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斋金石刻考畧卷中

译碑在醴泉县昭陵。汉朝兴起时，项羽为它开路；唐朝兴起时，李密实际上是最先发难的人。项羽叱咤之间声势如风，若不是司马迁的笔，拔山盖世的气概也无从流传。李密虽然不能和项羽相比，却也是一代豪雄。韩信、英布原是楚国将领，最终成为汉臣；英国公李勣、郑公魏征起初侍奉李密，最终成为唐朝的良佐。相信其中自有天意，不能只用成败来评判。李世勣统领数十州土地，归顺唐朝后却不居功；李密因叛乱被杀，李勣还上表请求收葬他，没有辜负侍奉旧主的节义，这实在很难做到。碑中所谓‘李密来投奔归附，唯独公还没有归来；既然承受了他的败亡，才奉行皇帝的事业，对自己所侍奉的事情忠诚，仓促之间也一定会表现出来’，说的就是这件事。李勣和魏征都是唐朝的佐命功臣，李勣幸运地留下了丰碑，后人因此知道他的坟墓，碑势高耸，像连绵的山一样。魏征不幸，丰碑先被文皇帝推倒，后来又被后世的竖子第二次毁坏，后人不知道，只称作丞相墓。我进入潼关，渡过泾水、渭水，拜谒昭陵，在陪葬功臣的丘墓之间徘徊，碑碣百座中只保存了两三座。魏征的碑已经像泰山的无字碑一样，而且倒卧在地上了。英国公的碑制仍然巍峨，但磨灭的部分已经超过一半，令人不胜怀古之悲。到了澶渊，这里本来就是自古以来战争的场所，也是英雄驰骋的地方。营垒还存在，向西眺望钜鹿，想象当年天地震动的情景；离这里很近的黎阳，使人想起粮仓中储藏粮食的景象。经过大伾山，我翻阅濬县县志，读到其中保存的郑公所撰李密墓志铭，深深感叹李密没有得到善终。澶州夜里下着雪，铃铎和巡夜梆子的声音透着寒意；我展开《项羽本纪》反复阅读，不知是风声雨声，还是车马刀剑的声音，面对草创时代的英雄竟取得这样的成就，不由得不知道是想歌唱还是想哭泣。陪陵诸碑中，这块碑最高大，难道不是因为它记载的是皇帝的家事，皇帝用一句话来作成，所以用它来报答李勣吗？可是李敬业叛乱时，武后已经发掘李勣的坟墓并暴露他的尸体，这块碑却唯独没有被毁掉，为什么呢？坟墓的形状像阴山、乌德鞑山，乡人把它称作‘下三墓’【李卫公的墓在北面，称作‘上三墓’，相距约一里】。碑高二丈多，宽五尺，共三十二行，每行现存上半部四五十字，颇可观览；其余文字被乡人捶打损坏了一半以上，原因是为了拓印。李密的墓在濬县大伾山西南五里，高七尺。明初牧人进入墓中取石出来，明末又被乡人烧制成石灰，可惜守土官员和士大夫都有责任。丙午年秋日，我在澶渊披云楼题跋，同时抄录李密墓志，以备考证。唐故上柱国光禄卿邢国公李公墓志铭【太子洗马魏征撰】看那上天创始、世道混沌之初，正是圣人开始经营天下的时候。原野上的鹿还在奔逐，仰望乌鸦飞翔，天下尚未安定。必定有奇异人物间或出现，应命而生，怀有问鼎天下的雄图，具有拔山盖世的壮气。他驾驭英雄豪杰，驱使天下四方；志向超越风暴，势力足以倾动海岳。有的人凭一丸泥请求封闭函谷关，有的人以八千人割据鸿沟。夏、殷因他们而兴亡，楚、汉由他们决定轻重。丰功将要建立时却毁坏，奇谋将要成功时却失败。仰望龙门却摧折鳞甲，遥望天池却坠落羽翼。向前代寻找，难道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吗？公讳密，字元邃，是陇西成纪人。自从种下德行而降下福祉，弘扬大道而流传风范；其家族如碧海长澜般深远，如阆峰高耸般遥远。家门承受祖先余庆，明智贤哲代代相继。论文章德业，可以辅佐、协调舜禹；说到武功谋略，可以经营治理秦汉。他其余的美好声望，足以比肩公侯。那些垂挂翠色绶带、佩带鸣玉的人，恐怕还有许多前代贤者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优秀的史官也无法详细记载。曾祖父李弼，是北周太师、上柱国、卫公；祖父李擢，是北周太保、魏公；父亲李宽，是隋朝上柱国、大将军、凉州总管、蒲山郡公。匡扶周室的功绩，使吕望也惭愧于他的妙策；平定吴地的功劳，使杜预也惭愧于他的远大谋略。公如渥洼所产的龙驹，如丹穴孕育的凤凰。他承受着天象所降的元精，禀受了形成形体的秀异之气；如五彩祥云升起，一日便能奔驰千里。他起家任左亲卫府东宫千牛备身，奔走于武帐之间，光彩映照宫室。出入宫门，光辉照亮道路。隋文帝的精力和才华已经耗尽，义理上却不能防止恩德的反噬。隋朝开始打开陵长之祸的源头，最终将导致覆灭宗族的灾祸。公察觉到事变的苗头，便称病请求归去。他优游于经史之中，隐藏才用，时隐时显；不与尘俗混杂，宾友交往也很简约。他结交的必是一时俊杰，谈论的必是霸王之略。尚书令景武公杨素，气势崖岸高峻，天资宏伟明亮；如壁立千仞，直上万寻。他继承关西孔子的声望，追踪陕东姬旦的事业，深谋远见，独步当时。公刚刚二十岁，当时的人还不肯认可他。景武公一见到他的风采神韵，便称赞他才杰出众，于是命自己的几个儿子跟他交友，和他约定始终相交，申明生死相托的情分。到了隋朝第二代，统治者肆意虐待百姓。三象为雾气所塞，五岳尘土飞扬。妖异灾祸所到之处，不只是鲜血流淌、星辰陨落；怨恨诽谤所激发的动荡，也岂止是鬼哭石鸣。车辙足迹遍布天下，徭役戍守劳苦直到海外。冤魂充塞宇宙，白骨遮蔽原野。坟墓被发掘，城郭变成丘墟。万里萧条，人烟几乎断绝。公与楚公结成深厚盟约，共同拯救横流的天下。大海的波涛还没有平息，几乎又遭遇昆冈之火。他从道路上逃亡，藏身于草泽；振臂高呼，群雄纷纷响应。像豹子在梁、楚一带突然兴起，像凤凰在巩、洛之间高飞。他占据粮仓，堵塞轘辕关；登上太行山，俯临白马津。九服诸侯、四方豪杰，有的跨州连郡，有的称帝图王；他们合纵结交，争相灭亡秦族，没有不驱赶青犊、背离黑山，击打长毂战车如雷奔，望见高旗便如闪电般聚集的。不约而来的有数百上千人，于是大规模开设幕府，开始实施称霸的计划；施行七德来宣扬威势，包揽八方而选取俊杰。像鱼鳞鸟翼一样的贤才全都汇聚，草野之中没有遗漏。于是发扬人文教化他们，传播仁义来驾驭他们，顺应时机来鼓舞他们，总揽群雄来决断大事。九州原野风驰电掣，六合之内雷霆震动。压服赵、燕，震动江、汉。王世充遭遇了昆阳之战般的失败，隋炀帝遭遇了望夷宫般的祸患；宇文化及的军队在黎阳覆灭，窦建德在河朔叩头投降。六服之地，四处归我所有；五都之中，三处在我的疆域内。胡骑成千上万，长矛多达百万；饮马时足以使河洛水竭，振作声势时足以使嵩山、华山自行飞动。近处没有不怀服的，远处没有不肃敬的；声威充满天下，威势震慑华夏与夷狄。

译正逢人神都没有主宰，把天下责任当作自己的责任。边远地区等待获得安宁，遗民也有休息肩负、摆脱劳苦的愿望。虽然实际上百姓都依赖他，但毕竟不是上天所降临、所选定的人。壮志展现在人的谋略中，雄图却被天命所屈服。他起初在大树下先发声，最终却在群凶之中垂下翅膀。于是向西回望，举起这东夏之地，驾车沿周道而来，进谒承明门。皇帝说：“念及你的功劳，降下这道美好的命令。”于是上柱国、邢国公授任光禄卿。公的威势虽然还没有震动君主，却自认为谋略冠绝当世。旧部中先来归附的人，大多职位在他之上；后来的旧属官，也有的地位居于他之上。他怀有像渔阳太守那样愤懑的心情，以和吴汉、耿弇同列为耻；后来列居群臣之中，又有像淮阴侯韩信那样的怏怏不平，以和绛侯周勃、灌婴为伍为羞。他自负智勇，颇感不安。不久，元帅秦王经营瀍洛地区，公也亲自接受秘密谋略，率军先行。出了鸣鸡关，正驻扎在休牛塞，诏令却让他返回军旗，再充分贡献良谋。公想到云梦泽假意游猎的故事，担心会有青衣人的欺诈。等到他在魏阙之下心中告辞，志向已经在江湖之上。他羡慕范蠡的高蹈远引，追慕赤松子的远游。熊耳山峰高险，羊肠小道崎岖；投降吴国没有可能，归蜀又没有道路。短兵相接之后，长途道路已经走尽；阴陵迷失道路，谁还能施展拔山之力？乌骓马不肯前行，只能徒然为虞姬之歌而悲切。他在阵前丧失首级，时年三十七岁。旧属官、上柱国、黎阳总管、曹国公徐世勣等上表请求收殓安葬，皇帝下诏准许。公的体质坚贞明朗，机智神思敏锐明悟；五行文字看一遍就能记住，见过一面便能相交十年。他一向擅长书法和剑术，尤其精通文史。轻视匹夫的勇力，却学得能抵敌万人之术。至于三令五申的用兵法则、七擒七纵的功业、出天入地的奇谋、拔旗拥沙的策略，没有一件不是行动如神、应变无穷。他凭借纵横天下的才能，遇到风云际会；仰望紫气而昂首奔驰，乘扶摇而振翅高飞，聚集所有未经召集的军众，追问独夫的罪过，众人像流水一样归附于他，十份中已有七份归他，于是产生了包举四海、吞并六合的志向。后来神器有了归属，他朝拜天子宫阙，率领归义之军，成为为国王解难的军队。又因为声名太重而自我疑惧，功劳太高而自我害怕，准备远游以逃避灾难，却反而在穷途末路中遭遇祸患。高飞的鸟还没有捕尽，良弓却突然折断；敌国仍然梗阻，谋臣已经丧亡。天子经过细柳时为此叹息，听到战鼓声便忧虑悲痛。他一向重视侍奉主人的节义，于是特别下诏举行丧礼。到了武德二年某月某日，安葬在黎阳以西五里的平原上，礼数如此。旧属官徐世勣等人，都曾共同受世俗罗网牵累，一同经历艰难；因一句话而感受彼此的意气，寄托风云际会的情谊于千载之后。所遗憾的是，李密已经死去，唐代没有把他和元凯一样的功劳列入功臣之中；他本来和我们都曾是汉臣，却唯独遗漏了山河盟誓，因此比栾布更加悲痛，比向秀更加哀伤。担心山谷变迁，于是在墓门刻下这篇铭文，希望他的神魂游历楚国时，不会因作为项羽的臣子而惭愧；魂魄前往齐都时，也不愧对田横之墓。于是作铭说：像骏马一样的唐臣，如龙一样的周史；弘扬大道传于百世，超越美德流传千祀。地脉深厚如带，山势高峻接天；美玉的种子越发润泽，兰花的芳香永不止息。形体形成而腾跃其气，天象生成而降下精华，余庆播种而美德成长。只有公挺然而生，年少便显露奇异才智，早早享有英名；文采光彩发扬，志略纵横驰骋。隋朝国运正衰，起初听说凌长之事；看到这些乱世征兆，遥远地作长久思考。闭关隐藏踪迹，征召的弓箭也不肯前往；徘徊在有利之处，不被世俗罗网牵累。国运闭塞、道义消亡，正逢时局改易；朱旗所指之处，紫气之神灵已经哭泣。野战之中群龙奔走，原野上的鹿互相争逐；周鼎争相逃亡，秦族正遭受屈辱，时运偶然使凤凰高飞。辛勤劳苦经历百战，经营四方；震荡六合，包笼八荒。起初听说楚国称霸，最终奠定汉室皇业；群雄一同兴起，却没有谁能恢复王道。圣人既已出现，皇天于是顾念；于是从东夏出发，沿西路而来。比拟窦融，恩宠超过英布；爵位达到五等，官位登上九棘。在帷幄之中参与谋划，在大路上施展力量；海运正远，向南图谋的志向还没有达到极点。纵身深谷而摧折鳞甲，摩天高飞却坠落羽翼；在熊耳山迷失道路，在新安丧失生命；长子死于楚地，少女留在秦地。惊魂无所寄托，死后反而安葬，又有什么缘故？列植松树、楸树，陪伴他的只有旧日故人。周顺陵碑【武后之父士彟的墓碑，睿宗御笔书写】碑在咸阳县北原顺陵前的佛寺内，现只收藏着一片石碑，厚度像几案，长宽约二尺，保存一百多个字。武三思撰文，相王李旦书写。赵子函说：“碑采用武氏创造的文字，武三思称‘▯’，还可以理解；但李旦也写作‘▯’，李旦应该写出一个笑字来。不知道是否真是李旦所书？字形方整遒劲，可以记录。”碑在乙丑年地震中倒塌，后来又在县令修河时亡失。我还曾从旧家看到它的拓本【字径大约二寸】。乙巳年四月，我到咸阳，经过顺陵，看见陵墓的形制壮丽，几乎可以和昭陵、乾陵二陵相匹敌。南面两座阙内，有天禄、辟邪两只石兽，东西相向，高一丈多。再往北，有石翁仲十个；再往北，有两只石狮，面向南方，尤其高大。再往北是陵庙的旧址，如今成为三层佛寺。碑石残片一块放在中间的柱子之间，可以坐也可以卧，上面有一百多个字，字径大约二寸。寺后石兽、翁仲的数量和前面相同。再往北，就是巍然耸立的陵墓。武氏作为李家的妇人，最终竟以女子身份临朝称制，又追尊父母，改变国号；这是天地间的一大变局，令人气短。若不是狄梁公，唐朝的国运难道不会几乎覆亡吗？《景龙观钟铭》【睿宗御制、御书，景云二年九月】如今这口钟在西安府钟楼上。景龙观是中宗所建，睿宗时铸钟并制作铭文。景龙观早已毁坏，钟移置到西安城钟楼上，在臬署西侧偏处，钟声能传到百里之外，是唐代遗留下来的古物。不过，要把铭文拓印下来很困难。白天登楼向下窥看官署中的钟，只听见铮铮作响。拓印的工匠用草塞住钟的内部，外面包上毡，然后才拓得下来。铭文横宽二尺，纵向稍短。《金石文字记》说：“初唐人写字还保留着八分书的遗意，在楷书中往往夹杂篆书体。不论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即使睿宗的书法也是如此。这就像初唐的律诗略似古体诗，平仄并不完全稳妥顺畅。开元以后，书法日益兴盛，而古意也就消失了，于是把篆书、楷书看成必定不能相通，分成两类。” 《记泰山铭》【玄宗御制、御书，开元十四年】

