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观琐言卷二
氏伯璿，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太甚，反成傅防。所着《管窥外编》，其持论多无一定之见。如论天地，既谓天属气，地属形，形实气虚，气能载形，虚能载实，而主邵子有限无涯之説矣。复谓天亦有非虚非实之体，以范围之内为劲气所充，上为三光所丽。既主朱子“天外无水，地下是水载之”言，而谓天包水，水载地，地浮于水上矣。复疑地不免有随气与水而动之患，必不能乆浮而不沉，而谓南枢入地处，必有所根着，与天体相贯通。论月食，既疑先儒“月为日中暗处所射”之説，而主张衡暗虚之説，以为暗虚只是大地之影矣。复疑影当倍形，如此则月光常为地影所蔽，失光之时必多，而谓对日之冲与太阳逺处，往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既谓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尽，日光散出地外，而月常受之以为明，是本沈括“月本无光，日耀之乃光”之言矣。复谓月与星皆是有光，但月体半光半晦，月常面日如臣主敬君，此其光所以有盈▯。之异论，置闰既谓置一闰而有余，则留所余之分以起后闰；置両闰而不足，则借下年之日以终前闰矣。复谓置闰之年，其余分未必无余，而不可有所欠。论日月之运，既主横渠天与日月皆左旋之説，而谓日月与天同运，但不及其健，则渐退而反右矣。复自背其説，而有二人同行之喻。谓厯家右转之説，自有源流，未可以先儒所学之大而小之。凡此等处，屡言屡变，乍彼乍此，进退皆无所据。其曰「天有范围，地有根着」，则近于无稽之妄谈，而沦于小智之私矣。臣敬君与「二人同行」之譬，尤为不达事理。大抵天地日月之理，虽亦格物穷理者所当理防，然既未可目击，难以遥度，则不如姑以先儒所以言者为据，暂且放过，而于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详焉可也。茍于此用心大过，则抵牾愈多，且终不能以豁然而无疑也。
译氏伯璿，也是近代博学深思的人，然而揣摩过度，反而成了牵强附会。他所著的《管窥外编》，其论点大多没有确定的见解。比如论述天地，既然说天属于气，地属于形，形是实的气是虚，气能承载形，虚能承载实，从而主张邵雍有限无涯的说法了。却又说天也有非虚非实的本体，以范围之内为劲气所充满，之上为日月星所依附。既然赞同朱熹“天外无水，地下是水承载它”的说法，却又说天包裹水，水承载地，地漂浮在水上。又怀疑地难免有随着气与水而动荡的祸患，必定不能长久漂浮而不沉没，于是说南极进入地中的地方，必定有所依托，与天体相互贯通。论述月食，既然怀疑先儒“月亮被太阳中间暗处照射”的说法，而主张衡暗虚的说法，认为暗虚只是大地的影子。又怀疑影子应当比形体大，像这样那么月光常常被地影遮蔽，失去光亮的时候必定很多，于是说对着太阳的冲位与太阳远处，往往自然有幽暗的现象存在。既然说天大地小，地遮挡日光不尽，日光散出地外，而月亮常常接受它作为光明，这是本于沈括“月亮本来没有光，太阳照耀它才发光”的话了。却又说月亮和星星都是有光的，只是月亮本体一半光亮一半昏暗，月亮常常面向太阳如同臣子敬重君主，这就是它的光亮之所以有盈缺的原因。论述置闰，既然说设置一个闰月还有剩余，就留下剩余的部分来开启后面的闰月；设置两个闰月还不足，就借用下一年的日子来结束前面的闰月。却又说设置闰月的年份，其剩余的部分未必没有多余，而不可以有所欠缺。论述日月运行，既然主张张载天与日月都向左旋转的说法，而说日月与天一同运行，只是不及天的刚健，就逐渐退后而反而向右了。又违背自己的说法，而有两人同行的比喻。说历家向右旋转的说法，自有源流，不能因为先儒所学的大就把它看小。所有这些地方，屡次言论屡次改变，忽而那样忽而这样，进退都没有依据。他说“天有范围，地有根着”，就接近于没有根据的妄谈，而沉溺于小聪明的私见了。臣敬君与“两人同行”的比喻，尤其是不通达事理。大体上天地日月的道理，虽然也是探究事物穷尽道理的人所应当推究的，然而既然不能亲眼看见，难以远远揣度，那么不如暂且以先儒所说的话为依据，暂时放过，而在天理人事中切近的地方详细探究就可以了。如果在这里用心过度，那么矛盾就越多，而且最终不能豁然开朗而没有疑惑。
