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十表卷十

译《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史部，正史类，读史记十表，卷十》《读史记十表》卷十 阅读《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张表以年份为经线、人物为纬线。上面冠列的年份，以元年起算，是高祖、孝惠、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即位的年份。中间列出的年份，以一、二等起算，是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人担任丞相，以及诸将任职的年份。丞相一定记载任职年数，将军则有的记载年数，有的不记载；御史大夫都不记载年数。阅读《将相名臣年表》，要以大事为主。大事记。《索隐》说，指诛伐、封建、死亡和叛乱。所谓大事，是天子的事情；为什么却见于《将相名臣表》呢？因为将相是代替天子办理这些事情的人。考察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君主治理国家或荒怠政事的关键，也可以判定臣子的贤能或不肖。不是极其有关联的事情，便不屑于逐一记载，所以称为“大事记”。大事首先记诛伐，因为汉代用兵夺取天下，进入秦地、击破楚军后，又把同列诸侯的功臣和异姓王一并征讨消灭；到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匈奴世代成为汉的祸患，武帝多次出兵，都是这类事情。其次记封建，即同姓诸侯王，以及推恩封王子为侯。表的开头记刘仲为代王，又记楚元王、齐悼惠王来朝，记诸侯都到长安，说明亲爱亲族的恩惠，上下没有猜疑。诸侯王去世，就像记齐悼惠王、淮阳王、梁孝王那样记载，说明应当继承王位的人。叛乱则记魏豹反、韩信反、陈豨反、代地叛乱、彭越和黥布反，这些都是高帝时的功臣；同姓诸侯王反叛的，有济北王兴居，以及吴、楚七国、淮南、衡山。匈奴之事共十项：平城一项，进攻代王二项，进入上郡三项，进入萧关四项，进入上郡、云中五项，击败代国守军六项，进入襄、代、上郡七项，击败代都尉八项，进入雁门、代郡九项，进入右北平、定襄十项。《索隐》的说法是对的，但并不止这些。例如高祖二年立太子，五年进入关中建都，都冠列在表上；又如击破项籍，春季登上皇帝之位；尊奉太公为太上皇；后来修筑长安城，赦免罪犯，不再征发他们服役；赦免齐地，废除诸侯丞相，改任丞相，设置孝弟、力田，实行八铢钱，废除收捕奴婢及连坐相罪的法律，废除诽谤非议之律，废除肉刑；在郊外祭见上帝，在渭阳祭见五帝；发生地震，黄河决口；改定历法，以夏历正月为岁首。这些都是《索隐》没有包括的。至于记载太公从楚地回来，记载在未央宫奉太上皇寿；记载高祖在沛县建立宗庙，孝文皇帝建立庙，郡国建立太宗庙；记载设置诸陵——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忽略呢？至于高后立少帝、废少帝而改立弘王，吕产、吕禄后来被大臣诛杀，迎代王即帝位，使汉朝没有断绝而得以复兴；表中记载这些，正是为了说明后来诛乱定策并非没有功劳，那么此前阿附吕后、扰乱汉朝的人，怎么能没有罪呢？不然，帝纪、外戚世家已经详细记载，平勃等人的列传也说过了，为什么还要再列入年表呢？《汉书·百官公卿表》详细说明一代官制，《史记》却只列丞相、将军和御史大夫，意思在于评论时代、认识人物，以备后人劝善惩恶；所以只举出重要的官职，并不在于完备地列举百官。如果说由此可以看出谁得到贤才并任用得当，那就可以了。建元以来，因武功封侯的有七十二国，卫青、霍去病的功劳最高。