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嬾真子杂家类三【杂説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嬾真子》五巻，宋马永卿撰。是编乃其▯记之书，然亦多述刘安世语。又开巻冠以司马光事，书中亦多称光，盖其渊源所自出也。《宋史·艺文志》着録，晁、陈二家书目乃皆不载。然袁文为建炎、绍兴间人，王楙为庆元、嘉泰间人，费衮为绍熙、开禧间人。《文瓮牖闲评》驳其中「印文五字」一条，《楙野客丛书》驳其中「承露囊」一条，《衮梁溪漫志》驳其「汉太公无名母媪无姓」一条，是其书未尝不行于世，特二家偶遗之耳。其书末称绍兴六年，盖成于南渡以后，中间颇及▯事，而考证之文为多。如据《汉书·王嘉封事》谓「书无教逸欲有邦教」当作「敖」，谓陶潜《游斜川诗》「开嵗倐五十」当作「五日」，与殷晋安别诗本十韵，传本误脱一韵，东坡亦误和九韵。谓杜甫诗「虬须十八九」字出《汉书·丙吉传》，谓韩愈《感二鸟赋序》贞元十一年误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讹字及笺释句读。谓前汉《百官表》少府之「遵官」据唐《百官志》当作「导官」，谓成元英《庄子疏》不知其时已有「县令」，误读「县」为「悬」，解为「髙名令闻」。谓古者席面之宾乃称「客」，列座之宾皆称「旅」，引《左传》为证。谓二十八宿中「亢、氐、觜」三星，《韵略》皆误音。谓「赐酺」始赵武灵王，谓「河鼓之河」当作「何」，谓唐《中兴颂》「复复指期复复」字本《汉书·匡衡传》，皆引据确凿，不同臆说。其谓《离骚》「正则」「灵均」乃小名小字，虽无所考，亦足以备一解。惟颇防▯以二氏，至谓韩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学，喜谈禅悦之余派，存而不论可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嬾真子卷一 宋 马永卿 撰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县。每日与本县从学者十许人讲书，用一大竹筒，筒中贮竹签，上书学生姓名。讲后一日即抽签令讲，讲不通则公微数责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讲，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温公先垅在鸣条山，坟所有余庆寺。公一日省坟，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軰上谒，云欲献薄礼，乃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羹，真饭土簋，啜土铏也。公享之如太牢。既毕，复前啓曰："某等闻端明在县日，为诸生讲书，村人不及往聴，今幸畧说。"公即取纸笔，书庶人章讲之。既已，复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诗两句，此独无，有何也？"公黙然少许，谢曰："某平生虑不及此，当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见人曰："我讲书曽难倒司马端明。"公闻之不介意。
庐州东林寺有画须菩提像，如人许大，梵相竒古，笔法简易真竒，画也。题曰：「戊辰岁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开寳四年画也。南唐自显徳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为耻，故江南寺观中碑多不题年号，后但书甲子而已。后戊辰七年，岁次乙亥，遂收江南。
仆友人陈师黯子直甞谓仆云：「汉诸儒所传六经与今所行六经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辞论也。」王嘉奏封事曰：「臣闻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师古曰：『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有国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当戒慎危惧，以理万事之几也。』敖音傲，今《尚书》乃作『无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转写作教字耳。若谓天子教诸侯逸欲，恐非是也。」仆曰：「书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为隷古更定，以竹简冩之，所冩讹，或有此理。」
自唐以来，呼太常卿为乐卿。或云太常礼乐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为礼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汉《食货志》：武帝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级曰乐卿。故后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无害耳。
