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
太宗曰：“朕与李勣论兵，多同卿说，但勣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乎？”
靖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
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
靖曰：“方生于正，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陈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矣。”
靖曰：“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孙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国）[圆]也。”
太宗曰：“深矣！孙武之言。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
靖曰：“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加）[如][弓广]弩，节如发机。’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以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陈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陈。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
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陈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陈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语传。朕为《破陈乐舞》，唯卿已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幡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曷为得宜？”
靖曰：“臣参用古法，凡三队合，则旗相倚而不交；五队合，则两旗交；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五；开相倚不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然）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
太宗称善。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
靖曰：“臣（案）[按]《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尔。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覆，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覆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军转陈，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
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
靖曰：“臣（案）[按]按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矩]，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惟务奇胜，非拒御而已。臣均其术，凡一马当三人，车步称之，混为一法，用之在人。敌安知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哉？或潜九地，或动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书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术如何？”
靖曰：“画地方一千二百步，开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纵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处，所谓陈间容陈者也。武王伐纣，虎贲各掌三千人，每陈六千人，共三万之众，此太公画地之法也。”
译太宗说：“我与李勣谈论兵法，大多与你的说法相同，只是李勣没有深入探究其渊源罢了。你所制定的六花阵法，出自什么方法呢？”
李靖说：“我所依据的是诸葛亮的八阵图法。大阵包裹小阵，大营包裹小营，角落相互钩连，曲折相对。古代的制度就是这样，我绘图时沿用了它。所以外面画成方形，里面环成圆形，这就形成了六花阵，这是世俗的称呼罢了。”
太宗说：“内圆外方，是什么意思呢？”
李靖说：“方形产生于正兵，圆形产生于奇兵。方形用来规范步伐，圆形用来连接旋转。因此，步伐的数量由地面决定，行进的连接顺应天象。步伐确定，连接整齐，那么变化就不会混乱。八阵变为六阵，这是诸葛亮的旧法。”
太宗说：“画方形以显示步伐，点圆形以显示兵力。步伐训练足部的动作，兵力训练手部的动作，手脚便利，这就领悟了一半了。”
李靖说：“吴起说：‘断绝而不分离，退却而不散乱。’这就是步法。训练士兵就像在棋盘上布棋，如果没有画好线路，棋子怎么用呢？孙武说：‘土地产生度量，度量产生数量，数量产生权衡，权衡产生胜负。胜利的军队就像用镒称铢，失败的军队就像用铢称镒。’这些都起源于度量方圆。”
太宗说：“孙武的话太深刻了！不测量土地的远近、地形的宽窄，那么怎么制定节奏呢？”
李靖说：“平庸的将领很少能懂得这个节奏。‘善于作战的人，他的态势险峻，他的节奏短促，态势就像拉满的弓弩，节奏就像扣动扳机。’我修习这种方法，凡是设立队伍，相隔各十步，驻队距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设立一个战队。前进五十步为一个节奏。吹一声号角，各队都分散站立，不超过十步之内。到第四声号角，持枪跪坐。于是击鼓，三呼三击，三十步到五十步来应对敌人的变化。骑兵从背后出击，也以五十步为临时停止的节奏。前面是正兵，后面是奇兵，观察敌人如何行动。再次击鼓，则前面是奇兵，后面是正兵，再次引诱敌人来犯，寻找空隙攻击其虚弱之处。这六花阵的大致情况都是这样的。”
太宗说：“《曹公新书》说：‘布阵对敌，必须先立标杆，率领军队靠近标杆布阵。一部军队受敌，其余部队不进军救援的斩首。’这是什么方法呢？”
李靖说：“临敌时立标杆，是不对的，这只是训练时的方法罢了。古人善于用兵的，只教正兵不教奇兵，驱使大众就像驱使羊群一样，和他们一起前进，和他们一起后退，使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曹操骄傲而好胜，当时，奉行《新书》的将领们，没有人敢攻击他的短处。况且临敌时立标杆，不是太晚了吗？我私下观察陛下所制的《破阵乐舞》，前面伸出四面标杆，后面缀着八面旗帜，左右转折回旋，快步缓步金鼓，各有其节奏，这就是八阵图四头八尾的制度。世人只看到乐舞的盛大，哪里知道军容是这样的呢。”
太宗说：“从前汉高祖平定天下，歌唱道：‘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概兵法可以用心意传授，不能用言语传达。我制作《破阵乐舞》，只有你已经明白它的表象了，后世的人就会知道我不是随意制作的。”
太宗说：“五色旗帜是正兵吗？幡麾折冲是奇兵吗？分合是变化，那队伍的数量怎样才适宜呢？”
李靖说：“我参用古代的方法，凡是三队合并，旗帜相互依靠而不交叉；五队合并，两面旗帜交叉；十队合并，五面旗帜交叉。吹号角，打开交叉的五面旗帜，那么一支队伍就再次分散成为十队；打开交叉的两面旗帜，那么一支队伍就再次分散成为五队；打开相互依靠不交叉的旗帜，那么一支队伍就再次分散成为三队。兵力分散时，以合拢为奇兵；合拢时，以分散为奇兵。三令五申，三次分散三次合拢，然后回归到正兵，四头八尾，才可以训练，这是队法所适宜的。”
太宗称赞说：“好。”
太宗说：“曹操有战骑、陷骑、游骑，现在的骑兵相当于哪一种呢？”
李靖说：“我按照《新书》说：‘战骑在前面，陷骑在中间，游骑在后面。’这样就是各自立名号，分为三类罢了。大体上骑兵八马，相当于步兵二十四人，二十四骑相当于步兵七十二人，这是古代的制度。步兵常训练正兵，骑兵常训练奇兵。根据曹操的说法，前后及中间分为三覆，不说两厢，是举一端而言。后人不明白三覆的意义，那么战骑必定在陷骑、游骑之前，怎么使用呢？我熟练运用这种方法，回军转阵，那么游骑在前面，战骑在后面，陷骑临变而分，这都是曹操的方法。”
太宗笑着说：“多少人被曹操所迷惑。”
太宗说：“车兵、步兵、骑兵三者是一种方法。它们的运用在于人吗？”
李靖说：“我按照春秋时鱼丽阵，先偏后伍，这是车兵步兵没有骑兵，叫做左右矩，说的是抵御而已，不是追求出奇制胜。晋国荀吴讨伐狄人，舍弃车兵改为步兵，这是骑兵多为便利，只追求出奇制胜，不是抵御而已。我均用这两种方法，凡是一匹马相当于三个人，车兵步兵与之相称，混为一种方法，运用在于人。敌人怎么知道我的车兵究竟从哪里出来？骑兵究竟从哪里来？步兵究竟从哪里来呢？或者潜伏于九地之下，或者行动于九天之上，其智慧如同神明，只有陛下才有，我哪里足以知道呢。”
太宗说：“太公的书说：‘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标出十二时辰。’这种方法如何？”
李靖说：“画地方一千二百步，是开方的形状。每部占地二十步的方形，横着每五步立一人，纵着每四步立一人。总共二千五百人，分为五方，空地四处，这就是所谓阵间容阵。武王伐纣，虎贲各掌管三千人，每阵六千人，共三万之众，这是太公画地的方法。”
太宗曰：“卿六花陈画地几何？”
靖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六陈，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尝教士三万，每陈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阵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曰：“五行陈如何？”
