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观琐言卷一
古史谓庄子让王、盗跖、説剑诸篇皆后人搀入者，今考其文字体制，信然。如《盗跖》之文，非帷不类先秦文，亦不类西汉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则有不可晓者。尝观其前，如《马蹄》《胠箧》诸篇，文意亦凡近；《视逍遥游》《太宗师》诸篇，殊不相侔。窃意但其内七篇是庄氏本书，其外杂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无可质据，未敢以为然也。大抵《庄》《列》书非一手所为，而《列子》尤杂。
译古史说《庄子》中的《让王》《盗跖》《说剑》等篇都是后人掺入的，如今考察其文字体制，确实如此。比如《盗跖》的文字，不仅不像先秦的文章，也不像西汉人的文字。然而这些篇章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存在，这就让人无法理解。我曾观察《庄子》前面的部分，如《马蹄》《胠箧》等篇，文意也平庸浅近；与《逍遥游》《大宗师》等篇相比，截然不同。我私下推测，只有内篇的七篇是庄子的原著，外篇和杂篇共二十六篇，可能是他的门徒所记述，因此附在后面。然而没有确凿的证据，不敢认为这是对的。大致来说，《庄子》《列子》并非一人所作，而《列子》尤其杂乱。
仲舒本原处胜，贾生贾生用处却胜似仲舒，扬雄、韩愈体用俱欠，王通有体有用，粗浅耳。董、贾之言却是従胷中流出，韩子力追古作，虽费力而不甚觉，杨氏《法言》、王氏《中説》，所谓刻木为鹄者也。
韩平淮西碑，惟叙宪宗命将遣师，处是学尚书舜命九官文法，其余叙事不袭书体，而森严可法。其诗亦自成一家，不规规于蹈袭，风雅必如是，然后可谓善学古。作元和圣徳诗，亦自是其五七言诸体，气象如涙落入爼，通达今古等语殊拙。郓州溪堂诗，音格颇古。
国朝宋潜溪文，工于拟古，燕书四十篇，比龙门子、萝山杂言颇胜。诚意伯诗词好文，亦简健，藏机蓄谋，如其为人。所着《郁离子》，见识亦髙，非龙门子之比。苏平仲用意大苦，遣辞太繁缛，不可法。王子克文精宻，但气弱。方希直志髙气鋭，而辞锋浩然足以发之，故其文竒峻，有光焰，真近世豪杰之士。杨东里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録叙事，极平稳不费力。梁用之丰赡委曲，亦当代一作家。曾子啓诗佳处，不减昆体。李布政昌祺，人多称其刚毅不挠，尝观其所着《运甓诗稿》，大抵浮艳不逞，不类庄人雅士所为，所谓“枨也欲，焉得刚”者也。
古史家凡闺门丑恶之事，人所羞称而厌闻者，莫不备着。如《左传》载卫宣公、齐襄公等事，《史记》《汉书》载诸王淫乱等事，皆是。葢使人知为不善于幽闇之中，而不能掩万世之直笔，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删《诗》，《墙有茨》《鹑之奔奔》《桑中》诸篇，皆存而不削，而杨▯山所谓载卫为狄所灭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识此意，下至《金史》，犹备载海陵炀王淫乱之事，腥秽杂揉，莫甚于元，而《元史》一切隠讳不録，亦是一病。至于纪传表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论防，葢曰着其事实，以俟后世之公论耳。此为能脱因袭之▯，可为后世修史之法。
孟子説道理明白正大，但比孔门犹失之粗。荀子言语暗，使学者不得其门而入。孟子是従大路上行，荀卿是従旁蹊曲径里防路头
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谓周王尚在，孟子不当勉诸侯以王业。辨之者不过谓当时天命已改，虽代王革命无伤也。是故然矣。然当时诸侯已皆自称王，孟子不过勉之行仁义以救民，天下自悦而归之，使衰周未亡，则亦因而存之，令従杞、宋之列耳。初未尝劝之伐周而黜显王也，庸何伤哉？
朱子谓张子韶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则极意推之，不问至于何所与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説经，皆坐此病。
