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国力因此日渐衰退。最终发展到无法与外国争夺哪怕一天的生存权的地步，这是圣人谋划时所预料不到的。尽管如此，假使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实行我们的治理方式，而跨海的蒸汽船不来，缩地的飞车不至，那么神州的人民，老死也不会与异族往来。富人永远享受他们的富有，穷人永远安于他们的贫穷。阐明天泽尊卑的道理，那么上下等级的界限就严格；推崇柔顺谦让的教化，那么嚣张欺凌的风气就消亡。局部的灾害虽然频繁，有补救的方法；盗匪虽然众多，有剿灭的手段。这纵然难以说是大治，也足以让百姓相互安定了。然而谁曾料到祸患常常出于预料之外，竟然出现了泰西人这样的存在，那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外族人，混杂居住在这衣冠整齐、头发编结的人群之中，那么我们四千年来积累的礼乐文明，已经涣散得让人担心撑不过一天。等到今天才认识到它的危险，这难道不就像齐桓公把感到疼痛的日子当作生病的开始一样吗？

译与中国人谈论西方的治理，常常苦于难以准确表达其真实情况。那些存有彼此偏见的人，不考察事实，就断言中国是礼义之邦，而东西南北，凡是王化未能到达的地方，全都视为犬羊夷狄，这是第一种弊病。明智的人士，想要让国人清楚地了解彼此的真实情况，其议论自然不得不秉持是非善恶的公正。而浅薄之人依仗私心，常常咒骂他们赞誉仇敌而背弃根本，这是第二种弊病。却不知道这不过是堵塞自己的聪明来自欺欺人，却常常遭受其他民族的侵侮，却无可奈何。忠爱之道，难道就是这样吗？周公孔子的教化，又难道是这样吗？各位想想，现在的夷狄，已不是古代的夷狄了。现在称赞西方人的人，说他们只是擅长会计罢了，又说他们只是擅长机巧罢了。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见到所听到的，如汽机兵械之类，都是它们形而下的粗浅表象，即使是所谓天算格致中最精妙的，也只是他们能力的开端，而不是其命脉所在。其命脉是什么呢？如果扼要地谈，不外乎在学术上摒弃虚伪而崇尚真理，在刑政上抑制私欲而成就公义罢了。这两点，与中国的道理起初并没有不同。然而他们实行却常常通达，我们实行却常常弊病丛生，原因在于自由与不自由的差异。

“自由”这个词，真是中国历代圣贤所深深畏惧，而从未曾确立为教化的。西方人说：只有天生民众，各自具备天赋禀赋，获得自由的才算完全接受。所以人人各自获得自由，国家各自获得自由，只是务必让彼此不相侵害罢了。侵害他人自由的，就是违背天理，残害人道。那些杀人伤人以及盗窃侵蚀他人财物的，都是侵害他人自由的极致表现。所以侵害他人自由，即使是国君也不能，而其刑罚禁令的条款，都是为了这个而设立的。中国道理与西方自由最相似的，叫做“恕”，叫做“絜矩”。然而说它们相似是可以的，说它们真正相同就大不可了。为什么呢？中国的恕与絜矩，专门针对对待他人和事物而言。而西方的自由，则在对待事物的过程中，实际上蕴含着保存自我的道理。自由既然不同，于是种种差异丛生。粗略列举一二来说：比如中国最重视三纲，而西方首先阐明平等；中国亲近亲属，而西方崇尚贤能；中国以孝道治理天下，而西方以公义治理天下；中国尊崇君主，而西方推崇民众；中国崇尚一道同风，而西方喜欢结党聚居；中国忌讳多，而西方议论多。在财用方面，中国重视节流，而西方重视开源；中国追求淳朴，而西方寻求欢乐。在待人接物方面，中国赞美谦卑屈从，而西方致力于抒发舒展；中国崇尚节制文饰，而西方乐于简易。在治学方面，中国夸耀博学多识，而西方尊重新知。在祸灾方面，中国委听天数，而西方依靠人力。像这类情况，全都与中国道理相抗衡，并存于天地之间，而我实在不敢轻易判断它们的优劣。

自从前朝末年，西方使者已经相通。到了本朝，交往日益广泛。马嘉理的请求不被采纳，东印度公司的军队随后到来。道光年间以后，坚持驱逐夷人的言论者，也自知这绝对行不通，众口稍息，于是不得已接连开放二十三个口岸。这是郭侍郎《罪言》所说的：“大地的气机，一旦发动就不可再遏制。士大夫依仗私心，想要抑制天地已发动的气机，没有能成功的。”从我的观点来看，这哪里只是不能成功而已，大概没有不反而招致祸患的，正因为遏制得越深，所以祸患爆发得越猛烈。没看见激流吗？压制它不让它下沉，那么它激起的浪头就不高。没看见火药吗？堵塞它不严密，那么它爆炸就不迅猛。三十年来，祸患频繁发生，何尝不是那些想要遏制气机的人造成的灾祸呢？而且祸患不止于此。探究我们这一党的所作所为，大概不至于毁灭四千年的文物，而逐渐导致瓦解土崩，一旦涣散就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真是愚昧者的智虑万万无法知晓的，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不指责为奸人的言论，帮助夷狄恐吓而煽动其焰火的。

作为中国的人民，说他们有自我毁灭同类的行为，所论未免太过？虽然如此，请听我直言。当西方人初来时，拿着不义害人的物品，与我们构难，这不仅是有识之士共同痛恨的，即使是他们本国的人士，也至今引以为大耻辱。况且中国蒙受历代圣君的福荫，疆域广阔，文治清明，超过前代。游历其境的人，自认为横目竖鼻之类的人，没有比我更尊贵的。然而一旦有几万里外的荒服岛夷，鸟语怪面，飘然来到，叩关求通，请求不被允许，于是突袭我海疆，俘虏我官员，甚至焚毁宫阙，震惊乘舆。在这个时候，不吃他们的肉而睡他们的皮，只是力量不足罢了。如果说有人畏缩不前，低首下心，研究他们的事情而咨询他们的技术，这不是疯癫无耻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道光咸丰年间，排斥洋务的污名，寻求驱逐夷人的策略的人，智慧虽然局限于无知，方法或许操之过急，然而这些人如果不是忠孝节义之徒，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到了现在，则大不相同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谋国的方法，没有比转祸为福更好的，而臣子的罪过，没有比苟且获利而自私更大的。士人生在今天，看不见西洋富强的效果，是没有眼睛的人。

译认为不讲求富强，中国自然可以安定；认为不采用西洋的方法，富强自然可以实现；认为采用西洋的方法，不需要通达时务的真正人才，这些都不是精神失常的人不会说出的话。那么，那些身居高位、佩戴多重印绶的官员，必定会张扬跋扈，与天地运行的规律作对，他们的用心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姚郎中的话说得好啊：“世上确实有宁愿看着国家危亡，也不愿用它来换取自己片刻富贵的人。”所以推测那些卑鄙小人的心思，大概会说：“危亡危亡，还未必会发生；即使真的危亡，也是天下人共同承受的。我怎么能让他们得志，而自己退居无权无势的地位呢？”孔子说：“如果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就会无所不为。”所以祸端起于大夫士人的自私，而其祸患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种族灭绝、四分五裂，无法收拾。由此看来，我之前的言论，难道过分了吗？唉！今天的日本祸患只是开端罢了。俄国、法国、英国、德国，纷纷调兵遣将，这是为了什么？这件事还需要深入说明吗？还忍心深入说明吗！《诗经》说：“他们怎么能做好事，只会一起沉溺。”又说：“看那乌鸦没有停歇的地方。”心中动摇忧郁，姑且说说这些，理解我或责怪我，就听凭看报的各位了。

译论强

现在那些拍案疾呼、慷慨陈词，讲授西学、谈论洋务的人，难道知道近五十年来，西方人孜孜不倦、勤奋探求，近处可以保全自身、治理生计，远处可以造福百姓、治理国家的一件大事吗？

达尔文是英国研究动物植物的学者。他继承家学，年轻时周游世界。凡是品种奇特、性质怪异的草木禽鱼，他都大量搜集，积累非常丰富。他穷尽精力，深思熟虑，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写了一本书，名叫《物种起源》。自从这本书出版后，欧美两洲几乎没有人不读，而西方的学术政教，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评论家说，达尔文的学说，在开阔人们耳目、改变人们思维方面，甚至超过了牛顿的天文数学和物理科学，这大概不是过分的赞美之词。他的书论证阐发明确，条理清晰，符合人心。主要宗旨是说：物种繁多，最初都源于一个根本。它们日益纷繁、日益差异，大体上是由于受到天时、地利的牵制，以及所处环境形势的不同，以至于彼此隔绝、相差悬殊，几乎不能再归为一类。然而这些都是后天的事情，由于自然原因，逐渐演变到这种地步罢了。书中提到的内容，只有两篇特别著名，西方博学的士人都能说出来。一篇叫《生存竞争》，一篇叫《适者遗传》。所谓生存竞争，是说人类和万物在世上，杂乱地共同生存，共同享受天地自然的恩惠。相互接触、相互摩擦，人与人、物与物，各自争夺生存的手段。起初是物种与物种竞争，等到形成群体、建立国家，就是群体与群体竞争，国家与国家竞争。而弱者必然成为强者的食物，愚者必然成为智者的奴役。等到能够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一定是那些强悍忍耐、杰出魁梧、敏捷巧妙、聪慧，并且与当时的天时、地利以及一切形势最相适应的人。而且他们竞争的手段，不一定非要动用爪牙、实行杀戮。习惯于安逸的人，让他处于劳苦之中；习惯于山林的人，让他居住在水泽之地，不出两代，他们的种族就灭绝了。生存竞争的事情，就是这样罢了。所以每当有曾经占据优势、数量最多的物种，风气逐渐改变，经过几百年，或者一千多年，消磨殆尽，以至于没有遗留，就像蛋学家所见的古代禽兽化石一样。这不仅禽兽如此，草木也是这样；不仅动植物如此，人类也是这样。人类本来就是动物的一类。达尔文概括所有有生命的物体，树立他的宗旨，论述其大概。

又有一位叫斯宾塞的人，也是英国人，推崇他的理论并大力阐发人伦之事，把他的学问命名为“群学”。“群学”是什么呢？荀子说过：“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能结成群体。”凡是百姓相互生育、相互供养，交换事务、沟通功效，推而广之直到军事、刑罚、礼乐等事情，都是从能结成群体的本性中产生的，所以斯宾塞取这个意思来命名他的学问。概括他的论述，其中的条目枝节，与我们《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情有不谋而合之处，只是《大学》引出而未深入阐发，语焉不详。至于斯宾塞的书，则精深微妙，丰富奥博。他秉持一个理论来论述一件事，必定根植于物理，征引人事，推究其开端于最真实的本源，探究其极致于不可逃避的效果，然后才停止。对于一国盛衰强弱的原因，民风淳厚或浇薄、凝聚或离散的理由，他特别重视。在五大洲的治理中，从野蛮未开的蛮夷，到号称最强大的国家，他指斥评说，十有八九都详尽无遗。唯独对中国的治理沉默不语，这也是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就采取存疑阙如的原则。斯宾塞耗尽毕生精力，经过五十年才写成书。全书之外，杂著丛书又有十多种，有叫《劝学篇》的，有叫《明民要论》的，因为篇幅不繁杂，诵读的人特别多。《劝学篇》是劝人研究群学的书。它的主要宗旨认为：天下沿流溯源、执因求果的事情，只有在群学中最难。有国家的人，施行一项政策，颁布一道法令，其本意是为了规范百姓，为了挽救弊端，但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不期望的常常突然到来。等到时间长久、曲折多，利害变化繁杂，于是就有不可究诘的情况。所以不明白群学的道理，不仅遵循旧章的人不对，而改弦更张的人，反而更加错误，因循守旧和鲁莽行事两者必居其一。为什么呢？因为格致之学不先行，狭隘偏颇的情态未去除，束缚于教条、拘泥于虚妄，产生邪念、危害政治，固然没有不误导人家国家的。所以想要研究群学，并且必须先从事于其他各门学问。如果不学习数学、逻辑学，那么他的心不足以考察不可逃避的道理、必然的规律；如果不学习力学、化学，那么不知道因果功效的相互产生。力学，就是所说的格致之学。化学，就是所说的化学。逻辑、数学、力学、化学四者已经治好了，然而心的作用，还是对少数事物审察清楚而对纷繁事物感到迷惑，对近处事物察看得清而对远处事物感到迷茫，所以如果不学习天学、地学、人学，就无法穷尽事理的悠久博大与繁杂变化，而这三者之中，人学最为急切，为什么呢？所谓群体，本来就是由人积累而成的。不精通其部分，就无法看到其整体。而且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形成建立，其中体用功能，实际上与生物的一个身体没有不同，大小虽然悬殊，但器官治理相互对应。所以人学，是群学入门的途径。人学又分为两类：叫生学，叫心学。生学，论述人类生长养育、繁殖的大法；心学，阐述百姓的知识、行为、

译这是应对事物的隐秘关键。大抵一个人的身体，是形体与精神相互依存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一个国家的建立，也是力量与德行兼备才能生存；而一切政治的实施，以及国家强弱盛衰的迹象，都特别像佛教徒所说的“随业力显现”那样，本来就有造作的根源而承受其蕴积的结果。只有这几种学问明白了，然后才能从事其他各门学问，各门学问治理好了，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来维持世道、保护百姓，从而一天天进入达到治理完美、德化远播的极盛境界。唉！多么美好啊！多么完备啊！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这样美好的了。即使周文王、周公旦生活在今天，也不能舍弃这种道理而去谈论治国之道。

译唉！中国到了今天，那积弱不振的局势，不需要智者来指点也就明白了。深重的耻辱，是没有可以隐瞒的。日本凭借寥寥几艘战舰的水师，区区几万人的军队，一战就剪除我最亲近的藩属国，再战使得陪都戒严，三战夺取我最坚固的海防口岸，四战覆灭我的海军。如今议和不成，京城附近甚至有早晚遭袭的危险了。这就是百姓不懂军事，而将帅缺乏人才啊。过去天子曾经赫然震怒，想着要更换人选。然而在内，从殿阁宰相到六部九卿，在外，直到二十四行省的总督、巡抚和将军，竟然没有一个人足以胜任抵御外侮的责任。深山中的猛虎，不过是空谈罢了。像这样还能说国家有人材吗？战争持续仅仅超过一年，公私财力却已枯竭，除了洋债之外，还不能不骚扰百姓，这是财力匮乏而重蹈前明的覆辙啊。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击打头部四肢都会响应，刺中腹部全身都知道危险。而南北虽然同属一个君主，彼此却俨然像两个界限。首都震动，四海却安然无事，看待国家的危亡，就像秦越两地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这就是君臣民势分散，而相爱相保的情义淡薄啊。将领平时不训练，士兵平时不操练，器械平时不储备。一旦有紧急情况，像蚂蚁附聚、蜜蜂屯集一样聚集起来，给他们西洋的快枪机炮，他们却抵触不会使用，堵塞导致损坏折断。所以使用这些武器，反而不如简陋迟钝的抬枪。而愚昧的人不知道，竟然夸耀说：这是内地的利器。又有人以为，我练习枪法有准头，就可以掌握三军的命运，并且大肆宣扬这种言论来威慑敌人。这种见识，还值得和他谈论今天的军械吗？还值得和他谈论战阵的事情吗？总督称为制军，巡抚称为抚军，都是将帅，他们空居其名却不熟悉其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十年来，朝廷缺失的政事也已经很多了。那些在朝廷谋划、辅佐皇上发布命令的人，与下属做交易，贪污受贿的行为成为天下的标准，而且厚着脸皮说：弊端，本来就是中国用来养育天下的。这种话简直是率领中国全都成为盗贼才肯罢休。即使亲眼看到极其不道的政事，也说我已经对我的君主无可奈何，或者被天下后世所共同谅解。况且这几位公卿，又不是不知道与乱臣同流合污必然灭亡的道理。正如息夫躬所说：“用狗马的牙齿来保全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侥幸自己生前没有亲眼见到罢了，而国家亿万年的基业，因此动摇，他们并不忧虑，谁说这小小的利益还不会留给我呢！至于所谓天子咨询建议的臣子，对于时事时势、国家视为存亡安危的关键，都茫然无知，就像盲人捕风一样。对于外洋的事情，本来就不指望他们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本国本朝以及他们职责范围内应该知道明白的事情，也未曾稍微留意考察其真实情况。所以有所议论，就像梦话般幼稚，传闻远方之事，只供人嘲笑。有所弹劾，则是道听途说，虚伪自夸。这些人经过朝廷几十年的任职，在京城几百里之内，对于官员的长短功过、得失是非，糊涂得毫不知情。只是崇尚喧嚣，自鸣忠直。而当时的舆论，也称他们为忠直，这些都是文武百官中天子在紧急时刻所依赖以求安定的，他们的人材竟然如此。至于其中那些趋时附势的人，自命为俊杰，就矜持他们的浅薄见识，夸耀为独到见解，只是采取外洋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扰乱君主的判断。而尤其不肖的人，则窃喜世事的纷乱，又想借此谋利。求才急切，就可以侥幸突然升迁，兴作繁多，就可以从中渔利。所有这些，都是今天逆耳的忠言，还是我丧心病狂的妄言呢？

在位的人材既然如此，大概沉沦废弃、隐居在草野街巷之间的人，转而求取他们，也是消亡殆尽，千万人中存留一二，即使说没有，也差不多可以确定了。神州九万里之地，四亿民众，这广阔的土地只是荒芜，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是拥挤。还自认为我们是衣冠之民，灵秀所钟，孔孟所教导，礼义所治理，竟然如此无愧且不知耻。疆场之事，此消彼长，战败有什么值得悲伤的。现在且不说古代，就用近事来说明：1870年，德国不也曾败于法国吗？不到三十年，雪耻复国，成为强国。1871年，法国不也曾败于德国吗？不到二十年，救弊扶伤，富裕起来，评论世事的人，认为它比拿破仑时代更强。那么战败又哪里值得悲伤呢！可悲的是，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衰败，民气已经困顿，即使有圣人执政，不是经过几十上百年沿海皆知亡国，上下同心，彻底刮除弊端并鼓舞士气，终究不足以有所建树。而岁月悠悠，四邻虎视眈眈，恐怕来不及有所作为，就已经成为印度、波兰的后续；将斯宾塞的学说尚未实行，而达尔文的理论先被信奉，何况未必能如此呢。我们自身不足惜，但我们的子孙和中国的人种怎么办！唉！天地父母，山川神灵，请不要诱导这些下层的士民，让他们都能奋发！

听说前面说话的人来问我：先生的话太过分了，无异于杞人

译担心天会塌下来！如今异族成为中国祸患，并非从今日才开始。自夏商周三代直到汉朝，南北双方互相争斗，彼此都有胜负。虽然时常遭受侵扰，但大体上并无损害，这本来就不必说了。魏晋时期纲纪废弛，发生五胡乱华之祸，黄河以北地区沦陷于游牧民族手中近数百年。在那时，百姓哀痛，卧在皮革上、枕着兵器，无法喘息，几乎十室九空，人口凋零殆尽！到了唐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口众多且富足。等到李唐末年，以及赵宋一朝始终，遭受的祸患尤其猛烈。金源女真更替称帝。成吉思汗崛起于鄂嫩河，威震欧洲。忽必烈汗接连攻灭小朝，统一华夏，向南吞并印度，向北抵达俄罗斯，疆域之大，古代所未有。然而国土沦丧，不到百年，长城以南又回归汉人所有。直到本朝在辽沈兴起，圣哲诞生，养育万民，革除明朝弊政，恩泽深厚，至今已三百多年了。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的史实。其间朝代更替，不过是一姓的废兴，而百姓还是这些百姓，礼乐教化还是古代的礼乐教化，那么即使现在直言不讳，利弊得失也可知晓。众多百姓中，难道没有杰出的人才吗？而你被达尔文的邪说所惊吓，一方面认为他们无法自存，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无法繁衍后代，这与众人熙熙攘攘登上春台享受安乐，而你披头散发狂叫、大白天看见鬼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何你的言论如此怪诞不经，难道不考虑旁观者会怜悯嘲笑吗？况且当今圣朝恩泽深厚，国基正稳固长久，天命未改，民心所向，事情万万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深切的忧虑正是为了启发圣明的君主，何必直接发出这种惊慌的叫声呢？况且你没看到回部的土耳其吗？夹在俄国与英国之间，领土日益缩小，其逼迫可谓到了极点，然而没听说它因此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这又是为什么呢？请你想想，事物强盛到极点就是死亡的征兆，事情走投无路势必会反转，天道剥极必复的道理，就像翻手一样简单。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强邻不会先笑后哭，而你悲叹忧虑、贬低君主而损害自身的行为，不会由俯身哀悼变为仰头庆贺呢？

译我回答说：“是的，是的，客人用来消除我疑惑的道理，可以说非常透彻了！尽管如此，我希望能私下请教，以便为客人深入阐明。像客人这样的人，确实是所谓通晓古代而昏昧于当今，得到一方面而失去另一方面的。暂且不必细论客人所指为异族的那些人并非异族。大概天下的主要种族有四种：黄种、白种、赭种、黑种。北边并接锡伯利亚，南边濒临中国海，东边靠着太平洋，西边包括昆仑山，这是黄种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的特征是：颧骨高而鼻梁低，眼睛细长而头发浓密。乌拉尔山以西，大秦（古罗马）故地，是白种人产生的地方。他们的特征是：胡须紫红而眼睛碧绿，鼻梁高挺而眼窝深陷。越裳、交趾以南，东边环绕吕宋，西边拂过痕都斯坦，其间多岛屿国家，那是赭种人的百姓。而黑种人最为低下，则是非洲以及环绕赤道各部落，所谓黑奴就是他们。现在的满族、蒙古族、汉族人，都是黄种人。由此说来，那么中国，自从远古以来，本来就是同一种族所统治，未曾沦落到异类手中，将其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见识狭隘的缘故。那夏商周三代、春秋时期，秦、徐、燕、越、吴、楚、闽、濮，都算是戎狄了，又怎么足以作为准则呢！即使按照客人所说的，客人尚且不知道种族之间强弱的原因，其缘故有两点：有勇猛强悍、身材高大的强，有道德智慧、权谋智略的强；有以质朴取胜的，有以文明取胜的。以质朴取胜的，是游牧射猎的民族。他们的国君与百姓上下，截然像一家人一样，忧愁时互相体恤，危难时互相奔赴。生养聚集、教育训练的事情，简单而不详尽，骑马射箭驰骋，像云一样聚集，像风一样散开，毡裘肉酪，养生的器具，更加有力耐寒。所以他们作为种族乐于作战而轻视死亡，有魁梧杰出的人约定并驱使他们，他们的势力可以强大天下。尽管如此，虽然强大了，却没有进入教化的境界。至于中国的百姓，则进入了教化的境界，是以文明取胜的国家。耕种凿井、养蚕织布，建造城郭邑居，于是有了刑法政令、礼乐治理，有了学校教育的教化。互通功业、交换事务，士农工商四民才区分开来。他们的文章法令之事，经历变革而更加繁多，积累久远而日益丰富，养生送死的资具无不具备，君臣上下的名分无不明确，冠婚丧祭的礼仪无不举行。所以他们的百姓苟且偷生而畏惧法律，治理得得其道就容易互相安处，失其道也容易日益败坏，因此到了衰败的时候，往往转为以质朴取胜者所控制。然而这其中的安富尊荣、声教文物，固然是游牧射猎者心中羡慕而远远不及的。所以他们一旦进入中国，虽然名义上做了君主，但是几代之后，他们的子孙，虽然有祖宗遗留的严令切诫，往往不能不厌弃劳苦而从事逸乐，抛弃淳厚道德而沾染浮薄风气，违背天性、放纵情欲，忘记所受的本分，那些不逐渐同化而与汉族风俗融合的人大概已经很少了。苏东坡的话说得好啊：‘中国以法制取胜，而匈奴以无法制取胜。’然而那无法制，起初用来治理自己则有余，等到进入中国而做了君主，一定不能抛弃中国的法制，而用无法制来治理，于是也陷入法制之中而同受其弊病。这就是中国之所以经历多次被战胜而常常保持原状，而其教化反而日益扩大，其种族反而日益繁衍的原因。为什么呢？事物本来就有无形相胜的情况，而亲身处于被胜境地的人往往身临其境却不知道。因此取用客人的话而详细审视，那么说异族常常受制于中国是可以的，不能说异族制服了中国。

然而到了如今的西洋，则与这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了。那西洋，是无法制与法制并用而都有办法胜过我们的。从他们的自由平等来看，则抛弃忌讳，去除烦苛，决断壅塞弊病，人人得以实行自己的意愿，发表自己的言论，上下权势不相悬殊，君主不太尊贵，百姓不太卑贱，而联结得像一体一样，这是无法制的胜利。从他们的官吏、工匠、商贾章程明白完备来看，则人知道自己的职责，不督促而办理，事情到细微之处，无不具备并举，进退作息，未曾失掉节度，无论远近，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这是以有法制取胜。他们的百姓高大勇猛强悍已经胜过我们了，而道德智慧权谋智略比较而论，又是我们百姓所必然不及的。所以凡是所谓耕种凿井、陶冶铸造、织布种树畜牧，上到官府刑政，战斗转运，凡是用来保护百姓、养育百姓的事情，其精密广远，比较中国所有的所为，其相差的程度，有说出来而不能相信的。而且他们做事，又一一都本于学术；他们的学术，又一一求之于实事实理，层层累积阶级，以达到至大至精的境界，大概很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空谈而不能实行的。推求其原因，大概他们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的百姓，分散为七八个国家，争雄并长，互相磨砺，开始于互相忌恨，终于互相成就，各自竭尽智虑，今天不同而明天更新，所以能以法制取胜，而不至于受法制的弊病，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可畏的原因。

过去中国的法制与无法制相遇，所以中国常有以自胜；如今他们也是以其法制与我们的法制相遇，而我们的法制却颓堕腐朽，膛乎其后，那么他们的法制日益胜利而我们的法制日益消亡了。这就是从前之所以有‘四千年文物儽然不终日’的感叹的原因，这哪里只是客人所非常痛恨的！石介有话说：‘我难道是狂痴的人吗。’但天下事既然这样了，

译那么，怎能塞住耳朵、蒙住眼睛，不为我的同胞流泪哭泣并引导他们走上正道呢！况且，客人已经说过了，我所说的无法自我生存、无法延续后代，难道一定要等到“死者之多，以国家来计量，平原上的尸体像枯焦的草木一样”那样才算是如此吗？假如他们永远做君主，而我永远做臣民；他们永远为男性，而我永远为女性；我耕种而他们享用果实，我辛劳而他们享受安逸；作战时我冲在前面，治理国家时我排在后面，他们就会把我看作上天惩罚的百姓，认为这种族类本来就不具备自由和自治的能力。于是对我束缚驱赶，像奴隶一样役使，像俘虏一样使用，使得我们的民智没有途径增长，民力没有途径振奋，这愚昧的民众就永远成为困苦无聊的群体罢了。像这样，距离无法自我生存、无法延续后代，相差还有多远呢？如果不是这样，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不会导致种族灭绝吗？黑色和赭色的人种尚且常存于天地之间，何况这四亿黄色的同胞呢！百姓本来就有活着不如死去、存在不如灭亡的时候，这只是在尊贵与卑贱、痛苦与快乐之间的差别罢了。

译况且事物发展到极致，必定有导致它达到极致的原因；形势发生逆转，也必定有导致它逆转的缘由。善于保持刚强，那么刚强正是长久存在的凭借；不善于运用柔顺，那么柔顺正是迅速灭亡的原因。那《周易》中否泰变化的规律，老子关于雄雌的论述，本来就是圣明智慧之人微妙权变的运用，而不是无所作为、坐等事情自然到来的意思。无所作为而坐等事情自然到来，正是《太甲》所说的“自作孽，不可活”罢了。上天本来不会因为人没有衣服而减少寒冷，年岁也不会因为人不耕种而减少饥荒。客人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至于土耳其之所以尚能存在，是因为他们的穆罕默德，本来就以敢于赴死作为教义，用武健严酷的手段来驾驭他们的百姓。所以文化不足而质朴有余，权术智谋虽然无可称道，但勇猛强悍胜过武力，尚足以自立，所以虽然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灭亡的祸患还没有到来。然而日渐侵蚀、月复一月地削减，所剩下的也仅仅只有一点罢了。如果我们中国，连军事的事情都未曾学习，又怎么能指望它自己扩展壮大呢！

虽然如此，假使现在有人，愤恨中国积贫积弱，捋起袖子说：为什么不让我来治理？让我来治理，就可以立刻达到富强并淳厚风俗。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中国之所以不振，不是法令不好，祸患在于执行不力罢了。祖宗的成法还在，我将遵循并使用它，并加上切实的力量。于是督责的政治推行，检举揭发的事务兴起。像这样期望十年，我知道中国的贫穷与衰弱依然如故。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就像水往低处流，已经浩浩荡荡形成了江河，却想阻挡它并让它倒流回山上，这是人力所不能胜任的。

于是又有人说：法制是圣人用过的草狗，一旦陈列出来就不能再重复使用。天下的形势已经日益趋向混同，我想要富强，西洋富强的政令存在，为什么不追随并使用它。于是他在朝廷上，建立民主，开设议院；在民间，联合公司，实行公举。训练全国的军队来抵御外侮，增加两成的赋税来满足用度。像这样也期望十年，我知道中国的贫穷与衰弱会有更加严重的。

现在人的身体，懒惰就会衰弱，勤劳就会强壮，这是常理。但如果让病人每天从事跳跃跨越的活动，只会加速他的死亡。中国，本来就是病人。况且有些事情不能由自己强行去做，苏轼知道这一点。他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作为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作为而下面不响应，那么上面也将穷尽而自行停止。”斯宾塞也说：“富强不能强求，只能招致。招致的方法是什么？观察适宜的条件，触动关键的机关，培养根本，护卫成长，让它的效果不期而自至。”现在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衰败，民力已经困顿。有一两个人，认为能早晚之间就做到，没有这样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倡导而没有众人的附和。所以虽然有好的政令，没有人能够实行。好的政令像草木，放在那里能够生长壮大的，一定是天、地、人三者与它相合，否则立刻枯死罢了。王安石的变法，像青苗法，像保马法，像雇役法，都不是法令不好，心意不美，它们逐渐导致大乱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当时的风俗人心不足以实行这些政令。而愚昧的人看到弊端就诋毁法令，所以内心不服，因而党派议论混杂，直到亡国才停止。而后世于是小心翼翼地，把变法作为警戒，这也是不通晓事理了。如果说：现在的时代本来不是这样，那么请不论那些大而难以明白的，可以用一件小事、众人共同看到的来证明可以吗？从前有西洋人游览京师，看到我们的贡院，笑着对向导说：你们中国在这里选拔士人吗？比起我们国家的监狱还不如，那低洼污秽浑浊的地方不适合饲养我的狗马，这是极其不恭敬的话，但也指出了事实罢了。现在不论开辟整治粉刷那里来选拔士人，上面的人有不能做到的，费用无处出一方面。侥幸费用出来了，而承办事务的官员胥吏不盗窃侵蚀而能用到工程上的有多少？那土木工匠，不偷工减料的又有多少？侥幸官吏廉洁工匠精良了，将来带着席帽进入那里居住的人，知道这是上面的深恩，士人的公利而爱惜保全，不肆意毁坏墙壁涂抹污秽以取乐的，又有几人呢？那么几科之后，又将不适合饲养狗马。那么这件事，本来不如不治更好。这虽然是一件事，其余的可以类推。

凡是做这些的，是士大夫。士大夫，本来是中国优秀的百姓，是百姓的表率。圣贤的训诫，父兄的教导，这是他们受之最深的。他们所作所为如此卓越，那么对于农工商以至皂隶舆台，又还有什么说的呢？过去曾见有人因为僧徒的滥恶而诋毁释迦，现在我也私下因为士大夫的不肖而诋毁周公孔子，认为他们的教化为何入人心如此浅。正因为入人心之浅，那么周公孔子的教化本来就有未尽善的地方，这确实断断乎不能推辞。为什么呢？中国名义上使用儒术，到现在三千年了，却只成就了这种互相攻击、互相感应、不能相得的百姓，一旦外患忽然到来，就糜烂废弛不能互相保持。最终，而且无法自我保存，无法留下后代，那么他们的道有什么可贵呢？然而这只是我发愤的过激之言，而不是事理的真实。

译孔子说：“人能把道发扬光大，而不是道能把人发扬光大。”儒学不能推行，固然从秦朝以来就是如此，这是愚民政策所导致的后果。

译由此看来，那么趁现在谋求自强，如果不从根本和枝节两方面同时治理，是绝对不行的。不治理枝节，就无法挽救眼前的溃败；不治理根本，即使治理了枝节，不久也会自行废弛。什么是枝节？收回大权、训练军队，就像俄国所做的那样罢了。至于根本，则只是在民智、民力、民德这三方面加以注意罢了。果真使民智日益开启，民力日益振奋，民德日益和谐，那么上面即使不治理枝节，枝节也将自行确立。为什么呢？因为争取生存、想要繁衍后代，本来就是民众从天性中得到的，不用教导就共同愿望的。俗话说：“同船遇到风浪，那么胡地和越地的人也会像左右手一样互相救助。”只是担心船上的人全都缺乏了解风水性质、舟船用途的知识，那么结果必然导致倾覆。如果有船夫操舵指挥，大难就能渡过了。然而在这三者中，又以民智最为急迫。因此，富强不外乎是利于百姓的政策，但必须从百姓能够自己获利开始；能够自己获利，从能够自由开始；能够自由，从能够自治开始；能够自治的人，一定是能够宽容、能够运用推己及人原则的人。

如今中国人与人相处的情形，实在难以言说。只知道损害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却不知道彼此都不受损而共同获利，这才是最大的利益。所以弊端发展到极点，以至于上下都不能自由，都没有办法自己获利；而富强的政策，也无法在其中施行。如果强行推行，最终必然完全废弛。自从海禁开放以来，中国仿行西方制度的，也不少：总理衙门，一是；船政，二是；招商局，三是；制造局，四是；海军，五是；海军衙门，六是；矿务，七是；学堂，八是；铁路，九是；纺织，十是；电报，十一是；出使，十二是。所有这些，都是西洋极好的制度，富强的关键，但移植到别的地方就不好，好像有又像没有，常常有淮南的橘子移到淮北就变成枳的感叹。公司，是西洋强大的力量。但中国两个人联合出资，就只是互相欺骗罢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民智不足以与之相配，而民力民德又不足以承担这些事。颜高那样的弓，由基使用它，能击退千人，如果有童子懦夫，拿来玩弄，那么只是折断膝盖罢了，折断手臂罢了，这就是我自废的说法。唉！外洋的东西，来到中国而日益广泛蔓延的，只有鸦片这一种罢了。为什么？像针和芥菜、水和乳汁那样相合，我们民众的天性，本来就有与之相互吸引、融合而不可解脱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然后才知道在当今挽救中国是多么困难。也只有知道它的困难，然后做事才能依据天理，切入关键而引导要害。至于民智如何开启，民力如何增厚，民德如何彰明，这两者都是今日最迫切的事务，本来要等待以后再说。

附：原强修订稿

如今那些拍案愤慨，讲求西学、谈论洋务的人，也知道近五十年来，西方人孜孜不倦追求，近处可以保身治生，远处可以经国利民的一件大事吗？

达尔文，是英国研究动植物的学者。继承家学，年轻时周游世界。凡是品种奇特、性质怪异的草木禽鱼，收集得非常丰富。穷尽精微的思虑，历时数十年，写了一本书，叫《物种探原》。自从这本书问世，欧美两洲几乎家家都有这本书，而西方的学术政教，一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评论者说达尔文的学问，其一新耳目、改变心思的程度，甚至超过牛顿的格致天算，大概不是虚言。他的书说：物种繁多不同，起初只有一个本源。它们逐渐变得日益不同，大体是因为天地环境的不同，以及生理常态趋向于细微的差异；等到源头深远而分流，就截然不同，无法再合一。然而这些都是后天的事情，因为自然，逐渐导致这样，而不是最初生理的本然。他的书第二篇尤为著名，西方见闻广博的人，都能说出，谈论道理的人，摘取作为谈资，其中一篇叫物竞，另一篇叫天择。物竞，就是物种争取生存；天择，就是保存适宜繁衍的种族。意思是说，民众和万物在世上，杂乱地共同生存，同样享受天地自然的利益。然而与外界接触并发生冲突，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各自争取生存的手段。起初，种族与种族争斗，群体与群体争斗，弱者常被强者吞食，愚者常被智者役使。等到他们能够生存并繁衍后代，那一定是强忍魁梧、敏捷巧慧，并且与当时的天时地利人事最相适宜的人。这种争斗，不一定动用爪牙而施行杀戮。习惯于安逸的人，让他去劳作，习惯于山地的人，让他居住在沼泽，以此来与习惯于劳作、习惯于沼泽的人争斗，不出几代他们的种族就灭绝了。物竞的事情，就是这样罢了。因此常有太古最繁盛的种族，风气逐渐改变，经过几百年几千年，消磨断绝，以至于没有遗留，就像矿学家所见的古兽古禽那样。动植物如此，人类也是这样。人类，本来就是动物的一类，达尔文总结有生命的东西，标举其宗旨，论述其大略就是这样。至于他论证阐释明确，分明符合人心，那么没有亲眼见过他书的人不能相信。这就是所谓用天演之学来论述生物的道理。

斯宾塞尔，也是英国人，与达尔文同时。他的书比达尔文的《物种探原》更早出版

译那么，就推崇天演之术，来大力阐明人伦教化治理的事。称他的学问为“群学”，这就像荀子说人比禽兽尊贵的原因，在于人能结成群体，所以称为“群学”。百姓相互依存、相互供养，分工合作、互通有无，推演到刑罚政令、礼乐制度等重大事务，都是从人能结群的本性中产生的。他又运用近代格致（科学）的原理方法，来阐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内容精深微妙，丰富广博且深奥详尽。他论述一件事，持有一种观点，必定依据至高的道理，从最真实的本源引出端绪，探究到不可逃避的实效。对于五大洲不同的种族，从野蛮未开化的蛮夷，直到号称开明的国家，广泛推论，十之八九都详尽无遗。而对于一个国家兴盛衰败、强大弱小的原因，民众道德淳厚或浇薄、聚合或离散的理由，则尤为多次着重强调。他耗尽毕生的精力，经过五十年，著述工作才完成。他的宗旨全部包含在第一本书中，名为《第一义谛》，贯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来进行论述，以求得融会贯通的道理，始于元气，演化出万物。接着论述生物学、心理学的道理，而最终归结于群学。这也真可以说是完美完备了。

译除了斯宾塞的著作之外，杂著大概有几十篇，其中《明民论》和《劝学篇》最为著名。《明民论》是讲述教育方法的著作。《劝学篇》是勉励人们研究社会科学的著作。他教育人的方法，以开发智慧、锻炼体力、砥砺德行这三者作为纲领。他勉励人们研究社会科学，其意图是说天下沿着水流探寻源头、执着原因追究结果的事情，只有社会事务最为困难，不是平时没有研习的人所能参与的。所以有国家的人，施行一项政策，颁布一道法令，本意是为了挽救弊病、防范百姓，但最终，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不期望的却常常突然到来。至于经历时间长久而辗转相因，其利害变迁流转，就有不可推究测度的了。自然科学不先行，偏颇私心未除尽，产生邪念危害政治，没有不贻误国家家庭的。因此想要研究社会科学，必须先从事其他各门学问。不研究数学、逻辑学，那么我的心智不足以察觉不隐遁的道理、必然的规律；不研究力学、化学，那么不足以审察因果的相生、功效的互待。名、数、力、质这四门学问已经研习了，然而我心智的作用，还只能察觉少数事物而在纷繁中迷惑，只能察觉近处而在远处迷失，所以必须用天文学、地理学来拓宽视野。大抵在名、数中知道万物形成的法则，在力、质中获得变化机制的特殊能力，尤其必须借助天、地这两门学问，各自结合而观察，然后才能看到事物变化的形成痕迹。名、数是虚的，在天地中验证其实；力、质是分开的，在大地上会聚其全，这样之后才能知道成物的悠久、杂物的博大，以及化物的繁盛变化。虽然如此，对于社会科学还不够。大抵社会是人的积聚，而人是器官品类的魁首。想要明白生生不息的机制，就必须研究生物学；想要知道感应精妙，就必须研究心理学，这样之后才可以涉及社会科学。况且一个社会的形成，其体用功能，与生物的一个身体没有不同，大小虽然不同，器官治理相互对应。知道我们身体之所以生成，就知道社会之所以建立；知道寿命之所以长久，就知道国脉之所以灵长。一个身体之内，形体与精神相互资益；一个社会之中，力量与德行相互具备。身体贵在自由，国家贵在自主。生命与社会，相似到如此地步。这其中的缘故没有别的，二者都有器官的品类罢了。所以学问的事情，以社会科学为最终归宿。只有社会科学明白了，然后才知道治乱盛衰的缘故，才能有所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唉！这真是伟大人物的学问啊！

不看看泥瓦匠砌墙吗？给他一块成型的砖，坚硬而棱角分明，平整而端正，火候得当而大小一致，那么不需要泥水灰浆的粘合作用，转眼间几丈高的墙就建成了。由此来抵御风雨，保卫家室，即使依靠它几百年也可以。如果砖石歪斜残缺，大小不均，那么即使遇到最巧妙的工匠，也只能版筑而成，建成一堵粪土般的墙罢了。棱角坚硬洁净，持久不坏，必定不能做到。这凡是堆积堆砌的事情，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有单个的是有法则的形状，那么总体就形成有制度的聚集。然而这还是人为的。只有天生万物，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化学元素，自然结晶，其形状制作的穷极精巧，难以想象，其形状虽然大小不同，而作为一个晶体积聚而成形，那么即使分析到极细微，以至于不可破碎。其晶体积聚的面角幂次，没有不相似的。然而这还是金石之类罢了。至于动物植物这类，近代学者，都知道太初质房是生命的开始，其包含生命繁衍变化的能力，都在这上面具备了。但这件事非常深奥，难以与未曾学习的人谈论。而其根本单个的形状法则性情，作为其总体的形状法则性情，想要论述其结合，先考察其分开，那么明显得像高举日月行走，横贯天地不可磨灭的大例证。

像这样，那么一种族之所以强大，一个社会之所以建立，根据这个来谈论，断然可以认识了。大抵百姓的大要有三点，而强弱存亡无不看这三点：一是血气体力的强大，二是聪明智虑的强大，三是德行仁义的强大。因此西洋观察变化谈论治理的人家，没有不以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来判定民种的高下，没有这三者具备而民生不优裕的，也没有这三者具备而国威不振奋的。反过来看，如果百姓愚昧糊涂，各自奋起私欲，那么他们的社会将会涣散。用将要涣散的社会，与勇猛强悍多智、爱国保种的百姓相遇，小则被虏获侮辱，大则灭亡。这不一定动用干戈而实行杀伐，磨灭溃败，出于自然，史籍所记载的，已经不知有多少次，而没有文字之前，就更不知有多少次了。所以西方人谈论教化政法，以有生命的生物各自保全其生命为第一大法，保全种族次之。而到生命与种族比较，那么又应当舍弃生命以保存种族，践行这道义的人，称为义士，称为大人。至于发布政令施行命令之间，总要其归宿，都以他们的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为准的。凡是能够增进这三者的，都尽力实行；凡是能够减退这三者的，都应当废除；而又斟酌调剂，使这三者不致偏颇。西洋政教，如果从大的方面看，不过如此罢了。

由此来看我们中国今天的百姓，他们的力、智、德这三者，究竟怎么样呢？过去日本凭借寥寥几艘战舰的水师，区区几万人的军队，一战就剪除我最亲近的藩属

译接连交战，第二次战役便使陪都动摇，第三次战役便夺走我国最坚固的海防口岸，第四次战役威海的海军便全军覆没了。假如当初议和不成，那么京畿地区戒严，也是意料中的事。在这个时候，天子并非没有赫然震怒。想着要改弦更张，然而在内，从内阁、枢密院直到六部九卿，在外，遍及二十四省的疆吏，彷徨咨询寻求，最终没有一个人足以胜任抵御外侮、挫败敌人的重任。“猛虎深山”，不过是空谈罢了。战争持续不到一年，公私财产扫地以尽，除了洋债之外，还不能不骚扰百姓，财政的匮乏又如此严重。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脉络贯通，肢体相互救助，所以击打头部四肢都会反应，刺中腹部全身都知道危险。而南北虽然同属一个君主，彼此竟然像两个界限分明的区域；京城震动，四海却安然无事，看待国家的倾覆危亡，就像秦越两国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李鸿章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抵御日本全国的军队”，并非夸大之语。这是君臣势力分散而相亲相保的情谊淡薄。将领平时不学习，士兵平时不训练，武器平时不储备。一旦有紧急情况，就像蚂蚁附聚、蜜蜂屯集一样，给他们使用不熟练的利器，拖着兵器逃跑，反而把武器献给敌人。那些一时奋勇的将官，多半是无赖小人，只是贪图所发的军饷罢了。至于临战时，甚至不知道侦察的作用，遮蔽的方法。更不知道方形圆形的古代阵势极不适合今天的火器，更不用说部队的精细组织，以及开合的要妙之处了。即使当时那些怪异荒谬的事情，如果记载下来流传后世，都将成为千载的笑柄，而我们百姓面无愧色，本来就不以此为耻。

译边疆外的事务既然已经如此，那么朝廷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法制弊病到了极点，人们各自只顾私利，因此在庙堂之上谋划、辅佐皇帝发布政令的人，往往把巧诈虚伪、污浊的行为作为四方效仿的准则。其中稍微有些用心的人，也不过像息夫躬所说的那样“用狗马的牙齿来保全自己眼前的利益”，又怎么指望这样微小的人最终会把天下交给我呢！至于那些担任顾问、进谏的臣子，不仅对当前时局的大势茫然无知，甚至连本国本朝的事情，那些他们职责范围内应该知道的，也未曾稍微费心思考。所以有时他们愤然议论，大都是像儿童般愚昧无知，白白招致侮辱和虐待，功过得失，毁誉混淆不清。那些迎合时势的人，自诩为豪杰，只是剽窃外国的似是而非之说，来迷惑君主的聪明。那些更加不肖的人，甚至庆幸事务纷乱，得以借机谋利，求才急切，就可以侥幸迅速升迁，兴修工程多，就可以从中渔利。唉！这真是天下士大夫亲眼所见。我的论述，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谓人才，是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的体现，在位者之中既然已经如此。也许有人沉沦废弃，高蹈远引而难以接触呢？于是我转而向民间巷陌寻求，却又发现人才消亡殆尽，千万人中仅存一二，竟说等同于没有，怎么可以呢？那么神州九万里土地，四亿人口，这广阔的土地只是荒芜，这众多的百姓只是人多罢了。还自夸是衣冠之民，灵秀之种，受周公孔子教化，以礼义治理，各位姑且用来自我娱乐罢了，这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事情令人担忧畏惧的，在于其真实情况，而一次战争的胜负，不值得计较。如果中国成为这样的中国，那么当日甲午战争之事，不论失败，即使边境战事不爆发，或者爆发而侥幸获胜，但在有识之士看来，其忧虑反而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民力已经枯竭，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浅薄，一次战争的失败，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虽然有圣明的君主执政，如果不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沿海各地都知道亡国的危险，君臣同心同德，痛加整治并激励民众，将不足以自立。而岁月漫长，四邻虎视眈眈，恐怕还没来得及有所作为，就已经成为印度、波兰的续篇，斯宾塞的理论还未施行，达尔文的道理先被证实。况且自甲午战争到现在过了多久，天下振兴了多少事情，这都是各位共同听闻和看见的！唉！我们自身不值得爱惜，但我们的子孙和四亿人的种族怎么办！天地父母，山川神灵，尚且保佑这土地上的百姓，能够诱导他们的内心，都使他们奋发！

听到前面言论的人走来问我道：先生的话太严重了，无异于说天要塌下来让人担忧啊！现在异族成为中国祸患，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夏商周三代到汉朝，南北互相争斗，互有胜负。虽然时常被侵犯，但大体上没有损害，更不用说了。魏晋时期纲纪废弛，有五胡乱华，黄河以北，沦陷于游牧民族统治之下长达数百年。在这个时候，哀怨的百姓，睡在皮革上枕着兵器，不得喘息，几乎没有幸存者，损耗殆尽！在唐朝得以喘息，人口众多且富裕。而李唐末年，赵宋始终，遭受的祸患更加猛烈。金源女真更替称帝。成吉思汗崛起于鄂诺，威震欧洲。忽必烈汗接连吞并小朝，统一华夏，南边涵盖印度，北边到达俄罗斯，疆域之大，古所未有。然而这块土地沦丧，不到百年，长城以南，又回归汉族统治。到了本朝兴起于辽沈，圣哲诞生，养育我们百姓，革除明朝弊政，恩德深厚，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这些都是自古以来记载的。其间朝代更替，不过是一姓的废兴，而人民还是这些人民，声教还是古代的声教，这就是即使现在不避讳，损益也可以知道。众多的人中，难道没有同类吗！而您惊惧于达尔文的邪说，一方面说无法自存，另一方面担忧无法留下种族，这与众人熙熙攘攘，正登上春台，而您披头散发狂叫，白天看见鬼魅有什么区别呢？不然，为什么忧虑得如此怪诞不经，难道不考虑旁观者的怜悯嘲笑吗？况且当今朝代恩泽深厚，基业方永，天命未改，民心所向，事情万万不会到这一步。殷切的忧虑正是为了启发圣明，何必直接这样叫喊呢？况且没看见回部的土耳其吗？处在俄国和英国之间，领土日益缩小，其逼迫可谓到了极点，然而没听说它终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您想想，物强者是死亡的伴侣，事穷者势必反转，大道剥复之事，就像翻手覆手一样。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强邻不先笑后哭，而您忧愁叹息，贬低君主自我损害，不俯身哀悼而仰头祝贺呢？

回答说：是的，客人用来解除我疑惑的话，不也很透彻吗！虽然如此，希望私下请教，让我为客人深入阐明。像客人这样，确实是所谓通晓古代而昏暗于当今，得到一方面而失去另一方面的人。暂且不论客人所指出的异族其实不是异族。大概天下的主要种族有四种：黄、白、赭、黑而已。北边连接西伯利亚，南边濒临中国海，东边到达太平洋，西边包括昆仑山，这是黄种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为人，高颧骨而浅鼻子，长眼睛而头发强壮。乌拉尔盐泽以西，大秦旧地，是白种人聚集的地方。他们为人

译（其人）碧眼卷发，额头高隆，眼窝深陷。越裳、交趾以南，向东环绕吕宋，向西触及痕都斯坦，其间多岛屿国家，都是赭色人种的百姓。而黑色人种最为低劣，即非洲及环绕赤道的各部族，所谓黑奴就是他们。如今的满人、蒙古人、汉人，都属于黄色人种。檀君旧有的国家，是箕子所封之地；冒顿的先祖，源自夏后氏的后代，客人对此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所以中国自远古以来，一直由同一种族统治，确实未曾沦落为异族所统治。退一步说，即使如客人所说，客人尚且不知道种族之间强弱相争的原因，这原因有二：有勇猛强悍、体格高大的强，有道德智慧、权术智谋的强；有凭借质朴本性取胜的，有凭借礼乐文明取胜的。凭借质朴本性取胜的，是游牧射猎的百姓。他们的君民上下，分明如同一家之人，忧愁时互相救助，危难时互相奔赴。生养聚集、教导训练的事，简单而不繁杂，骑马射箭驰骋，如云聚集如风散去，毡毛肉酪，养生的器具，既费力又能御寒。所以他们的百姓乐于作战轻视死亡，有魁梧杰出的人作为首领来约束驱使他们，其势力可以强大并压制他人。虽然如此，虽然强大了，却未能进入教化的境界。至于中国的百姓，则进入了教化的境界，是礼乐文明占优势的国家。耕种凿井、养蚕织布，建城郭、定居邑，于是有礼乐刑政的治理，有庠序学校的教育。互通功劳交换事务，士农工商四民开始分化。他们的法令文章之事，经历变迁而愈发繁多，积累日久而更加丰富，养生送死的物资无不具备，君臣上下的名分无不明确，冠婚丧祭的礼仪无不举行。所以他们的百姓苟且偷生而畏惧法律，治理得法就容易相安无事，治理失法也容易日益败坏，因此到了末流，往往转为质朴强悍者所控制。然而其中的安富尊荣、声教文物，固然是游牧射猎者深深羡慕而远远不及的。所以他们一旦进入中国，虽然名义上做了君主，但几代之后，他们的子孙，即使有祖先遗留的严厉告诫，往往也不能不厌恶劳苦而追求安逸享乐，抛弃淳朴的德行而沾染浮薄的风气，违背天性放纵情欲，忘记所受的本分，不潜移默化而与汉人同化的很少。苏东坡说：“中国以法治取胜，而匈奴以无法取胜。”然而他们的无法，起初用来治理自己则绰绰有余，等到进入中国做了君主，必定不能抛弃中国的法律，而用无法来治理，于是也陷入法治之中而一同承受其弊端。这就是中国经历多次胜利而依然如故，其教化反而日益扩大，其种族反而日益繁衍的原因。为什么呢？事物本来就有无形中的相胜，而亲近者反而被所胜，即使身临其境也未必知道。那么取客人的话深入论述，可以说异族常被中国所控制，不能说异族控制中国。

译至于如今的西洋，则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什么呢？因为那西洋，是“无法”与“有法”并用，且都胜过我们的。从他们自由平等的方面来看，他们摒弃忌讳，去除烦琐苛刻，决断壅塞蔽障，人人能表达心意，陈述言论，上下之间不相互隔绝，君主不特别尊贵，百姓不特别卑贱，而联结得像一体一样，这是“无法”胜过我们的地方。从他们官吏、工匠、士兵、商人的法制明确完备方面来看，人们知道自己的职责，不用督促就能办理，事情无论多么细微，没有不详尽举出的，进退作息，都有固定的节度，不分远近，早上的命令晚上就改变，而人们不认为烦扰，这是以“有法”胜过我们的地方。他们凶猛强悍、身材高大已经胜过我们了，而道德智慧、技术知识又远远超过我们的百姓。所以凡是他们耕种开凿、陶器冶炼、纺织畜牧，上到官府刑罚政令，战争防守、运输、邮政、交通等事，以及所有用来和睦民众、保护百姓的措施，精密广大，比起我们中国所有的，成倍甚至更多。他们做事，全都基于学术；他们的学术，全都基于对事物的实际测量，层层积累，逐步进阶，以达到极其精密宏大的境地，所以没有一件事是空谈而不足以付诸实践的。如果探究其中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们以自由为根本，以民主为应用。一个洲的民众，分散为七八个国家，争相奔驰并进，互相磨砺，开始互相猜忌，最终互相成就，各自竭尽智虑，这边每天变化，那边每月更新，所以能够使用法制而不遭受法制的弊端，这就是他们令人畏惧的原因。

过去中国的“法”与“无法”相遇，所以虽然屡次获胜却常常能自我保存；如今他们也用他们的“法”与我们的“法”对抗，而我们的“法”却颓败腐朽如此破败，那么他们的“法”日益兴盛而我们的“法”日益消亡了。为什么呢？法就像器物，就像道路，经过长时间而没有修治精进的功效，那么格格不入、荒芜梗塞是必然的趋势。用格格不入、荒芜梗塞的东西与修治精进的东西并行，那么百姓本来就会舍弃这个而选取那个，这也是必然的趋势。这是进化论者所说的物竞天择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这是我先前说四千年的文物俯首之间就有不能终日的趋势，本来就是因为这个。唉！这难道只是客人的深切遗憾吗？然而事情既然这样了，那么我们怎能塞住耳朵、蒙住眼睛，而不为我的同胞垂泪哭泣并指出实际情况呢！况且我说无法自我保存、无法留下后代，难道一定要“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死者以国家为单位在沼泽中像烧焦的草木一样堆积）才算是这样吗？假如他们常常做君主而我们常常做臣子，他们常常做雄性而我们常常做雌性，我们耕种而他们吃果实，我们劳累而他们享受休息，作战时我们常常居先，发布命令时我们常常居后，他们将会把我们看作上天惩罚的百姓，认为这种族类本来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于是加以束缚驱赶，像奴隶一样使唤、像俘虏一样使用，使我们的民智没有途径增加，民力没有途径振奋，这些愚昧的人也就长久成为困苦无聊的民众罢了。像这样，那么距离不能自我保存而没有后代，还有多远呢？不然的话，难道他们不知道不至于没有同类吗，那黑色和赭色的人种还常常存在于天地之间呢，何况这四亿黄色的种族呢！百姓本来有活着不如死去，存在不如灭亡的情况，这也是荣辱贵贱、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差异罢了。

