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政学录 （清）郑端 辑

●目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政学录卷一

畿辅丛书

枣强郑端辑

内阁

六部

科道

◆内阁

现在的内阁，就是虞代的八座、殷代的六卿、周代的冢宰那样的职务。国家的治乱安危，常常系于这个职位。我世祖章皇帝时期，内院各位大臣都在宫内值宿办事。凡是各部院衙门呈递的奏章，当天就审阅并拟定处理意见，当面赐予裁决。作为政令根本的地方，严密而神速，其中的深意是很明显的。至于官职体制，则沿袭明代的制度加以增减调整。

查考明代初期，凡是进入内阁的称为“直文渊阁”，可以参与机密事务，检查题奏，拟定批答。凡是皇帝下达的，一曰诏，二曰诰，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册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都要审查签署并加以协调，公平允当后才施行。凡是臣下呈上的，一曰题，二曰奏启，三曰表笺，四曰讲章，五曰书状，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会议，九曰露布，十曰译，都要审查签署并加以协调，公平允当后才施行凡是东宫太子出阁讲读，由内阁统领其事，排列官员并授予职责。凡是修撰实录、史志等书籍，充任总裁官，实录修成呈上后，在宫中焚毁草稿。凡是宗室请求赐名、封爵，以及各位大臣请求（恩荫等事），都拟定后呈上。凡是图书的缮写、校对，都考核并监察。凡是郊祀、巡狩、亲征，都随行护卫。凡是历代皇帝的御文、实录、宝训、玉牒的副本，以及古今书籍，都登记并收藏。凡是会审敕令，考察其缘由状况并叙述后呈请。凡是礼部主持的会试、廷试贡士、国子监生员的月课、岁贡生员的廷试、四译馆译生的考试，都由内阁总领。其下属机构有制敕房、诏旨房、诰命房、册表房、宝文房、玉牒房、讲章房、碑额房、题奏房、揭帖房，负责一应机密文书，以及王府敕府的底簿、诰敕房的书办、文官诰敕、番译敕书以及夷书揭帖、纪功勘合等，都稽查典故，起草进呈画押。如果发生泄露、稽缓、遗失、妄误等情况，都有惩罚。

◆六部

督臣卢兴祖上疏说：“法令繁多，那么内外衙门，对于大官来说，只遵循成例，常常多有驳查的烦扰；对于地方官吏来说，只畏惧功令，有来不及补救过错的忧虑，怎么能顾及民生疾苦而施行安抚教化之仁呢？况且因为事务丛杂紧迫，以致左右近侍作奸犯科，那么民生更加受到困顿。滋生弊端源于法令过多，那么挽救弊端只在于减少法令，这是不用辨明就自然清楚的道理。现在将六部现行办事的成例，命令他们逐件讲求。正如《尚书》所说：‘故意犯罪，即使情节轻微也不宽恕；过失犯罪，即使情节严重也予以宽宥。’只将贪暴奸私、明知故犯的人按成例处治，其余因立功而获罪的事情，一概免除琐碎的议论。减少再减少，直到不可再减时才保留那些重大且重要的，这样法令简明，大官易于综合考核，地方官吏得以施展抱负，才能共同认识安抚教化之术，从而将恩泽施予百姓。”

台臣田六善上疏说：“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有时是偶然出于个人意见，有时确实是过失错误，侥幸得到圣旨批准，都一概沿袭作为成例。成例既然无所不有，弊端也就无所不为。可重可轻，可升可降，皇上无法责问，吏部说：‘有先例在。’科道官无法纠劾，吏部说：‘有先例在。’难道不知道他们心里想这样就有这样的先例，心里想那样就有那样的先例吗？况且头绪纷纭，册籍堆积如山，司官有时疏忽，堂官从哪里得知？日渐受到处分，终究弊端无法根除。请求将以前的各种成例，哪些是请旨定下的，哪些是经部院科道条陈批准执行的，汇集为一册。其余吏部日常处理的事务，不得一概引用为成例。堂官一览即可知晓，那么弊端不禁止也会自然清除。”

吏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吏部

选法

考课

△选法

选法铨选旧例，大选官员，在单月十五日投供点卯，双月二十三日点卯，即在点卯的各官中按次序在先的，对照空缺封签，二十五日除授选任。急选官员，在双月十五日投供点卯，单月二十三日点卯，在点卯的各官中按咨文到达吏部的先后顺序，对照空缺封签，二十五日补授，都亲自领取委任状赴任。顺治十八年七月，科臣张松条陈，认为点卯候选的官员寄居京城，资金斧告竭，怎么保证他们不揭债，希望日后在地方上索取偿还？况且聚集各省的官员虎视眈眈地候选，必然产生侥幸心理，尤其不便，于是改为在籍候选。康熙二年五月，科臣于可又条陈寄凭之法，弊端百出，诸如死者授予生者的官衔，进士除去举人的官职，以及革职后又复选，冒名顶替，种种错乱。有时人住在数千里外选缺，又住在数千里外发凭，必须到原籍然后领凭，再赴任所，往来一万多里，不经过长年跋涉不能到任，而地方已经长年缺官。再或者遇到丁忧事故，那么缺官就不止经年了。即使说候选各官如果有事故，命令该督抚随时上报吏部以便扣选，能保证报告刚发出而选凭就到来吗？等到缴还委任状改选，又迟延数月了。奉有官员在籍候选，每有事故迟迟贻误，着照于可所奏执行的旨意，各省应选官员齐集赴部，

译仍然依照从前规定，投供点卯。四年正月，下令直省候补以及考定职衔的官员都到京城守候，没有期限，根据一年中出缺的多少，应当截留的留在京城，其余官员都令其返回原籍。如果出缺多而所留之人不足，就预先上奏说明，将年分在前的官员行文调来候选。如果有丁忧、事故、患病、亡故等情况，令其预先取具甘结上报吏部。六年五月，吏部上疏说，凡是官员出缺没有定数，都大约估算后行文调取候选。如果出缺少，也有不能入选的，导致长期守候。如果出缺多，现有人员不足，行文调取的人又来不及到达，导致空缺职位无人投供候选。倘若年分在前的人随后到达，又按年分选取，先到的人反而落在后面。除了在京大小官员都按京官选补，仍令其赴京照例选额外，此后凡是初授和候补的各项官员，都令其留在原籍，初授官员按年分在前的依次选取，候补官员按公文到达的先后依次补授，发给凭证回原籍，由该省巡抚遵守期限督促赴任。候补各官按公文到达先后补授时，仍每隔五十五日选补一次。至于初授和候补各官，如果有丁忧、患病等事，该地方官随即申报给巡抚，巡抚将该官员延误的原因上报吏部，以便注册扣减选期。如果有迟延不报的，以疏忽之罪处分。奉旨同意，随后又恢复发给凭证候选。八年四月，台臣戈英又上疏说，选官亟需察验，发给凭证候选绝对不可行。奉旨仍令行文赴吏部候选。吏部大约估算出缺多少，截取人数：通判共一百五十四缺，应截取三十人；知县共一千一百五十缺，应截取五百四十人；布政司经历共十四缺，应截取六人；布政司理问共十三缺，应截取六人；盐运司通判共九缺，应截取五人；州同共六十二缺，应截取二十人；州判共七十六缺，应截取二十二人；都司经历等缺共九十二缺，应截取二十三人；县丞共三百三十九缺，应截取一百五十人；府经历共一百六十缺，应截取三十人；正九品主簿等缺共八十五缺，应截取二十三人；从九品吏目等缺共一千二百五十二个缺，应截取三百人；未入流典史等缺共一千九百三十二个缺，应截取六百人。于是又改为按年截留人员赴吏部候选，这就是新旧选法的大致情况。

译△考课

考课。考课的制度，原本规定为六年进行一次京察，三年进行一次大计，五年进行一次军政。康熙元年七月，因为京察和大计中多有官员营私舞弊、徇私庇护，被处分的官员即使有委屈压抑，也不允许申诉辩白，无罪被诬陷的人很多。于是奉皇帝谕令停止内外大小官员的考满制度，除了议处罚俸、实历俸三年已满的官员，根据考满情况分别决定去留，以彰显劝善惩恶。应当列出五等评语：办事一等称职的，加一级；办事二等称职的，记录一次；办事平常的，仍留原任；办事不及格的，降一级调用；不称职的，革除衙门职务。遇到空缺升迁调动，按照考语次序，一等者优先任用。康熙二年四月，会同复核科臣薛奋生的条议，认为部院各官任职未满三年就升迁调动的，大多不参与考满，又增定了一年考核。康熙三年四月，兵部复核台臣张冲翼的奏疏，限定一等、二等官员的名额，不许额外冒滥。奉旨认为一等、二等者太多，于是令部院督抚保奏，若事发则一并治罪。十一月，又奉皇帝谕令，在四年内考满时，到任不足三个月的不参与考核，以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汇考，一年考核停止。在内部的部院官员仍照旧例，每人一本一起上奏；在外的一省文武官员，一等者一疏，二等者一疏平常者一疏，办事不及者一疏，不称職者一疏，每省各自汇总上奏。其办理过的事件功过，也造册与奏疏一同移送部院，仍照旧例复核上奏。康熙四年正月，台臣季振宜条陈意见，认为部院大臣上疏自陈不过铺陈履历，表里羊酒（指贿赂），很快便盈门，是以一篇虚文而博取朝廷的实惠。至于司属各官，全凭堂上官酌情评定等第，堂官与属官朝夕同事，时时接见，一旦完全不顾情面，皆出于至公，难乎易乎？况且一等二等即可越级升迁，人心既不淳朴，仕途进阶又担心艰难，想要他们停止奔竞、安守义命，岂可能做到？从今年正月二十日开始，到四月终止，这六七十天都是自陈考满的日子。一人一本，应当以数千计。臣想朝廷一日万机，六部复核奏报殷勤烦杂，倘若急急忙忙日日从事考满，推敲等第，断难草率从事。满汉章奏何等纷纭，势必导致诸务停滞。臣担心丛脞（事务繁杂而不得处理）的忧患，反而由此产生，而有用的精神徒然耗费在纸笔上了。又加上县官。考满一由厅，二由府，二由分守巡道，四由按察使，五由布政使，六由督抚，是一个县官考满所经过的重要衙门，共有六处。这六处，想要全都洁身奉公，不受贿赂，不听情面，只凭公道清议评定优劣，能吗？不能吗？既然不能洁身奉公，层层剥削，极于县官为止。县官岂都是温饱素封之家？纵然温饱素封，又何肯捐自家资财奉媚上官？势必横加征派，侵吞钱粮。从知县的考满依次推算，凡府厅守巡道布按的考满，求其出于公道清议，难矣。推究其由来，总因考一等二等者即可越俸升迁，所以其奔竞钻营如夜蛾投火。若悃愊无华（诚恳朴实），稍以百姓为心，稍以廉耻为事，就被曲意注为下考，仰屋长嗟。又绿旗官兵，如单丁一人，每月所依赖的不过三斗米，一二两饷；即使一家数口，每月所依赖的也不过三斗米，一二两饷，全依靠领兵官爱养调护，按数发放，以救其嗷嗷待哺之急。现在副将参游以及守备等官，大多考满使总督提督一尘不染，夤缘钻营无从而入，上下优劣等第全凭公道，这也就可以了。若总督提督苟怀不肖，借机需索，副将以下各官又图一等二等以谋求功名快捷方式，武职无钱粮及可侵吞，百姓之可鱼肉，势必扣克这些穷兵三斗之米，一二两之饷。倘若兴起意外之盗贼需要征剿，而精神膂力消耗于饥寒，盔甲刀枪罄尽于典卖，贻误封疆，正不能没有杞人之忧。伏乞立即停止考满之法，申饬群工，循名责实，安心办事。历俸深者自有应得之升迁，历俸浅者可息躁进之妄想，省事清心莫大于此。随后经过会议，停止考满，恢复京察。奉旨自康熙四年算起，从此以后六年将内外官员俱行考察。康熙五年正月，因考期太远，恐为积弛之患，将考察年份改从康熙元年起，仍为六年。在康熙七年考察六年二月，又奉皇帝谕令，京察大计及军政俱应于今年举行，议照旧例，满汉官员有出差、丁忧、养病、侍亲、请假、裁缺、候补、降调未补者，都应见任衙门注考。其升迁、降調已补官员，在内部离任半年者，于新任衙门考察；离任不足半年者，原任衙门考察。在外部离任一年以上者，不必原任注考，应于新任注考不足一年者，仍应旧任注考。都照八法处分。年老有疾者致仕，