商周改正朔之説，张敷言分史册所用、民俗所用二项为言，极好。蔡九峰、陈定宇诸儒偏主一説，各有所碍，终不可通。张氏此説足为前辈解纷疑，得事理之实。然朱子答吴晦叔书已尝曰：“或是当时二者并行，惟人所用。”则张説亦有所本。
孝经》三才、圣治、事君章，本窃《左传》子大叔、北宫文子、上真子、李文子之言，而或者反谓传者窃经；《尔雅》如切如磋等云，本窃《礼记》大学之文，而或者反谓记者采《尔雅》之辞；諡法「经天纬地曰文」等云，本窃《左传》成鱄之言，而或者反谓成鱄仿諡法之体；《鹖冠子》「贪夫殉财」等云，本窃贾谊《鵩赋》之词，而或者反谓谊赋尽出《鹖冠子》；《子华子》「今世之人」一段，本窃韩文、栁子厚墓志之意，而或者反谓退之此文出《子华子》。世儒知有古近，而不知有伪真，类如此，可发一笑。
杨子云拟《论语》作《法言》，未须论其意义深浅，但考其辞语，亦足见其故为险难，痕迹不可掩矣。《论语》无意为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厌语助字之多，如「女得人焉耳乎」六字为一句，而助字处其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五字为二句，而助字处其九。而《法言》乖离，诸子图徽、蠢迪、检押、弸中、彪外、雉、噫等语，至不可属读。《论语》云「请问其目」，而《法言》但云「请条」；《论语》或问「子产问子西问管仲」三「问」字繁而不杀，自是文理当如此；而《法言》中或问「霍光、王翦、窦婴、灌夫、聂政、荆轲」，但曰「霍」「曰翦」「曰窦灌」「曰政也」「轲也」，岂复成文理哉？此类不可胜数，识者观之，不独大▯可覆瓿矣。其言曰：「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其意，以为圣经亦只是欲使人难知耳。」殊不知圣经明白易简，初岂有意为艰深之辞哉？其不易解者，特古今文体有不同耳。雄説陋矣。
考工记》曰：天下大兽五，则禽亦可谓之兽。《礼记》曰：猩猩能语，不离禽兽，则兽亦可谓之禽。五行有木而无草，则草亦可谓之木。《洪范》言“庶草蕃芜”，而不及木，则木亦可谓之草。
韩昌黎与欧阳六一皆以文卫道者，其事迹亦颇相类。故韩之知己有裴、董，而欧之知己有富、韩；与韩并称有栁子厚，与欧并称有苏子瞻。又如韩有孟东野，而欧有梅圣俞；韩有文畅、髙间、大颠，而欧有惟俨、秘演、恵勤；韩有樊宗师、李翺、张籍、皇甫湜、贾阆仙，而欧有尹师鲁、石介、谢绛、苏子美、石曼卿。恰恰相当，此亦竒也。
欧公谓晋无文章，惟《归去来辞》；东坡亦谓唐无文章，惟《盘谷序》。子谓欧公固不易之论，坡老之言则有未谕者。唐诸家文姑勿论，只以昌黎文观之，亦未必都无一篇可比《盘谷序》也。金儒王従之尝病《归去来辞》前想像，后直述，不相侔。谓《盘谷序》前云友人，后云昌黎韩愈，似不相识，其言亦有理。
屈原逺游曰：「羡韩众之得一。」一本众作终。史记始皇本纪云：「始皇使韩众、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药。」又云：「韩众去不报。」是果一韩众欤？则信能长生不死矣。予意众盖古之仙者，本纪所载必迂怪之士，因始皇好神仙而假托其名，以肆欺诞耳，未必屈原所指之韩众也。若列仙传载韩众乗白鹿，従玉女，则意好事者所传，防不足为据。
宣和博古图成于宋道君朝，王黼辈之手。凡铭识有乙、辛、癸巳等字者，皆定以为商器。其无铭识者，亦强指为商周物。其彛舟总説云：「国家积徳百年之后，讲明礼乐，收揽前代遗制。而范金之坚，多出于僻陋潜壤之奥者，四方来上。如钟鼎尊壶之类，动以百数。」予谓以道君之好称文，而重以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之巧求曲饰，以愚媚其君。受命「镇国二寳」尚不难于假托撰造，况其他乎？然则四方所尚，固难尽信矣。且古人觯、觚、尊、爵、簠、簋之类，杂用陶、梓，未必皆范铜为之也。其的然可信者，如齐侯钟、晋姜鼎、宰辟父敦等器，欵纹、形制、字画、辞义，皆非后世
译关于商周更改正朔的说法，张敷言将史册所用和民俗所用分为两项来论述，非常好。蔡九峰、陈定宇等儒者偏执于一种说法，各自有所阻碍，终究无法通达。张氏的这种说法足以替前辈解除纷扰疑惑，探得事理的真实。然而朱子回复吴晦叔的信中曾说：“或许是当时两者并行，只是人们使用的不同。”那么张氏的说法也是有出处的。
