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修纂

译到了这时，刻版完成，赏赐校勘官金银丝帛，各有差别。二年二月，诸王府侍讲兼国子监直讲的孙奭上言说：“《庄子》的注本前后非常多，只有郭象的注解特别契合庄子的宗旨，请求依照《道德经》的先例，派遣馆阁众官校定，与陆德明撰写的《庄子释文》三卷一起雕版印刷。”皇帝下诏让孙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人一同校定后上报。不久，进言的人认为国学的版本中《尔雅释文》有很多错谬，又命令杜镐、孙奭一同详细审定。到了大中祥符四年，又命令李宗谔、杨亿、陈彭年等人校勘《庄子序》，摹印后颁行。大概在此之前，崇文院校勘《庄子》时，因为它的序文不是郭象所作，就将其删去。到了这时，皇帝认为它的文理值得推崇，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译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天书扶持使丁谓请求将天书降下后的祥瑞之事进行编次并撰写赞词，绘制在昭应宫。皇帝下诏让丁谓与龙图阁待制戚纶联合条陈奏报，那些赞词则命令中书门下、枢密院、两制、尚书省丞郎、给事中、谏议大夫、待制、馆阁官员分别撰写。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刑部员外郎、直史馆、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请求将天书降下后、至皇帝上尊号以前期间的制敕、章表、仪注等编纂为《大中祥符封禅记》。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李宗谔、权三司使丁谓、秘书阁校理、龙图阁待制戚纶与陈彭年共同编录，送给五使审阅详定。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加封王钦若为检校太师，又加封兵部郎中、直史馆张复，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祁暐的阶官勋位，赐予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钱易，太常博士、秘书阁校理慎镛绯色官服和鱼袋，这都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校勘《道藏》的缘故。这一天，皇帝在后苑设宴赏花，皇帝作了一首五言诗，随从的大臣们都作了和诗，随后在太清楼下射箭。

天禧四年，词臣杨亿、钱惟演、圣度、薛映、王曙、陈尧咨、刘筠、晏殊宋绶、李行简请求刊行《御集》，并注解其义。皇帝下诏让杨亿等人共同注释，宰相寇准总体参详，参知政事李迪一同参详，直馆、校理二十八人担任检阅官，最终编成一百五十卷。这年冬天，中书、枢密院又请求重新编纂《御集》，由钱惟演、王曾主持，编成三百卷。又采集至道、咸平以后至大中祥符九年间的时政记、起居注、日历、嘉言、美事，编成《圣政记》一百五十卷。

天圣末年，《国史》修成，开始在修史院继续编纂《会要》。明道二年，命令参知政事宋绶审阅修纂。庆历四年四月，监修国史章象呈上新修的《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任命编修官、尚书工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史馆检讨王洙兼任直龙图阁，赐予三品官服。

景佑二年九月，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张观等人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发国子监颁布施行。议论的人认为，前代的经史都是用纸张抄写流传，虽然有错漏，但还可以参校核对。到了五代，官府才开始用墨版摹印六经，确实是想要统一文字，使学者不致疑惑。到了太宗朝，又摹印了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人的史书，与六经一同流传，于是世间的抄本全都不再使用。然而墨版存在错误驳杂，起初没有校正，而后来的学者更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刊验。恰逢秘书丞余靖建议《前汉书》官本有差错，请求进行刊正，于是皇帝下诏让余靖及王洙全部取来秘阁的古本校对，过了一年，才呈上《汉书刊误》三十卷。到这时，改换旧的摹版，以遵从新的校订。然而仍有未尽之处，而司马迁、范晔的史书尤其多有脱漏省略，可惜后来不再有古本可以校正其错谬了。第二年，因校勘《史记》、《汉书》的功劳，秘书丞余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王洙被任命为史馆检讨。赐予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宋祁器物钱币，等级各有不同。

景佑三年十月乙丑日，皇帝驾临崇政殿，观看三馆秘阁新校的两库子部、集部书籍，共一万二千多卷。赐予校勘官以及管勾使臣、写书吏器物钱币，等级各有不同。这一天，在崇文院赐予辅臣、两制、馆阁官员宴饮。