元城先生有言：「魏征传称，帝仆所为碑停叔玉昏，顾其家衰矣。此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嬾真子》杂家类三【杂説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嬾真子》五卷，宋代马永卿撰写。这部书是他的笔记著作，但也大量记载了刘安世的言论。又在开篇冠以司马光的事迹，书中也多次称颂司马光，大概是因为他的学术渊源出自司马光。《宋史·艺文志》有收录，但晁公武、陈振孙两家的书目都没有记载。然而，袁文是建炎、绍兴年间的人，王楙是庆元、嘉泰年间的人，费衮是绍熙、开禧年间的人。《瓮牖闲评》驳斥了其中“印文五字”一条，《野客丛书》驳斥了其中“承露囊”一条，《梁溪漫志》驳斥了其“汉太公无名、母媪无姓”一条，可见这本书曾经流传于世，只是那两家书目偶然遗漏罢了。该书末尾提到绍兴六年，大概成书于南宋南渡之后，中间涉及一些时事，但考证类的文章居多。例如，依据《汉书·王嘉封事》认为“书无教逸欲有邦教”应当作“敖”，认为陶潜《游斜川诗》中“开嵗倐五十”应当作“五日”，与殷晋安分别的诗原本有十韵，流传本误脱了一韵，苏东坡也错误地和了九韵。认为杜甫诗中“虬须十八九”的字眼出自《汉书·丙吉传》，认为韩愈《感二鸟赋序》中贞元十一年误作十五年，又考正了《曹成王碑》中的衍文讹字以及笺释句读。认为前汉《百官表》中少府的“遵官”依据唐代《百官志》应当作“导官”，认为成元英《庄子疏》不知道当时已有“县令”一职，误读“县”为“悬”，解释为“髙名令闻”。认为古代席面上的宾客称为“客”，列座的宾客都称为“旅”，引用《左传》作为证据。认为二十八宿中的“亢、氐、觜”三星，《韵略》都注音错误。认为“赐酺”始于赵武灵王，认为“河鼓之河”应当作“何”，认为唐代《中兴颂》中“复复指期复复”的字出自《汉书·匡衡传》，都引据确凿，不同于主观臆测。他说《离骚》中“正则”“灵均”是小名小字，虽然没有考证，也足以作为一家之言。只是他颇为防范儒学以佛道二氏，甚至说韩愈也深明佛理，这也是刘安世学问中喜好谈论禅悦的余派，保留而不加评论就可以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嬾真子》卷一 宋 马永卿 撰
司马光担任崇福宫使时，春夏多在洛阳，秋冬在夏县。每天与本县跟随他学习的十多人讲书，用一个大竹筒，筒中存放竹签，上面写着学生的姓名。讲书后一天就抽签令其讲书，讲不通则司马光稍微责备他。司马光每五天做一次暖讲，一杯酒、一顿饭、一面肉、一道菜而已。司马光祖先的坟墓在鸣条山，坟地旁有余庆寺。司马光有一天去扫墓，只到寺中，有五六位父老上前拜见，说想献薄礼，于是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汤，真是饭用土簋，汤用土铏。司马光享用得像太牢那样丰盛。吃完后，父老又上前禀告说：“我们听说端明公在县里时，为诸生讲书，村里人来不及前往听讲，现在有幸略作讲解。”司马光就取纸笔，书写庶人章并讲解。讲完后，父老又上前禀告说：“从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诗》两句，唯独这一章没有，是什么原因呢？”司马光沉默了一会儿，谢罪说：“我平生考虑不到这一点，应当思考其中的缘由来回答。”村中父老笑着离去。每次见到别人就说：“我讲书曾经难倒了司马端明。”司马光听说后并不介意。
庐州东林寺有画须菩提像，像人一样大，梵相奇古，笔法简易真奇，是画作的精品。题曰：“戊辰岁樵人王翰作。”这是本朝开宝四年画的。南唐自从显德五年使用中原正朔，但南唐士大夫以此为耻，所以江南寺观中的碑多不题年号，后来只书写干支而已。后来戊辰七年，岁次乙亥，于是收复江南。
我的朋友陈师黯字子直曾经对我说：“汉代诸儒所传的六经与现在通行的六经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颇的言辞来论断。”王嘉上奏封事说：“我听说咎繇告诫帝舜说：‘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颜师古说：‘这是《虞书》咎繇谟中的言辞，意思是拥有国家的人不可傲慢放纵欲望，只应当戒慎危惧，以治理万事的机微。’敖音傲，现在《尚书》却作‘无教逸欲有邦’，恐怕是敖字转写成了教字。如果说天子教诸侯放纵欲望，恐怕不对。”我说：“书序说科斗书废弃已久，当时的人没有能认识的，改为隶书古体重新审定，用竹简抄写，所抄写的出现讹误，或许有这种道理。”
自从唐代以来，称太常卿为乐卿。有人说太常是礼乐的主管，所以有这个名称。然而不称为礼卿，为什么呢？然而这两个字，古代就有。前汉《食货志》：武帝设置赏官，名叫武功爵，第八级叫乐卿。所以后来的文人因此取这两个字使用，也自然没有妨害。
元城先生有话说：“《魏征传》称，皇帝仆所为碑停叔玉昏，顾其家衰矣。这
言非也。郑公之徳，国史可传，何赖于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尚主，遂败其家。仆后考魏氏之谱，郑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华，华生商，商生明，明生冯，冯生謩，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祸或若房、杜，岂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郑公的德行，足以载入国史流传后世，哪里还需要依靠碑文来彰显？而阻止叔玉娶公主，正是上天在保佑魏氏家族。况且房玄龄、杜如晦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儿子娶了公主，最终导致家道败落。我后来考证魏氏的家谱，郑公有四个儿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其中叔瑜生了华，华生了商，商生了明，明生了冯，冯生了謩，到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假如魏家也娶了公主，而遭遇的灾祸像房、杜两家那样，哪里还有再次振兴的道理呢？所以先生说：“阻止叔玉娶公主，是上天在保佑魏氏家族。”这话确实可信啊！
