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二

译论治国之道。天命元年丙辰年正月癸酉日。太祖上谕贝勒和诸位大臣说：“我听说上古政治最清明的时代，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同心协力，天下降下祥瑞，太平和美之气一同到来。如果确实秉持公正诚实的志向，振作精神治理国家，上天一定会眷顾保佑，大地的灵气也会协同响应。做君主的怎么可以不秉持公正诚实的志向，去除自己的私心呢？上天没有私心，所以四时运行有序；大地没有私心，所以万物生长；君主没有私心，各种事务就都能得到治理而取得成效。统治大国的人，能够以公正诚实存心，建立纲纪，教化与养民并施，那么天地神祇一定交相感应，各方也无不爱戴他；用这样的办法使国家公平安定，达到帝王之道，并不困难。而且修身、齐家、治国，所遵循的道理是一样的。用专一的心修身，君主的德行就清明；用专一的心治家，九族就亲睦；用专一的心治国，百姓就安定。由此协和各国，也不超出这个道理。治理国家的关键，只在君主的内心而已。” 丙子年。太祖上谕诸贝勒说：“君主的德行光明，贤臣就会喜悦；君主的德行昏暗，贤臣就会忧虑。因此君主的智慧思虑如果还不周全，就必须广泛听闻、博览群书，勤于咨询，然后才能称为睿智明哲的君主。贤臣如果遇到盛世，辅佐赞助皇帝的事业，使朝廷的声名施行于当时、流传于后世，都要以忠诚之心去做；有好的谋略、正直的议论，就没有不尽情进言的。他们把家国看成一体，这样才可以上告天地而无愧。忠诚而仁慈，施惠就一定公正；忠诚而敏捷通达，各种事务就能得到治理；忠诚而武勇，就能平定祸乱，建立显著功勋；忠诚而能自守，凡事都可以胜任。如果只有仁慈而没有忠诚，施舍就一定不能公平；只有敏达而没有忠诚，变更制度反而会增加纷扰；只有武勇而没有忠诚，就会轻视敌人、缺少谋略，更加导致失败和祸乱。才能虽好，却往往因为内心缺少忠诚而动辄获罪。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务必要先寻求忠诚的人并依靠任用他们。”这一天，太祖上谕贝勒和诸臣说：“古代君主的德行能够彰明，从九族直到百姓，都享有太平；即使治理安定已经取得成效，也仍然不敢荒废安逸，所以能够努力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君主勤勉追求良好治理，其道理并不遥远；只要在上位者真正以诚正之心立身处世，那么下属的狡猾欺诈就会全部消除；恭敬谦让、持守自身，那么下属的畏惧戒惧也会暗中消除，风俗就会淳朴，各国就会协和；这样达到太平之治，并不困难。” 三月丙子日。太祖上谕贝勒和诸臣说：“做君主的，不让私意萌生，常存敬畏之心，德行就会日益达到高明。把这种心推及百姓，公平而普遍地爱护养育他们，那么无论贤能还是愚笨，都会从内心爱戴。至于贤能之人，应当选拔任用，使他们成为贝勒，分理各种事务；贝勒能够勤勉努力，建立良好谋略，用合乎法度的话教训国人，使百姓彼此悦服；又能承接君主的德意，安抚聚合各方，那么各地百姓向往教化前来归附，唯恐落在后面。让这样的人掌握国政，难道不会在当时得到人们称颂其明智，在后世流传美好的声名吗？” 天命三年戊午年闰四月壬午日。太祖上谕侍臣说：“人人都称赞仙佛的善行，然而仙佛虽然善良，内心不善的人却不能做到；必须勤修善行，才可以与仙佛相合。君主奉行天理治理国家，修明政教，宽厚仁慈，使全天下享受太平之福，那么一人有道，万国安宁，比仙佛还要高明。人们知道鬼魅凶恶，然而鬼魅虽然凶恶，遇到寿命未尽的人也不能加害，只有寿命将尽时，才会受到它的祟害。