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观琐言卷三
宋史》诸国世家，其子孙、诸臣事业可考者，各为小传，附本国之下，此最可法。
丧礼有复説者，以为招魂复魄。荆楚之俗，乃以是施之生人。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是也。予按《韩诗》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则非特楚俗然矣。
沈约《宋书》祭祀舆服诸仪物皆具于礼志，其序云：「礼之所苞，其用匪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此説最是。诸志载及魏晋以来之事，葢以备前史之未备，亦未为不可。列传颇重复，疑非尽出约手。独符瑞志数卷，乃其所创立者，皆采诸防纬杂书，荒唐矫诬之説。盖前史所羞为者，约反自谓可补前史之阙，不亦陋乎？
通鉴载魏太武杀崔浩云：浩刋所撰国史于石，立于郊坛东方。所书魏先世事，皆详实。北人忿恚，相与譛浩，暴扬国恶。魏主大怒，遂族诛浩。予谓浩修国史，直笔自是其职，但不当刋石衢路耳。縦使以是获罪，何至遽赤其族？太武虽暴，不应至此。纲目书「魏杀其司徒崔浩，夷其族」，甚之也。及考《宋书·栁元景传》云：「栁光世为索虏折冲将军、河北太守，其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虏主拓跋焘南冦汝颍，浩宻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北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然后知浩所以不▯八议之宥者，自有其故，特因史事发耳。《禹贡》导渭自鸟防同穴，孔疏云：「鸟防共为雌雄同穴而处。」蔡九峰谓其説不经，不足信。按《尔雅》云：「鸟防共穴。」其鸟名防，其防名鼵。沈约《鲜卑传》亦云：「甘谷岭北有鸟防同穴，或在山岭，或在平地。雀色白，防色黄。地生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今临洮渭源县西二十里有鸟防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亲见鸟与防共处一穴，相亲如匹偶，则孔説不诬。地志乃析为二山，云「鸟防山乃同穴之枝山」，可谓谬矣。宋南渡后，陇西地沦于金人，南人无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而疑孔説耳。
三礼考注，或谓非草庐书。考公年谱、行状皆不言尝着此书。杨东里谓其编次时与三礼叙録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礼叙録》但云「冬官虽缺，今姑仍其旧，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今此书篇首亦载叙録，乃更之曰「冬官虽缺，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支言叙録云「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而此书「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葢或者欲附防此书出于公手，故掲公叙録置之篇首，又従而附益之尔。且公最不信古文《尚书·周官》，古文也，其肯据之以定《周礼》乎？及观其所考次，亦不能无可疑者。如春官大司乐而下皆取而归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职则取而归之司空。然观《周书·穆王》命君牙为司徒，而有「祈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艰图易，民乃宁之语，又云「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亦云「以天产作隂徳，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徳，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与《周书》之言实相表里。由是观之，则司徒岂専掌教而不及养？宗伯岂専掌礼而不及乐乎？叙録所纂《仪礼》逸经文仅存者止五篇：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也。云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其经亡矣。此书乃以《大戴》明堂篇补「王居明堂」，其辞云「明堂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此纬书野史之説，曽谓礼经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补「公冠」，虽公之意，然篇中记杂周成王、汉昭帝之冠辞，其非古经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恶经传之混淆，岂若是其杂乱而无区别乎？予尝谓诸侯迁庙、衅庙、奔丧、投壶四篇，犹畧存经之彷佛，以之补经，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补经决矣。夫经之残阙，虽孟子亦但能言其畧，或者顾务勦拾割裂以补之，不亦劳甚矣乎？