杜牧传称牧仕宦不合意，而从兄悰位将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仆以杜氏家谱考之，襄阳杜氏出自当阳侯预，而佑葢其后也。佑生三子：师、损、式。方从郁，师损三子：诠、愉、羔。式方五子：惮、憓、悰、恂、怕。从郁二子：牧、颛、羣。从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着，岂以富贵声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阳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阳杜氏。而杜甫一▯不在五▯之中，岂以其仕官不逹，而诸杜不通谱系乎？何家谱之见遗也？唐史称杜不通襄州襄阳人，晋征南将军预逺裔，审言生闲，闲生甫。由此言之，则甫佑同出于预，而家谱不载，未详。
陜府平陆主簿张贻孙子训甞问仆鱼袋制度仆曰今之鱼袋乃古之鱼符也必以鱼者葢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鱼今人乃以鱼为袋之饰非古制也《唐车服志》曰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景云中诏衣紫者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谓之章服葢有据也
天道逺矣。汉再受天命，其兆见于孝景程姬之事。然长沙定王发凡十有五子，并载于《王子诸侯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内舂陵侯买乃其一也。而舂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舂陵节侯买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为城阳王。葢以祉者，舂陵之正统也。故光武立为王。然则国之兴废，岂偶然哉？仆以光武出于舂陵买之后，而长沙定王发本传中不载其详，因备载之。
张子训甞问仆曰：「▯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仆曰：「非也，古非无笔，但用兔毛，自恬始耳。」《尔雅》曰：「不律谓之笔。」史载「笔」，《诗》云「贻我彤管」，夫子絶笔获麟，庄子云「防笔和墨」，是知其来逺矣。但古笔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笔，故其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至▯恬乃以兔毛，故《毛頴传》备载之。
田敬仲、田穉孟、田湣、田须无、田无宇、田开、田乞、田常，五世之后并为正卿，谓田无宇也。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谓田常也。自齐桓公十四年，陈公子完来奔，岁在己酉，至简公四年，田常弑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验。史记但云「旧敬仲完世家」，不谓之齐，不与其簒也。与《庄子·胠箧》篇同义。
元城先生甞言：「古之史出于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逺。且如前汉书，每同列传者，亦各有意。杨王孙，武帝时人；胡建，昭帝时人；朱云，元帝时人；梅福，成帝时人；云敞，平帝时人，为一列传。葢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则皆可取。王孙裸葬，虽非圣人之道，然其意在于矫厚葬也。胡建为军正丞，不上请而擅斩御史，然其意在于明军法也。朱云以区区口舌斩师傅，然其意在于去佞臣也。梅福以踈逺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权臣之间，然其意在于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师，虽非中道，然忠义所激耳，稍近其中，故叙传云：『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注云逺也】刺鳯，是谓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独敞近于中耳，此其所以为一列传。」
世言五角六张，此古语也。甞记开元中，有人献俳文于明皇，其畧云：「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三郎谓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为太子时号五王宅。宁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谓之三郎。五角六张，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此两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过三四日。绍兴癸丑岁，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张，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过四日，他皆仿此。
王禹玉年二十许，就▯州秋解试，《瑚琏赋》，官韵端木。赐为宗庙之器，满场中多第二韵用木字。云：“唯彼圣人，粤有端木。”而禹玉独于第六韵用之。上睎颜氏，愿为可
译杜牧传称杜牧做官不合心意，而他的堂兄杜悰身居将相之位，杜牧心中愤愤不平，最终享年五十岁。我通过杜氏家谱考证，襄阳杜氏出自当阳侯杜预，而杜佑大概是他的后代。杜佑生了三个儿子：杜师、杜损、杜式。杜式生了五个儿子：杜惮、杜憓、杜悰、杜恂、杜怕。杜师和杜损生了三个儿子：杜诠、杜愉、杜羔。杜从郁生了两个儿子：杜牧、杜颛、杜羣。其中杜悰官位最高，而杜牧名声最著，难道是因为富贵和声名不能兼得吗？杜氏共有五支：一是京兆杜氏，二是杜陵杜氏，三是襄阳杜氏，四是洹水杜氏，五是濮阳杜氏。而杜甫不在这五支之中，难道是因为他仕途不顺，而其他杜氏不与他通谱系吗？为什么家谱会遗漏他呢？唐史称杜审言不通晓襄州襄阳人，是晋征南将军杜预的远裔，杜审言生了杜闲，杜闲生了杜甫。由此说来，杜甫和杜佑同出于杜预，而家谱没有记载，详情不详。