译唐太宗时，群臣请求举行封禅，太宗不答应，说：“你们把封禅看作帝王的盛大事业，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假如真能使天下安定，家家丰足，不举行封禅又有什么损失？如今天下已经疲敝，人口和物力都衰耗了，即使举行封禅，也只会更加靡费。过去秦始皇举行封禅，汉文帝却没有举行封禅，后世难道会因此认为汉文帝不如秦始皇吗？况且古人侍奉上天，只须扫地设祭，天神就会降临，何必登上泰山山顶，封起几尺高的土，然后才表示自己的诚敬呢？”不久，群臣仍不停地请求，太宗才答应了。魏征独自争辩，认为还不可以举行。太宗说：“您不想让我举行封禅，是认为我的功劳还不高吗？”魏征说：“高了。”“是认为我的德行还不厚吗？”魏征说：“厚了。”“是因为中原尚未安定，四境尚未臣服，年成尚未丰收，上天的祥瑞和符应还没有到来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这些条件都有了。既然如此，您为什么断然认为不可举行封禅呢？”魏征回答说：“陛下虽然具备这六项条件，但是百姓刚经历大乱，户口还没有恢复，仓廪仍然空虚，百姓的呻吟还没有平息，而一旦东巡，供给和费用就会繁重，百姓难以承担。况且陛下举行封禅，各国君长都应当随从车驾。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海岱之间，灌木荒草一望无际，这等于把戎人引入腹地，把我们的空虚暴露给他们。” 何况赏赐如果不丰厚，就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若一定要丰厚赏赐，即使连续多年免除赋役，也本来就抵偿不了百姓所承受的劳苦。崇尚虚名而遭受实际祸害，这又有什么用呢？”太宗深受触动而醒悟，此事最终搁置了。郑公匡正补救，恳切到了如此程度，能够真正使皇帝听进心里。开元皇帝治理天下，差不多赶上贞观时期，却不免逐渐生出奢侈之心。姚崇死后，宋璟被罢去宰相，张说身处中书省，文章确实优美，但刚直鲠直，哪里敢望郑公呢？不久，李林甫、杨国忠相继进用，天下几乎灭亡。读《唐史》读到开元、天宝之际，内心悲痛，仍有无穷遗憾。开元帝十四年东封，皇帝作《纪泰山铭》，用大字深深刻在高耸的山岩上。王元美说：“我登泰山，经过天门，见东面约二里处，高耸的山崖直入云天，铭文仿佛鸾凤在云烟之上飞翔，令人神采飞扬。可惜铭文下面三尺左右的地方，拓工因怕寒冷而燃起火笼，火焚侵蚀了石面，终于使一百多个字剥落。”又说：“当时张说有《封禅颂》，苏颋有《封东岳朝觐序》。碑刻在明朝弘治年间，林焞在上面凿刻了‘忠孝廉节’四个大字；那些书法恶劣、纵横题刻的姓名漫漶消灭，无法辨读，看到它令人惆怅。”后人所作的一切都令人厌恶，大概不只是这一件。王元美说：“我从泰安州守家中得到一张纸，纸上说：碑面宽三丈，高六丈，字径约六寸，确实足以和泰山相映成观了。” 《孝经》【天宝二年隶书】玄宗亲自撰写《孝经颂》并作注，皇太子亨用篆书题额。如今碑在西安府学墨洞内，建造大亭覆盖着它。下面建有石台，高五尺多，雕刻成鬼神工匠狰狞、用力擎扶的形状。上面雕刻石盖，作龙螭相互攫取的形状，都极其精致。中间的石碑四面，每面宽五尺、高九尺多，用巨铁束缚，上下合计高二丈。四面遍刻文字，每面二十一行，每行五十一字，小注分两行书写。石质莹润如玉，能照见人的须眉，明亮得像镜子；雕刻精工，是碑刻中的极品，实在是奇观。书法与泰山铭相同，老练劲健而丰润秀美，像泉水吐出凤凰，又像大海吞纳鲸鱼，绝不是虚夸之词。碑后有李齐古所进的《石台表》，行书也很好，并刻有各位大臣的名字，都秀劲可爱。至于行押数行，尤其豪放爽利、飞动有力。王元美说，皇帝这时已经被李林甫蛊惑媚惑到了极点，难道还知道有这部经吗？三个儿子同日遭到杀害，属镂剑置于南内，父子凄凉到废食，唐家皇室父子竟到了这种地步。循览这些遗迹，不禁惭愧而感慨。《鹡鸰颂》【玄宗御制、御书】开元帝深厚地珍爱兄弟之情，和兄弟同用长枕、大被，这也是帝王的盛事，不能因为妃子的祸乱而忽略它。开元年间，数千只鹡鸰飞翔聚集在麟德殿前，右卫率府长史魏光乘作颂，皇帝俯身应和，作了十一章。文辞既称美，字也更加劲健洒脱，见于《戏鸿》《快雪》等法帖中，十分可贵。《欧阳集古录》说：皇祐至至和年间，我在广陵，有一位名叫黄元吉的敕使，把唐明皇亲笔书写的《鹡鸰颂》底本给我看，我把玩了很久。过了二十年，我从国子博士杨褒那里得到这份石刻拓本；又过了三年，我任青州知州，才知道刻石在已故宰相沂公的宅第中。这样看来，这篇颂文在宋代就已经刻在石上了。《金仙长公主碑》碑在蒲城县金粟山睿宗桥陵内。明皇的行草书中有“开元”二字，碑面已经漫漶，只保存二三百字，也都处在时隐时现之间，矫健飘逸异常。大体说来，书法到了开元帝时发生了一次变化；碑文是徐峤之所作，其中有“先帝不夺雅志”等语。徐峤之也以书法著名，他的儿子徐浩又继承了他的书学，因此不只是率更令欧阳询、兰台令史欧阳通父子值得称道。《嵩岳防善寺批答碑》代宗大历二年十月，朝廷下敕在防善寺建立戒坛，选取律学生七人。讲律的主持僧人乘如上表致谢。代宗批答说：“戒律分为律仪，是佛门弘扬的规范；用它来施行奖勉教导，使殊胜的善因得到推广，确实在于严格奉持。”为答谢而书写的文字共二十四字，书法不如他的祖先，也自有可取之处。由此可见，唐代皇帝中擅长书法的很多，都是因为太宗为他们开启了先例。碑在防善寺内，一碑分列三层：上层是大历二年的敕牒，中层刻乘如的谢表，下层刻批答。以上是诸帝御书十四种；武则天后所立《升仙太子碑》也是御制、御书，只是不把它列在诸帝之中，因为厌恶把它混杂其中，仍归入嵩山诸碑之内。《虞公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正书，贞观十一年十月】碑在贞观十一年十月建立，残缺后计算有三十六行，只保存上半截三百多字。按《唐书》记载，恭公在贞观十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而欧阳信本已经八十多岁了，字迹仍然精健到这种程度。这可以和颜鲁公《家庙碑》相互参看。文史记载，温大雅与思鲁【颜鲁公的高祖】一同在东宫任职；温彦博与愍楚一同在内史省值班；温彦将与游秦一同掌管秘阁校勘。两家兄弟都是一时人物中的佼佼者，少年时的学业，颜氏较为优秀；后来所任职位，温氏较为显盛。他们受到通达贤者的称誉，就是如此。《尚书右仆射申公高士廉茔兆记》

译碑在昭陵，由许敬宗撰文，赵模正书。高士廉在贞观二十一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石碑残缺，保存一百多字。不知道下葬的年月日。碑侧说：“咸通四年五月四日，六代孙、尚书左丞元裕拜谒墓茔。”另一处说：“六代孙、正议大夫、行给事中、上柱国、渤海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少逸，谨慎地把姓名附刻题写在碑侧。咸通四年五月十五日。” 《房梁文昭公玄龄碑》碑在昭陵，由褚遂良书写。《旧唐书》说，公名乔，字元龄；碑上说名玄龄，字乔；《新唐书》依从碑文。碑在贞观二十二年建立，玄龄去世时七十岁。全碑计算三十四行，现在只保存上半截一尺多高，每行还可看到二十多个字。碑文不知道是谁撰写。《中书令高唐公马周碑》【隶书】碑在昭陵，由许敬宗撰文，殷仲容分书。马周在贞观二十二年去世，碑已残缺，保存三百多字。有永徽二年追赠尚书右仆射的诏书。《国子祭酒孔宪公颖达碑》【于志宁撰文，正书，贞观二十二年】碑在昭陵，已经残缺。赵子函说，孔颖达对六经有功，鬼神呵护，所以碑文多半可以读出；如今却完全不是这样。全碑计算三十四行，上面二尺多高的部分，只剩寥寥几个可辨的字。书法规模仿效虞世南、褚遂良。史书说他的字是仲达，碑上说字仲远，应当以碑为准。孔颖达在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碑上只能隐约看见这些内容。《芮君豆卢宽碑》碑在昭陵，豆卢宽于永徽元年去世。据《金石录》，碑文由李义府撰写，不知道由谁书写。豆卢氏是代北的著姓。北魏太和年间，改复姓为单姓卢。豆卢宽是隋文帝的外孙，曾任梁泉令。高祖平定关中时，他与刺史萧瑀一同赴京，屡次被授予殿中监。其子豆卢怀让，娶万春公主为妻。贞观年间，历任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封芮国公。《太常寺卿汾阴献公薛收碑》碑在昭陵，已经残缺，保存一百多字。据《金石录》，由于志宁撰文，不知道由谁书写。薛收于武德七年去世，最早记载为享年三十三岁。碑额题为：“唐故太常卿、上柱国、汾阴献公薛府君之碑。” 《司徒卫公李靖碑》【正书】碑在昭陵，由许敬宗撰文，《王知敬书》。显庆三年修墓，仿照卫青、霍去病墓的形制，做成阴山、乌德鞑山的形状。当地人称为“上三冢”。王知敬曾与虞世南、褚遂良诸公一同进入内府，临摹《兰亭序》。昭陵的碑大多残缺，只有这一通还保存一千多字可以阅读。《金石记》说：“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悯兹视肉’。‘肉’字即▯，指愚昧的人。《史记·李斯传》说：‘禽鹿视肉。’索隐说：‘禽鹿就如禽兽，意思是禽兽只知道看见肉就吃。’《庄子》和《苏子》说：‘人如果不学习，就好比只看见肉就吃。’《文子》说人有二十五等，其中第二十四等称为肉人。《广韵》说：‘肉’俗写作▯。《越绝书》记载，陈音回答越王说：‘防竹、续竹、飞土、逐▯。’这里写作▯字，是俗体字；而今人把它当作古字，是错误的。”宋元祐四年二月，游师雄又在唐碑旁另立石碣，刻文说：“唐特进、卫国公李靖于贞观二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坟墓形制仿照卫青、霍去病的旧例，筑墓冢仿象铁山、积石山，以表彰其特殊功勋。” 现在考察它的坟墓，在昭陵左侧，北距山麓三里，南距今醴泉县三十五里。墓冢呈三座山的形状，主山与西山曲折相连，而东北的一座形势像被截断，另成为一山。我怀疑其中一座象征积石山，另一座象征铁山。墓冢高五十五尺，东西长七十五尺，周长一百五十五步，遗迹雄伟，见到的人无不联想到他的英姿和气概。他能够以功名善始善终，真是一代名臣。墓前有神道碑，是许敬宗撰文、王知敬书写的。碑座原本没有鳌形底座，整体形制都被英公李勣的碑削去，不知道其中缘故。访求古迹的人可以来这里观看。《礼部尚书张后胤碑》碑在昭陵，已经残缺，不知道撰文、书写的人是谁。显庆三年，碑额题为《大唐故礼部尚书张府君之碑》。太宗曾向张后胤求学，等到文皇帝即位时，张后胤还处在低级官位，于是自己请求告老。文皇帝这才醒悟，置酒设宴款待他。不久，因为他回答孔门弟子的问题，被称许为贤，于是授任国子祭酒，最终加授礼部尚书，陪葬昭陵。甲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往祝贺来高舅父的寿辰，回来后因而记下此事。《兰陵长公主碑》【正书】碑在昭陵，已经残缺。据《金石录》，由李义府撰文，不知道由谁书写。开头说她是太宗的第十九女。显庆四年去世，享年三十二岁。驸马窦怀悊被追赠长公主。《太子少师崔敦礼碑》【正书】碑在昭陵。据《金石录》，由于志宁撰文；碑已残缺，不知道由谁书写。崔敦礼在显庆年间去世，碑额题为“太子故少师、中书令文昭崔公碑”。《阳翟侯褚亮碑》【八分书】碑在昭陵，已经残缺，保存五百多字，不知道撰文、书写者的姓氏。褚亮于贞观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碑额题为“大唐褚卿之碑”，碑文中可以看见“龙朔封阳翟侯”几个字。《大将军许洛仁碑》碑在昭陵，已经残缺，不知道撰文、书写者是谁。依稀可以看见的内容有：击破宋老生有功，享年八十八岁，谥号为“勇”。隆朔二年。《大将军阿史那忠碑》【正书】碑在昭陵，已经残缺，不知道他去世、下葬的年月，也不知道撰文、书写者的姓氏。碑额题为《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薛国贞公阿史那府君之碑》。《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分书】

