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三、北宋杭州学书版 《乾道临安志》记载：府学旧址在府治南面、子城通越门外。元祐年间，杭州知州熊本、苏轼请求赐给书版。按文忠的奏状说：“臣伏见本州州学，现有在籍生员二百多人，以及入学参假之人，人数日益增加。这大概是因为看到朝廷尊崇任用儒术，重新制定贡举条法，逐渐恢复祖宗旧制，人人仰慕义理，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如果学粮供应不上，使前来求学的人无所归依，渐渐引退离去，那就很不符合朝廷乐于培养人才的本意。从前知州熊本曾奏请：‘请求把废止的市易务书版赐给州学，印刷出租收钱，用来补助学粮；或者卖给州学，限十年还钱。如今承蒙指挥只限五年归还，现今转运司派官重新估价，约为一千三百余贯；如果按期限缴纳，那么州学每年要缴纳二百六十贯，五年之内实在难以承担。求学者早晚都可能缺粮，却指望五年以后获利，那对眼前的事情有什么补益？况且朝廷每年得到二百六十贯，就像在江海中增减一滴水，完全感觉不到；反而使一方士民认为，朝廷既然已经把利益让给百姓，废止市易务所免除的欠负动辄以百万计，农民、商人和小民尚且承蒙圣恩，无法知道其限度，却唯独对于这些饥寒交迫、清贫读书的士人，吝惜极小的费用，还想借此追收市易之息，传到四方，损失实在不少。’ “这只是主管官署在收支方面吝啬，并不是朝廷宽大仁厚的政令。臣以侍从身份充任守臣，心中有所见解，不敢不尽数陈说。伏望圣上施恩，特地下达裁断，把市易务的书版全部赐给州学，不再估价收钱；这样贵在稍稍顺服士人的心意，维护国家体统。谨此录奏上闻，恭候敕旨帖黄。臣查核市易务当初制造书版花费一千九百五十一贯四百六十九文，到今天为止所收净利，已经计有一千八百九十九贯九百五十七文；现在如果赐给州学，除去已经收取的净利之外，实际损失的官本只有六十一贯五百一十二文。伏望详细斟酌施行。’如今只有《新唐书》还存在传本，其余书则著录者很少有人提及，终究不知道当时刻印了多少种书。” 四、秘书省 《朝野杂记》和《中兴馆阁书目》，是孝宗淳熙年间修纂的。高宗刚渡过长江南迁时，书籍散失；绍兴初年，有人说贺方回的子孙在道路上出售他的旧藏书籍，皇帝命主管官署全部买下。当时芜湖县有僧人收藏蔡京寄存的书籍，于是取来充实三馆。刘季高任宰相属官时，又请求用重赏访求遗书。绍兴五年二月，尚书兵部侍郎王居正说，四库书籍缺失很多，请下令各州县，把已经刻成的书版，不论经、史、子、集、小说、异书，一律各印三部送到本省；属于民间的，官府供给纸墨和工匠雇值。皇帝听从了。九月，大理评事诸葛行仁向朝廷献书万卷，诏令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绍兴十三年初，建造秘阁，又命绍兴府借陆宾家的书抄写收藏。绍兴十五年，于是任命秦禧提举秘书省，掌管访求遗书。到这时，经过几十年，所藏书籍更加充实，于是命馆职编撰书目。其体例都仿照《崇文总目》，共七十卷。陈囗（马癸）主持此事。淳熙十三年九月，秘书郎莫叔光上言：如今太平日久，各地的人更加重视典籍，凡是士大夫家世代收藏的善本，以及监司、郡守在外访求所得的书，往往刻版作为官府藏书。然而各地各自刻印流通，与秘府原本没有关系，那么这些书未必不是秘府散失出来的遗书。请求诏令各路监司、郡守，分别把本路、本郡的书目解送到秘书省，听任本省用《中兴馆阁书目》逐项核对；如果发现有尚未收入的书，就移文当地取索印本，这样可以扩大秘府的藏书，增益文治的盛况。皇帝下旨，命秘书省把尚未收入的书籍直接发文取来。如今流传的《中兴馆阁书目》十卷，是淳熙四年陈囗（马癸）撰写、李焘作序的；《续录》十卷，是嘉定三年馆阁重新编纂的，此后又陆续补录，一直到咸淳年间。然而今天流传的并不是完整的书。按《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有《秘书省阙书目》一卷，也是绍兴年间改定的；凡缺失的书，就在每种书下面注一个“阙”字。如今流传的抄本共二卷，统计有三千八百余种书。道光壬辰年，大兴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编成一卷，作为传抄本，大致相同。蒋光煦《题四库阙书目》说：“缺书编目改定于绍兴初年，秘书省中香芸充盈而蠹鱼饱食。若不是《玉海》保存了访求书籍的记闻，必定知道另有七卷记载求书之事。” （《玉海》所载《四库求书阙记》共七卷。）考察《馆阁录》：秘书省的石渠，在秘阁后面的道山堂前；东廊有图书库、秘阁库、经库，西廊有秘阁书库、印版书库、编修会要所，北面是印书作。秘阁书库存藏各州刻印的书版，共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又据《咸淳临安志》：秘书省有书库、日历会要库各一座，经、史、子、集书籍库六座，分列在右文殿外东西两侧的廊庑中；又有书版库，在著庭右面。由此可以大略看出南宋一百五十年间典籍的情况。附：诸葛行仁，南宋藏书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家世为平民，进士出身，以藏书丰富而知名。当时越中有三位大藏书家：一是左丞陆氏，一是尚书石氏，一是进士诸葛氏。绍兴五年（１１３５年）六月，朝廷下诏访求各地遗书，以充实馆阁藏书；他献上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受到朝廷嘉奖，并加封官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８５４６卷〕 五、太学书版库

译宋代太学在前洋街。按《咸淳临安志》记载：绍兴十三年，临安守臣王囗（日奂）请求就在钱塘县西岳飞旧宅建造国子监，皇帝听从了。国子监绘制鲁国图，东面丁字房是丞、簿的办公处，后面是书库官的办公处，中间是正堂。书版库在中门里面。绍兴九年，臣僚请求下令各道、各郡学校取得旧国子监本书籍，刻版颁行，皇帝听从了。但所取得的书大多残缺。绍兴二十一年，皇帝下旨告诉辅臣说，国子监中缺少的书，命令依次刻版；即使要再次花费很多钱，也不要吝惜。于是经籍重新完备。按《朝野杂记》记载：绍兴初年，张彦实请求刊刻监本，王瞻叔请求摹印经书置于学校。宋代刻本以杭州本为上等，蜀本次之，福建本为下等；而杭州刻本尤其以监本为优胜。如《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等，都题作“监本”，以便区别。元大德年间，九路刊刻《十七史》，太平路以《西汉书》率先刊成，使各路取法，集中工匠在武林刻印。明代南监取得各路经史旧版重新修整，到了万历年间，南、北二监重刻经史，都因此得到先声而有所依据。六、南宋诸刻 自天水一系建都以来，杭州的文事日益兴盛。太学既然刻印经、史等书，以广泛流传；此外，公府和私人家中，也有值得记载的刻书。谨据《天禄琳琅》： 《群经音辨》是临安府学刻印的，书中有临安府学教授等人的衔名。《汉官仪》是临安府刻印的，书末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一行字。又据《田裕斋书目》，陶叔献《西汉文类》末有“绍兴十年四月临安府雕印”一行。姚铉《唐文粹》后面有一条说：“临安府今重新开雕《唐文粹》乙部，共二十册，已经委派官员校正完毕，绍兴九年正月某日。”