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斋金石刻考畧卷上

译鼎在镇江府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部直径一尺五寸八分，口径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宽四寸二分，足高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铭文九十三字，都是古文，除有一字腐蚀外，其余呈云雷形。王西樵先生说：“焦山古鼎，高约二尺，腹部有铭文。韩吏部韩如石曾告诉我，这鼎原是京口某公家的东西。当严嵩专权执政时，某公在朝中任官，严嵩听说这鼎，想要得到它；某公没有立即献上，严嵩便因此嫁祸于他。鼎最终落入严氏家中。严氏败亡后，鼎又归还某公；某公认为祸患是由鼎引起的，认为鼎不祥，便把它弃置在寺中。郡志和山志都记载山中有一件周鼎，却没有详载它的来历。”于是作歌以备掌故。海云堂中暮色降临，彼此寻索古鼎，鼎上斑驳的光泽照人；龙纹只有吾丘衍懂得辨识篆书，铭文大略可辨为周京之器，制作宛如石鼓出于陈仓，哪里只是铜人流传到西洛可比。韩公抚摸鼎身，指给我看说：“它曾进入秦家格天阁，云烟转眼已成虚幻；宝剑失去、明珠归还的事情，真令人惊愕。”安陆的飞龙也是英明的君主，元修晚年仰慕轩辕氏以一德治天下；什么人说严嵩是宰相、位居金铉，却只用青词博取朝廷宠信，仍然收养士人来报复杨、沈，像雕鹗一样强直不屈。” 鼎和铛都有耳，难道没有听说过耻于向回风发出秋箨般的声响吗？蕚山先生不过是厮养出身，纷纷而来的冠盖之人多与他交酬应酢；当时尚且不鄙视赵师▯，如今又有谁怜悯贾秋壑呢？自古铸鼎是为了警戒贪食贪财，此物为什么也遭到劫取？山头还留有焦山诗，三尺高的古碑黑光斑驳；一个字就比神禹的金书更珍贵，却仍被弃置在山林之中，真使老奴惭愧于欧阳修。二十年来钤山空寂寞，培垒已经随着冰山崩摧；即使有铁，又有谁能铸成这种错落的文字？我在轩窗旁徘徊叹息三声，极目望去，江天一片苍茫空阔。我丁丑年初夏到达山寺，认为这鼎一定会被郑重收藏、层层包裹，询问寺僧藏鼎的地方，寺僧却把我领进一间简陋的屋子，只见尘土昏暗，冷落得令人叹息。近来丹徒县令邹仪周将鼎铭摹刻在石上以便流传，但已经没有古文那种朴雅了。我得到的一张拓纸，是几十年前旧家收藏的，十分可贵。朱竹垞说：“鼎铭中所说的人物无法考定；铭文说‘王格于周’，又说‘司徒南仲’，大概是周代的器物。铭文说‘立中廷’，按《毛伯敦铭》的文字也有这种说法。薛尚功解释为‘位’，而《周礼·小宗伯》掌管建立国家的神位，古书作‘立’；郑司农说‘立’应读作‘位’，古代‘立’、‘位’二字相同。” 古文《春秋经》把“公即位”写作“公即立”，那么这篇铭文写“立”也应当读作“位”。孔子题写吴季子墓碑 碑上题字说是孔子所写。唐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萧定重新刻制，立在丹阳县延陵镇吴季子庙中。《越绝书》说：“毗陵上湖中的坟墓，是延陵季子的墓。古名延陵墟，就是这个地方。”后来人又在县城南门外驿站前摹刻了一通。《集古录》说：“吴季子墓铭，前代相传认为是孔子所书。根据张从绅的记载，旧石已经湮没，开元年间，玄宗命殷仲容摹拓它的文字以便流传。这样看来，开元以前已经有拓本了。到大历年间，萧定又刻在石上，于是辗转传摹，距离原貌已经很远了。”考察孔子一生从未到过吴地。根据《史记·世家》考察，他游历聘问诸侯，向南没有越过楚国；推算他的年月和行踪，也从未经过吴地，不可能亲自为季子墓题铭。并且这些字特别大，不是古代简牍所能容纳的；只是因为这个名称流传已久，不能仓促废弃，所以记录下来，等待博学有识的人判断。顾宁人的《金石文字记》说：“元代吾丘衍《学古编》说：按照古代法帖，只有‘呜呼有吴君子’六字，篆法敦厚古朴，似乎可信。如今这块碑妄自增加‘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其他三字是汉人的方篆，与前六字不相合。而且读作“君”的字却写成“季”字；汉代器物中“蜀郡”“洗郡”的字，其一半的偏旁正好同这个“君”字使用同一种写法。根据“季”字的读音，便明显可以看出它的错误。比干墓前有汉人篆书碑，也有这种说法。洪氏《隶释》对汉隶字原已经辨析得很清楚，这里不再详述。如今毗陵人称它为十字碑。” 秦 峄山碑 这是秦代李斯用篆书刻的石碑，高四尺三寸，宽二尺二分，每面八行，每行十五字。考察魏太武帝登上峄山时，曾推倒秦碑；但当地人仍因摹拓它而苦恼，便聚集柴薪把它焚毁。有县令取旧文重新刻在石上。杜甫诗说：“峄山的碑被野火焚烧，枣木上传刻，肥笔失真。”这样看来，此碑在唐代以前就已亡佚；它的翻刻本有的刻在石上，有的刻在木上。宋代徐铉得到古本，把它交给郑文宝；郑文宝于淳化五年在长安国子学刻制，这就是此碑。它究竟是县令所刻的石本，还是“肥笔失真”的木本呢？如今邹县也有这块石碑，是至元年间翻刻的，那就更加失去原貌了。汉 甘泉宫瓦文 瓦当上篆刻着“长生未央”四个字。考据《三辅黄图》说：“甘泉宫又名云阳宫。”《史记》说：“秦始皇二十七年修建甘泉宫和前殿，修筑甬道，从咸阳通到那里。宫墙周围十多里。汉武帝建元年间扩建，周长十九里。”颜师古说：“秦代的林光宫在磨石岭，岭旁有甘泉，所以汉武帝修建甘泉宫时，就取此为名。那座山岭高出其他山岭，距离长安三百里，却能够望见长安城的城墙和女墙。又设置前殿，开始营造宫室，百官也都在那里建有邸第。有灵芝生长在甘泉殿斋房中。”《汉旧仪》说：“灵芝有九茎，呈金色，叶子绿色，果实朱红，夜间发光，于是作了《芝房歌》。”皇帝又修建紫殿，雕文刻镂，用黼黻纹样和玉装饰它，像其他宫馆一样，无法全部记述。武帝当时居住在那里。《汉书》说：“烽火可以传到甘泉宫，因为皇帝不常住在长安，所以边境警报的烽火要传递两次。”巫蛊之祸发生时，武帝也住在甘泉宫。成帝永始四年，出行到甘泉，距离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帝王的遗迹早已湮没，萧相国所修建的未央宫旧址，在今天西安城西北三四十里之间；那里禾黍茂盛，农夫有时把瓦砾抛在路旁，还隐约可以看见字迹，但没有一件是完整的。