然而他们北伐匈奴、南征南越，又打通通往大宛、乌孙、龟兹等国以及西南夷的道路，使天下财力空虚，几乎要耕作轮台。太史公不敢直说，只在表中写道‘南夷开始设置邮亭’，其中大概含有微妙的讽谏吧。表中记载新垣平假称方士，事情败露后被诛杀，这是在讽刺武帝。以孝文帝尚且有因玉杯而改元的过失，何况后世的君王呢？成纪出现黄龙，汾阴出土宝鼎，都不能算作祥瑞，何况寻求神仙，希望炼成黄金来堵塞黄河决口呢？《封禅书》的大意，在这里已经全部具备了。《大事记》附表记载丞相去世、死亡、被免职和自杀，为什么要特别记载丞相呢？因为丞相地位尊重。丞相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记下来以表示珍惜；丞相不是合适的人选，也记下来以表示庆幸。不在丞相职位栏中记载，而列在《大事记》中，正是为了显示丞相地位的重要。凡是表中记载丞相去世、死亡、被免职、自杀的地方，都改用不同的文字并倒置顺序，这是为什么？古人从未说明过这一点，我私下推测：本表中记太上皇去世，记高帝说‘皇上去世’，记孝文皇后、孝文太后、孝景太后去世，以及记诸王去世，丞相去世、死亡也照常记载，并没有区别。即使皇帝停止朝会、亲临祭奠，大臣享有不同的礼数，写在表中却与国君死亡相同，可以吗？既然如此，为什么把太尉的设置、罢免列在丞相职位之下，又把御史大夫死亡、获罪、自杀列在将军职位之下而倒置呢？恐怕这只是为了便于阅读观看，未必有什么深奥的含义。姑且保留下来，向通晓史学的君子请教。丞相职位。《索隐》说：记载丞相、太尉和三公的设置、任命。《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相国、丞相都是秦代的官职，掌管承受天子命令、辅佐处理万机【应劭说：丞，是承受；相，是辅助】，秦代设左右丞相。高祖即位后设置一名丞相；高祖十一年改名为相国；孝惠帝和高后设置左右丞相【许应元说：汉代右丞相的地位在左丞相之上】；文帝二年又设置一名丞相；后来哀帝元寿元年改名为大司徒。太尉是秦代的官职，掌管军事【应劭说：使下属安定于上级，叫作尉】。武帝建元二年撤省，元狩四年才开始设置大司马，用来冠在将军的名号之上。后来成帝时，大司马的俸禄与丞相相等。太傅是古代官职，高后元年开始设置【王陵、审食其都曾担任此职，不久便废止】。太师、太保都是古代官职。茅坤说：汉代三公只是空有名号。将相。《索隐》说：任命将领、发动军队。《汉书·百官表》说：前、后、左、右将军都是周朝末年的官职，秦代沿用了它们。汉代不常设置，有时设置前、后将军，有时设置左、右将军，都掌管军队和四夷事务。茅坤说：大致说来，汉代的太尉就是今天主管军队的官职，而前、后、左、右将军就相当于今天的五府。林骃说：高祖二年任命曹参为代理左丞相，大概汉初常借丞相之名出征，并没有真正任居丞相之位。例如韩信以左丞相身份攻打魏国，樊哙因平定韩王信而升任左丞相，郦商因击破臧荼而升任左丞相。考察高帝十一年，周勃担任太尉，主管攻伐；武帝后元元年，以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将军；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任大司马大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索隐》以‘任命将领、发动军队’解释‘将相’，大概就是指这些情况，并不是所有将军都可以称为将相。御史大夫的职位。《索隐》说：地位仅次于丞相。《汉书·百官表》说：御史大夫是秦代的官职，位列上卿，掌管辅佐丞相【应劭说：是侍御史的长官，所以称为大夫】。后来成帝绥和元年改名为大司空。特别记载丞相萧何守汉中、守关中，是褒扬他的开国大功；记载丞相曹参，因为萧何曾推荐他来接替自己；皇帝亲临慰问将死的萧何，询问继任人选，而萧何推荐曹参；孝惠帝六年任命王陵、陈平为丞相，是遵循高帝临终时的遗命；周勃也因遗命担任太尉，最终安定了刘氏。