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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佩韦斋辑闻四

佩韦斋辑闻卷四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24–31 段

尤,行寡悔。”于问达,则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于问行,则曰:“言忠信,行笃敬。”皆使之反求诸已焉。及子张书诸绅,则其觉悟也至矣。他时士见危授命,见得思义,祭思敬,防思哀之语,与夫五美四恶之问,岂复前日之子张邪?信乎学之能变化气质也。

译“尤,行寡悔。”在问如何通达时,(孔子)说:“体察言语,观察脸色,思虑谦卑以处人下。”在问如何践行时,(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都是让他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等到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他的觉悟就达到了极点。后来士人所说的“面临危险时献出生命,见到利益时思考道义,祭祀时思考恭敬,居丧时思考哀痛”的话语,以及关于“五美四恶”的提问,难道还是以前的子张吗?确实啊,学习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伊川曰:「乐随风气,至韶而极。偹者,尧之时,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犹有未至也。舜以圣继圣,治之极,和之至,故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宰予昼寝,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粪墙,疑其责之太过。昼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寝则不可也。语曰:“寝不尸”,曰:“寝不言”,又曰:“必有寝衣。”盖寝非假寐也。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正昼之时,乃弛然自放于牀策之上,神昏气惰,其不足进于道眀矣。此圣人所以深责之也。况禹惜寸隂,周公坐以待旦,圣人之汲汲如此,昼寝其可乎?

孔门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与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忧”,不可具举。盖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愠不形于色,至如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谓之忠可也。然仕止乆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于三已而不寤,槩诸色举翔集者何如哉?故不与之以仁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崔杼于齐,其蓄不臣之志已乆陈文子与之同朝,力能诛杼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不于此时决去就之分,至于齐侯遇弑,乃弃十乗之马而违之,其知可知矣。亡虽越境,许之以清可也,亦焉得为仁哉?未知焉得仁?皆言于知,犹未尽焉得为仁也?择不处仁,焉得知?语意正相类。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氏以矢为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谓不合于礼,不由其道也。厌,弃絶也。而孔氏古注乃谓与之咒誓,义可疑焉。及观程氏《外书》,朱公掞记伊川先生语,乃以否为否泰之否,「天厌之」者,天厌吾道也,正「天丧予」之意。后见韩文公《笔解》亦曰:「矢,陈也。否当为否泰之否,厌当为厌乱之厌。」孔以矢为誓,非也;又以厌为擫,益失之矣。孔子见卫君,任南子用事,乃陈卫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须不说也。」天将厌此乱世而终,岂泰吾道乎?如此则矢乃皋陶「矢厥谟」之「矢」,伊川、退之皆一代钜儒,皆以否为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见,姑録之以竢后之君子。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乆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常常见之。今周公之梦乆不复作,则其志虑之衰也,甚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先儒谓脩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按杜恕《体论》曰:「束脩之业,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后汉·马援传》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谓之束脩。」杜诗荐伏湛曰:「自行束脩,讫无毁玷。」注:「束脩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注:「束循谓束带脩饰,不可以束脩之问不出境,一槩论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先儒谓韶尽美又尽善,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程氏又以「三月」为「音字」之误,学之之说盖本诸《史记·襄二十九年》:「呉子使季札聘鲁,请观周乐,自《周南》以下歌诸国之风,自《象箾》以下偹三代之舞。至舞《韶箾》,札曰:『徳至矣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徳其蔑以加于此矣。』则鲁未尝无韶也。」孔子鲁人也,使孔子而欲学之,归而求之鲁可也,何为至齐而始闻之,始学之哉?韶,舜之乐也。舜之后封于陈,隠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太子御冦,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齐侯使敬仲为卿,敬仲辞,使为工正。盖陈氏得政于齐之始也。自是之后,陈氏寖彊。昭五年,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晏子语叔向已有齐其为陈氏之説。至八年,鲁乱,孔子适齐,于是闻韶。则陈氏之得志于齐乆矣。三月不知肉味,盖忧齐之将乱,非学之也。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译伊川先生说:“音乐随着风气变化,到《韶》乐达到了极致。《夏》乐是尧时代的音乐,那时洪水正在割裂大地,四凶尚未被驱逐,和谐还未达到极致。舜以圣人继承圣人,治理达到了极致,和谐达到了极致,所以《韶》乐不仅尽善,而且尽美。”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腐烂的木头,比作粪土砌的墙,人们怀疑孔子责备得太过分了。白天打盹,也是人情中难免的,但如果正式睡觉就不可以了。古语说:“睡觉时不挺尸”,说:“睡觉时不说话”,又说:“一定要有睡衣。”可见睡觉不同于打盹。君子在傍晚时分进入休息,白天如果在室内,询问他的病情是可以的。但在正午时分,却放松自我,放纵地躺在床上,精神昏沉,气力懈怠,他不足以在道德上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圣人深深责备他的原因。况且大禹珍惜寸阴,周公坐着等待天亮,圣人如此勤勉,白天睡觉怎么可以呢?