译被革职并交付审讯的，以及因软弱无能、行为不检点者，一律革职。浮躁浅薄、才能不足者，降级调往外地任用。外官中表现卓越者，予以破格提拔、赏赐服饰，各衙门记录考核情况。如有徇私包庇者，部院及科道官员应据实弹劾，予以处分。官员若妄自造谣、诬告他人，从重处罚。武官中年老体衰者，依照老病致仕的规定勒令退休；轻浮鲁莽者，依照浮躁才能不足的条例降级调任；庸懦无能者，依照软弱无能的条例革职；贪污腐败、声名狼藉者，依照贪赃条例革职并追缴赃款、拟罪论处；严酷且有确凿证据者，革职交付审讯；肆意暴虐下属者，依照严酷条例罢免职务且永不叙用；至于败坏伦理、损害教化、品行有亏者，依照行为不检点的条例革职。从此以考核年份为起点，每六年对京官进行一次考察，每三年对外官进行一次大考，外官每五年进行一次考选。军政方面则改变了考满的方法，各自恢复旧例。

译○户部

钱粮总归户部

钱粮出入数目

安限催征

漕粮

盐课

关税

钱法

△钱粮总归户部

钱粮全部归户部管理。康熙二年四月，户部会同审议科臣吴国龙的条陈建议，将一切钱粮都归户部统一管理，责令各巡抚将府、州、县、卫、所的丁口田地各有多少，应征的本色折色钱粮各有多少，以及不在丁口田地之内的杂项租税各有多少，分别登记造册，将《赋役全书》后续部分进行修订，增添丁口田地钱粮数目一并计算成总数，每省各编造一本简明的赋役之书，清楚刊印后送交户部核对，以前订立的《赋役全书》作为查核的根据。凡是内外催提征解的钱粮，都称为丁地钱粮名目。至于易知由单内，只开列丁地银米各有多少，颁发给民间，其余别项名目一概停止。外省兵饷，户部每年正月全额拨付，剩余的全部解送户部；各部寺应用的钱粮，年前将银两物料等数目计算清楚上奏，户部按照钱粮解到的情况陆续发放，仍令各部寺年终将收支细数查核明确后上奏报告。

△钱粮出入数目

钱粮收支数目。康熙四年十一月户部上疏称：国家钱粮必须量入为出，才开始没有匮乏的担忧。现在将康熙四年收支数目通盘核算，一、本年收入，直隶各省地方丁口田地杂项共银二千九万六千一百余两，正统杂税盐课等项共银三百二万六百余两，各地关税银六十二万七千九百余两，典当税钱息银五万三千九百余两。至于裁减官员经费、师生空缺、杂税赃罚以及各年各项未完，还有奏销存剩等项原本没有定额，都等到年终报到后查算。现在将已报到的各项数目计算，共银一百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余两。以上总共银二千五百二十二万七千三百余两，其中扣除拨给各省各年兵饷以及采买织造等项不足的银共三百一万四千八百余两，尚余银二千二百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余两。这是当前收入的大致情况。以本年支出计算，一、各省镇十分兵饷，根据该督抚报到的确切数目，共需银二千二百五十万九千七百余两；二、诸王以下满洲官员命妇俸饷，大约需银九十八万二千余两；三、汉文武官员俸薪，大约需银四万余两；四、披甲兵饷并京营兵饷，共计需银一百五十二万二千二百余两；五、八旗射箭及差往公干路费月费等，大约共五十万一千八百余两；六、京通办买豆草，大约共二十余万两；七、江南浙江织造采买纸布等物，大约需银四十万余两。这是本年支出的大致情况。钱粮收入不足支出，奉旨会议，户部反复思考，并没有另外充足的策略，但在外官兵似乎过多，应当参照各省要冲偏僻情况酌情裁减，又将在省驻防官员及满洲汉军等官员的家口马匹酌情裁减，而冗兵冗费一时裁汰殆尽，从此量入为出，永远没有匮乏的担忧了。

按明朝正德年间，亲王三十，郡王二百一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文官二万零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兵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零五千八百，吏员五万五千。他们的禄俸粮食大约数千万，天下夏秋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余石。支出多收入少，所以王府长期缺乏禄米，卫所缺乏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官俸廪粮。极盛之时，已经如此。等到沿袭已久，文武官员更加冗杂，士兵更加虚冒，名义上投占徒众，烦扰抽补召募，名数日益增加，而实际效用日益减少。加上冗费没有常规，财力怎能不耗尽？百姓怎能不穷困？本朝有鉴于此，早议节约，其思虑深远啊。

△安限催征

规定期限催征。催征的方法，明朝万历以前，都是本年十月开征，到次年年终奏销。遇到农忙之时，就停止催科以养护民力，不使民力枯竭，使得一年所积累足够完纳国家赋税，不必向人借贷，不至于变卖财产赔补。因此下不紧迫而上有余裕。到明末战争兴起，粮饷逐渐增加，于是到了预征的地步。其后习以为常。我朝定鼎以来，战争未息，军饷不可废弛，所以因循未改。

康熙六年五月，顺天府尹李天裕条陈上疏称：征收钱粮，正项之外，又有杂项；杂项之外，又多勒索。如兵马经过，除粮草供给外，有槽枥人夫的摊派；官员过往，除下程小饭外，随即有公馆安置的摊派；起解钱粮，除额定水脚外，又有帮贴盘费的摊派；差提兵饷，除按数征解之外，又有来差饮食的摊派。诸如此类，无年不征，无月不派，一年没有安宁之日，百姓困苦，原因就在这里。臣查《赋役全书》，有夏税、秋粮食项，正项杂费都在其中。臣请求夏税定于五六两月

译秋粮的征收期限定在九月和十月，都要按照《全书》中的款项缴纳完毕，其余月份不允许征收。如果在期限内没有缴完，就将里书、里长戴上枷锁责打以示惩戒；如果在期限外征收，就允许百姓诉讼控告，参劾治罪。这样征收就有固定的月份，而百姓知道没有不固定的摊派，即使有贪官，也没有办法肆意行奸了。户部覆奏，皇帝下旨说：“这征收钱粮的事，就按照李天裕所奏的办，夏税定在五月和六月，秋粮定在九月和十月。”

译科臣姚文然接着又分条陈述：按照催征兵饷的旧例，四月内完成三分之二，八月内全部完成。旧例规定的完成期限在八月，新例开始征收的期限在九月，相隔时间并不太远，或许可以边征收边解送，不耽误军需。如果明年兵饷开支在正月，而民粮开征在五六月，相隔将近半年，怎么能够边征收边解送，不耽误军需呢？臣查每年兵饷大约共计两千多万两，按一季计算，应得五百万两。除去今年各处裁减士兵节省军饷，定额未到，难以预算，粗略计算，明年春季一季的军饷恐怕还需要四百万两。又查各省钱粮，除地丁银外，其余最多的是盐课，其次是关税，再次是芦课、钱息、当税等有定额的银两，每年大约共三百九十多万两。然而有的按季征收，有的逐月收取，加上杂税、赃罚等原本没有定额的项目，粗略估计明年春季一季的收入不过一百多万两。合计明年春季一季的收入，比一季的支出，大约需要预先筹措三百多万两。如果等到临时由督抚上奏请求，那么军需紧迫，势必无法无米之炊，恐怕将皇上恩旨规定的期限，不得已又商议变更，岂不是辜负了皇上爱民缓征的良法美意吗？请敕令户部迅速斟酌商议，只要使明年春季兵饷筹措有法，那么五六月内征收的春季银两，便足以拨付夏季的军饷。此后各季兵饷都是先征收后拨付，源源不断，可以长久实行，军民都依赖于此了。

户部议覆：查得康熙七年正月至五月，大约需要军饷银七百五十多万两。康熙六年各省减省钱粮，有的陆续报到，有的节省与条例不合又被驳回，虽然查出各项存剩钱粮，都是零星款项，只能弥补不足之数，万万不能调拨。明年自正月至五月，七百五十多万两的军饷，至于夏税秋粮两项，查《赃役全书》内，如江南的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镇江等府州，湖广、广东、江西、山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都不区分夏税秋粮。如江南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江宁、苏松、常州等府，直隶、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虽然区分夏税秋粮，其夏税仅有十分之二三，而秋粮则有十分之七八。计算五六月征收的夏税，数量很少，万万不能供给上半年兵饷之用。此外虽然有盐课、关税等项目，也必须按季征收，赃罚杂税原本没有定额，而兵饷是计口授食的需要，怎么能长久等待？该臣斟酌商议：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将钱粮定为三分，四月完成二分，八月内全部完成为限，太逼迫小民，难免遭受催征之苦。现在按照钱粮考成则例，都以五分为率，征收钱粮也以五分为率，不必区分夏税秋粮。每年在四月内征收二分五厘，九月内征收二分五厘全部完成，命令有司将征收过的钱粮如期起运解送，以救济士兵口粮。这样那么百姓催粮可以宽松，而兵饷也不致有误了。奉旨：先前因为未收获以前征粮苦害百姓，所以命令等其收获，将钱粮定为春秋两季征收。现在你们部规定分数征收，不合，着仍遵从前旨意执行。这拨春季兵饷，着从裁扣节省钱粮及现存钱粮中酌情拨付。

后来户部在恭请斟酌恢复旧章等事案中议覆：夏税五六月才开始征收完成，拨付云南等省兵饷，必须数月才能到达，导致耽误半年兵饷；秋粮九十月内征收完成起运解送，也需要数月，年终才能到达。而且正月至六月难得此拨给钱粮，兵饷事关重大，征收钱粮之处应照世祖皇帝时规定的旧例执行等语。奉有俞旨，仍照旧催征。

九年闰二月，科臣吴国龙分条陈述疏称：缓征之所以难以实行，只在首年春季兵饷无处支出罢了。臣查户部疏内，康熙九年兵饷每年需要钱粮一千六百余万两，春季大约需要银四百多万两。现在斟酌拨付九年兵饷疏内现拨八年以前存剩银三百二十多万两，那么九年春季全饷所缺的不过八十万两而已。而八年钱粮除拨付九年兵饷外，大约还存剩六七百万两；九年钱粮除拨付九年兵饷外，大约还存剩下八九百万两；而淮浙盐课等项目还在外。那么趁此时实行缓征的仁政，以大大畅达皇上爱民如子的盛心，岂不是万世一时的良机吗？或许有人认为协饷与本省兵饷不同，如果迟至四月开征，恐怕对于起运解送远省夏季协饷反而导致有误。臣又查云南、贵州等处七省协饷总共三百七十六万多两，每季大约协饷九十多两。如十年分春季兵饷协饷都从九年分存剩银两中拨付外，仍将九年分存剩银两再拨付九十万两给十年夏季协饷，这样合计十年分春季兵饷协饷及夏季协饷共拨付九年分存剩银不满五百万两，比起康熙九年分拨饷疏内所拨上年存剩下的数目只多一百八十万两，而缓征之

译如果缓征之法可行，那么协饷的期限也就不会耽误了。户部议覆说：查得各省兵饷一季需要银两约三百六十万万余两，加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征收的钱粮不多，全靠协饷接济。如果按照有钱粮的省份在四月内开征解送，必定会导致延误，不得不预先拨给春夏两季的饷银。如果预先拨给，又需要银两八十七万余两。如果各省一季，云南等四省两季的钱粮都这样预先拨给，总共需要银两四百五十四万余两。康熙九年分拨剩下的银两九百余万两，既然足够拨给十年分各省的兵饷，应当批准科臣的条议。但是九年存剩的银两虽然有定额，倘若遇到水旱灾害，百姓拖欠导致缺额也无法确定，况且如果有紧急事务就会造成延误。现在科臣的条议不便立即实行，仍然遵照先前的旨意，在钱粮充足的时候奏请实行也可以。奉旨依议。这是缓征之法尚有待于国计和民情，两者互不妨碍，然后才可以长久施行而无弊端。调剂盈余以救济不足，在于主持筹划的人多加留意罢了。

