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下

译慈恩寺《塔圣教序》及其记文 《三藏圣教序》是文皇帝所撰。《述三藏圣教序记》是高宗在春宫时所撰。褚遂良奉诏分别书写，各刻成一块碑。文皇帝的序龛在塔门东面，高宗的记龛在塔门西面。这里不受风雨和牧人樵夫侵扰，所以保存得最为完好。两块碑都高四尺三寸，宽都为二尺一寸。序有二十一行，每行四十二字，永徽四年十月立。记有二十行，每行四十字，永徽四年十二月立。考察高宗为文德皇后建寺，名为慈恩寺；建造佛塔，名为慈恩塔，如今称为雁塔。因为唐代在这里张贴进士榜，所以有各科进士题名的石碑。寺院长久废毁，几乎全部荡然无存，只有塔高高耸立，像鲁国灵光殿一样，位于高坡之上，名叫塔坡。塔下有居民几十家，如今也有一座寺，但规模很小，可知已不是昔日的旧貌。自从宋代熙宁年间失火以后，塔就不能登临。直到万历年间才开始修葺，加设了梯子可以登上去。如今又坏了，只能登到第四层，但关中千里景色已经尽收眼底。只是想寻找唐人的题咏，如孟郊、舒元舆这一类的作品，却无法看到。塔下四门用石头作横梁，横梁上的唐代佛像画精妙绝伦，却被游人用恶劣的笔迹题写刻画，实在可恨。塔前附近原有碑亭，万历乙卯年秦地发生地震，塔顶坠落压垮碑亭，碑也碎了，唐代的题名一块也没有保存下来。只有尊胜石幢在东边台阶下安然无恙。唐史又记载，高宗亲自撰写并亲自书写《慈恩寺碑》，玄奘迎接并安置在寺中，用皇帝出行的车舆卤簿和天竺的法仪引导，随从僧众十分盛大。皇帝登上安福门观看这一仪式，可以想见当日金碧辉煌的盛况。如今这块碑已经亡失。它的南面又有曲江、杜曲、韦曲等名胜，如今一眼望去只是平坦的田野，成为种植禾黍的肥沃地区。像慈恩寺这样的名刹如今也泥土堆积、尘土封闭，僧徒只有几个人，背着米到南边田地里去，茫然不知道《楞严经》《法华经》是什么。难道昔日过于兴盛也会有衰败的时候吗？假使慈恩寺在江南，报恩寺、瓦棺寺就不能独自专擅它们的美名了。唐代旧例，天子出游，秋天登临慈恩寺佛塔，进献菊花酒祝寿。同州《圣教序》及其记文 这块碑把序和记合在一起书写，立在同州倅防，龙朔三年建立。碑石高五尺三寸，宽三尺，共二十九行，每行五十八字。王元美说它遒劲飘逸、婉转妩媚，波磔拂掠之处像虬龙一样，仿佛铁铸，线条似乎胜过慈恩寺的两块碑。王元美考据非常详尽，说碑上称龙朔三年，是因为考察褚遂良在永徽六年被贬为汉州刺史，永庆三年迁任桂州，没多久又被贬到爱州，一年多后去世，未曾活着到达龙朔年间。难道褚遂良曾经写过它，到这时才摹拓上石吗？碑上称“永徽四年中书令臣褚遂良”，考察本传和宰相表，褚遂良在贞观末年任中书令，后来罢免；永徽三年以吏部尚书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四年升任尚书左仆射。碑上原先署写的官衔，疑心是后人增补的，这一点无法知道。但如果怀疑它是翻刻的，那么是因为王元美没有到过关中，不知道这两块石碑所在的位置罢了。考察《玉海》，太宗撰写《圣教序》，高宗当时是太子，又撰写记文并刻碑，安置在慈恩寺佛塔中，永徽四年十月由褚遂良书写。这样看来，塔本似乎应当是当年的真迹；而同州碑反而胜过它，或许是褚遂良偶然写得意的一篇，所以也刻在石上。《道因法师铭》李俨撰写碑文，欧阳通书写，龙朔三年建立。碑石高六尺二寸，宽三尺，共二十四行，每行七十三字。如今在西安府学墨洞。王元美说：“评论者认为欧阳兰台在疲弱怯懦方面不如他的父亲，但险峻方面超过父亲。《道因碑》像病中的维摩诘，像清寒而品格高尚的士人，虽然不富于逸乐，但眉宇之间有风霜之气，值得珍重。”赵子函说：“兰台原本学习父亲的书法，但略加变化而成为险峻的笔意，有时兼有隶书和分书的笔法，自然是南北朝书风的余韵。”李仲璇的《孔庙碑》由赵文渊书写，华山和岳山也可以倒过来观看了。《定公断碑》【龙朔三年，隶书】三原县是汉、唐时期京畿附近的地区。县北六十里是白鹿原。唐太祖永康陵、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都在白鹿原上。献陵所葬的万王、二位贵妃、馆陶公主、悼怀太子、普滕王元婴、河间王孝恭等十六王，以及并州总管张沦等六位大臣的墓，也都在那里。如今只有淄川郡王李孝同的墓碑保存下来。其他还有上蔡侯臧怀恪、东海郡公于辨机、黄隋刺史于大猷、都督臧希晏、剑州长史李广业六块碑保存着。至于燕公于志宁，唐初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他的墓和碑都在县北万寿乡。碑额题为“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公之碑”。县志记载说：“这是于立政碑，错了。”癸卯年夏天，我命工匠摹拓三原的各块古碑，因而得以读到燕国公的神道碑。后来又命人到原上广泛搜寻石刻遗迹，在泥中得到一块残碑，仅存隶书三百六十七字，和《马高唐公碑》出自同一手笔，无疑是殷仲容所书。碑上有“龙朔三年岁次癸亥二月葬于三原县万寿乡，谥曰定公，礼也”等语。它与燕国于公葬在同一地域，都谥为“定”；其下葬时间在癸亥年，燕公下葬是在丙寅年，大概是前四年的事。不知道应当在《唐书》中再查找这究竟是什么人。只是这块石碑在此前不知已经埋没了多少年，自从我摹拓以后，恐怕也不能再在世上见到了。

译《都尉李君墓志》李君名文字纬，以麟德元年安葬在同州冯翊县武城乡的原野上。石方总长各一尺四寸，共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现藏在同州学宫。贞观年间有一个叫李纬的人，太宗征讨辽地时，房玄龄留守，以李纬为民部尚书；奏疏送到后，太宗说：“李纬胡须漂亮，我已经听说了，赶快换掉他。”那个人名叫纬，这个人字是纬。《新唐书》记载房玄龄字乔，是单字，唐代有很多这种情况；有人因此认为这是褚河南所书，其实不对。大概是唐初有人学习褚遂良书法而写得十分相像罢了。《燕国公于志宁神道碑》碑文剥落，不知道是谁撰写、谁书写。碑石高六尺，宽三尺二寸，共四十五行，每行九十五字，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建立的。但于志宁死于麟德二年十月，而在干封元年丙寅年十一月下葬。癸卯年夏天，我已经把三原的各块石碑全部读过，县志把这块碑当作于立政碑，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碑虽已剥蚀，但仍能辨认出几句话，于是考察《唐书》，又和友人申嵂赶到墓下拜谒，摹拓碑额，题为“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公之碑”，已经清楚无疑了。大概吏部郎中于立政是于志宁的儿子，而东海公于辨机、黄隋刺史于大猷又是于立政的儿子。于志宁的墓和碑都安然无恙，还保存着四尊石兽。至于于辨机、于大猷二人的碑还在，墓却已经变成田地了。县志既不记载燕公，也不知道于立政墓在哪里。乙巳年修撰《秦志》，主持此事的是河滨李楷叔则先生，我把燕公墓碑的始末记录下来，请求修改订正志书。叔则先生挽起衣袖称好，认为这是对古人的有功之事。过了一年，我到达澶州，叔则先生写信郑重告诉我，说已经改正。如今我看到《秦志》，却仍然沿袭以前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例如杜莱公杜如晦的墓在昭陵，却又记载在城南司马村；段太尉段秀实的墓在隣洞县防岸斜口镇，却又记载在汧阳县。郡县志书不值得完全相信，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又《石墨镌华》说：赵明诚有一块定公曾孙默成的碑。默成任沛县县令，早年去世，因为他的儿子休烈显贵，肃宗、代宗时期也得以立碑。默成不知道是于辨机还是于大猷的儿子，这块碑也在三原。这样，休烈到定公正好是五代。又考察碑文，燕公的祖父于谨，是周太师，谥号刚父；于宣道，是周大将军，谥号献。定公以上七代的世系在这里可以考见。史书已经散失很多，县志又已经失传，贤人君子评论定公后代时，仍然有升沉显晦的命数寄托其中，实在令人感慨。燕公是高陵人，如今县邑中还仍有姓于的读书人出仕。《淄川郡王李孝同碑》碑在三原县北的白鹿原，不知道是谁撰文，《诸葛思祯书》。咸亨元年建立，碑石高六尺六寸，宽三尺，共三十行，每行七十五字，剥蚀了一半以上。考察可知，李孝同是太祖的堂祖弟、淮安靖王李神通的儿子；太宗为秦王时，李孝同隶属于他。李孝同趁机会启奏靖王说：“秦公的相貌和目光非同寻常，功业又大，即使不是储君，也必定承受帝位。”靖王心里认为他说得对，这也可以算是有先见之明。诸葛思祯曾临摹内府收藏的《兰亭》，赵子函认为其笔法像虬龙一样强健，波磔拂掠之处很像褚河南的书法，值得珍藏。献陵陪葬的诸王中，如今只保存这一块碑。《碧落碑》【咸亨元年】如今在绛州。《洛中记异录》说：刺史李谌为母亲房太妃追荐而造像，像造好后，有两个道士来请求书写碑文。关闭门户三天，才打开门，两个道士已经化作两只白鸽飞走了。篆文完整地显现在佛像背面。这种说法很怪诞。然而李阳冰观看它七天仍不忍离去，学习它十二年也没有学成，可见它的精妙到了这种程度。又说李阳冰毁掉其中几个最好的字后离去。篆文原刻在佛像背面，州官认为不便于摹拓，另刻一块放在庙中。如今流传的都是摹本。碑文说：“有唐五十三禩，龙集敦祥。”欧阳修认为这是高宗总章三年，董逌认为是咸亨元年。考察总章三年三月才改元为咸亨。释文说：郑承规书写，咸通年间建立，书法方正整齐，很有欧阳询、虞世南的遗意。《唐书》说韩王元嘉在垂拱年间迁任绛州刺史。《洛中记异》却说刺史李谌为母亲房太妃追荐造像，两种说法并不相合。我考察韩王元嘉和滕王元婴都陪葬在高祖献陵，在三原县北；房太妃应当也随葬在那里。然而陪葬献陵的十六王中，只有淄川郡王的一块残碑保存下来。众多坟墓像星星一样排列，已经无法指认究竟是谁的墓。向东望去，晋州、绛州相距四百多里，中间只有盈盈的黄河，仿佛衣带般的水面罢了。