孔子门下谈论仁,大多兼及智来说,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以及“智足以达到它,仁足以保持它”,“智者不迷惑,仁者不忧虑”,不能一一列举。大概智者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仁者是践行这个道理的人。获得知识接近于智,努力实行接近于仁。没有不能懂得却能实行的。令尹子文三次做官又三次被罢免,喜怒不形于色,至于把前任令尹的政策一定告诉新任令尹,称他为忠是可以的。然而做官的进退快慢,他的智慧不足以知晓,至于三次被罢免而不醒悟,那些像飞鸟一样聚集的人又怎么样呢?所以不把他算作仁人。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崔杼在齐国,他蓄谋不臣之心已经很久了,陈文子与他同朝为官,有力诛杀崔杼就诛杀他,无力诛杀就离开他,不在这个时候决断去留,等到齐侯被杀,才抛弃十辆马车而离开,他的智慧可以知道了。虽然逃出了国境,称他为清高是可以的,又怎么能算是仁呢?不知道怎么能算是仁?都是说在智方面,还不足以算是仁呢?选择不处在仁的位置,怎么能算是智?语意正相类似。

孔子见了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如果做得不对,上天会厌弃我,上天会厌弃我。”孔氏把“矢”解释为誓。朱子也说:“矢,就是誓。所誓的言辞,就像‘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指不合于礼,不遵循正道。厌,指厌弃、断绝。而孔氏的古注却认为是与之咒誓,意义可疑。等到看程氏《外书》,朱公掞记录伊川先生的话,于是把否解释为否泰的否,“天厌之”是指上天厌弃我的道,正是“天丧予”的意思。后来看到韩文公《笔解》也说:“矢,陈述。否应当是否泰的否,厌应当是厌乱的厌。”孔氏把矢解释为誓,不对;又把厌解释为擫,更加错误。孔子见卫国君主,任用南子掌权,于是陈述卫国的政理,告诉子路说:“我的道不行,你不必不高兴。”上天将要厌弃这个乱世而终结,难道会兴盛我的道吗?这样看来,矢就是皋陶“矢厥谟”的“矢”,伊川、退之都是一代大儒,都把否解释为否泰的否,意必有其见解,暂且记录下来等待后来的君子。

孔子说:“我衰老得厉害啊!我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孔子壮年时,立志要实行周公的道,所以梦寐之间常常见到他。现在周公的梦很久不再出现,那么他的志虑衰退了,真是厉害啊。

只要自愿拿着十条干肉作为拜师礼来求学的,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先儒说脩是干肉,十条为一束。古代相见必须拿着礼物作为礼仪,束脩是最薄的礼物。如果以礼而来,就没有不加以教诲的。按杜恕《体论》说:“束脩的学业,上等在于不言,其次不如寡知。”又《后汉·马援传》注说:“男子十五岁以上称为束脩。”杜诗推荐伏湛说:“自从束脩以来,没有毁谤玷污。”注:“束脩指十五岁以上。”《延笃传》注:“束脩指束带修饰,不可以束脩之问不出境,一概而论。”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先儒说《韶》乐尽美又尽善,所以学习它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而感叹,赞美它如此。程氏又把“三月”解释为“音字”的错误,学习它的说法大概本于《史记·襄二十九年》:“吴国派季札到鲁国聘问,请求观看周乐,从《周南》以下歌唱各国的风,从《象箾》以下准备三代的舞。到舞《韶箾》,季札说:‘德至大至深了!像天无所不覆盖,像地无所不承载。即使德行再盛大,也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那么鲁国不曾没有《韶》乐。”孔子是鲁国人,如果孔子想要学习它,回去在鲁国寻求就可以,为什么到了齐国才听到,才开始学习呢?《韶》是舜的音乐。舜的后代封在陈,隐公二十二年,陈国人杀了太子御寇,陈公子完和颛孙逃到齐国。齐侯让敬仲做卿,敬仲推辞,让他做工正。这是陈氏在齐国掌权的开始。从此以后,陈氏逐渐强大。昭公五年,齐侯派晏婴到晋国请求继室,晏子对叔向已经有齐国将成为陈氏的言论。到八年,鲁国动乱,孔子到齐国,于是听到《韶》乐。那么陈氏在齐国得志已经很久了。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大概是担忧齐国将要动乱,不是学习它。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非美之也。当是时,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晏子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是陈之强,齐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晏公亦自知之矣。闻韶之叹,孔子其能自已乎?是时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间,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陈恒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请讨之。则闻韶之叹,岂圣人过忧哉?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雍为人寛洪简重,有人君之体,故可使南面。」然莫审其説,或者谓「雍也仁而不佞」,仁则寛洪,不佞则简重,意必本乎此,非苟为是言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注:「与」平声,或如字。「踧踖」,恭敬不宁貌;「与与」,威仪中适貌。横渠曰:「与与不防向君也。」而伊川荅王信用之问,乃曰:「与与。」容与之貌,盖踧踖则不安,与与则易肆,踧踖而与与,恭而安也。