下面列有校刊人员衔名十一行。又据《绛云楼书目》，周守忠《姬侍类偶》是嘉定十三年临安行在诸军粮料院干办郑域刻的。其余如《梦粱录》记载，杭州城内的书坊在淳祐年间有一些名声相传的书铺。太庙前尹家文字铺刻的《北户录》见于《天禄琳琅》；《彩画三辅黄图》见于周密《烟云过眼录》；《续幽怪录》见于黄丕烈《士礼居藏书记》。又有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又据《天禄琳琅》所载《容斋三笔》后记，是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氏书籍铺印的。考察《杭州府志》，鞔鼓桥属于仁和县境内，今天桥名仍沿用旧称，与洪福桥、马家桥相连接，在杭州府城西北角。当时以陈氏为姓的著名书铺还有多家：思在大街，起在睦亲坊，都不是鞔鼓桥的书铺。《士礼居藏书记》又记载，《寒山拾得诗》后面有一条说，是杭州钱塘门内车桥南大街郭宅书铺印行的。至于《田裕斋书目》所载《汉纪》三十卷，是绍兴年间钱塘刻本，那就无法考知究竟是在何处刻印的了。七、西湖书院【丁申】西湖书院，是元代改宋代太学而设的。院内有书库，收藏书版。泰定元年九月，山长陈袤《重整书目记》说：“文章，是贯通大道的器具。从竹简开始，后来改为梓木刻印，文章才极其兴盛，而大道也更加彰明。西湖精舍是因宋代国子监旧址改建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总计不下二十余万，都收藏在这里。这项工程的完成，难道容易吗？近年重新修建屋宇，工程不能仓促完成，书版东搬西移，散失很多，甚至放在雨淋日晒之中，囗（马旁侵右）囗（马旁侵右）逐渐漫漶磨灭。一天，宪幕长张公昕和同僚赵公植、柴公茂，因祭奠拜谒完毕，回头看见这些情况而感到惋惜，说：振兴停滞的事业、补救破败的弊病，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于是就在尊经阁后面测量地基，创建五间房屋，作为收藏书版的地方。让权册长黄裳、教导胡师安、司书王通，督促并管理学生作头顾文贵等人，从至治癸亥年夏开始，到泰定甲子年春结束，按照书目分类编排，商议补足缺失。唉！前人勤勉于创始，张公及其长官、属官善于继承发扬，这份志向实在值得嘉奖。因此记下他们的实际功绩，并附上现存书目，刻在坚石上，使之流传不朽；这不只是用来勉励后来者，也可以说是斯文之幸吧。” 重新整理书目碑，书籍共五十一种：《易古注》《易注疏》《易程氏传》《书古注》《易复斋说》《书注疏》《诗古注》《诗注疏》《谷梁古注》《谷梁注疏》《埤雅》《论语古注》《论语注疏》《论语讲义》《仪礼古注》《仪礼经传》《春秋左传注》《春秋左传疏》《公羊古注》《公羊注疏》《孝经注疏》《孝经古注》《古文孝经注》《语孟集注》《孟子古注》《孟子注疏》《文公四书》《大学衍义》《国语注》（补音）《春秋高氏传》《礼记古注》《礼记注疏》《周礼古注》《周礼注疏》《仪礼注疏》《仪礼集说》《陆氏礼象葬祭会要》《政和五礼》《文公家礼》《经典释文》《群经音辨》《尔雅古注》《尔雅注疏》《说文解字》《玉篇》《广韵》《礼部韵略》《毛氏增韵》《博古图》《孔氏增韵雅》《文公小学》。

译经书、史书共三十六种：大字《史记》、中字《史记》《史记正义》《东汉书》《西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宋书》《陈书》《梁书》《后魏书》《元辅表》《刑统注疏》《刑统申明》《刑律文》《成宪纲要》《新唐书》《五代史》（均有纂误）《荀氏前汉记》《袁氏后汉记》《通鉴外纪》《通历》《资治通鉴》《武侯传》《通鉴纲目》《仁皇训典》《唐书直笔》《子由古史》《唐六典》《救荒活民书》《临安志》《崇文总目》《四库阙书》《唐书音训》。子部书共十一种：《颜子》《曾子》《荀子》《列子》《扬子》《文中子》《太元温公注》《太元集注》《武经七书》《百将传》《新序》。集部书共二十四种：《通典》《两汉蒙求》《韵类题选》《回文类聚》《声律关键》《西湖纪逸》《农桑辑要》《韩昌黎文集》《苏东坡集》《唐诗鼓吹》《张南轩文集》《曹文贞公集》《武功集》《金陀粹编》《击壤集》《林和靖诗》《吕忠穆公集》《王魏公集》《伐檀集》《王校理集》《张西崖集》《晦庵大全集》《宋文鉴》《六臣文选注》。又到了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临海人陈基作《书目序》说：“杭州西湖书院，是宋朝末年的太学旧址。宋朝南渡时，典章制度和文物全都沿袭汴京的旧制；后来已经辑录经书、史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集中收藏在学校中，又设置官员掌管，这就是如今书库中的书版。德祐年间归附后，学校废弃，现在成为肃政廉访司的治所。至正二十八年，原翰林学士承旨、东平徐公手持浙西行部使者的符节，在治所西边建起书院，祭祀先圣宣师以及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和林逋三位贤人；后面建讲堂，设置东西两序，建斋舍供教师和学生居住；后来又建了尊经阁。阁的北面是书库，收集整理宋代学校的旧书籍，设置司书掌管，宋代御书石经、孔门七十二弟子画像石刻也都在那里。书院有义田，每年收取田租，用来供给二丁祭祀和刻书的费用。事情上报中书省后，赐予现在的匾额，并设置山长一职掌管事务，地位与其他学官相等。这样看来，西湖书院以及书院中设置书库，确实都是从徐公开始的。这就是事情的大概。自至元年间到现在，后来持有部使者符节来此任职的人，每逢春秋两季朔日、望日，都沿袭徐公的旧例办理，从未改变。只是书库房屋倒塌、书版残缺，有些还没有补齐。” 杭州有志之士，间或用自己的力量加以补修，但事情始终不能继续。至正十七年九月间，尊经阁毁坏倒塌，书库也倾覆了。如今江浙行中书省平章、兼同知行枢密院事吴陵张公曾经出力使它重新修好，只是书版散失埋没，从瓦砾中找到的，往往已经磨损毁坏、虫蛀腐朽。至正二十一年，张公又修治此事，令左右司员外郎陈基、钱用主管工程，于这一年十月一日开始备办工役。重新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中，以书版计算，缺少七千八百九十三块；以字数计算，缺少三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字。各书需要修补的部分，因损毁而漫漶湮灭的，以书版计算有一千六百七十一块；以字数计算有二十万一千一百六十二字。所用粮食以石计算有一千三百多石，木材以株计算有九百三十株，书手和刊工共九十二人。负责对读校正的，有余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长沈裕、广德路学正马盛、绍兴路兰亭书院山长凌云翰、布衣张庸，以及斋长宋良、陈景贤。第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工程完毕。命司书秋德桂、杭州府史周羽依次分类编排，收藏在经阁书库中，次序如旧。在此以前，书库房屋和书架都已经腐朽损坏，甚至有人把它们取去当柴烧，现在全都修好了。工程完成后，便让人编写书目，并在书目开头作序，同时刻在书库中的石碑上。