《孝经》中的《三才》《圣治》《事君》等章，本是窃取《左传》中子大叔、北宫文子、上真子、李文子的言论，但有人反而说《左传》是窃取《孝经》；《尔雅》中“如切如磋”等语，本是窃取《礼记·大学》的文字，但有人反而说《礼记》是采录《尔雅》的辞句；谥法中“经天纬地曰文”等语，本是窃取《左传》中成鱄的言论，但有人反而说成鱄是仿照谥法的体例；《鹖冠子》中“贪夫殉财”等语，本是窃取贾谊《鵩鸟赋》的辞句，但有人反而说贾谊的赋完全出自《鹖冠子》；《子华子》中“今世之人”这一段，本是窃取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意思，但有人反而说韩退之这篇文章出自《子华子》。世俗的儒者只知道有古近之分，却不知道有真伪之别，大抵都是这样，足以让人发笑。
扬雄模仿《论语》写作《法言》，暂且不论其意义深浅，只要考察其辞语，也足以看出他故意追求险怪艰难，痕迹无法掩盖。《论语》无意为文，却自然文采斐然，所以不嫌语气助词多，比如“女得人焉耳乎”六个字为一句话，而助词占了一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五个字为两句话，而助词占了九个。而《法言》则乖离不通，诸如“图徽”“蠢迪”“检押”“弸中”“彪外”“雉”“噫”等语，以至于无法连读。《论语》说“请问其目”，而《法言》只说“请条”；《论语》中有时问“子产”、问“子西”、问“管仲”，三个“问”字繁复而不删减，这自然是文理应当如此；而《法言》中有时问“霍光、王翦、窦婴、灌夫、聂政、荆轲”，只说“霍”“曰翦”“曰窦灌”“曰政也”“轲也”，这哪里还能符合文理呢？这类情况不可胜数，有见识的人看了，不仅知道它只能用来盖酒坛子，而且……他说：“圣人的经典不可以让人轻易知道其意，认为圣人的经典也只是想要让人难以理解罢了。”殊不知圣人的经典明白简易，起初哪里有意使用艰深的言辞呢？那些不容易理解的，只是古今文体不同罢了。扬雄的说法很浅陋。
《考工记》说：天下大兽有五种，那么禽也可以称为兽。《礼记》说：猩猩能说话，但不脱离禽兽，那么兽也可以称为禽。五行中有木而没有草，那么草也可以称为木。《洪范》说“庶草蕃芜”，而没有提到木，那么木也可以称为草。
韩昌黎和欧阳六一都是以文章捍卫道统的人，他们的事迹也很相似。所以韩愈的知己有裴度、董邵南，而欧阳修的知己有富弼、韩琦；与韩愈并称的有柳子厚，与欧阳修并称的有苏子瞻。又如韩愈有孟东野，而欧阳修有梅圣俞；韩愈有文畅、高闲、大颠，而欧阳修有惟俨、秘演、惠勤；韩愈有樊宗师、李翱、张籍、皇甫湜、贾阆仙，而欧阳修有尹师鲁、石介、谢绛、苏子美、石曼卿。恰恰相当，这也是很奇怪的事。
欧阳公说晋代没有文章，只有《归去来辞》；苏东坡也说唐代没有文章，只有《盘谷序》。我认为欧阳公的话固然是不易之论，而苏老的话则有未可理解之处。唐代诸家的文章暂且不论，只看韩愈的文章，也未必没有一篇可以比得上《盘谷序》。金代儒者王从之曾批评《归去来辞》前面是想象，后面是直述，不相匹配。说《盘谷序》前面说友人，后面说昌黎韩愈，似乎不相识，他的话也有道理。
屈原《远游》说：“羡韩众之得一。”另一版本中“众”作“终”。《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派韩众、侯公、石生寻找仙人不死药。”又说：“韩众离去没有回报。”这果真是一个韩众吗？那么他确实能长生不死了。我猜想韩众大概是古代的仙人，《本纪》所载的必定是迂腐怪诞之士，因为秦始皇喜好神仙而假托他的名字，以肆意欺骗荒诞，未必是屈原所指的韩众。如果《列仙传》记载韩众乘白鹿，跟随玉女，那么大概是好事者所传，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
《宣和博古图》成书于宋道君朝，出自王黼等人之手。凡是铭识中有乙、辛、癸巳等字的，都定为商代器物。那些没有铭识的，也强行指认为商周之物。其中关于彝舟的总说云：“国家积德百年之后，讲明礼乐，收集前代遗制。而范金之坚，多出于僻陋潜壤之深处，四方进献。如钟鼎尊壶之类，动辄以百计数。”我认为以道君喜好称颂文治，再加上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人巧求曲饰，以愚弄谄媚君主。受命铸造“镇国二宝”尚且不难假托撰造，何况其他呢？那么四方所进献的，固然难以完全相信了。况且古人觯、觚、尊、爵、簠、簋之类，杂用陶、梓，未必都是范铜制成的。那些确实可信的，如齐侯钟、晋姜鼎、宰辟父敦等器物，款纹、形制、字画、辞义，皆非后世