译并不是赞美它。当时,齐侯与晏子坐在路寝,感叹道:“这屋子真美啊,将来谁会有它呢?”晏子回答说:“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大概是陈氏吧?”后世如果稍微懈怠,陈氏如果不灭亡,那么国家就是陈氏的国家了。那时陈氏的强盛、齐国的衰弱,不只是孔子知道,晏子也知道;不只是晏子知道,齐侯自己也知道了。听到韶乐而发出的感叹,孔子怎能不自我克制呢?那时齐景公想用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孔子,随后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了。”而孔子也不愿意留下来,原因就在这里。最终,在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害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向哀公报告,请求讨伐他。那么,听到韶乐时的感叹,难道是圣人过度忧虑吗?

雍可以让他治理国家。朱熹说:“仲雍为人宽宏简重,有君主的仪态,所以可以让他治理国家。”然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说法,或许是因为“雍也仁而不佞”,仁就是宽宏,不佞就是简重,意思必定基于此,不是随便说这话的。

君主在时,恭敬不安的样子,从容自得的样子。注:“与”读平声,或者读本音。“踧踖”,恭敬不安的样子;“与与”,威仪适中得体的样子。张载说:“与与不面向君主。”而程颐回答王信之的提问,却说:“与与。”从容自得的样子,大概踧踖则不安,与与则容易放纵,踧踖而与与,就是恭敬而安适。

伊川曰:「饮酒不妨,但不可过。惟酒无量,不及乱。圣人岂有作乱之事?但恐乱其气血,或致疾,或语言颠错,容貌倾侧,皆乱也。」

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石林叶少蕴解此甚详且有理,因次其説。诸侯莫盛于桓文,桓文之覇莫盛于首止之盟与温之防。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谓太子郑将废已,朝而谏之。王从,则太子安;不从,则废。谏之从违未可知也。吾为防而防世子,使天下诸侯皆知世子之为郑,而共尊之。虽有惠后之爱,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曺伯防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诸侯盟于首止。」夫别其文曰「防王世子」,再见诸侯也。盟而世子不与,辞繁而不杀,其与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防则不然,吾霸诸侯矣,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率诸侯以防温,则率之以朝京师亦可也。文公也乃不朝上而召王,其意盖示天下曰:「王犹从我,其谁敢不从?」不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耳。故《春秋》曰:「公防晋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俄而曰:「天王狩于河阳。」先言防而继之以狩,则文于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正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因已之霸,胁诸侯以召王。以迹观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则谲也。

子击磬于卫。一章,说者谓荷蒉讥孔子,人不知而不止,孔子故责其果于防世而不为。按孔子厯聘诸国,独于卫而击磬,何也?卫自瞆辄之乱,父子之分荡然矣。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则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乆矣,击磬于卫非无意也。石声磬,磬以立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蒉隠者知孔子之心过而闻之,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言其闇于事也。硁硁乎,硁硁石声也。谓子击磬虽硁硁乎有声,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伤时人之不知也。于是又援《卫风》之诗曰:“深则厉,浅则掲。”夫以衣涉水曰厉,摄衣涉水曰掲。“曰厉”、“曰掲”,以浅深别之。今卫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恶,非可以浅深论也。子曰:“果哉,以其说为然也,末之难矣。”天下之事,正之于始为易,救之于末为难。卫之至此,吾亦末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徳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朱氏谓「其斯之谓与」,此上疑有阙文,恐在「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下,仍析为三章。后阅无垢张氏《心传録》于恕云:见善如不能及,怠而不进也。见不善如探汤,初虽畏之,探之不已,则渐入之矣。是渐而入于恶也。于善而不进,于恶而渐入,其人何如哉?」齐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间,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説,不可谓不见善也。然终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贪利之心浸浸不已,积而至于千驷,岂非不善而渐入乎?孔子与景公同时,故曰:「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至若伯夷叔齐,则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者,今无其人矣。故曰:「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其斯之谓与?所以结上文之意,是说亦有取焉。愚尝观景公与晏子论陈氏之事,晏子曰:「惟礼可以己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斯言也,岂非见善如不及之谓乎?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未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章先儒解之不甚详。盖费乃季氏之邑,不狃不得志于季氏,与阳货谋去三桓不克而畔。夫谋去三桓不克而畔,乃畔季氏非畔鲁也。故《史记·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况孔子亦素有恶三桓之意,其为大司冦,摄行相事,定公十二年,使仲由为季氏宰,堕费,堕郈,堕郕。则不狃之