左传》法度森严，辞气古雅，而整暇不迫；马迁才豪，故叙事无伦理，又杂以俚语，不可为训。
魏其武安等传》乃太史公所亲见，故叙其争搆之事最详。
宋潜溪该博羣书，才气汪洋不竭，学者靡然尚之。但于吾儒性命之学不甚理防，却好去理防异教，然亦只得其言语皮肤之末。虽平日著书立言，自任不为不重，终是泛博。其文亦多浮辞胜理。所着《龙门子》尤鄙拙乱道。为苏平仲作文集序，讥近世为文者合喙比声，不能稍自凌厉以震荡人之耳目。此是其本趣发见处，故凡其所作，大抵只是欲凌厉以震荡人耳目而已。
各处方言亦有暗合古韵者，亦有暗合字义者。如吾乡谓来曰厘，谓毛曰膜，此暗合古韵者；谓日晒曰曝，谓雨淋曰沃，此暗合字义者。
宋史笔防依阿全无发明。刘氏宋论胜之，然有不厌人心者。如论太宗之事，而援其不逾年改元为戕其兄之证。且谓名其年曰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曰兴国，言创业由我也。夫年号或出臣下所议定，未必太宗自制。借令果出太宗，则既亲行弑逆，掩讳文饰之不暇矣。又名其年以隂播其事于天下，岂人情哉？论欧阳公濮议，谓其乆叅大政，觊觎相位，而为是迎合之计。甞观前辈谓濮议初不出于公，而台諌有言，公独力辩，故议者指公为主议之人。公未尝辨，唯曰：“今人以濮议为非，使我独当其罪，则韩曽二公宜有愧于我；后世以濮议为是，而独称我，则我宜愧于二公。”公又自撰濮议四卷，悉记当时论
译董仲舒在根本原理上胜过贾谊，贾谊在运用实践上却胜过董仲舒；扬雄、韩愈在根本和运用两方面都有欠缺；王通虽有根本也有运用，但显得粗浅。董仲舒、贾谊的言论是从胸中自然流露出来的，韩愈竭力追摹古人作品，虽然费力却不太自然；扬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就像雕刻木头做成天鹅一样（呆板不自然）。
韩愈的《平淮西碑》，只有叙述宪宗任命将领、派遣军队那部分，是学习《尚书》中舜任命九官的文法，其余叙事不沿袭《尚书》的体裁，却严谨庄重值得效法。他的诗也自成一家，不刻意模仿古人，风雅应当如此，然后才可以说善于学习古人。作《元和圣德诗》，也是他五言、七言各种体裁的作品，气象如同泪水落入砧板，通达古今等语句特别笨拙。《郓州溪堂诗》，音律格调颇为古雅。
本朝宋濂的文章，擅长模拟古人，《燕书》四十篇，比起《龙门子》、《萝山杂言》要好一些。诚意伯刘基的诗文，也简练刚健，藏机蓄谋，就像他的为人一样。他所著的《郁离子》，见识也很高，不是《龙门子》能比的。苏平仲用心太过刻苦，遣词过于繁复华丽，不值得效法。王子克的文章精密，但气势软弱。方希直志向高远、气势锐利，而且辞锋浩然足以发挥这种气势，所以他的文章奇特峻拔，有光芒火焰，真是近世的豪杰之士。杨东里的文章典雅有法则，没有浮泛的毛病，杂录叙事，极其平稳不费力。梁用之的文章丰富详尽、委婉曲折，也是当代的一位作家。曾子启的诗，好的地方不亚于西昆体。李布政昌祺，人们多称赞他刚毅不屈，曾经看他所著的《运甓诗稿》，大体浮华艳丽、放纵不羁，不像庄重雅士的作品，这就是所谓“求欲太多，怎么能刚强”啊。
古代史家凡是闺门中丑恶的事情，人们羞于称说而讨厌听闻的，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如《左传》记载卫宣公、齐襄公等人的事，《史记》《汉书》记载诸王淫乱等事，都是如此。大概是让人知道在幽暗之中做坏事，也不能掩盖万世公正的笔法，这样或许能知道警戒了。孔子删定《诗经》，《墙有茨》《鹑之奔奔》《桑中》等篇，都保留而没有删削，而杨士奇所说记载卫国被狄人灭国的原因，就是这个道理。南北朝史官也懂得这个意思，下至《金史》，还详细记载海陵炀王淫乱的事情，腥秽杂乱，没有比元代更严重的，而《元史》一切隐讳不录，也是一个毛病。至于纪传表志，只在篇首作序，而每个人不加评论，大概是说记载事实，以等待后世的公论罢了。这算是能摆脱因袭的弊端，可以作为后世修史的方法。
孟子讲道理明白正大，但比起孔子门下还是失之于粗疏。荀子言语晦暗，使学者找不到入门的途径。孟子是从大路上行走，荀卿是从旁门小径里寻找路头。