仁宗曾经汇集天地、辰纬、云气、杂占等共一百五十六篇，分为三十门，编为十卷，名为《宝元天人祥异书》。宝元二年，在太清楼召见辅臣，拿出此书给他们看，命令收藏于秘阁。

庆历元年十二月，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人呈上新修的《崇文院总目》六十卷。景佑年间，因为三馆秘阁所藏书籍，其中也有谬误滥杂以及不完备的书，命令官员审定其存废，于是仿照《开元四部录》，著成《总目》并呈上。庚寅日，皇帝下诏给提举修《总目》的官员资政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张观，右谏议大夫宋庠，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张复，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判昭文馆聂冠卿，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郭稹，都加阶官及食邑，等级各有不同。编修官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吕公绰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殿中丞、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升任太常博士，馆阁校勘、殿中丞刁约，太子中允欧阳修，秘书省著作佐郎杨仪，大理评事陈经都升任集贤校理，管勾三馆秘阁、内殿承制王从礼升任供备库副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裴资等到御药院任期届满时优厚地改任官职，高班杨安显升任高品。张观、宋庠虽然在外地，因为曾经主管此事，也一同受赏。

嘉佑四年九月，欧阳修担任史馆修撰，进言说：“史书作为记载朝廷政事得失以及臣下善恶功过的书籍，应当收藏在有关官府。过去

译当时李淑将本朝正史送入宫中，却焚毁了草稿，如今史馆只守着空衙门罢了。请求下诏让龙图阁另外抄写一本下发给编修院，以备查阅旧事。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熙宁三年十月，下诏命馆阁校勘王存、顾临，秘书省著作佐郎钱长卿，大理寺丞刘奉世共同编纂《经武要略》，并兼管删定各房例册，仍命令都副承旨负责管理。

熙宁八年六月，尚书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进言说：“如今《九域图》已历经六十多年，州县有废除或设置，名称有更改，等级有升降，而书中记载的古迹有出自民间俗传、不合常理者。”下诏命三馆秘阁进行删定。此后又专门任命太常博士直集贤校理赵彦若，卫州获嘉县令馆阁校勘曾肇进行删定，在秘阁内办理，不单独设立机构。赵彦若免除删定职务，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因为旧书不绘制地形，难以称为“图”，于是改赐书名为《九域志》。

职掌

秘书省位于光化坊，隶属于京城各官府。判省事一人，如果监官缺位，由判秘书省官兼任。景德四年，下诏命内臣与秘阁书籍一同提举。掌管祭祀版文，除《正辞录》外，有常规祭祀的，都由著作局分别撰写，或者在京师缺著作局官员时，也有由秘书丞、郎撰写的。旧制，常规祭祀的祝文，秘书省向五岳四渎都进呈书版，学士院只向五岳进呈书版，四渎则不进呈。到咸平六年十二月，下诏四渎祝文也一并进呈书版。大中祥符二年，又命令两制、龙图阁待制与太常礼院从秘书省、学士院取回祝版，依据《正辞录》恢复原位，交付各官府遵行使用。景德初年，下诏秘书省挑选善于书法的人抄写祝版，委任秘书监亲自检查，务必楷书工整无错，才能进呈书版。省内有监、少监、丞、郎、校书郎、正宇、著作郎、佐郎，当时都作为实职，常带出入，也如同尚书省寺监的丞郎、卿少、郎官、丞簿等一样，都是实职。如果官至秘书监（今中大夫），有特别命令供职的，或者由其他官员兼任监官。至道年间，宋白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任秘书监。淳化年间，李至从前执政官以吏部侍郎（今通奉大夫）兼任秘书监。大中祥符九年，杨亿以秘书监身份判秘阁兼管秘书省事，就是这种情况。然而议论者认为杨亿本来就是秘书监，不应当再说判省阁，大概是有关官府的失误。此后，两省五品以上官员不兼任监官的只称“判”，其秘书省事也由他们掌管。秘书监统领秘阁、省事，犹如著作佐郎（今宣教郎）在三馆则修撰日历，正言（今承议郎）、司谏（今朝奉郎）供职本院或在从班，则行使谏诤的职责。侍御史（今朝请郎）、监察御史（今承议郎）供职本台则行使纠察弹劾的职责。太平兴国年间，左拾遗田锡上疏，认为如今三馆之中有集贤院书籍，却没有集贤院职官，虽然有秘书省职官，却没有秘书省图籍。然而到淳化元年，才开始以太子中允和?直集贤院。至于秘书省，则只掌管祠祭、祝版而已。书籍实在三馆秘阁中，而所谓的职官，犹如现在的寄禄官，那么即使没有书籍也可以。