译伊川先生说:“饮酒并无妨碍,只是不可过量。只有酒没有固定的限量,只要不至于昏乱即可。圣人难道会有昏乱的事吗?只是恐怕扰乱气血,或者导致疾病,或者言语颠倒错乱,容貌歪斜不正,这些都是昏乱的表现。”

晋文公诡诈而不端正,齐桓公正直而不诡诈。石林叶少蕴对这句话的解释非常详细且合乎情理,因此我依循他的说法进行阐述。诸侯中没有比齐桓公和晋文公更兴盛的了,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中没有比首止之盟和温地之会更盛大的了。齐桓公在首止会盟,意思是认为太子郑将要废黜周襄王,于是朝见襄王并劝谏他。襄王听从,太子就安定;不听从,就废黜他。劝谏是否听从还不可知。我替襄王防备太子,让天下诸侯都知道太子是郑国的世子,共同尊崇他。即使有惠后的偏爱,襄王也不能实行他的私意了。所以《春秋》记载:“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合周襄王的世子。”不久又记载:“诸侯在首止结盟。”文中特别区分说“会合周襄王的世子”,再次提到诸侯。结盟时世子不参与,言辞繁复而不简略,齐桓公的用心就可以知道了。至于晋文公的会合则不是这样,我称霸诸侯,诸侯谁不畏惧我?我既然能率领诸侯在温地会合,那么率领他们朝见京师也是可以的。晋文公却不朝见天子,反而召见天子,他的意图大概是向天下显示:“天子尚且顺从我,谁敢不顺从?”不过是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罢了。所以《春秋》记载:“公与晋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会合。”不久又记载:“天子在河阳狩猎。”先说会合接着说狩猎,晋文公的毛病就在这里了。所以齐桓公召见世子是正当的,他不朝见天子是不得已的。晋文公不朝见天子,凭借自己的霸权,胁迫诸侯来召见天子。从表面看,似乎正当;但他召见天子的动机却是诡诈的。

孔子在卫国敲击磬。这一章,解说者认为荷蒉的人讥讽孔子,别人不了解他却不停止,孔子因此责备他果断地逃避世事而不作为。考察孔子历次出访各国,唯独在卫国敲击磬,为什么呢?卫国自从蒯辄之乱以来,父子的名分已经荡然无存了。子路说:“卫君等待您来执政,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那么孔子想要辨明名分已经很久了,在卫国敲击磬并非没有用意。石声清脆,磬用来确立辨别,也是想要辨明上下的名分罢了。荷蒉的隐士知道孔子用心过切而听到磬声,所以说:“有心啊,这敲击磬的声音!”接着又说:“鄙陋啊!”是说孔子不通达事理。硁硁,是石头的声音。说孔子敲击磬虽然硁硁有声,但没有人了解自己,那就这样罢了,哀伤当时的人不了解自己。于是又引用《卫风》的诗句说:“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提起衣服涉水。”穿着衣服涉水叫厉,提起衣服涉水叫揭。“曰厉”、“曰揭”,是根据深浅来区分的。现在卫国父子名分混乱,犯上作乱,以至于造成滔天的罪恶,不能用水的深浅来论处了。孔子说:“果断啊,如果认为他的说法是对的,那就没有什么可责难的了。”天下的事,在开始时纠正容易,在末期挽救困难。卫国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无可奈何了。