译《集王圣教序》碑在西安府儒学墨洞。咸亨三年，玄奘法师从西域回来，用两辆车运载佛经六百五十七部，皇帝下诏让他在慈恩寺翻译，参与的僧徒有几千人。太宗为此撰写《圣教序》，高宗在春宫时撰写《述圣教序记》。永徽初年，褚遂良奉诏书写石碑两通，竖立在慈恩塔门的西、东两侧，于是成为佛教中的冠冕，为僧侣们所仰望。太宗喜爱王羲之的真迹，寺僧怀仁用一枚金钱换取一个字，集成这块碑，把两位皇帝的序、记、批答以及《心经》合刻成碑，又用天竺仪仗引导送到慈恩寺，天子登楼观看，可以说盛大极了。王元美说：“有人认为它的结体没有另出新意，偏旁部件多有假借，大概集字书写不得不这样。”如今慈恩寺已经毁坏，这块石碑移到郡学墨洞，覆盖在宽大的屋宇之下，南面正对玄宗《孝经》石台，北面相对立着，四周环绕石经和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碑刻，秦地人称之为墨洞。这块碑被世人极其珍视，洞中的工匠轮流每天摹拓，几乎没有空闲时刻，碑的神采已经完全没有了，只略具形貌而已。嘉靖乙卯年地震，石碑断成两块，不要说宋代摹本，就连刚断时的摹本也难以得到。然而世间流传的本子已经很多，花高价还可以得到，远没有定武《兰亭》那样绝迹。重刻的本子大多美丑相杂。原石有方形底座和螭首，上下两侧都刻有佛像和莲花座，极其精致；石质莹润。碑身高六尺七寸，宽三尺，共三十行，每行八十六字。《黄隋二州刺史于大猷碑》碑在三原县北面的原上，碑文剥蚀了一大半，不知道撰文、书写的人。于大猷卒于圣历三年。根据碑文中还能读出的文字，大猷是燕公于志宁的孙子、吏部郎中于立政的儿子、东海郡公于辨机的弟弟。赵子函说，其书法完全出自褚遂良，峻拔遒健，可以说得到了褚书的神髓。这块碑没有武后制定的新字，疑心不是在武后时期建立的。我到达墓下时，距离燕公墓不远，但碑文被削去了一半以上。《骑都尉冯本碑》周先天元年，阎朝隐撰文。碑在高陵县西南七里，冯本的儿子敦以分书书写。《镇军大将军契苾明碑》碑在咸阳县北五里的原上，由娄师德撰文，殷元祚书写。周先天二年建立，碑石高八尺六寸，宽四尺一寸，共三十八行，每行七十七字。碑最大而且高，文字大多完好。殷元祚也学习褚遂良的书法，然而逼近真迹之处，只是因为使用了武后新制定的字。《比丘圆满塔碑》【正书】碑在西安府城南的华严寺。赵子函说：“铭石已经断裂残缺，不能保存一半。华严寺破败的墙垣中得到的这篇书法作品没有署名，完全出自褚遂良。波磔拂掠之处虬龙般强健，无与伦比。铭文中有‘神龙二年’和‘镇国太平公主’等语，应当是中宗时期的人所作，是学习褚遂良书法的人。” 《赠歙州刺史叶慧明书》如今在金乡县。开元五年，江夏李【缺字】、国子太学生【缺字】以八分书写。这是叶法善父亲的本传：叶法善是括州括苍人。叶家三代都做道士，都有摄养和占卜的术法。高宗听说叶法善的名声，征召他到京师。叶法善侍奉高宗、则天、中宗，近五十年，曾往来于名山之间，多次奉诏进入宫禁，皇帝都以礼相待，向他询问道术。然而他排斥佛法，议论的人有时讥讽他态度反复；因为他的术法高深，最终没有人能测知他的底细。睿宗即位，称赞叶法善有辅佐之功，先天二年，授任鸿胪卿，封越国公，仍旧称为道士，只住在京师的景龙观。又追赠他的父亲为歙州刺史，他活到一百七岁去世。《兖州都督于辨机碑》【开元五年，正书】碑在三原县北面的原上。据金石文字考证，是姚崇撰写的。碑石残缺，没有书写者姓名。考察可知，于辨机是燕公于志宁的长孙、吏部郎中于立政的儿子、刺史于大猷的兄长。碑文说，于辨机的弟弟于大猷被封为东海郡公，追赠为兖州都督，葬在三原县万寿乡的祖坟中。我特意拜谒燕公墓，于辨机、于大猷两块碑相距不远。于大猷的墓仅存像墙一样的遗迹，于辨机的墓已经夷平了。不过他的碑还保存着。《庐山东林寺碑》

译碑在寺中，开元五年由李邕撰文并书写。《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开元八年，李邕撰文并书写】碑在蒲城县金粟山。北海此碑久已在人间赫赫有名。米元章说它峭拔强健而又生涩疏宕，似乎不太恰当。如今碑的下半截已经全部剥蚀，上半截尚存的部分却风神奕奕。朱秉器说良乡也有此碑，并反过来说蒲城这块是赵文敏临摹的书法，实在是妄加臆断。至于良乡那块是否为赵书，就不得而知了。杨用修说此碑已经断裂，有人用铁箍束住；又说它已经亡佚，这些都不是事实。六诏的传说不足为信。李思训陪葬于睿宗桥陵，墓至今尚存，此碑就在墓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八年〕 碑在华阴县城东五里华岳庙五凤楼内甬道的东面，由咸廙撰文，李休光题写碑额。《金石文字记》说：碑文就刻在后周天和三年颂碑的南面；碑的右旁有颜鲁公乾元元年十月的题名，大字三行，其中缺十字。左旁有贾竦元和元年十月所作的《华岳庙寺诗》。太和六年四月，侄男宣义郎、行华州参军琡在碑的下方重修，也有唐人题名。此碑前后的空白处，有许多宋人夹杂刻入的题名，幸而正文都是分书，题名有隶书或行书，并未混杂。庙中的古碑在嘉靖末年因地震大多毁坏，唐碑只有这通和韩择木的两通仍然完好。《衡山岳麓寺碑》【开元九年】。碑在寺中。李邕书写的《东林碑》和这通碑都是两块石碑，也都有拓本。而且此碑石质粗劣，刻工也不精。怎么能和《云麾碑》相比呢？王元美说，即使只剩残纸断墨，也仍然足以使人倾倒；赵子函说，它可以和《云麾碑》相提并论。《镇军大将军吴文墓铭》【集王书】。一种说法是：兴福寺碑，也叫半截碑，在西安郡墨洞。赵子函说：此碑断残后，被丢弃在西安城南的城壕中。王尧惠等人见到它，把这件事告诉郡守，郡守便将它抬到泮宫。此碑是为大将军吴文所立的兴福寺碑，由僧人大雅集录王羲之的书法。根据我所看到的笔法，远不如《圣教序》，应当是集字者不及怀仁；而且碑中有开元九年的字，怀疑又是从《圣教序》等刻本中摹集而成，并非王羲之的真迹。顾宁人说：碑文中有“夫人李氏，圆姿替月，润脸呈花”这样的句子。唐人描写妇女容貌，还保留着《硕人》诗的意味；如今人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适，不肯再写这样的话了。《集王四十七字残碑》。自从怀仁集成《圣教序》以后，唐人集王羲之字的作品又有多种。我让拓工到处搜寻残碑。西安城南城壕中有一片无字石，从土中挖出后，得到四十七个字：“晋是以典疑，广神后飡桂极佳。教者之正合朽骨，石异物传露添异，空空无扬讃多。尚书文林纷粤，縁何以显知慈感纷糺？”这些字宛然如《圣教序》最初拓本中的字，使人深深感叹唐代石刻磨损剥落得太多了。这四十七个字自从我拓下以后，就不能再传给世人了。我惭愧比不上王尧惠，也没有好事的郡守把它抬入泮宫，装接在吴文墓志之后，作为集王书中的楷法。《御史台精舍碑》。碑在墨洞，由崔湜撰文，梁升卿书写八分，开元十一年立。御史台是什么地方，怎么会纳入精舍呢？谄媚佛教，实在可鄙；如果这是崔湜所为，那就更加成了佛教的罪人。只是梁升卿当时声价很高，东封朝觐时所作的序石已经被粗俗之人毁坏，唯独此碑完好无恙。《娑罗树碑》【开元十一年，李邕撰文并书写行书】。碑在淮安府城中，刻工恶劣，不值得观赏，远远比不上《东林碑》和《岳麓碑》。《净业法师塔铭》【开元十二年】。碑在西安府城南香积寺，由毕彦雄撰文。没有署名书写者，赵子函说：书法也是学习褚遂良的，刚劲之处很像他，只是钩磔的笔法稍稍不及。万历年间，侍御杨修龄极力称赏它，于是拓本很多。石碑本身仍然完好。《大智禅师碑》并碑阴。碑在西安府墨洞，由严挺之撰文，史惟则书写八分，并篆写碑额。开元二十四年九月，碑阴也刻有记文，由阳伯成撰写，史惟则书写分书；时间为开元二十九年。窦泉《书谱》称赞史惟则的书法能够折衷古今，随字体大小而变化，如同登高便能看得远，俯视川陆便尽收眼底。如今看这通碑，确实是开元年间分书的第一流。智师见于《方技传》，传文说他死于开元二十年，碑文却说是开元二十四年。三藏玄奘的卒年，传记和塔铭所记也不相同。《大德进法师塔铭》。