扬雄曰：「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刘后村谓雄语本《吕览》「一龙一蛇，与时俱化」之语。予谓雄语葢本《系辞》云：「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然《美新》仕莽，犬羊之可羁耳。龙蛇固如是乎？投阁几死，尚为得存身之道哉！
袁绍檄豫州，曹操檄江东，将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注言：“当履绳墨，动不失律令也。”吕延济谓赏赐一如律令之法，二説小异，然大防皆近之。今道家符咒类言“急急如律令”，葢窃此语。李济翁《资暇録》乃谓“令”读为“零”，律令雷邉防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説恠诞，不足信。
纲目分注记南汉宦官之横，云：「凡羣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由是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集览》解「自宫」，引《吕刑》「宫辟」为据，云：「已自割势，求为宦官也。」近时陈伯载作《正误》，乃破其説，谓「自宫以求进」，用非求为宦官也。予按《通鉴》「自宫求进者」下云：「亦有免死而宫者。」又按齐桓公曰：「竖貂自宫以近寡人，管仲以为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今分注先言羣臣皆下蚕室，后言宦者近二万人，则《集览》之説是矣，而伯载非之，何也？「自宫求进」，犹范曅言「腐身熏子以自衒达」云尔。
今人以干求请托为鑚。班孟坚賔戯曰：「商鞅挟三术以鑚孝公。」李周翰注：「鑚者，取必入之义，如以铁鑚之也。」今人以见陵于人为欺负。《汉书》韩延夀待下吏，恩施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夀痛自刻责。此鑚与欺负语所本。《尚书》之辞，有极难晓者，鸠僝功吊由灵之类；有极易晓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类；有极繁者，一人冕执刘一人冕执▯之类；有极简者，如初如西礼之类；有对语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之类；有参差不对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类。
今人呼酌酒器为壶瓶。按《唐书》太宗赐李大亮胡缾，史炤《通鉴释文》以为汲水器，胡三省辨误曰：「胡缾盖酒器，非汲水器也。」缾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亦曰胡缾。然则「壶」字正当作「胡」耳。
史炤释《通鉴》多谬，天台胡三省辩误，多所考正，逺胜诸家之注，然颇有引证欠明备者。如晋太和四年，郗超言顿兵河济，史氏云河济皆出王屋山，固疎。胡氏乃谓河出积石，济出王屋，此河济之发源。夫积石，河之见处，非其发源也。唐贞元元年，卢杞遇赦量移长史，陈京、赵需等争之，徳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顾曰：「赵需等勿退。」史以京顾为人姓名，胡讥其不识文理，是矣。予按栁子厚撰《秘书少监陈京行状》云：「上将复前为相者，公率其党争之上，变于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赵需等勿退』，遂进而尽其辞焉。」《唐史》盖因此文炤之谬益彰矣。太中二年，王皥曰：「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暧昧。」史以「厌」为「厌魅」，胡云「厌代」谓「升遐」，言「厌薄人世」是也。然「厌世」字本出《庄子》「千嵗厌世，去而上僊」之文，唐避太宗讳，改「世」为「代」，而胡不明言其故。又汉黄琼上疏曰：「陛下不加清徴，审别真伪。」「清徴」本出《楚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徴其然否」，胡亦失于引证。孙权上书称臣于曹操，称説天命，操曰：「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此葢操知权尊己非出于诚，特欲嗾已速成簒计，使诸雄得指以为辞，故云「踞吾着炉火上」，若曰「速吾祸败」云尔。胡乃云「汉以火徳王，权欲使操加其上」，似无此意。比齐王高纬游南苑，従官赐死者六十人，赐死本暍死之误，胡以「淫刑以逞」释之。唐李泌请以书约囘纥，每使来不过二千人，印马不过千匹，按《唐书》本作「市马」，谓与囘纥互市之马也，《通鉴》「市」误作「印」，胡引《六典》诸监马印为説，亦失考也。寳厯初，牛僧孺出镇武昌，过襄阳，襄阳帅栁
