效忠朝廷，从未忘记忠诚严肃。镇守长沙勤王，率旌旗奔赴战场。任职尊隆至三公之列，功业彰显，足以匡正天下。朝廷倚赖他的重任，不只是像依靠舟船渡水。列传第三十七 温峤、郗鉴（儿子郗愔；郗愔的儿子郗超；郗愔的弟弟郗昙；郗鉴的叔父郗隆） 温峤，字太真，是司徒温羡弟弟的儿子。父亲温憺，任河东太守。温峤天性聪明敏捷，有见识器量，博学多才，能写文章，年轻时就因孝顺友爱而在州里宗族中闻名。他仪表秀美端正，善于谈论，见到他的人都喜爱他。十七岁时，州郡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司隶命他担任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声名很高，却颇为聚敛财物，温峤举奏他的罪行，使京都为之震动而肃然。后来被举为秀才、灼然。司徒征召他为东阁祭酒，补任上党郡潞县县令。平北大将军刘琨的妻子，是温峤的姨母。刘琨十分敬重他，请他担任参军。刘琨升任大将军后，温峤任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授建威将军，督护前锋军事。他率兵讨伐石勒，多次建立战功。刘琨升任司空，以温峤为右司马。当时并州土地荒残，盗贼群起；石勒、刘聪控制相连的边境，温峤是刘琨的主要谋士，刘琨依靠他来支撑局势。适逢洛阳、长安两都相继倾覆，国家祭祀断绝；元帝刚开始镇守江左，刘琨忠心系念王室，对温峤说：“从前班彪看出刘氏将要复兴，马援知道汉光武帝可以辅佐。如今晋朝国运虽然衰微，但天命还没有改变。我想在黄河以北建立功业，使你在江南声名远播，你可以前去吗？”温峤回答说：“我虽然没有管仲、张良那样的才能，但明公有齐桓公、晋文公匡正天下、会合诸侯的志向，想建立匡扶天下的功业，我岂敢推辞使命。”于是任命温峤为左长史，发布檄文告知华夏和夷狄，奉上奏表劝进。温峤到达后，皇帝召见他，他详细陈述刘琨的忠诚和决心效忠，于是又说明国家没有君主、天下人和上天都寄托希望的形势，言辞慷慨激昂。满朝大臣都注目于他，皇帝器重并喜爱他。王导、周顗、谢鲲、庾亮、桓彝等人都与他亲近友善。当时江左刚刚建立，纲纪尚未确立，温峤对此十分忧虑。等到见到王导并与他交谈后，高兴地说：“江左自有管夷吾，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他多次请求返回

译复命，皇帝没有准许。适逢刘琨被段匹磾杀害，温峤上表称颂刘琨的忠诚，认为他虽然功业没有完成，但家破身亡，应当加以褒奖尊崇，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皇帝同意了。授任散骑侍郎。当初温峤将要接受使命时，他的母亲崔氏坚决阻止，温峤扯断衣襟离去。后来母亲去世，温峤因战乱阻隔，不能回去安葬，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苦苦请求北归。诏令三司、八座大臣讨论此事，众人都说：“从前伍员想报私仇，先借助诸侯的力量，向东投奔阖闾，后来官位做到上将军，才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如果温峤因为母亲尚未安葬、遗体陷在胡虏之地，就应当竭尽智谋，仰仗皇帝的威灵，使叛逆的寇贼冰消瓦解，返回母亲墓旁哀悼，怎么可以因为一点不合和嫌疑，就废弃他长远的谋划呢！”温峤无可奈何，只得接受任命。后来历任骠骑将军王导的长史，升任太子中庶子。在东宫任职时，深受太子宠信礼遇，太子与他结为平民般的朋友。他多次陈述规劝，又进献《侍臣箴》，很有裨益。当时太子修建西池楼台观阁，颇为劳民费财，温峤上疏认为朝廷刚刚建立，大寇尚未消灭，应当以节俭率领臣下，致力农耕、重视军备，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王敦起兵进攻京城，六军战败，太子准备亲自出战，温峤握住马缰劝谏说：“我听说善于作战的人不凭愤怒作战，善于取胜的人不逞勇力。怎么能让万乘之国的太子以自身轻率地置天下于危险之中呢！”太子于是停止出战。明帝即位后，任命温峤为侍中，机密要务和重大谋议都由他参与处理，诏令文书也全都由他参与起草。不久转任中书令。温峤承担栋梁般的重任，明帝亲近并倚重他，因此很被王敦忌恨，王敦便请求让他担任左司马。王敦拥兵不入朝，多有凌辱放纵的行为，温峤劝王敦说：“从前周公辅佐成王，辛劳谦逊，吐出口中的食物、停止手中的洗沐来接待贤士，难道是喜欢勤劳而厌恶安逸吗？实在是因为身处重大责任的人不能不这样。可是您自从返回京城、入朝辅政以来，缺少拜见皇帝的礼节，简慢人臣的仪法，不明白圣心的人无不为此忧闷。从前帝舜侍奉唐尧，伯禹在虞舜朝廷竭尽身力；周文王虽然功业盛大，臣节也没有亏失。所以有庇护人民的大德，也必须有侍奉君主的小心谨慎，才能使盛烈流传百世，美好风俗延续万代。圣人留下的规范，不应忽视。希望您思考舜、禹、文王侍奉君主的勤勉，只效法周公旦吐握接士的事，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王敦不采纳。温峤知道他始终不会醒悟，于是故意表现出恭敬，替他总理府中事务，参与谋划并秘密劝说，以迎合他的欲望。他深深结交钱凤，为钱凤制造声誉，常说：“钱世仪的精神才智充满胸腹。”温峤一向有知人之名，钱凤听后很高兴，便与温峤深相交好。适逢丹阳尹职位空缺，温峤劝王敦说：“京尹是京城的喉舌，应当任用文武兼备的人，您应当亲自选拔人才。如果由朝廷任用人才，有时未必完全合适。”王敦认为有道理，问温峤谁可以担任。温峤说：“我认为钱凤可以任用。”钱凤也推举温峤，温峤假意推辞。王敦不听，便上表任温峤为丹阳尹。温峤仍然担心钱凤会替王敦谋划奸计，于是借王敦为他饯行的机会，起身敬酒。到钱凤面前时，钱凤还没有来得及饮，温峤便假装醉酒，用手板打落钱凤的头巾，变了脸色说：“钱凤是什么人，温太真敬酒，你竟敢不喝！”王敦以为他醉了，便让两人和解。临别时，温峤泪流满面，走出阁门又进去，如此反复三次，然后才上路。出发后，钱凤进言对王敦说：“温峤与朝廷关系非常亲密，又和庾亮深交，未必可信。”王敦说：“太真昨天醉酒，只是稍微发了脾气，怎么能因此就诬陷他、离间我们呢？”因此钱凤的阴谋没有实施，温峤得以返回京城，便详细上奏王敦的叛逆谋划，请求朝廷预先防备。等到王敦起兵叛乱，加授温峤中垒将军、持节，督领东安、北部诸军事。王敦写信给王导说：“太真分别以来才几天，竟做出这样的事！”王敦上表请求诛杀奸臣，把温峤列为首要对象，并悬赏活捉温峤的人，答应亲自拔掉他的舌头。等到王含、钱凤突然抵达京城附近，温峤烧毁朱雀桁以挫败他们的锋芒。明帝对此发怒，温峤说：“如今宫廷宿卫兵力薄弱，征召的军队还没有到；如果贼军

译像猪一样突进，危及社稷，陛下为什么要吝惜一座桥呢？”贼军果然无法渡河。温峤亲自率众与贼军隔水交战，击败王含；又督促刘遐在江宁追击钱凤。事情平定后，封建宁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进号前将军。

译当时朝廷制定制度，规定王敦的纲纪属官除名，参与辅佐的人禁锢不得任用。温峤上疏说：“王敦刚愎不仁，残忍地施行杀戮，亲近任用小人，疏远君子，朝廷无法抑制他，骨肉亲属也不能离间他。身处他的朝廷中的人常常害怕危亡，所以士人闭口不言，道路上的人只用眼色交流；这确实是贤人君子道路穷尽、命数已尽，只能遵循时势、等待昏暗过去的时候。况且王敦发动大逆时，拘禁登记士人，使他们无法自行脱身；推究他们的内心，哪里有时间安然自处？陆玩、羊曼、刘胤、蔡谟、郭璞常常对我说起这些事，我都知道。若他们确实凶恶悖逆，自然可以依法治罪；如果是冤枉地被列入奸党，应当宽赦。何况陆玩等人的忠诚，已经为圣上所知，却要承受与贼同罪的责罚，实在违背他们的本心。陛下仁慈圣明、宽宏深厚，正思量寻求公允中正；臣不过凭借陛下广纳意见的机会，越职议论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实在是因为爱惜人才、不忘忠诚有益之人。”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天下凋敝，国家费用不足，皇帝下诏让公卿以下的官员到都坐集会，讨论当前政务中应优先办理的事项，王峤于是上奏军国要务。第一条说：“祖约退守寿阳，恐怕会成为将来的祸患。现在两方面加强守御，建立功业还比较容易。淮泗都督应当竭尽力量资助他。选派声望高、地位重的人，配给征召的五千人，又选择一名偏将，率领二千士兵，用来增援寿阳，这样可以保全巩固徐州、豫州，援助司土。”第二条说：“一个人不耕种，就一定有人要承受因他不耕种而造成的饥饿。如今不耕种的人，动辄有数万人。春天废除了劝课农桑的制度，冬天却严厉执行征收租税的命令；下面还没有看到这些制度施行，只听到征收赋税的事。赋税不能停止，应当设法使百姓能够富足充实。司徒府设置田曹掾，州中设置一人，负责劝勉督促农桑，考察官吏是否有才能，如今应当依旧设置。一定要选得清廉谨慎、奉公守职、足以宣扬恩惠教化的人，那么所得到的益处确实会非常广大。”第三条说：“各外州郡中带兵的将领，以及都督府所属并非正当面临敌军的军队，都应当一边屯田，一边守卫。先朝又曾派五校出兵屯田，如今四军、五校中有兵的部队，以及护军所统率的外军，可以分派二军出去，并分别屯驻在重要地方。沿江上下都有肥沃的田地，开垦荒地只需一年，以后就容易耕种了。” 并且军人中负担过重、滞留在外的人，可以从事砍柴、采集和种植蔬菜，这对军务也便利。”第四项说：“设置官职是为了治理天下，不是为了任用私人。这样官职可以减少而人才更加精干。周代制度设六卿主持政事，春秋时期，他们入朝就是卿相辅臣，出外就是统领三军的将领。后代设置的官职逐渐增多，确实是因为事务有繁简不同。然而现在江南六州的土地，仍然荒凉残破，比起平常时期，只有十分之一二。三省和军校中没有兵员的机构，九府寺署中有的可以合并统领，有的可以裁减一半；大致估量事务的闲忙，随着实际情况削减官员。荒残的县，有的同在一座城中，也可以合并。这样既可以使选拔更精良，又可以提高俸禄，使俸禄足以代替耕作收入，然后才可以要求官员清廉奉公。”第五项说：“古代君主亲自耕种藉田，以供奉祭祀所用的黍稷；旧时设置藉田令、廪牺令等官职。如今临时购买，既向上亵渎最尊敬的祭祀，又向下耗费百姓，不符合虔诚奉祀宗庙、举行四时祭祀的宗旨。应当依照旧制，设置这两个官职。”第六项说：“使命越远，越应当选得人才，宣扬王化，使声誉传到四方。人情不愿远行，于是选用品级低的人，损害并辱没国家使命，滋生长久祸患。因此应当慎重选任，不能降低到现任二千石官中品级为二品以下的人。”第七项说：“罪责不牵连无辜，这是古代的制度。近来发生大逆之事，确实是由于凶恶暴戾。凶恶暴戾到了极点，才一时权宜采用牵连的办法。如今竟要把它正式施行，并不是圣朝的良法，应当像先朝一样废除夷三族的制度。”朝廷议论并上奏后，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明帝病重时，温峤与王导、郗鉴、庾亮、陆晔、卞壸等共同接受遗诏辅政。当时历阳太守苏峻藏匿逃亡之人，朝廷怀疑他。征西将军陶侃在荆楚有威名，又担心西方和北方的边患，因此派温峤作为上游的声援。咸和初年，温峤代替应詹任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守武昌，很有惠政，甄别并奖励品行和才能突出的人，亲自祭扫徐孺子的墓。他又陈述豫章十郡的重要性，认为应当由刺史驻在那里。寻阳靠近长江，都督应当镇守此地；如今把州刺史附属于都督府，进退都不方便。况且古代镇将大多不兼任州刺史，都是因为文官和武将所处形势不同。应当另选只乘单车赴任的刺史，专门安抚豫章，治理百姓。”诏令没有准许。他镇守当地时看见王敦的画像，说：“王敦犯下大逆，应当加以砍棺的刑戮，接受崔杼那样的刑罚。古人盖棺后才确定谥号，《春秋》大力尊崇正道、推重王父的命令，从没有人受天子诛戮后还让画像流传在臣民之间。”于是命人把画像削去。温峤听说朝廷要征召苏峻时，担心一定会发生变故，请求回朝以防备意外，朝廷没有听从。不久苏峻果然反叛。温峤驻扎寻阳，派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内史纪瞻等率领水军赴援。等到京城倾覆，温峤听说后号哭悲恸。有人前来探望他，双方相对悲哭。不久庾亮逃来，宣读太后的诏书，晋升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温峤说：“如今最紧急的事，是先消灭寇贼；尚未建立功勋便反而接受荣宠，这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拿什么向天下人交代呢！”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当时庾亮虽然战败逃亡，温峤却始终推重他，并分兵供给庾亮。他派王愆期等邀请陶侃共同赴国难，陶侃因怨恨没有接受顾命而不答应。温峤起初听从了陶侃的意思，后来采纳陶侃部将毛宝的劝说，又坚持请求陶侃出兵，详情记在《毛宝传》中。当初温峤与庾亮互相推让，准备共同推举盟主；温峤的堂弟温充对他说：“征西将军职位尊贵、兵力强盛，应当共同推举他。”于是温峤派王愆期奉请陶侃为盟主。陶侃答应了，派督护龚登率兵到温峤那里。温峤于是列名上奏尚书，陈述苏峻的罪状，拥有七千军队，洒泪登船，传檄告知四方征镇说：

译贼臣祖约、苏峻共同作恶、互相助长，产生了邪恶之心。上天夺走了他们的魂魄，他们的死期将要到了。他们得罪天地，自绝于人伦。寇贼不能放纵，应当增加军队讨伐消灭他们，立即驻军湓口。不久护军庾亮到达，宣读太后的诏书：寇贼逼近宫城，王室军队溃败，向藩镇大臣发出告急，谋求安定社稷。后将军郭默、冠军将军赵胤、奋威将军龚登，以及温峤的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内史纪瞻，率领各自的部队接连赶来。逆贼肆意行凶，践踏宗庙，火势蔓延到宫殿，箭矢射入太极殿，两位皇帝被幽禁逼迫，宰相困窘受制，残害朝廷士大夫，劫掠凌辱子女。听到这个消息，我悲痛惶恐，精神几乎飞散。温峤软弱无能，不能为国赴难，悲哀悔恨而自责，五内摧折，惭愧辜负先帝托付的重任；按大义应当竭尽力量，至死方休。如今我亲自率领所统军队，作为士卒的先导，催促各军一齐前进，如闪电般同时攻击。西阳太守邓岳、寻阳太守褚诞等接连举旗相继而来；宣城内史桓彝已经部署部下驻扎在江边要地；江夏相周抚也诚心请求出征，军队已经上路。从前申包胥是楚国微末之臣，脚底磨出重重的茧子才抵达秦国，凭诚心感动诸侯。蔺相如是赵国的陪隶小臣，因为以国君受辱为耻，在秦国朝廷按剑而立。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劫持汉献帝迁都，残害忠良，关东各州郡相继结盟。广陵功曹臧洪，不过是郡中的小吏，却登坛歃血，泪流满面；他慷慨激烈的气节，确实激励了各位将领。何况如今身居台鼎高位、据守一方州郡、位列名邦并承受国家恩典的人呢！大家不约而会、不谋而同，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两个贼军合计不到五千人，而且对外害怕胡族寇贼，城内粮食匮乏；后将军郭默就在战阵中俘杀了贼军一千人。贼军如今虽然残破了都城，但原来的宿卫士兵很快就会散去，不会再被贼人任用。况且祖约性情狭隘困窘，嫉妒好胜而不仁；苏峻是个小子，只看重利益，残酷骄横、多疑猜忌，他们只是权宜联合。江表兴起义兵，在前面抵抗他们；强大的胡族寇贼从外面逼近其后；漕运隔绝，粮食物资悬空无着，内部匮乏、外部孤立，这种形势怎么能长久呢！各位公卿和征镇将领，职责就在于抵御侮乱。征西将军陶公是国家的老成德望之臣，忠诚严肃、合乎大义，功勋业绩非常显著。各方镇守州郡都应当同心协力，像利刃合在一起一样，共同接受谋略，洗雪国耻；只要有利于社稷，死生都要承担。温峤虽然怯弱低能，幸而忝居一方长官之位，依赖忠贤的谋划和文武的帮助；君子竭尽诚心，小人也尽力效命；操守高尚的士人穿着粗布衣服从军，背柴的百姓也匍匐赶来接受命令，带来自己的仆役，贡献自己的兵器，士人的诚心，不是竹帛所能记载的。难道是温峤没有德行却能招致这些吗？是士人承受了义风，百姓感受到皇恩。况且护军庾公是皇帝的大舅，德行声望隆重，率领郭默、赵胤、龚登三位将军，与温峤共同竭力；有了这样的凭借，既悲伤又庆幸，仿佛朝廷还没有灭亡。各位应当明确率领部下，不要错过战机。赏赐招募的承诺，明白如日月。有能斩杀祖约、苏峻的人，封五等侯，赏布帛一万匹。忠诚是美德，行仁全在自己；相隔万里而心意相合，大义不必多言。当时陶侃虽然答应从下游出发，却还没有行动，温峤又追回了陶侃的督护龚登。温峤再次写信给陶侃说：我认为军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应当增加兵力而不能减少。近来我已经向远近发布檄文，并向盟府说明，准备在下月十五日以后大举进攻。南康、建安、晋安三郡的军队都已经在途中，将共同赴会，只等仁公所统军队到达，便可以一齐进军。仁公如今召回军队，使远近的人疑惑，成败的关键，将在于此。我的才能微薄而责任重大，实在依靠仁公深厚的爱护，远远听从您的谋划。至于首先发动军事行动，我不敢推辞；我和仁公应当像常山的蛇一样，首尾相互保卫，又像嘴唇和牙齿相互依存。我担心疑惑的人不能理解您的深意，会说仁公讨伐贼寇迟缓，这种声誉一旦形成就很难挽回。我和仁公都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国家安危、个人祸福，按道理本来就是相同的。况且近来蒙受您的眷顾，往来情谊深厚、义气重大，士人中都有口碑；一旦发生危急，也希望仁公率领全部军队前来救援，更何况这是社稷的灾难！只有我独自承担镇守一州的责任，州中的文武官员没有不翘首盼望的。假如这个州守不住，祖约、苏峻在这里设置官长，荆楚西面逼近强大的胡族，东面接连逆贼，再加上饥荒，将来的危险一定比这个州今天的处境更加严重。从大义来说，就是社稷覆亡、君主受辱而臣下战死；仁公进则应当成为大晋的忠臣，参与桓公、文公匡扶天下的大义，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功名铭刻于天府；退则应当以慈父为爱子雪恨的心情，替国家报仇。祖约、苏峻凶恶叛逆、无道，囚禁控制士人，把他们剥光衣服，施以裸刑。近来被救出的人，惨状令人不能忍心看。骨肉被迫分离，痛苦感动天地；人心一致，全都对他们咬牙切齿。如今进军讨伐他们，就像用石头投掷鸡蛋一样容易！现在出兵已经迟缓，又召回军队，使人心离散，这是在事情将成时自取失败。希望您认真考虑我所陈述的意见，以符合三军的期望。苏峻当时杀死了陶侃的儿子陶瞻，因此陶侃受到激励，便率领自己的部队与温峤、庾亮共同奔赴京城。军队有六万人，旌旗绵延七百多里，钲鼓声震动百里，直指石头城，驻扎在蔡洲。陶侃驻扎查浦，温峤驻扎沙门浦。当时祖约据守历阳，与苏峻首尾相应；看到温峤等人的军队盛大，对同党说：“我本来就知道温峤能做出四公子的事情，如今果然如此。” 苏峻听说温峤将到，便逼迫皇帝的大驾前往石头城。当时苏峻军中骑兵很多，南方义军依靠船只，不敢轻易与他正面交锋。义军采用将军李根的计策，占据白石修筑营垒来自守，让庾亮守卫。贼军步骑一万多人前来进攻，未能攻下便退走，义军追击斩杀二百多人。温峤又在四望矶修筑营垒逼近贼军，说：“贼军一定会争夺这里，应当设下伏兵，以逸待劳，这是制服贼军的一条奇策。”这时义军屡战失利，温峤的军粮也用尽了。陶侃发怒说：“使君以前说不担心没有将士，只要得到我这个老仆人作为主将就行。如今几次交战都失败，优秀的将领在哪里？荆州连接胡、蜀两个敌境，仓廪本应储备以防意外；如果又没有粮食，我就想向西返回，再考虑良策。但按今年的形势，消灭贼寇还不算晚。”温峤说：“不是这样。自古以来成败的借鉴都说明，军队取胜在于和睦。光武帝在昆阳取胜，曹公攻克官渡，都是以少胜多，凭借的是义。苏峻、祖约这两个小人，是天下共同的祸患；今天这一战，成败决定于一战。苏峻勇猛却没有谋略，凭借骄傲取胜的势头，自以为无人能敌；如今挑动他交战，可以一鼓作气擒获他。怎么能放弃即将建立的功业，反而去安排进退的打算！况且天子被幽禁逼迫，社稷危急，四海臣子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我等与您都承受国家恩典，这是舍命报国的日子；事情如果成功，臣子和君主共享福祚；如果不能取胜，即使身体灰飞烟灭，也不足以向先帝谢罪。

译如今的形势，从道义上说没有回头路；骑在猛兽身上，怎么能中途下来呢！如果您违背众人的意愿独自返回，人心一定会沮丧。使众人沮丧而导致事情失败，义军的旗帜将要回头指向您了。”陶侃无言以对，于是留下没有离去。温峤于是建立行庙，广泛设置祭坛，向皇天后土和祖宗之灵禀告；他亲自朗读祝文，声音气势激昂，泪流满面，三军将士没有人敢抬头仰视。这一天，陶侃督率水军向石头城进发；庾亮、温峤等率领一万精锐勇士从白石出兵挑战。当时苏峻使将士疲劳，自己又喝醉了，突然冲入阵中，战马跌倒，被陶侃的将领斩杀。苏峻的弟弟苏逸和儿子苏硕据城固守。温峤于是设立行台，向天下发布告示，凡是过去任职的二千石官员以及台郎、御史以下官员，都命令前来行台。于是来的人云集。司徒王导因此上奏，请温峤、陶侃共同录尚书事，派遣间使宣读诏旨，但两人都推辞不接受。贼将匡术带着台城投降，却被苏逸攻击，便向温峤求救。江州别驾罗洞说：“如今江水暴涨，救援不方便，不如攻打榻杭。榻杭的军队如果失败，匡术的包围自然会解除。”温峤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击破贼军在石头城的部队。奋威长史滕含抱着天子逃到温峤的船上。当时陶侃虽然是盟主，但军政部署和谋略全都出自温峤；贼军消灭后，温峤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授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食邑三千户。当初，苏峻的党羽路永、匡术、贾宁在途中都率众归顺，王导准备褒奖显用他们。温峤说：“匡术等人是首先作乱的人，罪行没有比这更大的。后来即使悔悟，也不足以弥补此前的过错。能够保全他们的首领，已经是过分的幸运，怎么还可以再宠信授官呢！”王导无法反驳。朝廷商议要留下温峤辅政，温峤认为王导是先帝任用的人，坚决辞让，返回藩镇。又因为京城荒残、物资用度不足，温峤借用自己的财物储蓄，置办器具用品，然后返回武昌。到了牛渚矶，江水深不可测，世人传说水下有很多怪物，温峤于是烧毁犀角来照看水中。片刻之间，看见水族遮蔽火光，形状奇异，有的像骑马车、穿红衣的人。当天夜里，温峤梦见有人对自己说：“我和您就要在幽明两界分别了，您为什么还要照看我呢？”温峤心里很厌恶这件事。他原先就有牙病，到这时拔掉了牙，因而中风；到任所还不到十天就去世了，时年四十二岁。江州士人百姓听说后，无不互相看着哭泣。明帝下册书说：“朕以微末之身，继承宏大的帝业，不能光大阐明大道，使教化达到时世和谐，以至于狂妄狡诈之徒气焰滔天，社稷受到危逼。只有温公明察通达，见识深远，担心皇纲不能维系，愤恨凶寇放纵暴虐，于是率领群臣，五州响应，首先发动军队，使元凶授首。王室由危急重新安定，日月星辰由幽暗重新明亮，功业达到天地，勋绩显著于八方。正要依赖他建立更大的功业来拯救华夏，上天却不肯留下他，让他早年去世，朕因此从内心深处悲痛哀悼。褒扬德行、铭记功勋，是先王的明典。如今追赠温公为侍中、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原有官职照旧；赐钱一百万、布一千匹，谥号忠武，用太牢祭祀。” 温峤起初葬在豫章，后来朝廷追念他的功勋德行，准备在元帝、明帝二帝陵墓的北面为他修建大墓。陶侃上表说：“已故大将军温峤的忠诚显扬于圣明时代，他的功勋和大义感动人神，不是臣的笔墨所能称述的。他临终时写信与臣诀别，臣把信收藏在箱笼中，时常拿出来省视；每当想到信中所述，未尝不在半夜抚胸叹息，临近吃饭时酸楚哽咽。‘有人去世了’，温峤确实当得上这句话。谨将温峤的书信抄写呈上，伏愿陛下阅览之后，体察其中的情意：他死后仍不忘忠诚，身入黄泉还追恨国耻，想与臣竭尽力量救济国家的艰难；即使死后有知，也会衔恨报国，哪里会以今日劳民费财的迁葬之事为乐呢？愿陛下施加慈恩，停止迁葬，使温峤的棺柩免遭风浪之险，使他的魂灵安息于后土。”诏令同意了。后来温峤的后妻何氏去世，儿子温放之便载着丧柩返回京城。诏令将何氏葬在建平陵北，并追赠温峤前妻王氏和何氏始安夫人的印绶。温放之承袭爵位，年轻时历任清要官职，屡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因家贫，请求出任交州刺史，朝廷答应了。王述给会稽王写信说：“温放之是温峤的儿子，应当受到优厚而特殊的待遇，如今却把他投放到岭外，我私下感到惊愕。希望远取周礼的原则，近合人情，那么所期望的结果确实会公允。”当时朝廷最终没有采纳。温放之到南海后，很有威严和恩惠。他将要征讨林邑时，交阯太守杜宝、别驾阮朗都不听从命令；温放之认为他们阻挠军心，便诛杀了他们，整顿军队进军，于是攻破林邑后返回。死于任上。温峤的弟弟温式之，封新建县侯，官位做到散骑常侍。郗鉴，字道徽，是高平郡金乡县人，汉代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广泛阅览经书典籍，亲自耕种田地，吟诵不知疲倦。他以儒雅著名，不接受州府征召。赵王司马伦征召他为属官，他知道司马伦有不臣的迹象，便称病离职。等到司马伦篡位，他的党羽都升任大官，郗鉴却闭门自守，不沾染叛逆的节操。惠帝恢复帝位后，郗鉴参与司空府军事事务，屡次升迁为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主簿，举荐他为贤良，他不去任职。征东大将军苟晞发布檄文任命他为从事中郎。苟晞和司马越正凭武力相争，郗鉴不接受苟晞的征召。他的堂兄郗旭是苟晞的别驾，害怕祸患牵连自己，劝他赴召，郗鉴始终不改变，苟晞也没有强逼他。等到京城失守，寇乱纷起，郗鉴便陷入陈午贼军之中。同乡张实早先想与郗鉴交往，郗鉴没有答应。到这时，张实到陈午军营探视病中的郗鉴，随后拜见郗鉴。郗鉴对张实说：“我们同处一方土地，按道义尚且不应交往，你怎么可以趁乱做到这种地步呢！”张实非常惭愧，退了出去。陈午因为郗鉴在世上有名望，想强迫他担任首领，郗鉴逃走而幸免。陈午军不久溃散，郗鉴得以回到乡里。当时各地都发生饥荒，州中一向感念他恩义的人，互相筹集粮食供养他。郗鉴又把自己所得的物资分出去，救济宗族以及乡里的孤儿老人；依靠他的救济而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众人都互相说：“如今皇帝流亡，中原没有霸主，应当归附仁德之人，这样可以避免最后灭亡。”于是共同推举郗鉴为首领，带着一千多家一起到鲁地峄山避难。晋元帝当初镇守江左时，承制授予郗鉴代理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邹山。当时荀籓任用李述，刘琨任用他的侄子刘演，两人都担任兖州方面的长官，各自屯驻一郡，凭借力量互相倾轧，整个兖州的编户百姓都不知道归附谁。又有徐龛、石勒在左右不断侵扰，天天寻衅交战，对外没有救援，百姓饥荒，有的甚至挖掘田野中的老鼠和蛰伏的燕子来吃，始终没有人反叛。三年之间，部众发展到数万人。元帝就加授郗鉴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

译永昌初年，朝廷征召郗鉴，授任领军将军。他到任后，转任尚书，但因病没有接受任命。当时明帝刚即位，王敦专擅朝政，朝廷内外都受到危逼，明帝谋划把郗鉴作为外援，因此任命他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守合肥。王敦忌惮他，上表请求任命他为尚书令，征召回朝。郗鉴路过姑孰，与王敦相见。王敦说：“乐彦辅只是才具短浅罢了。后辈放纵不羁，说话违背名声法度，拿事实考察他，哪里比得上满武秋呢？”郗鉴说：“评价人物必须按照同类相比较。乐彦辅的道德风韵平和淡泊，气度见识深厚纯粹，身处倾危的朝廷，不能因此而对他亲疏有别。到了愍怀太子被废的时候，可以说他外柔而内正。武秋是个失节之士，怎么能同日而语！”王敦说：“愍怀太子被废黜迁徙的时候，交错遭遇危急，人怎么能以死来守护他呢！拿这件事与他相比，他显然不差。”郗鉴说：“大丈夫既然洁身事君、面北称臣，按义理说就应当守住三纲，怎么能苟且偷生、屈辱名节，厚着脸皮活在天地之间呢！假如道义的气数已经走到尽头，当然也应当以此决定生死存亡。”王敦一向怀有无视君主的心思，听到郗鉴这番话，大为愤怒，于是不再与他相见，把他拘留起来，不让他离开。王敦的党羽不断进谗诋毁，郗鉴举止神色自若，始终没有畏惧之心。王敦对钱凤说：“郗道徽是儒雅之士，名望地位又高，怎么能加害他！”于是把郗鉴放回朝廷。郗鉴便与明帝谋划诛灭王敦。不久，钱凤进攻逼近京都，明帝授给郗鉴假节，加授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郗鉴认为这实际上没有益处，坚持推辞，不接受军号。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王含、钱凤的兵力强大百倍，苑城狭小而且不坚固，应该趁敌军势力尚未形成，由皇帝亲自出城迎战。郗鉴说：“群逆放纵横行，势不可挡，可以用谋略使其屈服，却难以凭武力争胜。况且王含等人的号令不统一，沿途不断抢掠盗窃，百姓惩戒于往年的暴虐，都各自守卫自己的家园。乘着逆贼失道、义军得势的形势，哪里去不得胜利！况且贼军没有长远谋划，只依仗像野猪突奔一样的一战；如果旷日持久，必定会激发义士之心，使谋略得以施展。如今用这样弱小的力量去抵挡强寇，在一天之内决出胜负，在顷刻间定下成败，即使有申胥那样的忠臣，怀抱义愤、投袂而起，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补救呢！”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郗鉴以尚书令兼领各屯营。钱凤等人平定后，温峤上奏议论，请求宽赦王敦的僚属。郗鉴认为，先王崇尚君臣之教，所以看重至死不变的节操；对昏乱败亡的君主，所以才开设等待赦放的门户。王敦的僚属虽然多数是被逼迫的，然而他们身处叛乱之朝，没有逃出关隘、保持操守的行为，按照先前的训诫，应当加以义理上的责罚。温峤又奏称钱凤的母亲年满八十，应该得到保全赦免。朝廷于是听从了。郗鉴被封为高平侯，赐绢四千八百匹。明帝认为他有才器和声望，凡是政务的动静都常常向他询问，于是下诏让郗鉴特意起草上呈的表疏，以便从简。王导商议想追赠周札官职，郗鉴认为不合适，详情记在《周札传》中。王导没有听从。郗鉴于是驳斥说：“王敦的叛逆谋划，像踩到初生霜露一样，积累已久；由于周札为他打开城门，使王师不能振作。如果王敦先前的举动合乎桓公、文公尊王攘夷的义理，那么先帝难道可以比作幽王、厉王吗？”朝臣虽然无法反驳，却也不能听从他的意见。不久，郗鉴升任车骑将军、都督徐州、兖州、青州三州军事、兖州刺史、假节，镇守广陵。不久明帝驾崩，郗鉴与王导、卞壸、温峤、庾亮、陆晔等一同接受遗诏，辅佐年幼的皇帝，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咸和初年，郗鉴兼领徐州刺史。祖约、苏峻反叛时，郗鉴听闻朝廷有难，便想率领所属军队向东进赴。诏书以北方寇乱为由不允许。于是他派司马刘矩率三千人入京宿卫。不久王师战败，刘矩便退回。中书令庾亮宣读太后的口头诏令，进郗鉴为司空。郗鉴距离贼军很近，城池孤立、粮食断绝，人心惶惶，没有人有坚守的意志。他奉诏流泪，设置祭坛，杀白马，向三军郑重发誓说：“贼臣祖约、苏峻不敬奉天命，不畏惧王法诛戮，凶暴残虐，肆意叛逆，触犯国家法纪，凌辱毁坏五常，轻慢戏弄神器，终于挟持幽禁君主，拔除根本、堵塞源流，残害忠良，祸害虐待百姓，使天地神祇都没有可以依归的地方。因此天下都怨恨惨痛，百姓哭泣流血，都愿意奉行讨伐之辞、惩罚其罪，以除掉元凶。从前戎狄灭亡周室，齐桓公纠合诸侯结盟；董卓凌辱汉室，群臣共同出兵讨伐。以义理维护君主和亲人，古今都是一样的。如今皇上幽禁危急，百姓处境倒悬，忠臣正士都存有报国之志。凡是参加我们盟约的人，结盟以后要合力同心，拯救国家。如果不能斩杀这两个寇贼，在义理上就没有偷安的余地。谁违背这个盟约，神明必将杀戮他！”郗鉴登上祭坛慷慨陈词，三军争相愿意为他效死用命。于是郗鉴派将军夏侯长等人秘密行进，对平南将军温峤说：“如今贼军谋划劫持天子向东进入会稽，应当先修筑营垒，屯兵占据要害；既防止他们越过逃逸，又切断贼军的粮运，然后安静镇守京口，清空壁垒内外以等待贼军。贼军攻城不能攻克，野外又没有可抢掠的东西，东边的道路已经断绝，粮运自然断绝，不过一百天，必定自行溃散。”温峤深以为然。陶侃成为盟主后，进郗鉴为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当时抚军将军王舒、辅军将军虞潭都受郗鉴节制，率军渡江，与陶侃在茄子浦会合。郗鉴修筑白石垒据守。适逢王舒、虞潭作战失利，郗鉴与后将军郭默退回丹徒，修筑大业、曲阿、庱亭三座营垒抵御贼军。贼将张健来攻大业，城中缺水，郭默窘迫，于是突围而出，三军都大惊失色。参军曹纳认为大业是京口的屏障，一旦守不住，贼军就会并肩向前推进，劝郗鉴退回广陵等待以后再举兵。郗鉴于是召集僚属，斥责曹纳说：“我承蒙先帝厚爱，承担托付的重任，即使再捐躯九泉，也不足以报答。如今强寇就在郊外，众人的心情危惧急迫；你是我的心腹辅佐，却滋长异端言论，今后凭什么率先带领义军、安定三军呢！”郗鉴要杀曹纳，过了很久才释放他。适逢苏峻死亡，大业之围解除。苏逸等人逃往吴兴时，郗鉴派参军李闳追赶并斩杀他们，俘获男女一万多人。郗鉴被授任司空，加侍中，解除都督八郡之职，改封南昌县公，并把原来的爵位封给他的儿子郗昙。

译当时贼帅刘征聚集数千人，乘船在海上抢掠东南各县。郗鉴于是修筑京口城，加授都督扬州晋陵、吴郡诸军事，率军讨伐并平定了刘征。进位太尉。后来因长期卧病，上疏请求退位说：“臣的疾病拖延不愈，终于沉重难治；自己估量气力，病情稍有好转也难以指望。人生有生有死，这是自然的分限。只是臣愧居超过才能的职位，始终无从报答，上惭愧于先帝，下愧对日月，伏在枕上悲哀叹息，抱恨于黄泉。臣如今虚弱疲乏，性命只能维持在朝夕之间，便把府中事务交给长史刘遐，乞求退职归隐田园。只愿陛下拥有山海般宽广的度量，弘扬并成就宏大的事业，任用贤能，使政事简易；如果使康哉之歌重新兴盛于今日，那么臣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一般。臣所统领的部众成分复杂，大多是北方人，有的是被迫迁徙来的，有的是新近归附的。百姓思念故土，都有返回本籍的心愿。臣宣扬国家恩德，向他们说明赏罚好恶，安排他们耕田置业，才渐渐稍稍安定。听说臣病重，众人的情绪惊动不安；如果他们要渡河北归，一定会启发寇贼的野心。太常臣蔡谟，平和简约、忠贞正直，向来为众望所归，臣认为可以任命他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的儿子、晋陵内史郗迈，谦逊仁爱，善于养士，深受流亡者拥戴，又是臣家门户中的子弟，能够担任兖州刺史。对于国家的事务，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因此臣冒昧希望陛下实行祁奚那样举荐贤能的做法。”奏疏上奏后，朝廷任命蔡谟为郗鉴军司。不久郗鉴去世，时年七十一岁。皇帝早晚两次都在朝堂哭泣，派御史持节护办丧事，追赠的一切礼仪都依照温峤的旧例。册文说：“惟公道德深厚幽邃，气度见识宏大深远，忠诚明亮而高雅正直，行为足为世人表率，历任内外官职，功勋劳绩更加显著。近来祖约、苏峻狂妄奸狡，毒害流布朝廷，国家社稷的危难，依赖公才得以安宁。功勋可与古代烈臣相比，功业超过桓公、文公。本来正要倚仗公成就大业、辅佐国家应对时难，上天却不肯眷佑，突然使公去世，朕因此内心震动悲痛。爵位用来彰显德行，谥号用来表明品行，正是为了尊崇彰明其事迹，大力宣扬其美德。现在追赠太宰，谥号为文成，用太牢祭祀。若公魂灵有知，愿能嘉许这份宠荣。” 起初，郗鉴遇上永嘉年间的丧乱，在乡里非常贫困饥饿，乡人因为敬重他的名望德行，轮流共同给他食物。当时他的侄子郗迈、外甥周翼都还年幼，他常带着他们一起去求食。乡人说：“大家自己也饥饿困乏，只是因为您贤德，才想共同救济您；恐怕不能同时保全他们。”郗鉴于是独自前去，吃完后，把饭含在两颊边，回来再吐给两个孩子，后来三人都得以活下来，一同渡过长江。郗迈官至护军，周翼任剡县令。郗鉴去世时，周翼追念养育之恩，辞去官职回去，铺草席、盖粗麻，以心丧服丧三年。郗鉴有两个儿子：郗愔、郗昙。郗愔字方回。年轻时不与人交结争竞，二十岁时被授任散骑侍郎，没有接受任命。他性情极其孝顺，父母去世服丧时，几乎因哀毁而损害生命。服丧期满，承袭南昌公爵位，征召授任中书侍郎。骠骑将军何充辅政，征北将军褚裒镇守京口，都任用郗愔为长史。郗愔两次升迁为黄门侍郎。当时吴郡太守任期届满，朝廷想任郗愔为太守。郗愔自认为资历声望浅薄，不应越级治理大郡，朝廷议论称许他。后来转任临海太守。适逢弟弟郗昙去世，他更加没有出仕的心思，在郡中悠闲度日，很受称道于简约沉默。他与姐夫王羲之、高士许询都有超越世俗的风范，三人都专心于隐逸生活，修习黄老之术。后来因病离职，于是在章安修筑住宅，有在那里终老的志向。十多年间，他与外界人事完全断绝。简文帝辅政时，尚书仆射江[A170]等人推荐郗愔，认为他坚守道德、存有正直之心，见识胸怀深沉敏达，却辞去官职、舍弃荣誉，具有不可动摇的操守；成就事务需要人才，怎么能任由他独善其身呢？应当征召任用他，让他参与治政。于是征召他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到任后，改授太常，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他深深抱持谦退的志向，乐于补任偏远郡职，朝廷听从了，出任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认为郗愔与徐州、兖州旧有情义，于是升任郗愔为都督徐州、兖州、青州、幽州、扬州晋陵诸军事，兼领徐州、兖州二州刺史、假节。虽然身处藩镇职位，却不是他的志趣。不久适逢桓温北伐，郗愔请求统率所属部队出兵黄河沿岸，并采用他儿子郗超的计策；又以自己没有将帅才能、不适合军旅之事为由，再次坚决请求解除职务，劝桓温兼领自己所统辖的军队。郗愔转任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孝武帝即位后，就加授郗愔镇军将军、都督浙江以东五郡军事。过了很久，他因年老请求退职，于是居住在会稽。朝廷征召授任司空，诏书写得优厚美善，反复诚恳地勉励他，他仍坚决推辞，不肯起任。太元九年去世，时年七十二岁。追赠侍中、司空，谥号文穆。有三个儿子：郗超、郗融、郗冲。郗超最为知名。郗超字景兴，另一个字嘉宾。年轻时卓异不羁，有超越世俗的气度；与士林交游，常常存有胜过他人的志向，善于谈论，义理精微。他的父亲郗愔信奉天师道，而郗超信奉佛教。郗愔又喜欢聚敛钱财，积钱数千万，曾经打开库房，任由郗超取用。郗超生性喜欢施舍，一天之内就把钱全部散给亲友。这种任性随心、独自决断的事情，他多半都是如此。桓温征召郗超为征西大将军府属官。桓温升任大司马后，郗超又转任参军。桓温英武豪迈，很少推许别人；与郗超交谈时，常常说无法看透他，于是全心全意以礼相待。郗超也深深与他结交。当时王珣任桓温主簿，也受到桓温器重。府中流传说：“长胡子的参军，矮个子的主簿，能让桓公高兴，也能让桓公发怒。”这是因为郗超有胡须，王珣身材矮小。不久郗超被授任散骑侍郎。当时郗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强悍勇猛，桓温常说：“京口的酒可以喝，京口的兵可以用。”他很不愿让郗愔居处其地。郗愔又不明白时局机宜，写信给桓温，想与他共同扶助王室、修复帝王陵园。郗超拿来看后，一寸一寸撕毁，重新写信，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实在不能适应人世，请求到闲静之地自我调养。桓温得到信后大为高兴，立即把郗愔调任会稽太守。桓温怀有不臣的企图，想建立霸王之业，郗超替他谋划。谢安和王坦之曾到桓温那里议事，桓温让郗超躺在帐中偷听。风吹动帐幕，帐子被掀开，谢安笑着说：“郗先生真可以说是入幕之宾了。”