孔子说:“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践行道义以通达自己的主张。我听过这样的话,却没见到这样的人。”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没有德行可以称颂他。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朱熹认为“其斯之谓与”上面可能有缺漏的文字,恐怕在“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下面,仍然分为三章。后来阅读无垢张氏的《心传录》,关于“恕”的解释说:“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是懈怠而不进取。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起初虽然畏惧,但不断试探,就逐渐陷入其中了。这是逐渐陷入恶行。对于善行不进取,对于恶行逐渐陷入,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呢?”齐景公想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对待孔子,孔子告诉他君臣父子的道理,他很高兴,不能说他没有看见善行。但最终没有任用孔子,这就是赶不上的表现。贪图利益之心逐渐不止,积累到拥有四千匹马,难道不是不善而逐渐陷入吗?孔子与齐景公同时代,所以说:“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至于伯夷、叔齐,是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践行道义以通达自己的主张的人,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所以说:“我听过这样的话,却没见到这样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这是用来总结上文的意思,这种说法也有可取之处。我曾经看到齐景公与晏子讨论陈氏的事,晏子说:“只有礼可以制止它。”景公说:“好啊,但我不能做到。”这句话,难道不是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吗?公山弗扰凭借费邑叛乱,召见孔子,孔子想要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可去也就罢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召见我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如果有任用我的人,我将在东方复兴周礼。”这一章先儒解释得不很详细。大概费邑是季氏的封地,公山不狃在季氏那里不得志,与阳货谋划除掉三桓没有成功而叛乱。谋划除掉三桓没有成功而叛乱,是叛乱季氏而不是叛乱鲁国。所以《史记·世家》记载:“公山不狃凭借费邑叛乱季氏,召见孔子想要去但最终没有去。”况且孔子也一向有厌恶三桓的意思,他担任大司寇,代理相事,定公十二年,派仲由做季氏的家宰,拆毁费邑,拆毁郈邑,拆毁郕邑。那么公山不狃的

以费畔,或者疑与孔子之意合,是以欲往也。不然,孔子岂轻于从不狃者哉?厥后不狃与叔孙辄奔呉,呉为邾故将伐鲁,叔孙辄劝之,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卿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自定至哀,隔二世。自定九年,不狃畔而去;至哀八年,呉将伐鲁,隔十有五年,不狃之去鲁乆矣,尚眷眷于鲁如此,则不狃非特不畔鲁,且忠于鲁者也。特子路未知不狃之心耳。然孔子始虽欲往,而终亦不徃者,岂不以不狃以轻恕,使阳货逐仲怀其所守不固邪?门弟子书:“公山弗扰召,则曰:‘以费畔。’佛肸召,则曰:‘以中牟畔。’中牟亦晋大夫赵襄子之邑,佛肸非畔晋也。”

译因为费地叛乱,有人怀疑这与孔子的意愿相合,所以孔子想要前往。如果不是这样,孔子怎么会轻易听从那些不守信义的人呢?后来,公山不狃和叔孙辄逃奔到吴国,吴国因为邾国的缘故打算讨伐鲁国,叔孙辄劝吴国这样做,公山不狃说:“这不合礼制。君子违离本国,不投奔敌国。况且人的行为,不应因为厌恶某事而废弃正道。”您现在因为小的过错而想要颠覆宗国,不也太难了吗?从鲁定公到鲁哀公,相隔两代。从鲁定公九年,公山不狃叛离而去;到鲁哀公八年,吴国将要讨伐鲁国,相隔十五年,公山不狃离开鲁国很久了,还如此眷恋鲁国,那么公山不狃不仅不是背叛鲁国,而且是忠于鲁国的人。只是子路不了解公山不狃的心意罢了。然而孔子起初虽然想要前往,但最终也没有去,难道不是因为公山不狃轻易宽恕,使得阳货驱逐仲由,他的操守不坚定吗?门人弟子记载:“公山弗扰召请,就说:‘凭借费地叛乱。’佛肸召请,就说:‘凭借中牟叛乱。’中牟也是晋国大夫赵襄子的城邑,佛肸并非背叛晋国。”