译碑在昭陵以北五十里叱干村东面，与他的父亲左领军将军神庆的墓相距十多步。碑文由刘宪撰写，白义晊分书。这通碑距离昭陵最远。《醴泉县志》说：昭陵诸碑中，文皇后碑只剩下赑屃；长孙无忌碑还在，但字迹全部磨灭；碑文字迹还有保存的，仅有二十一片。房玄龄碑保存五百多字【褚遂良书写】；高士廉碑保存三百多字【许敬宗撰文，赵模书写】；段志玄碑保存八百多字；张后胤、马周、兰陵公主碑各保存六百多字【公主碑由李义府撰文，殷仲容分书】；姜遐、许洛仁碑各保存九百多字【姜遐碑由侄子郕公晞撰文、书写】；孔颖达碑保存一千字【于志宁撰文】；阿史那忠、崔敦礼碑各保存七百多字【崔敦礼碑由于志宁撰文，于立政书写】；豆卢宽碑保存四百字【李义府撰文】；薛收、张阿难、监门将军王君碑各保存一百多字，只剩下字形。只有唐俭碑保存一千一百字，乙速孤行俨碑保存一千四百字【刘宪撰文，白义晊八分书】；李靖碑保存一千五百字【许敬宗撰文，王知敬书写】；李勣碑保存一千八百字【高宗御制并书】；乙速孤昭祐碑保存二千五百多字【苗仲容撰文，释行满书写】；另有一碑保存一百五六十字，可以辨认，但前面有兰陵公主碑的字，其中保存有诏词说：‘第十九女则公主。’也许是两通碑，无法知道。” 这是崇祯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县志中的记载。又过了二十六年，我来到陵墓下面，当时正值雪后，空山无人，来不及遍地访查，只见到李卫公的一通碑，碑的下半截全都被铲去了。后来又买到四五通碑，也都是这样，而且还有连同碑一起推倒的。赵崡说：万历戊午年四月，我进行九▯之游，距离昭陵十里，住宿在高生俨家。第二天，同行向北走了一里多，找到许洛仁碑。又向北走半里多，找到薛收碑，形制像昭仁寺碑，笔势渐渐有伯施欧阳询的法度。转向西走一里多，是赵村。村中有广济寺，寺后有石鼓，刻着唐人书写的《尊圣经咒》，精劲雄健，绝无伦比，只保存十三字。从赵村向北走一里多，是庄河村。还没有到村里，先在路旁的墓冢中发现姜遐碑。到了村里，则有段志玄碑。向东走，有监门将军王君碑，横倒在田间。又向东走，有一通碑，没有字，也没有墓，大概是当地人把墓夷平，又把碑磨去了。根据图考察，怀疑是长孙无忌碑。再向东走，就是刘洞村；有流水隔在中间，渡水向东，有房梁公玄龄碑，由褚河南用正书书写。再向东有高士廉碑，又向东有李靖碑，撰文、书写者的姓氏已经残缺，与褚遂良碑相同，但上半截保存完好。李靖的墓作三山形，文皇帝用它象征他的功劳，当地人称为‘上三冢’。李勣的墓也像李靖墓，当地人称为‘下三冢’。两墓南北相距不到二里，李勣碑由高宗御书，高二丈多，峭拔地屹立在那里。与温彦博碑的拓本很多，当地人把碑上的字几乎都捶打掉了。彦博碑在靖碑北面，是欧阳询所书；论书法，比皇甫九成、化度三碑最为恰当，但如今已经不能再拓了。到了西峪村，村东南古墓相连，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张后▯碑、孔颖达碑、豆卢寛碑、张阿难碑，排列相距不远。这些碑的书法与段、姜等碑一样都有法度，而孔颖达碑极像虞伯施，只是结体稍显疏松。前人说它不是虞伯施所书；孔颖达死在虞世南之后，应当是学习虞世南的书法罢了。后来又在老军营西北得到兰陵公主碑，在苟村以东得到马周碑，在小阳村以北得到唐俭碑；又得到崔敦礼碑和尉迟敬德碑，但碑额以下都埋在土中。听说十五年前，县令芮质曾命人挖出并拓了几十张，我取出后，却一个字也没有了。山腰又有几座墓，当地人称为乱墓；有两座碑倒在地上，其余的挖出来后，都与尉迟碑相同，大概是当地人捶打后将它们推倒并埋葬了。西山半腰又有几座墓，当地人称为宰相坟；有一碑倒在地上，传说是魏郑公碑。又登山拜谒昭陵，那里有六匹石马，都是用片石刻成半身，左右各三匹。陵墓北面四十五里是叱干村。村东有两座墓：一座是乙速孤昭祐碑，苖仲容撰文，释行满用正书书写；一座是乙速孤行俨碑，刘宪撰文，白羲晊用分书书写。这里地处偏僻，拓碑的人少，所以碑文保存得稍微完整些。林同人说：赵子函在万厯戊午年游览昭陵，他家本在秦地，又遇到贤能的主人，极尽搜寻考察之乐。一路瞻望徘徊，见到高大的碑和丰厚的碣；倒下的扶起来，埋着的挖出来。共有一百六十篇残碑断简，仍有二十多种。到了崇祯丁丑年，距离那时才二十年。苟公爱好善事，修撰《醴泉县志》，其中记载的昭陵碑目，完全与赵公所见相同。又过了二十八年，到康熙甲辰年，我经过昭陵；兵火之后，所见所闻已非昔日，而我于是请工匠搜寻拓碑，只得到英、卫、房、马诸公十六碑中尚存的文字，已经不能像赵公所说的那样了。至于段志、▯唐、俭、姜、遐、阿那难、监门王公以及兰陵公主的另一碑，都已经亡佚。又过了三十年，我再次游历西凉，经过关中时，秦地正遭大饥荒，方圆百里都看不到人烟；昭陵的一条道路已经变成萑苻草莽之地，行旅都不敢前往。我私下料想，先前保存的十六碑将再次沉没在寒烟衰草之中，后人也无法看到了。每当翻阅碑本，越发感到珍重，于是写成《昭陵石迹考略》三卷，感慨昔日贤人已经逝去，忧伤过去的制度将要湮没，禁不住把愁思寄托于天上的云罢了。杜甫《行次昭陵》：旧有的风俗使庸主疲惫，群雄询问谁是独夫。防归龙凤之姿，威势平定虎狼之都。天亲宗族尊奉尧的典章，神圣功业符合禹的谋略。风云随着绝世骏足而行，日月接续登上高远通衢。文物制度多以古人为师，朝廷中半是年老儒生。正直的言论哪里会遭杀戮和辱没，贤能之人的仕进之路并不崎岖。过去的灾祸还在降临，百姓喘息未定，还没有复苏。指挥调度使天下安定，荡涤尘垢以抚育广大的天下。壮士为陵邑悲伤，幽居之人拜谒鼎湖。玉衣早晨自行举起，铁马常常奔驰出汗。松柏之间遥望空寂的殿宇，在尘沙中站立于昏暗的道路旁。开国之日已经寂寥，遗恨流满山的角落。《重经昭陵》：天地草创之际英雄兴起，歌谣称颂，帝王的历数归于其身。风尘之中凭三尺剑起兵，以一身戎衣保卫社稷。辅佐并发扬贞正的文德，大力承继并收敛武威。圣人的谋略如天一样广大，宗庙祭祀日日光辉。陵墓寝宫盘绕在高空曲折之处，熊罴般的勇士守卫着青翠的防地。再次窥见松柏间的道路，还看见五色云彩飞舞。孔庙诏表碑

译在曲阜县孔庙中，有武徳九年十二月的一道诏书；太宗即位初年的一道诏书；高宗干封元年的一道诏书；太子宏的一篇表文；以及干封元年的一篇祭文，共刻成一碑。碑文用隶书书写，出自一人之手。王元美说：“它的行书不算十分精工，但时常有汉代书法的意味，由此可知，古法从开元帝时才完全改变。”金明昌二年七月一日，暴风刮断树木，将碑压倒在地；龟趺分成两半，但碑和碑上的字都没有损坏。难道是冥冥之中有所护佑，所以才这样吗？九月一日，又命工匠用这座碑座替换原来的碑座。【开州刺史高得裔记】赠太师孔宣公碑【隶书】在曲阜县孔庙中，崔行功撰文，孙师范用分书书写，立于干封元年。顾宁人《金石记》说：碑文中“升斗”二字，“升”读音为“陞”，“斗”读音为“防”。隶释《汉苦县老子铭》中有“斗星”二字，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中有“上顺斗极”，《白石神君碑》中有“米斗五钱”，注文都说是“斗”字【汉隶分韵：“升斗”二字，上字为“升”，下字为“斗”】。唐代比丘尼法琬碑上的“天分斗极”竟然写成“升”字，这是错误的。古人因为这两个字容易混淆，所以把“斗”改写为▯，俗体又写作“斗”，因此这两个字常常写错。所以《汉书·食货志》说：“治理田地勤勉谨慎，田亩就增加三升；不勤勉，损失也同样如此。”臣瓉说：“应当说三斗。”《尚书》说：“帝命騐黄曰神斗”，《博雅》误写作“神升”。又《世语》说：“姜维的胆子大如升”，却误写作“斗”。修孔子庙墓碑 在曲阜县孔庙中，开元七年立。李北海邕撰文，张廷珪书写。李邕的文章不如书法，这篇碑文就是如此。张廷珪以书法著名，《书小史》说李邕的文章不如张廷珪的书法，而评论者有“古木隤沙，闲花映竹”的说法。看这块碑，也不能确切证明这一点。不过，碑上把赵盾写成赵遁，这是为什么呢？兖公之颂【正书】在曲阜孔庙中，张之宏撰写。《包文该书》说：“天宝元年四月，《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下制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赠颜渊为兖公【即颜渊】，闵子骞为费侯，冉伯牛为郓侯，冉仲弓为薛侯，冉子有为徐侯，仲子路为卫侯，宰子我为齐侯，端木子贡为黎侯，言子游为吴侯，卜子夏为魏侯。又追赠曾参、颛孙师等六十七人为伯。” 新修文宣王庙门碑 在曲阜孔庙中，裴孝智撰文，裴平书写。大厯八年十二月。修文宣王庙记 在曲阜县。贾防撰文，未署书写者姓名。咸通十一年三月，孔子第三十九世孙温裕用自己的俸禄上奏请求修葺孔庙，获赐中书门下的牒文一道。曲阜孔庙碑石林立，从汉代到魏代，共有【缺】碑，已经编录在前面；唐碑共有六通，次序如下。从宋代以下，不再详细著录。嵩岳防善寺造像记【八分书，麟徳元年十月】现存于本寺大殿右侧。少林寺《金刚经》【正书】王知敬书写，立于咸亨三年。当时，玄奘奉诏再次在东都翻译各种佛经。正是佛法开始兴盛的时候，天子尚且更加敬重信奉佛法，这就是书写此经的由来。只是石质似乎不好，镌刻也不精，剥蚀严重，保存下来的不到一半。正可以与李靖墓碑参照观看。嵩岳的各种碑刻，从汉代开母庙石阙到唐代《嵩高碑》，共二十七种，都是楚地黄叶井叔赠送的。天后御制诗【正书】在少林寺中，王知敬书写。永淳二年九月。武后杀死王皇后以后，宫中时常出现祟异之事，所以经常居住在东都。嵩山各处胜景，她多有游览观赏；而三十六峰的碑碣，也只有这时最为兴盛。王征君口授碑【正书】在嵩山老君洞南面。垂拱二年四月。征君就是王元宗。其弟绍宗甄别记录并书写。封祀坛碑 在登封县西面的万羊冈，武三思撰文。天册万嵗二年，薛曜用正书书写。碑的下半截已经剥蚀。中岳体▯先生潘尊师碣文 在【缺三字】。王适撰文，司马承祯用分书书写，立于圣厯二年。升仙太子碑 在偃师县南三十五里，由武后亲自制文并书写。圣厯二年六月，王元美说：“文章像北门诸学士的手笔，意态柔软妩媚，没有铁椎般的劲力。” 悍马当时意气风发，况且既然为太子立碑，却又以“莲花六郎”称说他的后身，难道不会玷污千古流传的史册吗？赵子函说：碑首“升仙太子之碑”六个大字，用飞白书写成鸟形，也很美。飞白书很久没有流传于世，这大概是仅存的一件了。叶井叔先生把这块碑寄给我时，碑额已经没有了，我因此很惆怅。原来它的行书十分盘曲劲健而有情致，并不只是柔弱而已【厌恶它扰乱常规，所以没有列入御书】。《夏日游石淙诗》并序【共十六人】在嵩山石淙北崖上，薛曜用正书书写，立于久视元年五月。天后亲自创作七言诗一首，侍从游览者奉诏应制作诗。皇太子▯显，太子左奉裕率兼检校安北大都防；相王▯旦，太子宾客、上柱国；梁王▯三思，内史；▯狄仁杰，奉宸；▯张易之，麟台监；中山县开国男▯张昌宗，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崇，给事中；▯阎朝隐，凤阁舍人；▯崔融，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薛曜，守给事中；▯徐彦伯，右玉钤卫郎将；左奉宸内供奉▯杨敬述；司封员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各作七言诗一首。《秋日宴石淙序》在嵩山石淙南崖，张易之撰文并用正书书写，缺少年月，疑心是与《夏日游石淙诗》同时发生的事情。道安禅师碑 在嵩山废戒坛寺西南，宋儋撰文并书写行书。开元十五年十月。宋儋是开元年间的人，显然无疑。《淳化阁帖》却把它编入隋朝王著名下，竟然如此不加考察。少林寺碑 在寺内钟楼下，裴漼撰文并以行书书写。开元十六年七月。裴懿公以文章著名，号称“霹雳手”，并不以书法闻名；但这篇文章不如他的书法秀美刚劲，书法渐渐登上虞伯施的堂奥。此碑上方刻有“秦王告少林寺教玄宗书”，太宗文皇帝亲自书写“七大字”；碑阴刻有“开元赐田牒”一碑，前后共刻了三次。

