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韦斋辑闻卷一

译作揖说：“王世充是个小人，不讲待故人的道义，看准时机行动就可以了。”由此可知李密对待老朋友，能够如此谦逊谦下，君子对他的赞誉，并非过分夸奖。

译战国时期，秦王想要接见顿弱，顿弱说：“我的道义是不行跪拜之礼的，大王能让我不用跪拜就可以接见，否则就不接见。”由此可知，参拜之礼在古代是很看重的。蔡文姬说：“我父亲说，割取‘八’字的二分，割取李斯篆书的二分，所以称为八分。”张怀瓘说：“原本楷书字体逐渐像人字一样分散，所以名叫八分。”杜甫诗云：“苍颉鸟迹已经模糊不清，字体变化如同浮云。陈仓石鼓又已经讹误，大小二篆衍生出八分。”大概八分书必定是由大小二篆演变而来，正如文所说：“如果只是类似楷书而分散，就不是古法了。”

梁元帝时期，有荆州放生亭碑，记载在《艺文类聚》中，那么放生并非始于唐代。

醯，《释名》解释为：苦酒，就是醋。魏国《名臣奏议》说：“现在官府贩卖苦酒，与百姓争夺微小的利益，那么官府卖醋，在魏初就有记载。”

士大夫修身养性，本来就不求后世知晓，然而行为与古人相同，名声却不为后世所闻，这也是评论者深深惋惜的。齐国发生大饥荒，黔敖在路上摆设食物，等待饥饿的人来吃。有一个饥饿的人，拖着破衣烂鞋，昏昏沉沉地走来，黔敖左手端着食物，右手拿着饮料，说：“喂，来吃！”那人瞪着眼睛看着他，说：“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带有侮辱性的食物，才落到这个地步。”黔敖于是向他道歉，但他最终不吃饭而死。推究他的节操，是伯夷、叔齐一流的人，可是姓名却没有流传下来，真是令人叹息啊。爰旌目的事迹，也与那个拖着破衣烂鞋的人相同，却依托《列子》而显扬他的名声，这也是有幸运与不幸的区别吧？汉高祖在创业初期，招纳逃亡者和叛徒，平定天下后，就推崇节义来砥砺风俗，大概知道用武力得到的天下，不能用武力来治理。赦免季布，斩杀丁公，是用来教导天下做臣子的人。然而郑君曾经侍奉项羽，项羽死后归属汉高祖，高祖命令项羽的所有臣属登记名册，郑君唯独不奉诏，这正是坚守道义的人。高祖于是全部任命登记名册的人为大夫，却驱逐郑君，多么违背情理啊？史书称高祖豁达大度，我对此不免感到遗憾。唐世系记载郑君名荣，官至大司农，当时大概是他后代。

杨宝处在哀帝、平帝时代，隐居教授。等到王莽居摄，他与两龚、蒋诩、谢夷吾一起被征召，于是逃跑，不知去向。光武帝推崇他的节操，建武年间，派遣公车征召他到朝廷，他因年老多病没有到，死在家中。他的后代杨震生杨秉，杨秉生杨赐，杨赐生杨彪，四代人都做过太尉，德行功业相继，成为东汉显赫的家族。胡广的六世祖胡刚，清高有志节。王莽居摄时，胡刚也脱下衣冠，挂在府门上离去。逃亡到交趾，隐居在屠宰市场之间。后来胡广在汉朝做官，位居三公三十多年，历经六位皇帝。这些都是潜藏隐居不炫耀，所以福泽延及后代如此深厚。苏洵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世代积德的臣子，施恩厚而不求回报，所以他们的子孙能与守成太平的君主共享天下的福气。”大概造物主报施的道理，确实不假。

《老学庵笔记》记载虞少崔说：“传子骏说：‘《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防其有极，归其有极。’这八句，大概是古代帝王相传作为大训。至于说‘皇极之敷言’，才是箕子的话。”