世俗儒者非议孟子，大意是说周王还在，孟子不应当勉励诸侯从事王业。辩驳的人不过说当时天命已经改变，即使取代周王革命也没有妨害。这是对的。然而当时诸侯都已经自称王，孟子只是勉励他们实行仁义来拯救百姓，天下自然喜悦而归附他们，如果衰弱的周朝没有灭亡，也就顺势保存它，让它处于杞、宋那样的地位罢了。起初并没有劝他们讨伐周朝而废黜显王，有什么妨害呢？
朱熹说张子韶解释《中庸》，得到一个可以推演的字，就极力推演，不管推到什么地步以及是否可行。现在世人解说经典，都犯这个毛病。
《左传》法度严谨，辞气古雅，而且整齐从容不紧迫；司马迁才华豪放，所以叙事没有条理，又夹杂俚俗语言，不能作为典范。
《魏其武安等传》是太史公亲眼所见的，所以叙述他们争斗构陷的事情最详细。
宋濂博通群书，才气汪洋不竭，学者都崇尚他。但在我们儒家的性命之学上不太理会，却喜欢去理会异教，但也只得到言语表面的皮毛。虽然平日著书立言，自任不轻，终究是泛泛博杂。他的文章也多浮辞胜理。所著的《龙门子》尤其鄙陋拙劣、扰乱正道。为苏平仲作文集序，讥讽近世写文章的人合嘴同声，不能稍微凌厉以震荡人的耳目。这是他的本趣显露之处，所以他所有的作品，大体只是想要凌厉以震荡人的耳目罢了。
各地方言也有暗中符合古韵的，也有暗中符合字义的。如我们家乡说“来”叫“厘”，说“毛”叫“膜”，这是暗中符合古韵的；说“日晒”叫“曝”，说“雨淋”叫“沃”，这是暗中符合字义的。
《宋史》笔法依阿全无发明。刘氏《宋论》胜过它，然而有不让人心服的地方。如论述太宗的事，而援引他不逾年改元作为杀害他哥哥的证据。并且说给他的年号叫“太平”，是说致治由我；叫“兴国”，是说创业由我。年号或许出自臣下所议定，未必是太宗自己制定的。假使果然出自太宗，那么既然亲自施行弑逆，掩讳文饰还来不及呢。又给年号命名以暗中传播此事于天下，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论述欧阳公的濮议，说他久参大政，觊觎相位，而做出这种迎合之计。曾经看前辈说濮议起初不出自欧阳公，而台谏有言论，欧阳公独自极力辩驳，所以议论的人指欧阳公为主议之人。欧阳公不曾辩驳，只说：“现在的人认为濮议不对，让我独自承担罪责，那么韩琦、曾公亮两位公应当对我有愧；后世认为濮议对，而单独称赞我，那么我应当对两位公有愧。”欧阳公又自己撰写濮议四卷，全部记载当时论
议本末甚详，其序文至以夷齐自许，则欧公于此议葢执之终身，初非为觊觎相位而发明矣。又王介甫之立新法，葢自其未得志时，为兼并之诗，已叹利柄倒持，与俗吏之不知方，俗儒之不知变。及其得志，乃専以操利权，抑兼并为先务。其意以为不如是，不可致唐虞三代之治，故行之不遗余力。然其心术之偏，又悻戻自用，故卒至于败坏天下而绩用弗成也。今谓其措意専为破辽复故疆而设，则恐非事实矣。朱子云：“介甫亦非先立此意以压诸贤，只是见理不明，用心不广，故至于此。”此论最公，学者考之。
译讨论本末非常详尽，其序文甚至以伯夷、叔齐自比，那么欧阳修对此议大概是终身坚持的，起初并非为了觊觎宰相之位而阐发此论。又如王安石创立新法，大概在他未得志时，所作关于兼并的诗，已感叹利权倒持，以及俗吏不懂法度、俗儒不懂变通。等到他得志后，便专门以掌握利权、抑制兼并作为首要任务。他的本意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达到唐虞和三代的治世，所以推行起来不遗余力。然而他心术偏颇，又刚愎自用，所以最终导致天下败坏而功业未能成就。现在说他的用心专门是为了破辽恢复旧疆而设，恐怕不符合事实了。朱熹说：“王安石也不是先立此意来压制各位贤臣，只是见理不明，用心不广，所以到了这个地步。”这个评论最为公正，求学的人可以考证。
唐▯宗开元廿四年八月壬子，千秋节，羣臣献寳鉴，张丞相九龄独述兴废之源，为《千秋金鉴録》，上之。窃意其书必备述前世人主仁暴奢俭、明昏之实，及任用忠邪、贤否之故。虽文字之体未必雅纯，然必深切着明，足为百代人主之明鉴也。惜其书不可见，而今曲江所刻本乃庸琐诞妄，全类淫巫瞽史之説。葢自古伪书，未有陋于此者。或者犹喜谈而乐道之，以为公预知安史之变，何异儿童之见。