汉初任用丞相，大致就是这样。有从太尉升任丞相的，共四人：绛侯周勃、颍阳侯灌婴、条侯周亚夫、武安侯田蚡。建元元年，皇上商议设置丞相、太尉，籍福劝说武安侯田蚡：‘如果皇上任命将军为丞相，魏其将军必定会谦让；将军必定担任太尉。太尉、丞相的尊贵等级相同，而你又有谦让贤者的名声。’这也说明汉代制度中，太尉与丞相地位相等。有从御史大夫升任丞相的，共九人：张苍、申屠嘉、陶青、刘舍、卫绾、公孙弘、李蔡、庄青翟、石庆。太初以后，汉代诏书常称‘丞相、御史制诏’或‘御史制诏’，这说明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却高于诸卿。

译特别记载御史大夫周苛守荥阳，是因为赞扬他为节义而死。汉代把关中作为根本，却与楚军在荥阳相持；荥阳是重要地点，睢水之战失败后，敖仓多次被楚军攻占，诸侯背叛汉朝，纪信欺骗楚军使高帝脱身，周苛守荥阳，几乎被项羽烹杀。当时天下尚未平定，汉代还没有确定官制，所谓御史大夫，不过是借用秦代官名授予他权力罢了。太史公记御史大夫，一定把周苛列为首位，是为了标明这一官职的起源，实际上非常看重周苛这个人。记太尉卢绾，例子看似相同，但卢绾在九月后便被封为燕王，没有其他事情可记，最终因反叛而逃亡匈奴，不能与周苛相提并论。凡是任命将领、发动军队，有大将军，也有前、后、左、右将军。将军中有的隶属于大将军，有的不隶属于大将军；担任将军的有的封侯，有的不封侯。记丞相时不说他的长史、司直，记太尉时也不说他的属官，记御史大夫时不说侍御史的员额；唯独列举将军时，把属将全部详细记载，因为边疆事务依靠他们办理，即使偏将、裨将也不敢省略；同时也是为了考察他们在战守方面的实际功劳。御史大夫周昌因地位尊贵、势力强盛，被调任为赵王如意的相，吕后毒死赵王，周昌愤恨而死，却没有记载他的死。吕后以无罪杀死赵尧，表中记载他‘获罪’，却不说所犯何罪，都是在讽刺高后。御史大夫晁错被诛杀，《汉书》表说晁错有罪，被腰斩；太史公却不记载，因为晁错主张削弱七国，本是忠心却遭祸，这是为景帝避讳，已经含有隐约的言辞了。《史记》表中有‘御史大夫敬’，据《汉书》应为典客冯敬；又有‘御史大夫欧’，据《汉书》应为中尉张欧。这些可以作为考证所得的证明。班固说：刘向、扬雄广泛通晓群书，都称赞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论辩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文章直截，史实核实，不虚夸美好，不隐瞒恶行，所以称为实录。司马贞说：太史公这个人喜欢奇异之事，文辞简省；史实核实而文字含蓄。叶清臣说：《史记》的意旨越深远，言辞就越舒缓；事情越琐碎，言辞就越简约。这正是《诗经》和《春秋》的意味。吕祖谦说：太史公的史法，含蓄而显明，断绝而又连接，守正而又变化；文字写在这里，意旨却从那里兴起。难道可以不相互参照、综合观察，探究其主旨最终归向吗？以上班固以下四家的说法，采自各家史论。阅读《十表》，可以由此想见当年删削取舍的微妙用意。

译《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补遗。阅读《将相名臣表》，固然以大事为主；但考察它所记载的内容，一定要同它没有记载的内容相互参照、考核，才能知道它记载这些事情的意义。高帝约定法令三章以及为义帝发丧，是灭秦、破楚的根本，为什么不记载呢？约法三章在他成为汉王以前的月表中已经出现；为义帝发丧并不是他的本意。凌以栋说：这不过是假借项羽失信的名义，迫不得已地取得天下罢了。看他后来安置秦始皇、楚怀王、齐王、赵王的坟墓，田横也替他改葬，为什么唯独对义帝寥寥不言？刘凤说：汉王把自己的父亲抛弃得像破旧鞋子一样，对于义帝又有什么感情，却为他穿白孝服？