译《宋史》中各国世家，其子孙、诸臣事迹可考者，各自撰写小传，附在本国之下，这种做法最值得效法。
丧礼中有“复”的说法，认为是为了招回魂魄。荆楚地区的习俗，竟然把这种做法施用于活人。宋玉的《招魂》、景差的《大招》，就是如此。我查考《韩诗》说：“郑国的习俗，在三月上巳节，于溱水、洧水之上，招魂续魄，手持兰草拂去不祥。”那么，就不只是楚地有此习俗了。
沈约《宋书》中，祭祀、车舆、服饰等礼仪器物都详细记载在礼志中，其序言说：“礼所包容的内容，其用途并非单一。郊祭、朝飨，并非别为一事。旗帜、章服、器物，不是礼又是什么呢？”这种说法最为正确。各志记载了魏晋以来的事情，大概是为了补前史之不足，也未尝不可。列传中重复之处颇多，怀疑并非全出自沈约之手。唯独符瑞志几卷，是他所创立的，皆采自谶纬杂书，尽是荒唐虚妄之说。大概是前史所羞于记载的，沈约反而自以为可以补前史之缺，岂不是浅陋吗？
《资治通鉴》记载魏太武帝杀崔浩说：崔浩将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头上，立在郊坛东方。所记载的魏国祖先世事，都详实可信。北方人愤怒，一起诬陷崔浩，揭露国家的丑恶。魏主大怒，于是诛灭崔浩全族。我认为崔浩修国史，秉笔直书本是他的职责，只是不该刻石立于街衢罢了。纵然因此获罪，何至于立刻诛灭其族？太武帝虽然残暴，不应达到这种地步。《通鉴纲目》记载“魏杀其司徒崔浩，夷灭其族”，是加重了罪名。等到查考《宋书·柳元景传》说：“柳光世担任索虏折冲将军、河北太守，他的姐夫伪司徒崔浩，是虏国的宰相。虏主拓跋焘南侵汝颍，崔浩暗中怀有异心。柳光世邀约河北义士作为崔浩的应援，崔浩阴谋泄露被杀。河北大姓因牵连谋反而被诛灭的很多。”这才知道崔浩之所以不能享受“八议”的宽恕，自有其原因，只是借史事爆发罢了。
《禹贡》说导渭水从鸟鼠山同穴流出，孔颖达疏说：“鸟鼠共为雌雄，同穴而处。”蔡沈认为这种说法不合常理，不足相信。查考《尔雅》说：“鸟鼠共穴。”这种鸟名叫鼠，这种鼠名叫鼵。沈约《鲜卑传》也说：“甘谷岭北有鸟鼠同穴，有的在山岭，有的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黄。地上生长黄紫花草，便有雀鼠穴。”如今临洮渭源县西二十里有鸟鼠山，俗称为青雀山，当地百姓亲眼见到鸟与鼠共处一穴，相亲如配偶，那么孔颖达的说法并不虚假。地方志却将其析为两座山，说“鸟鼠山是同穴的枝山”，可谓谬误。宋朝南渡后，陇西之地沦陷于金人，南方人无法到达那里，所以蔡沈相信地方志而怀疑孔颖达的说法。
《三礼考注》，有人说不是草庐先生（吴澄）的书。查考公的年谱、行状都不曾说曾著此书。杨士奇说其编次时与《三礼叙录》不同。我查考《支言集》《周礼叙录》只说“冬官虽然缺失，现在暂且保留原貌，而将《考工记》另为一卷附在经文之后”。如今这本书篇首也载有叙录，却改为“冬官虽然缺失，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管邦土，却混杂在地官司徒掌管邦教之中，现在取其掌管邦土的官职，列在司空之后，大概冬官就不会亡失了”。《支言集》叙录说“《仪礼》传十篇，由澄编纂”，而这本书“十”字下却加了“五”字。这大概是有人想要附会此书出于公之手，所以将公的叙录置于篇首，又从而加以增补罢了。况且公最不信古文《尚书·周官》，既然是古文，他肯依据它来定《周礼》吗？等到观察其考订编次，也不能没有可疑之处。如春官大司乐以下都取来归入司徒，地官大小司徒的职掌则取来归入司空。然而看《周书·穆王》任命君牙为司徒，而有“祈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艰图易，民乃宁”的话，又说“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职掌也说“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与《周书》的话实在相互印证。由此看来，那么司徒难道只专掌教化而不涉及养育？宗伯难道只专掌礼仪而不涉及音乐吗？