经书、史书所记载的，都是历代圣贤建立中正准则、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后世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必定要从这里取得法则。《传》说：文王、武王的道理，都布列在典籍之中。这话不可欺罔。下至百家诸子的书，也必定是有益于世道人教的，才同圣经贤传一起流传而不朽。秦、汉以来，直到唐朝以及五代，上下千余年，治理之道有得有失，国家享国有长有短，君子都认为这与书籍的保存或亡佚有关，哪里是欺骗人的呢？宋朝三百年来，大儒相继涌现，都致力于依据先王旧有的典章制度加以推阐发明，他们的道理得到充分彰显。后来又遭逢靖康之变，历代帝王的诗、书、礼、乐以及相沿作为准则的一切典籍，随着宋朝迁徙奔逃，流落到东国。国初搜集散失的书籍，千百之中只存下十一，斯文的传绪已经如同一线将断。西湖书院的书版库就是其中之一。天下太平日久，士大夫家家诵读、人人学习这些书，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天下各地战事兴起，四方骚乱，天下书册所在之处有的保存、有的亡佚，大概还无法考知。杭州经历崎岖多难和百战之后，宋代学校的旧书版却依靠张公而没有亡失；我陈基等才智浅薄，也有幸参与执事者亲手订正、谨慎校勘书目，真可以说是幸运了。唉，徐公是在南北安宁的时期整顿辑录这些书的，如今张公却是在兵戈纷扰之际修缮完成这些书版；上天还没有使斯文灭亡，或许它仍然保存在这里吧。

译作序并把它流传下去，以此告知后来的人，我不敢推辞。” 考察元代黄文献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西湖书院实际上就是宋代太学，规模制度尤其沿袭旧制；所刻经书、史书及群书，有专门官员掌管，称为书库官。宋朝灭亡、学校废弃以后，书版库仍然完整存在。至元二十八年，翰林学士承旨徐公文贞治理杭州，把书院建置的详细情况上报中书省，使书院获得匾额并设置山长，书库的一切事务都归其统辖。郡人朱庆宗捐出宜兴州田二百七十五亩归入书院，另外储存田租，作为书库的费用。这些是《整书记书目序》没有涉及的。元代杭州刻本承袭宋代遗存，在各路中居于首位。因此《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奉诏在杭州路刊刻。苏天爵《元文类》于至正二年奉诏在西湖刊行，足以证明刻工的精良。看书目中所列的书，全部都有传本；其中偶尔有一两种，如《西湖纪逸》《张西岩集》，近世很少见到。当时刊刻的书，想来没有题识，例如“睦亲坊”“棚北”等字样，连藏书家也没有能够说明的。考察《元史》记载，至元十五年三月，朝廷派使者到杭州，取在官府的书籍和版刻送到京师；书目中所载的一百二十二种，或许就是当时遗留下来的。又有人相传，宋代刊刻的书版进入元代后都用车载运到北方，只有《临安志》留存下来；这种说法更加不可信。只有《田裕斋书目》记载，马端临《文献通考》最初于泰定元年刻成，版片存放在西湖书院。至正五年，江浙儒学提举余谦又加以订正并补刻。这部书与碑刻在同一时期完成，来不及列入书目。可惜至正二十一年的书目没有流传下来，已经无法考证了。八、尊经阁【丁申】杭州府学在宋代是京学，绍兴初年以慧安寺的旧址改建。嘉定九年，教授袁肃、黄灏扩建并使其规模扩大。到了绍定、淳祐年间，又多次修缮；元代至正年间，先被寇乱毁坏一次，又被火灾毁坏一次。康里帖木烈思、夏思忠先后两次修葺。明洪武七年，杭州府知府王德宣奉诏重建。王德宣捐出俸禄购置书籍，共三十一部，如《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书》《五代史》《通鉴纲目》《通鉴外纪》《文献通考》《杜氏通典》《古史》《临安志》《高氏春秋》《许氏说文》《刘向新序》《文公家礼》《孝经正义》《丙丁龟鉴》《平宋录》《息心铨要》《西湖纪遗》《救荒少民书》。永乐年间，朝廷赏赐书籍共十七部，如《御制大诰三编》《孝顺事实》《为善阴骘》《性理大全》《四书大全》《诗传大全》《周易大全》《书传大全》《春秋大全》《礼记大全》《书传会选》《孟子节文》《五伦书》《古今列女传》《仁孝皇后劝善书》《大明律》《诸司职掌》，这些都见于成化《杭府志》，可以据此考查。到了正德十二年，知府留志淑把仁和县学的石经迁到戟门外，把道统十三赞迁到尊经阁下，由大学士丹徒杨一清作记。提学副使刘瑞感叹学校没有藏书，请求用刑金购买搜求各种书籍，收藏在尊经阁中，并命训导专门负责管理。又把圣经刻在明伦堂的屏风上，于是学校的规模设施大体齐备。刘瑞亲自作记，说：杭州是会集一郡之地，华美奢侈冠绝天下，但学校却没有藏书；朝廷颁赐的只有经书、四书、性理之书、孝囗囗囗囗囗囗囗囗五伦之书，官府置办的也只有汉、宋诸史。我主持学校事务的第二年，请示浙江按察监察御史宋公。宋公慨然说：‘我正要修葺石经，这件事何不一并筹办？有书却不读，君子尚且以为忧病，何况没有书呢？’于是拿出府中储存的刑金，派训导林凤鸣、刘銛前往搜求。过了四个月，书籍运到，约计一万卷，经、史、子、集四部大致齐备，装入书匣收藏在阁中，命一名训导专门负责管理。师生诵读阅览，书籍的出入都谨慎登记；把书名和数量完整刻在石碑上，都是宋公的命令。完成以后，刘瑞召集师生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监察宋公厚待你们学校，考虑得多么深远吗？古代君子，道德足以作为世人的表率、万物的准则，而其功业教化的盛大，达到康乐安宁；天地之间的一切生灵，没有什么能超过他。没有不学习而能成就的。我夫子施行教化，所以说要博学而归于简约，说要多听多见，说要把前人的言语和往昔的行为积蓄在心中以培养德行；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了。季路说何必读书，我夫子直接斥责他为巧言谄佞。唉，读书是学习的始终。’ 读遍天下的书，这才可以同人谈论天下的事情；这就是监察御史宋公收藏书籍的用意。宋公出自世代显贵的卿家，学习家学，执掌法度时刚正不阿，博闻强记而喜好古事，文章书法瑰丽奇伟，这不是世俗官吏所能做到的，所以他的举措在风俗教化方面如此勤勉，你们这些师生真是遇到了好机会。有人说：求取道理的人，读五经、四书就够了，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多说反而是道的祸害。唉，这不是懂得道的人；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就错了。淫靡的郑、卫之音，是《诗经》认为应当删去的；宋万、许止的事，是《春秋》认为应当删削的；我夫子却不这样做，难道只是默默无意吗？所以说，道无处不在，言语并非微小就可以省略。经书如同天，史书如同四时五行，诸子百家的著作汇集起来就如同万物。天是道的源头，主宰万物却不被万物所主宰。四时五行在天中运行交织，不能停止。至于万物，就更加微小了。飞翔的、跳跃的、纤细的、巨大的以及蠢动的生物，各以不同的声音和形态存在于上天覆盖之下；即使有的反常乖戾、任性暴悍而肆意逞强，天也不把它们灭绝。这大概就是所谓诸子百家著作的意义吧。对它们加以删简、裁定，使其精义神明地显现出来，存乎读书者自身。所以说，要为天地建立本心；守持这个本心来读天下的书，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读书的要领，子朱子告诉君主的话都具备在这里，你们这些师生应当依此去做。知府留侯志淑请求把这篇记刻写下来，使后世寻求宋公事迹的人有所考据。