客人说物体强壮的就会死亡，事情穷尽的就会势态反转，这固然正确。然而不明白物体的极致，本来有它达到极致的原因，所以势态的反转，也有它反转的原因。善于保持强壮，那么强壮正是用来长久存在的；不善于运用柔弱，那么柔弱就是用来加速死亡的。那《周易》中否泰的数理，老子关于雄雌的言论，本来是圣人的智慧微妙的权变，而不是不做事听任自然消亡的。不做事而听任自然消亡，这是《太甲》所说的“自作孽，不可逭”罢了，天道又曾经为不织布的人减少寒冷，为不耕种的人减少饥饿吗！至于土耳其之所以还能存在，那是自从穆罕默德创立宗教以来，本来就用武健严酷、视同仇敌忾的道义来习惯他们的百姓。所以文采不足而质朴有余，学术法度虽然无可称道，但强劲悍勇胜过兵事还足以有所立足，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夹在两个强国之间而灭亡还没有到来的原因，然而日益削减每月侵夺，它的存在也仅仅如此了。这实在不是像中国百姓那样温顺懦弱、畏惧事端的人，所能援引来自我宽慰的。可悲啊！

虽然如此，论述国土盛衰强弱之间，也只是比较它们的差异程度罢了。从今日的中国来看西洋，那么西洋确实强大且富有，但说他们达到至治极盛，那就大错特错了。古代所说的至治极盛，叫作家给人足，叫作比户可封，叫作刑罚搁置不用。这几项，都是西洋各国所不能做到的。而且岂止是不能而已，从他们群学家的言论来看，恐怕是背道而驰，离得越来越远了。世间之所以能达到太平，一定是百姓没有特别富有的也没有特别贫穷的，没有特别尊贵的也没有特别卑贱的；假如贫富贵贱过于悬殊，那么不平的呼声，争心将起，大乱的祸患，常常由此产生。两百年来，西洋自从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其道，制作的精巧，实在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百姓日常生活之际，几乎没有不利用机械的地方。加上电报、轮船、铁路这三者，它们的能力足以将天下的广大，归于一二人的掌握之中还有余。这虽然有益于百姓生活的交通，但也大利于奸雄的垄断。垄断既兴起，那么百姓贫富贵贱的悬殊就日益远矣。幸好他们

译国家政教施行，以平等自由为宗旨，因此豪强势力虽然兴盛，尚且没有役使他人、横行霸道的风气，但贫富差距，即使想要抹平，最终也没有办法。中国的古语说：“富人跨越田界连接阡陌，穷人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富人唾弃精美的肉食，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至于西洋，其穷人吃不饱糟糠、没有立足之地，与中国大致相同，而连接田界、抛弃美食，本来不足以穷尽他们的富有。在中国，谈论财富以亿兆来计算，可以说很雄厚了，而在西洋，以京垓秭载来计算的人，数不胜数。这些人并非一定勤劳贤智胜过众人，只是仰赖机器谋取利益，役使万物来自我封闭罢了。贫富不均到了这种地步，因此国家财力虽然雄厚，但民风不奋发，作奸犯科、流离失所的百姓，竟与贫穷国家相似，于是平均贫富的党派兴起，毁弃君臣关系的议论出现了。况且奢侈过度，人心有发狂的祸患；人口繁殖极快，有户口过多的忧虑。所以有远见的人说，西洋的教化不同于唐花，这话虽然略微偏颇，也不是没有见识。至于极盛之治，难道真是这样吗！

译然而这种祸患，又不是西方那些研究理财和群学的学者所不知道的。他们固然集合了各国的贤者，汇聚了成千上万人的智慧来谋划，但最终苦于没有有效的方法。因为想要挽救眼前的弊病，事情的关键在于人心和风俗之中。要想实现贵贱贫富的均平，必定要使百姓都贤良而少有不肖，都聪明而没有极愚笨的人，然后才行；否则，即使今天把一国的财产全部平均分配，明天不平均的现象又会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喜欢懒惰的人不能强迫他勤劳，喜欢奢侈的人不能强迫他节俭。所以，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是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的征验，必定是这三者确立之后，政治制度才随之确立。于是，一项政策的推行，一道命令的实施，符合民智、民德、民力的就保留，违背民智、民德、民力的就废除。在这个时候，即使有英明的君主和明察的宰相，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谋划，那么也只能弥补偏差、挽救弊病，苟且求得一时的安定罢了；如果听任其自行发展，渐渐地将会恢复原状并回到常态。而且往往在补救的时候，原本的弊病没有去除，其他的弊病却丛生而起，这一方面的偏差虽然消除，那方面的偏差却更明显地出现。太严重了！仅仅依靠政治制度是不足以治理好国家的。

过去英国曾经禁止饮酒，但酗酒的人反而更多；曾经禁止高利贷盘剥，但私人借贷的利息反而更重。瑞典禁止贫民不按时节嫁娶，但所谓私生子满街都是。法国政变之后，三次实行民主，但官吏的威权却更加横行。美国华盛顿立法极其精密，但贿赂公行之风，至今无法彻底杜绝。斯宾塞尔的话说得好：“百姓可以教化，达到无穷的程度，只是不能期望他们突然改变。”而我们孔子也说：“治理国家一百年，才能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又说：“即使有王者，也必定要经过一代人之后才能施行仁政。”程子说：“有了《关雎》、《麟趾》那样的风俗，然后才可以推行周礼。”古今的哲人，对此认识得很清楚。所以说：想要知道整体的情况，先要考察局部的情况。天下的事物，没有不以其单个的形态、法则、性情作为其聚合后的形态、法则、性情的基础的。因此，没有富裕的百姓就没有富裕的国家，没有强健的百姓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没有安定的百姓就没有治理良好的国家。

那么假设现在有一个人，愤慨于中国长期的衰弱和贫困，捋起袖子说：为什么不让我来治理？让我来治理，那么天下的事情几下子就能办完，十年以后，大概差不多了！那么他的方法将从哪里入手呢？他会说：中国之所以不振作，不是法制的过错，问题在于执行不力罢了。祖宗的成法都在，我宁愿遵循它们并加强执行力。于是督促责成的命令实行，监察举劾的政治兴起。像这样做了十年，我断定中国的贫困和衰弱依然如故。为什么呢？天下的大势，就像水向东流，已经浩浩荡荡形成江河了，却想阻挡它让它倒流，使之停留在山上，这是人力必然无法胜任的。

于是又有人说道：法制是圣人用过的草狗，是先王住过的草棚，陈列一次就不能再用，住了一晚就不能再留。宇宙的大势，既然一天天趋向于混同，不从与人相同的地方去着手，必定不行。当今的计策，只是为了求得富强罢了；西方确实富强，所以今天的政治，除了向西方学习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在朝廷建立民主，设立宰相；在民间开通铁路，开采矿山。训练全国的陆军，设置数百艘的海军，这也差不多能让人满意了。然而如果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不改变现在的风俗，十年以后，我恐怕其效果将不止于贫困和衰弱而已。

因为一个国家的事情，如同人的身体。现在人的身体，安逸就衰弱，勤劳就强健，这本来是常理。但是如果让一个病人，每天从事于跳跃跨越之间，以此来求得强健，那么只会加速他的死亡罢了。现在的中国，不就像是这个病人吗？况且中国知道应当学习西方的方法，不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才开始的。自从海禁大开以来，所兴办的也不少：译署，一是；同文馆，二是；船政，三是；出洋肄业局，四是；轮船招商，五是；制造，六是；海军，七是；海署，八是；洋操，九是；学堂，十是；出使，十一是；矿务，十二是；电邮，十三是；铁路，十四是。杂乱地数一数，大概不止一二十件事。这些大半都是西方赖以富强的基础，而我们实行起来，却像淮南的橘子移到淮北就变成枳一样，若存若亡，不能实际收到效果，这是为什么呢？苏子瞻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起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发起而下面不响应，那么上面也将穷尽而自行停止。”斯宾塞尔说：“富强不能强求，政治不足以治理国家。观察其适宜之处，触动其关键，培养其根本，保护其成长，那么其效果就会不期而自现。”因此，如果民力已经衰败，民智已经低下，民德已经浅薄，即使有富强的政治，也没有人能实行。因为政治就像草木一样，把它种在土地上能生长壮大的，必定是土地的肥沃贫瘠、干燥湿润、寒冷炎热与其种性最适宜的才行。否则，只是枯萎矮小罢了，再严重就会枯死罢了。过去，王安石变法，法度并非不好，意图并非不美，但其效果逐渐蔓延以至于导致宋朝灭亡，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深长思。管仲、商鞅变法而成功，王安石变法而败坏，在于当时的

译这不过是风俗人心以及法律是否适宜罢了。达尔文说：“万物各自竞争生存，最适应者得以立足。”动植物如此，政治教化也是如此。

译像这样，那么中国今天所应该做的，大致就可以看出来了。所谓富强，实质上说来，不过是造福百姓罢了。然而政治要想造福百姓，必须从百姓各自能够自谋利益开始；百姓各自能够自谋利益，又必须从大家都获得自由开始；想要听任大家都获得自由，尤其必须从他们各自能够自我治理开始；反之就会混乱。但是那些百姓能够自我治理而获得自由的，都是他们的体力、智力、道德确实优秀的人。因此今天的要政，总括起来有三方面：一是振奋民力，二是开启民智，三是革新民德。作为一个处于众多强国之间的弱国，所施行的政治，固然常有治标与治本、缓与急的讨论。只是如果使这三方面确实进步，那么治理标症而标症就能确立；这三方面不进步，那么即使治理了标症，最终也没有功效；这就是舍弃根本而谈论标症之所以不恰当的原因。虽然如此，这件事确实很难说清楚。中国今天的百姓，他们的体力、智力、道德这三方面，如果笼统地说，经过数千年的层层积累，源于山川风土的不同，受刑政法令教化风俗的屡次变化影响，陶冶锤炼而成这最后的一种状态。今天想要在短时间内，认为能够淘洗改革，以求符合当前的世变，从而在纷扰中求得生存，这其中的胜负通塞之数，大概不用再次计算就知道了。然而从微积分的道理来看，那么曲线的变化，本来就有快慢；从力学的道理来明白，那么物体运动有原因，都借助外力。现在外力逼迫，为我们权宜借用，变化速率极快，正当此时。智者谨慎地掌握力量权柄，不让旁落，那么天下大事正可以在此时大有作为。即使那西洋能够有今天，其变动之快，远的也不过二百年，近的也不过五十年罢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振奋努力呢！

那么振奋民力怎么做呢？现在谈论一个国家富强的效果，而以百姓的手足体力作为基础，这从功名之士看来，似乎非常迂腐而不恰当。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西洋谈论治理的学者，没有不认为这是最紧急的。历考中西史传所记载的，直到今天世界五大洲五六十个国家之间，贫富弱强的差异，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区分的。周代的希腊，汉代的罗马，唐代的突厥，近代的哥特族，没有不以健壮高大，耐苦善战，称雄一时的。而中原过去分裂争战的年代，也都以得到三河六郡作为夺取天下的先决条件。但是现在有人说自从火器盛行，懦夫拿着靶子，其效果与壮士一样，这真是毫无见识的言论。不知道古今器具虽然不同，但有待于骁勇猛毅的气概则是相同的。而且自从脑科学大明，没有人不知道形体与精神相互依赖，志气相互感应，有最胜的精神而后有最胜的智略。因此君子小人劳心劳力的事情，都不是身体强健者不能成功的。这个道理我们的古人知道，所以学校，不忘武事，投壶酌酒的礼仪，射箭驾驭的教导，都是用来锻炼百姓筋骨，振奋百姓血气的。而孔孟二子都有魁梧杰出的姿容。那古代的希腊、罗马人也知道，所以他们的阿克德美柏拉图所创办的学塾中，没有不有津蒙那知安（即练身院）属于其中的，而柏拉图以骄横著称。至于近代，则欧洲法国，尤其忧虑人种日渐退化，操练形体，不遗余力。饮食养生的事情，医学所详细记载的，日益精审，这件事不仅施行于男子罢了，乃至妇女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因为母亲健康而后孩子肥壮，培养其先天而种族才得以进步。去年日本施行此事，《申报》评论其训练涉及妇女，不知所云。唉，这真不是以裹脚为美的智慧所能理解的！

所以中国的礼俗，那些贻害民力而坐着让种族日渐衰弱的，从法制学问的重大方面，以至于饮食居处的细微方面，几乎多得指不胜数。而沿袭习惯至深，危害效果最显著的，没有比得上吸食鸦片、女子缠足这两件事，这是中国朝野各位公卿所说的最难改变的。然而考察其实情，那么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现在就拿鸦片一端来说，官兵士子，禁令原本没有使用。假使天子亲自考察二品以上的近臣大吏，必定是不沾染的人而后任用，近臣大吏各自考察他们的近属，像这样转相考察，藩臬考察郡守，郡守考察州县，州县考察佐贰，学臣考察士子，将帅考察士兵，也用这种方法，务必使所考察的人，人数极少，以期必定周全。像这样定下连坐的法令而切实执行，那么官兵士子沾染的恶习就会去除。官兵士子沾染的恶习去除，那么天下的百姓知道沾染这种毒害的人必定不能成为官兵士子，那么自爱而求取进步的人必定不吸食。像这样，那么吸食的人日渐减少，等到他们既少，然后颁布命令禁止，旧有的沾染逐渐去除，新的沾染不增加，三十年之间可以使鸦片的祸害完全绝迹于天下。至于缠足，本来不是天下女子所乐意做的，拘泥于习俗而没有敢背离其范围罢了。假使有一天，天子下达明诏，为百姓说明缠足的害处，并且说：从今以后，自某年所生的女子而缠足，我不封赏。那么天下去除这种习俗的人，就像热去除燎烤而寒去除遮蔽一样。有什么难改变的呢！改变习俗像这两件事，不是难行，不难行而不行的，认为与国家

译这不过是关乎百姓生活的利弊罢了。然而谁曾想到，种族因此衰弱，国家因此贫困，军队因此废弛，祸患的根源都由此产生呢！所以，如果不尽早对鸦片和缠足这两件事采取措施，那么所谓的变法，都只是一纸空谈罢了。

译如何开启民智呢？如今崇尚学问的人，往往轻视事功；而急于功名的人，则轻视学问。这两方面都失去了平衡，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然而，追求功名的人很多，而真正做学问的人却很难得，这说明学问是珍贵的。东方的人看到西方国家如今的财富利益，其隐形的救济和丰裕如此之多，常常怀疑而不相信；等到亲眼见到而相信了，却又无法推测其中的原因；等到观察他们治理生计、管理财务的多种方法，然后才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亚当·斯密的一本书，这是西方有识之士的公认观点。因此，制造器械的完备，可以追溯到牛顿的本源；舟车的神奇，可以推源于瓦特；用电的便利，则是法拉第的功劳；民众寿命的延长，则是哈尔斐的业绩。而两百年来学术运动的昌盛，又不得不以培根的摧陷廓清之功为首要。做学问的人倡导新的理论，从事事功的人将其作为方法运用，从而取得了巨大的功效。所以说：民智是富强的根源。这是如同日月般不可更改的真理。然而，西方以探究事物原理、获取知识作为学问的开端，中国并非不是这样，只是为什么民智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呢？有人说：中国的智虑运用于虚无，西方的聪明寄托于实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据我看来，中国看似虚无，但西方更加虚无；西方看似实际，而中国更加实际，差异并不在于虚实之间。西方对于学问，在明代以前，与中国也差不多。到了近代，谈论学问则先重物理而后重文辞，重视实用而轻视辞藻修饰。而且他们教育子弟，尤其一定要让他们自己竭尽耳目之力，自己发挥心思，崇尚自得而轻视盲从他人，喜欢善于质疑而谨慎相信古人。那些名数等学科，是用来教授思考探究事理的方法；那些力学、质学等学科，是用来引导观察事物、考察变化的途径，而这些学科本身，不过是捕鱼的竹笼和捕兔的陷阱罢了。所以赫胥黎说：“读书获得智慧，是第二手的事情，只有能以宇宙作为我的简编，以万物作为我的文字的人，才是真正的学问。”这是西方教育民众的重要方法。而回头看中国又是怎样的呢？朱熹用接触事物来穷究事理解释“格物致知”，这是对的；至于用读书来穷究事理，风气就低下了。

况且中国的学问，必定追求古代的训诫。古人的错误，既然不能明辨，即使是古人的正确之处，也不知道其所以正确的理由。记诵辞章已经错误，训诂注疏又非常拘泥，江河日下，以至于今天的经义八股，恰恰足以破坏人才，还谈什么开启民智呢？而且，六七岁的儿童入学，脑气尚未坚固，就教他们探究玄妙细微的文字，事情依靠强记，对灵性有什么益处！其中所依赖用来开导神明的，不过区区对偶罢了。用来审核物理、辨析是非的东西，全都没有。以此作为学问，又怎能怪科举考试中的人十有八九对人情物理含糊不清，反而不如农工商贾有时恰当呢。现在关注时事的人，常常感叹中国读书人少；据我看来，像这样教育人，不如说学者少罢了。现在事物穷尽就会变化，谈论时务的人，人人都说变通学校，设立学堂，讲授西学了。虽然如此，说十年以后，中国必定能收到益处，那又未必是必然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旧制度尚存，而荣耀的途径未开。像这样，士人中能对此深入探究而不厌倦的，必定是那些不依赖外物而兴起，就事而乐的人。否则，刻棘般的学业虽然艰苦，求马般的奖赏终究落空，同辈知道就会相互忌恨，门外不知就会相互遗忘，孩子能不失望而返回吗！因此，想要开启民智，不讲授西学是不行的；想要讲授实学，不另外设立选举的方法，开辟用人之路，而废除八股、试帖、策论等科举制度是不行的。

至于革新民德的事情，更是三者中最难的。现在暂且不论西方的宗教如何，然而七日复归，必定有人聚集民众并当面教导他们，而他们教育的方法，则以上帝天的威严临之，以永生的福分重之。人无论王侯君公，下至穷困无助的百姓，从宗教的角度看，都是上帝的赤子，平等的意义由此彰显。平等的意义彰显，所以民众知道自重并受到行善的鼓励。如今“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即使在你房间里，也不要在暗处感到羞愧”这些，是大人物的事而君子也难以做到的；而西方的小民，只要信仰虔诚深厚，就能朝夕警惕勤勉，与我们的大人物君子没有不同。内心反省没有愧疚，意志上没有恶念，不被威势吓倒，不被利益诱惑，这确实是宗教中的常理，而不是非常奇特卓越的品行。民众的心有所主宰，而他们的教育有常规，所以效能如此。

至于我们的民众，暂且不说学校已经废除很久了，即使还像当初一样存在，也不过是选择平民中的俊秀者来教育他们。至于穷苦人家的孩子，编入户籍的百姓，从襁褓到成年，未曾听说有谁教育他们。孟子说：“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育，就接近禽兽了。”那些吃饱穿暖的民众，没有教育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饥寒交迫、救死尚且不足的人，又会怎样呢？后义先利，欺诈虚伪奸邪欺骗，本来就是他们应有的样子。从前甲午年办理海防时，水底碰雷和开花弹子，有用铁滓沙泥代替火药的。洋报议论，说我们民众为了几两银子的利益，即使让国家破败、军队覆没、将领战死、土地丧失、军队溃败

译如果不加以正视，那么中国今日的挫败，日后的危亡，就不能说是不幸了。这件事足以让听闻的人怒发冲冠，哪里还需要多说什么！然而，各位也曾追溯其根本，去探求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吗？

译大概从秦朝以来，治理国家虽然有宽厚与严苛的区别，但大体上都是把我们的百姓当作奴隶来对待。虽然有宽恕减免，也不过是宽恕减免这些奴隶罢了；虽然有温暖抚慰，也不过是温暖抚慰这些奴隶罢了。既然君主把百姓当作奴隶对待，那么百姓也就把自己当作奴隶看待。奴隶对于主人，不过是受形势胁迫、被权力禁止，无可奈何罢了，并不是真心喜悦、诚心服从，对国家与君主有爱心，从而共同维护它。所以如果形势可以依赖，国家法律尚且有效，那么即使是嗅靴舔面、胡天胡帝，把君主捧到至高无上，把自己贬到至卑至下，人们都会争相去做；一旦形势失去，法律无法执行，人们就只知道有利可图罢了，共同起来反抗他，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现在中国辱骂人，骂作牲畜，可以说是极尽了侮辱。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话。但如果进入他们的国家，骂人说是没有信用的骗子，或者说是不勇敢的懦夫，那么早上话刚出口，晚上决斗至死的挑战书就已经送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比起牲畜来严重千万倍，所以宁愿决斗至死也不愿共存。而我们中国，却认为言行守信只是固执浅陋的小人，君子并不推崇。大概东西两洲的风尚不同就是如此。如果探究其中的原因，是有话可说的。

西方的教化崇尚平等，所以用公正来治理众人而重视自由。因为重视自由，所以看重信用与果敢。东方的教化确立纲常，所以用孝道来治理天下而首先尊崇亲人。因为尊崇亲人，所以轻视信用与果敢。然而其流弊到了极点，以至于心怀欺诈互相欺骗，上下互相逃避，那么忠孝所保存的，反而不如重视信用与果敢的多。况且西方之所以能让他们的百姓都对国家和君主怀有深厚的私情与挚爱，从而奔赴公共战争如同私仇一样，也是有道理的。法令始于下议院，这是百姓各自奉行他们自己制定的契约，而不是遵循上级的制度；宰相以下，都由全国推选。做官的人，是百姓设立来管理各种事务的，而不是仅仅用来尊崇仰戴的，爱护我或虐待我，都不在讨论之列。出赋税来从事工程，无异于经营自己的田宅；赴死杀敌，无异于保卫自己的家室。我每次听到英国人谈论英国，法国人谈论法国，乃至各国人谈论他们生长的国土，听到那些名字，就像我们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都真诚坚定，仿佛有无穷的爱意。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只是把它当作自己的私有物罢了。

因此处在今天，想要提高我们百姓的道德，以便同心协力、联合意志来抵御外敌，那么没有方法让百姓各自把中国当作私有物是不行的。然而隐士说：“百姓不能没有私心，圣人制定治理的方法，在于把天下的私心合并为公心。”那么让百姓各自把中国当作私有物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在京师设立议院，并让天下郡县各自公推他们的长官。这条道路，想要百姓忠诚爱国必定由此，想要教化兴盛必定由此，想要地利尽用必定由此，想要道路开辟、商务兴起必定由此，想要百姓各自约束自身向善而争相磨砺必定由此。唉！圣人如果再生，也不会改变我的话了！

这三者，是自强的根本，不这样即使有伊尹、吕尚为他们谋划，吴起、李牧为他们作战，也将逐渐衰弱直至灭亡，必定没有强大的一天，这是确定的。虽然如此，难道没有治标的办法吗？那么治标该怎么办呢？练兵吗？筹饷吗？开矿吗？修铁路吗？兴商务吗？回答说：这些都可以做。有根本则都能建立，无根本则最终废弃。自甲午战争以来，国内杂乱兴起的事情也已经很多了，效果如何？对强国有益与否，识时务、审时势的人士能够说清楚，不必我深入论述。虽然如此，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是治标中最紧迫而不能稍有拖延的。这件事是什么？回答说：必定朝廷除旧布新，有一两项非同寻常的举措，对内足以安慰四海臣民的深切期望，对外足以打破敌国侮辱掠夺的阴谋，那么或许还有希望。不然，这些琐碎的事情，即使有百项举措也无益。我的朋友新会梁任公的话说得好：“万国蒸蒸日上，大势相逼，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变而变者，变化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变而变者，变化的权力让给了别人。”《传》说：“不要滋生其他族群，他们实在逼近居住在这里。”希望天下有心人反复思考这些话而尽早有所作为就可以了。

辟韩

过去我读韩愈的《原道》篇，没有不遗憾他对道与治的理解浅薄的。他说：“古时候，人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然后教导他们相生相养的道理，设立君主，设立老师，驱赶虫蛇禽兽而让人居住在中土。寒冷，然后为他们制作衣服；饥饿，然后为他们制作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土里会生病，然后为他们建造宫室。设立工匠来供给他们的器具，设立商人来互通有无，设立医药来救济夭折，设立葬埋、祭祀来增进恩爱，设立礼仪来排列先后，设立音乐来宣泄郁结，设立政令来督促怠惰，设立刑罚来铲除强横。互相欺骗，设立符玺、斗斛、权衡来取信；互相争夺，设立城郭、甲兵来守卫。祸害到来而为之防备，忧患产生而为之防范。”如果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热，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按照韩愈的话来说，那么那些圣人

译（老子）本人及其祖先必定都不是人类才行，必定都长着羽毛、鳞甲才行，必定都长着爪牙才行。假如圣人和他的祖先都是人，那么还没等他出生，还没等他长大，他就会被虫蛇、禽兽、寒冷饥饿、树木土石所伤害而夭折，这早就发生了，又怎么能制定礼乐刑政，来为别人防备祸患呢？老子的学说是否胜过孔子，或者与孔子没有区别，我不足以判定。至于阐明自然之道，即使是孔子也无法改变。韩愈一概加以排斥，这是他不加思考的过错罢了。

译韩非子又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侍奉他们上级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他作为君主的根本；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就失去了他作为臣子的根本；百姓不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侍奉上级，就要被诛杀。”唉！君主与百姓相互依赖的关系，本来就是这样吗？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夏桀、商纣、秦始皇的统治，当初与尧、舜、三王的统治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假如让百姓与禽兽混杂居住，寒冷到了却不知道穿衣，饥饿到了却不知道吃饭，凡是所谓的宫室、器具、医药、丧葬之事，全都等待教导之后才知道去做，那么人类早就灭绝了，那些圣人又从哪里得到这些百姓来发布命令并统治他们呢？

况且韩非子为什么不这样说：百姓，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来互相维持生存和养育的人，他们存在互相欺骗、互相掠夺而不能自我治理的情况，所以拿出十分之一的赋税，设立君主，让他制定刑罚政令、军队兵器，来铲除那些强暴顽固的人，防备祸患灾害。然而君主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立臣子，让他们执行君主的命令，处理各种事务。因此，百姓不拿出十分之一的赋税，就没有人能当他们的君主；君主不能为百姓铲除强暴顽固的人，防备祸患灾害，就会被废黜；臣子不能执行铲除强暴、防备祸患的命令，就要被诛杀吗？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君主最轻。”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而韩非子不这样说，是因为他只知有一个君主而不知有亿万百姓。老子的话说：“偷窃腰带钩的人被诛杀，偷窃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自从秦朝以来，做中国君主的，都是那些特别强暴顽固的人，最善于欺骗掠夺的人。我曾经听说“道的根本源于天”。现在韩非子致力于尊崇那个特别强暴顽固、最善于欺骗掠夺的人，让他安然坐着发布随心所欲的命令，而让天下无数的百姓，各自拿出他们辛苦劳力、耗费心神的东西，来供给他的欲望，稍微不这样就要被诛杀，天的意志本来就是这样吗？道的根本又本来是这样吗？“唉！他幸运地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贬斥；他也幸运地没有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纠正！”

况且韩非子也知道君臣的伦理是出于不得已的吗？存在互相欺骗，存在互相掠夺，存在强暴顽固，存在祸患灾害，而百姓既然已经从事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物钱财以及所有互相维持生存和养育的事了，现在又让他们掌握刑罚来铲除强暴，掌管斗斛、权衡来保证信用，建造城墙、军队来守卫，那么他们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于是互通功效、交换事务，选择公正且贤能的人，立他为君主。他们的本意是说，我们耕种了，纺织了，做工了，经商了，又让我们自己保卫性命财产，就会荒废我们的本业。哪里比得上让你专心致力于保卫的工作，而我们把从耕种、纺织、做工、经商中所得的一部分分给你，来供养你，这样利益更广泛而事情也能治理好呢？这是天下设立君主的根本宗旨。因此，君主、臣子，刑罚、军队，都是因为保卫百姓的事情而后产生的；而百姓之所以需要保卫，是因为有强暴顽固、欺骗掠夺和祸患灾害。有强暴顽固、欺骗掠夺和祸患灾害，是因为教化没有进步，百姓没有完全善良。因此，君主，是与天下的不善共同存在的，不与天下的善相对立的。现在如果使用仁义道德的说法，而天下像韩非子所说的“把它作为自己的准则，就顺从而吉祥；把它作为对待他人的准则，就仁爱而公正；把它作为内心的准则，就和谐且太平。”像这样的百姓，就没有不知道本性中固有的东西和职分中应当做的事了，哪里还会有强暴顽固和欺骗掠夺呢？哪里还会有互相造成祸患灾害呢？又哪里还需要这个高高在上的人，榨取我来生存，发布命令命令我，追究我出的赋税而诛杀我，有时安抚我像对待后代，有时虐待我像对待仇敌呢？所以说：君臣的伦理，是出于不得已的！正因为是不得已，所以不足以作为道的根本。佛教抛弃君臣关系是对的，他抛弃君臣的理由是不对的。而韩非子却认为这本来就是与天地相始终的，又哪里足以算是懂得道的人呢！

那么，到了现在抛弃我们的君臣关系，可以吗？回答说：这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时机还没有到，风俗还没有形成，百姓还不足以自我治理。那些西洋的善国尚且不能，何况中国呢！现在西洋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大公事，百姓互相自行处理的占十分之七，由朝廷处理的占十分之三，而其中特别重大的，就是明定刑罚、治理军队这两件大事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件事，是百姓对国家的依赖最为紧急的。从前汉高祖进入关中，只约定了三条法律，秦地的百姓就非常信服。知道百姓向君主所求的，不过是保全性命财产，不过如此罢了。再去追求其他，所谓“代替高明的匠人砍木头，没有不伤手指的”。因此，假使今天中国有圣人兴起，他会说：“我凭借渺小的身躯寄托在亿万百姓之上，是不得已的，因为百姓不能自我治理。百姓不能自我治理，是因为才能没有达到，力量没有增长，德行没有和谐。现在我将日夜勤勉地寻求提高百姓才能、德行、力量的方法，去除困阻百姓才能、德行、力量的因素，使他们不互相欺骗、互相掠夺而互相造成祸患，我将完全听任他们的自由。百姓的自由，是天所赋予的，我又怎么能吝惜不给他们呢！”

译像这样，如果百姓幸运地达到了能够自我治理的程度，我将把全部权力都归还给他们。只要国家日益富强，我个人和我的子孙也就有利可图，我何必还要把天下据为私有呢！如果真的如此，三十年后百姓不能大治和谐，政治不能大有进步，六十年后中国不能与欧洲各国一样富强并驾齐驱，那正是我发表邪说、扰乱政治的罪过。那些英、法、德、美等国家达到现在的治理水平，也不过是一百多年或几十年的时间罢了。何况他们做的是难事，我们做的是易事。

译唉！拥有无所不有的国家，无所不能的人民，却采用平庸之人的议论，忌讳虚浮骄矜，以至于贫穷衰弱而亡国，天下的遗憾之事，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因此考察西洋各国，应当知道富强是非常艰难的，我们怎么可以苟且偷安？考察西洋各国，又应当知道富强也是容易的，我们不可以自我气馁，道理在于去除那些有害于富强的因素，并且每天寻求能够与百姓共同治理罢了。古语说：“偏狭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大道，是因为他被教条所束缚。”如果谋求自强，那么六经都有不可用的时候，何况秦朝以来的法制呢！像韩愈那样的人，只看到秦朝以来的君主。秦朝以来的君主，正是所谓的大盗窃国者。国家被谁窃取？不过是转相窃取于百姓罢了。既然已经窃取了，又惶恐不安地担心主人或许察觉而恢复旧制，于是那些法律和政令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兴起，实质上论述起来，其中十之八九都是为了败坏百姓的才能，分散百姓的力量，浇薄百姓的品德。这些百姓，本来就是天下的真正主人，一定要使他们衰弱且愚昧，让他们常常不觉悟，常常不足以有所作为，然后我们才可以长久保有所窃取的东西而世代相传。唉！谁曾知道祸患常常产生在预料之外呢？这就是庄子之所以有“撬开箱子”（胠箧）的论说的原因。因此西洋谈论治国的人说：“国家，是百姓的公共财产，王侯将相，是通国人民的公仆。”而中国尊崇帝王的人说：“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其文字的古义还是奴仆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么西洋的百姓，他们的尊贵，超过了王侯将相，而我们中国的百姓，他们的卑贱，都是奴仆的后代。假设有战斗的事情，他们的百姓是为了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而战斗，而中国则是奴仆为他们的主人战斗。驱使奴仆去与贵人战斗，本来哪里去不会失败呢？

所谓标本兼治，难道不是指救时的道理与治病的道理相通吗？大概观察病症而知道致病的原因，那么病就会痊愈，只有病因真实而后药物才能对症，药物对症而后病才能痊愈，这是不变的道理。

今天的东洋战事，横决大溃，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那么审查其根源的人是谁呢？在它尚未爆发的时候，上下安逸，深怀忌讳而乐于走向死亡。在这个时候，即使有先见之明的人，剖脑挖心，在宫阙之下痛哭，也将被指为妖言，没有人理会。等到它开始爆发，没有责任的人不审察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不图谋事态的始终，只是扬起手臂大声呼喊，痛快一时而不考虑如何收场。等到事与愿违，就共同叹息惊骇。众人提出各种疑难说：“这一定有强国在暗中帮助它，否则日本怎么能这样！”又说：“这一定我国有枭雄作为他们的谋主，否则日本又怎么能这样！”又说：“这一定我那些身居要害职位的人与他们内外勾结，否则日本又怎么能到这一步！”唉！诸位自视太高，看人太浅，虚骄之气不除，即使百思也不能得其理。之所以厌恶虚骄恃气，是因为他们果敢却窒塞，像醉汉的勇气，等他们醒了，必定怯懦而不能再有所作为。以中国今日政治的松弛涣散，人心的浇薄自私，以及百官人才的消乏，恐怕没有能振兴的人罢了。如果有枭雄，拿着利器驱使数万训练有素的军队，陈胜、吴广那样的祸乱恐怕无法遏制。何况日本处心积虑十多年，图谋我国内地的山川，考察我国将帅的才能，举凡中国的一切利弊，稍微有一点不知道。这在西洋做很难，日本做却很容易，是因为文字相同而土地相接的缘故。现在却说他们一定等待西洋的帮助，以及中国奸人的资助，诸位如果能稍微贬低这种“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心态，或许就能审察今日的乱源，而国事还有希望。

可悲啊！我曾认为本朝武功的兴盛，没有比高宗更显著的，而衰败的端倪就潜伏在这里。下到道光、咸丰年间，官场邪恶、军队废弛到了极点。所以太平天国、捻军的叛乱，蔓延浸淫，几乎天下没有完整的土地。湘军、淮军从灰烬中兴起，百折不回，赫然成就了中兴的功业，他们的功劳确实不可埋没。然而究切地说，不过是用匪徒的方法来治理匪徒，他们的军营规制，大多是苟且因应的图谋，断然不足以流传久远。世人以成败论人，而且依附的人众多，于是举世没有人敢非议。但是祖宗数百年缔造的远略宏规，所谓王者之师，到这里就扫地以尽了！如果今日祖制还有残留，那么保存其法而更换其器械，弥补其弊端而效法其用心，那么武备的败坏，还不至于这样，而军政还可以使用，可惜现在万万不能。我又曾认为百十年来中国最不幸的事情，军队所相互磨砺的，都是内地乌合之众的土匪，即使遇到外敌警报，也不过是西洋的偏师，叩关叫喊，求得所愿就停止。导致我国君臣上下，认为经武之事，不过是如此。而文人学士，不以为佞谀为耻，相互扬厉铺张，那些身受其害和侧耳倾听的人，都相信是真的。所以病症更加深痼而不可治疗。现在才知道没有经历就觉得艰难，没有达到就知晓，这只有度量超绝，决荡拘挛，极尽物理精微的人才能做到，讲俗学的学者一定不能。

然而今日之事，诸位为我记住，螳螂捕蝉，而黄雀

译已经跟随在它的后面。如今那些战胜我的人，难道也会认为天下的军队都像在北洋所遇到的那样容易对付吗？不谈论被攻击者存在的巨大破绽，却只相信攻击者确实坚固，全国上下如同发狂一般，中毒尤其深重，即使有明智的人，也将无法挽救。照这样发展下去，必定会有人趁着他们的弊端而颠覆他们。姑且提前说这些，作为日后验证的凭据罢了。

译他们那种跳跃躁动、决绝狂暴的行为，到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面对这样的敌人，竟然还不知道制定应对他们的策略，你们这些人又何必读书求学、研习大道呢！如今日本一心求胜、喜好作乱，但终究不是能长久维持这种状态的百姓。然而他们的图谋却已经非常宏大了。他们的图谋是什么呢？回答说：“将振兴亚洲以抵抗欧洲。”他们曾经自我标榜说：“我们是东方的英国。”十几年间，改变服饰款式，改革制度，起初自认为能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而西方人却像对待孩子一样安抚他们，并带着轻蔑的笑容看待他们，日本人大失所望，转而寻求与中国亲近，中国看待他们，更加轻视他们。于是日本深怀愤怒、积存怨恨，退而整顿军队，行踪诡秘，像蛇一样潜入，像鼠一样窜出，让人无法揣测其端倪。而我们却安然不知蜂蝎有毒，沉溺于享乐，懈怠傲慢，更加激发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因此，推究过去的迹象，来考察日本的隐衷：如果中国强大，他们就会联合我们；如果中国弱小，他们就会奴役我们。无论是联合还是奴役，都是为了抵抗欧洲。而在抵抗欧洲之中，又以抵抗英国为最甚，其次才是俄国。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本来就是西洋的倡导国，其国民深沉质朴、简约坚毅，秉持公道，保持兴盛的局面，而不急于追求那些喧嚣浮华的事物，所以日本对英国的忌惮尤其深重，而俄国则是实际上逼近于此的国家。所以处在今天，无论中国是弱是强，日本的图谋都必定会走向战争而后罢休。大概只有战争，才能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强大，消除我们轻视他们的心，以便日后实现他们所谓的联合或奴役。

虽然如此，日本的图谋虽然宏大，但其手段却大错特错。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兴起，其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深奥。好比树木，那些合抱参天、树荫覆盖数亩、足以抵御风雨、傲视严寒的，难道是早晨一下子就能长成的吗！日本变法以来，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我不认为其中没有豪杰能人，掌握权势、运转国家机枢，但他们不致力于调和民心，培植根本，等待其成长成熟而自然达成，反而想要使用强暴手段，依靠武力征伐经营来劫夺天下。他们的民才尚未成长，民力尚未增强，民德尚未和谐，却只专注于治理军事，不知道军事之所以可以倚仗而长久称雄，都是富强之后的果实。没有根本而强行追求果实，树木不倾倒的很少啊。

中国是日本的母亲。如果中国日益繁荣昌盛，兴办事业越来越多，通商范围越来越广，那么首先受到丰厚利益的人，除了日本还有谁呢？十年来，中国进出口货物的账目都在，可以查证。然而日本凶狠贪婪，不满足他们的欲望。西方人的比喻说得好：埃及人甲养了一只神鹅，一天，鹅生下蛋，掉在地上变成了黄金，甲大喜，以为鹅肚子里都是这种东西，于是剖开鹅腹去寻找，什么也没得到，鹅也死了。如果事物的繁衍、国土的富强，可以通过倒行逆施而获得速成的方法，并且不至于自我毁灭，那么达尔文、斯宾塞两位先生就完全不需要著书立说了。中国人喜欢说日本学习西方方法只看到了皮毛，难道这是苛刻的言论吗！那两位先生所谆谆教导的，日本的智慧本来就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黄石公记》说：“致力于扩张土地的人会使国家荒废，致力于广施德政的人会使国家强大；拥有自己所有的人安宁，贪图别人所有的人残暴。残暴贼害的政治即使成功也必定有害。”现在日本不醒悟其国家因为以前做事太急躁而导致贫困，反而日益扩充军队，企图通过掠夺邻国来致富，这是盗贼的行为，西方的方法何其不幸，竟然有这样的追随者。所以我认为，把西方方法中浅显的部分教给愚顽的百姓，无异于给轻侠恶少提供利矛强弓，他们进入市场抢劫财物、杀害长者本是必然的。然而这也终究归于自取灭亡罢了。损害农业和商业，残害百姓和物资，戾气一旦消散，他们的百姓将会痛苦不堪。倘若军费无法得到补偿，我不知道日本还能如何立国。而我们因不得已而奋起，民心日益团结，民气日益充盈，这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所以今天的事情，除了战争确实无话可说，如果上位者还有所眷恋，而不早点决断，那么国家就灭亡了。而且三五百年间，中原大地不会再有振兴的一天。

日本的条款，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暂且不说割地、驻兵等大端，仅这几万万两的军费，从哪里支付呢？日本患贫，而我们正好借此拯救他们，让他们肆意虐待我们。这有什么不同于驱使四亿百姓，自缚双手献给他们的仇敌，以求得片刻的喘息，这不是天下最不仁爱的人做不出来的。今天议和所涉及的，实在是天下的公祸公福。陛下仁德圣明，难道忍心随意答应吗。唉！“和”这一个字，它贻误天下的罪过，可以说罄竹难书了。只有“最终归于和”这一念头，深入人心，所以战事于是再也无法振兴。因此，今天北洋的糜烂，都可以从“和”这一个字推究其根源。我生平本来最不喜欢谈论战争，常说有国家的人，即使占据着极可战的优势，拥有极可战的道理，如果可以议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等到不得已而战了，那就别无选择，只有与战争始终相伴，万万不可求和，因为求和最终会导致灭亡，而战争可以期待逐渐振兴。如果战争也会灭亡，议和难道就能避免吗！这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如此，而西方国家的过去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有开始时轻率地谈论战争，那么事情发生后必定会轻率地谈论议和。我曾经感叹中国是颠倒的百姓。正是因为他们在轻重和战之间所施行的策略违背常理。

为今天的计策，议和不能回头，十年二十年转战，任凭拼杀与贼倭同归于尽罢了。如果真的这样，中国和倭国二者，谁先灭亡，谁后疲倦，一定有人能分辨出来。天子以天下为家，

译有人以死守社稷来教导陛下，这种人应当斩首。希望各位公卿断绝“议和”的念头，同心协力，急切地只追求军备充实。军队虽然杂乱无章，作战就能日渐精良；将领虽然愚笨怯懦，作战就能日渐智勇；兵器虽然粗劣，作战就能日渐坚固精良。此时不仅应当断绝求和之心，还应当去除向各国求助的念头。为什么呢？想要请求别人帮助的人，必须先自己帮助自己。如果我们自己坐以待毙，那么别人即使帮助我们，也一定不会尽力，而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就多了。

译救亡决论

天下道理中最明白、形势上必然如此的事情，就是如今中国如果不变法，就一定会灭亡。那么变法应当从哪里开始呢？回答说：没有比废除八股取士更紧迫的了。八股文本身并不能直接危害国家，它的危害在于使天下没有人才。它使天下没有人才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有三个大害：

第一大害是：禁锢智慧。现在人的思虑智识，其开启发展，必定是由粗浅进入精微，由显浅达到深奥，层层积累，脚踏实地，然后才能思虑通达，明辨是非。当他求学的时候，必定没有荒诞无稽、模糊不清的言论，然后他处理事务时，才开始没有颠倒错乱、支离破碎的祸患。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时所学习的就是这样。而八股之学与此大不相同。垂髫的孩童，眼睛还分不清豆子和粟米，他们入学时，必定先让他们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解他们不能通晓，诵读只是强行记忆。像这样几年之后，将要拿起竹简毛笔，学习写经义文章，先生教给他们死板的擒挽之法，弟子依靠剽窃来成篇。一篇文章写成，自己问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到观风使到来，大家成群结队带着作弊的小抄，裹着干粮，排队唱名，低头坐在案前，不违背功令，都足以求得录取，谬误的种子流传，竟然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像这样博取了一个秀才的身份，那么他的荣耀可以夸耀乡里；又像这样考中了举人，那么他的功效可以觊觎地方官职。至于成为贡士，进入翰林院，那么他的名号更加荣耀，自我看待也更加高大。出任百里之地的县令，入朝主管部门，执笔上朝，公卿近在咫尺，认为通晓天地人的才叫儒生。经过朝廷的选拔，蒙受皇上的亲自策问，这是朝廷本来任命我为儒生。千万人一起进取，别人都失败，唯独我成功，这是冥冥中的鬼神，又允许我为儒生。朝廷和鬼神都认为我是儒生，那么我真的是儒生，而且真的是通晓天地人的儒生。从此天下事务到来，我用半部《论语》治理就足够了，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有什么可困难的呢！做秀才时没有不能做的题目，做宰相时自然没有不能做的事，这也是他平时所学习的结果。荒谬糊涂，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第二大害是：败坏心术。考察皇帝最初创立经义考试的本意，其主旨是否在于愚弄百姓，我不敢知道。而天下后世之所以乐于被愚弄，难道不是因为圣经贤传，没有一句话不是吉祥的，八股法实行，将用“忠信廉耻”的说法逐渐教化天下，使他们都走同一条路，而风俗也将因此变得淳厚吗？然而谁知道今天的科举，其效果与期望相反，有绝对不是前人所能预料到的。现在暂且不说考场上的大弊病，如关节、顶替、请枪手、联号，这些寡廉鲜耻的极端行为，有权势的人家，常常这样做，而从来没有稍微感到羞愧。请只试说那些没有弊病的，那么孔子有话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所以言论止于所不知道的地方，本来是学者的大戒。而今天的八股之士，却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知，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既然上面这样要求，下面自然应当这样应付。怎么应付呢？抄袭别人的说法罢了。拿别人的文词，厚着脸皮自称是自己写的，这种人耻心所存，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如果因此侥幸成功，那么日后掠美作伪的事情更加忍心去做，而不知道自己这是可耻的。然而这还只是临场时这样罢了。至于平时用功的时候，人手一本，号称揣摩风气。即使有一两个聪明的子弟，明知时尚日益错误，但关乎取舍，如果想要求得录取，势必俯就才可以。那么可贵的是做士人，与国家培养士人的深意，难道不是因为矫然自守，各自具有特立不随俗的风气，然后日后登朝，才有不苟且得到、不苟且免罪的气概吗！然而现在，当他们做秀才的时候，务必让他们习以为常地做抄袭诡随的事情，致使羞恶是非之心，早晚被禁锢消亡，所存的清白荡然无存。又怎么怪他们拜师通籍之后，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闭塞昏暗，真像一丘之貉。只要有利于自身罢了，哪里还顾恤民生国计呢！而且它的危害不止于此。每逢春秋两次的乡试，考场内外所张贴的文告，让不习惯的人观看，没有不想大腿发抖的。等到亲眼见到实际的事情，不仅大谬不然，而且变本加厉。这何止是在士子出身之日，先教他们赫赫王言，实际上等同于济窍飘风，不关人事，又怎么怪他们日后身为官吏，刑罚在前而不战栗，议论在后而不惊恐。为什么呢？凡此又都是他平时所学习的结果。所以今天的科举之事，其危害不止于禁锢智慧，败坏心术，其势且使国家法律王章渐渐如同粪土，而知道其危害的人，究竟是谁呢？

第三大害是：滋生游手好闲之人。扬子云有话说：“言语，是心的声音；书写，是心的图画。”所以知道言语文字两件事，是活人必须具备的能力。人如果不识字，他距离禽兽，只有一半而已。中国将文字一门专门归属于士人，而西方国家与东洋则所谓四民之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类，原本没有不识字知书的人类。而且四民并重，从未曾经以士人为独尊，只有我们华人，才高高地以知书自异。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认为农工商贾都能开发天地自然之利

译除了供养自身之外，还有余力去供养他人，唯独读书人空空如也，张着嘴等待喂食。因此，读书人本来就是百姓的蛀虫。正因为他们蛀食百姓，所以选拔读书人时，务必追求精良，最忌讳范围广大；范围广大就会无事可做，成为游手好闲之民，其弊端在于导致动乱、贫困和衰弱。而在中国，读书人出行有十辆马车跟随，随从多达百人，这种恶劣的先例从孟子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至于今天的读书人，既听不到他们崇尚志向，也看不到他们白吃饭的现象有所减少。十年之间，科举考试屡次举行，朝廷既没有用来对待他们的方法，读书人自己也难以生存。棫朴树丛生，人文兴盛到了极点。然而如果用孙文台斩杀荆州太守的理由——因为那人一无所知——来类推，那么那些当朝的公卿大臣，在尧舜的时代也是不被容许的。何况再加上保举制度，再加上捐纳官职，就像决开毒疮、溃烂痈疽一样，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中国就像一头大猪，众多的虱子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它的蹄缝和弯曲隐蔽之处，必定有一天，屠夫拿着刀，准备好热水来对待它，到那时才开始互相哀悼，就已经太晚了。可悲啊！

译列举八股文的三大危害，只要存在其中一种，国家很少有不衰弱灭亡的，何况是兼而有之呢！现在评论的人将会说，八股取士，本来并没有真正辜负国家，自从明朝以来就使用它了，它所选拔的贤哲巨公，数不胜数，宋朝苏轼曾经论述过这一点。如果遵循名实相符的原则，那么八股文又哪里辜负天下呢？这种说法固然有理，然而不知道利禄的资格既然已经确立，那么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选拔人才，都会有聪明才智的人落入其圈套。假如国家以喂牛来选拔人才，也会得到宁戚、百里大夫；以养猪来选拔人才，也会得到卜式、公孙丞相。假如当时看到选拔到了人才，就以此作为科举的固定法则，那么各位认为怎么样呢？科举的事情，是为了国家寻求人才，鼓励人们做学问。寻求人才和做学问这两者，都必然以有用为宗旨。而有用的效果，体现在富强上；富强的基础，源于格物致知。不根本立足格物致知，将会无处不荒疏空虚，这就是所谓的“蒸沙千载，成饭无期”了。那苏轼的论述，取悦于一时，大概是因为当时正与司马光、王安石立异抵触，又怎么可以视为确切的言论呢！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人在无用的地方消磨岁月，在昏昧中败坏志节，助长人的虚骄，昏乱人的神智，对上不足以辅佐国家，对下不足以资助事务积蓄。破坏人才，国家随之贫困衰弱。这种弊端不除去，只是弥补漏洞，夸大幽深渺茫的东西，是没有益处的，即使训练军队、讲求通商，也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才，那么这几件事，虽然推行也会废弃的缘故。舔食糠秕进而吃到米粒，最终导致危亡罢了。那么拯救的方法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彻底废除八股而大力讲求西学，那么大概会有成效吧。东海的水可以倒流，我的话却不可改变。

质疑的人说：八股文禁锢智慧，败坏心术，滋生游手好闲之人，积累千年的弊端，导致失败败坏，一旦外患侵犯，使国家一无可恃。想要作战就担忧迅速灭亡，忍受耻辱求和，又恐怕逐渐微弱直至灭亡。在这个时候，应当改弦更张，不需要讨论了。只是处于存亡危急的关头，等待学问来图谋功效，这与播种谷物饲养蚕，等待收获成功来献功，以救济当地饥寒的祸患有什么不同呢？道理虽然正确，但在路上不是太迂腐了吗？现在先生论述救亡而以西方格物致知为不可改变，那么格物致知何必是西学，本来是我们《大学》的基础，只是它的效果似乎很迟缓，事情似乎很琐碎。朱熹《补传》一篇，被后来的贤人广泛争论。同时陆氏兄弟，已经有追逐外物破坏大道的讥讽。前明姚江的王阳明，是儒者中最有功业的，格窗前的一竿竹子，七天生病。他的学说认为“格”字应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以及现在法律中“格杀勿论”等“格”字来解释，认为应当格除外物，然后才能见到良知的作用，本体的光明。这更是事功不需要格物致知的明显证据，而先生说富强以格物致知为先务，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您的说法能详细听听吗？

回答说：不也很好吗，客人问得好啊。中原的学术政教，自从南渡以来，之所以越来越无可言说，难道不是陆王心学导致的祸患吗！以本朝圣祖的圣明，是禹、文王以后罕见的人君，也不过挽回一时，随即又衰歇了。大概学术末流的大患，在于迎合高论而远离实际情况，崇尚意气矜持而忘记实际祸患。八股文的危害，前面的论述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而推而广之，那么中国应当摒弃而不考虑的，还不止这些。自从有科举制度以来，士人除了谋求进身阶梯和荣耀，就不知道从事什么学问的，不值得说了。超俗的士人，厌恶制艺就研究古文词，讨厌试律诗就写古今体诗；鄙夷折卷的，就争夺碑版篆隶的上游；轻视讲章的，就树立汉学考据的旗帜。于是这些人追摹秦汉，那些人崇尚八大家，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恽敬、魏源、方东树、龚自珍；唐朝推崇李白、杜甫，宋朝推崇苏轼、黄庭坚；七子优孟，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别分明，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震、阮元、秦蕙田、王念孙，直闯许慎、郑玄的领域，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类，不可尽述。然而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们，说：无用。不是真的无用，凡此都是富强之后物产丰富百姓安康，用来怡情遣日的用途，而不是今日救弱救贫的迫切用途。那些更高明的说：不不，这些都不足以称为学问。学者学习的是修身治人的方法，用来辅佐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罢了。于是大肆陈说礼乐，广泛谈论性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关学、闽学、濂学、洛学。学案几部，语录百篇。《学蔀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金履祥、王柏，继承者顾炎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訑訑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棰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像这样，我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们，说：无实。不是真的无实，救死尚且不足，宏愿长久迟缓。所依托的越高，离实际越远。徒增伪道，对民生有什么裨益呢！所以从后者来说，它的高过于西学而无实；从前者来说，它的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同样都无法救济

译不过是面临危险和灭亡罢了。

译客人说，处于存亡危急的关头，务必急切地谋求自救的方法，这个意见是对的。固然知道在当今谈论，不仅破坏人才的八股文应当废除，凡是宋学、汉学以及词章这类小道，也都应当暂且束之高阁。即使就富强而言，也应当放在后面，方法上应当先寻求什么道路可以救亡。只是申述陆九渊、王阳明两家的学说，认为格物致知对事功没有益处，或者事功不需要等待格物致知，那就大错特错了。陆王的心学，直白地说，就是主观臆断、自以为是罢了。他们自以为不出门就可以了解天下，而天下的事情与他们所谓的“知”，果真相符合吗？没有大相径庭吗？他们不再追问了。自以为闭门造车，出门就能合辙，而门外的车辙与他们所造的车，果真相符合吗？没有格格不入吗？他们又不考察。对着墙壁凭空捏造，顺着错误去粉饰，所持的观点似乎有根据，所说的话好像成道理。严重的，就像骊山的博士谈论瓜，不问瓜是否存在，议论就先蜂拥而起，秦始皇坑杀他们，也不算过分。陆九渊对于孟子，只选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于我”的话，而忘记了“言性求故”、“既竭目力”的事情，只因为他自视太高，所以强迫外物来顺从自己。后世的学者，贪图其捷径容易，便于自己懒惰傲慢的情性，于是成群结队地追随，没有人能自我反省回头。它的祸害，开始于学术，最终祸及国家。所以对自己而言，就认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就是富强，而果真富强吗，未曾验证过；对他人而言，就认为神州之外都是夷狄，而果真都是夷狄吗，未曾考证过。固执地坚持虚妄，未曾稍加屈服。然而天下事情中不可逃避的，只有实在罢了，不是虚词饰说所能自我欺骗的，也不是盛气凌人的高谈阔论所能胁迫的。等到接触到了才知道，实践起来才感到艰难，而天下的祸患，本来就无法挽救了。前朝之所以灭亡，与当今之所以衰弱，不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前车已经覆灭，后车还在疾驰，真可叹啊！至于词章这一门，本来与经济实务不同类，词章不妨放纵豁达，所以即使像海市蜃楼那样虚幻迷离，也足以移情遣意。一旦涉及事功，那么淫邪不正的念头，产生于内心，就会危害政治；苟且粉饰的行为，出于政治，就会危害事务。而中原不幸，其学问最崇尚词章，致使学者习性与本性相合，日益增加怠慢。又何况以利禄声名为标准，如果只求取悦于人，何必讲究理实，于是在怠慢之余，又加上险恶浮躁，这与诸葛亮所说的“学习以成才”的观点，何止是背道而驰。我之前说科举破坏人才，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了。