前汉书》凡《史记》所已具者，皆仍其辞而不变，但稍删润其重复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异处，可以为万世法。老苏乃谓：“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则非也。至司马迁、扬雄二传，亦仍其自序之文，而曲记其世系之详，则过矣。《货殖传》仍叙范蠡、子赣至巴寡妇清，名书曰“汉”，而泛及异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宜作。
纲目书曹操责孙权任子，权不受命，葢欲其遣质子而权不遣也。尹起莘发明，乃谓操负多罪，乃欲越江汉而责人，所谓有诸己而欲非诸人者，此似不考文义之过。其引《春秋》“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为比，然宣公平莒及郯，欲释二国之搆怨；操责任子，欲求成于权耳，亦非比例。南宋徐羡之、傅亮、谢晦废其主义符而弑之，及文帝立，能正其弑逆之戮而不徳其迎立之私，宜书讨诛以明帝心。纲目乃误书讨杀。尹氏求其説而不得，乃谓宋主下诏暴其杀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谋，使羡之等罪止于杀二王，则讨而杀之足矣。予按《宋书》元嘉三年之诏，首云“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又云“羡之等实受顾托，任同负图，送往无复言之节，事君阙忠贞之効，逞其悖心，不畏不义，播迁之始谋，肆酖毒至止，未几显行怨杀”，如此而谓不正其大逆之谋，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轻于立论，而欲得书法之意见，是非之实难矣。尹氏发明学胡氏《春秋传》，刘友益《纲目书法学》公羊、谷梁传书法，文甚峻洁，似胜发明，但有因本文之误而曲为之説者。如东晋晋王保故将陈安降汉，先是汉改号赵矣，此犹书“汉”误也。考之提要，汉正作赵，初无他义。书法谓书“汉”所以志仇国而为安惜。唐永王璘反，肃宗命髙适讨之，其书“上皇遣”误也。书法谓不以肃宗主之所以着自反不缩之戒，皆凿也。又唐诸臣狄仁杰、郭子仪、李光弼等有卒书諡者，亦误也。又皆各为之説，可谓求索之过。葢《纲目》简帙浩繁，朱子仅成书而未及修改，故其大义虽明，而其间容有未备者，如帝或书“上弑”、或书“杀”、卒或书“薨”之类，可见不必曲为之辞。
纲目书「齐主游南苑，杀其従官六十人」，据《北史》「従官自暍死耳」。尹氏发明曰：「虽非以刅兵杀之，是亦以暍死杀之，此孟子所谓杀人以政者也。」刘氏书法亦本其説。徐昭文考证谓当従《史书》「従官暍死」，且讥尹氏附防其説以求合所误之文。愚谓徐説固甚直截，然《纲目》无书暍死之例，其文当分注于「齐主游南苑」之下，以従谨严之体。
宋咸作驳《中説》，谓文中子乃后人所假托，实无其人。按王绩有《负苓者传》，陈叔达答绩书有曰：“贤兄文中子，恐后之笔削，防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真统。”陆▯▯《送豆卢处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于隋代，知圣人之道不行，归河汾间，修先君之业。”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诸孙也。”云云。后司空图、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绩乃文中子之弟，而叔达又亲及门者也。文中子果不诬矣。但史失其传，其书亦出后人所増益，张大牵合，傅防痕迹，宛然在。唐时已不甚为人所尊仰，故韩、栁诸贤俱无称述。或谓即宋阮逸伪作，亦非。李翺答王载言书云：“理有是者，而辞章不能工，王氏《中説》是也。”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説》于齐州李冠家，则《中説》之传乆矣。然陈同父类次《文中子》，云分十篇，举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与