陕府平陆主簿张贻孙子训曾经问我鱼袋的制度，我说现在的鱼袋就是古代的鱼符。一定要用鱼，大概是区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子装这种鱼，现在的人却把鱼作为袋子的装饰，这不是古制。《唐车服志》说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边的进内，右边的随身，都装在袋子里，三品以上用金装饰，五品以上用银装饰，景云年间下诏穿紫色衣服的用金装饰，穿绯色衣服的用银装饰，称为章服，大概是有依据的。
天道深远啊。汉朝再次承受天命，其征兆显现在孝景帝程姬的事情上。然而长沙定王刘发共有十五个儿子，都记载在《王子诸侯年表》中。元光六年七月乙巳日，受封的有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日，受封的有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丑日，受封的有一人；同年六月壬子日，受封的有四人。其中舂陵侯刘买就是其中之一。而舂陵侯，是光武帝的祖先。舂陵节侯刘买去世，戴侯刘熊渠继承；去世，孝侯刘仁继承；去世，侯刘敞继承。建武二年，立刘敞的儿子刘祉为城阳王。大概因为刘祉是舂陵的正统。所以光武帝立为王。那么国家的兴衰，难道是偶然的吗？我认为光武帝出自舂陵侯刘买之后，而长沙定王刘发的本传中没有详细记载，因此详细记载了。
张子训曾经问我：“蒙恬造笔，那么古代没有笔吗？”我说：“不是的，古代不是没有笔，只是用兔毛，是从蒙恬开始的。”《尔雅》说：“不律叫做笔。”史书记载“笔”，《诗经》说“赠给我红色的管”，孔子绝笔获麟，庄子说“调笔和墨”，由此可知它的来源很远了。但古代的笔多用竹子，就像现在木匠所用的木斗竹笔，所以它的字从竹。又有的用毛，只要能染墨成字，就叫做笔。到了蒙恬才用兔毛，所以《毛颖传》详细记载了。
田敬仲、田穉孟、田湣、田须无、田无宇、田开、田乞、田常，五世之后都担任正卿，指的是田无宇。八世之后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指的是田常。从齐桓公十四年，陈公子完来投奔，岁在己酉，到简公四年，田常弑杀他的君主，共一百九十二年，这件事开始应验。《史记》只说“旧敬仲完世家”，不称之为齐，不承认他的篡位。与《庄子·胠箧》篇同义。
元城先生曾经说：“古代的史书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寓意深远。而且像《前汉书》，每同列传的人，也各有用意。杨王孙，是武帝时人；胡建，是昭帝时人；朱云，是元帝时人；梅福，是成帝时人；云敞，是平帝时人，为一列传。大概这五个人都不得其中，然而他们的用意则都可取。王孙裸葬，虽然不是圣人之道，然而他的用意在于矫正厚葬。胡建为军正丞，不上请而擅自斩杀御史，然而他的用意在于严明军法。朱云以区区口舌斩杀师傅，然而他的用意在于去除佞臣。梅福以疏远小臣而言及于骨肉权臣之间，然而他的用意在于尊崇王室。云敞犯死救师，虽然不是中道，然而忠义所激，稍近其中，所以叙传说：‘王孙裸葬，建乃斩将，云廷讦禹，福逾刺凤，是谓狂狷，敞近其衷。’说这五个人都狂狷，不得中道，只有云敞近于中，这就是他们为一列传的原因。”
世人说五角六张，这是古语。曾经记得开元年间，有人向明皇献俳文，其大略说：“说什么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然是千年一遇，且不要五角六张。三郎指的是明皇。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所以明皇为太子时号五王宅。宁王、薛王，是明皇的哥哥；申王、岐王，是明皇的弟弟。所以称之为三郎。五角六张，指的是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这两天做事多不成，然而一年之中不过三四天。绍兴癸丑年，只有三天：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张，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过四天，其他都仿照这个。
王禹玉二十岁左右，在湖州参加秋解试，《瑚琏赋》，官韵端木。赐为宗庙之器，满场中多第二韵用木字。说：“唯彼圣人，粤有端木。”而禹玉独于第六韵用之。上睎颜氏，愿为可
世所传《五栁集》数本不同，谨按渊明乙丑生，至乙巳岁赋《归去来》，是时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诗，或云辛丑岁，则方三十七岁；或云辛酉岁，则已五十七，而诗云“开岁倐五十”，皆非也。若云“开岁倐五日”，则正序所谓正月五日，言“开岁倐忽五日”耳。近得庐山东林旧本作“五日”，宜以为正。又旧《气和》“天象澄”作“此象讹”耳。集中如此类极多，今特举此一篇。
诗书之序，旧同在一处，不与本篇相连。如《尧典》《舜典》以下，《闗雎》《葛覃》以下，并一简牍而书之。至孔安国乃移之，故曰「书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后毛公为《诗传》，亦复如是。故「逸书」「逸诗」之名，可以见者，缘与今所存之序同此一处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则亡之矣。葢其余则简编众多，故或逸之。今之「逸书」「逸诗」，是也。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汤之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注云：「成汤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据此文意，则成汤之后中间别无君也。然孟子云：「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据此则中间又有两君矣。史记：「汤崩，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以此考之，然则书所谓「成汤既没，太甲元年」者，葢为伊尹欲明言成汤之徳以训嗣王，故须先言成汤既没，非谓中间无二君也。而注误认此语，遂失之，当以孟子、史记为正。