然而西方的格物致知之学，其道与此恰好相反。一个道理的明了，一种方法的建立，必须验证于万物万事都如此，然后才定为不可改变。它所验证的贵在数量多，所以博大；它收效必定恒久，所以悠久；它探究到极点，必定道理相通为一，左右逢源，所以高明。当它研究的时候，成见必定不能存有，修饰的词藻必定不能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须勤奋必须耐心，必须公正必须虚心，然后才能进入至精的领域，践行至实的路径。等到把它施行于民生日常之间，就依据道理施行术数，掌握必然的把握，追求未然的成效，顺应天道而不违背，就像泥土堆积在地上那样自然罢了。况且西方学者有话说：凡是学问的事情，不仅在于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罢了。学习测算的人，不终身窥探天象；学习化学的人，不随时随地验证物质；讲授植物的人，不必耕种桑麻；讲授动物的人，不必放牧牲畜。其极大的妙用，在于能够锤炼智虑而操控心思，使习惯于深沉的人不至于轻浮，习惯于真诚的人不至于虚妄。因此一个道理来到面前，当即剖析，黑白分明，不使人听信迷惑。凡是那些充满疑惑、虚妄、荒渺、浮夸的人，无处施展他们的伎俩，就是得到了这个道理，这又是《大学》所说的“知至而后意诚”了。况且格物致知的事情，用道的眼光观察一切事物，万物平等，本来没有大小、久暂、贵贱、善恶的区别。庄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说道在屎溺，越往下越明显。王阳明在窗前格竹，七天生病的事情，如果跟西方植物学家说，应当不知道会笑成什么样子，多少人会冷眼旁观。况且何必是西方学者，即使按照他的话，那么《豳风》所歌咏的，《禹贡》所记载的，哪一样不足以让这个人病倒。而圣人创造万物、成就才能的本意，开导民众、预先应用的契机，都将由此熄灭。率领天下而祸害实学的，难道不是王阳明的言论吗？

况且客人的话错了。西方的格物致知之学，不是迂腐的途径，一谈到救亡，就将舍弃它而不可行。现在假设有个人在这里，从他出生以来，未曾出过门，只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对于门外的人情物理，一无所知。凡是舟车的运转流行，道路的险易涩滑，摇摇欲坠的墙壁必定倒塌，坑穴陷阱的至凶，摸索前行，都忘记趋避，甚至不知道虎狼可以吃人，鸩毒可以致死。一旦为事势所逼，把这个人放在车水马龙的场所，山巅水涯的险境，不被残毁僵仆的，能有几个？知道这个，就知道中国沿袭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想要求得不灭亡，必定没有侥幸了。大概想要挽救中国的灭亡，那么即使尧、舜、周、孔生在当今，除了班固所说的通晓外国事务的人，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而

译想要通晓外国的情势，就不能舍弃西学洋文，也不能舍弃格致之学。因为如果没有西学洋文，就无法作为耳目去观察了解；如果舍弃了格致之学，就只会得到表面的皮毛，如同枯井中的盲人，国家灭亡是必然的。况且天下只有有才能的人可以轻视没有才能的人，只有有知识的人可以轻视没有知识的人；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依仗私心、恃才傲物，反而用不能、不知去轻视别人的能与知。他们骑着骏马，我却独自骑驴；他们驾驶着飞舟，我却偏偏扎筏子，意思好像是说他们凭借富强，而我拥有仁义。可是回头看看国内，人们怀着盗窃的行为，却不知道羞耻；百姓流落沟壑之中，却不知道自救。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都是最不仁不义的。用这种态度去轻视别人，羞耻心在哪里呢！等到一旦外患接连而来，又茫然无措，无法应对，狂妄悖逆，导致失败，招致灭亡。孟子说：“如果不仁德却还可以与之交谈，那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这说的不就是今天的情况吗！

译况且您说西学是迂回曲折的路径，那么所谓的快速变革的方法，又在哪里呢？难道不是指训练军队充实军备吗？难道不是指增加财政赋税吗？难道不是指制造船炮、开采矿产吗？难道不是指通晓商务、发展畜牧吗？难道不是指开启民智、端正人心吗？而这些事情，一旦涉及其中，就都离不开西学的格物致知。现在因为层次累积、阶级秩序不可扰乱，那些深奥且长远的内容，我不能与您详细论述了。现在暂且就最容易明白的练兵这一方面来谈，可以吗？

现在中国，不是没有军队，忧患在于没有将帅。中国的将帅，都是奴才，忧患在于不学习而没有本领。至于爱护士兵的仁德、报效国家的勇气，虽然不是那些自甘堕落、品行低下的人所能具备的，但还可以希望凭借天赋的美好素质而获得。至于表面开放内心封闭、变化莫测如鬼神般的所谓将帅谋略，如果不从事学习就绝对不行。比如行军必须先了解地形，了解地形必须依靠地图绘制，地图绘制必须审慎测量，像这样，那么所谓的三角学、几何学、天文推算等学问，不从事学习就不行了。

火器攻击敌人，射程在十里之外；花费一分钟时间，一门炮可以发射数百发炮弹，这绝对不是仅仅依靠高声呐喊、迎面痛击就能决死并侥幸获胜的。于是就必须讲求台垒壕沟的事务，其中根据地形设置险阻，遮蔽扼守、相互勾连，又绝对不是不懂地形、不懂工程计算的人所能参与的。而且将帅如果不了解天时的基本规律，那么暑热寒冷风雨，都足以导致军队溃败；如果没有听闻养生保健的重要言论，那么疾病瘟疫伤亡，都足以导致士兵减损。这两者都与扎营占地息息相关。

乃至如果不了解曲线力学的原理，就无法充分发挥炮准和线膛炮的作用；如果不了解化学膨胀率的原理，就无法审察火棉和火药的适宜性；不讲求载重力学、重力学，又怎么认识桥梁的营造？不讲求光学、电学、气学、水学，又怎么能制作伏桩旱雷以及通语探敌等事务呢？

更有进一步的是，西洋凡是担任将帅的人，必须通晓敌国的语言文字，如果不这样，任务必定不能胜任。这如果对我们这些人说，更加会发狂而不相信了。至于中国统领的手段，我也知道：不知道里程而迷惑，就传问驿站的马夫；想要探听敌人的去来，就暂时雇佣本地的无赖。尤其可笑的是，前某军到达大同，没有船可以渡河，争相传说州县办理差事；近某军驻扎新河，海啸忽然到来，淹死士兵数百人。这是在行军相地方面，完全一无所知。

任用这样的将领，让他们率领军队面对敌人，我国不灭亡，也已经算是幸运了！又何必以议和为耻辱呢？况且军队的强弱，只看实际情况如何罢了，又何必像某总兵所说，要有铜头铁额像蚩尤一样，驱使虎豹像巨无霸一样。中国史传不可信已经很久了，演义流传，更是迷惑世人、欺骗百姓。中国武夫识字，所依赖作为韬略的，不超过这种程度。难怪今天军营中，多聘请奇门遁甲之家，希望实事不能取胜，或许仰仗此道制胜。中国人民的智慧，蒙蔽浅陋，到了这个极点，即使圣人出生在现在，恐怕也无能为力了。悲哀啊！

议论的人又说：自从海上战事兴起以来，二十多年，效法西方人，不遗余力的，号称以北洋为最，而临事却如此没有表现，那么为什么重视师资呢？这又是道听途说的人，不考察实际情况的过错。从明眼人看来，北洋实际上没有一件事是按照西法执行的。其详情无法详细言说，暂且举一端作为比喻。

从前法越战争时，北洋延请招募数十名德国军官，等到条约签订，没有用处，于是分派到各营，作为教习。他们看到我们的军事多有不合理之处，时常请求改革。各统领厌恶他们损害自己，一起喧哗而驱逐他们。上级筹谋用来安慰这数十人的办法，于是就有了武备学堂的设立。设立之后，虽然学生每年有进出，尚未听说培养成了什么人才，更不听说如何任用，这是北洋练兵练将，不使用西法的明显证据。窃取西法的虚名，而沿袭中原的实际弊端，这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原因。唉！这也太可悲了！然而这不详细论述。

议论的人看到今天练兵，不是实在依靠西学就绝对不行的罢了。至于使人民富足、国家富强的图谋，那么中国管理财政赋税的人，因为西洋最重要的理财这一学问，从未问津，导致这些作为，自亏自损，危害百姓、损害国家，暗中自己不知道。那些士大夫也因为对此理不明白，所以出死力与铁路机器为难，自己遏制利源，如近日京师李福明一案，尤其足以令人流泪叹息。

不知道这两件事，是中原真正不容迟缓的图谋，富强的基础，为什么说有害？如果真的有害，那么东西两洋早就贫弱而灭亡了。《淮南子》说：“梳头的人掉头发而梳头不停止，是因为掉的少而利多。”他们只有见于近处而没有见于远处，有察于少数而没有察于多数，肉食者鄙陋，正是推崇这类人。中国地大民众，谁说不是呢，然而地大在外国乃是所以强大，在中国正所以弱小；民众在外国乃是所以富有，在中国正所以贫穷。拯救的方法，不建造铁道使用机器就不能成功；而建造铁道使用机器，又不明白西学格物致知就绝对不行。因此，只要一说富国富民，那么先后始终之间，必定都要从事西学，那么这件事又怎么可以片刻迟缓呢？

译唉！

译概括来说，西洋当今，职业无论兵、农、工、商，治理无论家、国、天下，没有一件事不依赖学问。斯宾塞在《劝学篇》中曾论述过这一点。从今以后，人们将把物理学的明暗，作为人事兴衰的依据。各国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百姓不读书，就怪罪他们的父母。日本近年来建立了数千所格致学校，用来教化百姓，而中国却容忍这种愚昧状态直到永远，二十年来，百姓的愚笨与聪慧差距越来越大，要想在逐利争存中生存，必定没有侥幸了。《礼记》说：“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各位从事西学之后，平心静气地观察事理，然后才知道中国历来政教中正确的少而错误的多。即使是我们圣人的精妙意旨和微言大义，也一定要在通晓西学之后，回归本源进行反观，才能窥见其精微之处，并信服其不可改变。中国认为学习是为了明善复初，而西方人认为学习是为了修身侍奉上帝，本意是相同的。只是西方人认为修身侍奉上帝，必须以安身立命、利用万物为基础，所以每当遇到中原旱灾水涝、饥荒流亡，我们认为是天灾流行，与人事无关，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则事事都是我们谋划不当，甚至认为我们罪有应得，我们的百姓值得哀悼，而我们却傲慢不屑，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

唉！在当今谈论救亡，如果不是圣祖复活，没有人能胜任。圣祖在本朝全盛时期，贤良的将相在朝廷并肩而立，他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收视返听，保持穆清，应当没有比圣祖更圣明的了！然而他却勤苦研习有用的学问，考察探究外国事务，自古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所学习的拉丁语，就是现在的拉丁文，是西学文字的源头。至于天文算法、兵法、医药、动植物等学问，没有不研究的，也没有不精通的。朝廷谋略所垂示的，群臣没有能超过他的，南斋侍从班中，因为洋人身份而被授予侍郎、卿衔的，不知有多少，这些都是为了备圣人顾问的。像这样，圣者日益圣明，奠定隆盛基业、实现太平盛世有什么难的。不仅八股制艺无用，圣祖早已知道，就像从祀文庙这一端，汉人视为极大的政治根本，圣祖却认为无关治国大体，所以不许满人考取鼎甲，也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廷，他的用意可谓深远。之所以不废除这些旧俗仍然实行，是知道汉人百姓智力低下，改革不易，姑且顺从他们的欲望罢了。然而圣祖的精神默运，直到二百年后依然深远。而有道的曾孙，处在当今世变方殷之时，不追寻祖宗活的精神，却固守祖宗死的法制，不知道不效法祖宗的成法，正是为了深深效法祖宗的精神。致使礼制空存，国家根基动摇，甚至社稷倾覆，种族灭亡，孝子慈孙，难道愿意看到这种景象吗！从前己丑、庚寅年间，祈年殿与太和门，数月内接连被毁。一个用来祭祀天地，一个用来临朝治民，是王者的大事！灾异到了这种地步，令人寒心，然而怎么知道这不是祖宗在天之灵，暗中示警深痛呢！总之，驱逐夷狄的论调，既然被上天废弃而不可行，那么就不能不通晓外国事务。想要通晓外国事务，自然不能不把西学作为主要图谋。这个道理不明白，只是丧心病狂罢了。救亡之道在这里，自强之谋也在这里。早一天改变计策，早一天出现转机，如果还因循守旧，将要来不及了。日本并非不深恶西洋，但对于西学，却痛心疾首、卧薪尝胆地追求。知道不这样做不仅无法制服别人，而且将无法保存国家。而中国因为厌恶其人，就一并废弃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这何尝不是看到仇人拿着刀，就告诫家人不要持寸铁；看到仇家积存粮食，就禁止子弟不再耕田。唉，真是荒谬极了。

虽然如此，我和客人都错了。时运所趋，岂是这些人所能左右的。天下大势，既然已经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然已经日益狭隘，而当今的人心世道，真成了否极泰来的秋天，那么穷变通久的图谋，上天已经谆谆然命令我们了。从今以后，中法必然改变，改变之后必然强大，昭昭然更无疑义，这是可以知道的。至于改变在谁的手中，强大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或者分成五裂四分，抑或产业归于一姓，这是不可知道的。我和客人茫茫大海，飘飘两萍，委心任运罢了，又何必在意鼠肝虫臂，而成为不祥之金呢！客人听后大悟，奋袖低昂而去。

古语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也不变。这是观察变化不审慎、似是而非的话。天体始于浑圆，如今成为椭圆轨道；天枢逐渐移动，斗分逐年增加；今天的太阳比古代的太阳热度低，古代的日影比今天的日影短，天真的不变吗？炎洲群岛，是古代大洲沉没的山尖；撒哈拉广漠，是古代大海浮露的新地；江河之外，火山之内，百年之间，陵谷已经变换；眼前指点，则渤海旧界，却在天津，地真的不变吗？那么，天变地变，不变的只有道罢了。虽然如此，道固然有其不变的部分，但又不是俗儒所说的道。请说说不变的道：有实体而没有处所的是宇，有长度而没有本末的是宙；三角形所区分的，必定齐备两直角；五点布位，确定一个割锥，这是从无始以来不变的。两间内的物质，没有成亏；六合中的力，不经历增减

译减损，这是源自造物主而永恒不变的。能够自我保存的生物，依赖外物来滋养成长；能够繁衍后代的生物，必定爱护它们所生的后代。必须追求我的自由，然后才能促进生命繁荣与进化；必须兼爱他人并克制私欲，然后才能和谐群体、利于安定，这是自从生物和人类出现以来就永恒不变的。这就是所谓不变的道理。至于君臣之间的治理，刑罚与礼制作为防范，政治与风俗的形成，文字的教育，我们儒家称之为治理人伦之道、尊崇天柱而立地维的，都好比夏天的葛布衣和冬天的皮裘，是顺应时势而制定的，却把它们视为不变，这就离正道太远了！只是变化非常缓慢且极其细微，人们固守习惯、拘泥于狭隘，无法察觉，于是忘记了它在变化，相信它是恒常不变的；更不能够随着时代推移而不断进步；甚至有人崇尚古代而反对现代，推崇古代而称颂先王，仿佛古代的治理绝不是后世的治理所能企及的，却不知这并非事实。

译中国秦朝焚书这一件事，乃是千古以来推卸过错的渊薮。凡是事情分辨不清，或者当今的学问是古代所没有的，尊崇古代的人必定用秦火来解释；或者古代圣贤的智慧有所不及，言行有过失，也必定极力从中斡旋，代为开脱。比如阮文达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必然不可改变，就取用“旁陀四隤”这句话，说曾子已经预先知道了；又知道地球自转的道理无可再怀疑，就断定《灵宪》中的地动仪，说张平子已经明白了天静止而地运动的道理。这虽然都是善于附会，但天下人的眼睛是不可蒙蔽的。至于孔子，则是生来就知晓近乎圣人，尤其应当无所不通。于是武断地牵强附会，虚造事实，诬蔑古人而深深地自欺，成为学问上的重大障碍。而且担心海水枯竭，却用洎益之水去补充，这对孔子又有什么益处呢！过去曾有人说，历法家因为太阳运行的度数盈缩不均，所以在真太阳之外，又设立平太阳，用来确定平时刻度，天文家觉得方便，儒家也是这样。所以如今人们心目中的孔子，乃是假设的平圣人，而不是当时真正的孔子。世上有好学深思的人士，对我的话应当会相视而笑吧。

考察古代的事情，固然不可以说是错的。然而观察往事来预知未来，像孟子寻求古道的说法那样就可以了。如果认为每件事都必须从古书中寻找依据，又常常以不及古代为遗憾，那就错了！曾间或和朋友讨论中国崇尚古代、轻视当今的可怪之处，朋友说：“古人就像我们父兄一样，如果君家也有父兄，每件事自然必定询问之后才行动，崇尚古代的意思，也正是这样。”我说：“您之所以每件事必定询问之后才行动，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见闻较广，经历的事情较多吗？”朋友说：“确实如此。”我大笑说：“按照您的道理，做您的事情，正是所谓颠倒错乱的。五千年的世界，周秦人所经历的有两千多年，而我和你都加倍于此。以我们经历之深，却每件事都去考察古人较浅的经历，这不是所谓适得其反吗！世道变化日益急迫，一件事的到来，不仅祖宗所不及知，而且圣智所不及料，而您不自己运用心思耳目，来应对当前的情境，方枘圆凿，很少有不失败的！”朋友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赞叹我的说法精确得无法更改。

晚近更有一种自居为名流的人，对于西洋的格致诸学，只是从耳闻中略知一二，对于其实际内容，从未讨论过。想要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夸张自己的博雅，就在古书中猎取近似的陈旧言论，说西学都是中土所已有的，没有什么新奇。比如星气之学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浑天说始于玑衡，机器创于鲁班和墨子；方诸和阳燧，是格物之学的宗祖；烁金腐水，是化学的源头；重学则以均发均悬为滥觞，光学则以临镜成影为嚆矢；蜕水蜕气，气学出于亢仓；击石生光，电学原于关尹。大言炎炎，几乎难以一一列举。这些所指有的符合有的不符合，暂且不必深论。但即使他们的说法确实如此，却举着划木船来傲视龙骧大船，指着椎轮来诋毁大辂，又怎么足以帮助人张目呢，这可以说是诟病更加严重了！西学也是人事罢了，不是鬼神的事情。既然是人事，那么无论智愚的民众，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有暗合道妙的地方；他们仰观俯察，也都应该略见端倪。只是不知道即物穷理，就像在山中而不知道道路；不要求达到极致，那么知道了却得不到贯通。论述不详细，选择不精当，散见错出，都不是成体系的学问罢了。如今所谓“学”，是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的事情。因此西人举一端而称之为“学”的，是非常不苟且的事情。必定其部分分类，层层累积枝叶，确实可以证明，涣然大同，没有一句话游移，没有一件事违反；藏在心里就成为道理，施行于事物就成为术数；首尾完备，因应清晰，这才可以称之为“学”。

因此西学与西教，二者截然绝不相合。“教”是用来侍奉大神的，使民众处于不可知的状态。使民众处于不可知的状态，所以没有是非可以争论，也没有异同可以验证，相信并奉行它就是了。“学”是用来致力于民众道义的，使民众明白所可知的事物。使民众明白所可知的事物，所以求之于内心而有是非，考之于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且罢了。“教”崇高而“学”卑微，“教”幽暗而“学”显明；崇高幽暗以存神，卑微显明以适道，大概就是这样不可相同。世人将它们等同起来，不也太远了吗！因此取西学的规矩法戒，来衡量我们的“学”，那么凡是中国所有的，都不能以“学”命名；我们所有的，用他们的法度来看，只是经历和知解积累而存在的，像散钱，像堆积物。这不仅仅是形名象数而已，即使是所谓道德、政治、礼乐，我们所举为大道，而讥笑西人为无所知的，实质上说来，也不过如此罢了。如果只取散见错出，引而未申的东西来说，那么埃及、印度，降至于墨、非两洲的民众，都能称举一二所闻，来与格致家争辩前识，难道要等到像中国这样进化之后才能吗！

虽然如此，中土创造事物的圣人，确实也有足以让西人倾服的。远如蚕桑司南，近如书椠火药，利民前用，不可

译探究而言。然而祖父的愚笨，本来无碍于子孙的聪慧；即便古人是圣人，又怎能补救我辈的狂妄。争辩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是追求实际利益以求自立的人。尤其可笑的是，近来有人略懂洋务，著论西学，他说：“想要战胜别人，必须先了解对方的成法，然后才能变通以克敌。他们汇聚数十个国家的人才，穷尽数百年的智力，耗费亿万钱财，才得到这些方法，刻写成书，公开给众人而不据为己有，推广其学问而不秘传其技艺，为什么呢？他们实际上是窃取了中国古代圣人的残余精华，精益求精，以归还中国，虽然想据为己有，但上天不允许啊。”有这种令人作呕的议论，足以看出中国民智的低劣。现在实在没空与他阐明“学”是天下公理公器，也没空与他讲论物理的无穷无尽，更没空与他谈论“胞与”（即仁爱万物）的实行，以及教学相互资益的道理。只告诉他，西洋人所共同研习而未曾保密的学问，不仅仅针对高颧骨、斜眼睛、浅鼻子、厚嘴唇的白人，即使是非洲的黑人、阿拉斯加的土著，如果想要求知，也从未被轻视。难道这两种人中的圣人也有什么东西被他们窃取了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倾吐呢？更有甚者，前几内亚人，往往被掠夺为奴，英国人怜悯他们，花费五千万英镑，派遣船只调遣军队，禁止这件事，黑人尚且没有立即感激，反而深深以此为仇。这种举动，难道英国的先人曾受过黑人什么恩德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急切地奔走相告呢？这更难向我辈中寻找能理解的人了！

译此前，有位朋友与我相遇，感慨地说：“中华风俗的败坏，用八个字就能概括：始于弄虚作假，终于不知羞耻。”唉！难道这不真实吗？难道这不真实吗？现在，我想用委婉含蓄的话来批评，又担心不足以唤醒沉迷的人；我想大声疾呼，又恐怕惊世骇俗。虽然如此，时局已到这般地步，我宁愿背负发狂的名声，也决不能唯唯诺诺，再重蹈弄虚作假、不知羞耻的老路。今天请让我明目张胆地为各位直言道破，可以吗？四千年的文明礼制，九万里中原大地，之所以沦落到这般绝境，并不是教化与学术的过错。不仅仅是嬴政、李斯千秋万代的祸首，如果推究到底，那么六经五子也难辞其咎。嬴政、李斯以小人身份欺凌百姓，六经五子以君子身份束缚天下，后世他们的用心虽有公私之分，但崇尚自己的法度，挟持天下，使天下必须顺从自己而不敢有不同意见，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为这种挟持，于是产生了弄虚作假；因为弄虚作假，于是是非混淆、廉耻丧失，天下的败坏甚至到了无法振兴的地步。这病症深入骨髓，决非一两项补救偏颇弊端的措施，如讲武、理财所能挽救。大概只有从根本上反思并逐步图治罢了！否则，智慧低下、道德沦丧，奸邪之人借政事兴起，即使每天整顿百废也无益。这就是我的《决论》三篇极力主张西学而不涉及其他宗旨的原因。西方人的话说得好：“中国自命为教化之国，为何肉刑已经废除，宫廷却仍使用宦官；束缚天下女子的脚，以此来遏制淫乱、禁止奸邪；断案没有方法，不依靠公开审理，专门使用毒刑拷打。这三种习俗，连蛮夷都不如，仁义并非中国所有。”唉！这话虽然刺耳，我愿普天下有心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深思，考察它是否正确罢了。至于各种议论，近的三十年，远的六十年，自然会有定论，现在不必用口舌去争辩了。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自从学校的弊端达到极点，所谓的教授训导，每年科举两次考试，只是掌管名册、计算礼金罢了。老师没有真正去教，学生没有真正去学，而国家仅仅保留学校的空名，不再能期望学校的效果。积习已久，不可骤然更改，于是不得已用书院来补救，十八行省中，布政使司管辖的地方，必定有几所大书院，如果是府治、县治，没有不有的，即使是稍大的村镇，也往往有。书院大的，每年耗费数万金，聚集数百名学生；小的，也必定有几十个名额。每月必定有考核，考核必定评定甲乙等级。官员和老师则根据甲乙等级来奖励他们。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事可做，而学校的用意于是寄托在书院上了。树木老了，必定繁荣其枝杈；事情弊坏了，必定推崇其形式。有内阁又有军机处，有地方官又有局所，都是同一个原因啊！然而书院的兴起，虽然比学校稍好，所考核的，仍然不离八股试帖，或者诗赋杂体文：最高雅的，不过是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面试罢了。但它们不切合当世的事务，与八股试帖相同。上面的人应当穷困隐居，就忍受饥寒，从事读书。父兄对他们的期望，是：考取功名罢了。妻子儿女对他们的期望，是：考取功名罢了。即使自己梦中立志的，也不过是：考取功名罢了。除了应试的工具之外，其他事物都不了解，更不用说事物的奥妙、古今的贯通，天下对儒生厚望的，他们连万分之一都做不到。即使是市侩商贩，目不识丁，但既然对世事阅历很亲近，他们的见识或许超出儒生之上。于是举世看不到通儒的作用，而儒术于是成为天下的弊病。何况叔世风俗浇薄，机巧百出，当他们隐居时，如果能咿咿唔唔，写些可解不可解的文章，尚能掩盖他们的笨拙。一旦做官，就完全抛弃诗书礼乐的清谈，而从事簿记文书的实事。不仅这些事不是他们平时学习的，即使他们的性情也不是他们平时所知的。对于机敏的人，或许不难完全改变面目；那些迟钝的人，仍不免有平时做秀才时的旧态，而因此成为做官的弊病。可见做官的道路太苦了。有识之士，深思世变，看到士气不振，官常不肃，学业不修，政事不举，一一都由于所学的非正；于是相与慷慨叹息惊讶地说：天下的官员，必须与学校的学习相应，而后以专门的学习担任专门的事务，而治理就全部举行了。这话，一唱而百和，凡是有志之士，没有不赞同的。虽然如此，用这话来矫正当世的议论是可以的，如果真正付诸实施，那么流弊之大，与今天无异。

天下的人，强弱刚柔，千差万别，治学的才能与治事的才能，往往不能兼备。曾经有观察道理极深，考虑事情极审慎，宏大通达、渊深精粹，贯通百物的人，授予他事务，未必就能胜任愉快。而那些任事的人，崛起于草野，乘时设施，往往合乎道义，不一定都由于学习。如果强迫牛顿带兵，未必能比得上拿破仑；如果让俾斯麦治学，未必比得上达尔文。正因为它们有时不相侵扰，所以能彼此相助。土蛮的国家，事务极简，而他们谋生的方式，则极繁杂，不分工。国家越开化，则分工越密，学问政

译治理国家，是最大的工程，怎么能不加以区分呢！如今新设立学堂，改革官制，却一定要说，学堂里所学的知识，必须与天下的官职相对应。那么，只有那些求学的人才，侥幸都能处理政务，这才可以；倘若不是这样，任用他们却不见成效，就会怀疑他们所学的知识不对，更严重的话，就会说这些学问本来就没有用处，那么维新的契机就会受阻，天下的大事也就完了。

译那么，究竟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学业有成必定给予名位，不这样做不足以鼓励。而名位必须分为两条途径：有学问的名位，有政治的名位。学问的名位，是用来授予学业有成之人的；政治的名位，是用来授予进入仕途之人的。如果有全才，可以两者兼得；如果不是这样，就任选一条途径。如果说政治的名位，就有实际职务可以看见，就像今天的公卿百官一样，人们自然能看重并追求它；学问的名位，既然与做官不相干，谁愿意追求它呢？那么治学的人不就几乎无人了吗？不知道名位的称呼，本来就没有固定标准。农工商各行业中，无不有专门的学问。农工商的学者，多于入仕的学者，国家就治理得好；农工商的学者，少于入仕的学者，国家就治理不好。“野无遗贤”的说法，幸好是空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天下就会大乱。现在即使让专门从事学问的人，自由从事农、工、商的事情，而国家优待他们的体制，谨慎地保护他们，那么专门的人才就有了归属，而民权的意思也蕴含其中了。天下没有民权不重视而国君能长久存在的。处理事务的官员，不过是接受他们的成果罢了，国家则根据他们的成效来尊重或羞辱他们。这样，政治家也有了依靠，事情轻松而名声荣耀，这不是两全其美的方法吗？况且今天学校官制的大弊端，实际上产生于认为坐着说话就可以起身行动这一念头。把坐着说话和起身行动合为一件事，而要求人人能做到。在他没有做官时，只看他的言论，就可以相信他能行动；等到他不能行动时，必定以虚伪来表现，而上级不得已也以虚伪来应对，于是上下都陷入困境，天下古今，曾经有开始做事时，不过是一念之差，而到最后，弊端大大显露，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挽回，这类情况啊！

论译才之难

自从中上等士大夫想要通晓西方学问，而把习得他们的语言文字视为畏途，于是争相寻求速成的方法，群起谈论翻译书籍。京城内外各学堂所学习的书籍，都必须等待翻译后才具备。询问他们这样做的缘故，就说：中国自有学问，而且其文字典雅高贵、疏朗通达，远远超出五大洲之上，为什么要舍弃这些而去从事他人的工作呢？况且大学堂所培养的，都是已经成名的人，让他们学习外语，将会给天下人留下笑柄，所以不这样做。然而今天旧译的西方书籍已经有若干种，以后每年新出的译书将有多少编？而且西方书籍万万不能全部翻译，通晓其文字，那么以后可读的书无穷无尽，仅读译书，那么读书的事情就与翻译相尽了，有志之士，应该从何入手呢？如果认为通晓他国语言是鄙陋的事，那么东西洋各国的当权贵人，惯例通晓数国语言，而我们则除了仓颉造的字不能读，除了本国的言语不能讲，甚至直接使用方言，援引楚囚的典故来自我辩解，谁鄙陋谁不鄙陋，一定有能辨别的人。

然而这些不详细论述。即使译才难道容易说吗！从前听朋友说，已译的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都错误层出不穷，打开书卷就能看见。像这样，那么读译书的人，当作读西方书籍，其实是读中国本土凭意思自撰的书罢了。耗费精神去做，不也可笑吗？过去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最近看到《昌言报》第一册翻译斯宾塞尔《进说》几段，反复阅读，不能通晓其意。于是托朋友取原书试译首段，以供互相启发。于是两种翻译大相径庭，不可以道里计算，于是明白前面的话并非过分。现在本馆请并列它们，以供公众鉴赏如何？

《昌言报》原译

第一论论进境之理

谈论进境的人，直到噤口敝舌而人云亦云才可以，考察其进境如何。

友人同段译稿

原进

世俗谈论进步，说法屡有变迁，而其意义混乱。有以滋长为进步的，如国家则指其民人的增加，与其幅员的扩大；有以所产之丰歉言进步的，那么种植畜牧工虞之事就是；有时以所殖之美恶良楛言进步，有时以操术之巧拙精粗言进步，举无定矣。至于检验德智之进步与否，则只看人品能事之高下；谈论学问艺术之进步与否，则又看其思索之所及，与夫制作之所成。感物造端，随地而易，盖不仅殽杂不章而已，谬误则太半也。夫言进有道，今既置其本而求其末，追其影而失其形矣。则以人为论，由孩提以至长大成人。以国为论，由野蛮以至于开化，将徒见其发现外缘之先后，而不悟有内因焉实为之本。外缘者是内因所呈露之端倪，有所待而后能变者也。是故彼论一国一群之进化也，徒诧于人民欲求之日得，居养之日优，抑其生命之日安，财产之不寇，与其优游多行，日以自由，而无所抑困；而不知是国与群之中，必其条理形官有其先变者存，夫而后乃有是之显效也。惟常智不离人见，而穷理因以不精。不离人见者，举两间之变境，皆自人之利不利而进退之。苟利斯以为进矣，苟

译不能因为有利就认为这是进化的表现。却不知道探求进化原理的真实情况，必须完全摒弃个人的主观成见，然后才能谈论进化的性质、情状、本体和功用。现在有一些研究地质学的人，不知道地球演化的大规律，并不取决于人类出现之前或之后，而是凡是水陆分布、草木生长等自然之事，都坚持用人类的居住和饮食来检验进化的深浅，这对于地质学来说，难道恰当吗？所以探讨进化的人，必须就进化本身来谈论进化，而凡是与进化同时发生且显著的现象，以及那些有利于人类的环境，偶然与进化并行，都不允许稍微混杂在进化的过程中。能够这样，那么进化的真相就可以看到了。

译考察斯宾塞这篇文章的论述，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是《天演论》的先声，全书的开端。他的宗旨想要包罗万象，混为一谈。读他书的人，如果不是对天地人、动植物、性理、形气、名数等学问有所涉猎，必定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段所说的“未袪人见”，就是庄子所说的“其见未始出于非人”，修养达到极深境界后才有这样的认识。《昌言报》一述一受，贸然为之，难怪满纸胡言乱语。西方书籍中可译且急需的很多，何必选取这种书来苦人又自苦呢？我希望后生以此为戒。

西学门径功用

从前英国人赫胥黎著书名为《化中人位论》，大意说：人和猕猴是同类，而人之所以能成为人，在于能言语。大概能言语然后能积累智慧，能积累智慧的，前代的阅历，传给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益向上，所以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这就是教学两件事的起点。当没有文字时，只用口传。所以中文旧训以十口相传为“占”，而各国最古的书，多是韵语，因为容易传诵记忆。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也是说它是否成章可传诵罢了。究其根本，语言文字的事，都根源于心而产生，杨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最为恰当，英国儒者培根也说：“世间无物为大，人为大；人中无物为大，心为大。”所以生人的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炼心精、积智多的是学者。否则就是常民与野蛮罢了。但是知道炼心了，心有二用：一属于情，一属于理。情如诗词之类，最明显的是中国的《离骚》。理，凡载道谈理的文章都是。然而理，又分两门：有记事的，有析理的。而究其根本，记事的文，也用这个作为求理的凭借，所谓由博反约、博文约礼都是这个意思，

大概学以穷理，常分三个阶段。一曰考订，聚集罗列同类事物而各自注明其实情，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者叫观察，或者叫演验。观察演验，两者都是考订的事而异名。因为即物穷理有非人力所能变换的，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有可以人力驾驭移易的如炉火畜之类是也。考订既详细，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的理，于是大法公例产生，这就是《大易》所说的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此之典礼，即西人的大法公例。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所以所得的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了，这是关键所在。

我们为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培根说：“凡其事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大小，无贵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这是佛所说的墙壁瓦砾，皆说无上乘法。赫胥黎说：“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这是格物家所最忌的。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即此而是。又若问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一曰外导。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粗而言之，今有一小儿，不知火之烫人也，今日见烛，手触之而烂；明日又见，足践之而又烂；至于第三次，无论何地，见此炎炎而光，烘烘而热者，即知其能伤人而不敢触。且苟欲伤人，且举以触之。此用内导之最浅者，其所得公例，便是火能烫人一语。其所以举火伤物者，即是外导术。盖外导术，于意中皆有一例。次一案，二一断，火能烫人是例，吾所持者是火是案，故必烫人是断。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及以伤人而人果伤，则试验印证之事矣。故曰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名学析之至细如此，然人日用之而不知。须知格致所用之术，质而言之，不过如此。特其事尤精，因有推究精微之用，如化学、力学，如天、地、人、动、植诸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诸学，则多外导。学至外导，则可据

译既然已经知道，就用来推知尚未发生、尚不知道的事情，这是民智达到最深的时候。

译各位先生在这里考察探求学问，须知学问这件事，其用途都有两类：一是专门之用的；二是公家之用的。什么叫专门之用？比如算学用来核算数目，三角学用来测量，化学用来制造，电学用来做电工，植物学用来栽种之类，这些用途已经很大了。然而虽然大却还不够大，公家之用才是最大的。公家之用，是指用来磨炼心性、处理事务的。所以治学的道理，第一步必须学习玄学。玄就是悬的意思，是说它不局限于遥远的边界，其道理涵盖众事。玄学包括一、名；二、数，从《九章算术》到微积分，各种维度都依附于它。人不从事玄学，就无法审察必然的道理，从而在无可比拟之处去比拟。然而玄学过于洁净精微，所以专门从事这门学问，就会使心性偏颇而智慧不完备，因此，接下来要学习玄着学，有所依附，而不局限于一方一隅。玄着学包括一、力，力就是气。水、火、音、光、电磁等学问，都是力的变化。二、质，质学就是化学。力质学明白了，然后才知道因果是相互对待的。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这是第一点；原因相同则结果相同，结果巨大则原因巨大，这是第二点。而一切荒诞无稽如风水、星命、祥瑞之类的说法，全不足以迷惑人了。然而玄着学明白了因果，但多接近近因近果，比如蒸汽运动则机器运行，空气轻则风来之类，而没有悠久繁变的事情，而心性能力的发挥，还未能完备，所以必须接着学习着学。着学是运用前几种学问的公理大例来加以应用，以考察专门事物的学问。比如天学，比如地学，比如人学，比如动植物之学。没有天学就无法真正知道宇宙之大，没有地学就无法真正知道时间之长。这两门学问精通了，那些人心还狭隘鄙陋的人，大概也很少了！至于人学，其繁衍变化更加明显，而且与人事最为接近。像这样，对于学问大概就完备了。然而还没有穷尽，必须从事生理之学，其总名称叫拜欧劳介，分开来说就是体用学、官骸学。又必须从事心理之学，生理、心理明白了，然后以群学作为终结。群学的门类，比如政治，比如刑名，比如理财，比如史学，都是处理事务的人应当有所作为的。所有这些，都是磨炼心性的事情。至于农学、兵学、驾船、机器、医药、矿务，则是专门之用的极致，遇到什么情况就去做就可以了。正因为人心最宝贵，所以有志之士，用来治理它的方法不可不详细。而人道始于自身，其次是家庭，终于国家。所以最紧要没有比奉养生命更急迫的了，教育子孙次之。而人生处于群体之中，又必须知道如何保国善群的事情，学问达到这个地步，大概差不多了。各位先生精力充沛而志向卓越，有心力的人各自去做，我略知路径，姑且做老马的向导，并不是说我能做到。

界说五例

一、界说必须穷尽事物的特性，违背这一条的，其过失在于混淆。

二、界说不得使用被界定词本身，违背这一条的，其过失在于循环。

三、界说必须概括取名的对象，违背这一条的，其过失在于遗漏。

四、界说不得使用解释不明的字，犯这一条的，其过失在于晦涩。

五、界说不使用“非”、“无”、“不”等字，犯这一条的，其过失在于否定。

斯密亚丹传

斯密亚丹，斯密是他的姓氏，亚丹是他的名字，是苏格兰噶谷邸人。父亲职业是律师，担任当地的海关监督，死后一个多月亚丹出生。母亲守节不再改嫁，抚养遗腹子非常有慈爱之恩，最终享尽高寿，亲眼看到儿子成就大名。而亚丹也很孝顺慈爱，终身不娶妻，家中，和睦融洽。亚丹生来体弱，刚满三岁，到外祖父家游玩，被埃及流浪乞丐掳走。不久又回归，进入乡间小学读书习算。十四岁进入格拉斯高乡学，十八岁成为巴列窝选生，资助其生活费用，进入英国的鄂斯福国学。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舆论最为混乱，教宗演事上无犯之旨。凡是后来严厉确立的政宪法，都被认为是叛上亵天的邪说而加以排斥。韩诺华氏新入英国为王，英国前王雅各布的党人，暗中聚集其中，阴谋反政。因此国学师资懈怠，规章散乱。斯密游历其中，独自勤勉不懈，沉醉于典籍，居住六年，而学术的基础由此确立。毕业后，居住在额丁白拉，以辞令之学教授学生，一时北部名流，多聚集在馆舍之下。于是结交了休蒙大辟。休蒙大辟，以哲学兼史家，是三百年新学的巨匠。斯密与他深交，交往久了感情更加亲密。接着主持格拉斯高名学讲习，第二年改主德行字，又时常以计学要义演说教人。大概斯密平生著作，流传的仅十余种，《原富》最好，《德性论》次之，都在此时开始着手。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有公爵拔古鲁者，带着斯密游历欧洲，在法国住了三十个月。法国人成立自然学会，会中人都为名宿，而休蒙恰好任英国副使居住在巴黎，就介绍斯密游历其同僚，于是与拓尔古、格斯尼、摩礼利等人，都成为莫逆挚友，而斯密的见闻于是更加增进。

当时，欧洲民生凋敝，大变即将发生，法国对外东失印度，西丧

译北美地区，内部财政空虚，政治风俗严重败坏。华盛顿崛起，与英国争夺独立，导致两大洲动荡不安。自由平等的理念，到处都大为兴盛。百姓身处困苦之中，探求原因却不得，于是共同将罪责归咎于专制制度。有见识的人士，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有论述著作。亚当·斯密诞生于这个时期，具备深邃的思辨，恰逢变革的时机，所以《国富论》得以写成。虽然说是因为他学识渊博，但也确实是时势的相助。他回到故乡闭门十年，之后《国富论》才流传于世。书出版后，各国纷纷翻译，研究经济的人，都把它当作宗师来尊崇。而同时期的英国首相皮特，对他的学说尤为信服，想要采纳他的言论，彻底改变英国的财政制度。恰逢与拿破仑对抗，战争连绵不断，繁重的事务使他无暇顾及。然而，放宽爱尔兰的进口禁令，与法国重新订立条约，平抑酒税，彼此不相冲突，这些都是斯密的谋划。战争是国家的祸害，而变法革新与百姓重新开始，如果没有边境安宁，也是行不通的。北美独立后，英国积累的债务已经很多，等到联合普鲁士来对抗拿破仑，海陆战事紧急，英国人没有一天能卸下负担。但是英国虽然负担沉重，储备却十分丰富。直到今天，它本该贫困衰弱反而富强，这难道不是打破束缚、让百姓自由的成效吗？由此可见，道理对于人国是没有辜负的。

译过了很久，斯密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年六十四岁。三年后去世，葬于爱丁堡圣凯瑟琳门附近的一座花园里。斯密在学问上无所不涉，年轻时便怀有大志，想要探究经世致用的关键并统一其理，但路途遥远而寿命短暂，只完成了其中的两本。《道德情操论》论述风俗形成的原因。他与同时代的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各家认为社会秩序起源于自利，而《道德情操论》则认为起源于人心的相互感应。他性情温和平易，人们乐于与他亲近；与人交谈时，他不主动发起话题，而是等待对方有所言说后才回应。他机智周全，记忆力强且见闻广博，令在座的人惊叹不已。闲居时喜好深沉的思考，当他独自沉思时，几乎废置耳目感官。他家原本家境中等，靠学问自给自足，但他勇于周济他人，耗尽了自己的家产。去世时只留下满屋书籍，赠给了他的外甥道格拉斯。

译史氏评论说：德国人最推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著作，一定要寻找与之相配的著作，如果没有，那大概就是《国富论》了吗？这两本书的文辞旨趣，深奥与浅显截然不同，而德国人却如此称赞它们。有人说：斯密游历法国时，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没有多久，但在事前从未听他议论过此事。以此来说他有先见之明，恐怕不对吧？唉！这正显示出斯密的严谨不苟，以及立论有法度。随意猜测一个国家的变故，即使是平庸之辈也能做到，猜中了可以博取名声，猜不中也没有损失。唯独对于善于言辞的人，一言既出，就要能够经得起反复推敲。他宁愿保持沉默，是因为知道因果因素极其繁杂，无法施展他的归纳之术。不然的话，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推断必然出现的趋势，在理财与限制民众之间，一旦夹杂私心，祸害就会随之而来。探究原因以穷尽结果，以斯密的处境来看，就像天文学家预测日月食，良医判断生死一样，有什么难的呢？虽然如此，我读他的书，看到斯密自认为他的言论会被采用，就期望于乌托邦。他论述四种职业的人爱国时，首先推崇农民而贬低商人。然而在他死后不到三十年，自由贸易政策通行，实行者不仅仅只有英国。而死守农业规律，联合地主来对抗执政者，反而是农民而不是商人。事情尚未显露时，其变化不可预知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即使是圣明智慧的人，有时也会迷惑。那么，后来评论世事变迁的人，能不谨慎地发表言论吗？能不谨慎地发表言论吗？

孟德斯鸠传

孟德斯鸠是法国南部波尔多郡人，姓斯恭达，名查理。世代为贵族，家族承袭两个领地的封号，长达二百多年，一个叫布来德，一个叫孟德斯鸠。世人就用其中一个封号称他为孟德斯鸠男爵。他出生于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正值路易十四在位时期。当时，法国战胜攻取，声威文物冠绝欧洲，但正值政治教学学术崇尚新奇、厌恶古旧，人心舆论穷极将变之时。于是论述治国之道的人，英国有霍布斯、洛克，意大利有马基雅维利，而法国有孟德斯鸠。他们是引导伏尔泰、卢梭等人前行的先驱。他家在西方仅属中等财产，因为善于经营生计，从未陷入困窘。地位声望势力，高不足以使他骄傲，低常足以使他自我勉励，但他约束情感欲望，安于命运观察世事变化，从小好学，到老不衰。他常对人说：我读书可以用来消除愤怒和忧愁，即使遇到不顺心的事，只要打开书本一会儿，就像回到温泉融化冰雪，扇起清风解除热烦一样。他这种气质接近道义。

二十五岁时，他进入波尔多郡议院担任议员。法国旧制中，各郡议院是法律专家聚集的地方，百姓有诉讼案件，就在那里公开审理。此前他的叔父捐纳官职，担任该院主席，父子都戴假发，穿黑袍，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荣耀。过了两年叔父去世，遗命将职位传给侄子孟德斯鸠，俸禄优厚政务简单，时事国论，他多有参与听闻，但这并不是他的爱好。任职十年，年纪将近四十九岁，他又将职位让给别人，退隐到乡间别墅。大概从这时起，直到去世，整整三十年，除了探讨著述之事，没有别的来耗费他的精神思虑；而除了历史政治，也没有别的作为他探讨著述的内容。像孟德斯鸠这样的人，大概是天生为了思想学问而存在的吧？

他著书很早，年仅二十岁时，就有《神学论》。他还曾考察罗马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但他不很追求在世人中求知，世人也不重视他。三十二岁时，写成《波斯人信札》。借彼土的文辞，讽刺本国的政教，移风易俗，全国为之欢欣，而教会深深怀恨在心。正当他辞去波尔多议院主席时，恰逢巴黎大学有博士职位空缺待补，孟德斯鸠非常想得到这个职位。而支持教会的伏烈理对院长说：“《波斯人信札》对国教多有微词，现在大学竟然容纳其作者，国王将怎么说呢？”院长害怕而不敢任用。孟德斯鸠于是写信给他说：“您侮辱我太过分了。我打算只有逃往他国，或许能栖息余生，自食其力。在同族中得不到的，还希望在他处遇到。”伏烈理不得已停止攻击，孟德斯鸠补任博士。不久游历奥地利的维也纳，又经过匈牙利，结交那里的贤豪。翻山越岭经过威尼斯进入罗马，拜见教皇。教皇礼遇有加，不把《信札》放在心上。北返，登上瑞士群山，溯莱茵河而上，北出荷兰，渡海到达大不列颠，在伦敦居住了将近两年。他对英国的法律制度尤为关注，感慨地说：“只有英国的人民，可以说自由了。”他加入英国的皇家学会，被举为会员。最后才回到法国

译（孟德斯鸠）在布来德和巴黎之间徘徊游历。1734年，他完成了《罗马衰盛原因论》。评论家称赞该书考证精详深入，论断恰当切中要害，在古人的著作中未曾有过。然而，他真正倾注心血愤然著述的，是《法意》一书。当时，这部书已经动笔六七年了，前面的那部论著不过是它的先声罢了。他精力充沛，勤奋刻苦，不分昼夜地辛勤劳作，历时十四年，《法意》才问世。书中广泛搜集、深远引证，探求深奥幽微之处。凡是古今人事得失的范畴，各种事务的纵横脉络，从头到尾都条理清晰。对于五大洲的礼俗政教，无不追溯其前因，指明其后果。书稿脱稿后，他首先展示给当时的著名学者海罗怀纣看。海罗怀纣感叹道：“作者的宇宙大名，从此确立了。”印刷版发行后，各国纷纷翻译，一年内重印了二十二次。其声望之盛，可想而知了。伏尔泰曾经称赞说：“人类自由的契约，遗失已久，得到这本书才得以光复。”拿破仑在行军打仗时随身携带八种书，其中就有《法意》。后来他为本国修订法典，编成专书，近代法学家将其奉为绝妙之作，而《法意》则是其源头。孟德斯鸠六十六岁时，在家中去世。当他临终时，因为宗教有忏悔的礼仪，神父们认为孟德斯鸠一生在其著作中对宗教多有批评诋毁，很想听到他临终悔罪的话，但最终没能得到，只是问他：“孟德斯鸠，你知道上帝力量的伟大吗？”他回答说：“正因为它伟大，才像我的力量那样微小。”

译译史氏说：我读《法意》，看到孟德斯鸠粗略地划分政体，大致分为三类：叫做民主，叫做君主，叫做专制。他的学说大概源于亚里士多德。我国士大夫阶层的人，认为这是奇异的言论，担心违背古制而不愿称道。虽然如此，司马迁在《夏〔殷〕本纪》中记载伊尹跟随商汤谈论九种君主的事情，注家引用刘向的《别录》。所说的九种君主，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共九种品类，为什么区别如此众多呢？刘向号称博览群书，他的话不应该没有根据。而三种政体与九种君主，似乎显然可以相互印证。那么孟德斯鸠的学说并非新创，只是古代已有，后来失传罢了。

原败

日俄关系破裂，在我国辽沈地区交战了一年半。自从两军交战以来，日本战事不利，而俄国陆海军，仅存残余力量，即使想再发动战争，力量也已耗尽。俄国的疆域，跨越三大洲，自从祖先彼得大帝以来，被列强深深忌惮，被比作北方大熊，而日本凭借小小的岛国，在东海崛起。当初战事刚起时，世人说这无异于侏儒与长狄搏斗。俄国君臣，也自认为能够长驱直入，扫清东方边境，奠定太平洋权力的基础，只在指顾之间罢了，然而结果大谬不然。这难道仅仅是战场上的事情吗？利害胜负本来难以预知，还是说未战之前决定胜负的因素已经存在，只是世人没有察觉呢？和局即将确定，战事已经接近尾声，于是依照陆士衡《辨亡》的体例，撰写《原败》。

那么先说这场战争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大概俄国向东扩张，始于康熙、雍正年间，而在咸丰、同治以后大为兴盛。当它割占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土地时，日本人非常恐惧。而俄国正全力经营库页岛（“厍页”即“库页”，“厍”字从厂，读若赊，俗误作库。这正如“犹大”讹传为“犹太”，“爪哇”呼作“瓜哇”）、海参崴，不遗余力。向南图谋朝鲜，向西安抚满洲，进而提出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俄国本是北方高原国家，气候颇为荒凉寒冷，自从依仗彼得大帝之后，常以获取出海港口为重要图谋。黑海门户，通往突厥旧都，而被英法阻挡。波罗的海的柯尼斯堡，多冰冻很少通航。而北海的亚瑟尔港，更不必说了。也曾有意于波斯湾，但邻近印度，是英国必争之地。既然在西、北、南三方受阻，就顺势而为，于是将全力投向东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甲午年间，我国与日本为争夺高丽而力争，海陆军溃败，辽南全部丧失！在这个时候，俄国必然出来争夺，也是形势使然。而且担心独自力量不足以制服日本，于是拉拢德国和法国作为帮手，于是中国用台湾、澎湖交换辽东。俄国名义上仗义扶持邻国，而实际上视满洲为禁脔。既在中国树立恩德，又以实现向东扩张的图谋。俄国的计谋得逞，在此达到极点。李文忠公担任专使祝贺加冕时，俄国皇帝对李，恩情如同父子，于是密约达成，辽东之事更加错综复杂而不可问津。支持俄国的人说：“英国和日本必然不利于中国，俄国的布置，虽然说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巩固我们的边防。”支持英国、日本的人说：“如果铁路建成，满洲就不再属于中国了。”朝野议论纷纷，自甲午以来，莫不如此。

况且归还辽东这件事，惠及中国的，不止俄国，还有德国和法国。事情定下来后，这两个国家索取报酬非常急切。政府百般表示感激，都不足以满足德国人的欲望。不久德国皇帝派遣海靖为专使，在东方推行铁拳政策。而我国的胶州军港，竟以微小的罪行被割让。法国在两广之间，也称满意。三国政策相似，所以相互倚仗。德国宰相说：“各国旧议，想要保全的，是真正的中国，满洲不是真正的中国。”而俄国皇帝说：“如果德国不干涉我的辽沈，我也不过问胶澳。”所以胶澳既失，旅顺大连随之而去。英国为了抵制，慢慢兴起并收回威海，都像是理所当然的。唉！四者丧失，而中国北方没有军港，而分割占据的态势，也隐约以此为先声了！

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我国的情势显得屈辱。所以乙未、丁酉年间，瓜分中国的说法，在欧美间特别盛行。各国包藏祸心，俄国和德国尤其严重。来使如喀希尼、巴布罗福、海靖、克林德等，他们恫吓的情态，运动的秘密，至今京城，还能说起。而此时天主教、耶稣教势力，也在内地炽盛增长。民众与教徒长期不和，加上外患逼迫，人人自危，于是有了庚子年的拳祸。皇帝西逃，八国联军到达北京，李文忠公奉旨议和，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议的，只是每天把外人索要的东西，报告给行在而已。俄国着意，重在奉天，曾想与众不同，所以其军队在畿辅地区的，撤退早于众人，而奉天的军队，称保护铁路不立即撤退。癸卯年秋天，已经遵守条约了，随即以末节为名，再次进入占据。由此五洲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俄国的政策，而东省战端由此开启。

然而上面所叙述的，都是这场战争的远因，而为天下人所共见的。还有其近因、真因，为天下人所不完全知道的，则应当从俄国的宫邸说起

译寻求真相。不久，俄国第二位尼古拉皇帝，其全名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其国姓为罗曼诺夫，其先皇为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娶德国女子为妻，生下四个女儿。近来战事刚刚兴起，便诞生了太子，皇后没有实权，不太参与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且权力足以制约俄国皇帝的人，则是太后。太后名叫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性格高傲急躁暴烈，贪图利益、倚仗权势且坚守旧制。尼古拉严厉畏惧她，行政用人，大多出自其母之手。朴毕多讷塞甫担任全俄教会长老，在皇室中担任老师与保傅，被国人极度厌恶，然而因为太后的缘故，无法更换。其他如先前被杀害的宰相布勒福，以及银行巨商毕左布拉胙福、式法金、歌连密金、穆拉维也甫、阿力喀塞克夫、阿保连士机等十多位大臣，都是太后所安插任命的。至于皇室近亲，凡是处于尼古拉父亲辈或祖父辈的，封爵为大公，都占据关键职位，享有丰厚俸禄和崇高地位，他们掌管军队储备，主持国库财藏，以虚报冒领、侵吞公款为风气。这是当今天下人所共知的，无需为俄国掩饰粉饰。

译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间，西伯利亚林纳金矿大兴，其中本金，有说是出自俄太后与诸大公所筹集的，因为任用不得其人，钱财大量耗散，然而对于剩余收益，则一顿饭的利润也不曾忘记。于是亚烈山达大公，推荐毕左布拉胙福这个人，作为恢复财政的计划。毕左布拉胙福曾说满洲和高丽，得到其中之一就可以使国家富强，那里的矿产森林，即使偿还十倍于过去损失的代价，也是容易的。太后及某大公等人相信了他，又拿出巨资，集合股本交给毕左布拉胙福，让他处理这件事。俄皇知道后心里也认同，不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旧相维忒和外交大臣拉斯道夫而已。

于是他们在大连湾建立新港口，改名为达尔尼，疏浚旅顺的船坞。殖民的使者四处出动，倡导劝诱百姓，让他们向东迁徙。开采烟台的煤，收取漠河的金，广泛修治道路，普遍设立银行，以辽阳作为中枢。凡是这些所为，劳役费用非常巨大，追问其来源，除了公款之外，大抵都是俄太后与几位大公的私财。

不久满洲撤兵的期限到了，中国政府告知他们，各国使臣也通知他们，而俄国则借口地方未安定，马贼还很多，相互敷衍搪塞而已。但是他们的部署却越来越严密，调动的军队日益增多，经营更加卖力，俄国的用心，被五大洲共同看见。虽然维忒等人极力劝说俄皇履行条约，无奈宫廷内部有人不高兴，认为如果俄国在满洲让出权力，那么深宫中的巨额本金，就会白白再次失去，于是坚决认为不可，而尼古拉也无能为力。

假使俄国真有廉洁公忠的大臣，首先推举外交大臣拉斯道夫吧？他对于东方政策，虽然不像维忒那样极力主张撤兵，但知道日本人是不可与之开战的，又深深厌恶毕左布拉胙福的为人。俄国宫廷的人，讨厌他阻碍事情，于是共同谋划夺取他的权力，而提拔毕左布拉胙福的党羽阿力喀塞克夫。大概到了这时，日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阿力喀塞克夫担任远东总督兼海军提督时。俄皇下诏给外交大臣说：“从今以后，远东的责任全部归于阿力喀塞克夫，外交大臣不必过问。”阿力喀塞克夫上任后，就一心主张占据辽东和高丽的计谋，告诉俄皇说：“日本容易对付，虽然外表显示愤怒嚣张，必定不会发生战事。”所以自甲辰年正月以前，俄国京城没有人预料日本会发动战争。直到决裂前的几天，尼古拉还告诉人说：“一切幸好平安，日本的怒气，终究会消灭，我的朝代，本来就是太平的朝代。”各位亲藩大公，也说必定不会发生战事，他们所掌握的国库资金，名义上是整军实备，大抵都是中饱私囊。等到日本用鱼雷进入旅顺，攻击其舰队，阿力喀塞张乐举行盛大宴会，而俄皇在那天晚上，也在某座名园欣赏音乐，等到回来，收到阿力喀塞克夫的急电，知道被破坏的都是新舰，才如梦初醒。