译太和年间，桓温将要在临漳讨伐慕容氏，郗超以道路遥远、汴水又浅、运输道路不通为由劝谏。桓温没有听从，便率军从济水进入黄河。郗超又向桓温献策说：“清水流入黄河，没有办法通行运输。假如敌军不交战，运输道路又艰难，因而无法获得物资，实在是深深的忧虑。如今正值盛夏，如果竭尽力量直接进攻邺城，敌人慑服于您的威势谋略，一定会望见军阵就逃走，退回幽州、朔方；如果能够决战，顷刻之间就可定胜负。假如想攻下邺城，难以完成这样的功业。百姓遍布野外，全都将成为官府所有。易水以南，必定会拱手请求归命。只是担心这个计策过于轻率决定，您一定会务求持重。假如这个计策不采纳，就应当把军队停驻在黄河、济水之间，控制牵引粮运，使储备充足，足以维持到明年夏天；虽然看似拖延，最终也能成功。如果舍弃这两条计策而连续进军西进，进攻不能迅速决胜，退兵又必然缺粮乏力，贼军就会乘势拖延，日复一日直到秋冬；船道艰涩不畅，而且北方土地早寒，三军中有皮衣粗布衣服的人又少，恐怕不能度过冬天。这是最大的限制和阻碍，不只是没有粮食而已。”桓温没有听从，果然在枋头战败，桓温深感惭愧。不久取得寿阳之战的胜利，桓温问郗超：“这足以洗雪枋头的耻辱了吗？” 郗超说：“还没有满足有见识之人的心意。”不久郗超到桓温那里留宿，半夜对桓温说：“明公难道没有什么忧虑吗？”桓温说：“你想要说什么吗？”郗超说：“明公既然担负重任，天下的责任将要归于您。如果不能实行废立皇帝的大事，做成伊尹、霍光那样的举动，就不足以镇压四海、震服天下，难道能不深思吗！”桓温一向就有这样的打算，听了这番话后深深采纳，于是决定废立皇帝，废立之谋是郗超首先提出的。郗超升任中书侍郎。谢安曾与王文度一同去拜访郗超，到了日暮还不能上前，王文度便想离去。谢安说：“难道不能为了性命忍耐一会儿吗！”郗超当时权势地位之重就是如此。后来转任司徒左长史，因母亲去世离职。他常说，自己是名公郗愔的儿子，地位待遇应当在谢安之上，而谢安却入朝掌握机要权力，郗愔只能悠闲度日罢了，因此常怀愤懑，说话慷慨激烈，也因此与谢氏不和。服丧期满，被授任散骑常侍，没有起任。又任命他为临海太守，加宣威将军，他仍不接受。四十二岁时，死在郗愔之前。起初，郗超虽然实际上是桓氏的党羽，但因为郗愔忠于王室，所以不让郗愔知道。郗超将死时，拿出一箱书，交给门生说：“本来想把它烧掉，又担心您年事已高，知道后一定会因为悲伤而损害身体。我死后，如果您因悲哀大大影响睡眠饮食，就把这箱书呈给您；否则就烧掉。”郗愔后来果然因哀悼成病，门生依照遗命把书箱呈上，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往来商议的秘密计划。郗愔于是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太晚了！”此后不再哭泣。郗超所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秀异美好的人，即使是寒门后辈，他也提拔出来与之交友。到他死的那天，贵贱各阶层拿笔为他作诔文的有四十多人，他受到众人推重珍视就是如此。王献之兄弟在郗超未死时见郗愔，常常穿着鞋前来问候，十分讲究舅甥之礼。郗超死后，他们见郗愔便态度怠慢，穿着木屐等候，郗愔命人设席，他们便拖延推辞躲避。郗愔常感慨说：“假如嘉宾没有死，这些鼠辈敢这样吗！”郗超生性喜爱听闻有人隐居避世，凡有能够辞去荣禄、拂衣而去的人，他就为其建造房屋，制作器物衣服，蓄养仆役，花费百金也不吝惜。又有沙门支遁，以清谈闻名当时，风流名士和显贵无不敬重他，认为他探究玄理的功夫足以与正始年间的人相比。支遁却一向很看重郗超，认为他是一时俊杰，彼此非常了解欣赏。郗超没有儿子，他的堂弟郗俭之把儿子郗僧施过继给他继承后嗣。郗僧施字惠脱，承袭南昌公爵位。二十岁时，与王绥、桓胤齐名，多次担任清要显贵的官职，兼领宣城内史，入朝补任丹阳尹。刘毅镇守江陵时，请他担任南蛮校尉、假节。他与刘毅一同被诛杀，南昌公国被废除。郗昙字重熙，年少时获赐东安县开国伯爵位。司徒王导征召他为秘书郎。朝廷议论认为郗昙是名臣的儿子，常常以法制要求他；到三十岁时，他才接受通直散骑侍郎之职，升任中书侍郎。简文帝任抚军时，征召他为司马。不久授任尚书吏部郎，拜御史中丞。当时北中郎将荀羡有病，朝廷任郗昙为荀羡的军司，加散骑常侍。不久荀羡被征召回朝，朝廷仍授郗昙北中郎将、都督徐州、兖州、青州、幽州、扬州晋陵诸军事，兼领徐州、兖州二州刺史、假节，镇守下邳。后来他与贼帅傅末波等交战失利，被降为建威将军。不久去世，时年四十二岁。追赠北中郎将，谥号简。儿子郗恢继承爵位。郗恢字道胤，年轻时承袭父亲爵位，任散骑侍郎，多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兼领太子右卫率。郗恢身高八尺，鬓发胡须长得漂亮，孝武帝十分器重他，认为他有成为藩镇长官的声望和前途。适逢朱序上表请求离职，朝廷提拔郗恢为梁州、秦州、雍州、司州、荆州、扬州、并州等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雍州刺史、假节，镇守襄阳。郗恢很得到关中、陇右地区的和顺拥戴，投降归附的人动辄有数千人。起初，姚苌的部将窦冲来归降，朝廷授任他为东羌校尉。窦冲后来起兵反叛，进入汉川，袭击梁州。当时关中有巴蜀的军队，都背叛姚苌，占据弘农与苻登联合。苻登任命窦冲为左丞相，迁移军队屯驻华阴。河南太守杨佺期派上党太守荀静戍守皇天坞以抵御窦冲。窦冲多次来攻，郗恢派将军赵睦守卫金墉城，杨佺期则率军驻扎湖城，讨伐窦冲，把他击退。不久慕容垂在潞川包围慕容永，慕容永困窘危急，派他的儿子慕容弘向郗恢求救，并献上一方玉玺。郗恢把玉玺献给朝廷，又陈述说：“慕容垂如果兼并慕容永，势力就难以预测。现在从国家大计来说，应当救援慕容永。慕容永、慕容垂同时存在，彼此自然成为仇敌，就像互相牵制的鸡，不能安栖，也就没有能力造成祸患。然后乘机让他们两败俱死，河北就可以平定。”孝武帝认为有道理，下诏命王恭、庾楷救援慕容永，但还没出发慕容永就灭亡了。杨佺期因病离职。郗恢任用随郡太守夏侯宗之为河南太守，戍守洛阳。姚苌派他的儿子姚略进攻湖城和上洛，又派部将杨佛嵩包围洛阳。郗恢派建武将军辛恭靖救援洛阳，梁州刺史王正胤率军出子午谷作为声援。姚略害怕而退兵。郗恢因功升为征虏将军，又兼领秦州刺史，加督陇上军。当时魏氏强盛，晋朝山陵受到逼迫，郗恢派江夏相邓启方等率一万人抵御魏军，与魏主拓跋珪在荥阳交战，大败而回。

译王恭谋划讨伐王国宝时，桓玄、殷仲堪也都起兵响应王恭，郗恢与朝廷军队从两面牵制桓玄等人。襄阳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马郭毗都认为不可，郗恢把他们杀了。不久桓玄等人退守寻阳。朝廷任郗恢为尚书，他带着家属回都城，走到杨口时，殷仲堪暗中派人在路上杀死他以及他的四个儿子，托词说是被各部蛮人杀害。丧柩送回京师，追赠镇军将军。儿子郗循继承爵位。郗隆字弘始，性情正直刚强，有不顾自身、尽忠职守的节操。起初任尚书郎，转任左丞，在朝廷中被百官所畏惧，因泄露机密之事获罪免官。不久任吏部郎，又被免官。后来补任东郡太守。郗隆年轻时受到赵王司马伦的亲善。司马伦专擅朝政后，召他为散骑常侍。司马伦篡位时，任他为扬州刺史。僚属有犯法的，他总是依照台阁严峻的法令惩治，因此远近都怨恨他。不久加授宁东将军，但还未接受任命，齐王司马冏的檄文就到了。中州在军中的人都想奔赴正义之举。郗隆因为兄长的儿子郗鉴是赵王的属官，几个儿子又都在京洛，所以犹豫不决。主簿赵诱、前秀才虞潭对郗隆说：“如今的上策，是明公亲自率精兵直接奔赴齐王；中策，是明公留在这里督领处置，赶快派猛将率精兵迅速前往；下策，是表面上派兵将相助，却声称背叛司马伦。”郗隆一向敬重别驾顾彦，便秘密与他商议。顾彦说：“赵诱所说的下策，才是上策。”西曹留承听到顾彦的话，请求拜见郗隆，说：“不知明公如今打算采取什么办法？”郗隆说：“我同时承受两位皇帝的恩德，不偏向帮助任何一方，只想守住扬州罢了。”留承说：“天下是世祖皇帝的天下。太上皇继承帝位已经十年，如今皇上使四海不得安定，齐王顺应天命和时势，成败已经可以看见。明公如果顾念两位皇帝，当然可以不亲自前去，但应当赶快下发檄文，迅速派遣精兵猛将。如果还犹疑不决，这个州哪里还能保住呢！”郗隆没有回答，却把檄文搁置了六天。当时宁远将军、陈留王司马邃兼领东海都尉，镇守石头城；郗隆的士兵向西投奔司马邃的很多。郗隆派属官到牛渚禁止他们，却不能阻止。将士们愤怒，夜里拥立司马邃为主，反过来攻打郗隆。郗隆父子都死了，顾彦也被杀害；有人诬陷郗隆纠集远近人众，图谋叛乱。郗隆死后，当时的舆论无不痛惜。史臣说：忠臣的根本在于孝子，奉事君上要凭借爱护父母；从修身齐家到治理国家，孝忠之道达到极致了。太真郗鉴性情纯厚深沉，声誉流传于邦国宗族之间；起初承顺父母脸色、察看父母神情，即使老莱子也不能超过他；后来辞别亲人而践行大义，申包胥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他面对万里之外的强大敌人，投身其中而不顾自身；面对成群的凶恶敌人，探入敌穴而忘却死亡。最终能够为王室竭尽力量，在本朝扬名，承担遗命，继而保全名节。想到君主受辱，他的义声震动天地；恭敬地奔赴国家危难，他的信誓与日月同明。枕着武器、任雨泪交加，仿佛要洗雪分裂国家的仇恨；皇帝的车驾回转，最终又恢复了平定天下的道路。如果不是此人的诚恳，大盗几乎就要改易晋朝国统了！道徽郗鉴儒雅，外柔而内正，辅佐德政使国家安定，颇可与连璧相称。方回郗愔继承父亲事业，世代登居高位。以去官隐居作为装饰，援引高人作为志同道合者，大概正是大隐士的作为吧！爱子嘉宾郗超去世，他省看遗文而停止哭泣，实在很有大义之风。赞曰：太真郗鉴怀抱贞节，勤勉地宣扬自己的忠诚。谋划诛灭王敦、平定苏峻，奋发守节而扬名。道徽郗鉴忠诚刚劲，高尚的声誉远播。郗愔能够承担重任，郗超却惭愧于不能像父亲那样高雅正直。

译列传第三十八。顾荣、纪瞻、贺循、杨方、薛兼。顾荣字彦先，是吴国吴县人，是南方的著姓大族。祖父顾雍，任吴国丞相；父亲顾穆，任宜都太守。顾荣心思敏捷、神情明朗，二十岁时在吴国做官，任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国平定后，他与陆机兄弟一同进入洛阳，当时人称他们为“三俊”。按惯例授任郎中，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他常常纵情饮酒、喝得畅快，对朋友张翰说：“只有酒可以忘忧，只是没有办法避免因此生病罢了。” 适逢赵王司马伦诛杀淮南王司马允，把司马允的僚属交给廷尉审理，众人都想杀掉他们；顾荣平心静气地审理判决，保全宽赦了很多人。司马伦篡位后，司马伦的儿子司马虔任大将军，任顾荣为长史。起初，顾荣与同僚宴饮时，看见一个负责烤肉的人相貌不凡，脸上露出想吃烤肉的神色，顾荣便割下一块烤肉给他吃。同席的人问他原因，顾荣说：“哪有整天拿着烤肉却不知道它的滋味的道理！”司马伦失败后，顾荣被捕，将要被杀，而那个烤肉的人此时担任督率，于是设法救了他，使他免于一死。齐王司马冏召顾荣为大司马主簿。司马冏专擅权力、骄横放纵，顾荣害怕遭祸，整天昏沉酗酒，不处理府中事务，把实情告诉朋友长乐人冯熊。冯熊对司马冏的长史葛旟说：“任用顾荣为主簿，是为了选拔有才干声望的人，把机要事务交给他，不再计较南北之地和亲疏关系，想要安定天下人心。如今府中大事繁多，不是酒鬼能够处理的。”葛旟说：“顾荣是江南的名士，而且任职时间尚短，不宜轻易替换他。”冯熊说：“可以把他调任中书侍郎，顾荣不失去清要显贵的职位，府中也能另得真正有才干的人。”葛旟认为有理，向司马冏报告，于是任顾荣为中书侍郎。顾荣任职后不再饮酒。有人问他：“为什么先前醉酒，后来清醒了呢？”顾荣害怕获罪，于是又重新饮酒。他给同乡杨彦明写信说：“我任齐王主簿时，总担心灾祸临头，看见刀和绳子，常常想要自杀，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葛旟被诛杀后，顾荣因讨伐葛旟有功，封为喜兴伯，转任太子中庶子。长沙王司马乂任骠骑将军时，又任用顾荣为长史。司马乂失败后，顾荣转任成都王司马颖丞相府从事中郎。惠帝到临漳时，任命顾荣兼任侍中，派他巡视帝王陵园。适逢张方占据洛阳，顾荣不能前进，便到陈留躲避。等到皇帝向西迁往长安，朝廷征召顾荣为散骑常侍；他因天下战乱没有接受，于是返回吴地。东海王司马越在徐州聚集军队，任顾荣为军谘祭酒。适逢广陵相陈敏反叛，渡过长江南下，驱逐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内史王旷，凭借军队占据州郡，把子弟分别安置为各郡长官，收纳礼遇豪杰，具有像孙氏那样三分鼎立的谋划。陈敏授顾荣代理右将军、丹阳内史。顾荣多次处在危亡关头，总是用恭敬谦逊来勉励自己。适逢陈敏想诛杀各地士人，顾荣劝他说：“中原丧乱，胡夷在内地侵侮；看看太傅今日不能重新振兴华夏，百姓将再也没有遗留下来的同类。江南虽然有石冰之乱，人物还得以保全。我常常忧虑没有窦氏、孙氏、刘氏那样的谋略来保存江南。如今将军胸怀神武的谋略，具有孙武、吴起那样的才能，功勋成效已经显著，勇武谋略冠绝当世，拥有数万披甲士兵，船只像山一样堆积；朝廷即使有数州之地，也可以发一道檄文就平定。如果能够信任君子，让各人都尽情表达心意，消除细小怨恨，堵住谗言诽谤的嘴，那么大事就可以谋划了。”陈敏采纳了他的话，把各豪族都招来任用。陈敏又派甘卓出屯横江，把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武器全都交给他。顾荣私下对甘卓说：“如果江东的事情可以成功，我们就共同成就它。但您看现在的形势，认为能够成功吗？陈敏只是平庸之才，本来没有大的谋略，政令反复无常，计策不能确定；而他的子弟都已经骄傲自满，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可是我们却安然接受他的官职俸禄，等到事情失败的那天，让江西各路军队把我们的首级装在匣中送到洛阳，题作‘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哪里只是自身覆亡，还会使万世蒙受耻辱，难道不应当设法改变吗！”甘卓听从了他。第二年，周玘与顾荣、甘卓、纪瞻暗中谋划起兵攻打陈敏。顾荣在南岸毁掉桥梁、收拢船只，陈敏率一万多人出兵，无法渡江；顾荣挥动羽扇指挥，他的军队便溃散。事情平定后，顾荣返回吴地。永嘉初年，朝廷征召授任侍中，顾荣走到彭城，见祸乱正开始发生，便乘小船返回；详情记在《纪瞻传》中。元帝镇守江东时，任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是谋划筹议的事情，都向他咨询。顾荣既是南方士人中的名望人物，又亲自担任重要官职，朝廷内外都非常推重敬仰他。当时皇帝宠爱的郑贵嫔生病，因为祈祷祭祀而很大程度上荒废政务，顾荣上笺劝谏说：“从前周文王父子兄弟中竟有三位圣人，可以说是穷究事理的人了。然而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三次握住头发，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一天有一万件政务，不能不处理；一句话说错，祸患就一定会随之而来。当今正是衰败末世，又遇上乱离之时，而天子流离播迁，豺狼堵塞道路，您应当在野外露营，听见星光初现就早早驾车出发，俯身伏在车轼上观察愤怒的青蛙，以此招募勇士；又应当把苦胆悬挂在庭中，表示自己的辛劳。贵嫔尚未安康，药物治疗确实紧急；祈祷祭祀的事情，当然也可以修治；但哪里能因此阻塞属官上报政事，拒绝宾客进见问候呢？如今强贼逼近国境，流言传遍全国，人心各不相同，归附或离去纷乱不定。愿陛下谦虚接纳臣下，广泛延请俊杰，谋划当今的关键事务，禁止鬼道淫祀，弘扬九合诸侯那样的勤勉，洗雪天下的耻辱，那么百姓就有依靠，天下太平也有希望了。” 当时南方士人还没有被全部任用，顾荣又说：“陆士光忠贞正直、清雅尊贵，品质如金玉；甘季思忠诚恳切、竭尽诚心，胆略才干特别爽利；殷庆元资质谋略颇有明达的规制，文武才能都可以任用；我的族兄顾公让明亮而能守节，身处困境也不改变操守；会稽的杨彦明、谢行言都服膺儒家教化，足以成为公认的名望人物；贺生深沉潜隐，是有青云之志的人；陶恭兄弟才干虽然不多，实际办事却非常出色。这些人都是南方的珍宝。”奏疏上呈后，皇帝全都采纳了。永嘉六年，顾荣死于任上。皇帝亲临丧事，极为悲哀，想要按照齐王司马冏功臣的等级表彰追赠顾荣。吴郡内史殷祐写笺说：从前贼臣陈敏凭借宠幸、倚仗权势，制造滔天大乱；他的兄弟姻亲盘结固守州郡，以威势逼迫士人百姓，使他们成为臣仆。当时贤者愚者都想不出办法。因此散骑常侍、安东军司、嘉兴伯顾荣通晓德义、体察大道，谋略宏大深远；忠贞的节操，在困境中更加坚定。在崎岖艰险之中、奸逆逼迫之下，他每每只想到国家社稷，发愤慷慨。暗中结交心腹，共同谋划讨伐。诚信得到众士人的信任，声名冠绝东夏；德行声誉所到之处，没有人不响应，扛着武器骑马奔赴，聚集起来如同森林。顾荣亲自面对箭石，率先为众人冲锋；忠义奋发，忘掉家庭而为国效力。多年作乱的寇贼，一朝土崩瓦解，不费一兵一卒，平定六州，功勋超过前代，义举彰明天下。

译我听说朝廷议定功劳，按照过去大司马齐王的等级，把顾荣排除在帷幕内秘密谋划参议的类别之外，而归入州郡征讨、野外作战的等次，不能晋升爵位、开拓封地，也不能赐爵给子弟，远近之人都为此叹息，江南人士大失所望。齐王司马冏亲属关系亲近，是一方诸侯，手持符节、掌握兵权，都督京畿附近地区，外有五国援助，内有宗室支持；他起兵很久，战事牵连天下，虽然建立了首要功勋，损失也很多。顾荣的部众连一旅都没有，任职又不是藩屏重臣，孤立处在江外，王命不能通达；他临危独自决断，以身报国，官府没有耗费一金，百姓没有劳役一朝。元凶既已消灭，他功成身退，封闭仓库等待大军；因此国家安定、物产丰足，以义理形成风俗。今天匡扶霸业能够成功，未必不是由此而兴盛。与齐王相比，强弱不同，优劣也不同。至于齐王府中的僚属参佐，他们只是扶助正义、帮助强者，并不是首先谋划的人，却都得到玉圭瑞信，有的封公，有的封侯。顾荣首先策划秘密谋议，担任一方盟主，功劳高过元帅，赏赐却低于下属辅佐；对上损害了治理国家、评定功劳的等级，对下使忠义之士为国受命而感到寒心。考察功绩的大小、显明与幽隐，是王道教化所崇尚的事情。何况像顾荣这样，救济危难、安定国家，顺应天命而首先谋划，自古至今考察下来，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建立功劳，却得到如此低的报答。因此追赠顾荣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元。等到元帝成为晋王，又追封顾荣为公，建立封国，赐给食邑。顾荣一向喜爱琴。去世后，家人常把琴放在灵座旁。吴郡人张翰哭得十分悲痛，随后登床弹了几曲琴，抚摸琴叹息说：“顾彦先还能欣赏这琴声吗？”于是又放声痛哭，不向丧主吊唁便离去了。儿子顾毗继承爵位，官至散骑侍郎。纪瞻字思远，是丹阳秣陵人。祖父纪亮，任吴国尚书令；父亲纪陟，任光禄大夫。纪瞻年轻时以方正耿直闻名。吴国平定后，把家迁到历阳郡。察举为孝廉，他没有前往应命。后来被举为秀才。尚书郎陆机策问他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王开创宏大事业，文治与质朴的制度各不相同，但美名却相同。然而夏人崇尚忠，忠的弊病是质朴粗野，救治质朴粗野没有比敬更好的。殷人加以变革修正，敬的弊病是流于鬼神迷信，救治鬼神迷信没有比文饰礼制更好的。周人又加以矫正改变，文饰礼制的弊病是流于薄伪，救治薄伪就又返回到忠。这样说来，王道反复变化，难道没有一定的规律吗？还是因为所继承的传统不同，所以功业各不相同呢？自从没有圣王以来，人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三代制度的损益、百姓风俗的变迁，其中的原因可以听闻吗？如今将要返本复古来救治弊病，彰明教化来荡涤污秽，三代的制度应当遵从哪一代？太古时代的教化又有什么不同的道理呢？”纪瞻回答说：“我听说拥有国家、家庭的人，都想推进教化、振兴政治，使各项事业安康，留下歌颂传至亿万年，永远流传后世。然而风俗变迁、事务产生弊病，制度不能不随时改变；即使是圣贤，也无法使它一成不变。因此忠的弊病是质朴粗野，敬的缺失是礼仪过多。周人鉴察夏、商二代的弊病，崇尚文饰礼制以辨明等级差别，但流弊却归于轻薄而没有真诚；真诚日益浅薄，就又返回到忠。三代彼此沿袭，如同用水来救火，这就是所谓顺应时势的道理、救治弊病的方法。伏羲时代简约质朴，无为而天下自然受化；后世的圣人因循承继，但所致力的事情有时不同。并不是贤圣的本性不同，而是时代变迁使它如此罢了。如今大晋阐明根本大道，圣明功业日益升盛，承受天命、顺应时势，九州万国一以贯之；远方荒服地区的君长，没有不前来归同的。然而大道流传至今已经久远，人心风俗也因时间长久而改变。若认为当今的政治应当去除文饰、保存质朴，以返回根本，那么百姓就会渐渐受到教化，天下大和也可以达到。” 又问：“从前圣哲君王将各种事物加以比象，使礼制器物完备：明堂是用来尊崇上帝的，清庙是用来安宁祖先的，辟雍是用来颁行礼教的，太学是用来讲习经艺文章的。这大概是有国家的盛大典礼，是邦国的大政。秦朝灭亡后废弃学校，制度荒废残缺。各位儒者的论说，有的增补，有的删减，所说各不相同。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分别被当作不同的事，而蔡邕《月令》却说它们是一回事。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回答说：“周代制度中的明堂，是用来尊奉祖先，使祖先配享上帝，恭敬地举行祭祀，使孝道永远光大。它的大体名目有六种。古代圣帝明王面向南方听理政事，这六种名目都以明堂为主体。又因其中正中的建筑都称为太庙，用来顺应天时、施行法令、祭祀祖先、养老、训学讲习、朝会诸侯、选拔造就士人，完备礼制、辨别事物，是统一教化的途径。因此取其祭祀祖先的意义，就称为清庙；取其正室的形貌，就称为太庙；取其宫室之名，就称为太室；取其堂的名称，就称为明堂；取其四门设学的意义，就称为太学；取其四周环水、形如玉璧的形制，就称为辟雍。名称虽不同，所指的事情相同，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蔡邕说它们是一物。” 又问：“因为众贤明亮而辅佐政事，所以唐尧时代和谐安穆；天命既已汇聚，所以周朝贤士兴盛。因此《尚书》称道君臣贤明的歌咏，《易经》赞美君臣相合如金兰的美德。这正是长久之世兴盛衰败的原因，也是国家尊崇或衰替的原因。成就功业的君主勤于求取人才，想要建功立名的士人急于招致天下贤才。道理上没有哪个时代不应当这样做，但事实却千百年来常常相反。古代兴盛的君王是用了什么方法，才达到那样的境地？后世衰败的时代又缺少了什么，才到了这种地步？”回答说：“兴盛隆盛的政治，关键在于得到贤才；清明太平的教化，急务在于选拔人才。所以尧舜任用八位贤臣，百官便得到整饬；商汤得到十位贤臣，天下便安定。武丁提拔傅岩一带的贤士，周文王携取渭水之滨的贤人，把他们置于高位，委以国政，所以能够像龙腾跃于天路，功勋流传百代。先王亲自到平民住宅中访求人才，搜寻提拔地位卑微的人才，使山野中没有怀才不遇的贤者，田野间没有《伐檀》那样讽刺劳苦而不得用的歌声。因此教化深厚，万物感应，神灵前来响应；凤凰飞翔，甘露大量降下，醴泉涌出，朱草自然生长，万物滋长繁茂，日月仿佛重现光明，和气充满四方，大道由此成就；君臣之义得到确立，父子之亲得到敦厚，夫妇之道得到彰明，长幼相处的秩序得到区别。从九州推行到八方荒远之地，海外各国改变心意，经过多重翻译前来进贡，歌颂之声和穆，君王面南而坐，垂衣拱手，天下得到治理。” 如今进献贤才的道路已经开通，而教育人才的事务还没有广泛推行，所以求进争胜的心志总是锐利，致力于学习的心思却没有得到培养。如果开放四门来招纳造就士人，宣明五教来彰显美德，考核政绩，评定优劣，把他们安置在百官之中，分派到各个官署，使他们调和万物、裁度适宜，节制并宣扬国家典章，一定能够协和成就太平，和前代相符；贤明的君臣也会重新出现，君臣相合如金兰的局面也会再次存在。”

译又问：“从前唐尧、虞舜施行五刑的教化，周公明定诛罚四种罪人的制度，所以当时社会清明，世人赞叹，时代歌咏光明和美。后来奸邪盗贼日益增多，法律刑具也越来越多。末世崇尚三种刑罚的条文，暴虐的秦朝又增加夷族诛杀的法律，滥施刑罚而相互牵连，残酷滥刑已经到了极点。汉、魏沿袭承用，因而没有改革。也许是因为险阻与平安的形势不同，拯救世道的方法不同，不得已才这样使用刑罚吧。在宽缓与严厉之间，应当确立什么原则才可以？夷族诛杀的法律足以作为永久制度吗？”回答说：“天地阴阳分开，百姓才产生；百姓产生，利害便随之发生。利害的发生，总有它的原因。太古之时，以道德教化天下，轻视勇力而尊崇仁义。仁义受到尊崇，强者就不欺凌弱者，众多者就不暴虐少数者。三皇时代结绳记事，天下太平，并不只是因为施行象征性的刑罚、使社会光明和美而已。况且太古时代懂得刑法，所以尽量使诉讼减少。到了后世，即使有罪也不能免除，于是诉讼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暴虐，法令越来越繁密，盗贼越来越多。《尚书》说：‘只有敬慎地施行五刑，才能成就三种德行。’末世道德衰败，既兴起三种刑罚，周文公制度的弊病又加上夷族诛杀，滥刑相互牵连，伤害和气，教化又感染后代，不能改变。因此汉高祖一举号令，天下四方响应；魏承接汉朝末局，也因袭而没有改革，这是因为风俗改变要经过长久时间，也是权宜地适应时势。” 如今四海统一，人人都想返回根本，逐渐崇尚简朴，那么贪婪的人就不会相互争逐；尊崇贤者，贬退不肖者，那么不仁之人就会远离。您应当斟酌减省夷族诛杀之刑，废除夷族诛杀的法律，使万物各自顺遂其生命，使光明和美的政治在不同的时代也能共同实现。” 又问：“五行交替运行，阴阳相互依存，天地因此孕育万物，四时因此化育生长。《易经》说：‘在天上形成象，在地上形成形。’形与象的产生，是相互依存的道理。如果阴阳不能调和，那么天地的大数就不得不闭塞；一气有所偏废，万物就不能独自生成。这是事物相互感应最确切的验证，是不偏不倚最明显的证据。如今有温泉，却没有寒火，原因是什么？我想听听您的辨析，以解释这种不同的道理。”回答说：“听说阴阳升降，山泽之气相互贯通；初九为纯阳之卦，潜藏的龙不可施用，泉源所依托的正是这种情形，所以泉水温暖是适宜的。水性润泽而向下，火性炎热而向上，刚柔、燥湿各有自然本性，所以阳气活动而在外，阴气安静而在内。内在本性柔弱，以包容为本质；外在运动刚直，以向外接触为作用。因此金水的光明能够向内照见，火和太阳的光辉向外发散；刚强施加，柔弱承受，阳气胜过阴气，阴气伏藏。水能够承受温暖，正是因为它具有包容的本性。” 又问：“穷尽神妙、知晓变化，是才智所能达到的极致；使万物完备而发挥作用，是功业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把这些用于政治，就可以继承黄帝、伏羲的法则；用来革除乱世，就可以承续远古的风俗。然而唐尧、虞舜严密地制定了皇人的纲纪，夏、殷繁密地制定了帝王的法令，机巧之心兴起而且日益增长，淳厚的德性一去不返。难道太古的质朴一旦离开，事理就再也无法振兴了吗？还是圣人的道术稍有降低、衰减呢？”回答说：“政治因时势而兴起，机宜随着事物而变化，所以圣明的君王探究通塞的根源，审察始终的道理，适应时势的需要，以求拯救世道。皇代质朴，祸难没有发生，结绳作为信约，人人知道应当遵守的准则。大道一旦离散，智巧便扰乱万物，险易不同，否泰的命数也不同。因此唐尧、虞舜使皇人的纲纪更加严密，夏、殷使帝王的法令更加繁密；一切制度的兴废都有原因，刑政的轻重也有所节制。这正是穷尽神妙的道理、知晓变化的方法，随着时势而采取适宜措施，并不是圣人之道有所降低或衰减。” 永康初年，州里又举荐他为寒素之士，大司马征召他任东阁祭酒。这一年，授任鄢陵公国相，他没有赴任。第二年，降任松滋侯国相。太安年间，他弃官回家，和顾荣等人共同诛讨陈敏，事迹记载在《顾荣传》中。朝廷征召授任他为尚书郎，他与顾荣一同前往洛阳，在路上共同讨论《易经》的太极。顾荣说：“太极，大概是说天地混沌的时候，昏暗蒙昧而未分，日月含藏着光辉，八卦隐藏着神妙，天地混合为一体，圣人把自身隐藏其中。后来天地豁然发生变化，清气和浊气才分别陈列，天地阴阳显现形象，阴阳交会和谐，万物开始萌发，六合开始开拓。《老子》说‘有一种东西混然而成，在天地之前产生’，确实就是《易经》所说的太极。但是王弼说‘太极就是天地’，我认为不妥。所谓两仪，如果以形体命名，就是天地；如果以气来命名，就是阴阳。如今若说太极就是天地，那就是天地自己产生，而没有产生天地的东西了。《老子》又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它们不自我生长，所以能够长久’；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凭借最初的冲和之气而形成和谐。推究元气的根本，探求天地的根源，恐怕应当以此为准。”纪瞻说：“从前庖牺画出八卦，阴阳的道理就全在其中了。周文王、孔仲尼承续并发挥他的遗业，三位圣人相互承继，旨意完全一致；说《易经》以天道为准则，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天清地平，天地阴阳交会和谐，四时推移，日月在其中照耀，这是自然的规律，即使经过诸位圣人，又有谁能知道它的起源呢？” “您所说的‘昏暗蒙昧而未分’，怎么会是这样呢！圣人也是人，怎么能在天地混沌的最初、尚未分化的时候把自身隐藏其中呢？老子所谓先于天地的说法，大概是虚妄荒诞之论，并不是《易经》的本意。这也只是说您的精神通达、理解透彻，不应当有所怀疑。我认为，太极只是说达到极致的称谓，表示道理已经极其完备，不再有外在形体；外在形体达到极致以后，才产生两仪。王弼所指的方向可以说比较接近。古人提出极致作为验证，是说两仪由此产生，并不是说它还有父母。如果一定要有父母，那么除了天地，还有谁能作为父母呢？”顾荣于是停止争论。到了徐州，听说战乱日益严重，将要无法前行。正好刺史裴盾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书信，说如果顾荣等人有所观望，就以军礼遣发，于是他和顾荣、陆玩等人各自解开船只，丢弃车辆牛马，一日一夜行走三百里，得以返回扬州。元帝任安东将军时，征召他任军谘祭酒，转任镇东长史。元帝亲自到纪瞻宅第，和他同车返回。因讨伐周馥、华轶有功，封为都乡侯。石勒入侵时，加授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让他抵御石勒。石勒退兵后，授任会稽内史。当时有人伪造大将军府的符令，来拘捕诸暨县令，县令已经被拘押，纪瞻察觉其中有诈，便打破槛车把他放出来，审问使者，果然承认是伪造欺诈。不久升任丞相军谘祭酒。评定讨伐陈敏的功劳，封为临湘县侯。西台授任侍中，他没有就职。

译长安失守后，他和王导一同入朝劝元帝即位。元帝不答应。纪瞻说：“陛下的禀性与天道相合，却还在史籍中劳费心神，观察古人的成败；当今世事一望便可知晓，并不难见。怀帝、愍帝二帝失去统治，宗庙空废，帝位离开晋室，到如今已经两年，皇帝的棺柩还没有安葬，人与神都失去了主宰。陛下承受天命、接受符瑞，是上天特意授予您的。您如果使六合改换面貌，远方荒服前来朝庭，宗庙重新建立，神主再次安定，亿万百姓仰慕您的风范，各种不同风俗的人都前来归附，就像列宿环绕北极、百川归向大海一样，却还想固守匹夫般的谦让，这不是彰明七庙、振兴中兴基业的办法。只是国贼应当诛杀，您应当为此暂且屈己，向天下谢罪罢了。若想违逆天时、违背人事、错失地利，三者一旦失去，即使将来再想匡救，难道还来得及挽救祖宗的危急吗？适应时势的办法有很多，能够维系大业的，只有合乎事理与适当。晋朝的国运陷入困厄，事理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促成即位就能振兴中兴的国运；放任时机就会错失，反而资助奸贼盗寇的权势，这就是所谓‘理’。陛下身逢厄运，继承帝王事业，回头看看宗室，还有谁能再同您谦让？您应当承受大位，这就是所谓‘当’。四位祖先开拓天下，建立如此大业。” “如今五都被焚烧，宗庙没有主人，刘载在西北窃弄帝位，陛下却正想在东南高尚地谦让，这就叫作作揖谦让而不顾救火。我们这些臣下尚且不能答应，何况您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并列，怎么可以错失时机、落后于时势呢！”元帝仍然不答应，命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纪瞻斥责韩绩说：“帝王之座上应星宿，谁敢移动它就斩首！”元帝因此变了脸色。元帝即位后，授任纪瞻为侍中，转任尚书。他多次上疏进谏，匡正补益之处很多，元帝非常赞赏他的忠贞刚烈。适逢他长期患病，不能入朝应召，便上疏说：臣的疾病一直没有痊愈，长期旷废职事，近来多次陈述诚意，却没有得到怜悯体察。又因尸位素餐，怀抱罪责卧病在床，忧虑和责任如此沉重，不知临死之前将把自己安置在哪里。臣听说最容易失去的是时机，不能重来的就是年岁，所以古代有志之士和义人，有的背负鼎俎奔走，有的在市中唱商歌，实在是想及时施展忠贞的谋略，使名声流传而不朽。然而失去机会的人有亿万之多，得到机会的只有一两个。平常人的性情，总是贪求荣华利益。臣以平庸之才，偶然得到际遇，没有背负鼎俎的劳苦，也没有在市中唱歌，却横遭大运，屡次烦劳而贪窃禄位。虽然仰慕古人自我效力的志向，最终却没有丝毫报答和补偿的功效；如今臣年老体衰，百病交集，卧床求生，已经一百多天，仿佛叩着棺材、拖着被褥，日甚一日地衰败。即使上天再赐给臣一些年寿，蒙受陛下‘行苇’般的恩惠，使臣勉强保全性命，卧息在陋巷之中，也没有办法再列于八座之中，出入台阁了。臣眼睛昏暗，牙齿脱落，胸腹冷如冰，伤口尚未痊愈，双足又偏跛，受疾病困顿，已经苦毒不堪。七十岁的年纪，是礼典所说的衰老阶段，衰老的征象已经清楚显露。臣即使想勤于自我调养，又能藏身、隐伏到哪里呢！” 臣所掌管的职务，是户口和租税，这是国家所重视的事务。如今六合动荡，百姓不能安居，刚刚开始接受大化，百事草创，征发士卒、转运粮物，都需要人力。凭臣平日的强健之身，再加上日夜操劳，尚且不能胜任事务；如今只等着命令在顷刻间降下，却要长期停止机要职务，使国家事务有所废弛。如果朝廷因此广施恩泽，那么臣的忧虑和责任会一天天加重；如果依次授官，就会造成官职空废、事务败坏；若等到臣病势稍差，臣也会日渐衰退。如今因为上天的慈爱，使官职空缺、事务停滞，臣受到偏私的宽宥，对于国家的远大事业也有损害。如今万国改换面貌，贤能俊秀接踵而出，却应当让优厚的爵位虚置不用，不能用来招纳贤才，反而让臣这个污秽病残之人妨碍官职、固守职位，实在不是古今黜退和进用人才的急务。只希望陛下割舍这种没有止境的仁慈，赐臣一领破旧帷幕，使臣死去之日能够用它覆盖尸体；及时选拔贤能，使官府整治、事务兴办，臣免于罪戮，死生都将感到厚重的幸运！” 他于是因病免职。不久授任尚书右仆射，他多次推辞，朝廷不听，于是声称病势危重，回到府第，朝廷仍不允许。当时郗鉴据守邹山，屡次被石勒等人侵逼。纪瞻认为郗鉴有将相之才，担心朝廷弃置他而不加以救恤，便上疏请求征召他，说：“臣听说皇朝兴起，必定有辅佐的爪牙之臣，用来捍卫城池，这是帝王的利器。所以虞舜任用十六位贤相，面南而坐，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臣私下看到前辅国将军郗鉴，年轻时便树立高尚操守，德行清正，声望高峻，文武谋略，是当时的良才。过去他和戴若思一同被征召，推辞而被放置在荒远之地，所处之地孤立奇绝，部众没有一旅之多，救援也不到来。然而他能够安抚聚集残余力量，占据险要之地多年，使凶恶的敌寇不敢向南侵犯。只是兵众太少，无法建立功劳；他既统辖著名州郡，又兼任常伯。若让郗鉴从容处于台阁之中，出入传达王命，一定能充分发挥直言抗争的谋略，补救宰辅职分的缺失。自先朝以来，各种授官任用已经有成例。戴若思以尚书身份任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又加授常侍；刘隗任镇北将军，陈▯▯任镇东将军。按郗鉴的年龄，他与戴若思相同；按资历，他也同属八座。何况郗鉴素来声望清正厚重，是一代的名器。圣朝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只以公平为原则。因此臣卧病在陋巷，仍想把自己的见闻全部说出，只希望陛下开拓圣明胸怀，向王导询问臣的意见，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 明帝曾单独把纪瞻召到大殿，感慨忧虑天下，说：“像这样能够担当社稷的大臣，希望不再超过十人，怎么样？”于是屈指数着说：“您就是其中之一。”纪瞻推辞谦让。明帝说：“我正想和您说些知心话，您怎么又来推崇谦让呢！”纪瞻文武才干兼备，朝廷称赞他忠诚明亮、端正高雅。不久转任领军将军，当时人都佩服他的严明刚毅。虽然他常年患病，六军都敬畏他。纪瞻因长期患病，请求辞去官职，明帝不答应，又加授散骑常侍。王敦叛乱时，明帝派人告诉纪瞻说：“您虽然有病，只要替朕卧病守护六军，所起的作用就很多了。”于是赐给他布帛一千匹。纪瞻没有把布帛带回家，而是分给将士们作为赏赐。叛乱平定后，他又亲自上表请求回家，明帝不答应；他坚决推辞，不肯起任。诏书说：“纪瞻忠诚明亮、端正高雅，明辨时局而有经世济民之才，多次因为年老且久病，迟疑退让，申明自己的诚意。朕深知这种操守，却又不愿违背他的高尚志向，如今听从他的坚持，任命他为骠骑将军，常侍之职照旧。服饰、物用和仪制，一概依照旧典。”于是派使者到他家中授官，以他的住宅作为官府。不久去世，时年七十二岁。朝廷策命追赠本官、开府仪同三司，谥号穆，派御史持节监督办理丧事。评定他讨伐王含的功劳，追封为华容子，降低先前爵位两等，封他的一个次子为亭侯。