五栁与殷晋安别诗旧本十韵第九韵云才华不隠世江湖多贱贫第十韵云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今世有本无第十韵故东坡诗送张中亦止于贫字云不救归装贫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长一遇尽因勤而旧本云游好非少长一遇定因勤葢其意云吾与子非少时长时游从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语最妙识者自知之
唐秘书省吏凡六十七人，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故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笔匠六人。且世但知乡邨之吏谓之亭长，殊不知唐诸司多有之。《尚书省志》云：“以亭长启闭传禁约”，则知三省亦有也。然装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谓之潢，其义未详。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日，并行诗赋经义。书题中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者拒之，使不得进也。难任人，则忠信昭而四夷服。东坡习大科日，曽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而新经与注意同。当时举子谓东坡故与金陵异说，以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故四夷服。及东坡见说，怒曰：「举子至不识字，輙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尽黜之。惟作难【去声】字者皆得。」葢东坡原不曽见新经，而举子未甞读注，故也。闻之于柴慎微。
古今之事，有可资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词》云：「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匡合。东方朔云：「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展了十岁。此事真可絶倒。
古人吟诗，絶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歩屧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微细之物，皆能见之。若夫与客对谈，急趋而过，则何睱视详，至于是哉？仆甞以此理问仆舅氏，舅氏曰：「《东山》之诗，葢甞言之。」「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此物寻常亦有之，但人独居闲时，乃见之耳。杜诗之源，出于此。
吴兴老释子野雪葢精庐诗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栖禅夜见月东峯初清磬落岩谷焚香满空虚夙慕
译世人所传的《五柳集》几个版本各不相同。我仔细考证，陶渊明生于乙丑年，到乙巳年作《归去来兮辞》，这时他四十一岁。如今《游斜川》诗，有的说是辛丑年所作，那时他才三十七岁；有的说是辛酉年所作，那时他已经五十七岁，而诗中却说“开岁倐五十”，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如果说“开岁倐五日”，那就正是序文中所说的正月五日，意思是“新年倏忽已过五日”罢了。近来得到庐山东林寺的旧本，写作“五日”，应当以此为准。又如旧本《气和》诗中“天象澄”写作“此象”，是讹误罢了。集中像这样的错误极多，现在只举出这一篇为例。
《尚书》和《诗经》的序文，旧本都同在书后一处，不与各篇正文相连。比如《尧典》《舜典》以下，《关雎》《葛覃》以下，都是写在同一简牍上的。到了孔安国才把它们移出来，所以叫作“书序”。序文是用来阐明作者意图的，意思明显容易看见，应当放在正文附近，所以把它们引出来分别冠于各篇之首。后来毛公作《诗传》，也是这样做的。所以那些失传的《书》《诗》篇名，之所以还能被看见，是因为它们与现在保存下来的序文同在一处。如果它们像现在这样分别冠于各篇之首，那就失传了。大概是因为其余的简编太多，所以有的失传了。现在所说的“逸书”“逸诗”，就是这种情况。
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注解说：“太甲是太丁的儿子，成汤的孙子。”太丁没有即位就死了，等到成汤去世，太甲即位，称元年。只有元祀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注解说：“成汤去世超过一个月，太甲即位，安顿灵柩并禀告先王。”根据这段文字的意思，那么成汤之后中间没有其他君主。然而孟子说：“成汤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太甲败坏成汤的法度，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宫。”根据这个说法，那么中间又有两位君主了。《史记》记载：“成汤去世，太丁没有即位就死了，于是立太丁的弟弟外丙，这就是帝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去世，立外丙的弟弟仲壬，这就是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去世，伊尹才立太丁的儿子太甲。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根据这些来考证，那么《尚书》所谓“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大概是伊尹想要明确陈述成汤的德行来训诫嗣王，所以必须先说成汤已经去世，并不是说中间没有两位君主。而注解说的人误解了这句话，于是出现了错误，应当以孟子、《史记》的说法为准。