译景贤大师身塔石记 在嵩山防善寺，羊俞撰文，沙门温古用行书书写，开元二十五年八月。叶井叔说：考察王维有《留别温古上人诗》，其中说“宗兄此削发”，可见温古大概也是王维的族人，而且一定是可以这样称呼的人。嵩阳观圣德感应颂 在登封县旧嵩阳观遗址，李林甫撰文，徐浩用分书书写，裴逈题写碑额。天宝三载。碑高一丈，宽五尺八寸，共二十五行，每行五十字。碑的高大为各种碑刻之冠。宋广平碑的方豪记载说：高约二丈，但碑身不过八尺，宽仅五尺。像这块碑，下面有龟趺、上面有螭首，不知该有多么壮丽。可惜它是李林甫撰写的，又称道士孙太冲炼丹九转，谄媚粉饰方术，以邪事奉君主，不值得称道。少林寺灵运禅师塔铭【崔琪撰文，沙门勤行书写，天宝九年四月】现在在寺中。碑顶有字说：“寺西石塔，是灵运师的坟墓，也就是梁帝的皇嗣。”因为他是梁武帝的后裔，却称为“皇嗣”，也不合适。碑阴刻有陀罗尼经咒。嵩岳永泰寺尊胜咒石幢 在寺内庭院西面。天宝九载。永泰寺碑【沙门靖彰撰文，荀望用行书书写，天宝十一载闰三月】现在在嵩山永泰寺。防善寺戒坛勅牒【行书：大厯二年十一月】现在在嵩山防善寺西面上层，刻有中书奉诏发布的牒文；中层刻有沙门乘如的谢表；下层刻有代宗御书的批答二十四字。大证禅师碑铭【王缙撰文，徐浩用正书书写。大厯四年】现在在嵩岳寺。《梵网经心地戒品》等经【高坚用正书书写，大厯十三年正月】现在在嵩山防善寺后面的一块碑上，碑的两面都有刻文。防善寺戒坛记 陆长源撰文，《陆郢分书》书写，并篆写碑额。贞元十一年七月。少林寺厨库记 顾少连撰写，崔溉楷书，贞元二十年刻立。《状嵩高灵胜诗》【尉迟汾撰写，正书，无名，太和三年六月】。现在位于中岳庙墙壁上，有宋代熙宁丁巳年王绅的题字。题文说：“府尹王侍郎奉准制祭拜岳神，‘准’字写作‘准’。” 《多宝佛塔感应碑》。位于西安郡学，岑勋撰写，颜真卿楷书，天宝十一载。赵子函说：“鲁公这件书法最为著名，因为它的字比各碑稍小，便于展开观赏罢了。但论结体，和《东方朔画像赞》《家庙碑》相比，似乎稍逊一筹。”王元美说：“可惜采用藏锋，稍稍远离大雅，不免有佐史之恨。”确实如此。这块碑旧在兴平千福寺，不知何时移立到西安府学中。岑参有《登千福寺》《楚金禅师法华院》诗。《东方朔画像赞》。位于山东陵县，夏侯湛撰写赞文，颜真卿楷书。天宝十三载，我年轻时，乡里有人担任陵县县令，曾把这块碑的一张拓本送给旅馆主人。我看了很喜欢。等我长大后，再向那家人询问，却已经没有了。后来我从秦地到开州，距离陵邑四五百里；陵县县令是秦地人，我凭借世交请求他寻访，得到四张拓本，带回闽地。偶然把它们放在另一条船上，船行至建溪触石而毁，碑纸也损坏破裂。我很惭愧，比不上赵子固防护《兰亭》那样，至少还能补缀成一本，装裱得很精美，并用良木加以保护。后来又被人偷走，惆怅了很久。后来从旧日世家得到一本旧拓本，之后又得到画像赞拓本，但缺少碑阴，也可以没有遗憾了。记下这些，是为了让人知道收藏保存并不容易，子孙们应当记住。右军所作画像赞小楷，风流含蓄，是百代的典范。鲁公却写成大字并深刻于石上，气势雄伟，有垂绅插笏的仪容，这些都仿佛是东方朔生前顾盼自得、内心深喜的神态。《祭伯父豪州刺史文》。《祭侄赠善大夫季明文》。这两篇文章都是乾元元年鲁公的文稿。石刻本有单独刻成一行的，也有收入各家法帖中的。

译《华岳题名记》。位于岳庙《真享碑》东侧，颜真卿楷书，乾元元年十月。鲁公由蒲州刺史调任饶州时，与监察御史王延昌、评事穆宁、张澹，华阴县令刘暠、主簿郑镇一同拜谒岳庙并题记。字径二寸，只有一百多个字。《郭汾阳王家庙碑并碑阴》。位于秦藩司内的下库，有御题碑额，颜真卿撰文并楷书，广德二年十一月。汾阳忠武王郭子仪为了父亲太保郭敬之，修建家庙并立碑，鲁公撰文书写，确实相称。相传今天的秦藩司就是当年汾阳王府第，所以他立碑的地方如今成了下库；虽然有亭子覆盖，车夫和皂隶居住其中，哪里知道爱护碑石？因此石碑上的保护物已经漫漶，即使承宣使也未必知道它的价值。我曾经到过亭子前一次，不料母狗在亭下产了小狗，狂叫着冲出来，群狗也跟随而来，几乎弄得狼狈不堪，我赶快奔逃才得以免脱。好事者听到这件事，每当想起便发笑。碑面刻有正文和铭文，碑阴以行书列出汾阳兄弟、子侄的官爵，都是高位。太保有九个儿子：长子琇，次子仪，三子云，四子瑛，五子珪，六子幼贤，七子幼儒，八子幼明，九子幼冲。史书只记载汾阳的弟弟幼明一人，而郭子仪的官职封爵与史书和碑文也有许多不合，现录下以备考证。郭子仪以武举及第，授左卫长上，改任河南府成皋府别将，又改任同州兴德府右果毅，兼左金吾卫知队仗长上；又改任汝州鲁阳府折冲、知右羽林军长上；又升任桂州都督长史，充任当管经略副使；又改任北庭副都护，充任四镇经略副使；又授左威卫中郎将，转任右司御率，兼安西副都护；改任右威卫将军、同朔方节度副使；改任定远城使、本军营田使；又加单于副大都护、东受降城使、左厢兵马使；又拜右金吾卫将军，兼判单于副都护；又拜左武卫大将军，兼安北副都护、横塞军使、本军营田使；又兼充天德军使、安北副都护；又兼任封州都督、西受降城使、右厢兵马使；改任卫尉卿，兼单于安北副大都护、灵州刺史，摄御史中丞，充任朔方节度使、关内支度营田盐池押诸蕃部落副大使、知节度事、六城水运等使；又拜御史大夫，其余官职都照旧。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单于安北副大都护、灵州大都督府长史、节度等使，其余官职照旧。又特加银青光禄大夫。又拜司空，其余照旧。又充任副元帅，其余照旧。又拜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武部尚书，其余照旧。又加朔方管内采访处置使，又加司徒，封代国公。郭公享有实封一千户，其余照旧。又兼中书令、司徒，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副大都护、朔方节度等诸使，其余都照旧。又充任东京畿及山南东道、河南等道诸节度防御兵马元帅，于是权知东京留守，判留司尚书省事，其余照旧。又兼任邠宁鄜坊等两道节度使，又封汾阳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兵马副元帅，仍充任本管观察处置使，其余都照旧。加实封五百户，又加实封二百户，又加实封二百户。又充任关内副元帅，其余照旧。又兼任上都留守，其余照旧。又兼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本道观察处置等使，兼河中尹，其余照旧。又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副大都护，充任朔方节度大使及关内支度营田盐池押诸蕃部落等使、六城水运使、管内观察处置使，其余照旧。又拜太尉，兼河西副元帅、通和吐蕃等使，其余照旧。又拜尚书令，兼中书令，其余照旧。太保的孙子见于碑上的有十三人：曜、旴、晞、昢、晤、昉、暧、晛、晓、曙、昫、映、暄。上列各人都有官爵。曜、晞二人都称太原县开国公。碑上见到的曾孙有两人，刻名的地方被人毁坏了。一人是守少府卿，一人是守国子监主簿。我从《郭氏宠命录》中抄录当日碑石没有记载的内容，世系列在后面。汾阳对唐王室有大功，他的后代理应繁盛昌盛。旴是郭子仪的次子；晞是郭子仪的三子，任兵部尚书，封赵国公；暧是郭子仪的六子，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为他的女儿成为宪宗皇后、穆宗太后，又追赠太尉。曙是郭子仪的七子，先任金吾大将军，死后封沂国公；昕是郭子仪的侄子、幼明的儿子，任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旼是郭子仪的侄子、郭太后的叔父，封郑国公；曜任太子太傅，谥号孝。郭太后是穆宗的母亲、宪宗的皇后，是暧尚代宗长女升平长公主的女儿，追赠曾祖为太保，追封岐国公；敬之追赠太傅；父亲暧为太尉，母亲虢国长公主为高国大长公主；钊是暧的儿子，任工部尚书、剑南西川节度使，入朝任太常卿，检校司徒，是郭太后的兄长；鏦任金吾大将军，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娶顺宗的女儿。长女汉阳公主；鋹任太子詹事的仲恭娶穆宗第四女金堂公主；银青光禄大夫仲词娶穆宗第六女饶阳公主，都是钊的第三子。银青光禄大夫、袭封太原郡公仲文，任殿中少监【以上抄自《宠命录》】。忠武王陪葬于肃宗建陵【陵内陪葬的只有郭王一人】，墓在武将山，与太宗九▯山昭陵相连而略偏西北，为什么没有墓碑？或许是后来被人埋没了，也未可知。

译郭氏子孙如今仍然兴盛，居住在华山以南。华州东面道路旁有郭汾阳故里的石碑，这一带山川也极其秀丽。《集古录》有《忠武王将佐略碑》，说是贞元十二年陈翊撰写；陈翊所记录的也已经很盛大了，还说只得到其中六七成。大概其中官至宰相的有七人，任节度使的有二十八人，任尚书、丞郎、京尹的有十人，任察使的有五人。按照陈翊得到并记录的，实际共有六十人，而显名于世的约有五十人。虽然乔琳、周智光、李怀光、仆固怀恩等人陷入祸败，但杜鸿渐、黄裳、李光弼、李光进之流，声名显赫于当时并流传后世的人，也很少能超过这里。难道只是得失不相称而已吗？虽然汾阳的功业使士人多喜欢依附他来成就名声，但他本人也确实有获得这些成就的原因。他忠信深厚，本来出于天性；至于身处富贵而保全名声德行，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事，在谋划决策之时，他想来也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赠工部尚书臧怀恪碑》。位于三原县北原，李秀岩篆书题额，颜真卿撰文并楷书，广德二年。鲁公这块碑的书法，与其他石碑相比，风骨尤其秀劲；下半截被农夫磨去，已经没有字了，上半截神采夺目，值得珍藏。考察碑文，臧公名怀恪，是东莞人，即今天的沂州，不是粤地的东莞。鲁公与臧氏交情深厚，碑文说：臧氏自骠骑将军以来，世代凭才干雄立于北方边疆，到如今子孙繁衍，更加兴盛。从天宝到开元，乘坐朱轮、佩拖珪组而相继出现在国都的人很多，等等。怀恪的七个儿子都在朝廷任职，小儿子希让任代宗都虞候、渭北节度使，封鲁国公。怀恪因为儿子显贵，从右武卫将军一职三次追赠，终于追赠为工部尚书。哥哥怀亮任右羽林军大将军。鲁公又为臧氏书写《故宅碑》《纠宗碑》，县志有记载，如今都已经亡佚了。《宋州八关斋戒石幢》【楷书】。位于归德府，颜鲁公撰写并书写。广德三年，首刻篆文。碑文题为《宋州八关斋戒记》。节度使田神功的疾病痊愈，州将徐向等人为此举行斋戒，制作石幢来记载这件事。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只是因为鲁公的书法才受到重视。石幢有八个面，每面宽八九寸，高八尺。《茅山碑》【楷书】。位于茅山，颜真卿撰写并书写。夏五月。鲁公这块碑的字，与《颜家庙碑》《大麻姑坛记》相当。我从友人的破旧箱笼中得到它，已经损坏十分之二三，首尾也有残缺，未能考察其年月。《麻姑坛记》【大历六年】。位于抚州南城县东南二十里的麻姑山中。《都玄敬金薤琳琅》说：这就是唐代小字《麻姑坛记》，颜真卿撰写并书写。现在位于江西南城县的麻姑山。欧阳公说：“有人怀疑它不是颜真卿的真迹，但又认为它的笔画很有法度，不是鲁公不能写成。”赵明诚说：“陈无己曾见黄鲁直说，这是庆历年间一个学佛者所写的，黄鲁直还能说出他的姓名。”等到看到陆放翁说：“鲁公《麻姑坛记》有大小两种本子，大概是采用羊叔子刻《岘山碑》的故事。”《通志·金石略》记载鲁公书法也有小字《麻姑坛记》，那么欧阳公的怀疑和黄鲁直的话，似乎又不足以相信。元代柳待制道传说：“《麻姑坛碑》的小字楷法尤其精妙。”近来听说旧石已经焚毁，山中重新刻立，这也是应该的。颜鲁公书写《麻姑坛记》，有大小字两块石碑，都元敬已经考订评论得很详细了。我过去经过南城，登上麻姑山，看见小字石碑已经漫漶，而各家所刻的几十种拓本，虽然不是原本，却都足以让人看出鲁公书法的风骨。姑且收录这两张拓本，以保存大概情形。至于大字本，则绝无仅有。戊寅年暮春，我在莺脰湖潘次耕先生家看见它，字大如《臧怀恪碑》，宛如新刻。宋代拓本无疑，实在值得珍藏。我斋中所藏的法帖，字最大没有超过《中兴颂》的，字最小没有超过《麻姑坛记》的，都是鲁公的笔迹，正所谓“神龙屈伸，不可端倪”。

