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选任

译请求约定从今以后，将在职人员的数量定为固定编制。有人被举荐时，由中书省登记其姓名；如果职位有空缺，就选取文学和品行杰出、被众人推崇的人召来考试，并且不允许大臣凭借恩例请求让亲属参加考试以补缺。」皇上说：「从今以后，大臣举荐馆职，中书省登记其姓名；如果职位空缺，就选取文章和品行卓越的人，奏请圣旨，召到学士院考试考核，不得借故降低等级。」从此，近臣不再有人凭借恩例请求考试任职。到了至和元年十月，宰相刘沆的儿子、太常寺太祝刘瑾，被命令由学士院召试馆职。在此之前，刘沆因为监护温成皇后园陵完毕，坚决推辞恩赏，却为他的儿子请求任职。嘉佑二年，于是任命他为秘阁校勘。

译景佑三年四月，宰相文彦博上言：“直史馆张瓌十多年未进行磨勘考核，朝廷奖赏他谦退沉静，曾特别提拔他两级官职。如今他从两浙转运使任上卸任改任颍州知州，也未曾以资历次序为由自我陈述。殿中丞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按旧制，一任期满回来，应进献所作文章请求考核馆职，王安石历经数任，都未曾有所陈述，朝廷特别下令召他考核，他却以家贫亲老为由推辞。况且文馆的职位，是士人所渴望的，而王安石安然自守，这样的人不易多得。大理评事韩维曾参与南省的高荐，此后五六年内不出仕做官，喜好古学，安于谦退沉静。一并请求特别赐予提拔。”诏令赐予张瓌三品官服；召王安石赴京城，等考核完毕，另行听取旨意；韩维交由学士院考核。然而这两人最终都没有参加考核。至和二年，才任命韩维为史馆检付。嘉佑元年，张瓌同修起居注；四年，王安石直集贤院。

庆历五年，诏令翰林学士王尧臣详定选任馆阁官员，请求从今以后，遇到馆阁缺人，允许带职的大两省以上官员举荐有文学品行实绩的人两人，在外官员举荐一人，再由中书省采择召试，其中进士及第三人以上仍按旧例办理。诏令凡是有臣僚奏请举荐的，都临时听候旨意。

祖宗朝有馆阁读书的制度，有的上书自我陈述，有的因才貌出众被选，有的是宰相执政的子弟。景德初年，抚州进士晏殊十四岁，特别召试诗、赋各一首，于是赐予进士出身。两天后，又在殿内召试诗、赋、论三题，不到一个时辰就完成了，皇上更加赞赏他，将试卷展示给辅臣及两制、馆阁考卷官看，提拔他为秘书省正字，赐予袍笏，令他在秘阁读书，跟随直馆陈彭年温习，因为他年纪尚小，担心他性情受到不良影响的缘故。后来翰林侍读学士杨徽之去世，以遗恩官职任命他的外孙宋绶为太常寺太祝。宋绶十五岁，在中书省召试，真宗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奇，特别提拔为大理评事，允许他在秘阁读书，一同校勘天下图经。大中祥符元年，再次在学士院考核为集贤校理，与父亲宋皋同在馆阁，每次赐书都能得到两本，世人认为这是荣耀。封禅泰山施恩，真宗先赐予同进士出身，第二天才转任大理寺丞。真宗得到这两个人，大概是天下的英才。

在此之前，有秘书省正字邵焕请求在秘阁读书，曾经听从了他的请求。天圣四年，枢密副使张士逊请求任命他的儿子大理评事张友直为校勘，皇上说：“馆职是用来等待英俊人才的，可以凭恩请获得吗？”只令他在馆阁读书。于是诏令从今以后馆阁校勘，不得增加员额。明道元年冬，任命太常博士杨伟、郭稹都为集贤校理，殿中丞宋祁、太子中允许韩琦为太常丞直集贤院，大理平事石延年、赵宗道为秘阁校理。 again诏令从今以后必须召试，不得自我陈述请求。第二年，光禄寺丞盛申甫、马直方仍然自我陈述在馆阁读书多年，希望能得到贴职。皇上只令大官供给饮食，等三年后考核。于是诏令以后不得设置。盛申甫先前因其父翰林侍读学士知河阳府盛度的请求，得以在馆阁读书。有一天，皇上对辅臣说：“图书之府，是用来等待贤才俊秀并备供讨论的。近来公卿家族多凭恩泽请求，这大概不符合详慎的意思。于是诏令从今以后辅臣、两省、侍从不得自我陈述请求子弟亲戚为馆职，进士及第第三人以上的也要考核所进献的文章，召试入等的才授予官职。”

嘉佑三年，任命光禄卿张子宪、赵良规、掌禹錡、齐廓、张子思都直秘阁。在此之前，张子宪等都为太常少卿直秘阁，应当升任谏议大夫，而中书省认为谏议大夫不可多授，所以都升任正卿。而旧例，大卿监没有带馆职的，至此，特别为他们请求而恢复了馆职。四年，三馆、秘阁各自设置官员编校书籍，通常都除授足额。