这里不记载，也是《春秋》诛责内心动机的笔法。元年记载沛公被项羽改立为汉王，驻在南郑；却不说是项羽所立，是为了显示沛公能够自行屈服【汉王因项羽违背约定而愤怒，想要进攻项羽，听了萧何的话才停止】。二年记载立太子，四年记载太公从楚地回来，并把这些一并记在表中，其含义自然显现。五年封立诸侯王，却不记载，是因为不能保证他们最终的结局。六年封功臣，以及封高帝的兄长刘荆为王、弟弟刘交为楚王、儿子刘肥为齐王，都不记载，唯独记载刘仲为代王，这是为什么？为了说明第二年匈奴侵犯代地，刘仲弃城逃回，后来被废为合阳侯。平城之围时，高帝几乎不能脱身，怎么能责怪刘仲呢？自己身为天子，却不能保全一个兄长的封国，所以特意把这件事系在尊奉太公为太上皇之下，显示不能友爱兄长，就不能算孝。九年派刘敬出使匈奴，实行和亲，却不记载，是为汉朝内部避讳。未央宫中，皇帝向太上皇祝寿，却记作‘皇帝说’，是因为话中含有讥刺，太上皇以反唇相讥回应。十年命令诸侯王建立太上皇庙，却不记载，是因为这是无端生事，不合礼制，所以删去。十一年下诏令郡国寻求失意的贤才，却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找到贤才【商山四皓曾说：陛下轻视士人，又喜欢辱骂人，我们按义理不能接受侮辱，所以害怕而逃亡隐匿】。十二年祭祀孔子，却不记载，是史表的缺漏。孝惠帝二年，记载楚元王、齐悼惠王来朝。诸王来朝本来都不记载，唯独记载这两位，是因为齐国幸而免于灾祸。三年同匈奴和亲，却不记载，是为汉朝内部避讳。四年废除挟带书籍的法律，却不记载，是史表的缺漏。五年，记载在沛地为高祖建立庙，并设置歌童一百二十人，表明虽人已亡而仍如同在世【高祖十二年在沛宫置酒，从沛县百姓中选得一百二十名少年，教他们歌唱；酒兴正浓时，高祖亲自击筑作歌，让他们学习】。高后元年，封孝惠帝的几个儿子为王，却不列数目，措辞含有疑义。二年，记载实行八铢钱，是因为重视百姓的使用。所以孝文帝五年废除钱币法、孝武帝五年实行三分钱，也都记载。六年，记载白昼昏暗，是为了记录灾变【吕后厌恶此事，说：这是针对我的】。各种灾异并不全部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有所用意。孝文帝元年，记载废除收捕妻子儿女、连坐丞相的法律，是一开始就施行仁政；记载立太子，是为了确立国家的根本。南越王称臣，却不记载，因为这是外部事务。二年，记载立皇子武、参、胜为王。凡是封皇子为王都记载，封王的儿子为侯却不记载；这里记载，是为了尊重诸王【起初有关官员请求立皇子为王，文帝下诏先立河间王、城阳王、济北王，然后再立皇子】。高帝时封皇子刘肥、刘长、刘建、刘如意、刘恢、刘友、刘恒，也不记载，是为了顾惜功臣。六年匈奴请求和亲，却不记载，是为汉朝内部避讳。十五年，亲自考察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却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得到贤才；记载成纪出现黄龙，以及皇上开始在雍地郊祭五畤、在渭阳祭祀五帝，是为了慎重记载这些开端。后元年，记载诛杀新垣平，是为了大力表示改过。所以此前任命新垣平为上大夫的事情没有记载。后元二年，记载与匈奴和亲。此前从不记载和亲，这次为什么单独记载呢？前元六年和亲，十一年匈奴侵犯狄道；这一年又和亲，后元六年又侵犯上郡、云中。由此可见，凭皇帝的德行和天下的治理，和亲仍然如此不足以依靠，所以特意记载一次，作为鉴戒。孝景帝元年，匈奴进入代地，汉朝与之约定和亲，却不记载，是为汉朝内部避讳。四年立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却不记载，是为了避讳。五年派公主嫁给单于，却不记载，是为汉朝内部避讳。