碑在西安府实际寺，由陈光撰文，僧人智详正书，开元二十五年七月立碑。如今残缺，只剩下大致形状，书法也是善于学习褚遂良的风格。《大德檀法师塔铭》【开元二十五年正书】。碑在西安府城西，金胜寺就是唐代的崇仁寺。由姜立祐撰文，没有署名书写者。赵子函说：“行草笔法圆润劲健而清逸，应当可以和《建初大遍觉铭》相比。” 并列观赏。《铁弥勒像颂》【开元二十九年】。碑在交城县石壁寺，由林谔撰文，房嶙的妻子高氏书写行书。此寺从元祐年间至今曾三次毁于火灾，碑也多次重刻，却仍然光彩焕发到这种程度，深得王羲之《圣教序》的神意；闺阁女子的用笔，没有谁能超过她。欧阳修《集古录》说：“我所搜集记录的古文，从周、秦以下直到显德，共有一千卷；唐代的占十分之七八。唐代名臣显达之人，直到山林幽隐之士所书写的作品，无不收录，至于妇女的书法，只有高氏一人。她所书刻石而流传至今的，只有这篇颂和安公美正颂两碑，但两碑的笔画、字体相距很远，几乎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我怀疑是摹刻不同，也不应当相差如此之远；又怀疑是好事者借高氏之名以制造奇异，识者应当自行辨别。”他又说：“我和蔡君谟谈论书法，认为书法兴盛，没有比唐代更盛的；书法衰败，也没有比今天更衰败的。我所记录的书法作品，从于頔、髙骈直到陈游环等人的都有。大概武夫悍将以及楷书书手一类人的字，也都可爱。如今文士儒生虽然兴盛，但书法值得屈指而数的，不过两三人，并不是全都不会写，大概只是忽视了书法而不去写罢了。唐人的书法流传到今天而名字在当时并不显著的，如张师立、缪师愈之类，大概多得数不清。” 如果不是我把它们记录下来，它们将会在后世悄然泯灭。我的集录古碑，并不是没有益处啊！” 《梦真容碑》【苏灵芝行书】。碑在盩厔县楼观。玄宗亲自说梦见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说京城西南一百多里处有他的形像，于是玄宗命使者和各道士一同寻找，终于在盩厔县楼观东南的山冈之间找到，迎接到兴庆宫。这件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九年四月。

译《玄元灵应颂》【天宝元载】。碑在盩厔县楼观，由戴琁撰写序文，刘同升撰写颂文，戴伋书写八分。赵崡说：“这篇颂刻在《宗圣观记》的北面，唐人的分书非常好，只是经过元人翻刻本后笔力减弱了。”碑侧有宋代苏轼的书法和诗，另有其弟苏辙的诗。年代久远，碑文剥蚀，元人另行摹刻了一碑，但与碑侧字迹相比，笔法也有所减弱。《隆阐法师碑》。碑在西安儒学，天宝二年。首行题作“唐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并序”。下面写着“怀恽及书”，实在难以理解。只是它的书法也出自《圣教序》，稍微完整妍媚一些，却缺少萧疏的意趣。《述圣颂》。碑在岳庙东道院，由达奚珣撰文，吕向撰写颂文并用正书书写，天宝十三载。碑阴上方有韩赏所作的《岳神文》，由韩择木书写分书；下方有大历九年华阴县令卢朝彻谒岳庙文，以及贞元九年、十三年的题名。左旁有乾元元年张惟一的祈雨记，右旁有上元元年华阴县令王有等人的题名，由李枢书写。上部为篆书，下部为八分书。高宗乾陵有《述圣颂》，由武后撰文，中宗书写，笔势劲健，得欧阳询、虞世南的神韵。遗意石从于阗运来，用金屑填饰，照耀着陵园。后来倒塌断裂成数段，万历年间赵子函见到其中两段。我登上陵墓时，已经看不到这块石头了。《心经》【无年月，郑万钧草书】。原来在长安百塔寺。成化年间，西安守孙仁将它移置到墨洞，共三十行。后来尚有“二年岁除、先姊忌辰、百塔寺内”十二字，如今也亡佚了。《祈雨记》。在岳庙《述圣颂》的左侧，由张惟一撰文，李权书写分书。乾元二年。《华阴令王宥谒岳记》【上元元年】。碑在岳庙精享碑的下方，上部为篆书，下部为八分书，由李枢书写。王伯厚说：“华岳题名有五百一十一人，重复题名三十一人，从开元直到清泰，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通、述圣颂以及鲁公乾元记，不过二十多人而已。”又因为地震之后，用碎石装砌在岳庙大门墙上，也有唐人的题名。如今王无异拓得的总共九十二人，其中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隐的名字。欧阳永叔说：“华岳题名从唐开元三十三年到后唐清泰二年，实际经过二百零一年，题名者五百一十一人，重复题名又有三十一人，辑录为十卷，往往都是当时知名人士。有的兄弟一同游览，有的子侄一同侍从，有的同僚属官和将佐都在其中，有的山人处士相互携伴，有的奉使奔走而有行役之劳，有的登临高处、远望山川而极尽游览之乐。他们的富贵贫贱、欢乐忧悲，不只是人事千头万绪，也反映了世事变迁和多种祸患。开元二十三年，岁在丙子，这一年天子亲自耕种籍田，大赦天下，群臣正在歌颂太平，请求举行封禅，大概是唐代极盛的时期。清泰二年，岁在乙未，是废帝篡位的第二年。这一年石敬瑭以太原反叛，召契丹从雁门关进入；废帝在洛阳自焚，而晋高祖从太原进入，是五代极其动乱的时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十一人、二百一年〕 前后一共二百年间，有时太平，有时动乱；有时兴盛，有时衰败。来往的人，先后题名的人，虽然穷困或显达、长寿或夭折各不相同，但这五百多人最终都归于死亡。他们的姓名和年月，经受风霜剥蚀，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消失；保存下来的，只有千仞高山和石上泉水罢了。因此特意把他们的题名刻石记录下来，每次抚摸这卷记录都不禁感慨，这和面对长河叹息逝者有什么不同呢？治平元年清明后一天书写。《左金吾卫将军臧希晏碑》。碑在三原县北白鹿原，立于广德二年，由韩秀弼书写八分。臧希晏与他的父亲右武卫将军臧怀恪、伯父羽林大将军臧怀亮，以及兄弟七人的墓，都在原上。臧怀恪的碑由颜鲁公书写，和这通碑一同保存。其余墓葬仍在，但碑已经亡佚。《三坟记》《先茔记》。两块石碑都在墨洞，都由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元代吾丘衍《学古编》说：阳冰名潮，是杜甫的外甥，后来以字行世，因而把“阳冰”作为名字，另有别字少温。考察杨用修认为李潮另是一个人，顾宁人也说阳冰是赵郡人、李太白的从叔；他的字少温见于《宣和书谱》，与他的名字相应。如果名为潮，却把阳冰、少温作为字，意义上都没有可取之处。而且阳冰擅长篆书，李潮擅长八分书。考察赵氏《金石录》所载《城隍神祠记》《忘归台铭》《孔子庙记》《先茔碑》《三坟记》等，都是李阳冰的篆书；而《慧义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志》是李潮的书迹，那么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就很清楚了。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说：“苍颉鸟迹已经模糊不明，字体的变化如同浮云。陈仓石鼓也已经讹误，大小二篆由此产生八分。秦代有李斯，汉代有蔡邕，中间的作者绝迹不闻。峄山的碑被野火焚烧，枣木翻刻流传，字体肥厚而失去真貌。苦县的《老子道德经》碑骨力挺拔，书法贵在瘦劲强硬，才能通达神韵。可惜李斯、蔡邕不能再见，我的外甥李潮下笔亲切。”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若要数八分书家，李潮把这两人合在一起成为三人。何况李潮的小篆逼近秦相李斯，像快剑和长矛森然相对。他的八分书一字价值百金，仿佛蛟龙盘曲搏击，筋肉屈强。吴郡张旭以草书自夸，草书不合古法，只是徒然雄壮。哪里比得上我的外甥不放纵流宕，足以和丞相、秘书郎蔡邕这样的前辈相提并论。巴东遇到李潮后，过了一个多月还请求我作歌。我如今衰老，才力薄弱，李潮啊李潮，我又能把你怎么样呢？”