译扬雄说：“君子遇到好时机就大有作为，遇不到好时机就像龙蛇一样蛰伏。”刘后村认为扬雄的话本于《吕览》中“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的说法。我认为扬雄的话大概本于《系辞》所说：“龙蛇的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然而扬雄撰写《美新》颂扬王莽，那是像犬羊一样可以被驯服罢了。龙蛇难道真是这样吗？投阁几乎丧命，这还能算是保全自身的方法吗！
袁绍发布檄文声讨豫州，曹操发布檄文声讨江东，将领部队的末尾都写着“如律令”。李善注释说：“应当遵循法度，行动不违背律令。”吕延济认为赏赐完全依照律令的法度，两种说法略有不同，但大体意思都相近。现在道家符咒之类常说“急急如律令”，大概是窃取了这个说法。李济翁在《资暇录》中却说“令”读作“零”，律令雷边防鬼，善于奔走，所以说“如此”，鬼的速度快，这种说法荒诞怪异，不值得相信。
《资治通鉴纲目》分注记载南汉宦官的专横，说：“凡是群臣中有才能以及进士状元，都先送入蚕室（阉割），然后才能晋升，也有自己阉割以求晋升的人。”因此宦官将近两万人，显贵掌权，大抵都是宦官。王行卿在《集览》中解释“自宫”，引用《吕刑》中的“宫辟”作为依据，说：“已经自己割去生殖器，请求做宦官。”近来陈伯载作《正误》，驳斥他的说法，认为“自宫以求进”，并不是请求做宦官。我查考《通鉴》在“自宫求进者”下面说：“也有免除死刑而阉割的人。”又查考齐桓公说：“竖刁自己阉割来亲近我，管仲认为他对自己身体都如此狠心，对君主还会怎样呢？”现在分注先说群臣都送入蚕室，后说宦官将近两万人，那么《集览》的说法是对的，而陈伯载驳斥他，为什么呢？“自宫求进”，就像范晔所说的“腐身熏子以自衒达”那样。
现在人把干求请托称为“钻”。班固在《宾戏》中说：“商鞅挟带三术来钻营孝公。”李周翰注释说：“钻，是取必定进入的意思，就像用铁钻一样。”现在人把被人欺凌称为“欺负”。《汉书》记载韩延寿对待下属官吏，恩惠深厚而约束誓言明确，有人欺负他的，延寿就严厉自责。这就是“钻”与“欺负”这两个词的来源。《尚书》的文辞，有极难理解的，如“鸠僝功吊由灵”之类；有极易理解的，如“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类；有极繁复的，如“一人冕执刘一人冕执〇”之类；有极简略的，如“如初如西礼”之类；有对仗的，如“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之类；有参差不对仗的，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类。
现在人称量酒的器具为壶瓶。查考《唐书》记载太宗赐给李大亮胡瓶，史炤在《通鉴释文》中认为是汲水的器具，胡三省辨误说：“胡瓶大概是酒器，不是汲水的器具。”缾和瓶字相通，现在北方人量酒用来互相劝酬的，也叫胡瓶。那么“壶”字应当写作“胡”才对。
史炤注释《通鉴》多有错误，天台胡三省辨误，多有考证纠正，远远胜过其他各家的注释，然而颇有引证不够明确完备的地方。比如晋太和四年，郗超说顿兵河济，史氏说河济都出自王屋山，固然疏漏。胡氏却说河出积石，济出王屋，这是河济的发源。积石，是黄河显现的地方，不是它的发源。唐贞元元年，卢杞遇赦被量移为长史，陈京、赵需等人争辩，德宗大怒，左右的人退避，陈京回头说：“赵需等人不要退。”史氏把“京顾”当作人的姓名，胡氏讥讽他不懂文理，是对的。我查考柳宗元撰写的《秘书少监陈京行状》说：“皇上将要恢复以前担任宰相的人，陈公率领他的党徒向上争辩，皇上变了脸色，在位的人都惊恐而退下，陈公大声呼喊说：‘赵需等人不要退’，于是进前把话说完。”