如果君主不行正道，导致战争相互侵害、盗贼蜂起，百姓有死亡的忧患，这就是一人失德，祸害波及天下，其凶恶超过鬼魅了。明万历帝不顾念友邦，兴兵结怨，上天震怒，边疆沦陷，众多百姓被杀。这种祸害，难道只是鬼魅造成的吗？” 这一天，太祖上谕诸贝勒说：“从来国家败亡，并不是因为财用不足，都是骄纵造成的。像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都贪财好色，沉溺酒中，日夜宴饮享乐，不修治国政，终于导致自身死亡、国家灭亡。近来哈达国万汗听理政事时不辨是非，富有的人即使错了也说对，贫穷的人即使对了也说错，不实行公正裁断，只崇尚货贿，所以他所建立的基业到了自身就败亡了。从前我六位贝勒原本与国君地位相等，因为兄弟之间互相嫉妒，争夺财货，几乎导致国家丧乱。乌喇贝勒布占泰，我在战阵中擒获他，厚加恩惠抚恤，放他回国；他却不思报答恩德，依仗自己的才力，嗜酒妄为，于是受到上天责罚，国家也随之灭亡。如今蒙古贝勒不致力于政事，荒废在酒中；父亲因酒死亡，儿子又继续嗜酒；兄长因酒死亡，弟弟又继续嗜酒；再加上贪财贪货，争夺不止，父子兄弟彼此成为仇敌，国家也因此混乱。我的子孙如果仿效他们的行为，沉溺于美酒，陷于财利，存心邪僻，不敬慎守护基业，那么前车之覆就在眼前，难道不可警戒吗？” 天命十一年丙寅年正月己酉日。太祖上谕贝勒和诸位大臣说：“君主斋戒清明自己的心志，以事奉上帝，就能多受福祉。至于贝勒诸臣辅佐拥戴君主，也只在于存有公平、诚实、正直的心。做臣子的如果确实立志忠良，与君主同心一体，时时诚恳地劝勉百姓，使他们改正过错、趋向善行，改变风俗，那么百姓就会服从，君主也必然倚重任用他。所谓忠良，就是公而忘私，为国忘家；平时以忠诚谋划国家，遇到危难就以身殉国。君主如同太阳，与天地同为一体；做臣子的如果能够宣扬君主的德意，像四时运行不差一样，也就与君主的德性相合了。做君主的英明，做臣子的善良，各种事务就会兴修起来。”又谕说：“自古以来做帝王的很多，真正聪明睿智、恩惠广施于国人的却很少。譬如悬在天空中的星辰虽然很多，但像日月那样明亮的却没有。” 乙卯年十一月。训诫诸王。太祖训诫诸子和众贝勒说：“贤能的人不尊崇、不显扬，贤能者凭什么受到勉励？不才的人不诛罚、不贬黜，不才者凭什么受到惩戒？不要喜好利益，应当喜好道义；不要喜好财货，应当喜好德行。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德义更可贵的，我从过去一直这样做而不懈怠，你们要记住。我用来训诫你们的，只有这些罢了。” 天命六年辛酉年四月壬申日。

译太祖上谕诸贝勒说：“我听说，君主能够承受福佑，贤良之士就会汇聚；父亲多行善事，比生下贤子更为重要。贤士聚集，君主心中就安乐；贤子出生，家道就会昌盛。我把这些写成训诫，你们要恭敬记住。凡人立身处世，以公正为贵；与其惶惶不安地追求利益，不如追求这种极端公正的心。我只因存有极端公正之心，所以由愚昧变得聪明，由弱小发展壮大，由贫约变得丰足，又蒙上天眷顾授命，使我成为一国之主，可见极端公正的心确实十分可贵。贤良之人的才略成就还可以赶上，唯独他们极端公正的心难以企及。这样的人有的成为帝王，有的成为神圣，上天不会无缘无故生下他们。做君主的如果能以极端公正之心勤勉治理国家，使国家安定，那么上天赐予的大业就能长久享有。假如不是这样，上天没有不更换君主的。你们想一想：你们在百姓之上设置长官，在仆隶之上也设置长官；如果所设置的人不能统率管理下属，你们难道不会更换他吗？所以，人若公正勤勉，上天就选择他、任命他做国君；国君选择并任命他做大臣，道理是一样的。今后子孙若能以公正诚实存心，勤劳治理政事，就一定承受上天保佑；上天所保佑的人，谁能使他败亡呢？” 