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
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兽之陈，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
靖曰：“诡道也。”
太宗曰：“可废乎？”
靖曰：“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
太宗曰：“何谓也？”
靖曰：“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
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
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吴广败秦师，岂胜、广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夸兵众，所以自败。臣（案）[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
太宗曰：“《尚书》言：‘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
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也。《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谓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
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按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蕃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杨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
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案）[按]《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而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
太宗曰：“诚哉！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
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译太宗说：“你画的六花阵图，占地多大？”
李靖说：“大阅兵时，方形场地边长一千二百步，其含义是六个阵，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作为教战场所。我曾训练士兵三万人，每阵五千人，用其中一成兵力作为营寨之法，五成兵力布成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形，每阵变化五次，共二十五次变化后停止。”
太宗说：“五行阵是怎样的？”
李靖说：“本是因为五种方位的颜色而设立这个名称，方、圆、曲、直、锐，实在是根据地形而形成的。军队如果不平时练习这五种阵形，怎么可以临敌作战呢？用兵是诡诈之道，所以勉强命名为五行。用术数中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修饰它，其实兵势像水一样，根据地形决定流向，这就是它的宗旨。”
太宗说：“李勣所说的牝牡、方圆伏兵之法，古代有吗？”
李靖说：“牝牡之法，出自民间传说，其实只是阴阳两种含义罢了。我查阅范蠡说：‘后发制人则用阴，先发制人则用阳。耗尽敌人的阳刚之气，充盈我方的阴柔之气而夺取胜利。’这是兵家中阴阳的奥妙。范蠡又说：‘设右侧为牝，增益左侧为牡，早晚行动要顺应天道。’这就是说左右、早晚，临时情况不同，在于奇正的变化。左右，是人的阴阳；早晚，是天的阴阳；奇正，是天人相互变化的阴阳。如果固执不变，那么阴阳都废弛了，怎么行呢？只是固守牝牡的阵形罢了。所以展示阵形给敌人看，是用奇兵示敌，那不是我的正兵；战胜敌人，是用正兵攻击，那不是我的奇兵。这就叫奇正相互变化。兵伏，不只是在山谷草木中埋伏。之所以称为伏兵，是因为正兵如山，奇兵如雷，敌人即使面对面，也测不出我的奇正所在。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阵形可言呢？”
太宗说：“四兽阵，又用商、羽、徵、角来象征，这是什么道理？”
李靖说：“是诡诈之道。”
太宗说：“可以废除吗？”
李靖说：“保留它才能废除它。如果废除了不用，诡诈反而更严重。”
太宗说：“这是什么意思？”