译纪瞻性情沉静少言，交游不多，喜欢读书，有时亲手抄写；一生著述有诗、赋、笺、表数十篇。他还通晓音乐，几乎穷尽其中的妙处。他对自己的生活奉养很厚，在乌衣巷修建住宅，馆舍高大华丽，园池、竹木都很完备，足以供人赏玩。他谨慎行事，爱护士人，年老以后更加深厚。尚书闵鸿、太常薛兼、广川太守河南褚沈、给事中宣城章辽、历阳太守沛国武嘏，平素都与纪瞻关系疏远，却都依赖他的高尚义气，临终时把后事托付给纪瞻。纪瞻全都替他们料理、保护家属，为他们建造住宅，像对待骨肉亲属一样。纪瞻年轻时和陆机兄弟亲善，陆机被杀后，他周到地抚恤接济陆机的家人；到陆机的女儿出嫁时，资助陪送的财物也和亲生女儿一样。长子纪景早逝。纪景的儿子纪友承袭爵位，官至廷尉。纪景的弟弟纪鉴任太子庶子、大将军从事中郎，死在纪瞻之前。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他的先祖庆普，汉代世代传授《礼》，当时称为庆氏之学。族中高祖贺纯，博学而有很高声望，汉安帝时任侍中，因为避汉安帝父亲的名讳，改姓贺氏。曾祖贺齐，在吴国任职，是著名将领。祖父贺景，任灭贼校尉。父亲贺邵，任中书令，被孙皓杀害，家属被迁徙到边远郡县。贺循年轻时遭遇家难，被流放到海边；吴国平定后，才回到本郡。他操守高尚严正，童年时就与众不同；言语、行为、进退起居，一定遵循礼让。国相丁乂请他任五官掾。刺史嵇喜举荐他为秀才，授任阳羡县令，以宽厚仁惠为根本，不追求考核政绩第一。后来任武康县令，当地多有厚葬以及拘忌、避讳年月的习俗，停柩不葬的人很多，贺循都加以禁止。政教大为推行，邻近城邑都以他为典范。然而他在朝廷没有援助，长期不能得到升迁。著作郎陆机上疏推荐贺循说：‘臣私下看到武康县令贺循，德行器量深厚茂盛，才智见识清正高远，专心奉行道德本旨，风操凝重峻拔，历任两座县城，刑政严肃而和穆。前任蒸阳县令郭讷，风度简约旷达，器量见识明朗卓拔，通达事务、敏捷颖悟，才干足以办事。贺循镇守下等县，名列普通而困顿；郭讷归居里巷，闲居已经多年。’ “他们都出身于新近归附的邦国，朝廷中没有知己，居住在遥远的地方，志向无法自行施展，年岁转眼流逝，却遥遥无有进身的阶梯，实在是州中士人无论愚智都为之遗憾。臣等私下思考，台郎之所以出使州郡，是因为州郡有人才，并不只是为了平均分配显达的仕途、使恩惠施及外州而已。实在是因为各地士人的风气不同，四方习俗各异；隔绝壅塞的弊害，越是远方的国家越严重。至于荆州、扬州，两州户数各有几十万，如今扬州没有一名台郎，而荆州江南竟没有一人担任京城官职，实在不是圣朝对待四方的本心。论才干、声望和资品，贺循可以任尚书郎，郭讷可以任太子洗马、舍人。这是众望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不只是希望他们进入清显仕途、勉强充当地方选举之人。谨将他们的资品条列上报，请求陛下明察选用。’过了很久，朝廷征召贺循补任太子舍人。赵王司马伦篡位后，贺循转任侍御史，以有病为由辞去职务。后来授任南中郎长史，他没有就职。适逢叛贼李辰在江夏起兵，征镇诸军不能讨伐，纷纷望见尘土便逃跑。李辰的别部将领石冰攻占扬州一带，驱逐会稽相张景，用原宁远护军程超代替张景，任命他的长史宰与兼领山阴县令。前南平内史王矩、吴兴内史顾秘、前秀才周▯等人倡导义举，传送檄文到各州郡讨伐石冰，贺循也聚集部众响应。石冰的大将抗宠拥有几千人，驻扎在郡学讲堂。贺循移檄给抗宠，陈述顺逆道理，抗宠于是逃走，程超、宰与都投降了，全郡于是平定。贺循迎接张景回到郡中，随即谢绝并遣散士兵，闭门不出；论功行赏时，他一概不参与。陈敏之乱时，陈敏伪造诏书，任命贺循为丹阳内史。贺循以脚病为辞，说手不能握笔，又服用寒食散，披头散发，袒露身体，表示自己不能任用，陈敏最终不敢逼迫他。当时州内豪杰都被拘禁，有的人因年老有病而被授予官秩，只有贺循和吴郡的朱诞没有参与此事。陈敏败亡后，征东将军周馥上表推荐贺循兼领会稽相，不久授任吴国内史；公车征召他为贤良，他都没有就任。元帝任安东将军时，又上表推荐贺循任吴国内史，和贺循谈到吴国旧事，趁机问道：“孙皓曾经烧红锯子截下一颗贺氏人的头，那是谁呢？”贺循还没来得及回答，元帝已经醒悟说：“是贺邵。”贺循流泪说：“先父遭遇无道暴君，臣悲痛深重，无法用言语回答。”元帝十分惭愧，三天没有出门。东海王司马越任命贺循为参军，征召授任博士，他也都没有起任。元帝迁任镇东大将军后，因军司顾荣去世，征召贺循接替他。贺循称病势沉重，先后上了十多封笺疏。元帝给他写信说：人的各种品行不同，所以出仕和退隐的道路也不同；根据各自的性情行事，各自任其本真罢了。当天下清明太平，伦理秩序井然时，随着时运所遇，行动或沉默都由自己决定。有的人远居高隐，轻身远世，逍遥自养，安宁精神而自得，这大概是大道兴隆而人得安逸，形势使他如此。至于时运困顿，君主危险、国家紧急，义士便要拯救时局，奔走以救济天下。烛之武凭吊着绳索进入秦国，绮里季等人整治衣冠来匡救汉室，难道不是大雅君子能屈能伸、合乎道义吗？我才德浅薄，忝居近亲，错误地承受宠位，接受镇守一方的任命，虽仰慕玄妙之道，景仰高尚法度，常想舍弃驷马高车，驾着柴车到您门前，却只是有这样的心愿，没有实际追随贤者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盗寇叛逆纷扰严重，华夏分崩离析，皇宫失去统治，百姓饱受苦毒，所以我日夜忧虑，慷慨激愤，志在竭尽臣节罢了。以前顾公临朝，深深依赖您的高明谋略。元凯既已登用，巢父、许由便得以退隐。到了今天，正所谓大道已经消亡，国家衰败憔悴，群臣百姓都仰望等待，实在全在于您。只要合乎道义所在，怎么能让您劳苦而自己安逸呢！想来通达事理的人也会始终贯彻这一点。希望您能接受美善的谋略，以弘扬长远的规划。如今上奏尚书，请屈尊任军司，谨派参军沈祯带着使命奉上任命，希望您一定屈驾前来，以满足我的盼望。” 贺循仍然没有起任。元帝承制行事后，又任命贺循为军谘祭酒。贺循称病，元帝敦促逼迫，他不得已才由人抬着病体前往。元帝亲自到他的船上，趁机向他询问治理政事的道理。贺循身体羸弱有病，不能起身拜谒，元帝便让他穿上朝服，加授朝服仪制，赐给他一处住宅，以及车马、床帐、衣被等物。贺循推辞谦让，什么也没有接受。廷尉张闿住在小市，想夺取左右邻近的住宅来扩大自己的居处，于是私自修建都门，早晨关闭，晚上才打开，许多人都以此为患。百姓向州府申诉，州府都不予理会。恰好贺循出行，到了破冈，众人联名到贺循那里向他询问此事。贺循说：“见到张廷尉时，我会替你们说起这件事。”张闿听说后，立即拆毁了自己的门，前往贺循处道歉。他受到世人敬仰佩服，就是如此。

译当时江东刚刚建立政权，盗贼很多，元帝考虑防备的方法，向贺循询问。贺循回答说：“长江水道绵延万里，贯通经过五州，是朝贡使者和商旅往来的通道。如今议论的人想从宣城出兵镇守江边，或者让各县统领军队。臣愚以为，县令、县长威势微弱，而且兼有各种才能的人难以齐备；征发那些害怕服役的人来防御，军纪又不能严肃，恐怕未必能够发挥作用。依臣所听闻的情况，江中的险要之地只有阖闾一处，地势险峻幽深，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尤其应当用重兵防守，顺着地势加以讨伐扫除，断绝他们的根基和联系。沿江各县各有分界，分界以内由官长负责，自然可以估量土地、分配兵力，多设置亭和驿站，常常派人巡逻，严密制定纲纪条目，严格执行刑罚和赏赐；越过通常规定而勤勉尽职的，就给予特别荣誉和奖赏；懈怠失职的，就治他本人之罪。这样看来，大体上不能不严肃。给役使的人按时轮换休息，不使服役过于困苦，轮换更替都规定期限。按照汉代制度，每十里设一亭，也是因为防禁必须严密。如今即使不能完全这样做，也应当筹划衡量，使兵力足以彼此照应。如果盗寇势力强大、人数众多，不能由一县独自制伏，就可以指明他们逃窜的踪迹，说明所在都督不久便会前来讨伐。如今不明确划分职责，使当地百姓和军户混杂承担巡逻防备，两方面都懈怠，没有人适合承担责任，所以只是徒有防备的名目而不能发挥益处。” 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愍帝即位后，征召贺循任宗正；元帝仍在镇守，又上表任命他为侍中，但道路险阻，未能成行。因讨伐华轶有功，准备封他为乡侯，贺循认为自己卧病在家，坚决推辞不接受。建武初年，任中书令，加授散骑常侍，他又以年老多病坚决推辞。元帝下令说：“我凭浅薄的德行，忝居大位，像要渡过大河一样，不知道凭借什么。贺循言行合乎礼法，是当时的声望人物、世俗的表率。实在要依赖他的谋略来安定万机。他一向有病，我还希望他卧病在家为我规劝辅佐；但他固守谦让，把实情陈述得恳切至极，这正是贤者践履诚信、思守顺道，只把谦让看得高尚。如今听从他的坚持。”于是改授太常，散骑常侍依旧。贺循认为九卿旧制本来不加官号，如今自己又患病，不适合兼任这样的职务，因此只接受太常一职。当时宗庙刚刚建立，旧有礼仪多有缺失。有人认为惠帝、怀帝二帝应当各自作为一世，于是颍川这一世的世数超过七，应当在轮次中毁去。此事交给太常处理。贺循议论认为：按照礼制，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后嗣，不能因为承继帝位的先后而各自成为一世。殷朝盘庚不把阳甲列入世次，汉光武帝不承继成帝，另立庙寝，使臣下祭祀他们；这是前代明确的典章，也是关于承继关系的显明义理。惠帝没有后嗣，怀帝承继统绪；弟弟不能为兄长之后，因此怀帝应当从上面承继世祖，而不是承继惠帝，应当和殷朝的阳甲、汉朝的成帝一样。议论者认为圣德深远，还不宜立即改变旧制。像这样的礼制问题，通行的说法都没有论及。因此惠帝仍在太庙，怀帝又进入太庙，神位数目就超过八位。超过八位，是由于惠帝没有迁出，并不是上祖本来就应当迁毁。下代升入，上代才迁出；迁移、毁去各自对应世代，不能互相混同。从来没有下一代升入一世，而上一代毁去两世的道理。惠帝、怀帝都继承世祖，作为兄弟旁亲，同属一世；如今却向上毁去两世作为一世。现在因为惠帝去世已经毁去了豫章，又因怀帝进入而再次毁去颍川，这样一世之中两次迁毁，祖宗的位次横向分裂。考求古代义理，没有这样的先例。惠帝是否应当迁出，尚且不能轻率议定，何况可以轻率毁去一位祖先而没有义理和先例吗？颍川既然没有可以毁去的道理，那么现有神位数目自然成为八位；这件事的形成有它的原因，并不是说神位数目的常规就是如此。” 既然有八位神主，就不得不在七室之外权且安置一位。至尊与惠帝、怀帝都是兄弟，从上面承继世祖，而不承继这两位帝王，那么这两位帝王的神主按理应当另行迁出，并不是宗庙中永远有八室。况且武帝最初建成太庙时，正神只有七位，而杨元后的神主也权且另立一室。永熙元年，在太庙八室向世祖报告谥号，这说明只要有八位神主，就不必拘泥于七室的旧例。议论者又认为景帝已经在太庙，因此惠帝、怀帝也可以依照同一例处理。景帝有盛大的德行和开国功勋，是王业根基的根本，义理上应列入祖宗，百世不毁；所以特意留在本庙。而且世代相近，神位数目可以相容，只是安置神主而已，并不逼近上祖。等到王氏宗庙的昭穆世次满了，最终也应当另立别庙。拿今天的情况相比，既然轻重不同，义理也不同；七庙是七世亲属，昭穆是父子的位置。如果遇到兄弟旁亲的神位满了，就动辄毁去上祖，那么祖宗的位置便会空悬，世代数目也不足；这样还要三昭三穆和太祖之庙合起来成为七庙做什么呢？如今七庙的义理出自王氏制度。从父亲之庙以上直到高祖，亲庙有四世；高祖以上又有五世、六世虽已无服的祖先，所以三昭三穆加太祖之庙共为七庙。因此世祖确定郊祀和宗庙礼制时，京兆、颍川是高祖的亲属，豫章是第五世，征西是第六世，正是为了符合这一义理。如今至尊继承统绪，也应当有五世、六世的祖先；豫章是第六世，颍川是第五世，都不应毁去。现在既说先毁豫章，又要再毁颍川，这样宗庙中的亲属只剩下高祖以下的，再没有高祖以上两世的祖先；按照王氏制度，三昭三穆中有两位缺失。这不仅不是宗庙的根本依据，也违背世祖祭祀征西、豫章的本意，对于一代王朝所确定的礼制，缺失实在不少。” 当时尚书仆射刁协与贺循意见不同，贺循回答得义理深刻而完备，言辞很多，这里没有全部记载，最终朝廷采纳了贺循的意见。朝廷遇到疑难停滞的事务，都向贺循咨询；贺循总是依据经典礼制回答，成为当时儒者的宗师。后来元帝因为贺循清贫，下令说：“贺循冰清玉洁，行为是世俗的表率，身居上卿之位，但自身所居所用不过勉强遮蔽身体，房屋也只足以遮蔽风雨。我近来亲自到他的屋舍，感到十分慨叹。赐给他六尺长的床、席、褥，以及钱二十万，用来表彰他的至德，畅达我的心意。”贺循又推辞，元帝不许，他不得已留下这些东西，却起初并不使用。元帝即位后，有司上奏琅邪恭王应当称为皇考，贺循又议论说：“按礼制，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来加在父亲身上。”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任命贺循代理太子太傅，太常一职照旧。

译贺循认为自己卧病不起，不能履行臣子的节操；如果接受皇帝降低尊贵身份来礼敬自己的恩义，又不能废弃君臣交往叙谈的敬意，恐怕不是垂示后世的典范教诲，因此多次上表坚决推辞。元帝认为贺循以德行率领众人，虽不言语也有益处，极力敦促勉励，务必要他接受，便命皇太子亲自前往拜见。贺循虽然身体虚弱有病，但接待应对仍很恭敬；元帝下诏禁止宾客来访，对他的尊崇礼遇就是这样。病势渐重，贺循上表请求辞官归老，皇帝收回他的印绶，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元帝登临正殿，派使者持节，加授印绶。贺循虽然口不能言，却用手示意左右，把朝服礼服推开。皇帝亲自乘车驾临，握着他的手流泪。太子亲自来探视过三次，每次往返都行拜礼，儒者以此为荣。太兴二年去世，时年六十岁。元帝穿素服为他举哀，哭得十分悲痛。追赠司空，谥号穆。将要下葬时，元帝又亲临他的灵柩，哭尽哀情，派兼任侍御史的人持节监督丧事。皇太子送行到近处，望着船只流泪。贺循年轻时就喜欢研读书籍，善于写文章，博览群书，尤其精通《礼记》等礼学传注。他很有知人之明，从卑微处提拔同郡的杨方，杨方最终在世上成就名声。他的儿子贺隰，康帝时官至临海太守。杨方，字公回。年轻时喜欢学习，有非凡才华。起初任郡中铃下威仪，办理公务之余，总是阅读《五经》，乡里还不知道他的才学。内史诸葛恢见到他后认为非同寻常，按照门生的礼节对待他，从此他才得以与贵人交往。当时虞喜兄弟凭借儒学建立声名，很喜爱杨方，替他广为宣传。诸葛恢曾经让杨方写文章，推荐他任郡功曹主簿。虞预称赞他的文章，将文章送给贺循看。贺循回信说：‘这个年轻人胸怀开阔、志向高远，我原以为他的思想言论只是比普通鄙陋之人高明，没想到竟有这样的宏伟才华。他的文章很有奇特的才分，如果真是发自胸臆，那么就是一国所推重的人才，哪里只是牧童中出类拔萃的人呢！听说他处在旧日同党之中，却喜好谦逊自守，这也是立身处世的一个方面。然而世道衰败，道德丧失，人物凋零衰微，每当听到一个普通人有向道的志向，我都为之希望、为之祈愿。像杨方这样的人，正如荒草地里独特的幼苗、盐碱田中的优良禾苗，资质已经很好，只是沾染的尘土还不够洗除罢了；把他移植到肥沃的土地上，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栋梁。足下才华是当世英杰，地位是朝廷高位，等到道德兴隆、教化建立以后，才是贵重。过去许子将从贾坚那里提拔樊仲昭，郭林宗从田野中成就魏德公。足下若立志发扬这项事业，赶上两位贤人的功劳并不难。’ 贺循于是向京城人士称赞杨方。司徒王导征召他任属官，转任东安太守，又升任司徒参军事。杨方在京城时，士大夫都厚待他；他自认为出身寒微，不愿久留京城，便请求补任远郡，想过闲居生活并从事著述。王导同意了，上奏补任他为高梁太守。他在郡中任职多年，著有《五经钩沈》，又撰写《吴越春秋》，以及各种杂文，全部流传于世。年老后，他弃郡回乡。王导准备把他推荐到台阁，他坚决推辞，回到乡里，最终死在家中。薛兼，字令长，丹阳人。祖父薛综，在吴国任尚书仆射。父亲薛莹，在吴朝很有名声。吴国平定后，薛莹任散骑常侍。薛兼清正朴素而有器量风度，年轻时和同郡的纪瞻、广陵的闵鸿、吴郡的顾荣、会稽的贺循齐名，被称为‘五俊’。他初到洛阳时，司空张华见到他，认为非同寻常，说：‘全都是南方的金玉。’经察举为河南孝廉，征召到公府，授任比阳相，任职期间以有才能著称。历任太子洗马、散骑常侍、怀县令。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参军，转任祭酒，赐爵安阳亭侯。元帝任安东将军时，任命他为军谘祭酒，逐渐升任丞相长史。他非常勤勉地办理国家事务，因为上佐俸禄优厚，常常主动约束减省自己，只取足够生活的部分。晋室中兴后，进爵为安阳乡侯，授任丹阳太守。中兴政权建立后，转任丹阳尹，加秩中二千石，升任尚书，兼领太子少傅。从薛综到薛兼，三代都担任东宫太子的师傅，谈论此事的人都称赞他们。” 永昌初年，王敦上表推荐他兼任太常。明帝即位后，加授散骑常侍。明帝认为他在自己居东宫时曾任师傅，仍应尽到敬意，于是下诏说：“朕因德行不足，很早就遭逢忧患灾祸。冒昧凭着微薄之身，处在王公之上。孤苦忧伤，身在丧中，没有可以咨询仰赖的人，心怀忧惧不安，就像站在深谷边。孔子说过：‘所以即使是天子，也一定有值得尊敬的人。’朕将恭敬奉行尊奉先师的礼仪，向有德之人咨询。太宰、西阳王地位尊贵、声望深重，身居贵位而能自谦。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体道高远，功勋德行兼备，是先帝的执友，也是朕的师傅。太常、安阳乡侯训导保护朕身，忠诚严肃，笃实诚恳。尊亲敬贤，是先帝所看重的，朕见到这四位以及他们的书信、奏疏和礼仪仪制，都一如东宫旧例。”这一年，他去世。皇帝下诏说：“太常、安阳乡侯兼具德行，谦冲朴素，竭尽忠诚，严于律己。正要依赖他的德行教诲，弘扬政事之道，却不幸死亡，朕心中极为悲痛。现在派持节侍御史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死者若有灵，请嘉许这份荣耀恩宠。”到下葬时，正逢王敦作乱，朝廷多有变故，来不及议定谥号，只派使者以太牢祭祀他。他的儿子颙先于他去世，没有后代。史臣说：元帝在淮海地区建立根基，百般制度开始草创，梦中都盼望群才，共同治理各项政务。顾、纪、贺、薛等人，都是南方的珍金、东方的良箭，出身世代显贵的门第，委身辅佐霸主之朝，预先参与国家政务；法典制度依靠他们编订整理，帷幄谋划等待他们提出计策；他们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所承担的职责相当于王导、谢安那样的贤辅，官位成就、声名树立，既光耀国家，又荣耀家门。这不仅是时运际会所造就的，也是他们的才智能力确实达到这种程度。后来他们循序升任太保、太傅，朝廷声望尤其尊隆，于是使皇帝的车驾亲临，承明门下拜。即使是西汉恩宠尊崇张禹、东汉礼遇看重桓荣，也没有超过他们。赞说：彦先见识通达，思远正直方正。薛氏既清廉坚贞，贺氏唯以学问立身。逢上良时，遇到明主，便能乘风展翅，高飞而起。

译列传第三十九 刘隗（孙子刘波）；刁协（儿子刁彝，刁彝的儿子刁逵）；戴若思（弟弟戴邈，周顗）。刘隗，字大连，彭城人，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父亲刘砥，任东光令。刘隗年轻时就有文才，最初出任秘书郎，逐渐升任冠军将军、彭城内史。为躲避战乱渡过长江，元帝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刘隗一向熟习文史，善于探求君主的心意，皇帝非常器重并信任他。升任丞相司直，把刑法和监察之事交给他。当时建康尉收捕护军的士卒，但府中将领却擅自夺取这些人，刘隗上奏请求免去护军将军戴若思的官职。世子文学王籍之在叔母服丧期间结婚，刘隗上奏此事，皇帝下令说：“《诗经》说，礼制废坏而婚姻增多，是为了使男女能够会合，不至于没有夫家，这正是说今天的情况，可以暂且解除禁令。从今以后，应当对此加以防范。”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服丧期间嫁女，刘隗又上奏此事。庐江太守梁龛明天就要除去妇人丧服，今天却邀请宾客演奏歌舞，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多人一同赴会。刘隗上奏说：“嫡妻和长子都要拄杖居住在丧庐，所以周景王服丧三年，除服后举行宴饮，《春秋》还加以讥刺，何况梁龛只是普通人，晚上宴饮，早晨举行除服祭礼，这是轻慢丧服的过失，应当严肃丧纪礼制。请免去梁龛的官职，削夺他的侯爵。周顗等人明知梁龛有丧，却参加不合礼制的吉会，应各夺俸禄一个月，以严肃处理他们的违礼行为。” 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丞相行参军宋挺，原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人；刘陶死后，宋挺娶刘陶宠爱的妾作为小妻。建兴年间，宋挺又截取盗窃官府布帛六百多匹，依法判处死刑，弃市示众，后来遇赦免罪。不久，奋武将军阮抗请求任命他为长史。刘隗弹劾上奏说：“宋挺蔑视已死的主人，独占他的妻室，违背了臣、妻、子三者各守其义的道理，伤害人伦秩序，应当把他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以抵御魑魅。请除去宋挺的姓名，终身禁锢。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却请求让他担任长史。阮抗文武兼备，执符镇守东方藩镇，应当任用有功勋的忠良，亲近仁德贤能之人，却反而奖拔、征求贪赃污秽之徒，举用顽劣愚蠢的人。请免去阮抗官职，下狱审理其罪。”奏疏获准，但宋挺因病去世。刘隗又上奏说：“诏书说：‘宋挺已经死亡，不再追究贬斥。’这是愚蠢昏暗，未能通晓这个道理。从前郑国人打开某子家之棺，汉明帝追究史迁的罪责；经传中的褒贬，都追记前代数百年间的事情，并不只是想纠正当时，也将要树立法则垂示后世，难道能因为早晨活着、晚上死亡，便没有善恶了吗？请有关部门仍按原议追除宋挺的姓名，降为平民，录取其妾送还本家，以彰明、证明恶人的罪行，并下令远近知晓。”皇帝同意了。南中郎将王含凭借宗族强盛而显贵，骄傲放纵，任命参佐和郡守、县令二十多人，大多不取其才。刘隗的弹劾奏文措辞极其严厉，这件事虽然被搁置不办，王氏却深深忌恨他。刘隗弹劾奏劾时不畏惧豪强权贵，大多都是这样的事例。建兴年间，丞相府斩杀督运令史淳于伯，鲜血竟然向上倒流。刘隗又上奏说：“古代审理狱讼，必定考察五听，用三槐九棘的制度来寻求百姓的实情。即使要处理众多政务，也不敢轻率断狱。死者不能复生，受刑者不能恢复原状，所以明君对用刑十分哀怜谨慎。曹参离开齐国时，把审理狱讼的事务托付给他人。近来灾荒频仍，杀戮没有节制，同样的罪行却判处不同，刑罚失当。我谨按察督运令史淳于伯受刑时，血迹沾在柱上，随后逆流而上，一直冲到柱顶，达二丈三尺，旋即又向下流了四尺五寸。百姓喧哗，男女纷纷围观，都说他是被冤枉的。淳于伯的儿子淳于忠申诉说父亲受冤，说淳于伯督运完毕后离职已有两个月，事情办完后按期交接回来，并没有拖延或缺少。即使接受贿赂、役使人员，罪也不至于死刑。他所督运的是戍守军队的物资，不是出征军队的物资，却以耽误军需论罪，按道理是冤枉的。这四年中，供应运输漕粮，所有征发租税、调取物资和各种劳役，都有拖延停滞，却不以耽误军需论罪，到了淳于伯，为什么偏偏对他明察追究？在鞭打杖击之下，没有什么口供是逼不出来的，囚犯害怕疼痛，只好编造供词来应付。理曹是国家掌管刑法的机构，却使淳于忠等人在圣明时代申称冤屈。谨按从事中郎周筵、法曹参军刘胤、属李匡，幸而承受特殊恩宠，都位列有关官曹，应当思考如何弘扬政道，详慎用法，谨慎杀戮，使百姓不受冤枉，不被人诉说。” 这样便使淳于伯的冤屈同周青一样，冤魂在幽都哭泣，含恨向黄泉申诉，悲叹超过杞梁，流血造成的妖异超过城墙崩塌，所以出现了陨霜致死者、夜间哭泣的鬼魂。伯有白天现形，彭生化为野猪，刑杀失当，妖异灾变一同出现；用古事来比拟今天，道理是一样的。这都是周筵等人不能胜任职务造成的，请将他们全部免官。”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疏自责，请求解除职务。皇帝说：“政事和刑罚失当，都是由于朕昏暗闭塞所造成的。朕正因为此事感到惭愧恐惧，希望听到忠直的劝告，以弥补过失。你们反而引咎请求退职，哪里是朕所希望的呢！”因此王导等人全都没有受到追究。晋国建立后，刘隗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门生们拦断道路，拆毁丧庐，砍伤两人；建康左尉赶赴事变现场，又被砍伤。刘隗弹劾周嵩的哥哥周顗说：“周顗幸而承受特殊恩宠，位列上等僚佐，应当尊崇和彰明法令制度，协调上下，在左右近臣中作表率，进而治理家国。如今却放纵小人，使他们成群作恶，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持刀砍伤县尉，使远近人心惊惧，百姓喧哗，损害声望，这种风气不能任其滋长。既然没有大臣检束防御的节操，就不能承受并宣扬皇帝的美好诏命。应当加以贬黜，以严肃处理他的违失。”周顗因此被免官。太兴初年，刘隗长期兼任侍中，赐爵都乡侯。不久代替薛兼任丹阳尹，与尚书令刁协一同受到元帝宠信，想要排斥压制豪强。各种苛细烦琐的政令，都说是刘隗、刁协所创立的。刘隗虽然身在外任，朝廷一切机密政务都预先让他知道。被任命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假节，加授散骑常侍，率领一万人镇守泗口。

译起初，刘隗认为王敦的威势权力太盛，最终无法控制，便劝皇帝派亲信重臣镇守各方，所以任命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接着又任用刘隗和戴若思为都督。王敦非常憎恶此事，写信给刘隗说：“近来承蒙圣上顾念您，如今大贼尚未消灭，中原沸腾不安，我想和您以及周顗等人共同竭力效忠王室，一起使天下安定。如果这样做成功，皇帝的福祚就会因此隆盛；如果失败，天下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刘隗答信说：“鱼在江湖中彼此相忘，人们在道术中彼此相忘。竭尽辅佐之力，用忠贞来报效国家，是我的志向。”王敦得到信后非常愤怒。等到王敦作乱，以讨伐刘隗为名，皇帝下诏征召刘隗回京，百官在道路上迎接他。刘隗头戴便帽，慷慨直言，意气自若。入朝拜见皇帝后，他与刁协上奏请求诛灭王氏，皇帝没有听从，他脸上露出惧色，于是率众驻扎在金城。王敦攻克石头城后，刘隗进攻却没有攻下，便入宫告辞。皇帝流泪与他道别。刘隗到达淮阴，被刘遐袭击，便带着妻子儿女和亲信二百多人投奔石勒。石勒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他死时六十一岁。儿子刘绥，起初被举为秀才，任驸马都尉、奉朝请。后来跟随刘隗投奔石勒，也去世了。孙波承袭爵位。孙波字道则。起初任石季龙麾下冠军将军王洽的参军。石季龙死后，王洽和孙波一起投降。穆帝任命孙波为襄城太守，屡次升迁为桓冲的中军谘议参军。大司马桓温西征袁贞时，朝廷空虚，任命孙波为建威将军、淮南内史，率五千人镇守石头城。寿阳平定后，授任尚书左丞，他没有接受，转任冠军将军、南郡相。当时苻坚的弟弟苻融在襄阳围攻雍州刺史硃序，孙波率八千人救援，因为敌军强盛不敢前进，硃序最终陷没。孙波因畏惧怯懦被免官。后来又任命孙波为冠军将军，屡次升任散骑常侍。苻坚败亡后，朝廷想要镇守安定北方，派孙波出任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但他因病没有成行。他上疏说：臣听说，天地以广泛救济万物为仁，君主之道以施惠于下民为德，所以夏禹、商汤有亲身勤劳的功绩，唐尧、虞舜有“在予”之类的诰令，因此恩惠遍及百姓，功勋流传后世。宣帝开拓宏伟基业，开始奠定成就帝业的天命；到了文帝、武帝，历代气数已经集中于自身，却仍然虚心侧身而坐，降低自己而尊重万物。由此才知道积累基业的功劳重大，勤勉辅佐君王的事业艰难，先君的恩德广大，留给后代的恩赐深厚。惠帝不思进取，把政务交给内臣，终于使帝王神器沉沦幽暗，日月星辰失去光辉；帝王陵园徒有九泉之感，宫庙聚集胡人战马的足迹；这就是所谓居高位享禄的人在朝廷丧失政权，百姓却在外面暴尸荒野。幸赖元皇帝以神武顺应时运，福祚兴盛于淮海，重新振举已经坠落的国家纲纪，接续断绝的维系而重新张弛。陛下承接宣帝开创的宏大基业，接受元帝完成的功烈，保卫大业，奠定功勋，收敛兵戈，平息动乱。因此，那些背负龙鳞、横行大海的巨鲸，僭越帝位、罪恶滔天的寇贼，望见皇帝的旌旗便连夜溃散，看到太阳便如雾气消散，国家威严广大盛大，百姓无法尽述。可是近年来，天象失常，妖异怪事屡屡发生。会稽是先帝原先受封之地，却多年发生地震。从前周文王、周武王时出现鱼、乌等祥瑞，君臣尚且心怀震惊恐惧，何况如今灾变纷纷聚集，竟没有人对此感到疑虑。周公旦有不可懈怠的告诫，贾谊有堆积柴薪的比喻。臣以先前的征兆为鉴，私下思考今天的政事，因此冒昧直抒浅陋之见，直言而不加隐讳。从前先帝以玄妙清静之道治理天下，把成事的责任交给群臣，自己安坐而运行天纲，顺应变化，任其自然，所以不计较一日的功劳，却收获了一年的成效。如今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号令，辅佐君王、任用贤俊，协调百官，四方承受教化，天下响应震动，可是钧台的歌咏却没有听见，景毫的诏命也没有颁布。难道是群臣不能胜任，还是陛下任用他们而没有充分发挥其才干呢？凡是圣王的教化，无不敦厚推崇忠信，保存正道，抛弃邪说。伤害教化、败坏风俗的人，即使是亲属、即使地位尊贵，也一定疏远他；清廉公正、守贞修身的人，即使地位低微、身份卑贱，也一定亲近他。如今却不是这样。这种风气既已衰败，争利竞进更加厉害，朋党勾结，互相毁誉，钻营求取以求苟且升进，人人都希望得到额外的利益。看到贤人却居于其上，所得俸禄常常超过应有的数额；迎合上意、承顺君主心意的人被认为奉公，彼此称赞、互相粉饰的人被认为忠节。全天下都看见这种情形，谁还敢说正直的话？陛下不明确实行必行的法令，以断绝钻营请托的根源，恐怕会因疲倦懈怠而错误地听信和判断。况且苻坚灭亡至今已经五年，旧都残破毁坏，帝王陵寝没有守卫，百姓陷于水深火热，还没有得到救济接纳。臣恭敬希望陛下远观汉、魏衰亡的原因，近察西晋覆亡的时势，超然改变思虑，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先行治理，那么国家根本就会永远稳固，社稷便没有忧患。臣哪里是要诬蔑说当朝之人全都没有忠节，只是任用不合其才的人，求取人才又没有得到罢了。如今政务烦琐、劳役繁重，各地都衰败困敝，粮仓空虚，国家费用耗尽，百姓受到侵削，流亡接连不断。粗略计算户口，自咸安以来，人口已经减少十分之三。百姓心怀漂泊流离的叹息，《下泉》由此兴起了思念周京的感情。从前汉宣帝说过：“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吧！”所以治理下属有方的人，就加以玉玺诏书和赏赐；法令苛刻、政事混乱的人，则从宽处理刑罚也不赦免其罪，使上面的事务简约，下面的百姓喜悦。如今却不是这样。报告时局、请求任职的人，以家境困乏为借口；救济穷困、抚恤困滞的人，却把公爵当作施舍。古代为百姓立君主，是让君主管理牧养百姓；如今却变成以百姓来救济君主，使君主像蚕一样吞食百姓，甚至把贪污的人称为清廉勤勉，把谨慎守法的人称为胆怯低能。为什么背离古代正道竟到了这种地步！” 陛下虽然亲自节俭，在上面怜悯百姓，群臣却在下面放纵欲望、任意妄为，六司官员垂手无所作为，三公也拱手沉默不言，所以有识之士看到人事而叹息，观察灾异而十分恐惧。从前宋景公退让而消除了荧惑星造成的灾祸，殷高宗使鼎中出现雉的异象消失。臣恭敬希望陛下向上体察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志向，向下察看商纣王沉湎酒色的过失，远思《国风》中讥刺周幽王、褒姒之事的诗篇，深思定姜以小臣为喻的言论。暂且回转圣恩，大力询问群臣，延请接纳众多贤才，向他们询问政事的得失；让百官各尽职守，听取民众关于利弊的意见。考察事情的缘由，观察所用之人的实绩，审慎识别群才，帮助调和鼎中五味。能够不断思考如何成为圣君，以答报上天的美意，那么四海都会归心，天下十分幸运。臣已故祖父、先臣刘隗，从前承受过特殊恩宠，他舍身为国的操守，旧史中仍有记载；有志向却没有时机，至今在黄泉之下怀着遗恨。至于臣这样平庸低劣的人，又承蒙陛下无边无际的恩宠，恩德世代累积，实在不是粉身碎骨、倾覆宗族所能报答的。臣此前写成这篇表章，还没有来得及上达。突然遭受重病，恐怕生命转瞬即逝，贪恋还能呼吸的片刻，希望把愚陋的心情传达给陛下。只是气力衰弱，不能亲自陈述。奏上这篇疏表后便去世了。追赠前将军。儿子刘淡承袭爵位。元熙初年，任庐江太守。