叙录所编纂的《仪礼》逸经文仅存的只有五篇：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说云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其经文已亡。这本书却用《大戴礼记》明堂篇补“王居明堂”，其辞说“明堂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这是纬书野史的说法，曾谓礼经而有此吗？其用公符补“公冠”，虽是公的意思，但篇中记载杂有周成王、汉昭帝的冠辞，其非古经之文明白了。公平日深恶经传混淆，岂会如此杂乱而无区别呢？我曾说诸侯迁庙、衅庙、奔丧、投壶四篇，还略存经文的模样，用来补经，尚不能不引起人的怀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补经是确定的。经文的残缺，即使是孟子也只能说其大概，有人却务求搜罗割裂以补之，岂不是太劳苦了吗？
凡古书简编错乱，程朱大儒亦不敢擅为更张，但云「某当作某某，当在某之下，某当在某之前」而已。惟《孝经》《大学》传文之错，有经文可依据，故朱子考而正之。今此书任意移易，辄云「当丽于此，无疑」。如《内饔》掌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乃遽取《内则》「牛夜鸣则▯」等辞以附之，岂先圣阙疑阙文之意乎？
译大凡古代书籍的简册编排错乱，程颢、程颐和朱熹等大儒也不敢擅自更改，只是说“某字应当是某某，应当在某字之下，某字应当在某字之前”罢了。只有《孝经》《大学》传文的错乱，因为有经文可以依据，所以朱熹考证并纠正了它们。如今这本书任意移置更改，就断言“应当附在此处，毫无疑问”。比如《内饔》掌管膳食美味，辨别腥臊膻香等不可食用的东西，竟然立刻取用《内则》中“牛夜间鸣叫则〇”等语句来附会它，这难道是古代圣贤对存疑之处存疑、对缺失文字缺失的初衷吗？
宋马令采江南李氏遗事，作《南唐书》，颇摹仿欧阳《五代史》，然所载多诗话小説、谐谑之辞，殊乏史家笔削谨严意思，其类例亦多乖舛。如潘佑之忠諌而置之诛死，传彭利用之迂腐而列之俳谐传，方诸欧史，无能为役矣。南唐史，卢绛仕江南，至昭武节度使。及金陵防，募骁勇敢死千余，由宣歙长驱入福建，循海聚兵，以图兴复，不果而败。今句容县东阳镇市东，有卢大王庙，志云即绛祠。马令《南唐书》乃云：「金陵既平，绛独不顺，杀歙州刺史龚慎仪，谋奔岭表。朝廷数遣使谕防，绛乃降。遂降授冀州团练使。防慎仪侄颍上言，求复季父之讐，乃命斩绛于固子坡。」据旧史则绛为忠于所事而死，据马书则绛为讐人所讼而死。予谓绛聚兵为唐兴复，歙既降宋，则杀其守臣，乃势所宜。然以宋艺祖追赠韩通、録用卫融、张洎事观之，则龚頴虽为季父讼寃，艺祖未必遽肯杀绛。句容之人必不为綘立祠，旧史当得其实。
凡经传之文，有错简者，须有显证，方可移易。如《大学》传文，有经文可证，乃可更定；《周书·武成》有月日，事理可推，乃可更定。后之儒者，率以己意所便，辄欲变移经文。如王鲁斋，只凭《汉艺文志》《中庸》説二篇一辞，欲析《中庸》为二篇，移易其文，使各以类相従。且鲁斋最不信《家语》，谓朱子不当据《家语》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汉志》独可据以正《中庸》乎？况其所谓二篇者，本指其注説，非指其正文也。又据《孟子》“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为周公之事，而欲移《鲁颂》“防山岩岩”“保有鳬绎”两章于“土田附庸”之下，而以“俾尔昌而炽”一段接于“亦其福女”之后。殊不知古人引经，只是防章见意，不如后世之拘也。如曰“忧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虽鲁斋，其能强为移易以迁就其説乎？又欲以二《雅》中不合于正《雅》者，皆归之《王风》；又欲以《豳风》七诗分入变《雅》。豫章熊与可，本吴材老之説，以《洪范》“嵗月日时无易”等言为四五纪畴，文“敛时五福”等言为九五福畴。文虽剪截破碎，惑乱后学，然犹勉强可通。至于移“惟辟作福”等言为六极畴文，于义何所取乎？凡此皆进退无据，而轻改圣经之旧，治经者所当深戒也。
东坡《峻灵王庙碑》载，唐代宗时有尼见上帝得八寳，云以是知天亦分寳以镇世。《昭灵侯庙碑》载，张路斯、郑祥逺皆为龙争居以战，路斯九子亦化龙，皆齐东缪悠之谈。真文忠《续文章正宗》此两篇亦在所取，岂姑以备庙碑之体欤？