译《华阴令卢朝彻谒岳记》。与《祈雨记》刻在同一块石碑上，大历九年。《赠兵部尚书清源公王忠嗣碑》。碑在渭南县东关内，大历十年，由元载撰文，王缙书写正书。碑阴有宋代崇宁、元丰年间王临、吕希逸等人经过墓地阅读碑文后所作的题记。考察《唐书》本传：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任五原太守。开元二年七月，他与吐蕃交战，起初以胜利上报，后来战败阵亡。王忠嗣当时九岁，玄宗召见他，他伏地哭泣。玄宗抚摸他说：“真是羽林军的遗孤啊，我应当把你养壮，让你领兵。”于是赐给他今天这个名字，养在宫中。他长大后雄健果毅而少言语，后来被皇甫惟明陷害，贬为东阳府果毅。因杜希望的请求，他前往河西，跟随攻下新城，击破吐蕃，功劳最大，转任朔方节度使。他与奚人在桑干河交战，攻取回纥右厢并使叶护投降，加授左卫大将军，塞外于是安定。王忠嗣勇敢而意气强，然而担任将领后却持重谨慎。从朔方到云中，连续绵延数千里，占据险要，修筑城堡，不断向远方开拓土地。自从张仁愿修筑受降城以来，王忠嗣继承了他的功业，同时佩带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的印信，统辖万里之内的精锐军队和重要地区，这是近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当时正准备攻打石堡城，王忠嗣认为还不可行。李林甫于是诋毁他，玄宗便在面前下诏命董延光攻取石堡，并命王忠嗣分兵响应。王忠嗣不得已出兵，但没有制定赏格。兵马使李光弼劝他说：“大夫爱惜将士的性命，原本有拒绝董延光的心意；即使名义上接受诏令，交给数万军队，却不规定重赏，那凭什么激发将士的勇气呢？董延光攻打石堡不成功，一定会把罪责推给大夫。大夫为什么要吝惜数万匹绢帛，反而让进谗之人有话可说呢？”王忠嗣说：“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得到一座城不足以制服敌人，却白白杀死数万无罪之人，这是我王忠嗣不肯做的事。将来即使天子责罚我，我又怎么忍心拿数万人的性命去换取一个官职呢？”李光弼说：“大夫能够实行古人所实行的道义，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快步出去。董延光果然上诉说王忠嗣阻挠军队进攻。防御安禄山所筑的雄武城时，安禄山请求王忠嗣相助，想借机把他的军队留下。王忠嗣上书说：“安禄山必定作乱。”李林甫更加憎恨他，诬陷王忠嗣在宫中抚养时曾说：“我想拥立太子。”玄宗大怒，将他交给三司审讯，按罪当死。哥舒翰当时正受宠，请求用官爵赎王忠嗣的罪，于是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四十五岁时去世。后来终于攻下石堡城，但士卒死亡几乎殆尽，果然如王忠嗣所说。宝应年间，追赠兵部尚书、太子太师。宋祁说：“以王忠嗣的才略来看，攻取石堡所得抵偿不了伤亡，唐玄宗却高价换取一座空城；他能察觉安禄山作乱的苗头，可以说是深谋远虑。” 然而他最终死在流放之地。自古以来，忠臣善于为国家谋划，却在保全自身方面失策的，多得数不清，真是令人惊叹！王世贞说：“哥舒翰竭力争辩、维护道义，这是有能力的人才能做到的；李临淮能够预先看出事变，这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到的；清源公是仁者，他的见识深远而卓越。”来斋林侗说：“王海宾战死在青海以西，玄宗把他的遗孤养在宫中，恩宠优厚，千年以后仍使人为之感泣，何况亲身接受过这种恩赐的人呢？清源公不替自己谋求，确实是有原因的。只是玄宗开始厚待而后来薄待，开始任用贤人而后来反听信谗言，也开始治理而后来造成动乱；然而社稷没有覆亡，唐朝国运再次安定，依靠旧日的部曲，成就了光复的大功。他当初那一念真诚恳切，本来就有深入人心的力量。”考察：元载是清源公的女婿，为岳父制作墓道石，文章内容与史传相合，只是沿袭六朝遗风，语言多用骈偶，不足以阐发清源公的宏伟谋略和重大节操。王缙是右丞王维的弟弟，当时诗歌方面并称王维、崔颢，书法方面并称王缙、李邕，还说王缙超过薛少保薛稷。王缙的书法本来就很有名，也是松雪翁学习取法的对象。元载、王缙一同任宰相，最终都因贿赂败露；元载固然有罪，但他的妻子王氏却把他交给长安县杖杀，使他连清源公一生的庇护也没有得到，这可以和邺侯的儿子遭遇同样令人感慨。《东明五言诗》。在秦藩司后堂西仓台前，碑的前首有“谢灵运书”四字，于是便相传为谢康乐的手笔。然而董元宰收入《戏鸿堂帖》，在跋文中说：“项元度拿出谢客的真迹给我看，我刚展开卷子，便断定是张旭所书。卷末有丰考功的跋。项元度坚称是谢灵运书，我对他说：‘四声是沈约确定的，狂草始于伯高；谢客在世时，这些都还没有。况且《东明》二诗本是庾开府的《步虚词》，谢安怎么能够预先书写它们呢？’元度说：‘这正是陶弘景所说的“元常老骨，更当荣造”的情形了。’于是我替它改写跋文。只是还不知道当初刻石时，究竟依据什么认定是谢灵运所书。” 《千字文》断石、《肚痛帖》。这两块石刻都在西安墨洞。张旭草书帖中说：“忽然肚子痛得不能忍受，不知道是寒还是热导致的，想服大黄汤；无论寒证还是热证似乎都有益处，该怎样处置呢？”王元美说：“这两帖出神入化，恍惚难以测度。”如今《千字文》断石有五块，《肚痛帖》有一帖。宋人李丕绪为僧人彦脩刻写草书诗，并把此帖附刻在末尾。元美说：“僧人的书札极其恶劣，怎么可以排在长史之前？”我装裱时，把东明《千文》和《肚痛》列为张长史的三帖，并且认为怀素师曾学习仿效它们，所以把它们录在怀素师之前。彦脩的草书没有收入。《怀素自序帖》。怀素《自序》草书，作于大历十二年丁巳；嘉靖年间，长洲文氏刻在石上。元美说：“此帖如并州的劲铁、北山的疾鹰，奇特矫健，无可匹敌，在各种书体中独居首位。然而也正因如此，不能与二王结盟，只是在江淮一带显得峭拔强劲罢了。”真迹历经数位宰相之家，后来归陆▯宰所有。近来听说有一位总帅用八百金买下，又进入平津邸了。唉！怀素师不习莲花梵字，创作此作本有其意义；如今它的墨迹堕入绢素之间，伴随着朱提之金进入紫禁宫门，辗转流落于粉黛之中，面对肥肉美酒，岂不是更加受到沉重的羞辱吗？怎能得到祖龙焚书之火，把这种累劫的障碍烧掉，那才痛快呢！此帖先前进入严相府第，如今又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赠扬州都督段行琛碑》【张增正书】。

译在汧阳县，没有撰文者姓名，李同系篆写碑额，大历十四年立。考察可知，段行琛是段太尉秀实的父亲，汧阳人，墓在汧阳；因段秀实贵显，追赠扬州都督。段行琛死于朱泚之乱，德宗把段太尉改葬在皇陵岸边以东，亲自撰制碑文，皇太子李诵书写碑末，说：“用来记载我的过错，并且表彰善人。”如今碑在临潼县斜口镇已经亡失，墓还在，民间称为“烈士冢”，并未迁回汧阳安葬。《秦通志》在汧阳县记载段府君行琛墓，又记载太尉段秀实墓，为什么没有深入考察呢？我装裱这帖时，录入德宗的碑文，并把柳宗元所写的《太尉逸事状》附在后面，于是成为完整的观览材料。碑文说：行琛，字行琛，品格高峻，考中甲科；使丘园显荣而自己处于晦隐之中。他的次子秀实弃笔从军，参加募兵。广德二年九月，追赠府君为秘书省著作郎，追赠狄夫人为太原县太君。皇上认为王翊亮辅佐三朝有功，大历十年五月，加赠府君为婺州刺史，狄夫人为太原郡太夫人。大历十一年冬，原任使臣马璘上表请求让王翊接替自己，诏令升任御史大夫。大历十三年五月，追赠府君为扬州大都督，狄夫人为沂国太夫人。府君大概三次获得追赠官职。太尉镇守泾州抵御吐蕃，在弹筝峡。我经过泾州凭吊太尉，作诗并录下如下：段公何等刚烈，曲折委婉地伸张自己的气节；杀敌时只恨不能战死，手中的笏板竟还不如铁坚；浩然之气激荡沧海，仿佛能以日月之力提挈边城。秋色使游子的泪水暗暗呜咽，泾水发出筝一样的声响；崆峒山五月仍飘飞白雪，黑雾打湿远征军衣。清晨起身，野间小路被雾气遮没，只能防护战马；登上高原，只见黄沙埋没战血。遥想您的英姿和才略，天空之下仍使人心胆发热。唐室既已中途衰微，为什么还出了这么多俊杰？常山颜杲卿与睢阳张巡，烹妾和割舌；八十岁的鲁公颜真卿之死，也没有丝毫屈折。白白保全七尺身躯，苟且呼吸，还不如蠛蠓一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 《改修季子延陵庙碑》【大历十四年萧定书】。在丹阳县。《景教流行中国碑》如今在西安城西金胜寺内。僧人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写，建中二年立。石碑高五尺四寸，宽二尺六寸，共三十二行，每行六十二字。明崇祯年间，西安守邹静长先生是晋陵人，有个幼子名叫化生，出生后聪慧俊秀，刚能行走，便懂得作合掌礼佛；一日十二时中，几乎没有片刻懈怠。过了不久，他患病，微微闭眼含笑，安然长逝。占卜后葬在长安崇仁寺南面，挖掘数尺，得到一块石碑，原来就是《景教流行碑》。这块碑沉埋千年，如今才出土；从三世因缘来看，这个孩子莫非是净头陀转世？如果这样，那么佳城等待沈彬、开门等待阳明的说法，便不是虚妄了。见于频阳刘雨化的文集。碑中文字完好无一字损坏，下半截及末尾多写作佛经的番字。《三藏不空和尚碑》。在西安郡学。严郢撰文，徐浩正书，建中二年立。《旧唐书·王缙传》说：起初，代宗喜欢祭祀，却并不十分重视佛教；但元载、杜鸿渐和王缙喜欢供养僧人。代宗曾询问福业报应之事，元载等便借机上奏。代宗因此过分尊奉佛教，曾命一百多名僧人在宫中陈设佛像、行经念诵，称为“内道场”。他们的饮食供养极其优厚，珍奇之物无不具备；出入乘用厩马，由度支供给廪饩。每当西蕃入侵，必定命群僧讲诵《仁王经》，用来祈求消除敌寇灾祸。