译△漕粮

漕粮科臣徐惺上疏说：“明朝初年漕运的旧例，都是百姓运输粮食交付给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个粮仓，再由军船接运入京，通州两个粮仓称为支运，每年四次运输以抵达通州。到了宣德年间，百姓将粮食运到淮安、瓜州，补给脚价等费用，兑换给军丁，而直隶各省的军队各自在附近的水次领取兑换，这称为兑运。成化年间又废除了瓜州、淮安的兑运，命令里河官军驾驶江船在江南水次接受兑换，长途运输到通州，这就是今天实行的办法。”

考察明朝末期的漕运方法共有五次变化：一是海运，二是海陆兼运，三是支运，四是兑运，五是改兑。实际上漕运方法只有三次变化：起初是海运，接着是海陆兼运，然后是漕运。后来漕运的方法又有两次变化：起初是转运，接着是兑运。后来兑运又有支兑、改兑、遮洋之分。总体上还是海运，只是不从太仓开船出海，绕出登州、莱州的大洋，只从天津进入海运到蓟州罢了。转运虽然变成了兑运，但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个粮仓仍然存在。改兑就是把支兑改为兑运，其作为兑运这一点是一样的，并不是变化。现在考察洪武末年及永乐初年，苏州、松江、浙江的岁粮都输送到太仓，由海道到达直沽。洪武年间，航海侯张赫、轴轳侯朱寿，以及永乐初年的平江伯陈瑄都督管海运。等到建立北京后，江南的粮食一部分仍然海运，一部分渡江由淮河进入黄河，抵达阳武后陆运到卫辉，沿着卫河逆流而上到达通州。永乐五年，议论的人说北京的军饷河运不能供给，必须兼用海运。现在海船少，每年运输不过五六十万石，而且没有设置官员专门统领，事情不归于一处。请求在太仓设置海道都漕运使司，选择文武大臣中公正勤勉廉洁干练的人充任使者，行文移交给布政司，提调各卫所的海船以及出海的官军。明成祖命令再次商议。九年才命令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人发动山东十六万五千人，疏浚元代的会通河，从济宁到临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行漕船。十年，宋礼说海船建造太紧迫，请求建造浅船五百艘，由会通河运输淮安、扬州、徐州、兖州等郡的粮食一百万石，补足海运一年的数量。十二年，陈瑄等人开始提议转运，苏州等府以及兖州送到济宁仓，河南、山东送到临清仓，交收浙江以及直隶的官军在淮安运到徐州，京卫官军在徐州运到德州，山东、河南官军在德州运到通州，称为支运，一年四次转运。十三年，增造浅船三千多艘，于是废除海运遮洋船。兑换三十万石，其中六万石进入天津仓，二十四万石在直沽渡海进入蓟州仓。江南巡抚周文襄提议，里河百姓运输多耽误农时，才开始让百姓在淮安、瓜州补给脚价，兑换给运军，卫所发出通关凭证缴验。宣德八年，参将胡亮说，江西、浙江、湖广、江南的船只各自回到附近的水次领取兑换，南京江北的船只在瓜州、淮安领取兑换，那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仓仍然支运十分之四。浙江苏州、松江等船只，各自在本司府领取兑换，不够的仍在瓜州、淮安交兑。那北边一带，如河南彰德在小滩，山东济南州县在济宁，其余水次仿照此例。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提议废除瓜州、淮安的交兑，里河官军将江船在江南水次交兑，百姓增加过江的费用，视远近作为差别。十年，提议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粮食七十万石，改为在水次兑换给军队，称为改兑。

总漕林起龙上疏说：“东南每年漕运四百万石，转运到天子的粮仓，关系到军国大事。凡是在漕储等官员，首先计算空船早日返回，抵达水次修理船缝，冬天兑换刚完毕，督促开闸起帮，节节催促，处处鞭打驱赶，循环不断，才符合一年的定限。以一年来说，北方风寒，十一月结冰，天津、临清以南一带，没有不结冰的河流，到二月才开冻。一年之中，只有八个月的时间，往返六七千里水路，而逆风暴雨不能牵引，耽误时日尚且不计算在内。通漕计算船只约有六十多只，稍有阻滞，到达通州必定迟缓，到达通州迟缓则返回空船必定迟缓，返回空船迟缓则回到卫所必定迟缓，回到卫所迟缓则修理船缝必定迟缓，修理船缝迟缓则前往水次必定迟缓，前往水次迟缓则接受兑换必定迟缓，接受兑换迟缓则开帮必定迟缓。即使昼夜不停，要求冬天兑换、冬天开帮的期限，五月间全部通过淮安，万万不能。如果一旦遇到冰冻阻滞，沿河敲冰，费尽官民的力量，终究对漕运期限无济于事，这是因为拘泥于有限的日期。”

康熙五年起运漕粮数目，山东省应运输北正耗尖米二十四万七千三百六十六石余，河南省应运输北正耗尖米一十九万一千二百七石余，浙江省应运输北正耗尖米六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石余，江南省除去截留京口兵米五万三百八十七石余，巡抚所属应运输北正耗尖米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五石余，江西省应运输北正米四十四万六千八百六十二石余。

六年十月，台臣田六善条陈仓粮情况，这是披甲兵丁按口授食的所需。米潮湿则在舀取时亏损，烂米带土则在簸扬时折耗。对于富有者已经耗费周旋，对于贫者更加滋生

译困苦。臣认为，要想使仓库中的粮食必定洁净、必定干燥，务必应当从清理仓廒开始。臣请拿漕运的则例来说明：经纪将米运到大通桥，大通监督查验米的色泽，除了泥土潮湿的不收之外，每船抽取四袋，如果重量不足，就按船计算赔偿，这是应当严厉追究经纪责任的。车户将米运到各仓，各仓监督查验米的色泽，除了泥土潮湿的不收之外，每次抽取一袋，如果重量不足，就按车计算赔偿，这是应当严厉追究车户责任的。这样，潮湿的米就不能进入仓库了。即使偶尔没有察觉，而有湿米，仓库中必定有三晒的规定。米如果真的经过三次晾晒，怎么还会再潮湿呢？这样，带土的米也不能进入仓库了。即使真的没有察觉，而有土米，仓库中必定有三扬的规定。米如果真的经过三次扬弃，怎么还会再带土呢？然而扬晒终究属于虚文，食用的米终究多有带土潮湿的，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在于仓廒储存不清。臣查阅循环册籍，有这廒旧米尚存，又放入新收米的；有这廒未经放完，又开启那廒的。要追究前任官员吗？那么后任官员也有新入库的米。要追究后任官员吗？那么前任官员也有旧存的米。前后混杂牵连，历年情况不明，数量尚且难以查清，米的带土潮湿从何考证呢？臣认为，一个廒应当清理一个廒的数量。臣查今年京通两仓大约进米二百八十余万石。臣查每年定额支出的米约一百五六十万石，如果发放涝粮，动辄达到一二百万石不等。倘若旧米依次出库，新米依次入库，前后腾挪，廒房也足够使用。如果发放涝粮，那么一年所收的米数一年就可以清理完毕；即使不发放涝粮，那么一年所收的米数两年也可以清理完毕。果真这样实行，不仅米的带土潮湿难以掩盖，而且仓库粮食没有日久短缺的弊端了。原因之二在于责任不专。臣见户部题报差遣监督因丁忧等事故，既然不能确定，那么前后差遣自然不能整齐划一。有的是一年粮食尚未收完就已经更换官员的，有的是一年粮食已经收完而尚未替换官员的。前任官员想要尽职吗？后任官员如果有懈怠松弛，未必不会连累前任官员。后任官员想要尽职吗？前任官员如果有疏漏空隙，未必不会连累后任官员。交接难以查清，于是产生推诿。推诿相沿成习，米有带土潮湿，谁来过问呢？臣认为，一个官员应当清理一个官员的事务。京官差委不同于外官，早晨接受命令晚上就可以上任办事了。一年的米，就应当责成一年的官员。即使有丁忧等事故，后任官员只应补足前任官员同年的数量。比如天字廒收米若干石，就注明经管官某人，吏某人，其余廒房仿照此例。造册上报户部，如果这廒有土，就责成这廒的官吏；那廒有湿，就责成那廒的官吏。果真这样实行，不仅米的带土潮湿有了归属，而且各官没有彼此推卸的余地了。此外臣还有请求，积蓄储备是用来防备不测的。臣查前朝京仓实际廒房有一千四百五十四座，我朝京通两仓共计实际廒房只有四百余座。发放常支则一年的米不足以供给两年的需要，发放涝粮则一年的米只够满足一年的使用，积蓄全无，关系非同小可。此后应当如何酌情节省，恳请皇上一起敕令户部议覆施行。

译根据经部复查，经纪车户运输米粮、桥仓监督在抽取检查时发现短缺，均按短缺数量计算赔偿；并且米粮需晾晒扬净、干燥洁净后进仓，必须将旧米发放完毕后，再接收新米，这些都是臣部已经确定的现行办事惯例，无需再行查议。至于“此廒尚未收完，又开启彼廒”等说法，经查，发放米粮时，每个粮仓按照字号，根据所放米粮的数量分配廒座进行发放，在此廒米粮未发放完毕之前，不允许再开启彼廒，也不得挑选越级领取。每次发放米粮时，都发布告示禁令，应移文通知仓场，再次严禁。每个廒座接收多少米粮，注明负责的官吏人役，这是现行的则例。其中，官员应当清理各自的事务，查得各仓的差役，规定每三年更换一次，如今一年未能清理一次，仍应在差役期满之日，将仓中剩余的米粮彻底清理清楚，移交给新任官员，如果米粮中掺杂泥土、潮湿或短缺，就对负责的官吏人役进行议处，已有定例，应仍按从前遵行。对于差役期间遇到丁忧等事故，由新官接替的，也只是接管并补足前任官员的年限，这样责任专一而不至于推诿。至于说一年的米粮发放常规支用不足以供应两年的需求，发放涝灾救济粮仅够一年的使用，此后应如何酌情节省等缘由，查得漕粮起运进仓都有定数，所有官员的俸米以及披甲人役的米粮，都各自按照官员品级、披甲人役的数量支给，没有另外节省的空间。

盐课：四个盐差，长芦兼辖山东，共计课银五十多万两；河东兼辖山西陕西，共计课银三十多万两；两淮共计课银二百多万两；两浙兼辖江南四府，共计课银四十多万两；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盐课，共计二十多万两。

关税。康熙八年的关税数目：崇文门定额税银八万五千两零，左翼税差六千两零，右翼税差六千两零，张家口定额税银一万两零，杀虎口一万三千两零，浒墅关定额税银十四万两零，芜湖关定额税银十二万两零，北新关定额税银九万两零，九江关定额税银九万两零，淮安关定额税银五万两零，太平桥定额税银及盐利银共四万两零，扬州关定额税银三万两零，赣关桥定额税银三万两零，天津关定额税银三万两零，西新关定额税银二万两零，淮安仓征收税银二万多两，临清关定额税银二万多两，凤扬仓征收税银二万多两，穵运厅定额税银六千两零，居庸关定额税银三千两零，徐州仓征收税银三千多两，德州仓征收银七百两零。

钱法。宝泉局每年各关解送缴纳的铜斤共计二百二十八万五千多斤，定额银十六万两。宝源局每年各关解送缴纳的铜斤共计一百二十万斤，定额银八万四千两。每文铜钱铸重一钱四分，折合银一厘。每铜一百斤，除去损耗铜及扣除工料之外，实际缴纳青钱七千五百六十二文，价值银七两五钱六分二厘。每百斤除去铜本七两，只得到三钱六分二厘的利润。总计两局三百四十八万五千斤铜的数量，仅得到一万二千多两银子的利息。