译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壬子日，正值千秋节，群臣进献宝鉴，唯有张丞相张九龄独自陈述国家兴亡的根源，写成《千秋金鉴录》献给皇上。我推测这本书必定详细记述了前代君主仁德或暴虐、奢侈或节俭、英明或昏庸的实际情况，以及任用忠良或奸邪、贤能或不肖的原因。虽然其文字体裁未必典雅纯正，但必定深刻透彻、显明易懂，足以作为百代君主的明鉴。可惜这本书如今已不可见，而现今曲江所刻印的版本却是平庸琐碎、荒诞虚妄，完全类似于淫邪巫师和盲眼史官的言论。大概自古以来的伪书，没有比这更粗陋的了。或许还有人喜欢谈论并乐于称道它，认为张九龄预先知晓了安史之乱，这种看法无异于孩童的见识。
《前汉书》凡是《史记》中已经具备的内容，都沿用其原文而不改变，只是稍微删减润色其重复之处罢了。这是班固诚信且喜好古法、不喜欢标新立异的地方，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老苏（苏洵）却说：“既然别人已经说过了，再重复陈述有什么益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至于《司马迁传》和《扬雄传》，也沿用了他们自序的文字，却曲折详尽地记载了他们的世系，这就过分了。《货殖传》沿袭叙述范蠡、子贡直到巴寡妇清，书名却叫“汉”，却泛泛涉及其他朝代的事情，不符合体例。《古今人表》也不应该制作。
《纲目》记载曹操责备孙权送人质，孙权不接受命令，大概是希望孙权派遣质子而孙权没有派遣。尹起莘在《发明》中阐发说，曹操身负多罪，却想跨越江汉去责备别人，这就是所谓自己有缺点却想指责别人的人，这似乎是考察文义不够仔细的错误。他引用《春秋》中“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作为类比，然而宣公平定莒国和郯国，是想解除两国的积怨；曹操责备送人质，是想求得孙权的顺从罢了，这也并非恰当的类比。南宋徐羡之、傅亮、谢晦废黜并杀害了他们的君主义符，等到文帝即位，能够公正地惩处他们弑逆的罪行，而不感激他们拥立自己的私恩，应当记载为“讨诛”以表明帝王的用心。《纲目》却错误地记载为“讨杀”。尹氏寻求其中的说法而不得，于是说宋主下诏揭露他们杀害两位王子的罪行，却没有纠正他们大逆不道的阴谋，使得徐羡之等人的罪行仅仅停留在杀害两位王子，那么讨伐并杀死他们就足够了。我查阅《宋书》元嘉三年的诏书，开头说“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又说“徐羡之等人确实接受了顾命托付，责任如同背负图籍，送别先帝时没有再言别的节操，侍奉君主缺乏忠贞的功效，放纵其悖逆之心，不畏不义，在播迁之初就谋划，肆意施加毒害直至致死，不久又公然施行怨恨的杀戮”，像这样却说没有纠正他们大逆不道的阴谋，可以吗？大概不考察事情的始末，轻易地发表议论，想要获得书法（史书笔法）上的见解，明辨是非确实很难。尹氏的《发明》学习胡氏的《春秋传》，刘友益的《纲目书法》学习《公羊传》、《谷梁传》的书法，文辞非常峻洁，似乎胜过《发明》，但其中有因为原文错误而曲意解释的情况。比如东晋晋王保护旧将陈安投降汉，此前汉已经改国号为赵了，这里仍然记载为“汉”是错误的。考察提要，汉确实应作赵，初无其他含义。书法说记载“汉”是为了志在仇国而为陈安惋惜。唐永王李璘造反，肃宗命令高适讨伐他，书中记载“上皇派遣”是错误的。书法说不以肃宗为主，是为了彰显自我反省不直的警戒，这些都是牵强附会。又如唐朝大臣狄仁杰、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去世时记载谥号，也是错误的。又各自为他们寻找说法，可以说是求索过度了。大概《纲目》篇幅浩繁，朱子仅完成书稿而来不及修改，所以其大义虽然明白，但其中容有不完备的地方，比如皇帝有时记载为“上弑”、有时记载为“杀”，去世有时记载为“薨”之类，可见不必曲意解释。