从近因来看，这场日俄战争，起于尼古拉的背弃条约，而尼古拉的背弃条约，是被太后和大公所制约。而太后和大公，必定要使俄皇背弃条约，他们的内心认为如果不背弃条约而占据满洲，那么一切经营都将白费，而千万的财富，无法再收回。而且战争不仅仅因此而起。交战以后，屡次失败，如果为俄国打算，必定以早日讲和为最佳。但是辽阳战败不讲和，旅顺投降不讲和，奉天被攻破，损失半亿之众，举国哗然，仍然不讲和。直到海军再次被歼灭，然后才派出使者。这大概是宫廷内部，以日本不能持久为说辞，还希望已经破碎的瓦罐，可以重新完整，已经失去的财富，可以重新得到。上行下效，举国贪婪，认为日本虽然强大，不能越过乌拉山，进入波罗的海来攻打他们的都城。虽然军队出征以来，国家所花费的，超过两千兆卢布有余，但是趁机致富的人，自然有。如果听的人怀疑我的话，那么其中腐败的情形，请让我一一列举。

俄国大臣侵蚀公款，贪婪冒进不忠，以我所听到的，真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但不幸事实存在，往往暴露出来，虽然想要深深隐瞒，也无从下手。比如去年三月塞尔哲大公（即今年二月间被人刺杀的那位）所掌握的库款数十兆卢布，名义上是筹备军需。到四月，所办理的罐头熟肉，至于糖酒烟茶，由莫斯科运往东方军前，价值卢布以兆计算。当时，有塔马老甫这个人，实际负责转运军饷，打算取道德国的丹辑，通过海运到达辽海。然而那些物资到了德国，都已经被转卖，其所得价值不及原购买价格的一半。到四月，又由莫斯科有运送军衣的事情，然而到了萨麻拉，因为装载过重，毁车中止。借口说天气炎热，而一切毡毛呢羽之类的物品，都散失了。六月，国民捐赠药物和救护器具，费用巨大。起运后二十多天到墨梅勒，有两个商人，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全部收购而去。同月，由圣彼得堡运送佛企酒十万箱到满洲，说是用来犒劳军队，等到开箱，却没有酒。八月，运送军火，也在中途以半价出售给两个中国商人。苦将军知道了，但不愿公开揭露。夫军需物资，是塞尔哲大公的专责，而俄军发运收报，难道没有文书章程吗？然而奸诈如此，这确实

译这不是外人所能思议的了！

译那位亚历山大公爵，则掌管抚恤伤亡、供养孤寡的事务，其资金大多出自国民自愿捐献。然而这笔款项用于军队时，却是缴纳十份而仅领取一份。而对于军士家属，直到去年年底，尚未听说发放过一分钱。有个商人叫比留佐夫，四年前还一文不名，如今却成了全俄国的大富豪，探究他致富的原因，原来他是亚历山大的亲信。

士兵的皮靴，政府规定的价格是每双三卢布，但工匠实际得到的只有每双一卢布七角五分，因此这些靴子送到军队后，都无法使用。事情败露后，工匠获罪被杀的不少，而那每双一卢布二角五分的差额，最终都落入了公爵的口袋。运往哈尔滨、辽阳的白糖以吨计算，但大半掺杂着泥沙。事情败露后，商人获罪被投入卢比扬卡监狱的有五人，然而从中获利的人，却是比留佐夫。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在俄国的大都市中，如莫斯科、耶路撒冷、卡卢加、图拉等城市，店铺里公然售卖军用衣料。拉车的小商贩，拿着军人的毡衣，挨家挨户叫卖，自称价格便宜，而官府不过问。西伯利亚铁路因为战事需要增加车辆，由此莫斯科、圣彼得堡两京的大官，经办此事的人，都借此致富。听说他们侵吞的款项，不下数百万卢布。

海陆军的官职空缺，想要得到的人，不贿赂就不行，学术、资历、功劳积累都不予考虑。大致上，年轻人在海军学校待了一年多，只要家里有钱，花费数千卢布，就可以得到官职。陆军也是如此，只是其价格比海军稍低。因此，海陆两路的军官，大多愚笨低劣、幼稚呆板，对于航海行军，几乎一无所知。问他们有什么本事，只会喝伏特加酒、抽雪茄烟罢了！

有人说：如果政令和军备腐败到如此地步，那么俄国朝廷中负责纠察弹劾的官员，在做什么呢？不知道负责纠察弹劾的官员，其腐败程度更甚于其他部门。大法官穆拉维约夫，最近辞职不久，当他还在位时，权势极为显赫。所以俄国民间有“七贵”之称，或者叫“七鬼”。七贵分别是：太傅兼宗教长老普季舍夫、前宰相兼内务大臣布勒夫、前大公谢尔盖、大公亚历山大、东方银行总经理比留佐夫、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以及最后的大法官穆拉维约夫。

自古以来，内政腐败，军威从未能在外部彰显。虽然如此，俄国崇尚武备并实行征兵制，自从彼得大帝以来，蔚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许是因为文治不彰，其武烈足以倚仗吗？谁知这又大错特错。东方战事，俄国调发应对前线的，大抵都是预备兵。不派遣常备额兵，而只派遣预备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内乱正盛，尼古拉和他的宗族用来弹压百姓的，仅仅依靠这些平时驯养豢养的常备兵罢了。至于预备兵，本来都是平民，依附于痛恨君主的叛乱民众，所以派遣他们。对外有抵御敌人的作用，对内有消除祸患的功效，这本来是一举两得的事，这就是必须派遣预备兵的原因。然而他们调遣的情形，即使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等诗篇，恐怕也不足以尽其惨状。所以观看的人说：看到今日俄国的征兵，而不伤心断肠的，大概不是人类。俄国的乡民极其愚昧，但一家五六口人，赖以生存的是一个男子，男子一走，五六口人就挨饿了。每次征兵令下达，他们就逃离家乡，越境逃往他国的，如云般涌起。然而必须稍有积蓄，才能贿赂关吏并准备行粮，否则无法到达。

曾经有人经过俄国的露拉机车站，亲眼见到军队出发，笔记其事说：“某日到车站，看见预备兵到处都满了。摇铃一声，无数妇女都抱着自己的丈夫痛哭，旁边有小孩，号啕大哭助哀。铃再摇，忽然看见一位老妇人晕倒在地上，那是某位士兵的母亲。铃三摇，巡兵拿着棍棒驱赶人群后退，送行的人都失声痛哭。车刚启动，忽然一位妇人躺在车辙中，顷刻间被碾成肉泥。我正好坐在车里，看见一个人想从窗户跳出去，同行的人从后面用力拉住他，才没有坠落，随后推他坐下。车里的士兵，齐声唱歌，盘旋跳舞，像一群疯子，只有他不跳也不唱。车快到下一站，地名波罗塔洼，他突然在车中长跪，拱手仰天作祈祷状。众人的歌声忽然停止，检查长跪的人，已经死了。看他的身体，有一尺多长的利刃，从胸部穿透到背部，刀柄露在外面。”记者说：“这不是奇闻，只是在征发时，车站里每天都有这样的事，不足为奇。”

弃伍逃兵，经常发生。曾见过其报表，总计十五个邑的逃亡情况。自去年三月至九月，常备兵逃亡的从一千四百人到九人不等，预备兵逃亡的从一万六千人到六百十二人不等。至于今年，逃亡更加严重。过去美国与西班牙争夺古巴，民众争相前往的不下数十万，以不能参军为最大遗憾。英国战争南非，团练响应，这与俄国相差多远啊，这是治国者应该深思的。

以上所说的，是在国内的军队。至于临敌作战，其战场即是我的国土

译皇上，这是应当为我们大家共同看见的，无需再多费言辞。只是报纸所报道的，往往只传述大事，至于细微的情节，或许不能详尽，那么我又不得不稍微陈述一下。如今俄罗斯的失败，并非日本有能力击败它，其中十之七八都是俄罗斯自己造成的失败。像鲁巴金，是知名且有经验的将领，他最终导致战败，甚至想保全性命都做不到，大概是因为内部被谗言所困，外部又因将士不服从命令而陷入绝境。俄军横行暴虐、不近人情的行为，这次在满洲显露出来，几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日本因此取得了战功，我国百姓却因此遭受了灾难。那些将领之中所具备的，是嫉妒、内斗、互不相容。平时则饮酒赌博、荒淫凶暴，遇到战斗则昏乱而不能互相救援。像这样去驾驭那些仇视朝廷、不愿作战的士兵，又怎么能不失败呢！听说去年瓦房店之战，正在交战时，俄军非常占优势，领兵将领认为有可以乘胜追击的机会，命令不要撤退，并且用必胜的道理勉励他们。士兵们说：“如果一定要求胜，你自己去争取吧。”于是军队依然像原来那样撤退。领兵将领知道事情没有希望了，于是用手枪射击前锋士兵，然后用子弹自杀，这位将领死在军队面前。

译至于旅顺的攻守战，双方相持将近一年，被五大洲的人所称颂赞叹。所以在投降那天，德国皇帝授予两颗宝星，一颗用来表彰防守方，一颗用来祝贺进攻方。人们认为防守方的行为，一定是竭尽人力所能为，在援军断绝、计策穷尽之后，才做出这样的举动。然而渐渐地，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率先揭开了真相，天下人才知道之前所说的都是谬误。俄国某位将领消解人们的疑惑说：“按照伊兹托夫斯基的看法，在五六月时他就想投降了，之所以还能坚守半年，是被他的部下逼迫的。”后来听说日本人说道：“伊兹托夫斯基无法守住旅顺，日本本来就知道，而最初那些扬言能守的言论，其实是日本人在背后操纵，目的是为了坚定俄国沙皇对他的信任罢了。”

至于海军，更不值得称道，不是因为舰船器械不精良，而是因为将领不堪重任，最大的失误在于任用阿列克谢耶夫，所以起初太平洋舰队就遭受重创。虽然如此，本来还可以作战，但他们却相继深藏不出。等到马卡洛夫死后，督战的人更加没有了，最后波罗的海舰队也全军覆没。在事情发生之前，早就有人预见到他们的失败。甚至到了今年五六月间，黑海舰队又相继发生叛乱。听说波将金号在敖德萨时，周围包围它的有十一艘战舰，而叛舰却能安然离去。那么讨伐者与反叛者之间抱有同情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东方的溃败，对于俄国来说不是原因，而是结果。结果是为什么呢？结果是专制统治走向末路。俄国沙皇尼古拉，亲身作为十九、二十世纪的国家君主，却想要固守二三百年前大漠西域的旧制度。在宗教上，务必让百姓迷信；在风俗上，将塞外的文明输入进来；在报纸上，用申援尔来监视；在宪法上，说时机尚未成熟。加上群凶当道，独自严厉威严。在海牙会议上，粉饰野心，欺骗天下，声称帝王之位可以长久保持。导致百姓生活困苦，内乱大作，正当他与日本交战时，还希望引导全国的目光向外。上天不保佑暴君，军队带着尸体归来，国家财富白白浪费，而民心更加怨恨，直到本年正月二十三日的事件，有识之士认为尼古拉与君民的情谊，到此断绝了！革命党人，日益猖獗，俄国沙皇的性命，悬在他们手中，之所以还没有实行大事，只是需要时间罢了。《泰晤士报》说：俄国沙皇目前除了军队之外，一无可恃，然而看波将金号的事情，那么这区区军队，也将有不可依靠的时候。然而到了这种地步，关于宪法的议论，向来不过是用空话蒙蔽全国人的耳目。罗马诺夫王朝，如果不成为法国波旁王朝的续篇，大概也只是勉强罢了。东方战败对俄国的影响，好比人的身体，是四肢末端的痿痹。

教育与国家的关系

论述我国自从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当时当权的大臣们，实际上已经隐约察觉到旧学不足以独自依赖。正因为如此，所以恭亲王、文文忠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左文襄、沈文肃在马江开设前后学堂；曾文正亲自挑选一百多名幼童到美国留学；李文忠先后在天津设立水师、武备、医学堂。这些都是最早成立并且各自取得成效的。然而除了这几位大臣之外，士大夫仍然笃守旧学，看待前面几处学堂，如同看待异类之人，即使其中不乏成才的人，也不过是代替喉舌供奔走而已。等到甲午东方战事爆发，因为北洋水师精练却败给向来轻视的日本，于是天下震惊，纷纷起来探求其中的原因，这才恍然大悟以前教育的不恰当，而将矛头指向数百千年通用的取士经义。因此不到几年，八股文就变为策论，诏令天下普遍设立学堂。虽然如此，学堂设立了，办了几年，又没有看到成效，于是哗然议论说科举还在，以此作为阻碍。所以策论的使用，不到五年，而自唐末以来的制科又废除了，意图让上面选拔人才，下面晋升身份，一切都由学堂决定。我曾经说这件事是我国数千年中最大的举动，论其重要性，简直无异于古代废除封建、开辟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不是我这样浅学微识的人所敢妄加议论的。但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在这个世运转变的时代，必须人人都思考如何拯救这个社会，使其进入明盛，而不陷入危境，这才是当今中国人人人共负的责任，而不能有一刻自我宽慰。

处在物竞剧烈之世，必定适宜于生存者才能最终生存。考察五大洲的历史，凡是国种的灭绝，或者被他种所羁縻的，不出三件事：一定是其种族寡弱，而不能强立；一定是其种族暗昧，不明物理；最终一定是其种族恶劣，而四维不张。因此讲求教育的人，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二者并重，但主持教育的人，则必须审时度势而为之重轻。所以如今来说，我认为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各位乍听此语，恐怕会认为我的话迂腐，我请细细分析，各位将自见其理之无以易也。

为什么说智育重于体育呢？中国号称四万万人，以人口数量来说，大概占全球五分之一，国家不担忧其寡弱。至于个人体育之事，那些不知道卫生的人，虽然由

译由于积习，又因为这些人缺乏知识，所以自己走上危险的道路，说伤害自己的生命却浑然不觉。智育既然深入，凡是为人父母的，没有不明白保护婴儿、讲究卫生的道理的，其根基自然深厚，因此说到智育，体育的事其实已经包含在内了。况且即使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中国二十多个行省，风气并不一致，南方人虽然柔弱，北方人却自强不息，还足以互相补救。但是竞争的场合，仅仅说身体强壮，还不足以取胜。各位难道没有看到最近的俄日战争吗？身体高大，大概没有超过俄国人的。而我们的岛国邻居，却是天下人称的矮小之人。然而到了战争，胜利者终究在这里而不在那里，这也足以让人思考其中的道理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不重视体育。刻苦攻读、勤于运动，以使国人进入崇尚武力的风气，正是我国今日所迫切需要的。所以过去曾经说，中国的文科考场可以废除，而武科应当保留，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三者权衡其缓急，觉得没有智育，那么体育万万不能成事啊！

译为什么说德育比智育更重要呢？我国儒家先贤曾说，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器。西方人最讲究、进步最大的学科，如物理化学、数学等，统而言之，属于器的占九分，进于道的只有一分。而且这一分道，还必须等待高明超绝的人才能看见，其他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西方今天，凡是属于器的方面，其进步超过古代，几乎到了绝尘而驰的地步，即使是古代的圣人，恐怕也未曾梦见。唯独至于道，至于德育，凡是用来教化风俗的，其进步超过古代有多少呢？即使是他们当中夸夸其谈的人，也不敢以此自夸。只有器的精良，不仅有利于行善的人，而且作恶的人更加利用它。浅显地打个比方，比如古代的造谣行骗，其效果所及，不过一个角落，如今有了报纸、邮政、电报等器物，不用一天就能传遍全球，它的力量是怎样的呢？由此推想，如火器用来杀人，催眠术用来作恶，哪一样不是凶人的利器？现在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正是依靠天理！正是依靠人伦！天理消亡，人伦堕落，那么社会就会离散，离散后其他种族就能用武力压制我们，即使有强壮的人，也不能自我解脱。这不是极其令人担忧的吗？况且我国处在今天，还有更加危险的地方。过去从尧舜禹汤文武，为百姓确立准则，到孔子集其大成，天理人伦，以其流传下来的训诫作为不可更改的标准，汉代的儒生，守着残缺不全的典籍，辛苦地勉强维持，绵延延续，直到宋代，道学兴起。虽然其中不敢说对于宇宙真理，没有离合之处，然而他们所传承的，大体都是基于数千年的阅历而确立的法则。治理国家的人，与这些法则同道，就治理得好而昌盛；与这些法则背道而驰，就混乱而灭亡。因此这些法则，除非是疯狂失心的人，一定不敢公然主张破坏。然而自从西学刚刚兴起，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古人的智慧，还有不知道的地方，又因为号称守旧的人，往往有末流的弊端，于是大家怀着鄙薄祖先的想法，变本加厉，甚至把那些绝对不能背离的东西，也拿来废除。然而废除了旧的，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急迫得来不及选择，就采纳抄袭皮毛、一时快意的议论，而奉之为不可更改的标准。这是今天年轻人，其偏离正道往往如此。我每次见到这些人，都感到芒刺在背。

现在各位每天孜孜不倦追求的，大体都是智育的事情。至于名教是非的领域，各位的学问阅历，恐怕不足以独自提出见解，另立新规。突然听到新奇可喜的言论，今天认为极其正确的，就拿来实行，弊端显现，往往后悔莫及，这就是马文渊所说的画虎不成反类狗。那么不如一切坚守旧的，作为修身待人的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说的，没有一项可以违背。固然不必说食毛践土，大地生成，而在策名委贽之后，侍奉君主一定不可以不忠诚。固然不必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割股庐墓，而为子女的人，一定不可以不孝顺。未满一岁的孩子，子女对于父母，凡是《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所记载的，都应当遵循。不必说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而男女婚配的区别，一定不可以不严格。不必以九世同居为高义，而同气连枝的兄弟，其相爱本来就先于众人。至于信这一条，则是真正交友接物的通则。即使与敌人对垒，办理外交，似乎不忌讳机诈了，然而其中的规则极其严格，稍有不慎，就犯天下之大忌。公法的设立，正是为此。须知东方各国的历史，凡是国家的灭亡，一定是人心先坏；前有罗马，后有印度、波兰，昭昭可考，没有国民好义，君主不暴虐，官吏不贪污，而国家灭亡，被他族所奴役的。所以世界天演，虽然极其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的所作所为，终究为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恨，这是百世不惑的道理。我目睹今天的人心风俗，私下认为这是社会最为危急的时候，所以与各位进行这惊心动魄的谈话，不胜恳切，希望各位急忙起来拯救这即将散架的舟筏。只有这与国家的关系最大。所以说德育比智育更重要。

至于我国今天办理教育的方法，也有可说的。自从学堂议定兴办，朝廷屡次下诏书，大体训诫勉励官吏百姓，尽力兴办学校。然而实行几年，大概还没有成效，问其原因，就说没有经费，又说没有教员。这是中小学堂的通病。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没有实际功效；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往往用几个月速成的教习，势必敷衍了事，虚度光阴，人的时间和精力，不用于正途，就一定用于邪途。功课既松，整天群居，风潮怎能不起呢？这真是中国今天学界不可医治的病痛。我的意见此时学务，所急切追求的，应当在普及。想要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极低，经费也必然取极廉。而

译教员一定要选用最容易找到的。比如在一个乡或一个镇之中，规模小的不过几十户到几百户，就可以设立一所学堂，利用现成的祠堂庙宇。在这几十户到几百户人家之中，所有十岁以上的子弟，都强制他们入学。以三年为期限，教他们浅显的书籍和算术，只求能写白话家信，能大致记住耳闻目睹的事情；而珠算则必须精通加减乘除，此外再给他们几十页书，其中记载天下大势，以及人生不可不遵循的公理，就像西方人的上帝十诫那样。用三年的时间来做这些事，以此标准来寻找老师，还是很多的；以此要求学生学习，即使资质极差的人，也还能达到。即使极其贫困的乡村，办这件事也不难。再在一个县之中，设立一个考核管理的总会，用强制的方法，力求普及。一定要期望十年以后，在路上随便挑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不略识文字的，并且可以担任警察、当士兵，这才可以说有成效了。各位听到这些，可能会讥讽我的话有不足之处，但要知道我们国家现在，不识字的人实在有多少呢？简而言之，到处都是。只要社会常保持这种状况，那么上层社会，纵然极其文明，与这些人终究会成为两截，虽然有来自自身或他人的荣耀，光线也无法射入其中。将来有事，告诉他们就顽固，放任他们就喧哗，没有不成为公事阻碍的。近日上海的暴动，就是眼前的明证。我很奇怪今天的教育家，不谈学堂也就罢了，一谈学堂，就一切形式必须完备才高兴。形式完备，难道不是很好吗？无奈人力和财力都跟不上。苏东坡有句话：“你们天天说龙肉，虽然珍奇，有什么益处？还不如我说猪肉实在美味而且真能吃饱。”至于普及教育应当如此。至于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则在于精而不在多。集中一地的财力和精神，先办好一两所，一定要使它们完全无缺，而子弟在其中学习的，五年以后，必定真正具备做师范的资格。等到那时再商议其他的，也不晚。

译宪法大义

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时是没有的。依据我国训诂学，孔子说“宪章文武”，注家解释说“宪章”就是近守具体的法度。由此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在辞藻上是多余的。今日的新名词，大多是从日本辗转贩运而来的，往往都有这种毛病。比如“立宪”，其命名较为没有瑕疵，质朴地解释它，就等同于“立法”。我国近年来，朝野上下，无论明白与否，都在谈论立宪。立宪既然等同于立法，那么从五帝三王直到今天，乍一听这种说法，好像从来就没有法度，一定要等到去欧美考察归来，然后才有法度似的。这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都知道这种话是荒谬的。由此可知，“立宪”、“宪法”这些名词，它们所说的“法”，另有特指。新学家的意思，这种法是我们国家过去所没有的，而是西方人治理国家的制度，我们现在模仿学习并建立起来。然而究竟这种法，是我们国家过去没有还是有的，或是古代使用而今废弃，或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凡此种种，都等待讨论思辨之后才能决定。所以它的名字叫“立宪”，而不能再做分别，是因为词穷了。

“宪法”的西文是Constitution，这是一个悬意名物字，由动词Consitute而来。其本义是建立、合成的事情，所以不仅国家可以这样说，就是一切动植物体，乃至局社官司，凡是有体段形干可言的，都有Constitution。现在翻译为“宪法”二字，可用于国家的法制，至于官司局社尚可使用，唯独到了人身草木，说它们的形干，必定不能还称为宪法。由此推勘，就看出原译这个名称，不够精审。翻译之难，就在这里。但是这个名称自输入以来，流传已广，而且屡次出现在朝廷诏书中，几乎无法更改，只得沿用。日后在其他地方遇到这类字，再另行翻译新名罢了。

以上所言，是推敲“宪法”二字的名义。现在要论述宪法的实事，自不得不从源头说起。案西国分析政治制度的书籍，最古老的莫过于亚里士多德。他将世界政体分为三类：一是独治；二是贤政；三是民主。到了孟德斯鸠《法意》出版，则又分为三类：一是民主；二是独治；三是专制。而将贤政，不另立一类。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专门以掌握治权的人数来区别，自然无关紧要，所以后来的贤者多抛弃他的说法。孟德斯鸠的分类，不局限于人数，而是兼察精神形制的不同，比亚里士多德更得理。他的第二、第三两种制度，都是以一君置于国民之上，其形制固然相同，而精神大不相同。大概专制按孟德斯鸠的意思来说，简直就是国家没有常法，只凭元首想要做什么，一切凭他的喜怒；至于独治，则有一王之法，不能全凭自己的心意。这在我们国家大致区分，就是无道与有道。这是独治与专制的大区别。至于孟德斯鸠的民主，也与亚里士多德的民主不同。亚里士多德的民主，以一国的平民，共同执政权，按时参与议事。孟德斯鸠的民主，有少数与多数之分。少数当权，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贤政；多数当权，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而二者都是有法之治则相同。按孟德斯鸠所说，民主精神高于独治。民主的精神在德，独治的精神在礼，专制的精神在刑。所以前两种制度同为有道之治，而专制则为无道。所谓道不是别的，就是有法度罢了。专制并非没有法度，虽有法度，其君主超于法外，百姓遵循而君主不必遵循。

由此立宪之说才开始萌芽。民主、独治两种制度，虽然执政人数多少不同，但都有上下共同遵守的法度，这样的称为立宪政府。其所遵守的法度，明显的大经，必不可违背的，这就是宪法，只有专制没有。各位须知生在今世，政治这一门学问，最为纷繁复杂。谈论政治的人，不可只举其名，而且必须详求其实，才能说得明白透彻。就像“立宪”一词，本有深浅精粗的不同，从其粗浅、普通的方面来说，那么天下古今真正专制的国家，本来就不多。而我们国家自唐虞三代以来，君主难道全都自由吗？历代法律，难道全都凭他们的喜怒吗？况且到了本朝祖宗家法，尤为隆重。早朝晚退，名为至尊，说是最不自由的人也可以。像这样说来，那么我们国家本来就是立宪之国已经很久了，也就是《法意》中所称的独治，西语所谓的Monarchy（君主制）。假如中国既是立宪，那么今日朝野纷纷，传言五大臣所考查的，明诏所说的预备，若一定要期待长久教化而后化成。他们所努力求立的宪，究竟是什么宪呢？可知今日我们所说的立宪，并非泛泛而言法典，也不是如《法意》中所说，有法为君民上下共守而已。他们所说的立宪，是从更深、更精、更特别的方面来说，将要采纳欧美文明诸国现行立国的法制，作为我们政界的改良。所以今日所说的立宪，无异于说以英、法、德、意的政体，来改变中国的政体。然而

译而这几个国家的政体，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形式与精神，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完全将其功劳归于天意，固然不可；完全归于人为治理，也不可以；天意与人事相互辅助，各自形成专门的规范。况且必须简要说明其变迁，对于其制度才能明白。

译制度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时势；变革没有快慢之别，重要的是合乎情理。就拿专制来说，它被政治家们诟病、厌恶已经很久了。然而也要问，实行这种专制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所以实行专制，心里想的是国家和百姓吗？还是心里想的是自己和子孙呢？心里想着国家和百姓的，普鲁士的俾斯麦曾经实行过；心里想着自己和子孙的，中国的秦始皇、隋炀帝曾经实行过。这就是现在有人主张“开明专制最有利于中国”的原因。况且立宪的形式和精神，也有区别和等级。暂且不说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比如法国和美国同属民主制，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同属君主立宪制，都不能一概而论，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像鸡和鸭的体态差异一样。各位日后研究历史，自然能够明白。即使就一个国家的前后变化而言，比如英国是欧洲立宪的模范国家，两百年以前，权力在国王手中；一百年以前，权力在贵族手中；五十年以前，权力在富人手中；直到今天，才逐渐有了民权的实际内容。因此，根据国家的程度来谈论，法制决不能只追求名义而不求其实质。如果只看重名义，那么试问古代的罗马，现在的瑞士、威尼斯，北美的合众国和墨西哥，这五个国家都是民主国，但它们之间难道有丝毫相似之处吗？称它们为民主，不过是说其中掌权的家族，不是同一姓氏世代相袭罢了，这就叫作“异观同”，如此而已。

卢梭撰写《民约论》时，其全书的宗旨，实际上本源于英国的洛克，而取材于霍布斯。洛克在英国人驱逐君主的时候，撰写了《民政论》，霍布斯撰写了《利维坦》，这两部著作都是西方政治学说的源头。然而从我们看来，卢梭书中没有一句废弃的话，都是我国孟子已经阐发过的。试问古今倡导民权的人，有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两句话更重的吗？大概是没有的。卢梭认为治理国家务必明确主权属于谁，而政府是行使主权的机构。主权用来治理国家，而全国的人民，从整体欣然聚合的角度来说，是主权的真正主人；从个人逐一的角度来说，则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同样是人民，聚合起来就是君主，分散开来就是臣民，这就是政治家之所以有“国民自治”这个名词的原因。政府处于两者之间，作为传达执行的枢纽，主权制定法律，而政府奉行执行，这就是行政。又有司法部门，用来纠察裁判，根据法律的实施情况来运用。对外面对邻国敌人，是独立的民众群体，这是整体的自由；对内面对法律，是平等的民众，这是政令的自由。居于政府而执政的人，称为君王，称为官吏，如果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众人的权力都由他而后产生，这样称为独治，称为君主之国。如果治理的人占少数，被治理的人占多数，这种制度好的，称为贤政，是用贤人治理不贤的人；不好的，称为贵族政治，是用高贵的人治理卑贱的人。又让多数民众聚合起来进行治理，这样的称为民主。虽然如此，卢梭所说的民主，是直接掌握议政的权力，而不是选举代表代为议政的制度。所以他又说：民主制度，适合小国，就像君主制度，适合大国一样，因此有一条公理，说：最高统治者的人数与被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成反比例。按照卢梭的说法，我国向来以四万万民众拥戴一位君主，正是适宜的。然而卢梭又说：还有其他原因，应当考察建立制度的方法，不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概括。

代议制度，其详细情况都记载在《社会通诠》中。国家大、民众多，而实行宪法，代议制是不能不使用的。但是卢梭不太喜欢这种方法，所以曾经说英国人的自由是空话，除了每六七年一次更换议员的时候，其余时间都伏在别人的权力之下。真正的民主制，人人自己掌握立法权，不通过代议；然而他又说这种制度要求太高，不是普通国民的程度所能达到的。大概不使用代议制，必定是地域狭小，人口不多，民众大多相识，而风俗淳朴简易，开口见心，民众的地位财产相差不多，不足以互相凌驾，然后才能做到。他论述独治制度，必定不如民主制度的地方，是因为民主国家，民众大致平等，威利特疚（指因权力过大而产生的弊端）的意思较少，当他们共同推举人来执行法律时，常常选取正直智慧的人感到愉快；至于大君主在上位，往往谗谄阿谀之众，骄伪奸巧之人，容易获得宠幸，而国家大事，就因此荒废了。所以说：独任制容易失去贤才，就像众举制容易察觉不贤之人一样，这是两种制度优劣的大概。至于少数统治多数，其类别有三种：一是以武力相争雄长；二是以美德而被公众推举；三是以世袭封爵而役使众人。第一种是草昧时代有的。第二种最美，这就是贤政。第三种最劣，其腐败虐民，往往是这样。观看《汉书》中诸王的传记，就可以看到了。政治的目的，千言万语，总不外乎求贤事国。立宪的宗旨，也是如此，没有什么深奥难懂的道理。

谈论宪法制度的大体，各位想要知道它的源流本末，去求索《社会通诠》、《政治讲义》这两本书，十之八九可以得到。今晚匆匆忙忙，恐怕不能详细陈述。其大概，则一须知国中三权的差异。三权

译此前已经提及，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中国从古至今，以及欧洲两百年以前的治理，这三种权力大体上不分而合为一体。直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问世，才开始有分立的议论，被各国谨慎遵守，认为稍有混淆就会导致专横盛行，百姓没有喘息之地。然而考察实际情况，也不尽然。比如英国如今的行政权，以首相为代表，而各部委和地方官员辅助他，统归一个部门，同属一个政党。然而宰相实际上也是领袖，议院立法权的变更和厘定，由宰相发起，而由议院决定可否。重大议案如果遭到否决，就是缺乏支持，缺乏支持的宰相，随即辞职，新宰相便进入政府组织新内阁。

译立法权，从法典的角度来说，凡是遇到需要商议制定法律的事，贵族院和平民院分别掌握商议的权力，商议决定后由国王批准或否决。因此评论者说英国的立法权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然而，到了今天，英国的立法权，随着时局的变化，已经由下议院独自掌握。凡是经过下议院商议决定的事情，上院虽然拥有否决权，却从未驳斥过；就像国王的权力，虽然可以批准或否决，但也全都予以批准，这已经成为惯例，很难改变；如果改变，将有引发革命的担忧。所以从英国的制度来说，立法权实际上总归于下议院，其国民权力的重要程度，可以想见了。

从国君往下直到各级官员，都行使行政权。英国的制度中宰相地位最重，大致是国民选举议员，而议员选举宰相，由宰相任用内外各级官员，这就构成了政府。如果不是议院中大众所崇拜信服的那个党派的首领，那个人就不能担任宰相。然而，院中的议员七百多人，并不全属于同一个党派。常有反对派的议员，与之相对峙，以此来稽查现行政府的举措。宰相提出一项建议，如果得不到议院多数人的赞成，就有两种办法：一是引退辞职，让反对派另选他们党派的首领，组建新政府，这是常规做法；一是请求国君下令，解散现有的议院，让国民重新选举新议员，用来重新商议所提出的建议，这是不常用的做法。宰相想要实行第二种办法，必须深知全国民众的意向，确认与院中议员的旨意已经不合才可以；不然，新集结的民众依然与之反对，只是自取其辱，毫无益处。

至于司法权，立宪制度与旧制度不同的地方在于，立宪制的法官，称为最高法院。裁决是非曲直，完全不受行政权的牵制，这是第一点。罪行有公罪和私罪之分，公罪如扰乱治安、杀人放火，这归刑事律法管辖，国家不等待他人告发，可以直接审问；私罪如负债、侵占财产、财务纠纷，这归民事律法管辖，原告提起诉讼，法官为之公平裁判，这是第二点。诉讼双方可以各自聘请懂法律的人为之辩护，而审判的法庭又有协助陪审的人，对法官的裁判进行认可或否定，然后才定案。所以西方国家的案件，极少有冤假错案，而法官也没有收受贿赂、枉法裁判的事情。审讯时，又不使用刑讯逼供。这就是立宪司法制度之所以不可及，而我们国家不可不学习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

立宪政体，所谓三权分立的区别，大体如此。不过所说的，乃是英国的制度，它形成最早，而被各国所效法。至于法国、美国等国，所谓的民主立宪，德国、意大利等国，所谓的君主立宪，都有异同，不完全相同。各位日后治学，自然会一一涉及，不是今晚能讲完的。但以上所说的，还是立宪的体式。至于其运用，则以代表、从众、分党这三者，贯穿其中，制度才能运行。这三者的利弊长短，政治家已经论述得很详尽。然而法律穷尽于此，舍弃它们则宪法无法运行。就像朋党，本来是我们古人所厌恶的，而君主尤其痛恨，但西方人却依靠它才成就政治。而且宪法中英国之所以最优，是因为其国内只有两党，笼统来说，一党主张守旧，一党主张革新。其他国家则不尽然，有主张民主、王制、社会等流派，宗旨既然不同，门户于是分裂，而国家舆论也混乱难以确定，这就是它们不如英国的原因。

各位不要视立宪为非常高深难行的制度。切实地论说，这种制度无论大小社会，随处可行；实行得好，都可以收到汇聚群力群策的效果，而且有以消除人心不平的作用。现在想让各位深明这种制度，那么请以本安徽高等学堂为例。现在这所学校建立已有多年，其中有监督，有教长、斋长、庶务长，有管理者，有教导者，中间聚集学生二百多人，有本地籍贯的，有外地籍贯的。这下面还有听差、厨役等人，合成一个团体，共同完成这一教育事务，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社会。是一个社会，那么必须有制度机构，然后才能存在，其制度机构是什么呢？就是现行章程规则所说的内容。然而，这现行的规则，是什么制度呢？回答说：这种制度不是别的，是专制制度。怎么知道它是专制呢？回答说：学生人员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章程不是由学生商议制定的。先有制定者，而全校接受它。监督心里有什么想做的，就可以随时斟酌修改颁布施行，以求全校的公共利益，不是为了私利，所以虽然是专制，还算是开明的专制，就像这所学校一样。假如今后本校日益发达，学生人数日益增多，而且人人都有学费，想要改为民主立宪，那么事情将会怎样呢？回答说：这并不难。学生人数既然很多，不能全部集合商议，那么人人都有选举代议员的资格；仆役等人，没有选举代议员的资格。而且本地籍贯和外地籍贯权利不同，各自形成一个群体，来选举议员，分为两个厅堂，这就如同外国有两个议院了。英国有两个议院，起初也不是定制。英国有两个，大陆诸国有三个，而瑞典则有四个，分别是僧侣、世袭贵族、城市居民、乡村农民。民众的

译品级流派难以统一，那么众人的议论就会轻易分歧，英国之所以分为两院，也是偶然形成的，并非固定的制度。在众议院成立之后，就公开推举管理全校的监督，并规定任期年限来担任此职。之所以规定任期年限，是担心推举失误，权力难以迅速收回，所以设定期限，让权力的行使有所终结。监督确立后，就任用他所了解的人，担任教习和管理各员，并厘定一切治理学校的规则章程。每有设立的事项，就交给两个议院公开商议。那些被认可的，就确立为法规。当监督被大家拥戴时，有所设立，大众没有不赞成的。如果情况相反，那么凡是想要做的，众人就会反对。如果遵循英国制度，监督就等同于宰相，势必需要退避，以让位给贤能者担任新监督。从监督、两长以下，都是执行校法的权力，而学生所设立的两个议院，则是立法权的所在，唯独司法权，尚未讨论到。现在假设以本校的监学官作为司法权，那么学生有过错，是否违背章程，衡量其轻重，分别记过处罚，都是监学官的职责。监学官裁判之后，将判决书移交给斋务长来执行。为什么呢？因为斋务长拥有执行校法的权力。这就是我们学堂的立宪，大致而言，就是这样。有什么非常高深难以实行的呢！

译治理国家自上古以来，所实行的是有法度的专制，君主以统一的体制兼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因此法制虽有部门的划分、官职的区分，却没有权力的分立。设置各种官职依靠选举，来招揽天下的人才，即便这被视为与民众共同治理的工具，其法制原本也是极其严密的。说它的短处，就是它对君主的依赖过重，而对民众的倚重过轻。假使我国世世代代都有贤圣的君主，这种体制的效用可谓无与伦比，但无奈这是做不到的。因此，民众的才能因为无处施展而日渐匮乏，国家事务因为无人关心而日渐败坏。自从海禁开放，拿着这种体制去与那些群体互助的国家相遇，日益显露出短处，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幡然醒悟而议论立宪，想要挽救衰颓的国家命运，这难道不是黄种人的幸福吗？但是，想要成为立宪的国家，必须先有立宪的君主，又必须有立宪的民众然后才行。所谓立宪的君主，是明白自己身为天下的公仆，眼光和心计，动辄考虑到千年之后，而不计较一姓一人的私利。所谓立宪的民众，各自拥有国家思想，知道爱国是天职中最崇高的，又辅以普遍的知识，凡此种种，都不是没有学习、未受文明教育的人所能明白的。况且我听说，在改革的时候，破坏并非难事，号召新的力量也并非难事，难的是权衡古代的法度和旧有的习俗，知道哪些应当革除，不革除则进步难以图谋；又知道哪些应当沿袭，不沿袭则由变革导致混乱。一个好的制度建立，一种美好的习俗形成，动辄经过千百年而后才有，怎么能抛弃我们原本拥有的，而对未来不可知的情况感到迷茫呢！因此，陶冶国民，使他们利于推行新制度，这是教育的大责任，这正是我和同学们应当共同勉励的。

《蒙养镜》序

晋人有话说：“子弟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想让他们优秀罢了。”回应的人说：“这就像玉树琼林，希望它们生长在我的阶前罢了。”这话看似通达，然而大错特错。东晋之所以不振，姬汉的疆域，竟然成为腥膻驰骋的战场，直到隋朝和唐朝才大致安定，未尝不是由于对子孙的关怀太轻，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盛衰强弱，是由民众决定的。而民众的性质，是优胜还是劣败，是由年少时形成的。国家立于大地，历经数千百年，一旦开放关禁，种族与种族相见，而物竞天择便产生了，往往被外部强大的力量所吞噬。当处于存亡危急的关头，环顾周围的人群，清楚地看到智、仁、勇三者都不如人，想要自我奋勉，以成就保存种族、拯救国家的功业，却对着镜子自我欺骗说：我也老了。随后自我反省，回溯生平，虽然名位显达，生活丰饶，仔细审视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件事可以自我安慰。又不幸的是，习性已经养成，即使愿意勉力追求优胜，去除劣败，往往也不能做到，于是侧目看着自己的子孙，感叹说：还有希望他们能做我想做的事吗？难道无知的人崇尚公义、崇尚务实、崇尚武勇，以此来合群进化，成为我们种族的荣光吗？唉！厉鬼半夜生子，取火查看，急切地只怕他像自己。深入推究这种念头，也可以说是极大的悲哀了！于是奋起从事教育，设立学堂，设置学科，培养师范，讲求普及。这暂且不论其效果如何，至于其志向，又是值得推崇的。虽然尚未达到目的，请追溯其根本。

从前九方歅认为子綦的儿子捆是吉祥的，而子綦却悲伤地流泪说：“我没有从事牧业而羊羔生在屋内，没有喜好打猎而鹌鹑生在角落，如果不奇怪，那是什么呢？”由此说来，一切法则没有比因果更大的了。子弟的德行，家业的成就，难道不是偶然到来的，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谢安的妻子，曾经责怪谢安不教育子女。谢安说：“我亲自教育他们。”斯宾塞说：“子孙是你身体的倒影。”哀叹现在的人，每天做贪得无厌的事，却希望儿子光明磊落；每天做奢侈不节俭的事，却希望儿子高洁。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吗？这也是大错特错。而且自私到极点的人，看待自己所生的孩子，也像草芥一样，没有丝毫痛痒相关联，沉溺昏乱，喜怒无常。像这样却默默祈祷说：天地不偏私地覆盖承载，我们黄种人是神明的子孙，应当日益进步而与世人抗衡。这与用奔蜂去孵化藿蜀，用越鸡去孵化天鹅蛋有什么区别。一旦有这种情况，那么一切天演论的说法，都可以烧毁了。那么，家庭教育，难道不重要吗！

况且国家弱小、种族困苦，就对后代人有深切的期望，这不只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如此。那些欧洲西部的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我曾经阅读英国洛克、法国卢梭等人的教育著作，看到他们温和恳切，与平时反对政府的文辞大不相同。但他们都大声疾呼，说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和种族必然灭亡。德国最困顿的时候，莫过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而教育哲学家，如费希特、康德等人于是出现。这本萨氏的著作，也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然而他的写作意图，与其他各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多谈论反面，正面的自然明白。这就像庄子用非指来比喻指，用马比喻马，而齐桓公也说管仲教我所擅长的，不如教我所不擅长的。这是它的特色，天下的父母应当自己明白。既然已经由日本翻译，现在桐城的吴君燕来，凭借通雅之才，亲自从事翻译工作，明白晓畅，特别便于家人阅读。《礼记》说：“教学相长

译让各位明白后辈值得敬畏，思考未来的巨大困难，各自手持这本书，深入探究其中的道理，将不仅对子弟有极大的造就，而长者的品德与仪范也会日益趋向优秀，这给国家带来的福祉，难道有穷尽吗！给国家带来的福祉，难道有穷尽吗！

译戊申年八月，侯官严复作序。

论及当今的国家大事，固然应当把救济贫困作为第一要务，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大概晚清末年，每年支出五份而收入只有三份，财政已经呈现出难以维持的局面，但这还只是国家财政的困窘。至于百姓的生计，大江南北，兼并土地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农民受害；银行和票号倒闭的消息时常听闻，导致商人疲敝；洋货大量倾销，十分之五的店铺歇业，导致工人饥饿。至于读书人这一类，科举制度既然已经废除，就没有了晋升的阶梯。出国留学只追求速成，回国后全都趋向于奔走钻营。机巧迅速的人占据了优厚的职位，笨拙迟缓的人常常担心陷入困境。爵位和差使虽然不少，但不足以笼络所有追求利禄的读书人，使他们全部落入圈套。于是天下人心惶惶，辛亥、壬子年间革命的运势，便不可挽回了。所以尧禅让给舜时还说：“如果天下百姓困苦贫穷，上天赐予的福禄就会永远终结。”而法国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也因为国库空虚，饥荒时常发生，最终导致抢劫动用国库的事件成为定局。国家贫穷还可以，百姓贫穷必然灭亡。唉！这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啊。

因此，古代谈论救济贫困，所担忧的常常是国家。国家是什么？就是皇室和政府。至于他们用来救济的方法，大体不外乎开源节流这些老生常谈。更严重的，讲究均输，设置平准。谈论利益的臣子，自夸可以不增加赋税而财政充足，这是间接地剥削百姓。又更严重的，计算财产征税，垄断盐铁，征收茶酒税，这是直接地剥削百姓。究其根本，苟且的政治既然兴起，国运也因此中途败坏，那么这些就不足道了。只有现在谈论救济贫困则不同。为什么呢？现在的国家，固然是五族四万万百姓的国家；现在的政府，固然是五族四万万百姓的政府。这五族四万万的百姓，各自有保存这个国家、维持这个政府的义务，而不能推辞。代议士掌握立法权，制定税收的承诺。国家的经费有预算，有预算，有审计，如果方法得当，那么行政官员就无法肆意奢侈浪费，也不必担心财政匮乏。所以处在今天谈论救济贫困的事情，所担忧的常常是百姓，只有百姓真正贫穷，而我们的国家却不加以救济，这是今天与过去最大的不同之处。

既然这样，那么就请看看今天我国百姓的贫富状况如何。《礼记》说：“有人就有上级，有土地就有财富，有财富就有用度。”这虽然是古语，但实际上是经济学最可信的规律。而我国拥有四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中间除了戈壁沙漠之外，哪里不肥沃？哪座山没有矿产？上天既然把这些赋予我们的百姓，使他们拥有这样的土地，而现在却忧心忡忡，常常有缺乏财富用度的忧虑，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安于简陋，受习惯束缚，而且贫穷的人常常嗜好琐碎小事，没有独创超越常人的思想罢了。现在百姓的种类很多！但从大类别来说，也像古人所区分的士农工商就足够了。以我的意见来说，我国的士农工商，各自有不适合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人，不适合在这个时代生存，就无异于说不适合在现在的民国生存。听的人怀疑我的话吗？那么就请让我一一指出。自由言论，极知伤害时局。私下希望各位心平气和地听我说，那么寡妇忧国、漆室叹息的言辞，未必没有细流汇入土壤的帮助。

先说读书人。前清所谓的读书人，是学习科举文章、捐纳钱粮的人；现在所谓的读书人，是获取文凭、曾经出国留学的人。因为世道变化非常急剧，所以以前的读书人还很多，以后的读书人日益增多。现在百姓能称为读书人，大概都识字懂书，新旧不同，而常常接受一般的教育。接受教育的民众，难道不是我国的幸福吗！但谁知道事情有大谬不然的。大概今天民国难以治理，就因为这些人多起来的缘故。为什么呢？这些人之所以谋生，不是聚集在官府，这个官字总括分立三权的称呼。寻找差事谋求任职，就无法得到食物。问以前的人为什么应举捐纳，回答说：为了做官；问后来的人为什么进入学校、谋求出国，回答说：为了做官；问前后的人为什么都勤于运动、结党营私，回答说：也是为了做官。唉！官员众多，是国家衰败的表现。曾经听美国朋友说：你们国家怎么能成为民国呢？百年以前，我们美国的人，大半都是占有田地开垦土地的百姓，被推举为官，视为义务。因此宽简疏阔，设置的官员很少，所以没有危害政治的游民，而平等的制度容易建立。现在你们的国家，继承专制的余风，百姓稍微俊秀，就无不是官员。如果失意的人多，那么叛逆的念头就会萌生，不知道如何善后。我听了，常常怅然若失。《礼记》说：“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食读作日食的食，意思如同侵蚀。现在反而其道而行之，这不仅令人担忧财政不足，而且奔走钻营成为风气，廉耻之道丧失，将来政治的改良，有多少可以预计呢。而且像这样将使农工商之中，没有杰出的人才涌现。虽然所居住的土地，得天最厚，但想要使大地不隐藏精华，编户百姓都依靠吃饱穿暖，不也很难吗！不也很难吗！

至于我国的农工商又如何呢？中国固然是农业国家，而自从海禁开放以来，洋场剧增，依靠土地为生的百姓，大多追逐末业。近年来，灾荒屡见，革命之际，抢夺尤多。顾亭林

译感慨明末的风俗，说那里山中有险要可守之地，树林里多藏匿的盗匪，百姓便舍弃田园，迁居到城郭之中。又进一步变化，那些追求名望的士人、申诉冤屈的人，全都来到京城，在皇帝车驾附近，比在郊野道路上更容易聚集。对于细微的利益，都要尽力争夺，这些话与当今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工商业，又常常舍弃自己的长处，使用自己的短处。盲目羡慕企业，发起公司，然而泡沫时常听闻，破产屡见不鲜，粗略列举，如造纸、织呢、玻璃、水泥之类，刚兴起就倒下，都损失了巨额资财。如今农业、工业、商业这三者，是国家的支柱，却衰败到如此地步，唉，能不贫穷吗！

译那么，当今的对策，若想施行救济贫困的措施，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呢？回答说：详细的情况，请留待日后再说。简而言之，本来有三个回答，即：广泛交流，公平法令，整顿币制罢了。这三者，本来是中国今天能够做到的，如果现在不做，形势将来不及了。

天演进化论

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有位景教士马尔图著书论述说：人口日益繁衍，即使土地产出增加，也必定有一天不足以供养。达尔文的学生研究生理学，因为读了这本书而作《惟念》，说世间物种既然日益繁盛，而具备的能力大多不同，有的强，有的弱，有的狡猾，有的愚笨，有的敏捷，有的迟钝。那么，当食物不足时，那些强壮、狡猾、敏捷的人，他们获得食物而生存的几率难道不更多吗？而相反的人难道不接近饥饿致死吗？不仅如此，势必强壮、狡猾、敏捷的人，他们的种类更多传承；而弱小、愚笨、迟钝的人，他们的种类更容易灭绝。这就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书中《天择》一篇所深入论述的。查《物种起源》一书印行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当时，斯宾塞正运用极深的思考，著成《综合哲学》，说一切自然的变化，称为天演学，看到达尔文的学说，欣然接受，并用“适者生存”来诠释达尔文“天择”的含义。

天演的西方名称是“义和禄尚”，最先由斯宾塞使用，并为之定义，可见于我翻译的《天演论》案语中。如说天演者，是收敛以聚合物质，发散以输出力量，当它发挥作用时，物质由混沌变为尽善，由分散变为凝聚，由纯粹变为复杂，物质与力量相互制约，共同发生变化。现在想要拿这个定义所说的内容，逐一进行引证，这确实不是我所能来得及做的。所以只举出类似的话，作为各位研究的资料，而今天特别提出并请求各位留意的，则有达尔文所发明的两个例子：其一就是天择，所谓各自传承最适宜者生存；其二则是祖先所习得的特性传承为种族特性。至今学者对第一个例子一致承认，认为这是天演最重要的功能，一切进化都由此而来。第二个例子虽然为达尔文所深信，但学者不一定认为这是可信的规律。他们说祖先虽然有熏陶习染，但与天性原本具备的不同，其效果不一定就能传承。德国人怀士满反驳得尤其有力。然而这个例子虽然不一定完全可信，但也不能完全斥为荒谬，因为经过后人广泛验证，生物界中确实有将祖先的熏陶习染传承为种族特性的情况，如医家验证有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进入病体后毒性更加猛烈，由此传承下来的毒性都比以前猛烈。由此看来，达尔文第二个例子所说的祖先熏陶习染传承为种族特性，也不过〔可以〕斥为诬蔑，完全抹杀是明显的。

通晓这两家的学说，然后进化的大势就可以谈论了。进化的事情很多，广泛地说，一切众生都有进化的事情。但我今天想要与各位讨论的，是人群社会的进化。既然讨论社会的进化，想要我说话有条理，自然不得不谈论社会的太初，但这又见于我翻译的《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书，所以现在又可以不讨论了。向各位举出的，应当去除西方旧籍中有著名巨大错误而不可遵从的，如卢梭《民约论》开宗明义说：人生来平等而一切自由。如果一定按照他的话，民众必须等待契约然后才能成群，那么太古洪荒时期，人人分散居住，等到某一天，这些人不谋而合，忽然产生群居的想法，认为相约共同居住是最有利的事情，于是相互吸引聚合，发起一个巨大的集会，由此最初的第一社会就形成了。这从虚构理想不考察事实的人看来，似乎也有这样的事，但地球上并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呢？一定要远追社会的本源，不如先考察其最小的单位是什么。斯宾塞认为群体是有机团体，与人身作为有机团体正相同。人身以细胞为最小单位，人群以个人为最小单位。最初的群体，最小单位一定少。说它的起点，作为家庭如何？家庭的事情始于男女，所以《易传》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是我国的旧说。

那么按顺序来说，不得不略微提及男女夫妇的进化。话语如果非常美好，在理想上似乎非常顺理成章，但与事实不相符的，有如道德家所言，人类男女的伦理，开始杂乱繁多，后来教化日益提高，才逐渐专一而配对结合。这不仅著论如此，连我前几天也认为是这样。当作为原始人时，必然没有区别，后来则有多夫、多妻，而逐渐归于配对结合。配对结合作为好的制度，我本来没有异议，只是其渐进的顺序，考察事实，却不是这样。因为配对结合不仅浅化民族多有，甚至低级生物也常有，而在禽鸟中尤其多见，虽然鸠挚而有区别，我国旧学早就知道了。总之，按最近学者所调查的说法，杂乱无别，是人类极少见的习俗，而配对结合出现极早，不一定需要很高的教化才如此。至于多妻

译如果多种族混合制定婚配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会根据居住地的外部联系而产生，例如人口比例有所偏重，多妻制是因为男子稀少，多夫制是因为女子稀少。而一夫一妻制之所以最为完善，是因为它最有利于家庭教育。即使是我国的多妻制，往往被新学家严厉指责，然而西方国家支持这种说法的人也不在少数。即便在西洋各国，大体上都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在自由结婚之后，也并没有完全摆脱痛苦的境地。夫妇之道充满艰辛，由此产生了两种弊端，一是拒绝嫁娶，二是轻易离异。前一种弊端损害人口繁衍；后一种弊端损害所生子女，所以至今议论纷纷，没有折中的办法。我今日之所以谈到这些，是因为变法之后，人人都崇尚欧美风气，观察时势趋向，被破坏的似乎首推家法。如果破坏家法能使国家有利、百姓幸福，那是应当的；如果破坏了家法，却使新旧两方面的利益都丧失，还希望各位鉴于此事关系重大，从种族兴衰的角度来看，谨慎行事就可以了。

译既然已经论述了男女婚配的进化，那么关于女子地位对社会进化的影响，也有话可说。我国近十多年来，才开始有男女平权的说法，进而谈论自由婚姻，到现在则谈论女子参政权了。这些做法是对是错，哲学家不敢轻易下断语，但就事实上的实验、科学上的研究而言，有可以陈述的观点，请让我为各位再作一番探讨。

因为一夫一妻制并非最终的制度，而旧说妄下概括性的论断，认为进化程度浅的民众，对待女子必然深加压制，这已成为没有根据的言论。观察社会学家威思马克的发现，才知道旧史所言多为谬误。因为初民社会中，妻子和女儿的地位往往相当高，并不一定都是奴隶。即使在澳洲内地的土著中，女子也有应得的权利。过去认为男子役使女子，简直像牛马一样的说法，大体上是虚构的。因为社会无论文明还是质朴，其中男女原本就是大体分工的，男子固然不无自利的私心，而女子所处的地位，实在不像旧日所说的那样卑下。

大体上，旧说常认为野蛮人必然多妻，而在多妻制的社会中，女子必然没有好的地位，这种说法不必深入辩驳。但今天可以明确说的是，世间有无数野蛮人，确实实行一夫一妻制，即使习俗上允许多妻，但实际实行的必定是其中的少数，大多数仍然是一夫一妻制。

人类世系大多采用父系，有德国人巴卓芬说，世界上曾有过使用母系制度的时期，在那时，女权最重。不知道母系制度的使用，是因为父亲极度缺失的缘故，这恰恰是女权最弱的时候。所以至今学者认为，社会从古至今，从未实行过母系制度。只是女子在社会中，当处于进化之际，其地位的高低确实不一，造成这种原因的因素错综复杂，难以尽述，但大致上有可以论述的：因为人类以食物为天，而能养活人的，其品类相似，所以农耕时代，女子的地位逐渐升高；而畜牧时代，女权最弱。虽然弱，但还未到卑贱的地步。唯独到了宗教兴起，将妇女视为污秽、不可侍奉神灵的东西，女界才受到巨大影响。比如婆罗门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创始人，都难逃其责。西方人喜欢说妇女地位的提高，基督教的功劳最为伟大，但考察历史，却又不然。当天主教宗初行组织的那几年，其贵男贱女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我们中国女权受损，大略来说，在于宗法制度。但男女地位相差悬殊，并不完全像今人所论述的那样。今人的论述，沿袭旧法，十之八九都超过了实际情况。