译碑阴详细列出书目：《易经大全》一部，共十二册；《书经大全》一部，共五册；《诗经大全》一部，共四册；《礼记大全》一部，共十八册；《春秋大全》一部，共十六册；《四书大全》一部，共二十册；《孔子家语》一册；《仪礼经传通解》一部，共五十册；《大戴礼记》一部，共一册；《礼书》一部，共十册；《乐书》一部，共十册；《十三经注疏》二部，共一百六十册；《性理大全》一部，共二十九册；《朱子大全》二部，共八十册；《朱子三书》一部，共二册；《史记》二部，共四十册；《前汉书》二部，共四十囗册；《后汉书》一部，共二十四册；《晋书》一部，共二十九册；《南史》二部，共三十二册；《北史》二部，共四十八册；《魏书》二部，共六十册；《宋书》二部，共六十册；《梁书》二部，共二十册；《陈书》二部，共十二册；《南齐书》二部，共二十三册；《北齐书》二部，共三十六册；《后周书》一部，共十册；《隋书》二部，共三十八册；《唐书》二部，共九十册；《五代史》二部，共十六册；《宋史》一部，共七十册；《元史》二部，共八十册；《通鉴前编》三部，共二十四册；《通鉴纲目》二部，共六十八册；《三国志》一部，共十册；《十七史》二部，共五十九册；《少微通鉴》二部，共十二册；《通志略》一部，共一百二十册；《国语》一部，共四册；《战国策》二部，共九册；《桯史》一部，共二册；《世史正编》二部，共二十册；《宋元鉴》二部，共十二册；《六子全书》一部，共十四册；《吕氏春秋》一部，共四册。”}], 《王充论衡》一部，共六册；《韩柳文》一部，共八册；《六书统》一部，共一十四册；《书学正韵》一部，共一十六册；《太玄本旨》一部，共二册；《文献通考》一部，共六十册；《玉海》一部，共十八册；《集事渊海》一部，共三十二册；《事文类聚》一部，共三十七册；《韵府群玉》一部，共一十册；《翰林全书》一部，共二十册；《事林广记》一部，共三册；《埤雅》一部，共二册；《读书记》一部，共三十册；《宋文鉴》一部，共二十册；《文章正宗附续》一部，共一十八册；《东莱博议》一部，共二册；《大学衍义补》二部，共五十二册；《地理大全》共一十一册；《玉机微义》一部，共六册；《名臣奏议》一部，共三十册；《陆宣公奏议》一部，共四册；《汉隽》一部，共三册；《李忠定公奏议》一部，共一十册；一、《于少保奏议》二部，共一十二册；《王鲁斋研几图》共一册；《古今识鉴》共一册；《锦绣策》共一册；《止斋论祖》共一册；《脉诀俗解》共一册；《类博稿》一部，共二册；《苏文集》一部，共六册；《朱文公召寓录囗渭南文集》一部，共一十册；《叶水心文集》一部，共六册；《梅溪文集》一部，共一十册；《止斋文集》一部，共六册；《诚意伯文集》一部，共一十册；《苏平仲文集》一部，共四册；《木钟集》一部，共四册；《鹿城书院集》共一册；《儒志编》共一册；《逊志斋集》一部，共一十册；《杨文懿公文集》一部，共四册；《杨文懿公敷奏集》一部，共四册；《魏文靖公文集》一部，共四册；《姚文敏公文集》一部，共三册；《郑氏麟溪集》一部，共四册。《郑氏旌义编》一册；《忠简公文集》共一册；《疑辨录》一部，共三册；《竹斋集》一部，共二册；《钓台集》一部，共二册；《严陵八景诗》共一册；《洪武正韵》一部，共五册；《皇明政要》一部，共三册；《孝顺事实》一部，共六册；《劝善书》一部，共一十九册；《为善阴骘》一部，共一十四册；《五伦书》三部，共七十八册；《大明一统志》二部，共四十八册；《大明会典》三部，共一百九册；《八闽志》二部，共四十册；《嘉兴府志》一部，共九册；《桐乡县志》一部，共一册；《湖州府志》一部，共六册；《武康县志》一部，共一册；《会稽县志》一部，共一十册；《上虞县志》一部，共二册；《萧山县志》一部，共二册；《嵊县志》一部，共四册；《宁波府志》一部，共四册；《慈谿县志》一部，共四册；《赤城新旧志》一部，共一十册；《宁海县志》一部，共二册；《金华府志》一部，共四册；《兰溪县志》一部，共二册；《严州府志》一部，共十册；《遂安县志》共一册；《温州府志》一部，共六册；《处州府志》一部，共六册；《吴兴名贤录》一部，共四册。总计一百二十九种，确实足以供众多士人诵读了。九、虎林书院【丁申】

译虎林书院在郡城清河坊北面，元代时是平准行库，明代沿用。正统年间，朝廷命内臣镇守此地，改作府署。嘉靖年间，撤销镇守，改为吴山书院。后来有大臣以镇抚身份来到这里，仍住在此处；等到新建抚院后，这里便称为旧府，作为散署。万历三十六年改建为书院，聂心汤作有记文。院中有藏书楼，黄汝亨作记说：虎林原来没有书院，有〔此字疑误〕书院，是从中丞甘公开始的，而由县令聂侯纯中督促建成。门内是明贤堂，再进去是凝道堂，又进去是友仁堂；堂的左右设有六馆，即孝廉馆、博士馆等，聚集各郡县的士绅和海内名贤，在这里互相切磋、讲学研习。最后是藏书楼，用来贮藏典籍，并嘱托寓庸黄子作记。寓庸子说：唉，真多啊，真多啊。《易经》不是说过吗，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那些朴素显明的言辞，文字是无法完全达到的；超出形象之外的旨趣，才是神明所珍视的。因此，惠子有五车书，中郎有万卷书，左史能够博览，中垒广泛穷究，却沉溺于糟粕，搜猎于典籍渊薮，若只是用来夸耀富有、使愚人惊异，就不是用来凝聚道理、统摄本性的了。所以庄子在斫轮的故事中留下讥刺，程子留下玩物丧志的警诫；沉溺于书称为淫，执迷于书称为癖。诸位君子能够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并付诸实践，考察德行并求问学业，就可以了。做事有恒常的准则，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言。何必把藏书看得如此重要，还要大量收藏呢？聂子上前请教说：不是这样。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所以要借助文辞来申明；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所以要描摹形象来显示。道理借助人而凝聚，文章用来承载道理，书籍用来承载文章。伏羲的卦画开创之后，才有六艺；历代诸史相继陈列，诸子百家汇聚其中。因此，借此说明阴阳，考察政事，治理性情，端肃名分义理，约束威仪，阐明律吕。三才的精华、万物的类别、皇帝王霸的事业、贤与不肖及成败得失的丛林，以及元会世运中消息、治乱的迅速更替，如果没有书籍，凭什么去认识？一物不知，是君子所感到可耻的；见闻少，是学者所鄙陋的。舍弃问学，人的本性凭什么得到尊崇？离开广博的学问，礼又凭什么安置施行？所以孔壁中保存的书使经书得以流传，周王室藏书的遗存使道理得以演绎。上天既然没有灭绝文化，文章不就在这里吗？增益神智、文饰教化成就，正是由此而来，怎么能够废弃它呢？寓庸子说：说得好啊，说得好啊！舍弃那一边而取这一边，这样才算明白吧。虽然如此，张毅内热，单豹外伤，都是由于各有所偏而受到伤害；带着书策游走，沉溺博塞赌博，和歧路亡羊是一样的。有了阴阳，才有《易》；有了性情，才有《诗》；有了尊卑高下，才有礼。六经百家，无不都是这样。因此，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是博学文章的归宿；宽厚自处、施行仁道，是汇聚学问的宗旨。觉悟时，书籍就是渡河的筌和过道的蹄迹；迷惑时，书籍就成了遮蔽房屋的茅棚。