若侥幸敌军退去，便横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得以通行禁中。他的势力压倒公卿，争权专威，天天互相倾夺。凡是京畿的肥沃田地和优厚利益，大多归入寺观，官吏无法制止。僧徒即使有藏奸蓄乱之事，因而接连败亡诛戮，代宗信佛之心仍不改变，于是下诏天下官吏不得鞭打、拖曳僧尼。又见王缙等施舍财物修建寺院，穷极华丽；每次面对皇帝进言启沃，必定以业报为证，说国家福祚长久，都是福报所资助，业力已经注定，即使略有患难，也不值得一提。因此安禄山、史思明的毒害祸乱正盛时，却都遭遇了儿子的灾祸；仆固怀恩将要作乱而死；西域军队侵犯宫阙，尚未交战便退去。这些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皇帝因此更加信任他们。公卿大臣既然都推说这是业报，人事便被抛弃而不加修治，所以大历年间刑政日益衰败，是有其原因的。五台山有金阁寺，用铜铸成瓦片，再在上面涂金，光芒照耀山谷，计算所费达巨亿万钱。王缙任宰相时，发给中书符牒，命五台山几十名僧人分赴各郡县，聚集徒众讲说，以求取财利。代宗在七月十五日于内道场制作盂兰盆会，饰以金翠，费用达百万。又设置高祖以下七位圣人的神座，备置幡节、龙伞、衣裳等仪制，分别把尊号写在幡上以作标识，抬出宫内，陈列在寺观中。这一天排列仪仗，百官在光顺门依次站立等候；幡花、鼓乐和舞蹈充满道路，迎接呼喊之声不绝，年年以此为常例。败坏教化的根源，始于王缙。史传所说佞佛的弊端，实在切中要害，所以详细抄录下来。考察这块碑，不空只是一个胡僧，却官至特进、大鸿胪、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于是成为后代沙门授官的祖师，唉，也真是奇异！《册府元龟》载，不空追赠官职的诏书说：“大道的施行，在不同的形相上同归一理；君王达到至高的治理，都归于正法。正当教化成就、万物达到齐一时，儒教和佛教为什么还要走不同的道路？所以前代帝皇没有不崇信佛法、宏扬佛教，使之与时势一同推行的。特进、试鸿胪卿、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是我的宗师，是众人的舟楫；他超越地通达三学，安坐而远离见闻，修持万行，常常显现教化众生而又示现涅槃。执持戒律以舍弃束缚，以防止过失、守持戒法为仪轨，继承光大善教的志愿，前来接受人王的邀请。朕在先朝早已听闻佛道要旨，等到承受先帝遗命，便常常归依；屡次在内殿手持经卷，请他在御前开讲佛法，凭几而坐，行同胶庠礼仪；顺着他的教诲，如同接受崆峒山黄帝向广成子求道的询问。他以微妙的声音圆满演说佛法，以秘密修行在内心持守，别人有所请问便应答如流，使闻者各自有所领悟。他洗除昏昧妄念，调伏魔鬼怨敌；天人都在度化之门洗心，龙鬼也因神印而接受职司。确实能够因此消除灾厉，使福气带来吉祥。现在应当授予官秩，以表示优厚礼遇；而得到这样的法师，是国家的盛事，使体味佛道更加深厚。朕思量着要为他强加名号，以载明从前的志意。玄妙境界有庄严之士，内在品第有证果之人的仪范；本着崇尚德行、恭敬顺应时典的原则，可以授开府仪同三司，仍封肃国公，追赠司空，谥号为“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考《浩传》说：徐浩的父亲徐峤善于书法，把书法传授给徐浩。

译世人这样形容他的书法：“愤怒的狮子扑抓石头，口渴的骏马奔向泉水”，尤其为司空图所喜爱。他又曾评论书法说：“鹰隼缺少色彩却能振翅直上云天，是因为骨骼强劲、气势勇猛；翚鸟、翟鸟具备绚丽色彩，却只能在百步之内翱翔，是因为肌肉丰满而力量沉滞。如果文采光耀而又高飞，那就是书法中的凤凰了，可以说是夸耀到了极点。”如今观看此碑，虽然结体法度老练劲健，但笔锋少了些清逸。在唐代书法家中，似乎不是徐浩最高的作品；但宋代善书者多以他的笔法为宗，只有莆阳师法鲁国，因而远远超过众人。《武康郡王李元谅懋功昭德颂碑》【即骆元光所赐姓名】。在华州治所，大内门。张蒙撰文，韩秀弼分书，李彝篆写碑额。贞元五年立。《旧唐书·李元谅传》说：元谅本名骆元光，曾在潼关统领军队几十年，士卒都敬畏服从。德宗居于奉天时，朱泚派伪将何望之率轻骑袭击华州，刺史董晋弃城逃走，何望之于是占据城池，准备聚集军队截断东道。元谅从潼关率领部下，趁对方尚未设防，径直进攻何望之，于是收复华州。何望之逃回去，元谅便修缮城池、濠沟和军械，招募士卒，不到几天便得到一万多人，军势更加振作。因功加授御史中丞。朱泚多次派兵来侵犯，他总是将其击退。升任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和副元帅李晟进军收复京城，奋力作战，毁坏苑墙而入，于是收复京师。赐姓李，改名元谅，最终官至陇右节度使。《怀素圣母帖》。在西安郡学，草书，贞元九年。王元美说：“怀素师的各帖都劲健瘦硬、锋骨外露，只有这幅字写得匀称稳妥、清润纯熟，精妙得难以言说；只是姿态略逊于大令，其余方面都轻盈洒脱而接近他。”赵子函说：“这块石刻是元祐年间刻的，刻工极好，与《藏真帖》《律公帖》一样，都没有失去怀素师的笔意。” 《怀素藏真律公二帖》。在西安郡学。王元美说：“怀素《藏真帖》和《律公帖》二帖，具有游丝般的笔意，回旋缭绕，恍惚迷离，其中又有挽强弓、饮石水般的劲力，实在极难得到。”跋尾由周越书写，得到怀素遗留下来的意趣；蒋之奇书写，具有苏轼、黄庭坚的法度，也都值得珍重。赵子函说：“以下各跋都可以删去。”李白的跋尤其属于伪作。《千字文》【怀素草书】。在西安郡学。赵子函说：“这帖是明成化年间余肃敏公刻在石上的。原书本来纵横奔放，因为刻工不好，遂使怀素师婉转清逸的情趣十成丧失了五成。没有丧失的，只剩下筋骨罢了。与前面两帖相比，这帖就低下了。” 《剑州长史李广业碑》。在三原县北原，靠近淄川郡王孝同碑。贞元二十年立，郑云逵撰文。碑文剥蚀，不知道是谁正书。杜甫赠给剑州长史李广业的诗说：“使君的高尚义气超越古今，孤寂地坐镇剑州已经三年。只见文翁能够教化蜀地，哪里知道李广还没有封侯。道路经过滟滪，双鬓已如蓬草；天空连着沧浪江，只有一叶钓舟。什么时候才能再逢战马之事？春风中回首望向仲宣楼。”王元美说：“长史名叫广业，曾祖是淮安王李神通，父亲是云麾将军李璲，儿子是都统李国贞，国贞的儿子就是庶人李锜。因为李锜显贵，所以立了这块碑。碑立还不到五年，李锜便因叛乱被杀。这一家一代之后儿子死于国事，再传之后孙子又因叛乱而死，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碑文多处剥蚀残缺，无法阅读。书写、撰文者的官衔中，有“尚书刑部侍郎上柱国原武男”，有“使持节华州诸军事”等字样，但都无法考证。书法极其清秀婉丽，值得玩味；《集古金石诸书》都遗漏了它，因此记下大略。赵子函说：“广业就是孝同的孙子，任剑州长史。他的长子国贞，是被王元振杀害的；次子若水，任金吾卫大将军、通事舍人，功名都不显著。” 这是因为国贞的儿子李锜才开始树立此碑。考察史书，国贞原名若幽，而把若水附在李齐物传中，说是齐物的族弟，却没有说是国贞的亲弟弟。又据《孝同碑》，孝同有个儿子名瑱；此碑称“云麾将军璲公之烈考”，那么李广业的家世便历历可考了。后来李锜因叛乱，于是这块碑也失传了。碑立于贞元二十年，过了五年李锜才叛乱。如今碑中有“谓云逵尝学旧史云云”的话，而前面署名的撰文官是刑部侍郎，应当就是郑云逵。考察郑云逵正与李锜同时，撰文无疑；但碑文又称他为“上柱国原武县开国男”，《云逵传》中没有提及，或许是史书略去了。书写者则确实无法考证。其书法真是徐浩的劲敌。《楚金禅师碑》。在墨洞《鲁公多宝塔碑》碑阴。沙门飞锡撰文，吴通微正书。贞元二十一年立。岑参有《登千福寺楚金禅师法华院》诗，写的就是此事。赵子函说：“吴通微任学士，擅长行书、草书，但有人讥评他的书法近于吏体。”此碑清秀圆润、婉转飘逸，虽然钩磔略有减弱，却也稍稍具有晋人的丰神气度。《贾竦谒华岳庙诗》。五言十八韵诗，刻在后周天和二年华岳碑的右侧，正书；元和元年刻。《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在成都府。裴度撰文，柳公绰正书，元和四年立。孙樵在《诸葛武侯碑》碑阴所刻的文章说：“赤帝子建立的汉朝，火德炽盛了四百年，苍天厌弃了它的炎热，等到献帝时便化为灰烬。唯独武侯不愤懑，不顾一切地在蜀地收拾汉室的死灰，想吹气使它重新燃烧，这件事要做到是多么艰难啊！所以他四次出兵北伐；岐、雍之间的土地没有一尺能够拓展，难道不是他的智慧还不足以周全领会天意吗？这件事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以武侯的贤能，难道会不知道计谋无法成功吗？大概是刘备在隆中的激励，使他不愿屈肱安居谷口，最终在妇人孩童手中老去，而是要奔驰疆场、为实现刘备的志愿而死吧？由此考察武侯的作为，大概就可以理解了。然而他凭借西南一隅之地，与吴、魏抗衡，率领数万士卒，进退留去都绰绰有余，不受他人牵制，这也可说是善于用兵。陈寿认为他应变不足，难道真是在贬低武侯吗？假如武侯没有早早进入地下，曹魏的君臣将奔走固守疆土都来不及，钟会、邓艾哪里能够越过险岩高山，出兵决胜，直取蜀地呢？因此井络之野与武侯一同存亡。上天杀死武侯，越发显明它不爱惜刘备；至于姜维，又能有什么力量呢？从前武侯盘桓南阳，当时的人不把他与仲毅相提并论；等到他接受国家重托，掌握刑赏大权，却从未内心有愧，也不因畏惧他人而疑惧，何等意气纵横，光明诚信而卓然可见。”