译辛丑年，我和祝光远先生从三原到淳化山中，凭吊故宫，只有荒烟蔓草，没想到竟在幽僻之处搜得这块瓦，这与商周时代的鼎彝有什么不同？近来我和弟弟吉人作歌写诗来咏叹此事，四方博雅之士也相继作诗唱和，于是诗篇充满了卷轴。他们所寄托的感慨，又不只是这一块瓦而已。诗作很多，不能全部抄录，这里姑且记下大概情形。此瓦的制作、字形和质地都古朴简约，是汉初的法物，世间罕见，足以珍重。嘉兴朱竹垞作歌说：“西京没有书法家，只有《急就篇》和《凡将篇》。后来孔子故里得到开发，才获得五凤二年的砖。滕公石室封闭已经很久了，文字风格奇特诡异，▯自然形成的芝英书、鹤头书。年代久远，全都沉没湮灭，谁能探究其中的深奥？▯寻访崔瑗、张芝的遗法，福州林侗媕苍雅。袖中忽然取出甘泉瓦，中央正有‘长生未央’四字。放纵的笔势横生，任意涂写，定州汉庙的遗物都不足珍贵。铜爵、香姜之类也只能算是同一流类。我听说甘泉宫本来是祖龙留下的，武帝因此扩建它，并非没有求益寿延年的意思；如今一切都荡然无存。捐▯犂，金铜仙人离开渭水，椽桷自行毁坏，化作龙鳞；因此应当知道这块瓦一定有鬼神守护，不然怎能完整得像镜子一样，丝毫没有损缺？” 是谁擅长这种隶书？古代莫非是史邈、丞相李斯，直到元封年间的人物，才能这样书写吗？林侗喜爱奇异之物，没有人能和他并论。他用硬黄纸墨拓下一挺，装裱成册，请客人为它题字并加以珍重，这与焦山鼎没有不同。我这一生也喜爱金石文字，向南越过五岭，向西越过三云山，亲手拨开丛竹，砍除荆棘，寻找残碑断碣，搜掘孤坟，带回蓬屋；少有香芸护壁，鱼虱散走以避饥饿，虫子啃咬，虫涎和蛀粉纷纷落下。林侗啊林侗，真是个爱好古物的人。宫殿楼阙的遗墟，没有不到的地方；穿短衣、骑一匹马，寻找昭陵陪葬的各位大臣，辨认他们的衔位，旁及降王十四人：右边是先咄毖，左边是什毖，殿以那顺范头利。旧史记载缺略，新史又删削，林侗便考订其先后次第，试着收入储藏于兰话堂的长物中，哪里还要计较一箱金子呢？您家老先生为政并不苛刻，直到今天秦地百姓还在歌颂他；年过八十仍然身体健壮，丹砂不服食，面色红润；奉养父母的生活，乐事很多。这块长生瓦的征兆本来就是为此，请您每天抚摩三次。济南王阮亭作歌说：汉代宫殿一百四十五座，横跨南山，包围九▯。未央宫、建章宫最为广大华丽，渭水北面又修起甘泉宫。甘泉山仿佛化成金碧，千门万户交错玲珑，通天台高耸在宫殿外，向下俯视云雨，一片青色朦胧。武皇求仙，渡过沧海，向东门以东射鱼牵犬；孙卿已经被诛杀，五利也死了，飞廉、桂馆仍然高大参差。登上陵墓、磨砺宝剑，形势发生了变化；云阳的烟草在秋风中令人悲伤。甲帐和珠帘全都化为黄土，何况一片瓦还埋在荒草丛林中。林侗喜好古物，探求幽深隐微之处，穿短衣、骑一匹马，独自在空山中行走。到太乙坛边凭吊钩弋夫人，面对斜阳放声悲歌，意气慷慨。这块瓦出土并非偶然，“长生”二字的古篆仿佛出自神工。用清泉洗涤它，再用绨锦包裹，带回岭海，光彩熊熊。弟弟绘制图样赶快拿给我看，使我怀念古迹而忧心忡忡。终南山、渭水一带都是过去游历过的地方，汉家的陵墓宫阙如今随着飞蓬飘零。哪里知道一块瓦也能供人赏识，远远可以和岐阳石鼓相提并论。哥哥珍视羽阳宫瓦，弟弟珍视铜雀台瓦，纤儿千万不要再加以磨砺。吴江徐虹亭作诗说：武帝乘龙升天的事情实在可悲，再也没有人到集灵宫去。只留下这一片甘泉瓦，曾经映照着西京传来的烽火。云阳宫殿早已摧残，遗瓦仍然和渭水一样寒冷。不要再向铜驼询问消息，金铜仙人的清泪从未干涸。已经没有宝鼎可以在芝房中荐献灵芝，碧瓦徒然可怜地丢在路旁。还胜过临漳的旧铜雀，不必在台边看分香。泥土形成的花纹像绣一样，颜色鲜艳美丽；把它从荒山中收拾回来，正值夕阳照耀之时。留下它与诗人共同长啸吟咏，深夜里常常可以陪伴陈玄。常熟王露斯依照前面的韵作诗：地名指向云阳，这一带处处令人悲哀；姑且凭借一片瓦想象楼台宫殿。金茎、甲帐，是神仙居处，只剩下“长生”两个字；来把它磨洗得鳞片般闪亮，碧色虽残却自然鲜润，清冷自洁。当年承受了多少雨露，如今重叠的苔痕浸渍还没有干。削成圆璧，排列在文房中，旁边还刻着甘泉二字。不必用龙睛开启半勺，玉蟾蜍承接露水，花香清润；霜毫和冰蚕纸共同显出清美。献赋的人应当随同到达日期，脱去粗布衣服，来到即墨。明光殿上赐予重玄，来斋歌咏阿房宫。烟雾飞过渭水，赤色的六国美人，楚人寻访萧相国，急忙营建未央宫。万户千门重重覆盖金碧，娄敬穿着羊裘为高祖确定帝都。山为屏障，河为带，长安城中四帝相继留下盛德，享国七十年，百金露台还没有建成。上林苑的墙连到太乙山，武皇狩猎的骑兵旌旗飞驰。汉关开拓后种植葡萄【得到西域葡萄并修建葡萄宫】；中流箫鼓，正值横汾之日。北山紫雾缭绕，树木朦胧【甘泉山多紫雾】。甘泉水如甜酒，清风很多；君王避暑，长久停驻车驾，渡过渭水、涉过泾水，万国都来归同。珠帘玉户坐落在山谷之中，其中有倾国倾城的美人。尹与李氏到集灵宫，向上听见青鸟鸣叫；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只能徒然徘徊。回中烽火照亮夜空而来【汉代回中的烽火可以传到甘泉宫】；江充发动巫蛊之事，实在可悲【巫蛊之祸兴起时，武帝正在甘泉宫】。神仙并没有长生之术，幸而听到明诏停止经营轮台。君王一去，世事就变成沧海，哪里只是荣华不能长存而已。雄关险要，秋烟封锁；终南山上只有夕阳还在。未央前殿已经让百牛拉犁耕过，长乐宫的朱草却使路人悲伤【长乐宫中有一块地，数尺见方，草的根、茎全是红色，传说是韩淮阴被杀的地方】。残瓦断砖时隐时现，没有一件完整的足以称奇。甘泉山成了虎豹打穴之处，九月已经寒冰遍地、霜雪交加。天南来的游人中，谁来过这里？我和祝老先生一同遍地搜寻【我和祝光远先生同游】。储胥、鳷鹊宫只是徒然经过，紫殿、芝房已经失落在山谷中【储胥、芝房都是宫内的别殿】。跟随者攀登险处，披荆斩棘，得到这块完整的瓦，仿佛得到随侯珠和卞和璧。当地人都变了脸色，感叹很少有人见过，后来的人只得空手而归。“长生未央”四字斑斓分明，光彩可与商代敦、周代卣相比。您没看见铜雀台高耸在漳水之滨吗？哪里曾有一天断绝行人。早晨来求、晚上来取，古物早已被取尽；即使有所流传，也怀疑不是真的。您又没看见秦代重新修筑羽阳宫吗？千年万年徒然青翠【宋代时，长安百姓有人把羽阳宫瓦献给朝廷，瓦上文字是“羽阳千岁万岁”】。秦地人拿瓦献给天子，后来宣和御府也随之漂泊如蓬。玉碗金盘转眼之间就成了过去的遗迹，陈迹不断变迁，王者之气也消歇了。茂陵的芳草随着春天生长，天外三座山峰映照着汉代的月光。杏山山坳中云气升起，举诗？未央宫和铜雀台，全都浸在墨汁中。甘泉宫荒草丛生，谁来开启、修治它？这片瓦多么伟大，珍贵胜过合抱的大璧。让它世代珍藏，不是雕琢，而是刻写。五凤二年砖刻。

译石碑纵长一尺，宽二尺左右，刻有“‘五凤二年，鲁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十四个字。金明昌五年，开州刺史高德裔奉命修缮孔子庙，在太子钓鱼池中挖得此石。高德裔记载说：“石在灵光殿遗址南三十步。所谓太子，是景帝之子刘余，受封于鲁，所以民间俗称太子。”又说：“五凤二年，是宣帝的年号。”又说：“鲁三十四年，是刘余之孙鲁孝王在位的第三十四年。”又说：“六月四日完成，必定是当时创建建筑，或者开凿池塘时记下工程完成的日期。”西汉石刻没有传世的，这一块应当保存下来，用来表明它是西京遗留下来的石刻；现置于孔庙奎光楼下的北墙。考察金章宗明昌五年，就是宋光宗绍熙五年；当时和议达成，南北停止战争。章宗喜好文学，高德裔以才名显著，所以被选为修庙者。开州距离鲁地四百里，家父镇守开州；丁未年，我从开州到鲁地，带着西安的良好拓工前往，想把庙中的碑刻全部拓下。庙中的各位拓工坚持不肯，于是向阙里主人请求，才得到充分施展拓印技艺的机会。庙中各位拓工围在旁边观看，都赞叹佩服，认为精美绝妙，没有人能超过。阙里四氏把这件事称为近来的盛事。嵩山开母庙神道石阙铭【延光二年】。石阙现在位于嵩山启母庙南面。汉代避景帝的名讳，把“启”改作“开”。这篇铭文和《少室铭》两张拓本，都是楚地黄叶井叔先生赠送给我的。叶先生《嵩阳石刻记》说：如今所见保存下来的篆书有三十二行，前面的题名十行，每行七字，其中第三行只有六字。以少室石阙所列官名来参照，那么这十行上面没有缺失文字。