用道理贯通书籍，叫作积蓄德行；用书籍来炫博而使道理反受限制，叫作丧失志向。这不正是书籍不在多寡、而在于把握其奥秘，作为通达神理津梁的道理吗？把珍珠藏在深渊，把船藏在山中，把天下藏在天下之中，这是圣人在幽深隐密处洗涤心灵的方法，也是贤者看到悬崖便回头的道理。懂得这个道理，才算懂得藏书的要旨吧。聂子整理衣襟、拂拭席位，起身说：这是我的老师啊，这是我的老师啊！道理只有一个罢了，书籍本来没有固定的界限，但可以从中听闻道理；只有这番话启发了我。汤很不敏悟，愿意请您把这些话写成记文。黄子惊惶地离开座位说：不敢，哪里担当得起，哪里担当得起！不过是像用水教蚂蚁、用道路教马一样，借微小的事物来说明深远的旨意，姑且把这些话写在副墨上，也算为有道之言作个证明。十、杭州诸公署镂版【丁申】陈善《万历杭府志》记载，各公署刻印书版共有五处：巡抚都察院所刊刻的有：《皇明经济录》四十一卷、《筹海图编》十三卷、《督抚奏议》六卷、《续督抚奏议》六卷，均由总督都御史胡宗宪编纂；《诸史将略》十六卷，由知府毛纲、钱塘教谕黄议编纂；《大学衍义补纂要》六卷、《余庆录》一卷，均由巡抚都御史徐栻编纂；《矿防考》《海防考》《水兵律令》《水兵操法》《陆兵操法》和一卷，均由巡抚都御史谷中虚撰写。布政司所刊刻的有：《礼经会元》四卷、《史纂左编》一百四十卷、《国朝宪章录》四十二卷、《宪章类编》四十二卷、《皇明诏令》二十一卷、《大明律例》七卷、《问刑条例》六卷、《军政事例》六卷、《军政条例》四卷、《赋役成规》一卷、《均平录》一卷、《广舆图》一卷、《浙江通志》七十二卷、《横渠易说》二卷、《仪礼经传》二十三卷、《续仪礼经传》三十六卷、《律吕元声考注》二卷、《类证本草》三十卷、《食物本草医方选要》十二卷、《经验良方》十一卷、《本草医旨脉诀》一卷、《卫生易简方》四卷、《太上感应篇》一卷、《文章轨范》十卷、《陶靖节集》十卷、《皇明诗钞》二卷、《古乐府》十卷。按察司所刊刻的有：《乡校礼辑》一卷、《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文章正宗》三十卷、《条例备考》二十四卷、《大唐六典》三十卷、《疑狱集》十卷、《军政条例摘抄》十卷、《官箴集》二卷、《王恭毅公驳稿》二卷、《越绝书》十五卷、《六书正譌》六卷、《韩氏医通》一卷、《臞仙肘后经》二卷、《欧阳文集》四卷、《岳武穆集》十卷、《钓台集》十卷。两浙运司所刊刻的有：《两浙鹾志》若干卷，由巡按御史唐臣撰写；《两浙盐法条例》五十卷；《钦依盐法要览》《要览续编》合计十四卷；《行盐事宜》六卷；《招商事宜》一卷；《场所公费事宜》一卷；《金陀粹编》二十卷；《续编》二十四卷；《四库集注》十九卷；《大明律例》七卷。杭州府所刊刻的有：《守令懿范》四卷、《洗冤录》一卷、《日本考略》一卷、《陆王二先生要语》二卷、《百忍箴》四卷、《灵棋经》一卷、《杭州府志》六十三卷、《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余》二十六卷、《武林旧事》十卷、《杭州府水利图说》一卷、《于忠肃公奏议》十卷。

译这也足以看出，当时地方上的高级官员很重视典籍，与今天大不相同。十一、杭州官刻书【丁申】周宏祖辑录的《古今书刻》中记载，浙江布政司所刻的书有：《东汉文鉴》《西汉文鉴》《说文》《救荒活民补遗》《诸司职掌》《仪礼经传》《律吕元声》《近思录》《七修类稿》《筹海图编》《大明律》《证类本草》《国朝宪章》《食物本草》《经验良方》《医方选要》《史纂》，共十七种。按察司所刻的书有：《疑狱集》《官箴集要》《大明律》《竹枝词》《桯史》《唐鉴》《资治通鉴》《条例备考》《六书正讹》《羲之十七帖》《肘后经》，共十一种。杭州府所刻的书有：《大唐六典》《四书集注》《武林遗事》《礼经会元》《原病式》《周礼》《始丰稿》《千家全注唐诗》《元诗体要》《韵海》《唐诗类编》《宋学士文粹》《算方大全》《咏物新题》《雪溪渔唱》《万竹山房集帖》《龙门子》《群珠摘翠》《养生杂贴》《刘伯温文集》《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四书白文》《温公我箴集》《精忠录》《林和靖集》《近思录》《太白山人诗》《荩斋医要》《西湖游览志》，共三十种。如今枣木、梨木书版早已被虫蛀坏，黄色和浅青色的书帙也很少保存下来；搜访了三十年，遗留下来的旧刻版也仅仅偶尔遇到，实在更加增添了追怀古人的感慨。十二、杭州府学官书【丁申】杭州府学是浙江藩司所属学校中的首位，人才文风之美冠绝其他郡。进入这所学校的人，阅读有用的书籍，储备有用的人才，文章足以光耀国家，本来就是有其原因的。本朝顺治五年，巡台诸司各自捐资修缮。顺治十五年，李公率泰等增修，秦公世祯重新兴办礼乐，学校的规模才开始完备。学校有尊经阁，原是南宋稽古阁的遗址，过去所藏书籍因年代久远而散失。秦公世祯又命张公安茂编纂《礼乐全书》，增加购买书籍，以供众多士人诵读。康熙四十五年，颁赐《御制古文渊鉴》《资治通鉴》等书。康熙五十二年，《御纂朱子全书》编成；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编成，均颁发给各直省学宫，以推广诵读研习。雍正元年，颁赐《钦定孝经衍义》一书；雍正三年议准将《圣谕广训》《御制朋党论》颁发给各省学政刊刻印刷，携送到各府学。乾隆九年奏准，《御纂性理精义》《书诗春秋三经传辩彙纂》等书虽然已经颁发，但士子众多，不足以供抄写诵读，于是命各省督抚、藩司多加印刷，每种书每所学校颁发二部，以备士子抄写诵读；《御纂三礼》完成后，再行颁给。又议准关于“三通”的各部书，命各督抚酌情置办。乾隆元年议准，《律书渊源》应颁发给各直省所属学校；又议准，各督抚驻省会的书院，以及设有尊经阁的府、州、县学，都应购买《十三经》《二十四史》等书颁发下去，交给各学校的考官接管。乾隆二年奏准，《日讲四书解义》每省各颁一部；乾隆十五年议准，《御纂三礼》刚刚完成，奉旨颁发给各省。乾隆二十九年奉上谕，将《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颁给各学宫；乾隆三十年颁发《御制诗初集》《御制诗二集》《御制文初集》，恭敬地收藏在学校中。二百年来，士子受到教化恩泽的浸润，在教育陶冶中逐渐进益，文教日益更新、圣人的功业更加盛大，也是理所当然的。十三、敷文书院【丁申】敷文书院在万松岭。明弘治十一年，浙江右参政周本利用废弃的报恩寺，改奉先圣孔子塑像，命名为万松书院，并征召圣裔孔衢、孔绩前来主持祠祀事务。嘉靖三十三年重建，新建伯王守仁撰写记文。万历五年，在毓秀阁北面建继道堂，孔氏后裔尚礼摹刻圣像于石上，供奉在堂中。万历八年，朝廷议定毁掉各地书院，唯独这所书院因巡按御史谢公师启、佥事乔公因阜请求保留，得以不毁。本朝康熙十年，范公承谟重修，改名为太和书院。仁庙南巡时，御书“浙水敷文”匾额，并颁赐《古文渊鉴》《渊鉴类函》《周易折中》《朱子全书》等书，收藏在院内。徐公元梦又加以修缮，改名为敷文书院，增建存诚阁，恭敬收藏皇帝赐书。黄公炳捐资置办学田。乾隆十六年奉上谕说：经书和史书，是学问的根基。省会书院聚集学校中的优秀人才，加以磨炼，尤其应当向他们展示正统的学问。朕巡行所到之处，如江宁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刊刻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各一部，以资助才俊之士研习古代典籍。皇帝先后巡幸这些地方，召集士子考试，多次奉行明白的诏令，颁赐各种书籍，恭敬收藏在书院中，使诸生观摩学习有了依据。居住在书院中的人，怎敢不勤奋学习、考求古事，以此仰承并副合文治昌盛的盛况呢？十四、仁和学【丁申】仁和县学的书籍，见于赵公《世安县志》记载，旧日存有的共三十部，年代久远后全都废失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书》《五代史》《通鉴纲目》《文献通考》《杜氏通典》《古史》《临安志》《高氏春秋》《许氏说文》《刘向新序》《文公家礼》《孝经正义》《丙丁龟鉴》《平宋录》《息心诠要》《西湖纪遗》《救荒活民书》。