所以新学家说：观察一个国家进化程度的高低，看其女权的大小、地位的贵贱就可以知道。人们说女子地位越高，其教化的文明就越进步。这些都是不易改变的说法，即使我也不持异议。但其中也有难以言说的地方。正值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件事几乎关系到国家种族的命脉，所以不得不为各位郑重地说。那些西洋先进国家既认为这是大患，我私下希望我国不必重蹈其覆辙。

因为从生理学来说，有生命的分工。上天赋予生命最郑重、最分明的天职，就是延续种族，不使其灭绝。经过多数医家的考验，知道男女到了年龄而不婚娶的，其精神动作往往不舒畅，甚至有人因此患上重病，那么这就是违背天性、违反自然的巨大惩罚。

今天女子与男子竞争的，叫做女权。但权利不能白白得到。得到之后，必须明白使用它的方法。所以既然提倡女权，就不能不从事于智育。而不幸的是，如果女子智育推到极点，那么对于作为母亲的能力、性质，大致来说必然有妨碍，这也是西医的经验。所以今日的问题，是给女子很高的智育。而智育程度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才能无害于生生不息的机制，这是很难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虽然认为女子智育必然与女性特质相妨碍，也不是极端的论调。因为如果斟酌得当，反而对女子的体力、精神有利而无害。一种进化，其视遗传性以为进退的，对男女都是一样的。而且以后的社会，必定由一夫一妻制构成。而想要家庭和睦顺遂，女子教育也是必须讲究的一个论点。男子既然接受了完全的教育，长成后求偶，其满意之处，必定不仅仅在于容貌的美丑，假如外表秀丽而内心不聪慧，那么色衰爱弛，又将属于他人，以求得相互理解、相知的快乐，而一夫一妻制就这样不牢固了。古代雅典全盛时期有所谓赫胥黎者可以证明这一点。

只是进化以今日阶级而言，其智育确实有限制。限制是什么？就是因为形体长成，另有大用的缘故。精神本于体力，而女子体力，从经验来说逊于男子，这是学者所共知的。各位曾研究物理学，就知道力量功效，有实效与储能的区别。实效之力容易看见，储能之力难以知晓。但不能说它不是力量而没有关系。所以女子以生生为天职，其力以储能为多；而男子之力见于事功，固然多实效。又近时生理学家说女子能力主于收敛聚集，而男

译女子若有所作为，便在于孕育施予。女子拥有收敛凝聚的功能，种族才得以繁衍延续；既然具备这项重大功用，自然不能再与男子竞争在开拓事业、建功立业方面的成效。因此，拥有女性身体的人，就应成就其女性的特质，正如《易经》中所说“坤道成就万物”，自然不能与男子在开创事业、建功立业的领域相竞争。如果非要争逐于此，这就叫做违背天道，这就叫做丧失了她的女性特质。身为女子却丧失了女性特质，也未必就能变成男子。

译况且研究进化之学，观察事物必须着眼于细微之处。常遗憾世俗之人只看见显明的现象，却看不见幽微的本质。须知无论哪个层级的社会，女权本来都极为重要，观察中外历史，可知在重大变动时期，必定有女子作为主动的力量，这是研究史学的人共同认可的。就像我国目前的事变，难道不是完全出自前清慈禧太后之手吗？所以女子教育，是不可不急于推行的，第一是配偶关系，第二是遗传关系，而最后还有生计关系。凡此都是社会极大的问题，而都掌握在柔弱的女子手中，所以西方谚语说：“旋转乾坤就是握着婴儿摇篮的手。”又说：“世界可以趋向光荣，也可以趋向毁灭，而引导的人，必定是女子而非男子。”女权仔细说来，其重要性如此之大，而无知的人却天天出来与男子在事业场上争权，这无异于主人看见奴仆有功，便挽起袖子、提起衣裳，想要代替奴仆做事，不明白这种争权，正是缩小了女权的意义。常人只知道眼前的功效，社会之所以令人叹息，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今日我国所谓的女权，无非是与男子争权。既然与男子争权，就不得不过分注重智育，过分注重智育，则女性必然衰退。女性衰退不是别的，一是不要嫁娶，二是不愿生育，这是欧美已经发生的事实。因此至今各国的生育率，其进步都落后于从前，只有俄国、中国、日本不在此列。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么几十年几百年后，也将同样如此，到了那时，恐怕不止是夫妇之道痛苦，人类也减少了生活的乐趣，我们究竟取什么好处呢，一定要效仿它呢！

论社会为有机体

这种学说由斯宾塞提出，是将一个社会与一个生物有机体相比，发现其中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比如生物之初，其身体必须先分出内部和外部。外部用来接触外物，内部用来保存生命。而社会也是如此，稍进一步就有交通分配的功能，在生物中就是血脉，在社会中就是道路和商贾；再进一步就有统治机关，在生物中就是大脑和神经，在社会中就是法律和政府。诸如此类，比较事物归属功能，几乎说不尽。学者想要考察其详情，观看我翻译的《群学肄言》就可以知道。按照这种学说，中西古人没有不知道的。大概社会进化就有分工易事、相互依存的关系。而生物的身体也是如此，所以耳目脏腑都有固定的职责，西方人称之为机关功用，而中国人称之为官司。有机关就有功用，就像有官职就有职司一样。有时取没有官职的事物，而赋予它官职，今人称之为组织，古人称之为部署，称之为制置。

因为两者的分工，有如此极其相似之处，我们既然用天演论来说明变化，见一可以知二，观此可以知彼，乃是极有益的事。但是其中有极不同的地方。怎么说呢？生物的有机体，其中知觉只由一部分主宰，纵然其身体由无数细胞、无数微粒构成，这无数者只成为一个整体。至于社会有机体，则各个微粒都有知觉，苦乐情想都与人相同，生物知觉聚集在大脑，而以神经为统治的官能，所以以全体得以实现其生存，作为最终目的。至于社会团体则不然，其中各个机关通力合作，分工易事，谋求实现全体的生存固然如此，但不能以此为最终目的。国家社会没有别具一格的知觉性，而必须以人民的知觉性为知觉性。其所谓国家社会的文明福利，舍弃了人民的文明福利，就无可言说。生物有时为了保全生命，其肢体可以截断，其器官可以毁坏，而不必计较肢体器官的苦乐。主宰形体的利益，顾不上其余的缘故，而社会没有这种特别重视的主体。

斯宾塞说：生物微粒没有知觉性，而整体有知觉性。至于社会则微粒有知觉性，而整体没有别具的知觉性。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必定不能因为国家利益的原因，而使个人为之牺牲。大概是因为有了个人利益而后建立群体，而不是因为有了群体而后有个人，个人没有利益则群体没有存在的理由，不像生物个体，其中一切微粒支部，舍弃个体苦乐存废，便没有利害可言。

虽然如此，各位须知这是十八世纪以来纯粹的民主学说，而与前人学说，治国之道根本反对。希腊、罗马先前以哲学，后来以法典，都主张先国家后个人为天下的公言，认为个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国家，如果利于国家，牺牲个人，才是公道，即我国旧义也是如此。所以独治的制度得以维持六千年不废。必须等到二十世纪，外潮震荡，而所消共和国体才开始兴起。有人说古今的学说各有所长，说国家设立是为了人民，这是重视人道的学说；而说人民生活是为了国家，这是重视公义的学说。由前一种学说，而后政治公平；由后一种学说，而后国家稳固。两者都是对的，不可片面否定，看时势适宜使用而已。回答说：你说人民生活为了国家固然如此，但你所说的国家，恐怕不是有一个抽象悬置之物，作为我们人民牺牲一切的归宿。而考察古今历史的事实，往往毁坏

译将无数民众的权利安乐，归结为某一姓氏、某一家庭的权利安乐，让他们缴纳租税以供养统治者，使其安享富贵、尊贵荣耀罢了，这种学说之所以不值得保留，原因就在于此。路易“朕即国家”的说法，虽然在近代并未明确见于言论之中，却往往在事实中暗中施行，这正是后世民主学说兴起的原因。

译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初的社会中，做君主的必定是群体中最强壮、俊美、勇敢、健壮的男子，他的力量足以让大众畏惧而屈服。这种说法以前相信的人很多，就连我年轻时，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近来有一位学者法拉哲尔写了《金支》一书，其中深入论述了这件事，学者们这才知道旧说实际上是错误的。他说：“社会有了君臣的制度，一定要探求进化的真实形态，那么第一可以断言的是，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智慧超过常人，而不是因为力量能制服众人。”又说：“百姓从事的职业中最古老的，没有超过巫师和医生的，他们的力量足以与神灵抗衡。”其中固然有很多迷信荒诞的内容，而初民的智慧又不足以破除它们。澳大利亚内地的医师地位在酋长之前，而酋长也多出自巫觋的后代，就像中国的张道陵一样。近来非洲内部，多为学者所游历，对于巫觋为王的说法也有许多实证。所以直截了当地说，知道初民的君主，之所以能号令族人，应当凭借智慧而不是力量。至今进化的程度比起初民，确实不能用道里来计算，然而所谓君王神圣，那种役使幽明之界的能力，又足以祓除不祥的，还有影响可以追寻。而且这种说法即使用来证明中国上古的情况，事实也是如此，大概太古的君主没听说有显赫的武功，而所谓的庖牺、女娲、神农、轩辕大体上都以神智领先于民众。又夏商周三代以前辅佐君主的多由巫史担任，这其中的理由本来就可以引证而得知。

佛拉哲又说：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其时期以有独自统治的君主为开端。因为君主是大巫师而通晓神道的缘故。渐渐地这些种种迷信逐渐减轻，因为百姓的阅历日益积累，智力逐渐开化的缘故。然而迷信并没有完全断绝。于是百姓对于君主的德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同时兴起。只是此时所谓的宗教观念与我们所说的迷信差别不大，于是就有了感生神种的学说。佛拉哲曾经遍考五大洲的历史，来证明这种学说的可信。再往后，百姓又明白感生神种的学说不足以相信，于是班彪《王命论》的说法大行其道，这种学说大概与独自统治的制度相始终。

由此可知，百姓职业贵贱的区分，起源于智慧的较多，而始于武力的较少。智慧首先争胜于巫医，由巫医产生了君长。具有巫医的滥觞而演变为今天的两类人：一类叫宗教家，另一类叫学术家。这两类人至今相互反对，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合为一条路。巫医之徒都以使物体通神，弹厌呵禁为能事，干旱时能致雨，水涝时能使天晴，而且有预知未来的验证。由此而有研究事物情理，深求道理数理的人，这样叫做学术家；又由此而有笃信主宰，认为世间一切都有神权，即使是生民，身体虽然死亡，必定有魂魄，作为长存的精气，这样叫做宗教家。宗教、学术二者同出于古代初期，当进化程度较浅的时候范围极广，而学术的事情也多夹杂宗教观念，没有纯粹的宗风，必定等到进化程度日益提高，于是学术的疆界日益扩大，而宗教的范围日益缩小。二者互为消长，严重的甚至至于冲突，这到现在确实是这样的。

论社会之宗教起点

有社会必定有宗教，其程度高低不同，但有宗教这一点则是一样的。那么宗教，确实是百姓生活片刻不能离开的吗？世以宗教为职业的人，必定认为他们的教主通晓上帝，说是承受天命接受符命的家族，玄妙的符命通神，不可非议。又作为徒侣的人，自从接受法具仪式之后，必定负有导扬传布、度世救人的义务。大概从他们的意思来说，如果生人舍弃这一切法，都是空花无实的，他们重视到如此程度。所以他们的事情与民众进化有极大的关系，只是比起法政用来治理他们的躯骸，制约他们的行为，进退左右的能力，大概超过它而没有不及的，这不能不取它的起点、状态而详细论述。景教士四处传道，看见五大洲崇信杂乱，不同中有小同，以自己的道为独挚，而其余都是外道。久而久之才看见异数中大有从同的点，而且诸教即使与自己教也有从同的点。过去犹大教以希百来为选民，耶和华独于其种有神灵降衷之事，乃最后而适美洲，看见红种人也有大神之说，于是认为神灵之事随士有之。说最初都是一神的教，由此民种退化，逐渐丧失本来，而后有多神以下诸教。然而最初的神理，虽然在程度极低的宗教，继可认取云云。虽然这种说法实际上错误，而征诸事实，乃一无左证之可言。一神的教决非最初，以天演眼庄法藏观之，乃在末第二级。那么宗教滥觞又怎么样？

宗教起点，其存于今有二说焉。其一发于法人恭特；其一发于斯宾塞。二家之说皆有真理，而后说尤胜。请今先明其第一说。彼谓人之心理不能安于所不知，而必从而为之说也，又往往据己之情以

译推究事物的变化，所以认为事物的变化必定是神鬼所为。而这些神鬼，又具有喜怒哀乐爱恶等情感，因此宗教的兴起，必定选取山川阴阳来祭祀。雷电风涛的郁结愤怒，日月星辰的流行运转，水旱瘟疫等灾祸的适时而至，他们的智慧不足以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于是认为是有神灵在统领主宰。神灵对于事物变化的作用，就像人的心志对于各种行为的作用一样，所以他们祭祀山川、供奉阴阳，所祭祀供奉的并非山川阴阳本身，只是畏惧主宰它们的神灵罢了。这种说法，其所依据的心理普遍规律，所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凡是古人拜祭明神、警戒大变，都可以用这个规律来推演。而且由此可知，必定是科学日益昌明，而后宗教日益精纯，宗教日益精纯是因为迷信日益减少，宗教与迷信二者不可混淆，正是如此。

译这种说法固然有理。然而如果说一切宗教的兴起都源于此道，那么我们也不敢认为其义理毫无遗漏、其学说绝对可信。因为即便考察野蛮人，或是乡村平民的心理，也未曾见他们对事物的变化总是进行推究。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饱喝足，纯粹是不知不觉罢了。若问他们日月为何流转，霜露为何按时降下，他们将会瞪着眼睛回答说：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的。即使对这两类事物的变化追问其所以然，如果这样还不能通达，便认为这背后有鬼神在无事时拨弄，这种情况只有圣哲才会如此，而不能期望于那些浑浑噩噩、休养生息的人。他们认为主宰变化的是神，而神又没有形气可以接触。那么鬼神的观念，他们必定先在心中形成，然后才能用来推究事物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鬼神的观念，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斯宾塞关于宗教起点的说法则不然。他说初民相信鬼魂始于人身，人死后游魂变化，仍然与人间事务有关，这叫做“精气观念”（animism）。于是人们侍奉它，亲近它，以祈求人事的福利。只有先确立了这一点，然后才推演为鬼、为天神，宗教的说法才兴起。所以宗教是以人鬼为起点的。然而对人鬼的信仰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回答说始于认为人身有魂魄，相信人身有魂魄，又是因为活人有梦。文化浅薄的民众认为梦不是虚幻，视梦中的经历与清醒时的经历无异。因为认为梦不是虚幻，于是人就有两个身体，一个会死，一个不会死。又因为生理学知识浅薄，由此对迷惘失觉、各种突发疾病无法区分，不知道假死与真死的区别。认为假死是暂时死亡而灵魂返回，真死是永远离去而灵魂不返回，于是有了招魂复魄之事，认为灵魂不死而长存。这是中国古代制度中，一切丧礼祭仪所由产生的根源。

民众制作偶像并拜祭，并不是相信这偶像本身有灵性，而是认为有神灵主宰着这偶像。由此而产生多神教，多神而统归于一尊，由此而产生太岁、玉皇，渐渐地多神的说法不足以存在，于是乎有无二致的上帝，阅读旧约和新约就可以得知进化的大致情况了。

前面说宗教与学术二者必然相冲突。虽然如此，学术日益兴盛，所必然日益消亡的只是迷信罢了，而真正的宗教却安然不动。然而宗教必定与人道始终相伴。因为学术无论怎样进步，世间必定有不可知的事物存在。不可知的事物长存，那么宗教最终不会废弃。学术所穷尽之处，就是宗教所由兴起的地方，宗教可以日益玄妙而没有理由废弃。

天演论序

○吴序

严几道先生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拿给我看，说：“请为我作序。”天演，是西方格物学家所说的。这门学问以天择、物竞两个义理，综合万物汇聚的本原，考察动植物的繁衍消耗。谈论治理的人取法于此。因为事物变化递相更替，深入探究物质与力量聚散的微妙，推究古今万国盛衰兴坏的缘由，而最终归结于以顺应天意为治理。赫胥黎先生起来完全改变旧说，认为天不可独自依赖，重要的是以人力维持天道。以人力维持天道，必定要穷尽天赋的能力，使人的治理日益接近新境，然后国家才能永存，种族赖以不坠，这叫做与天争胜。而人争胜天并战胜天的，又都包含在天道的范畴之中。所以天道运行与人治，同归于天演。他的书深奥纵横，广泛涉及希腊、印度、斯多葛、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察相同分析差异，而取其折中，这是我们国家所从未听闻的。大凡赫胥黎先生的学说都如此，因此确实美好。

然而我吴汝纶对这本书深有取法，又是因为严先生擅长文章。认为赫胥黎先生的旨趣，得到严先生才更加明白。自从我们国家翻译西方书籍，没有能赶上严先生的。大凡我们圣贤的教化，上等的，道义高超而文章极致；次等的，道义稍低，而文章尚足以长久流传；唯独文章不足，其道义就不能独自存在。六艺崇尚之后，晚周以来，诸子各自成家，他们的文章大多可喜，大体上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的，各篇各有义理，不相统贯，源于《诗》《书》；自著的，建立一个主干，枝叶繁茂，源于《易》《春秋》。汉代的士人争以撰写著述相高，其中最突出的，《太史公书》，继承《春秋》而作，人治得以彰显；扬雄的《太玄》，模仿《易》而作，天道得以阐明。这些都是建立一个主干而枝叶繁茂的。到了唐代中期，韩愈出现，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的体裁，宋代以来宗奉他。所以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这是大概的情况。集录既多，而以前所谓的撰著之体，不再多见，偶尔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我发扬，懂行的人摒弃而不列入。唯独近世所传的西方人书籍，大都是一个主干而众多分支，符合汉代的撰著。又可惜我们国家的翻译者，大多浅陋不通，不足以传载其义。撰著与集录，其体裁虽然变化，

译关键在于文章能够精工，仅此而已。如今议论的人说，西方人的学问，大多是我们未曾听说的，想要开启民智，没有比翻译书籍更好的了。我却认为，如今这两本书传入我国，正赶上我国文学衰败的时候，士大夫们相互夸耀推崇，把时文、公牍、小说当作学问。除了这三类，几乎没有什么书可写。而这三类，本来不足以与文学之事相提并论。现在西方的书籍虽然有很多新学问，但是如果我们用当时文、公牍、小说的辞藻来翻译并传播，有见识的人正会轻视它而不屑一顾。民智的开启从何而来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文章不够好罢了。文章像严几道这样，才可以谈论翻译书籍了。从前佛教传入中国，中学尚未衰败，有才能的人执笔翻译，前后相继，但是他们的文章自成一体，与中国不同。现在赫胥黎的道理，不知道与佛教相比如何？但是想要使他的书位列于太史公、扬子云之列，我知道很难；即使想要将他与唐宋的作家并列，我也知道很难。严先生一翻译，那本书便渐渐能与晚周诸子相媲美，那么文章难道不重要吗？

译况且严先生翻译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文章罢了，而是认为赫胥黎先生主张以人力对抗天命、以人为治理使事物日日更新、保卫种族的主张，其义理丰富，言辞警策，能使读者受到触动而知晓变革，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大概会有帮助吧？对于这种用意，我又感到困惑。凡是著书，一定要与当时学者的认知相契合，然后其效果才能显著。如今学者们正把时文、公文、小说当作学问，而严先生却想向他们推荐那些可以长久流传的言辞，以及能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相媲美的著作，我担心这些高深的思想会像骏马奔驰一样，与当时的学者格格不入。虽然如此，严先生的心意，大概是有所期待的。等待并遇到合适的人，那么我国民众的智慧就会开化了。这或许也是赫胥黎先生将人为治理归于“天演”这一理论中的一个含义吧。

光绪戊戌年孟夏 桐城吴汝纶作序

○自序

英国逻辑学家穆勒约翰曾说：“想要考察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并能洞察其道理的极致，如果不精通几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是做不到的。”这句话，我起初怀疑它，如今却深深理解并坚信，感叹他的说法无法被替代。这难道仅仅是针对分散的语言文字而言吗？即使是那些深奥大义和精微的言论，古人耗尽一生的精力，致力于某一门学问。当他们有所心得时，藏在心中就是道理，用口说出、写在竹简上就是言辞。本来都有他们获得这些道理的缘由，也有他们承载并传承这些道理的根据。唉！这难道是偶然的事情吗？

自从后人阅读古人的书籍，却没有从事古人的学问，那么对于古人所获得并视为道理的东西，就已经有了切身感受上的差异了。更何况历时久远，竹简流传中产生讹误，语音代代变化，那么整段文字难以明白；风俗崇尚不同，那么事情和意图就有参差。像这样，即使有勤奋的旧注疏义，但对于古人教导后来学者的宗旨，却更加晦涩了。所以说：读古书很难。虽然如此，那些寄托在书中并传承下来的道理，本来依然如故，如果那些道理确实精妙，那些事实确实可信，那么年代和国俗的差异，无法隔绝它们。因此，这个道理不在此处传承，或许在别处显现，事情虽然没有预先谋划，却各自相合。在探究大道的层面上，用从别处得到的东西，反过来验证我们古人所传承的东西，于是清澈明亮，如同从睡梦中刚刚醒来。那种亲切有味，比起那些只知死记硬背的学者，要优越千万倍。这才是研究异国语言文字的人最大的快乐。

如今六艺对于中国来说，就像是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而孔子对于六艺，《易经》和《春秋》最为严谨。司马迁说：“《易经》从隐微推导出显明。《春秋》从显明推导出隐微。”这是天下最精妙的言论。起初我认为，从隐微推导出显明，不过是观察卦象系联文辞来确定吉凶罢了；从显明推导出隐微，不过是诛心褒贬罢了。等到看了这两部逻辑学著作，才看到它们在格物致知的事情上，有归纳的方法，有演绎的方法。所谓归纳，是观察局部而知道整体，抓住细微之处以领会贯通之处。所谓演绎，是根据公理来判断众多事物，设定常数来推测未来。于是我放下书卷站起来说：有这样的方法吗？这本来就是我们《易经》和《春秋》的学问啊。司马迁所说的从隐微推导出显明，就是演绎；所说的从显明推导出隐微，就是归纳。他的话就像是指教一样。这两者是即物穷理最重要的方法。而后人不知道广泛运用它们，是因为没有从事相关的事情，也就没有咨询相关的方法罢了。

近两百年，欧洲学术的兴盛，远远超过古代。他们所获得的名理公例，处处见到极致，不可再动摇。然而我们古人所获得的，往往先于他们，这并不是牵强附会、吹嘘自己的话。我将试着列举那些明显无误的例子，来向天下人求证。西方学问中最切实且执守其例可以应对纷繁变化的，是名学、数学、质学、力学这四门学问。而我们的《易经》则以名学、数学为经，以质学、力学为纬，合并命名为《易经》。宇宙之内，质与力相互推动，没有质就无法显现力，没有力就无法呈现质。所有的力都是乾，所有的质都是坤。牛顿运动三定律，其中一条说：“静止的物体不会自动运动，运动的物体不会自动停止；运动路径必定是直线，速率必定均匀。”这可以说是旷古的深思。自从这个定律出现，天文学才明朗，人事才便利。而《易经》却说：“乾，它静止时专一，它运动时正直。”两百年后，有斯宾塞这个人，用天演自然论来说明演化，著书立论，贯通大地人类而统一于一个道理。这也是近代绝妙的著作。他对天演的定义说：“收敛以聚合物质，发散以输出力量，开始时简单，最终复杂混杂。”而《易经》却说：“坤，它静止时收敛，它运动时发散。”至于能量守恒不增减的说法，则有“自强不息”作为先导；凡运动必有往复的说法，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的宗旨，尤其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的言论相互阐发。这难道可以全部说是巧合吗？虽然如此，根据这种说法，必定认为西方所阐明的，都是我们中原先前就有的，甚至有人说他们的学问都是从东方传来的，那又是无关事实适用、自我蒙蔽的说法了。古人开创了端绪，而后人不能完成其后续；古人拟定了大体，而后人未能议论其精微，那么还如同不学无术、未开化的百姓罢了。祖父虽然圣明，怎么能挽救子孙的愚昧呢！

大概古书难读，中国尤其如此。两千年来，士人追逐利禄，守着残缺不全的典籍，没有独自开辟

译这样的忧虑。因此今天出生的人，转而学习西方学问，得以认识占卜的用途。这只能对明白的人说，难以跟不明白的人讲。风气逐渐开通，读书人知道狭隘浅陋是可耻的。关于西方学问的事，询问的人日益增多。然而也有一两位大儒，傲慢地贬低对方所精通的，不过是象数形而下层面的末节；对方所致力追求的，不出功利范围。凭主观臆断来谈论，不考察实际情况。探讨国家要闻，审视敌人以自我鉴戒的方法，又绝对不是这样的。赫胥黎这本书的宗旨，本来是为了挽救斯宾塞放任自然治理社会的流弊，其中所论述的，与我们古人非常契合。并且在自强保种的事情上，反复多次表达心意。夏日漫长如年，姑且为之翻译。如果有以多符空言、无补实政来责难我的，那本来就不是我所顾虑的。

译光绪丙申年重阳节 严复序

○翻译凡例

一、翻译有三难：信、达、雅。追求信已经很难了，但如果信而不达，虽然翻译了也等于没翻译，所以达更重要。自从海禁开通以来，擅长翻译的人才，到处都有，但随便拿一本书，要求译者能同时做到信和达这两点，这样的人就很少了。其原因在于浅尝辄止，这是第一；偏执一端，这是第二；能辨别优劣的人少，这是第三。现在这本书所论述的，本是五十年来西方人新获得的学问，又是作者晚年写成的书。译文为了阐明深奥的含义，所以在词句之间，有时会有所增补，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对应，但意义不违背原文。题目叫作“达恉”，而不说是“笔译”，是为了便于发挥，这实际上不是正规的翻译方法。鸠摩罗什法师曾说：“学我者病。”后来的人很多，希望不要拿这本书作为借口。

一、西方语言中的名词，多是随举随释，像中文的旁支，后来才远远接上前文，补足意思成为句子。所以西方语言的句法，少的只有两三个字，多的有几十上百个字。假如模仿这种句式来翻译，恐怕一定不通顺；如果删减取巧，又恐怕意思有遗漏。这就要求译者将全文的神韵和道理，融会于心，那么下笔行文，自然就能互相完备。至于原文的词理本来深奥，难以让大众理解，那就需要前后引证衬托，以显明其意。所有这些经营安排，都是为了达，为了达也就是为了信。

一、《易经》说：“修辞立诚。”孔子说：“辞达而已。”又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三句才是文章的正轨，也就是翻译事业的楷模。所以在信达之外，追求其尔雅，这不仅仅是希望它能流传久远罢了。实际上，精妙的道理和微言大义，如果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就容易达意；如果用近世通俗的文字，就难以达意。往往为了迁就词语而压抑义理，毫厘之差，谬以千里。在这两者之间审慎选择，实在是不得已，哪里是为了猎奇呢！我不才的这译本，颇受艰深晦涩的讥讽，实际上是刻意求显，也不过如此。又因为原书的论说，多基于名学、数学、格致学，以及一切专门之学，如果对这几门学问向来未曾涉猎，即使是与作者同国的人，言语相通，仍然多有不能理解的，何况是经过重译的呢！

一、新的道理相继出现，名目纷繁，在中文里寻找，渺不可得，即使有牵强附会的，终究嫌参差不配，译者遇到这种情况，只有自行衡量，根据意义确定名称。但这件事有非常难的，就像这本书上卷《导言》十几篇，是因为正论道理深奥，先铺陈浅显的说法。我起初翻译为“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嫌它滥恶，说佛经里原有这种说法，可以叫作“悬谈”。等到桐城吴丈挚父汝纶看到后，又说卮言既已成滥词，悬谈也沿袭释氏，都不是能自立门户的人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好。穗卿又说这样则篇自成文，对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显晦暗。而悬谈、悬疏等名，悬者即玄也，是撮取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便依照原目，直译导言，而在下面分注吴丈的篇目，以方便读者。这可见定名之难，即使想避免生吞活剥的讥讽，也是不可得的。其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等名，都是由我首创。一个名称的确立，要反复斟酌数月。我的罪过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了保全明智。

一、原书多论述希腊以来的学派，凡是所标举的，都是当时的名士硕儒。流风余韵，西方两千年的民智人心系于其上，研究西方学问的人不可不知道。所以在篇末，略载诸公的生平事业，粗略具备学者知人论世的资料。

一、穷究事理与从政相同，都贵在集思广益。现在遇到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的，就凭我浅陋所知，列入后案，以供参考。偶尔也附上自己的见解，取《诗经》称嘤求，《易经》言丽泽之义。是非对错，等待公论，不敢固执。如果日日标榜自己，就失去我不才怀铅握椠，辛苦翻译的本心了。

一、这译本的翻译，本因为理学西书，翻转不易，所以选取此书，每天与同学诸子相课。等到书成，吴丈挚甫看到后喜欢它，斧正征引，匡益实多。但认为探赜叩寂之学，不是当务之急，不愿问世。但稿本经过新会梁任公、沔阳卢木斋诸君借抄，都劝早日付梓，木斋邮寄给介弟慎之于鄂，也说宜公海内，于是刻印，这还不是我不才的本意。刻完后寄到天津覆斠，才发表例言，并记下缘起如此。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 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天演论上

○导言一 察变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

译争斗，在四季之中，狂风怒号，有的从西方兴起，有的从东方爆发，纵横交错，没有停歇的时候。上有鸟兽的践踏啄食，下有蚂蚁白蚁的啃咬伤害，草木憔悴空虚，瞬间生长又瞬间消亡，荣枯变化只在顷刻之间，无法详细探究。这些繁茂的草木也不过是各自竭尽天然的能力，以保存自己的种族罢了。几亩土地之内，战争激烈。强大的后灭亡，弱小的先灭绝。年复一年，总有一些留存下来。不知道始于哪一年，更不知道止于哪一代。如果人力不介入其中，那么荒野杂乱，长久地互相吞并，混杂追逐蔓延罢了，又有谁来追问呢？

译英格兰南部的荒野，黄芩这种植物生长得很多。这自古以来，在还没有文字记载以前，那些穿着兽皮、使用石斧的原始居民，就已经采集和践踏过它了。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它们的后代罢了。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地轴尚未转动，英伦诸岛还是冰天雪海的区域，黄芩这种植物耐寒，按理说当时应该比现在更加茂盛。这不过是一株小草罢了，但如果追溯它的起源，远到洪荒时代，那么把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年代与之相比，就像涓涓细流对比大江，只不过是小支流而已。所以，那些确定无疑的事情，就是天道变化，不固守旧常。只是从远古到现在，变化是逐渐发生的，见识浅薄的人没有察觉，于是就有了天地不变的言论。实际上，现在所看到的，都是从无法穷尽的变动中来的。在亿万年之中，地球常常移动，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迁移和更替，才形成了最后这种奇特的局面。而且从现在往后，山陵变成山谷，山谷变成山陵，又是可以预知的事情，这是地质学中不可更改的学说。如果对此感到震惊和恐惧，那么寻求证据并不需要去远方。试着在立足的地方，挖地超过几丈深，就会遇到贝壳灰。通过这种贝壳灰，就知道这块土地古代一定是海洋。因为贝壳灰这种东西，是螺蚌脱落的壳层层堆积而成的。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其中很多螺壳还是完整的。如果这块土地以前不是海洋，这些像恒河沙一样多的螺蚌是从哪里来的呢？沧海变成尘土，并不是荒诞的说法！而且地质学家，通过检验各种化石，知道动物和植物各类，大都有变迁，只是变化非常细微，变迁极其缓慢。即使假使我们拥有彭祖和老聃那样的长寿，也是从短暂中观察长久，潜移默化而不知道。这就像寒蝉不知道春秋，朝菌不知道晦朔，就贸然用不变来命名，真是瞎说。

所以知道不变这一说法，绝对不是天道的运行规律。而长久形成万物的道理，反而在于变动不居之中。眼前所看到的，经过二十年、三十年而改变是可以的，再经过两万年、三万年而改变也是可以的。只是根据过去的事情推断将来，变化方兴未艾，不知道极限在哪里罢了。虽然如此，天道运行变化了，但有不变的东西行于其中。不变的是什么？这叫天演。以天演为本体，而它的作用有两个：叫做物竞，叫做天择。万物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在有生命的种类中尤其显著。物竞，就是万物争夺生存。以一种事物与万物争夺，有的生存，有的灭亡，而它的效果则归于天择。天择，就是万物争夺而唯独生存下来。那么它的生存，一定有它生存的原因，一定是它从上天得到的禀赋，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力，与它所遭遇的时代和地点，以及凡是身体以外的外力，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地方。这样之后，才独自免于灭亡，而足以自立。而从它的效果来看，好像这种事物特别被上天所厚爱而选择它生存，这就叫做天择。天择，是选择于自然，虽然选择却没有谁在选择，就像物竞没有什么争夺，而实际上是天下最激烈的争夺。斯宾塞说：“天择，就是保存最适宜生存的。”万物既然争夺生存，而上天又在它们争夺之后选择它们，一争一择，而变化的事情就出现了。”

又按：物竞、天择这两个意义，出自英国人达尔文。达尔文写了《物种由来》一书，用来考察论述世间动物和植物种类之所以繁多不同的原因。在此之前，谈论生理学的人，都主张不同物种分别创造的说法。近百年来的格致学家，稍微怀疑古代说法的不通。如法国人拉马克、居维叶，德国人洪堡、魏尔，英国人威利斯、格兰特、斯宾塞、欧文、赫胥黎，都是生物学名家，先后出现，亲自观察研究，深入探究审慎论述，知道有生命的事物，开始时相同，最终不同。造物主确立一个本源，用大力推动它，而万物之所以达到这样，都是它们自己而已，没有什么创造者。然而这种说法没有广泛流行。到了咸丰九年，达尔文的著作出版，众人的议论一致赞同。从此以后，欧美两洲研究生物学的学者，大体上都尊崇达尔文。而矿业日益开拓，挖地开山，多得古代禽兽的遗骸，它们的种类已经灭绝，是现在所没有的。于是虫鱼禽兽人之间，衔接逐渐演化的事物，日益密集，而达尔文的言论就更加有证据。所以赫胥黎说，古代认为大地静止在天空中央，而日月星辰，环绕周围流动，以大地为主。自从哥白尼出现，才知道大地本是行星，绕着太阳运行。古代认为人类是万物中首先出现的，像天而生，与万物完全不同。自从达尔文出现，知道人类是天演中的一个境界，而且演化而且进步，后来的还在继续，而教会捏土造人的说法，绝对不可信。大概自从有了哥白尼，天文学才明确，也自从有了达尔文，生理学才确切。斯宾塞，与达尔文同时，也本着天演写了《天人会通论》，列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物之事而贯通之，他的学说尤其精辟宏富。他的第一本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的宗旨。第二本书用天演论述生物学。第三本书用天演论述精神。第四本书用天演论述群理。最后第五本书，乃考察道德的本源，阐明政教的条理，而以保种进化的公例要术结束。唉！欧洲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这样的著作。我最近翻译《群谊》书，就是其第五书中的一篇。斯宾塞到现在还活着，年龄七十六岁了。他的全书在去年才完成，所谓体大思精，用尽了毕生的力量。达尔文生于嘉庆十四年，

译卒于光绪八年壬午。赫胥黎于

译乙未年夏天去世，享年七十岁。

○导言二 广义

自从事物更替变迁，而恰好遇到特定的境遇，它的来源没有开端，它的终结没有终点，绵延不断，层层显现、交替更迭，这就叫做世变，这就叫做运会。“运”是用来阐明其迁流变化，“会”是用来指称所遭遇的时机，这个道理古人已经阐发过了。但是古人认为大运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现在所看到的，对于古代来说是重规叠矩；将来再次到来，对于现在来说也是重规叠矩，这却是非常不对的。从我们这一派来看，事物变化的趋向，都是由简单到繁复，由细微到显著。运是常理如此，会则大不相同。假设有动物在眼前，追溯其最初的踪迹，将会看到每一代变化的形体，虽然极其微小，都有迹可循，等到最初的形态，就无法确定它是动物还是植物。凡是这种运行的道理，就是造化之机所以生生不息的精微所在。如果能够静心观察，随时随地都可以察觉。小的极至于爬行倒生的生物，大的放之于日星天地；隐微的则是神思智识之所以有圣有狂，显明的则是政俗文章之所以有沿革。要说其根本大道，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天演罢了。这种学说滥觞于上古，而在近五十年间大为盛行。大概是因为格致学（自然科学）精进了，时时可以加以实测的缘故。

况且自古以来，人们持一种说法来谈论天道，各家尊崇一种原理来论述变化。有的说开辟以前，世界是混沌的，幽暗不明、纠缠不清，等待剖判之后轻清之气上升，重浊之气下沉；又有的说抟土造人，咒日作昼，下至一花一草，蠕动飞行的生物，都是从元始之时，有一个主宰者，发挥张皇，号召安排，从无中生有，忽然间形成；又有的说上天游衍，时时都在鉴察，赐福降祸，冥冥之中实际掌握着赏罚。这些说法非常美好，但无奈它们言论的虚实，绝对无法证明而知晓。所以运用天演的学说，那么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宗派所谓神明创造的说法都不能成立。拔地而起的树木，生长于微如一粒种子；垂天之翼的大鹏，出于细小的一枚卵。它们推陈出新，逐层更换形体，都是衔接细微的变化而来。又有一种不变不离的道理，运行在其中。有因果而无创造，有常规而无奇迹。假如宇宙必定有主宰，那么天演这件事，就是主宰的功能。只是在其确立之时，后果前因，同时具备，不能在机缄已开、洪钧既转之后，再另外设立主宰于其间。因此天演这件事，不仅见于动物和植物两类中。实际上一切民众事物的事情，与宇宙之内每日运作的各种形体，远至于不可计数的恒星，从本原上未曾有开始以前，极至于没有终结以后，没有一样不是天所演化的。所以这件事极其深奥繁复，断不是一本书所能穷尽的。暂且就生理和治功一事，粗略地谈谈。先写导言十余篇，用来贯通其大义。虽然如此，举隅而三反，善于领悟的人如果在这里有所心得，那么掌握奥秘机枢的钥匙，其应用也真正无穷无尽了。

再考察：斯宾塞的天演定义说：“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当它发挥作用时，事物由纯粹而走向繁杂，由流动而走向凝固，由浑沌而走向分明，物质与力量混杂糅合，相互调和而产生变化。”又写了数十万字的论述，来解释这个定义的条例。其文章繁衍奥博，不能迅速翻译，现在就凭记忆杂取而粗略说明，不能详细了。它所消耗的翕以聚质的，就像太阳系太始之初，乃是星气，名叫涅菩刺斯，遍布六合，其质点本来热度极大，其抵抗力也很多，超过吸引力。接着乃是由于吸引力收摄成珠，太阳居中，八大行星在外环绕，各自聚集物质，就像现在这样。所谓辟以散力的，物质聚集而产生热、光、声、动，没有不消耗本力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太阳不如古代的太阳热。地球则日渐缩小，彗星则逐渐迟缓，八大行星的周天运行都日渐缓慢，长久之后将迸入而与太阳合体。又地球进入流星轨道中，就见到陨石。那么处于现在的时代，太阳系不仅散力，即使聚质的事情，也方兴未艾。其余如动植物的生长，国家种族的形成，虽然事物悬殊，都遵循这个条例了。所谓由纯粹到繁杂的，万化都始于简易，终于错综。太阳系开始乃是一气，地球本来是流质，动植物类胚胎萌芽，分工最简；国家种族的开始，没有尊卑上下君子小人的分别，也没有通力合作的事情。其演化越浅，其质点越纯粹。至于深演的时候，器官事物大备，那么事情没有相同的，而互相为用。所谓由流动到凝固的，大概流动的不是别的，这个流字兼指飞质而言。由于质点内力很多，未散的缘故。动植物开始都柔滑，最终乃坚强。草昧之民，大多游牧；城邑土著，文治才兴起，都是这个道理。所谓由浑沌到分明的，浑是芜杂而不精粹的消解，画则有定体而界限分明。大概纯粹而流动的未曾不浑，而繁杂而凝固的，又未必都分明。而且只说由纯粹到繁杂，由流动到凝固，而不说由浑沌到分明，那么凡是事物的病且乱的，如刘、柳元气败坏为痈痔的说法，也将可以名为天演。这就是为什么在二者之外，必定要加上由浑沌到分明而后义理完备。事物到了分明，那么山壮入老，进极而将退了。人老则难以学新，治老

译那么固执于守旧，都是这个道理。所谓物质与力量混杂交融，相互调和而产生变化，也是天演论最重要的义理，不可忽略遗漏。前面已经论述了“辟”用来分散力量。虽然如此，力量不能全部散尽，散尽则物体死亡，天演也就看不见了。因此，在事物演化的过程中，必定有内在的力量，与物质相互调和。力量确定了物质，物质也规范了力量，物质日益变化，力量也随之不同。所以，物体在幼小阶段，多表现为质点之力。什么是质点之力？就像化学中所说的亲和力一样。等到物体壮盛时，则多表现为物体之力。凡是可见的运动，都是由这种力量造成的。再拿太阳系作为比喻，当它还是星云状态时，全局所有的，几乎全是质点之力。到了现在，各个天体在天空中的四方游动，绕轴自转，都是所谓物体之力的显著表现。人体血液经过肺部与氧气结合；食物进入胃中变成浆液，经过肝脏变成血液，这些都是质点之力的作用。感官与外界物体接触，通过神经（涅伏）传达到大脑形成知觉，由知觉产生思维，因思维引发欲望，由欲望支配行动，从欲望产生之前，也都是质点之力的作用。唯独到肺部扩张、心脏激荡，胃部蠕动、膀胱旋转，以及跪拜舞蹈、歌唱呼喊、手脚活动等，则是物体之力了。质点之力与物体之力，互为根本，而有隐微与显见的区别，这就是所说的相互调和而产生变化。天演论的义理，所包容的内容就是这样，斯宾塞甚至将其推广到农业、商业、工业、军事、语言、文学等领域，都可以用天演论来说明它们盛衰变化的原因。如果善于领悟的人深思而有所心得，也是一种乐趣。

译○导言三 趋异

称量万物的数目说是万，这是粗略的估计，万物哪里只是万呢！而人与万物共存其中。人是动物中最灵明的，与不灵明的禽兽鱼鳖昆虫相对；动物是有知觉和运动能力的生命，与没有知觉的植物相对；生命是有形体、具备肢体和器官条理的物质，与没有肢体和器官条理的金石水土相对。凡此都是具有形体可以称量的物质，加上没有形体不可称量的声、热、光、电等各种动力，万物的品类就完备了。总而言之，不过是气质罢了。所以人，是具有气质的形体，拥有肢体、器官条理、知觉和运动能力，而形而上的精神寄托其中使其灵明，这就是人成为生命中最尊贵的原因。虽然如此，人类虽然尊贵，但被气质所束缚，被阴阳的张弛所影响，被排挤激动荡，被驱使而不自知，这与所有有生命的种类没有不同。

有生命的不断繁衍，而天的使命似乎说：让繁衍者各自像它们的父母，而又代代趋向于微小的差异。而且，在周身之外，上承天系下连地，凡是与生命相待的资源，因为喜爱厌恶、拒绝接受的差异，常常似乎偏向适宜的一方，而背离不相容的一方。既然生命已经趋向于代代差异，而寒暑燥湿、风水土谷，以及一切动植物，那些与生命相接相害的，又常常在其中有所偏向。于是，相适者通达，不相适者困顿；相适者长寿，不相适者夭折。每天计算不觉察，每年比较有余量，久而久之不相适者将灭亡，而相适者生存并独自传承种族，这就是天之所以进行选择的原因。而且事情不止于此，现在生命繁衍这件事，繁殖逐渐增多，相互叠加而繁盛，实在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而地力有限，那么供养生命的事情，常常受到限制而不能超越。因此通常的方法是雌雄结合而繁衍，祖孙两代相传，人口增加三倍，用有限的资源供养无穷的繁衍，万物既然各自爱惜自己的生命，如果不出现争斗，将如何获得生存呢？不一定在事情上争斗，本来常常在形体上争斗。假使说谦让，效果与争斗相同。为什么呢？得到的只有一个，而失去的终究有徒劳。这就是物竞天择的理论，所以坚决认为不可改变。从反面来寻求，如果含生之伦，各类都相同，绝无少许差异，那么天演的事情，就没有兴起的根源。天演是以变动不居为事的，如果与生命相待的资源，对差异者没有偏向，那么天择的事情，也将消失。如果供养生命的物质，永远与生命相适应于无穷，那么物竞的理论，也就没有施展的地方，争斗本来起于不足。既然天演已经兴起，这三个道理不可偏废。没有差异、没有选择、没有争斗，只要有一个是这样，就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再考察：学问格致之事，最担心的是人们习惯于耳目的肤浅近便，而常常忘记事理的真实。现在如物竞的激烈，士人如果不是抱有深思独见的明智，就不能窥见其万一。英国计学家即理财之学。马尔萨斯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几何级数者，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谓设父生五子，则每子亦生五孙。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孳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二十五年其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生子最稀，莫逾于象。往者达尔文尝计其数矣，法以牝牡一双，三十岁而生子，至九十而止，中间经数，各生六子，寿各百年，如是以往，至七百四十许年，当得见像一千九百万也。又赫胥黎云：大地出水之陆，约为方迷卢者五十一兆。今设其寒温相若，肥确又相若，而草木所资之地浆、日热、炭养、亚摩尼亚莫不相同。如是而设有一树，及年长成，年出五十子，此为植物出子甚少之数，但群子随风而扬，枚枚得活，各占地皮一方英尺，亦为不疏，如是计之，得九年之后，遍地皆此种树，而尚不足五百三十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六垓方英尺。此非臆造之言，有名数可稽，综如下式者也。

草木的繁茂滋生，按数字计算如此，而地上各种植物，按事实考察又如彼。那么这里所说的五十个子，至多不过百一二存而已。而且其独存众亡的原因，虽然有圣者也不能知道。但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物竞。竞而独存，其原因虽然不可知，但可以稍微推测而论之。假设当群子同入一区之时，其中有一个，其抽芽独早，虽半日数时之顷，已足以尽收膏液，令余子不复长成，而此抽芽独早的原因，或辞枝较先，或苞膜较薄，皆足致然。假设以膜薄而早抽，则他日其子，又有膜薄者，因以竞胜，如此则历久之余，此膜薄者传为种矣，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天择。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这不仅物然而已，墨、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

译萧瑟衰败的景象，这难道一定是因为大肆掠夺、残酷剥削之后才导致的吗！维持生计的资源，其总量增加是有限的。有手段的人既然大量攫取而变得富足，没有能力的人自然只能少量获取而陷入贫乏；富足者接近昌盛，贫乏者濒临灭亡。这是那些洞察事理、知晓细微的士人，之所以感到惊心动魄，在谋求群体保全与进化的宏图时，认为那些仅仅高高在上地空谈夷夏高低优劣的人，对实际事务是深切无益的。

译○导言四 人为

前面所说的，大抵都取比喻于天然之物。所谓天然，并非别的，凡是未经人力修治和施设的，就是天然。现在试着设想一块地方，在深山广野之中，或者在极远荒僻的边地之外，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人迹到达，或者曾经开垦过但荒废多年，如今放眼望去全是蓬蒿，毫无路径，荆棘茂密，无法梳理。那么人们会说：这地方荒秽得太过分了！然而要知道，这些蓬蒿荆棘，既然不借助人力而自然生长，就是当地最适宜的物种，是上天所选择的。忽然有一天，有人来铲除秽草，砍掉恶木，四周筑起围墙，纵横划分十亩土地，再种植美好的花卉，栽培优良的竹木，在九畹之地滋兰，在千头之地种橘，凡是当地原本没有、而主人所喜爱的，全都移植培育在其中。这样便形成了十亩园林，围墙以内的所有东西，与围墙以外自然生长的东西，截然不同了。围墙以内，不仅沟渠田埂、栏杆扶手，都可见精心构思，就是一草一花，也经过匠心设计。实在不能说草木是天然形成的，而围墙房屋才算是人为的；即使说这一切都是人为的，也未尝不可。只是这园林既然依靠人力建成，尤其必须依靠人力来维持长久，势必时常加以修缮，每日从事修剪，这样才能期望种种美观得以长久保持。假如废弃而不治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外面高耸挺立的，将倒塌而日渐低矮；中间清澈明净的，必浑浊而日渐堵塞。飞鸟啄食，走兽践踏，虫豸蛀蚀，莓苔加速其枯萎。那些与当地最适宜的蔓草荒榛，有的顺着缝隙蔓延缠绕，有的借着飞散的种子播殖，用不了一两百年，将只见地基尚存，蓬蒿满目，旧主人手脚劳作的功绩，渐渐看不见了。于是青青的野草又战胜并独自存在，而遗忘了那些适宜的物种。这是尽人耳目所及的事实，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个比喻，想要说明什么是人为，这十亩园林，正是人为的一个例子。大抵上天生养人类，周遍于身体的叫做力，叫做气；安住于内心的叫做智，叫做神。智力兼施，用来离合万物，从而成就上天所不能自行成就的，叫做业，叫做功，而通称为人事。从古代的土铏洼尊，到今天的电车铁舰，精粗截然不同，但人事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人事，是用来补救天工之不足的。虽然如此，如果揣度其本来意义来说，那么岂止是莽莽荒荒、自生自灭的东西出于天生；就连这花木亭垣，凡是我们所辅助裁成的，又何尝不是出于上天的力量呢？说人巧足以胜过天工，这话固然不全是虚妄。但是，这顶天立地、手能攫取、足能行走的人，也是上天所赋予的，而且岂止形体如此。所谓运用智虑成为才能，制定行为成为德行，凡是一切区别于草木禽兽的地方，一一都秉承常理法则，无法逃脱天命而独自尊贵。由此来说，那么即使有出类拔萃的圣人，建立百姓从未有过的事业，但从承受本性、降下中正之气来说，实在与昆虫草木同类。贵贱不同，终究是天演所包容的罢了，这是穷究事理之家的公论。

复案：本篇说，物不借助人力而自然生长，便是当地最适宜的物种，这话固然正确。然而如果不分别看待就会误导人，这是不能不讨论的。赫胥黎在这里所指的最适宜，仅就本土原本存在的各种物种中，标出最适宜的一种罢了。这样说，这话自然不可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最适宜就不能独自生存、独自兴盛。但是，如果这种物种与原本不存在的新型物种竞争，那么胜负的机率，它是否还能成为最适宜，就全不可知了。大抵四通八达的地方，接壤绵延遥远，新物种容易传入，物种竞争历时较长，聚集的物种也多。至于像岛国孤悬，或者国家在内陆，而有雪山沙漠阻隔，那么其中的物种竞争较窄，暂时成为最适宜。外来的物种闯入，新的竞争再起，往往年月之后，旧物种渐渐湮没，新物种相继兴盛。这是自从舟车交通发达之后，特别常见、屡见不鲜的事情。譬如美洲从前没有马，自从西班牙人运载而来之后，如今不仅家家有这种牲畜，而且落入荒山林野，反而成为野种，族群聚集繁衍。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没有老鼠，自从欧洲人到那里，船上的老鼠登陆，至今遍地都是老鼠，与欧洲无异。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从安息小蟋蟀入境，消灭了旧种，如今反而难得见到。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于鸣叫，后来忽然出现斑画眉，不知从何而来，不善于鸣叫却繁衍兴盛，善于鸣叫的画眉日益稀少。澳洲土蜂没有针，白窝蜂有针的入境，没有针的土蜂不出几年就灭绝了。至于植物，中国的蕃薯来自吕宋，黄占来自占城，蒲桃、苜蓿来自西域，薏苡载自日南，这些都见于史传。南美的番百合，西名哈敦，本是地中海东岸的物种，一经移种，如今南美拉百拉达，往往蔓延数十百里，放眼望去没有其他草木。其余由欧洲传入印度、奥地利的动植物尚多，往往十年以外，就遍布其境，比起本土，繁盛有加。事物有迁地而良到这种地步，谁说一定是本土固有的，才能称为最适宜呢？唉！岂止是动植物而已，

译如果认为人口必须固守本土才最适宜，那么美洲的红种人、澳洲的黑种人，自从与外界交通以来，为何每年都在减少？而伯林海的甘穆斯噶加地区，以前土著居民有几十万人，近来却只有几万人，存活者不到十分之一，这是俄国人亲自告诉我的，并且说超过这个限度恐怕还会更少。既然生存竞争已经兴起，失败者日渐消亡，仅仅人口众多，哪里值得依赖呢！哪里值得依赖呢！

译○导言五 互争

质疑的人说：如果相信这种论断，那么人类治理与天道运行，就都等同于天演了。按照名学的原理，事物不相互抵消才叫“同”，功效不相互破坏才叫“同”。前篇所论述的，两者相反相毁的道理已经很明白了。用矛去刺盾，互相抵触，这确实是背道而驰无法调和的。像这样，难道名学的原理，有时是不可信的吗？

回答说：以上所阐明的，处处都有事实为证。如果名学坚持认为相反相毁的事物不出自同一本源，人类治理与天道运行不能都称为天演，那么理亏的将是名学。道理要以事实来验证，事实既然如此，是不可歪曲的。园林台榭，说是人力造成的成果可以，说是天机的发动，而诱导人心借助人的功力来成就它，也未尝不可。唯独在人力施加之后，天道运行时时处处想要摧毁它的成功，务必让它恢复原状才罢休。如果治理园林的人不能时刻关注它，那么经过长久岁月，其成果必定归于乌有，这是事情必然发展到这一步，无可奈何的。现在比如河中的铁桥，沿河的堤岸，两者都是天然材质与人工巧思，相互资用而成物的。然而狂风早晨吹过，机械部件暗中受损；潮水晚上上涨，基础微微动摇；况且冷热涨缩，榫卯不得不松动；雾凇暗中滋生，锈蚀涩滞不能不增长，更不用说开合动荡之日有损伤的了。所以桥梁必须每年勘验修缮，堤岸必须时常培筑加固，这样之后才可以利用且长久。所以借助人力来成就事务的是天，凭借天然资质来建立功业的是人。而在事务成就、功业建立之后，天与人势不两立，好像一定要让它们回归本源、返归初始才满意。不仅前面的一两件事是这样，小的方面如种植畜牧的细微之处，大的方面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事务，无处不是天人互相争夺的境地。它们的本源固然相同，其末流却分岔了。听的人怀疑我的话吗？那么何不看看拉弓，拉弓人的两只手，支撑左边而弯曲右边，力量同出于一人，而左右相距。那么天道运行与人类治理的相反，其本源为什么不能相同呢？同出一源而相反，这正是成就变化的原因啊。

再次按语：从上面两篇，可以看出斯宾塞、赫胥黎两家关于治理的说法不同。斯宾塞论治，大旨在于顺应天道，而人事作为辅助，就像黄老之学明白自然，而不忘宽厚仁爱是已。赫胥黎在其他著作中，也十有八九主张顺应天道的说法，唯独在这本书中，对此加以驳斥。大概是为了纠正持前说而过分的人而设的。斯宾塞的话说：人应当吃饭的时候，自然就会觉得饥饿想吃。现在假设去掉饥饿而想吃这种自然本能，有良医，深究饮食的道理，制定程度，像学习有课程一样，那么即使有最精当的程度，我知道人因为忘记吃饭而死的必定接连不断。万物没有不慈爱其子嗣的，这是物种得以传承的原因。现在假设去掉其自然爱子的情感，那么即使深切告诫，以保全世道、延续宗族为重，我知道人类早就灭绝了，这是尤其明显显著的。由此推论，凡是人生保身保种、合群进化的事情，凡是应当做的，都有其自然的本能，暗中驱使而潜在引导，事情越重要，情感越殷切。假设抛弃这种自然的机制，而用学问理解来替代，使知道之后才去做，那么日常行为，已经极其纷繁复杂，即使有圣人，也不能一天实行。于是质疑的人说：确实如此，那么世上那些放任情感而过分的人，又为什么比比皆是呢？回答说：放任情感而达到过分，其开始必定是因为违背了情感。饿了就吃，吃了就饱，饱了还吃；渴了就喝，喝了就滋润，滋润了还喝。直到违背久了成为习惯，习惯一旦形成，日益顽固，这才产生祸害。所以您所说的，是放任习惯，不是放任情感。如果其开始，顺其情感而停止，那么怎么能过分呢？学问的事情，用来规范情感，使它不至于成为习惯而危害生命。斯宾塞顺应天道的说法，大概如此。