我处理国家事务，判定是非好坏，都以极端公正为准，从没有沉溺嗜好、徇从财利而妄下判断的事。出兵作战、外出狩猎以及一切军国大事，我都亲自承担劳苦，不敢贪图闲逸。我承受上天眷顾保佑，实在正是因为如此。今后子孙如果遇到劳苦之事，害怕劳苦而不加以策励自己，那怎么可以呢！” 这一天，太祖上谕诸贝勒说：“自古以来，国君和贝勒从来没有因为衣食耗尽而败亡的，只有行为放纵，才会导致败亡。后世子孙对于生杀、赏罚、取予，不能不谨慎。凡人陷入罪过，务必要详细审讯；如果遇到功臣旧臣的子孙，应当判死刑的可以赎免，应当受罚的可以免除，应当治罪的则告诫后宽释。至于诸贝勒，凡是议论诸臣，不要随声附和，应当把错误说成错误，把正确说成正确，直言劝正。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基业，创立十分艰难；征战之时，就像山中的熊虎互相撕咬，盗贼遍地，如豺狼布满原野，又有同族相残、众人争斗。我收服这些人，历尽劳苦，上天鉴察我极端公正的心，使众人回心归附，强悍者服从，叛乱者平定。后世子孙还应当好好守护它！”又谕说：“人虽然以才力勇猛为贵，但言语却应以谦逊退让为尚。机智的人要等遇到敌人才施展谋略，勇武强健的人要等临阵才施展勇力；否则即使有智有勇，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一天，太祖上谕诸贝勒说：“人在困苦贫约时，都有智慧，都能保持善良；一旦富裕安逸享乐，心性就会改变。我这些训诫的话，后世子孙中愚昧的人如果把这部书看作平常之物，那也就罢了；聪明睿智的人看它，必定如同面对祖父、看见祖父的心意一样，牢记在心而不敢忘记。如果果真遵守这些训诫，崇尚公道，恭敬承受基业，不使它坠落废弃，就差不多可以永远做国君了。假如不遵守训诫，抛弃公道，重视财货，没有不导致子孙混乱的。凡是自身危险、事业败坏、国家灭亡，都是因为内心不善；上天眷顾保佑、国政修明兴盛，也都是因为内心能够行善。强敌可以抵御，但天命难以违背；只应当努力保持公正诚实，以等待天命。” 七月庚子日。太祖上谕诸贝勒说：“人如果立心公正诚实，妻子就亲近丈夫，下属就亲近上级，仆人就亲近主人；公正诚实彼此感应，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存心邪僻，行为悖乱，妻子就疏远丈夫，下属就疏远上级，仆人就背离主人，内心彼此离异，又有什么好处呢？做下属的如果心怀怨恨君主的念头，君主虽然还不知道，上天已经知道；做上位者的如果心地污浊卑下，上天必然降罚，他也就不能再做主了。臣民都要共同敬畏！不要认为上天的监察距离遥远，便甘心自暴自弃。我以极端公正之心养育人民，不偏不倚；比如我六祖的子孙，有德行的，不让他们埋没；勇敢的，重重赏赐；议论事情明白敏捷的，赐给美好的名号。我存心如此，后世子孙中有才德的，不可自高自夸，应听任宗族兄弟共同推举；处于富贵时不可忘记贫困，有勇力仍须表现得像怯弱一样；对于其他国家，不要先说恶言，不要先产生恶念。恶念容易产生，善行却难以做到。俗话说：‘从恶如山崩，从善如登山。’难道能不谨慎吗！” 甲子年。太祖上谕诸贝勒说：“做贝勒的，平时无事时应当使见识明达；审理诉讼时应当使内心公平。内心公平，事情的道理才能得到；见识明达，法纪才能彰明。二者都具备，再竭尽力量、尽忠职守，安抚治理百姓，使国家达到太平，就不难了！” 这一天，太祖上谕诸贝勒说：“国君和贝勒，对于兄弟、臣下和百姓，都应视为一体；即使是精美的衣服和食物，也都不吝惜，这才可以称为国主。如果只知道供养自己，内心沉溺于嗜好欲望，怎么能做养育百姓的君主呢？你们都要体察我的心意，以公正立心，以仁爱施及万物，对家人亲爱深厚，对臣民恩惠礼遇周全，不要只求自己方便。” 