后面两篇铭文共二十二行，前一篇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现在只剩六字；后一篇现在只剩九行，每行也只剩六字，大概是上面的一层已经亡佚了。后一篇与《嵩高志》所载相比，又缺少四句。顾宁人《金石记》说：己未年暮春，我亲自到庙下查看这座石阙。叶井叔所谓缺少四句的地方，如今又在四行中得到二十多个字；因为文字太多，石面容纳不下，所以转而刻在旁边，但上面的一层仍然亡佚。启母石，《嵩山志》记载在崇福宫左边。汉武帝诏书说：“朕巡行祭祀华山，到达中岳，看见夏后启母石。”颜师古注说：“禹治理洪水，打通轘辕山，变成熊；他先对涂山氏说：‘想送饭给我，听到鼓声就来。’” 禹跳跃时踢到石头，误打中了鼓，涂山氏前往看他；禹当时正变成熊，羞惭地来到嵩高山下，化成石头，正好怀着启。禹说：“把我的孩子还给我！”石头从北面裂开，启便出生了。梅尧臣诗说：“嵩山少室山的南面多么空旷，是神怪栖息的住所。苍色的石头不知经过多少年，神熊离去后没有留下踪迹。烟雾缭绕的山岩，使人想象有桂宫；长满苔藓的石壁，仿佛是椒房宫。不必像舜的娥皇、女英那样悲伤，潇湘的竹枝依然碧绿。” 少室神道石阙铭【延光二年】。石阙现在在登封县西十里的邢家铺，向西距离少室山还有十多里；应当是汉代的庙宇在此地，叶井叔《嵩阳石刻记》的记载无疑是可信的。这座石阙有铭文，但现在只存两行八个字，其中能够辨认的只有五个字。又写着“三月三日”，但上面没有年号；写着“郡阳城”，但上面没有郡名，这也说明上面的一层石头已经亡失。楚地黄叶井叔先生任延平司理，改任登封县令后，把嵩岳的古碑搜集、摹拓殆尽。乙丑年又到闽地，弟弟佶跟随他学习壁书；他看到了我家收藏的法帖，秦地、晋地和阙里所藏都齐备，答应把嵩岳的全部碑刻赠给我。丙寅年仲夏，他寄来二十七种，分为十二帙，其中汉代的有两种，就是《启母石阙铭》和《少室石阙铭》。汉代石刻流传在人间的很少，我得到的已经颇无遗憾，记下这些以表示不忘。北海相景君碑及其碑阴。碑额篆书刻着“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十二个字。汉安二年八月。碑面剥蚀，已经无法阅读。石碑高七尺，宽二尺七寸，共十七行，每行三十三字。碑阴刻有“故中部督邮”“故门下督”“盗贼门下议史”“书佐”“骑吏”“故循行”“故小史”等名称，共四十八人。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永兴元年六月】。司徒臣雄，就是吴雄；司空臣戒，就是赵戒。鲁相上言，请求设置孔子庙卒史一百户，掌管礼器。诏令准许，于是制作了这块碑。石碑高六尺，宽二尺八寸，共十八行，每行四十字。碑后有小字楷书写道：“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穉圭按照图本题记说：“永兴，是桓帝的年号。”钟太尉在献帝初年才开始任黄门侍郎，距离永兴年间将近四十年，显然不可能是他的书法。不知张穉圭依据的究竟是什么图本。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及其碑阴【永寿二年】。韩勑任鲁相时制造并设立礼器，刻立此碑。碑高五尺六寸，宽二尺五寸，四面都刻满文字；碑面文字十六行，每行三十六字。碑阴和碑侧刻着捐助钱财者的姓名：碑阴分三层，共十七行；左右两侧都分三层，各四行，共一百零八人。碑面文字从韩明府以下已经载有八人；碑阴从曲成侯王暠开始，到鲁周房伯台结束，共六十二人；左侧从东海傅敬谦开始，到卢成子结束，共十八人；右侧从山阳瑕丘开始，到平陵令鲁麃结束，共十九人。其中有蕃王狼子，远方之人仰慕义理，值得嘉许。杨用修《金石考》因碑阴姓氏所附人数有多有少而感到疑惑，可能是没有见到左右两侧，所以他所见的情况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人〕 郎中郑君碑【延熹元年】。碑额刻着“汉故郎中郑君之碑”。碑文说：“君名固，字伯坚。”碑文也已经剥落，现存二百多字，其中碑面存有“延熹元年”字样。现在碑在济宁州学。碑文有一句说：“逡遁退让，顾宁人。”《金石文字记》说：“逡遁，是‘逡巡’的异体写法。”作者考察经书传记，写了数百字，不能详细抄录。泰山都尉孔君碑及其碑阴【延熹七年】。

译碑额篆书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秦、汉、魏三代不在石碑上刻写人物姓氏；此碑为隶书，高八尺多，宽三尺多，共十六行，每行二十九字。考察“宙”字，孔季将是孔子第十九世孙孔融的父亲。此碑本应竖立在墓旁，不知何时迁移到曲阜孔庙屏门东方；碑为方座形式，十分古朴。题额约三尺宽，中间凿有圆孔，像月亮一样，贯穿到背面，就是记载中所说的“丽牲”。碑阴额篆书刻着“门生故吏名”五字，下面分三层列出门生、弟子、门童、故吏、故民，类别不同，共六十二人。考察延熹七年为甲辰年，是桓帝即位的第十八年；梁冀虽然被诛杀，五侯仍然放纵。这一年太尉黄琼也去世，不久党锢之祸发生，范、李诸位君子也将被杀。人物相继亡故，国家困苦衰败。到了戊子年，四十三年之间，覆巢之祸竟连神明后裔也不能幸免，实在令人感慨。鲁相史君祭祀孔子庙碑及其碑阴【建宁二年】。汉代制度是郡国通过尚书向天子上达。史晨任鲁相时，拿出俸禄钱供祭祀之用，向尚书府上书，由尚书府奏报桓帝。石碑高五尺五寸，宽二尺六寸，共十七行，每行三十六字。碑阴刻着史君的姓名、爵位和乡里，称说祭祀礼仪已经完成。郡国前来观看的人有九百零七人，全都唱雅歌、吹笙。又用剩余的钱修治沟渠、设置水井等。共十四行，每行三十六字。顾宁人《金石文字记》说：碑文写“饮酒畔宫者”，“畔宫”是“泮宫”的异体写法。益州太守高朕所作《修周公礼殿记》也写作“畔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七人〕 郭有道先生碑【建宁二年】。先生名泰，字林宗。这篇碑文由蔡邕撰写并书写。过去有人说，中郎所书的《有道碑》应当知道二者相合。墓在介休县驿路旁。我曾经过介休，到墓下去，没有见到碑石；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汉代石碑早已亡失，后来重刻的碑也因反复摹拓而损坏，至明末某夜又被人盗走。这一拓本是潘次耕先生遗留下来的，不知出自何处，大略还保存着形貌，但神采不足罢了。全碑约二十【阙】行，每行四十【阙】字，高六尺，宽三尺。“介休碑”写作“界休”。“关西夫子杨公震墓在潼关以内西面五至七里之间。墓背靠渭水，面向华岳，前有四知坊，后有飨堂，堂后是杨氏各墓，累累相连，其中选择高大的一座，应当就是太尉墓。”欧阳修《集古录》说杨震墓还在，汉碑有四五通。我多次经过墓下，却连一块碑石也没有见到。汉隶最难得到，即使是《有道碑》，也只是拓本，不知距离原碑的真实面貌又有多远。《集古录》又说杨氏墓在阌乡。如今潼关以内都属于秦地，是华阴县的辖境；阌乡则属于中州河南。《博陵太守孔君碑》【建宁四年】孔君名彪，字元上，是孔子第十九世孙，与孔宙是同辈兄弟。碑在孔林丛林之中，高八尺多，宽不到三尺。碑额题作《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碑额下也凿有一个圆月形孔。