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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 《来斋金石刻考略》，目录类二【金石之属】提要。臣等谨慎考订：《来斋金石刻考略》共三卷。本朝林侗撰写。林侗字同人，是侯官贡生、中书舍人林佶的兄长。林侗年轻时喜爱金石文字，曾游历长安，在淳化山中寻得汉代甘泉宫的瓦片；又带着拓碑工匠，历经唐昭陵陪葬地，得到英公李勣以下十六通碑，当时人称赞他喜好搜求古物。这部书总录古今碑刻，共有夏、商、周六件，秦、汉十九件，魏一件，吴一件，晋五件，梁一件，后魏三件，北齐一件，后周二件，隋八件，唐一百七十三件，都是根据亲眼见到的实物记录的。书中辨析考证，大体取法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但也多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裁断，考据内容很多。又录有唐代诸帝御书碑十四种，唯独排斥武后，没有收入，也很符合排斥抑制僭伪之作的原则。只是开头列入夏禹的▯嵝碑，并记载他的朋友刘鳌石的说法，认为碑应在祝融峰顶，未免流于好奇。又在各碑后收入赋和诗篇，也不是欧阳修、赵明诚以来题跋的体例。只是它搜集广泛，鉴别也颇为详细审慎，所以考订金石的人仍有取用之处。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来斋金石刻考略》原序 《来斋金石刻考略》若干卷，是我的朋友闽中林于野林侗搜集记录的。他的尊父立轩先生如今已经八十岁了，从元旦到除夕，手中从未放下书卷；一般礼俗之士一概拒绝接见，只以读书为乐。家中原有的产业因遭逢战乱而沦失，只剩下一间能够容膝的小轩，旁边搭建成楼，种有芭蕉、竹子、花木、果树和藤蔓一类的植物。他在屋檐缝隙下焚香擦几，四壁都是图书，整天和于野以及他的次子鹿原林佶俯仰相处，恬淡自得。当初，先生凭明经科出任秦地县令，后来在魏地和蜀地任州牧，都有惠民政绩。于野跟随父亲出仕游历，所到之处搜集编纂古今石刻文字，已经编成卷帙。等先生解下官印归来，于野又广泛结交四方士人，彼此转相购买搜求，所得一天比一天多。在夏代得到岣嵝碑，在商代得到比干墓铜盘铭，在周代得到坛山石刻、石鼓文、鼎铭和孔子题写的吴季子墓碑，在秦代得到峄山碑；到了汉代，得到刻本十九件，魏、吴各一件，晋六件，梁一件，北魏三件，北齐一件，后周二件，隋十六件，而唐代的最多。唐代以后没有取录，因为年代较近而且多得无法尽收。于是把汉、魏碑刻编为一部，把唐昭陵陪葬的十六通碑编为一部，鹿原又把夏至唐合编为总录一部，考订史书记载的异同，同时订正欧阳永叔、赵明诚、杨用修、都玄敬、王元美、赵子函诸家的得失，沿着流传的枝节追究本源，由端绪探讨到底，卓然成书，用来示给后来的学习者。爱好古物的人，难道能不以此为乐吗？于野得到这部书时，凡是到远方搜访，一定带着良工和纸墨，跟随父亲去摹拓。他披荆斩棘、攀绳探险，有些地方大概是农夫和牧童都不能到达的，但他仍奋力前往，毫不顾惜。回来后放入箱笼，便亲手装裱，还用名贵木材加以保护。又仿佛宝玉还不足以珍贵、轩冕也不足以荣耀，唯独把这些拓本当作珍宝爱惜。世上的人奔逐不息，各自追逐所求，没有人不认为这种做法迂阔。