○导言六 人择

天道运行与人类治理，常常相互破坏而不相互成就，这固然没错。然而人类治理之所以有功，就在于反对此天道运行的缘故。怎么证明呢？天道运行以物竞为功，而人类治理则以使物不竞为目的。天道运行倡导化育万物的机制，设定已然的环境，万物各自争夺生存，适宜的自立。而且由此而自立的强，强的昌盛；不自立的弱，弱的灭亡。都悬置极可信的法则，而听任万类自己决定。至于人类治理则不然，确立所祈向的事物，尽我们的力量，为了达到适宜，以辅助匡正它，使它能够自我保存，以可久可大。请申述前面的比喻，物种的滋生无穷，常在咫尺的土地上，其膏液雨露，仅够滋养一株的生长，却杂投数十百株芽苗在其中，争夺长养。又有旱涝风霜的肆虐，锄去弱的而种植强的，等到一株独自繁荣，这岂止是坚韧胜过平常而已，必定具备与环境推移的能力，又或许蒙受天幸，然后才能高耸而后亡，从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争夺生存的艰难，有如此者。至于人类治理又怎么样呢？天道运行所保存的，固然现有最适宜的。然而这最适宜的，从人的观点看，不必是最美而适用的。所以人类治理的兴起，常兴起于人的有所选择。比如草木，必定选择所爱与利者而种植。既种植了，则必定使地力宽饶有余，虫鸟勿蠹伤，牛羊勿

译对于树木的栽培；干旱时灌溉它，霜冻时覆盖它，爱护并保养它，直到它长成繁盛才停止。为什么呢？因为主人本来认为这是美好的利益。如果它的果实、木材和树荫，常常符合主人的心意，那么爱护保养的行为，自然会相互牵引而更加长久；又假如天时、地利、人事，与开始时没有太大差异，那么主人对它的庇护，也能被这棵树长久保持，这就是“人胜天”的说法。虽然如此，人战胜天也是有限的。假如所治理的园林，位于大河岸边，一旦草料供应不上，担心被河水淹没，那么主人在这种情况下，连自救都来不及，还顾得上树吗？即使日后河水退去，平沙无边，茅屋之外，没有东西能生长；又假设地轴逐渐转动，那地方变成了冰原，那么这些树木也就无法种植，这就是“天胜人”的说法。天与人之间，常常像这样相互胜负。所谓人治有功，在于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大概虽然辅助、促成、保存其善的一面，但必须依赖自然运行的力量，才能成就事业，达到期望。物种相互竞争，又各自像其祖先，而代代趋向于微小的差异，因为有差异，人就选择加以培养。比如种植树木的人家，果实花叶，有不如意之处，他们就逐渐淘汰劣种，逐渐选择良种。物种竞争依然如故，只是以前的竞争，是适应自然；以后的竞争，是适应人。其生存的结果是一样的，但生存的原因不同。像这样积累而上行，劣种日渐消亡，良种日渐增长，其效果远远超出期望之外，这就叫做“人择”。人择而有功，必须能够充分发挥物的本性才可以。唉！这真是人口繁衍、物资聚集、国家富强的秘诀，千万不要对粗疏浅薄的人说。

译再按：达尔文《物种起源》说：人工选择这一方法，在种植和畜牧方面的功用，极其奇妙。运用这种方法的人，不仅能选取群体中的优良个体进行繁育，淘汰劣等个体，而且能彻底改变原始品种，以至于变得无法辨认。其过程如同按图索骥，所需时间可以预期。过去曾见过撒克逊人养羊，每月三次将羊放在案台上，仔细检验其体型、羊毛和角，详加评定，这与金石学家鉴赏古器物没有两样。这种技术的要点在于识别细微的差异，选择所期望的方向，经过积累使之显著而已。然而施行此术最难，若非独具眼力，能察觉毫厘之间的差别，就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在一千个牧人中，大概难找到一个。如果具备这种能力，再加上巧妙的练习，几年之间，必定能获得巨大的财富。欧洲在养羊和养马方面，尤其显著。有时也采用杂交的方法，所以真正优良的品种，价格昂贵，但很少见效；见效的，必须雌雄亲缘关系相近，生出的后代才真正优良，没有退化返祖的弊端。畜牧如此，种植也一样，只是事情稍容易些，因为改良品种的速度较快，易于选择罢了。

○导言七 善败

天演论的观点，如果再用开垦荒地的事情来比喻，其道理将更加明白易懂。现在假设英国有几百人，因为本国人口稠密，谋生艰难，发愿前往新地方开垦。满载一船，到达澳洲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南部有一个小岛。他们弃船登陆，耳目所接触到的，水土、动植物，各种族类，冷暖干湿，都与英国大不相同，没有相同的。这几百人，披荆斩棘，开辟荒地，焚烧山林沼泽，驱赶猛兽虫蛇，不让它们与人争夺土地，方圆百里之内，竟然形成了城邑。进一步种植英国的谷物，栽培英国的水果，引进英国的犬羊牛马，让它们在其中游息繁殖，于是百里之内，与百里之外，不仅人种截然不同，动物植物，也大为不同。所有这些都是人为的结果，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所以这件事与前面比喻的园林，虽然规模大小悬殊，但其道理是一致的。然而人事建立了，而那地方的自然规律依然如故，物竞天择也依然如故。以一朝的人为努力，突然出现在数千万年的自然演化之中，与之相抗衡，或者小胜而勉强生存，或者大胜而日益开拓，或者失败而消亡无遗，这就取决于这几百人的人为努力如何。如果他们通力合作，并且常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养生送死的事情完备，从而安顿他们的身体；推选赏罚的约定明确，从而平息他们的气愤，那么不到几十年几百年，就可以蔚然成国。而土著的物种产物，凡是能够驯服顺从的，都能逐渐同化相安，转而为我所用。如果这几百人懒惰粗鲁，愚昧不仁，不能相互友爱帮助，反而耗费精力于互相攻伐，那么客主之势既然不同，那些旧有的物种就能借此获利，灭亡的祸患，早晚之间就会到来。即使一同带来的禾稼瓜果牛羊，有的因为无所依托而消亡，有的进入其中而与旧有的物种一起同化。不到几十年，将只见到山高水深，而开垦荒地的事业就废弃了。这就是说不懂得使自己达到最适宜的状态，不被自然所选择罢了。

再按：历来开垦荒地的利弊，最能检验民种的高下。西方自明代以来，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都能渡海得到新土地。而最后英国的民众，在开垦荒地方面却特别显著，前几个国家相比之下，落后多了。西边有美国，东边有印度，南边有好望角的新大陆，计算其疆域，几乎与欧亚大陆相当。这不仅是习惯航海擅长商业、狡黠坚毅所致，也是其民众能够自我治理，懂得合群之道胜过别人罢了。所以霸主的民众，只知道接受统治而不知道自我治理，那么即使给予土地，也不能长久居住。而在霸天下的时代，君主有开拓疆土，民众却没有开垦土地。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以前没有开垦土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国在乾隆、嘉庆以前，确实是霸权不制的国家。中国二十多个口岸的租界，英国人居住其中的，多的不超过一千，少的不到一百，而制度井然，隐隐然像敌国一样。我们福建广东的民众流落到南洋美洲的，到处以亿计，然而终究不免成为别人的奴仆被驱赶斥逐。可悲啊！

○导言八 乌托邦

又假设这几百人之中，有一个超出众人的领袖，他的聪明智虑超出众人，就像常人超出牛羊犬马一样，幸运地被众人推举信服，立他为君主，以期人治必定伸张，不被自然规律所战胜。作为君主，他的措施应当如何，也不过是效法园丁治理园圃罢了。园丁想要草木生长，凡是能危害草木的，无不铲除消灭。圣人想要治理兴隆，凡是不利于民众的，也必定有办法灭绝禁止，使它们不能与民众竞争生存。所以他作为草创时期的君主，对于荒草、猛兽、戎狄，必定有焚烧、驱赶、抗击的事情。他所尊崇显扬选举来辅助治理的，只有贤能的人，也就像园丁对于果实花叶，他所培养养护的，必定是适口悦目的。况且既然想要民众合力智力与外部竞争，那么民众就不可互相争斗以自弱。于是寻求得到他们争斗的根源，认为争斗常起于不足，于是为他们制定恒产，使民众各自满足生活，不要常常恐惧被强者

译聪明狡黠之人所兼并的；确立一国的公是公非，以此来制定刑罚与礼制，使百姓各自认清自己的边界，不互相侵夺，太平的治理便由此奠基。然而，用人为的努力去对抗自然的运行，其形势本来常常会有所屈服。屈服则教化不能推进，而民生因此凋敝，这必须寻求适宜的方法来辅助它，然后事业才可以长久宏大。因此，百姓屈服于寒暑雨晴的变化，就提供适宜的衣服宫室；百姓屈服于旱灾水涝，就提供适宜的水库沟渠；百姓屈服于山川道路的险阻深远，转运艰难，就修筑道路、桥梁，发展漕运、舟车。制造蒸汽电力等各种机器，是为了成倍增加人力畜力的功效；提供医疗药物，是为了救治百姓的瘟疫天折；设立刑狱禁制，是为了防止强弱愚智之间互相欺压掠夺；建立陆海各军，是为了抵御异族强邻的侵犯侮辱。凡是这样的设施，都是因为民力有所屈服，而提供适宜的措施，务必使百姓依赖自然的部分，一天天减少；而依靠人力自足的部分，一天天增多。况且圣人知道，治理百姓的人，本来就是从被治理的百姓中产生的。凶险狡诈的百姓，出不了廉洁公正的官吏；苟且懦弱的民众，出不了神武英明的君主。所以想要达到大治的兴盛，必须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三者之中，寻求根本。因此又设立学校庠序。学校庠序的制度完善，然后智慧仁爱勇敢的百姓才会兴起。智慧仁爱勇敢的百姓兴起，就有了作为群体力量和群体策略的凭借，这样之后，国家才会一旦富裕就不可再贫穷，一旦强大就不可再衰弱。唉！治国达到这样的地步，也就足够了。

译然而观察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却与我们园丁培育草木的方法，其道理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假如在圆形的车舆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百姓和乐安详，国家所拥有的一切，都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和供给他们的需求，所谓自然运行、万物竞争带来的灾祸，在这个国家里都看不见，只有人为的治理被尊崇，人们处处有所依靠而没有恐惧。下至一草一木、一禽一兽这样微小的事物，都是用来娱乐性情、适用生活的资源，只有利益而没有危害。又因为兴办学校，刑罚适中，举措公正，所以百姓中品行不端的人日益减少，品行良善的人日益增多。逐渐发展到每个人都懂得自己职责所在应当做的事，本性中固有的分内事，共同合作，互相扶持，从而进入治理教化没有穷尽的美好境界。像这样的群体，是古今世间从未有过的，所以称它为乌托邦。乌托邦，就是没有这样的国家的意思，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罢了。然而如果后世真的有这样的国家，它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将不是依靠顺应自然运行的规律，而是依靠尽力于人为的治理，这是可以明确认知的。

再考察：这篇文章所论述的，像“圣人知道治理人的人，赋予被治理的人”以下十几句话最为精辟。大概西方谈论治理的学者，都说良好的治理如同草木，而民众的智慧如同土地。民众的智慧一旦开启，那么下达政令就像流水的源头，良好的政令不期望推行而自然推行，而且一旦推行就无人能废除。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良好的政令，换个地方就不好。淮河的橘子移到北方变成枳，这是一；人在政举，人亡政息，最大的功效，不过形成一治一乱的局面，这是二。这些都是各国经历试验验证过的。西班牙民众最信奉宗教，但智慧低下，所以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得到菲利普二世作为君主而非常强大，贯通美洲，占据南美，而欧洲也几乎被他统一。南洋吕宋岛，名叫菲律宾的，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他所获得的土地。到了万历末年，菲利普二世去世，继位的人平庸昏暗懦弱，国家于是大大衰弱，完全失去了欧洲已经获得的土地，贫困削弱饥荒，百姓无法生活。直到乾隆初年，查理三世掌权，勤奋努力二十多年，国家势力再次振兴，然而民众智慧没有开启，终究不好。所以到了乾隆五十三年，查理三世去世，国家又大大衰弱。虽然从道光、咸丰以来，西方各国治理教化宏大开展，西班牙立国其中，不能没有磨砺，然而至今还不足以成为第二等强国。至于建立政令的时候，民众智慧高低，难易尤其明显。像英国平定税赋一事，明计学者坚持很久，然而最终没能实行，因为道理太深，而国民至死都不明白的缘故。后来议论的人用理财启蒙等书，下令乡村学校学习，到了道光年间，于是阻力消除，而政令大行，全国都蒙受其利了。谈论治理而不从教育民众开始，只说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又说非常规的根源，普通百姓所恐惧的，都是苟且的治理，不足以在万物竞争之后保存国家。

○导言九 淘汰蕃息

虽然如此，假如真的有这样的一天，而一定说它的兴盛可以长久保持，这又是错误的说法。大概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而包含生命的类群，没有不繁殖的，喜欢雌雄的结合，而保护爱护所生出的，这是没有进化与有进化的民众所相同的。当治理没有进步的时候，死于水旱灾害的有，死于饥寒的有。而且战争刑罚疾病瘟疫，没有进化的国家，其死亡民众尤其严重。大乱之后，景物萧条冷落，无异于新建立的国家，那些流徙而转死于沟壑的人很多。等到新的治理出现，万物竞争平息，民众获得休息的地方，休养生息聚集，各自繁衍子孙。三十年以后，小城镇人口自然加倍。用有限的土地财产，供给无穷的繁殖，不足就争夺，干戈又动，周而复始，循环没有尽头，这就是天下生命之所以一治一乱的原因。所以治理越隆盛则民众越休息，民众越休息则其繁殖越快。而且道德智慧都高，自然运行的危害既然有防备而战胜它。这样经过十几代、几十代以后，必定神通如景尊，能用两个馒头，哺育四千人才可以。不然，人道既然各自争夺生存，不出于争夺，将出于哪里呢？争夺则万物竞争兴起、自然运行发挥作用，所谓极盛治理的隆盛，就突然不能维持一天了。所以人为治理，是用来平息万物竞争的，而万物竞争就潜伏在人为治理的大成之中，这确实是人道物理的必然，明显如日月必定出入，不能用美好的言辞修饰，苟且用来欺骗自己。

假设前面所说的首出庶物的圣人，在那个新建立的乌托邦之中，而有这样的一种境界，这作为他所预先知道的，本来何待讨论。然而我们小人，试着推测他挽回的方法，那么就按照道理可以知道来说，也不过两条途径罢了。一条是听任其繁殖，到了人口过多食物不足的时候，慢慢谋划处置的方法；一条是按照食物数量来生存，设立嫁娶收养的限度，使没有人口过多的时候。从前者来说其方法，就是现在英国、法国、德国等邦所使用的。然而不过是把密集的地方移到稀疏的地方，从这里汲取注到那里，以邻国为壑，会有穷尽的时候，穷尽则大争夺仍然兴起。从后者来说，那么不论限度的极难确定，即使微积分的方法，格致之学，日益精密，而限度明显可以确立，而执行法律的方法，将从哪里出来呢？这又是事情极难的了。于是议论的人说：这不难，天下有骤视

译如果表面上看似不仁，但实质上却是极致的仁爱。人口过多必然导致争夺，争夺就必然会有人被消灭，而被消灭的人未必都是不善之人。那么为什么不趁这个时候，先去除那些不善之人而保留善人呢？圣人治理百姓，就像园丁治理草木一样。园丁对待草木，过于繁盛就剪除它罢了，扭曲臃肿就拔除它罢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所培育的，都是美好的花朵和珍贵的果实，而且种类日益精进。去除不成材的而培育成材的，治理国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那些病弱、愚钝、残疾、癫狂丑陋、盲聋、狂暴的人，不必全部杀掉，让他们鳏居、寡居，使他们没有后代留下，不也可以吗？让居住在我的土地上并繁衍后代的，一定是强壮俊美、圣明智慧、才能杰出的人的子孙，这才是真正大治所期望的，又何必担忧人口过多呢？主人说：是的，是的，希望与客人再详细探讨一下。

译再按：这篇中客方的言论，与希腊亚里士多德所持的论点大致相仿。又如关于婚嫁年龄限制的政令，瑞典旧时实行，百姓欲婚嫁者，须向官府申报，查验家产达到标准者，才允许结合。然而此令虽行，风俗反而更加淫乱放荡，私生子满街都是，育婴堂拥挤不堪无法收容，所以此令不久便废除了。

○导言十 选择之难

进化论者将选择良种、保留优良的方法应用于种植和畜牧之间，而获得繁盛硕大、茁壮成长的成效，如同契约注定一般必然。于是他们认为，人虽然是生物中的一类，虽然智慧与愚笨有所不同，但血气之躯，繁衍种类，所谓祖先先于生肖，代代趋向细微差异，与动物植物各类并无不同。如今我们的方法既已用于草木禽兽而大见成效，施行于人类，为何不能有功呢？这种说法虽然看似骇人听闻，但抓住事实而要求成效，则确实有必然的道理。只是这选择与保留的事情，将由谁来承担呢？从前在开垦荒地建立国家时，起初设立一位主治之人，所以说他的远见卓识，必定超出常人，就像常人超出牛羊犬马一样，大概必须如此而后才能独断专行。果真能如此，那么无论是像亚洲各国，只要聪明的人作为元首，天下没有敢违背意志的至尊；还是像欧洲，上天听民声，上天看民意，公举公治的议院，无论是独裁还是合议，圣明智慧同样优秀，那么托付给主治之人可以，托付给选择良种、保留优良也可以。但不幸纵观这三大洲六十多个国家之间，上下六千多年的记载，这种远见卓识、超越同类如前所述的人，尚且断然未曾有过。

况且选择良种、保留优良的方法，用于种植畜牧而大有功效，是因为所选择的是草木禽兽，而进行选择的是人。如今却让人选择人，这何异于上林苑的羊，想要自己成为卜式；汧渭之地的马，想要自己成为伯翳，多见其不知自量罢了。查原文用的是白鸽想要自己成为施白来。施，是英国人中最善于养鸽的人，我改用中国的事例。况且想要由此法施行，那么操持选政的人，不仅要有如神明般的远见卓识，而且必须有极其刚强暴戾、忍心决断的姿质才可以。刚强暴戾、忍心决断确实不难，雄主酷吏都能很好地做到。唯独是先觉之事，则受限于天赋，必定不可以人力勉强。况且这种才能不仅求之于一个人很难，即使集合一群人的心思才力去做，也将不可得。很久以来，集合众人的愚昧不能成就一个智慧，聚集众人的不肖不能成就一个贤人！况且从来人种难以区分，比起飞禽走兽，何止十倍百倍。常有孩童，性情品格，父母视之为平庸之子，亲戚党羽目之为劣等之子，温和未加考验，不比别人。等到磨砺世事，变动光明，事业声名传播，赫然惊动世俗，国家蒙受其利，百姓拥戴其功。我知道聚集百十个儿童于此，让进化论者凭其本事，恣意抉择，判定某人为贤为智，某人为不肖为愚，某人可以成家，某人应当鳏寡，随机决断，没有差错，用来选择良种、保留优良，事情等同于种植畜牧。未来不可知，若今日的本事，尚且不足以企及此也。

○导言十一 蜂群

所以首出庶物的神人既然已经渺茫不可得，那么所谓选择之术便不可行。由此可知以人代天，其事必有所终结，这是无可奈何的。况且这些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缘故，其道理极为微妙难思。假如没有得到合适的人，而想要贸然施行此术，将不仅对治理无以复加，而且恐怕此术果行，那么其群体将涣散。大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能够结群。只要深思其能够结群的原因，那么其道理就显现了。虽然如此，上天化生万物，以群体立足的，不只是人类而已。试略举之：禽类中有群体的，如雁如乌；兽类中有群体的，如鹿如象，如美洲的野牛，非洲的狒狒，尤为显著；昆虫中有群体的，如蚁如蜂。凡此皆因其有群体，以在物竞之际自我保全。如今我将就蜂的群体来论述，其与人的群体，相同还是不同？我想都可以深思，借此阐明进化之理吧？

蜂的群体，仔细观看，乃真有符合古代井田经国之规，而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的极致准则。再按：古代的井田与现在的均富，以进化之理及经济学公例论之，乃是古代没有此事，现在不可行的制度。所以赫胥黎在此意含滑稽。以均富言治者说：财富不均，是动乱的根源。一群百姓，应当通力合作。但必须各事其所能胜，各养其所欲，平均齐一，没有分别。在上者的职责在于察贰廉空，使各得其所愿，而没有兼并，那么太平就出现了。这种方法就是蜂道。蜂有后，蜂王是雌性所以说后。其民雄性懒惰，而操作者半数雌性。采花酿蜜者皆雌性而不交配不孕，其雄性不做事，俗误为雌性，呼曰蜂姐。一壶之内，按口计禀，各致其职。昧旦而起，吸胶戴黄，制为甘芗，用以相保其群之生，而与凡物为竞。其为群也，动于天机之自然，各趣其功，于以相养，各有其职分之所当为，而未尝争其权利之所应享。是辑辑者，为有思乎？有

译这究竟是出于情感吗？我无法知道。从可以认知的方面来说，不过是最粗浅的知觉和运动罢了。假如这个群体中有劳心者，那一定是那些雄蜂，它们不从事劳作而懒惰。因为它们有空闲，所以它们的意识和智谋，一定是上天所赋予的，都是生来就具备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也不是通过领悟而获得的。假如其中有劳力者，那一定是那些半雌性的工蜂，它们忙碌地度过一生，从事酿造和积蓄的工作，而它们所获得的食物，仅仅勉强足以维持生存。这些细腰蜂，一定是安然地按照本性行事，而不是遵循墨家的兼爱之道去为人，也不是遵循杨家的为我之道去利己。这两类蜂自从破茧化羽而来，它们的能力就已经各自具备了。那么，蜂群的形成，不是由外物所安排，而是由上天所造就，这是显而易见的。上天造就这个群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赋予它们生存的本能欲望，辅以自动运动的机制，然后用物竞天择来陶冶和锤炼它们，使那些相似且代代变迁的物种，自然规范于最适宜的状态，以延续其种族。这是从远古以来，积累其渐变的功效，从而达到这种状态的。

译○导言十二 人群

人类之所以结成群体，起初也是受自然本能的驱使吗？还是上天所设定的，而非人力所能为的呢？群体发端于家庭，起初不过是夫妇与父子的结合，结合久了联系就越加牢固，人口日益繁衍，那么他们相互为生养保护所做的事，也就越发完备。所以宗法制度是群体形成的起源。像这样的群体，联合起来与外部抗争，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可以无所畏惧，从而得以生存。大概只有消除内部的争斗，然后才能变得强大，从而战胜外部的争斗，这是人类群体与飞禽走兽、蠕虫游鱼等群体相同的地方。那么，人类与虫类之间，终究没有区别吗？回答说：有区别。鸟兽昆虫对于群体，是因为出生而具有形体，爪牙翅膀，各自坚守其能力，只能专一而不能兼二，就像蜜蜂那样。雌蜂雄蜂，一旦形成形体，那么器官与身体都具备，勤勉地趋向于同一职责，以此度过一生，以此对群体发挥效能罢了，又哪里知道其他呢？假使有知识，也只是这一种知识；假使有嗜欲，也只是这一种嗜欲。为什么呢？因为形体已经固定了。至于人就不是这样，虽然形体有大小强弱的不同，虽然本性有愚笨智慧、灵巧笨拙的极大差异，但上天本来没有用固定的命运来限制他们，使他们截然只做一个角色而不能企及其他的，说这个人可以做士人，就一定不可以做农民；说这个人终究是小人，就一定不足以成为君子。这是人类区别于鸟兽昆虫的第一点。而且与生俱来的有极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喜好甘甜而厌恶痛苦，先考虑自己而后考虑他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世间或许有这样的人，但这并不是人的本性。人类的祖先遥远了，起初也是禽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代，才成为山都木客；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才成为毛民猺獠；从毛民猺獠，经过数万年的天演，才逐渐有今天，这不必深加忌讳。从禽兽到成为人，其间物竞天择的作用，没有一刻停歇，而之所以能与万物争生存，战胜而种族兴盛，其中一定有最适宜的因素。这最适宜的因素是什么？回答说：只是独自完善自我、经营自身罢了。经营自身就是自私，然而“私”这一概念，乃是自古以来人类种族的种子，从禽兽得到这个，逐渐成为人，直到今天其根株仍然存在。古人有话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又说人是孽种，自从出生以来，就含有罪恶。这些话难道完全荒谬吗！所以凡是活着的人，没有不有所欲望的，没有不寻求满足其欲望的，起初能够战胜万物，而被上天所选择，就是因为这个。后来用来互相残害，而被上天所诛灭，也是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经营自身盛行，群体之道就会消亡，而人类种族也就灭绝了。这是人类区别于鸟兽昆虫的又一点。

复按：西方人有话说，十八世纪民智大进步，因为知道地球是行星，而不是居中静止不动、与天相配的大物体，像占卜中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民智大进步，因为知道人道，是生物中天演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笃信特造、在天地之间为三才，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这两种学说刚建立时，都被世人大大惊骇，守旧的人，甚至不惜杀人来驳斥这些学说。最终证据清晰明白，越攻击越坚固，才知道这种正确的学说，是不可撼动的。达尔文的《原人篇》，赫克尔的《人天演》，赫胥黎的《化中人位论》，这三本书都阐明了人先为猿的道理。而在现在的各种猿中，亚洲的吉奔、倭兰两种，非洲的戈票拉、青明子两种尤为接近。怎么证明呢？因为它们的器官骨骼功能，与人的差距小，而与各种野兽和其他猿类的差距大。从此以后，生物学分类，都将人和猿归为一宗，称为布拉默特。布拉默特，秦语意思是第一类。

○导言十三 制私

经营自身过分的人必定崇尚自由，崇尚自由就会侵犯他人，侵犯就会争斗，争斗就会使群体涣散，群体涣散那么人道所依赖以生存的东西就失去了。所以说经营自身盛行，群体之道消亡而人类种族灭绝。然而天地的本性，万物中最能结成群体的，又没有比人更强的。像这样，那么上天所赋予人的，一定有制约这种经营自身的因素，然后才有群体的功效。复按：人道开始结成群体的时候，其道理非常精妙。群体学家论述最清晰的，有斯宾塞的《群谊篇》，拍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两本书，都是我翻译过的。万物没有不爱其子孙的，否则其种族早就断绝而无遗留，这是自然的道理。唯独爱子女的感情，人类最为真挚，其种族最尊贵，所以其生存依赖父母的保护，与其他物种相比最为长久。长久，所以其用爱也尤其深厚。接着就推类扩充，由所爱的人推及到所不爱的人。所以慈爱幼儿是仁的根本。而慈爱幼儿这件事，又似乎从经营自身的私心而起。由私心产生慈爱，由慈爱产生仁爱，由仁爱战胜私心，这就是道之所以不可测度的原因。还有不同的，只有人道善于以自己效仿万物，凡是模仿形貌的事情，只有人能。按：昆虫禽兽也能模仿物体，如南洋木叶虫之类，所在多有，又传说寡女丝一事，则更为奇异，然而这不足以打破这个公例。所以禽兽不能绘画，不能画像，而人对于他人的事情，他人的情感，都不能漠然相对，心中无动于衷。即使是最隐微的意念之间，都能感应而通达，绝不听说矫情离群，使人自以为是。

译而我却自我克制。所以乡间的俗谚说：一个人对着墙角哭泣，满屋子的人都因此不快乐；孩童嬉闹取笑，严厉的人也会因此露出笑容。沉浸在欢乐中刚刚兴起，说到悲哀时已经叹息。被外物触动而自己不知道，情感迸发而自己也控制不住。

译有人说，有一种人，全世界赞誉他，他并不因此更加勤勉；全世界诋毁他，他并不因此更加沮丧。这确实是极端到反而显得不合常理，不能用常规法则来衡量。但是，假设现在有一位高明而有深刻见识的士人，他的意气视一世之人如尘垢秕糠般微不足道，突然在路上遇到一个孩童，那孩童公然傲慢轻蔑地侮辱他，如果说他内心毫无波动，那么我私下怀疑而不敢相信。李广将军一定要逮捕霸陵尉并杀了他，可以说是过分了。然而，凭借飞将军的威名，以及二千石高官的重望，霸陵尉算什么东西，竟然把他当作平常人看待，李广对他感到怨恨，这也是人之常情。按：原文如下：埃及的哈猛，一定要逮捕摩德开并将他枭首挂在高竿上，也过分了。然而，他凭借亚哈木鲁经略的重任，犹大算什么东西，竟然漠然视之，摩德开两次出入其门，傲慢无礼，哈猛因此怨恨他，尚属人情之常。现在因为这与李广和霸陵尉的事相似，所以这样替换。难道没见过那些畏惧清议的人吗？刑法国宪，他们未必害怕，却斤斤计较地把乡里间的月旦评作为挂怀之事。美丑毁誉，本来没有定准，但礼俗一旦形成之后，全国的人就不敢背离它的范围。人宁愿忍受饥寒之苦，也不忍舍弃生命，而当羞愧之情在心中兴起时，短视的人甚至会自杀。所有这些都是感通机制的表现，这是人与禽兽最大的不同之处。感通的机制神奇，这样群体的道理就确立了。大抵人生活在群体中，自从有了意识以来，别人的行为，常常用我的好恶来衡量；我的所作所为，也考察别人的毁誉。凡是人与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与好恶毁誉相联系而不可分离。时间久了，以至于不能产生一个念头，而没有好恶毁誉的区别。由此产生了是非，也由此产生了羞恶。人心的常德，都源于能够相互感通而后产生。于是在这颗心中，常有某种东西作为主宰，称之为天良。天良是维护群体的主宰，用来制约自私自利的私欲，不使其过度使用而败坏群体。

再按：赫胥黎关于维护群体的论述，可以说很精辟了。然而他说群体的道理是由人心善于相互感通而确立的，则有倒果为因的毛病，这也不可不知。大抵人由分散进入群体，原本是为了安全利益，其开始正与禽兽下等生物相同，起初并不是由感通而确立的。既然以群体为安全利益，那么天演的事情，将使能结群者生存，不能结群者灭亡；善于结群者生存，不善于结群者灭亡。善于结群者是什么？是善于相互感通的人。那么，善于相互感通的德行，是天择之后的事情，并非起初就是这样的。起初难道没有不善于相互感通的人吗？经过物竞的激烈，已经灭亡了，看不见了。赫胥黎拿着末节来齐同根本，这就是他论述群体道理，不如斯宾塞严密的原因。而且以感通作为人道的根本，这种说法发端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不是赫胥黎独自标榜的新理论。

又按：班固说：不能相爱就不能结群，不能结群就不能战胜外物，不能战胜外物供养就不充足。结群而供养不足，争夺之心就会产生。我私下认为这话，一定是古代先哲已经阐发过的，班固的见识，还不足以与此相比。

○导言十四 恕败

群体之所以不涣散，是因为人心有天良。天良产生于善于相互感通，其端倪孕育于极细微之处，而效果终于极巨大，这叫做治化。治化是天演的事情。它的作用在于厚植人类的生存，扩大其与外物竞争的能力，以便在天行酷烈之际自我保全。所以治化虽然原本出于天，但不能说它与天行不相反。自从礼刑的作用，都是用来消除怨恨而平息争端。所以治化进步而天行消退，也就是治化进步而自营减少。但是自营减少到极点，那么人与外物竞争的权力，又未曾不因此一起衰退，这也不可不知。所以比较而言，合群是为了平息群体内部的物竞，以此来对抗群体外部的天行。人起初凭借自营能力在众物中独自伸展，而自营独自作用，那么群体就会淡薄。由合群而有治化，治化进步而自营减少，克己廉让的风气兴起。然而自从其群体又不能与外物无争，所以克己太深，自营完全泯灭的，其群体又未曾不败亡。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道理确实如此，无处可逃。现在天下谈论道德的人，都说：终身可行没有比得上恕道的，平定天下没有比得上絮矩的。泰东的人说：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对朋友所求的，先施加给他们。泰西的人说：施加给别人如同自己愿意接受的。又说：设身处地，对待别人如同自己期望别人对待自己。所有这些言论，都是所谓的金科玉律，贯彻上下的。从常人实行来看，有必然不能完全符合其程度的。虽然如此，学问的事情，贵在审察其真实，而不必在意言论的美恶。如果审察其实质，那么恕道与自存，固然还有不尽相符合的地方。大抵天下作恶的人，无不致力于逃避惩罚。现在有盗窃我财物的人，让我处在盗贼的位置，那么不如不逮捕也不惩罚。现在有打我脸颊的人，让我设身处地处在打人者的位置，那么左边挨打而右边不再打，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持这种道理与外物竞争，那么用来自我生存的手段还有多少呢？所以说：不尽相符合。而且这种道理可以用在民与民之间，而不可用在国与国之间。为什么呢？民还有国法，为他们主持公平并给予正义。至于国家，那么主持公平并给予正义的是谁呢？

再按：赫胥黎的

译这段话的意思是，想要阐明保护群体自我生存的道理，不应当完全摒弃个人的自我经营。然而，这种观点的义理狭隘了。况且他所列举的泰西（西方）各国的建议，都不是群体社会太平时期最大的公理。太平时期的公理说：“人享有自由，但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采用这个原则，就没有前面的弊病了。斯宾塞的《群谊》一篇，就是为了阐释这个公理而写的。近代欧洲富强的成效，有识之士都归功于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亚当·斯密。其中也有最大的公理，说：“最大的利益所在，必定是双方都受益。损害别人来利己是不对的，损害自己来利人也是不对的；损害下层来增益上层是不对的，损害上层来增益下层也是不对的。”他的书共五卷几十篇，大抵都是反复阐明这个道理。所以，从道光、咸丰年间以来，废除保护商人的法令，平衡进出口的税收，于是商业大大兴盛，国民都富裕起来。唉！现在才知道，大道就像大路一样，在那彼此盈亏之间斤斤计较的做法，确实是毫无道理的。

译○导言十五 最旨

上述十四篇，都阐释了天演论的道理，可以一一复核检验。第一篇，阐明天道常态与变化的规律，其作用在于物种竞争与自然选择。第二篇，标示其核心大义，显示它是万物演化的根本。第三篇，专门从人道角度论述，以差异、选择、竞争三者，说明文明教化得以进步的原因。第四篇，以园丁治理花园为例，说明天道运行与人道治理必然相反。第五篇，说二者虽然相反，却同出一源，只是天道运行任凭物种竞争而保留适宜者，人道治理则促成物种的适宜以求达到所期望的目标。第六篇，天道运行既已消减，物种竞争于是平息，但物种具有继承祖先特性而又产生差异的本性，所以人道治理用来规范物种，使其日益向善而不自知，这正是文明教化大可依赖的原因。第七篇，再以开垦土地、建立国家的事例，阐明人道治理的正确方法。第八篇，假设人口日益增多，而有圣贤作为主宰治理，其道固然可以效法园丁。第九篇，指出这种方法最终会陷入困境，困境则天道运行重新复兴，人道治理中途废止。第十篇，论述拯救民众的方法，只有除草留苗，而用人来治理人，这种方法决不可用。第十一篇，说群体出于天演自然的规律，有能够形成群体的天然界限，而物种竞争如同熔炉铁锤。人类开始形成群体时，与昆虫禽兽没有不同。第十二篇，说人与物的不同，一是才能没有不同，二是自我经营没有节制。这两者都是竞争的凭借，也是破坏群体的凶恶品德，但起初却不得不使用它们来自我生存。第十三篇，论述能够形成群体的基础品德，以感应相通为开始，以天生良知为终结；人有天生良知，群体之道才能稳固。第十四篇，阐明自我经营虽然凶恶，也在于如何使用；而克制自己到极致，未必没有伤害。

现在统观十四篇所论述的内容，知道人为选择的方法，可以在草木禽兽中实行，决不可用在人群内部。暂且不说智慧不足以依赖，即使足以依赖，也会使恻隐仁爱之风衰微，从而使群体涣散。并且推究其同类而言，凡是救济老弱、供养残疾的政策，都与这种治理相违背而不能实行，直至医药治疗之学可以废除，而男女的结合，也将如同聚集雌雄牲畜那样，败坏夫妇伦理之后才行。狭隘酷烈的治理深入，而慈惠哀怜之意减少。几代之后，风俗遂成，这群体的好坏不可预知，而所依赖以相互维系保全的天生良知，恐怕所剩无几吧？所以说：用人为选择来求强，而其效果恰恰导致衰弱。人口过多的祸患，难以解决竟到了如此地步。虽然如此，现在天下并非一家所有，五大洲的人民并非一种族。物种竞争的水深火热，时世安定时隐藏在通商做工之中，世道变乱时爆发于战争纵横之际。在这之中，自然选择的效果，所眷顾而保存的是什么？群体之道所依据以进退的情况如何？国家将凭借什么在物种竞争之余得以立足？虽然其道理确实深奥广博，不是区区导言所能穷尽，大概那些深察世变的人士，可以在言外思考而得其大致了。

复核：赫胥黎这本书的大意，认为物种竞争是混乱的根源，而人道治理最终困于人口过多。这是他立论的原因，所以与斯宾塞大相径庭，而认为太平盛世是不存在的。斯宾塞则认为事情快慢不可预知，而人道必然成就于至善的治理。他的话说《生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现在如果根据前事来推想将来，就知道一个群体的文明教化将要开启，其民众必然众多。起初以猛兽毒虫为患，民众众多则此患先除。然而种族分别、疆域占据，民众相互残杀，不亚于毒虫猛兽。等到合种成国，则此患又减，转而患生育逐渐增多。群体不足以容纳，大争就兴起了。假如在这个时候，民众的性情知能，一如其初始，那么其死亡率，应当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不成正比的，一定是食物充裕；而食物之所以充裕，又一定是因为相互为生养之事进步之后才能做到。于此可见天演之所以陶冶民生，与民生自我适应相契合。物种自己改变其形体能力，以契合所遇到的环境，天演学家称之为适应。适应者，是进化的秘密机制。虽然如此，这人口过多的压力，可以通过食物充裕而减轻；但人口过多的压力，又终究因生育而增加。民众想要的，常超过其已有的。急切追求，好像有暗中驱使引导的一样。自古民众的欲望，本来未曾有过满足的时候。所以人口过多的压力，终究无法避免，即天演的作用，终究有所施展。其间迁徙开垦屯田，都不过是一时的调剂之事。沿此以往，地球将充实，充实则人口过多压力的量，也随之充盈。所以人口日益繁多，超过其食物者，是使其民众巧力才智，与自治能力，不得不进步的原因。正因为不能不用，所以不能不进步，也正因为常用，所以常进步。举凡水火工虞之事，都要是民众智慧的开端，必定智慧进步之后事情才能进步。事情已经进步的，非智慧进步者不能使用。格致之家，孜孜不倦以穷尽物的本性为事。农工商之民，依据其理以完善技术，而物产之出，因此益多。非民众智慧日开，能做成这样吗！十顷之田，现在所获，倍于往岁，其农必通化植之学，知水利，诸新机，而已与佣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后可。制造之工，朝出货而夕售者，其制造之器，其

译工匠的巧思，显然都不能不比别人高明。通商的场所日益扩大，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对于事物的情理必须审慎，对于计算利益必须精当，不然就会失败。商业竞争激烈，那么利息就微薄，所以使用机器必须是最节省费用的，制造船只必须是最合乎法度的，驾驶船只必须是最熟练巧妙的，然后才能收取加倍的利息。像这类情况，如果探究其根源，都是由人口过剩的压力造成的。厌恶劳苦、喜好安逸，是民众共同的习性。如果不是为了争夺生存，那么耳目心思的力量都不会被使用。不被使用，那么身体与环境的契合就没有缘由，而人的能力也就不会进步。因此，天演的秘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上天只赋予万物繁衍和贪生的本能，那么它们的种类自然日益增多。万物没有不是这样的，人也是其中之一。进步的生存并传承下来，不进步的生病并灭亡，这就是地下古兽残骨众多的原因。在一个家庭或国家中，人口徒然繁多，而智力与体力却和以前一样，那么他们距离灭亡就不远了，因为本来就有争夺生存并夺取他们食物的人。没看见以前的爱尔兰吗？人口众多，等同于圈养的牲畜。然而最终，只是白白地填饱了沟壑中的饿殍。饥荒、瘟疫、战争、水旱灾害，有不堪卒听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人事的不善，并非天道的运行。但是用统计学的观点来看，那些死去的必定是不善于自我保存的人。那些幸存并长久繁衍后代的，必定是能力最大，或者遭遇最优，而被上天所选择的人。所以宇宙中妨碍生存的事物非常多，不仅仅是人口过剩这一端而已。人想要谋求生存，必须运用自己的才力心思，与这些妨碍生存的事物斗争。失败的日益衰退，胜利的日益昌盛。胜利的并非其他，就是智、德、力三者都强大罢了。三者强大之后，适应环境的能力才能扩大，而生理机能才能完备。而且由此看来，人口过剩并不是人类最终的大患。我这本书的前篇，对于生理进步则种类尊贵，而繁衍使用减少的道理，已经反复论证过了。因为种类尊贵，那么他们摄取精华，用于自身需要的日益奢侈，用于生育后代的日益节省。一个人的身体，他的情感和思虑，都由大脑主宰，社会治理进步，民众的大脑形体越大，褶皱越繁复，感应越迅速。所以他们自我保存和保种的能力，与大脑形体的大小成比例。而观察事物穷究道理，自我治理和治理他人，以及保种治谋的事情，则与大脑中褶皱的繁简成比例。然而在最治理完善的时代，人的大脑重大繁密固然如此，而情感思虑，又极其深奥多变，极其广阔玄妙。形体既大，作用就宏大，所以大脑的消耗，又与用情用思的多寡、深浅、远近、精粗成比例。这三个比例合在一起，所以人在这个时候，摄取物质的精华，用来资助辅助填补这个大脑的最为耗费。大脑的事情耗费，那么生育的事情就节省了，事物本来不能两全。今天欧洲人的大脑，相比野蛮人，已经这边十分而那边七分；即使其中褶皱的覆盖重叠，也是野蛮人少且浅，而欧洲人多且深。那么今后大脑的变化如何，可以预先知道。这消长盈虚的原因，是因为物竞天择的作用而大脑大的生存呢？还是身体与环境的契合，必须得到大脑更加繁复灵敏的益处，以与繁衍变化广阔玄妙的事理相适应呢？这是我所不知道的。知道的是用度奢侈在这里，那么必定节省在那里。而在最治理完善的时代，用脑的奢侈，是毫无疑问的。我前书证明大脑进步的人成年迟，说的是雌雄交合的时候。又证明男女情欲在极其炽烈时，那么思力必定逊色。而当思力大耗，如初学者刻苦思索数学难题之类，那么生育的能力，往往被抑制而不能进行。综合这些来看，那么可以知道社会治理进步到极点，天下人满的时候，人口过剩不足以成为祸患。而人类繁衍的迟速，与其国家治理教化的深浅，常有反比例关系。”斯宾塞的话是这样，自从他的学说提出，论述进化的人十有八九推崇它，统计学家柏捷特著《格致治平相关论》，多采用他的学说。种类低下的多子而子夭折，种类尊贵的少子而子长寿，这是天演的公例。从草木虫鱼，直到人类，随时随地可以观察到的，斯宾塞的学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导言十六 进微

前文论述认为，治理教化进步，那么物竞就不会发生，这固然不错，但这仅仅是自然运行中的物竞罢了。自然运行中的物竞，是百姓为了生存而争食，连救死都来不及；而人类治理中的物竞却依然如故。人类治理中的物竞，是趋向于荣耀利益，追求超越他人。正因为物竞长久存在，主持治理的人才能掌握磨砺的权力，用来雕琢天下。所谓主持治理的人，或者是拥有全部权力的君主；或者是几位贤人共同监国，如同古代的共和；或者是集合全国人民的权力，如同今天的民主。他们的制度虽然不同，但权力实际上相当，也各自有推行的利弊。查考：如今西方如英国、德国等国家，大多三者结合使用，以兼收其益，这就是除了君主之外还有贵族院和平民院的原因。总之，一个群体的治乱强弱，取决于民品的高下，主持治理的人反而居于次要地位。然而既然称为主持治理，那就都有引导和促进其群体进步的能力。考察他们的方法，不出道义、规范、举措，以及刑罚奖赏之间罢了。主持治理的人设立一个标准来要求人们符合，说必须如此，我才给予尊显的爵位俸禄，使所享有的权力与利益优于常人，那么天下人都将振奋他们的才力心思，以求符合这个标准，这是必然的趋势。起初是竞争，最终成为习惯。习惯一旦形成，那么即使主持治理的人也不能与其群体相抗衡。后来衰败的逐渐走向灭亡，先前有利的恰好成为弊端。在引导民众取舍之间，其关键就是这样。因此，天演的事情，其开端常常孕育于极其细微之处，而被常人的智慧所忽视。等到它蒸腾成为国家风俗，渗透进性情之后，醒悟到它是弊端，才图谋改变它。拿一根芦苇去阻挡狂澜，舀一杯水去救燎原之火，这就是亡国乱群之所以相继出现的原因。不知道一个群体一旦涣散，人治已经失去权力，即使圣人面对这种情况，也只能解散聚集扶持衰败，勉强达到最适宜的状态，以听任天演之事的抉择。为什么呢？天演的效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

因此，人治的天演，其事情与动植物不同，事功的转移容易，民众的性情气质变化困难。拿今天的英国，与图德王朝相比，从显理七世到女王伊丽莎白，这是图德时代，起于明成化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一年。那么贫富强弱，相差很远了。而民众的骨骼性情，似乎与当初没有什么不同。诗人莎士比亚所描写的，莎士比亚，万历年间英国词曲家，其作品大为各国所传译宝贵。当今的人，不仅声音笑貌相同，凡是互相攻击、互相感应、互相不合的情感，也没有不同。如果说民品的进步，一定要等到治理教化已经提升，自然运行完全消失，然后才有功效，那么从伊丽莎白到维多利亚，这两位女王三百多年之间，英国的战争很少，没有炽烈起作用的自然运行。选择良种保留优良的方法，虽然不完全使用，偶尔也有实行的。刑罚并非不恰当，危害群体的民众，有的流放，有的处死，有的终身禁锢。又因为游手好闲、懒惰的人种类低下，救济贫困的命令说：凡是无业依靠官府供养的人，男女不同居。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意图断绝不肖者的传衍种裔，拖累这个群体。然而这些事情最终没有验证，为什么呢？大概这样的事，合全国来计算，所涉及的狭窄，这是一；民众犯法失业，事情常见于中年以后，刑罚政令没有加在他们身上，这些凶民惰民，已经结婚生子了，这是第二。而且这种方法的穷尽不止于此，世上不幸触犯法律，以及没有操守而懒惰游荡的人，他们的气质种类，不一定都是不肖的。死囚贫乏，他们受病虽然常在性情，而大半则是因为所处的地势。英国谚语说，粪在田里就是肥料，在衣服上就是不洁。那么不洁的，乃是肥料而失去了它的地方。所以豪族视金帛如粪土，用来宣扬他们的恩惠名声；而中产之家，却因此受冻挨饿。猛毅果断的性情，用来成就大将的威名；仰机射利的奸诈，用来成就商人的厚实。而使用不当，那么刀锯牢狱就跟随其后了。由此看来，那些被刑无赖的人，不一定因为天德的不肖，而常常因为人事的不详，这是确定的。现在才知道断绝他们的种嗣使他们没有遗留生育的做法真正不当。现在即使就英国一国来说，最近二百年治理功效的进步，几乎达到绝景而驰的程度，至于民众的气质性情，尚无可指出的进步。而欧洲美洲物竞炎炎，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迅速日进者，乃在政治、学术、工商、兵战之间。唉，可谓奇观也已！

再查考：天演的学问，发端于地学的化石古兽。所以它的计数，动辄超过亿年，区区数千年数百年之间，固然不足以见其作用。从前拿破仑第一进入埃及时，法国治生学者，多带着数千年的古董回来验证，觉得古今人物，没有可以指出的不同，造化模铸物形，极其渐进细微，由此可见。虽然，物形的变化，都要与外境相对待。如果外境未曾变化，那么宇宙内的各种形状，至今如同初始一样也可以。只有外境既然变迁，形状处在其中，受到它的逼迫，才不能不去旧迎新。所以变化的快慢，常看逼迫者的缓急。不能说古代的变化率极其渐进，后来的变化率就常常如此而不能快速。就像以欧

译从政治教化、学术、农业工业、商业战争这几方面来论述，合并前数千年的变化，大概不如最近这几百年的变化剧烈。到了最后这几十年，其变化更加猛烈。所以有人说：耶稣降生两千年时，世界是什么样子，即使是武断的人也不敢随意断言。然而事情有可以逆推预知的，世间的变化无论怎样，最终应当背离痛苦而趋向安乐。这就像动物植物的演变，必定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才能存续。至于种族繁衍的事，其道理极为深奥广博难以穷尽，确实有像赫胥黎所说的那样。比如返祖这一件事，生物经过多次传代之后，忽然出现极像远古祖先的个体，出现在其中，这虽然经过无数代也无法断绝。比如至今的马种，还有忽然出现全身虎斑纹，像其最初芝不拉野马种的。有人说这就是《汉书》中所说的天马。驴种也是这样，这是这两物种同源的证据。芝不拉成为驴马，那是极其久远年代的事了。达尔文饲养鸽子，也往往在几十代之后，忽然出现石鸽野种。又常常有一种生物接受的天性偏胜，等到交配得当，有相互调剂，那么生下的子女胜过双亲，这是生物学的道理，也是古人所说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是合乎道理的。只有交配有适宜与不适宜，然后才能解释为什么瞽瞍生了舜，尧生了丹朱，而汉高祖吕后的强悍凶猛，却生下了孝惠帝的柔顺善良，可以据此进行细微的推论了。这道理关系极大，不遍读西方生物学家的著作，亲身考察这些事几十年，不足以参透其中的奥秘罢了。

译导言十七 善群

如今在人群中竞争的人，难道不是为了争夺所谓的富贵优厚吗？战争中获胜的人居于上位，吃着精米肥肉，驾驭着坚固的车马和骄健的骏马，役使着群体中的众人；战败的人处于下流，其中病苦最重的，竟然无法维持生计，甚至陷入刑网的罗网。试着统计英伦全国的人口，那些像这样获胜的人，在一百人之中，几乎只有两个；那些赤贫且犯法的人，也不过两个。恐怕议论的人会觉得这个数字太少了，我认为在一百人中占五个可以吗？那么，前面所说的天道运行的残酷，在这个群体中显现出来，总体核算，不外乎二十个人中有一个而已。这二十分之一的人，深陷在泥泞之中，每天面带饥寒之色，包裹他们身体的，大都是粗陋不洁之物，不足以维持生命和供养身体，婚嫁没有节制，繁衍容易，与猪圈牛栏相同。所以他们的儿女，虽然因为贫穷暴露而多不能养育，但他们的出生率通常还是高于死亡率。虽然如此，那些贫贱的人，本来就自成一类。这二十分之一的人，本来就不能对那十九分之二十的人，拥有选择和处置的权力。那么群体的不进步，并不是他们的罪过。假设现在有一个牧人，在他的一千只羊中，挑选出最差的五十只羊，驱赶它们放到贫瘠不长草木的荒野，任凭弱小的自己死去，强壮的自己存活，然后才把后来幸存的羊赶回羊群，与其他的羊一起饲养，这样的牧人是什么样的牧人呢？这不是夸大其词的比喻，而是轻描淡写的比喻。为什么呢？如今我们群体中，那些遭受饥寒和触犯法网的人，还不是最弱最愚的种类，不像那五十只羊一样。况且如今在富贵优厚中竞争的人，要怎样才能获胜呢？从常理来说，必定是精神强固的人，必定是勤奋足以成就功业的人，必定是智慧足以周全事务、忍耐足以成就事务的人；又必定是人品不是非常不仁，这样才有外物的感召信服，常有同党的帮助，这就是他们获胜的常理。

然而世间有这样的人，在群体中竞争，却不一定能获胜，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世间治理最大的不幸，不在于贤能的人在下位而不能升迁，而在于不贤能的人在上位而没有理由降职。门第、亲戚、援引、财贿、惯例，以及主持治理的人不明智而自私，这些都在阻碍降职的力量。好比沉重的浑浊之物，附着气囊和木皮；又像不会游泳的人，夹着救生圈，这就是它们浮起来的原因，而不是这些物体本身能够逆流潜泳以自我提升。假如有一天，去掉所附着的这些东西，那么它们本性亲下，必定最终归于它们该去的地方。而物竞天择的作用，将使一国的民众，像一壶水一样，用火加热，其中无数不可分割的质点，温暖的自然上升，寒冷的随即下降，回转周流，直到温度均匀热量相等才停止。所以，任凭天演的自然，去掉那些牵制阻碍的力量，那么群体中的众人，那些战胜而亨通，成为这个群体主要部分的人，固然不一定是最适宜的，但都将各自有所适宜，以与他们的群体相结合。他们的数量既然多了，他们的合力自然雄厚，他们的繁衍自然昌盛。用多数战胜少数，是天道的规律，又何必顾虑前面所指出的那二十分之一的不肖之民呢！这是使群体良好、促进种族进化的最高方法。

如今一个国家的治理，从外部来说，有邦交；从内部来说，有民政。邦交民政的事情，必须由聪明强固、勤奋智慧刚毅而仁慈的人来操持，这样国家强大而人民富裕，是常理所知道的。按照我的方法，不肖的人自然降职，贤能的人自然升迁，邦交民政的事情，必定由适宜的人来主持，并且与时偕行，流动而不停滞，将不止于富强而已，还将有促进种族进化的效果。这本来是人事中可以依赖，并且有功绩的。何必像园丁治理草木那样选择良种保留优良呢！

复案：赫胥黎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去掉所附着的，是最难为有国者做到的。能做到，那么他的国家没有不强大的，他的群体没有不进步的。这主张亲亲的质家，必定不能做到；主张尊尊的文家，也不能做到；只有崇尚贤能、考核名实的人能做到。崇尚贤能接近墨家，考核名实接近申不害和商鞅。所以这种方法，在中国中古以来，很少被采用，而采用的却是今天的西方国家。英伦民气最伸张，所以这种方法最先被采用，采用后也最有功绩。比如广泛设立民间报纸，遵守直言不禁止的盟约。宋宁宗嘉定七年，英王约翰与他的民众所立的约，名叫马格那咤达，汉语叫大典。保守党和公党，轮流主持国政，以互相稽察。所有这些作为，都是担心所附着的不去掉。斯宾塞的群学保种公例二，说：凡是想要种族传承而兴盛的东西，必定在未成年之前，所得的利益，与其功能成反比例；成年之后，所得的利益，与功能成正比例。反之则衰灭。他的《群谊篇》确立进种大例三：一是民众成年后，功食相准；二是民众各有界限，不相侵欺；三是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这些话汇集了希腊、罗马与二百年来格致诸学的大成，而施行于邦国理平之际。有国者安危利灾也就罢了，如果真的想要自我保存，赫胥黎、斯宾塞两人的话，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了。赫胥黎所说的去掉所附着的，与斯宾塞所说的功食相准，言语有正负的不同，但其道理是一样的。

导言十八

译新反

前文论述园丁治理园圃的方法，有两件事：一是设置适宜的环境，以成全众生的生长；二是清除有害的杂草，使良善的种子得以传承。从人类治理的角度来说，前者是保护百姓、养育百姓的事务，后者是使群体向善、进化的事务。使群体向善进化，是园丁的技术，必然无法强行推行，所以不能靠强力来达到。只有主持公道，切实推行崇尚贤能的政策，那么治理自然就能达到完善。然而古今的治理，不过是保护百姓、养育百姓罢了。至于使群体向善进化，则寄托在教化百姓之中，选取百姓共同具备的光明德性，固有的知识与能力，每天加以更新和扩充，作为公众共享的快乐和利益。古代的学问，将形体气质与道德分为两途，现在则将二者合而为一。所讲授的虽然是关于道德教化、形而上学的言论，但其所采用的路径和方法，却是格物学家用来推证形而下事物的方法。概括其要点，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始于实际测量，继以融会贯通，终于实验验证。三者缺一，就不能称为学问。而在三者之中，又以实验最为重要。古代学问不如现代，大概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一点。凡是政治教化所施行的，都运用这种方法来考核和推敲，由此知道事情的阻塞或通达，以及能否达到所期望的目标。自然运行、万物竞争，既然无法在天地之间断绝。假使五大洲有一天实现大一统，书籍、车辆统一文字和轨距，刑罚和奖赏出自同一门庭，人群高度和谐，但人与人之外的竞争，依然如故；人口过多的祸患，也无法逃避。人类祖先，既然因为自私自利而不仁，从而在万物中独自兴盛。虽然绵延传承久远，但邪恶的本性仍然存在，婴儿刚出生时，早就含有无穷无尽的自私本性。所以私心一天不消除，争斗一天不停止。争斗没有停止，自然规律依然起作用，就像太阳照耀一样，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假使后来的百姓，能获得纯粹的公理而没有私欲，这去除私心，是自然造成的呢？还是人为造成的呢？我今天的智慧，确实不足以知道。然而有一件事很明确，那就是今天的百姓，已经相互结合成群体，不再分散孤立地生活，如果私心过度使用，不仅必然危害群体，而且最终也会伤害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依托于群体而被群体所不容的缘故。所以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道理，必然在于克制愤怒、抑制欲望，委屈私心以服从群体，这件事确实不令人快乐，但实行它的效果之美，却不止于令人快乐。