汉碑的形制都如此，即使把整块碑拓下来，能够辨读的也只有十分之二三。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六字。孔林虽然在平地，进入其中，只见草木丛生蔽日，鸟禽交错飞翔，周围二十多里，幽深程度不亚于大山深谷。古墓累累，都是孔氏子孙的墓，碑碣也大多亡失了。《司隶校尉鲁君碑》【熹平二年】碑额用隶书刻着“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十二字。碑文说：“君名峻，是周文公的显贵后裔、伯禽的美盛后代。延熹【阙】年，被任命为司隶校尉。”考察《汉书》，桓帝延熹九年，中平二年，皇帝驾临前殿，命司隶校尉张彪率兵包围梁冀宅第，收缴大将军印绶；延熹九年，又因党人之事把司隶校尉李膺下到北寺狱。鲁峻在《汉书》中没有可考的记载，他是否在张彪之后、李膺之前任职呢？为什么名声竟不显著？他的门人私下为他定谥号“忠惠父”，也是尊崇他到了极点。碑高八尺多，宽三尺多，共十七行，每行三十三字。碑于灵帝熹平二年刻成。碑阴刻着故吏、门人的姓名，分为两层，共四十二人，末尾有题作“义”的字，也剥蚀得很厉害，难以辨读。《大名府开州志》说，境内有顿丘邑，县令是昌邑人鲁峻。开州东北有顿丘，颜师古说：“因丘而以此命名县名。”就是《卫风》所说“送子涉淇，至于顿丘”的地方。这样看来，鲁峻是昌邑人，起初任顿丘令。此碑如今已经没有了。《郃阳令曹君碑并碑阴》【中平二年】这块碑，赵子函《石墨镌华》说：“万历初年，在郃阳县旧城挖掘得到此碑。碑刻于中平二年。碑文中说曹全任戎部司马，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战，谋略如泉水涌出，威势与诸贲相当。和德反绑双手归来赴死，军队回师整顿。各国赠送的礼物将近二百万，全都登记入官。”考察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和德射杀其君主后自立。凉州刺史孟佗派从事任涉率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带领各国军队，共三万人讨伐疏勒，攻打桢中城四十多天仍不能攻下，于是撤军。这两种说法互不相合，而且司马是曹宽，并非曹全，难道就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范史传抄有误？或者记功的人夸大了言辞，而所谓反绑归死似乎又不是虚饰；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碑上又称光和七年，而史书中的“光和”只到六年，大概是七年冬十一月才开始改元为中平。碑文的隶书完好无损，没有一个字残缺。碑高四尺多，宽二尺二寸，共二十一行，每行四十五字。碑阴题刻姓名，字很细小，分为两层，共五十三人。现在碑在郃阳县，不但宋代欧阳修等人没有见过，就是明代的都玄敬、王元美也没有看到过。《汉尉氏故吏处士人名残碑》【中平二年】这是碑阴，碑的正面已经磨平，一个字也没有。碑阴也只有二十多个字，唯独碑额的大篆“尉氏故吏处士人名”八字没有损坏。《荡阴令张迁碑》【中平三年】这块碑在东平州。顾宁人《金石文字》说：碑文有“荒远既殡者，宾之误”这样的句子，“中謇于朝者，忠之误”，又有“爰既旦于君，则暨之误”。古字常可通用，但把“宾”字旁加上“歹”已经没有道理，又怎么会把一个字拆成两个字呢？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都没有这块碑。《山东通志》说，近来挖地得到此碑。难道是好事之人得到古本后摹刻在石上，终于讹误到这种程度吗？《执金吾丞武君碑》

译碑额以阳文刻着这七个字。碑文说：“君名荣，应当是灵帝时人。”下面的文字随即剥蚀得无法辨读，只剩下一百多个字。《治书侍御史孔翊碑》孔君名翊，残缺得特别严重，清洗剔刷后只得到二十多个字。碑在孔林，距离《博陵碑》很近。《汾阴宝鼎歌玉刻》友人张远得到一片古代刻有文字的玄玉，宽一寸三分，纵长一寸五分，厚三分。上端稍圆，形状像碑。上面刻着班固《宝鼎歌》中的四句二十八字：“洛修贡兮汾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现兮色纷纷，焕其炳兮被龙文。”字体是钟鼎文和小篆，背面刻着“癸鼎”二字。考察《汉书》，班固《宝鼎歌》有六句四十二字：“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现兮色纷纭，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这件刻石把“洛修贡、汾效珍”二句直接写成具体地点，与《汉书》不同。不仅篆书和刀法精妙，就是玄玉本身也为世间罕见。魏 《封孔羡奉孔子祀碑》【黄初元年】魏黄初元年，开始封孔子第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让他奉祀孔子。这块碑刻的是有关诏书。石碑高六尺【阙】寸，宽三尺，共二十二行，每行四十【阙】字。宋代张稚圭根据图记认为是曹植撰文、梁鹄书写，却不知道他依据的是什么图。梁武帝评论梁鹄的书法说：“如龙威虎震，像剑拔弩张。”而且王逸少也学习过他的书法，可见他的字本来就值得珍重。不知道这块碑果真是梁鹄所书吗？《阙里志》说：汉平帝元始九年，封褒成君孔霸的曾孙孔均为褒成侯，奉祀孔子。王莽败亡、国家丧失后，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又封孔均的儿子孔志为褒成侯；孔志的儿子孔损在和帝永元四年又被封为褒尊侯，世代相传，到献帝初年，封国断绝。魏文帝黄初二年，才开始封孔子第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百户。顾宁人《金石文字记考》说：《宋书·礼志》记载：“汉代以后，天下人办理丧事奢侈靡费，多建造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因天下雕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止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又下诏说：“这些石兽、碑表，既是私人夸耀美饰，又助长虚伪，损耗财物、伤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因此一律禁止。” 触犯禁令的人，即使后来遇到赦令，也都应当毁掉这些碑。义熙年间，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论禁止立碑。裴松之传记说：“裴松之认为世代私立碑石，有违事实，于是上表陈述，因此终于彻底禁止。”所以整个魏代，几乎没有记功述德的碑文。史书中见到立碑的，魏代只有田豫、颜斐二人，晋代则有羊祜、杜预等八人。齐建武年间，范云上表请求为太宰、竟陵王萧子良立碑，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因此，从魏到陈六朝二百多年间，碑刻很少流传到后世，是有原因的。