译刘隗的伯父刘讷，字令言，具有鉴察人物品行的才识。起初进入洛阳，见到各位名士后感叹说：“王夷甫过于浮华显耀，乐彦辅是我所敬重的，张茂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周弘武善于利用短处，杜方叔却不善于发挥长处。”最终官至司隶校尉。刘讷的儿子刘畴，字王乔，年轻时就有美好声誉，善于谈论名理。曾经在坞壁躲避战乱，数百名胡人商贩想要杀害他，刘畴面不改色，拿起胡笳吹奏，吹出《出塞》《入塞》的曲调，以触动那些客居异乡之人的思乡之情。于是胡人们全都流泪离去。永嘉年间，官至司徒左长史，不久被阎鼎杀害。司空蔡谟常常叹息说：“假如刘王乔能够渡江南来，他就是司徒公的最佳人选。”王导刚被任命为司徒时，也对人说：“如果刘王乔过江，我不只是向司徒公行礼而已。”他受到名流推重敬服，就是这样。刘畴哥哥的儿子刘劭，有才干，被征召为琅邪王丞相掾。咸康年间，历任御史中丞、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秩禄为中二千石。刘劭的族侄刘黄老，太元年间任尚书郎，研究义理之学，注释《慎子》《老子》，这些注本都流传于世。刁协，字玄亮，渤海饶安人。祖父刁恭，任魏国齐郡太守。父亲刁攸，武帝时任御史中丞。刁协年轻时喜欢经书，博闻强记，初次出仕任濮阳王文学，历次转任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司马颖请他任平北司马，后来历任赵王司马伦相国参军、长沙王司马乂骠骑司马。东嬴公司马腾镇守临漳时，任刁协为长史，后转任颍川太守。永嘉初年，任河南尹，尚未正式就任，便避难渡江。元帝任命他为镇东军谘祭酒，后转为长史。愍帝即位，征召他任御史中丞，按惯例没有成行。元帝任丞相时，任命刁协为左长史。中兴建立后，任尚书左仆射。当时朝廷刚开始重建，典章制度尚未确立，朝臣中没有熟悉旧日礼仪的人。刁协长期任职于中朝，熟悉旧事，凡是各种制度，都向他咨询办理，深受当时人的称赞。太兴初年，升任尚书令，任职数年后，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尚书令职务照旧。刁协性情刚强凶悍，与人相处常常抵触；他总是尊崇上位者、压制下位者，因此被王氏所憎恨。他又嗜酒放纵，侵凌诋毁公卿，见到他的人没有不侧目而视的。然而他竭尽力量、尽心办事，志向在于匡正救治，皇帝非常信任他。把奴隶编为士兵，征取将领、官吏的宾客，让他们转运物资，都是刁协提出的，因此百姓怨恨他。王敦谋反后，上疏列举刁协的罪过。皇帝让刁协出外督率六军。不久王师战败，刁协和刘隗一同在太极东除侍奉皇帝。皇帝拉着刁协、刘隗的手，流泪呜咽，劝他们躲避灾祸。刁协说：“臣应当守节而死，不敢有二心。”皇帝说：“如今事情已经危急，怎么可以不走！”于是命令给刁协、刘隗准备人马，让他们自行谋求出路。刁协年老，不能骑马，平素又没有施恩于人，招募随从时，众人都离弃他而去。他走到江乘，被人杀害，把首级送给王敦。王敦念及刁氏的恩德，收取首级安葬。皇帝痛惜刁协未能免祸，秘密逮捕并诛杀了押送刁协首级的人。王敦被平定后，周顗、戴若思等人都得到显贵的追赠，只有刁协因为出奔而不在其中。咸康年间，刁协的儿子刁彝上疏为父申诉。当时在位者多认为，明帝在位时对刁协的褒贬已经确定，不应再行议论；并且刁协不能守节抗敌而死，而是出奔后遇害，不应恢复他的官爵。丹阳尹殷融议论说：“封赏爵位，应当彰显功劳；惩罚罪人，应当彰明罪行，这是古今都慎重对待的事。王敦凶恶叛逆，罪大到不能诛尽，那么刁协的善行也不应没有赏赐。若认为忠诚不是好的谋略，谋划事情又失算，以此责备他，那也只能作为议论中的讥评罢了。如果把对凶残叛逆者的诛杀作为国家刑法，那么将用什么来劝善惩恶呢？王敦专权逼迫朝廷之时，庆赏、威刑全都由他一人发出；元帝因此深思，尊崇国家根本，把刁协作为对抗他的榜样，实在是出于国家大计，并不是私人恩怨。从前孔宁、仪行父跟随君主参与昏乱之事，楚国后来恢复他们的官位，是因为他们属于君主的党羽。何况刁协与君主相同之处，在于义理上顺从君主。况且中兴四位辅佐大臣中，刁协位居朝廷首位。当时形势穷困、计策已尽，他奉命抗拒叛寇，并不是为了逃避刑罚。应当显贵追赠，以彰明忠义。”当时庾冰辅政，疑惑而不能决断。左光禄大夫蔡谟写信给庾冰说：给人爵位，应当彰显他的功劳；惩罚人，应当彰明他的罪行，这是古今都慎重对待的事。即使是普通小人，尚且应当如此，何况刁令公是中兴的主要辅佐者，有为国死难的名声，天下没有听说他的罪过，却只看见他被贬斥，致使刁氏声称冤屈，这实际上是在替王敦报仇。它从内部挫伤忠臣的节操，使议论者感到迷惑。如果确实有大罪，应当公开说明其事实，让天下人知道，表明圣朝不会贬斥为国死难之臣。《春秋》的义理，是以功劳抵补过失。过错轻而功劳重的，可以加封；功劳轻而过错重的，不能免于诛杀灭绝；功劳足以赎罪的，不应黜免。即使先前有邪佞之罪，但在危难之日依附君主的人，也不应断绝其后。孔宁、仪行父亲自参与鲁灵公在朝廷中的淫乱，导致国君被杀、国家灭亡，事情由这两个臣子造成，楚国却仍然接纳他们。《左传》说，有礼义而不废黜其官位的，是因为他们属于君主的党羽。如果刁令公的罪行比孔宁、仪行父还重，当然可以断绝；如果没有这种罪行，就应当追论他的功劳。有人说，明帝在位时已经决定搁置废止，如今不应再改，我认为不对。大道治理天下，虽然道路不同，最终道理却可以一致。处理各种政务，有时相同，有时不同；相同的事情不互相赞许，不同的事情也不互相讥刺。所以尧抑制元凯而舜举用他，尧并没有错，舜也没有非礼，何必前代废止的事情便不应改动呢？汉代萧何的后代因犯法失去侯爵，汉文帝没有封他，汉景帝却封了他；后来又失去侯爵，汉武帝、汉昭帝都没有封，汉宣帝却封了他。近来距离元年不久，皇帝亲临释奠礼，向孔子的坐像行礼，这也是元帝、明帝没有做过的。再说刁令公只是明帝没有追赠他，并不是要诛杀他。王平子、第五猗都是元帝所诛杀的，而今天却给他们追赠，难道会因为改变前代做法而有所顾忌吗？凡是处理事情，应当向上合乎古代义理，向下符合今天的惯例，这样议论的人才不会迷惑，受罪的人也没有怨言。考察周仆射、戴征西，他们本来并不是王敦发布檄文时所要仇杀的人，而是在事情平定后才被杀害；周筵、郭璞等人也都不是为君主抵御危难，而是在平常时候被杀害的，却都得到褒奖追赠。刁令公的事义难道会比他们轻吗？近来员外散骑常侍尚且可以追赠，何况刁令公的官位仅次于三司。如果他先自然寿终，也不失为员外散骑常侍可以追赠的成例。即使不蒙受追赠，也不失按原有官职举行殡葬。这样同一个人，寿终便得到追赠，为国死难反而被断绝追赠，这难道是彰明侍奉君主之道、激励臣下节操的办法吗？应当公开评议此事，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和议论。

译又听说议论此事的人也大多认为应当追赠。凡是不合情理的事情却得到众人帮助，如果是因为柔顺讨好而得到众人支持，那么刁令公性情粗直刚强，反而多有怨恨；如果是因为地位尊贵，那么刁氏如今已经卑贱；如果是因为富有，那么刁氏如今已经贫穷。士人为什么反而帮助寒门，并说出这样的话呢？您应当体察其中的意思。庾冰认为这番话有道理。事情奏上后，成帝下诏说：“刁协心怀忠于君主的意愿，却失误于臣下行事的方法，因此使王敦得以借托公义之名，实际上肆意发泄个人的忌恨，终于使社稷受辱，元皇帝含受耻辱。招致祸患的根源，难道没有原因吗？如果完全按照国家典法处理，从前对他的刑罚并不算重。如今正是因为刁协勤勉效劳，有值得记载之处，而王敦的叛逆命令不可长久容忍，所以议论此事。现在可以恢复刁协原有官位，加以册命和祭祀，以表明凡是对君主有忠心的人，即使极其微小的忠节也一定显扬。虽然这样做还没有完全改变过去的贬议，但或许足以起到劝善作用。”于是追赠刁协原有官职，以太牢祭祀。刁彝，字大伦。年轻时遭逢家难。王敦被诛后，刁彝杀死仇人的党羽，拿着首级到父亲墓前祭告，然后到廷尉那里请罪，朝廷特意宽宥了他，因此知名。历任尚书吏部郎、吴国内史，屡次升任北中郎将、徐州刺史、兖州刺史、假节，镇守广陵，死于任上。儿子刁逵，字伯道；刁逵的弟弟刁畅，字仲远；次子刁弘，字叔仁，三人都历任显要官职。隆安年间，刁逵任广州刺史，兼领平越中郎将、假节；刁畅任始兴相；刁弘任冀州刺史。他们兄弟、子侄都不拘守名声品行，以经营财货为务，拥有田地一万顷、奴婢数千人，其他资财也相当于此。桓玄篡位后，任刁逵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镇守历阳；刁畅任右卫将军；刁弘任抚军将军桓修的司马。刘裕起兵义讨，杀死桓修。当时刁畅、刁弘谋划起兵袭击刘裕，刘裕派刘毅讨伐他们，刁畅伏诛；刁弘逃亡，不知去向。刁逵在历阳擒获刘裕的参军诸葛长民，用囚车送给桓玄；车到当利时桓玄已经败亡，押送的人一起打破囚车放出诸葛长民，刁逵于是奔赴历阳。刁逵弃城逃跑，被部下擒获，在石头城斩首。刁氏子侄无论年长年幼全都被杀，只有小弟刁骋蒙受赦免，任给事中，不久因谋反被诛，刁氏于是灭亡。刁氏一向富裕，奴客横行，强行占据山林湖泽，是京口的祸害。刘裕散发他们的财产积蓄，让百姓按各自力量取用，整日也取不完。当时天下饥荒困敝，编户百姓依靠这些财物得到救济。戴若思是广陵人，他的名字触犯晋高祖庙讳。祖父戴烈，任吴国左将军。父亲戴昌，任会稽太守。戴若思仪表风度出众，性情闲雅爽朗，年轻时喜欢行侠仗义，不拘守操行。一次遇到陆机前往洛阳，船上装载的物品非常丰富，戴若思便和同伴抢劫他的船。戴若思上岸，坐在胡床上，指挥同伴，安排得很有条理。陆机看清了他的举止，知道他不是普通人，便在船舱上远远对他说：“您的才器如此出众，怎么竟然又做起抢劫的事来！”戴若思受到触动醒悟，于是流泪，扔下剑走到陆机那里。陆机与他交谈后，十分赞赏并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和他结为朋友。后来戴若思被举为孝廉，进入洛阳，陆机向赵王司马伦推荐他说：“我听说，繁弱这样的良弓被拿来驾驭战车，才能显出高大城墙般的功效；孤竹这样的美玉放在玉器店里，才能制成降神的乐曲。因此，超越当世的君主必定借助远近各地的人才，深藏匣中的美才也应当托付给高雅宏大的音乐。我私下见到处士、广陵人戴若思，年三十岁，清廉谦冲，遵循正道，德行器量充实；思考推理足以探究幽深的道理，才智鉴识足以辨别万物；安于困穷而以志向为乐，没有追逐尘俗的欲望，砥砺节操、树立品行，有如井水淘洗后的洁净。实在是东南遗留下来的珍宝，是治理朝廷所需的奇玉。如果能让他置身于大路，就能与骐骥、騄骥并驾齐驱；如果把他的才质显扬于朝廷，一定能像美玉玙璠一样发出光辉。希望明公垂意审察，不要因为进言者的身份而废弃忠诚可信的话。”司马伦于是征召他，授任沁水县令，他没有赴任，便前往武陵探望父亲。当时同郡人潘京一向有推理鉴识之才，以知人著名；他的父亲让戴若思去见潘京交谈，交谈后潘京称赞戴若思有辅佐三公的才能。戴若思屡次转任东海王司马越军谘祭酒，出任豫章太守，加授振威将军，兼领义军都督。因讨伐贼寇有功，赐爵秣陵侯，升任治书侍御史、骠骑司马，授散骑侍郎。元帝召他任镇东右司马。将要征讨杜弢时，加授戴若思前将军，但尚未出发杜弢便被消灭。元帝成为晋王后，任命他为尚书。中兴建立后，任中护军，转任护军将军、尚书仆射，他都推辞没有接受。出任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假节，加授散骑常侍。征发投刺王府的官员一千人充任军吏，调取扬州百姓家的奴仆一万人配给军队，又以散骑常侍王遐为军司，镇守寿阳，与刘隗一同出镇。皇帝亲自到他的营地，慰劳勉励将士，临出发时为他设祖道饯行，置办酒席并赋诗。戴若思到达合肥时，王敦起兵，皇帝下诏召他回来镇守京都，晋升为骠骑将军，与右卫将军郭逸在大桁桥北面夹道修筑营垒。不久石头城失守，戴若思和各路军队进攻石头城，王师战败。戴若思率部下百余人到宫中接受诏命，与公卿百官在石头城拜见王敦。王敦问戴若思：“前一天的战斗还有余力吗？”戴若思不致谢，回答说：“哪里敢说有余力，只是力量不足罢了。”王敦又问：“我这次举动，天下人认为怎么样？”戴若思说：“只看表面形势的人说这是叛逆，体察内心真诚的人说这是忠诚。”王敦笑着说：“你可以说是很会说话。”王敦的参军吕猗过去任台郎，有刀笔文才，性情尤其奸诈谄媚。戴若思任尚书时厌恶他的为人，吕猗也深深怀恨。到了这时，吕猗便劝王敦说：“周顗、戴若思都有很高的声望，足以迷惑众人，最近他们说话时竟毫无惭色。您如果不除掉他们，恐怕会有再次举兵的祸患，成为将来的忧患。”王敦认为有理，又一向忌恨戴若思，不久派邓岳、缪坦逮捕并杀害戴若思。戴若思一向有很高的声望，天下士人没有不为他痛惜的。叛乱平定后，朝廷册命追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号为“简”。戴邈，字望之。年轻时好学，尤其精通《史记》《汉书》，才干比不上戴若思，但儒学博识超过他。二十岁时被举为秀才，不久升任太子洗马，出任西阳内史。永嘉年间，元帝以丞相府名义授任他为邵陵内史、丞相军谘祭酒，出任征南军司。当时各项事务都刚开始草创，学校尚未建立，戴邈上疏说：

译臣听说，天道最重大的方面，没有超过阴阳；帝王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礼学更重要。因此古代建立国家，有明堂、辟雍的制度，乡里有庠、序、校等礼仪，都是为了引导闭塞不通的人，启发和扩展人才的思考。大概是因为《易经》所说六四爻有困蒙的羞吝，而君子有大力培养正道的功效。从前孔子不过是列国的大夫，在洙水、泗水之间兴起礼制、修明学校，四方才俊都纷纷受到感召，最终显达的有七十多人。从那以后，千年之间再没有人能与之相比。难道天下比鲁国、卫国更小，贤哲比从前更少吗？只是勉励与不勉励的区别罢了。近来国家遭遇无妄之灾，社稷有如旒旗系带将断的危急，羯族寇贼在长江边饮马，凶悍狡猾的人在万里之外张牙舞爪，以致中原萧条，遍地长满茂草，四海之内人迹断绝。霸主有天不亮就忧劳政事、顾不上吃饭的忧虑，百姓怀有遭受苦毒的痛苦，戎族首领在中原相互拜见，现在怎么能立即讲求祭祀礼器这些礼制之事呢！然而三年不实行礼，礼就必定败坏；三年不演奏乐，乐就必定崩坏，何况像这样长期荒废了许多世代呢！如今后进的年轻人，眼睛看不见揖让进退升降的礼仪，耳朵听不到钟鼓管弦的音乐，文章散失毁灭，图谶也没有遗存，这实在是圣贤通达之人深为悲痛、有识之士叹息的事情。太平时代尚且崇尚文治，遭逢乱世则崇尚武功，文治武功交替使用，是国家长久的道理，如同天地之间昏暗与光明交替，自古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规律的。如今有人认为天下尚未统一，不是兴办礼学的时候，这话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儒道深奥，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学成的。古代俊杰必须用三年时间才能通晓一部经书，等天下太平后才修习礼学，那么功业已经成就、事情已经安定，又有谁来制定礼制、制作乐章呢？况且贵族子弟未必有斩将夺旗的才能，也未必参加过从军戍守的劳役，若不趁盛年讲习道义，使明珠增加磨砺光泽的功夫，使荆山璞玉显露雕琢后的光彩，岂不是非常可惜吗？臣愚见，世间丧失正道已经很久，人心习惯于所处的环境；淳厚的风俗日渐远去，浮华争竞日益显著，就像火焰消耗油脂而没有人察觉。如今正值天地重新开创、万物开始生长，圣朝凭借神武之德，遇上革除旧命、开创新局的时运，应当荡除近世流弊，接续千年来中断的传统，笃行正道、崇尚儒学，创立万世大业。贤明君主在上面倡导，宰辅在下面督促。上面所喜好的事情，下面一定有人更加喜好，所以双剑之饰受到崇尚，飞白书体的风俗便形成；佩琴的仪态受到装饰，合于曲调的和声便产生。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实在只在于受到感化罢了。臣见识浅陋，不能远达格言的深意；奉读明令，感慨于圣德之下，认为应当利用春夏秋三时的空闲，逐渐修建学校、恢复礼学。疏奏上后，皇帝采纳了，于是开始修建学校、兴办礼学。戴邈代替刘隗任丹阳尹。王敦作乱时，加授左将军。王敦得势后，戴若思遇害，戴邈因此被免官。王敦被诛后，任尚书仆射。死于任上，追赠卫将军，谥号为“穆”。儿子戴谧承袭爵位，历任义兴太守、大司农。周顗，字伯仁，是安东将军周浚的儿子。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声望，神采秀美清朗，即使同辈亲近熟悉他，也没有人敢轻薄戏弄。司徒掾、同郡人贲嵩操守清正，见到周顗后感叹说：“汝水、颍水一带本来就多奇才！近来雅正之道日渐衰落，如今又见到了周伯仁，他将振兴旧日风气，清正我们这一族了。”广陵人戴若思是东南才俊，被举为秀才进入洛阳，平素听说周顗的名声，前往拜访他，直到宴坐结束才离开，始终不敢显露自己的才辩。周顗的堂弟周穆也有美好声誉，想压倒折服周顗，周顗却和悦自得，不与他争较，因此士人更加尊崇归附周顗。州郡征召任命他，他都不肯接受。二十岁时，承袭父亲武城侯的爵位，授任秘书郎，屡次升任尚书吏部郎。东海王司马越的儿子司马毗任镇军将军，任命周顗为长史。元帝起初镇守江左时，请周顗任军谘祭酒，出任宁远将军、荆州刺史，兼领护南蛮校尉、假节。刚到荆州，建平的流民傅密等人反叛，迎接蜀地贼寇杜弢，周顗仓皇失去据守之地。陶侃派将领吴寄率兵救援，因此周顗得以免难，便投奔在豫章的王敦。王敦留住了他。军司戴邈说：“周顗虽然退败，却没有治理军众的过失，向来德望很高，应当让他返回恢复原职。”王敦不听。皇帝召周顗任扬威将军、兖州刺史。周顗回到建康，皇帝留住他没有派遣，又任命他为军谘祭酒，不久转任右长史。中兴建立后，补任吏部尚书。不久因醉酒被有关部门弹劾，以白衣身份兼领原职。又因门生砍伤人获罪，免官。太兴初年，改任太子少傅，尚书职务照旧。周顗上疏推辞说：“臣退下来反省自己，连一部经书都没有通晓，才智也不足以胜任一个官职，想要知足止步实在很难，未能守住本分，竟然忝居显要职位，名声地位超过了应有的程度。没想到陛下明察之鉴忘记臣的愚顽鄙陋，竟想让臣内掌铨选，外任太子师傅。我的资质轻如蝉翼，所负责任却重如千钧，这件事不可胜任，不必等有见识的人说明便很清楚了。如果臣承受尸位负重的责难，必定给圣朝留下蒙尘的耻辱，臣俯仰之间都感到惭愧恐惧，不知该怎么办。”皇帝下诏说：“司马绍年幼而身居太子储副的尊贵地位，应当依赖有法度的师傅来消除蒙昧闭塞。周顗仪态庄严，仅这一点就有无言的教益，哪里还需要专门学习？这正是所谓与田苏交游，便忘记自己鄙陋之心的人。你应当立即满足朕的心意，不应谦虚推辞。”周顗转任尚书左仆射，仍兼领吏部。庾亮曾对周顗说：“众人都认为您可以和乐广相比。”周顗说：“这岂不是把无盐刻意描画一番，反而冒犯了西施吗？”晋成帝在西堂宴请群臣，酒兴正浓时，从容地说：“今天名臣都聚集在这里，和尧、舜时代相比怎么样？”周顗趁着醉意厉声说：“今天即使同样是人主，怎么能再和圣明时代相比呢！”皇帝大怒起身，亲手写诏书交给廷尉，将要把他杀掉，过了好几天才赦免他。周顗出狱后，众公卿前往探视，他说：“近来的罪过，我本来就知道不至于死。”不久，他代替戴若思任护军将军。尚书纪瞻设宴请周顗和王导等人，周顗醉得失去礼仪，又被主管官员上奏弹劾。诏书说：“周顗参与辅佐朝廷，位居朝臣之首，掌管铨选，应当敬慎修养德行，作为百官的榜样。他屡次因饮酒过度而被主管官员纠察。我体谅他已经极度哀叹的心情，但这也正是‘濡首’之戒啊。周顗如果一定能够约束自己、恢复礼法，现在就不加以贬黜责罚。” 起初，周顗凭借高雅的声望获得天下盛名，后来却屡屡因饮酒失态。他任尚书左仆射时，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当时人称他为“三日仆射”。庾亮说：“周侯到了晚年，正所谓凤鸟之德衰败了。”周顗在西晋朝廷时，能饮酒一石；渡江以后，虽然每天都醉，却仍常说没有人能和自己匹敌。偶然有一位旧日酒友从北方来，周顗遇见他十分高兴，就拿出二石酒共同饮用，两人都大醉。等周顗醒来，让人去看那位客人，客人已经胁部腐烂而死了。

译周顗性情宽厚，友爱之情超过常人。他的弟弟周嵩曾因酒醉而瞪眼对周顗说：“您的才华不如弟弟我，为什么反而横得了这么大的名声！”说着把点燃的蜡烛扔向他。周顗神色毫不改变，慢慢说：“阿奴用火攻击人，本来就是下策罢了。”王导非常器重周顗，曾枕着周顗的膝盖，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周顗回答：“这里面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不过足以容纳您这类人几百个。”王导也没有因此恼怒。又有一次，周顗在王导座前傲然长啸吟咏，王导说：“您想要仰慕嵇康、阮籍吗？”周顗说：“哪里敢舍近处的明公不敬，而到远处去仰慕嵇康、阮籍呢？” 王敦发动叛乱时，温峤对周顗说：“大将军这次行动似乎另有原因，应该不会滥杀无辜吧？”周顗说：“您年轻，还没有经历世事。君主本来就不是尧、舜，怎么能没有过失；臣下难道可以因此举兵来胁迫君主吗？大家共同推举拥戴他，还没有几年，突然变成这样，怎么能说不是叛乱呢！王处仲刚愎自用、强横残忍，像狼一样抗拒君上、目无至尊，他的野心难道会有限吗！”不久，官军战败，周顗奉诏前往王敦处。王敦说：“伯仁，您辜负了我！”周顗说：“公乘兵车侵犯正道，我亲自率领六军，却不能完成使命，使王师奔溃战败；正因为这件事，我辜负了您。”王敦畏惧他言辞正直，不知如何回答。皇帝在广室召见周顗，对他说：“近来的大事中，二宫都平安无恙，众人也都安然，大将军原来就是这样符合朕的期望吗？”周顗说：“二宫是否如诏书所说，臣等还不得而知。”护军长史郝嘏等人劝周顗躲避王敦，周顗说：“我身为朝廷大臣，朝廷已经丧败，难道还可以到草野间苟求活命，向外投奔胡人和越人吗！”不久，他和戴若思一起被捕，经过太庙时，周顗大声说：“天地和先帝的神灵在上！贼臣王敦倾覆国家，冤杀忠臣，凌辱天下；神明如果有灵，应当赶快杀掉王敦，不要让他继续放纵毒害，以致倾覆王室。” 话还没有说完，押送的人用戟刺伤了他的嘴，鲜血流到脚跟，他的脸色不变，举止仍和平常一样，观看的人都为他流泪。于是就在石头城南门外的石头上杀害了他，当时五十四岁。周顗死后，王敦宴坐时有一个参军在樗蒲赌博，马棋子在博局上被杀死，便对王敦说：“周家世代都有美好的声望，却没有做到三公；等到伯仁将要登上高位却坠落下来，和我这个马棋子的遭遇很相似。”王敦说：“我在东宫时，周伯仁还是孩童，我们一见面，他便敞开心怀相待，我就许诺让他担任三公，谁料他不幸自己招致王法的惩罚。”王敦一向畏惧周顗，每次见到周顗总是脸发热，即使在冬天，也不停地对着脸扇扇子。王敦派缪坦查抄周顗家，搜到几只白色竹笼，里面只是装着旧棉絮；还有五坛酒、几石米。朝中的官员都佩服他的清廉俭约。王敦死后，追赠周顗为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号康，并以少牢祭祀。起初，王敦起兵时，刘隗劝皇帝把诸王全部铲除；司空王导率领同族兄弟到宫阙请罪，正遇上周顗将要入宫，王导呼喊周顗说：“伯仁，我一家百口都托付给您了！”周顗径直入宫，没有回头看他。见到皇帝后，周顗称说王导忠诚，极力为他申辩营救，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周顗喜欢饮酒，喝醉后出来。王导仍在门口，又呼喊周顗。周顗不和他说话，只回头对身边人说：“今年要杀掉这些贼奴，取得斗那么大的金印，系在手肘上。”周顗出去后，又上表为王导申明，言辞十分恳切。王导不知道周顗曾救自己，反而非常怨恨他。王敦得志后，问王导：“周顗、戴若思是南北士人所仰望的人，应该登上三公之位，这没有疑问吧？”王导不回答。王敦又说：“如果不任三公，那就应当任尚书令、仆射吗？”王导仍不回答。王敦说：“如果不是这样，就应当杀掉你。”王导还是无言。后来王导查阅中书省旧有文书，看到周顗营救自己的表章，情意恳切周到。王导拿着表章流泪，悲痛得不能自制，对自己的几个儿子说：“我虽然没有杀伯仁，伯仁却是由于我而死。在幽冥之中，我对不起这位好朋友！”周顗有三个儿子：周闵、周恬、周颐。周闵，字子骞，方正耿直，有父亲的风范。历任衡阳、建安、临川太守，侍中、中领军、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加授中军将军，转任护军，兼任秘书监。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烈。因为没有儿子，就以弟弟周颐的长子周琳为嗣子。周琳官至东阳太守。周恬、周颐都历任九卿和郡守。周琳的小儿子周文，任骠骑谘议参军。史臣说：过于刚强就会折断，过于苛察就没有同伴；把这种性情用于治理政事，就会危害国家；用来要求自己，就会给家庭带来凶祸。确实因为器量不能容纳众人，这不是先王之道。刘大连掌管司法，暗中窥测君主的心意，在应当约束法令的时候，却提出砍削棺材的建议。庾玄亮刚愎自用，和众人多有抵牾；虽然有尊崇君上的心，却专门实行刻薄对待下属的教化。他们彼此都轻薄，却互相助长，一同利用时机。这使贤能的宰相受到疏远，导致人心离散；又使权臣发怒，借周顗等人的名义发兵。后来图谋夺取别人的国家，国家危急时却苟且求免；受到君主亲近时，君主受辱却图谋求生。王敦自取流亡，并不是不幸。戴若思性情闲雅爽朗，能洞察事理、探究幽微。周伯仁凝重正直，身处富贵而能保持俭约。他们都凭借高才和高雅的品德，参与朝廷咨询谋议。等到京城沦陷、国家危急，他们直言不屈，甘愿赴鼎镬而保全操守，大概就是侍奉君主而竭尽忠节的人吧！周顗受到当时舆论称誉，尤其因嗜酒而受议论。《礼经》说‘瑕疵不能遮掩美玉的光彩’，这些过失不足以掩盖他的美德。赞曰：刘隗、刁协光明正直，立志奉戴中兴君王。奸邪之徒丑诋正直之士，最终导致奔逃灭亡。周顗、戴若思英俊爽朗，忠诚谋略充实可靠。道路正逢艰难蒙昧，灾祸降临于凶恶之徒。

译列传第四十 应詹、甘卓、邓骞、卞壸（附载其父兄卞敦、刘超、钟雅） 应詹，字思远，是汝南郡南顿县人，魏国侍中应璩的孙子。应詹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十多岁时，祖母又去世，他居丧悲伤过度，扶着丧杖才能站起，于是以孝顺闻名。家中财产丰厚，而他年纪又小、力量单薄，便请求族人共同居住，把资产交给他们管理，待他们如同至亲，世人因此认为这件事非同寻常。他二十岁时已经知名，性情一向宽宏高雅，即使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又以学问、技艺和文章著称。司徒何劭见到他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 起初，应詹被公府征召，任太子舍人。赵王司马伦任命他为征东长史。司马伦被诛杀后，应詹因受牵连而免官。成都王司马颖征召他为属官。当时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离开长沙王司马乂，投奔邺城，大肆宣扬司马乂的过错。诸葛玫性情浮躁而有才辩，临漳人士没有不去拜访他的。应詹和诸葛玫有旧交，叹息说：“诸葛成林怎么竟和乐毅相差如此之远呢！”最终也不去见他。诸葛玫听说后非常惭愧。镇南大将军刘弘是应詹的祖母的弟弟，请应詹任长史，对他说：“您的器量见识宏大深远，将来应当在荆南接替我了。”于是把军政事务都交给他。刘弘在汉南建立功绩，有应詹的力量。应詹升任南平太守。王澄任荆州刺史时，授予应詹督领南平、天门、武陵三郡军事的权力。洛阳覆亡后，应詹挽起衣袖流泪，劝王澄前往救援。王澄让应詹撰写檄文，应詹提笔便写成，文辞和义理壮烈，读到的人都慷慨激昂；但王澄最终还是不能出兵前往。天门、武陵的溪蛮一同反叛，应詹出兵讨伐并使他们投降。当时政令不统一，各蛮族心怀怨望，一起谋划背叛。应詹召见蛮族首领，击破铜券并与他们结盟，因此他们感念应詹，几个郡都平安无事。后来天下大乱，只有应詹所辖地区保全。百姓歌颂他说：‘乱离已经遍及天下，几乎都要化为灰烬。幸存的机会，全靠应詹后人。严冬时节草木不凋，孤立的境地独自守卫。拯救我们脱离水深火热，恩惠高如山丘。恩泽如江海广大，恩情又像父母一样。’镇南将军山简又授予应詹督领五郡军事的权力。正逢蜀地贼人杜畴作乱，攻打应詹所辖郡，应詹奋力作战将其击溃。不久，应詹和陶侃在长沙击败杜弢，贼军中的金银财宝多得耀眼，应詹一件也没有取，只收取图书，没有人不赞叹他。元帝授予应詹建武将军，王敦又上表请应詹监督巴东等五郡军事，并赐爵颍阳乡侯。陈人王冲拥兵占据荆州，平素仰慕应詹的名声，迎请他担任刺史。应詹认为王冲等人是无赖，便弃官回到南平，王冲也不怨恨他。应詹就是这样深得人心。后来升任益州刺史，兼任巴东监军。应詹离开郡治时，士人和百姓都攀住他的车子号哭，仿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生父母。不久，应詹被任命为后军将军。他上疏陈述有利于国家的建议，说：“先王设置官职，使君主有固定的尊位，臣下有确定的卑位；上面没有苟且求取的心志，下面没有非分觊觎的念头。后来甚至连上奏也被废止，侯爵被罢除而设置郡守，本末颠倒、下僭上位，纲常法纪废弛断绝。汉朝兴起后，虽然未能完全恢复旧有典章，仍然杂设诸侯和郡守，因此能够享国长久，几乎可以说继承了古代的遗迹。如今经历大荒乱之后，制度正在改创，应当趁此机会整顿、纠正法制，首先把有盛大德行和卓越功勋的人作为封爵的首批对象，那么圣明时代的教化就可以和唐尧、虞舜相媲美了。”他又说：“人的本性相近，后天习染却使人相距遥远；教训引导的风气，应当慎重选择所崇尚的内容。魏正始年间，文学之士蔚然成林。元康以来，轻视经学而崇尚玄道，把虚玄放达看作夷达，把儒术清俭看作鄙俗。永嘉年间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虽有儒官，教育培养却不完备，这不是培育人才、使他们遵循规范的办法。应当修建辟雍，尊崇并阐明教化义理，先让国子学生接受教育，然后让皇太子亲临释奠礼，那么天下都会崇尚德行，四海都会懂得正道。”元帝一向重视他的才干，深深采纳了这些意见。不久，应詹出任吴国内史，因公事被免官。镇北将军刘隗出镇时，任命应詹为军司。应詹加授散骑常侍，逐级升任光禄勋。应詹因为王敦专权并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只是从容游处、吟咏自娱，不明确表明立场。王敦发动叛乱后，明帝问应詹将采取什么计策。应詹严肃而慷慨地说：“陛下应当奋发施展赫赫威势，臣等应当背负武器走在前面，希望凭借宗庙神灵的护佑，出征就能取胜而不用交战。如果不是这样，王室必然危险。”皇帝任命应詹为都督前锋军事、护军将军，授假节，督领朱雀桥以南地区。叛军从竹格渡过长江，应詹与建威将军赵胤等将其击败，斩杀叛军首领杜发，斩首数千级。叛乱平定后，封应詹为观阳县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赐绢五千匹。他上疏辞让说：“臣听说开创国家、继承家业、光大疆土，只有具备美德和建立大功的人才适宜封赏。臣虽然忝居一队之职，实际上没有提出什么谋略，也没有劳苦到汗流浃背。却因为身份疏远卑微，和亲近之臣相比，偶然参与披甲执兵之列，便被列入计功封赏之中。请求收回这项错误的恩典，允许臣守住本分。”皇帝不准许。应詹升任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应詹将要出发时，上疏说：要想利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没有比使天下人信任朝廷更好的办法了。商鞅搬木立信，难道是合乎礼制的事吗？但其中自有这样做的道理。自从经历长期荒乱衰败，纲常法纪日益颓废，清正耿直的风气已经浇薄，而糟粕恶俗仍然存在，确实应当用沧浪之水洗涤，用能吞舟的大网来筛选，这样幽暗和显明便能分辨清楚，时局也会转为和谐。要大力完成这项事务，关键在于任用官员。如今南北人员混杂，托请关系的人不必承担举荐失误的责任，却轻率地举荐自己所知的人；因此广泛选拔还不精当，职务治理也多有缺失。今后凡是任用人员，都应当根据其才干优劣，使举荐者和被举荐者一同接受褒贬，这样人们就会慎重举荐，官员也不会因吝惜职位而废弃职守。从前冀缺有功，胥臣因此获得先茅的赏赐；子玉使军队战败，子文受到蔿贾的责罚。古代既然这样做，如今也应当如此。汉朝派刺史巡行所属郡国，乘驿马传车上奏政事，还担心不足以辨明幽隐、彰显善恶、弘扬政道，所以又设置绣衣直指使。如今的艰难弊病超过往昔，应当分别派遣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或者中书郎等巡行天下，考察采集得失，举荐善人、弹劾违法者，裁断并杜绝苟且之事，这样官员进入仕途后就不敢作恶了。汉宣帝时，二千石官员中有在职期间治理清明、政绩优良的，就入朝任公卿；不称职而被免官的，都退回成为平民。

译奖惩一定实行，所以历代国家能够长久。近年以来，升迁不足以使人争先，免官也不足以使人畏惧。有的人升官后反而失意，退职后却得到名分。任官时即使政绩很好，也只按原有舆论决定升降；在职时实际表现很差，却只凭过去的声望升迁叙用。考核时把游谈虚论的多少作为标准，不把实际政绩作为先后依据。这样要求官员成就功业，我还没有看到成功的迹象。现在应当严格执行旧有的左降制度：二千石官员被免官后，三年才能重新叙用；长史要经过六年；户籍人口减半的地方期限加倍；路程遥远的地方期限也加倍。这个法令一旦明确，天下人就会知道官位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必然人人谨慎履行职务，朝廷也不会有懒散的官员了。都督可以督促屯田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参加屯田的都应选用文武官吏、医者和卜者，不得扰乱百姓。三台九府以及朝廷内外各军，有可以裁减的人员，都命令他们附属于农业生产。这样就能减少商业末技，路上没有游闲之人，不过一个收成季节，丰收就可以预期。然后提高在职官员的俸禄，使俸禄足以代替耕作所得。近来大事发生之后，远近之人都期待朝廷施展宏大的谋略，但一直寂静无声，尚未符合众望，应当尽早振举纲领，严肃振作，以响应各方期待。” 当时王敦刚刚被平定，人心还没有安定，应詹安抚并收服他们，无不使他们心悦诚服，百姓都依赖他。应詹病重时，写信给陶侃说：“我常常想起当年的秘密谋划，从沔水进入湘水，彼此抗衡又情意缱绻，志趣相投，团结得像金石一样牢固。您在南方，我在东方，转眼已经十二年；这期间的事情，什么没有发生过呢？您在峤南建立功勋，很快又镇守旧楚。我有幸承乏任职，来到这个州，想和您一起向朝廷竭尽忠节，报答年幼的君主；退下来以后，再叙述平生，延续我们从前深厚的友谊。哪里料到时运不肯等待我，长久地即将归于幽冥；想起这些却不能再实现，怎能不感慨惆怅！如今中原还没有平定，四方多有灾难，您的年齿和德望都很高，功名也都盛大，应当努力建立宏大的治国法则，即使已经休息也不要自满，要极其公正、极其谦逊恭顺；这样自然会得到上天保佑，吉祥没有什么不能获得的。人将要死时，说的话往往是善意的，希望您察知我的诚心。”应詹于咸和六年去世，当时五十三岁。朝廷赐册追赠镇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谥号烈，以太牢祭祀。儿子应玄继承爵位，官至散骑侍郎。应玄的弟弟应诞有才干，历任六郡太守、龙骧将军，追赠冀州刺史。起初，京兆人韦泓在丧乱中亲属因饥荒和疫病全部死去，客居游历到洛阳，平素听说应詹的名声，便前来依靠他。应詹和他同甘共苦，感情如同兄弟。韦泓跟随应詹多年，应詹为他置办婚姻，安置住宅，并向元帝推荐他说：“自从遭遇丧乱，士人的操守容易改变，甚至能够听任命运、安于贫困、耿介守节的人已经很少了。臣私下见到议郎韦泓，三十八岁，字元量，内心清正淡泊，才干见识足以济事，亲自耕种田地，不烦劳别人；平日安静沉默，不参与政事。从前他流离迁徙，来到臣所辖境内，经过贼寇侵扰而资财尽失，却独自坚守操行，粗布短衣不能遮住身体，蔬菜也不足以充饥，但他的志向反而更加坚定，从不和同类之外的人交游。颜回被称道为‘不改变自己的快乐’，韦泓有颜回这样的品格。明公辅佐光大皇室，匡正天地，广开四门，天下英才如野鸭般汇聚；既从京城搜集春天的花朵，也从山岩草野采摘秋天的果实。然而韦泓怀抱荆山璞玉，还没有剖开成为和氏璧。如果蒙受铨选征召，把他交给各曹任职，他一定能调和鼎鼐滋味，协助完成各项政绩。”元帝立即征召了韦泓。此后韦泓官至少府卿。韦泓既然承受了应詹使自己获得新生的恩惠，应詹死后，便穿着朋友的丧服，哭到墓上长满青草，追念赵氏祭祀程婴、杵臼的义行，终身祭祀应詹。甘卓，字季思，是丹阳人，秦朝丞相甘茂的后代。曾祖甘宁，是吴国将领；祖父甘述，在吴国任尚书；父亲甘昌，任太子太傅。吴国平定后，甘卓退居乡里，守持自己的操行。郡里任命他为主簿、功曹，察举为孝廉；州里举荐他为秀才，任吴王常侍。讨伐石冰时，因功赐爵都亭侯。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参军，出任离狐县令。甘卓见天下大乱，弃官向东归去，先到历阳，与陈敏相遇。陈敏十分高兴，和他共同谋划纵横天下的计策，于是让自己的儿子陈景娶甘卓的女儿，彼此结交依托。正逢周玘倡导义举，暗中派钱广攻打陈敏的弟弟陈昶。陈敏派甘卓讨伐钱广，驻军于朱雀桥南。恰逢钱广杀死陈昶，周玘告诉丹阳太守顾荣，请他一同劝说甘卓。甘卓一向敬重佩服顾荣，又因陈昶被杀而心怀恐惧，过了很久才听从他们。于是他假装生病，迎接女儿，斩断桥梁，收起船只到南岸，与众人共同消灭陈敏，并把陈敏的首级传送到京都。元帝刚渡江时，授予甘卓前锋都督、扬威将军、历阳内史。后来他讨伐周馥，征讨杜弢，多次经历苦战，俘获了许多人。凭借前后功劳，晋爵南乡侯，任豫章太守。不久升任湘州刺史，将军职务照旧；又进爵于湖侯。中兴初年，因为边境寇乱尚未平息，学校衰败，朝廷特许不考试孝廉，但秀才仍依旧按策问考试。甘卓上疏认为：“回答策问、论述政事得失，必须广泛通晓古今，明白通达政体；一定要从古代典籍中寻求依据，才有能力应试。臣所忝任的州过去遭遇寇乱，学校长期废弛，士人流散，不能和其他州相比。策试的基础应当依靠学习功业，臣认为应当和孝廉一样，另行宽限期限。”奏疏上报后，朝廷议论没有批准。甘卓于是精心加以整理考核，备办礼仪，举荐桂阳人谷俭为秀才。谷俭推辞而不能获准，州里用厚礼送他上路。各州秀才听说将要考试，都害怕而不肯前往，只有谷俭一人到达尚书台，于是朝廷不再进行策试。谷俭以本州士人太少为耻，便上表请求考试，因成绩优异被授任中郎。谷俭年轻时就有志向操守，家境贫寒却自立，广泛涉猎经史。当时南方荒残，经典学术的传授断绝，谷俭不能远行求师访友，只能在家专心研习。他虽然学识所得确实深厚，却没有声誉；又以炫耀才学来求取通达为耻，于是归家，终身不做官，死在家中。甘卓不久升任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领沔水以北诸军，镇守襄阳。甘卓外表柔和而内心刚强，处理政务简约仁惠，善于安抚百姓；估税全部废除，市场上没有两种价格。州境内所有鱼池过去一向征收税利，甘卓不取这些收益，全部分给贫民，西部地区称赞这是惠民的政绩。