《纲目》记载“齐主游览南苑，杀死了他的随从官员六十人”，依据《北史》则是“随从官员自己因中暑而死”。尹氏《发明》说：“虽然不是用刀兵杀死他们，这也是用中暑杀死他们，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政治杀人。”刘氏《书法》也依据这个说法。徐昭文考证认为应当遵循《史书》记载“随从官员中暑而死”，并且讥讽尹氏附会其说以求符合所误记的文字。我认为徐说固然非常直截了当，然而《纲目》没有记载中暑而死的体例，其文字应当分注在“齐主游览南苑”之下，以遵循严谨的体例。
宋咸作驳《中说》，认为文中子是后人所假托，实际上没有这个人。查阅王绩有《负苓者传》，陈叔达回复王绩的信中有说：“贤兄文中子，恐怕后来的笔削，防止过于繁碎，宏大的纲领和正统的经典，暗中而不宣扬，于是兴起《元经》以定真统。”陆长源《送豆卢处士序》也说：“昔日文中子生于隋代，知道圣人之道不能施行，回到河汾之间，修习先君的学业。”又说：“丈人是文中子的外孙。”等等。后来司空图、皮日休都有《文中子碑》。这五个人都是唐人，王绩是文中子的弟弟，而陈叔达又亲自登门拜师。文中子果然不是虚假的。只是史书失去了他的传记，他的书也是后人所增补，夸大牵强附会，傅会痕迹，宛然可见。在唐朝时已经不太被人所尊崇仰慕，所以韩愈、柳宗元等贤人都没有称述。有人说就是宋朝阮逸伪作，也不是。李翱回复王载言的信中说：“道理有正确的，但辞章不能工巧，王氏《中说》就是这样。”宋朝龚鼎臣曾经在齐州李冠家得到唐本《中说》，那么《中说》流传已经很久了。然而陈同父分类编排《文中子》，说分为十篇，举出每篇开头的两个字作为篇名，每篇各有序言，只有阮逸本有这些。又说：“阮氏本与
龚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龚本则曰：“严子陵钓于湍石，民到于今称之；尔朱荣控勒天下，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龚本曰：“出而不声，隠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阮本则因董常而言，终之曰：“吾与尔有矣。”由是观之，则逸或不能无增损于其间，以启后人之疑也。
译龚氏原本的文字各不相同。例如阮本说：“严子陵在湍急的岩石上垂钓，尔朱荣控制天下，所以君子不以得到权位为贵。”龚本则说：“严子陵在湍急的岩石上垂钓，百姓直到今天还称赞他；尔朱荣控制天下，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称赞的。”龚本说：“出仕而不张扬，隐居而不埋没，被任用就能成就功业，被舍弃就能保全自身。”阮本则依据董常的话，最后说：“我和你有缘了。”由此看来，那么《逸民传》或许难免在中间有增删，从而引起后人的疑惑。
汲冢《周书》甚驳杂，恐非先秦书，意东汉、魏、晋间诡士所作，反勦礼记》《史记》羣书，以文之文义古雅者，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唐儒如李习之，亦不易得。其答侯高书，虽未免自许太高，然深拒其适时行道之説，自谓决不肯废道而取容，持论甚正，可谓不失已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过失也。其《幽怀赋》鄙时人以嗟老羞卑为务，而无能以神尧郡县为意，感慨愤切，庶几可与建功业者。史称其性峭鲠，议论无所屈，非虚美矣。
井观琐言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井观琐言卷二
明 郑瑗 撰
读朱子书，浑是平稳正当道理，学者方是着实下手处。余人之文，卑者只是理防防文碎义，髙者大抵张皇捉摸，使人惊▯无所従入。
孝经》“天经地义”章，其本文云：“则天之明，因地之义，以顺天下。”故朱子定为“释以顺天下”之传，而吴草庐章句更为“释教之所由生”。君子之教以孝，“章”本文云：“非至徳，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故朱子定为“释至徳以顺天下”之传，吴氏因之是矣。“教民亲爱”章，本文只结之曰：“此之谓要道。”朱子定为“释要道”之传，又何疑哉？而吴氏以为兼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之意。愚谓吴氏诚有功于《孝经》，但不若朱子之行其所无事矣。