天命十年乙丑年四月庚子日。太祖大宴诸贝勒，告谕他们说：“俗话说：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作乱，这种人从来没有。我的世世代代子孙，应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在礼法规定的场合，不要失去孝悌恭敬的仪态。至于闲暇宴居时，长者和年幼者相处，应当亲切和善地接待，使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快乐共居；年幼者要敬重长者，以真诚相待，长者爱护年幼者，也要出于真诚，不要虚假。从前我国各部族分别居住在各自的地方，如今满洲、蒙古、汉人共同住在一座城中，就像同住一室一样。如果对卑幼之人过于严厉，卑幼之人就没有闲暇欢乐的时候了；即使物资不多，也应当宴会欢聚。我的训示就是这些，你们不要违背我的话。” 天命十一年丙寅年七月乙亥日。太祖上谕诸贝勒说：“天下还有什么能超过善，还有什么能处在恶的下面呢？八和硕贝勒看见有人做不善之事，一个人指责他，众人也同声指责他，那么做不善事的人自然知道自己错了，便顺从接受批评。假如众人不说，只有一个人独自指责他，那个做不善事的人必然认为：为什么只有这个人特别严厉地责备我？他是在憎恨我。如果责备人的言语有不恰当之处，众人也应当劝谏他；众人劝谏正确，就应当立即接受，不要羞惭，于是巧言掩饰自己的错误，争辩不休。” 乙卯年五月庚戌日。训诫群臣。

译太祖上谕侍臣说：“治理国家，应当崇尚宽厚，秉持公正诚实，这样才能传承久远，基业牢固。如果自恃智力，任意侵夺，存心不善，行为不合正道，必然自身遭受忧患和耻辱，国运衰微。这是确定不移的道理。人若存心公正，上天就赐予百福；存心邪恶，上天就降下百殃。人的祸福，都是由内心造成的。内心善良，所遇之事必定吉利，将会声誉日益为众人所知，自身享有富厚，地位达到显贵；内心不善，所遇之事必定凶险，责罚必然接连而来，自身既困厄，家业也会衰落。泥土污秽尚且可以洗濯，如果存心邪恶、获罪于上天，有的会遭遇恶疾而死，有的会遭受刑戮而死，甚至已经死了还没有抵偿完自己的罪过。由此看来，无论贵贱大小，都应当存心公正；假如不是这样，只凭借自己的智力，任意侵夺，即使有所获得，难道能够永远享有吗？所谓公正，就是把自己的心推及他人，把他人看作与自己一体。能够这样做，必先被朋友了解，朋友共同称赞他的善行；于是上达大臣，大臣上达贝勒，贝勒上达国君；上下都称赞他的善行，他的美名还会传达到上天，上天也会保佑他、赐给他福禄，使他的子孙长久延续，世世代代享有福泽。这样一来，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不善，哪里还会有凶祸呢！没有事情的国家，不可以因为喜欢惹事而兴兵；如果喜欢惹事而兴兵，必然受到上天责罚。承受上天责罚而导致基业倾覆的事，我也曾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他们不致力于修养德行，任意侵夺财物，这是施行暴虐。因其暴虐而讨伐他们，上天必然保佑。总而言之，人若以公正存心，活着既得到福泽，死后也流芳百世；人若以邪恶存心，活着遭遇显著祸患，死后仍留下罪孽，往往都是这样。如果把这些事全部列举出来，恐怕不能尽数说明，所以只大略列举一般情形，写成训诫，你们要恭敬记住。” 天命三年戊午年闰四月壬午日。太祖谕告侍臣说：“我曾听说，自古以来，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武力的灭亡；从没有立志公正诚信却有所失误的，也没有存心邪恶奸诈反而能够得利的。