译侗记。《磨崖中兴颂》。位于祁阳县浯溪石崖上，元结撰写，颜真卿大字楷书，大历六年。磨崖石刻中，玄宗《泰山铭》的字体最大，采用八分书。若论楷书中字大的，则以这篇《中兴颂》为第一；而结体最小的，没有超过《麻姑坛记》的，都是鲁公亲笔。元结的序文说：“不是老于文学的人，谁适合写它呢？”王元美认为开头一句“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不合颂体。这块石刻原本是我从旧家得到的，如今的拓本没有这么完整了。颂石后面有黄庭坚读《中兴颂》的诗，宋代刻本已经漫漶，大略还可以读出。明代华亭董玄宰用白松绫五幅，亲自书写《读浯溪颂》诗：“漫郎有左氏癖，鲁公、羲之如鬼，千载远隔坛场，同时恰好对垒。有唐九庙随秋烟，一片中兴石不毁；几回吹律寒谷春，几度看碑陈迹新。辽鹤归来认城郭，杜鹃声里含君臣。折钗黄绢生光怪，旧国江山余气概。当年富贵腹剑多，异代风流椽笔在。书生何负于国哉！元祐之籍，何当来？子瞻饱吃惠州饭，涪翁夜上浯溪台。” 我拄着藜杖扫拂石碑，溪水声呜咽，手艺人的兴致仍然按捺不住，于是又在碑上题字。太平时代，有滋味的生活就是无能为力；只管漱饮湘江水，不要多说话。绫子的颜色像新的一样，墨色光彩照人。鲁公在千年之后，不能不被推为书法界的佼佼者。我力量不足，无法得到它，不知道如今归什么人所有。宋代马永卿说：“《中兴颂》中‘复复’二字，是指期望这两个字；它出自《汉书·匡衡传》：‘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注释说：‘下一个复字，音扶目反。’又，何武任九卿时上奏说应当设置三公官职，又与翟方进共同上奏，主张罢免刺史而改置州牧，后来这些事情都恢复旧制，所以注释说：‘依照原来的制度。’下一个复字，音扶目反。” 《右丞相广平文正公宋璟碑》。位于沙河县西北八里，墓前由颜真卿撰文并书写。大历七年壬子，碑侧有记；大历十三年戊午，石碑高八尺，宽四尺，厚一尺一寸。四面都刻满文字，前后两面都是二十七行，每行五十二字；左右两面都是七行，每行五十字。年代久远，已经倒伏在地，沙河县令方豪把它扶起重新立好。另有碑记，碑侧的记文是鲁公续写的。宋代时碑已经残缺断裂，崇宁年间范致君另行刻在石上。到现在五百多年，石碑又剥蚀了，但文字还隐约可读。邢州司李萧蛰庵震将它刊刻传播，补足史书没有记载的内容。我担心碑石湮没而不显，因此把碑侧记文装订抄录在装订本末尾。现在再次抄录在这里。当初，宋璟任监察御史，持节驻守沙河一带。突厥侵犯赵、定州，河朔地区凶险恐惧。邢州刺史黄文轨把艰难的任务交给宋璟。宋璟认为这里是父母之邦，不能躲避战争。等到贼兵来到城下，宋璟向他们明白陈说祸福。其党徒中有些人素来听闻宋璟的威名，于是相继离去。开元末年，安西都护赵含章贪图货贿，多次用金帛贿赂朝廷官员，九品以上的官员全都有名目。后来范阳节度使的事情被察觉，有司将全部情况上报朝廷。玄宗严厉斥责这些名品，准备加以黜免削夺。公一概不肯接受，于是进谏。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便登临花萼楼，把所有人全部释放。满朝大臣都来谢恩，公穿戴整齐，神色庄严，独自站立而不下拜。第二天入朝奏事，玄宗对公说：“古人把清白留给子孙，只有你一人做到了。”公说：“只是含章的贿赂偶然没有送到我的门下，并不是我不接受。”玄宗对此深为赞许叹赏。前面的碑文有所缺失，所以在这里略加叙述。公的第四子浑之任中丞时，正要上奏请求御制碑颂，尚未办成便又受到谴责贬谪，事情终于没有成功。颜真卿当时任监察殿中，为中丞的属吏，所以公的孙子颜俨哭泣着请真卿为他撰写碑文。昭义军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阳郡王薛公名嵩，凭借文武忠义的资质，成为国家的屏障。皇上仰慕公的德行功业，感叹其高尚无穷；又嘉许颜俨的恳切诚意，但崇碑一直无法建成。于是命屯田郎中、权知邢州刺史封演购买别处山中的石料，用一百头牛拖运过来，安排刻字工匠，半年后完成。磨治完成后，便建立了这座崇碑，远近都赞叹称美，成为古今的盛观。虽然大贤以德行树立善名，终究难以限制其存亡；而我这个后辈又懂得什么，不过是攀附骏马，借此在台阶次序间留下踪迹罢了。颜真卿任湖州刺史那天，因而写成这篇文章，请颜俨刻在碑的侧面并记载此事。还没有来得及雕刻，公的第八子衡便因事获谪。他居住在沙州，任参与佐理军幕的官员；河陇失守，他被吐蕃隔绝，后来因功屡次升任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节度行军司马。节度使周鼎守卫燉煌十多年，于是获拜中丞、常侍。恩命还没有到达，吐蕃便围城，城中兵力用尽、箭也用完，最终被贼军攻陷。吐蕃一向听说太尉的名声，便说：“唐天子是我的舅舅，颜衡的父亲又是贤相。如今落魄在这里，怎么可以把他留下呢？”于是赠给他骆驼和马，送还朝廷。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他带着二百名骑兵，全家人一同获归，士大夫都认为这件事伟大，是古来未有之事。皇上想特别越级奖赏他，并命人在侧门迎候。大历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书颜真卿记。按：文贞在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冬天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第二年戊寅夏天安葬，碑立于大历七年壬子。从丁丑到壬子共三十六年，又过六年到戊午，也就是大历十三年，才又有了碑侧的记文。颜文忠在兴元元年甲子秋天死于希烈之难，享年七十六岁。追溯到壬子年书写碑文时，文忠六十四岁；书写碑侧记文时，年纪已经七十岁了。文贞去世时，文忠才二十九岁。开元五年，文贞任同平章事，文忠当时才九岁。从少年到壮年，再到老年，世事屡次变迁，而这座巍峨丰碑最终一定要出自文忠的手笔。这其中难道不是神意相合吗？千年以后看见遗迹而追想他的德行，使人感慨仰慕，却无从表达。萧蛰庵到邢州访问文贞公的第二十四代孙道亨，携带族谱而来。公的七个儿子中没有谱牒，只有第六子华的谱系记载很详细。华的儿子颜俨任苏州刺史，颜俨的两个儿子，长子嗣先任左补阙，次子嗣宗任奉化令，便在当地安家。明景泰初年，兵部侍郎、名琰的人，是公的第十七代孙。他经过邢州时作了《有望墓诗》。其中家居南和的一支，传到第十七代便断绝了。弘治年间，南和县令朱锐从奉化带来公的第十九代孙伍，让他守护祠堂。从伍到道亨共六代，如今居住在沙河的有一百多人，以务农为业。南和一支只剩道亨一人，奉化一支也已长久互不往来。蛰庵震记。孔子庙残碑

译在华州，程浩撰文，颜真卿用正书书写。这篇文章载于《唐文粹》，是《扶风县文宣王庙记》。大历二年，驾部郎中程浩撰文。如今西安府学中有僧人梦英书写的这篇记文，文字完全相同，只是删去了“扶风古县”几个字。下半篇的跋文说：“这篇记文原来刻在湖州临安县，梦英喜爱它，便把它书写下来。难道是驾部郎中先在扶风写成此文，鲁公又在湖州书写，而后人删去了它的一半吗？”但考察《唐地里志》，临安属于杭州，不属于湖州，难道不是梦英弄错了吗？如今华州有这座残碑，尚存数十字，文字与此相同。《争坐位帖》在西安郡学圣教序亭内右厢的西窗台，字体为行草。这是鲁公任检校刑部尚书时，写给定襄郡王郭英乂的一封书稿，论说朝廷集会不应让内侍鱼朝恩坐在上座，言辞正直有力。民间称为《争坐位帖》。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都堂以及寺观中百官会集，座次大多 在临时安排时确定，唐以前的旧例都无法考察。只有颜鲁公写给郭英乂的信中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成一列；十二卫大将军次于其后；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成一列；九卿、三监与他们相对排列。”自古以来，从未混杂错乱。这也大略可以看见当时的旧例。赵子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刻上石头，石面已经剥蚀了，但笔法仍然可以探寻。”王元美说：“没有一笔不采用晋人的笔法，这就是所谓无意而成文，在从容之中合乎法度。”又说：“颜公刚劲正直、忠义炽烈的气概，文章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却在笔墨之间表现了出来。”我曾经认为颜公的学问不如他的人品，在《麻姑坛记》中可以看出；文辞不如书法，楷书不如行书，有意为之不如无意为之，这些都可以在此帖中看出。然而都玄敬竟说，连这种草草写成的笔迹也被摹刻，是因为重视书写者本人。我不能不信服王元美的话。这块碑虽然已经剥蚀，但颜公的笔法依然清楚可见。近来董氏摹入《戏鸿堂帖》，却说陕西省的本子不足观，同时又自称保存了颜公的法度。如今以我的眼光看董氏的刻本，与此相比，神韵已经没有了。这块石质粗糙，有许多麻点孔洞，幸好字画都没有损坏。摹拓印制不精，于是导致字迹模糊。我到郡学的墨洞中，与印工相对而坐整整一天，纸张、墨色和用力都很好，才得到两本。观看的人说这是重刻本，又说旧拓本被董氏夸称为宋拓本，想来大概也是这样，只可惜我没有见到。颜氏家庙碑 在西安郡学，李阳冰篆写碑额“颜氏家庙之碑”，建于建中元年。唐末战乱时，碑倒在郊野。宋太平兴国五年，都院孔 目官李延袭把它迁建到学宫，立在明皇《孝经》石台亭，朝向东北。碑首第一行题为：“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所记就是鲁公的父亲。第二行题为：第七子、光禄大夫、行吏部尚书、充礼仪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真卿撰写并书丹。颜君名惟贞，字叔坚。碑文叙述他的先世，有的只称某人的名讳；至于伯叔祖父以及同族诸人，则都直接写出姓名，碑文记载已经很详细。碑的四面都刻满了文字，碑额上也有题字，碑额背面另有一块石片，方广与前面相同。鲁公书写道：“高祖记室君，国初时居住在这所宅第。虢州君、舍人君在此侍奉他。如今正堂设置为庙地；高祖妣殷夫人居住在十字街西北第一宅。秘书监君、礼部侍郎君在此侍奉她。虢州君居住在后堂，华州君在堂中出生。如今这里充作神厨；少保君的正堂如今充作斋堂，偏屋充作亚献、终献的斋室。”共八十五字。人们不知道摹拓，尘土封蔽其上，我把它拂拭干净摹写出来。碑石高八尺，宽四尺七寸，厚一尺五寸。前后两面都是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七字。左右两侧各有六行，每行五十字。字比前后两面略小，碑额上的字又稍小一些。