科臣姚文然上疏说：“铜钱这种东西，少了就流通，多了就壅滞，为什么呢？回答说：储藏它的人少。官府库房和富家大室，早晨收取晚上发放，白银藏累代，铜钱散眼前，这是其一。回答说：运输它的人少。质地重价值低，运输艰难脚费高，白银流通万里，铜钱流通百里，这是其二。回答说：使用它的人少。购置产业经商，大多地方不用，买斤盐斗米，用处不多，这是其三。有这三个‘少’的缘故，那么这种东西不可以过多，过多就必然壅滞，这是自然的趋势，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强求，也不是法令所能疏通的。恳请敕令户部速议，各省开铸铜钱，应该停止的停止，应该减少的减少，各自顺其便利，国家财政、军队、百姓都有利益。”

礼部

祀典

士额

风俗

祀典。本朝祀典，大致沿袭明朝制度进行增减，所以仪节品数也大致可以参考。按照考核初定，郊庙社稷先农为大祀，后来改先农及山川帝王先师旗纛为中祀诸神小祀。后来又将朝日夕月天神地祇定为中祀，大祀斋戒三日，中祀斋戒二日。祭祀有牺牲，牺牲分四等：叫犊，叫牛，叫太牢，叫少牢。颜色崇尚红色，或黑色。祭祀天地日月加上玉器。玉分三等：叫苍璧，叫黄琮，叫玉牲。大祀入斋宫九十天，中祀三十天，小祀十天。祭祀有帛，大祀中祀在京师使用制帛，制帛分五等：叫郊祀，叫奉先，叫礼神，叫展亲，叫报功。小祀用素帛，礼佛用帛。王国司府州县也用帛，小祀则不用。凡是祭祀都有音乐，音乐分四等：叫九奏，叫八奏，叫七奏，叫六奏。奏乐有歌有舞，歌唱在堂上，舞蹈在堂下，舞蹈都是八佾。佾舞有文舞有武舞，先师用六佾，去掉武舞。小祀则不用。

南郊皇天上帝，南向东一坛，白天明亮；西一坛，夜晚明亮。东二坛，二十八宿；西二坛，云神、雨神、风神、雷神。

译北郊祭祀皇地祇，北面朝向东设一坛，供奉中岳；东岳，南岳，西岳，北面朝向西设一坛，供奉中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面朝向东设二坛，供奉东海，西海，南海，北海。西面朝向西设二坛，供奉大江，大淮，大河，大汉，朝向东。

译东岳泰山之神，在山东济南府泰安州祭祀；西岳华山之神，在陕西西安府华阴县祭祀；南岳衡山之神，在湖广衡州府衡阳山县祭祀；北岳恒山之神，在山西浑源州祭祀；中岳嵩山之神，在河南河南府登丰县祭祀；东镇沂山之神，在山东青州府祭祀；西镇吴山之神，在陕西凤翔府龙州祭祀；南镇会稽山之神，在浙江绍兴府会同县祭祀；北镇医巫闾山之神，在辽广宁祭祀；中镇霍山之神，在山西平阳府州祭祀；东海之神，在山东莱州府掖县祭祀；西海之神，在山西平阳府州祭祀；南海之神，在广东广州府祭祀；北海之神，在河南怀庆府济源祭祀；河渎之神，在山西平阳府州祭祀；江渎之神，在四川成都府祭祀；济渎之神，在河南怀庆府祭祀；淮渎之神，在河南南阳府唐县祭祀。

历代帝王庙每年仲春、仲秋派遣大臣祭祀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皇帝、汉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分为五室，每室用太牢一，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从祀的名臣有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伯颜，共三十四人，列于两庑，每庑二坛，每坛用少牢一。周文王、唐高祖及守成贤君，令所在有司每年春秋在陵墓祭祀。嘉靖九年，改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孔子四配为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从祀及门弟子称先贤，左邱明以下称先儒，去塑像设木主，尽罢公侯伯诸封爵。申党、申枨二人，存枨去党；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十三人罢祀；林放、蘧瑗、郑玄、郑众、卢植、服虔、范宁七人祀于其乡；进后苍、王通、胡瑗、欧阳修、陆九渊从祀。改称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别立祠祀齐公叔梁纥，称启圣公，孔氏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称先贤，程珦、朱松、蔡元定从祀，称先儒，撤无繇、点、鲤从祀。明臣吕坤曰：“国之大事在祀，而须知三十一款，首曰祀神。且学古入官，惟有两重，夫非人民社稷乎？若今之祀事，不若不祀，犹免祸于神明耳。坛壝庙宇，宿莽积尘，神主龛笼，倾欹破毁，几案皆鸟鼠之踪，庭除有人畜之粪。及祭祀届期，斋戒视为虚文，执事何尝告戒，拂拭者垢腻重重，涤濯者污浊累累，菹醢不问熟生，牺粢未知精洁，连泥带草之菁芹，含蛀蒙尘之栗枣，凡百供陈，尽托仆隶，师生且不躬亲，有司安肯省视，不过五鼓排班，勉强一拜而已。夫颁赏下人，犹必有礼，乃恭承大事，全不经心，鬼神无知，祭可已也；鬼神有知，宁不吐乎？此与放而不祭，谓祭无益者，相去无几矣。夫尊功德，以劝烝黎；祈报春秋，福境土。是有司一身，神民所也。况修葺整饬，费几何？厯览严督，劳几何？是可苟也，宁有不苟者乎？”

△士额

士额，入学额数，顺治四年，礼部分定，大学四十名，中学二十五名，小学十二。顺治十五年，会议照万历年间入学，大学不过二十人，大州县不过十五。满洲蒙古汉军子弟有通汉文才之士，情愿作汉文考试者，礼部移顺天学院，将满洲蒙古另编一号，汉军额驸下者与汉人同场考，照文优即入顺天府汉人生六十五名数内。其乡试时行顺天府，将满洲蒙古另编一号，汉军额驸者同场作汉文考，照文优即入直隶举六十三名数内。取中会试，亦将满洲蒙古另编一号，汉军各额驸下者与汉人同作汉文考。康熙八年，乡试将满洲蒙古编满字，共取举十名，汉军额驸下编合字，共取举十名。会试时亦另编字，满洲蒙古取进四名，汉军及额驸下亦另编字，取进四名。九年二月，又议暂将八旗满蒙考取生四十名，如以后考之人繁多，另议增额。

浙江督臣赵廷臣疏曰：“国家肇兴，必由于作人，王政先，务期于得士。盖天人才，原以供一代之用，故凡小中有才干心思者，古先圣必取而养之学校，课其德，贡之于大廷。此其意，岂仅为人计功名哉？诚

译因为人生来就有才干和心思，如果用功名来笼络他们，那么他们的念头就有了归宿；如果把他们抛弃在闲散冷落的境地，对外受到乡里人的讥笑嘲讽，对内遭受饥寒的困迫逼迫，想要他们不陷入困境而走投无路，这是很难的。由此可知，功名这一途径，之所以能够伸展天下的士气，正是用来安抚天下士人的心啊。

臣知道皇上廓清仕途，深深忧虑官位壅塞停滞，士人数量过多，所以有严格选拔士人的功令，大县十五名，中县十二名，小縣七名。这真是选拔杰出人才、宁缺毋滥的盛大典礼。

只是想到从前选拔士人的名额很广，所以人人都踊跃走上功名之路，而没有放荡不羁、难以驾驭的忧虑。如今名额既然少了，天下最大的县，百姓不止数十万，中间有才干心思的人，难道只有十五人、七八人吗？难怪会出现那些像金属在炉中跳跃般不安分的百姓，小的方面舞弄文墨、好打官司，大的方面窝藏盗贼、蓄养奸邪，日复一日，有逐渐恶化到不可问津的地步了。

臣愚昧地认为，选拔士人的名额，关系到个人的功名虽小，却关系到天下的人心很大。斗胆请求皇上从治理太平的角度出发，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增加选拔士人的名额，使得开科取士的典制更加宽广，而教化感动的休美之效得以汇聚。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译风俗。康熙四年五月，浙江总督赵廷臣在条陈疏中说：古人曾说，奢侈的危害比天灾还严重。我因此对奢侈不可作为准则感到警惕。天地虽然有自然的恩惠，比如百谷出自田野，必须辛勤劳作才能收获；百货产自山泽，必须采集捕猎才能积累。诸如工匠商贾杂业，换米吃饭，砍柴做饭，没有一样不是经过经营勤劳辛苦后才能得到的。财富的产生如此艰难，如果使用它像泥沙一样随意，可以吗？不可以吗？我私下看到近来风俗奢侈，一件衣服，极其华美，平民僭越比拟公卿，仆隶也穿绸帛，也曾想到女红机匠在风雨寒暑中，一丝一缕的辛苦吗？一顿饮食，极其珍贵，水果菜肴不是异品，食物不摆满桌子不敢宴请宾客，也曾想到渔人牧童在寒江蔓草中迎风露宿的辛勤吗？一件器具，极其精工，没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们争着认为鄙贱，也曾想到竹头木屑都是百工手足拮据而成的吗？一所屋宇，极其精美，不论贵贱，不分高低，装饰不过分，人们耻于认为简陋，也曾想到破屋荒檐中有人卧湿眠霜而风雨无法遮蔽吗？以及结婚必须借贷以求胜过别人，出嫁必须倾尽囊袋以装饰妆奁，安葬耗尽中产之家的财产，倾尽上等农户的资财还不够，民间的奢侈靡费无处不盛行，百姓的财力物力无日不消耗。因此平民崇尚这个，住在乡下必定盗窃；士绅崇尚这个，做官必定受贿。民风日益败坏的原因，官场日益贪婪的原因，大都是奢侈的缘故。如果不早点挽回拯救，那么滥觞不止，物力枯竭而凋敝随之而来。那些愚民知道什么，等到他们穷困了再议论节约，就晚了。明朝大臣吕坤说：宋儒罗从彦说，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事务，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情。上面有教化，下面就有风俗。风俗的好坏，其关键本来不在百姓。我从前巡视东省，遍访民间，有怜悯老父孤寒，冬月共榻暖足，因为妻子不高兴就休妻的；有以两驴赶脚为生，忽然被邻居偷去，后来事发召来认赃，那人说‘他借我的驴很久不还，不是偷’，于是盗贼得以脱免的；至于贫家妇女，少年守节，艰苦终身的，往往有之。这些都是穷乡远镇，单族寒丁，在那里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名声，官府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善人以及所称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都是力足以使名声传播的。或者城中容易知道的，至于乡饮所举荐的，不论有德无德，只尊重爵位；乡贤所录入的，不论公是公非，只重视体面。乐善好义的君子，没听说奖赏；一人犯法警戒踪迹，人户没看见示惩。唉！哪里没有良民？什么百姓没有良心？上面不重视德行，却希望百姓兴起实行，不也很难吗？

赵季明族葬图说：宗法败坏很久了，人的族属散乱没有统纪，虽然奉先的祭祀，仅伸展到四亲，而袒免以还不再互相记录，能知道同享其所自出的人很少了。幸好周礼没有泯灭，族葬之类还有一二存留的，比如祖茔拜扫，疏远的人都聚集，馂福祚相劳苦，叙说阔别，尚可见同宗的情意。但是葬者惑于流俗，困于拘忌，坟墓丛杂，昭穆淆乱，使人无法辨识，又或许子孙丰显，耻于葬在下列，另建兆域，以远离其祖，这都是可恨的。现在取墓大夫、冢人的意义，参酌时宜，为此图说，藏在祠堂，留给宗人，使凡有丧事，按图下葬，没有纷纷的议论。大概家的祭祀止于高曾祖考，是亲亲；墓的葬则以造茔者为始祖【指从他国迁到此地，死后子孙始造茔而葬的。墓居茔的中央，北首。妻死则祔其右，有继室则妻居左，继室居右。二人以上则左右依次祔。其有子的妾，又居继室的次位，也都与夫同封。按礼虽然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周礼昭穆的制度，昭穆尚左，所以不得不遵用】，子不别嫡庶【不分谁是妻及继室所出，谁是侧室所出】，孙不敢即其父【不分兄或弟所生以及嫡庶贵贱】，都以齿列昭穆【诸子葬祖的东南昭位，北首并列，以西为上。正妻继室有子的妾各祔其夫的东，仍都与夫同封。诸孙葬祖的西南穆位，北首并列，以东为上。妻继有子的妾各祔其夫的西，其余与昭同。凡昭穆的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距各九步，取阳数法。每列东西则不可预分，因为所葬人数多寡难以前定。至于贵与贱，碑表存在，为人子弟的不可以此而不序天伦】，尊尊也【知道有其祖而不敢私祔其父】，曾玄而下左右祔【诸曾孙不分哪房所出，都序齿列葬子的南，玄孙序齿列葬孙的南】，以其班也【左都叫昭，右都叫穆】，昭与昭并，穆与穆并【兄弟同列祖孙同班，在昭位就用昭制，在穆位就用穆制】，百世可行也【六世孙在曾孙的