译王敦起兵后，派使者告知甘卓。甘卓假意答应，内心却不同意。王敦登船出发时，甘卓没有前往，而是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阻王敦。王敦听了孙双的话，大惊说：“甘侯先前和我说的是什么，怎么现在又有不同意见了！难道只是担心我危害朝廷吗？我这次下江东，只是要铲除奸凶罢了。您回去告诉他，事情成功后，我一定让甘侯位列三公。”孙双回来报告甘卓，甘卓不能决断。有人劝甘卓暂且假意答应王敦，等王敦到京都后再讨伐他。甘卓说：“从前陈敏作乱时，我也是先跟从他然后再图谋消灭他，议论的人却说我是因为害怕逼迫才当面谋划。虽然我的本意并非如此，但事实看起来确实相似，我心中一直惭愧。如今如果再这样做，谁能为我说明！”当时湘州刺史谯王司马承派主簿邓骞劝说甘卓：“刘大连虽然凭借权势宠幸，却没有危害天下。大将军因为个人怨恨在象魏之下起兵，虽然假托讨伐叛乱的名义，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期望；这正是忠臣义士匡救国家的时候。从前鲁仲连只是一个平民，尚且怀有投海而死的志向，何况您受任为一方长官，地位关系国家安危的人呢！如今如果顺应上天和人心，倡导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举动，依仗最大的正义扫除叛逆，率领义兵勤王，这是一千年难逢的机会，不可错过。” 甘卓笑着说：“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哪里是我所能做到的。至于竭尽力量解救国家危难，正是我的心愿。应当共同详细思考这件事。”参军李梁劝甘卓说：“从前隗嚣扰乱陇右，窦融保有河西而归附光武帝；今天的事情和这很相似。将军在天下享有很高声望，只应推翻灭亡的势力、巩固存续的势力，坐等形势变化。假如大将军取胜，正应当推重将军，让您掌管一方重镇；如果他不能取胜，朝廷必定让将军取代他。何必忧虑不能富贵，反而放弃这个凭借形势取胜的机会，把存亡决定在一战之中呢！”邓骞对李梁说：“光武帝开创帝业时，中原还没有平定，所以隗嚣割据陇右，窦融兼有河西，各自据守一方，形成鼎足之势，因此能够表面臣服天子，从容观望。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君臣各归正位，最终陇右覆灭，河西入朝。为什么呢？因为先前那种表面臣服的做法，在道义上不能容许。如今将军对于本朝，并不是窦融的情形。襄阳对于朝廷大府，也不是河西那样的坚固形势。况且做臣子的道义，怎么忍心面对国家危难却不尽力，凭什么向北面朝拜天子呢？假使大将军平定刘隗，返回武昌，增加石城的防守，断绝荆州、湘州的粮道，将军还能归向哪里？形势掌握在人手中，却说自己已经在谋划取胜之策，这种说法我从未听过。” 甘卓仍然犹豫不决，邓骞又对他说：“如今既不举行义举，又不接受大将军的檄文，这必然招致灾祸，愚者智者都看得出来。况且议论者所认为困难的地方，是敌强我弱；这其实是没有衡量虚实。现在大将军的兵力不过一万多人，留在武昌的不能超过五千，而将军眼前的军队已经是他的两倍。将军的威名天下皆知，这支军队又是府中精锐、久经战阵的部队。拥有关中强兵，凭借威名，持节出征，难道是王含所能抵挡的吗？逆流而上的军队势不能自救，将军进攻武昌，就像摧枯拉朽一样，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武昌平定后，占有他的军用物资，镇抚荆州、湘州两州，施恩于士卒，使归来的人如同回到家中；这就是吕蒙能够战胜敌人的办法。这样一来，大将军可以不战而自行溃败。如今放弃必胜的策略，安坐等待危亡，不能说是懂得谋略。愿将军仔细考虑。” 当时王敦见甘卓没有前来，担心他留在后方生变，便派参军乐道融苦苦请求甘卓一同东下。乐道融本来想背叛王敦，便趁机劝甘卓袭击王敦，详情载在《乐道融传》中。甘卓本来就不愿跟从王敦，听到乐道融的劝说后，终于决断说：“这正是我的本意。”于是他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十多人一起向远近发布檄文，陈述王敦大肆叛逆，率领所统军队前往讨伐。派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前往尚书台；派参军罗英到广州，与陶侃约定日期；派参军邓骞、虞冲到长沙，命令谯王司马承坚守。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先收到甘卓的书信，便把它上表朝廷，朝廷内外都高呼万岁。武昌震动，传说甘卓的军队将到，众人都逃散。诏书升任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州、梁州二州诸军事、荆州牧，梁州刺史仍旧；陶侃得到甘卓的书信后，立即派参军高宝率兵顺江而下。甘卓虽然怀有正义之心，但性情不果断刚毅，而且年老多疑，谋划犹豫不决，军队驻扎在猪口，连续几十天不前进。王敦非常害怕，派甘卓哥哥的儿子、行参军甘仰请求议和，并向甘卓解释说：“您这样做本来就是臣子的节操，我不责怪您。我家形势危急，不得不这样做。希望您立即回军襄阳，我们以后再重新结交。”当时官军战败，王敦请求朝廷派骑兵持驺虞幡命令甘卓停止前进。甘卓听说周顗、戴若思被杀，流着泪对甘仰说：“我所担忧的，正是今天这种情况。我每次收到朝廷来信，总是先看到胡人寇乱的消息，没想到忽然发生了宫墙内部的祸乱。即使圣上大吉、太子平安，我在王敦的上游，也还不敢立即危害国家社稷。如果我径直占据武昌，王敦势力受到逼迫，一定会劫持天子，以断绝四海归附朝廷的希望。不如回到襄阳，再谋划以后的行动。”于是命令军队回师。都尉秦康劝甘卓说：“如今分兵攻取王敦并不难，只要截断彭泽，使上下不能相互救援，自然就会离散，可以一战擒获。将军既然有忠贞节义，却在中途废止行动，再成为战败军队的将领，恐怕将军部下也会各自寻找机会向西回去，到时就无法守住这里了。”甘卓不能听从。乐道融也日夜劝甘卓迅速进军。甘卓本性原来宽厚温和，忽然变得强横闭塞，径直返回襄阳，情绪慌乱，举止失常；照镜子时看不见自己的头，望着庭院的树却看见头在树上，心里非常厌恶害怕。甘卓家中的金柜发出声响，声音像槌击镜子一样，清脆而悲哀。巫者说：“金柜将要离开主人，所以悲鸣。”主簿何无忌和家人都劝甘卓让自己提高警惕。甘卓反而更加凶狠刚愎，听到劝谏就发怒。他正要遣散军队，让士兵大规模屯田，却不作防备。功曹荣建坚决劝谏，他不接受。襄阳太守周虑等人暗中奉行王敦的意旨，知道甘卓没有防备，便假称湖中鱼很多，劝甘卓派身边人都去捕鱼，随后袭击甘卓，在寝室中杀死他，把首级传送给王敦。甘卓的四个儿子，包括散骑郎甘蕃，都被杀害。太宁年间，追赠甘卓骠骑将军，谥号敬。

译邓骞，字长真，是长沙人。年轻时就有志气，受到乡邻敬重。他常常以诚心立身行事，能够凭正直操守在多难之时保全自己。刺史谯王司马承任命他为主簿，他便前往劝说甘卓。甘卓留他任参军，想和他一同出行；邓骞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别甘卓，返回司马承处。司马承被魏乂打败后，魏乂把虞悝兄弟看作司马承的党羽，将他们全部杀死，同时急切搜捕邓骞。乡人都替他害怕，邓骞笑着说：“他只是想任用我罢了。魏乂刚得到这个州，杀了许多忠良，正是求贤的时候，难道会把行走投奔的人当作罪人吗！”于是前往拜见魏乂。魏乂高兴地说：“您就是古代的解扬。”任命他为别驾。邓骞有节操，忠诚守信，又有宏大深远的见识器量，善于同人交往，时间越久越受人敬重。太尉庾亮称赞他，认为他是长者。历任武陵、始兴太守，升任大司农，死在任上。卞壸，字望之，是济阴郡冤句县人。祖父卞统，任琅邪内史；父亲卞粹，以清正善辩、明察鉴识著称。兄弟六人都做到了宰辅府署的高官，世人称说：“卞氏六龙，玄仁无双。”玄仁就是卞粹的字。弟弟卞裒曾经触犯郡将，郡将恼怒，揭发卞家内部的私事，卞粹于是因没有训诫弟弟而受到讥议，声誉逐年衰落，持续多年。惠帝初年，任尚书郎。杨骏执政时，许多人依附迎合，而卞粹正直不阿。杨骏被诛后，卞粹越级升任右丞，封成阳子，逐渐升至右军将军。张华被诛杀时，卞粹因为是张华的女婿而被免官。齐王司马冏辅政时，任侍中、中书令，进爵为公。长沙王司马乂专权后，卞粹在朝廷上神色严正，司马乂忌恨他而杀害了他。起初，卞粹上厕所时，看见一样东西像两只眼睛，不久便发作疾病。卞壸二十岁时便有声誉，司空、兖州二州以及齐王司马冏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后来遭遇家中祸患，返回乡里。永嘉年间，授任著作郎，承袭父亲的爵位。征东将军周馥请他任从事中郎，他没有赴任。又遭遇本州覆亡，向东投奔妻兄、徐州刺史裴盾。裴盾任命卞壸为广陵相。元帝镇守建邺时，召他任从事中郎，把选举之事交给他，十分亲近信任。后来出任明帝东中郎长史。遭遇继母丧，安葬后，朝廷起用他恢复旧职，他多次辞谢不肯赴任。元帝派中使敦促逼迫，卞壸写信陈述自己的情况说：卞壸天性狷介偏狭，不能随俗，因此退下来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由，想要完成守护家门的志愿。亡父过去任中书令，当时卞壸蒙受普遍征召的恩例，朝廷看到门第便征召他；相信他所坚持的事情，所以允许他不恭敬地前往任职。家门遭遇祸患后，他逃散并改换姓名，能够保全性命，私下的志愿早已确定。后来又遭遇极大的灾难，流落寄居在兰陵，被苟晞征召；他担心受到逼迫，便依附下邳的裴盾，又被裴盾授予官职，想暂时到郡中任职，谋求寄托自身。不久蒙受朝廷征召，任从事中郎，哪里是贪图荣耀，只是想自己出仕，计划暂且恭敬接受命令，之后将请求退隐。正逢华轶之难，不敢自行陈说。华轶被斩首悬挂后，卞壸又患病，把自己的情况全部归还报告朝廷，却没有得到宽恕放遣。世子北征时，选拔宠信而显贵有声望的人，卞壸又因没有功绩，忝居元佐之职。荣耀固然是荣耀，实际上并非平素的心愿；只是想到君命重要而个人轻微，不敢推辞畏避。听说西台召卞壸任尚书郎，本来想借此避开贤能之路，还没有来得及陈述诚意，忽然遭逢了极大的灾祸。卞壸九岁时，被先母的弟弟卞表视为孤儿而背弃；十二岁时，承蒙亡母张氏抚养照料。卞壸因为身份卑陋，不能使双亲荣耀；家产屡次耗尽，奉养之道多有缺失，活着时不能给亲人欢乐，最终也不能完备礼数，抚心自恨，五脏如同被撕裂。对公事无效是这样，对私情的艰苦又是这样，实在没有脸面冒昧贪求荣进。如果废弃卞壸一人，江北便有倾覆危急的忧虑；卞壸任职期间功绩日益显著，确实不能只顾私身。如今东中郎将才智卓异、自然成器，才智日益增长；军司马和各位参佐也都凭借明德竭力办事，卞壸去留与否，恰好不会有什么损益。贺循、谢端、顾景、丁琛、傅晞等人都承受皇恩任命，可以安枕在家门之内。卞壸把自己托身于两府，渐渐已经五年；考察功效，不能说已经完全显著；论及内心，又屡次受到恭顺事君的牵累。为什么在哀悼孤苦的日子里，反而不能得到怜悯宽恕呢！” 皇帝认为他的话情真意切、处境艰苦，便没有改变他的志愿。服丧期满后，卞壸任世子的老师。卞壸前后担任师傅和辅佐官的职务，都尽到了匡正辅弼的节操，整个府署的贵人都敬畏他。中兴建立后，补任太子中庶子，转任散骑常侍，在东宫侍奉讲学。升任太子詹事，因公事被免官。不久恢复职务，转任御史中丞。他忠诚地侍奉君上，权贵都不敢出面活动。当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的继母，前夫死后又改嫁给王式的父亲。王式的父亲去世后，继母服丧期满，商议要回到前夫家。前夫家也有继子，奉养她直到去世，于是把她和前夫合葬。王式自己说：“父亲临终时，母亲请求离去，父亲答应了。”于是朝廷制定制度，规定王式的母亲应服齐衰一年。卞壸上奏说：“即使依照王式所说，他父亲临终时确有许诺，也一定要先正名分，依礼制却没有依据。如果丈夫确有遗命，就必须明确说明符合‘七出’的责任；应当在当时就将她遗弃，没有理由把已经断绝关系的妻子留在家中而为她穿丧服。如果王式的父亲临终时神志困乱，任由她去留，那么这一定是有人用非礼之事相要挟；既然生死都无从遵循，王式就应当以礼法纠正此事。魏颗没有听从父亲临乱时的命令，陈乾昔日想让两个婢女殉葬，他的儿子以不合礼制为由没有听从，《春秋》和《礼记》都称善这些做法。对一个妾胜，尚且要依礼法加以纠正，何况是他的母亲呢！王式的母亲对于丈夫，在丈夫生前侍奉，直到终老，并不是已经断绝关系的妻子。丈夫死后为她服丧，她不是不义之妇。她自称守节，并不是后来改嫁。离异断绝的决定发生在丈夫死后；丈夫已经去世，正是她依从继子的日子，王式却把她看作被出弃的母亲，这就成了母亲因为儿子而被出弃，使她活着无处容身，死后无所依托。

译寄托性命于别人的家门，死后尸体埋在无名坟墓中。如果王式的父亲死后，母亲不久就在王式家中去世，那么显然不能把她当作被出弃的母亲。所谓许诺只是父亲临终的一句话；如果认为母亲在与丈夫共同居住时，直到死后归入前夫家门，却不把她当作母亲，这就是在两个居所之间制定离绝关系，凭个人意志裁定她是否被出弃。决定离绝关系的正是王式，除了他还能是谁！假如两个家门中的孩子都是这个母亲所生，母亲眷恋前一个儿子，请求离开、请求断绝关系；这样对后夫家不合礼，返回前夫家又对前夫家不合礼，想离开却无处可去，想回来又不能回来，就会成为无所寄托的人。王式本应在家内竭力劝谏，在外极力防范，使母亲不被断绝，这才是明白的道理。怎么能在至亲面前固守不变，却对假设的继母轻视情理礼法呢？继母如同生母，是圣人的教导。王式身为国士，却在家庭内部触犯礼法、违背义理，古今未有；对于父亲，没有追悔父亲亡故的善行；对于母亲，没有孝敬的道义。母亲活着时任由她去留，死后却和路人合葬，可以说是活着侍奉不合礼，死后安葬也不合礼。这样损害世间教化，不可以担任评定人伦是非的官职。考察侍中、司徒、临颍公荀组，负责宣扬五教，实际责任正在于任用合适的人，却容忍违背礼法的行为，竟然不加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王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王弘，显然掌握国家舆论，朝廷内外都取信于他们，却竟然不能依礼纠正违背礼法的行为，尊崇孝敬的教化，也都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 请将此事作为依据，免去荀组、王晔、王弘的官职，削夺大鸿胪的爵位和封地，由廷尉定罪。”奏疏上报后，诏书特意赦免荀组等人，把王式交给乡里清议，终身废弃不用。卞壸升任吏部尚书。王含作乱时，卞壸加授中军将军。王含被消灭后，卞壸因功封建兴县公，不久升任领军将军。明帝病重时，卞壸兼任尚书令，与王导等人一同接受遗命，辅佐幼主。又授任右将军，加给事中、尚书令。明帝驾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献玉玺，司徒王导因病没有到场。卞壸在朝堂上严肃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的臣子吗！先帝刚刚大殓，嗣皇帝还没有即位，哪里是臣子推说有病的时候！”王导听说后，便抬着病体来到朝廷。皇太后临朝听政，卞壸与庾亮一同在禁省当值，共同参与机要事务。当时征召南阳人乐谟任郡中正，颍川人庾怡任廷尉评。乐谟、庾怡各自称奉父亲之命而不就任。卞壸上奏说：“人没有不是依靠父亲而生的，职位没有不是因办事而设立的。有父亲就必然有父命，居于官职就必然会有职责。有了家室便各自偏爱自己的儿子，这样一来，君王就会没有可用之人，职位不能匡正事物，官府不能建立政事。这样下去，先圣的话就会被废弃，五教的训诫就会被堵塞，君臣之道就会离散，上下教化就会衰败。乐广以平和宽厚著称，庾珉以忠诚笃实显名，他们受宠于圣明时代，身体并不属于自己，何况涉及后代，难道可以专断吗！如果他们所任的职位顺从众人的心意，那么出征守戍者的父母都应当以父命命令儿子，而不是让儿子任职。如果顺从乐谟父亲的意愿，那么人人都不做郡中正，人伦就会废弃。如果顺从庾怡父亲的意愿，人人都不做掌管狱讼的官员，那么刑罚和法律就会停止。凡是像这样做的，难道可以听从吗？如果不可以听从，又为什么允许乐谟、庾怡称奉父命呢！这就等于认为乐谟可以用父子的名分损害法令，认为庾怡因为是亲戚便可以自行专断。用这两种做法来使人服从、给世人示范，臣实在不能明白。应当一律颁行下去，不得因私情废弃公法。断绝他们的上表奏疏，把这作为永久的制度。”朝廷议论认为他说得对。乐谟、庾怡不得已，各自就任原职。当时王导称病不上朝，却私下送别车骑将军郗鉴，卞壸上奏说王导损害法令、徇私行事，没有大臣的节操。御史中丞钟雅曲意偏袒王导，扰乱王法，也请求免去他的官职。虽然此事最终搁置没有实行，但满朝都受到震动而肃然。卞壸裁断处理事情严厉正直，不畏惧权势强臣，都是这类表现。卞壸办事实在，任官尽职，把褒贬人物、整饬风俗视为自己的责任，勤于处理政务，想要匡正法度、督促世人，不肯苟且迎合当时的风尚。然而他性情不够宽宏，才能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志向，所以被各位名士轻视，没有获得特别突出的赞誉。明帝非常器重他，在众大臣中最信任他的办事能力。阮孚常对他说：“你总是不见安闲舒泰，常常像嘴里含着瓦石一样，不也太劳累了吗？”卞壸说：“诸位以弘扬道德为高尚，以风流相互推重；那么，执守鄙陋吝啬的人，不是我卞壸又是谁呢！”当时权贵游宴人家的子弟大多仰慕王澄、谢鲲，把放达当作高雅。卞壸严厉地在朝廷上说：“违背礼法、伤害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了！西晋朝廷的倾覆，实际就是由于这个。”他想上奏弹劾并追究他们。王导、庾亮不同意，这才作罢，但听到这话的人没有不收敛行为的。当时王导凭借功勋德望辅政，成帝每次到他的宅第，曾经向王导的妻子曹氏行拜礼。侍中孔坦秘密上表说不应行拜礼。王导听说后说：“王茂弘不过是个驽钝多病的人罢了；如果是卞望之那样棱角分明，刁玄亮那样明察苛细，戴若思那样峻拔高耸的人，哪里敢这样做呢！”卞壸廉洁清白、生活俭朴，家中十分贫困。他的儿子将要成婚，皇帝特意下诏赐钱五十万，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后来面部生疮，多次请求解除职务。朝廷授任他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当时庾亮准备征讨苏峻，在朝廷上说：“苏峻像狼崽一样怀有野心，最终一定会作乱。今天征召他，即使他不服从命令，造成的祸患还会较轻。如果再拖延一年，他的恶行就会滋长蔓延，再也无法控制。这正是朝廷错误地劝汉景帝及早削弱七国封地一事的反面教训。”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没有办法反驳他。卞壸坚决争辩，对庾亮说：“苏峻拥有强兵，藏匿着许多无赖之徒，而且逼近京城，路程不到一天。一旦发生变故，很容易失误跌跤。应当深思远虑，恐怕还不能仓促行事。”庾亮不采纳。卞壸知道此举必败，写信给平南将军温峤说：“元规召苏峻的主意已经定了，我想到这件事便忧闷不安。温生足下，对这件事又能怎么办呢！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国家大事，而且苏峻已经显露疯狂的意图，召他来只会更快地使他带着党徒作恶，进攻朝廷。朝廷的威势确实强盛，但交战时必须接触锋刃，还不知道能不能立即把他擒住。王公也有同样的忧虑。我同他争论得非常恳切，却不能改变他的决定。本来是我举荐足下，让你担任外藩重任，如今反而遗憾你在外地。如果你在朝廷内一同进谏，他一定会听从。现在朝廷内外戒严，四方都有防备，苏峻凶恶狂妄，必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是恐怕不能使大家毫无损伤，怎么办呢？” 卞壸的司马任台劝他应当蓄养良马，以防备意外。卞壸笑着说：“从顺逆的道理来判断，事情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如果万一不能成功，哪里还用得着马呢！”苏峻果然起兵作乱。卞壸又任尚书令、右将军、兼领右卫将军，其余官职仍旧。

译苏峻到达东陵口，皇帝下诏任命卞壸都督大桁以东诸军事，授予假节之权，又加兼领军将军、给事中。卞壸率领郭默、赵胤等在西陵与苏峻大战，被苏峻击败。卞壸和钟雅都退回，死伤者以千计。卞壸、钟雅一同归还符节，到宫阙前谢罪。苏峻进攻青溪，卞壸与各路军队抵抗攻击，却无法阻挡。叛军放火焚烧宫殿寺庙，六军大败。卞壸当时背部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仍然勉强支撑病体作战，率领溃散的士卒和身边几百名属吏，进攻叛军的部下，苦战之后终于战死，时年四十八岁。他的两个儿子▯▯、盱看见父亲死去，相继投向叛军，也同时被杀害。苏峻之乱平定后，朝廷商议追赠卞壸为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尚书郎弘讷议论说：“为国而死的大臣，是古今所重视的；卞令的忠贞节操，应当写在史册上。如今的追赠，实在不能满足众人的期望，我认为应当加授三公之类的尊号，以表彰他的忠烈功勋。”司徒王导看到这份议论后，进赠卞壸为骠骑将军，加侍中。弘讷再次议论说：“侍奉父亲没有比孝更大的，侍奉君主没有比忠更高的。正因为孝，才能竭尽敬意和诚心；正因为忠，才能在危难中献出生命。这是三纲中的大节，是臣子最高的品行。考察卞壸，他以臣礼侍奉三朝皇帝，竭尽规谏辅佐之责，遭逢世道险难，生死都以国家为念。他接受皇帝托付的重任，处在尚书令等近臣的职位，拥卫皇帝，具有保傅之恩；在朝廷上正色立身，又有不顾自身的节操。叛贼苏峻造反，他竭力讨伐，亲自承受箭矢，多次迎击贼军锋芒，父子一同捐躯，可以说是毁家为国、守死尽职。从前许男病死，尚且蒙受二等追赠，何况卞壸为国难舍身呢！奖赏若有疑问尚且应从厚，何况此事毫无疑问！我认为应当上比许穆公，下同嵇绍，这样才合乎典章，也能充分满足众望。”于是改赠卞壸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贞，用太牢祭祀。追赠他的世子▯▯为散骑侍郎，▯▯的弟弟盱为奉车都尉。珍的母亲裴氏抚摸两个儿子的尸体哭着说：“父亲是忠臣，你们是孝子，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征士翟汤听到后叹息说：“父亲为君主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忠孝之道集中在这一家。”▯▯的儿子卞诞继承爵位。咸康六年，成帝追念卞壸，下诏说：“卞壸在朝廷上忠诚恭谨，为凶恶的叛寇丧身。他的封地遥远，租税俸禄微薄，妻子儿女不能得到供养，朕对此深感慨叹！可以按实际人口发给廪禄。”后来有人盗掘卞壸的墓，尸体已经僵硬，鬓发却苍白，面容像活人一样，两手都紧握成拳，指甲穿透了手背。安帝下诏赐钱十万，用来修整墓地。卞壸的第三个儿子卞瞻，官至广州刺史。卞瞻的弟弟卞眈，任尚书郎。敦字仲仁。他的父亲卞俊，清正纯洁而有见识，以精通名理著称。他的同乡郤诜自恃才华，傲慢地欺凌卞俊兄弟；卞俊等人也凭借门第显盛而轻视郤诜，彼此视如仇敌。郤诜因是杨骏的旧属官而被拘捕，卞俊当时任尚书郎，负责审理他的案件。郤诜害怕不能免罪，卞俊公平审断，依法为他平反，郤诜最终得以免罪，但仍不悔改。后来卞俊任左丞，又上奏诬陷卞氏。卞俊历任汝南相、廷尉卿。卞敦二十岁时在州郡任职，被征召到司空府，逐渐升任太子舍人、尚书郎，朝廷士大夫多称赞他。东海王司马越听说后，召他任主簿。王弥逼近洛阳，卞敦和胡毋辅之劝司马越出兵攻打王弥，但王衍、潘滔共同坚持不听。卞敦在朝堂上极力争辩，众人都认为他勇壮正直。出任汝南内史。元帝任镇东将军时，请他任军谘祭酒，他没有就任。征南将军山简任命他为司马。不久王如、杜曾相继作乱，山简于是派卞敦监领沔北七郡军事，任振威将军、兼领江夏相，驻守夏口。卞敦攻讨沔中各处，全部平定。后来杜弢侵扰湘中，加授卞敦征讨大都督。讨伐杜弢有功，赐爵安陵亭侯。镇东大将军王敦请他任军司。中兴建立后，授任太子左卫率。当时石勒侵逼淮泗一带，皇帝遍求能够遏制边境的良将，公卿推举卞敦，授任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守泗口。石勒侵犯彭城时，卞敦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能抵挡，便与征北将军王邃退守盱眙，贼军声势于是壮大，淮北各郡多被攻陷，最终因畏惧怯懦而降职三级，改任鹰扬将军。征召入朝任大司农。王敦上表推荐他任征虏将军、都督石头军事。明帝讨伐王敦时，任命他为镇南将军，授假节。事情平定后，改任尚书，因功封益阳侯。调任光禄勋，出任都督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授假节。不久晋升征南将军，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苏峻反叛时，温峤、庾亮传檄征镇各地，命他们一同赶赴京师。卞敦拥兵不下，又不给军队粮食，只派督护荀璲率几百人随大军而已。当时朝野没有不责怪叹息的，只有陶侃也咬牙痛恨他。苏峻平定后，陶侃上奏说卞敦阻挠军队、观望不前，不赴国家危难，没有大臣的节操，请用囚车逮捕交给廷尉。丞相王导认为战乱之后应当加以宽宥，便改授卞敦安南将军、广州刺史，但他因病没有赴任。征召为光禄大夫，兼领少府。卞敦既然没有讨伐苏峻，常常怀有惭愧羞耻之情，名声舆论从此受损。不久因忧愁而死，追赠原有官职，加散骑常侍，谥号敬。他的儿子卞滔继承爵位。刘超，字世瑜，是琅邪临沂人，汉代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刘章的七世孙被封为临沂县慈乡侯，子孙便因此在当地定居。他的父亲刘和，任琅邪国上军将军。刘超年轻时便有志向和操守，先任县中小吏，逐渐升任琅邪国记室掾。元帝因他的忠诚谨慎、清廉慎重而提拔他，常让他亲近侍奉左右，于是跟随元帝渡过长江，改任安东府舍人，专门掌管文书檄文。丞相府建立后，又任舍人。当时天下动乱，朝廷讨伐叛乱、征讨反叛者，刘超自认为职在近密之地，而且自己的笔迹与皇帝亲笔相似，于是绝不替别人书写信件。当时外出休假，他便闭门不接待宾客，因此逐渐得到皇帝的亲近信任。因在皇帝身边勤劳有功，赐爵原乡亭侯，食邑七百户，改任行参军。

译中兴建立后，任中书舍人，授骑都尉、奉朝请。当时台阁刚刚建立，各项政务尚未安定，刘超掌管文书，又谨慎沉静、严守秘密，因此更加受到皇帝亲近优待。他为人清苦自守，衣服不穿两层丝帛，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蓄。每当皇帝赏赐他东西，他都坚决推辞说：“我是鄙陋微小的臣子，却无故窃取赏赐，没有功德而享受俸禄，灾祸罪咎实在令人害怕。”皇帝赞许他，不改变他的志向。不久出任句容县令，推心置腹地待人，受到百姓爱戴。按常年赋税惯例，主管官员常常亲自到各家查问评估百姓的财产。到了刘超这里，只制作大木函，按村分发，让各家自行写明财产，投入函中后交还县府。百姓据实申报，征收上来的税赋收入超过往年。入朝任中书通事郎。因父亲去世离职。安葬父亲后，恰逢王敦起兵，皇帝下诏让刘超复职，又兼领安东上将军。不久六军败散，只有刘超按兵不动，直守宫禁，皇帝为此感动，派他回家完成丧礼。钱凤策划祸乱时，刘超招集义士，跟随明帝征讨钱凤。事情平定后，因功封零陵伯。刘超家贫，妻子儿女得不到供养，皇帝亲自下诏褒奖他，赐给鱼和米，刘超推辞不受。后来刘超需要一头纯色的牛，市场上买不到，便请求购买官府外厩的牛，皇帝下诏立即赐给他。出任义兴太守。不久，征召授任中书侍郎。他接受任命和往来办事，朝廷中竟没有人知道。不久皇帝驾崩，穆后临朝听政，刘超升任射声校尉。当时军校没有兵员，义兴人多半出于义气跟随刘超，他便统领这些人负责宿卫，号称“君子营”。咸和初年，因母亲去世离职。他身上不离衰服，早晚都号哭，每逢初一、十五便步行到墓地，悲哀感动了路人。苏峻谋反时，刘超代替赵胤任左卫将军。当时京城大乱，朝廷士大夫多派家人到东方避难。义兴的旧属官想接刘超的家人前去，刘超不同意，把妻子儿女全部安置在宫内。王师战败后，王导任命刘超为右卫将军，亲自侍奉保护成帝。恰逢太后去世，军卫和丧礼仪制都有缺损，刘超亲自率领将士营建太后的陵墓。苏峻把皇帝车驾迁到石头城时，天降大雨，道路沉陷，刘超与侍中钟雅徒步侍奉在皇帝左右，叛军给他们马，他们却不肯骑乘，表现得悲痛慷慨。苏峻听说后非常不满，但还不敢加害他们，只让自己的亲信许方等人补任司马督、殿中监，表面上托言负责宿卫，实际上是防备刘超等人。当时发生饥荒，米价昂贵，苏峻等人赠送物品给他们，他们一概不接受，朝夕不离地侍奉皇帝，臣节更加恭谨。皇帝当时八岁，即使身处幽禁困厄之中，刘超仍上奏请求教授皇帝《孝经》《论语》。温峤等人到达后，苏峻猜忌朝廷官员，刘超又受到皇帝亲近信任，因而尤其怀疑他。后来王导出逃，刘超与怀德令匡术、建康令管旆等秘密谋划，准备奉护皇帝出逃。还没有到约定日期，事情便泄露了。苏峻派任让率兵进入逮捕刘超和钟雅。皇帝抱住他们悲哭说：“把我的侍中、右卫还给我！” 任让不奉皇帝诏令，趁机杀害了他们。苏峻之乱平定后，任让与陶侃有旧交，陶侃想特别赦免他，便向皇帝请求。皇帝说：“任让就是杀害我的侍中和右卫的人，不可以宽赦。”于是将任让处死。后来刘超准备改葬，皇帝一直悲痛思念他，下诏把墓迁到高显而且靠近的地方，使自己出入时能够瞻望他的墓。追赠卫尉，谥号忠。刘超天性谦逊谨慎，历事三位皇帝，始终在机密之地任职，并且都受到亲近信任，却不敢因受宠而骄纵谄媚，所以士人都安心而敬重他。他的儿子刘讷继承爵位，谨慎整饬，有汉代石庆的遗风，历任中书侍郎、下邳内史。刘讷的儿子刘享也清廉谨慎，任散骑郎。钟雅，字彦胄，是颍川长社人。他的父亲钟晔，任公府掾，早年去世。钟雅年幼丧父，喜好学习，有才华和志向，被举荐为四行，授任汝阳令，入朝任佐著作郎。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复职。东海王司马越请他任参军，升任尚书郎。钟雅为躲避战乱向东渡江，元帝任命他为丞相记室参军，升任临淮内史、振威将军。不久，征召授任散骑侍郎，改任尚书右丞。当时太庙有祭祀之事，钟雅上奏说：“陛下承继帝位，论世次对于京兆府君是玄孙，如今祝文却称曾孙，恐怕是因循沿袭造成的错误，应当改正。又按礼制，祖父的同胞兄弟称从祖父。景皇帝因为功德被尊为世宗，并不是以伯祖身份升入太庙，也应当删去称伯祖的文字。”诏书说：“按礼制，侍奉宗庙，从曾孙以下都称曾孙，这不是因循造成的错误。其义取自重孙，可以历代共用这个称呼，没有必要改动。称伯祖不妥，应按你的奏议办理。”钟雅改任北军中候。大将军王敦请他任从事中郎，补任宣城内史。钱凤叛乱时，加授广武将军，率军驻屯青弋。当时广德县人周▯替钱凤起兵攻打钟雅，钟雅退守泾县，收集军民，讨伐周▯，将他斩杀。钱凤平定后，征召授任尚书左丞。当时皇帝驾崩，钟雅升任御史中丞。国家丧期尚未满，尚书梅陶却私下演奏女乐，钟雅弹劾上奏说：“臣听说放勋去世时，八音停止，连普通百姓尚且服丧三年。自那以后，历代都是如此。肃祖明皇帝驾崩于天下，丧期到下月才满。圣主穿着丧服，哭得泣血，临朝听政，百官悲惨哀痛，举动都没有欢乐的神色。梅陶没有大臣忠诚爱慕君主的节操，家中奢侈靡费，女乐歌舞纷繁，丝竹之声传遍街巷，应该加以放逐罢黜，以整肃王法。请交给司徒，依照清议议定处理。”穆后临朝听政，特意宽免梅陶，不予追究。钟雅依法办事、纠察违法，百官都畏惧他。北中郎将刘遐去世后，刘遐的部曲作乱，皇帝下诏派郭默讨伐，任钟雅监领征讨军事，授假节。事情平定后，授任骁骑将军。苏峻之乱时，皇帝下诏任钟雅为前锋监军、授假节，率领一千名精锐勇士抵御苏峻。钟雅因为兵力少，不敢进攻，退兵返回。授任侍中。不久王师战败，钟雅与刘超一同侍卫天子。有人对钟雅说：“看见可以前进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却，这是古人的道理。您的性情刚正明亮，必然不能被仇敌容忍，为什么不顺应时势，坐等他们灭亡呢？”钟雅说：“国家动乱而不能匡救，君主危难而不能救济，如果各自退避逃走以求免祸，我恐怕董狐会拿着史册来到啊。”庾亮临行时回头对钟雅说：“后面的事情，我深深地托付给您。”钟雅说：“栋梁折断、屋椽崩坏，这是谁的责任呢？”庾亮说：“今天的事情，不容许再说了，您应当期待收复国都的功效。”钟雅说：“想来足下不会使自己有愧于荀林父吧。”苏峻逼迫皇帝迁往石头城时，钟雅、刘超流着眼泪徒步跟随。第二年，两人都被叛军杀害。叛乱平定后，追赠光禄勋。后来因钟雅家贫，皇帝下诏赐布帛一百匹。他的儿子钟诞，官至中军参军，早年去世。

译史臣说：应詹的品行和事业不断修养，文才史学足以任用，入朝居于各官位时，屡次提出好的谋略；出任藩镇治理地方时，仁惠的政绩便充分显现。甘卓讨伐暴乱、安定祸乱，功绩确实显著；镇守一方、捍卫城池，威势谋略都得到施展。等到凶恶的首领侵犯正道，他立志勤王。后来有人扰乱他的谋划，上天又夺去了他的明察，他疑虑不决、迟疑不断，终于自取诛灭。卞壸束带立于朝廷，把匡正时弊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提衣救卫君主，践行忠义而成就名声。于是使臣子为君主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忠与孝集中在这一家。古人所说的社稷之臣，就是忠贞之臣。刘超勤勉严肃地奉事君上，钟雅正直地任职当官。正值奸臣凶猾滔天，幼主危急受逼，他们于是历经崎岖的贼难，遭受长期的艰难忧患，心志坚定如磐石，操守高洁如寒松；贞正的品行全都显现，光明的事迹一同升扬。即使高赫身处危难仍更加恭谨，荀息又继之以死，拿他们同这两个儿子相比，又哪里值得一提呢！” 赞曰：甘卓镇守南方，应詹治理西州。政事刑法都能办好，威严恩惠兼备。应詹可叹命运短促，甘卓因疑虑迟留而死。卞望之殉行义节，把死亡看作容易之事。作为儿子、作为臣子，名声节操都寄托在他们身上。钟雅、刘超出仕为官，一直践行忠贞。竭尽辅佐之力，继而以死相守。列传第四十一 孙惠、熊远、王鉴、陈頵、高崧 孙惠，字德施，是吴国富阳人，吴国豫章太守孙贲的曾孙。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吴国做官。孙惠口才迟钝，喜好学习，有才华见识；州里征召他，他没有就任，寄居在萧、沛之间。永宁初年，他响应齐王司马冏的义举，讨伐赵王司马伦，因功封晋兴县侯，被征召任大司马户曹掾，改任东曹属。司马冏骄傲自大，僭越奢侈，天下人因此失望。孙惠向司马冏进言，用五难、四不可加以讽谏，劝他回到藩国，言辞十分恳切。司马冏不采纳。孙惠害怕获罪，便称病离去。不久，司马冏果然败亡。成都王司马颖推荐孙惠任大将军参军，兼领奋威将军、白沙督。当时司马颖准备征讨长沙王司马乂，任陆机为前锋都督。孙惠与陆机是同乡，担心他因此招祸，劝陆机把都督之职让给王粹。后来陆机兄弟被杀，孙惠对此非常悲痛怨恨。当时孙惠又擅自杀死司马颖的牙门将梁俊，害怕获罪，便改名换姓逃亡。后来东海王司马越在下邳起兵，孙惠于是冒充南岳隐士秦秘之，写信求见司马越，说：上天降祸于晋国，使晋国遭逢这样的厄运。遍观历代危亡，它的萌芽都有一个渐进过程：枝叶先凋零，根株才枯死。我私下认为，明公具有睿智圣哲的才干，符合神武的谋略，承接衰败动乱之后，处在倾危险恶的时运之中，周旋于昏暗谗佞的风俗里，拘束在凶恶谄媚之人的中间。坚持平正之道，就会被奸佞憎恨；怀抱忠诚正直，就会受到贼臣伤害。随波逐流并非圣贤本性所能忍受，苟且求免也不是英雄的节操，所以我感慨于世道，发愤而忘却自身。向金门直陈正言，耿直敢谏的话就会显现；扶助皇家，匡正君主的功劳就会彰明。事情虽然还没有完成，但天命已有安排。即使有汉高祖那样的贤能，尚且有彭城之耻；即使有魏武帝那样的才能，也有濮阳之败。孟明视三次退兵，最终还是取得成功；勾践丧失军队，最终立志擒灭吴国。如今明公的声名著于天下，声威震动九州，王族都归美于您，天下都推尊您的贤能。加上四位亲王同样圣明，仁慈明智而且友爱笃厚，感念国家危难，共同奖助王室；他们是股肱和爪牙，足以相互维持。苍天不偏爱任何人，只辅助有德者；罪恶满盈者必败，谦逊者得福，这是鬼神所赞许的。凭明公通晓生死存亡的征兆，察知成败变化，审慎把握所处的时运，思考天人合力的功业，向东威视中原藩镇，像龙跃于海角旷野。西面联络河间，南面结交征镇，东面号令富有精锐士卒的吴地，北面拥有幽州、并州率义而来的军队；向青州、徐州宣示晓谕，开导各位诸王，广泛收罗雄才俊杰，广泛延揽优秀人才，纠合离心者和反叛者，明确赏赐和信约。现在天子蒙受尘辱，被困在邺宫，外面有人假托诏命，擅自诛杀无辜，豺狼般的篡夺吞噬，事情