东坡《胜相院记》云：“治其説者，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数句颇説尽近世禅学自欺欺人之情状。然苏公终身防溺其中而不自觉，其説道理，亦未免蹈此病目睫之论，信哉。
记《缁衣》引《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注：以为楚沈诸梁。按此文今见《汲冢周书·祭公解》，盖祭公谋父疾革时告穆王之言，故曰《顾命》。叶当是「祭」字，以字形相似而误。
宋景文公《笔记》曰：「古者牛惟服车，书曰『肇牵车牛』，《易》曰『服牛乘马』。汉赵过始教人用牛耕。王弼传《易》曰：『牛，稼穑之资』，是不原汉始牛耕之意。吾宗夹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经，古牛惟以服车，不用于耕，否则用以祭祀而已，又否则如田单纵火、齐王衅钟而已。』以牛为耕，秦汉以上未闻也。按孔门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亦字子牛，而古『犂』字亦従牛，故上虞李衍『为牛耕不始于汉』，予意牛耕之利，古亦有之，但不如后世之广耳。或曰：『农耕既获，以牛服箱，又草人粪壤，骍刚用牛耕之，『字牛』义取诸此，未知是否。』」
栁子厚贞符，効司马长卿《封禅书》体也。然长卿之谀，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问，効东方曼倩《答客难》体也。然子厚之怼，不如曼倩之安。
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偃师县西北亦有比干墓。唐开元中，偃师人耕地得铜盘，篆文云：「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藏，兹焉是寳。」予观其文竒峻匀丽，与三代钟鼎彛敦诸欵识不类，辞语亦不似魏晋以前文字，其出于后世无疑。欧公集古録不収此文，其鉴别精矣，不宜与石鼓、诅楚文并刻。
朱子谓《史记》疑当时不曾得删改脱藁，今考之，信然。如《吴起传》鲁人或恶吴起，其中曰：“起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夫鲁人恶起于其君，即不应面称鲁君。或曰：“是葢鲁人私恶起，而鲁君闻之耳。”政使如此，则鲁人自言，亦不应泛称之鲁事鲁君也。此等处，亦多是其未曽修改之验。《郭解传》始言“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中间复出“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八字。《郦生传》始述生入见沛公之事矣，及《朱建传》复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云云”，而所记各异。此疑太史公以所闻不同而并着之，如《国语》所记勾践灭吴，《战国策》所记中山隂姬之事耳。然彼杂书旁探泛采，自不相妨。此参合众説，櫽括为传，不当彼此互异其辞。疑禇先生或后人所附益，则不可知。平阳史
译汲冢出土的《周书》内容驳杂，恐怕不是先秦时期的著作，推测是东汉、魏、晋之间诡诈之士所作，反而抄袭《礼记》《史记》等群书，其中文义古雅的，仅有《祭公解》等一两篇。
唐代儒者如李翱，也不容易得到。他回复侯高的信，虽然不免自我期许过高，但深深拒绝顺应时势行道的说法，自称决不肯废弃道义来取悦于人，所持论调非常端正，可以说是不失自我了。这就是他能够当面斥责宰相过失的原因。他的《幽怀赋》鄙视当时人以感叹年老、羞于地位卑微为务，而不能以神尧时代的郡县治理为意，感慨愤切，大概可以算是能建功立业的人了。史书称他性情刚直，议论不屈服，并非虚美之词。
井观琐言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井观琐言卷二
明 郑瑗 撰
读朱子的书，全是平稳正当的道理，学者正是切实下手的处所。其他人的文章，低劣的只是罗列细碎的文义，高妙的则大致夸张捉摸，使人惊愕却无从入手。