译颜鲁公与蔡明远书 行草拓本两帖，依照《金石录》附在大历条目末尾。奉使蔡州题字 在同州有鲁公画像，画像上题写道：“真卿奉命来到这里，这件事期限未到而停止。因为忠诚勤勉，丝毫没有回返的意思，但内心始终悲伤忧惧，始终没有改变。漂游于波涛之中，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又写道：“人心无路可通，世间的事情只有上天知道。”下面有题记说：“观看这些笔迹，不题写年月。以事实考察，大概是颜公出使李希烈时所写。”李希烈在建中元年攻陷汝州，卢杞建议派颜公出使；至正元【宋人避讳贞字，所以写作正】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他被困在贼军庭中超过两年，刀刃加在颈上而面色不变，料想没有回还的日期，发誓不改变节操。大概是写下这些话来表明自己的志节。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阁修撰、知同州军事唐重重书。又有《忠义堂帖》，是宋人所刻。此帖名为《奉命帖》。又有《移蔡一帖》，写道：“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从汝州迁往蔡州。是天意啊！上天的昭明，难道可以欺骗吗？有唐朝的德行，就会永远不朽。”十九日书写。叶少蕴《避暑录话》说：“颜鲁公的真迹，宣和年间尚存的还有几十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其中最著名的，与郭英乂讨论座次的书信，在永兴安师文家；《祭侄季明文》和《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观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阁待制王质家；《寒食帖》，在钱穆甫家；其余如《与蔡明远帖》《卢八仓曹帖》《送刘太真序》等【应作《送刘太冲序》】，不知道在谁家，但都有石刻本。《争坐位帖》当初安氏分居时分成两人收藏，常见到前段，后来师文才把两段都得到，诸本相继收入内府，世间再没有遗存了【孙承泽说：“《送刘太冲序》的墨迹，旧藏在中书赵士祯家，后来归于关中南宗伯。宗伯去世后，被他所在郡中的举人东川商得到，后来又归还南氏。我向东川借来临摹一个多月，如今国学所摹印的就是赵氏本。与墨迹相比，文字和书法都有些小差异，难道流传于世的不止一本吗？”】如今《忠义堂帖》所刻的，上述各帖都有。又有《送辛晃序》《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诗》，末题大历五年十二月。又有开元二年二月颜元孙的一通告身，乾元元年四月颜昭甫的一通告身，宝应元年七月颜惟贞赠秘书少监的一通告身，殷氏赠兰陵夫人的一通告身，大历十二年八月颜真卿任刑部尚书的一通告身。建中元年八月，颜真卿任太子太师的一通告身。后面有宋至和二年蔡襄的跋文。嘉定乙亥年，刘元刚刻石。国子学石经 在西安府儒学圣殿明伦堂之后，东西两侧的长廊树立在那里，所以称为墨洞。开成二年立于国学，宋元祐二年迁立到这里。《旧唐书·文宗纪》说：“开成二年，宰臣兼判国子祭酒郑覃用经义启发教导士人，逐渐接近文士，于是上奏设置五经博士。依照汉代蔡邕刻立碑石的做法，把经文排列在太学，开始建立九经石壁。诸儒共同校正讹误。皇上又命翰林勒字官唐元度重新校正字体。石经末尾有唐元度等人的一篇表文。”《易经》十卷，九石，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书经》十三卷，十石，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诗经》二十卷，十六石，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周礼》十卷，十七石，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仪礼》十七卷，二十石，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礼记》二十卷，三十三石，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传》三十卷，六十七石，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传》十卷，十六石，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谷梁传》十二卷，十六石，四万二千零八十九字；《孝经》一卷，一石，二千【缺】百【缺】十三字。《论语》十卷，六石，一万六千五百零九字。《尔雅》三卷，四石，一万七百九十一字。《五经文字》三卷，十石。九经连同《孝经》《论语》《尔雅》《字样》，合计六十五万二百五十二字。大唐开成二年丁巳年，月份排列到元日这一月，丁亥日，书写石经的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陈玠。书写、刻石的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艾居晦。书写石经的学生，前文学馆明经臣【缺】

译书写石经官、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臣段绛；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四门助教臣陈庄士。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臣栢暠。复核确定字体官、翰林待诏、朝议郎、权知沔王友、上柱国、赐绯鱼袋臣唐元度。校勘官兼专门负责总校定经书、校检刊刻上石的官员：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上柱国臣章师道；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骑都尉、赐绯鱼袋臣杨敬之。总校检官、银青光禄大夫【缺】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监修国史、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臣郑覃。《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略》。汲郡龙图吕公任陕右漕运官时，恰逢我承乏主持雍州学府。一天我拜访吕公，公感叹着对我说：“京兆市集之间有唐代国子监遗址。其中的石经是开成年间刻成的。唐史记载，文宗时太学刻立石经，郑覃与周墀等人校定九经文字后刻上石头。后来郑覃以宰相兼任祭酒，于是进呈九经石壁，共一百六十卷。旧时在务本坊，自天祐年间韩建修筑新城以来，石经全都弃置在野外。到朱梁时，刘鄩镇守长安，有个幕僚尹玉羽向刘鄩禀告，请求把石经用车运入城中。刘鄩正防备岐军侵扰，认为这不是急务。玉羽欺骗他说：‘一旦贼兵来到城下，石经被打碎作为箭石，也足以帮助敌人作恶。’刘鄩认为有理，于是迁置到这里，也就是唐代尚书省的西角。这里民居杂处，地势低洼，石经刚立起来就倒。年久之后折断残缺，我想把它迁置到府学北墙。于是查看图样，命人施工，准备器具，筑起空架；凡是石刻中倒下的、仆倒的，全都运到那里，洗去、剔除尘土，修补残缺，分为东西两列依次陈列。明皇注《孝经》和建学碑，则立在中央，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徐浩、柳公权的书迹立在下面。至于偏旁字源一类的石刻，则分布在庭院左右。此前有兴平的僧人荒诞妄言、迷惑众人，大尹刘希道公没收了他的财产；有人向朝廷请求用这些财物修建慈恩寺佛塔，刘公却建议把兴建学校作为当务之急。朝廷拨给五十万钱，既不耗费公家财物，也不役使百姓。工程始于元祐二年初秋，到孟冬完工。门两侧开设次序，中央建起两座亭子，廊庑高低适中，环绕相连，确实是故都的壮观，也是翰墨汇聚之地。像蔡中郎石经的四十六座碑，范蔚宗当时只能见到其中十六座，如今全都磨灭得无法考察。由此才知道，金石虽然坚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保护扶持，也很难保证能够长久保存。这就是吕公对圣人经书有功之处，所以不能不记载。”元祐五年庚午年九月，黎持记。河南安宜书写。我认为尹玉羽的功劳在吕公之上。各石残缺很多是在明崇祯年间，长安人费铸另行书写九经，用来补足缺字字样，另刻在石上；字体不好，与唐代字体不相同。我所装裱的石经，都是亲手补缀。唐代石经中凡是还能看见半个字或一点笔画的，都予以保存。空缺的地方不得已才用费铸所写的字誊补。尹玉羽只是个小吏，却对石经保存有功。本朝陕西巡抚贾汉复在康熙三年补刻《孟子》于石上。《孟子》七卷，共十块石碑，三万六千五百零六字。周宣王的石鼓，韩昌黎请求从凤翔迁到长安国学，却没有办成。元人于是竟不远数千里，运到燕都安置石经。自唐开成年间，历经宋、明直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而《孟子》一书的补刻，竟出自贾汉复之手，不能不令人发出绕朝那样的感叹。然而其中的字和刻工都很拙劣，不足以与唐代石经的精美相媲美。顾宁人在《金石文记》中说：“宰臣郑覃认为六经讹误已经很多，博士们沿袭旧文，难以改正，于是请求召集博学的老儒详细校勘、审定，依照后汉的旧例，把经文刻在太学石碑上，皇帝采纳了，于是有了石经。后来又违背了老师传授的规范，几十年后，名儒都不去看它，认为它杂乱累赘得厉害。”旧史的评论就是这样。我起初读到这里，心中很怀疑。又见《新唐书》没有贬斥的话，便以为石壁上的九经即使比不上古人，又怎么会突然不如寺院碑碣呢？等得到石经原本并详细校勘后，才知道经文中的错误不止一处，刘昫的话并没有冤枉它。现将大略记在下面。《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中的“裒”误刻作“褒”。“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中的“言”误刻作“存”。“其孰能与于此哉”脱去了“于”字。《周易·系辞下》第八，脱去了“下”字。“《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句末多了一个“也”字。“力小而任重”中的“小”误刻作“少”。“复于外者，必反其家”中的“其”误刻作“于”。“夬，必有所遇”脱去了“所”字。“蛊则饬也”中的“饬”误刻作“饰”。“丰多故亲寡，旅也故”句末多了一个字。这个字是“也”；“姤遇也”中的“姤”误刻作“遘”。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者都讲得通的地方：“终来有他”中的“他”作“它”。“刚健笃实辉光”作“刚健笃实煇光”。“君 子以治历明时”中的“历”仍作“历”，这样可以与“祐神”相通。“祐”作“祐”；“其受命也如向”中的“向”作“响”。“兼三才而两之，三才之道也”中的三个“才”都作“材”。同一个字前后写法不同的地方是：“包防、包荒、包承、包羞，系于包桑【系辞下同】”中的“包”都作“苞”；“包有鱼，包无鱼，以杞包瓜”中的“包”都作“包”。“问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辞。困德之辨也。井以辨义，辨是与非”中的“辨”都作“辩”。“君子以类族辨物，剥床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复小而辨于物”中的“辨”都作“办”。旁注“至静而德方”中，“德”字下面增添了一个“也”字。“贲亨，小利有攸往”中的“利”下面增添了一个“贞”字。先误刻、后来又改正的地方：“略例”中的“筌”误作“荃”；“愈”误作“喻”；“二无”误作“无”，都是直接依照原来的错误改成了相应的字。标题《周易系辞上》第七、《周易系辞》第八、《周易说卦》第九，都是八分书；《周易序卦》第十、《周易杂卦》第十一，都是正书。虽然依照古注本附在第九篇之内，却把正书另列，终究似乎不太妥当。

译《尚书》“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中，“乃父”误刻作“先父孙”，上面多了一个“子”字。“臣下罔攸禀令”中的“令”误刻作“命”。“若药弗瞑眩”中的“药”误刻作“乐”。“王乃徇师而誓”中的“徇”误刻作“循”。“乃汝世仇”中的“世”误刻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中的“攻”误刻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中的“于”误刻作“予”。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者都讲得通的地方：“敢对扬天子之休命”没有“之”字。旁注的地方：“予有乱臣十人”旁注了“臣”字；“惟妇言是用”旁注了“是”字。“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中，“干”字下面、“容”字下面各增添了一个“之”字。《诗经》《小戎序》“国人则矜其车甲”中的“甲”误刻作“田”。“舒懮受兮”中的“懮”误刻作“忧”。“予尾翛翛”中的“翛”误刻作“脩”。“戎车既饬”中的“饬”误刻作“饰”；“以祈黄耇”中的“祈”误刻作“祁”。“凉曰不可”中的“凉”误刻作“谅”。“无此疆尔界”中的“界”误刻作“介”。“侯疆”中的“疆”误刻作“强”。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者都讲得通的地方：“雝雝鸣雁”中的“雝”作“雍”；“之死矢靡他”中的“他”作“它”；“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作“不我知”，两章相同；“和鸾雝雝”中的“雝”作“雍”；《何人斯序》“故苏公作是诗以绝之也”中的“以”作“而”；“维尘雝兮”中的“雝”作“雍”；“既匡既敕”中的“敕”作“勅”；“其政不获”中的“政”依郑笺作“正”；“尚不愧于屋漏”中的“愧”作“媿”；“于彼西雝”“肃雝和鸣”“有来雝雝”中的“雝”都作“雍”；“屡丰年”中的“屡”作“娄”。先误刻、后来又改正的地方：“抱衾与裯”中的“裯”误作“稠”；“不瑕有害”中的“瑕”误作“遐”；“鳣鲔发发”中的“发”误作“拨”；“噂沓背憎”中的“噂”误作“蹲”；“如彼遡风”中的“遡”误作一个无法辨识的字；“駉駉牡马”中的两个“牡”都误作“牧”，都是直接依照错误改动的。“云何其吁”脱去了“其”字，后来又补上。《周礼》“女史八人”中的“史”误刻作“使”。“太宰三曰，郊甸之赋”中的“郊”误刻作“邦内”。“飨豕望视而交睫”中的“豕”误刻作“施”。《典枲》记载掌管布、缌、缕、纻。麻、草一类的物品，“缌”误刻作“丝”。“牛人，军事共其犒”中的“犒”误刻作“槁”。“司市，市司帅贾，师而从贾”中的“师”误刻作“胥”。“肆长掌其戒令”中的“令”误刻作“禁”。“鞮鞻氏府一人”中的“一”误刻作“八”。“鬯人禜门用瓢，赍用”中的“赍用”误刻作“明”。“司几筵设莞筵纷纯”中的“筵”误刻作“席”。“大司乐大防”中的“防”误刻作“磬”。“王大食三侑”中的“侑”误刻作“宥”。“大师令奏鼓𡑯”中的“鼓𡑯”误刻作“瞽”。“大祝四曰禜”中的“禜”误刻作“荣”。“司常家各象其号”中的“象”误刻作“相”。“凡以神仕者”中的“仕”误刻作“士”。“小子史二人”中的“二”误刻作“一”。“大司马旂居卒间”中的“居”误刻作“车”。《考工记》“妢胡之笴”中的“笴”误刻作“笱”。“矢人前弱则俛”中的“俛”误刻作“勉”。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者都讲得通的地方：“医师疕疡者”中，“疕”字上多了一个字。“有”字；“野庐氏有相，翔者诛之”中，“诛”字上多了一个“则”字；“邦之大师”中，“大”字上多了一个“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射之”中，“射”字上多了一个“夜”字。《仪礼》《士冠礼》“筮柶兴”中的“筮”误刻作“建”。《射礼》“司射适堂西袒决”中的“袒”误刻作“祖”。“楅髤横而奉之”中的“奉”误刻作“拳”。《大夫与士射》“袒纁襦”中的“纁”误刻作“薰”。《燕礼》“右祭脯醢”中的“脯”误刻作“补”。《大射仪》“宾升成拜”中的“拜”误刻作“败”。“坐授瑟乃降”中的“授”误刻作“受”。《聘礼》“宾既将公事复见讶以其挚”中的“讶”误刻作“之”。《公食大夫礼》“陈鼎于碑南南面西上”脱去一个“南”字。《觐礼》“天子赐舍曰伯父”脱去“曰”字。《士丧礼》“祭服不倒”中的“倒”误刻作“到”。《少牢馈食礼》“如筮日之仪”中的“仪”误刻作“礼”。“主妇被锡衣侈袂”中的“侈”误刻作“移”，以下同。“祝延尸”中的“延”误刻作“筵”。《有司彻》“二手执挑匕枋”中的“挑”误刻作“桃”。“主妇洗爵于房中”脱去“爵”字。“主妇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妇爵以降”中的“以”误刻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中的“爵”误刻作“觯”，以下“主人实爵”也相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脱去“爵”字。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者都讲得通的地方：《乡射礼》“适左个中亦如之”中的“亦”作“皆”。《燕礼》“小臣又请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中，“大夫”下面另有“大夫”二字。《礼记》删去了《御定月令》，将其置于《曲礼》之前。《月令》“人乃迁徙”中的“徙”误刻作“徒”；“其器闳以奄”中的“奄”误刻作“掩”。《檀弓上》“周公盖祔”中的“祔”误刻作一个缺字。附《王制》：“示弗敢主也”中的“示”误刻作“亦”。《礼器》“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脱去“节”字。《学记》“燕辟废其学”中的“辟”误刻作“譬”。《丧大记》“男子出寝门外”脱去“外”字。“子大夫、公子、众士” “食粥”脱去了“众士”二字。《哀公问》“如此则国家顺矣”少了一个“则”字。《坊记》“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中，“犹”下面多了一个“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后行”中的“而”误刻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脱去了“之”字。《缁衣》“有国家者，章善瘅恶”脱去了“家”字。《儒行》“慎静而尚宽”脱去了“而”字。《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中的五个“辟”字都误刻作“譬”。“若有一个臣”中的“个”误刻作“介”。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者都讲得通的地方：《檀弓上》“有亡”中的“亡”作“无”；“岁壹漆之”中的“壹”作“一”；《乐记》“非听其铿锵而已也”中的“锵”作“鎗”；《杂记上》“客立于门西”中的“于”作“于”；《杂记下》“泄柳之母死”中的“泄”作“世”；《丧大记》“命妇汜拜众宾客于堂上”中的“于”作“于”；“主人先俟于门外”中的“于”作“于”；《中庸》“可一言而尽也”中的“一”作“壹”；《问丧》“祭之宗庙以鬼享之”中的“享”作“飨”；《大学》“尧舜帅天下以仁”中的两个“帅”都作“率”；《昏义》“祖庙既毁教于宗室”中的“于”作“于”；《射义》“是以诸侯君臣以”作“故”。先误刻、后来改正的地方：《学记》“教人不尽其材”中的“材”误作“才”；“故人不耐无乐”中的“耐”误作“能”，都是直接依照错误改动的。