《唐史》大概因此文使史炤的错误更加明显了。太中二年，王皥说：“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暧昧。”史氏把“厌”当作“厌魅”，胡氏说“厌代”意为“升遐”，说“厌薄人世”是对的。然而“厌世”一词本出自《庄子》“千岁厌世，去而上僊”的文字，唐代避太宗讳，改“世”为“代”，而胡氏没有明确说明原因。又汉代黄琼上疏说：“陛下不加清征，审别真伪。”“清征”本出自《楚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征其然否”，胡氏也失于引证。孙权上书称臣于曹操，称说天命，曹操说：“这儿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这大概是曹操知道孙权尊崇自己并非出于诚心，只是想要怂恿自己尽快完成篡位的计谋，让其他英雄得以以此作为口实，所以说“把我放在炉火上”，意思是“加速我的祸败”。胡氏却说“汉朝以火德王，孙权想让曹操加在其上”，似乎没有这个意思。比如齐王高纬游南苑，随从官员被赐死的有六十人，赐死本是暍死的误写，胡氏用“淫刑以逞”来解释。唐代李泌请求用文书约定回纥，每次使者来不超过二千人，印马不超过千匹，查考《唐书》本作“市马”，指与回纥互市的马，《通鉴》“市”误作“印”，胡氏引用《六典》诸监马印来说明，也是考证失误。宝历初，牛僧孺出镇武昌，经过襄阳，襄阳帅柳
公绰戎服出侯曰：「竒章公甫离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注「牛▯相隋封竒章公，僧孺其裔孙，故唐人以称之。」予按《唐书》僧孺在敬宗初尝进封竒章郡公，今武昌有竒章阁、竒章亭，皆为僧孺而名，非特以牛▯之裔。称竒章公也，此其欠明备处。其他所释，颇多骋浮辞，如解高澄父丧起舞，而曰秘丧不发，死肉未寒，忘鸡斯徒跣之哀，縦跹跹僛僛之乐之类，殊非笺解之体。
译公绰穿着军装出来等候，说：“奇章公刚刚离开台席，这是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重。”胡注说：“牛弘在隋朝被封为奇章公，李德裕是他的后裔，所以唐人用这个称呼他。”我查考《唐书》，李德裕在敬宗初年曾进封为奇章郡公，现在武昌有奇章阁、奇章亭，都是为了李德裕而命名，并非仅仅因为他是牛弘的后裔才称他为奇章公，这是胡注不够明白完备的地方。其他所解释的内容，大多喜欢使用浮夸的言辞，比如解释高澄在父亲丧期起舞，却说秘密不发丧，死人的肉还没凉，忘记了鸡斯徒跣的悲哀，放纵地跳起跹跹僛僛的舞蹈之类，这完全不符合笺注的体例。
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畧、李卫公问对，皆伪书也。宋戴少望作《将鉴论》，防乃极称《三畧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谓其中多知足戒贪之语，张良得之用以成名。谓《问对》之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以予观之，《问对》之书虽伪，然必出于有学识谋畧者之手。朱子云，《问对》是阮逸伪作，《三畧纯是剽窃老氏遗意，迂缓支离，不适于用，其知足戒贪等语，葢因子房之明哲而为之辞，非子房反有得于此也。葢圯桥授受之书亡矣，此与所谓《素书》，皆其赝本耳。如曰“髙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谓废其威，夺其权也，皆取诸旧史而附防之，痕迹宛然可见，而戴亟称之，无乃未之思与？或谓汉光武之诏已引《黄石公记》“柔能胜刚，弱能胜强”之语，则此书之传亦逺矣。
元魏石刻有大代修华岳庙碑。欧公集古録跋尾云：「魏自道武天兴元年议定国号，羣臣欲称代，道武不许，乃仍称魏。是后无改国称代之事，今魏碑数数有之。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尔。由是言之，史家阙缪多矣。予于史学非长，故书之以待博学君子。」予按崔浩曰：「昔大祖应天受命，兼称代魏，以法殷商。则当时虽未尝改国称代，然二号固尝并称矣。」
隋李谔病当时文体轻薄，上书论之，略曰：「竞一韵之竒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谔诚欲变时文之陋，宜自为浑厚尔雅之辞。今书辞骈俪浅鄙乃尔，尚何以讥病时辈为哉？」