译武侯死后五百年，直到今天梁、汉一带的百姓还歌颂、传述他的遗烈；建庙祭祀他，就像他仍在世一样。他受到百姓爱戴，竟然如此长久。只是有人说武侯的治理可与燕国的乐毅、齐国的田单相比；那两人在攻下齐城、联合诸侯方面，反而还在武侯之下。”这篇文章刻在碑阴，没有印本流传于世。明末大盗张献忠进入蜀地，杀戮惨烈，亘古未有，万里之内烟火断绝；但武侯真是神灵，祠庙的形貌得以保全无恙。家父任达州刺史时，我打算游览锦江、浣花溪，却没有实现。这块碑是我从一位世代在蜀地做官的人家得到的，于是把孙樵的文章抄录在装裱本的末尾。《狄梁公祠堂碑》。在大名府城南。冯宿撰文，胡证书写。元和七年立。狄梁公的功劳关系到国家，恩泽施及百姓，本来就应当享受祭祀而永垂不朽。宁州的碑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流传在天下人心中的狄梁公，千古以来仍如同亲眼看见一样。这块碑是魏博节度使田宏正所建。武后通天年间，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武后任命狄梁公为魏州刺史，魏州人感念他的恩德，原来已有祠堂，后来因战乱荒废。田宏正便依照旧址重新建造。考察田宏正原名田兴，元和七年以相、卫、澶、贝、魏、博六州之地归顺朝廷，请求任用官吏；李绛坚决争取，朝廷应当就是在那时把节度使一职授予田兴，并赐名宏正，同时用国库钱一百五十万犒赏将士，命知制诰裴度前往宣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各藩镇之中，田宏正最为忠诚顺从。后来他的父子都为国而死；这座祠堂的建造，也正是忠义气节所激发出来的吧。《内侍李辅光墓碑》。《崔元略碑》在高陵县，崔元略撰文，巨雅正书，立于元和十年。赵子函说：“字迹清劲，有《圣教序》的遗意。”碑葬在咸阳东北、泾水附近。万历年间，泾岸崩塌，拥塞水流，三日不通，才发现这块石碑。碑铭说：“水竭而原地迁移，这篇文章才得以流传。”恰好与这件事相应，实在奇异。义阳郡王苻璘碑 碑在富平县儒学，李宗闵撰文，柳公权正书，立于永贞元年。宋王楙《墅客丛书》说：苻坚的祖先本来姓蒲，他的祖父因为防文而改姓苻。符融的祖先是鲁顷公的孙子，在秦国任符玺郎，因此以符为姓，所以苻坚的“苻”从草字头，符融的“符”从竹字头。两姓本来就不同，但唐代义阳郡王符璘碑把姓写成从竹的“符”，而苻坚的“苻”又写成从竹，都是因为没有考察清楚。我的考证是：汉碑隶书大多把竹字头写作“卄”，很少有真正从竹的，像“符节”的“符”字都是这样。如今《前汉书》中的“苻瑞”多从草字头，魏晋以后楷书碑刻中也有把“符节”写作“苻节”的，大概古代本来就通用，所以如此；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颜元孙《干禄字书》说：从草字头的是姓，从竹字头的是印章用字，但他也没有察觉这一点。难道符融的“符”偏偏不是姓吗？邠国公功德碑 碑在西安庠，杨承和撰文并书写，陆邳篆写碑额。立于长庆二年十二月。这是宦官梁守谦在兴唐寺造经时，防军中尉杨承和所作。为他撰铭并书碑的人，也是谄媚宦官寺院的人；所谓平定蔡州的功劳，十成中有五六成归于他。小人行事肆无忌惮，由来已久。这块碑有什么值得保存的？应当用椎锤把它砸碎。只是它的书法完全取法欧阳询的兰台体罢了。都穆《金薤琳琅》说：“邠国公就是内侍梁守谦。”考察《唐史》，宦官梁守谦没有传记。只有宪宗元和十五年的记载说，皇帝在太极殿突然驾崩，中尉梁守谦、王守澄等人共同拥立太子，杀死吐突承璀和澧王恽。韩愈的《平淮西碑》也记载梁守谦在皇帝身边，皇帝曾命他前往抚慰蔡州军队。梁守谦不过是一个宦官，爵位却升到上公，这可以看出皇帝信任小人；难怪他晚年不能善终，最后死在宦官手中。然而我记录这件事，是想给天下后世以警戒，并不只是为了取用他的文字。西平郡忠武王李晟碑 碑在高陵县，裴晋公度撰文，柳公权正书，立于太和三年。王元美说：“当时西平王的几个儿子都已经去世，只有太保李听还在。他请求晋公作文，却因文章简略，不能彰显西平王忠贞义烈、平定战乱的功绩。至于料定吐蕃背弃盟约的事情，完全没有记载。大概李听当时只看见晋公禄位功业的盛大，几乎与西平王相当，便以为他的文章足以光显先人，却不知道晋公虽然不是嫉妒之人，但自认为身为宰相，文章崇尚简要，体制本来就应如此；对于西平王的根本功劳和伟大谋略，却十件中连一两件都没有写到。唉！”如今碑首说“奉敕撰书”，序文末尾说“于是命臣度代为称述”，当时的情形似乎并不是李听请求撰文。王元美难道没有读完全文吗？元敬又把碑文所载官职与史书不合的地方详细记录下来，现抄录如下。碑文说，李晟由左清道率起步，历任三府的右职，屡次升迁至光禄卿、太常卿。《李晟传》则说，授特进、试太常卿。碑文说，李晟任泾原四镇北庭节度都知兵马使，代宗征召他，以左金吾卫将军任神防军兵马使。《李晟传》则说，以右金吾卫大将军任泾原四镇北庭兵马使。碑文说，李晟平定蜀地回来后，授检校太子宾客，而传记没有记载。碑文说，建中二年，以李晟任神防先锋都知兵马使，加御史中丞，不久任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晟传》则说，李晟任神防先锋，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魏府左司马，不久授御史大夫。碑文说，皇帝居所失守，授李晟检校工部尚书，充任神防行营节度使。《李晟传》则说，下诏授任神防行营节度使。碑文说，皇帝再次迁移，加检校右仆射，不久转任左仆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防军京畿鄜坊节度观察等使，兼任辖区内及商州、华州等州副元帅；又下诏令李晟兼任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又兼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招讨使，又晋升为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

译《李晟传》则说，晋升李晟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下诏令李晟兼任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又兼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节度招讨使，又晋升为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兵马副元帅。碑文说，皇帝车驾回到京城，任命李晟为司徒兼中书令，不久以本官兼任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观察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等州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李晟传》则说，任命李晟为司徒兼中书令，不久任凤翔陇右泾原节度使兼行营副元帅，改封西平郡王。李晟的碑立于当时，而史书成于后代，理应以碑文为准。苏轼《李西平王像赞》说：“依我看，西平王率领孤军从北方赶赴行在，击败怀光，斩杀朱泚易如反掌。后来他统率凤翔和陇右，俯视河湟，军势更加振作，谋划也已经周密，最终却不能夺取寻常的失策，困守平凉，最后停止用兵，损失三名将领，这是谁的过错？在朝廷。用斩马剑杀死延赏，把他剁成肉酱，也不足以抵偿。看到遗像，不禁泪流满面。”西平王的墓在高陵，封土长满苔藓，荒凉不堪，人们还说这块碑是“三绝”。王元美说晋公的文章简略，不能彰显西平王忠贞义烈、平定战乱的功绩，而柳公权的书法又被拙劣的刻工掩盖，西平王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呢？所谓“三绝”大概只是空话了。我偶然读到苏轼的赞文，姑且补写晋公文章的不足，记录下来以寄托一番感慨。礼部尚书冯宿碑 碑在西安郡庠，王起撰文，柳公权正书，立于开成二年。