论语》记孔子荅门弟子处,皆有「曰」字,惟荅宰我短丧之问:「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女字上不书「曰」字。此记言者,善形容圣人深嫉宰我之意。礼,父母之丧,既殡食粥,粗衰;既葬蔬食水饮,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练冠縓縁,要绖不除。无食稻衣锦之理。夫子以此发宰予不忍之端,而予忍之所以絶之之深嫉之之至也。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先儒以「患得之」谓「患不得之」,愚谓「鄙夫」劣闇之称,世谓「鄙陋」「鄙俗」「鄙猥」「鄙吝」「鄙俚」,皆其人之不足道者也。故于未得之先,反以得为患,惧不能胜其任也;既得之,又狃于富贵利禄,而患失之心生焉。苟患失之,则无所不至矣。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下三句皆言思,死生亦大矣,而见危致命独不言思,何也?士而见危,便当致命,正不必思也。思之则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之穷乏者,皆足以动其心,而拂乱其所为矣。李陵欲得当以报汉,南霁云曰:「将以有为,皆不必思而犹有思也。」夫提卒五千,转战万里,矢尽道穷,陵可以死矣。睢阳既陷,巡、逺就戮,霁云何容复有为哉?不必思而犹有思,此李陵所以生降,隤其家声,而「南八男儿死耳」之语,巡所以呼霁云而警悟之也。然子张于士则曰:「见危致命」,孔子于成人则曰:「见危授命」,盖授者安于天,而致则以人力为之,所以有成人与士之异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此本一章,所以发明春秋大义,説者析为二章,颇费辞说,盖因有两「孟子曰」之故,殊不知中有「孔子曰」一句,故下不得不再书「孟子曰」以别之,不然则五世之説似为皆夫子之言矣。其大防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亾诗亾然后春秋作。」春秋非孔子自作也。晋之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三史所述,其事莫过于桓、文,其文则史也,孔子谓「丘窃取三书之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获麟絶笔之后,至孟子防梁之时,已百四十有余年,三十年为一世,以成数计之,盖五世矣。君子渐润之泽,小人污染之泽,至此五世皆斩然矣。李彪《乞修史表》云:「东观中圮,册勲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即此意也。战国之世,善恶不眀,乱臣贼子复接迹于天下,孟子忧之,欲继孔子而作春秋,其圣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徒犹斯人。之徒,及非吾徒也。之徒不过退取《春秋》之防,与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荅问而已。故曰:“予私淑诸人也。”私淑,正与窃取之义同。如此,则一章之指昭然义见。

晁氏客话》: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若隘也。然不念旧恶,所以为伯夷。栁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虽袒禓祼程,不以为凂。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为下惠。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冦雠。此为为人君者言也,非为臣者所以责其君。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此为为人父者言也,非为子者所以责其父。

子思之言浑涵,孟子之言铦利。礼记载,子思荅旧君反服之问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已,而孟子则反覆辨论,至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冦雠」。于此可以觇子思、孟子之学矣。

赵台卿作《孟子题辞》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録,值炎刘之未奋,进不能佐兴唐虞雍煕之和,退不能伸三代之遗

译《论语》记载孔子回答门弟子时,都有“曰”字,唯独回答宰我关于缩短丧期的问题时:“吃稻米,穿锦缎,你心安吗?”宰我说:“心安。”你心安就去做吧。在“你”字上面没有写“曰”字。这种记录言语的方式,善于形容圣人深深痛恨宰我的意思。按礼制,父母去世,入殓后吃粥,穿粗丧服;下葬后吃蔬菜喝清水,受吊唁时穿成布丧服。一年举行小祥祭,才开始吃菜果,戴练冠,系红边,腰间的丧带不除去。没有吃稻米穿锦缎的道理。孔子以此激发宰予不忍心的念头,而宰予竟然忍心,所以孔子对他痛恨至极。