《隋书·礼仪志》说：梁天监六年重新申明丧葬制度，凡墓地不得建造石人、石兽、碑，只允许制作石柱，刻记死者的名位。又考察蔡中郎文集中，胡广、陈寔各有三碑，桥玄、杨赐各有二碑，已经很冗滥了。袁满才十五岁，胡根才七岁，各自都有碑，更是滥设。大致说来，阙楼以及人物、禽兽等装饰，大多盛行于桓帝、灵帝时期。《水经注》说，宦官寺人专擅权力，五侯暴虐于世，剥削公私财物来办理生死之事；书中所记荆州刺史李刚等人建造石阙、祠堂，工艺穷极精巧，正是由于上面的人不加限制。那么，魏武帝禁止立碑的做法，难道可以停止吗？我曾经说过，江左六朝建都之处，帝王陵寝和丘墓累累，而高大的碑、丰厚的碣却极少，这是因为当时有禁令。否则，以当时人文的兴盛、羲之和献之书法的精妙，若能有片石流传到今天，难道不会光耀千古吗？吴 《天发神谶文》【天玺元年】这是吴后主孙皓在岩山刻的纪功石。原来在金陵城南天禧寺旁的段石冈，宋元祐辛未六年，胡宗师把它运到漕防后圃，现在在江宁府学。传说是华覈撰文，古人已经辨明这种说法错误，认为是皇象书写。戚光《续志》说，皇象的书法在汉末独步天下，况且兼有篆籀笔意，确实应当排在周代石鼓、秦代刻石之后。考察实录，吴主孙皓在位时，吴郡临平湖开裂，又在湖边得到石函，函中有一块青白色小石，长四寸、宽二寸，上面刻着“皇帝”二字，于是改元天玺，立石刻在岩山，记载吴国的功德。此石如今断成三段，残缺得无法阅读。祥符年间，周雪客在浚理时把断石联缀起来并续补文字，文章大体连贯，但对没有文字的地方作了补写，题为《天玺碑释文》一卷。我按照他的次序装裱成册，没有错误。我再次考察：吴主孙皓在甲申年即位，建号元兴十一年，甲午年改为天册；这一年秋八月，临平湖出现瑞石，又改元天玺，以夸耀盛事，刻石纪功。晋武帝司马炎在乙酉年即位，建号泰始，到此时改元咸宁，任用羊祜、杜预、王浑等人雄踞上游，有兼并江东的意图。孙皓更加淫暴，任用谄媚小人来制造符命，自我粉饰、蒙蔽耳目。因此，这块石碑所说的是亡国之言，不值得观览；只是因为文字质朴、字体奇古，而且历经一千五百年之久，所以保存下来。吴国自讨虏将军孙权开创基业，二十多年后到壬寅年，大帝孙权建号赤乌，在位三十年；孙亮六年，孙休七年，孙皓十七年，到庚子年孙皓投降晋朝，吴国历经四主五十八年而亡，距离天玺甲午年仅七年。妖孽的出现，是事物和人的共同征兆。然而江左的帝王之气确实由吴国开启，六朝相继以江南为都。到明太祖兴起，合并金陵城、石头城等城池建立王都，填平临平湖建造宫阙，规模更加宏大。后来金川门被攻破，明朝鼎器北迁，故宫陷落，黍离之歌由此兴起。回头看周道、孝陵，已成瓦砾；报恩塔内部自焚，金碧颜色也改变了。值得感慨的，难道只是段石冈的三片断石吗？宋代梅圣俞诗说：“了头石虽断，文字未全讹；年算赤乌近，字疑皇象多。几时经霹雳，异代见干戈；更与千秋防，松煤定费摩。”杨备诗说：“孙吴纪德旧刊碑，埋没蟠螭与伏龟；惆怅石冈三断在，至今犹似鼎分时。”鲁极诗说：“凛然皇象法书存，重屋应无野火焚；割据英雄余一念，断碑千载尚三分。”

译丁丑年仲春，我客居上江，幕府抚军陈琳望将要到江宁办事，我告诉他说：“这样一张纸虽然微小，若不借助节钺的权势，就无法得到。”于是把这块碑的事托付给他。十天左右回来时，他送给我两张拓纸。过了半个月，江宁太守又送来六张，全都归我所有。后来经过吴江，住在潘稼堂先生家中，观看他收藏的法帖，谈到这块碑。稼堂说：“我生长在江南，近六十年了，愿望一直不能实现，您却有这么满满几箱，赶快分给我一些。”于是我把一张转赠给他。我按照周雪客审定的次序，亲手装成一册，并题写一首绝句：“江东鼎峙奠王基，千载空传天玺碑。缓带轻裘功已就，龙蟠虎踞不胜悲。” 晋 《孝女曹娥碑》如今上虞江边的曹娥庙中，连一片碑石也没有。王羲之书写的这块碑，杂见于各家法帖之中，优劣各不相同。蔡虎贲所题的八个字，是太守度尚在元嘉元年最初立碑时所题。碑还不到三百年便坠入江中，随后亡失。王羲之又把它重书在石上，如今也不再保存，但后世重刻本不断流传。碑中还保留着汉人篆书、隶书的遗意。王元美说：“小楷方面，王羲之超出尘俗；行书用笔方面，蔡卞竭尽力气也赶不上。”蔡卞的书法我没有见过；王羲之的字我收藏有几本旧拓本，其中以一本最好。《兰亭叙》【永和九年】关于《兰亭叙》的争论已经很久了。比如定武本有肥本、瘦本，有“五字选”和“五字不选”之分；各本中赵松雪的十三跋，都是稀世珍品，在交游之处能够看到就足够了。宋代士大夫已经有很多摹刻本，贾似道得到一百七十多本，分为十支。旧刻本沉没消失，新刻本又不断出现。过去有人说《兰亭叙》没有下等拓本。我得到十多种，其中两种是真正的宋拓本；其余有颍上本、上党本、国学本、秦府诸石本【万历年间从西安土中挖出，秦王取入府中；这一版本笔力劲健，很有欧阳询的笔法】，还有一本玉版本，一本周王府东书堂本，此外又杂取各刻本中较好的，也都值得观赏。宋代林霁山诗说：“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几吠鸦。水到兰亭转幽咽，不知真帖落谁家。” 《周孝侯墓碑》如今这块碑在宜兴县。王元美说：“宜兴周孝侯墓有一通古碑，碑文说由晋平原内史陆机撰写、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写。碑尾说：‘唐元和六年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宜兴县令陈从谏重立此碑。’后来又有一条题记，由前任太常寺协律郎黄某书写，姓名和书迹都模糊不清，但字迹还稍可推测，应当是后人因为陆机撰文下面留有空石，便妄自增加‘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几个字来抬高碑的价值罢了。”碑文开头记载周处的事，大体与传记相同。至于“弦断箭尽，左右劝他退兵，周处按剑发怒说：‘这正是我接受符节、效命国家的日子，为什么要退兵？大臣以身殉国，不也是可以的吗？’”下面忽然接上韩信背水一战的文字，句意不太连贯。又说：“没有不翻山越岭、背负幼儿前来归附的……”元康九年，因病情加重，突然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天子按照大臣的葬礼和师傅的礼制，亲临送葬。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赠谥号“孝侯”，这是合于礼制的。赐钱一百万，赐葬地十顷，赐京城土地五十亩作为宅第，又赐王家田五顷。诏书说：“周处的母亲年老，加上他是远方之人，我常常怜悯挂念。”当年二月某日，葬在宜兴旧原。考察周处在永平七年战死，追赠平西将军，赐钱、赐葬地以及供给周处母亲医药酒米，都和碑文所说相同。大概又过了十五年，元帝临朝称制，追封周处为孝侯。建武是他的年号。当时陆机已经去世很久了，难道是在立碑时，替周处撰文的人把“孝侯”这一谥号窜入文中吗？然而又不应当把永平年间的诏书移到建武之后。至于所谓“翻山越岭”“突然去世”“天子以师傅的尊礼相待”等语句，又像是陆机其他文章错简混入的。但考察吴国及晋初，都没有元康这个年号，实在无法解释。这篇书法的结构虽稍显疏松，笔力也过于强劲，但中间极有姿态风骨，点画法度很得钟繇、王羲之的意味，大约处在李邕、张从申之间；不能因为它有讹误，就把它换掉。