六年废黜皇后薄氏，却不记载，是为她避讳。《外戚世家》说：景帝做太子时，薄太后把薄氏女子嫁给他为妃；即位后立她为皇后。她没有儿子，也不得宠。薄太后去世后，便废掉薄皇后。薄皇后没有听说有罪，而且是太后所立，太后去世后就废掉她，皇帝也太忍心了。景帝本纪缺载此事，也许是武帝删去的吧【卫宏《汉书仪注》说：太史公在《景帝纪》中极力指责景帝的短处，武帝发怒删去，后来由褚少孙补写】。七年，记载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四月丁巳日胶东王被立为太子，是讥刺轻易更换太子、改变国家根本。中元四年，记载临江王被征召后自杀，是在讥刺景帝；又记载有数万只燕子衔土堆在坟上，是记录异象，同时隐讳临江王的死因。六年，记载把梁国分为五国，封梁孝王的儿子为王。通常封王的儿子不记载，这次记载，是赞美顺从亲亲之恩【陈子龙说：这既是为了取悦太后，又是为了分割梁国，并不是这样。当时梁王去世，太后悲伤哭泣、不肯进食，皇帝忧惧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把孝王的儿子全部封王。太后这才高兴起来，为皇帝多吃了一顿饭；至于分割、削弱封国，当时并没有想到】。孝武帝建元元年，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却不记载，是因为贤才没有得到任用【当时得到董仲舒，任命他为江都相，但最终没有得到重用】。二年，记载设置茂陵，是预先办理丧葬之事【丘濬说：刚即位便设置陵邑，古人并不把预先办理丧葬当作忌讳】。三年，记载东瓯王来降，是开始记载对外事务【中元三年匈奴投降、受封为侯的有七人，却不记载；唯独记载东瓯王，是为了表明武帝经营四夷的开始，此后边疆事务便多次记载】。五年，设置五经博士，却不记载，是史表的缺漏【丘濬说：秦朝焚烧《诗》《书》，只保留博士官，五经成为世代禁书。汉朝兴起后，五经逐渐重新出现，但都只是士人在家中私下传授；到这时官府才设置五经博士，于是天下纷纷向往，公开相互传授，把它作为世代的事业。武帝对儒学教化有功，难道是小事吗】。元光二年，记载皇帝首次到雍地郊祭、祭见五畤，是神仙祭祀之事的开始。四年，灌夫被灭族，魏其侯被弃市。灌夫按惯例本来不应记载，这里记载，是为了讥刺景帝枉杀魏其侯。元朔元年，记载卫夫人被立为皇后。立皇后本来不记载，这次记载，是为了讥刺此事【《外戚世家》说：卫皇后名卫子夫，出身微贱。篇末评论李夫人、尹婕妤一类人说，她们都是以倡优身份被看见，并非王侯贵族有封地的女子，不可以匹配君主；这大概是含蓄地讥刺她们】。元狩元年，立刘据为皇太子，却不记载，是为此事避讳。四年，方士少翁被诛杀，却不记载，是为此事避讳【本纪说：诛杀文成将军，却隐去此事；皇上后来又悔恨，重新任用栾大，封他为五利将军】。元鼎四年，记载立常山宪王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刘商为泗水王。通常立王的儿子不记载，这次记载，是因为皇帝哀怜宪王被废，所以封立他的儿子，表现皇帝能够友爱亲族，并非一般分封食邑可比。五年，栾大被诛杀，却不记载，是为此事避讳【栾大被诛杀后，皇帝又任命公孙卿为大夫，宠幸缑氏，去观看仙人的遗迹】。元封元年，皇帝出长城，登上单于台，整顿军队后返回，却不记载，是因为此行危险【当时派郭吉告诉单于：单于若能作战，天子亲自率军在边境等候；若不能作战，就赶快来臣服。单于大怒，扣留郭吉，皇上于是返回】。封禅一事没有记载，是因为它荒诞虚妄。【《封禅书》末尾说，谈论神仙的方士越来越多，然而他们所说的效验也可以看到了，大概是在讽刺他们。】太初元年记载改定历法，以正月为一年的开始，这是实行夏历。天汉四年，立皇子髆为昌邑王；没有记载，是因为他后来被削夺王爵。