新安胡定芳《周易翼传》论五行生成之数，谓五行之生，皆不离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质。天一生水，一得五则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则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则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则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五得五则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后得，非真借六七八九十之数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为母报讐。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环相克，无已。今有人忘父母大讐而不报者，可以观诸此矣。其持论甚新，然报讐之説亦似太狭。史中凡改姓名者，如刘更生（刘歆）、姚元之之类，当其未改，只当着其旧名。元魏初诸臣姓皆竒复，孝文太和中始改拓抜氏为元氏，抜抜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此类甚多。至西魏恭帝初，元宇文泰废立，乃复国姓拓抜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中原故家多易赐番姓，《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孝文未改姓之先，皆着其旧姓名，乃得事实。魏収《魏书》率书新姓，温公《通鉴》従之，以就简易，失其实矣。金斡里雅布、乌珠等，其初亦只当书其旧名。今《金
译宋代马令采集江南李氏的遗闻轶事，撰写了《南唐书》，颇为模仿欧阳修的《五代史》，然而书中记载的多是诗话小说、诙谐戏谑之辞，完全缺乏史家删削修订的严谨态度，其体例也多有乖谬。例如，潘佑忠诚进谏却被列入诛死之列，彭利用迂腐却被列入俳谐传，与欧阳修的《五代史》相比，简直无法胜任。南唐的史事，卢绛在江南任职，官至昭武节度使。等到金陵被宋军包围，他招募骁勇敢死之士千余人，从宣州、歙州长驱直入福建，沿海聚集兵力，企图复兴南唐，未能成功而失败。如今句容县东阳镇市东，有卢大王庙，地方志说这就是卢绛的祠堂。马令的《南唐书》却说：“金陵平定后，只有卢绛不顺从，他杀了歙州刺史龚慎仪，谋划逃往岭南。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劝谕他，卢绛才投降。于是降职授予冀州团练使。龚慎仪的侄子龚颍上言，请求为叔父报仇，于是命令在固子坡斩首卢绛。”根据旧史记载，卢绛是为忠于所事而死；根据马令的书，卢绛是被仇人诉讼而死。我认为卢绛聚兵是为了复兴南唐，歙州既然已经投降宋朝，那么杀害其守臣，是形势所迫。然而从宋太祖追赠韩通、录用卫融、张洎的事例来看，即使龚颍为叔父申诉冤屈，宋太祖未必会立刻同意杀卢绛。句容的人必定不会为卢绛立祠，旧史应当更符合事实。
凡是经传的文字，如果有错简，必须有明显的证据，才可以移动更改。如《大学》的传文，有经文可以证明，才可以改定；《周书·武成》有月日，事理可以推究，才可以改定。后来的儒者，大抵根据自己的方便之意，就想要变动经文。如王鲁斋，只凭《汉艺文志》中《中庸》说“二篇”一词，就想把《中庸》析为两篇，移动更改其文字，使各类内容各自相随。况且王鲁斋最不相信《孔子家语》，认为朱子不应当依据《家语》来校正《中庸》，似乎有理。难道班固的《汉志》就可以单独依据来校正《中庸》吗？何况他所说的两篇，本是指其注说，并非指其正文。又依据《孟子》“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周公的事，而想把《鲁颂》中“泰山岩岩”、“保有凫绎”两章移到“土田附庸”之下，而把“俾尔昌而炽”一段接在“亦其福女”之后。殊不知古人引用经典，只是取章句以见意，不像后世那样拘泥。如果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是孔子，“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是文王，即使是王鲁斋，难道能强行移动更改以迁就他的说法吗？又想把两《雅》中不符合正《雅》的，都归入《王风》；又想把《豳风》七首诗分入变《雅》。豫章熊与可，本于吴材老的说法，把《洪范》中“岁月日时无易”等话作为四五纪畴的文，把“敛时五福”等话作为九五福畴的文。文字虽然剪截破碎，惑乱后学，但还勉强可以说通。至于把“惟辟作福”等话作为六极畴的文，在义理上有什么可取的呢？凡此种种，都是进退无据，而轻率更改圣经的原貌，治经的人应当深深引以为戒。
苏东坡的《峻灵王庙碑》记载，唐代宗时有尼姑见到上帝得到八宝，说凭此可知上天也分宝来镇守世间。《昭灵侯庙碑》记载，张路斯、郑祥远都为了争夺龙居而交战，路斯的九个儿子也化为龙，这都是齐东野语般的荒诞之言。真德秀的《续文章正宗》这两篇也收录其中，难道是姑且用来完备庙碑的体例吗？