译钦定颁赐的书共有二十九部，如今已经没有存本。《御制大诰三篇》五本、《为善阴骘》五本、《性理大全》二十九本、《易经大全》一十二本、《书经大全》五本、《诗经大全》十二本、《春秋大全》十八本、《礼记大全》十八本、《四书大全》二十本、《五伦书》六十二本、《温公资治通鉴》八十本、《程氏遗书分类》六本、《资治通鉴纲目》四十本、《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六本、《易经注疏》四本、《书经注疏》五本、《诗经注疏》十五本、《周礼注疏》五本、《礼记注疏》十六本、《春秋左传注疏》二十本、《春秋公羊传注疏》六本、《春秋谷梁传注疏》三本、《孝经注疏》一本、《论语注疏》二本、《孟子注疏》四本、《仪礼注疏》八本、《尔雅注疏》三本、《史学》二本、《原正譌考》二本。另外，提学道发下来的书共有七部：《五经注疏》八十本、《礼书》十五本、《三礼考注》八十本、《乐书》十五本、《明伦大典》五本、《大狩龙飞录》二本、《文章正宗》二十本、《胡三省注司马光资治通鉴》二本。以上书目，是考察沈朝宣旧志所记载的内容所得。虽然已有缺失散佚，但仍有很多保存下来的书，也可以看出盛世时的学校还保有古人的意味。隆庆、万历以来，士子专门崇尚制义，养成浮华的习气，不懂古学；更不用说学校没有藏书，即使有残篇断简，也都成了蛀书虫的食物，怎能不令人长叹！学校在杭郡庠的右边，明天顺年间由前洋街迁建于此。十五、浙江采集遗书【丁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初七日奉到谕旨：江浙是人文荟萃之地，书籍流传比其他省份更多。如果能够切实搜寻，自然会逐渐达到完备。听说东南从前藏书最丰富的人家，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都是著名的藏书处，其余也多得数不胜数，并且都有原藏书目，直到今天还被人传抄记录。即使他们的子孙不能守住这些藏书，藏书辗转流传，仍归于其他姓氏所有，只要寻访原委、查究下落，自然不会使它们湮没于人间；即便有的散落到其他地方，若到处追寻踪迹，也不难重新汇集。又听说苏州有一类商人，专门收购、出售旧书，如山塘开书铺的金姓人家，就是以此为世代专门事业的，对于古书的存亡及流传经过颇为熟悉。又听说湖州过去有很多装载书籍的商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换、出售书籍，同藏书家往来最为熟悉；某处过去有什么书，曾经购得什么版本，问他们没有不知道的。如果能向这类人善加咨询，详细访求书籍，因而向四处借来抄录，并且迅速归还原书，想来没有不踊跃办理的。至于书中即使有触犯忌讳的字样，也没有什么妨碍。现在颁下的谕旨已经说得很清楚，即使将来进呈的书中有荒诞妄言的句子，不应当留下来以致贻误后学，也不过是把书毁弃，再转告其藏书之家，不必收藏，与藏书的人没有关系，朝廷一定不会因此加罪。至于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没有什么妨碍，又有什么必要疑虑畏惧呢？三十九年，浙江巡抚三宝作序说：“屡次奉到圣明诏令，开诚布公，完全免除禁忌。王者的言语多么伟大，如同正午的太阳，万物都能看见；浙江人士于是也踊跃奋发，争相拿出所藏书籍进献。其中最著名的，如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以及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人，各自进献五六七百种，至二百种以上；其余各郡县搜集呈缴的，有从故家收来的，有从书铺购得的，没有增加丝毫负担。于是旧刻本纷纷出现，成双成批地聚集而来。臣统率各局官员，发誓勤勉谨慎，整理篇帙，查出并区别重复之书，以及琐碎无关紧要的书，依次编列书目上报。统计前后，从壬辰年冬到甲午年夏，共奏进书籍十二次，计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五万六千九百五十五卷，不分卷的有二千九十二册。”这可以说是盛况了。嘉善县学训导、姚江人黄璋题识说：浙江中屡次奉到恩诏，谆谆切切地开导晓谕，藏书家捆载着书籍成群而来，把办事机构迁到太平坊，排列的房屋和车辆都装满了书。每奏进一次，少则一百多种，多则数百种至一千多种不等。同事有四五人，分头赶办；每部书都开列作者的姓氏、爵位和籍贯，简略记载还必须查检其他书籍，而当时又受到期限催逼，〔此处原文缺字〕连日连夜不停工作，头目都晕了。从壬辰年冬到乙未年夏，共作十四次奏进，每次都是如此。癸巳年秋，璋与同事朱君休度、张君羲年商议，说：我们这次所做的事，等于烟云从眼前飘过，何不稍微记述它的梗概，交给刻书人刊刻，作为浙江的掌故呢？于是取出以前奏进书籍的底稿，重新分类编次，分为甲至癸十集；十集以下的部分则分为闰集。协助这件事的，是陶君廷珍、唐君虞、朱君文藻。”}],

译总目分为：甲集，包括易类、书类、诗类；乙集，包括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通礼类、春秋类；丙集，包括论语类（附逸语）、孝经类、孟子类、四书类、群经类、乐类、尔雅类、小学类、六书类；丁集，包括通史类、编年类、别史类、霸史类、杂史类、掌故类一（总类）、掌故类二（职官）、掌故类三（食货）、掌故类四（仪制）、掌故类五（兵刑）、掌故类六（河渠）、掌故类七（水利）、掌故类八（营造）；戊集，包括传记类一（总类）、传记类二（以时代为次）、传记类三（以地为次）、地理类四（异域）、史钞类、史学类、谱系类；己集，包括儒家类、杂家类、说家类一（总类）；庚集，包括说家类二（文格诗话）、说家类三（金石书画）、说家类四（小说）、艺玩类、类事类、丛书类、天文术算类、五行类、兵家类、农家类、医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辛集，包括总集类一（以时代为次）、总集类二（以地为次）、楚辞类、别集类一（唐）；壬集，包括别集类二（宋）、别集类三（宋）、别集类四（金元）；癸集上，包括别集类五（明）、别集类六（明）；癸集下，包括别集类七（明）、别集类八（国朝）；闰集，编次依照前面的例子，不列出细目。