译很快就会发生。人心如火倾覆转移，丧乱必然到来；太白星横行天空，这是兵家所凭借的征兆；岁星所到之处已经离去，上天厌弃了他们的德行。天象已经明显昭示，谴责惩罚也清楚显现。违背天意就会不祥，顺应时势就一定能成功。明公应当思考安危与人神感应的关系，考虑祸败前后的征兆，发扬勤劳谦让、日昃不息的德行，亲自践行吐哺握发、求贤若渴的道义，倾尽府库来救济贫困者。这样将会有济世之才、渭滨之士，口含奇谋，手握神策，逍遥于山川之间，等待真正有德之主的访求。眼中想着非凡的辅佐，耳中听取非常的人才；一经举用并任用他们，首创的大功就可以建立了。我秦秘之才能不足，却遭逢这样的衰败时运，私下仰慕墨翟、申包胥的忠诚，跋涉荆棘，脚底磨出厚茧而来，栉风沐雨，前来承受祸难。我想凭借管中窥豹般的微小见识辅助宏大的事业，只是道路险阻、时运艰难，不敢自行显露。我伏身在川泽泥泞之中，心系宫廷，谨先写下这封笺表，以启发您的思虑。如果您仍在时机面前沉吟，在两种选择之间徘徊，侥幸把希望寄托在危难之中，请按宽恕的条例处理我。如今明公回转车驾，面向臣子共同守护的国家，旋转于名义所系的国土；您一指挥，五岳都可以倾倒，一呼吸，江湖都可以枯竭。何况顺应正道讨伐叛逆，坚持正义讨伐邪恶，这就如乌获摧毁冰块、孟贲和夏育拉断朽木、猛兽吞食狐狸、泰山压碎鸡蛋，借助风势焚烧原野，尚且不足以相比。如今时机已到、气运汇集，上天和神灵都来相助，如果还不能在受命的吉会中奋起，在时机到来之际拔剑而起，恐怕泛滥的祸患就不只落在一个人身上。自先帝以来的公侯王公、海内名士，近来相继死亡，都像虫兽一样，尸体的头颅拖在粪土败坏之中，形骸丢弃在沟渠山涧；并不是他们口中没有忠贞之言、心中没有义正之节，而都是贪恋眼前短暂的生存，因小生而迷失了最终的大死。普通人对知心朋友尚且有刎颈相报的义气，朝廷之内却没有以死报国的臣子。这不只是我秦秘之感到羞耻，可惜晋朝已经很久没有人才了。如今天下百姓低声议论，四海都在注目。国家危急而重新安定，宗庙衰替而重新延续，只有明公兄弟能够弘扬并挽救皇室的大业。国家的存亡，就在这一次行动了。我秦秘之以微薄的才干，正逢危急动乱的时运，愿竭尽犬马之节，再加上忠贞之心，左手系着平乱的弓袋，右手握着消灭叛逆的箭，勒马挺立，计算日子等待命令。时机难以获得却容易失去，形势变化迅速便会酿成祸患，坚如磐石，实在没有一天可以拖延。如何自求多福，唯请君王裁决！” 司马越读了这封信，张榜沿路寻访孙惠，孙惠于是出来相见。司马越立即任命他为记室参军，专门负责文书奏疏，参与谋划议事。授任散骑郎、太子中庶子，又请求补任司空从事中郎。司马越诛杀周穆等人，夜里召参军王廙起草奏表；王廙战栗害怕，撕坏了好几张纸也没有写成。当时孙惠不在，司马越叹息说：“孙中郎如果在，奏表早就写好了。”司马越升任太傅后，任孙惠为军谘祭酒，多次向他询问政事得失。每当制作书信檄文，司马越有时派驿马催促，孙惠都能奉命立即写成，而且篇篇都有文采。授任秘书监，他没有接受。改任彭城内史、广陵相，升任广武将军、安丰内史。因迎接皇帝车驾有功，封临湘县公。元帝派甘卓到寿阳讨伐周馥，孙惠于是率众响应甘卓，周馥败逃。庐江人何锐任安丰太守，孙惠暂时留在郡境。何锐因其他事情逮捕孙惠的下属，加以审讯。孙惠既不是南朝所任命的官员，平常又担心有人进谗离间，因此非常害怕，最终攻杀何锐，逃入蛮族地区。不久因病去世，时年四十七岁。遗体送回乡里后，朝廷弄清了他的本心，追加吊唁并赙赠财物。熊远，字孝文，是豫章南昌人。他的祖父熊翘，曾经是石崇的苍头，但性情廉洁正直，有士人的风度。黄门郎潘岳见到他，认为很奇异，劝石崇放免他，于是熊翘回到乡里。熊远有志向操守，县里召他任功曹，他不肯出任；县吏强行给他穿上衣服、戴上头巾，扶着他去拜见长官。十多天后，县里向郡中推荐他，因此被征召为文学掾。熊远说：“辞去

译大的任命，却不辞小的任命。”坚决请求留在县中。太守察举熊远为孝廉。适逢太守讨伐氐羌，熊远于是没有随行，只送太守到陇右便返回。后来太守、会稽人夏静征召他为功曹。夏静离职时，熊远送他到会稽，然后返回。州里征召他任主簿、别驾，举荐为秀才，授任监军华轶的司马，兼领武昌太守、宁远护军。

译元帝任丞相时，征引熊远任主簿。当时传闻北陵被盗掘，元帝准备举哀，熊远上疏说：“帝王陵园既然不是陛下亲自前往查看，传闻者所说的情况就不能作为确定事实。况且帝王陵园不止一处，如果只说遭到侵犯，远近前来吊问，回答时应当有明确依据。我认为应当再派使者代理河南尹前往巡视查验，审慎询问清楚，然后才可以举哀。还应当命令将领到洛阳，修复帝王陵园，讨伐铲除叛逆之徒。从前宋国杀害无畏，楚庄王奋袖而起，士大夫和官员在道路上相追随，军队集结在宋都城下。何况这是极其酷烈的重大耻辱，正是臣子奔驰效命的时候！修复陵园，是最大的孝；讨伐叛逆，是最大的顺；挽救国家，是最大的义；抚恤遗民，是最大的仁。如果修行这四条道路，天下就会响应，没有谁会不服从。从前项羽杀害义帝，汉高祖为他哭泣，认为这是义举；刘邦、项羽的存亡，就在这一行动。群贼如豺狼，比过去更加虚弱；他们的罪恶叛逆，比山丘还重。大晋承受天命，在上天那里并未改变；亿万百姓在下方歌吟，思念仁德。如今顺应天下人心，命令勇猛之士，先行发布檄文，大军随后到达，声威赫赫，震动北方荒野，那么上可以符合西土义士的心愿，下可以满足海内百姓伸长脖颈盼望的期待。” 正逢杜弢之乱，熊远不能随军前往。当时江东刚刚建立政权，农业和蚕桑荒废，熊远建议说：“立春这一天，天子应当向上帝祈求丰收，于是选择吉日，携带耒耜，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帝王籍田，以此劝勉农业生产。《诗经》说：‘如果不亲自参加、不亲自办理，百姓就不会相信。’自从丧乱以来，农业和蚕桑都没有得到整治，从事游荡、依靠供养生活的人很多，都是因为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造成的。”当时朝廷议论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建兴初年，正月初一将要演奏音乐，周顗进谏说：“我谨按《尚书》所载，尧去世时，天下停止演奏各种乐曲。《礼》说，遇到灾荒之年，天子应撤去音乐、减少膳食。孝怀皇帝的梓宫尚未返回，豺狼挡在道路上，人与神都对此愤恨不已。您德行高明、亲近宗室，国家正依赖于您。如今杜弢的叛军聚集在湘川一带，连年出征，百姓疲惫困乏，所以才使义军想要奉迎皇帝的行动尚未举行。元日是新年的开端，正是新政权开始的时候；各地贡士像鱼鳞一样聚集，南北人士云集，有见识的人都将在这时观看礼仪。您和国家休戚一体，忧愁的面容还没有消失。从前齐桓公在贯泽会盟，心中怀有忧虑中原的情怀，没有召请却自行前来的有好几个国家。到了葵丘会盟时，他却自我矜夸，结果叛离的国家有九个。人心归附的对象，只有道义。您将承继从前中断的皇纲，在今后恢弘霸业，树立道德的准则，阐明忠孝的礼仪，彰显仁义的纲统，弘扬礼乐的根本，使四方人士退下后都能怀抱美好的法则。如今若只让人们满足于耳目的观赏，崇尚嬉戏玩乐的嗜好，我担心这会违背《云门》《韶》《雅》《颂》的美德，不是接纳正当的法度和事物，反而会玷污伟大的教化。臣认为，只应设置宴席来赏赐群臣百姓罢了。”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改任丞相参军。当时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元帝亲自征讨杜弢，熊远又上疏说：“皇纲失去统摄，中原多有变故，圣主刚刚建立基业，远在西都奉迎皇帝。孝怀皇帝的梓宫停留在外，尚未回到陵园，叛贼仍然游荡，国贼还没有铲除。明公忧劳国事，一心想着王室；我恭读圣明教诲，人人都感到慷慨激奋。杜弢不过是个小小的竖子，侵扰抢掠湘川，多年征讨仍未消灭。从前商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取得胜利，用兵的困难，并不只是今天才有。我认为古今霸王遭逢艰难时势，有的亲自征伐以建立大功，有的派遣将领以平定小寇。如今如果您亲自出征，等到文武将吏、度支筹算、舟船车辆和器械等物资都足以使用，然后才可出征。我愚见认为，不如像从前那样派遣五千人，直接与水军进击，既能迅速行动，也一定不会错过时机。从前齐国任用穰苴，燕、晋军队便退兵；秦国任用王翦，攻克平定南荆。只要督护选得其人，贼军就不足为虑。”适逢杜弢已经平定，熊远改任从事中郎，屡次升任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元帝常常感叹他的忠诚公正，对他说：“你在朝廷上正色立身，不向柔弱者低头，也不向强暴者吐露刚强；忠诚明亮而又极其周到，真可以做王室之臣。我所欣慰并依赖的，就在于你，你要努力啊！” 中兴建立后，元帝想把那些投递名刺劝进的官吏官位提升一级；百姓投递名刺的，赐给司徒府属吏的职位，总共二十多万人。熊远认为：“秦、汉因赦免而赐爵，这不是长久制度。如今考察投递名刺的人，不能只因近处的人情意深、远处的人情意浅；可以依照汉代的办法，赐天下人爵位，这样恩泽普遍，也没有偏颇的过失。还可以省去考核查验的烦劳，堵塞弄虚作假的端绪。”元帝没有听从。改任御史中丞。当时尚书刁协掌握权势，众人都畏惧他。尚书郎卢綝将要入宫当值，在大司马门外遇到刁协。刁协喝醉了，让卢綝避让，卢綝没有回避。刁协命令仪仗人员拉扯卢綝，使他从马上跌下，拖到刁协车前才释放。熊远上奏请求免去刁协的官职。当时冬天发生雷电，又下大雨，元帝下诏责备自己、引咎自责，熊远又上疏说：臣接到庚午日的诏书，陛下因为雷电震动、暴雨不合时令而深深自我责备。即使禹、汤责备自己，也不足以相比。臣对天道昏暗不明，私下姑且从人事方面来议论。陛下节俭朴素，和乐平易、广施恩惠，然而王化没有兴盛，都是因为群公卿士不能早晚以公事为重，反而尸位素餐、德不配位，辜负并玷污了清明时代。如今叛贼狡猾地侵扰华夏，暴虐日益严重，两位皇帝被幽禁殡葬，梓宫尚未返回，四海百姓伸长脖子，人人都向东眺望。然而朝廷还不能派军北伐，仇贼尚未报复，这是第一种过失。从前齐侯战败后，七年不饮酒、不吃肉，何况如今的耻辱更加重大。臣子的责任，应当枕戈待旦，做君王的前锋。如果这个志愿还未实现，就应当君臣上下共同节俭，抚恤百姓、养育士卒，撤去音乐、减少膳食，只修治军事。陛下在上面忧劳，而群官在下面却没有共同忧戚的神色；每逢会集，总是只顾调笑、饮酒、吃饭罢了，这是第二种过失。选官用人，不考察实际德行，只看虚名，不求才干；乡里荐举的正道废弃，请托私交盛行。有德行却没有势力的人被排斥，经营名望而有助力的人得到升迁；称职办事的人因为违背流俗而被讥讽，虚有资历而从容应付的人却被尊重。因此公正的道路受到损害，私人门路日益开放，强者欺凌弱者，冤屈得不到处理。如今任官者把办理政事看作庸俗吏务，把奉行法令看作苛刻，把尽守礼节看作谄媚，把从容自适看作高妙，把放荡不羁看作达士，把骄傲傲慢看作简约高雅，这是第三种过失。世人所说的三种过失，公法便会加在他们身上；私下议论也会贬低他们的错误；他们逐渐遭到排斥退黜，沉沦在泥滓之中。时下所谓的三种善行，王法却不加以惩罚；清议反而赞美他们贤能；他们逐渐得到升迁，做官不断晋级，攀附权贵，飞黄腾达。于是使世人削平棱角以求圆滑，弯曲正直以求合流，哪里还会顾念道德的清正道路，践履仁义的范围呢！因此政务没有整顿，风俗虚伪浅薄，都是由此造成的。如果不明辨黜陟，以考察人的才能和是否称职，那么世俗风气就不可能改变。

译如今朝廷各部门都把顺从当作美德，违逆就会被贬斥，不再议论才能的是非曲直，也不辨言论的得失。当时虽有人进言，有的却不被采纳，因此朝廷中少有能辩论争谏的臣子，士人也只剩谋求俸禄官位的心思。郭翼上书后，武帝提拔他为屯留令，又设置谏官，以便容纳接受直言，诱导后来的贤才进用，使人能够尽情进言而没有隐讳。应先任用官员，然后根据功劳授爵；先确定职位，然后给予俸禄。通过言论考察其陈奏，以功绩进行明察考核，按功劳给予车服。舜尚且经历多种艰难的试用，如今却先给俸禄而不加考察，实在严重违背古义，这正是政乱的由来。求取人才应急于从疏远卑贱者中选拔，施刑应先及亲近显贵者，然后才能令行禁止，使民间没有被遗弃、被耽搁的人才。尧从卑微鄙陋之处选取舜，舜从山岩洞穴中拔擢贤人，周公不因天伦亲情而枉曲法绳，叔向也不因亲爱兄弟而损害法律。如今朝廷的执法官吏大多出身寒微卑贱，所以奏章每天上报，却不足以惩戒众人；选任官员、考察人才，也不足以成就政事。应当从屠户、渔钓者中招纳贤良，从山林隐士中聘用耿介之士。如果这条道路不改变，即使合并官署、裁省职位，也无法挽救弊病和祸乱。只要能够明智而仁惠，又何必忧虑驩兜，何必迁徙有苗，又何必畏惧花言巧语、善作媚态而极其奸佞的人呢？这就是官职任得其人的好处。他多次升迁为侍中，出任会稽内史。当时王敦叛乱，沈充起兵响应王敦，授给他远将军之职，他拒不接受，也不把军需物资输送给沈充，专心致力于保卫辖境、安定百姓。王敦到达石头城后，暗示朝廷征召他，于是授任太常卿，加授散骑常侍。王敦很忌惮他的正直和谋略，便引荐他担任长史。几个月后因病去世。熊远的弟弟熊缙，名望仅次于熊远，任王敦的主簿，最终官至鄱阳太守。熊缙的儿子熊鸣鹄，官位升至武昌太守。王鉴，字茂高，是堂邑人。父亲王濬，任御史中丞。王鉴年轻时以文章才笔著称，起初任元帝琅邪国侍郎。当时杜弢叛乱，江、湘一带受到祸害，王敦不能制服，朝廷深以为忧虑。王鉴上疏劝元帝出兵征讨，说：上天降祸于晋室，天下倾覆，丧乱达到极点，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明公遭逢时运的灾难，处在阳九之厄的时期，圣上亲身承担着伊尹、周公那样的重任，朝廷寄托着匡正天下、重新会合诸侯的希望。正要振奋长鞭驾驭四方，扫清银河般的疆域、澄清天下道路。如今所凭借的力量，不过是江南之地，它只是九州的偏僻角落，和将要耗尽的残余人口罢了。然而百越在五岭以南虎视眈眈，蛮、蜀之人又在湘水、汉水一带回首窥伺；江州荒凉萧条，白骨遍地，豫章一郡十成中已残破八成。又接连遭遇荒年，公家、私家都空虚匮乏，仓库没有维持十天半月的储粮，三军呈现粮饷断绝的困顿面色。赋税征收和搜刮掠夺周而复始，士卒逃散，百姓流离，道路上接连不断。残弱的根源日益加深，而完全取胜的形势尚未形成。我担心军旗回转、主帅凯旋的日子还遥遥无期。过去齐国军队尚未出征，申侯就担心军队年老疲惫，何况军队披甲三年，铠甲上都生满虮虱，难道还能不深思吗？江州、扬州本来只是六郡之地，不过一州的疆域。如果军队不能及时收兵，百姓不能忍受这种命运，三江受到敌军攻击，彭蠡湖一带震动，那么贼寇就会越过我们的墙垣进入内部，窥伺我们的家庭。滥用武力的军队容易动乱，受惊的鸟难以安定，这是我最为忧惧的。自去年以来，接连损失偏将，军师屡屡失败；那些只求送死的敌寇使军队厌倦于奔命，贼寇已经估量出我们的力量。即使接连派遣偏将、副将，我仍担心不足以成功。我认为陛下应当亲自到江州，然后召集那些本来就应当征召的臣子，他们的力量才可以施展；勇猛如熊罴的士卒，他们的锐气才可以奋发。把左军推进到武昌，作为陶侃那样的重镇；在安成任用名将，与甘卓的营垒相连接。向南注视交州、广州，向西安抚蛮夷。在险要之地部署精锐士卒加以守卫；挖深沟、筑坚壁，整顿精良铠甲守住它们。六军粮饷充足，战士都想着奋勇作战，然后乘敌人的空隙施展奇谋，骚扰他们的巢穴，显示朝廷最大的信用，给他们开出生路，杜弢的脖子一定已经被系在军旗之下了。议论此事的人将要说，大规模出兵劳役太重，不能扰动百姓。王鉴说：暂时扰动百姓来制服敌人，总好过放纵敌人而使百姓长期受到扰乱。人的四肢，是人最爱惜的；如果确实应该砍除病患，那么即使削肉刮骨也在所不惜。然而，防守不能空虚。王鉴认为，可以把王导委任为萧何那样的职任。有人认为，小股贼寇正在覆灭，不值得动用千乘之国的重兵。王鉴见到王弥最初起兵时，他也不过是个小寇；官军没有重视他的威势，使狡诈叛逆者得以放肆地发动变乱，最终导致温怀不能守住，三河覆没，造成今天的弊病；这已经是明白的前车之鉴了。蔓生的草尚且不能任其滋长，何况狼和兕这样的寇贼呢！在五霸的时代，将帅并非不贤良，士卒也并非不勇敢，但凡有征伐之役，国君一定亲自参加，所以齐桓公在邵陵解下头盔，晋文公在城濮披甲作战。从前汉高祖、光武帝两位皇帝，无论征伐之地远近，敌人大小，都一定亲自擂动金鼓，亲身冒着箭石，风里来雨里去，连壶中的浆水都供应不上，奔驰于四方，没有闲暇安居，然后皇业才能建立，巨大的功勋才能成就。如今国家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比从前各代更为严重；国家兴衰的命运，全系于陛下一人。想让銮旗不必在野外驻扎出征，圣上本人远离风尘劳苦，却又坐等大功告成，王鉴还没有见过这样容易的事。魏武帝平定中原以后，仍亲自征讨柳城，在卢龙山岭上扬起旌旗，在重重关塞之外停住马匹；当时并没有烽火边患，他大概认为一日放纵敌人，终身都会留下祸患。即使军事谋略需要冒险涉险，他也不把这当作劳苦，何况如今的事比那时更加紧急呢！刘玄德亲自登上汉山，于是夏侯氏的锋芒被摧毁；吴国伪祖亲自渡过长江，关羽的首级便被悬挂；袁绍犹豫而错失时机，挫败了三分天下的形势；刘表只是卧守自己的军队，最终丧失了整个楚地。纵观古今平定乱世的君主，即使是圣贤，也没有高坐安闲居处、不劳作而能成就事业的。前代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可以说就是占卜的蓍草和龟甲。议论者有人认为如今正值暑夏，不是出兵的时候。王鉴认为现在应当严格戒备，等到秋天再行动。秋风一起就开辟道路，龙舟迅速前进，曾不用十天就可以到达豫章。豫章距离贼军还有千里之遥，但只要以天子的威灵逼临他们，百战百胜的道理就能实现。扫清湘地之后，荡平楚郢，然后按功劳授爵、排列功次，酬劳将士；收起铠甲、隐藏军旗，广泛发展农桑，播施和乐仁厚的恩惠，免除烦琐苛细的赋税。等到几年之后，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像龙腾虎步一样威震天下，还有什么地方不服，向哪里去会不成功呢？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并不难以成就。如今只吝惜一次出兵的劳苦，却延缓进攻将死的贼寇，实在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也是臣子的深重忧虑。我王鉴才能平庸琐细，却错误地蒙受陛下的奖赏和培养，思量着竭尽忠诚，以补益万分之一。樵夫的言论，圣王尚且不弃；戍卒的谋略，古代君主也有先后采纳的。请陛下留心明察，思考我所陈述的意见。奏疏上奏后，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即命令朝廷内外戒严，准备亲自征讨杜弢。适逢杜弢已经被平定，所以停止了出征。晋室中兴基业建立后，王鉴被授任驸马都尉、奉朝请，出任永兴令。大将军王敦请他担任记室参军，还未赴任便去世了，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文集流传于世。

译王鉴的弟弟王涛以及弟弟的儿子ρ，都有才华，善于写文章。王涛字茂略，历任著作郎、无锡令。ρ字庭坚，也任著作。两人都早逝。陈頵，字延思，是陈国苦县人。年轻时喜欢学习，通晓文章义理。父亲▯建造住宅、修起门楼时，陈頵说：“应当使门能容纳马车。”▯笑着听从了他。陈頵出仕任郡督邮，查获隐瞒不报的人三千名，是全州最突出的。太守刘享提拔他为主簿，州府征召他任部从事；他乘坐马车回家，宗族亲党都以此为荣。陈頵审理弹劾沛王司马韬的案件，尚未审结，适逢解结代替杨准担任刺史，司马韬于是托河间王司马颙向解结说情。解结到州府举行大集会，问主簿史凤：“沛王是尊贵的藩王，州府依据什么法律擅自拘捕他？”当时陈頵在座，回答说：“甲午诏书规定，刺史奉诏行事，是诸国之外台；凡不属于本州管辖而在本州境内的人，刺史都可以纠察。有关事情的文书前后均已列名上奏，先后七次得到诏书批准。州府所弹劾的事实，没有违背和错误。”解结说：“众人的话不能随便听信，应当依法彻底审结。”又问属官：“河北土地平坦肥沃，为什么人才少，却总是以三品官担任中正？”回答说：“《诗经》说：‘巍巍山岳降下神灵，生了甫侯和申伯。’杰出伟大的贤才大多出自山林泽野；河北土地平坦、气候均和，蓬蒿最多长到三尺高，不能长成森林，所以人才少。”解结说：“张彦真认为汝水、颍水一带的人善于巧辩，恐怕比不上青州、徐州人的儒雅。”陈頵说：“张彦真与元礼不和，所以故意说过头的话。老子、庄周出生在陈、梁一带，伏羲、傅说、师旷、大项出自阳夏，汉高祖、魏武帝二位祖先都起于沛、谯；和各州相比，没有哪里能与这里相提并论。”解结十分惊异，说：“豫州人才常常占天下的一半，这话并非虚言。” 适逢解结升任尚书，因不能尽情施展和任用陈頵的才能而感到遗憾。元康年间，陈頵被举荐为孝廉，但州将想把他留下。陈頵推荐同县的焦保，说：“焦保出身寒微清贫，禀性清正淡泊；如果让他参与这次嘉命，一定能够光大、辅佐大业，真正符合清明朝廷的期望，使黄宪一类的人才在豫州不至于断绝，也使我陈頵或许可以免受臧文仲那样不荐贤才的责备。”州府于是征召了焦保。齐王司马冏起兵讨逆，州府派陈頵率兵前往，他被授任驸马都尉。后来遭遇贼寇，陈頵到江西避难。历阳内史硃彦引荐他任参军。镇东从事中郎袁琇向元帝推荐陈頵，他升任镇东行参军事，主管法曹、兵曹二曹。陈頵写信给王导说：“中原之所以倾覆衰败、四海之所以土崩瓦解，正是因为选取人才失当，先看重虚名而后考虑实际事务；浮华竞争、奔走求进，彼此互相推荐，言辞声望高的人先显达，声望低的人后叙用，于是互相煽动，终于日益衰败。又有崇尚庄子、老子的风俗迷惑朝廷，把沽名养望的人视为弘雅之士，把办理政事的人看作庸俗之人；王室职事无人顾恤，法令制度也逐渐败坏。要想控制远方，必须先从近处开始。因此上层发出善言，千里之外都会响应。如今应当改革制度，明确赏赐、信实地施行刑罚，在密县起用卓茂，在桐乡显用硃邑，然后大业才可以举起，中兴才有希望。” 建兴初年，朝廷制定制度，以版檄补授陈頵为录事参军。参佐、属官大多设置借口和托辞来逃避职事。陈頵议论说：“各位僚属承袭西台过去养望的弊病，把小心恭敬、严肃谨慎反而当作世俗，把傲慢怠惰当作优雅。直到如今，朝廷士人放纵荒诞，遇到事情却游荡推诿，弊病逐渐加深而不改，以至于倾覆国家。所以百丈高楼，烟囱稍有裂隙便会起火焚毁；千里长堤，蚂蚁洞穴也能使它穿透溃败。古人防微杜渐，以小保全大，谨慎细微之处来杜绝祸患萌芽。从今以后，临到出使便称病，必须催促才出发的人，一律免官。” 起初赵王司马伦篡位，三王起兵讨伐，制定了《己亥格》；后来论功时，即使功劳很小，也都依照它办理。陈頵认为不应把它作为常规制度，驳斥说：“圣王设立爵位来赏功，制定刑罚来纠正违逆；这种道理如果明确，即使赴汤蹈火人们也会前往。况且名位、器物和爵赏的实际意义，不可随意授予；没有才能却授予名位，便会招来祸患；过分宠幸厚待，正是应当警戒的亡国之道。从前孙秀口头鼓吹篡逆，亲手玩弄天子的权柄，惠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九州之内无人拥戴。三王倡议起兵，席卷四海，聚合起义军众，结集天下人心，所以设置《己亥义格》来权宜地救济危难。这只是特殊时期的一次性法令，不是通常的制度。自从起义以来，依照此格杂乱而滥授爵位，有的人因人情被封侯，有的人加授军职，有的人出身皂隶奴仆，却佩戴金印紫绶；天官因而受辱，王爵也被滥用轻贱，这不是端正皇纲、尊重名器的做法。请从今以后停止实行它。”陈頵出身孤寒，又多次上奏议论，朝廷士大夫大多厌恶他，于是出任谯郡太守。大兴初年，陈頵因病被征召。过了很久，朝廷让他以白衣身份兼任尚书，他于是陈述时政，认为：“从前江外刚刚平定，中州正值荒乱，所以贡举的人才不加考试。如今应逐渐遵循旧制，搜求、举荐隐逸之士，用经学策问加以考试。马隆、孟观虽然出身贫贱，功勋却很大，但由于没有学习过统率军队的知识，让他们主持军事，往往不能取得成功。应当开放武略科目，举荐能够担任将领的人，通过询问、核实和考试，尽量发挥他们的才能，然后根据才干授予职任。举荐十人能得到一人，仍胜过一个不举；何况有时能得到两三人。日磾是投降的匈奴人，七代都在宫中任内侍；由余是戎狄之人，后来入秦任相。难道一定要凭借华贵宗族的出身，才可在奔竞求进的人流中取得地位吗？应当引进被埋没的杰出人才，抑制华而不实、考察实际，这样就会天清地平，人与神都能感应和谐。” 后来陈頵任天门太守，以不同风俗治理当地，百姓都安定服从。他选拔亲信能干的属吏担任荆州参军，只要有调发军队之事，便把动静快速报告，因此总能预先办妥。陶侃征召他回去，陈頵先到巴陵行礼。陶侃认为他能干，上表推荐他任梁州刺史。他安抚怀柔荒乱疲敝的百姓，很有威严和恩惠。梁州大姓彼此嫉妒，诋毁陈頵年老耳聋，陶侃召回陈頵，以西阳太守蒋巽代替他。陈頵六十九岁去世。高崧，字茂琰，是广陵人。父亲高悝，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十三岁时遇到饥荒，高悝吃蔬菜也不能吃饱，却总把甘美肥腴的食物送给母亲。他抚养幼弟，以友爱著称。后来寄居江州，刺史华轶征召他为西曹书佐。华轶败亡后，高悝藏匿华轶的儿子达一年之久，正逢赦免才让他出来。元帝嘉奖并宽赦了高悝，任命他为参军，此后历任显要官职，官至丹阳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高崧年少时喜欢学习，擅长史书。还是童年时，司空何充就称赞他聪明仁惠。何充任扬州刺史时，任用高崧为主簿，两人更加相互敬重。高崧转任骠骑主簿，被州府举为秀才，授太学博士；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职。起初，高悝因纳妾引起诉讼而被罢黜；父亲去世后，高崧竟亲自把自己拘系到廷尉处申诉冤屈，于是停办丧事，五年不下葬，先后上表数十次。皇帝怜悯他，便下诏说：“高悝身为大臣，因违犯法令被罢黜，事情已经判决很久了。他的儿子高崧不停地请求申冤。如今特许把侯爵传给他。”高崧因此受到称誉。后来授任中书郎、黄门侍郎。

译简文帝辅政时，征召高崧担任抚军司马。当时桓温擅自掌握威权，率军北伐，军队驻扎在武昌，简文帝对此忧虑。高崧说：“应当写信晓谕他祸福利害，他自然会回转军旗。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整顿六军、驾车出征，顺逆之势将在此判明。如果他另有图谋，请先鸣鼓交战。”高崧当即在座中替简文帝起草书信：“贼寇祸难应当平定，时机和会应当抓住，这确实是为国家作长远谋划、筹划大计。能够扩大这一时机会合的，除了您还有谁！但要以此兴师动众，必须以充足的物资为根本。运输转运的艰难，是古人也难以解决的，不能一开始就轻视而不深思熟虑；必须慎重考虑、深入谋划，关键正在这里。然而这种异常举动，正是众人所惊骇的，外面的流言纷纷传播，想来您也听到了一些。倘若担心失去时机，便会无所不为；有的人可能望风而起，造成一时崩散。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声望和实际一并丧失，社稷大事也就完了。这一切都是由于我昏暗软弱，德行和信誉没有显著，不能镇定众人、保卫巩固国家屏障，所以内心惭愧，外面对不起贤良朋友。我和您虽然职分有内外之别，但安定社稷、保卫国家，目的相同。天下安危，系于明德。希望您先保存国家安宁，然后再谋求外部事业，使王业能够兴隆，大义得到弘扬，这正是对您的期望。” 我内心的诚恳情意，难道还可以顾虑嫌疑而不全部说出来吗！”桓温收到信后，返回镇所。高崧多次升任侍中。当时谢万任豫州都督，被亲友宾客送行弄得疲惫不堪，正躺在房中。高崧径直去见他，问道：“您将要治理西部藩镇，准备怎样施政？”谢万大略陈述了自己的想法。高崧便替他讲述刑政要领数百言。谢万于是起身坐好，称呼高崧的小字说：“阿酃！原来你竟有这样的才干吗！”哀帝一向喜好服食丹药，高崧劝谏说：“这不是万乘之主所应做的事。陛下做这件事，实在如同日月出现了一次蚀象。”后来高崧因公事被免官，死于家中。儿子高耆，官至散骑常侍。史臣说：从前张良向项氏进说显得笨拙，却向沛公献上巧妙谋略；孙惠阻止齐王的计谋，却在东海显露奇策。最终，发誓效忠甘氏的军队使炎汉的气运昌盛，号称狩猎的军队却使金行之运不能争胜。难道是遭逢时势机会而困厄，还是谋划国家的方法没有通达？他们迷失在委身效忠的忠贞上，对所修行、所谋划的事情昏暗不明；根本已经颠倒了，怎么能够有好的结局！熊远、王鉴有辅助、救济时局的办法，如果把国家比作大厦，他们就是支撑大厦的椽子和栋梁吧！高崧诋斥桓温，陈頵抗拒解结，挫败了桓温劳师动众的策略，申明了汝颍人才的论说，继承郭嘉的风范，承接硃育的余波，所以桓温停止了像许攸那样的谋略，解结也敬重王朗那样的行迹。整理当时的典章制度，难道不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吗！赞曰：临湘的游艺之士，才华见识英发。郭璞以奇异之名违背颖悟，陈頵上书触犯权贵。高崧孝顺父亲而忠直敢谏，他的嘉言都得以践行。王鉴器度高明、识见卓越，雕琢文章尤其擅长。侯爵由高崧传承，显赫门第因陈頵而彰显。

译列传第四十二。郭璞、葛洪。郭璞，字景纯，是河东闻喜人。父亲郭瑗，任尚书都令史。当时尚书杜预对政事有所增删，郭瑗多次加以驳正，以公正方直著称。最终官至建平太守。郭璞喜好经学，博学多才，却不善言辞，词赋在中兴时期无人能比。他喜欢古文奇字，精通阴阳、算术和历法。有一位郭公客居河东，精通卜筮，郭璞跟随他学习。郭公把《青囊中书》九卷传给郭璞，从此郭璞完全通晓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能够攘除灾害、转移祸患，通达变化而无所不能，即使京房、管辂也不能超过他。郭璞的门人赵载曾经偷取《青襄书》，还没有来得及阅读，就被火烧毁了。惠帝、怀帝时期，河东首先发生动乱。郭璞占卜后，投下蓍策叹息说：“唉！百姓将要被异族淹没，故乡桑梓难道要被砍伐成荒凉的龙荒吗！”于是暗中联络亲戚和朋友几十家，准备到东南避难。到达将军赵固那里时，恰逢赵固所骑的良马死了，赵固很爱惜它，因此不接待宾客。郭璞到门口，守门吏不替他通报。郭璞说：“我能使马活过来。”守门吏惊讶地进去报告赵固。赵固急忙出来，说：“您能使我的马活吗？”郭璞说：“找二三十个健壮的人，都拿着长竿，向东走三十里，遇到有丘陵、树林和社庙的地方，就用长竿敲打，应当能得到一样东西，要赶快把它拿回来。得到这个东西，马就活了。”赵固按照他说的做，果然得到一个像猴子的东西，带了回来。这东西一见到死马，就对着马鼻子呼吸。不一会儿马站了起来，奋力嘶鸣，像平常一样进食，再也看不见先前那个东西了。赵固认为此事奇异，厚厚地资助郭璞。郭璞走到庐江时，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征召为军谘祭酒。当时江淮地区清平安定，胡孟康安于此地，没有南渡的打算。郭璞替他占卜，卦象显示“败”。胡孟康不相信。郭璞准备收拾行装离开，因喜欢主人家的婢女，却没有办法得到她，于是取三斗小豆，绕着主人住宅撒下。主人早晨看见数千个穿红衣的人包围住宅，走近察看时却全都消失了，感到非常厌恶，请郭璞占卦。郭璞说：“您家不适合蓄养这个婢女，可以到东南二十里处把她卖掉，千万不要争价，这个妖怪就能除掉。”主人听从了他。郭璞暗中派人以低价买下这个婢女。又画符投入井中，数千个红衣人都反绑着自己，一个个跳入井中，主人非常高兴。郭璞便带着婢女离开。几十天后，庐江陷落。郭璞渡过长江后，宣城太守殷祐征召他为参军。当时有一种大如水牛的东西来到城下，灰色、腿短，脚像大象，胸前和尾巴上都是白色；力气很大，却迟钝缓慢，众人都感到奇怪。殷祐派人埋伏捕捉它，又命郭璞占卦，得到《遁》变《蛊》，卦辞说：“艮体连接乾卦，这东西强壮高大；是隐藏在山中的畜类，不是兕，也不是武兽；身体与鬼相连，精怪显现为两个午字；按法理应当是禽类，但两种灵气不允许这样解释。于是被刺伤，返回原来的住所。”按照卦名给它命名，这就是驴鼠。占卜刚结束，埋伏的人便用戟刺它，刺入一尺多深，它随即逃走，再也没有出现。郡中官吏上祠庙请求杀死它，巫师说：“庙神不高兴，说：‘这是共阝亭驴山君的鼠，派它到荆山去，暂时经过我这里，不必触犯它。’”郭璞的占术精妙就是如此。殷祐升任石头督护，郭璞又跟随他。当时延陵出现鼯鼠，郭璞占卜说：“这个郡的东面将有妖人想要称帝，不久也会自行死去。以后还会有妖树生长，看似祥瑞却不是祥瑞，是会螫人的辛树。如果出现这种树，东南数百里内一定有叛逆者，日期就在明年。”无锡县忽然有四株茱萸树交错枝条生长，像连理树一样；当年盗贼杀死了吴兴太守袁琇。有人把这件事问郭璞，郭璞说：“卯爻发动而侵害金气，这树不合曲直之理而形成灾祸。”王导非常器重他，征召他参与自己的军事事务。王导曾让他占卜，郭璞说：“您将有震灾，可以命车向西行几十里，找到一棵柏树，截成与您的身体一样长，放在您平常睡卧的地方，灾祸就应当可以消除。”王导听从了他。几天后果然发生雷震，柏树被震得粉碎。当时元帝刚刚镇守邺城，王导让郭璞占卜，得到《咸》变《井》。郭璞说：“东北方郡县中有地名带‘武’字的地方，应当出现铜铎，以显示承受天命的符验；西南方郡县中有地名带‘阳’字的地方，井水应当沸腾。”后来晋陵武进县的人果然在田中得到五枚铜铎，历阳县城中的井水沸腾，过了一天才停止。等到元帝成为晋王，又让郭璞占卜，得到《豫》变《睽》。郭璞说：“会稽应当出现钟，用来宣告功业成功；钟上有刻铭，应当能在民家井泥中得到。这就是繇辞所说‘先王因此制作乐章、崇尚德行，把盛大的祭品献给上帝’的意思。”等到元帝即位，太兴初年，会稽剡县人果然在井中得到一口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面有古文奇字十八个，写着“会稽岳命”，其余文字当时人都不能辨认。郭璞说：“帝王兴起，必定有灵异符瑞，沟通上天和人的心意，与神物相互契合，然后才可以说是接受了天命。看五枚铜铎在晋陵开启天命之号，钟在会稽出土宣告功业成功，祥瑞不失其类别，出现的方位也各有对应，难道不是伟大之事吗！至于铎发出声响，钟显示征兆，器物按数目出现，事情又以实际相应，天人之间的关系不可不仔细察看。” 皇帝非常器重他。郭璞写作《江赋》，文辞非常壮伟，受到世人称赞。后来又作《南郊赋》，皇帝看后嘉奖他，任命他为著作佐郎。当时阴阳失调，刑狱案件繁多，郭璞上疏说：臣听说《春秋》的义理重视元始、谨慎开端，所以通过冬夏至、春秋分以及开闭时节来观察云气万物，用来彰显天人相应的纲统，保存吉凶祸福的征兆。臣不揣浅陋，姑且依照年初略作占卜，得到《解》变《既济》。按照爻辞推论，现在正是春木旺盛、龙德当令的时候，却有衰废的水气乘机出现；阳气尚未完全布散，盛大的阴气仍在积聚。《坎》象征法令，是刑狱所归属的卦象；《坎》变而增加《离》，其征象就是光明不能照察。按义理推究，这些都表示刑狱案件繁多，审理上有堵塞和枉滥。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又发生太白星侵蚀月亮。月亮属于《坎》，是众阴聚集之府，用来照察幽隐之情，辅助太阳；太白是五行属金的星，却来侵犯月亮，天意仿佛在说：刑法审理失去中正，自己损坏了用来施法的根本。臣的术数和学问浅陋，不熟悉宫廷内政，但既然卦理涉及这些，怎敢不把所知全部说出？从去年秋天以来，阴雨连年不断，虽然可以说是金气涉火的祥兆，但也是刑狱充满、怨恨叹息之气所造成的。从前建兴四年十二月，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在市中受刑，鲜血竟逆流而上，达到长标。淳于伯只是小人，即使他的罪行尚未完全合理，哪里值得感动神灵而发生这样的怪异呢！”