赵子函说：“此碑柳公权的结体略有不同，比《玄秘塔碑》还好，但仍不能与薛稷并列。”杨用修说：“已经超过《庙堂碑》了。”总的说来，柳公权的书法筋骨显露得太过，不免显得支离，难怪米南宫鄙视为恶劣的书法，也难怪宣城陈氏笑他不会运用王羲之的笔法。韩昌黎给冯宿谈论文章和书法说：“承蒙你把《初筮赋》给我看，确实很有意思，只要努力去写，达到古人的境界并不难。但我不知道，如果只是直截了当地像古人，又能给今人带来什么呢？我写文章已经很久了，每次自己揣摩心意，认为写得好，别人一定认为不好；稍微满意，别人也稍微觉得奇怪；非常满意，别人一定非常觉得奇怪。有时为了应酬写些世俗文字，落笔时使人惭愧，拿给别人看，别人却认为写得好。小小惭愧的作品，别人还会说是小小的好文章；大为惭愧的作品，别人一定认为是大大的好文章。难道不知道古文在当今世上究竟有什么用吗？不过是用来等待真正了解它的人罢了。从前扬子云撰写《太玄》，人人都嘲笑他。子云说：‘世人不了解我，没有关系。后世如果再有一个扬子云，一定会喜欢它。’子云死后将近一千年，竟然还没有出现另一个扬子云，可叹啊。” 当时桓谭也认为扬雄的著作胜过《老子》，认为《老子》不值得称道。子云难道只是要和老子争个高下而已吗？这还不能算真正了解扬雄的人。他的弟子侯芭相当了解扬雄，认为老师的著作胜过《周易》；然而侯芭的其他文章没有流传于世，不知道他这个人究竟怎样。由此说来，作者本来就不祈求人们了解自己，这是很明白的。他只是要等待百世之后圣人出现而不感到疑惑，拿自己的文章质问鬼神也不感到怀疑罢了。您难道不认为是这样吗？近来李翱跟我学习文章，颇有所得，但他家贫而事务繁多，还没有完成学业。有个叫张籍的人，年纪比李翱大，也向我学习；他的文章与李翱不相上下，再学习一二年，或许能够达到更高境界。然而我怜悯他们抛弃世俗所崇尚的东西，走向寂寞的道路，却想凭此在当时争名，因此很久没有谈论这些。如今姑且感叹您能够自行进取到这种境地，所以又发愤说了这一番话。唐代文章衰落之时，冯公独自努力推进古文，受到昌黎的推许；他活着时无愧于秩宗之官，死后又有柳公权为他书写碑文，如今碑又列于泮宫，冯公也足以不朽了。只是碑迁移后竟然失去了墓地所在，真可惜啊。大遍觉玄奘法师塔铭 碑在西安府城南兴教寺，刘轲撰文，僧人建初行书，立于开成四年五月。玄奘法师最初出塞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将他留住，不许他离开，并且将要上奏朝廷。边疆大臣的风纪何等严肃。高祖下诏放行。玄奘在西域艰苦跋涉十七年，取得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后回来。皇帝下诏让他在慈恩寺翻译，又在洛中再次翻译。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到这时才开始广泛流行于世。考察《唐书》，法师从天竺向东归来时，婆罗门国王尸罗逸多派使者随他入朝。贞观二十年，朝廷命长史王玄策前去慰问，蒋师仁任副使。还没有到达，尸罗逸多已经去世，他的臣子阿罗那顺自立为王，发兵阻挡王玄策。王玄策当时随行骑兵只有几十人，交战不能取胜，全部覆没。当时吐蕃因为与唐联姻而亲近中国，王玄策挺身逃往吐蕃。西域各国接到檄文，召集邻国军队；吐蕃和泥阿婆罗都率领骑兵前来。贞观二十一年五月，王玄策部署军队进攻和罗城，三天攻破。阿罗那顺弃国逃走，集合散兵再次列阵，蒋师仁击败并擒获他，俘获他的妃子、王子一万二千人，杂畜三万头，降服城邑五百八十座，献上俘虏并告祭太庙。法师当时大概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事。天竺位于葱岭以南，距离长安万里，自古以来从未有使者到过那个国家。法师因为取经而受到天竺国王敬重信任，他的臣子阿罗那顺叛逆，于是招致战争，最终君臣都被拘系，万里之外的人变成了俘虏。中国的威灵与佛法有什么关系呢！如今阿罗那顺的画像被刻在唐太宗昭陵，列在十四尊蕃国君长石像的末位，侍立于北阙，背面刻着：“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赵子函说：玄奘长期居住西域，广泛翻译佛经，唐太宗极为尊崇他。据史书记载，他死于显庆六年，即龙朔元年；塔铭却说他死于麟德元年二月。史书说他享年五十六岁，塔铭说享年六十九岁。起初葬在浐水以东，后来迁葬到樊川北原，即少陵原。文宗开成四年，刘轲撰写碑文。僧人建初用行草书写，秀美遒劲而有法度，文章也大体能够表达清楚。法师的事迹仍然值得保存。安国寺寂照和尚碑 碑在咸阳县东门内寺院的佛堂前，段成式撰文，僧人无可正书，立于开成六年正月。赵子函说：这块碑原在咸阳西面的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经过时发现了它，并把这件事告诉当地人，于是当地人把碑竖在路旁。后来王咸阳把它移到咸阳城中的寺院里，因为碑上有“安国寺”三字，便把那座寺院改名为安国寺。考察碑文，段成式撰文，僧人无可书写。段成式的文笔本来就奇特，这篇文章写佛法尤其奇特。无可是贾岛的堂弟，有诗集流传于世。他的书法出自柳诚悬而又胜过柳诚悬。子秀名叫康梣，是太史康德涵的儿子。《玄秘塔碑》

译碑在西安郡庠，裴休撰《柳公权书》，立于会昌元年。赵子函说：“这座塔是为大达法师修建的。书法虽然极其刚劲雄健，却不免有脱巾露肘的毛病。总的说来，它源出鲁公，但显得疏略；这块碑尤其如此。” 杜顺和尚行记 碑在西安府开佛寺，杜殷撰文，董景仁草书，立于大中六年【缺月日】。赵子函说：“碑在开佛寺。董景仁的行草书也清劲，只是稍显柔弱。” 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 碑在鄠县草堂寺，裴休撰文并书写，柳公权篆写碑额，立于大中九年十月。赵子函说：这块碑的书法完全出自欧阳信本，但瘦劲还不如欧阳询。当时柳诚悬的书名震动一时，却只任篆额之职，裴休亲自书写碑文，可见裴休也确实善于书法。我才疏学浅，私下认为这篇书法本来就应当胜过柳公权的书法。金代礼部尚书赵秉文，自号闲闲，游览草堂寺时作诗五首，寺僧把诗刻在石上。第一首说：“下马来寻找题在墙上的字，拂去尘土先读草堂碑。平生最爱圭峰老人，只有裴公的辞文无愧于他。”五首诗都值得称颂，字写得尤其好。吏部题名石幢 石幢在西安府儒学仪门内，立于大中十一年十一月。考察宋代张舜民《画墁录》说：“长安如今的府署，就是唐代的尚书省。府院就是吏部。府署仪门前的石幢，就是郎官题名石。不知道是哪一年迁到这里。石柱有八面，每面分作三段或四段，写着‘左司郎中’，写着‘左司员外郎’。” 外面写着：吏部郎中、吏部员外郎、司封郎中、司封员外郎、司勋郎中、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户部郎中、户部员外郎、度支郎中、度支员外郎、金部郎中、金部员外郎、仓部郎中、仓部员外郎、礼部郎中、礼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祠部员外郎、膳部郎中、膳部员外郎、主客郎中、主客员外郎。按照唐代制度，二十四司由尚书左右丞统领，左右司作为副职；这些都是左丞所属的官员。题名没有左丞，是因为所列官职自五品以下。十二司，每司各有一百多人。后来又题写“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并刻在石柱上，所以从唐初直到宣宗时期的许多名臣都列在其中。唐代各司的官名，有的改过，有的恢复，有的裁省，有的重新设置；现在不记载它们改动的情况，仍依照旧制。书写的人不知道是谁，笔法出自欧阳率更，并兼有永兴、河南的风格；虽然骨力不及他们，但法度严整。大概唐代通过书判选士，颜元孙甚至以《干禄字书》规定字样，所以人们大多学习书法；而欧、虞、褚、薛在一代书家中领先，因此这里多采用他们的笔法。修武安君白起庙记 碑在咸阳县城中，古杜邮人正书写，作者姓名不详，立于干符五年。白起是秦国将领，虽然有功，但杀死的秦国百姓也不少，残酷狠毒而缺乏仁恩。杜邮是秦王赐他死的地方，后人却为他建立祠庙祭祀，这是为什么呢？到了唐代，白起竟然托梦给人，说他应当为国家抵御西方祸患；吐蕃没有来侵犯，敌军败退，于是便得到修建庙宇的典礼，也很奇异。秦地的习俗是每年除夕，在城郭、村落和荒地上，凡是十字街口都筑土做成大人头，里面挖空，剔出眼、鼻等七孔，把柴薪堆在里面焚烧，烟火从孔中冒出，称为“烧白起”。对白起的怨恨毒害，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吗？赵子函说：“墙壁之间的石刻记文，正书遒劲，也有欧阳询的笔法，可见唐代官府文书无不写得好。记文中所列新增设置的物件，有‘晀子舍’十间、‘沙子’三间、一把伞、颜石押衙影等，全都无法理解。”