译《春秋左传》隐公元年，“且告之悔”中的“且”误作“具”。五年，“僖伯称疾不从”中的“疾”误作“侯”。十年，“伐戴”中的“戴”误作“载”。桓公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中的“故”误作“政”。六年，“楚之羸”中的“羸”误作“嬴”。“以类命为象”中的“类”误作“德”。闵公二年，“从曰抚军”中的“军”误作“国”。僖公三年，“公子友如齐莅盟”中的“莅”误作“泣”。四年，“归胙于公”脱去“胙”字；“姬寘诸宫六日”中的“宫”误作“公”。“公杀其傅杜原款”中的“傅”误 作“传”。七年，“弗可改也”中的“已”误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中的“止”误作“上”。十五年，“辂秦伯”中的“辂”误作一个无法辨识的字；“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中的“且”误作“国”。二十五年，“昏而傅焉”中的“傅”误作“传”。二十七年，“责无礼也”中的“责”误作“青”；“郤縠可”中的“縠”误作“谷”。三十一年，“晋新得诸侯”中的“新”误作“亲”；“东傅于济”中的“傅”误作“传”。三十三年，“入险而脱”中的“入”误作“人”；“为从者之淹”中的“淹”误作“流”。文公元年，“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中的“锡”误作“赐”；“享江芉”中的“芉”误作“芊”。二年，“废六关”中的“关”误作“阙”。七年，“寘文公子焉”中的“焉”误作“曰”。十二年，“太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中的“邽”误作“封”。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中的“弑”误作“杀”。三年，“晋侯伐郑及郔”中的“郔”误作“延”；“商纣暴虐”中的“纣”误作“讨”。四年秋，“公如齐”中的“秋”误作“利”。六年，“离卦”误作“同人”。八年，“杀诸绛市”中的“绛”误作“终”。十二年，“晋师在敖鄗之间”中的“师”误作“帅”。十五年，“吾获狄土”中的“土”误作“士”。十七年，“盟于卷楚”中的“卷”误作“巷”。“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中的“乎”误作“平”。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中“虐”字上多了一个“内”字。成公二年，“及齐师战于新筑”中的“师”误作“侯”；“且辟左右”中的“且”误作“旦”。七年，“寻虫牢之盟”中的“虫”误作“蛊”。十七年，“楚公子櫜师袭舒庸”中的“櫜”误作“槖”。襄公十年，“子蟜”误作“矫”；“今伐其师”中的“今”误作“令”。十四年，“士鞅反”中的“反”误作“及”。十七年，“苟过华臣之门必骋”中的“骋”误作“聘”。十九年，“而视不可含”中的“含”误作“舍”；“所不嗣事于齐者”中的“事”误作“是”；“天子令德”中的“天”误作“夫”。二十一年，“栾盈过于周”中“过”字上多了“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来奔”中的“畀”误作“卑”。二十五年，“先夫当之矣”中的“夫”误作“天”；“井堙木刊”中的“堙”误作“烟”；“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中的“卒”误作“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中的“余”仍误作“余”；“免余复攻费氏”中的“余”仍误作“余”。二十八年，“重丘之盟未可忘也”中的“忘”误作“志”；“使析归父告晏平仲”中的“晏”误作“宴”；“文子使召之”中的“召”误作“君”；“庆氏之马善惊”中的“马”误作“焉”。“武王有乱臣十人”脱去了“臣”字。三十年，“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于楚”中的“娶”误作“聚”；“单公子愆期”中的“期”误作“旗”；“驷带追之”中的“驷”误作“四”。昭公元年，“今武犹是心也”中的“今”误作“令”。二年，“齐使上大夫送之”中的“送”误作“逆”。三年，“少姜有宠而死”中的“姜”误作“齐”；“知而复从”中的“复”误作“弗”。四年，“恃险与马”中的“马”误作“焉”。五年，“娶于子尾氏”中的“娶”误作“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中的“若”误作“苦”。九年，“无囿犹可”中的“囿”误作“宥”。十三年，“隐太子之子庐归于蔡”中的“庐”误作“卢”。十四年。楚子派然丹在宗丘检阅上国的军队，“宗”误作“宋”。二十年，“余不忍其訽”中的“訽”误作“狥”；“取人于萑苻之泽”中的“苻”误作“符”。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中的“感”误作“咸”。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中的“士”误作“氏”；“边卬为大司徒”中的“卬”误作“印”。二十五年，“季公鸟生申”中的“申”误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中的“堀”误作一个无法辨识的字。定公元年，“荣驾鹅”中的“驾”误作“骂”。三年，“及邾盟于防”中的“防”误作“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中的“代”误作“伐”。十年，“驷赤谓侯犯曰”中的“赤”误作“亦”。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中的“杀”误作“弑”；“蔡昭侯将如吴”中的“蔡”误作一个无法辨识的字。十六年，“与晋人谋袭郑”中的“晋”误作“为”。三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中的“马”误作“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训之”中的“训”误作“顺”。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者都讲得通的地方：宣公二年，“以视诸朝”中的“视”误作“示”；哀公十六年，“此事克则为卿”中“事”字下面有“也”字。续添的地方：昭公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毁其西南”下面增添了“子朝奔郊”四字。

译《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以名字”中的“也”字上多了一个“不”字。二年，“妇人谓嫁曰归”中的“嫁”误作“稼”。三年，“曷为或言崩或言薨”脱去了上面的一个“或”字。“生毋相见，死毋相哭”中的两个“毋”都误作“母”，“死毋”中的“毋”也误作“母”。六年，“吾与郑人未有成也”中的“未”误作“末”，以下相同。十年，“宋 人、蔡人、卫人伐戴”中的“戴”误作“载”。桓公二年，“曰有有则”脱去了一个“有”字。“此何以书”脱去了一个“有”字。“隐贤而桓贼也”中的“贼”误作“贱”。庄公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脱去了“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阴之道也”中的“阴”误作“隐”。二十三年，“狄伐邢”中的“邢”误作“刑”。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误作“南夷与北夷交”。六年，“此其言围何”中“围”字下面多了一个“者”字。二十六年，“乞师者何”脱去了“师”字。三十年，“归恶乎元喧 是这样吗？原文误写成“于三十三年”；“百里子与蹇叔子”中的“百”误写成“伯”；“文四年”；“其谓之逆妇姜于齐”是什么意思？“何”误写成“河”；“宣十五”…… 年，“然后归尔”中的“尔”误作“耳”。成公十五年，“成公幼”中的“幼”误作“忧”。“臧宣叔者，相也”中的“叔”误作“公”。襄公十四年，“季孙宿防晋” “士匄、宋华阅、卫孙林父、郑公孙虿、莒人、邾娄人于戚”脱去了“邾娄人”后的“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中的“二”误作“三”。十九年，“为其骄蹇”中的“为”误作“或”。二十九年，“许人子者必使子也”中“人”字下面脱去了“子”字。昭公九年，“其言陈大何”脱去了“陈”字。定公元年，“立炀宫”中的“宫”误作“公”。四年，“夷狄也而忧中国”中的“而”误作“其”。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中的“杀”误作“弑”。六年，“齐国夏及高 《春秋左氏传》：张来认为“奔”字上部多了一个“高”字。隐公十四年，颜渊去世，“子曰”上部多了一个“孔”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的有：隐公四年，“隐公曰：否”，写作“隐曰：吾否”。桓公六年，“简车徒也”，“徒”写作“马”；“淫乎蔡乎”，写作“淫于蔡乎”。桓公十一年，“祭仲者何？郑相也”，“相”字上多了一个“之”字。文公六年，“何以谓之天？无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之下又多了两个“是月”字。宣公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写作“如”。宣公十年，“未绝于我”。“也于”写作“于”。成公十二年，“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于”写作“于”。成公二年，“得一贬焉尔”，“一”写作“壹”。襄公十二年春，王正月，“正”写作“三”。襄公二十九年，“尔杀吾君”，“杀”写作“弑”。襄公三十一年，“于是负孝公之周，愬天子”，“愬”写作“诉”。襄公十四年，“有麕而角者”，“麕”写作“▯”。原先误写、后来改正的有：桓公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误写作“月”。闵公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字都误写作“杀”。僖公十三年，“葬陈宣公”，“宣”误写作“桓”。成公二年，“及齐侯战于鞍”，“侯”误写作“师”。昭公二十五年，“庆子免君于大难矣”，脱去了“矣”字；这些都是随即改正的错误。《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父者何？傅也”，“傅”误写作“传”。隐公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误写作“伐”。隐公九年，“所使也”，“使”误写作“挟”。庄公七年，“则是雨说也”，“雨”误写作“两”，下同。僖公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误写作“士子”。僖公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战”，脱去了“有”字。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误写作“齐侯”。文公二年，“内大夫可以防外诸侯”，脱去了“外”字。文公三年，“王子虎卒”，误写作“壬子”。宣公八年，“以讥乎宣也”，“讥”误写作“饥”。襄公元年，“晋侯使荀防来聘”，“防”误写作“婴”。襄公二年，“三月同”。襄公三年，“诸侯始失正矣”，“正”误写作“王”。襄公六年，“立异姓以莅祭祀”，“立”字上多了一个“非”字。哀公元年，“此该之变而道之也”，“该”误写作“郊”。哀公六年，“入者内弗受也”，“弗”误写作“不”，下同。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的有：僖公十七年，“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脱去了“公”字。文公六年，“处父主境上事”，“事”字上多了一个“之”字。成公五年，“帅群臣而哭之”，前面写作“率”，后面写作“帅”。原先误写、后来改正的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译《论语》。“赐啊，你爱惜那只羊”，“尔”误写作“女”。“不知其仁”，“仁”误写作“人”。“子使漆雕开仕”，“雕”误写作“雕”。“再斯可矣”，“斯”误写作“思”。“三人行”，“三”字上多了一个“我”字。“必有我师焉”，“有”误写作“得”。“冉有、子贡侃侃如也”，“有”误写作“子”。“告夫三子”，“三”字上多了一个“二”字。“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脱去了“之”字。“称诸异邦”，“诸”误写作“谓”。“何德之衰”，“衰”字下多了一个“也”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的有：“女得人焉尔乎”，“尔”写作“耳”；“人洁己以进”，“洁”写作“絜”。原先脱漏、后来补入注文的是《阳货篇》：“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媚态的人，很少有仁德。’” 《尔雅》。“替、戾、底、废、底”中的“底”误作“厎”；“翿纛也”，“翿”误作“翢”。“皇华也”，误作“华皇”。“赫兮咺兮”，“咺”误作“烜”。“是刈是获”，误作“是获”。“木谓之虡”，“木”误作“本”。“何皷谓之牵牛”，“何”误作“河”。“泽乌▯▯”，误作“薞”。“莩麻毋莩”，“莩”误作“茡”。“檴槖含檴”，“檴”误作“攫”。“柷州木柷”，“柷”误作“祝”。“鱼尾谓之丙尾”，上面多添了一个“之”字。“燕”。“白脰乌乌”中的“乌”误作“鸟”；“杨乌白鷢”中的“杨乌”误作“鸉”；“鸢乌丑乌”中的“乌”误作“鸟”；“乌鹊丑乌”中的“乌”误作“鸟”；“▯大▯”误作“大▯”。经书中凡是“二十”都写作“廿”，凡是“三十”都写作“卅”。考察古诗的文字，很多是四言句，例如“于三十里”“三十维物”，都是四言句，那么这里就应当写作“三十”二字。《史记》记载秦始皇刻石有“卄有六年”“维卄九年”“卅有七年”，所以应当写作“卄”“卅”二字。如今擅自把经文改成“卄”“卅”，是不对的。经书中凡是“虎”字都缺少末笔，写作“虎”；“虓、号、▯、饕、滮、箎、褫”等字也都如此，是为了避太祖的讳。“渊”字都缺笔，写作“渊”或“婣”，是为了避高祖的讳。“世”字都缺笔，写作“丗”；“泄”写作“泄”，“绁”写作“絏”，“弃”写作“弃”，“勚”写作“勚”，“叶”写作“▯”；“防、揲、韘、媟、谍、堞、偞”都改从“云”旁，是为了避太宗的讳。“适”字都缺笔，写作“活”，是为了避德宗的讳。“诵”字都缺笔，写作“诵”，是为了避顺宗的讳。“纯”字都缺笔，写作“□”，是为了避宪宗的讳。“恒”字都缺笔，写作“▯”，是为了避穆宗的讳。“湛”字都缺笔，仍写作“湛”，“葚”写作“葚”，是为了避敬宗的讳。至于高宗的讳“治”、中宗的讳“显”、睿宗的讳“旦”、玄宗的讳“隆基”、文宗的讳“涵”，都不缺笔。按照礼制，天子侍奉七庙，从肃宗到敬宗共七宗；高祖、太宗是开创基业的君主，不迁入祧庙。玄宗以上的皇帝则已迁入祧庙，所以不再避讳。【《册府元龟》：宝历元年正月，太常寺礼院上奏说：“玄宗庙讳，依照旧例，迁入祧庙以后不应当再避讳。”诏令准许。】文宗是当今皇帝；古代在卒哭以后才避讳，所以皇帝在世时不避讳。《左传》文公、宣公卷中的“▯”字更加混乱，“恶”字和“成城”的“成”字都缺末笔。《谷梁传》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各卷，以及《仪礼·士昏礼》，也都是这样，都是朱梁补刻的。考察宋代刘从乂、黎持的两篇记文，只说韩建、刘鄩迁移石经，没有说补刻。【宋建隆三年，刘从乂所修《文宣王庙记》说：“天祐甲子年，太尉许国公任居守，把太学和石经迁移到这里。”】甲子年是昭宗迁都雒阳的那一年，许国公就是韩建。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经记》又说：石经旧在务本坊。天祐年间，韩建修筑新城，石经被弃置在野外；到了朱梁时期，刘鄩镇守长安，应幕僚尹玉羽的请求，把石经用车运进城中，安置在这里，也就是唐代尚书省的西角。如今龙图阁吕公主管陕西漕运，因那里地势低洼，命令把石经迁到府学北墙，并在那里建亭。两种说法不同。朱彝尊说：“尹玉羽是京兆长安人，以孝行闻名。刘鄩征召他为保大军节度推官，历任雍、汴、滑、兖等地从事。后来在后唐任光禄少卿。晋高祖召见他，他以年老辞谢，退居关中。他曾著有《自然经》五卷、《武库集》五十卷。他的事迹散见于《▯府》《元▯》。可惜欧阳修没有为他立传，他的著作也没有流传于世。”】然而“成”字缺笔，毫无疑问是因为避朱梁的讳。古人本来就没有遍读并广泛考察这些材料。详细情况见《镇东军墙隍庙记》下。《五经文字》三卷。共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大历十一年，国子司业张参依据《说文》字书，兼采汉代石经，撰成规范字体。考察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说：“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任国子司业，开始详细审定五经文字，书写在讲堂东西两厢的墙壁上；辨别齐、鲁的读音，取用适合考证古文字的字形，也取用当时文字中端正的字形。由此，诸生的老师不再各自专攻偏学、偏听臆说，都被约束而归于大体一致。经过六十年，墙面崩剥、污损，字迹全都模糊不清。如今皇帝崇尚文章、尊重典籍，国子监上奏，立即赐给当时祭酒皋和博士公肃，于是用盈余的钱更新墙上的文字。鉴于从前用泥土涂墙不能长久，便剖取坚木，靠在墙上并列排列。木板的形制像版牍，高而宽，表面像敷粉一样平整洁滑，都设置阴榫，使各板如同一体。连接处没有痕迹可寻。堂屋高大幽深，两厢相互照应。又命令国子监中通晓书法的人分章安排日期，悬挂样本并缮写下来。”这篇文章应当作于太和年间。经书文字先由土墙转为木板，再由木板转为石壁，总共改换了三次。如今石刻末尾写道：“干符三年，孙毛诗博士自牧依据家藏本重新校勘审定【这里应当写作‘毛诗博士孙自牧’，原文次序有误】。七月十八日书写，刻字人鱼宗防。” 这些字的别体与朱梁所刻的字相似，但正文并不是这样，应当是开成年间所刻。其中有几个字被磨去改刻，想来是孙自牧所改。