译这正说明皇天在保佑金家、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陛下，所以屡次显现灾异，殷切不止。陛下应当侧身反省，心怀畏惧，以回应上天的谴责。皇极受到的责罚，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否则，恐怕将来一定会有阳气失时、苦雨连绵的灾害，有山崩、地震、日月薄蚀的变异，有狂妄狡诈、愚蠢暴戾的妖异，从而增加陛下废寝忘食的劳苦。臣谨慎考察旧有经典，《尚书》中有通过五事修养来供奉上天、治理国家的方法，京房《易传》中也有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救治办法，可以顺着过失招来祥庆，依据灾异改进政事。所以庭院中不生祥木，太戊就无法兴盛；雉鸟不在鼎中鸣叫，武丁就不能成为宗主。敬畏谨慎是享受福祉的原因，怠慢骄傲是招来祸患的原因，这是自然的符应，不可不察看。考察《解卦》的繇辞说：‘君子因此赦免过错、宽宥罪人。’《既济卦》说：‘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它。’臣愚见认为，应当发布哀怜宽恕的诏书，承担‘责任在我’的责罚，荡除瑕疵罪衅，帮助阳气施布恩惠，使幽闭困厄的人得到苍生般的喜悦和养育，使闭塞停滞之气随着谷风舒展消散。这也是借时事来制定施政措施，凭借开通闭塞而使万物各得其宜。” 臣私下观察，陛下正直明察、仁慈宽恕，这是本性如此；上天借给陛下福祚，使您一举拥有中原和夏地，开启已经昏暗的中兴光明，扩大四位祖先的远大功业，祥瑞神灵显现征兆，人神献上谋略，顺应天时，几乎没有不具备的条件。然而陛下即位以来，中兴的教化还没有充分彰显；虽然亲自总揽万机，劳苦超过日已西斜，深厚恩泽却还没有施加给众生，声教也没有遍及宇宙；君臣在上不能安宁，百姓在下不能和睦，《鸿雁》的歌咏没有兴起，康衢之歌也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遵循正道的情怀尚未显著，而任意用刑的风气已经先行；治理国家的谋略还没有震动天下，而法度制度却屡屡改变。法令不统一，人心就会迷惑；职掌和官次屡次改动，觊觎之心就会产生；官吏任用不审慎，弊政就会出现；赏罚劝惩不明确，善恶就会混淆。这是有国家的人所应谨慎的事，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像区区的曹参，尚且能够遵循盖公的一句话，依靠清静无为来安定风俗，借市场上的狱讼容纳异议；他的德音至今没有被遗忘，流传歌咏至今。汉代中宗聪明颖悟、独断决策，可以说是贤明的君主，但他过分重视刑名，损害了纯厚的德行。《老子》认为礼是忠信衰薄后的产物，何况刑罚又是礼的糟粕呢！无为而治、顺势而为，不自居主宰却能治理天下，本来就是陛下所应体行的道理。以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的，难道只有古人吗？因此臣斗胆直言，毫不隐瞒心中的想法。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也许能有微小的补益；如果不足采纳，也可以扩大朝廷听取意见的渠道。愿陛下稍稍留心明察，赐予审察臣下言论的机会。奏疏上奏后，皇帝下达了优厚嘉许的诏书答复他。后来太阳上出现黑气，郭璞又上疏说：臣以愚钝蒙昧，近来冒昧陈述了自己的见解，陛下没有弃置这些狂妄之言，还亲自过问了此事。臣恭敬地拜读圣诏，欢喜与恐惧交织在一起。臣先前说，升腾的阳气尚未布散，盛大的阴气仍在积聚；《坎》卦是法则和象征，刑狱之事正与它相应；如果把《坎》变为加上《离》，那个卦象就不明亮，臣怀疑将来必定会有日月薄蚀一类的变异。这个月四日，太阳升出山头六七丈时，光辉隐晦不明，颜色全都赤红，太阳中有一个异物，大得像鸡蛋；又有青黑色的气相互冲击，过了很久才消解。考察当时正值岁首纯阳之月，太阳运行在癸亥这一全阴的位置，却出现了这种异常，大概是君主供奉、御临之义没有彰显，阴阳消长、复归之理没有显著的缘故。算起来，距离微臣所陈述的意见还不到一月，便发生了这样的变异，更加说明皇天对陛下眷顾深厚，实在到了恳切至极的程度。往年年末，太白星侵蚀月亮；如今年初，太阳又出现灾异。相隔还不到几十天，大的灾异再次出现。日月是在告诫过失，诗人因此感到恐惧，不要说上天高远，因为它的鉴察并不遥远。所以宋景公说了善言，荧惑星便退回原来的位置；光武帝平定乱事，呼沲河便结冰。这清楚说明上天与人的联系有明确的符验，如同形体和影子相互应合。用德行回应，祥瑞就会到来；用怠慢应付，灾祸征兆就会出现。陛下应当恭敬承受上天的谴责，敬畏上天的震怒，施加丰厚恩惠，协调玄妙同化的治理，上可以使天意得到满足，下可以平息各种诽谤。臣听说，个人多次获得幸运，往往是国家的不幸。赦免不应频繁实行，这确实如圣旨所说。臣愚见认为，子产铸造刑书，并不是最好的政事，但既然不得不做，是因为必须用它来挽救弊病。如今适宜赦免，道理也是如此。顺应时势的需要，也是圣人所赞许的。这是国家建立最大信用的关键，实在不是微臣所能干预的。如今圣朝明智贤哲，正思考弘大的谋略，打开四方门户以招纳贤才，向众人访求舆论，何况臣蒙受恩宠，在朝廷末位执笔，怎么可以不竭尽诚意提出规谏呢！” 不久，郭璞升任尚书郎。他多次陈述有利于时政的建议，大多有助于匡正和补益。明帝在东宫时，与温峤、庾亮有平民时期的友谊；郭璞也因才学受到器重，地位声望可与温峤、庾亮相比，议论者都称赞他。然而他性情轻率随便，不修饰威仪，嗜酒好色，有时超过限度。著作郎干宝常劝诫他说：“这不是顺适性情的道路。”郭璞说：“我所享受的生命本来就有定数，常常担心不能尽情使用，你竟然还忧虑酒色会带来祸患吗！” 郭璞既然喜欢卜筮，士大夫们多嘲笑他。他又自认为才高而职位卑下，于是写作《客傲》，文辞说：客人对郭生傲慢地说：“玉石要有连城的价值才算珍宝，士人要有知名声望才算贤能。明月不会随意照耀，兰花的花朵难道会徒然鲜美吗？如今您既然在丛生的草木中脱颖而出，承受祥云的荫护使柔弱的根茎得到滋养，凌驾扶摇直上的气势而振翅高飞，挥动清澈的水波来洗濯鳞片，却声名不能传遍一方，身价不能升到千金。在荣辱盛衰之间傲然自处，在龙鱼之间与之抗衡；进身不能成为诙谐隐士，退处又不能放言直说，既没有深沉幽远的韵致，却又仰慕严君平的风尚，只是徒然费心品评，摹拟《洞林》和《连山》，还算什么有名呢！攀住黑龙的胡须，抚摸翠鸟的羽毛，却不能登上绝霞之市、跨越天津，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 郭生灿然一笑，说：“小小的鹪鹩不能同它谈论云中飞鸟的翅膀，井底之蛙难以同它衡量海中大鳌。即使如此，我将要解除您的迷惑，拿尚未悟透的道理来询问您，可以吗？“从前地维中断，乾天的光辉坠落，皇室气运暂时回转，广大福祚覆盖淮海。龙德正逢时机，群才如云般惊起，繁盛如邓林聚会众多俊逸鸟羽，灿烂如大海容纳奔腾波涛；不必烦劳叹息访求，也不必借助蒲轮束帛征聘，九州四海的奇才骏士都在一朝之内汇聚，哪里只是丰沛的英杰、南阳的豪俊！昆吾铸成锋利兵器，骕骦成为高大的骏马，杞梓等栋梁之材争相茂盛，兰芽竞相挺立；鸟鸣之声超过《伐木》之歌，援引同类如拔茅一般繁多。因此水中没有遗落的贤士，山岩中没有幽隐的人才，采割兰草尚且忙不过来，烧煮桂木也供不应求，哪里还用得着拾取杂木呢！”

译“况且，潜藏在泉穴中的人不羡慕云中飞鸟，凝结寒冰中的光彩不羡慕旭日的照耀；既然把光辉混同在尘埃云气之中，又哪里会希望有沧浪水的深度、秋阳的照耀呢？仕途升降纷杂于九五之位，沉沦和涌起悬在龙津之间。蚯蚓、飞蛾因为没有才能而在陆地上枯槁，蟒蛇却因腾跃驰骋而暴露鳞甲。价值连城的宝物藏在粗布衣服里，三秀之芝虽然艳丽，也会消磨在华美的色彩中。香气到哪里散发？商人在哪里发现它的价值？因此不沾尘俗也不陷幽暗，不作骊色也不作骍色，使精神支离，形体萧瑟憔悴。形体废弃，精神反而强盛；行迹粗陋，名声反而产生。身体完整的人会被当作祭祀的牺牲，极端孤独的人反而不觉得孤独；傲视世俗的人不能自在自得，默默觉悟的人不足以涉入无为之境。所以不扩张心志而让形体遗弃，不受外物牵累而使智慧丧失；没有岩穴却能幽静，无须江湖却能放浪。玄妙的觉悟不因外界机缘而显现，洞察万物也不以炫耀开阔为目的。不把外物当作外物，不把自我当作自我，不把是非当作绝对的是非。忘掉的意念不是我的意念，所得的意念也不是我的胸怀。把众多声音寄托于无形，把万般差异归于一体。不使长寿胜过夭折，不使短命胜过彭祖和涓子，不把秋毫看得壮大，不把泰山看得微小。蚊子的眼泪与天地一同流淌，蜉蝣也与大椿相比年岁。可是，一闭一开，是天地阴阳的运行；一冲一溢，是天象运行的节律；寒暑交替有其规律，春秋凋零茂盛各有时序。春日青阳时的翠秀，龙豹般的美盛与委顿，骏狼般的长久光辉，玄冥之地的短促日影。” 所以，水泽大地成为悲欢聚集的场所，蝴蝶成为万物变化的器物。“喜欢听黎黄鸟歌声的人，不会因蟪蛄的鸣叫而皱眉；能够纵观云台盛景的人，必然不会把系腰带的微小乐趣放在心上。即使踏歌采荠，怀抱璧玉却感叹只能守关，也会因心机与外物交战，不能在一根琴弦上获得真正的得意。只懂得在往复叹息中觉悟，又怎能同我谈论乐天知命的人生呢！至于庄周在漆园傲然自处，老莱在林中盘旋嬉游，严君平在尘世市肆中澄静淡泊，梅真隐居于市井小吏之间，梁生吟啸以矫正行迹，焦先混沌自守而形容枯槁，阮公沉醉酣饮以出卖傲气，翟叟隐遁身形而迅速消失。我不能年年与这几位贤人相和，所以寂静地玩味这圆形蓍策和智慧之骨。” 永昌元年，皇孙出生，郭璞上疏说：有道的君主从来没有不以危难自我警戒的，乱世的君主从来没有不把安定当作当然的。所以国家存续却不忘记灭亡，是三代兴盛的原因；国家灭亡却自以为还存在，是三代末期衰败的原因。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都开门接纳忠诚正直的言论，用来辅助纠正自己的过失；标举显扬切直的意见，用来攻击自己的错误。甚至听到一句善言就下拜，看到规谏就感到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偏私自身，以天下大公之心处世。臣私下认为，陛下承受的天命非常显著，功业非常伟大，但中兴的福祚还不兴隆，圣明恭敬的风尚还没有达到极致，大概是因为法令过于严明，刑罚教化过于严峻。所以水清到极点就没有鱼，政令苛察到极点众人就会乖离，这是自然的趋势。臣去年春天上奏说，监狱中囚徒充斥，阴阳失调，按照卦理推断，应当借郊祀之机实行赦免，以荡涤罪过污秽。否则将来一定会有阳气失时、苦雨连绵的灾害，有山崩、地震、日月薄蚀的变异，有狂妄狡诈、愚蠢暴戾的妖异。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太阳果然侵蚀斗宿。去年秋天以来，各郡都有暴雨，洪水泛滥，庄稼因此没有收成。刚听说吴兴又有人想制造虚妄的构陷，灾异的征兆逐渐形成，臣对此非常忧惧。近来徭役赋税越来越重，狱讼案件天天积结，百姓困苦不安，甘愿作乱的人增多；小人愚昧险恶，互相煽动迷惑。虽然目前还没有造成实际势力，但不可不预先防备。考察《洪范传》，君道亏损，太阳就会发生蚀变；人民愤怒怨恨，水就会涌涨增多；阴气积聚，就会出现下者取代上者的现象。这些细微的道理暗中应验，如今已经在事实中显现。假如臣最终不幸偶然说中，必将给陛下留下忧虑得不能安坐的祸患。如今皇孙已经出生，上天巩固了神圣的根基，百姓都翘首盼望，实在期待皇恩惠泽。又逢岁星运行到午位，这是金德之家所忌讳的。应当在这个时候广施恩德、遍布恩泽，那么火气就会暗中消退，灾祸谴责也不会发生了。陛下上承天意，下顺万物人情，可以借皇孙出生的喜庆大赦天下。然后明确刑罚、整饬法令，使主管司法的官员严肃执法，从而足以使上天满意，慰藉并弥补人事，百姓幸甚，祥瑞一定会到来。我今天所陈述的意见，暂时省察时或许不合圣意，但长久思考，最终一定能明白我的忠诚。如果我的启奏确实符合上意，希望陛下不要因为我这个人而废弃我的话。我说话没有隐瞒，而陛下予以采纳，正好可以彰显君主圣明、臣子正直的道理。奏疏上奏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随即大赦天下并改换年号。当时暨阳人任谷因耕作疲倦，在树下休息，忽然有一个穿羽衣的人来到，奸淫了他，事后便不知去向，任谷于是怀了孕。过了几个月将要生产时，那个穿羽衣的人又来了，用刀刺穿他的下阴，取出一条小蛇便离开了。任谷于是成了宦者。后来他到宫阙上书，自称有道术。皇帝把任谷留在宫中。郭璞又上疏说：“任谷所做的事妖异怪诞，毫无缘由。陛下明察深览，想知道他的真实情状，便把他召入禁宫，供给他衣食并安置他居住。我听说治理国家要用礼法端正秩序，没听说要采用奇异邪怪之术。君主所听从的只有人，所以神灵才会降下吉祥。陛下清静寡言，居心守正，举动都遵循典章刑法。按《周礼》规定，奇装异服之人尚且不能进入宫中，更何况任谷是怪异之人中的极端者，却登上讲经之堂，紧邻宫殿禁省，玷污日月般的圣明，污乱天子的听闻，这是我私下认为不可取的。陛下如果认为任谷确实是神灵所凭依的人，就应当尊敬他而远离他。所谓神灵，都是聪明正直的，并且通过人事来与人接触。如果认为任谷是妖邪蛊惑、诈妄虚假的人，就应当把他流放到边远之地，不应让他亵渎接近宫门禁闱。如果认为任谷也许是神祇降下谴责、替国家制造灾祸的人，就应当克制自己、修明礼法来消除他的妖异，不应让任谷安然自处，放纵他的邪异变化。我愚昧地认为，阴阳交融、蒸化万物，变化有千万种，也可能是狐狸、魍魉凭借假托之形作恶。希望陛下采纳我的愚见，特别派人把任谷遣出宫去。我因为人才不足，惭愧地担任史官，怎敢忘记秉笔直书，只以义理为准则。”后来元帝驾崩，任谷趁机逃走。

译郭璞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在暨阳卜选葬地，距离水边大约一百步。有人说那里离水太近，郭璞说：“那里很快就会变成陆地。”后来沙土涨起，墓地周围几十里都变成了桑田。没过多久，王敦起用郭璞为记室参军。当时颍川人陈述任大将军属官，享有美名，很受王敦器重，不久便去世了。郭璞为他悲哭得十分哀痛，呼喊道：“嗣祖，嗣祖，怎么知道这未必不是福呢！”没过多久，王敦便起兵作乱了。当时明帝即位已经一年多，还没有改换年号，而荧惑星停留在房宿。郭璞当时休假回家，明帝便派使者带着亲笔诏书询问郭璞。正逢暨阳县再次上报说看见了赤乌。郭璞于是上疏请求改换年号并大赦天下，奏文大多没有记载。郭璞曾为人选择葬地，明帝微服前去观看，便问墓主人为什么把墓葬在龙角之处，按此法应当灭族。墓主人说：“郭璞说这是葬龙，不出三年就会使天子到来。”明帝说：“是使天子出现吗？”墓主人回答：“是能使天子来询问而已。”明帝非常惊异。郭璞一向与桓彝友善，桓彝每次来拜访，有时正遇到郭璞在妻妾房中，也径直进去。郭璞说：“你来时，其他地方都可以直接进来，只是不能到厕所来找我。若这样做，主客双方都必有灾祸。”后来桓彝因醉酒到郭璞那里，正好遇到郭璞在厕所，便遮掩窥看，见郭璞赤身散发，口衔刀，摆设祭祀酒食。郭璞看见桓彝，抚着胸口大惊说：“我每次都嘱咐你不要来，你反而又这样做！不但会给我带来灾祸，你也不能免祸了。实在是上天要这样做，又将归罪于谁呢！”郭璞最终遭到王敦之祸，桓彝也死于苏峻之乱。王敦谋反时，温峤、庾亮让郭璞占筮，郭璞回答得含糊不决。温峤、庾亮又让他占算自己的吉凶，郭璞说：“大吉。”温峤等人退下后，彼此说道：“郭璞回答不明确，是不敢明说，也许是上天夺去了王敦的魂魄。如今我们和国家共同举兵办大事，而郭璞说大吉，这就是举事必定成功。”于是劝明帝讨伐王敦。当初郭璞常说“杀我的人姓山”，到这时果然有一个姓崇的人在王敦面前构陷郭璞。王敦将要起兵，又让郭璞占筮。郭璞说：“不能成功。”王敦本来就怀疑郭璞劝温峤、庾亮，又听到卦象凶险，便问郭璞：“你再占算一下我的寿命有多长。”郭璞回答：“根据刚才的卦象，明公起兵一定会很快遭祸。如果留在武昌，寿命则不可测。”王敦大怒说：“你的寿命有多长？”郭璞说：“我的命今天中午就尽。”王敦怒不可遏，把郭璞逮捕，押到南冈斩首。郭璞临出门时，问行刑的人要把他带到哪里。行刑者说：“南冈山头。”郭璞说：“一定是在两棵柏树下面。”到了那里，果然如此。他又说：“这树上应当有一个大喜鹊巢。”众人寻找却没有找到。郭璞让他们再仔细搜寻，果然在树枝间找到一个大喜鹊巢，被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当初，郭璞在中兴初年经过越城，偶然遇到一个人，叫出了他的姓名，于是把一件袴褶送给那个人。那个人推辞不肯接受，郭璞说：“只管拿去，日后自然会明白。”那人于是接受后离去。到了这时，果然是这个人来执行刑罚。郭璞当时四十九岁。王敦之乱平定后，朝廷追赠他为弘农太守。当初，庾翼年幼时曾让郭璞占算庾家和自己的命运。卦成后，郭璞说：“建元年末，丘山倾倒；长顺年初，你将凋零。”到康帝即位，将要改年号为建元时，有人对庾冰说：“你忘了郭先生的话吗？丘山是年号建元的上字，这个年号不宜采用。”庾冰抚胸叹息悔恨。康帝驾崩后，何充把年号改为永和，庾翼叹息说：“天道精微，竟然真是这样。长顺就是永和，我难道能够免祸吗！”这一年庾翼去世。庾冰又让人占算他的后代，卦成后说：“你的几个儿子都应当显贵兴盛，但如果出现白龙，就是凶兆到来了。若墓碑生出金子，那是庾氏最大的忌讳。”后来庾冰的儿子庾蕴任广州刺史，妾的房中忽然有一只刚出生的小白狗，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那名妾秘密地喜爱它，不让庾蕴知道。狗渐渐长大，庾蕴进去后，看见它眉眼分明，身体又长又瘦弱，与普通的狗不同，庾蕴非常惊异。将要出门时，和众人在面前一起观看，狗忽然不知去向。庾蕴感慨地说：“大概是白龙吧！庾氏的灾祸到了。”后来墓碑又生出金子。不久庾氏被桓温灭掉，最终都应验了郭璞的话。郭璞的占验，大多就是这一类。郭璞编撰前后占筮应验的六十多件事，名为《洞林》。又抄录京房、费直等家的精要，另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他注释《尔雅》，另编成《音义》《图谱》。又注释《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以及《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达数十万字，都流传于世。他所作的诗、赋、诔、颂也有数万字。儿子郭骜，官至临贺太守。葛洪，字稚川，是丹阳句容人。祖父葛系，任吴国大鸿胪。父亲葛悌，吴国灭亡后进入晋朝，任邵陵太守。葛洪年少时喜好学习，家里贫穷，亲自砍柴换取纸笔，夜里总是抄写、诵读和研习书籍，于是因儒学而知名。他生性少有欲望，没有什么爱好玩赏的东西，不知道棋盘有多少道，也不知道摴蒱的骰子叫什么。为人木讷，不喜欢荣华名利，闭门谢客，从不交游。他在余杭山见过何幼道、郭文举，只是彼此目光相接而已，双方都没有说话。有时为了查找书籍、询问义理，他不顾数千里道路崎岖，冒险跋涉，务求一定得到答案，于是广泛研究阅读典籍，尤其喜好神仙术和导引养生之法。他的从祖葛玄，吴国时学道成仙，号称葛仙公，把炼丹秘术传给弟子郑隐。葛洪向郑隐学习，完全掌握了这些方法。后来又拜南海太守、上党人鲍玄为师。鲍玄也研究内学，能够预占未来，见葛洪后十分器重他，便把女儿嫁给葛洪。葛洪继承了鲍玄的事业，同时综合研究炼丹和医术，凡是著述撰写，都能精细考辨是非，而且文才丰富充足。太安年间，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任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伐石冰。顾秘发布檄文任命葛洪为将兵都尉，攻打石冰的别部将领，击败了他们，升任伏波将军。石冰平定后，葛洪没有论功行赏，径直前往洛阳，想搜求奇异书籍来扩大自己的学问。

译葛洪见天下已经动乱，想避居南方，于是担任广州刺史嵇含的军事参谋。嵇含遇害后，他便留在南方多年，各地征召和镇守官府的檄命一概没有赴任。后来回到乡里，礼聘征召也都不去。元帝任丞相时，征召他为属官。因平定贼乱有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年，司徒王导召他补任州主簿，转任司徒掾，升为谘议参军。干宝与他关系十分亲密，推荐葛洪才干足以修撰国史，朝廷选任他为散骑常侍，兼领大著作，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因为年老，想炼丹以求长寿，听说交阯出产丹砂，便请求任句漏令。皇帝认为葛洪资历太高，不同意。葛洪说：“我不是想求荣耀，只是因为那里有丹砂。”皇帝同意了。葛洪于是带着子侄一同前往。到了广州，刺史邓岳留住他，不让他离开，葛洪便停留在罗浮山炼丹。邓岳上表补任他为东官太守，他又推辞不去。邓岳于是任用葛洪的侄子葛望为记室参军。葛洪在山中多年，悠闲自适地修养，著述没有停止。他的自序说：我缺乏积极进取、仕进求荣的才能，偶然喜好无为的事业。假使我奋力展翅，能够凌越高远的天空；放开脚步，能够追上风、踏着日影前进，我还想收敛强劲的翅膀，混迹在鹪鹩、鹌鹑之类的群体中，把超逸的踪迹隐藏在跛驴之中，何况大自然只赋予我平常人的短翅，造化只借给我极其驽钝的跛足呢？能够自我判断的人才明察，能力不足就应当停止；我又怎敢让苍蝇勉强追求冲天的举动，让跛鳖赶上飞兔的道路；装饰嫫母那样的笃厚丑陋，去求媒人替我传扬像阳文君那样的美谈；拿沙砾般低贱的资质，去和卞和之璧在玉器市场索求千金呢！让僬侥人的步子去企望赶上夸父的脚迹，是才能浅薄的人所以遭遇阻碍；让瘦弱的要离勉强去承担举鼎的力量，是秦人所以要折断筋骨。因此我对荣华之路已经绝望，而安心于穷困败落的境地；吃藜藿也有八珍那样的甘美，住蓬荜之屋也有华美宫室般的快乐。所以权贵之家，即使近在咫尺我也不去；真正懂得道的人，即使路途艰难遥远，我也一定登门拜访。我考察阅读奇书，已经不少了，但其中大多使用隐语，很难立即理解；若不是极其精细，不能探究到底；若不是勤奋专心，不能全部看明白。博学多闻的道士很少，而凭主观臆断、妄加解说的人很多。至于世间有时有好事之人，想修炼有所作为，却仓促之间不知道从何入手，心中疑惑又没有足以请教的人。现在撰写这部书，大略说明长生之道。其中最精妙的内容不能用笔墨公开说明，所以只粗略概括，展示其中一个方面，希望那些心中困惑而勤于求知的人看到后能够举一反三。难道说昏昧闭塞的人一定能够穷尽幽微、通晓深远吗？我姑且谈论自己先前有所觉悟的内容罢了。世上的儒生只知道信奉周公、孔子，不相信神仙之书，不仅把它看得很大而加以嘲笑，还要诽谤毁坏真正的道术。因此我把所著论述黄白术的部分命名为《内篇》，其余辨驳疑难、解释疏通的部分命名为《外篇》，内外篇总共一百一十六篇。虽然不足以收藏在名山中，但姑且想把它封藏在金匮里，留给有见识的人。他自号抱朴子，因此用这个名字命名书籍。其余著作有碑文、诔文、诗、赋一百卷，移文、檄文、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录《五经》《史记》《汉书》、诸子百家言论以及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葛洪博闻深究，江东无人能比。他的著述篇章比班固、司马迁还丰富，又精于辨析幽深玄妙的道理，剖析事理能够深入细微之处。后来他忽然写信给邓岳说：“我将远行寻访老师，到了约定的日期就出发。”邓岳收到信，匆忙前去告别。葛洪却坐到中午，像睡着一样一动不动地去世了，邓岳到达时，终于没能见到他。当时他八十一岁。查看他的面色如同活人，身体也仍然柔软，把尸体抬进棺材时非常轻，像一件空衣服，世人都认为他是尸解成仙了。史臣说：景纯专心于古代典籍，博闻强记，对于奇异书籍全部综合研究；历代遗留的疑滞问题，他都能加以解释。情思才华秀美超逸，思考和学业高妙奇特；在西晋承袭文雅之风，在南方振起辞章锋芒，成为中兴时期才学之士的宗师。至于谈论怪异、征验神灵，技艺一旦完成便会受到轻视，前代贤者留下的训诫，一向鄙弃这种道路。景纯探究蓍策、推定数理，考察过去而知晓未来，在前代的京房、管辂之上，超过远古文字记载中的梓慎、子产。但他在世间官位低微，所处时代礼遇淡薄，于是小心地寄托在《客傲》中来抒发胸怀，这也是技艺成就反而带来的牵累。至于大地流布形体，玄天赋予性命，吉凶、寿夭，都由自然决定。即使考察卦象有时能够相通，厌胜之术也难以依靠；人的禀赋既然有定，必然不会有差错，本来可以安居常态等待生命终结，放下心志听任命运，何至于口衔刀、披散头发，慌忙奔走在污秽的角落之间呢！他晚年抗争着进献忠言，却没能挽救王敦的叛逆；起初还以为可以凭智谋免祸，最终却死在‘山宗’所策划的阴谋之下。孔子所说‘攻击异端，祸害就来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可悲啊！稚川年轻时便跟从老师学习，年老了仍不知疲倦。搜集奇异的秘籍，汇总百代遗留下来的典籍；记录仙界的变化，穷究九种丹药的秘术。他舍弃浮华的荣誉，抛弃杂乱的技艺，轻视尺璧之宝而珍惜寸阴，遨游于道德、栖息于真实，超然置身于世事之外。保全生命的道路，大概以他为最高明吧！赞曰：景纯通达秀异，早年便显露宏大的才华。沉潜研习鸟书，洞彻明晓龟策。不是安定国家的祸乱，却因占筮而招来自身灾祸。稚川博学优厚，虽贫穷却以求道为乐。承载和规范斯文，宏美的文章永远流传。

译列传第四十三。庾亮（儿子庾彬、庾羲、庾龢；弟弟庾怿、庾冰、庾条、庾翼）。庾亮，字元规，是明穆皇后的哥哥。父亲庾琛，事迹见《外戚传》。庾亮仪表俊美，善于谈论，性情喜好《庄子》《老子》，风度格调严峻整肃，举动都遵循礼节。在闺门之内，不用严厉约束便能形成肃敬的风气，当时人有的把他看作夏侯太初、陈长文一类的人。十六岁时，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为属官，他没有就任；后来随父亲住在会稽，卓然自守。当时人都畏惧他的端方严正，没有人敢登门拜访。元帝任镇东将军时，听说庾亮的名声，征召他为西曹掾。等到召见时，见他风度情致高雅，超过预期，非常器重他，因此聘娶庾亮的妹妹为皇太子妃。庾亮坚决推辞，皇帝没有同意。后来转任丞相参军。因参与讨伐华轶有功，封为都亭侯，转任参丞相军事，掌管文书。中兴初年，授任中书郎，兼领著作，侍讲东宫。他所论说解释的内容，多受到称赞。庾亮与温峤同皇太子有平民时期的友谊。当时皇帝正要重用刑法，把《韩非子》赐给皇太子，庾亮劝谏说，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刻薄严酷，有伤教化，不值得留在圣心之中，太子很赞同他的意见。庾亮多次升迁，任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当时王敦在芜湖，皇帝派庾亮到王敦那里商议政事。王敦与庾亮谈论时，不知不觉改变座席，向前靠近，退下后叹息说：“庾元规比裴顾远还贤能啊！”于是上表推荐庾亮任中领军。明帝即位，任命庾亮为中书监。庾亮上书辞让说：臣平庸浅陋，年轻时没有特殊操守。过去因为中原多难，旧国动乱，便随侍先臣，远远投奔有道之地，得以逃避灾难，不过是求得一口饭吃罢了。没想到竟然获得了迎合时机的福分，遇上了美好的时运。先帝兴起后，对臣给予超乎寻常的眷顾，既把臣当作国士看待，又把婚姻关系加在臣身上，于是凭借亲属关系得到宠爱，多次忝居不合身份的官位。臣二十岁时便整肃衣冠，沐浴在美好的教化之中，频繁出入宫禁，出任统领六军，十多年间，地位超过了前辈显达之人。没有功劳却受到这样的待遇，没有人能和臣相比。小人的俸禄本来就薄，福分超过限度便会产生灾祸，知足自止的本分，是臣所应当守持的。然而臣却贪图荣宠、昏昧求进，一天又一天，诽谤怨言已经汇集起来，甚至上污圣朝。臣起初想要自己说明，恰逢先帝驾崩，这一点微小的忠诚最终没能上达。陛下登上帝位，圣明政治焕然一新，宰辅贤明，百官都称职，歌颂太平的《康哉》之歌，确实存在于极其公正的政治之中。然而国恩没有停止，竟又让臣兼领中书。臣兼领中书，就是向天下显示朝廷有私心。为什么呢？臣对于陛下来说，是皇后的兄长。姻亲关系引起的嫌疑，与骨肉和中表亲属不同。即使太上至公、圣德无私，然而世道丧失正道，历来都是有原因的。广大天地之间，人人都偏爱自己的姻亲；人人都有私心，天下就没有公正了。因此前后两汉都认为，压抑外戚党羽国家才会安定，进用婚姻亲族国家就会危险。假如西汉京城的七大外戚家族、东汉京城的六大姓氏都不是皇亲姻族，而是各凭平等条件进用，即使不能全部保全，也绝不会全部败亡。如今他们全部覆败，更是由于姻亲亲近的缘故。我一向考察各姓非皇族的人在世时，没有在朝廷结党，也没有得到当时的援助，根基轻薄。只要没有大的过错，尚且有时能够被容纳。至于外戚，凭借天地般的恩宠依托，权势相连如四时运行，根基和援助广布，分量很重、势力很大。然而他们一旦身居权势、受到宠幸，天下人都侧目而视；事情稍有不合，罪行便严重到不容诛杀。自身既招来灾祸，国家也因此受到损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姻亲关系的私情，群体人情都不能免除，所以关系疏远的人依附皇室便会被信任，姻亲得到进用便会引起疑忌。疑忌积聚在百姓心中，灾祸就会在深宫内闱中酿成了。这些都是前代已经形成的鉴戒，是足以令人寒心的啊。凡是万物有所不通达的地方，圣贤便顺应它而不强行改变。冒险凭借亲属关系来求取一寸之用，不如防止嫌疑来彰明最大的公义。如今凭我的才干，又兼有这样的嫌疑，却让内处心腹之位，外掌兵权，想以此求得国家治理，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若以此招致祸患，马上就会发生。即使陛下的二位宰相明白我的愚诚，朝廷士人百官也大多了解我的心情，天下人又怎么能够挨家挨户地向他们解释，使所有人都坦然无疑呢！富贵荣宠，是臣不能忘记的；刑罚贫贱，是臣不能甘心承受的。如今恭敬地接受命令就能免祸，违抗命令就会受苦，臣即使不通达事理，又为什么要违背时势、抗拒君上，自取祸患和责罚呢？实在是臣仰观殷代覆亡的鉴戒，衡量自己而知道其中的弊端，虽自身不足珍惜，却不愿为国家招来后悔，所以诚惶诚恐地多次陈述赤诚。然而臣的微薄诚意没有得到明察体谅，忧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希望陛下以天地般的明察来鉴察臣的愚昧，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仍活着一样了。奏疏上奏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任命。王敦已经有了异心，内心深深忌恨庾亮，表面上却推崇器重他。庾亮忧惧，借口有病离职。后来又代替王导任中书监。王敦起兵时，加授庾亮为左卫将军，与各位将领抵御钱凤。沈充逃往吴兴时，又授予庾亮节、都督东征诸军事，让他追击沈充。事情平定后，因功封为永昌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他坚决辞让不接受。转任护军将军。明帝病重，不想见人，群臣没有能够进见的。抚军将军、南顿王司马宗，右卫将军虞胤等人一向受到皇帝亲近宠爱，和西阳王司马羕将要谋划异事。庾亮直接进入内寝见皇帝，流泪不止。随后他神色严肃地陈述司马羕与司马宗等人谋划废黜大臣，打算共同辅政，国家社稷是否安危，决定就在今天，言辞意旨恳切严厉。皇帝深受触动而醒悟，拉着庾亮登上御座，于是与司徒王导接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加授庾亮给事中，改任中书令。太后临朝听政，政事全由庾亮决断。在此以前，王导辅政，凭宽厚平和赢得众人拥护；庾亮任用法令裁处事务，因此颇失人心。又因先帝遗诏褒奖晋升大臣，却没有陶侃、祖约的名字，陶侃、祖约怀疑是庾亮删去了遗诏，并散布怨言。庾亮害怕发生动乱，于是调温峤出任江州刺史，以扩大声援力量，并修筑石头城以作防备。恰逢南顿王司马宗再次谋划废黜执政，庾亮杀死司马宗，废黜司马宗的兄长司马羕。司马宗是皇室近亲，司马羕是宗室元老，又是先帝的保傅，天下人都认为庾亮在削弱宗室。

译琅邪人卞咸是司马宗的党羽，与司马宗一起被诛杀。卞咸的哥哥卞阐逃亡投奔苏峻，庾亮发符命让苏峻送回卞阐，但苏峻保护并藏匿了他。苏峻又大量接纳逃亡者，专门使用威严刑罚，庾亮知道苏峻一定会造成祸乱，便征召他任大司农。满朝都说不可，平南将军温峤也多次写信劝止，庾亮都不采纳。苏峻于是与祖约一起起兵反叛。温峤听说苏峻不接受诏命，便想率军下卫京都；三吴地区也想起义兵，庾亮都不同意，并回信温峤说：“我对西部边陲的忧虑超过历阳，您不要越过雷池一步。”不久苏峻的将领韩晃进犯宣城，庾亮派兵抵御，不能制服，苏峻乘胜到达京都。朝廷下诏授予庾亮节、都督征讨诸军事，他在建阳门外与苏峻交战。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列阵，士卒便丢弃铠甲逃跑。庾亮乘小船向西逃奔，乱兵互相抢掠，庾亮的随从放箭射贼，误中船工，船工应弦倒下，船上众人都变了脸色，想要四散逃跑。庾亮面不改色，慢慢说：“这只手怎么能让它射中贼人呢！”众人的心才安定下来。庾亮带着他的三个弟弟庾怿、庾条、庾翼向南投奔温峤。温峤一向敬重庾亮，虽然当时正处于败逃之中，仍想推举他为都统。庾亮坚决推辞，于是与温峤共同推举陶侃为盟主。陶侃到达寻阳后，本来就对庾亮怀有不满，议论者都说陶侃想杀掉执政者来向天下谢罪。庾亮非常害怕，等见到陶侃时，便主动引咎自责，风度举止仍然很有可观之处。陶侃不知不觉便释然了，于是对庾亮说：“君侯修筑石头城来防备我这个老头子，今天反而来求我了吗！”随即整日谈笑宴饮。庾亮吃薤，因而留下白根。陶侃问：“留下这个做什么？”庾亮说：“因为它可以种植。”陶侃于是更加称赞感叹他说：“您不只是风流儒雅，也确实有治理政事的才能。” 到了石头城后，庾亮派督护王彰讨伐苏峻的党羽张曜，反而被张曜击败。庾亮送还节传向陶侃谢罪，陶侃回答说：“古人有三次失败，君侯如今才两次。现在事情紧急，不应计较次数。”又说：“朝廷政令出自多个门户，造成国家祸患。丧乱的到来，难道只是由于苏峻吗！”庾亮当时率二千人守卫白石垒，苏峻的步兵一万多人从四面进攻，众人都震惊恐惧。庾亮激励将士，大家拼死作战，苏峻军于是退却，追击斩首数百人。苏峻平定后，皇帝驾临温峤的船，庾亮得以进见，叩头至地，悲泣哽咽。皇帝下诏让群臣和庾亮一起登上御座。第二天，庾亮又叩头谢罪，请求交还官职，想要闭门逃到山海之间。皇帝派尚书、侍中带着亲笔诏书慰问他说：“这是国家社稷的灾难，不是舅舅的责任。”庾亮上疏说：臣是平庸鄙陋的小人，才干不足以治理世事，只因凭借亲属关系，多次忝居不合身份的官位，所受的恩宠越重，诽谤议论也越多。皇家多灾多难，臣不敢请求退隐，于是随着任命文书辗转任职，很快便承担了显要职务。先帝病重时，臣参与侍奉医药；先帝驾崩时，又接受遗命，并预先听闻后事。这哪里是因为德行而授任，实在是因为亲属关系。臣知道这样不妥，却不敢逃避命令，实在是因为农夫之间的交往尚且有相互寄托，何况君臣之义，是贯通自然之道的。臣哀伤眷恋，不敢违抗。况且先帝错误地眷顾臣，感情如同平民朋友；如今恩情深重而命令紧迫，于是感念知遇，忘却自身。又加上陛下初居谅闇，先后亲自处理万机，沟通内外，臣正处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激励节操、奔走效命，不敢犹豫退缩。虽然知道无济于事，仍立志以死报国。然而臣才能低下而地位高显，只知道进取而忘记退让，凭借宠幸而骄傲自满，渐渐连自己也没有察觉。进不能安抚内外，退不能推举贤能、尊奉宗室长者，终于使四海人心侧目，诽谤议论沸腾。祖约、苏峻不能忍受这种愤懑，放纵施行凶恶叛逆之事，事情是由臣引发的。国家倾覆，宗庙空废，先后两位太后都因忧患逼迫而驾崩，陛下不顾早晚辛劳地进食已经一年多，四海悲哀惶恐，生灵涂炭，这都是臣招致的，都是臣的罪过。朝廷即使把臣一寸寸斩杀、屠戮，也不足以向祖宗七庙之灵谢罪；臣即使粉身碎骨、诛灭全族，也不足以堵塞四海对臣的责备。臣辜负国家，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实在是上天不容、土地不载。陛下怜悯而不杀，有司放纵而不诛。自古以来，哪里有像臣这样不忠不孝的人！臣不能在北阙拔剑自刎，却苟且活着看世界；即使活着，也如同处于死年。朝廷还有什么道理把臣列在人臣之中，臣又有什么脸面把自己列在人类之中呢！臣想要自行投身草野山泽，这是思考过错的心意；而明诏却说这是只顾保全自己。圣明的旨意没有怜悯体察臣，反而加重了臣的罪过。希望陛下鉴察先朝错误授任的过失，即使施加宽宥，保全臣的首领，也仍应把臣弃置不问，任凭臣自生自灭，这样天下大概就能明白劝善惩恶的纲纪了。奏疏上奏后，皇帝下诏说：我读到你的奏告，言辞恳切悲痛，手持奏疏不禁感叹。实情确实是仁厚的舅舅承担了治理宗室的责任，道理也已经说尽了。既然大义并没有被你说得不明白，你所坚持的道理又胜过我，何必在这些小事上彼此改变、争夺是非呢？贼人苏峻奸邪叛逆，是典籍文书中从未有过的罪行，天地所不能容，人神所不能宽。今年不反，明年也一定会反，这是愚人和智者都看得出的。舅舅与诸位公卿奋然起兵召集军队，正是不忍看见有人对君主无礼。论情论义，怎么能说这是不忠呢！如果因为舅舅亲自总领征讨而导致事情失败，有司本来应当依照正直的法令严惩，以肃正国家体统，这确实是这样。况且舅舅随后上告各州长官，席卷军队南下，亲自披甲戴胄；苏峻被斩首悬挂。大事已经平定，天下重新安定，皇帝得以恢复正统，国家安宁，宗庙得以奉祀，难道不是舅舅和几位州牧忘却自身、竭力效命的功劳吗！正应当记录功勋、施行赏赐，怎么还要追究过去的罪过呢！况且天下遭受大祸，死亡者以万计，却还与桀骜的贼寇隔岸相对。舅舅应当上奉先帝托付的旨意，弘扬力量救济艰难，使我这个年幼的皇帝永远有所依凭，这才是天下的大幸。庾亮想逃往山海之间，从暨阳向东出走。皇帝下诏让有关官员登记并扣留他的船只。庾亮于是请求到外地镇守以效力，出任持节、都督豫州扬州江西及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兼领宣城内史。庾亮于是接受命令，镇守芜湖。不久，后将军郭默占据湓口反叛，庾亮上表请求亲自征讨，于是以原有官职加任征讨都督，率领将军路永、毛宝、赵胤、匡术、刘仕等人的步骑兵二万人，和太尉陶侃会合，共同讨伐并击败郭默。庾亮回到芜湖，不接受爵位赏赐。陶侃发文书说：“赏罚、黜陟，是国家最大的信用。我私下奇怪你竟然故意推辞，独自做君子。”庾亮说：“元帅指挥部署，武臣效命，我有什么功劳呢！”于是苦苦推辞不接受。朝廷进号他为镇西将军，他又坚决辞让。当初，庾亮因诛灭王敦有功，封永昌县公；他屡次陈述辞让，上疏数十次，到这时朝廷才准许。陶侃去世后，庾亮升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庾亮坚决辞让开府之职，于是改任镇守武昌。