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职位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职位后,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他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先儒认为“患得之”是“患不得之”的意思,我认为“鄙夫”是对卑劣愚暗之人的称呼,世人所说的“鄙陋”、“鄙俗”、“鄙猥”、“鄙吝”、“鄙俚”,都是指那些不足道的人。所以在没有得到之前,反而把得到当作祸患,害怕自己不能胜任;已经得到之后,又沉溺于富贵利禄,于是产生了害怕失去的心理。如果害怕失去,那他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子张说:“士人见到危险就献出生命,见到利益就思考道义,祭祀时思考恭敬,居丧时思考哀痛,这样就可以了。”下面三句都说“思”,生死也是大事,而“见危致命”却不单独说“思”,为什么呢?士人见到危险,就应当献出生命,正不必思考。如果思考,那么宫室的美好,妻妾的侍奉,所认识的穷困者的需求,都足以动摇他的心志,扰乱他的行为了。李陵想立得当世之功来报答汉朝,南霁云说:“将有所作为”,都不必思考却还有思考。率领五千士兵,转战万里,箭尽路绝,李陵可以死了。睢阳已经陷落,张巡、许远被杀,南霁云哪里还能有所作为呢?不必思考却还有思考,这就是李陵之所以生降,败坏家族名声,而“南八男儿死耳”这句话,是张巡用来呼唤南霁云并警醒他的。然而子张对于士人说:“见危致命”,孔子对于成人说:“见危授命”,大概“授”是安于天命,而“致”是用人力去做,所以有成人与士人的区别。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其事则是齐桓公、晋文公,其文则是史官,孔子说:“其义则是我窃取的了。”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代就断绝了;小人的恩泽,五代也断绝了。”我没有机会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贤人学习。这本来是一章,用来阐明《春秋》的大义,解说的人把它分为两章,颇费辞说,大概是因为有两个“孟子曰”的缘故,殊不知中间有“孔子曰”一句,所以下面不得不再写“孟子曰”来区别,不然则五世之说似乎都是孔子的话了。其大意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不是孔子自己写的。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三部史书所述,其事莫过于桓公、文公,其文则是史官,孔子说“我窃取三书的义”,所谓“述而不作”的意思。自从获麟绝笔之后,到孟子游说梁惠王的时候,已经一百四十多年了,三十年为一世,以成数计算,大概是五代了。君子逐渐浸润的恩泽,小人污染的恩泽,到这五代都断绝了。李彪《乞修史表》说:“东观中圮,册勋有缺,美随日落,善因月稀,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就是这个意思。战国时期,善恶不明,乱臣贼子相继出现于天下,孟子担忧,想继承孔子而作《春秋》,他的圣德不及孔子,所以说:“我没有机会成为孔子的门徒。”徒就是这类人,及不是我的门徒。不过退取《春秋》的义理,与公孙丑、万章这类人难疑答问而已。所以说:“我是私下向贤人学习。”私淑,正与窃取的意思相同。这样,一章的主旨就昭然若揭了。

晁氏《客话》:伯夷,不是他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的百姓不役使。想着与乡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中,似乎狭隘。然而不念旧恶,所以称为伯夷。柳下惠,不羞于侍奉污浊的君主,不轻视小官,即使袒露身体、裸程行走,也不以为耻。然而不以三公之位改变他的节操,所以称为柳下惠。

君主看待臣下像泥土草芥,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就像仇敌。这是为君主说的,不是臣下用来责备君主的。父子之间,不责求善,责求善就会疏远。这是为父亲说的,不是儿子用来责备父亲的。

子思的话浑厚含蓄,孟子的话锋利尖锐。《礼记》记载,子思回答关于旧君反服的问题说:“古代的君子,进人用礼,退人用礼,所以有旧君反服的礼节。现在的君子,进人好像要放在膝盖上,退人好像要扔进深渊,不做戎首,不也很好吗?又有什么反服的礼节呢?”如此而已,而孟子则反复辩论,以至于说“君主看待臣下像泥土草芥,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就像仇敌”。在这里可以看出子思、孟子的学问了。

赵台卿作《孟子题辞》有说:“孟子也自知遭遇周朝终结,正值汉朝未兴,进不能辅佐兴起唐虞雍熙的和乐,退不能伸张三代的遗

风,意则然矣。」孟子生战国之时,炎刘未奋,孟子亦何由知之?此亦遣文之病。若曰本之防纬,则圣贤不道也。

译风,意思虽然如此。」孟子生于战国时代,汉朝尚未兴起,孟子又从哪里知道呢?这也是行文上的弊病。如果说这是依据谶纬之书,那么圣贤是不会谈论的。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按《史记·索隠》: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跛,求昏于顔氏而娶,征在遂生孔子。

吾岂匏▯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先儒谓匏瓠也。匏▯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人则不如是也。愚尝疑而惟其义。一日读《卫风》之诗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乃知匏可系以济渉。所谓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者是也。又《庄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之上?」司马氏云:「樽如酒器,防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虑犹结缀也。所谓腰舟然。匏虽可系,而味苦,且其中呺然,故不可以食。

先儒曰:「文章与时髙下。政尨土裂,则三光五岳之气分。三光五岳之气分,则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大振。故三代之文至春秋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噫!是固然矣。然政之尨,土之裂,莫春秋战国为甚。吾夫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卒使彛伦叙,人极立。乱臣贼子俱一时,防夏公孙丑、万章之徒,皆得以与斯文之盛。是岂以政尨土裂病哉?」下是,如荀卿、扬雄辈,不顾时之治乱,鋭然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继往哲而诏来者。又下而诸葛孔明以出师一表,继伊训、説命于三国鼎沸之时;陶渊明以归去来辞,传于典午灰烬之日;而当世斯文亦赖以不坏不冺。然则文章果与时髙下乎哉?独宋自渡江以来,文人才士视东都诸老若有愧焉,故説者得以光岳气分而议之。然干淳端平之际,如朱公熹、张公栻、吕公祖谦、真公徳秀、叶公适、陈公传良、魏公了翁,相继以道自任,以文自鸣,卒使后生小子习见典型,争自濯磨于学,亦不可谓全无人也。惟末年学士大夫笃意举业,以进取乱其心,以富贵利达荡其志,于是文气委薾,而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见于世。是非光岳气分之病也,人实病之也。方今东西南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属,三光五岳之气浑然合矣。大哉王言,式在今日。余老矣,不得与于斯文之盛,然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韩愈、欧阳修者,将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见之矣。呜呼!光岳之分合,其与于斯文之兴废也邪?抑无与于斯文之兴废也邪?