汪克寛《纲目考异》殊无补于书法，徒加支离耳。夫吕后止称制，故犹书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称武氏。王莽男子也，故书名；武后妇人也，故书氏。纲目之权衡审矣。汪氏乃谓吕后当称吕氏，武后当称周瞾，不达甚矣。唐中宗景龙元年，太子重俊杀武三思、武崇训，《纲目》书“重俊起兵诛三思、崇训”，宜矣。汪氏却云：“此起兵讨贼，而罪人未得，但当书讨，不当书诛。”且分注明言“杀三思、崇训于其第”，汪氏曽不之考，而轻于立説，何哉？
井观琐言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井观琐言卷三
明 郑瑗 撰
大誓言予有乱臣十人，论语以为有妇人焉。扶风马融因以为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夀九十七。武王即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夀九十三。文王受命时，武王当年六十四五。克商时，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应尚在，然则虽防刘氏子，无臣母之説，亦可决知妇人之非文母矣。刘以邑姜当之，理或然也。然旧説以邑姜为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太公八十归周，在文王为西伯之后，岂得犹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是时已几七十矣，又岂得始纳公女为元妃哉？史记顔囘少孔子三十嵗，三十二而蚤卒，是时孔子葢年六十一家语记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伯鱼卒时年五十，计其年当在顔子之后。今鲁论顔路请车时，孔子已言鲤死，则家语误矣。鲤死既在囘之前，则孔子亦当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几年。然则孔子卒时，子思亦应不甚幼。孔丛子载子思与孔子答问之语，虽未必然，要亦难防其必无也。按史记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鲁缪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夀止于六十有二，宜不及见缪公之立也。而孔丛子载缪公薨时，子思居卫。孔丛子固不足据，然孟子亦屡言缪公之于子思不应有误。年表之错明矣。宋髙似孙子略，国朝宋景濓诸子辩并云：子思夀六十二，鲁缪公同时人。缪公之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当是时，子思犹未生，答问之事，安得有之？予谓既信夀六十二之説，即不当信相去七十年之説。以七十年之説为可信，则子思之生当在孔子梦奠之后矣。殊不知伯鱼既先孔子而卒，则子思安得后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殊可笑也。凡传记所纪年月如此抵牾者，不可胜计。尽信书
译《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都是伪书。宋代戴少望撰写《将鉴论》，戴氏极力称赞《三略》通晓大道且切合实用，可以建功立业并保全自身，并且说其中多有知足戒贪的言论，张良得到它并用来成就功名。又说《问对》一书，关于兴衰得失，事理情实，兵家的战术方法，灿烂地全部列举，都可以作为后世的典范。依我看来，《问对》一书虽然是伪作，但必定出自有学识谋略的人之手。朱熹说，《问对》是阮逸伪造的，《三略》纯粹是剽窃老子的遗意，迂腐迟缓且支离破碎，不切合实用，其中那些知足戒贪等话语，大概是借着张良明哲保身的名义来编造的，并非张良反而从这些话语中有所得。大概圯桥传授的书已经失传了，这些与所谓的《素书》，都是它的赝本罢了。如果说“高飞的鸟死了，良弓就被收藏；敌国灭亡了，谋臣就被杀害”，所谓“亡”是指废除其威势，夺取其权力，这些都是从旧史中选取并附会而成的，痕迹明显可见，而戴氏却极力称赞它，岂不是没有深思吗？有人说汉光武帝的诏书已经引用了《黄石公记》中“柔能胜刚，弱能胜强”的话，那么这本书的流传也很早了。