译南七世孙位于玄孙的南面，八世孙位于六世孙的南面，九世孙位于七世孙的南面，即使到了百世，也都可以在这里附葬。昭位崇尚左侧，穆位崇尚右侧，这是为了体现尊贵且靠近祖先的原则（以靠近祖先的墓穴为上）；头朝北，是为了指向幽冥之地。正妻与继室如果没有子嗣，与丈夫合葬，是为了尊崇正统的地位。妾室附葬（正妻称为“合”，妾室称为“从”），母亲因儿子而获得尊贵地位（有儿子才如此）；降低女君（妾室）的地位，是为了明确贵贱之别（按照韩魏公安葬生母胡氏的规矩，她的棺木比适夫人退后一尺左右，所以现在认为凡是妾室的棺木应当比正妻、继室稍靠南一些）；与丈夫同在一个封土下，表示他们属于同一人。那些被休弃或改嫁的，即使是宗子的母亲也不合葬，因为情义已断绝。男子长殇（十六至十九岁）占据成人的位置，这是遵循父亲之道。中殇（十二至十五岁）和下殇（八至十一岁）安葬在祖父墓后，表示他们尚未成年（十六至十九岁为长殇，十二至十五岁为中殇，八岁至十一岁为下殇，凡是已婚娶的即为成人，所以现在让长殇占据成人的位置，中殇如果已娶妻也如此，未娶妻的与下殇一起安葬在祖父墓的北面稍偏东的地方，殇女安葬在祖父墓的北面稍偏西的地方，祖父墓的正北面不可向下挖穴，该地东西方向空出三步，象征天、地、人三才。凡是殇者，如果是祖父的儿子和女儿，他们的墓距离祖父墓北面六步；如果是孙子，则在儿子墓的北面；孙女则在女儿墓的北面；曾孙、玄孙以下，都重复排列，头朝南，每一列从墓穴中心向南北延伸，也相距六步，这是取法阴数。大概昭穆前引取用阳数，殇后引取用阴数。凡安葬在此的人，男子先去世的居西，后去世的依次居东；女子先去世的居东，后去世的依次居西，都不按年龄长幼排序）。排序不按年龄，是因为不期望他们夭折（如果弟弟先葬而预留哥哥的墓穴，那就是预期哥哥会夭折）。男女位置不同，是取法阴阳（男子居祖父墓北面的东侧，女子居祖父墓北面的西侧）。而昭穆的班次必须分明，不可混乱（男女虽然位置不同，但东西两侧相互对应，必须使每一行共为一列）。祖父墓的北面不立墓穴，是为了避开正位（忌讳它正对着祖父墓的首位）。后葬的人都头朝南，是厌恶脚指向尊位。改嫁回娘家以殇者对待，如同在室女一样（按照程子的说法，被遗弃回娘家的人以殇者的墓穴安葬，所以现在启穴在殇女的位置）。妾室没有子嗣，也陪葬，以恩情始终（始祖的妾室没有子嗣的，也陪葬在女子墓的西侧稍北，头朝南；儿子的妾室与诸女相对，而在始祖妾室的北面；孙子的妾室与孙女相对，在儿子妾室的北面；曾孙、玄孙以下，每一列都如此，而且都头朝南。先葬的居东，后葬的依次居西，不按妯娌年齿排序。按照礼制，古代的公卿大夫为贵妾服缌麻，士的妾室有子嗣也服丧，那么公卿的贵妾没有子嗣也服丧。现在的妾室，没有子嗣的，生前享受诸母的尊贵，死后与路人无异，根据经义推究，我私下觉得不安，所以将她列入墓域内，以推广爱亲之意）。家族合葬，是为了尊崇远祖，辨别昭穆，亲近疏远的亲属，这是宗法制度的遗意。为子孙而安葬亲人，如果不是因为贫困、路途遥远而不附葬于祖先，或者附葬但不按伦常次序，那就是把死者当作非人了。至于焚烧尸体、沉埋骸骨，任由乌鸦老鹰啄食，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还怎么能指望他们侍奉祖先和宗族亲人呢！唉，背离顺理而效法逆乱，安葬不依礼制，用《春秋》诛心的法则来衡量，恐怕也难以免罪了。

译○兵部

兵制

屯田

纤夫

逃人

△兵制

顺治十三年十月，科臣王益朋在条陈疏中说：我朝八旗兵制，由固山统领，分隶于牛彔，有事时抽调出征，无事时回归旗籍，士兵没有固定的籍贯归属，将领没有专属的统辖部队。这种制度完善且详尽，考察前代历史，就相当于唐朝的府兵制。明朝初年，从山海关直到内地边疆，设立卫所，每省设立都司，各边镇设立行都司，统辖卫所，内部则总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设有掌印官和佥书官，由功勋旧臣和重臣担任。各镇总兵都带有都督府的职衔，五军都督府的左右佥书有时奉皇帝敕令外出镇守。各镇总兵官征剿有功，便升任五军都督府官职，以示优待。至于京城设立十二团营，由侯伯及戎政尚书统领，以重兵控制轻兵，内外相互维系，将近三百年没有发生尾大不掉的祸患。我朝定都北京后，只设立八旗，而五军都督府制度于是废止。如今八旗的士兵，就是当年十二团营的士兵。团营的提督和协理官，就是如今的固山额真和梅勒额真。所以京营所统领的军队与八旗兵，都是朝廷的禁卫军，而设立五军都督府，实在是国家优待管理武臣、内外互相调用的权宜之计。现在各镇将领在外勤劳征战，披坚执锐，为我朝除暴靖乱，长期不晋升调动，这不是慰劳臣子人心的做法；而兵权过于隆盛，也不能形成臂指相使的态势。不如仿照明朝旧制，重新设立五军都督府，或者让京官外出镇守，或者让外官升任京职，使各镇总兵官都有升任五军都督府的期望，他们必定会爱惜自己的功名。体制尊崇而兵权逐渐削弱，这也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用意啊。

按：明朝初年设立大都督府，以侄子李文忠为大都督，节制内外诸军事，因为他的权力太重，不久便设立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职。洪武十三年，又因为权力统归一个衙门，便设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在京的各卫所和在外的都司卫所。在京的锦衣卫等亲军、上直卫，又不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如果有征讨战事，由公、侯、伯及三等真署都督担任总兵官，称为挂印将军。又京营操练的方法，洪武时只有五军营，分大小教场在城外、城内操练。永乐初年分为三大营，叫五军营，有步队、马队，专门教授阵法；叫神机营，都是步队，练习火器；叫三千营，都是马队，专门扈从出入，管理车辇、宝纛等事务。每营由公、侯、伯三人担任提督某营总兵官。景泰三年，于爵建议从五军、神机、三千营中选拔精勇士兵合营团操，称为团营，而原营的名称最终没有改变。比如从三千营选拔士兵在立威营团操，就称为立威三千营；五军、神机营也如此。这三营设有团营，就是选拔精锐先锋。大概兵权不宜轻易授予，武臣不宜权力偏重，所以明朝初年的兵制，在京营操练的官员只管操练，没有开设衙门，也没有印信。在京的五军都督府有衙门印信，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至于军营操练，除非特别任命，不得干预。大概五军都督府、三大营、十二团营的职责不相侵犯。至于出征，也不止任命一名大将，必定选拔两三人，名位、谋略、勇气相当的人共同使用。出兵之日，赐予平贼、讨贼等印信，或称将军，或称副将军，或称大将军，随时酌情授予，必须由兵部题请，五军都督府也不得干预。战事平定之日，将领回归都督府，军队回归军营，印信回归朝廷，其用意可想而知了。

△屯田

屯田。康熙六年九月，台臣萧震在条陈疏中说：“臣听说宇宙之内，有根本的财富。运用人力，尽地利之便，顺应天时，辨别原野洼地沃土的适宜性，以获取五谷六畜的用途，这就是就地生财、借田养兵的说法。然而自古以来的帝王，在争战之后，就在祸乱刚平定之时确定兵制，大概是因为人口减少，土地抛荒，可以相度经营，作为开疆守土的谋略。如果拖延几十年之后，那么土地都有主人，百姓难以多次调动，于是导致烦重抵触而不能施行。所以屯田贵在及时，而确定时机是难得而易失的。”臣以当今的时势衡量当今的土地，可以屯田的地方，没有比黔蜀更好的了。蜀地居上，黔地次之。四川巡抚的奏疏中有“遍野皆荒”的话。贵州查得有荒田八千多顷。如果不趁现在及时早作规划，那么用中原的力量来供养一隅之地，用一百二十多万两来供养蜀地三万多营丁，用六十多万两来供养黔地五万多营丁。在承平时期，年年输送军饷，月月运输粮草，尚且有外省转运之苦，本省匮乏之忧。如果遇到水旱灾害，不时警报，那么民力大大困竭，边疆骚动，将用什么作为事先的谋划，使之有备无患呢？又说：“天下户口经过明朝末年的凋残之后，至今没有恢复，所以各省荒田还有四百多万顷之多。难道可以实行于士兵，唯独不可以实行于投诚之人吗？以每兵五十亩计算：如河南荒地五十万六千五百多顷，现驻投诚官兵一千八百八十七名，应该给田九百四十三顷五十亩，每年节省俸饷银二万七千五百多两，米

译七千余石；山东荒地三十四万四千三百多顷，目前驻扎的投诚官兵二千六百三十四名，应当分配田地一千三百一十七顷，每年节省俸禄和军饷银四万一千一百多两，米九千六百多石；山西荒地一十五万二千六百多顷，目前驻扎的投诚官兵一千一十二名，应当分配田地五百六顷，每年节省俸禄和军饷银一万三千三百多两，米三千七百多石；江南荒地一十三万九千一百多顷，目前驻扎的投诚官兵二千一百八十八名，应当分配田地一千九十四顷，每年节省俸禄和军饷银三万二千四百多两，米七千六百多石；江西荒地二万二百多顷，目前驻扎的投诚官兵二千六百二十八名，应当分配田地一千三百一十四顷，每年节省俸禄和军饷银三千五百一十多两，米九千一百多石。浙江荒地七千八百多顷，目前驻扎的投诚官兵一千六百名，应当分配田地八百顷，每年节省俸禄和军饷银三万一千二百两，米六千二百多石。以上六省共计荒地一百一十七万多顷，投诚官兵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九名，应当分配田地四千九百七十四顷五十亩，每年节省俸禄和军饷银一十八万多两，米四万三千多石。至于福建，依山傍海，土地狭小人口稠密，投诚人员最多，粮食最少，想要编入军队则难以迅速补充齐全，想要开垦荒地则没有土地可以屯驻，是否应当再按照先前的例子，调拨到荒地较多的省份，使他们得到一视同仁的恩惠，从而更加坚定他们依附效忠的念头，这应当听从兵部斟酌决定最恰当的方案，作为长久之计。随后兵部覆奏，自康熙七年起，每名官兵分配荒地五十亩，从拨给田地之日起，将领们将本官兵每年的定额俸禄军饷全部预先发放，作为购买牛只和种子的费用，从次年起停止发放饷银，仍然在三年之后按照平民的标准开始征收赋税。福建既然没有荒地，应当移驻到河南、山东所驻扎的地方，房屋命令各该省总督巡抚酌情确定分驻地点，预先筹备办理，等到到达各该省之日，立即进行安置。经过各该省总督巡抚时，遇到水路拨给船只，遇到陆路提供夫役，选派干练的官员将领预先催促准备船只和夫役，跟随送出该省边界，即将日期写明上报兵部。至于投诚官员家中人口众多，每五口人增加一倍的田地，选拔技艺勇敢的人留作入伍，其余的全部令其种田。州县官员如果确实能够劝勉开垦，按照平民的标准加级记录功劳，如果调剂无能，听任总督巡抚参奏。