所以从上到下，凡是立志公正诚信的人，叫作积善。善行既已积累，哪有不获得福报的呢？存心邪恶奸诈而横行暴虐的人，叫作积恶。恶行既已积累，哪有不遭受祸患的呢？满洲、蒙古、汉人，若能除去邪恶奸诈，保存公正诚信，就可以接受福报并长久享福了。从朝廷百官直到百姓，虽然贵贱不同，但祸患并不是从外面来的，全都由自己招致，这是为什么呢？上天命令某人为君，若不能修治上天所托付的大业、施行善事，以顺应天意、合乎人心，反而放纵志趣，沉溺于卑下之事和淫逸享乐，上天必定责罚他，基业也就会废坠。君主任命某人为臣，若不能竭尽忠诚勤劳，恭敬谨慎地履行职责，却存有邪僻之心，轻忽懈怠地办事，君主必定治他的罪，他自身也不能保全。至于百姓，只要做一件不善之事，刑罚杀戮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所谓凡人的祸患，全都由自己招致。”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太祖谕告侍臣说：“有聪明才智的人，如果又能忠诚，居处于一个国家，就像日月光明运行，众人都仰望他；如果存心不善，即使众人拥戴，又有什么用呢？就像繁多的星辰一样，没有光辉。凡是存心公正忠诚、自己求取更多福报的人，即使孤单一人，也能超越众人。因为人有美好的德行，名声一定显扬；不只是本国看重他，其他国家也会爱慕他。即使是不善之人，只要能够毫不吝惜地改正过错，贤者也没有不称赞他的。” 这一天，太祖谕告侍臣说：“善良的人，即使身处艰难危险之中，内心也不改变；优良的金属，即使经过锻炼，颜色也不变。良金和善人没有不同。善人存志公正忠诚，不把利益当作利益，而把合乎义理看作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利益。若存有不善的念头，靠非分手段获得利益，这能叫利益吗？即使办事偶然恰好成功，也不过是侥幸罢了。假如善人已经制定的谋略，被不善之人听到，只要一句话就把事情败坏了，这就好比一年到头辛勤耕种黍稷，却在一旦之间毁于冰雹，难道不可惜吗？” 这一天，太祖谕告侍臣说：“人如果在智慧方面优越，即使没有力气，也等于有力量；即使有强劲的敌人，哪里能够战胜他呢？智慧优越的人，能够预先谋划大计，决定大事，能够说出众人仅仅略知的道理；等到听到贤哲的话，又能领会醒悟。这样的人，群贤没有不称许他的。假如这样的人遇到贤明的君主，那么各种事务都将得到治理，国家可以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七月庚子。太祖谕告侍臣说：“没有德行的人，若能效法有德之人，恶念又从哪里产生呢？如果崇尚邪僻乖张，任意妄为，善行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呢？愚昧昏暗的人，不领悟贤哲的告诫，反而憎恶别人责备自己；即使有善言，也不知道听从接受，这还可以算是人吗？” 甲寅。太祖谕告侍臣说：“善良的人知道自己有过错，即使过错很小也一定改正；不善的人，即使把他的过错告诉他，他也不改。所以善人偶然有过失，一定会猛然省悟而自我修养，这样善心反而会因此增长。” 这一天，太祖谕告侍臣说：“人如果能够常怀长远的忧虑，容纳接受直率的意见，以公正忠诚之心勤勉尽力，来侍奉上级，那么卑微的人可以变得尊贵，疏远的人可以变得亲密，美好的声名也能充分显扬，就像风声一样，四方都能听到。人谁不喜欢善行呢？既然听到这样的声名，哪有不倾心仰慕的呢？” 这一天，太祖谕告侍臣说：“人即使质朴鲁钝，只要立志公正忠诚，上级就应当倚重他。公正忠诚的人，遇到别人有过错，一定把意见全部说出，规劝劝谏；至于轻佻机巧之徒，即使询问他，他也不告诉实情。至于愚昧的人，遇到有才艺的人不知道加以恩惠，反而给无益之人恩惠。他们这些没有良知的人，受到别人的恩惠却不知道报答，就像把种子播在贫瘠坚硬的土地上，必然不能有多少收获。” 天命十一年丙寅三月丙午。