李靖说：“假借四兽阵，以及天、地、风、云的称号，又加上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的配合，这些都是兵家自古以来的诡诈之道。保留它们，其他的诡诈就不会再增加了；废除它们，那么利用贪婪和愚昧的手段从哪里施展呢？”
太宗沉默了很久说：“你应当保密，不要泄露给外人。”
太宗说：“严刑峻法，使人畏惧我而不畏惧敌人，我很疑惑。从前光武帝以孤军抵挡王莽百万大军，并没有用刑法来威慑。这是为什么呢？”
李靖说：“兵家胜败，情势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件事来推断。比如陈胜、吴广打败秦军，难道是陈胜、吴广的刑法能加于秦军吗？光武帝起兵，大概是顺应人心怨恨王莽，况且王寻、王邑不懂兵法，只是夸耀兵力众多，所以自取败亡。我按《孙子》说：‘士兵没有亲近依附就惩罚他们，他们就不会服从；已经亲近依附却不行惩罚，就不能使用。’这是说凡是将领先对士兵有爱戴结恩，然后才可以施行严刑。如果爱戴没有施加而单独使用峻法，很少能成功的。”
太宗说：“《尚书》说：‘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这是什么意思？”
李靖说：“爱戴设立在先，威严设立在后，不能反过来；如果威严加在前，爱戴补救在后，对事情没有益处。《尚书》是用来谨慎告诫最终的，不是用来在开始时谋划的。所以《孙子》的方法，万代不可更改。”
太宗说：“你平定萧铣时，众将都想抄没伪朝臣属的家产来赏赐士兵，唯独你不听从，认为蒯通在汉朝没有被杀。后来江汉地区归顺。我因此想到古人有句话：‘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说的就是你吧？”
李靖说：“汉光武帝平定赤眉军，进入贼营巡视。贼人说：‘萧王把赤诚之心推给人。’这大概是事先预料到人心本来不是为恶，难道不是预先考虑吗？我近来讨伐突厥，统领蕃汉军队，出塞千里，未曾杀过一个杨干，斩过一个庄贾，也是推赤诚，存至公罢了。陛下过听，提拔我担任超常的职位。如果说到文武，我怎么敢当！”
太宗说：“从前唐俭出使突厥，你趁机攻击打败了他。人们说你用唐俭作死间，我至今怀疑。怎么样？”
李靖再次拜谢说：“我与唐俭并肩侍奉君主，预料唐俭游说一定不能柔服突厥，所以我趁机纵兵攻击，这是为了去除大恶而不顾小义。人们说用唐俭作死间，不是我的心意。按《孙子》，用间是最下策。我曾著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的用间取得成功，有的凭间而倾覆失败。如果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然有善间，怎么可以使用呢？唐俭是小义，陛下何必怀疑？”
太宗说：“确实如此！非仁义不能使间，这难道是心胸狭窄的人所为吗？周公大义灭亲，何况一个使者呢？确实没有疑问了！”
太宗说：“用兵贵在为主、不贵为客，贵在速、不贵久。为什么呢？”
李靖说：“用兵，是不得已而为之，怎么可以做客且持久呢？《孙子》说：‘远距离运输则百姓贫困。’这是做客的弊端。又说：‘兵役不再征发，粮草不再三次运输。’这是不可持久的证据。我衡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的方法。”
太宗曰：“何谓也？”
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
靖曰：“昔越伐吴，以左右二（师）[军]鸣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变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澹兵远来，勒遣孔苌为前锋，逆击澹军。孔苌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铁蒺蔾、行马，太公所制。是乎？”
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
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隙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
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吴）［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
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
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太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决）[法]，敌与我分而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二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安]，（亡）[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译太宗问：“这是什么意思？”