《孝经》“天经地义”章，其原文说：“则天之明，因地之义，以顺天下。”所以朱子定为解释“以顺天下”的传文，而吴草庐的章句更定为解释“教之所由生”。君子以孝道教化，“章”原文说：“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所以朱子定为解释“至德以顺天下”的传文，吴氏沿袭这是对的。“教民亲爱”章，原文只总结说：“此之谓要道。”朱子定为解释“要道”的传文，又有什么可疑呢？而吴氏认为兼有解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意思。我认为吴氏确实对《孝经》有功，但不如朱子那样顺应自然、不妄加穿凿。
东坡《胜相院记》说：“研究这种学说的人，大致务求让人不可知，设置机巧来应对敌手，隐藏形迹来防备失败窘迫，就推堕到恍惚荡漾之中，不可捕捉，如此而已。”这几句话颇说尽了近世禅学自欺欺人的情状。然而苏公终身沉溺其中而不觉悟，他谈论道理，也难免陷入这种毛病，目睫之论，可信啊。
《礼记·缁衣》引用《叶公之顾命》说：“毋以小谋败大，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注解说认为是楚国的沈诸梁。查考此文现在见于《汲冢周书·祭公解》，大概是祭公谋父病重时告诫穆王的话，所以称为《顾命》。叶应当是“祭”字，因字形相似而误。
宋景文公《笔记》说：“古代牛只用于驾车，《尚书》说‘肇牵车牛’，《易经》说‘服牛乘马’。汉代赵过开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注《易》说：‘牛，是稼穑的资用’，这是没有推究汉代才开始牛耕的意思。我们宗族夹漈先生也说：‘查考六经，古代牛只用于驾车，不用于耕种，否则用于祭祀而已，再否则如田单纵火、齐王衅钟那样。’用牛耕种，秦汉以前未曾听说。查考孔门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也字子牛，而古代‘犁’字也从牛，所以上虞李衍说‘牛耕不始于汉’，我认为牛耕的利益，古代也有，只是不如后世广泛罢了。有人说：‘农耕收获后，用牛驾车，又用草人粪壤，骍刚用牛耕种，‘字牛’的意义取自于此，不知是否如此。’”
柳子厚的《贞符》，效仿司马长卿《封禅书》的体例。然而长卿的阿谀，不如子厚的端正。子厚回答问难，效仿东方曼倩《答客难》的体例。然而子厚的愤懑，不如曼倩的安详。
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偃师县西北也有比干墓。唐开元年间，偃师人耕地得到铜盘，篆文说：“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藏，兹焉是宝。”我看那文字奇峻匀丽，与三代钟鼎彝敦等款识不同，辞语也不像魏晋以前的文字，其出自后世无疑。欧阳公《集古录》不收此文，他的鉴别精到了，不应当与石鼓文、诅楚文并列刻石。
朱子说《史记》怀疑当时不曾得到删改的定稿，现在考查，确实如此。如《吴起传》鲁人有人厌恶吴起，其中说：“吴起到鲁国，学习兵法来侍奉鲁君，鲁君怀疑他。况且鲁卫是兄弟之国，而君主任用吴起，那就是抛弃卫国。”鲁人向君主厌恶吴起，就不应当当面称呼鲁君。有人说：“这大概是鲁人私下厌恶吴起，而鲁君听到了罢了。”即使如此，那么鲁人自己说，也不应当泛称侍奉鲁君。这些地方，也多是未曾修改的证据。《郭解传》开始说“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中间又出现“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八字。《郦生传》开始叙述郦生入见沛公的事，等到《朱建传》又说“起初沛公带兵经过陈留，郦生追随军门云云”，而所记载的不同。这怀疑太史公因为所闻不同而一并记载，如《国语》所记勾践灭吴，《战国策》所记中山阴姬之事罢了。然而那些杂书旁探泛采，自然不相妨碍。这里参合众说，编撰为传，不应当彼此互相差异其辞。怀疑褚先生或后人所附益，则不可知。平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