译大抵从人类天生的禀赋来看，凭借自身的智力，加上教化的引导使道德齐一，可以日益进步到无穷无尽的福祉，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从人类运用智力和仁德来看，即使是圣哲也不能没有过失；从自然运行的规律终究与人的治理相违背，而时时想要毁坏人的成功来看；从人情不能没有怨恨，却还妄想那些必不可得的东西来看；从人类终究局限于形体和气息之中，其知识无法窥探天道最幽深的奥秘来看。像这样却说人道有一个极其完美完备的境界，有善而无恶，有乐而无忧，只需要等待时机，那个境界就一定会到来，这大概是道理上必然没有的，也是人道之所以值得怜悯感叹的原因。我私下认为这个境界就像几何学中割锥术里的双曲线渐近线，可以日益趋近到最近，但最终不能相交。虽然如此，既然生而为人，那么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了。远古以来，凡是人类的事功，都是为了补天辅助百姓。已经达到的不要毁坏其成功，尚未达到的不要懈怠于精进，那么人的治理就和日月一起更新，有前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前事都在那里，难道不是这样吗！像这样来保持它，像这样来推行它。然而形体气息内部的事情，都是抛物线。到了极点，不得不反转。反转之后，宇宙之间，又成为大行其道的事业。人的治理逐渐退回到无权的状态，我们何必去忧虑京垓世劫以外的事，担心海水太少，而用眼泪去增加它呢！

又按：有人问复说，人道是以苦乐为最终归宿呢？还是以善恶为最终归宿呢？回答说：以苦乐为最终归宿，而善恶则根据苦乐的广狭来区分。快乐的是善，痛苦的是恶，苦乐是判断善恶的标准。如果苦乐同体，那么善恶的界限就混淆了，又哪里有所谓的最终归宿呢？说：那么禹和墨子手脚生茧的辛劳就是错的，而夏桀和盗跖的横行恣意就是对的了吗？回答说：论述人道务必通观其整体，不能用片面的观点来论断。人的度量相差很远，所谓的苦乐，极其不齐。所以有人终身汲汲于聚敛财富，有人早晚惶惶于利益救济。当他们得到所求时，都足以自得其乐，这是其一。况且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也是认为痛苦的是我自己，而天下因此快乐的人很多。如果没有快乐的人，那么摩顶放踵的行为，就太没有意义了。慈母对于孩子，辛勤劳苦照顾，好像忘记了自己，母亲痛苦而孩子快乐。等到得到所求，母亲甚至把痛苦当作快乐，不觉得痛苦了。就像婆罗门旧教苦行熏修，也是认为在大苦之后，偿还我极乐，然后才跟随。那么人道的作为，都是背苦而趋乐。必定有所快乐，才开始称为善，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善恶根据苦乐的广狭来区分。

然而应该知道，在一个群体中，必定是彼苦而后此乐，或者是己苦而后人乐，都不是极盛的时代。极盛的时代，人的度量各自充足，不需要取此注彼。在这个时候，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所以说善恶根据苦乐来判断。以前我说西方经济学是千古精义、人理极则，也是因为它明白两利才是真利。由此看来，那么赫胥黎这篇文章中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而其效果之美，不止可乐的话，在道理上是荒谬的。而且我不知道在可乐之外，所谓的美究竟是什么样子。然而他说郅治像远切线，可近不可交，这是极其精妙的比喻。又说世间不能有善无恶，有乐无忧，这两句话也没有可以改变的。大概善乐都是对待的意境，因为有恶忧而后显现。如果没有后两者，那么前两者也不可见。生来就瞎的人不知道有明暗的区别，长期处在寒冷中的人不知道寒冷，久处富贵的人不欣喜富贵，没有差异就即境相忘。说：那么郅治极休，像斯宾塞所说的那样，本来就没有吗？回答说：难以言说。大概宇宙的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说不能用名理论证。我们生于今日，所能知道的，世道必定进步，后胜于今而已。到了极盛的秋天，应当见到什么景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说的人，就像旦暮相遇一样。

天演论下

○论一 能实

道每下而愈况，虽然在极其微小的事物中，尽它的本性而万物的本性就尽了，穷尽它的道理而万物的道理就穷尽了，在于善用我的知识而已，何必追求遥远高深，然后才为大呢？柏庚首先说了这话。他说：格致之事，凡是真宰所笃生的，就是我们应该讲的。天生物，本来没有贵贱轩轾的心，所以用人的心意来轩轾贵贱的，其离道已经很远。还能做什么格致之事呢？现在用筴两缄作为外壳，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然而让种植者不违背它的本性，雨水足以滋润它，日光足以温暖它，那么不久，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附者翕受；开始萌芽，接着引达，俄而布薆，俄而坚熟，时时蜕其旧而为新，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睹非常则惊，见所习则以为不足察，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所以众也。夫以一子之微，忽而有根荄支干花叶果实，非一曙之事也。其积功累勤，与人事之经营裁炡异，而实未尝异也。一鄂一柎，极之微尘质点，其形法模式，苟谛而

译观察它，其结构相互勾连，连离娄、历鹿这样视力极佳的人也难以穷尽其精妙，工艺达到了极致，而且都遵循着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这就是所说的极其复杂却不会混乱的道理。一株植物的生长，剖析它的形体就分为各个器官，合并它的器官就构成完整的个体。根和干用来吸收土壤中的养分，枝和叶用来摄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颜色不是凭空设置的，形态也不是毫无缘由的，草木含有叶绿素，然后才能借助日光将二氧化碳分解并转化为养分。它们和谐地通力合作，一切都是为了成就这植物的生长罢了。这是大自然的造化，只是无为而成，有真正的主宰者却看不到它的踪迹罢了。如今一样事物的生长，其形制的精巧细密既像那样，其功用的完美完备又如此，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怎么爱惜它，茂盛繁密的，渐渐地就凋零了；光彩照人的，渐渐地就枯萎了。遭受损伤、变黄脱落，荡然无存。留存下来的仅仅像往日所结的果实，再次将生机蕴含于无穷之中，真是伟大啊，神奇啊，它化育万物的深奥莫测竟到了这般地步。

译如今易道周流不息，耗散与生息交替运用，所谓万物循环往复，无处不遇到这种情况。没见过小孩抛泥丸吗？泥丸划过空中形成一道轨迹，形状像拉满的弓，这叫做抛物线。这条线其实是极扁的椭圆两端。假如物体不被地面阻隔，它将绕着地心运行，回到抛出的原点，形成一个椭圆。椭圆的两个焦点，一个是地心，另一个在地平线以上与之对应。从最低点水平平分，前半段向上扬起，后半段向下坠落。这用来象征生命从虚无中生息，由生息而充盈，由充盈而消减，由消减回归虚无。所以天演就像网和扇子一样。又像江水流动，起初在昆仑山发源，流出梁益地区，流经荆扬之地，浩浩荡荡，趋向大海，而兴起云雾降下雨露，又回归本源。起初以简易为原则，潜伏着变化的契机，称之为储能；后来逐渐繁复殊异，达到变化的极致，称之为效实。储能和效实，合起来就是天演。在这天地之间，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没有谁能超出这个规律。

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世上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未来，没有现在。比如在水中洗脚，抽出脚再伸进去，已经不是原来的水了，这滔滔流水从未停留。刚说一件事是现在，那现在就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仔细推敲，岂止是说话的时候如此！当你在思考时，所谓的现在，其实已经逝去了。赫胥黎后来也说：人的生命像水中的漩涡，虽然形状暂时留存，但漩涡中的水质时刻都在变化。一时被推崇为名言。孔子在河边感叹又说：颜回看到的新事物，转眼间就成了旧事物。东西方的精微言论，竟然如此相同。现在才知道，静止是未被察觉的运动，平静是不喧哗的争斗。各种力量交互推动，屈伸相互回应，众多水流汇聚激荡，胜负交替更迭，在广阔的宇宙之间，长久地摩擦激荡运行罢了。天有和谐之音，地有成形的器物，显化为气与力，隐化为思虑与精神。物体凭什么而有颜色形状？心灵凭什么而有知觉意识？难道真的有一种东西，不可命名，不可言说，作为变化的根本吗？还是各自本来自然，互不关联呢？自从麦西（指西方）、希腊以来，民智开启，到现在已经四千年了。而这件事却长夜漫漫，不知何时天亮。

再考察：这篇文章说植物由果实长成树，树又结出果实，相互作为生死，像圆环没有开端，确实如此！而近代生物学家认为，有生命的如人、禽、虫、鱼、草木之类，是有器官的物体，称为官品；而金石水土没有器官，称为非官品。没有器官就不死，因为未曾有过生命。而在官品一体之中，有死亡的部分，有不死的部分；而不死的部分，又不是指精灵魂魄。可死的是甲，不可死的是乙，分明是两样东西。比如一棵草木，根茎枝干，果实花叶，是甲的事情；而乙则离开母体转而依附于子体，绵延不断，代代可以微小变化，但不可死。或者分出少部分去死，但不能全部死去，动物植物都是这样。所以一个人的身体，常有某种东西，是祖父所有的，寄托生长在他的身上。大概自从受胎成形以来，传递辗转，直到今天，未曾死去。

○论二 忧患

大地浑浑噩噩，各种宗教混杂。从顶礼膜拜蛙蛇，迎接尸范偶像，以至于认为唯一主宰没有神灵；贤圣所昭示垂训，帝王所制定建立，司徒有所典章，司寇有所刑罚，虽然旨意类别各不相同，哪一件不是因为畏惧上天、防范百姓而后兴起的呢！疾痛惨怛，不知道原因所在。爱恨相互攻击，导致同种之间产生怨恨。神道王法，总要追溯根本，这些事情确实都是从忧患中产生的。那么忧患到底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天地间无法逃避的，这件事是天演中不可分离的，可以逃避、可以分离的，就不是忧患。所以忧患，是天行作用的体现，施加于有情众生，而与知虑一同显著。如今万物的灵长，人担当了这个角色。然而如果不能结群，那么天赋的本性就无法张扬，而最灵长的能力就不能彰显。人不是能结群，而是不能不结群；有人就有群，有群就有忧患。所以忧患的深浅，随着结群能力的强弱而消长。当人类处于混沌蒙昧、野蛮状态，与鹿猪同类，说他们未曾有忧患，也未尝不可；进而穴居巢处，有了忧患，但还不严重；再进而从事射猎、游牧，成为猺獠、蛮夷，受到侵扰但还未到极点；唯独到了伦理纲纪明确，礼乐文物兴盛，建造宫室、耕种庄稼，举行丧祭、冠婚礼仪，这样的百姓，这才劳心费神，计谋深远，像天的奴隶一样，不可松懈。这都是自然到来的，虐待他们的是谁呢！转移世运，不是圣人所能做到的。圣人也是世运中的一种事物，世运到了圣人就产生。世运铸造圣人，不是圣人铸造世运。如果圣人能决定世运，那就无所谓天演了。

百姓初生时，本来就是禽兽。没有爪牙用来攫取抓取，没有毛羽用来抵御寒暑；与鸟相比，用手代替翅膀而不能飞翔，与兽相比，减少四肢为两足而不足以奔跑。像这样的生命，与草木禽兽混杂居住，却在物竞最激烈之后独自生存下来，而且不仅自我保存，反而显著地超出其他万物，那么人在万类之中，确实独具最适宜生存的优势并能制胜。难道仅仅是灵性足以依赖吗！也是由于自

译这不过是出于个体自私的奋发罢了。然而那些不仁的人，在当今被称为凶恶的德行，但如果推究其起源，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极度自私，果断地伤害他人，掠夺时毫不谦让，固执时不肯舍弃，这些都是他们赖以取胜的手段。因此，在混沌蒙昧时代的人，兼具了猕猴的狡诈和老虎的凶残，身体敏捷且心存机巧，喜欢模仿坏事，再加上善于合群的才能，以及贪婪、暴戾、凶狠、鸷猛的本性，还有争强好胜、绝不屈服的风气。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能够避免天地自然的灾祸，而不被外物吞噬残灭的人就很少了。可是谁知道，这些赖以战胜外物的特质，逐渐反而变成了自我毁灭的原因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人的本性不能不结成群体，群体的治理又不能不日益进步；群体的治理日益进步，那么那些不仁之人的自我毁灭也就日益加深。人类最初与禽兽混居的时候，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千万年。从万物中获取资源以供养自己，习惯于掠夺和不仁，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千百代。这种习惯在行事上持续已久，对性情的浸染自然也就很深。气质已经形成，演变为种族的本能，虽然社会的治理教化虽然进步了，但那些恶行的萌芽依然存在。唉！这就是世间不善的人多，而善良的人少的原因啊。那种只顾自己的德行，适合分散，不适合结群；适合混乱，不适合治理，这是人们所深知的事情。

译从前那些被称为狙与虎的人，他们并非不希望人们全都死去，从而转化为麟、凤、驺虞那样的祥瑞之兽。然而，像狒狒那样贪婪、像老虎那样凶狠的人，终究不可能完全被制服。过去，人们凭借狙与虎的德行而获得安乐和利益；如今试着运用这些德行，却发现安乐往往抵不过忧患，利益常常不如祸害。凶恶德行的肆虐，比起阴阳变化和外物带来的灾祸，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人们把这类人全部揪出来，揭露他们的罪名并加以惩罚，称之为过、恶、罪、孽。如果还不顺服，就鞭打他们、流放他们、用刀锯和斧钺处死他们。多么严重啊！群体治理既已兴起，狙与虎对人毫无益处，反而用来自我毁灭，谁又说他们起初是依靠这些才能生存的呢！所以，忧患的到来，那些源于阴阳自然的还算是浅显的，而源于人事的却极为深远。天地四方之内，天道运行昭示回旋，其深奥广博、美丽壮观，可以说到了极致，而忧患却与之相伴始终。治理教化的兴起，果真有什么办法能消除这些忧患吗？还是说人的作为与天道的演化，果真可以相合从而顺应时势而不违背呢？抑或天与人彼此不同，这两者的事情，本来就不能最终相合呢。

○论三 教源

大抵在文字出现之前，世界混沌质朴，大多是游猎的时代。游猎，所以人群分散而没有大的群体；狩猎，则杀戮多而食物少，凡此种种都是没有教化的民众。等到文字兴起，这才进入文明的时代。“文”是说有条理，“明”是说不同于混沌蒙昧。从混沌蒙昧进入有条理的状态，没有教化是做不到的。然而教化有长久和短暂的区别，治理也有偏颇和全面的差异。自私不仁的气质，极难改变；而仁爱谦让、乐于群居的风气，逐渐磨灭日益浅薄，形势不可能用数千年的磨洗，去除数十百万年的沿袭习惯。所以自从有文字到现在，都是演变蜕化的时代，这是谈论治理的人所要知道的。考察天演之学，发端于商周之间、欧亚之际，而在今天的西方大盛。这是因为人心灵智，无不有知，而死生荣悴，昼夜交替在前，妙道的运行，明显得如同高举日月。所以先觉之辈，玄妙契合，不期而然地相合，分道扬镳却殊途同归。在这二千五百多年中，东西方前识大心之人所获得的见解，精微的言论都在，不可诬蔑。

虽然如此，事情有浅深之分。从前姬周初年，希腊、印度诸国，战乱昏乱，种族互相攻杀。等到东迁以后，这两地的治理教化，才稍稍出现。大概礼乐的兴起，必定在去除杀戮、战胜残暴之后。民众只有安居乐业，才能在学问思索中自我奋发，而不忍心在芸芸众生中苟活，在昏昧中死去。之前的争斗，是为了生存的手段；之后的争斗，是为了不虚度一生；再进一步，则是为了充实天赋的本能，而不与生命一同终结。柏庚的话好啊：“学习是什么？是为了探求理道的真实；教化是什么？是为了探求言行的正确。然而世上没有理道不真实，而言行能正确的。东洲有百姓，看见蛇就拜，说：这是我的祖先。如果真是祖先，那么拜它是正确的，但不知道他们错了。所以教与学相比，学比教更紧迫。而格致不精的国家，其政令多违背常理，而民众的天赋本能被压抑了。”从柏氏的话来看，我们每天探讨物理之所以然，作为人道之所当然，所孜孜不倦于天人之际的，事情至关重要，哪里是心神游荡于虚无，勤勉于无补之事呢！

然而争夺生存已经非常艰难，这不用说蹄迹交错之时、击鲜艰食之世了。即使在今天，那些手持肥肉、拖着轻车，而不以生事为累的人，千百分之一百之外，有几人呢？至于超过这个层次的争夺，那么愿望更加奢侈，道路更加遥远；见识更加高超，事情更加勤勉。凡为此者，乃是贤豪圣哲之徒，国家拥有他们而荣耀，种族得到他们而尊贵，这是人赖以日益远离禽兽的东西，能多得吗？能多得吗！然而意识所及，既随着格致之业，日益无穷，而我们的生命有限，又不能不远眺高瞻，要认识开始从何而来，最终去往何处。想要通晓死生的缘故，想要知道鬼神的情状，却被形体气息所限制。而人海茫茫，弥天忧患，想要从缺陷中自我超度，又常常苦于没有方法。看摩羯提标教在苦海，爱阿尼诠旨于逝川，就知道忧患与生俱来，古人不谋而合。而疾痛劳苦之事，乃是有生相对待，而不是世事偶然到来。所以合群为治，犹如种植果树、栽培花卉；而声明文物的末流，则如唐花的暖室。为什么呢？文饰过度则虚伪盛行，声色味意的享乐日益奢侈，而聋盲爽发狂的祸患也随之日益增加。他们的聪明既出于愚钝，感慨于性情之隐者，也微渺而深挚。因此乐生之事，虽然郁闲都雅，雍容多术，不是粗野之人所能知晓的，而哀情中生，其中的深刻，也比朴鄙之人更加酷烈。对于前事多无补的悔恨，对于来境深不测的忧虑。空想之中，另生幻结，即使说地狱生心，也不为过。况且高明荣华之事，有大贼焉，名叫“倦厌”。烦忧郁其中，气力耗于外。“倦厌”之情，起而乘之。那么向之所欣，俯仰之间，皆成糟粕。前愈至，后愈不堪。及其终也，但觉吾生

译虚幻虚妄，一切都无法掌控揣度。然而仍然执着追求的人，只是因为死亡不可预知罢了。唉！这就是佛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兴起的原因。

译再考察：关于世运的说法，难道不是这样吗！纵观全地球而言，民智的开启，没有比春秋战国时期更兴盛的了。中国则有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以及战国诸子，推崇议论的人或许认为他们都具备圣人的才能。而西方则有希腊的各位智者，印度则有佛陀。佛陀的生卒年月，至今没有定论。摩腾对汉明帝说，佛陀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卒于穆王五十二年壬申。隋朝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写《开皇三宝录》说，佛陀生于鲁庄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时期恒星不见、夜间明星陨落如雨作为祥瑞感应，在周匡王五年癸丑示现灭度。《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文说，佛陀生于周桓王五年乙丑，在周襄王十五年甲申灭度。此外还有说佛陀生于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的，众说纷纭，不能统一。唯独唐贞观三年，刑部尚书刘德威等人，与法琳奉诏详细核查，确定佛陀生于周昭王丙寅年，在周穆王壬申年示现灭度。然而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没有丙寅年，而汉摩腾所说的二十四年也是错误的，应当是两人都指的是十四年甲寅，而在传抄中出现了错误。今年太岁在丁酉，距离那时两千八百六十五年，佛陀比耶稣早出生九百六十八年。近来西方学者对佛典极力讨论，然而对于佛陀的生卒，终究不能确切指出，只说大约比耶稣早出生六百年，依据这个说法，则费长房的说法较为接近。佛陀成道应当在周定王、周哀王之间，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难道夜间光明等各种奇异现象，与佛经所说的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的是同一事物吗？鲁国与摩竭提国东西经度相差仅二十余度，时间相差大约一个时辰，同时目睹奇异现象，或许是有这种可能的。至于希腊的理学家，德谟克利特号称首生于鲁厘公二十四年，德谟克利特确定了黄赤大距和逆日食。阿那克西曼德生于鲁文公十七年。毕达哥拉斯生于鲁宣公年间，毕达哥拉斯是天文学的鼻祖，用律吕来谈论天体运行。芝诺芬尼生于鲁文公七年，创立了名学。巴门尼德生于鲁昭公六年。般剌底亚生于鲁定公十年。额拉吉来图生于鲁定公十三年，是首位谈论物性的人。安那萨哥拉，安息人，生于鲁定公十年。德谟克利特生于周定王九年，倡导不可分割质点的学说。苏格拉底生于周元王八年，专门谈论性理道德。亚里大各，一名柏拉图，生于周考王十四年，是理学家中最著名的。亚里斯大德生于周安王十八年，在新学出现以前，他被西方人崇信的程度，无异于中国的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大德是三代师徒，各自推崇老师的学说，标新立异作为进步，不墨守成规。此外则有伊壁鸠鲁生于周显王二十七年。芝诺生于周显王三年，倡导斯多噶学派。而以阿塞西烈生于周赧王初年，卒于秦始皇六年作为终结。大概到了这时，希腊学的支流也稍微枯竭了。我曾经说，西方人对于学问，贵在独自获得创见，而对于述古循辙的人不太看重。唯独在周朝上下三百八十年之间，创见著述的人，接连出现相互争雄，他们的持论思理，规范着后世，直到如今两千年不衰。而在那时，横亘着一条长江、两条大海，崇山和大漠阻隔，舟车不通，这又不能用寻常的风气来论断了。唉，难道是偶然吗！世上有能说明其中缘故的人，即使远在万里之外，我也将带着干粮和礼物跟随他。

○论四 严意

想要知道神道设教兴起的原因，必须从知晓刑赏施报的公正开始。如果世间的刑赏施报，未曾不公正，那么教化兴起还是不兴起就不能确定了。如今治理术所一天也不能缺少的，而且历来最崇尚的，就是刑赏吧？刑赏是天下的公平，也是治理的大工具。自从各种事务兴起，人与人相互交往之际，必定有他们共同遵守而不背离的东西，群体才开始建立。他们遵守得越牢固，群体就越坚固；背离的人越多，群体就涣散。在攻击懒惰、强弱之间，都看这共同遵守的东西作为判断标准，所有这些称为公道。西方的法律学家，追溯刑赏的根源，说：民众既然结成群体，必定有群体契约。而且用契约来驾驭群体，难道只是民众吗！那些狼联合起来追逐鹿，风驰电掣、雷霆击打，可以说是暴烈了。然而必定它们不互相吞噬然后才行动，这也是契约，难道一定要记载在简册上，悬挂在官府门前吗？自然默契，深信这是公共利益而共同遵守罢了。民众最初结成群体，他们的契约大致像这样。心意相互默契在先，而文字言说，都是后来的事。契约既已确立，有违背的人就合全群共同诛杀他；那不违背契约而有利于群体的人，也合全群共同庆贺他。诛杀庆贺各自依据群体，起初并没有君主，用尊贵的权势地位临驾于上，制定法令，而强迫他们服从。所以他们的契约，实际上是自立而自守，自诺而自责，这就是契约之所以为公的原因。刑赏都依据群体，而以众民的好恶作为给予或剥夺的依据，所以虽然不一定尽善尽美，但也无法施展私欲。私欲的施展，必定从刑赏的权力统归于一人开始。尊者的契约，不是契约，是命令。契约行于平等之间，而命令行于上下之间。群体不靠契约而靠命令，是由于民众各自拥有私人的势力，而小的役使大的、弱的役使强的。不仅如此，群体日益变大，民众日益繁衍，智愚贤不肖极其不齐。政令之所以能施行，刑罚之所以能施加，

译情势不允许每家每户都平等地参与议论，那么权力就会日益由分散趋向集中，由分散进入专断，这是情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译况且治理教化日渐进步，互通有无、交换劳作的格局已经形成，治理他人和被他人治理，不可能要求一个人独自具备所有条件。何况法律条文日渐繁多，国家见闻日渐丰富，如果不是专门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也来不及应付。于是就有了以治理他人为职业的人，号称士君子。这个群体也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他们，让他们专心处理并执行，而公众出资赋税，酬谢他们的劳绩作为他们的供养，这是古今治理国家的普遍道理。后来有霸主，趁机篡夺，将一人奉养众人的道理，变为一国奉养一人的名分，长期借取而不归还，怎么知道那不是他所有的呢？近代几百年，欧洲君主与民众的争斗，大抵因此而起。幸好如今民权日渐伸张，公共治理日渐显现，这就是欧洲政治之所以非其他洲所能比及的原因。虽然如此，也不过是恢复本来应有的样子罢了。

况且刑罚和奖赏，本来就是治理国家的大权。等到使用它们时，刑罚比奖赏更严厉。刑罚随着时代加重或减轻，治理国家的人，有顺应时势扶持世道的用意。然而古代与现代，存在很大的不同，这是不能不考察的。蒙昧初开的民众，他们使用刑罚，并不是所谓诛求内心意念的。考察他们的行为，未曾对隐秘细微的地方，加以诛求。然而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没有刑罚，而明示刑罚都是为了辅助教化，因此刑罚是群体治理中不得已的手段，并不是对受刑者有深深的愤怒痛恨，一定要将他们推向死亡。只是说：你所做的行为不适合我们的群体，而为群体所不容罢了。凡是针对将要发生和尚未发生的情况做谋划，对于已经发生的情况，本来不值得去治理，即使治理也无益。既然为将要发生和尚未发生的情况做谋划，那就不得不取究其意念而深入论断了。如果只取究其行为而诛罚，那么慈母折断树枝，固然可能因此杀死她的孩子；路人抛掷瓦片，也可能因此杀死他的邻居。现在全都把这些纳入杀人者死的条款，民众固然将推托于不幸而无话可说，这在用刑的道理上，虽然简单了，但想要让民众日渐向善，不也很难吗？为什么呢？过失和不幸，不是民众所能自主控制的。所以想要治理得兴盛，不严格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界限，是绝对不行的。刑罚必须与其自作的罪孽相当，奖赏必须与其好善的真心相符，这样之后惩戒和劝勉才能施行，而有移风易俗的效果。杀人固然必死，但无心的杀人，情有可原，就不与预谋故意杀人同等论处。论究其意念而忽略其行为，务求恰当而不严格比照，这不只是刑罚一事如此，朝廷和乡里之间，对于给予剥夺、毁谤赞誉，全都像这样。

○论五 天刑

如今刑罚符合罪行而奖赏符合功劳，是王者所称上天所施行的。《尚书》有言：天道福佑善良而祸害淫邪，顺从正道吉祥，违背正道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吉凶祸福，大概是上天的刑罚和奖赏吧？从所称引的话来说，刑罚奖赏的恰当，没有比上天更恰当的了。然而僭越滥施、过差失当，似乎无法逃避人的指责，又有什么说法呢？请追溯其本源，如今安乐和危苦，不只是人类有这些，那些飞禽走兽游鱼，本来也都相同。如果确实安乐是福，危苦是祸；祸是因为有罪，福是因为有功，那么那些飞禽走兽游鱼有什么功劳和罪过，而上天给予它们祸福呢？回答的人说：不不。飞禽走兽游鱼这类，本来是不在上天关怀之内的。这不仅说上天的恩泽不广，而且有什么证据说上天唯独厚待人类呢？即使按照所说的，上天对人类又是怎样的呢？如今行善的人不一定有福，作恶的人不一定有祸，在没有文字之前尚且如此，无法查考了；有了文字以来，就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贪婪狠毒暴虐的人兴起，如同初夏的草木，而谨慎老实慈爱，不是中正之道不发愤的人，活着遭遇饥荒，死后遭受刑罚，接踵比肩。况且祖父遗留的恶行，为什么降给子孙承受？愚昧无知的蒙受灾殃，为什么与强盗没有区别？一两个人狂妄无知败坏事情，而无辜善良的人，因此遭受祸患，动辄以国家计议，刑罚奖赏的公正，本来就是这样吗？唉！上天的昏聩，印度、埃利斯、斯迈特三地的民众，知道得很清楚了。乔答摩悉昙的篇章，《旧约·乔布之记》，与鄂谟或作贺麻，希腊古诗人。所哀叹的歌谣，他们所说的上天不垂怜，多么相似啊。大水泛滥，火山流淌，饥荒瘟疫时常发生，计算它们所杀害的，即使是桀纣所做的，相比起来也微不足道。这难道都是恶人而祸害所应施加的对象吗？人作为帝王，动辄说天命了。而青吉斯凶贼不仁，杀人如割草，却得到广阔的国家疆域，横跨两海。伊惕卜思，是义人，却事情不能自主，以至于亲手杀死父亲而娶母亲。罕木勒特，是孝子，却因为父亲仇人的缘故，不得不杀死他的叔父，侮辱他的亲生母亲，而自刎于胸。这些都是人生中最痛苦最残酷的，而不是他们的罪过，那么谁来承担呢？像这样还能说在冥冥之中，高高在上，有与人道相同的好恶，而掌握着奖善惩恶的权衡吗？

有研究动物的人，得到鹿，剖开检验，发现肋骨坚韧而身体轻便，听觉远而腿长，感叹说：伟大啊造化！这是赋予它善于警觉和捷足，以远离祸害自我保全。后来又得到狼，又剖开检验，发现嘴深而肺大，脖子强壮而不疲劳，怅然说：伟大啊造化！这是赋予它凶猛有力，以求食自我供养。如果从格致之学的角度来看，狼和鹿两者之间，都有足以窥见造物主的极致巧妙，而其中没有容心之处。从人

译如果顺着这种思路去推演，那么狼造成的危害与鹿遭受的祸害，就截然不同了。人们将会认为鹿是善良美好的，而狼是邪恶暴虐的；凡是利于安抚鹿的，就是仁德之事；凡是助长养育狼的，就是暴虐之事。然而这两者，都是自然造化所造就的。譬如有人，他的右手拿着兵器杀人，左手却能起死回生、让白骨生肉，这个人算是仁还是暴？算是善还是恶？在我看来，他既非仁也非暴，既无善也无恶，他正超脱于这两种对立之外，而我们却拘泥地执着于这两种对立来论功定罪，这就离真相太远了。因此，如果沿用古人的说法，认为天理源于上天，那么我就让天理坐在堂上听讼断案，将会发现那运行天道的上天，自己已经是战争的祸首、罪恶的根源，无法向万物自圆其说，又怎么能掌握刑罚奖赏的大权，轻率地说做善事就降下百种吉祥，做恶事就降下百种灾祸呢！伊惕卜思的事迹见于希腊旧史，他幼年时被父亲抛弃，由他人收养，长大后彼此不相识。

译再考察：本篇的道理，与《易传》所说的：乾坤之道鼓动万物，却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是同一理解。老子所说的不仁，并非不仁慈，而是出于超越仁与不仁的范畴，不能用仁的标准来衡量。斯宾塞著《天演公例》，说宗教、学术两宗，都以不可思议为起点，这就是竺干（印度）所谓的不二法门。他的言论极为深奥广博，可以与前面的论述相互参看。

○论六 佛释

天道难以知晓既然已经这样了。然而自古以来，依据天道建立教派的人，心存救世之意，于是推想人的意志作为天的意志，认为天是万物的祖先，必定不会如此糊涂不明，于是有为天辩白公正的人了。用郊祀来供奉它，用蓍草龟甲来询问它，那么天确实无处不在。所以谈论灾异的有很多家，有君子，有小人的说法，而认为天的运行所昭示的，必定与人事互为表里的，则没有不相同的。但是他们的言论多牵强附会、迂回曲折，使人失去依据。等到其弊端显现时，则各自坚持一种说法，果敢酷烈，互相屠杀而扰乱天下，诬蔑天道不可作为的情况严重啊。宋、元以来，西方国家的物理知识日益开拓，教祸日益消减。有深刻见识的士人，辨析事物穷究细微，明确揭示天道必定不可知的学说，以告诫那些笃信古人、勇于自信的人。远如希腊的波伦尼，近如洛克、休谟、康德诸家，反复推究阐明，都是这个志向。而天竺的圣人叫佛陀的，则认为这不足以凭借言论树立义理，必定要为之辩解，于是有了轮回因果的说法。那轮回因果的说法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持守可言说的道理，援引不可知的事情，来解释天道难以知晓罢了。

现在世人固然无法逃避忧患，而忧患降临到每个人身上，就像雨露加在草木上一样。从可见的方面来说，那么天确实未曾细微地区别善恶，从而在其中给予剥夺、增加或减少。佛家说：这件事有因果。这因果，是人自己所为，说天未曾参与其中，没有不行的。生命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三者首尾相连，像锁链的环扣，像鱼网的网眼。祸福的到来，实际上是综合前后而统计的。人只取当前所遇到的，考核其盈亏，本来是不行的。所以身世苦乐的根源，人都吃着自己所播种的东西。没有无果的因，也没有无因的果。现在所享受的，不源于现在，必定源于过去；现在所做的，不结果于现在，必定结果于未来。当其所值，像代数的积，是合并正负各种数而得到总和。必定正负相抵，总和为零，不是常见的事。超过这个就有正余，有负余。所谓的因果，不一定在现在就完结。负余未偿还，终将有一天偿还。仅以所值而可见的来说，那么应得祸的或许反而得福，应得吉的或许反而得凶，而不知道其通核相抵之余，自身尚有大负余。那伸缩盈亏的数目，难道是凡夫所能知晓的吗！从婆罗门到乔答摩，他们为天道辩白公正就是这样。这细微的理论决没有途径审察其说的真假，即使如此，而天为什么如此不怕麻烦，又为什么这样做，终究还是不可知的。虽然如此，这可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吗！匆忙斥责其荒谬，而以粗疏的态度看待它，大概是不行的。况且轮回的说法，确实也是基于可见的人事物理来进行推论，即使在日用常行之间寻求，也确实有其相似之处，这是考道穷神之士，乐于反复其说，而探求其义理所在的原因。

○论七 种业

道理有发自古代，而历久弥明的，是种姓的说法吗？先民有话说：子孙，是祖父的分身。人的声音容貌气质之间，有的本于父亲，有的禀受于母亲。凡是荟萃在这一个身体中，或远或近，确实都有其由来。而且岂止是声音容貌气质而已，至于性情尤为严重。处在这样的环境，遭遇这样的时机，做这样的事，其进退取舍，人与人不同的，只是因为性情不同罢了，这不是偶然如此的。他们各自承受于祖先，与声音容貌气质没有区别。当孩童出生时，其性情隐而不显，这就是所谓的储能。渐渐地这储能者，就显现为实效。为明为暗，为刚为柔，将见于言行，而都可以实指了。再超过这个则有男女的结合，如果具有一种德行，又将又有其他德行的人与之汇合以深浅稀释。凡是其性情，与声音容貌气质的，都经过杂糅而转致于其后代。大概种姓的说法，由来已久。

然而竺干（印度）的说法，与此稍有不同的是。我们说父母子孙，代代相传，如前所指。而他们则说人有后身，不一定是孙子、儿子。声音容貌气质，粗浅的固然不必传承，而性情德行，凡是以前积累的，则混合揉和，成为一物，名叫喀尔摩，又叫羯磨，翻译为种业。种业不一定专指罪恶，是功罪的通名，善恶的公称。人只有进入涅槃灭度的，可以免除轮回，永远离开苦境。否则善恶虽然不同，都要由此无明，转成业识，造一切业，熏为种子；种必有果，果复生子

译在生死轮回中流转，没有穷尽的期限，而痛苦的境遇也与之永远相伴。生命与痛苦，本来是不可分离、不能二分的。大概他们想要阐明各类生命境遇舒坦或悲惨之所以不齐的原因，而眼前的因果，又不足以完全解释其所以然，因此不得已而产生了轮回的说法。然而，既然有了轮回，假如甲转变为乙，而甲依然是甲，乙依然是乙，中间没有任何事物来承接二者，那么又不足以伸张因果的说法，于是羯磨（业力）种业的说法便产生了。所谓业种自然，如同恶叉聚（一种果实）那样，就是此意，说恶叉聚，与前面合揉剂和的说法意思相同。大概羯磨在世间略有差异，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而现在所做的，又可以使其进退变化，这就是他们学派之所以重视熏修之事的原因。关于熏修证果的说法，佛教以此作为教义的根本，而其道理却仍被近代进化论者所争论。认为因为受生的不同，以及修行的得失，人性中的美与恶，将由此产生扩充或消减的功效，这确实是不虚的说法。但是说这必定足以变化气质，则还有难以言说的地方。世间确实有终生严厉刻苦，但其子女未必比父母贤能；或者终身放纵淫逸，但其子孙却远远胜过祖先的情况。自身虽然是善是恶，但气质的本然，或许未曾改变；熏修虽然勤勉，但果位却不一定能证得。由此可知，佛教唯独认为熏修必定足以证得果位，大概是假如居住、修养、修行之事，期望能变化气质，却处于或然或否之间，那么不仅因果的说法将无处施展，而且我们一生所依赖的依靠本性自我度化的方法，也从此完全废弃。而他们所说的超越生死、跳出轮回，又从哪里去施展力量呢？所以佛教的新旧两派，都有熏修证果的说法，而推究其根源，也是出于不得已。

译复查：三世因果的说法，起源于印度，而在希腊探讨人性的各家学说中，只有柏拉图的观点与之最为相似。柏拉图说：人的本源之初，与天同为一体，所见到的都是真理，而没有气质带来的私欲。因为有了违逆错误，被贬谪遣送到人间。既然被形体和气禀所束缚，就迷失了本来的面目。然而因为堕落的时间还不久远，所以稍有触动就能醒悟，容易从迷惑中恢复，这就是有宿根的人之所以容易契合真理的原因。如果因为醒悟而加倍努力，幸运地能够明心见性，透彻认识本来面目，那么一世之后，就可以恢复初始的地位，重新享受极乐。如果因为迷惑而更加迷惑，就会由贤良转为愚昧，离天道越来越远。人道终结之后，就进入下等的生命形态。在下等的生命形态中，也有等级差别。大致说来，行善就上升，作恶就下降，离初始状态越远，回归天道就越困难了。说法就是这样，我推测希腊和印度两地相近，柏拉图应当是沿袭了这种说法。比如宋代诸儒谈论人性，他们所说的“明善复初”等观点，大多根源于佛教书籍。然而欧洲学者，往往认为柏拉图所说的，是标榜自己的见解，与天竺（印度）的各种宗教，完全没有关联。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暂且保留这些说法，等待贤达之士选取采用。

○论八 冥往

考察天竺最初的教法，与近代斐洛苏非（译言爱智，即哲学）所阐明的，并不相差太远。他们谈论物理，都认为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作为根本，称之为真、称之为净。所谓真、净，就是精纯湛然恒常存在，不随着外物转变的。净不可以用色、声、味、触来接触。可以用色、声、味、触来接触的，是依附于净而显现出来的，称之为应、称之为名。所谓应、名，就是各种有为法，变动不居，不固守旧常的。宇宙有一个大净叫做婆罗门，也就是旧教的称号，它分赋给每个人的净叫做阿德门。二者本来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在人身上，常常被气禀所拘束，被感官形体所局限，而且嗜欲哀乐的感受，又丛生成为一生的幻妄，于是本然的体性，就难以再认识了。幻妄既然被指认为真实，所以阿德门被缠缚沉沦，在生死中轮回，而无法自拔。明智的人领悟了这一点，说：身世既然都是幻妄，而凡是困苦谬误耻辱的事情，又都产生于自私的行为，那么不如断绝因缘，破除初始的根基来得妥当呢？于是就绝圣弃智，惩忿窒欲，追求所谓的超脱生死、跳出轮回，这其中的道理没有其他，从我们看来，只是不游荡于天演（自然演化）之中，不从事于物竞（万物竞争）的纷乱罢了。既然羯摩（业力）种业，可以凭借熏修锄治而进退变化，凡是粗浊贪欲的事情，又可以由此而逐渐消除，那么所谓的自营为己的深重私欲，以及厌恶死亡、祈求生存的极大迷惑，都可以由此道而摆脱束缚。那么世间的幻影，将会有时候消散；生命的梦泡，将会有时候破灭。既破灭既消散之后，我的阿德门本体显现，与明通公溥的婆罗门合而为一。这是旧教的上乘宗旨，也是佛法出现之前，先识之士用来自我度脱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坚苦刻厉，隐居避世。等到道行成就，就冥然无知，顽钝无觉。从不知道的人看来，就和无明失心的人没有区别了。虽然如此，其道是由智慧产生的，又必须依靠智慧来运作。譬如炼金术士，不仅对黄白铅汞的性质，深知晓然；还必须具备审度的能力，化合的技巧，然后才能期望成功而不失败。而且这件事主要在于人，而对于天没有参与。运用这样的智慧，施加这样的力量，证得这样的果报，其权柄和功效，都是熏修者独自掌握的，天不承担其功过，这正是后人所说的自性自度。

从今观昔，才知道他们冥心孤往，刻意修行，确实是因为认为人生在世无法逃避忧患；而且苦海如舟漂流，不知何处是尽头。然而那么依靠生命保全世间，不过是弱丧而不知归返，而抛弃生命祈求死亡，其迷惑未必不更加严重。幸好现在大患虽然源于有身体，但这种境界都是由心造作的，于是就有了美化心灵的方法。凡是我所系恋于一世，而为这个心所纠缠的，如田宅、如亲爱、如礼法、如人群，都将全部舍弃。甚至生活必需的事情，也裁制抑制吝啬，使之仅仅足以生存就罢了。破坏穷乞，佯狂冥痴，像这样才超凡离群，与天为伴。婆罗门的道，就是这样而已。

○论九 真幻

等到乔答摩（或作骄昙弥，或作俱谭，或作瞿昙，是一音之转）在印度兴起，乔答摩是佛的姓氏。《西域记》说本为星名，从星立称。世代为贵姓，后来改为释迦。发誓拯救众生。他的宗旨所在，与旧教起初并不很远。唯独在修养本性、返归宗源方面，所谓修养阿德门以进入婆罗门的，却与之截然不同。旧教以婆罗门为究竟，它无形体，无方相，冥灭灰搞，可以说是到了极致。而从乔答摩看来，却认为是伪道魔宗，人进入其中，如同投入罗网。大概婆罗门虽然是玄同的止境，但只要还有物体存在，就可以堕入轮转。举凡一切人天苦趣，又将炽然兴起。必须连这个也没有，才不授权于物。这是释迦氏之所以迥绝常途，都忘言议的原因。往昔希腊智者，与近代西儒谈论人性，说：一切世法，无真非幻，幻还有真。为什么说无真非幻呢

译山河大地，以及一切形体、气息、思虑中的事物，不能自己存在，依赖觉知而后存在。视觉穷尽则色相断绝，听觉闭塞则声音消亡。既然依赖觉知而存在，就会随着感官的变化而变化，眼睛疲劳就会把红色看成绿色，耳朵有病就会把蚂蚁争斗误听为牛叫。相状本来在我，并不附着于外物，这就是所说的“无真非幻”。什么叫“幻还有真”？现在与我接触的事物，虽然生灭无常，但必定有不变的东西作为它的根本，才能有所依附而显现，只是舍弃相状去探求实体，舍弃名称去探求清净，就又看不到了。然而有真实的因，才产生相状的果。所以无论粗显的形体，还是精微的心神，都有真实不变的长久存在的东西，作为虚幻不实者的主宰。由此可知，造化必定有真正的主宰，称为上帝；我们必定有真正的本性，称为灵魂，这就是所说的“幻还有真”。前代哲人的学说，可以说非常精妙了！

译然而必须知道，人乃是形气之中的事物，凭借感官接触外象，随即产生意念而形成认知，所清楚明白的，无非是虚幻罢了。至于这虚幻之中是否还有真实，那就绝对无法弄清楚了。前人已经说过：舍弃现象去探求实体，是看不见的。由此可知，所谓真实、所谓永恒不变的主宰，如果撇开那些在接触外物时产生的心念来谈论，也就无从指认其实体了。所谓痕迹，是鞋子踏出的，不应当把痕迹当作鞋子，这固然不错，但鞋子终究看不见，又该怎么办呢？所谓由结果推知原因，是因为过去曾经见过这种原因，并且由此产生了这种结果。现在假如从宇宙初始以来，只见到结果，从未见过原因，那么原因的存在与否，又从哪里去考察呢？况且即使说事情只停留在结果，从未有过原因，像近代比圭黎所主张的那样，又有什么依据去驳斥他的说法呢？名学家穆勒打个比方说：现在有一个东西在这里，看它光泽而黄，闻它浓郁而香，摸它柔软而圆，吃它滋润而甜，我知道它是橘子。假如现在去掉它光泽而黄的特性，而不赋予它其他颜色；夺去它浓郁而香的特性，而不给予它其他气味；毁坏它柔软而圆的特性，而不赋予它其他形状；断绝它滋润而甜的特性，而不给予它其他味道，凡是可以通过感官接触的特性，都剥夺它而不赋予其他，那么这橘子剩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名称和表象固然都是虚妄的，但去掉虚妄去寻求真实，那真实又看不见，那么何必珍视这模糊不清、不可见的东西，把它当作本性之真呢？所以说虚幻之中是否有真实，绝对是不可知的。虽然如此，人的生存，受形气的限制，那些没有对立、不能通过感官接触的事物，本来就是思辨议论所达不到的。因此对于事物的本体，既不敢说它有，也不能贸然说它无。所以前面的说法，并非固执己见，而是对细微之处进行推测议论，对不可知的部分保持沉默。唯独到了释迦牟尼，才高声疾呼，不仅三界四生，人天魔龙，有识无识，凡是法轮所转之处，都取而称之为幻。究其极致，连佛法都应当舍弃，何况不是佛法呢。这是自讲道理以来，彻底穷尽空无，没有谁比得上佛陀的了。

再按：这一篇及上一篇所阐释的观察事物的道理，最为精微。初学者对于名理不熟悉，往往难以立刻理解，但其所涉及的论题关系重大。自从希腊人倡导学说以来，直到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其学说才确定下来。学说确定之后，新的学问兴起，这是西方学术极大的关键。我学识浅陋，才能不足以匹配见识，恐怕前后所翻译的，不足以表达作者的深意，反而招致阻碍义理的讥讽。然而这件事体重大，希望好学深思的人士，反复勤奋探求，期望一定要明白之后才放手，那么今后观察事理，将会有庖丁解牛那样的乐趣，我不敢怕麻烦，谨为再次阐述其主旨。法国人特嘉尔，生于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年少时体弱多病，但极其聪明。跟随耶稣会神父学习，声音入耳即通晓心意，长老们感到惊异。每当提出疑问，他的老师往往无法应对。他目睹世道昏暗，民众愚昧，而受教条束缚、固守习气的人，动不动就用古义来胁迫他人，不考察事理的真实。于是倡导尊疑之学，撰写《道术新论》，以抨击旧教。他说：“我所承担的责任没有别的，就是不妄语罢了。道理未明，即使刑罚威逼当前，也不能隐瞒怀疑而说相信。做学问如同建造大屋，务必先立不可动摇的基础。客土浮虚，不可依靠。挖掘穿透，一定要寻求实地。有实地吗，事情就基于此；没有实地吗，也期望能弄清楚。现在我观察一生，处处都是虚妄；古训成说，越多越失真，即使证据纷繁，也只是增加偏见和遮蔽罢了。借助思考探求道理，而波动的谬误，就起源于思考；凭借认知寻找真实，而迷惘的开端，却由于认知。事迹固然明显，但观察表象却互相违背；耳目固然最切近，但所告知的或许并非真实。梦是虚妄的，当它未醒时，就同真觉一样；真觉呢，怎么知道不是梦妄而名为觉呢？纵观一生所经历的道路，好像有一个大鬼魅，常以迷惑人为乐。那么我的一生中，究竟什么事是必然无可怀疑，而可以依据为真实的呢？推究始末，这真实而非虚幻的，只有‘意’罢了。为什么说只有‘意’是真实的呢？因为‘意’有是非，而没有真妄。怀疑‘意’是虚妄的，这怀疑又是‘意’，如果说没有‘意’，那么也就没有怀疑。所以说只有‘意’没有虚幻，没有虚幻所以常住。我的一生始终，只是一个‘意’的境界罢了。积累‘意’形成我，‘意’自在，所以我自在。不是我虚妄，我不可虚妄，这就是所谓的真我。”特嘉尔的说法如此。

后二百余年，赫胥黎讲述他的义理说：“世间两样东西，叫做我、非我。非我叫做物，我者就是此心。心与物的接触，通过感官觉知表象，而所觉知的表象，是‘意’而非物。‘意’与物之间，常隔着一层尘障。物是因，‘意’是果，不能直接等同。所以这一生，纯粹是意的境界。特氏这话，既不是奇异的创见，也不是艰深难懂。人如果凝神思考，随处自见。假如有圆红色的石子一枚在这里，拿给众人看，都说看见它的红色，和它的圆形，它的质地很坚硬，它的数量只有一个。红、圆、坚、一，合成此物，具备四种德行，不可暂时分离。假如现在说，这四种德行，在你的意念中，起初与物无关，众人应当大为惊怪，认为是妄言。虽然如此，试想想这红色，是从哪里觉知的？乃

译从太阳发出的、在极清之气中名为伊脱的光，照射形成光波，其速率各不相同，射到石子上，其余的波都进入，唯独一种波不进入，而是反射进入眼中，如同水晶杯，摄取射入的光波，导向眼帘。眼帘之中，神经汇聚之处，受到这种激荡，如同电报机，将信号引入大脑，大脑中产生感应变化，从而知道红色。假如现在石子本身没有改变，而是各种条件，如光波的速率、眼球的水晶和眼帘，其中有一项不同，那么这个人所看到的，就不会成为红色，而会看到其他颜色。有人天生眼疾，称为色盲，不能辨别颜色。别人说是红色的，他却都说是绿色的。又用干酒调盐，在暗室中燃烧，那么一切红色的物体都变成灰色，常人的面容，都像死灰一样。每当有一个物体在面前，一个人说是红色，一个人说是碧色。红色和碧色不能同时从同一物体中产生，由此可知颜色随着感觉而变化，说颜色属于物体本身，是没有道理的。所谓的圆形，也不属于物体本身，而是人所看到的，命名为如此。怎么知道呢？假如人的眼球外部的晶体，改变其珠状形状，而变成圆柱状，那么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应当变形。至于坚硬与脆弱的差别，是由肌肉力量决定的。假如人的肌肉力量增加一百倍，现在所谓的坚硬，都将变成脆弱。而这块石子，就和馒头没有区别。可知坚硬的性质，也在于感觉之中。红色、圆形与坚硬，这三种属性，都是由我产生的。所谓的一，似乎应当属于物体，但仔细审视，也是由感觉产生的。怎么说呢？这个“一”的名称，起源于两件事，一是由眼睛看到，一是由触觉感知，视觉和触觉会合，确定它为一个。现在用手拿着石子，努力对着眼睛看它，那么在触觉上是一个，在视觉上却是两个。又用平常的方法看它，而将中指交叉在食指上，把石子放在交叉的手指之间，那么在视觉上是一个，在触觉上却是两个。现在如果用感官接触物体，视觉和触觉同样重要，前后却互相不同，哪一个才是可信的呢？可知这个“一”的名称，纯粹是意识的作用，与物体本身无关。即使是物质，能够阻隔的，长久以来被归为物体属性，并非凭借人的意志。然而阻隔的知识，也是由视觉和触觉产生的，既然由视觉和触觉产生，也就根本在于人心。由此总结，那么石子的本体，必然不可知。我所知道的，不超过意识，这是确定的。只有“意识”可知，所以只有“意识”不是虚幻的。这特别是笛卡尔“意识构成自我”学说的由来。并非不知道必须有外因，才能产生内果。然而原因和结果是否相同，必然不可知。所看到的影像，即使与本体相似也可以。或者因果互相不同，就像鼓声和击鼓人一样，也未尝不可。因此人的知识，止于意识与经验的相符。这样做的结果，已经足以产生事务。再案：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心止于符”。再追求高远，真的没有恰当的了。既然只有意识与经验的相符，那么研究形气的学问就珍贵了。这就是自从笛卡尔以来，格物致知的事情兴起，而古人所说的性之学衰微的原因。然而现在人自有心性之学，只是与古人不同罢了。

译○论十 佛法

所谓一切世间，包括人、天、地狱，以及所有的神魔人畜，都在法轮中流转，生死起灭，没有穷尽的期限，这本来就是婆罗门教的旧说。自从乔答摩（佛陀）出现之后，便取各种看似真实的事物而将其视为虚幻。一切有为法，都是由心所造。譬如流逝的水，有时回旋形成漩涡，有时跳荡成为急流，瞬间变化，因缘尽了，果报也就消散了。人生在世，随着业力显现，就像被拴在木桩上的狗，围绕木桩徘徊，离不开原来的地方。总而言之，无论是形体还是精神，一切都没有实体，都是无常的。不仅执着于自己的见解是可悲的，那么身体以外，可以玩味把持的，究竟又是什么东西呢？现在试着问，在这个时候，前面所说的业种羯摩（业力），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羯摩当然安然无恙。因为羯摩可以比作磁性，起初它在磁石中，不久可以转移到钢中，从钢中又可以转移到镉中，辗转传递，而都有吸铁的作用。当它寄寓于某一物体时，其气力的强弱厚薄，可以通过方法增加或减少、聚集或分散，这也各自根据其所遭遇的情况，来决定接受的深浅罢了。因此，羯摩果业，随着境遇自然修持，彼此转化，绵延不断。

然而世尊（佛陀）最大的因缘，正是为了超出生死，所谓空旷寂静，没有圣人，而后才是幻梦中的大觉醒。大觉醒不是别的，就是涅槃。但是涅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学者至今，没有定论。不可思议，而后才成为不二法门。如果取粗略的意义来解释，就是以无欲、无为、无识、无相，清澈寂静，而又以仁爱为归宿。必须进入无余涅槃而灭度，而后羯摩不再受轮回，而爱河苦海，永远平息迷惑的波涛，这是佛道的究竟。这与婆罗门所证得的圣果，起初似乎相似，但实际上截然不同。至于熏修自度的方法，旧教以苛刻严厉为真修，以嗜欲为杂草。佛却不这样认为，视之为揠苗助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他认为修道务必澄清源头，如果不揣度根本，只整治末节，即使断毁肢体，摩顶放踵，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要想断绝恶根，必须培养善本；善本既已建立，恶根自然消除。道在于悲智兼大，以利济群生，名相两忘，而清净修持身口意三业。质而言之，关键不外乎堵塞物竞的潮流，断绝自营的私心，而明通公溥，物我一体罢了。自营未曾不争，争则物竞兴起，而轮回就无法避免了。婆罗门之道为我，而佛反之以兼爱。这佛道的路径，与旧教虽然相同，但其坚苦卓厉，用意又截然不同。因此一人作则，而万类从风，越过三千年而长存，通过九重翻译而更加深远。自从生民神道设教以来，其流传广远，没有比佛更甚的，是有原因的。恒河沙界，惟我独尊，则不知道造物主的存在；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则不相信人身有灵魂；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追求长生久视，不仅是大愚，而且是罪业。祈祷颂赞没有用处，祭祀也不被享用，除了自性自度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无所服从，无所争竞，无所求助于道外的众生，寂静空旷，冥然孤往。其教行的传播，合五洲之民计算，望风承流，占其少半。虽然今日源远流杂，逐渐失去清净本来，然而比较而论，尚为地球中最大的教会。呜呼！这已经够奇特了。

复案：“不可思议”四字，是佛书最为精微的语言。中间经过贩夫妄人，滥用率称，日子久了，导致逐渐失去本意，这真是可痛惜的。所谓“不可思议”，与说“不可名言”、“不可言喻”的截然不同，也与说“不能思议”的大不相同。假如人说见到奇境怪物，这叫“不可名言”；又如深喜极悲，如当身所觉，如得心应手之巧，这叫“不可言喻”；又如居住在热地的人，生来未见冰，忽然听说水上可以行走，如不知道通吸力原理的人，初闻地员对足底之说，茫然而疑，反而说世间没有此理实，告者妄言，这叫“不能思议”。至于不可思议之物，则如说世间有圆形的方，有无生而死，有不质之力，一物同时能在两地等语，方为“不可思议”。这在日用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几乎没有区别。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这才是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一言，专为此设者也。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宇如宙。宇者，太虚也；庄子谓之有实而无夫处。处，界域也。谓其有物而无界域，有内而无外者也。宙者，时也。庄子谓之有长而无本剽。剽，末也。谓其有物而无起讫也。二皆甚精界说。他如万物质点，动静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讫之伦，虽在