崇文院在三馆直院、直馆、直阁、校理之外，三馆、秘阁又各自设置检讨、编校书籍等官，他们的地位待遇职业也属于馆职。校勘、校对书籍不带出。天圣五年，宴殊知南京，征辟馆阁校勘王琪签书南京留守判官事，特别允许带行，是因为宴殊的缘故。嘉佑四年正月，设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宴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馆校勘陈绎，分别负责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书籍的编定。元丰官制实行后，这些职位都罢免不再设置。到元佑年间，秘书省职事官与馆职之外，又设置校黄本书籍，大概是校书的比类。

元丰官制实行，秘书省分四案：叫国史案，掌管编修日历事务；叫太史案，掌管太史、天文、浑仪等事务；叫经籍案，掌管典籍事务；叫知杂案，掌管本省杂事，大致如此。有《元丰官制格子》详细记载，访求搜索未能获得。政和年间，增置道教案。

崇宁以后，在秘书省设置编修国朝会要所、详定九域图志所两个机构。《会要》以从官为编修官，其余官员为参详官，修书官为检阅文字官，与祖宗时不同。祖宗时，《会要》已有检阅文字官，然而林希以检阅文字官身份被诏令同编修，则可知检阅文字官不编修，编修官才是下笔撰写的人。崇宁时相反。《九域图志》，前朝固然曾经修定，只在馆阁办理而不设置机构。崇宁时虽然在秘书省办理，然而设置机构设立官员，以从官为详定官，其余官员为参详官，修书官为编修官，检阅编官，其进用视秘书省官员而无定员，当时宰执、从官大体由此途径出身，聚集在秘书省的士人多达数十人。然而这两部书都是祖宗时曾经修撰的，也在三馆，只是不单独设置机构而已。起初，王黼得政，想要尽除冗费，专事燕山，于是京城各局都罢免，编修《会要》也不再设置官员，与《九域图志》命令省官分修而已。起初罢免各

译关于编修会要的局所，王黼考虑到皇帝宠幸的人恐怕会再次当面陈述意见，最终无法罢免，于是得到皇帝旨意要求立即执行，命令局所官员当天就罢免，书库的官员和吏员都立即前往吏部报到。于是文书杂乱无章，全都散失。因此人们不知道朝廷每当有讨论时，不交给国史院而常常交给会要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事情按照类别编排，每一件事从建隆元年以来直到当时的因循变革、利害得失，源流都在其中，不像国史那样散漫简略，难以看清始末。所以评论的人惋惜罢免它没有循序渐进，而处理它没有方法。

译祖宗时期，三馆的值班官员有时会在夜间被召见，因此值班非常谨慎。秘书省的监、丞以下官员每日轮流一人值班，当值官员请假，就按次序轮派下一位官员，休假回来后再补填；内长、副职每五天轮派一人，元旦、寒食、冬至等节日假期并入伏日不轮值。后来，值班官员请假，不再报告由下一位官员接替，只通知皇城司知晓。到了元佑年间，于是援引先例定为制度，值班官员请假，不再轮派下一位官员。政和六年，规定秘书省官员请假，当值官员告假即轮派下一位官员，等候休假回来补填，每月将值班请假官员的人数、职位、姓名上报御史台。官员、吏员各自由历、长、副职点检觉察，如果吏员告假，报告由下一人接替及补填，如同值班官员的法度。每日轮派职掌二人，孔目官、专副直至守当官通轮；楷书二人，正名楷书直至守阙通轮；库子二人，装界作一人、翰林司一人、厨子一人，亲事官四人，剩员五人。