新安胡定芳的《周易翼传》论述五行生成之数，认为五行的生成，都不离开中五之土来形成质体。天一生水，一得到五就变成六，这是地六成之。地二生火，二得到五就变成七，这是天七成之。天三生木，三得到五就变成八，这是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四得到五就变成九，这是天九成之。天五生土，五得到五就变成十，这是地十成之。一二三四五是生成的次序。六七八九十，都是因为五而后得到，并非真正借六七八九十之数来成之。又说五行相克，子必定为母报仇。如土克水，水的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的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的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的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的子金，又克木。循环相克，没有止息。现在有人忘记父母的大仇而不报，可以由此观之。他的论点很新颖，然而报仇的说法也似乎太狭隘。史书中凡是改姓名的，如刘更生（刘歆）、姚元之之类，在他们未改之前，只应当写其旧名。北魏初年诸臣的姓氏都奇异复杂，孝文帝太和年间才开始改拓跋氏为元氏，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这类情况很多。到西魏恭帝初年，宇文泰废立皇帝，于是恢复国姓拓跋氏，九十九个改为单姓的，都恢复其旧姓。中原故家多改赐番姓，《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在孝文帝未改姓之前，都写其旧姓名，这才符合事实。魏收的《魏书》大抵写新姓，司马光的《通鉴》跟随他，以求简易，却失去了事实。金国的斡里雅布、乌珠等，起初也只应当写其旧名。如今《金
史》尽书后所更名，宗望、宗弼之类，亦非是。陈子经《续编通鉴》悉书旧名，亦为有见。
译《史》全部记载后来改用的名字，像宗望、宗弼这类称呼，也是不恰当的。陈子经在《续编通鉴》中全部记载旧名，这也确实有他的独到见解。
宋史记徽宗崩于五国城，洪皓方流逓冷山，闻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辞激烈，闻者挥涕。容斋三笔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塲于闻防寺，作功徳疏曰：千嵗厌世，莫遂乘云之仙；四海遏音，同深丧考之戚。况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谩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上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乆絷，惟呕血，伏愿盛徳之祀，传百世以弥昌；在天之灵，继三后而不朽。北人读之亦堕涙，争相传诵。此疏疑即史所谓操文以祭者。时朱少章弁亦羁云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畧曰：臣等猥以凡庸，误▯选择，茂林丰草，被雨露于当年；絶党殊邻，犯风霜于将老。节上之旄尽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氷天。后正使王伦持此文归献髙宗，读之感涕。今见朱子所述行状。
井观琐言卷三
译《宋史》记载宋徽宗在五国城驾崩，当时洪皓正被流放递送冷山，听闻消息后面向北方泣血，撰写祭文进行祭奠，文辞激烈悲壮，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容斋三笔》说：先父忠宣公派遣使臣沈珍前往燕山，在闻防寺建立道场，撰写功德疏说：“千年厌世，未能实现乘云成仙的愿望；四海遏止声音，共同怀着丧父般的深切悲痛。何况故都宫室已长满禾黍，改馆徒然在秦国馈送，新庙中只游荡着衣冠，招魂徒然吟唱楚地的招魂曲。即使设置了河东的赋税，也无法表达江南的哀痛。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长期被囚禁，只能呕血，伏愿盛德的祭祀，能传至百世而更加昌盛；在天之灵，能继承三位先帝而不朽。”北方人读了也落下眼泪，争相传诵。这篇功德疏大概就是史书所说的撰写祭文祭奠的那篇。当时朱少章（朱弁）也被羁留在云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略说：“臣等以平庸之辈，误蒙选择，在茂林丰草之间，当年曾蒙受雨露恩泽；身处绝党殊邻之地，将老时却冒着风霜。节杖上的旄牛尾已全部脱落，口中的舌头却徒然留存。感叹马角尚未生出，魂魄消散在雪窖之中；攀附龙髯却未能赶上，泪水洒在冰天雪地。”后来正使王伦拿着这篇文章回去献给高宗，高宗读后感动流泪。如今可见于朱子所写的行状中。
井观琐言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