秦始皇吞并六国，拿着刑具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想要帝位万世，他的志向很大。然而他即位那年是甲寅年，汉高帝出生了。过了十五年己巳年，项羽又出生了。秦始皇南巡到会稽，高帝当时二十七岁，项羽才十二三岁，已经有取而代之的意思。造化物的兴衰转化，默默蕴含在细微之间，唉，真可怕啊！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垂范万世，唯独以魏国承接汉朝正统，怀疑蜀汉先主不是中山靖王之后，直到诸葛亮讨伐魏国，都记载为入侵，这令人不解。周朝小宗伯掌管三族的区别，以辨别亲疏，秦朝设置宗正，汉朝沿袭，以排列九族，平帝改名为宗伯，五年又在郡国设置宗师，以纠察皇室亲族世系。东汉设置宗正卿，掌管记录王国嫡庶的次序，以及宗室亲属的远近。哪有汉室尚存，而刘备敢冒称中山靖王之后的？孔明是一代伟人，况且生于汉朝，哪有不知道刘备而轻易以身相许的？何况曹操、曹丕是奸雄，如果刘备冒称靖王之后，他们揭发他也很久了，难道要等后人议论吗？晋史自从尊魏为正统后，贤者合力更张，世间没有鲁仲连那样的人，千年徒然悲伤。文公这首诗，意思深远啊。

蜀国谯周问杜琼说：“春风歌说取代汉朝的是当涂高，而周征君等人认为是魏国，为什么呢？”杜琼回答说：“魏阙是宫门名，当涂而高，圣人取类比象而言罢了。”谯周于是说：“古代命名官职不说曹，自从汉朝以来，官吏说属曹，士卒说侍曹，这大概是天意吧。”后来谯周依据杜琼的话于是说：“《春秋》传记载晋穆侯给太子起名叫仇，给弟弟起名叫成师，师服说：‘奇怪啊，君主给儿子起的名字！美好的配偶叫妃，怨恨的配偶叫仇。现在君主给太子起名叫仇，给弟弟起名叫成师，开始显露祸乱了。’后来果然如师服所说。等到汉灵帝给两个儿子起名叫史侯、董侯，即位为帝后，都被废为诸侯，与师服的话相似。”先主名备，其训诂具备

译也；继位的君主名叫刘禅，这是对他训导授职的说法。就像说刘氏的基业已经完备，应当传授给他人一样。后来在景耀五年，宫中的大树无缘无故自行折断，周群对此深感忧虑，却无人可以商议，于是将此事写在柱子上，并广泛告知众人，同时详细阐述了防备的措施，说：“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解释说：“‘曹’意为众多，‘魏’意为广大，众多而广大，天下应当加以防备。”这是说蜀汉将要归于魏国。蜀汉果然灭亡，完全应验了周群的预言。我用言辞来考察这件事，周群不过是沿袭杜琼的话而加以推广，其实并无深意，然而最终却应验了，难道杜琼也有暗中传授给他的人吗？虽然如此，以刚刚建立的蜀汉，先主刘备去世，诸葛亮去世，刘禅以昏庸软弱的资质，又受宦官迷惑，如果没有这种防备，他怎能与魏国抗衡呢？

译《三辅黄图》记载秦汉宫室苑囿非常完备，颜师古《汉书》新注多采用其中的内容，然而不记载作者的姓名。《唐艺文志》有《三辅黄图》一卷，列在地理类之首，也不注明是何人所作。其中多引用应劭《汉书集解》，应劭是后汉建安年间的人，到魏人如淳注《汉书》，又引用此图作为依据，所以苗昌言认为是汉魏之间人所作。现在考证这本书，其记载治所说：“汉光武帝之后，扶风郡治所设在槐里，冯翊郡治所设在髙陵。”关于神眀台说：“魏文帝迁移铜盘，盘折断的声音能传到数十里外。”书中记载光武帝、汉文帝，确实是汉魏之间人所作。

先儒认为五代的君主，周世宗最好，唐明宗次之。至于说作史，想从后梁的丁夘年开始，到后周的己未年结束，只写干支纪年，不写年号。其用意也很微妙了。

真宗皇帝时，有百姓争夺财产，将诉状投入匦中，竟将皇上比作桀纣，直接呈递御前。皇上命宫人记录所诉之事，交给有关部门办理，而隐藏了诉状。说：“百姓意在争夺财产，其实没有其他意思。如果连同诉状交给有关部门，不仅所诉之事不能得到公正处理，必定先要追究他们指斥皇帝的罪过。愚昧的百姓无知，也很可怜。”《尚书》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就要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真宗皇帝就有这样的德行。

仁宗皇帝有一天问厨师折米几分？回答说：折六分。惊讶于太多，改为折五分。次日进供，偶然腹泻，感叹说：习惯造成的。于是恢复原样。有一天太官进膳，饭中有砂石，皇上含在口中，暗中示意嫔妃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又有一天想吃荔枝，有关部门奏报供应已尽，近侍说：市场上有卖的。皇上说：不可以，明年恐怕会增加进贡的数量。又有一晚想吃烧羊头，近侍请求宣取，皇上说：不可以，这次宣取后，必定会滥杀以准备，浪费无穷。他的节俭德行如此。