北魏石刻中有《大代修华岳庙碑》。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说：“魏自从道武帝天兴元年商议确定国号，群臣想称代，道武帝不允许，于是仍然称魏。此后没有改国号为代的事情，现在魏碑中却屡次出现。碑石是当时所刻，不应是虚妄的。只是史书遗漏了这件事罢了。由此说来，史家的缺失谬误很多了。我对史学不擅长，所以记录下来等待博学的君子。”我查考崔浩说：“从前太祖顺应天命接受使命，兼称代和魏，以效法殷商。那么当时虽然没有改国号为代，但两个国号确实曾经并用了。”
隋朝李谔厌恶当时文体轻薄，上书论述这件事，大致说：“竞相追求一个韵脚的奇特，争夺一个字的巧妙，连篇累牍，不出月亮露水之形；堆积满案盈箱，只是风云之状。于是乡里愚昧的儿童，贵族少年，还没学过六甲，就先创作五言诗。李谔确实想要改变当时文风的陋习，应当自己写出浑厚尔雅的言辞。如今他的书辞骈俪浅薄鄙陋竟到了这种地步，还拿什么来讥讽批评时人呢？”
汪克宽《纲目考异》对书法毫无补益，只是徒增支离破碎罢了。吕后只是代行皇帝职权，所以还称太后；武则天已经改朝换代，所以贬称武氏。王莽是男子，所以称名；武则天是妇人，所以称氏。《纲目》的权衡审慎啊。汪氏却说吕后应当称吕氏，武则天应当称周瞾，真是非常不通达。唐中宗景龙元年，太子李重俊杀死武三思、武崇训，《纲目》记载“重俊起兵诛杀三思、崇训”，是恰当的。汪氏却说：“这是起兵讨伐贼人，而罪人没有抓获，只应当记载讨伐，不应当记载诛杀。”而且分注明确说“在府第中杀死三思、崇训”，汪氏不曾考察，就轻率地立论，为什么呢？
井观琐言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井观琐言卷三
明 郑瑗 撰
《大誓》说我有十个乱臣，《论语》认为其中有妇人。扶风人马融因此认为文母就是妇人。查考文王接受西伯的命令九年之后去世，享年九十七岁。武王即位十三年之后讨伐商朝，又过了六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文王接受命令时，武王当时大概六十四五岁。攻克商朝时，武王年纪已经八十七岁了。文母不应该还活着，那么即使是像刘氏之子那样，没有臣子称母亲的说法，也可以断定妇人不可能是文母。刘氏认为邑姜就是文母，道理或许是这样。然而旧说认为邑姜是太公望的女儿，恐怕也不对。太公八十岁归附周朝，是在文王成为西伯之后，怎么还会有未出嫁的女儿可以配给武王？武王这时已经快七十岁了，又怎么才纳太公的女儿为元妃呢？《史记》记载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三十二岁早逝，这时孔子大概六十一岁。《家语》记载孔子二十岁生下伯鱼，伯鱼去世时五十岁，计算他的年龄应当在颜回之后。现在《鲁论》记载颜路请求车子时，孔子已经说鲤死了，那么《家语》就错了。鲤死既然在颜回之前，那么孔子也应当在六十岁以后。子思的生年又不知在此之前多少年。那么孔子去世时，子思也应该不太幼小。《孔丛子》记载子思与孔子问答的话，虽然未必真实，但也难以防备它一定没有。查考《史记》年表，孔子去世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鲁缪公即位在西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距七十一年。而子思的寿命只有六十二岁，应当来不及见到缪公即位。而《孔丛子》记载缪公去世时，子思居住在卫国。《孔丛子》固然不足为据，然而孟子也屡次提到缪公对于子思，不应有错误。年表的错误明显了。宋代高似孙《子略》，本朝宋濂《诸子辩》都说：子思寿命六十二岁，是鲁缪公同时的人。缪公即位，距离孔子去世七十年，当时子思还没有出生，问答的事情，怎么会有呢？我说既然相信寿命六十二岁的说法，就不应当相信相距七十年的说法。以相距七十年的说法为可信，那么子思的出生应当在孔子梦奠之后了。殊不知伯鱼既然先于孔子去世，那么子思怎么会在孔子之后出生呢？这个道理很明白，却不能察觉，真是可笑啊。凡是传记所记载的年月像这样矛盾抵触的，不可胜数。尽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