译康熙九年正月，又批复河南巡抚郎廷相的奏疏说：各兵丁的饷银已经用尽，土地尚未熟化，不仅来春农耕无力，而且目前饥腹难忍，应当将各投诚垦荒的官兵，以到达汛期为始，将所给的俸饷按月扣算至年终为止，其次年正月起算给全年俸饷，这样才不至于耽误垦荒。都奉旨批准。而御史熊焯又上疏说：近来看到邸报，垦荒兵丁脱逃的不可胜数。臣认为逃亡之风不可逐渐滋长，开垦必须期望成功。那些投诚而来的人，本来没有生计，土地和饷银就是他们的生计，主帅领取饷银发给兵丁，有无侵吞扣减不可得知。即使发给兵丁了，恐怕这类人向来习惯闲散，主帅稽查不力，或许安坐而坐吃饷银，衣食艰难，只有一条路就是逃跑罢了。大抵新迁移的百姓，困难在于创始，趁此时极力开垦，几年后生计可以恢复，他们自然就不逃跑了。不然，恐怕逃跑将没有止境。

△纤夫

纤夫。科臣徐惺上疏说：奉差官船往来，兵船督抚一旦接到部文就立即出发，道府州县派往民间，遍寻纤夫，每名数两银子，所费不赀，因而贪官污吏借名加派，中饱私囊，且恐怕应付不足，宁多勿少，以一派十，动不动就有一万多人。大约一个月以前就赶赴交界之地，恐怕他们脱逃，将他们关在寺庙里，断绝其出入。在各纤夫携带的口粮有限，而差船到达的日期无期，纵然有贤能的县令，怎能一一供给饮食，以至于饥饿而死的人不可胜计，这是纤夫的一大害处。又在严寒酷暑、阴雨连绵之时，有的衣衫褴褛号啕痛哭，僵卧在路途，又或在酷日炎蒸之下，瘟疫流行，谁为他们疗救，倒毙的几乎一半，偶尔有忍死得以保全性命的，等到船到的日子，赶纤则有鞭打，需索则勒令常例，昼夜不息，衣食不充足，每至前方不能接替，一日而驰数百里，一人而跨越数百里，以至于死在道路上的不知有多少，这是纤夫的又一大害处。

康熙五年八月，兵部议定：自北往南驻防官兵家口与大兵调防护乘坐回空粮船，只依照本船水手纤夫每名每日给米八合三升。如果本船水手纤夫不足，动用该驿站额设的驿夫，如果确实是紧急军务，仍酌情雇觅，事完报销。其自京城各处差遣的官员，在勘合火牌内将船数填给，这有定例，无需再议。其自南往北驻防官兵家回京，大兵调防兵丁乘坐船只，如果逆水头号船只坐五十人，给纤夫十五人；二号船只乘坐四十人，给纤夫十二人；三号船乘坐三十人，给纤夫九人。如果顺水头号船给纤夫八人，二号船给纤夫六人，三号船给纤夫四人。除定此三等船只外，如果小船尽量乘坐，逆水纤夫不过五六人，顺水不过二三人，酌情拨给。如果小河水顺急流无用纤夫之处，仍不准给。该将军都统将大兵起行日期及官兵家口的实数移送该督抚，乘坐头二三号船、小船若干，纤夫若干，立即雇觅逐站接替，额外多索，强行越站并不肖有司私派累民，该督抚立即指名题参重处。如果该督抚徇私隐瞒不举，或被人首告，或科道纠察参劾，事发将该督抚一并议处。

六年七月，兵部议定：此后官兵驻防往来，公都统兼将军一百四十口，都统一百二十口，精奇尼哈番副都统及闲散一等官八十口，阿思哈尼哈番固山大参领及散二品官五十口，阿达哈哈番及闲散三品官、佐领、拜塔剌布勒番闲散四品官八十口，拖沙喇哈番二十口，分得拨什库六品七品官五十口，八品九品等官三十口，拨什库仍十口，披甲仍八口，照臣部定例拨给船只车辆。驻防省份官兵家口，都照此定例。如果有于定数多带的，只照此定数拨给；如果有少带的，照报数拨给；如果有家口分留欲后带去的，将现在定数内人减留，后带去的之时拨给驿站。如果将现数不减，将家口遗留后欲带去的，不准给驿站。其用车船之时，将家口的细数咨部，并报该地方官。该管官员查核报送，如果知道多报徇隐不举的，或臣部查出，或督抚题参，将管官员一并议处。

七年六月，兵部议定：除出征满洲大兵遵旨下水，仍给纤户外，其一应旗下驻防往回官兵及移驻绿营投诚官兵并所带家口，无论往南往回，陆路及下水，仍应照旧遵行其上水本船虽有水手，如果全不给夫，恐怕难以行走；多给又恐怕累民。其夫役酌减一半：头号船夫八人，二号船夫六人，三号船夫四人。至于各官兵，恐怕有沿途迟留，糜费钱粮，扰累地方的，相应酌定限期：自京起程的，臣部定限；自外起行的

译由该督抚规定期限，上报兵部。如有违反，臣部将参劾处理，并请求严加训诫。从南方前往北方的大军以及移驻的官兵，此后都应遵照定例及原报人数带往。如果在定例和原报人数之外多带人员，以及存在往返官兵被锁拿、拷打、越站等弊端情形的，由该督抚查办参劾，对该管官员从重治罪。

译今年七月，户部、兵部查得顺治十七年兵部制定的条例，其中虽然规定一千名以上的，每名夫役发给银三钱，一千名以下的，每名夫役发给银一钱五分，但并未议定一百里如何支给，二百里、三百里如何分别支给。现在臣等会议认为：此后根据里程计算，一百里作为一站。如果使用夫役一千名以下的，仍照旧例，每名夫役每站发给银一钱五分；使用夫役一千一百名的，每名夫役每站发给银一钱六分；使用夫役一千二百名的，每名夫役每站发给银一钱七分。每多用夫役一百名，就增加银一分，直到三钱为止，这样钱粮不至于增加，而夫役也不会苦于偏累。多十里者，按分数增加；少十里者，按分数减价。如果该巡抚多报冒销或少算苦害百姓，查出来从重处罚。都奉皇帝旨意批准，恭敬遵行在案。河边的穷苦百姓从此永远免除纤夫的劳累了。

逃人督捕查得，自康熙六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康熙七年三月三十日止，满洲八旗共逃走逃人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口。其中未抓获的马兵六十七名，步兵四十六名，男仆四千四百九十七名，妇人四百一十四口，男孩一千一百四十四名，丫头一百二十九口，共计未抓获逃人六千二百九十七名口。那些抓获的跨年度逃走的逃人，以及一年内逃走的逃人，马兵三十六名，步兵四十四名，男仆七千二百二十五名，妇人七百九十七口，男孩三百九十九名，丫头一百六十二口，共计抓获逃人八千六百六十三名口。直隶巡抚王登联上疏说：“惩治逃人的法令严厉，窝藏者的处罚严厉，两邻、十家长、地方官遵行以来，还有人犯法，实在是因为逃人行踪诡秘，或者居住停留的雇佣者，寻找他们瞬息之间就过了十天，于是触犯法律。臣管辖的地区靠近各旗脱逃的人众，以一年计算，不少于两三千起，以两三千窝藏逃人的人，连累十家长、两邻、地方官，人口多少不等，合起来计算，一年不少于数千人。本来是州县赋税力役的百姓，出来成为颠沛流离的罪人，原籍的户口已经见减少，流徙的地方未必充满，有的死在长途之中，有的弃尸沟壑，离乡背井，梦魂难以返回。地方官即使想为他们怜悯，但森严的逃人条例，谁敢瞻徇？由直隶推及其他省份，实在值得为愚昧的百姓惋惜。”

钦天监监正杨光先上疏说：“想要对旗下有益，而不连累百姓，应当先辨别逃情的真伪。有主人对仆人无恩，命令男仆做工，女仆做针线，每天按例缴纳钱款，稍不如数就毒打，不给衣食，无法度日，不得不逃的；有思念父母乡土而逃的，这两种是迫于情势而逃的。有主人贫苦，串通狡猾的仆人，故意制造逃人，欺骗害百姓以养家的；有不肖的外官携带银两央求旗人朋友，各自让顽劣的仆人逃走，借此诈骗百姓一两年，凑足三十名逃人，不论任期是否届满就升迁的，这两种是迫于有所图谋而故意逃的。有奸恶的光棍，本来不是旗人，冒充逃人，辗转诈骗害，夺人妻子的；有光棍与人有仇，来京城投靠旗人，恶意寻找一个无赖，认作逃人，称为报信；等到审问没有逃人档案，就说‘逃走时我年纪小’，或者称‘我父亲在屯田没有递送逃人档案’的；有地方光棍为非作歹犯罪，恐怕受到官府刑罚，就说‘我是某旗逃人，官府不敢问’，于是解送到部，寻找一个递送档案的旗人，认作主人；等到审问姓名不对，就说‘原来在我家是某姓名逃去改了姓名，现在某人就是某人’的，这三种是假借逃人名目诈骗害百姓的。臣姑且列举这七项来告诉皇上，其余种种诈骗害的方法，不能全部写尽。”

刑部

失出

秋审

结案

失出。康熙四年三月，刑部尚书龚鼎孪上疏称：查《大清律》记载：“如果断罪错误地判入罪，各减三等；错误地判出罪，各减五等。”那么失出的罪行，原本轻于失入。现在承审各官引用律法不恰当，拟定的罪行稍轻，一经驳查，就立即参劾处置。承审者畏惧法令，一切畏缩，宁可从重拟罪，作为自保之计。只求免于驳查参劾，对自己的一己功名没有妨碍，而他人的性命无暇顾及了。古人说：“自安之道，在于他人的死亡。”不是虚言。随即经过议覆，如果徇私枉法，故意出罪、故意入罪的，法司指名参劾处置；至于拟罪稍轻，引用律法稍有不当，遗漏失过等项，查明后免除追究参劾，立即改正。

秋审。康熙七年六月，刑部查得朝审判期，按例应当在霜降后十日举行。由吏部尚书主笔，会审矜疑、缓减、情真三项，具题，等待命令下达之日，矜疑者减等具题，缓减者仍行监候，情真者刑科照例三次覆奏，等待命令下达又开列花名本上，

译等待皇帝御笔勾决后，才执行处决。未经御笔勾决的，仍继续监禁候审。至于外省秋季处决的重犯，由各省总督、巡抚会同司道等官员共同审理并上奏，对于应当矜恤、疑罪、缓决以及案情确凿的，分别列出这三项内容上奏，臣等三法司按照惯例复核奏报后执行。

译刑部尚书龚鼎孳上疏说：“同样的案情属实，却有轻重的区别。那些情节严重的，如律文中所规定的立即执行死刑等项，穷凶极恶，就应当迅速执行死刑，以平息神灵和百姓的愤怒。如果按法律难以宽恕，但论情理较轻的，如律文中所规定的监候、秋后处决等项，就不怕反复详细审查，留待秋审，力求保全其生命而不得，然后才处死。并且担心司法官员的见闻有限，一定要在多位官员参与的廷议中质证，以彰显最大的公正，等待刑科覆奏，以显示最大的谨慎。古代帝王重视爱惜百姓的生命，在案情属实之中，尤其必须委婉细致地区分，就像这样。”