译当时王导辅政，君主年幼而时局艰难，只求保存大纲，不拘泥于细节，任用赵胤、贾宁等将领，他们都不奉行法令，大臣们以此为忧。陶侃曾想起兵废黜王导，但郗鉴不同意，于是作罢。到这时，庾亮又想率军罢黜王导，也拿这件事询问郗鉴，郗鉴又不同意。庾亮写信给郗鉴说：过去在芜湖反复商议时，我们认为王导的罪过虽然很重，但当时世道弊坏、国家危急，而且姑且让地方长官以道义取胜，也足以有所镇压，所以共同忍耐，劝解陶公。自那以后直到今天，王导竟然没有丝毫悔改。君主从八九岁直到成年，入宫就在宫人手中，出宫则只接触武官和小人，读书没有人教他断句和音读，遇到顾问也从未接触君子。侍臣即使不是俊杰，也都是当时的善士，能够通晓古今、供皇帝咨询，难道能和殿中将军、司马督相提并论吗！不说应当选拔优秀的侍臣，却说要选拔优秀的将军、司马督，这难道符合贾谊希望君主美好、通过学习养成德行的本意吗！秦始皇想使百姓愚昧，天下人尚且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何况竟想使君主愚昧呢！君主年少时，不提拔贤哲来辅导圣明之身。如今年龄已经增长，应当归还政权、让位于君主；他们却没有叩头交还政权，刚刚占据师傅的尊位，成年君主反而要接受师臣的悖逆。君主知道君臣之道不可以这样，却不得不施行特殊礼遇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于九重之上，正如亢龙之爻，有其位却无人辅佐。赵胤、贾宁凭借震慑君主的威势来压制百官，百官没有人敢违抗他们。这是先帝没有留下能够辅政的大臣，势力屈服于骄横奸邪之人而纵容养成他们的结果。赵胤、贾宁之流怀有无君之心，这样的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呢！况且从前的事情，我们包容忍耐，认为他们的罪过可以宽恕，实在是因为当时世道弊坏、国家危急，兵甲不能屡次动用，又希望他们能够为过去的过失谢罪，因恐惧而修养自身。像近来的放纵，便是上面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下面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以为多多豢养无赖之徒就足以维持天下。您和下官都蒙受先朝深厚的眷顾，承担了托付的重任；大奸不除，凭什么在地下见先帝！希望您深思安定国家、巩固社稷的长远谋划，再考虑您和下官所承担的责任轻重，衡量什么才是适宜的办法。郗鉴仍不同意，所以这件事得以平息。当时石勒刚死，庾亮有恢复中原的谋划，于是解除豫州职务，授予辅国将军毛宝，让他与西阳太守樊峻率精兵一万人，共同戍守邾城。又任命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率领部曲五千人进入沔中。庾亮的弟弟庾翼任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守江陵。任命武昌太守陈嚣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进军子午。又派偏师讨伐蜀地，到达江阳，擒获伪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押送到京都。庾亮将率十万大军，占据石城，为各路军队声援，于是上疏说：“蜀、胡两个敌寇凶暴残虐越来越厉害，内部互相诛杀，众叛亲离。蜀地很弱而胡人还强，二者一边耕种、一边守备，修治进攻的准备。襄阳北面连接宛、许，南面阻隔汉水，地势险要足以固守，土地足以供给粮食。臣应当移镇襄阳石城之下，并派各路军队分布在长江、沔水之间。等过几年，士卒训练熟练，乘敌有隙一齐进军，直逼河洛。大势一旦发动，众人便会知道存亡所在，开辟改过向善的道路，宽宥被逼迫胁从者的罪过，顺应天时，符合人情，诛讨逃亡的逆贼，洗雪最大的耻辱，这确实是圣朝首先应办的大事。希望陛下准许臣所陈述的计划，成就这次行动。淮水、泗水之间的寿阳，是适宜进军占据的地方，臣已经擅自选练军队、部署兵力。请求三公九卿共同议论，以确定总体谋划。”皇帝把他的意见交付群臣讨论。当时王导与庾亮意见相同，郗鉴认为军需财用还没有准备好，不可大举出兵。庾亮又上疏，立即想要移镇。恰逢敌军攻陷邾城，毛宝投水而死。庾亮陈述罪责谢罪，自贬三级，代理安西将军。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官位。不久授任司空，其余官职照旧，庾亮坚决辞让而不接受任命。庾亮自从邾城陷落后忧虑感慨，以致发病。恰逢王导去世，朝廷征召庾亮任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他又坚决推辞，皇帝同意了。咸康六年去世，时年五十二岁。追赠太尉，谥号文康。灵柩到达时，皇帝亲自驾临。下葬时，又赐赠永昌公的印绶。庾亮的弟弟庾冰上疏说：“臣谨慎详察先前的事情，也曾听说臣兄庾亮对我们说过此事，态度恳切真诚。因此他多次自行陈请，一直到将近十年。难道只是喜欢辞让而不恭敬吗？只是考虑到当时的祸患近在宫廷，加上先帝神武，谋略周全，所以战事没有超过一个时辰，凶恶强敌便被斩灭。若从事情本身计算，功劳应归于圣明的君主；若推究成败的运数，胜利也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完全造成的。至于庾亮等人，只是凭借圣明谋略的宏大，得以尽到自己的职分，这件事还有什么可论的！功劳又有什么可赏的！后来遭到挫败，所受责备超过先前的功劳，所以陛下以宽厚诏书准许了他的辞请。庾亮实在想要自我效力以报答上天的恩德，哪里想到身处圣明时代却沉默去世，微小的志愿永远断绝，生死之间的悲哀和遗憾，痛彻心肺。希望陛下发布明诏，实现先前的恩典，那么臣兄庾亮死后也不会朽灭。”皇帝同意了。庾亮将要下葬时，何充前来参加，感叹说：“把玉树埋在泥土之中，怎能让人的感情停止呢！” 当初，庾亮所骑的马额头上有白斑，殷浩认为这对主人不利，劝庾亮把马卖掉。庾亮说：“哪有自己不安，却把灾祸转移给别人的道理！”殷浩惭愧地退下。庾亮在武昌时，属官殷浩等人趁秋夜一同登上南楼，过了一会儿，大家没有察觉庾亮已经到来，众人正要起身避开他。庾亮慢慢说：“诸位请稍留片刻，我在这里也很有兴致。”于是坐在胡床上，与殷浩等人谈笑吟咏，直到宴坐结束。他为人坦率，行事如此的情况很多。他有三个儿子：庾彬、庾羲、庾龢。庾彬几岁时，便有超过常人的宽宏气量。温峤曾躲在暗处突然吓唬他，庾彬神色安然自若，慢慢跪下对温峤说：“君侯何至于这样做呢！”评论者认为他的气度不亚于庾亮。苏峻之乱时，庾彬遇害。庾羲年少时便享有当时的声誉，起初任吴国内史。当时穆帝很喜爱文章义理，庾羲到郡后献上诗作，其中颇有讽谏之意。于是上表说：“陛下凭圣明的德行，正要大力推行唐尧、虞舜的教化，然而徭役繁重而且持续很久，百姓凋敝残破。凭几个州的财力，来供给天下四方的事务，这种劳苦困弊，哪里能够全部说尽！从前汉文帝处于隆盛时代，亲自实行俭约，审理的案件只有四百件，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贾谊仍然叹息，说有抱薪救火、薪火将积得更高的忧虑。用古代来比较今天，只会更加增加臣的忧惧。陛下明察如天赋，幽隐之处没有不照见的，弘大救济天下的道理，哪里需要臣这样的盲人妄言。臣世代蒙受恩宠，想尽微薄之力。臣接受任命来到东方，亲自看到当地情况，冒昧借弘大的政教，献上臣赤诚而愚拙的意见。伏愿陛下在听断政事的闲暇，稍稍垂意察看。”他的诗文大多没有记载。庾羲正要被任用时去世。儿子庾准，太元年间由侍中代替桓石虔任豫州刺史、西中郎将，镇守历阳，死于任上。庾准的儿子庾悦，义熙年间任江州刺史。庾准的弟弟庾楷，另有传。

译龢字道季，喜欢学习，擅长写文章。他的叔父庾翼将要迁镇襄阳时，龢年仅十五岁，写信劝谏说：“您若进据襄阳，炫耀威势于荆楚之间，一面耕田，一面戍守，逐渐逼近河洛，使那些开始向往教化的人感念恩德而来归附，使凶恶愚昧之徒畏惧威势而改恶从善，那么太平的基础，转眼之间就可以建立起来。从前殷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取胜；乐毅守卫齐国，也终于坚持了许多年。如今皇朝虽然兴盛，却没有殷朝那样强盛；凶悍的羯人虽然衰弱，仍有同类党羽。况且沔水、汉水，并没有万仞高山那样坚固的险阻；方城虽然高峻，也没有千寻之深的险要。再加上运输粮饷、接济军队有逆流而上的困难，征发的士卒长期服役，也会有劳苦疲惫的怨叹。假如困窘的敌寇考虑到处境逼迫，拼死一战，东西两面互相出兵，前后一起推进，那么粮仓和军粮就有被劫夺截断的忧患，远距离谋略也缺乏临机应变的力量。无论进退怎么考虑，都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是明白人和糊涂人都能看见的，贤者和愚者都能听到的，何况身临其事的人呢！希望您回师收兵，周详选择确保全胜的办法，修缮城池，修筑营垒，努力耕种农田，训练军队，整治兵甲。倘若敌人的恶运已经到了尽头，上天要灭亡这些俘虏，那么到时就可以乘船向北渡河，车辆并行，水陆并进，纵横驰骋，也不会超过一月。希望您仔细思考长远谋略，筹划其中可行的办法。”庾翼非常惊异于他的见识。升平年间，龢代替孔岩任丹阳尹，上表请求废除六十多项繁重的劳役。太和初年，龢代替王恪任中领军，死在任上。他的儿子庾恆任尚书仆射，死后追赠光禄大夫。怿字叔预，年轻时因通达简约受到兄长庾亮的称赞。二十岁时，西阳王司马羕征召他，他没有就任。东海王司马冲任长水校尉时，慎重选拔属官，以怿为功曹，授任暨阳县令；后来又任司马冲的中军司马，转任散骑侍郎，升为左卫将军。因讨伐苏峻有功，封广饶男，出任临川太守，先后监管梁州、雍州军事，转任辅国将军、梁州刺史、假节，镇守魏兴。当时他的兄长庾亮总管六州事务，因为怿宽厚、能容纳众人，所以授予他边远地区的职任，使他成为东西两面的援助。不久又升任监秦州氐羌诸军事。怿派牙门将霍佐迎接将士的妻子儿女，霍佐却带领三百多人逃入石季龙境内。庾亮上表报告此事，怿被贬为建威将军。朝廷商议想召他回朝，庾亮上疏说：“怿统御众人简约而有恩惠，州中户数虽少，却依赖他的宽厚政令。霍佐等人与恶人同谋，人数并不多。况且怿名位很高，不可以因为小事轻率地议论他的进退。他所辖文武之心已经逐渐安定，贼帅艾秀派使者归顺，上洛归附贼人的五百多人也投降了，只希望从此安定隐居，不再惊恐忧惧。”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因为所镇守之地险远，粮运接济不上，诏令怿以将军身份率领所属部队返回半洲驻屯。不久升任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进号西中郎将，监管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持假节，镇守芜湖。怿曾经把白羽扇献给成帝，成帝嫌它不是新的，退还给他。侍中刘劭说：“柏梁台高耸入云，建筑大师也要先住在它下面；管弦乐器繁多地演奏，夔和伯牙还要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怿献上扇子，是因为它美好，并不是因为它新。”后来怿听说这件事，说：“这个人应该在皇帝左右任职。”怿又曾经把毒酒送给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察觉酒里有毒，拿给狗喝，狗立即死了，于是秘密上奏此事。成帝说：“大舅已经扰乱天下，小舅又想这样做吗！”怿听说后，便饮鸩酒而死，当时五十岁。追赠侍中、卫将军，谥号简。儿子庾统继承爵位。统字长仁，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司空、太尉都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调任抚军、会稽王司马的属官，出任建威将军、宁夷护军、寻阳太守。二十九岁时去世，当时人称赞他的才华和器度，非常痛惜他。儿子庾玄之，官至宣城内史。冰字季坚。他的兄长庾亮以声望和德行流传教化，庾冰则以高雅朴素留下风范，几个弟弟相继都爱好礼法，因此受到世人的尊重，庾亮常把他们看作庾家的珍宝。司徒征召他，他没有就任；朝廷又征召他为秘书郎。因参与讨伐华轶有功，封都乡侯。王导请他任司徒右长史，出任吴兴内史。适逢苏峻发动叛乱，派兵攻打庾冰，庾冰不能抵御，便放弃郡城逃往会稽。会稽内史王舒任命庾冰为奋武将军，在吴中抵御苏峻的另一支部队张健。此时张健的党羽很多，诸将没有人敢率先出战。庾冰率军攻打张健，将其击败驱走，于是乘胜向西进军，赶赴京都。又派司马滕含攻打贼军占据的石头城，将其攻克。庾冰功劳很多，封新吴县侯，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又推让不肯受拜。司空郗鉴请他任长史，他没有就任。出任振威将军、会稽内史。朝廷征召他任领军将军，他又推辞。不久入朝任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州、豫州、兖州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这时王导刚去世，人心惶恐不安。庾冰的兄长庾亮既然坚决推辞不肯入朝，众人的希望便归于庾冰。庾冰承担重任后，筹划处理时政，日夜不懈；以礼延请朝廷贤士，提拔后起之秀。因此朝廷内外都把心思寄托在他身上，全都说他是贤相。当初王导辅政时，总是采用宽厚仁惠的政策，庾冰却较多地使用威势和刑罚。殷融劝谏他，庾冰说：“前任宰相的贤能，尚且不能承受如此重大的责任，何况是我呢！”范汪对庾冰说：“近来天象运行失常，您应当竭尽消除和抵御灾异的办法。”庾冰说：“玄妙的天象哪里是我所能测度的？我只应当努力把人的事情做好罢了。”他又隐瞒实际户口，查出没有名籍的一万多人，把他们补充为军队的兵员。诏令恢复讨论他从前的功劳，庾冰上疏说：“臣家门不幸，凭借短浅的才能辅助政务，祸患牵连天子，灾殃流及国家和宗族；如果晋朝法典严明，臣早就被夷灭了。然而当时国家颠沛流离，刑法暂时废弛，才使臣等得以重新为时局尽力。那些报效国家的臣子，因此奋发，在犯下大罪之后建立功勋，在倾覆的余波中树立义举；这就是臣等还能在天地之间苟存喘息、王法不再一定追究往日罪过的原因。这种深厚的幸运已经很大了，哪里还敢计算功劳、接受封爵，接受掌管勋赏的官署所给予的赏赐呢！希望陛下曲意降下恩泽，从内心哀怜宽恕臣，重新命令有关官员，满足臣的请求，那么愚臣的愿望到此就满足了。” 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成帝病重时，曾有人伪造中书省的符令，命令宫门和宰相不得入见，左右近臣全都变了脸色。庾冰神色自若，说：“这一定是虚假的。”推究审问后，果然是诈骗，众人的心才安定下来。庾冰进号左将军。康帝即位后，又升任车骑将军。庾冰担心权势太盛，于是请求出任外职。正好他的弟弟庾翼将要讨伐石季龙，于是朝廷以他原有的官号授任都督江州、荆州、宁州、益州、梁州、交州、广州七州及豫州四郡军事，兼领江州刺史，持假节，镇守武昌，作为庾翼的援助。庾冰临行前上疏说：

译臣因循承受家族的恩宠，位居当世显贵之列，但志向没有特殊的操守，才量也达不到长远的程度。近来皇室多难，祸乱接连发生，朝廷所寄望的国之栋梁，也随着时势相继凋零，以致上天对皇家的眷顾下降，降临到臣身上。臣低头仰首侍奉陛下，到现在已经五年。对上不能光大辅佐圣明的谋略，对下不能整顿兴盛政事之道，可是陛下待臣超过本分，不断要求臣任事，又把驾车失败的马匹交给臣，希望臣建立万里功勋；若不是上天眷顾深厚，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因此臣斗胆竭尽狂妄鄙陋的见解，献上真诚之心，希望陛下暂且屏退冠冕上的旒珠和耳边的玉饰，以扩大听取和采纳意见的范围。如今强大的敌寇还没有消灭，战车还没有停止，郊外兵力薄弱，国内百姓疲惫，敌寇乘隙侵扰的程度无法估量；百姓的困苦还没有得到安定；群臣人才的作用也还没有完全发挥。可是陛下地位尊高，政事与下情隔绝，察看、听闻和审阅各种事情，必然要依靠群臣。群臣应当忠诚，却没有引荐人才，也没有进用贤能；百官应当勤勉，却没有督促，也没有劝勉。因此古代帝王勤于接纳下情，即使每天总理万机，仍然兼听将相的意见；有时借助平民的讼诉，有时向樵夫寻求批评，实在是有道理的。何况今日的弊病，已经到了开天辟地以来的极点，而陛下的天命正处在这样的时运之中，否塞剥落的艰难降临到圣上自身，这正是天下人对过去痛心、对将来翘首以待的原因。实在希望否极泰来的时运在今天到来。诚恳希望陛下扩展上天覆盖万物的气量，深厚如大地承载万物的恩德，以虚静谦逊为根本，以勤于训诫督察为要务。广泛延请当世贤才，向他们询问治政之道；朝廷的得失一定要传到圣上耳中，百姓的真情和虚伪一定要让天子听到。然后审察其中的大要，以总揽国家纲纪；亲自实行俭朴、节省费用，尧舜的境界难道还远吗！穿粗布衣服，卫文公又算什么人呢！所以古人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实行并不难，持久安定地实行才难。’希望陛下既能想到太阳偏西时仍勤劳谦逊的道理，又能接受臣激发圣意的心情，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早晚都把这些话铭记在心，却仍然不能尽情表达；面对这篇奏疏来回徘徊，不知不觉间言辞已经写尽。不久，献皇后临朝听政，征召庾冰辅政，庾冰以病重为由推辞。不久便去世，时年四十九岁。册书追赠侍中、司空，谥号忠成，按太牢之礼祭祀。庾冰天性清廉谨慎，常以俭朴自持。他的次子庾袭曾经借取官绢十匹，庾冰大怒，打了他一顿，并把绢买来归还官府。临死时，他对长史江[A170]说：“我将要死了，遗憾报效国家的志向没有实现，这是命运啊，能怎么办呢！我死的那天，用当时的衣服入殓，不要使用官府的财物。”到他去世时，家中连作被子的绢都没有。又没有妾媵，家中没有私人的积蓄，世人因此称赞他。庾冰有七个儿子：庾希、庾袭、庾友、庾蕴、庾倩、庾邈、庾柔。希字始彦。起初授任秘书郎，逐步升任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建安太守，但尚未正式就任，又任长史兼右卫将军，升为侍中，出任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庾希是皇后的亲属，庾冰的女儿又嫁给海西公为妃，因此庾希兄弟都显贵。太和年间，庾希任北中郎将、徐州和兖州刺史，庾蕴任广州刺史，二人都持假节；庾友任东阳太守，庾倩任太宰长史，庾邈任会稽王参军，庾柔任散骑常侍。庾倩最有才干和器度，桓温深深忌惮他。当初，慕容厉包围梁父，截断山涧水源，太山太守诸葛攸逃往邹山，鲁、高平等数郡也都失陷，庾希因此获罪被免官。不久，朝廷征召他任护军将军。庾希恼怒，坚决推辞。庾希刚被免官时，北府军的军用物资多有被盗，桓温暗中示意有关官员弹劾他，庾希又因罪被免职，于是寄居在晋陵的暨阳。当初，郭璞为庾冰占卜，说：“子孙必定有大祸，只有采用三阳的办法才可以有后代。”因此庾希请求镇守山阳，庾友任东阳，家族则居住在暨阳。海西公被废黜后，桓温以庾倩和庾柔是武陵王的党羽为罪名，将他们杀死。庾希听说祸难发生，便和弟弟庾邈以及儿子庾攸之逃到海陵的水泽中。庾蕴在广州饮鸩而死。轮到庾友应当被处死时，庾友的儿媳是桓秘的女儿，便请求桓温，因此得以免死。前青州刺史武沈是庾希的姨表兄弟，暗中供给庾希，持续了一年多。桓温后来知道武沈越过禁令供给庾希，便派兵捕捉庾希。武沈的儿子武遵和庾希在海边聚集人众，掠夺渔民的船只，夜里进入京口城。平北司马卞耽越城逃往曲阿，官吏士卒全都四散逃跑。庾希释放城中数百名囚徒，给他们配备兵器杖棒；武遵在城外聚集人众，发布命令说叛贼桓温废黜皇帝、杀害亲王，自己奉海西公的密旨，诛除凶恶叛逆。京都震动骚乱，城内城外戒严，在六座城门屯兵设防。平北参军刘奭与高平太守郗逸之、游军督护郭龙等聚集军队抵抗他们。卞耽又和典阿人弘戎征发各县兵力二千人，合力驻扎在新城攻打庾希。庾希战败，关闭城门自守。桓温派东海太守周少孙讨伐他，城池陷落，庾希被擒。庾希、庾邈以及五名子侄在建康市斩首，武遵及其党羽也都被处死，只有庾友和庾蕴的几个儿子得以保全。庾友的儿子庾叔宣任右卫将军。庾蕴的儿子庾廓之任东阳太守。条字幼序。起初任太宰府属官，逐步升任黄门郎、豫章太守。征召任秘书监，赐爵乡亭侯，出任冠军将军、临川太守。豫章人黄韬自称孝神皇帝，临川人李高任丞相，聚集数百名党徒，乘牛车，穿黑色袍服，攻打郡县，庾条将其讨伐平定。庾条在兄弟中最为平庸低劣，所以俸禄和官位都没有达到很高的地步。死于任上，追赠左将军。翼字稚恭。仪表风度秀美魁伟，年轻时就有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京兆人杜乂、陈郡人殷浩都才名冠绝当世，但庾翼却不看重他们，常对人说：“这些人应该束之高阁，等天下太平以后，再讨论任用他们的事。”他在桓温还是孩童时就认为他将来有远大的谋略，于是对成帝说：“桓温有英雄的才干，希望陛下不要把他当作平常人对待，不要只把他当作普通女婿养着，应当委任给他方叔、召公那样的重任，他一定能建立弘济艰难的功勋。” 苏峻发动叛乱时，庾翼二十二岁，兄长庾亮让他以平民身份率领数百人，守备石头城。防守失败后，庾翼和庾亮一起逃走。事情平定后，才被征召进入太尉陶侃府，转任参军，逐步升任从事中郎。在公府任职时，他从容地议论政事，提出讽谏。不久授任振威将军、鄱阳太守。转任建威将军、西阳太守。他安抚和协调百姓，深得民心。升任南蛮校尉，兼领南郡太守，加辅国将军、假节。邾城失守、石城被围时，庾翼多次设置奇兵，暗中运送粮食和兵器。石城得以保全，是庾翼的功劳。赐爵都亭侯。

译庾亮去世后，朝廷授予庾翼都督江州、荆州、司州、雍州、梁州、益州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替庾亮镇守武昌。庾翼凭借皇帝舅父的身份，年纪轻轻就越级居于重任之位，远近都注目于他，担心他不能胜任。庾翼每每竭尽心力和才能，勤劳谦逊而不懈怠；军政严明，谋划深远。几年之中，公家和私人都渐渐充实，人心一致归附，都称赞他的才能干练。因此黄河以南的地方都心怀归附之意，石季龙的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到庾翼处投降。庾翼又派使者向东到辽东，向西到凉州，邀请并联络两地，想共同发动大规模进攻。慕容皝、张骏都派使者回报，请求确定日期。庾翼素有远大志向，想把消灭胡人、平定蜀地作为自己的责任，谈论起来意气慷慨，表现在言辞和神色上。将兵都尉钱颀陈述的事情符合庾翼的旨意，庾翼提拔他为五吕将军，赐谷二百斛。当时东部地区赋税和徭役繁重，百姓于是沿海道前往广州，刺史邓岳大规模铸造钱币和兵器，各族夷人也因此知道了制造兵器的方法。庾翼上表陈述，东部边境是国家赖以资用的地方，却不断受到侵扰，逃亡者逐渐增多，夷人常常伺机而动；如果他们知道铸造兵器的好处，将来就无法禁止了。当时殷浩多次接受征召却没有就任，而庾翼请求让殷浩任自己的司马和军司，殷浩都不肯赴任。庾翼写信给殷浩，借此表达自己的意思。此前，殷浩的父亲殷羡任长沙太守时，在郡中贪婪残暴，庾冰和庾翼曾写信嘱咐殷浩。庾翼回复说：“殷君刚到任时，虽然很骄横豪强，实际上也有作风强劲的好处，也似乎因为有贤良的儿子和弟弟，所以没有使众人的情绪难以承受。近年以来，他奉公办事反而更加退缩，私人的牵累一天天增加，我也不因此对他有所冷淡。我向来敬重洪远，又同殷浩亲善，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计较他父兄的得失呢？总的说来，江东的政事，是向豪强低头屈服，把他们视为百姓的祸害；偶尔有依法办事的时候，也总是施加在贫寒卑微的人身上。比如往年偷盗石头城仓米一百万斛的，都是豪强将领一类的人，却只把仓督监直接打死来搪塞责任。山遐任余姚令多年，却替官府征发二千户，政令虽然不合常理，却是一个刚强能干的官长，然而众人一起驱逐他，使他不得安坐。纪睦、徐宁奉王命查究罪人，船头刚到水洲，桓逸就返回来反抗，结果两位使者都被免官。虽然这些都是前任宰相昏庸错误造成的，但江东政事败坏，实在就是由此而来。我们兄弟不幸，横遭陷入这种局面，既然不能抽身于尘俗之外，就应当共同睁大眼睛治理它。荆州所统辖的二十个郡，只有长沙最为恶劣。既然它恶劣却不罢免太守，这和杀死仓督监又有什么不同呢！”庾翼有刚强的作风和裁断能力，他发表言论、建立观点，都是这样。康帝即位后，庾翼想率军北伐，上疏说：“贼首石季龙已经六十岁，奢侈淫乱，天理将尽，同党怨恨叛离，又想拼死决战于辽东。慕容皝虽然勇猛果断，却未必能够守住辽东。如果北方没有牵制我们的敌寇，那么江南将和辽东一样安定。臣之所以擅自征发良民，不顾忌触怒和获罪，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东西两面的援助未必能同时发动；况且如果要向北推进，可以把镇所迁到安陆，进入沔水，路程五百里，涢水水流通畅。臣当即率领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谢尚、寻阳太守袁真、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人，迅速上路；同时命平北将军桓宣袭取黄季，想要兼并丹水，震荡秦州、雍州。以宽缓的节制驾驭军队，用逸待劳，过几年之后，复兴晋室是可以希望的。臣既然抵达许昌、洛阳一带，私下认为桓温可以渡河屯驻广陵，何充可以移镇淮泗、赭圻，路永进驻合肥。伏望陛下在看到这篇表章的当天就裁决圣意，不要广泛询问异同，以免错过战机。用兵只听说贵在迅速取胜，没有听说高明的用兵在于拖延日久。”于是庾翼把所统辖六州的奴仆以及车辆、牛、驴、马全部征发起来，百姓对此嗟叹怨恨。当时他想前往襄阳，担心朝廷不允许，所以借口说要去安陆。皇帝和朝廷士大夫都派使者晓谕劝阻，车骑参军孙绰也写信劝谏。庾翼不听从，最终违背诏令径自出发。到达夏口后，又上表说：臣近来认为胡人贼寇已经有衰败灭亡的形势，暂且率领所部，前往山北进讨，并分派现有兵众，大略收复了江夏几座城池。臣等于九月十九日从武昌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夏口，立即挑选士卒、检查车辆，准备停当后上路。然而所征调借用的牛马，来源地都很遥远，百姓所储存的粮食和草料不足，而且大多瘦弱，难以跋涉道路。又正值冬季将临，野草渐渐枯萎，往返路程二千里，有时可能困顿受阻，因此立即根据事情的变化筹划权衡，暂时停止这次行动。再说山南各城，每到秋冬，水源大多干涸，运输粮饷耗费人力，实在艰难阻塞。我考虑襄阳是荆楚旧地，向西连接益州、梁州，距离关中、陇右很近；向北到洛水、黄河不到一千里。那里土地肥沃，田地良好，方城险峻，水路畅通，转运没有阻滞；进可以扫荡秦地、赵地，退可以保据上游。臣虽然不勇武，谋略又浅短，但承受国家的深恩，志向在于建立功效。因此任职四年来，只有把熟习军务作为要务，实在想上凭借圣朝的威灵和宏大的谋略，下依靠士民义愤慷慨的诚心，趁着敌寇衰败，逐步逼近威胁他们。然而太和八年春天臣上表请求据守乐乡，广泛发展农业、储积粮食，以等待两个敌寇发生变故，却正赶上皇帝高远难测，未能垂察明鉴，朝廷议论纷纭，终于使臣微薄的诚意无法畅达。从那以后，臣上考察天人所显示的征兆，下采纳投降俘虏的话，胡人贼寇衰败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臣虽然还没有能够长驱进入中原，割下凶恶敌人的首级，也不能因此不进据要害之地，思考攻取敌人的适当办法。因此臣立即权衡形势，决定进入沔水，把镇所迁到襄阳。谢尚、王愆期等人，都命令他们返回原来的戍所，等到达所在之地后，立即派人驰报消息。庾翼当时有军队四万人，诏令加授都督征讨军事。军队驻扎在襄阳后，他大规模召集属官，陈列旌旗铠甲，亲自发给弓箭，说：“我的行动，就像这一箭一样。”于是连续三次起射，三次都射中目标，士众无不注目，士气增强了十倍。当初庾翼迁镇襄阳时，满朝都认为不可行，议论者有人说他是在躲避衰败的形势，只有兄长庾冰意见相同，桓温和谯王司马无忌赞成他的计划。到这时，庾冰请求镇守武昌，作为庾翼的后续援军。朝廷认为庾冰不宜出任外职，庾冰于是作罢。又升庾翼为征西将军，兼领南蛮校尉。胡贼五六百骑兵从樊城出动，庾翼派冠军将军曹据在挠沟以北追击，击败了他们，杀死近一半，缴获战马一百匹。庾翼安抚招徕荒远地区的人，务求把招纳之道做到极致，设立客馆，设置典宾参军。桓宣去世，庾翼任命长子庾方之为义成太守，代替桓宣统领他的部众；任司马应诞为龙骧将军、襄阳太守；任参军司勋为建威将军、梁州刺史，戍守西城。康帝去世，兄长庾冰也去世，庾翼考虑家族和国家的情况，留下庾方之戍守襄阳，自己返回镇守夏口，并把庾冰所统领的军队全部调来归自己指挥，任兄长的儿子庾统为寻阳太守。诏令庾翼返回监管江州事务，又兼领豫州刺史，庾翼推辞豫州刺史之职。

译庾翼又想把镇所迁到乐乡，诏令不准许。他修缮军械，大规模开垦屯田、积储粮食，准备谋划下一次行动。又派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讨伐蜀地，在江阳击败蜀将李桓。庾翼上厕所时，看见一件东西像方相，过了一会儿背上就生了毒疮。病情危重时，他上表请求任命第二子庾爰之代理辅国将军、荆州刺史，任司马硃焘为南蛮校尉，带一千人守卫巴陵。永和元年去世，时年四十一岁。追赠车骑将军，谥号肃。庾翼去世不久，部将干瓒、戴羲等发动叛乱，杀死将军曹据。庾翼的长史江[A170]、司马硃焘、将军袁真等共同讨伐并诛杀了他们。庾爰之有庾翼的风范，不久被桓温废黜。桓温废掉庾爰之以后，又任征虏将军刘惔监理沔中军事，兼领义成太守，代替庾方之。庾方之、庾爰之都被迁徙到豫章。史臣说：外戚之家接连在椒房宫中增添光彩，舅父一族和后妃同气相连，无不凭借皇帝的宠爱和私恩，通过险要的请托求取官位。家门中藏有金银财宝，地位使他们骄纵；驾驭骏马，权势形成逼迫之势。古代尊重贤能而抑制外戚，用来堵塞沉溺私情的道路；即使爱护亲近之人，也知道他们的过错，深深防慎权势过盛而覆灭的灾祸，所以厚重赏赐美玉珍宝，却很少让外戚升任津要之职。涂山氏在夏朝，不能和禹、契、稷并驾齐驱；姒姓之族居于周朝，也没有参与燕、齐那样的封国序列。圣人的考虑深远，确实有特殊的旨意啊！庾亮亲近元规，参与听受先帝顾命。他的文章铺陈华美辞藻，言语纵横如波涛，可以和士大夫并驾齐驱，足以成为杰出人物。然而智慧小而谋略大，不明白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才华高而见识少，缺少安定国家的长远谋算。璇萼被诛杀，舆论说这是拔除了根本；牙尺留下训诫，皇帝想到他背负重罪，感慨更深。这使苏峻的祖父寻机动兵，宗庙社稷几乎倾覆。不久又猜忌嫌恶宰相，谋划罢黜负有图谋的人。假使郗鉴协助顺从此事，必然会使军队侵犯正统，那么庾亮和王敦、王导、桓温、石季龙、刘曜等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幸而遗漏了能够吞食巨船的大鱼，庾氏得以免于沦入昭彰的法令，这只是庾宗的大幸，并不是晋朝政纲不明白。庾怿放纵凶恶之心，把鸩毒加给一州长官；传到第二代之后，三阳之说仅仅保全了少数后代，余下的灾祸波及他们，大概也是应有的结果。赞曰：元规矫饰行迹，凭借椒房宫的宠幸取得显贵。见识昏暗而扰乱治道，祸乱由乘隙而起。向长沙王下拜，对忠诚有益之事也感到惭愧。季坚清廉坚贞，养育德行而声名远播。处在安泰环境中却更加俭约，身居权位时戒惧自满。稚恭意气慷慨，也擅长树立雄伟声名。

译列传第四十四 桓彝（儿子桓云；桓云的弟弟桓豁；桓豁的儿子桓石虔；桓石虔的儿子桓振；桓石虔的弟弟桓石秀、桓石民、桓石生、桓石绥、桓石康；桓豁的弟弟桓秘；桓秘的弟弟桓冲；桓冲的儿子桓嗣；桓嗣的儿子桓胤；桓嗣的弟弟桓谦；桓谦的弟弟桓修；徐宁） 桓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是汉代五更桓荣的第九代孙。父亲桓颢，官至郎中。桓彝年幼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虽然只能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却安然自得。他性情通达爽朗，很早就获得盛名。他有识别人物的眼光，能够选拔人才，有些人才出身于无名之辈，有些人在孩童时期便被他发现，当时人把他比作许劭、郭泰。年轻时与庾亮交情深厚，向来受到周顗的器重。周顗曾感叹说：“茂伦高峻不凡、洒脱出众，实在是可以令人发笑的人啊。”桓彝由州主簿起家。响应齐王司马冏的义举，被授任骑都尉。元帝任安东将军时，以官府文书任命他代理逡遒县令。不久征召他为丞相中兵属，逐步升任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声名显著于朝廷。当时王敦专擅权力，忌恨有士人声望的人，桓彝因病离职。他曾经过舆县，县令徐宁字安期，性情通达爽朗，学识广博涉猎多方面。桓彝遇见他后，欣然停留了好几天，与他结交后才告别。在这以前，庾亮常常托桓彝物色一位优秀的吏部郎；桓彝到京城后，对庾亮说：“我替您找到一位吏部郎了。”庾亮问他在哪里，桓彝说：“他是人们认为应当有、实际上未必有；人们认为不应有、实际上也未必没有的那种人物。徐宁确实是海岱一带的清正之士。”于是为徐宁叙用，徐宁立即升任吏部郎，最终历任显要官职。明帝将要讨伐王敦时，授任桓彝为散骑常侍，让他参与机密谋划。王敦平定后，桓彝因功封万宁县男。丹阳尹温峤上言说：“宣城地势被山川阻隔，屡次经历变乱，应当选一位有声望又有实际才干的人去治理。我私下认为桓彝可以充当合适的人选。”明帝亲自下诏说：“刚刚得到太真上表这样说。如今大事刚刚安定，朝廷需要人才，没有君子，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现在外部事务稍微轻缓，想暂且停止这件事。”桓彝上疏极力自谦，说自己内外职任都不能胜任，只因为祖坟和柏树在宣城郡，想暂时借此结下名义关系，于是授任桓彝为宣城内史。他在郡中施行仁惠的政令，受到百姓怀念。苏峻叛乱时，桓彝纠集义军，想赶赴朝廷。他的长史裨惠认为郡兵少而弱，山中居民容易受到扰乱，应当按兵不动，等待以后再行动。桓彝严厉地说：“看见有人对国君无礼，就应像鹰隼追逐鸟雀一样。如今国家社稷危急逼迫，按义理不能安闲等待。”于是派将军硃绰在芜湖讨伐贼军另一位统帅，击败了他。桓彝不久出兵石硊。正逢朝廷派将军司马流先占据慈湖，却被贼军击败，贼军于是长驱直入。桓彝认为郡城没有坚固的城防，便退守广德。不久官军惨败，桓彝听说后慷慨流泪，进军驻扎泾县。当时州郡多派使者向苏峻投降，裨惠又劝桓彝假装与苏峻讲和，以缓解祸患接连到来的局面。桓彝说：“我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按义理应当拼死效命，怎么能忍受污辱，和丑恶的叛逆互通消息！如果事情不能成功，这就是命运。”于是派将军俞纵守卫兰石。苏峻派将领韩晃进攻兰石。俞纵将要失败，左右人劝他退兵。俞纵说：“我承受桓侯深厚的恩德，本来就应当以死报答。我不能辜负桓侯，就像桓侯不能辜负国家一样。”于是奋力作战而死。韩晃乘势进军攻打桓彝。桓彝坚守了一年多，最终势单力竭。贼军说：“如果桓彝投降，应当用优厚的礼遇对待他。” 将士们多劝桓彝假装投降，日后再图行动。桓彝不听，言辞气概壮烈，意志和节操不屈。城池陷落后，被韩晃杀害，时年五十三岁。当时贼乱还没有平定，他的几个儿子都流离逃散，宣城人纪世和率领义军旧部把他安葬。贼乱平定后，追赠廷尉，谥号简。咸安年间，改追赠太常。俞纵也因守节而死，追赠兴古太守。当初，桓彝和郭璞交好，曾让郭璞为自己占卜。卦象形成后，郭璞却用手把它毁掉。桓彝问他原因，郭璞说：“卦象和我自己的卦象相同。大丈夫遇到这种命运，怎么能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果然如他说的那样。桓彝有五个儿子：桓温、桓云、桓豁、桓秘、桓冲。桓温另有传记。桓云字云子。起初任骠骑将军何充的参军、尚书郎，但没有正式受拜。继承万宁男爵位，历任建武将军、义成太守。遭逢母亲丧事而离职。服丧安葬完毕后，起任江州刺史，却称病不任职，住在墓旁结庐守墓。诏书多次敦促逼迫，他坚决推辞不去任职，直到服丧期满，才到任。加授都督司州、豫州二州军事，兼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桓云招集众多力量，志在充实兵力，因此多有枉法滥用之事，众人都嗟叹怨恨。当时桓温掌握权力，有关官员不敢弹劾。升平四年去世，追赠平南将军，谥号贞。儿子桓序继承爵位，官至宣城内史。桓豁字朗子。起初司徒府和秘书郎都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简文帝召他任抚军从事中郎，授任吏部郎，他以病推辞。升任黄门郎，还没有正式受拜。当时谢万在梁濮战败，许昌、颍川各城相继陷落，西部藩镇骚动。桓温命桓豁监管沔中七郡军事，任建威将军、新野和义成二郡太守，攻打慕容屈尘，将其击败，进号右将军。桓温入朝镇守后，任桓豁监管荆州、扬州、雍州军事，兼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原有将军职务不变。当时梁州刺史司马勋凭梁州、益州叛乱，桓豁派参军桓罴讨伐他。南阳督护赵弘、赵忆等人驱逐太守桓淡，占据宛城叛乱，桓豁与竟陵太守罗崇将其讨伐击破。又在宛城攻打伪南中郎将赵盘，赵盘退逃，桓豁追到鲁阳，将他擒获，送往京师，设置戍守后返回。又监管宁州、益州军事。桓温去世后，桓豁升任征西将军，进而都督交州、广州以及原先五州的军事。苻坚侵犯蜀地，桓豁派江夏相竺瑶抵御。广汉太守赵长等人战死，竺瑶率军退走。不久，苻坚又侵犯凉州，桓豁的弟弟桓冲派辅国将军硃序和桓豁的儿子、江州刺史桓石秀沿水路前往，听从桓豁的调度。桓豁派督护桓罴与硃序等人在沔水、汉水一带游动，作为凉州的声援。不久张天锡陷落，诏令派中书郎王寻之前往桓豁处，询问边境事务的谋划。桓豁上表请求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监管沔水以北军事，以兖州刺史硃序任南中郎将、监管沔中军事，镇守襄阳，以巩固北部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