嘉祐年间，韩忠以司马郎中的身份出任颍州知州。当时京西大饥荒，韩忠救济有方，郡中百姓赖以保全生命。于是张贴榜文到邻近州县，告知救济之意，让百姓来就食。邻近州县的百姓，背着孩子而来的不可胜数。粮仓既已耗尽，又缺乏宽敞的住所来安置他们，于是感染疾病瘟疫，死者相互枕藉。韩忠也因疾病去世。那年秋天，郡中一位士人梦见被召到阴府，审理韩忠主管救济的案子。士人请求假治后事，等到醒来就病了，十天后去世。救济本是仁者的行为，用心务求广泛，其名声而实际达不到，尚且遭受阴间的责罚。那么如果老弱转死于沟壑，壮年人散逃到四方，而君主的粮仓充实，府库充盈，有关部门没有人报告，难道仅仅在阴间得到赦免吗？

昌陵初即位，发誓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臣，折断三支箭藏在太庙，让子孙世代遵守。徽宗北狩，担心祖训失坠，用黄中单亲自书写，派遣内侍曹勋从小路回国，交给思陵。子孙怎敢逾越？周家的忠厚，未必超过他。

东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铭末尾说：“仲和甫铭之，维以识德。仲和甫，仆也。仆，苏子瞻轼也。”

朱文公解释《周易参同契》而说：邹防解释多不理解其义。听先辈说，邹本是春秋邾子之国，朱是他的后代。《乐记》读防为熹，称为邹防，实际上是文公的姓名。司马公在洛阳，有一天穿着深衣，散步经过康节天津的住所，对谒者说：“程秀才，康节出来接待就是公。”奇怪而问其原因，公笑着说：“司马氏不是出自程伯休父吗？”文公或许也是本于此。

元丰五年，廷试进士，有暨陶者，胪唱很久不应。皇上顾视左右，苏丞相说：“恐怕应当呼讫。”吴有暨艳，造营府之论，恐怕是他的后代。皇上命以讫音呼之，果然出来应答。问他的籍贯，说：“崇安人。”皇上顾视苏说：“也是奇异的人。”

苏丞相颂曾说：“宋朝之所以太平一百三十多年而内外无患，是因为宗室戚里不参与政事，后妃王姬没有私下的请托，公族世禄之家没有骄横凌人而遵守礼法。到神宗皇帝招驸马不许升行，这尤其足以风励天下。”

《韩非子》记载师旷弹琴的事，虽然近乎荒诞，然而或许有这样的事。我同乡郭楚望，以善琴闻名。淳景年间，有一天郡守资政赵公在雁浥阁招饮。月夜弹奏一再行，有物似鱼非鱼，在池中跳跃数次。郡守奇怪，莫测其故。他日又弹奏前操，又跳跃如故。第二天放干池水寻找，得到无射律管。大概沉埋岁月久，恰好弹奏无射调，声应气求，所以如此。然而也很奇异。

上官有忌讳使用正五九月者，凡数说。有人说宋朝以火德王，寅午戌火，在人臣应当避开。如果这样，那么近代的禁忌殊非古制。然而以木德王者，不闻避开亥夘未；以金德王者，不闻避开己酉丑。为什么呢？有人说臣为商，商属金，寅午戍属火，火能克金，所以避开。那么岁日时支干之属火者，也应当避开吗？为何只忌讳寅午戌月而已？有人说正月为少阳用事，万物发生；五月为太阳用事，万物长养；九月为太阴用事，万物肃杀。当万物

译在推算时运的时候，在这几个月行事，禁忌很多，尤其让人难以理解。只有窦革在《唐诗音训》高祖纪的注中说：“正月、五月、九月不执行死刑。”并且引用佛家《智论》说：“天帝释用大宝镜照耀四大部洲，每月移动一次，观察人的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耀南赡部洲，所以这三个月要减轻刑罚、修习善行。”现在的州郡，在这三个月不发放羊肉钱。先儒于是认为正月、五月、九月不上朝办公，沿袭了唐朝的旧例。查考汉代张敞担任山阳太守时，上奏说：“我在地节三年九月开始任职。”又汉代朔方太守碑文说：“延喜四年九月乙酉日诏书调任，命令在五年正月到任。”那么两汉以前并不曾忌讳这三个月。怀疑这种禁忌如果真的始于唐朝，等到读《齐书》时，高洋谋划篡夺魏国政权，他的臣子宋景业说：“适宜在仲夏接受禅让。”有人说：“五月不能上任，触犯禁忌就会死在任上。”宋景业说：“大王成为天子，没有下一任期，难道能不终其职位吗？”那么这种禁忌从北魏就已经有了，又不是始于唐朝。然而唐代独孤及的文集中有《舒州到任表》说：“九月到州任职完毕。”那么唐人也有不忌讳九月的，又是为什么呢？现在的历书大多依据唐代一行禅师，在这三个月也多有礼仪上的吉日，由此可知并没有专门忌讳。