仁宗对辅臣说：“二府政事之臣既然每天在面前谋划咨询，至于侍从之臣也偶尔曾访问对答。我设立三馆来培育人才，应当有通晓边防攻御适宜、国家利弊要害的人，然而未曾听说有所进言，难道是因为远离而难以自我表达吗？于是诏令从今以后三馆臣僚各自上封事，如果需要当面陈述，都允许请求对答。”

嘉佑年间，任命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编校昭文书籍，国子博士傅卞编校集贤院书籍；后来又任命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编校史馆书籍。六年，任命孙洙为馆阁校勘，于是诏令编校书籍供职满两年的，可以补任校勘，大概从孙洙开始。后来吕惠卿、梁焘、沈括都由编校成为馆职。到熙宁年间，任命前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校书，在此之前，御史中丞吕公着推荐邢恕，认为他是贾谊、马周一流的人，召对后才有此任命。于是诏令今后凡是选举可试用人，都令除授崇文院校书，以备访问任使；等两年后听取旨意，或除授馆职，或合入差遣。

英宗曾对辅臣说：

译馆阁是用来培养杰出人才的，近来想要选派人员出使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难道是缺乏人才吗？参知政事欧阳修说：“选拔人才的途径狭窄，馆阁只任用编校书籍的选人，晋升任用稍显迟缓，应当拓宽任用人才的途径，逐渐让他们进入这个职位，或许可以选拔到合适的人。”赵抃说：“培养人才，应当考察他们的长处而加以任用。”皇上说：“你们各位为我各自举荐几位才能德行都优秀的人，即使是亲戚世家也不要回避，我当亲自审阅是否合适。”宰相曾公亮说：“如果让我们自己推荐而任用，难免会有嫌疑。”韩琦说：“我们担忧的是人才难以从中选拔，如果真的得到了合适的人，议论他们是否胜任，本来有什么嫌疑呢？”皇上坚持让他们举荐。于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抃所举荐的共十余人，皇上都下令召来考试。韩琦等人又因为人多而为难，皇上说：“既然委托你们举荐，如果贤能难道还担心人多吗？”于是先召见尚书度支员外郎蔡延庆、尚书屯田员外郎叶均、太常博士刘攽、夏倚、太子中允张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禄寺丞胡宗愈、雄武军节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观察推官王存等十人，其余的须待后来考试。不久在学士院召试，夏倚、章惇虽然考中，因为御史有言论，夏倚只得江西转运判官，章惇改任著作佐郎而已；任命刘攽、王存为馆阁校勘，张公祜、李常为秘阁校理，胡宗愈为积贤校理。治平四年，御史吴申说：“先前诏令十人考试馆职，逐渐变得冗杂泛滥，而且所考的仅限于诗赋，不是治理国家百姓的急务，请求兼用两制官员的荐举，仍然废除诗赋，考试论策三道，询问经史时务，每道题问十件事，以通晓与否决定高下去留。先前召来考试的人，也请求按新法一并考试。”诏令两制官员详细审定上报，后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人说：应当废除考试诗赋，如吴申所言。于是诏令从今以后馆职考试论一首、策一道。到了元祐年间，再次举荐考试馆职，则只考试策一道而已。元丰年间官制施行，开始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判将作监王益柔担任秘书监，第二年出任蔡州知州，任命司勋郎中叶均担任秘书少监。不到一个月，恰逢李常担任礼部侍郎，太常少卿孙觉有亲属嫌疑，于是任命孙觉为秘书少监，而叶均改任太常少卿。第二年，右谏议大夫赵彦若因为越职言事，降职为秘书监，然而也都是当时选拔的人才。叶均，是已故翰林学士叶清臣的儿子，治平初年因宰执推荐，召试馆职考中。秘书省建立，起初任命奉议郎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林熙为承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后来升任礼部郎中，仍然兼任著作，大概史官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就是这样。元丰五年六月，任命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秘书省著作佐朗。在此之前，丰稷说：“正当官制施行，而执政、尚书、侍郎、郎官丞簿中却有因欺罔贪赃之徒入选，拿什么来昭示四方？”所以有此任命。不久，担任吏部员外郎。崇宁初年，王沩之担任司谏，因为回避岳父张商英担任著作郎兼国史馆；后来曾楙担任监察御史，因为回避岳父吴执中担任著作佐郎。宣和年间，潘良贵以主客员外郎应对不合旨意担任著作，也是清贵的选拔。