译《笔阵图》王元美说：“右军的《笔阵图》共有两个本子。一个刻自周王府东书堂，楷书稍小，有欧阳询那样的清劲；另一个行书笔势非常遒劲飘逸，但不能脱离俗气。有人认为是南唐李主的书法，笔力遒劲而有法度，恐怕连唐代以后的人也未必能达到。但《笔阵图》的图说明显不是右军所作。右军十二岁时就渡过长江，神州已经陆沉，那么所谓‘之许之洛’说的是什么呢？就连《华岳碑》也是张昶所书，并不是张旭所书。” 《保母砖》王献之书写的《保母砖》已经剥蚀得非常严重，只剩下二十多个字，收入《戏鸿堂诸帖》。赵孟頫说：“《保母碑》虽然是近来才出土的，但确实是大令当时亲自刻写的；与《兰亭》相比，真可说自然不同。世人只知道喜爱《兰亭》，却不知道此碑。”人们想学习草书，不可没有这件碑帖。我有这件东西，只遗憾自己奔走南北，不能完全得到古人在临池方面的功夫。因此趁公事之余拿出来给人看，使人又喜爱又赞叹。梁 《瘗鹤铭》【天监十三年】顾宁人《金石记》说：如今在丹徒县焦山下，刻在山崖石上。《辍耕录》说：必须等潮水退落后才能摹拓，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得到它的全文。欧阳文忠公根据旧记，认为说王羲之书写是不对的；又怀疑顾况号“华阳真逸”，而此书的风格类似颜太师。沈存中则确实认为是顾况所作。黄长睿《东观余论》说，陶弘景曾居住在华阳，所以自号“华阳隐居”。陶弘景著书不称建元，只用甲子纪年。如今这篇铭文写着壬辰、甲午；壬辰是梁天监十一年，甲午是十三年。陶弘景在天监七年游历海岳，住在会稽，直到永嘉十年才回到茅山；十二年，他的弟子周子良去世，陶弘景为他作传。因此，天监十一年时他在华阳，这是可以知道的。董逌《书跋》载南阳张壆所记说：如今《瘗鹤铭》还保存在焦山，凡是文章的句读能够辨认的，以及点画仅存的，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字；而已经散失的，差不多有五十字。按完整的书篇计算，大概有九行；每行完整的有二十五字，但首尾两行不计在内。熙宁三年春天，我在焦山北面搜寻它的遗文，偶然从乱石中得到十二个字。石头非常逼窄，我俯卧在石下，这才可以读出。所以过去的人没有见到它，世间也没有流传。后来又有“丹阳外仙”“江阴真宰”八个字，和“华阳真逸”“上皇山樵”一样，似乎都是隐士的别号。我又在崖上得到唐人的诗，诗在贞观年间已经排列在铭文之后，这样就知道不可能是顾况所作了。如今考察这篇铭文的字体，和《旧馆坛碑》完全相同，它是隐居所书写的，毫无疑问。我的朋友淮阴张弨在丁未年十月到山下探寻幽迹，又得到七个字。其中说：“惟宁之上有厥土”二字；“华亭之上有爽垲势掩”四字；它右边题名“征”字下面还有一个“君”字，这些都是过去的人没有见到的。我得到的张中丞旧本，卷首题记说：“我在嘉靖丙辰年领兵清剿海寇，经过金焦二山，拓得几幅。郡守高维石公博学雅正而爱好古物，偶然谈到此事，于是把它赠给了他。蜀地眉山明崖居士张景贤记。”从高郡侯以后，它在几家之间流传，后来我才得到。现在能够看见的不到一百字；观察它的笔意，和《旧馆坛石》的大小不同，但丰润气度相同。《旧馆帖》我曾在潘次耕先生家见过。后魏 《鲁郡太守张猛龙碑》碑额题作《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用正书写十二个大字；碑额用正书书写，是从这里开始见到的。张君名猛龙，字神𣚥，颇为奇异。正光三年，即魏明帝翊之七年，也是梁武帝普通五年。碑石高六尺五寸，宽二尺八寸左右，共二十六行，每行四十六字，残缺很多。《中岳嵩阳寺碑铭》顾宁人《金石记》说：如今在嵩山善防寺，末尾有一行正书写道：“大唐麟德元年，岁次甲子，九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从嵩阳观移来。”善防寺碑文中，把“东”写作“柬”，把“矩”写作“短”，把“潜”写作“濽”，把“驯”写作“廵”，把“啄”写作“喙”，把“洋”写作“庠”，把“鹜”写作“务”。只有“皇帝”“太后”不另起行，也不空格缺字，仍保存着古代格式。叶封《嵩阳石刻集》说：这块碑上半截雕刻佛像，层层叠叠；佛像隆起，其他地方刻平。这篇文字刻在下半截，占整块碑的四分之一。文字上方又刻出一个空方框，约六寸见方，向内深约二寸；这种规制也与后代大不相同。北齐的各块碑，大多也类似这样。《李仲琁修孔庙碑》仲琁任兖州刺史时，修缮孔庙，立下这块碑。东魏兴和三年，即梁武帝大同七年。在战乱纷扰之中，仍能留意圣宫，仲琁可以说是知道自己所爱好和崇尚的事物了。碑额以篆书写“鲁孔子庙之碑”，碑文杂用篆书、隶书、八分书和正书等字体。碑石高七尺，宽二尺六寸左右，共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北齐 《修孔子庙碑》碑额用阳文篆书写“夫子之碑”四字。碑上的字已经剥落，无法辨读。碑石高不超过五尺，宽三尺多。齐废帝殷干明元年，即陈高祖霸先永定二年。这一年，齐国有两个年号：干明元年八月改为肃宗演的皇庆元年。后周 《华岳颂碑》万纽于瑾撰写碑文，赵文渊奉诏书写。考察可知，于瑾就是唐瑾，后来赐姓万纽；史书称他撰写碑颂几十万字，这篇是其中之一。至于赵文渊，史书称他很有钟繇、王羲之的法则。宇文泰当时命令他和黎季明等人刊定六种字体；他曾到江陵，书写《景福寺碑》，梁主称赞他。又因为题写匾额有功而增加封邑，授任郡守；每逢需要题写匾额，就总要把他召回来。这样看来，文渊的书法在当时本来就很有名。这块碑建于天和二年，正是他书写宫殿寝门等匾额之后。江陵《景福寺碑》不知道还在不在；这块碑保存完好，没有一处磨损剥泐。碑石高六尺，宽三尺，厚九寸左右，共二十行，每行五十四字，位于岳庙五凤楼内甬道东边。这篇碑文刻在石碑北面，而唐代开元年间刘升所书的《精享文》反而刻在石碑南面，这是为什么？颜鲁公《谒岳记》就刻在这块石碑的西侧；东侧则有贾竦和其他人的题咏。碑石上刻出撰文、书写者的官爵和姓名，是从这里开始见到的。《车骑大将军豆卢敬公碑》

译碑文题作：庾信撰写《周开府车骑大将军豆卢敬公墓碑》。如今不知道豆卢敬的墓在哪里；这块碑移置在文王陵庙防门西侧、横卧的墙边。癸丑年秋季末，我到咸阳，傍晚经过文陵，看见这块碑的形制很大，便命随行的几个人用力把它翻过来察看。碑首八九行还可以读，其他地方则磨灭得没有字了。我担心石碑露在外面容易损坏，于是把它横放在墙边。甲辰年春天，我让拓工在咸阳原上搜拓古碑，印下这两张纸。后来读庾信文集，才看到全文。碑上说：“公名恩，字永恩。”文集说：“名永恩，字某。”碑上说：“器量可比钟鼎，声名感动风云；猛虎震动大地，七岁时也不惊惧；羝羊触碰藩篱，九岁时便能应答。”文集说：“观看秦国军队，还只能称为童子；应答楚国战事时，仍然身穿青衿。”两者不同的地方不只是这几句话。我私下认为，豆卢公的名和字应当以碑文为准；至于文章，大概是后来有所增改。咸阳原东西长达三百多里，陵墓相互望见，碑碣一百块中也难有一块保存下来。庾信文集中的碑铭共有三卷，都是他在周朝任职时所作；如今只有这块石碑尚有几行没有毁坏，却已经倒在荒草之中。将来能否保存下来，无法知道，真令人感慨。