李靖说：“‘因粮于敌’，这是把客方变为主动方；‘使饱食的敌人饥饿，使安逸的敌人疲劳’，这是把主方变为被动方。所以用兵不局限于主客、迟速，只要发动攻击必定合乎节度，这就是适宜。”
太宗问：“古人有这种情况吗？”
李靖说：“从前越国讨伐吴国，用左右两军鸣鼓进击，吴国分兵抵御。越国用中军悄悄渡河不鸣鼓，袭击打败了吴军，这是变客为主动的验证。石勒与姬澹作战，姬澹的军队从远处来，石勒派遣孔苌作为前锋，迎击姬澹的军队。孔苌撤退而姬澹来追击，石勒用伏兵夹击他，姬澹的军队大败，这是变疲劳为安逸的验证。古人像这样的很多。”
太宗问：“铁蒺藜、行马，是姜太公制定的。是这样吗？”
李靖说：“有这件事，然而只是用来抵御敌人罢了。用兵贵在调动敌人，不是想要抵御他们。太公《六韬》说的是防守的器具，不是进攻作战所使用的。”
卷下
太宗说：“太公说：‘用步兵与车骑作战的，一定要依靠山丘坟墓和险阻之地。’又孙子说：‘天隙之地，山丘坟墓和旧城，军队不可以驻扎。’这是怎么回事？”
李靖说：“使用众多士兵在于心意专一，心意专一在于禁止迷信、消除疑虑。如果主将有所疑忌，那么众人的心情就会动摇；众人的心情动摇，那么敌人就会乘虚而入了。安营扎寨占据地势，只要便利人事罢了。如果涧谷、水井、陷阱、缝隙之地，以及像牢笼、罗网一样的地方，是不便利人事的，所以兵家引兵避开它们，防备敌人乘虚而入。山丘坟墓和旧城，不是极其险要的地方，我得到它们是有利的，怎么适宜反而离开它们呢？太公所说的，是用兵最紧要的道理。”
太宗说：“我思忖凶器没有比兵器更厉害的了，行军作战如果便利人事，难道会因为避忌而疑虑吗？今后各位将领如果有被阴阳迷信拘束忌讳，从而失去适宜时机的，你应当叮咛告诫他们。”
李靖再次拜谢说：“臣查考《尉缭子》说：‘黄帝用德行来守成，用刑罚来征伐。’这就是所谓的刑德。不是指天官时日之类的迷信。然而诡诈之道可以让人遵循，不可以让人知道。后世的平庸将领，拘泥于术数，因此大多失败，不可不告诫。陛下的圣明训示，臣立即宣告给各位将领。”
太宗说：“用兵有分散有聚集，各自贵在适宜。前代的史实，谁擅长这个呢？”
李靖说：“苻坚统领百万大军，却在淝水战败，这是军队能合不能分所导致的。吴汉讨伐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开驻扎，相距二十里，公孙述来攻打吴汉，刘尚出来合击，大破敌军，这是军队分而能合所导致的。太公说：‘该分不分，成为被牵制的军队；该聚不聚，成为孤立的部队。’”
太宗说：“对。苻坚起初得到王猛，确实懂兵法，于是夺取中原。等到王猛去世，苻坚果然战败，这就是被牵制的军队所说的吗？吴汉被光武帝信任，用兵不受远程制约，吴汉果然平定蜀地，这就是不陷入孤立部队所说的吗？得失的史实，足以作为万代的鉴戒。”
太宗说：“我看千章万句，不出‘多方以误之’这一句罢了。”
李靖沉默良久说：“确实如圣上所说。大凡用兵，如果敌人不失误，那么我军怎么能攻克呢？譬如下棋，两方实力相当，一步失误，最终无法挽救。所以古今胜败，大都是由一个失误造成的，何况失误多的呢！”
太宗说：“进攻和防守两件事，其实是一种方法吗？《孙子》说：‘善于进攻的，敌人不知道防守哪里；善于防守的，敌人不知道进攻哪里。’即不说敌人来攻我，我也攻他；我如果自守，敌人也守。攻守两方齐备，其方法如何？”
李靖说：“前代像这样相攻相守的很多，都说：‘防守是因为兵力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便认为不足是弱，有余是强，大概是不明白攻守的方法。臣查考《孙子》说：‘不可战胜的，是防守；可以战胜的，是进攻。’意思是敌人还不可战胜，那么我就暂且自守；等到敌人可以战胜，就进攻他，不是以强弱为借口。后人不明白这个意思，那么该进攻时防守，该防守时进攻。两种作战方式不同，所以不能统一其方法。”
太宗说：“确实如此！有余不足，使后人迷惑于强弱。殊不知防守的方法，关键在于向敌人显示不足；进攻的方法，关键在于向敌人显示有余。向敌人显示不足，那么敌人必定来攻，这就是敌人不知道进攻哪里；向敌人显示有余，那么敌人必定自守，这就是敌人不知道防守哪里。攻守是一种方法，敌与我分为两件事。如果我方行事得当，那么敌方行事失败；敌方行事得当，那么我方行事失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就分开了。攻守，只是一个罢了，掌握这个的人百战百胜。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不危险。’这就是了解‘一’的意思吧！”
李靖再次拜谢说：“深刻啊！圣人的方法。进攻是防守的契机，防守是进攻的策略，同样归于胜利罢了。如果进攻不知道防守，防守不知道进攻，不仅把两件事分开，而且把官职也分开，虽然口诵孙武、吴起的兵法，但心中不思考其中的奥妙，攻守两齐的说法，谁能知道它的原因呢！”
太宗说：“《司马法》说：‘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备必定危险。’这也是攻守一道吗？”
李靖说：“有国家有家族的人，什么时候不讲求攻守呢？进攻，不只是攻打城池、冲击阵势罢了，一定要有攻心的方法。防守，不只是完善壁垒、坚固阵势罢了，一定要守住士气而等待时机。大而言之，是君主的道理；小而言之，是将领的方法。攻心，就是所谓的了解敌人；守气，就是所谓的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