据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四库馆开设后征集访求天下遗书：武英殿移取九百种；在京各官进呈九百八十三种；直隶总督进呈二百三十八种；奉天府尹进呈三种；两江总督进呈一千三百六十五种；安徽巡抚进呈五百二十三种；江苏巡抚进呈一千七百二十六种；浙江巡抚进呈四千五百八十八种；福建巡抚进呈二百五种；江西巡抚进呈八百五十九种；河南巡抚进呈一百十三种；山东巡抚进呈三百七十二种；山西巡抚进呈八十八种；湖南巡抚进呈四十六种；陕西巡抚进呈一百五种；湖北巡抚进呈八十四种；广东巡抚进呈十二种；云南巡抚进呈四种；两淮盐院进呈一千五百七十五种，共征集访得书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一种。《永乐大典》重新纂修得到三百二十一种，总数终究不如浙江进呈的总数多。蒋恭煦有《浙江采集遗书总目诗》，诗中说：“丹诏征文下彩鸾，收藏浙水例原宽，图书自拜天家赐，十卷犹留甲午刊。” 十六、重刊聚珍版诸书【丁申】乾隆甲午年五月，皇帝下诏命儒臣汇集《永乐大典》中散见的书籍，重新辑录成编，以及世间罕见的书籍，用活字版印行，赐名为《聚珍版书》。每种书前面都冠以御题五言诗十韵，诗前附有小序。过了三年，到丁酉年九月，朝廷把这些书颁发给江南五省，并命各地刊刻通行，以扩大流传范围。当时奉命开雕的，江南共八种，江西共五十四种，福建共一百二十三种，浙江共三十九种；卷帙多少不一，以福建所刻最为丰富，以浙江所刻最为精审。浙江旧来藏书家很多，承受《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赏赐的有六人。他们沐浴皇帝教化，踊跃奋发，于是仿照内府袖珍版的式样，取其便于箱笥收藏，重新刊刻成书。闽浙总督钟音、浙江巡抚王亶望、学政彭元瑞、布政司孙含中、按察司国栋、督粮道陆允镇、盐驿道噶尔弼善在书后恭敬记述此事。负责督促刊刻的是杭州知府邵齐然；负责校字的是钱塘教谕韩义、淳安教谕厉绳、泰顺教谕姚廷玑、试用训导孙丽春；承办刊刻的是带大理寺寺丞衔的汪汝瑮、带盐运司运同衔的孙仰曾、国子监生鲍士恭、钱塘学廩生员汪庚。全书共二十函、一百二十四册，谨遵殿本原定价格，总计纹银十二两五钱八釐五毫九丝二忽。省城振绮堂汪氏、寿松堂孙氏、大知堂汪氏、知不足斋鲍氏共同印行流通；这些人都是进呈书籍的藏书之家，也是承办刊刻的人。世人又称这些书为“三单本”。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完整的一套也很难见到。十七、浙江巡抚续进书【丁申】仁宗睿皇帝因阮文达进呈四库未著录的书一百七十四种，赐名为《宛委别藏》，用来补足《四库全书》的缺漏。由此可以仰见，皇家金匮石渠所藏的书籍，已经非常丰富完备，确实不是宋代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渊阁所能相比的。蒋光煦题《研经室外集》绝句说：“遗书一百七十五，曾向丹墀奏进来。原委已教何（梦华）鲍（渌饮）订，好从纪陆嗣高才。” 阮梅叔亨记述说：“家兄任学政、巡抚时，留意搜求东南地区的秘藏书籍，有的从江南旧家借来，有的从苏州番舶购买，有的从书坊得到，有的从友人处抄录。凡是宋元以前、四库未收、存目也未载的书，不下百种。替家兄访求、购买、借取书籍的人，以浙江鲍以文廷博、何梦华元锡、严厚民杰出力最多。丙丁寅卯年间，家兄因服丧在家，陆续校订抄写，共得到六十种；每种都仿照《四库全书》的格式，另写一篇提要。丁卯年冬天服丧期满，入朝觐见，进呈皇帝御览，承蒙赐予披阅，得到格外的奖赏。戊辰、己巳年间，家兄再次任浙江巡抚，又续抄四十种进呈，也分别为每种书写了一篇提要；这些书也间有副本，收藏在文选楼中。”

译阮福又恭敬记述说：“家大人在浙江任职时，曾购买四库未收的古书进呈内府。每进呈一种书，必定仿照《四库全书》提要的格式，进呈一篇提要。凡是考订论述的内容，都是从访求书籍的地方先查考这部书的源流，随后又请鲍廷博、何元锡等诸位君子互相参校审订，由家大人亲自加以修改、审定并编写，然后才上奏进呈。十多年间，进呈书籍一百几十部。这些提要分散收藏在扬州以及大兄京城的宅邸中。福因与弟祜孔厚校刻《研经室集》，请求把提要抄录刊刻在集子中。家大人说，这些文章有一半并非出自自己，即使其中一篇，创作改订的部分也占了一半；文章不一定要保存，但书籍应当保存，可以另立名目，题作《外集》。其中经部二十四部，史部四十部，子部五十五部，集部五十四部，共一百七十有三部。按照原来的目录分为五卷，不依照四库的次序。其间严器之的《明理论》已经见于《钦定四库提要》，不再重复列入。蒋光煦诗中说‘七十有五’，难道另有一本吗？” 十八、灵隐书藏【丁申】嘉庆十四年，仪征人阮文达任浙江巡抚，在灵隐大悲阁后面创建书藏。阮文达撰写记文说：《周礼》说，掌管夫职的人掌握官府的契券，以治理藏室。《史记》说，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把藏书处称作“藏”，由来已经很久了。古人的韵读舒缓，不必烦劳改字；“收藏”的“藏”和“藏室”的“藏”，读音并没有不同。汉代以后，藏书处称为观、阁、库，却不称为藏。到了《隋书》记载的佛教经典大为完备之后，才有《开元释藏》的名称。佛教、道教把藏作为名称，大概也是取用了儒家古代的名称。明代侯官人曹学佺说，佛教、道教有藏，儒家为什么唯独没有藏，想要聚集书籍，使三者鼎立。他的想法很好，但考查典故还不够详尽。嘉庆十四年，杭州刊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等人的文集将要完成，覃溪先生写信给紫阳院长、状元石琢堂说：‘《复初斋集》刻成后，替我在灵隐放置一部。’仲春十九日，我和顾星桥、陈桂堂两位院长，以及琢堂状元、郭频伽、何梦华上舍、刘春桥、顾简塘、赵晋斋文学，一同到灵隐吃蔬菜竹笋，谈到收藏《复初斋集》的事情。诸位君子又重申他们的意见说：‘司马迁的书，藏在名山，副本放在京师；白居易把自己的文集分藏在东林各寺；孙洙从佛龛中得到《古文苑》。’ 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宽阔、闲静、偏远的地方可以使书籍长久流传。如今《复初斋集》一部还没有装满箱笥，何不让凡是愿意把自己所著、所刻、所写、所藏的书籍收藏在灵隐的人，都把书汇聚到这里来？这样建立的藏书处就大了！”我说：“好。”于是就在大悲佛阁后面建造木制书橱，以唐人“鹫岭郁岧峣”诗句中的字编作字号，选云林寺的玉峰、偶然两位僧人登记书籍、掌管钥匙。另行制定条例，使之可以长久遵守。又刻制一枚铜印，遍盖在所藏书籍上，并把这座楼阁大书题名为“灵隐书藏”。这件事是由收藏《复初斋》诸集开始，又因诸位君子提出建立书藏的建议而完成的。因此记下这件事。嘉庆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朔日，我和顾星桥吏部宗泰、陈古华太守廷庆、石状元韫玉三位院长，以及朱淑堂后部为弼、蒋秋吟太史诗华、秋槎瑞璜、何梦华元锡、王柳邨豫、项秋子墉、张秋水鉴诸位君子聚集在灵隐，置办书藏，并记下这件事：“《尚书》不到百篇，《春秋》也疑有残缺断烂。历代史书的艺文志，分卷本数以亿万计。流传一千年、几百年之后，存于世上的还不到一半。近代有许多藏书楼，却难以聚集，容易分散。也许古代名山，能够与世俗隔绝在山崖彼岸。高峻的灵隐山峰，琳宫敞开着楼阁观台。我们共同为了藏书而来，专门修建藏书室。读书人辛苦著书，难道只是为了让竹简上留下青色的汗痕吗？如果不是为了让书籍见于著录，又何必挥动柔软的笔毫？舟车运输容易遗失，水灾、火灾又是祸患。子孙看重田园，把这些书弃置，使它们遭受毁灭。朋友虽以黄金相托，文字仍任其散失。有的拿经书去盖瓮，有的把诗篇投入厕所。