译宋初祖宗时期，凡遇重大典礼或政事需要研讨因袭与变革，必定让三馆的士人参与议论，像范仲淹上疏议论职田、苏轼议论科举制度，就是这类事例。详细商议典礼，通常命令太常礼院与崇文院详细审定后上报，因为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机构，崇文院是收藏典籍的府库，而且国家史书和典章制度也在那里。汇聚众位英才的议论，考据古今的适宜之处，那么将其施行于政事和典礼，就一定不会违背治理的原则了。熙宁年间，苏轼担任直史馆，曾经被召见应对，亲自承受皇帝的恩言，认为“凡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之道，指出得失，不要有所隐瞒”。既然如此，那么继承学业的士人，难道有不思竭尽忠诚以图报答的吗！

元丰七年，叶祖洽被任命为湖州知州，皇帝批示说“叶祖洽是熙宁年间首榜的高第，可以授予秘书省职事官”，于是被任命为校书郎。起初，邢恕、王仲修都凭借秘阁校勘的身份被任命为校书郎，范祖禹因为修撰《资治通鉴》完成才得到正字的职位。后来邢恕升迁为著作佐郎，再次升迁为都司，范祖禹直到元佑年间才担任著作郎兼侍讲，大概选拔任用就是如此吝惜。按照旧例，馆阁的兼职与升迁转任有所不同。景德初年，直秘阁杜镐、秘阁校理戚纶都凭借旧职充任龙图阁并得到诏命。几年后，杜镐以司封郎中直秘阁的身份充任龙图阁待制，升迁为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特殊的恩宠。其余的大致是秘阁校理升迁为直秘阁，集贤校理升迁为直集贤院，或者升迁为直龙图阁，至和年间像张子思、赵良规、钱延年就是这样。直史馆升迁为直昭文馆，淳化年间像吕佑之、赵昂、安德裕、句中正就是这样。直馆、直院中有被任命为知制诰的，吕佑之以直昭文馆的身份，和?、王安石以直集贤院的身份，都被任命为知制诰。至于校理、校勘，常常随着他们所领职务的高低而升迁，像吕溱、李绚以直集贤院的身份，余靖、彭乘、蒲宗孟、孙洎、安焘、黄履、曾巩、赵彦足以集贤校理的身份，都担任同修起居注，蔡襄以校勘的身份升迁为直史馆知谏院，邓润甫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的身份担任集贤校理直舍人院，不久担任知制诰，常秩以大理评事的身份特别起用为左正言直集贤院，不久担任直舍人院，这也是特殊的恩宠。毕仲衍以秘阁校理的身份被任命为左史，王安礼以校勘的身份升迁为直集贤院，王震以校勘的身份担任检正礼房公事升迁为右司员外郎，毕仲衍、王震都是在更改官制的初期。官制实行后，秘书省的官员与过去不同，馆职只兼任经筵，国史实录院的官员则其升迁稍有不同。元佑年间，张耒、黄庭坚都担任著作佐郎。绍圣年间，邓洵武、吴伯举都担任校书郎，升迁为左右史，是因为兼任国史院官员的缘故。

卷四

官联

宋代集贤院大学士一人，由宰相充任。学士没有固定员额，由给事中、谏议大夫、卿监以上官员充任；直学士不常设置。掌管事务与昭文馆相同。判院事一人，由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充任，或者差遣两人。

三馆合并为崇文院，另外设置官吏。有：检讨，没有固定员额，由京朝官充任；校勘，没有固定员额，由京朝幕府州县官充任。掌管聚集三馆的图籍。监一人，由内侍充任，兼管秘阁图书。天禧五年，又设置同勾当官一人。

秘阁到端拱二年，在崇文院中堂建立，挑选三馆书籍的真本，以及宫内拿出的古画墨迹等收藏其中。淳化元年，诏令次三馆、直阁由朝官充任，校理由京朝官充任。掌管缮写秘藏供御典籍图书的事务。判阁一人，过去常由丞、郎、学士兼秘书监统领阁事，大中祥符九年后，由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判阁。建国初年又设置秘阁校理，通掌阁事。咸平年以后的都不再统领事务。

史馆过去寓居集贤院，监修国史由宰相充任。开宝年间，薛居正以参知政事的身份监修。此后参知政事也有管勾修国史的，不常设置。景德年间，又有同修国史的名号，史书修完就停止。修撰由朝官充任，直馆由京朝官充任。又有检阅、编修的名号，不常设置。掌管修撰国史、日历以及典章图籍的事务。判馆事一人，由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充任。后来更改官制，日历隶属于国史案，每次修撰前朝国史、实录，就另外设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由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担任修国史，其余侍从官担任同修国史，一般官员担任编修官。实录院提举官如同国史院，从官担任修撰，其余官员担任检讨。

咸平五年八月，任命秘书丞直史馆判三司度支局院的孙冕为左正言，度支判官仓部朗中直秘阁的潘慎修为考功郎中，都官朗中直史馆的刘蒙叟为职方郎中。在此之前，京朝官担任中外职事，受代时，经过考核引见应对，大多获得叙迁，而计司、三馆不在此例，有资历长久的人。从宫内传出姓名，所以有了这次任命。

咸平六年十月辛酉，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人说：“奉诏详定浴堂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