译《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共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国子监上奏复核审定石经字体，翰林待诏唐元度所上的奏状说：依照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诏令复核审定九经字体。如今详细复核，多以国子司业张参的《五经文字》为准。旧有的字样年代久远，笔画参差不齐，传抄沿袭，逐渐造成讹误；现在一并依据字书详细考察并改正。各经之中，另有一些疑难、缺失而旧字样未收录的字；古今字体不同，隶书的变体也不同。如果一概依据《说文》，古体会使人惊异而不合俗用；如果依照近代文字，又可能是传抄造成的讹误。现在与校勘官共同商议辨别是非，取其适中，编纂记录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在《五经字样》末尾。奉诏应当依从。开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牒。】《册府元龟》记载：周太祖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献印板本《五经文字》《五经字样》各二部，共一百三十版。奏道：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并雕印九经书籍以来，经书及注释繁多，年代相隔久远，传抄错误，逐渐失去根本。臣任职国学，主管校定，广泛寻求依据，上备雕刻印刷。幸而遇到圣明的朝廷，得以完成这件盛事，使文德传播到四方，使世代相传的教化无穷无尽。谨此备述进呈。这说明这两部书曾经有印板，但自宋代以来学者都没有提到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吏部南曹尊胜咒石幢【天宝七载】。在西安府学文庙棂星门内【与六部题名石幢相对而立】。序文由左光允撰写。崇仁寺尊胜咒石幢【天宝七载】。在西安府城西十里【今名金胜寺】。张少悌书写。如今寺僧把它安置在经堂前的龛中，可见十分爱护，连一个字也没有损坏。赵子函说：“笔画深厚圆润而秀逸。”顾宁人说：“凭借张少悌的名声保存它。” 慈恩寺尊胜咒石幢。如今在西安府城南寺院内的堂前。草堂寺尊胜咒石幢【在鄠县，杨万岁书写】。经咒石幢在秦中各处都有，不下二千多种。太宗昭陵前赵村中有石鼓寺，石鼓的形制像周宣王的石鼓而稍大，也遍刻《尊胜经咒》，运笔非常好，石色也很美，但剥蚀已经过半。我搜集拓印陵墓碑刻时，唯独略过了它，如今想来，也觉得可惜。嵩岳永泰寺尊胜咒石幢。在寺内庭院西面，天宝九载。成都府尊胜咒石幢。字特别大，与前面五座石幢不同。太和五年，马季武书写。嘉靖年间从土中挖出。《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中。《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来斋金石刻考略》》。

译《钦定四库全书》。《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下。侯官林侗撰。唐。《孔子庙堂碑》【楷书，武德九年】。评论者说，虞永兴的书法像登上层层高台缓步而行，远远谢绝尘俗；又像行路人得到精妙的选择，很少有措辞失当之处。这通碑在武德九年奉诏撰文并书写，但碑首却有宰相题写的碑额【宰相就是王旦】，为什么碑额反而在后来才出现呢？大概古代碑刻多半没有碑额，到武后时才开始增加。这通碑据说与欧阳率更齐名，而专擅一体的书法超过了欧阳询。如今经过五代节度使王彦超重刻，原石不知在什么时候亡失。贾相公躭称它是青箱中的至宝，大概指的是旧刻而言。它当时受到如此重视。如今在西安府学文庙棂星门内东侧台阶，与智永《千字文》碑相对而立。碑已经断裂，现在接续后重新竖立。嘉靖乙卯年，三秦地区发生大地震，庙中的碑有断裂而仍保存下来的，算是幸运；碎裂而从此亡失的，也有很多。碑高五尺二寸，宽二尺六寸，共三十四行，每行六十四字。《宗圣观记》【武德九年，隶书，无书写者姓名】。宗圣观一事，是因为唐朝尊奉老子为远祖，所以把道教说法神化，说尹文操游历太白山时看见异象，便筑坛祭祀，老子降临坛间，这实在非常不合事实。欧阳询撰写序文，陈叔达撰写铭文，隶书书写者的姓名没有留下；元代人翻刻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笔意。碑高六尺，宽二尺五寸，共二十三行，每行六十字，在盩厔县中南楼观大殿前。《华阳录记》说：“秦始皇喜欢神仙，在尹先生楼南面建立老子祠，这是祭祀老子的开始。”晋元康年间，又重加修葺，种植树木一万株，绵延七里，供给三百户人家，负责洒扫。考察尹先生，据传是老子的老师，著有《尹真人经》；在盩厔县东三十里有紫雪楼，尹先生编草筑楼，在那里望见紫气向西而去，如今称为楼观。晋惠帝时重新修建，唐高祖武德年间改名为宗圣观。苏东坡任凤翔通判时来游览，作诗说：“古观正依林麓断，居民来说水泉甘，乱溪赴渭争趋北，飞鸟迎山不复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蚕。女师岂解言符命，山鬼如何说老聃。” 诗刻在碑的侧面，苏轼的弟弟子由也有和诗。《邠州昭仁寺碑》。如今在邠州长武县宜禄递运所内。考察《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三年十二月癸丑，诏令在义军起兵以来交战的地方，为那些作为义士、勇夫而战死沙场的人各建一座寺院，并命虞世南、李百药、褚亮、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人撰写碑铭，以记载功业。于是，在邠州击败薛举的地方建立昭仁寺；在洛州击败王世充的地方建立昭觉寺；在汾州击败刘武周的地方建立宏济寺；在晋州击败宋金刚的地方建立慈云寺；在吕州击败宋老生的地方建立普济寺；在郑州击败窦建德的地方建立等慈寺；在洛州击败刘黑闼的地方建立昭福寺。朝廷都供给费用和度僧名额，精美的寺院一座接一座。当日尸横遍野、血流成海的战场，突然变成了诵经、讲律的佛寺道场。陈眉公《品外录》记述得很详细。石碑高七尺二寸，宽三尺，共四十行，每行八十四字。碑文称“守谏议大夫、骑都尉、臣朱子奢奉诏撰写”，却没有书写者的姓名。书法风格类似《孔子庙堂碑》；《孔子庙堂碑》经过五代翻刻，稍显丰润飘逸，这一碑则更加劲健瘦硬，是虞世南的真迹，值得珍藏。我四次经过那里，才得到一张拓纸，装潢非常精美，借给别人观赏后却没有归还。又过了三十年，我前往西凉，再次经过那里，又得到两张。石碑大多已经漫漶不清，而且偏僻地处西部边疆，守边人员和驿站差役哪里知道珍爱重视，任其消失是很容易的。我曾经过宜禄巡司，读昭仁寺碑，作了两首律诗：“边地黄沙傍晚升起，接连天际一片昏黄；梵呗遗留的踪迹，沿着边塞道路绵延。坚固的营垒早已使薛举平定，挥动兵戈哪里还需等到认识秦王。仿佛还能想见战斗声震动吴山，杀伐之气暗中消散直到上方。高大建筑和文章，想必应当躺着细读；遥望陇秦，云树一片苍苍。晋阳兴起的国运统领戎装，百战成功后四海归服。旧日营垒还浮现龙虎之气，征战的衣裘仍带着霜雪的威严。连绵营寨中的鼙鼓震动千山，大漠上的旌旗夹着太阳飞扬。梵寺寂静沉默而碑石仍在，拂去尘土读完以后，面对斜阳。” 《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如今在麟游县西五里的天台山，就是隋代的仁寿宫。考察《开皇》中记载，文帝命杨素在岐州以北修建仁寿宫，杨素于是削平山岭、填塞沟谷，建造高台重阁，使它们曲折相连；但徭役命令严酷急迫，服役的壮丁死者接连倒毙在道路上，都被推入沟坑中填埋，再用木石覆盖，夷平为地。文帝颇知此事，十分不悦。后来正值年末，文帝偶然登上仁寿殿，四面眺望原野低地，看见磷火弥漫，又听到哭声，便命左右察看，左右报告说：“是鬼火。”文帝说：“这些人都是因服役而死的，今年年末，魂魄想要回来吗？”于是命人设祭洒酒，宣读诏令咒祝遣送它们，从此鬼火才停止。王元美说，郑公这篇文章借隋氏宫室的宏伟华丽，归结到唐代德政的俭朴节省，虽是颂扬却含有讽谏，完全是谏诤记录中的话。渤海书写郑公的文章，应当知道这种写法是相合的。书法家防说：“率更的书法出自大令，森然挺拔，如同武库中的矛戟。” 虞永兴称赞他不挑纸张和笔，只要使用，都能得心应手。高丽也知道珍爱重视他的书法，派使者来求取，因此他的名声竟大到这种程度。然而这种书法过于瘦硬简约，远伤古法；稍有变化而尤其合宜的，只有《醴泉铭》，在遒劲之中不失婉转润泽，最为恰当。宫殿久已荒芜，只剩蒿草，而碑独自保存下来，外面覆盖着小亭，四周围着墙；山中又有很多老虎。摹拓碑的人必须有几个人带着器械一起上山。如今这块碑已经被天下人珍视，字迹已模糊不清，又被恶劣的官吏凿坏三十多个字，这是什么心肠呢？我家收藏有宋代摹拓的旧本，如今特意摹拓它的碑额篆文，和《安喜使君碑》字体相同，都是阳刻，十分可爱。碑石高五尺二寸，宽二尺六寸，共三十四行，每行五十字。麟游县学里有吴道子所画凌烟阁功臣像的石刻，如今只保存魏征、王珪、李勣、侯君集四幅画像，我曾得到它，后来又被人偷走，实在十分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