整块碑高五尺四寸，宽三尺，共二十五行，每行五十一字。末尾有“保定二年赠上柱国大将军涪陵郡公，谥曰敬”。我经过咸阳原，读豆卢敬碑，作了两首绝句：“斜阳秋草读残碑，叹息中原板荡时。辽左将军封马鬛，累臣词藻动文螭。家山芜没空江外，秦地还悲楚客来。何事江南寻旧赋，数行荒碣不胜哀。” 隋 《龙藏寺碑》如今在真定府龙兴寺大殿内。顾宁人《金石文字记》说：“龙兴寺后面有天宁阁九间，共五层，高一百三十尺。阁中有铜制观世音像，高七十二尺，有四十二只手臂，每只手中各执一物；世俗称它为大佛寺。碑是隋开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僊所立。但碑末却说，是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写的。齐灭亡后进入周，周灭亡后进入隋，却仍然书写齐朝官职，大概是君子能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而当时的人也不认为这样做不对。碑文把‘践阼’写作‘践祚’，把‘何人’写作‘河人’，把‘伽蓝’写作‘伽篮’，把‘懐’写作‘壊’，把‘五台’写作‘吾台’，这些都是文理无法贯通的地方，怀疑是后人摹刻时的错误。”宋代欧阳公《集古录》又说：“龙藏寺已经废弃，如今在常山府署门前。”这是嘉祐八年所写的；但龙兴寺是在干德元年建立的。按照文忠公文集记载的日期，碑当时还不在龙兴寺，这就是它迁置的缘由，只是已经无法查问了。【《金薤琳琅》说：“寺在隋代名为龙藏。欧阳公说寺已废、碑在常山府署，大概是因为没有亲自到过那里，所以错误记载。”】只是碑上大书齐朝官职，必定不是后人增刻的。我考察颜之推曾在周、隋两朝任职，而他所作《家训》中称梁为本朝，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当时南北分疆，朝代兴亡交替；作为臣子，虽然未必能守住一节直到生命终了，但内心所归属的对象，在称呼名号的时候本来就清楚显明，不能轻易改变。这样看来，如今的人不如古人的地方，难道仅仅是书法鄙陋、文字讹误而已吗？《安喜公李使君碑》【开皇十七年三月】如今在马嵬堡北面五里处。碑额以篆书写“隋安喜公李使君之碑”八字。碑文剥落，难以阅读。赵崡说：“碑上唯独缺少使君的姓名，却有季父李琰之的名字。”李琰之见于《魏书》；使君被封为安喜县公，爵位虽不低，但《隋书》没有他的传记，已经无法考证。《隋都督荥泽令常府君墓志》【大业三年】名丑奴，扶风始平人，就是今天的兴平。他在周朝任职，官职为【缺二字】；进入隋朝后任荥泽令，于大业元年去世，大业三年安葬。墓志石边长各一尺二寸，共二十七行，每行二十七字，没有书写者和撰文者的姓名。如今在兴平县崇宁寺墙壁之间，被儿童反复摩挲，石面青亮如镜，字迹也几乎磨平了。墓地所在已经失考。《陈明府修孔庙碑》【大业七年】陈明府名叔毅，字子严，是陈武帝的孙子、宣帝的儿子。陈朝灭亡后进入隋朝，任曲阜令；大业七年修缮孔庙，由他的仲父陈俊撰写碑文并立下此碑。碑石高【缺】尺【缺】寸，宽【缺】尺【缺】寸，共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二字。碑末有孔子第三十一世孙孔长名、第三十四世孙孔子叹监工上石的姓名，写作“孔子叹”，很是奇异。宣华夫人陈氏也是武帝的女儿，隋文帝选入宫中，受到宠爱；隋文帝死后，炀帝与她私通。不久她去世，炀帝作《伤神赋》。叔毅任曲阜令，大概是在宣华夫人死后。碑文称：“皇上思虑万机，精心选拔人才；周公的遗教虽要等待一变的时机，孔子的遗风自然成为百王的准则。”这究竟是什么纲常伦理，竟然还敢谈论周公、孔子吗？《智永千字文》智永禅师是王羲之（逸少）的第七代孙，书法学习有深厚源流，是一代书法宗师。他居住在长安西明寺，亲自书写真书、草书《千字文》八百本，散布于世间。只是“律召调阳”四字是真迹；草书的“召”字与“吕”字相似，世俗写作“吕”是错误的。“闰余”对“律召”来说正是这个意义。王元美说它圆润劲健、古朴典雅，没有一笔失去法度，精妙之处在于藏锋收敛姿态。又说曾在山阴董氏家见过绢本真迹，墨色深入绢帛肌理，浓郁得仿佛要飞动，真是神异之物。智永生前，每个字值五万钱；如今应当更不知道价值如何了。这块碑是宋大观年间薛嗣昌根据长安崔氏收藏的真迹摹刻在石上的，如今在西安府学文庙防门西边。前来拓印的人没有一天中断，而且石面将要磨泐了。

译《李靖上西岳书》杨东里认为，这块碑是卫公还是平民时所作。当时他厌恶隋朝的乱局已经到了极点，怀有救济世人的志向，奋发想要有所作为，于是在岳神祠中祈祷。士人没有什么比立志养气更重要；卫公这篇文字，志向已经先行确定，而气势也笼罩天下，难怪它能够依附日月而光耀于旌旗和常旗之间。王元美认为，此书粗豪，不成文句，断定也是后人附会的说法；但书法却有意取法于右军、永兴之间。赵子函也认为这是好事者所作；然而唐代刘餗说，卫公曾向神祈祷，并请求神告诉他官位，言辞神色都很刚烈，后来有声音说“仆射好去”。后来果然没有看到结果如同所说；由此看来，难道真有这件事吗？小说又记载卫公射猎时使天降雨的事情，说他作为水神，旱灾时祈祷便能得到应验，大概是异人，或许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解释。这块碑是明成化年间陕西布政朱英翻刻宋刻本，立在岳庙五凤楼内甬道东边，位于后周《华岳碑》后面几步处，共十九行，每行十九字或二十字。潞州的宋刻本刻于崇宁年间；藤县的本子刻于绍兴年间，这两个地方都有岳庙。《皇甫府君碑》皇甫诞死于隋汉王杨谅之乱，当时已经有碑额和碑文的定例。到了唐朝，又因为他的儿子皇甫无逸显贵，于是得以立碑，由志宁撰文，欧阳询书写。虽然没有年月，但应当是在贞观初年。王元美认为，这块碑比欧阳询的其他碑更加险劲，是欧阳询书法的发源处。赵子函认为，字体劲健而不险峻，只是改变了晋代书法的面貌，可以算作楷书中的神品。碑原来在长安鸣犊镇，不知何时移入西安府学文庙防门西边，距《智永千字碑》后面几步。嘉靖戊子年，陕西督学余君房为它修建亭子遮护。丙申年亭子倒塌，碑先前已经断裂并缺少二十多个字，到这时又缺少五十多个字。如今在旁边用铁夹固定，虽然接续起来重新立着，但所缺的已经将近一百多个字了。石碑高五尺三寸，宽二尺六寸，共二十八行，每行六十字。考察皇甫无逸起初侍奉越王杨侗，王世充篡位后，他斩断关门逃出，追兵赶上了他，于是解下金带扔在地上，骑兵争着下马拾取金带，他才得以脱身。归唐后任同州刺史、益州长史，所到之处总是关闭关门，不接待宾客；需要什么，就到其他地方购买。他常常巡视部属时住在百姓家中，灯芯烧尽，主人将要续添，无逸总是抽出佩刀割断自己的衣带给他使用。他就是这样孤高耿介；然而又过分自我矜持谨慎，每次上奏都要读十多遍，还害怕没有审察周详。使者已经上路，他还要追上去反复省察两三次。《文州总管陆使君碑》碑文说，陆公名让；碑立于唐贞观十八年，已经剥落，无法阅读，不知道撰文者的姓名。隐约可以看见郭俨书写的几个字。碑额以正书写《隋文州总管陆使君碑》九字，刚劲险峻，类似欧阳询信本的书法。碑石高四尺四寸，宽三尺，共三十七行，每行五十一字。碑在三原县北面的原野上，沉埋已久。杨侗命人挖出并拓印，仍有一百多个字，神采焕然，值得观赏。这块碑和《皇甫碑》都是贞观年间所立，只是碑额称“隋故”，所以归属于隋朝。《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上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来斋金石刻考略》