译太祖谕告群臣说：“我所筹划忧虑的事情很多：是不是我精神疲倦，懈怠于治理之道了？是不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甘苦，我还不能体察？是不是把有功勋、忠直的人任用颠倒了？我的诸子，果真效法我的作为，尽心办理国事吗？臣工们果真勤勉于政务吗？我所筹虑的就是这些。至于敌国的情形，也是我深深挂念的。如今昼夜谋划时，有能够同我谈论、同我谋划，以及勇于临阵作战的人，想进来，就进来好了。能够同我谈论的，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使他也抒发见解回答；勇敢的人，听到我的话，就让他由此有所认识。因为议论往往从通常的事情说起，谈到道理的关键时，语言虽粗略，却可以由此说明精微之处。若有这样的人，既不能说话，临敌又没有勇气，只是仰望我的脸，坐在那里听我说话，实在使我更加郁闷。他的才能、他的行为，我都知道；想当面斥责他，又恐怕使他难堪，所以不说。俗话说：一个人善于射箭，十个笨拙的人也跟随他。他安享贤人创立治理的基础，坐享勇士俘获的财物，为什么不能像莠草借苗的荫蔽而自行生长呢？屡次来到我面前，又是为什么呢？” 卷三。经国。乙卯六月。叶赫将太祖所聘的女子许配给蒙古，众贝勒、大臣听说后，请求发兵前往征讨。太祖谕告说：“征讨是国家的大事。如果因为违背婚约而发怒出兵，那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女子的出生，正是祸衅由此开启，实在不是偶然。哈达、辉发、乌喇三国都因这个女子出兵结怨，相继灭亡；这个女子招致祸衅、使国家灭亡，已经有明确的验证。如今明朝又帮助叶赫，不把这个女子给我，反而给蒙古，上天大概是想灭亡叶赫，故意激怒我，以开启大祸衅。若奋力征讨，后来即使得到这个女子，也只是招来不祥；即使把她归还别人，也一定不能长久。我知道这个女子造成的祸患已经尽了，死期将要到了。”诸贝勒、大臣仍想出兵，坚决请求。太祖说：“假使我因此发怒，出兵征讨，你们尚且应当劝谏阻止；我早已彻底看清事情的机理，心中已经释然，把这件事置之度外。为了息兵，我劝告你们，你们为什么反而一再坚决请求呢？我没有遗憾，你们又有什么遗憾？我决不因为你们的话劳师动众。”于是下令撤回已经调集的马匹。不久，叶赫把这个女子嫁给蒙古，不到一年果然灭亡。诸贝勒、大臣又请求说：“这个女子已经三十三岁，接受我国聘礼将近二十年；因为明朝卫助叶赫，叶赫倚仗明朝势力，便把她嫁给蒙古。如今前往征讨明国，是合宜的。” 太祖又不答应，说：“明朝出兵越过边境援助叶赫，上天的鉴察并不遥远，我们姑且等待它的结果。叶赫与我国都是满洲的国家；明朝既然自称统辖各国，作为天下共主，就应当辨别是非、审慎权衡之后再援助。如今它竟倚仗势力横行，违抗天意，反而出兵援助受到上天谴责的叶赫。姑且看它帮助叶赫，你们又何必着急呢？假使我今天仗义讨伐明朝，上天一定会保佑我；有上天保佑，我可以战胜敌人。但我国的储备还不充足，即使得到明朝的人口、牲畜和财产，又拿什么来养活他们？如果养活他们，恐怕我国百姓反而会受到损耗。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只有安抚整顿我国，巩固边疆，修治边防，重视农业、积储粮食。”