当年没有副本，散佚以后常常长叹。哪里比得上香山寺，全集没有散乱。名家刊刻巨帙，精神本来就贯通其中。隐逸之士老死田间，即使书籍不被看见也没有忧闷。书籍即使不依靠藏书处流传，能够被收藏也是他们的愿望。我如今制定藏书的方法，好像为禅家立下规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各位朋友把书送来，我便收藏并持给一张收据。将来到了七十厨时，卷轴积累得无法计算。有人来访求书，就伏在书阁中仔细翻看。古人这种爱好文事的心情，试与后人共同评说。既已泛舟西湖，随即饱餐蔬笋饭。走出寺门时夕阳已残，鹫岭上风吹泉鸣。它的条例共九条：一，送书入藏的人，寺僧交给一张写有“收到”字样的票据；一，书籍不分部类，只按次序编列字号，收满“鷲”字号的书厨后，再收“岭”字号的书厨；一，在书面和书的首页盖印，每本都如此；一，每部书或书写书脑，或悬挂绵纸书签，以便查检；一，守藏僧二人，由盐运司每月发给香灯银六两；送书来的人，有时给钱，便积存起来作为修书、增加书厨的费用，不给也不索取；一，书籍一旦入藏，不许再拿出去，即使有人翻阅，也只能在阁中，不得出阁门；寺僧有卖书、借书、使书籍霉坏散乱的，外人有携带、盗窃、涂污、损坏书籍的，都要追究；一，在印记内以及簿册内的字上，分别填注经、史、子、集，疑惑之处便空缺不注；一，唐人诗中重复出现的“对”“天”二字，将来编作“后对”“后天”二字；一，守藏僧如果出现空缺，由方丈秉公举荐明达、端静、谨慎、细心的僧人补充。

译当时郭（鹿吝）作了《后记》，翁方纲、杨凤苞、李富孙、陈文述、曹言纯诸位先生都写有题咏，确实属于西湖山林间的一段雅事。复初先生的诗作于嘉庆己巳年，清新华美，确实可以称为杰作。诗中说：“灵隐收藏书籍的事是谁开始的？开始于杭州刊刻朱翁的诗。朱公还来不及读收藏记，阮公便索要我来把它刻在碑上。我的诗已经惭愧于阮公所刻，因此议论藏书之事，能不被人讥笑吗？同道中人去年夏天聚集在湖上，石子把我的禅壁词镌刻下来。大家都说，一次集书还装不满一箧，何不仿照曹氏书仓来做？于是开启佛阁的书厨七十座，以备继续收藏、制作签条和装治书籍。由两位僧人主持，按照条例编排；匡庐、白石，哪里听闻过这件事？石子来信催促我寄送书函，正值我洗手书写佛经。古人称大都和通邑，名山中收藏的副本可以与京师相当。名山名刹更加增添分量，岂能与私人刻印、只传给自家相比？如果不是悬挂出来以免受人指摘，或者反而会使后来的人加倍挑剔瑕疵。过去新城王老先生编集，青藜刘君隶书抄写它。把书藏在嵩山、少室山，果真实践了吗？林吉人的楷书名声只是空自驰扬。唉，这一寸内心所关涉的是千古大事，比镜中影像所显出的美丑更为重大。想到这些我徘徊不安，汗流浃背，封缄油素的书函又屡次迟延。上有灵峰，下有湖水，请鉴察我朴拙的心，毫无囗（左为颐去页右为欠）。后来又有把书函包好送到寺里的人，用什么来帮助我增加箴规呢？抄写佛经的微小心愿哪里足以弥补，每天斋戒洁净，勤加三思。十九、浙江书局【丁申】《成化志》记载：书局设在接待寺。《万历志》记载：书局设在褒忠祠。李敏达在南关榷署修纂《西湖志》。乾隆年间，借崇文书院四贤祠恭敬纂修《南巡盛典》，又在太平坊设局，访求遗书，送入四库馆。阮文达召集高才生在诂经精舍，编纂《经籍纂诂》《輶轩诗录》等书。自古以来，凡是集体办理事务，没有不设局的，就像各种工匠都有自己的作坊。杭州经历庚辛之乱后，经籍荡然无存。同治六年，巡抚浙江的马端敏公重视文学，聘请薛慰农观察时雨、孙琴西太仆衣言，首先刊刻经史，也兼及子部、集部，上奏请求在篁庵开设书局，并在听园安置校士，派提调加以监督，先由有文才品行的士子总领校订，召集一百多名刻字工人书写、刊刻。议定章程十二条，自丁卯年开局，至光绪乙酉年共二十年，前后刊刻二百余种。甲部是《御纂七经·诗义折中》《四书集注》《五经》《尚书考异》《四书约旨》《论语后案》；乙部是新、旧《唐书》《宋史》《九通》《御批通鉴辑览》《续资治通鉴长编》《金陀粹编》《理学宗传》《胡端敏奏议》《两浙金石志》《西湖志》《平浙纪略》；丙部是《二十二子》《玉海》《武经》《大学衍义》；丁部是《唐宋文醇》《古文渊鉴》《苏诗编注集成》《王文成公集》《輶轩录》《沈氏三先生集》。这些书都寻访善本、精心校订后重新刻印，墨版精良，装订牢固，流传全国；后世的藏书家，对它们的珍视将超过宋元以前的书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武林藏书志》中卷 二十、范子安【丁申】范平，字子安，钱塘人，钻研阅览古代典籍，广泛通晓诸家学说；姚信、贺邵这一类人，都跟随他学习。吴国时举为茂才，屡次升迁至临海太守，治理政务有非凡才能。孙皓初年，以病为由辞职回家；吴国平定后，太康年间，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出仕，六十九岁去世。诏令追赠谥号为文正先生。他有三个儿子：爽、咸、泉，都凭儒学做到大官。泉的儿子蔚为关内侯，家世喜好学习，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书的人常有一百多人，蔚为他们办理衣食。蔚的儿子文才年幼时也已知名，见《晋书》本传。陈颐道文述《怀范子安》诗中有“七录香芸新秘阁，百年黄叶旧江村”一联，因为子安先生的故居在江上。二一、褚季雅【丁申】褚陶，字季雅，钱塘人，年少时不喜欢嬉戏，清静淡泊沉默，以古代典籍自我娱乐。十三岁时，写成《鸥鸟》《水磑》两篇赋，见到的人都认为奇异。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圣贤都在黄卷之中，舍弃这些还求什么呢？”州郡征召他，他没有就任。吴国平定后，征召补任尚书郎。张华见到他，对陆机说：“您的兄弟如云跃龙津，顾颜如凤凰在朝阳鸣叫；我原以为东南的人才珍宝已经尽了，没想到又见到褚先生。”陆机说：“您只是还没有见到那些不鸣叫、不跃动的人罢了。”张华说：“这样就知道延门的德行并不孤单，山川的珍宝也不会穷尽了。”褚陶升任九真太守，转任中尉。考察陈颐道《怀褚季雅先生》诗，其中有“西京典籍同刘向，南国藏书匹范平”一句。按《晋书》本传称他以古代典籍自娱，足以证明他收藏丰富。宋代有褚含、褚逿，都是他的后裔。二二、钱希圣【丁申】钱惟演，字希圣，年幼时就有俊秀才华，俶曾让他作《远山》诗，其中有“高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俶十分器重他。咸平年间，他进献自己所作的文章，被授为太仆少卿，提升为知制诰、翰林学士，授枢密副使，加授尚书右丞，转任工部尚书。仁宗即位后，升任兵部尚书，任枢密使，兼判河南，改任镇崇信，去世后，追赠侍中，谥号文僖。钱惟演年轻时便富贵，却能专心于学问，有文章才华，与杨亿、刘子仪齐名。他曾说：“学士负责顾问，不能不广博通晓。”因此他家聚书可与秘府相比，又收藏很多古书画；他在馆阁中参与修撰《册府元龟》，共一千篇。诏令杨亿分担编纂。他所著有《典懿集》《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集》《金坡遗事录》《飞白书叙录》《奉藩书事》。鲍由为他作画像赞语，说“西昆体诗律如同有唐，掌管皇帝诏制登上玉堂”，实在是凭文章闻名于世，见《东都事略》及《夷白堂集》。二三、钱氏书藏【丁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