然而立轩先生若不是读书就不快乐，每天看着这些东西便面露喜色，那么于野用来使父亲快乐的，正在这里。况且他和鹿原凭古文辞名闻天下，书法尤其在当时独擅一时，他们所得的东西难道还不更多吗？何况诸子相继而起，用来振兴家学的事业还没有停止。既然如此，以那些东西换取这些东西，于野是不愿意的。我从前在许州，见到关忠义庙中的插刀石，据说是北齐天保三年制作的；大佛莲座上有铭记，仍然可以拓取。又见金陵灵谷寺的钟铭写道：“周辟□钟”，文字作“□□□□”，都是可爱的古篆、古隶。天下遗留下来的文字被弃置在荒僻寂静之中的，还不少。怎么才能让于野这一类人把它们全都收集起来呢？即使成书之后金属腐朽、石刻剥蚀，这些文章仍将存在于天地之间。宿松朱书题写。

译钦定《四库全书》《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上 侯官林侗撰写 夏 衡山岣嵝峰石刻 禹书在岣嵝峰上的刻石，不应称作碑。天地初开时，还没有碑的制度。至于在祝融峰以及其他书院重刻的，有的用四片石，有的用两片石，这才可以称为碑。考察徐灵期《衡山记》说：“夏禹疏导水流、沟通水道，在名山山顶刻石记名。”唐代刘禹锡《寄吕衡州诗》说：“听说祝融峰上有神禹的铭文。”古老的石头有琅玕般的光泽，神秘的文字呈龙虎形状。崔融说：“光明盛大的大禹啊，显著诚信而有文德。龙形的笔画分布在旁，螺旋形的文字平整地刻着。”韩退之的诗说：“岣嵝山尖有神禹碑，字色青、石色赤，形状奇特。摹写奇异的蝌蚪文，像拳曲伸展的薤叶；倒垂的鸾鸟飘舞，停泊的凤凰，攫取着虎螭。事情严密，踪迹隐秘，鬼神也无法窥见。道人独自登上山去，偶然见到了它。我来到这里叹息流泪。千方百计搜寻，究竟在哪里？森森绿树中，猿猴悲鸣。”古人所说的禹书并不一致。像刘禹锡那样，大概只是听说过它的名称，并没有到过那里；韩退之到过那里，却没有见到石刻；崔融所说的，似乎是见过它。宋代朱晦翁和张南轩游览南岳，寻找访问却没有找到。后来朱晦翁作《韩文考异》，于是认为韩退之的诗是把传闻当成事实的错误。嘉定年间，蜀地士人何致字子一因樵夫指引找到了它的所在，把它摹拓下来，刻在夔门观中。后来这些刻本都亡佚了，而岳麓书院和祝融峰等处又重新刻制，辗转相互摹仿，于是各郡各国便有了很多刻石。我的朋友上杭人刘鳌石避乱来到祝融峰，在僧舍读了几年书，常亲自到那里长久抚摸，印拓一张带回来，确实如崔融所说的“龙画傍分，螺书匾刻”。既然如此，这种形制的奇异变化、神灵秘怪，难道是后世摹仿者所能达到万分之一的吗？鳌石又说：那块石头不圆也不方，宽约八九尺，直径约一丈多，还没有到岣嵝峰的绝顶，斜靠在山崖之间，却高出崖壁；形状和颜色不像本山自然形成的石头，似乎是人力搬来安置的。“承帝”二字之间有一个孔，相传是异人用尘柄背负携带到这里的。山峰高不及祝融峰，却比它更加险峻陡峭。若不是长久居住山中的当地人指引，就找不到通行的道路。所以爱好古物如韩退之、朱晦翁这样的人，都没有看见岣嵝字画。它的形体圆转而意态变化，灵异怪诞，无法端详推测。甄丰的奇异字体，颇有它的意味。汉人的隶法、钟繇王羲之的楷书，都各有所本。拙劣的手笔重新翻刻后，神圣的灵迹就消失了。商 比干墓铜盘铭 现在这件东西在卫辉府汲县北十五里比干墓上。府志说：比干墓铜盘铭的碑石残缺断裂，字画已经失真。