译邹阳的赋中说：“清冽的是酒，浑浊的是甜酒。清冽的称为‘圣’，浑浊的称为‘贤’。”所以魏国的隐语也说：“清冽的是圣，浑浊的是贤。”而徐邈又有“颇复中圣人”的说法。然而皇甫嵩在《醉乡日月》中说：“凡是酒，颜色清冽、味道浓重且甘甜的是圣；颜色浑浊如金、味道清淡且微苦的是贤；颜色黑如墨且酸淡的是愚。”又把用自家酿的糯米酒醉人者称为君子，用自家酿的黍米酒醉人者称为中庸，用街巷酿的曲酒醉人者称为小人。那么酒的品类，就不止于圣和贤了。

杜甫的诗说：“人生能有多少时光，春天又接着夏天，不让香醇的美酒像蜜一样甜。”韩愈也说：“一杯春酒，甘甜如饴。”这种乐趣，无人知晓。后世于是认为唐人喜好饮用甜酒。然而考察韩愈的诗，又有“酒味清冷”的说法。而白居易说：“甘露太甜，不是正味；醴泉虽然好，却不芳香。”又说：“门户大的人家嫌弃甜酒，才华高的人嘲笑小诗。”又说：“揭开酒瓮闻到时香气酷烈，封瓶贮存后味道甘辛。”那么甘甜、辛辣、苦涩、浓烈，才是酒味中最好的。唐代贤者与今人的喜好，大致相似。所谓“至于口味天下，期望像易牙那样”的比喻，不过取其醇厚浓郁罢了。

《典论》记载，汉灵帝末年，百官沉湎于酒，一斗酒值一千文钱。《杨松玠谈薮》记载北齐卢道的话说：“长安酒价低廉，一斗值三百文。”《唐食货志》记载：“德宗建中三年，禁止民间酿酒以补助军费，设立酒肆酿酒，一斛收取三千文钱。”一斛值三千文，这是史书记载酒价昂贵的例子。白居易《与刘梦得闲饮》诗说：“共同拿着十万钱买一斗酒，互相看着，七十岁还差三年。”李白的诗：“金罍清酒价十千。”王维的诗：“新丰美酒斗十千。”崔国辅的诗：“去买一斗酒，恰好用十千钱。”许浑的诗：“十千钱买酒留你醉。”权德舆的诗：“十千钱一斗酒不知贵。”陆龟蒙的诗：“若能奉承你欢心，十千钱买一斗酒。”为什么酒价如此昂贵呢？先儒有人说这是诗人的寓言，不过是借用曹植乐府中的语句。我用各位贤人的诗来考察，似乎都是采录当时的实情，不是寓言可比。然而杜甫的诗：“街头酒价常常苦贵，坊外酒徒很少醉眠。赶快相邀饮一斗，恰好有三百青铜钱。”一斗三百钱，杜甫还认为贵，而各位贤人都以一斗十千钱来吟咏，为什么贵贱相差如此悬殊呢？

蔡邕是汉朝的名臣却没有后代，虽然有女儿传承学业，尚贤的人为此感到悲伤。后来读汉史，说献帝迁都长安，董卓的宾客想尊崇董卓比肩姜太公，称他为尚父，蔡邕认为应当等到关东平定，然后商议此事。到了蔡邕的文集中，却有推荐董卓的奏表，说董卓的功绩参比周勃、霍光，却只位列三公，与众人无异，应当让他做丞相，图谋位在太傅之上，剑履上殿，入朝不趋。那么后来董卓做相国，正是蔡邕所启发的，难道因此而在冥冥之中获罪吗？邓攸也是晋朝的贤者，世人说天道无知，让邓伯道没有儿子。然而考察晋史，邓攸遭遇贼寇，想保全兄长的儿子，于是抛弃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追上了，被绑在路边。如果追不上，尚且应当怜悯；追上了，却绑在路边，这断绝天理太严重了。上天不保佑邓伯道，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吗？