  佩韦斋辑闻卷四

译孔子评价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时,他不会被废弃;国家政治昏暗时,他能避免遭受刑罚杀戮。”于是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经注和疏解都没有提及孔子哥哥的名字。查考《史记·索隐》记载: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了九个女儿;他的妾生了孟皮,孟皮腿有残疾,向颜家求婚并娶妻,颜征在于是生下了孔子。

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是系挂在那里而不被食用呢?以前的儒者说匏就是葫芦。匏瓜系挂在一个地方而不能被饮食,人却不是这样的。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并思考其中的义理。有一天读《诗经·卫风》中的诗句说:“匏瓜有苦叶,渡河有深流。”这才知道匏瓜可以系挂用来渡河。这就是所谓“中流失船,一个葫芦价值千金”的意思。又《庄子》中说:“现在你有五石容量的大葫芦,为什么不把它系在腰间作为腰舟,漂浮在江湖之上呢?”司马彪解释说:“腰舟像酒器一样,系在身上,漂浮在江湖,可以借此渡河。”“虑”就是结缀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腰舟。匏瓜虽然可以系挂,但味道苦涩,而且里面空空荡荡,所以不能食用。

以前的儒者说:“文章的兴衰与时代的治乱高低相应。政治混乱、国土分裂,那么日月星辰和五岳山川的气脉就会分散。日月星辰和五岳山川的气脉分散,那么宏大的音律就不完整。必须天下统一,宏大的音律才能重新振兴。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文风到春秋战国时期就衰败了,到了秦汉时期又重新兴起。汉朝的文风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就衰败了,唐朝兴起又重新振兴。唉!这确实是这样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土分裂,没有比春秋战国时期更严重的了。我们的孔子删定《诗经》,确定《尚书》,推演《周易》,作《春秋》。孟子从齐国、梁国退隐后,阐述尧舜之道,最终使得伦理秩序井然,人的准则确立。乱臣贼子都出现在同一时代,像夏、公孙丑、万章这些人,都能够参与到这文教的兴盛之中。这难道是因为政治混乱、国土分裂而导致文风衰败吗?”再往下说,像荀卿、扬雄这些人,不顾时代的治乱,毅然振兴文教并兴起,也足以继承前代贤哲并告诫后人。再往下,诸葛孔明凭借《出师表》,在三国鼎沸之时继承了《伊训》、《说命》的传统;陶渊明凭借《归去来兮辞》,在西晋灭亡的灰烬之日流传于世;而当时的文教也依靠他们得以不毁坏、不泯灭。那么,文章真的是随着时代的治乱而高低起伏吗?唯独宋朝自从南渡以来,文人才士看待北宋的老辈学者似乎感到惭愧,所以评论者得以用日月星辰和五岳山川气脉分散来议论。然而在乾道、淳熙、端平年间,像朱熹、张栻、吕祖谦、真德秀、叶适、陈傅良、魏了翁这些人,相继以继承道统为己任,以文章自鸣,最终使得后辈学子习见典范,争相在学问上磨砺自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才。只是末年士大夫专心于科举之业,用进取之心扰乱了他们的本心,用富贵利禄消磨了他们的志向,于是文气萎靡,而古文开始寥寥无几,不再见于世间。这不是日月星辰和五岳山川气脉分散导致的弊病,而是人自己造成的弊病。如今东西南北每一寸土地,没有不臣服的,日月星辰和五岳山川的气脉浑然合一了。伟大的王言,正体现在今天。我老了,不能参与到这文教的兴盛之中,然而那些能够革新并振兴文教的人,像韩愈、欧阳修那样的人,一定会有,可惜我不能见到他们了。唉!日月星辰和五岳山川气脉的分散与合一,它与文教的兴衰有关吗?还是与文教的兴衰无关呢?

佩韦斋辑闻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