译丞相被免职、去世、死亡或自杀，都要记载；将军和御史大夫则不记载，这是专门看重丞相。周苛守卫荥阳，死在那里，于是记载此事，是为了表彰他的气节。太仆、汝阴侯滕公去世，于是记载此事，是为了称许他的贤德。尧获罪，记载为无罪，是为了表明他实无罪。汤有罪而自杀，记载为被诛，是为了斥责他的不仁。韩安国驻军渔阳时去世，记载此事，是因为韩安国曾经代理过丞相。只有孝景后元二年记载御史大夫岑迈去世，不知其中有什么意义；《汉表》中也没有这个人。孝武帝在位时，丞相共有十二人，其中被弃市、斩首和自杀的总共六人；丞相这一职位的危险竟到了这种程度，这就是公孙贺感到悲哀的原因。存疑。《索隐》在“相位”条下说：设置丞相、太尉等三公。实际上，太尉属于将位，只是特意设置，后来又罢废，所以把它倒写在“相位”中罢了。因此，《汉百官表》把三公同丞相并列，把太尉同大司马并列；虽然说太尉与丞相的尊贵地位相等，但官位次序本来就在丞相之下。“将位”有一种版本写作“将相”，后人对此强作解释；恐怕“将相”本来就是讹误。应当依从“将位”，因为《天官书》中有“将位”这颗星。高后元年，陵被免去丞相之职，却没有记载，疑为脱文。高后八年七月去世，当时已经担任帝太傅；九月丙戌日又任丞相。这说的是审食其，疑有脱文。孝文十年，记载诸侯都来到长安。考察《诸侯王表》，这一年只有长沙王来朝见；其他诸侯国此前也没有一年一朝，楚王戊直到孝文十三年才来朝见。《本纪》中也没有这件事，疑为错误。孝景后元年，周亚夫被交付狱官审理，后来绝食而死，按旧例应当记载，疑为脱文。自孝文以后，御史大夫的记载，《史表》与《汉百官表》多有不同，疑当以《汉书》为准。大概汉代御史大夫同一时期只有一人。《汉书》记载：孝文四年，围任御史大夫；七年，冯敬任御史大夫；十六年，申屠嘉任御史大夫；后元二年，陶青任御史大夫；孝景二年，错任御史大夫；四年，介任御史大夫；七年，刘舍任御史大夫；中元三年，卫绾任御史大夫；后元年，直不疑任御史大夫；孝武元年，牛抵任御史大夫；二年，赵绾任御史大夫；四年，庄青翟任御史大夫；六年，安国任御史大夫；元光四年，张欧任御史大夫；元朔三年，公孙弘任御史大夫；五年，番系任御史大夫。这些人的升迁次序记载得很清楚。《史表》却记载孝文四年申屠嘉任御史大夫，后元二年又说申屠嘉任丞相，推算在位十四年，应该是孝文九年；同时又记载御史大夫冯敬，这样同一时期就有两位御史大夫。因此，应当以《汉书》所载孝文四年围、七年敬、十六年嘉为正确。【《汉书·申屠嘉传》也说申屠嘉在孝文十六年任御史大夫。】又，孝景四年《史表》有御史大夫蚡；考察蚡的传记，他在孝景时只是中大夫，并没有升任御史大夫，孝武元年才受封蚡为武安侯、任太尉。因此，“蚡”疑是“介”字的讹误，应当依《汉表》，以孝景四年介任御史大夫为是。又，孝景六年《史表》有御史大夫阳陵侯岑迈，《汉表》中却没有。元朔五年《汉表》有番系，《史表》中却没有。岑迈无从考证；至于番系，则应是《史表》脱漏。因为元朔三年公孙弘任御史大夫，五年公孙弘任丞相，按理应当有继任御史大夫的人，但《史表》没有记载，直到元狩元年才记载御史大夫蔡；这三年间不应缺少御史大夫。因此仍以《汉表》为是。虽然围、介、系、迈都没有传记可以考察，但按次序推求，《汉书》的记载确实清楚。班固说，司马迁记事只写到天汉年间，天汉以后是后人续写的。考察司马迁记载重大事件的取舍和删削，尤其是关于本朝的部分，正是他用心最深之处。前人说他得到了《诗经》和《春秋》的旨意，并不是没有根据。司马贞不探究其中的意义，只用六件事概括说明，实在浅陋。因此我把各事对照参看，在篇末阐发其中的意义；这些意义显明昭著，众人都能看见，也就不必多费言辞。至于褚少孙续写的太始年间以后，只是粗略列举几件事，记载多有缺漏，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所以不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