古语说：“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不容易之中又有更难的情况。”然而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考察他的安心之处，人怎么能隐藏呢？人怎么能隐藏呢？”又说：“派他到远方去观察他的忠诚，派他在近处观察他的恭敬，派他处理繁杂事务观察他的能力，突然问他观察他的智慧，紧急与他约定观察他的信用，把财物委托给他观察他的仁爱，告诉他危险观察他的节操，用酒灌醉他观察他的准则，混杂相处观察他的神色。”九种征验到了，不贤的人就得以识别了。综合这两方面来观察人，也可以知道大概了。

法律禁止杀牛，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南史·梁传》记载，昭性谨慎，儿媳曾经得到家里送来的牛肉献给昭，昭叫他的儿子说：“吃了就犯法，告发就不可以取用，就埋掉它。”怀疑禁止杀牛从梁朝开始。查考《曲礼》：“天子用牺牲牛，诸侯用肥牛，大夫用索牛。”那么古代天子、诸侯、大夫都用牛祭祀。《王制》又说：“祭祀天地用的牛角像茧栗，宗庙用的牛角像握拳，宾客用的牛角像尺长。”那么不仅用于祭祀，宾客宴饮也有的使用。只是没有见到用于士庶人家。然而《易经》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的薄祭。”泛称“东邻”，那么又似乎不专指天子、诸侯、大夫，往往祭祀、宾客或许可以通用。至于诸侯没有缘故不杀牛，如果没有缘故诸侯也不敢杀。古人犯礼比犯法更严重，正不必等待明确的律令。东汉第五伦做会稽太守，风俗多淫祀，百姓常常用牛祭神，第五伦到任，发公文给所属各县，晓谕百姓，巫祝有妄杀牛的，官吏就执行惩罚。那么杀牛有惩罚，从东汉就已经这样了。要知道服田力穑，牛确实对生人有功，禁止而不杀，也是仁人君子的用心。燧人氏钻木取火，到周朝四时变更国火，大概春天取榆柳之火，夏天取

译枣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季取柞楢之火，冬季取槐檀之火。一年更换五次火种，看似多此一举。等到阅读《洪范五行传》，才知道古人改火关乎时政。火的性质是炎上，火种老化后火势愈发猛烈，遇到可燃物就会立刻燃烧。如果是新火，性质柔和，青光明亮，就没有突然旺盛、迅速炽烈的祸患，即使蔓延燃烧也容易扑灭。这就是古人钻木取火、更换火种的用意。唐代诗人诗句：“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不过是作为节日习俗的戏耍玩赏罢了。

译佩韦斋辑闻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佩韦斋辑闻卷二

宋 俞徳邻 撰

韩愈的《听颖师琴》诗极尽描摹形容之妙，人们怀疑他是专门为了赞誉颖师而作。然而在篇末却说：“推手急忙制止他，泪水滂沱湿透了衣裳。颖师啊，你确实不该把冰炭般的冷热刺激放在我的肠中，这样看来，对颖师的赞誉其实不足多了。”而在《太学听琴序》中却说：“有一位儒生抱着琴走来，拾级而上，坐在酒席旁边，弹奏有虞氏的南风，接着演奏文王和孔子的琴曲，从容安适、愉悦和乐，宽广深厚、高明正大，追寻三代的遗音，让人想起舞雩台上的咏叹。等到日暮退席，大家都感到充实，好像有所收获。”哪里曾有“推手急忙制止”的意思呢？将诗与序合起来看，取舍的标准就很清楚了。况且懂得琴的人本来是为了陶冶性情，而让冰炭置于肠中，致使泪水滂沱、衣裳湿透，这恐怕不是琴的正道吧。

陶渊明的《止酒》诗，大概是不得已而想要停止饮酒。这里的“止”如同“绵蛮黄鸟止于丘隅”中的“止”，是栖息、停留的意思，不是禁止的“止”。居住在城邑，生活在高处，步行到柴门，味道限于园葵，欢乐限于稚子，都是停留在所应停留的地方。然而平生却不能在酒上停留（即不能戒酒）。晚上停止饮酒就寝不安，早上停止饮酒就起不来。天天想要停止，却导致气血失调。这难道是混同世俗以保全自身的道理吗？现在觉得停止饮酒是好事，即使停止到扶桑树的边际也可以。又何必只停止到扶桑树的边际呢？即使千万代也可以。其意旨就是这样。苏轼追和这首诗却说：“轻微的病痛因为饮酒而起，停止饮酒就会痊愈。从今以后在东坡屋里，不再设立杜康的祭祀。”这难道是陶渊明的本意吗？