《五柳与殷晋安别》诗旧本有十韵，第九韵说“才华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第十韵说“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现在世上的版本没有第十韵，所以东坡诗《送张中》也只到“贫”字，说“不救归装贫”。又如今本说“游好非久长，一遇尽因勤”，而旧本说“游好非少长，一遇定因勤”。大概它的意思是说：我与您并非从小或长时间交往，只是今天一旦相遇，所以定下交情罢了。这话最妙，懂的人自然明白。
唐代秘书省的官吏共六十七人，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故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笔匠六人。况且世人只知道乡村的官吏叫亭长，却不知道唐代各官府大多都有亭长。《尚书省志》说：“由亭长负责开关门户、传达禁令”，由此可知三省也有亭长。然而装潢恐怕就是现在的表背匠，但称之为“潢”，其含义尚不明确。
元祐年间，东坡主持科举考试时，诗赋和经义并行。书题中出了难题：“任人蛮夷率服。”注解说：“任，通‘佞’。难，是拒绝的意思，使佞人不能进用。拒绝佞人，那么忠信就显扬，四方蛮夷就顺服。”东坡参加大科考试时，曾作过《忠信昭而四夷服》的论说文，而新经与注说的意思相同。当时的举子认为东坡故意与金陵的异说不同，认为“难于任人”，那么得到贤者，所以四方蛮夷顺服。等到东坡看到这种说法，生气地说：“举子竟然不识字，竟然把‘难’（去声）当作‘难’（平声），全部黜落。只有作‘难’（去声）字的都录取了。”大概是因为东坡原本没有见过新经，而举子也没有读过注说，所以如此。这是听柴慎微说的。
古今的事情，有值得一笑的。太公八十岁遇见文王，世人所知的。然而宋玉《楚辞》说：“太公九十岁才显贵荣耀啊”，确实没有遇到他的匡辅。东方朔说：“太公身体力行仁义，七十二岁才被周文王、周武王任用。”唉！太公老了，刚被东方朔减了八岁，却被宋玉加了十岁。这件事真让人笑得前仰后合。
古人吟诗，绝不草率。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说：“步屧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说：“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况且独酌就没有敬酒酬答，徐步就不是奔走。因此蜂蚁之类，微小的东西，都能看见。如果与客人对谈，急忙走过，那么哪有闲暇仔细观察，达到这种程度呢？我曾经用这个道理问我的舅舅，舅舅说：“《东山》这首诗，大概已经说过了。”“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这些东西平常也有，只是人在独居闲暇时，才能看见罢了。杜诗的来源，出于此。
吴兴老僧子野雪盖精庐诗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栖禅夜见月东峰初清磬落岩谷焚香满空虚夙慕
端成旧未识岂为疎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余茂苑繁华地流水野僧居何当一游咏倚阁吟踌蹰右苏州招昼公诗昼公即皎然也居于湖旧说皎然欲见韦苏州恐诗体不合遂作古诗投之苏州一见大不满意继而皎然复献旧诗苏州大称赏曰几误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长见示而輙希老夫之意且苏州诗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效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译端成以前不认识我，难道是因为疏远吗？愿以碧云之思，方君怨别之情。我身处茂苑这繁华之地，却像野僧一样居住在流水旁。何时能一同游览吟咏，倚靠楼阁吟诗徘徊？
这是苏州韦应物招昼公的诗，昼公就是皎然。皎然住在湖州。旧时说皎然想见韦苏州，担心诗体不合，于是作古诗投给他。韦苏州一见，非常不满意。后来皎然又献上旧诗，韦苏州大加赞赏，说：“几乎错失大名，为何不直接以所长示我，却擅自迎合我的意旨？”况且韦苏州的诗格如此高古，而皎然突然效仿他，理应不及。士人想要迎合他人，可以以此稍作警戒。
同州澄城县有九龙庙，然只一妃耳。土人云冯瀛王之女也。夏县司马才仲戯题诗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龙。」过客读之，无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槱，皆温公之侄孙，豪杰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惨然也。
圣人之言，何其逺哉？虽弟子皆可与闻，而又择其中尤可与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曽子为上首，故孔子与之言《孝经》。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须菩提为上首，故佛与之言《金刚经》。余弟子不与也。