结案。康熙六年二月，刑部回复广西巡抚金光祖的奏疏称：州县官审理重大案件时，务必详细审查并准确拟定判决，将供词和解状移送推官。推官详细审查认为情罪不符的，才驳回州县官。如果州县官复审不清，胡乱移送推官，推官就立即审查清楚，将供词和解状移送臬司。臬司详细审查认为情罪不符的，也驳回推官。推官复审不清，胡乱移送臬司，臬司就立即审查清楚，详细上报督抚。督抚仔细核查，如果有情罪不合的，不必驳回推官，州县只驳回臬司。臬司复审不清，胡乱上报督抚，督抚就立即审查清楚并准确拟定判决。如果有草率犹豫、引用律法不当的，列出负责审讯的各官员姓名，一并题奏参劾。如果有徇私包庇、贿赂请托等弊端，另行纠举参劾。

本年六月，刑部上疏称：直隶各省民间告发的事件，凡是涉及强盗、人命等重大情节的，以告发到达官府之日为始，限定一年，务必题奏结案。如果案件中因为正犯及重要证人未抓获，案情未能查清确凿的，该督抚题奏说明请求宽限。如果并没有可以等待的地方，却因为有一个案件的期限，拖延日期，以致长期拖延的，从重治罪。各省府州县以及推官自行审理的事件，都限定一个月内审查清楚结案。如果案件中需要跨地提人调查，以人员到达之日为始，再限定二十日审查清楚结案。至于该督抚批审的事件，限定一个月审查清楚详细上报。如果案件中提人调查，以人员到达之日为始，再限一个月审查清楚详细上报。该督抚查明迅速结案，等到年终，该督抚将府州县以及推官审结的事件查明，如果有迟延隐瞒的弊端，借故违反期限的，题奏参劾议处。

工部

河道

河道漕运事务以东南最多。东南数千艘漕船，只取道于淮安的运河。这条河，两岸相距最宽不过十余丈，窄处仅能横过一条船而已。

康熙五年正月，台臣李宗孔上疏称：“漕河从淮安山阳县到江都邵伯镇，二百六十多里，河东有堤，与河一样长，就是现在招募工匠修补的漕堤。堤的东边是高邮、江都、兴化、宝应、泰州、盐水、山阳各州县的民田，地形低洼，如同在锅釜之中，全靠这道堤保护七邑的居民，阻挡二百多里的湖水。水涨堤溃，那么粮船就有倾覆受阻的危险，居民就有被淹没的祸患。”

六年九月，台臣徐越上疏称：黄河从北向东流，淮水从西向东流，淮安府清江浦地方夹在两水之间，紧贴郡城，就是运河。臣看到此地形势，从奶奶庙到天妃闸，大约三里远。其北岸名为天妃坝，里面是运河，外面是滔天的黄河，内外相距不足二三丈。其南岸名为遥湾，就是文华寺一带地方，里面是运河，外面是滔天的淮河，内外相距也只有几里。这两处稍有疏忽，那么黄河和淮河合而为一，就没有天妃闸了。没有天妃闸，就没有运道，并且不能保有淮郡，百姓流离失所，就不必说了。

又查天妃闸之内原来有五座闸，大概是担心黄河和淮水冲入内河，沙重水流缓慢，势必淤塞运道，危害不小。所以前明大臣平江伯陈瑄特意建造五座闸，按时启闭，锁钥由漕臣掌管，启闭由分司负责。过淮即将完毕，就立即封闭，所以谨防泥沙灌入。又担心水发流急，闸门启闭难以施展，于是就在闸旁筑坝以遏制水冲。所有官民兵船都令其车坝。年年水发常在六月下旬，漕运限期又定在六月前全部报过淮，所以旧例筑坝从六月下旬直到九月秋深霜降，不过三个月的期限。其余月份就拆坝用闸启闭如常，这样不便于民船直达的时候没多少，而对漕政疏通大有益处的却是永远的。

六年六月，通政司经历王明德上疏称：“漕河一线，从前定制，沿河定额设置浅夫，严格命令限定行程，只令浚河使深，帮堤宽阔厚实，不许在堤上加高，致使运河受水没有余地。不知哪里浅哪里深，到了明末法制逐渐败坏，浊水直接进入内河，全河尽淤，新旧相承，于是忘记了漕规定制。此后一切管河官吏，又只知道增堤，并不浚浅，殊不知漕堤日益增高，那么漕河日益淤积而变浅。”

八年正月，户部会议认为：运河从高邮州所属清水潭起，到天妃闸止，处处浅窄，堤岸也处处矮薄，应该大规模挑挖修理。堤岸从高

译邮至江都，河道虽然深邃，但那些低矮薄弱的堤岸，总应交给总河确切估算所需的钱粮，上奏朝廷兴修。

译康熙七年十一月，科臣李宗孔上疏说：“淮河之水过去经由凤阳、泗州，从老子山北面径直流出清口，与黄河水汇合流入大海，这是历年北流的便利，也是安定波涛、便利漕运的故道。自从老子山以南，周桥闸、翟家坝一带的水注入高邮、宝应、邵伯等湖，而下流被漕堤阻挡，没有入海的通路，导致每年溃决，这是南流的危害，也是淮扬七县遭受水灾的原因。”

台臣徐越上疏说：黄河水势本来强劲，淮河水力原本微弱。前人借助两股水流来辅助漕运，一定要增强淮水之力使其向北与黄河争流，防止阻挡淮水向南与湖水汇合，为什么呢？靠近黄河的有睢水、埠子湖等水流，其水势很大，而且遇到黄河水上涨，就能与这些水流相连。假如这些水流没有堤坝阻挡，径直向东流下，就会中途阻断淮水北行的道路。淮水一半向南流，而奔向清口，与黄河相抗衡，阻挡它的就不是全部力量了。北行的淮水没有全部力量，就被黄河水阻挡，不能进入黄河辅助漕运；向南流的淮水，又汇聚各湖之水，在周家桥一带漫溢，给高邮、宝应、山阳各地带来沦陷的祸患。

康熙九年三月，总河督臣罗多亲自到归仁堤勘察。石工长四十多里，北面的砌石全部崩塌毁坏。八铺决口一处，长六十三丈，深两丈多。本堤是用来抵御黄河水、睢水、湖水，使它们不能向南冲击泗水，并攻击高堰；同时又遏制睢水、湖水，使它们并入黄河，更加助力冲刷，关系最为重大。自从堤坝决口之后，水与洪泽湖相连，一眼望去汪洋一片。由翟家坝漫流到高宝等湖，扬州下属下游各州县受灾尤其严重。这座堤坝确实应当修复。

科臣李宗孔随后分条陈述上疏说：“归仁堤与高堰互为表里，原本是为了辅助漕运和拯救水灾。现在本堤不堵塞，就不能冲刷黄河的沙以辅助漕运，势必年年挑浚，对上耗费国库资金，对下劳苦民力，这是第一个危害。本堤不堵塞，水与洪泽湖水相通，淮、扬两府的州县必定遭受水灾，田里的庄稼不收，房屋倒塌，势必百姓风餐露宿，儿女啼哭号叫，坐等填进沟壑，这是第二个危害。本堤不堵塞，两府州县的钱粮难以缴纳，屡次蒙受皇上商议减免、商议赈济的仁政，终究对百姓没有补益，反而加深了百姓沉溺的痛苦，这是第三个危害。本堤不堵塞，现在八铺一处已经崩塌决口六十多丈了，年复一年，每天都有毁坏，决口越来越大，水势越来越狂暴，倘若遇到大水上涨，高堰、翟坝必定不能保全，高堰、翟坝如果有意外，淮安一带地方势必全部成为鱼鳖之地，而漕运道路也就受阻了，这是第四个危害。”

户部会同总河、总漕等人亲自到淮安属下的盐城县地方，查看石达、天妃两个水口流出的水，都由新洋港流入大海。这两个水口原本是泄水的地方，现在这条河四十里之外被沙土淤塞，水面仍有微弱的流水缓缓流动。在这里挑挖，水就可以全部放出。如果在原河浅处挑挖，迂回细小且遥远，所以对着直线丈量，计算长五里共九百丈，水面宽四丈五尺，底宽一丈五尺，深一丈五尺。每次挑挖使用夫役一万八百名，大约十五日可以完工。每个夫役每天给工食银三分，计算需要银共四千八百六十两。务必将积水放出，等到水放完之日，将挑挖尽头之处立即堵塞。此后如果遇到大水，查看这个堵塞之处放水，等到水放完之日，仍然照旧填塞就可以了。

户部又会同总河、总漕等人亲自到扬州府属下的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查看有四座闸口。这个水口流出的水，都由斗湾河流入大海，原本是泄水的地方。因为康熙二年禁止出海，就用土填塞了。现在如果将这四个水口开放，再在三十里之外所有高埂宽阔处挑开，那么这些水就可以流出去。等到水放完之日，将所挑开的埂口照旧填塞。至于这四座闸门不可永远堵塞，此后应当照以前的例子，在闸口设置板栏阻挡。如果遇到水发，就立即放开；如果没有水时，就关闭。这样即使偶尔遇到水发，也不会导致淹没。

顺治十七年十月，台臣余缙上疏说：“大禹治水，首先考察疏通、决排，而没有修堤筑塘的事情。况且黄河从荥泽以下，土质疏松容易溃决，如果不顺从它的本性而加以引导，那么即使修筑堤坝像山一样，终究不免有溃决的祸患。因为河流在冬春之交，大抵水流回湾，侵蚀冲刷堤根，其水势缓慢的地方，必定淤积成滩洲。滩在南面则水向北射，滩在北面则水向南射，形势使然如此。等到夏秋水到来，河势高于平地，以前侵蚀冲刷的地方，竟然成为顶冲之处，其强悍浩大汹涌的态势，如同铁骑冲击孤虚之地，没有不崩溃的。事先在水泛未发时相度，聚集丁众，预先凿开滩洲壅阻的区域，引为支流，使水势逐渐顺从，然后才能在受冲之处下扫加土，以求坚固完整。但是挖河的工程，尤其贵在迅速，如果不早做估计，那么河水一发，就无从着手。请求敕令河臣，每年在水落之后，先商议疏凿，后估计堤工，那么缓急有序，必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康熙七年六

译本月，总河杨茂勋上疏称：黄河大禹治理的功绩，原本是向北流入大海，自从向南迁徙之后，才开始向东流入安东的海。自元、明以来，黄河被借用作漕运通道，其流经河南、山东直到江南，水源地势既高，而且泥沙与水各占一半，奔腾汹涌，常常苦于淤积，成为城郭、民生、漕运的祸患。因此前人仿照《禹贡》中“九泽既陂”的方法，每年在顶冲、切塌等紧急危险之处，估算办理夫役和物料进行抢救，这叫做岁修。此外，在靠近黄河的地方修筑缕堤，稍远一些修筑月堤，离河三五里再修筑遥堤，更远的地方为了防御洪水暴虐，则修筑大行堤，靠近城郭的地方则修筑护城堤。还担心水势横暴，中间又修筑格堤，以及在有泄水的地方，就修筑减水石坝，以减弱水势的怒涛，这些都记载在史志中，清清楚楚可以考证。

历年以来，只限于紧急工程估算进行岁修，而对于沿河上下的遥堤、月堤等堤坝，都没有商议修葺，实在是因为岁修之外，人力非常艰难，所以也就无暇顾及了。年深日久，所有的堤坝，十成中存留不到一二成，甚至有完全毁坏废弃、仅存其名的，一旦发水，遍地汪洋，没有尽头。即使本朝开国以来，也屡次见到冲决，决口之后，水不回归漕道，四处漫溢，致使河身更加垫高。询问长年故老，过去船在河内行驶，桅杆还在堤下，现在却径直浮在岸上，黄河高低今昔情形不同就是如此。

臣思考长治久安的对策，除了前人筑堤束水之外，没有别的良法。因为河底垫高是溃决的原因，而之所以溃决，实在是堤坝毁坏的原因。如果现在不治理，祸患将越来越大。现在除了每年照例进行岁修外，必须在黄河南北两岸，凡是旧有堤坝的地方，一概加以修缮治理，应该加厚就加厚，应该加高就加高，应该增筑就增筑，各自在农闲之时，责成各地地方主官，酌情征发民夫，交付河官，分别轻重缓急，按辖区修理。一遇到农忙，仍各自散去回家，这样在顺应民时的过程中，计算其成效，自然能收到河道安澜的效果，这确实是当前施行最紧要的关键措施。