译圣人和智者，都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些都是真实无妄、不可思议的。

译现在想要详尽阐述其中的宗旨，就会过于深奥广博且冗长，姑且列举其大要，作为涅槃的引例罢了。涅槃，大概是佛陀认为三界中一切有为法的相状，无论是自己创造还是创造他人，都是暂时欣悦聚合而成的观感，最终都会消亡。而人身的存在，则是由于想和爱共同纠结，聚集虚幻而成身体。世界如同空中的花，业力如同空中的果，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相续不断，人、天、地狱等道，各自随着所修的业力而转生。因此，一旦抛弃贪欲，各种虚幻都会消灭。既然证得了无生，那么与生俱来的东西，也就随之穷尽，这是涅槃最浅显的义理。然而自从世尊宣扬正教以来，其中的圣贤，对于涅槃都不着文字言说，认为这是不二法门，超越了一切理解。难道说没有辨别吗？是辨别所不能言说的。然而渡人渡己的功效，不靠言语就不能显现，如果不得已而有所言说，那么它的体用固然可以稍微指示出来。一是涅槃作为事物，没有形体，没有方相，没有一切有为法。举其大意来说，固然与寂灭真无没有什么不同。二是涅槃的寂不是真正的寂，灭不是真正的灭。如果它是真无，那么无上正等正觉的名号，从哪里产生呢？这就是释迦牟尼翻译为“空寂”而又兼有“能仁”的原因。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远脱离苦趣，福慧两足，万般牵累都抛弃，绝不是未证得此果位的人所能知晓、所能比喻的，正如同正在劳苦的人，终究无法知晓肩膀完全休息时的情况。所以世人不知道，认为佛道如果是究竟灭绝空无，那么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而智者则知道，由无常进入长存，由烦恼归于极乐，所得到的至为不可言喻。所以如同渴马奔向泉水，久客思念返回，真人的羡慕，确实不是凡夫所能知晓的。涅槃可以指出的义理就是这样。至于它之所以被称为“不可思议”，并不是说它的道理幽渺难知。它的不可思议，就在“寂不真寂，灭不真灭”这两句话上。世界上什么东西才是非有非非有的呢？譬如有人，真的死了，却不可以说他是死的，这不是天下最违反常理而极难思考的吗！所以说“不可思议”。

这不仅仅是佛道如此，道理见到极致时，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天下的事理，如同树木分出的枝条，水分出的流派，寻求解答就追溯本源。所以道理可以解释的，在于贯通众异为一同，再进一步，这所谓的同，又成为异，而与其他的异通于大同。当它们可以相通时，都是可以解释的。像这样渐进，直到各种道理归结于最上的一个道理，孤立无对，既然无所不包，自然没有可以相通的。没有可以相通的就不能解释，不能解释的就是不可思议。这就是为什么在毗耶离的一次法会上，文殊师利菩萨唱出不二法门的宗旨，当时三十二种说法都被否定。只有维摩诘居士一言不发，这才是真正的比喻。为什么呢？因为不二法门与思议解说两种意义相互抵消，不可以同时称说。它是“不可思议”的真实理解，而浅薄的人却把它视为幽暗迷惘的词语，离真相太远了。

○论十一 学派

现在如果离开印度而逐渐向西，就有希腊、犹太、意大利等国家，在周朝姬姓与汉朝之际，交替成为声名文物显赫的国家。有人说那里的学术，与南亚诸教，截然不同，不相传承。或者有人说西海所传的，全是东来的旧法，引绪分支。这两种都是一偏之论，而没有深入考察事实的人。如果平心而论，在于折中这两种说法之间。大概欧洲学术的兴起，也如同其民的种族，起初都来自伊兰旧地。等到源流深远支流交错，新知接踵而出，那么冰寒于水，自然超越前人的知识。现在看天演学这一端，就可以思考而得到其道理了。希腊文教，最为昌明。其密理图学者，都认识这个意义，而伊壁鸠鲁的赫拉克利特是其中的魁首。赫拉克利特生年，与印度释迦牟尼之时，实际是相接的。深思著论，精旨微言，号称难读。近代学者，于是取其残缺，熟考而精思之，于是悟出今天所说的，虽然确实更加精密，但大体所存的，固然是古人所先获得的。就像此论首篇，所引用的濯足长流等比喻，都是赫拉克利特的绪言。但他的学问包容六合，阐明造化，是数千年格物致知的先声，不断断于民生日用之间，修己治人之事。等到数传之后，理学迷途，辐辏雅典。一时的明哲，都殚思于人道治理之中，而认为赫拉克利特是穷高鹜远了。这虽然如同近思切问，有鞭辟向里的功效，而赫拉克利特的体大思精，所谓检押大宇，隐括万类的，也随之而不可见了。大概中古理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师徒二人，最为超特。然而他们对赫拉克利特的绪论遗文，了解反而不如我们后人亲切。学术的门庭各异，那么即使年代相接，未必能相知。苏格拉底的大旨，认为天地六合之大，事极广远，理复繁赜，决非生人智虑之所能周。即使穷神竭精，事亦何裨于日用。所以存而不论，反以求诸人事交际之间，用以期其学之翔实。独不悟理无间于小大，苟有伦脊对待，则皆为学问所可资。方其可言，不必天难而人易也。至于无对，虽在近习，而亦有难窥者矣。是以格致实功

译（赫拉克利特）常处于名理、气数之间，却绝口不谈神化。那苏格拉底的学问，并不曾避讳神化，反而认为那些有逻辑脉络可推演的物理过于高远，因而将其搁置一旁。名义上是崇尚实学、贬斥虚妄，实际上是舍弃全面而从事偏颇，追求近处而遗漏远方。这就是他不能继承赫拉克利特未竟的学术脉络，从而未能获得重大明悟的原因。轻视格物致知、气质之学，认为它们与人事无关，而专门把修身治人的事业，当作最切要的计划，这是苏格拉底的宗旨。这种道统，后来的斯多葛学派加以沿用。厌恶世俗风气，刻苦勉励德行，以安提西尼、芝诺为首领。再传之后，有亚里士多德在马其顿南部崛起。考察他神识所及的范围，以及他理解领悟的深度，大概可以说是超凡入圣、超越古今的人了。然而他尚不知道万物变化流转、宇宙悠久漫长的理论，是前人已经说过的。所以赫拉克利特是天演学的宗师。他的精髓真传，前不归属于苏格拉底，后也不归属于亚里士多德。这两人虽然都是当代的大师，但都与这门学问无关。传承衣钵所托付的，乃是在德谟克利特身上。不过当时民智尚未广泛开启，阿那克萨哥拉所倡导的高论，未能成为众人思想的归宿。直到斯多葛学派的门徒出现，才大力阐明路径，上承赫拉克利特的学问。天演之说，确实应当以此作为中兴，从头到尾条理清晰，完备无缺了。

译唯独那些传授经学的，无论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是私下敬仰效法的，都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真相。这是因为学者各自逞其私见，辗转传述导致失真，不仅剥夺了原本就有的内容，而且掺杂了原本没有的东西。像斯多葛学派所主张的“造物主主宰宇宙”的说法，就是其中最明显突出的例子。

追溯赫拉克利特的理论，他认为火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万物皆由火产生，又都归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经历劫数的盈虚变化，周而复始，并且常有确定的法则在其中运行。所以世界的兴起与毁灭、成功与失败循环往复，起初并不需要有一个具体的事物来维系和调控它。自从斯多葛学派的门徒兴起，于是原本冥顽不灵的宇宙，便有了主宰者，这位主宰者德力无穷，慈悲与智慧兼具，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不仁却至仁，无为却化育万物；孕育太极而没有对立面，深远地居于万物变化之前，而永远作为主宰。这是赫拉克利特未曾言说的，纯粹是后来兴起的新说。

再考证：米利都的故地，位于安息（今小亚细亚）的西界。正值春秋昭公、定公时期，希腊全盛之时，其势力横跨欧亚两洲。该地是一座大都市，商贾云集，文教兴盛。后来被波斯入侵，到了战国时期，罗马逐渐强盛，希腊稍微衰落，该地也随之荒废，位于现今士麦那的南面。

以弗所的旧壤，也在安息的西边。商纣王、周文王时期，希腊在此建立城邑，有祠庙，祭祀先农神宙斯最为著名。周显王十三年，马其顿的名王亚历山大生日，以弗所发生火灾，四方布施的财物云集如山，随后重建，壮丽超过从前，被南怀仁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后来归属罗马，耶稣的门徒保罗在此宣扬基督教。曹魏景元、咸熙年间，先农神的祠庙又被毁坏。从此以后，该地逐渐荒废。突厥兴起后，还取用那里的材料来营建君士坦丁堡。

赫拉克利特，生于周景王五十年，是欧洲格物致知的始祖。他所持的论点，前人并不重视。如今却越来越明晰，为他表彰阐发的人日益增多。考察赫拉克利特以常态与变易来论述变化，所以说万物都处于“已”与“将”之间，而没有可以指认的“现在”。他以火化为天地的奥秘机制，与神同体，他的学说与化学家相合。又说人生时神死，人死时神生，这与庄子（漆园吏）关于“彼是方生”的言论仿佛契合。

苏格拉底，希腊雅典人。生于周元王、定王交替之际，是柏拉图的老师。他的学问以侍奉上天、修养自身、忠于国家、爱护人民为要务，精辟诚挚，感人至深，有欧洲圣人的称号。因为不信旧教，独自坚守真学，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被雅典国王以“非圣无法”的罪名杀害，天下人都认为他是冤屈的。他教导人不分贵贱，没有著作。死后，柏拉图为他追述言论，记载事迹。

柏拉图，一名雅里大各，希腊雅典人。生于周考王十四年，享年八十岁，身材魁梧高大。希腊旧俗，学校间极重视武事，如跳跃、搏斗之类，而雅里大各最为擅长，所以他的老师称他为柏拉图。柏拉图在汉语中意为“宽阔的胸膛”。他改变志向致力于学问，善于歌诗，一见苏格拉底，听到他的言论，便完全抛弃旧学，跟随他十年。苏格拉底无罪而死，柏拉图为他辩冤。党派人士仇视他，他便离开家乡，前往埃及游历，求师访道十三年。又去意大利，结交罗马的贤豪长者。议论触犯了国王忌讳，被出卖为奴，主人心里知道柏拉图是大儒，便释放了他。回到雅典，在阿卡德米园讲学。学者们带着干粮和拜师礼，奔走数千里，跟随他问道。现在西方太学称为阿卡德米，就是从柏拉图开始的。他的著作多称述老师的学说，夹杂自己的意见。他的文体都是主客问答辩难，至今人们讲诵不衰。精深微妙，善于探讨天人之际。他为人品行纯正美好，不配不上他的老师。所以西方谈论古学者，称颂苏格拉底、柏拉图。

犬儒学派，是希腊学派的名称，因居住在射箭的园圃而得名。倡导该学派的，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西尼。犬儒学派的宗旨，以绝欲避世、克制自己、勉励行为为归宿。大概类似中土的关学，而在质朴刚确之余，夹杂放任通达，所以其流弊达到极点，便贫贱而傲视他人，穷困乞丐却狂放裸体，苛刻地对待自己，礼法荡然无存。相传安提西尼常随身携带一个木器，坐卧起居，都在其中。又喜欢对人显露污秽，白天拿着蜡烛，走遍雅典，人们询问他缘故，他说：“我找遍这座城，不能得到一个男子。”

斯多葛学派，也是希腊学派的名称，始于周考王、显王年间。而芝诺担任祭酒，以市楼作为讲学处。雅典人称城门为斯多亚，于是以此命名该学派。始于希腊，成于罗马，而在西汉时大为兴盛。罗马著名的豪杰，都出自这一派，流风广远，至今不衰。欧洲风尚的形成，此学是其源头，以格物致知为修身之本。他教导人，崇尚果敢，重视冒难，设立信约，贵守义气、同生共死，有不苟且求荣、不贪生怕死的风气。西方称节烈不屈的男子为斯多葛，这由来已久了。

亚里士多德，此名多与雅里大各相混淆，雅里大各乃是其老师的名字。他是柏拉图的高足弟子，也是马其顿名王亚历山大的老师。生于周安王十八年，享年六十二岁。

译他的学问从天文算学、格物致知，一直到心性修养、政治治理、文学创作等方面，无所不包。虽然源自老师的学说，却有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名。他论述义理时，分为四大类：一是理，二是性，三是气，最后是命，通过这四者来推究天与人之间的因果联系。大概自从西方人谈论义理以来，他们建立理论、阐述观点，与中国儒家学者所阐明的最为接近的，只有亚里士多德这一家罢了。在元、明以前，新的学术尚未出现，西方谈论物性、人事、天道的人，都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作为折中的标准。当时的学者对他崇奉笃信，几乎与中国对孔子的尊崇相当。等到明朝中期，培根在英国兴起，笛卡尔在法国兴起，倡导实证与归纳的学问，而牛顿、伽利略、哈维等人相继采用这种方法，因此有了重大的发现，而古代学问的谬误也日益显露。后来的人引绳排根，矫枉过正，亚里士多德两千年的学术声望，几乎就要熄灭了。近百年以来，物理知识更加明晰，经过起伏反复，学者们于是澄清认识、平心静气，选取亚里士多德的旧籍进行考证和论述，剔除其中的芜杂谬误，保留其中的精华，其真理才得以显现，亚里士多德的精微旨意和深刻言论，最终得以不被废弃。唉！身处今天而追思古人，像亚里士多德、大德勒这样的人，不能不说是聪明颖悟、通达卓越、当世罕见的杰出人才啊。

译德谟克利特是希腊阿布德拉人，生于春秋鲁国衰微时期。德谟克利特善于欢笑，而赫拉克利特喜好哭泣，所以西方人称赫拉克利特为“哭智者”，称德谟克利特为“笑智者”，就像中国有阮籍、陆机一样。他家境富有，波斯国王居鲁士到达阿布德拉时，他家对国王及随从接待得非常隆重恭敬。居鲁士离开后，留下他的马夫（古代神巫的称号）教导主人的儿子，也就是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年幼时聪明敏捷，完全掌握了他的学问，又跟随他游历埃及、安息、犹大等大国，见闻广博。等到回国后，深受国人尊敬信任，被称为“先知”。野史稗官多称德谟克利特神异，难以相信。他的学问以觉察意念没有虚妄，而看见尘世并非真实为宗旨，这已经是斯宾诺莎的先声了。他又摒弃“四大”（地水火风）的说法，用不可分割的质点来解释万物，这是物质科学的种子，近代达尔顿加以演绎，成为化学的基础。

○论十二 天难

自古以来学术相承，往往有发端很微小，而经历几代传承，事效就变得巨大的，比如斯多葛学派创立上帝主宰万物的言论就是这样。那茫茫天地之间，既然有一位至仁极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往、无所不在的真正主宰，在其中弥纶施设，那么说宇宙有真正的恶，已经不可以；说世界有无法弥补的缺陷，更不可以了。然而我们内省身心之中，外察物我之际，觉得天地覆盖承载虽然宽广，却无处可以脱离苦境。现在如果一定说世界都是虚妄不真实的，那么苦乐固然同为幻象。假如世间还存在真实的事物，那么忧患之外，什么才是真实的？大地浑浑噩噩，不仅恶业炽盛，而且缺陷分明，无法弥补。谁在无事时推行这些？质问追究起来，有无法解释免除的了。虽然如此，斯多葛学派的人不这样说。吉里须布说：一种教化一旦实行，无论其宗风如何，如果从它的功效和趋向来看，都可以说得通。所以斯多葛学派为上天辩护，一是说天道运行没有过错；二是说祸福相依，患难成就美德；三是说威怒虽然严厉，最终归于好生。这三种说法，不仅在当时被深信，而且在后世张扬，罗列在典籍中，流传在民谣里，自古如此，垂为教化的要点。

过去朴柏是英国诗人。用韵语写《人道篇》数万言，他的警句说：“元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世事岂偶然，彼苍审措注。乍疑乐律乖，庸知各得所。虽有偏诊灾，终则其利博。寄语傲慢徒，慎勿轻毁诅。一理今分明，造化原无过。”像前面几位所说，那么从来就没有不是上帝的了。上帝固然超乎是不是之外，即使有是不是可以讨论，也一定不是人类所能知道的。但即使根据朴柏的话来核实，觉得前六句确实是精理名言，而后六句考察实际，反照内心，有格格不入不能附会的。虽然因此得罪天下，我实在不能不发言。大概说恶根常含善果，福地乃伏祸胎，而人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难道不对吗。但忧患之所以产生，是为了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缘故；是为了操持危虑深的人，能获得德慧术知的缘故。而我不理解的是，世间有人非人，无数下等生物，即使空乏其身，拂乱所为，他们的能力决无由增益；即使极尽茹苦困殆，安危利害，智慧也无从增进。而高高在上的主宰，一定要取而空乏、拂乱、茹苦、困殆他们，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些下愚虫豸，本来上天就不爱惜，那么又与前面至仁的说法如何相符？况且上帝既然无所不能，那么在创世成物的时候，为什么不取一个无灾、无害、无恶业、无缺陷的世界来创造，却一定要取一个忧患纵横、水深火烈如此的世界，而又创造一切有知觉、能辨别苦乐的生物，让他们在其中备尝险阻，这是为什么呢？唉！那苍茫高远的上天，真的不可问吗？不然，让感到遗憾的人明目张胆，询问其中的原因，我恐怕芝诺、朴柏那些自称为上天辩护的人，也将穷于应对了。事情自有其实，道理自有其平，如果只凭贵位尊势，箝制人言，即使是帝天的尊贵，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意愿。而且径直说造物没有过错，其语病尤其深重。既然名叫造物，那么两间所有，哪一样不是造物所为。现在假如世界已经完美完备，无可复加，那么何必让人毕生胼手胝足，举世勤劳，以求更进一境？计算只有饮酒庶几，吃饭庶几，芸芸而生，泯泯而死。今天的世事，已无足与治；明天的世事，又莫可谁何。所以用斯多葛、朴柏的道理，势必愿望都灰，修为尽绝，使一世溃然萎然，成为一个伊壁鸠鲁的猪圈才可以。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复案：伊壁鸠鲁，也是阿布德拉人。柏拉图死七年，而伊壁鸠鲁生于阿底加。他的学问以惩忿戒欲，遂生行乐为宗旨，而仁智作为辅助。所讲的名理治化诸学，多有发明，补前人所未

译等到后来的人说他的学说专门主张享乐养生，批评他放纵无度，因此有了“猪圈”的讥讽。这就像中原地区讥讽杨朱、墨翟，认为他们无父无君，等同于禽兽一样。不同学派互相非议，并非事实真相。实际上，他的教义清净节制、顺应自然，安于境遇、乐天知命，所以能成为古代学术的一大流派，而他的学说至今也没有失传。

译○论十三 论性

我曾拿斯多噶派的教义，与乔答摩（佛陀）的教义，比较而论述它们，那么乔答摩悲悯天地、同情世人，却看不见世间真正的美好；而斯多噶派乐天顺应自然，却看不到人世值得悲悯的地方。这两种教义虽然都各有偏颇，但如果必须在二者中取其一，那么斯多噶派似乎稍显安乐。但不幸的是，对于人生而言，想要忘记世间真正的美好容易，想要不看人世值得悲悯的地方却很难。祸患敲我的门，与娱乐追随我的脚步，这两种声音哪一种更严厉？消除艰难忧患的陈旧痕迹，与去除欢乐欣喜的旧日影子，这两件事哪一种更难？聪明人纵然善于自我宽慰，但到了皮肉受创的地步，决不能强忍泪水装作欢笑，只是夸耀自己豁达，对真正的忧愁有什么补益呢？斯多噶派把这看作是最完美完备的世界。完美完备确实是完美完备了，但无奈居住在其中的人非常不便啊。又有人为斯多噶派的学者说：“顺着本性来生活。”这句话，意思好像是说人道的最高准则是天道的运行，人应当效法天。这话依据的地位很高，后来使用这种学说的人，于是有了毅然不顾一切的姿态，然而他们的道路未必没有弊端。先前我写了十几篇导言，在这里曾经反复地剖析论述过了。如果真像斯多噶派的门徒所说，那么人道固然应当扶持强者而压制弱者，重视年少而轻视年老，并且让五大洲不同种族的人，至今还住在巢穴里、吃生食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天道的运行，本来就没有一处不与人治相反的。

然而认为斯多噶派的话是虚妄的，那又不可以。言论各有其恰当之处，而斯多噶派设立这种言论的本意，恐怕后世使用它的人并没有完全了解。所谓“性”这个词，含义训释不止一种。简而言之，凡是自然的叫做性，与生命俱来的叫做性。所以有说万物的本性，火向上燃烧、水向下流、老鹰飞翔、鱼儿跳跃就是这样；有说人的本性，心智、血气、嗜欲、情感就是这样。然而人的本性，有粗陋且低贱的部分，如饮食男女，是所有有生命的生物共同具有的；有精微且高贵的部分，如哀乐羞恶，是与禽兽不同的。按照道理，哀乐羞恶，禽兽也有，只是刚开始显露端倪而细微难以察觉罢了。而这精微且高贵的部分，赋予每个人，还有等级差别的不同；使用它的时候，也常有恰当与否的区别。所以果敢辩慧是珍贵的，但小人有时用它来助长奸邪；喜怒哀乐是精微的，但常人有时用它来伤害德行。那么在我们人性的范畴中，珍贵的里面还有更珍贵的，精微的里面还有更精微的。有一种浑然天成的东西，叫做清净之理。人只有具备这种本性，然后才能超越万物而独自尊贵，而一切治理教化之事由此产生。有道之士，能够用意志驾驭血气，又能够用理来安定意志，而一切言行举止，都听从它的命令，这就是斯多噶派所说的顺着本性生活的“性”。自从人有了这种本性，于是能够与万物为伴侣，与百姓为同胞，互相供养、互相生存，从而有天下如一家的气量。那么这种本性，不仅是生命赖以灵动的依靠，实际上是群体赖以结合的依靠；教化风俗，看百姓顺应这种本性的力量强不强来区分。所以斯多噶派又把这本性叫做“群性”。大概只有在群体中，人人都把损害自己利益群体作为本性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然后群体才能结合而不离散，并且日益强大。

再考察：这篇的论述，与宋儒谈论性是一样的。宋儒谈论天，常常把理和气分为两样东西。程子有所谓的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就是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荀子所说的恶之性。大体上儒家的先贤谈论性，专门指气而言的就认为是恶，专门指理而言的就认为是善，把理和气合起来谈论的就认为是相近，善恶混杂，分为三品，他们的不同就是这样。然而只有上天降下中正之性有了，而百姓也有欲望，这两者都是上天所造就的。古代“性”的含义通“生”，三家的说法，都不是没有明白之处的言论。朱熹主张理在气先的说法，然而没有气又从哪里显现理呢？赫胥黎把理归为人治，把气归为天行，这也是从显现于作用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本体来说，也不能离开天来谈论理，可以与宋儒谈论性的各种说法对照观看罢了。

○论十四 矫性

天演之学，发端于额拉吉来图（赫拉克利特），而中兴于斯多噶派。然而他们建立教义，却未曾以天演作为基础。自古以来谈论天的学派，不出两条途径：有的说是有开始的，如景教《旧约》所载创世之言就是这样；有的说是向来如此，而未曾有始终。这两者虽然斯多噶派谈论理的人不这样说，而代之以天演之说。唯独到了建立教义，却与前两家未曾有差异。大概天本来难以言说，何况当时格物学浅薄，斯多噶派的门徒，认为天是人道的标准，所谓尊崇天，将要体察它作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如前篇所说的顺着本性生活那样。至于天体的实际，天地之所以定位，混沌之所以开辟，虽然是好事的人乐于知道的，但这也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极尽他们委心任运的意思，他们的弊病，乃是只看见化工的完美完备，而看不见天运的疾速威严，并且不领悟天行与人治常常相反。现在天行的趋势与人治的趋势不同，触目皆是，虽然想用美言粉饰也没有益处。从我亲身感受的来看，那么天行的作用，固然常常借助于粗陋且低贱的人心，而未曾诱导中正于精微且高贵的明德。常常使微小的更加微小

译危险的情况会更加危险。因此，那些教导得道之人的学说，也都知道要想证入贤者的境界，其功夫修行在于矫揉克制，必须断绝情感、堵塞私欲，直到形体像枯木一样，心像死灰一样，然后才可以。在这个时候，情感固然还存在，但一定不能动摇本性。言行举止，一定要以理作为依据。像这样绵绵不断、若有若无，直到解脱形体和气息的那一天，我的灵明，才与太虚中光明通达、公正普遍的神性，合而为一。所以，从后来观察，那么天竺（印度）和希腊两大教派宗旨，竟然像不约而同地契合。只是仔细审视，那么斯多葛学派与旧教的婆罗门教相近。但也有细微的不同，婆罗门教以苦行和乞讨，作为自我度脱的阶梯，而斯多葛学派并不认为这是不可缺少的功夫修行。然而，这两个地方的教派，起初本相同，后来才不同，而风俗人心的变化，就产生于其中，总之它们的最终归宿，又未曾不契合。阅读印度《四韦陀》的诗篇，与希腊荷马的史诗，都豪壮轻侠，把险阻看作平坦的大路，把战斗视为快乐的境界。所以他们的诗说：“风、雷、晴、美日，欣喜地同等看待。”当他们的意气正旺盛强壮时，气势好像要与鬼神天地争夺一时的性命一样。不到几百年后，文治兴起，粗豪之气逐渐消亡，那些后来的贤人，竟然忽然完全丧失了旧有的风貌。跳脱飞扬的气概，转而变成忧深思远的作风。悲伤哀悼往事的情意多了，而乐生自喜的情感减少了。他们沉毅刚强、百折不回的操守，或许比前人更加坚定，但众人知道趋附营求、勇猛向前是可悲的。于是收敛起新的懦弱，认为天下最难的不是战胜外物，那难战胜的，就在于自己。精锐的英雄，回心转意、折节向学，日夜诚求，最终归于大道。提婆河、殑伽河两岸，先觉者的行列，如同出一辙，都清楚地认识到天道运行的刚劲，如果不抛弃世俗事务，抖擞精神精进修持，将会历经劫难沉沦，不知道归宿在哪里。可悲啊！

译按语：本篇所论述的，虽然专门谈论印度、希腊古代风俗教化的异同，但其道理却与国家种族盛衰强弱的原因，互为表里。大概百姓的生活，起初都是敦厚朴实、粗野不开化，像土番、猺獠一样，被称为野蛮。等到治理教化初步开启，那么武勇刚健、侠义壮烈、敢于争斗、轻视死亡的风气就竞相兴起。像这样发展到改变质朴崇尚文饰，教化深入、习俗改变，那么善良懦弱、节俭吝啬、思虑深远的人就多起来。然而前面的百姓，内部虽然不足以治理，但种族常常因此强大；后面的百姓，则畏缩犹豫、苟且偷安，狡猾欺诈、懒惰废弛，容易驯服了。然而他们不知羞耻、崇尚利益，贪生怕死、守持柔弱，不幸遇到外敌，驱使他们去作战，就像羊和猪一样。不看看《诗经》吗？有《小戎》、《驷驖》那样的风气，秦最终因此兼并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这样的诗作出现，那么唐、魏最终走向灭亡。周秦以后，与戎狄抗衡的，西汉最为强盛，唐朝盛世次之，南宋最弱。评论古人的士人，考察当时风俗政教是怎样的，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至于今天，如果仅仅以教化来论，那么欧洲和中国，优劣还不容易说清。然而那里的百姓，讲究信守诺言，重视信用果决，轻视老人、看重年轻人，喜欢强壮刚健、不屈服的风气；即使东海的日本，也轻视生命、崇尚勇武，为朋友两肋插刀、喜好名声，与中国的百姓大不相同。唉！隐忧之大，哪里说得完呢！

○论十五 演恶

大概四千多年来的人心相距并不远吧？学术就像废弃的河道一样，当它废弃时，仅仅是在两崖之间，浩浩荡荡的平沙，莽莽苍苍的黄芦罢了。等到有一天河道恢复故道，那么依然曲折蜿蜒，流向大海。天演之学也是如此。不知道的人认为是新学，彻底探究来说，大体上是引用前人已经废弃的东西。现在，阐明天与人关系的界限，并标榜为教宗的，古代有两家：一家是怜悯世间的教，婆罗门、乔答摩（佛陀）、什匿克（耆那教祖师）就是如此。像这样，他们都认为国土是危险脆弱的，身世如梦如泡；道在于苦行真修，以期自我超脱于尘世劫难。虽然当今时代，也不缺乏这样的人。国家禁令严格，而人们重视不违背世俗，不然的话，那么僧侣坏色的衣服，比丘乞食的钵，什匿克蓬头垢面、带着绳索，随身携带木器，能忍受这种姿态的人，难道没有追随者吗？另一家是乐天知命的教，如斯多噶学派就是如此。他们认为世界是天上的花园，造物主是慈爱的母亲；万物都在无疆的日月中蒸腾生长，人道最终会有极乐的时候；虎狼可以化为羊，烦恼究其根本都是福分。道在于顺应本性而行，听任百姓自由，而不加以天然的阻碍。虽然当今时代，更不缺乏这样的人。四十多年前，主张这种学说并用来谈论治理的人最多，现在则稍微衰落了。综合前两家言论并加以折中，那么世间固然不全是值得怜悯的，而天道也未必全是可乐的。

人们所经历的历程，悲哀和欢乐也各占一半罢了。那些终生没有遇到可喜境界的人，与从来不知道什么事可悲的人，都占人口极少数的比例，不足以作为衡量标准。按语：赫胥黎的这句话，最蹈袭谈论道理肤浅华丽的弊病，不像智学家说的话，而与前两家的学说相距甚远。试想所谓哀乐相半这些话，两家难道不知道吗？而最终不这么说，是因为用道眼观察一切法，自然与世俗见解不同。赫氏这句话，取悦浅薄之学的人，不是极其诚挚的言论。先民的话说得好：天赋虽然确实有限，但人事也足以建功；善固然可以日益增加，而恶也可以逐渐减少。天既然赋予人自我辅助的能力，那么修炼心性，不仅可以使自己达到最适宜的状态，而且左右提携，共同与天下人一起登上美善的道路，使天道的威严日益减弱，而人人都有办法安居乐业，这确实是百姓最紧急的事情。格物致知的事业，无论气质名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凡是为此而后有所作为罢了。至于天演的道理，凡是天地间的万物，固然无处不存在，不能说它在那边明显而在这里微弱。因此近代研究群学的学者，知道造化的功绩，出于一个本源；学问无大小，术数不互相区别。基于天赋固有的良善，演进而达到治理和谐的最高境界，根荄华实，条理分明地具备，又都有条理可寻，确实清晰地符合人心，不可以早晚的言论废弃它。虽然如此，百姓有固有的常理，而天生也有欲望。用天演来说，善固然在演变，恶也未尝不是在演变。如果从天性来说，尧、桀、伯夷、盗跖，虽然义利悬殊，固然都是顺应本性而行、任随天道而动，只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同罢了。用天演之说，阐明灾祸和喜庆各有原因，使治理者知道采取什么方法百姓就日益向善；触动什么机关百姓就日益争恶，这是有的。如果一定说随着自然到来，那么百姓群体内部，恶必然自然消亡，善必然自然增长，我私下不敢相信。而且如果从心学的公例来说，人心的分别，先用于好丑，而后用于善恶。好丑是善恶的萌芽吗？善恶是好丑的演变吗？因此好善恶恶，或许没有实现；而喜欢美色、厌恶恶臭的意思，则未曾不真诚。学者先明白自己内心喜好厌恶的原因，而后谈论顺应自然的道理，而百姓群体善恶的契机，谁消

译谁更年长罢了。

译再考：纵观前后十七篇论述，这一篇最为粗疏。大概是因为意图胜过斯宾塞，于是未曾深入考察斯宾塞所依据的道理。斯宾塞认为，民众群体顺应天演的自然规律，就必定日益向善，不会日趋变恶，而大治的时代终将到来，他的立论极其坚实，几乎难以驳倒。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从生理推演到群理，群体是生命的聚合。如今综合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来看，天演之事，都使生物种类日益进步。动物从微小的虫豸蠕动，到形成人的身体，都有清晰的痕迹可以追溯，这并非一两个人的说法。生物学兴起之初，不到百年，达尔文的理论一出，众人虽然一致赞同，攻击的人也极多。然而每次受到攻击，他的学说更加坚固，道理更加明白。后人考证探索日益繁多，证据也日益充实。至今在生物学之外谈论前三者的，几乎没有人了。群体是生命的聚合，聚合生命形成群体，犹如聚合阿米巴极小的虫子，生于水藻中，与血液中的白细胞同类，作为生命的起点，从而形成完整的个体。斯宾塞领悟了这一点，所以用生物学的原理来谈论社会学，开端类比事物，清晰得像排列的眉毛一样。然而在物竞、天择两个意义之外，他最重视体合。体合，就是事物自然达到适宜的状态。他认为生命既然通过天演而进步，那么群体也应当通过天演而进步无疑，而所谓的物竞、天择、体合这三者，在群体中与在生命中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说顺应天演的自然，大治自然就会到来。虽然如此，说顺应自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意思。道理在于不干扰而保持公正。他对公正的定义说：“各自获得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他确立保全种群的三大法则说：一，民众未成年时，功劳与食物成反比例；二，民众成年后，功劳与食物成正比例；三，群体与个人并重，就舍弃个人利益成全群体。运用这三条法则的群体昌盛，违背这三条法则的群体灭亡。现在赫胥黎只是说随其自行达到适宜状态，可以说是论述不详尽了。至于说善恶都由天演形成，斯宾塞确实也这样认为。然而民众既然结成群体之后，如果能不干扰而公正，实行这三条法则，那么恶就没有途径演化；恶没有途径演化，善自然日益达到。这也就像庄子去除害群之马以完善群体，佛家以除去眼翳作为明目的比喻一样。又斯宾塞建立社会学时，他开宗明义说：我的社会学如同几何学，以人民为线面，以刑法政令为方圆，所选取的都是有法则的形状，那些不整齐没有法则的，没有理由讨论。现在天下人民国家之中，尚多没有法则的事物，所以用我的学说来类比，往往好像不太符合。然而论述大道的言论，不借助有法则的事物固然不可以，按此指废除君臣、平均土地之类而言。学者分别明白地看待，幸好不要惊讶等等。而赫胥黎也常常忽略他的起始法则而攻击他，读者不能不察觉。

○论十六 群治

依据天演论谈论治理的人，知道人心有善的种子，却忘记它有恶的根源，如前文所论，然而它的弊病不止于此，请再论述。近代天演之学，由达尔文倡导。他的《物种由来》一书，见解新创，而精确详审，是格致学家不可不读的书。只是专门用来阐明世间生物之所以繁多差异，以及动植物之所以兴盛灭绝，称为物竞、天择。依据道理施行技术，种植畜牧之事，日益有功。谈论治理的人于是说牧养民众改良种族的道理，本来也是这样，然而它的弊病很大了。所谓选择良种保留优良，在前的导言中已经反复论述了。现在所说的弊病，大概它的技术虽然没有什么阻碍使用的，也不能立即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因为适宜这件事，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事物的强弱善恶，各自有所适宜，也要看所遭遇的环境来判断。人处在今天的时代与环境，以这样的身体，进入这样的群体，这固然有最适宜的，这今天的最适宜，所以成为今天的最善。然而情况随着事情变迁，渐渐地今天所认为的善，又未必是将来所适宜的。请就用动植物的事情来阐明，假设现在北半球温带之地，转变为极寒的废墟，那么现在的楩木、楠木、豫章都不适宜，而适宜的却是蒿草蓬草，是苔藓罢了。再进一步则是不长草木的荒远之地，光秃秃没有能生长的东西了。又假设数千万年后，这里成为赤道极热的地区，那么最适宜的是深菁长藤，巨蜂大蚁，兽蹄鸟迹，交错在中国而已，这难道是我们今天所祈求向往的最善吗！所以说适宜的未必是善的，事情没有固定的标准，各自看所遭遇的情况来判断。那些谈论治理的人，把将来的最适宜，当作就是今天的最善，这难道不是弊病吗！

人既然相聚形成群体，虽然有伦理纲纪法制在其中施行，然而终究无法逃脱自然规律的残酷。大概人的情理虽然不同于禽兽，但繁殖增多则相同。生存的事情没有边际，而供养生存的事情有边际，还没有达到争夺的，只是早晚罢了。争夺则自然规律主宰，而人为治理衰败，或者灭亡或者生存，而生存的必定是强大的，这就是所谓最适宜的。在这个时候，凡是脆弱而不善于变化的，不能自己达到最适宜，而每天被自然规律淘汰，日益减少直至灭亡。所以善于保全群体的，常常利于生存；不善于保全群体的，常常临近灭亡，这真是无可奈何的趋势。治理教化越浅薄，则自然规律的威力越猛烈；只有治理教化进步，然后自然规律的威力才减弱。道理平正的极致，治理的功效独自发挥作用，而自然规律没有权力。在这个时候，适宜而生存的，不

译这在于顺应天行中强大与众多的一面。具备德、贤、仁、义的人，其生存状态最为优越，所以在那种状态下，万物相互攻击、相互感应却无法和谐共存；而在这种状态下，百姓随着时势变化而和谐融洽。在那种状态下，役使万物以扩张自我的人强大；而在这种状态下，摒弃私欲、存留爱心的人归附。排挤践踏的风气，转化为确立通达、保持安定的隐微力量。此时的生存，不仅仅是最适宜的状态而已。凡是人力能够保全并存续的东西，都将被引导至其所适宜的位置，从而使它们各自得以存续。因此，天行任凭万物竞争，以达到其选择的目的；而治理之道则将争斗视为逆乱，以平息争斗、救济大众为最高成就。前代的圣人已经竭尽耳目之力，手脚生茧，聚集众人制定治理之法，使他们相互供养、相互滋生，而不受天行残酷一面的侵害。那么，凡是生活在他们的疆域内、蒙受恩泽的人，应当思考委屈自己以成全他人，以此作为报答恩德的手段。凡是言行举止，那些破坏人际交往、违背名分道义、从而扰乱群体、危害治理的行为，都视为不义而加以禁止。设立刑罚法度，推广教化条例，大体上都是遏制任性的行为，并劝导人们遵守其社会职责所应当坚守的规范。这是因为认为群体治理既已兴起，人人都享受着安居乐业、生活安定的福分。既然有所获取以作为利益，就必然有所付出以作为补偿。不能仍然沿袭原始社会的旧习，使群体之道沦丧，从而溃散并重新回到野蛮荒蛮的状态。

译再考察：自我营求这一说法，是古今所忌讳的，确实值得忌讳。虽然如此，时代变迁不同，自我营求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大体上，东西方古人的说法，都认为功利与道义是相反的，就像香草和臭草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里。而现代人则认为，生物学的道理，除了自我营求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持生存。但是，在民众的智慧开启之后，就知道如果不阐明道义就无法计算功效，如果不端正正义就无法谋求利益。功利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要问的是达到功利的方法如何罢了，所以西方人把这称为开明的自我营求。开明的自我营求，必定不违背道义。所以我之所以说理财计学，是近代对百姓最有功用的学问，是因为它阐明了两利才是利，独利必定不利这个道理。

又考察：前篇都把崇尚力量作为天的运行规律，崇尚道德作为人的治理原则。争斗且混乱则天胜过人，安定且治理则人胜过天。这种说法与唐代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天论言论相合，而与宋代以来儒者把理归属于天、把欲望归属于人的说法，大致相反了。大体上，中外古今，谈论理的人不出两派，一派出自宗教，一派出自学术。宗教派把公理归属于天，私欲归属于人；学术派把崇尚力量作为天的运行规律，崇尚道德作为人的治理原则。谈论学术的人期望于验证事实，所以他们谈论天不能脱离形体和气；谈论宗教的人期望于维系世道，所以他们谈论理不能脱离变化和神灵。

赫胥黎曾说：天有理而没有善，这与周敦颐所说的“诚无为”，陆九渊所称的“性无善无恶”意思相同。荀子“性恶而善伪”的话，确实过于偏激，不知道什么是善，怎么知道什么是恶呢？至于把善说成是伪，他说的不是真假的真伪，大概是指人为以区别于天性罢了，后来的儒者攻击他，失去了荀子的本意。

○论十七 进化

现在，用公义来裁决私恩，是古今通行的法则；民众贡献他们的力量来供给国家，是帝王制定治理的相同符契；触犯群体常规法典的人，群体中的人可以共同诛杀他，这又有众人的公约。然而现在用天演论来谈论治理的人，一一怀疑这些。说天的运行没有过错，任由事物竞争和天择的事情发生，那么世界将自然达到太平。这种方法在于人人自由，而没有强迫以损害自己来为群体服务的公职，建立应有的权利学说，来装饰他们自我营求为自己谋利的深层私欲。又说民众上级所应该做的，在于持守刑法来监督天下的公平，超过这个限度，都应当听任民众自己去做，而不需要劳烦大匠去砍削。倡导者他们的言论像丝线一样细密，附和者他们的言论像绳索一样牢固。这种弊病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不知道人治和天行两者绝对不是同一事物罢了。前面的论述反复说明，不嫌冗长烦琐。假如我的话有可信之处存在，那么这种任天的治理是什么样的治理呢？唉！现在想要治理之道有功，不跟天争胜，本来是不可以的。效法天行是不对的，而躲避天行也是不对的。所谓跟天争胜，不是说违背天性，做不吉祥不顺从的事情。道理在于穷尽万物的本性，而知道如何把祸害转化为功效。从不知道的人的角度来说，认为渺小的人，竟然想要跟造物主争胜，想要获取天地间所有的东西，驯服驾驭它们来作为我们的利益，这种不自量力而值得怜悯叹息，有谁能超过这个呢。然而追溯太古到现在，人治的进程，都是以这种战胜的多寡来评定优劣。百年来欧洲之所以富强称最，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他们战胜天行，而控制万物，供民众使用的，相比五洲，以及前代各国最多罢了。用已发生的事来推测将来，我战胜天作为治理的说法，大概没有可以替代的了。所以善于观察变化的人，看到天地之内，人力都有可以通达的方法；通达得越宏大，我们的治理就越进步，而人类就越亨通。佛教把国土看作危脆，把身世看作浮沤，这确实是不自欺的说法。然而法国人巴斯噶尔不是说吗：“我确实是一株弱草，但奇妙地能通灵，通灵没有别的，能思考罢了。”以微小的一茎，蕴藏无穷的神力。它作为事物，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的精气同类，所以能取天所运行的，而弥纶燮理它。就像佛教所说的居于一芥子，转大法轮一样。凡是一个部落、一个国家邑的聚集，将必定都有法制礼俗系于其中，来约束他们任性而行的暴慢；必定有网罟、牧畜、耕稼、陶渔的事情，取天地所有的，加上人的巧思，作为养生送死的资财。治理越深入，技术所施加的范围越广。直到今天，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的，如果抓着古人来讯问，他们将说这是鬼神所为，不是人力。这没有别的，也是格致思索的功效胜过罢了。这两百年中的探索，可以说开辟了四千年未有的奇迹。然而从大的方面来说，尚不出太阳初生，泉水始达，后来的还多，有愿力的人任自为之，我又怎么预测他们所到达的呢？所以处在今天而言学，那么名、数、质、力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掌握顺溯逆推的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的学业，尚不过略窥大意，而不足以拨云雾睹青天。然而格致程途，开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都是学中应历的境界，以前多所抵触，就认为没有贯通融会的一天，那么又是错误的言论。等到这几门学问明了，那么人事或许有大中至正的准则了。然而这必定不是笃古贱今之士所能做到的。天演之学，将成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达尔文真是伟人。

译唉！然而必须知道万物变化循环往复，有兴盛上升的时候，也就有衰败下降的时候。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年岁，自从京垓亿载以来，世道运势正趋向上升的轨道，但太阳到了中午就会偏斜，终究会达到顶峰而后向下倾斜。那么谈论变化的人，如果说世运必然日益亨通，人道必然止于至善，这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从切近的情况来说，当前的世界局势，难道是偶然形成的吗？经过数百万年烈火深水般的物种竞争，天地造化万物，陶冶锤炼，才形成如今的样子。那些用理气相互推演的人，认为善恶各占一半。这种状况由来既深且远，如今却想用几百年的微薄人力，去大幅改变其初始状态。虽然建立通达、安抚动荡的功业虽然神奇，但人的气质终究不能如此迅速地改变，这成为难以实现的虚愿，不需要智者也能明白。然而人道因此就自我挫败，那又是不可以的。难道没看见对着空气吠叫的狗吗？它起初是狼。虽然睡在毛毯上，必定要多次来回旋转踩踏，然后才安心，这是沿袭其祖先在山中践踏的习惯，还保留着。然而经过长期的驯服，就可以让它牧羊，让它救人溺水，让它看守仓库，矫健地成为义兽中的佼佼者。民众跟随教化而向善变化，比狗更容易。假使从今以后，运用他们的智力，振奋他们的志向，沿着真实的道路，以和谐团结的力量前行，不用几千年，即使达到大治也是可能的。何况那些后人，他们为自己谋划的方法，将比今人高明万倍呢。在当今时代，凭借真知实理日益优越，而思考如何将其应用于济世事业的人，也只有去除畏难苟安的心态，不把安逸享乐作为目标，才能成功。欧洲的世道变迁，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初像侠义少年，跳荡粗豪，对于世人安危苦乐的区别，不太清楚。接着想要制服天行的暴虐而不能，于是灰心丧气。转而寻求出世的方法，这无异于擂鼓进军之后，却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跑。我们生在今天，固然不应该像鄂谟所歌咏的侠少那样轻浮剽悍，也不应该像佛陀那样面色枯黄，哀叹人生悲悼世事，抛弃人世，只是示弱而无益于后世。而应该沉着坚毅，展现大丈夫的锋芒，坚强自立而不屈服，可以争夺可以获取而不可投降。遇到善的，固然要珍视并维护它；遇到不善的，也不要恐惧。早晚勤勉，联合志同道合者的力量，谋划如何将祸转为福，将害转为利罢了。丁尼孙的诗说：“挂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丈夫之必。”我愿与普天下有心之人，共同立下这个志向。

译附录：《天演论》手稿

○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

西方著名学者约翰·穆勒曾说：“想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字语言而能洞察其极致的道理，如果不通晓几个国家的文字语言，是绝对做不到的。”这句话，我起初怀疑它，如今却深信不疑，透彻理解，知道他的说法是不可更改的。这难道仅仅是针对文字语言这些分散琐碎的东西吗？即使是那些重大的义理和精微的言辞，古人耗尽毕生精力，专门从事某一门学问，当他们有所心得时，藏在心中就是意念，从口舌说出、写在竹简书籍上就是言辞，本来都有他们获得这些道理的缘由，也有他们用来承载并流传这些道理的根据。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自从后人阅读古人的书籍，却没有从事古人的学问，那么对于古人所得到的意念，就已经有切肤之痛与精微感悟的差异了。何况年代久远，竹简书籍沿袭讹误，语音代代变迁，那么通假字难以明白；风俗截然不同，那么事理意念参差不齐。像这样，即使有勤奋的旧有训诂和疏解义理，但对于古人教导后来学者的用意，却更加晦暗难明了。所以说：读古书很难。虽然如此，它所寄托用来流传的道理本来依然如故。如果那些道理确实精妙，那些事实确实可信，那么年代和国俗，无法隔绝它们。因此，不在此处流传，或许在别处显现，事情没有相互谋划却各自契合。研究道术的人，用他们在别处所得到的，反过来验证我们古人所流传的，于是清澈明亮、精纯晶莹，如同睡梦中刚刚醒来，那种亲切有味，比起那些穷尽一生做学问的人，大概要增加万倍。这真是学习异国文字语言的至高乐趣啊。

现在，六经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像日月经过天空、江河流经大地一样恒常不变的了。而孔子对于六艺，《易》和《春秋》最为严谨。司马迁说：“《易》从隐微推演到显明，《春秋》从显明推见到极隐微之处。”这是天下最精妙的言论。起初我认为，从隐微推演到显明的，不过是观察卦象系联辞语来判定吉凶罢了；从显明推见到极隐微之处的，不过是诛心褒贬罢了。等到我研究西洋的名学，看到他们探求事物原因、考察过去预知未来的方法，就有内导之术，有外导之术。所谓内导，是观察局部而见到整体，推演细微以概括普遍；所谓外导，是依据大法来判断众多事务，设定常数来逆推未发生的事。于是我放下书卷感叹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本来就是我们《易》和《春秋》的学问啊。司马迁所说的从隐微推演到显明，就是他们所说的外导；所说的从显明推见到极隐微之处，就是他们所说的内导。司马迁的话如同明示一样。这就是穷究事物道理最重要的两条途径。而后人漠然视之，是因为没有从事这些实践，也就没有咨询这些方法罢了。

西方近两百年来学术的兴盛，远远超过古代，他们在格致之学（自然科学）中获得并著述为精妙原理和普遍规律的地方，处处达到极致，而我们《易》所记载的，往往早于它们。我对于《易》的理解很浅薄且曾尝试过，知道牵强附会是学术的大忌，尤其不愿意亲身蹈入这种陷阱来欺骗世人。然而有些事实明显不可诬蔑，我将列举出来向海内的宏达之士求证。现在西方学问中最切实，掌握其原理可以预测万事、驾驭变化的，就是名、数、质、力这四门学问。而《易》则以名、数为经，以质、力为纬，统称为易。唉！包罗天地，难道有虚假吗？宇宙内的事物，都是质和力相互推动。凡是力都属于乾，凡是质都属于坤。牛顿动力三大定律：第一条说：任何物体静止不会自动运动，运动不会自动停止。一旦运动，其力的路径必定是直的，速率必定是均匀的。牛顿提出这个定律，可以说是旷古的智慧。自从这个定律出现，天文学才大光明，人事才大便利。而《易》却说：“乾，其静止时专一，其运动时笔直。”两百年后斯宾塞出现，用天演自然的道理写书，贯通天地人而统一于一个道理。欧美两洲的学术政教纷纷趋向它，法制发生巨大变化。他对天演的定义说：“天演，就是翕合以凝聚物质，辟开以输出力量。”而《易》却说：“坤，其静止时翕合，其运动时辟开。”西方自从牛顿研究力学，首先阐明了屈伸相报的道理。五十年来格致学家才断然知道宇宙内的全部力量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只是转移作用罢了。而《易》又说：“自强不息叫做乾。”事物如果没有增减生灭，怎么能说是“自”、说是“不息”呢？斯宾塞得到物变循环的道理，自夸独自知晓，并说只有丁德尔能理解他的意思，而中国自从有《易》以来，消息盈虚的说法，愚笨和聪明的人都口熟能详。唐生维廉和铁特两家，研究格物五十年，才知道天地必定有终极。大概天的运行靠运动，它的运动靠不均匀，就像水有高下差异然后流动一样。现在太阳本热常常耗散，而通过彗星来往的递差，知道地外有最轻的罡气能够阻碍物体，既然能阻碍物体，就能消耗热量和力量了。所以宇宙积累的热力不会散失而趋向均平。等到均平，天地就毁灭了。而《易》说：乾坤是《易》的蕴藏吗？《易》不可见，那么乾坤或许接近休止了。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唉！古人作这些学说，难道是偶然的吗！像我这样浅薄的人，所窥见的尚且如此，那么通过彼悟此的事情将无穷无尽。虽然如此，由此而必定说西方学问所阐明的都是我们中国所

译前面说既然已经有所掌握，就无需再从事西学了，这又是大错特错的论调。因为只是开启了端绪却没能完成其脉络，模仿了宏大的形式却未能探讨其精微之处，那还等同于没有学习罢了，哪里值得珍视呢？况且古书难以读懂，在中国尤其如此。书籍记载与事实不符，古代训诂逐渐失传，这是第一点；士人追逐利禄，古代学问无人传承，这是第二点；凭空虚构，义理疏解成为阻碍，这是第三点。所以士人生活在今天，反而要借助西学来重新研读我们的古籍。我说的这番话，知道一定有人认为是不错的。

译近代风气逐渐开通，士人知道浅陋无知是可耻的，所以研习西学的人日益增多。然而也有一两个狂妄平庸的大家，傲慢地说：他们所精通的，不过是象数之末节；他们所追求的，常在于功利之间。这就像没有经过审讯，就草率写成判决书，鲁莽定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赫胥黎这本书的宗旨，本是为了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学说的流弊，而书中论述与中国古人观点非常契合，而且对于自强保种的方略看得透彻明白。夏日漫长如年，姑且翻译出来。至于有人以空谈多、对实际政治无益来指责我，这也是我不推辞的。

光绪丙申年重阳节 严复自序

○翻译条例

一、本翻译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的颠倒增减，无非是为了传达作者的深意，但从未背离主旨。

一、原书引用的比喻多取自西洋古书，如果事理相当，就用中国古书的故事代替，因为用途本相同，只是为了表达清楚而已。

一、书中所指的作家和古人多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宗师硕学，是谈论西学的人应当了解的人物和时代。所以特别略作解释。

一、有作者所持的公理已为中国古人首先发现的，谨就我浅陋所知，列为后案，以备参考。

○卷上

○卮言一

赫胥黎独自待在一间屋子里，位于英格兰南部，背靠山峦，面朝原野，窗外的各种景物，清晰得就像在织机下面一样。于是想象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撒尚未到达时，这里有什么景物？估计只有天然形成的荒芜景象，人力尚未施加，其中能证明有人类居住痕迹的，不过几处荒坟，零星散布在坡地起伏之间，而灌木丛林，覆盖山脚，未经修剪治理像今天这样，大概是没有疑问的。野蛮生长的草，交错缠绕的藤蔓，气势如同争相生长、争强斗胜。各自占据一小块土壤，夏天与烈日争，冬天与严霜争，四季之内，狂风怒吹，有时从西洋向西刮，有时从北海向东起，纵横交错，无时不停。上面有鸟兽的啄食践踏，下面有蚂蚁白蚁的啃咬伤害，憔悴虚弱，自我填补空缺，荣枯变化在顷刻之间，无法详细探究。这些茂盛的草木也是各自竭尽天然能力，以保存自己的种族罢了。几亩土地之内，战事激烈，强者后灭亡，弱者先灭绝。年年岁岁，总有一些遗留下来。不知道开始于哪一年，更不知道终止于哪一代。如果人事不施加于其中，那么茫茫荒野，长久地互相兼并，混杂追逐蔓延生长罢了，而质问它的是谁呢。

现在英格兰南部的原野，黄芩这种植物很多，这自从没有记载以前，穿兽皮、用石斧的民众，所采摘践踏的，现在所见的，就是它们的后代。估计在远古以前，地轴尚未转动，英格兰属于冰天雪地的虚空，这种植物耐寒，按理应当比现在更加茂盛。唉！这区区一小草罢了，如果追溯它的祖先起源，远及洪荒时代，那么史传所称的三古以来的年代，就像涓涓细流相比大江，岂止是小支流而已呢？所以道理有决无可疑的，就是天道变化，不固守旧常罢了。只是自从皇古至今，变化是逐渐的，浅薄的人不察觉，于是有天地不变的说法。实际上现在所见的，是从不可穷尽的变动中来的。亿万年的岁月之中，地球正不知道换过几番面目而成为这最后的奇观。而且继今以后，山陵变为谷地，谷地变为山陵，又是可以知道的事情，这是地质学家不可更改的学说。假如有人惊惧这话，那么寻求证据正不在远处，只须在当前站立的地方，深挖几尺地皮，只要能见到贝壳灰烬，就知道上升自海底，为什么呢？贝壳灰烬，是螺蛤蜕壳堆积而成，如果用显微镜仔细窥视，其螺旋纹路大多完整。问那地方如果不曾经过沧海，这恒河沙数般的螺蛤从哪里来！沧海桑田，这不是荒诞的了。而且，地质学家积累验证各种化石，知道动物植物万种，大都有变迁。只是变化极微，变迁极渐，即使假使我们拥有彭祖、老聃的长寿，而从短暂观察长久，潜移默化不知，所谓蟪蛄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晦朔，而匆忙以不变命名它，瞎说误人，谁超过这个呢！

由此看来，就知道“不变”一词，决不是天道，其悠久成物的道理，在于变动不居之中。眼前所见的，经过二十年、三十年而变革是可以的，经历二万年、三万年而后变革也是可以的。但根据前事推知将来，就知道这境界既然由变而来，这境界也将依靠变而往。只是常变罢了，而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运行其中。六合所呈现的，是这个不变的东西与时偕行的功效；万化陈迹，是这个不变的东西循业发现的前尘。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不是像过去谈玄的人，虚标其名：叫道，叫常，叫性而已。现在所说的不变有可以实指其作用的。大概其一曰物竞，其二曰天择。万物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在动物植物这类中尤其显著。物竞，就是物争自存。以一物与万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果则归于天择。天择，就是物争而独存，那么它的存必有它所以存的原因，必其所得于天的禀赋，自然达到自己的能力与其所遭遇的时代与环境。以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相互谋划配合的，然后独自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