万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新摹写汝帖，刻石立在墓前。考察薛尚功的说法：开元四年，游子武在偃师耕地时偶然得到一块铜片，形状像盘，四尺六寸长，上面刻字深一分二厘。铭文说：“右边是树林，左边是泉水，后面是道路，前面是山冈，万世的珍宝，就埋藏在这里。”它的左右、前后山冈和道路都还存在，只有“林”字已经没有了，“泉”字还在。考察各种图籍，正是比干的墓。府志又记载周思宸说：至元延祐戊午年，学正王悦临摹汝帖，刻石。如今考察《啸堂集古录》，它同汝帖相差很远；用三代款式、秦汉碑刻来验证，则《啸堂集古录》所录的似乎还接近一些，但旧有字体也未必就一定如此。可惜左右两字有讹误，谨按地形加以改正，并摹写两种篆体，献给博雅君子。路旁有一通殷太师比干墓碑，不知道立于何时，年代久了将要倒下，也命人把它扶正，使往来的人能够知道这里所遇见的遗迹。查阅《通志》，这座墓竟记载在偃师县，于是发文核查，只说是因耕田者得到铭文，却终于忘记了墓地所在。唉，同一篇铭文，为什么两地都说得到它呢？这里有庙和墓，志书却没有记载；那里没有实物，却虚妄地记载了它。书籍记载不能完全相信，就是这样啊。【《史记》说周武王封比干的儿子坚为长林侯，这是林氏得姓的开始，不敢忘记。】我庚子年夏天进入秦地，经过函谷关，距关门几步路，北面山腰上有龙逢墓的墓碣，高不过三尺，山势很陡峭。三十多年后，壬申年春二月我再次经过关门，墓碣已经倒下了。如今称为忠臣的，首先是龙逢和比干；比干的庙墓尤其兴盛，龙逢却缺少祭祀和表彰，后人表彰的功劳怎么可以少呢？我起初惭愧自己不能登山拜墓，后来又惭愧作为旅人不能替他竖立碑碣，只有一番感慨。周 坛山石刻 “吉日癸巳”四个字，世代传说是穆王登坛山时刻在石上的。宋代宋祁寻找并摹写了它，县令刘庄凿取后带回州中。权郡事李祐把它嵌置在公事厅右壁，并为它作跋。宋濂考察其款式，认为“吉日”二字同周代淮父卣、伯硕父鼎、齐侯镈钟等器物的款式相合，确实是两千年来的奇迹。赵明诚《金石录》却单独因笔画类似小篆而表示怀疑。如今考察石鼓文多用小篆，恐怕当时小篆和蝌蚪书兼行。赵明诚已经相信石鼓文是周人所书，为什么唯独对此表示怀疑呢？宋人施宿认为这是州衙旧有的石刻，在政和五年取入内府。这样看来，现在的石刻也可能是后人翻刻的，不能确定。宋濂曾在浦阳山房摹刻此石，仍亲自作跋，也有拓本流传于世。现在石刻在儒学公堂门西壁。石鼓文 石鼓共有十面，现在在京师国学先师庙公堂门的左右两侧。关于这些石鼓，前人的论述已经很详细了。从周宣王到唐宪宗元和年间，相距一千六百多年；如果从宇文周到元和年间计算，则只有四百年左右。韩、韦诸公博学而喜好古物，难道会把距今四百年的器物认作一千六百年的遗物而不知道辨别吗？后人强行认为石鼓文辞意浅近，又因其字体不是蝌蚪书而接近小篆，便怀疑它，也太过分了。金人司马定国根据字画考察，认为是宇文周所造，并写了万余字的辨论。杨用修随后附和他，又陷入迷惑。韩昌黎洗濯冠帽、沐浴身体，祭告国子祭酒，请求把石鼓移入国学，却没有成功。当年石鼓从岐阳运到长安，不过几百里；元人却能够把它从秦地运到燕都，相隔三千里。中朝的大观，究竟怎么样呢？有元人潘迪的音训，另立一石。我还收藏有宋淳化年间檇李沈揆的摹本，把石鼓文字缩小摹写，尤其精美，共四百五十字。焦山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