楚辞·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茘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仆读至此，始悟庄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嚬，邻人效之，皆弃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嚬，无不佳者。如屈子以笑为宜，而荘子以嚬为美也。若丑人，则嚬固增丑状，而笑亦不宜矣。屈、荘皆方外人，而言世间事，曲尽其妙，然亦不害为道人也。
襄邓之间多隠君子。仆为淅川令，日与一老士人郑正字楚老往还。楚老之言可取者极多，今但记其论天一说。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无所考据，独一说简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终日在天中行止。』张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仆初未信其言，俄被差为金州考试官，行金房道中，过外朝、鸡鸣、马息、女娲诸岭，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则自下望之，岂不在天中行乎？后又观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则乗刚气而行。』葢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则为神灵之所居，三光之所县。葢天积气耳，非若形质而有拘碍，但愈高则愈逺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仆不信也。」
杜工部《送重表侄王砯评事》诗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又云：“次问最少年，虬须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于《丙吉传》云：“武帝曽孙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语葢出于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畧如此。今特举此一篇。
县尉呼为少府者，古官名也。汉《百官表》云：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则奉养天子，名曰禁钱。府是别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以亚大司农也。葢国朝之初，县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亚于县令。
东坡至黄州，邀一隠士相见，但视传舎，不言而去。东坡曰：“岂非以身世为传舎，相戒乎？”因赠以诗，末云：“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此葢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备礼请见，与之语，不答，瞪目而去。士亷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耶？”乃简条目州，遂大治。东坡用事之切当如此，皆取隠士相见不言之意也。
今之契丹谓中国为汉者，葢有说也。西域传载武帝轮台诏曰：“匈奴防马，前后足，言秦人，我丐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故今契丹谓中国为汉，亦由是也。
郑吉传》云：威振西域，并防西北道，故号都防。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懐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直，成于郑吉。仆以《西域传》考之，乌垒去▯兹国三百五十里，而乌垒去阳闗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于西域为中。然乌垒户百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余国咸聴指挥。葢汉积威之所致也。始信女骞，以三五胡人守中国一大郡，而人不敢图者，良有以夫。
沈传师游岳郁寺诗云：「承明年老輙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葢，用严助故事也。」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今以传师传考之。」穆宗时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舎人。翰林阙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防天子宻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职，俄出为湖南观察使。故传师于诗以见其志。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归，与东坡同途，两舟相防，未甞一日不相见。甞记东坡自言：『少年时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使北语録，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