天命四年己未四月丙辰，太祖谕告诸臣说：“现在战马瘦弱，必须用青草放牧，使它们强壮。应当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屯田，修筑城墙，划定边界，设置军队守卫，以保护农民。”于是太祖向西行，指示修筑城墙的基址，选择空旷土地放牧战马。天命六年辛酉三月癸亥。太祖召集贝勒和诸臣商议说：“上天既然眷顾我们，把辽阳赐给我们，是不是将要迁居这座城？还是仍然回到我国原有的地方？”贝勒、诸臣都回答应当回国。太祖说：“国家所看重的，在于土地和人民。如今军队返回，辽阳一城，敌人将会再次到来，占据并坚守；周围的百姓必定逃入山谷，不再属于我们。舍弃已经得到的疆土而返回，日后必然还要再次劳烦征讨，这不是好的计策。况且这里是明朝与朝鲜、蒙古交界的要害地区，上天既然把它给了我们，就应当居住在这里。”贝勒、诸臣都说：“好。”于是决定迁都，迎接后妃和诸皇子。天命七年壬戌三月己亥。太祖召集贝勒、大臣商议说：“我国承受上天的眷顾保佑，于是拥有辽东土地。但如今辽阳城很大，年代久远，已经倾塌破败；东南有朝鲜，北面有蒙古，两国都还没有平定。如果舍弃这里去征讨明朝，恐怕会留下后顾之忧。因此必须重新修筑坚固的城池，分派军队守卫，才可以巩固我们的根本，乘机征讨。”贝勒、大臣劝谏说：“舍弃现在居住的城郭、房屋，另行创建，岂不是劳累百姓吗？”太祖说：“如今既然已经同明朝交战，哪里能够立即图求安逸？你们所爱惜的，只是一时的小劳苦；我所考虑的，却是国家的大事。如果吝惜一时的劳苦，将来如何成就长远宏大的事业？我想让归降归附的百姓修筑城池，房舍则由各家自行营建。这样虽然暂时劳苦，却可以永久安逸。”贝勒、大臣都说：“好。”于是，在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筑城，创建宫室，迁居其中，命名为东京。天命十年乙丑三月己酉。太祖想迁都回沈阳，贝勒、诸臣以年成荒歉、粮食匮乏为理由劝阻。太祖不答应，说：“沈阳是地势优越的地方。向西征讨明朝，从都尔鼻渡过辽河，道路又直又近；向北征讨蒙古，二三天就可以到达；向南征讨朝鲜，可以从清河道路进军。并且在浑河、苏克苏浒河的上游砍伐木材，顺流而下，用来修建宫室、作为柴薪，怎么用也用不完。还可以不时出猎，山近而野兽多；河中的水产，也可以捕捉取得。我已经把这些筹划得很周详了，你们难道没有考虑到吗？” 任用大臣。天命八年癸亥正月戊戌。太祖谕告诸臣说：“我在八位和硕贝勒之外，设置八名大臣辅佐他们，是想考察他们的内心：谁能把自己的事情和别人的事情视为一体，并且以公正持论；谁对自己的事情有不对之处，却不自行引咎，反而变脸拒绝劝谏；你们八位大臣要公正地察看。知道他不对，就直言责备他，不要接受他的托辞来上报。朕设置你们的用意，这是第一点。至于国家大事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应当深入筹划。有能够辅佐帝业的人，就称许他足以胜任并推荐他；有才能不能胜任的人，就指出他无能并弹劾他。这是第二点。总兵以下以及各位武臣，凡是行军作战的事情，都应谋划怎样才能取胜、怎样会失败。若是野战，需要什么器具；若是攻城，需要什么器具；凡是应当使用的，都要查明。能够统率军队的，就称许其能；不能统率军队的，就指出其不能，报告给朕。这是第三点。如果不肖之人不降职、不革职，恶行就没有办法惩罚；贤能之人不推荐、不任用，善行就没有办法劝勉。你们如果真能治理国家事务，各得其宜，那么朕所生的众多子孙、所设置的众多臣僚，都将有益于国家，朕的心自然安泰而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