至于董口作为黄河入海的地方，也因为河身垫高，水势稍微上涨，就被倒灌。又旧有直河一道堤坝拦截黄水，也早已毁坏废弃，因此黄水从旁侧灌入董口，每年淤积垫高，必须挑浚。但是直河这一道堤长五十里，倒行浸灌，日夜不停，想要修筑则工程浩大且堤坝难修，即使立刻等待黄水消退，辗转需要时间，而且一个口门岂能承受两处倒灌？将来势必不仅淤积不止，那么董家口似乎难以再使用。而入口要路，岂能允许中途阻断？查董家口右侧相连河道处，所有的骆马湖距离直河颇远，河面宽阔水深，只是因为内部没有纤道，所以向来弃置不用。现在如果在湖内增筑一道堤岸，那么牵拉船只就有路，空船重船都可以通行。即使黄水涨来，清水可以与之平抵，而长途运输就不会有浅涩之事，更免去年年征发民夫挑挖的劳苦。这是通权达变、斟酌董口问题的一个办法。

译康熙九年二月，工部议定：河道总督罗多会同漕运总督帅颜保上疏称：“臣等实地勘察骆马湖，水势浩大，纤道极难挑筑，直至董口故道为止，因黄河水倒灌，导致淤塞，堤防均已毁坏废弃。如今在此处重新挑挖修缮，但工程一时难以完成，明年漕运已迫在眉睫，暂且在骆马湖东边挑挖一条河道，以接济来春的漕运。所用钱粮不多，且可以迅速完工。”应如该总督所请。

康熙五年四月，漕运总督林起龙上疏称：济宁到临清四百多里，地势虽然像高屋建瓴般倾斜，但查得东平、济水、汶水之间有诸多湖泊，称为水柜。涝灾时引水入湖，预先蓄积；旱灾时开湖入运河，以通行漕船。如安山湖，明万历十七年奏请修筑土堤，共长四千三百二十丈；又在似蛇沟、八里湾建两座闸门，以便蓄泄。此湖若能预先收蓄，即可在缓急之时利于行船，不愁天旱了。又马踏湖，万历十七年创建修筑土堤，自弘仁桥至禹王庙为止，共长三千二百一十三丈，以便蓄积济运。又南旺湖，万历年间疏浚湖中渠道，加筑南、西、北面旧堤，长一万二千六百丈；又增筑东面子堤，长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在五里铺建石坝一座，长五丈，以便蓄积济运。又蜀山湖，万历年间修筑旧有堤防，自冯家坝起至苏鲁桥止，共三千五百一十丈，东北纳水之处密植水柳，作为界限，以免奸民侵占，以便蓄积济运。至于马场湖，万历十七年奏请修筑东面新旧堤防，共长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受水之处栽植封界高柳，以便蓄积济运。更有各湖高低相承之地，当年筑有东湖子堤，堤内永远作为水柜，堤外才作为湖田，界限分明，内外有别，奸民难以侵占，官府易于稽查。大抵子堤的设置，不仅豪民不得私自侵占，而且堤高则水深，缓急之时也可倚仗而无惧。这是设立水柜的旧义。又有二百五十多眼泉水作为接济，各泉水的责任，在于各有司管理。查得德坎河泉起至冽泉止，共十七眼泉，属东平州；泺、澢等三眼泉，属汶上县；柳青一眼泉，属平阴县；开河等九眼泉，属肥城县；柳泉等十二眼泉，属宁阳县；黄沟等三十八眼泉，属泰安州；小龙湾等十六眼泉，属莱芜县；和庄等十四眼泉，属新泰县；兖州府滋阳县则有纸房等九眼泉；邹县则有三角湾等十三眼泉；曲阜县则有近温等二十眼泉；泗水县则有魏庄等五十八眼泉；济宁州则有马陵等三眼泉；鱼台县则有中溢等十四眼泉。滕县则有三里等十八眼泉。峄县则有搬井等五眼泉。此外仍有分支的泉水，处处都有。济运之水，疏浚则通，不疏浚则不通，这是必然的道理和形势。为何近日湖泉之地，多被势豪恶棍兼并耕种？既然耕种其地，安享肥沃之利，必定想据为己有。于是有的旁阻水渠而不让水流入，有的暗中决开河岸而让水流出，有的暗中堵塞水埂，不济漕运而灌溉农田，敢于扼住漕河的咽喉而断其命脉。以致年来水柜日益缩小，泉流日益微弱，无水济漕，那么当初特意议设此水柜是为了什么呢？所以前人疏浚泉水的命令，不在春季而在冬季，因为水在冬季旺盛。蓄积之役，不严厉在夏季而严厉在秋季，因为那是收水的时候。去年秋雨涝之年，闸河尚且如此艰难，若遇大旱，不知更会怎样？这样闸河在旱涝时都成为无用之物了。无穷大水，点滴不收，只靠一线河源，雨水不时，则又归咎天旱，竟不追究根源，几乎坐误储粮吗？况且京师亿万满汉官民，都依赖东南漕粮，关系何等重大？那么疏浚泉水清理湖泊的提议，怎可片刻延缓呢？泉水一疏浚，湖泊一清理，不仅可济目前的漕运，更可以造福千百年之利赖。

◆科道

康熙七年四月，吏部议定：行取官员停止定额，不论中进士、举人与否，有卓异荐举、无钱粮盗案的，开列职名咨送。若无，将历俸三年、无钱粮盗案、才能素著者，开列职名咨送到部，详细核实上奏，行取来京，等候皇上考选注册，遇缺照名次题补。

吏部为请旨事，奉旨：董汉着以科道员缺试用。台臣宁尔讲到参疏曰：臣入署办事，人言纷纷，都说有原任浙江湖州府乌程县后潘村巡检的陈其忠将董汉策具告通政司的状子，称董汉策曾改名董人伟，谋求充当原任江南提督梁化凤的标官，又称在康熙二年，董人伟即董汉策与陈应龍互相叩阍，曾经镇浙将军等将董汉策夹审禁狱，拟董汉策越行叩阍之罪，责打四十板，具题结案，刑部有卷宗可查，其事之

译真??贝臣也不敢轻易断定。但臣愚昧地认为，所谓隐逸之士，是怀才抱德的人，隐居在深幽的山穴之中，从未肯轻易来到官府干预外事。如果董汉策果真是董人伟，那么前日那个改名换姓、奔走于提督门下的董人伟，就是今日那个明目张胆、滥竽充数于台省行列的董汉策了。况且他曾经受过夹刑审讯，曾经被拟定罪名，却还称他为山林隐逸，这足以让当世感到羞耻，辱没士人阶层了。况且我朝定鼎以来，响应山林隐逸诏令的，只有董汉策一人。如果让是非不能分辨，贤愚混杂不清，记载在史册上，又怎么足以光大朝廷的盛典呢？现在陈其忠、董汉策都在京城，恳请皇上大展决断，命令有关部门秘密逮捕陈其忠和董汉策，严厉审察。如果董汉策出身不正，立即予以斥退驱逐，才不至于让求贤的盛典成为奸邪之人侥幸进身的阶梯。倘若陈其忠妄言生事，就加上诬告的罪名，明正典刑，不仅人心大快，而且国法得以彰显。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复查处理，董汉策于是就不再被任用了。

译科臣杨雍建上疏说：“臣看到台臣胡某的奏疏中说，言官纠劾应当依照督抚按的成例，务必明确写出是某处某人揭发举报等语。随即经部议覆批准。臣愚以为，张贴揭帖断然应当严禁，而依据揭帖（进行纠劾）并非定论。因为言官与督抚按不同，督抚按的举荐弹劾可以依据揭帖，而言官的纠举参劾不可以依据揭帖。督抚按亲身经历地方事务，所依据的举劾材料来自司、道、府、厅的揭报，这是官员的揭报。如果在京的科道官员，从来没有依据揭帖纠举参劾的先例。如今明确写出某人揭报，那个人不是阴谋欺诈就是挟私报复，大概多是光棍之流。怎么能让言官依据光棍的揭报呢？吏治败坏，是由于官员邪曲。如果那个人确实不贤，却因为没有人揭报而不敢斥责他的过错，未免会挫伤言官的气节。否则，那人写一份揭帖就依据它指参，这人写一份揭帖就依据它弹劾，乡野刁顽之徒，进而混淆是非的权柄，这哪里是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的呢？借端诬陷，捏造事端，严厉奉承谕令禁止，明亮如日星。臣担心依据揭帖纠举参劾，这个开端一旦打开，诬陷的风气、捏造的手段，从此就不可穷尽查究了。虽然说出名具揭与匿名不同，然而奸民哪里懂得自爱？既然想要趁机肆意害人，就不难舍弃自己来陷害他人。匿名之计不成，势必出名具揭，公然行事无所顾忌。等到审明之后才治罪，也已经晚了。”

政学录卷一终

政学录卷二

畿辅丛书

枣强郑端辑

直省

督抚

布政司

按察司

提学道

守巡道

盐运司

知府

同知通判推官

知州知县

州县佐贰

教官

弟子

科甲

贡士

官恩例贡

库官

司狱司

税课司

驿丞

巡检

仓官

吏品

官评

衙役

直省

直隶

江南

河南

山东

山西

陕西

浙江

福建

广西

广东

江西

湖广

四川

贵州

云南

直隶

直隶辽东不隶属于山东，这其中有深意。辽东多山且艰苦，没有布匹；山东登州、莱州适宜种植木棉，粮食较少。又因为海路到辽东只需一天，所以明朝时命令登州、莱州等地的田赋只从海运，将布匹运往辽东，没有水陆舟车的劳苦。辽东士兵喜欢得到布匹，回船时又能贩卖辽东货物，两全其美。后来因为夹带私货，所以禁止海船，于是废除了布匹运输。又不得由遮洋运船，海路必须经过京东，出山海关进入辽东，劳苦程度比起登州、莱州的海路何止百倍。这是从人事方面说的，如果论地利，辽东必须直属京师，作为东方的辅佐。

科臣袁懋德上疏称：“真定一府，有五个州、二十六个县。东接齐鲁，西连晋阳，北靠上谷，南界邢襄。当时设有巡抚、总兵坐镇郡城，而兵备道的官员唯独设置在万山之中的获鹿县。这是因为南、北、东三面大多是平原，一旦有变故，铁骑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只有西面的州县多在崇山峻岭之中，不法之徒常常栖息在那里，所以特别设置道臣驻扎在这个县，用来控制驾驭。”

直隶抚臣王登联上疏称：“真定的阜平县偏僻地居于山麓，地处边隅，实在是三关的锁钥，燕晋的咽喉。弹丸小邑，却关乎封疆的扼要之地。先前会议裁并，是因为那里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钱粮只有三千多，起运不满一千两。又因为它与曲阳、行唐两县相连，所以割属治理，分收正赋，节省一个县官役俸禄饮食的费用。部议复允在案。然而以现在的地理来揣度，以及切邻晋省的时代形势来说，则有可议论之处。该邑距离晋省的繁峙、崞县较近，而距离曲阳有一百六十多里，距离行唐有两百多里。稽查保甲，官员耳目不能周知。输纳钱粮与控诉事务，百姓朝夕疲于奔逐。一旦遇到盗贼劫掠，即使星夜驰报，贼人已消遁，再补救也无济于事。况且那里交错居于晋界，昔年高三倡乱时震动邻境，如今饥民煽惑，防御不及。况且该邑并非始于明末，自古至今，设置官吏，衡量地势建城，用来资助攻击镇压，深切筹划。以臣的管见，亟宜商议恢复此邑。上有利于封疆，下有益于民生，好处绝非浅薄。”

江南

江南巡抚韩世琦上疏称：“以财赋而论，天下最称繁重的，没有比得上江南的。而江南一省之中，分属三位巡抚，其间相距又有不同。如每年定额征收的本折数目，安徽抚臣所属五府一州，共条银三十一万七千多，共漕米十六万八千多；而凤阳抚臣所属四府三州，共条银六十一万二千多，共漕米二十九万三千多；而臣所属苏松五府，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