译同州澄城县有一座九龙庙，但只有一位妃子。当地人说她是冯瀛王的女儿。夏县的司马才仲戏题诗道：“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龙。”过往的客人读了这首诗，没有不笑出声的。才仲名叫棫，他哥哥才叔名叫槱，都是司马光的侄孙，是豪杰之士，都未满四十岁就去世了。司马光每次提到他们，必定神色凄惨。
圣人的言论，是多么深远啊！虽然弟子都可以听闻，却又选择其中特别可以交谈的人来对他们说。孔子的弟子都孝顺，而曾子居首位，所以孔子对他讲《孝经》。佛陀的弟子都理解空性，而须菩提居首位，所以佛陀对他讲《金刚经》。其余的弟子就不包括了。
《楚辞·山鬼》说：“仿佛有人兮在山间，披着薜荔兮系着女萝。眼神含情兮又宜于微笑，你爱慕我兮因为我的美好。”我读到这里，才领悟庄子说的话：“西施捧心皱眉，邻居的人效仿她，都弃家逃跑。”况且美人的容貌，无论是笑还是皱眉，没有不美好的。比如屈原认为笑是适宜的，而庄子认为皱眉是美的。如果是丑人，那么皱眉固然增加丑态，而笑也不适宜了。屈原、庄子都是超脱世俗的人，却谈论世间的事，曲尽其妙，但这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得道之人。
襄阳和邓州之间有很多隐君子。我担任淅川县令时，每天与一位老士人郑正字楚老交往。楚老的话值得采纳的很多，现在只记录他关于“天”的一番议论。楚老说：“古今谈论天的人很多，都没有考证依据，唯独有一种说法简单明了且可信。《列子》说：‘整天在天空中行走停留。’张湛注解道：‘从地面以上都是天。’这话可信。我起初不相信他的话，不久被派去担任金州考试官，走在金州到房州的路途中，经过外朝、鸡鸣、马息、女娲等山岭，高度达到十里或二十里。那么从下面往上看，难道不是在天空中行走吗？后来又看到《抱朴子》说：‘从地面以上四十里，就乘着刚气而行。’大概从这里以上，越高越清，就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日月星辰悬挂的地方。大概天是积聚的气体，不像有形质的物体那样有阻碍，只是越高就越远罢了。如果说从地面到天总共若干里，我不相信。”
杜甫《送重表侄王砯评事》诗说：“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又说：“次问最少年，虬须十八九。”然而“十八九”这三个字，出自《丙吉传》说：“武帝的曾孙在掖庭外家的，到现在十八九岁了。”这话大概出自这里。这才相信老杜用典故如同天成，大略就是这样。现在特别举出这一篇。
县尉被称为少府，是古代的官名。汉代《百官表》说：大司农供给军国之用，少府则奉养天子，名叫禁钱。府是别处的储藏，少是小，所以称少府，以次于大司农。大概宋朝初年，县里大多只有县令和县尉，县令既然被称为明府，所以县尉被称为少府，以次于县令。
苏轼到达黄州，邀请一位隐士相见，隐士只是看了看驿站，不说话就离开了。苏轼说：“难道不是以人生如寄居驿站，互相告诫吗？”于是赠给他一首诗，最后说：“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这大概是用朱桃椎的故事。高士廉备礼请求相见，与他说话，他不回答，瞪着眼睛离开。高士廉再次拜谢说：“祭酒是让我以无事治理蜀地吗？”于是简化条目治理州郡，于是大治。苏轼用典故如此贴切，都取用了隐士相见不说话的意思。
现在的契丹称中国为汉，大概有说法。《西域传》记载汉武帝轮台诏说：“匈奴防备马匹，前后足，说秦人，我乞求你们的马。”注解说中国人称为秦人，是习惯旧称。所以现在契丹称中国为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郑吉传》说：威震西域，并防守西北道，所以号称都护。在中西域设立幕府，治理乌垒城安抚各国，诛伐怀集他们。汉朝的号令颁布到西域了。开始于张骞，完成于郑吉。我用《西域传》考证，乌垒距离龟兹国三百五十里，而乌垒距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在西域居中。然而乌垒户一百一十，人口一千二百，能作战的士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听从指挥。大概是汉朝累积威势所导致的。这才相信女子张骞，用三五个胡人守卫中国一个大郡，而人不敢图谋，确实有原因啊。
沈传师游览岳郁寺的诗说：“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盖，用严助故事也。”严助担任会稽太守，几年没有消息，赐书说：“制诏会稽太守：你厌倦承明庐，劳累侍从之事，现在用沈传师的传记考证。”穆宗时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任中书舍人。翰林缺承旨，按次序轮到沈传师，穆宗想当面任命，他推辞说：“学士院长参与天子密议，其次是宰相，臣自知必定不能，愿治理一方，为陛下养育百姓。”于是称病出京，于是以本官兼任史职，不久出任湖南观察使。所以沈传师在诗中表达他的志向。
元城先生说：“我北归时，与苏轼同路，两船相遇，不曾有一天不见面。曾经记得苏轼自己说：‘年轻时与其父和弟弟一起读富郑公出使北方的语录，说到大辽国主说：用兵则士马物
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辽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叹其言，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时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
译因此，国家承受其祸害；爵位赏赐日益增多，臣子从中获利。所以凡是北朝大臣中鼓励用兵的，都是为自己打算，而不是为北朝打算。辽主深知利害所在，所以没有用兵。’三人都感叹他的言论，认为既明白又切中事理要害。当时老苏对两个儿子说：‘古人有这种意思吗？’东坡回答说：‘严安也有这种意思，但不像这样明白。’老苏笑着认为他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