译钦定《四库全书》《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中 侯官林侗撰写 唐 《高祖为太宗祈疾疏》这是隋大业二年正月八日刻的。当时高祖还任郑州刺史，太宗刚九岁。疏文说：“郑州刺史李渊为儿子世民眼睛患病，先前在这座寺中祈求仙佛的恩力，眼病得以减轻。恭敬地制作一方石碑，愿以这份功德资助、增益弟子李渊全家大小的福德，使他们永远没有灾害瘴气。弟子李渊一心供养。”石碑方圆约一尺，位于鄠县草堂寺。它不是原来的石碑，而是元代寺僧重新刻制的，刻工不佳。《秦王告少林寺教》【行书】如今在少林寺中，文字刻在裴漼《少林碑》的上面，碑首写道：“太尉、尚书令、陕东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告伯谷坞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僧众，以及军民首领、士人、庶民等。”末尾写道：“四月三十日。”考察《旧唐书·太宗纪》：高祖接受禅让后，授任太宗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冬，授任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不久又加授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三年，加授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七月，他总领各军进攻东都的王世充。因此，这篇告示应当是武德四年四月三十日所作。五月丙寅，王世充投降，河南平定。“世民”二字用草书写得特别大，是太宗亲自书写的；其他字是记室参军所写。如今少林寺僧人以棍法闻名天下；在隋朝时，他们已经能够帮助秦王抵抗王世充，这种传统由来已久。闯献之乱时，唯独没有敢侵犯少林寺的；僧众专门以抢掠各路贼寇为事，僧徒往往有列入大帅之位、建立军府的。《太宗晋祠之铭》【贞观二十一年御制并书】顾宁人的《金石文字记》说：祠庙在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县八里；如今的县城就是古晋阳的旧址，唐代曾是并州、北都，也是河东节度使的治所。从前有人在这里建庙，用来祭祀唐叔虞。《北齐书》中已经有它的名称，高祖起兵时还曾到这里祈祷。《册府元龟》记载，太宗贞观二十年正月驾临晋祠，立碑撰文，并亲自书写在石上，至今还保存在祠中。大概从前的并州都城范围很大，祠庙距城三四里，在悬瓮山麓，是晋水的发源处。后来人们在这里引水成池、修建亭子，又在水上架桥，树林茂密，足以称为一方胜景。庙宇背山向东，正面所对的是晋水之神，南面所对的是唐叔之神。后晋天福六年，封唐叔为兴安王，防骀为昌宁公。宋代又封晋水为显灵昭济圣母，并把神像装扮成妇人模样。如今人们只称圣母，不再知道还有唐叔这位古代最早拥有土地的君主。《水经注》说：“从前智伯拦截晋水来灌溉晋阳，后人沿袭他的遗迹，蓄水成为池沼。西面靠着山、枕着水，有唐叔虞祠。水边有凉堂，在水上架起飞桥。” 《北史》记载，薛孝通曾和众人一同到晋祠，大家都屈膝跪拜，尽行礼节，唯独孝通拱手而不拜，回头说道：“这里不过是诸侯的国土，离我们有什么遥远？只有恭敬而没有礼节，反而会被神灵讥笑。”由此可见，当时祭祀的是唐叔，而不是水神。祠前莲花台上有四个铁人：一个铸于绍圣四年，一个铸于绍圣五年，都完整；一个铸于弘治十一年，另一个没有年代，二者都已损坏。如今的工艺比不上古代。碑阴上方有扈从诸臣的题名七人，开头是司徒、太子太师、上柱国。国赵国公臣长孙无忌，太子太保、上柱国、宋国公臣萧瑀，特进、太子詹事兼左卫率、上柱国、英国公臣李勣，光禄大夫、刑部尚书、上柱国、勋国公臣刘亮，礼部尚书、上柱国、江夏郡王臣李道宗，太常卿、驸马都尉、上柱国、安德郡公臣杨师道，正议大夫、守中书令、太子右庶子兼摄吏部尚书、防军臣马周。共七行，字体各不相同，都是当日七位公爵亲自书写的。观看高宗《万年宫碑》的碑阴，也完全是同样的情况。下方空白处，都是唐代以后的人胡乱题写的，绝不是唐人的书迹。因为这是本朝御碑，臣子不敢擅自在上面题字。我从旧书铺得到这块碑的拓本，却缺少碑阴。祥符年间周雪客答应补赠碑阴拓本，等我到了江宁，周雪客恰好去了粤地。我回来后，周雪客也去世了。天涯末路的一张纸，很难再得到。我让弟弟把这七行抄录在册末。按《唐书》记载，新罗王金真德派子弟入朝，他们回国时，太宗命公卿设宴饯行，并赐给他们御制的《温汤铭》和《晋祠铭》两块碑。我原以为新罗至今还把它们珍藏着，但《温汤铭》的石碑如今也已经亡佚了。太宗御书《屏风铭》【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石刻在余杭县官署中。丙午年春天，我在燕京，在报国寺集市看见唐太宗《屏风铭》的帖本，卖家索价很高，我没能买到。庚戌年初夏，我和友人陈成之、士芳夜里坐在书斋中，谈到太宗凭神武平定天下，而六书、八法又精妙到这种程度，不是天资纵横，怎么能够如此？因而想起那幅《屏风铭》帖，格外感到惆怅。陈成之说：“乡里的学究书箱中有这样一张纸，不知道它珍贵，便用一本《兔园册》换来了。”我们面对面把它补缀起来，亲手装裱。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三十年了。同乡有人做余杭县令，知道这块石刻在官署中；因为碑的第一行石面残缺，便称为‘截角碑’，后来又连续得到两张拓纸。欧阳公说：‘物品常常聚集在爱好它的人那里，不是这样吗？’如果太宗所书的《文德皇后碑》《魏郑公碑》和《温泉宫碑》都早已亡佚，那么这幅帖本难道还不值得珍重吗？高宗《万年宫碑铭》【永徽六年五月建立，行书】这是高宗御制、御书的石碑，高四尺，宽二尺二寸，共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一字。碑现在在麟游县九成宫中。万年宫就是九成宫改用的名称。高宗的书法不愧为继承父亲，大体都精通到王羲之、王献之的境界；只是他昏昧软弱，受制于武氏，实在可悲。碑阴刻有‘奉敕’，中书、门下两省所属的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以及学士，都听任他们亲自把官名写在碑阴。后面列出随从官员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等五十多人，字体大小不一。像贺兰、契苾等蕃族将领的题名，应当不是亲自书写的。大将军张贵的字在生硬之中却有横剑挥矛的意味，也是一种奇特的观赏。司空英贞武公李勣碑【高宗御制、御书，咸亨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