景德初年，设置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官，都在秘阁寓直，每五天轮派一人值班。后来设置天章阁待制，也在秘阁寓直，与龙图阁官员轮流值班。

卷三

选任

建国初期既然已经平定僭越叛乱，四海统一，于是圣明的君主想着与天下人休养生息，推崇儒学论述大道，以享受太平的功业。当时三馆的士人固然已经不同于一般官员，后来选拔任用更加严格，所以恩宠礼遇更加不同，以至于治平、熙宁年间，公卿侍从没有不从这条途径出来的。到了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将崇文院改为秘书省，自正字以上虽然都是职事官，但选拔任用的用意仍然仿效祖宗旧例。

秘阁初建时，李至以前任执政官的身份担任秘书监，那么其选拔标准就可以知道了。当时宋泌以直史馆兼直秘阁，杜�以史馆检讨担任秘阁校理，这是端拱元年。

秘阁已经具备官员属员，淳化初年才让和凝直集贤院，又让起居舍人直史馆吕佑之、左司谇直史馆赵昂、金部员外郎直史官安德裕、虞部员外郎直史官句中正都直昭文馆。在此之前，只有直史馆；至此，才任命吕佑之等人分直昭文馆，备齐三馆的职事。

祖宗时期，馆职大多通过考试授予，也有自荐而参加考试的。至道三年，金部郎中直昭文官李若拙上书自陈，于是命令学士院考试三道制诰，因此任命他为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当时李若拙已经担任馆职，又自陈请求升迁，大概与张去华请求与词臣比较文艺优劣，从而得知制诰者同类，这可以说是错误的恩宠，不可以作为长久的准则。咸平初年，有秘书丞监三白渠孙冕上书议论政事，召见赐予绯色鱼袋，并且让知制诰王禹偁考试文章，授予直史馆，后来成为名臣。

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日，任命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杨徽之、户部侍朗夏侯峤都保留本官担任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保留本官担任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兵部员外朗吕文仲为工部郎中担任翰林侍读学士。按照旧例，唐开元年间设置侍读，后来有翰林侍讲学士。五代以来，四方多事，当时的君主崇尚武力，无暇向学，所以此职久废。太宗崇尚儒术，处理政务之余，以读书为乐，几乎直到半夜，手不释卷。于是任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在禁中寓直，以备顾问，但名位秩次不高。皇帝聪明稽古，奉行先帝遗志，首先设置此职，选择老儒旧学来充任，班秩次于翰林学士，俸禄赏赐相同。在秘阁设置直庐，侍读轮流值班，侍讲长期在任，每日供给尚食珍膳，夜间轮流住宿，命令监馆阁书籍的中使刘崇超每日将当值官员姓名在内东门进入，从此多次召见讨论询问，有时直到半夜。

咸平年间，王曾考中进士第一，通判济州。任期结束回京，应当参加学士院考试，当时寇准做宰相，素来听说他的名声，特意在政事堂考试，授予著作郎直史馆。

乾兴元年十一月，任命集贤校理王举正、馆阁校�李淑都为史馆编修官。当时修撰利瓦伊、宋绶说：“史馆修撰旧有四员，现在祖士衡外出。鉴于先朝《日历》，自大中祥符元年后未曾编撰，希望选择馆阁二员为编修官。”于是任命他们。

明道年间，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竦、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平章事程琳推荐尚书屯田员外郎张硕、秘书�蔡抗、太子中舍季仲昌、节�掌书记李师锡等考试馆职。仁宗认为：馆职应当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的人担任；当时大臣所举荐的多是浮薄之人，大概想以此建立私恩，朕很不赞同。于是张硕等人送审官院只记录姓名而已。然而士逊的儿子友直最终担任秘阁校�，与盛度的儿子申甫都赐同进士出身。后来陈升之担任谏官，说：“近来馆阁选任越来越轻，不符合聚集天下贤才、培养成就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