张籍的《节妇吟》：“您知道妾已有丈夫，却赠送妾两颗明珠。感激您缠绵的情意，将明珠系在罗裙上。妾家高楼连接苑囿而起，丈夫在明亮的光线下执掌权柄。知道您用心像日月一样光明，但侍奉丈夫发誓要同生共死。归还您的明珠时泪水双垂，为什么不相遇在未出嫁的时候？礼制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妇人违背天理，不应该接受他人的馈赠。现在接受了明珠却系在裙上，归还明珠却垂泪，比起秋胡的妻子来羞愧多了，还能称为节妇吗？”

苏轼的《秦穆公墓诗》：“槖泉在城东，墓在城西，相距不过百步，才知道以前没有这个泉。秦人用泉水来识别公墓。从前穆公活着时不杀孟明视，难道在他死的时候忍心用他殉葬吗？才知道这三个臣子殉公的意愿，就像齐国的两个臣子跟随田横一样。古人感激一顿饭，尚且能牺牲自己的生命。现在的人不再见到这类事，却用自己所见的情况来怀疑古人。古人不可企及，今人更加令人悲伤。”等到苏轼被贬到海外，和陶渊明的《咏三良》诗，却说：“这一生像泰山一样重，忽然像鸿毛一样被遗弃。三个臣子因为一句话而死，所死的原因实在微小。晏平仲真是贤德啊，侍奉君主不夹杂私心。我难道是犬马吗？跟随君主只求遮盖尸体的帷帐。杀身成仁固然有道，大节不能亏损。君主为国家而死，我就跟随他一起归去。顾命的治国有治有乱，臣子可以顺从也可以违背。魏颗遵循孝爱之道，三良哪里值得效法？做官难道不荣耀？有时却缠绕着忧患悲伤。”所以靖节先生（陶渊明）服用了黔娄的粗布衣，与前首诗的诗意似乎大大违背。虽然老成的见解与年少时不同，但无论是可以死，还是可以不死，都是侍奉君主、立身处世的大义。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

《卷耳》这首诗，是丈夫在外服劳役，他的妻子怜悯他的勤劳而作的。正与《汝坟》、《殷其雷》的意义相同。所以说：“嗟叹我怀念的人！”说：“我的马疲病了！”说：“我的仆夫病了！”人说是“我怀”，马说是“我马”，仆夫说是“我仆”。这难道是后妃的话，还是臣下的话呢？解说的人承袭小序的错误，所以牵强附会地为之辩解罢了。

《采葛》是畏惧谗言。一天不见，就像隔了三个月、三个秋天那样长。那种猜疑畏惧的样子好像太过分了。武安君离开咸阳七里，而应侯的谗言已经施行。董仲舒被贬为胶西相，几乎不免于祸患。奸邪的锋芒伤人，是瞬息间的事。这就是诗人深深畏惧的原因。

《小弁》中“鹿斯之奔”，比喻太子被放逐而离去。奔逃应该急切，反而踟蹰不前，是不忍心离去。为什么不忍心呢？野鸡鸣叫，尚且寻求它的配偶，君王难道不思念王后吗？树木毁坏，尚且迅速没有枝条，君王难道不思念太子吗？我的忧虑如此，君王难道不知道吗？这是人子极致的孝心，不敢用没有天理人心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亲人。

《四牡》五章，前四章都说王事没有休止，而最后一章唯独没有这句话。大概是王事完毕而归来。所以说：“将母亲的情况来禀告，怀着赡养亲人的志向来告诉君主。”不然的话，将驱驰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去满足私情呢？从这首诗可以看到臣子的心意了。

《狡童》的序说这首诗是讽刺郑忽而作，各家都沿袭这种说法。只有岷隐戴氏认为“山有扶苏”是指朝中的小人，现在这首诗不应当理解为昭公的意思，当时必定有像董贤那样用事的人，他就是那个狡童。你与他亲昵，却不与我说话。你虽然不与我亲近，我因为你的缘故，以至于不能进食。你难道不体察我吗？详细品味这种说法，那么“子”正指昭公，而“狡童”则指用事的人。世子忽年纪已经大了，率领军队救郑，两次击退齐侯的求婚，不可以称为童子。况且忽没有大罪，国人只是怜悯他微弱，没有忠良辅佐他罢了。诗人主文而谲谏，哪有斥责其君为狡童而圣人收录的情况？《褰裳》的诗也是这样。“子惠思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