译济安侯庙记 碑在华州城隍庙内，近来迁到西安，李巨川撰文，郭怀素正书，立于光化二年。唐昭宗从华州返回京城时，把华州改为德兴府，封少华山神为佑顺侯，封城隍神为济安侯。本文多叙述韩建的功劳，称他为太傅许国公而不直书其姓名。唐代已故左龙武军统军、检校司徒、获赠太保的陇西李公墓道碑。唐代已故持节、掌管代州诸军事并担任代州刺史的李公墓道碑。朱彝尊说：代州柏林寺东有晋王李克用墓的断碑两块。赠太保碑文说：“公讳国昌，字德兴，现在是陇西沙陀人，身材相貌伟岸，善于骑射。”这大概就是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代州刺史碑文说：“此公就是太保的次子，名为克，字仅存；其余还能辨认的字有‘公前跃马弯弓’以及‘徐方’等几个字。”考察史书，李克用兄弟四人，次子名克让，是振武军校，跟随讨伐王仙芝，因功授金吾卫将军，入宫宿卫京师，赐居亲仁坊。后来李克用在云中起兵，杀死守将段文楚，朝廷下诏捉拿克让；克让带着十多个仆从骑马挽弓，冲出包围逃往雁门，与碑文相合，那么此人无疑就是克让。但史书记载，克让镇守潼关时与黄巢军交战失败，藏在南山佛寺中，被寺僧杀死；没有说他做过代州刺史，也没有说明他后来能够归葬代州，这些都无法解释。当欧阳修在世时，距离五代还很近，但沙陀的世系已经不能详细考察；他为唐人作传，说太祖有四个弟弟，却连他们父母的名号都不知道，至于国昌字德兴的记载也遗漏了。由此可见，这两块碑欧阳修也没有见过。据《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原本姓朱邪，出自西突厥，后世另称为沙陀。唐德宗时，有个叫朱邪尽忠的人被吐蕃赞普杀死，他的儿子执宜归附唐朝，居住在定襄。他的部落有一万名骑兵，都勇猛善战，号称沙陀军。执宜死后，他的儿子名叫赤心。懿宗咸通年间，神防大将康承训在徐州讨伐庞勋，任命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跟随自己讨伐庞勋，授任单于大都防、镇武军节度使，并赐姓名李国昌。李国昌登记入沙陀属籍后，越发横行放纵。懿宗调任李国昌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他称病拒绝赴任；他的儿子克用担任云州守将，带兵杀死使者，接着又杀死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留后。唐朝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率幽州、并州军队讨伐他们；卢简方军队溃败，沙陀更加侵扰掠夺代北地区，成为边境祸患。第二年，僖宗即位，任命李钧为灵武节度使，招抚他们；又授克用为大同军防御使。过了很久，国昌出兵攻打党项、吐浑和赫连铎，袭击并攻破振武。克用听说后，从云州前往迎接国昌，但云州人也关闭关隘拒绝他。国昌父子无处可归，于是就在蔚州、朔州之间掠夺，得到三千兵众。僖宗任命赫连铎为大同军使，任命李钧为代北招讨使，来讨伐沙陀。唐军多次击败沙陀，但沙陀势力更加炽盛，北面占据蔚州、朔州，向南侵入忻州、代州、岚州、石州，一直到了太谷。广明元年，李琢、李可举、赫连铎出兵进攻沙陀。克用的叔父李友金带着蔚州、朔州归降唐朝。李可举、李琢又接连击败沙陀，沙陀军大败。克用父子逃亡，进入契丹。克用年轻时骁勇善战，军中称他为李鸦儿。他有一只眼睛失明，等到显贵之后，又号称独眼龙。过了很久，他又害怕契丹谋害自己，常常跟随各路豪杰射猎，豪杰们都对他心悦诚服。黄巢已经攻陷京师。中和元年，代北起军使陈景思征发先前归降的沙陀军和吐浑等部共一万人，前往京师；到达绛州时，沙陀军抢掠一番后返回。陈景思奉诏任命克用为代州刺史、雁门关以北行营节度使。克用率领番汉一万人经过太原，又大肆掠夺后返回。中和二年十一月，陈景思、克用再次率步骑兵一万七千人前往京师。正月到达河中时，黄巢部党惊呼：“鸦儿的军队到了！”于是接连击败贼兵。当时各镇军队都在防守长安，在渭桥展开大战，贼军败退，逃入城中。克用乘胜追击，从光泰门首先入城，在望春宫、升阳殿一带交战。黄巢向南逃走，京师平定。克用功劳第一，被授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任命国昌为雁门关以北行营节度使。十月，国昌去世。不到十年，克用被封为晋王。几年后克用也去世，他的儿子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十多年后，梁朝灭掉唐朝，存勖即皇帝位，继承唐朝的帝统。他为高祖、太宗以下建立七庙，尊奉祖父的曾祖父执宜，以及祖母崔氏，都谥为昭烈，庙号懿祖；尊奉祖父国昌，以及祖母秦氏，都谥为文景，庙号献祖；尊奉父亲克用，谥号武，庙号太祖，并在太原建立宗庙。

译唐福建观察使司徒陈公墓志。陈公名岩，字梦臣，是闽地建州人。乡进士黄璞撰写碑文，安定人胡兆祉书写。景福二年八月刻立。考察朱熹《纲目》：僖宗中和四年甲辰十二月，任命陈岩为福建观察使。当初，黄巢转战劫掠福建，建州人陈岩聚集数千人，保卫乡里，号称九龙军。观察使郑镒上表推荐他接替自己。陈岩治理地方有威严也有恩惠，闽地百姓安定于他的治理。昭宗二年辛亥十二月，福建观察使陈岩去世。陈岩患病时，派使者召泉州刺史王潮，想把军政大权交给他，但王潮尚未到达，陈岩就去世了。都将范晖暗中诱导将士推举自己为留后，并派兵抵抗王潮。王潮派弟弟审知攻打福州，进入城中。王潮自称留后，穿着丧服安葬陈岩，把女儿嫁给陈岩的儿子延晦，并优厚地抚恤陈岩的家属。康熙甲申九月，有石匠拿着旧墓志石来求售，仔细察看后，才知道是陈公墓志，惊叹了很久。众人商议后，把它抬到郡学。考察黄巢之乱，毒害遍及中原，甚至攻陷京师；只有北方的沙陀李克用将其击败，南方的陈公把他驱逐出去。李氏最终取代唐朝而拥有天下，并为唐室建立九庙。陈公在南方担任观察使九年，把军权交给王潮；王潮以及审知奉行唐朝正朔，在此后的岁月里保卫疆境，使百姓得到安宁。陈公对闽地的功劳和恩德非常巨大，黄璞的铭文叙述得相当详细。墓志说，墓葬在闽县敦业乡太平里。宋太平兴国年间，分置怀安县；前明万历年间并入侯官县，就是今天的北郊三十八都。此石出自北郊村民黄福家。黄福在屋后挖沟时得到它，于是继续挖掘，看见墓圹中的石室，规模制度宏大。当时乡邻中有许多人亲眼见到此事，乡野老人和俗人哪里知道那是名贤埋骨的地方，又哪里会加以珍惜呢？乙酉年春季第二个月，诸生陈祈广等人一起把这件事上报制府，公文下达到有关官署。于是有豪强占有这块土地，想毁掉古墓另造新坟，百般狡辩，辗转牵强，甚至指着铭文中的“厝”字，声称这不是葬墓。篆额明明写着“墓志铭”，如今却认为不是葬墓，那么《孝经》所说选择墓地而安葬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最后，他们又摘引《建宁县志》作为疑案。编纂地方志书是后人所为，考据往往失实。例如李忠定公的墓现在在侯官桐口大家山，但《邵武郡志》《无锡县志》都记载那里有李公墓；朱夫子的墓现在在建阳考亭山，而《徽郡志》也记载那里有朱公墓。这类情况非常多；即使《建宁县志》也说如今已经没有遗迹了，可见其说法是从流传中附会而来。哪里像墓志铭这样，是当年随葬的礼制之物，用大字深深刻写，正是为了防止陵谷变迁，成为千古不磨灭的凭证呢？有关官员只听信豪强的话，诸生多次在公堂上受到屈辱，因而灰心丧气、缄口不言。凭陈公古代一代人杰那样丰功伟业的一座坟墓，竟然都不能保全，唉，哪里能不令人感叹！我在唐末已经得到沙陀李氏的两块残碑，如今又读到陈公墓志，私下感叹这两人的功业事迹相近，残缺的石碣和荒废的碑刻也都值得珍视。代州志记载，晋王的墓在明代被当地人盗掘；晋王托梦给神宗，官府于是替他修复了墓。难道陈公也是一代人杰，如今他的英灵竟然就这样消沉泯灭了吗？实在令人感慨。晋王李克用北岳庙题记。河东节度使、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王李克用，因为幽州、镇州侵扰中山，率领番汉步骑兵五十万，亲自前来救援，并与易定司空一同祈祷。第二天经过常山，前去问罪。当时是中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克用记。易定节度使、检校司空王处存观看题记。到了三月十七日，因为幽州请求讲和，于是退兵回师。再次拜谒神像，同时进献酬神谢恩之礼，便取道飞狐路退回河东。克用再次记。天防十二年七月六日，尚书都官员外郎、知曲阳县事高君陈摹刻。朱彝尊说：文中所称中和五年二月，就是光启元年。考察僖宗在这一年二月到达凤翔，三月返回京城，改元的诏书大概尚未下达。《通鉴》记载，派遣将领康君立救援王处存；两处题名却说率领番汉兵五十万亲自前来救援，这与《通鉴》的文字不同。题记所说三月幽州请求讲和，于是回师，并取道飞狐路返回河东，又是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