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斋占毕卷二

译下摆，称为襴。这就是现在的公服。这是外域服饰的样式。这几样，学士大夫都安于穿着，却没有人建议革除。不仅不想革除，甚至在庆元年间，四凶弹劾朱文公的奏章中，竟将深衣、冠、履视为怪服、妖服。唉，难道不令人悲哀吗！令人痛心吗！暂且记录下来，以等待喜好古制、博学高雅、通晓礼制、见识通达的人士来匡正。

译孔子诔

宣圣的诔辞在多处记载中互有差异。《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记载，孔丘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辞说：“苍天不佑，不肯留下这位老人，使我独自一人在位，使我忧心忡忡。唉，多么悲哀啊！”尼父（孔子）没有自我约束。而《礼记·檀弓》却说：“鲁哀公为孔子作诔辞说：‘上天不留下老人，没有人辅佐我的位置。唉，多么悲哀啊！’”尼父的说法与《左传》不同。而《史记·孔子世家》与《左传》所载完全相同。而班固《汉书·五行志》则说：“孔丘去世，哀公为他作诔辞说：‘昊天不佑，不肯留下这位老人，使我独自一人在位而止步’”，又与《史记》不同。大圣人的诔辞尚且如此众说纷纭，何况地位较低的人呢？

成王冠颂

《家语·冠颂篇》记载，周公命令祝雍为成王作冠颂，说：“祝王通达而不要防备。”祝雍回答说：“使君王亲近百姓，远离衰老，珍惜时光，施惠于财物，亲近贤人而任用能人。”其颂辞说：“美好的月份吉祥的日子，君王开始戴上成年礼帽，去除君王防备的心思，心中想着天子职责，恭敬顺从昊天，以四方六合为法式，遵循你的祖辈父辈，永远永远没有穷尽。”而晋代张华《博物志》却说：“成王行冠礼，周公让祝雍说：‘言辞通达而不要过多。’祝雍说：‘亲近百姓，远离诸侯，亲近道义，珍惜时光，施惠于财物，任用贤人使唤能人，彰显先帝，光耀以奉承皇天的美好福禄。’”差异如此之大，不知张华依据什么，而与《家语》不同呢？然而我考证六经中，夏商周三代时很少出现“先帝”的说法，秦以后才称“先帝”，那么张华就是依据错误了。

麦秀之歌

《史记·箕子世家》记载：“箕子朝见周王，经过旧殷墟，感慨宫室毁坏，长出禾黍，箕子悲伤，想哭却不可以，想流泪，因为那接近妇人的行为，于是作《麦秀》之诗来歌唱。其诗说：‘麦子秀穗渐渐生长啊，禾黍油油茂盛。那个狡诈的孩童啊，不与我友好。’世人对此都很熟悉了。然而我曾讨论《尚书大传》所载，则说：‘微子朝见周王，经过殷旧墟，看见麦子秀穗蔪蔪啊，禾黍蝇蝇茂盛，说：‘这是故父母之国，于是作《麦秀》之歌。歌说：‘麦子秀穗渐渐生长啊，禾黍油油茂盛。那个狡诈的孩童啊，不与我友好。’《史记》《尚书传》所载之歌，只差末句一字，只有《书传》序与歌中‘蔪蔪’‘蝇蝇’字不同。《宋玉笛赋》《枚乘七发》都作‘麦秀蔪兮’，注：‘麦芒也’，字词的稍许差异不为紧要。但《史记》认为是箕子，而《书大传》认为是微子，且称父母之国，尤其有理。不知司马迁依据什么，而与《书传》矛盾呢？”

龙蛇之歌

《史记·世家》记载，晋侯赏赐跟随逃亡的人，介子推不谈论俸禄，俸禄也没有轮到子推。跟随的人怜悯他，在宫门上悬挂书信说：“龙想要上天，五条蛇为辅佐；龙已经升云，四条蛇各自进入自己的居所，一条蛇独自怨恨而不见踪迹。”我曾观看刘向《新序》，却说子推的诗说：“有龙矫健，将失去它所有的；蛇跟随它，周游天下；龙进入深渊，得到它安身所有的；蛇跟随它，独自得不到甘雨。”司马迁、刘向相距不远，且刘向号称博览群书，所载不同如此，所以一并记录于此。

坡诗不入律

黄鲁直和东坡韵说：“我的诗像曹郐，浅陋不成邦国；您像大国楚国，吞并五湖三江。”他尊崇坡公可谓到了极点，而自比可谓渺小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深意在于自负，而讽刺坡诗不合韵律。曹郐虽小，尚有四篇诗收入《国风》；楚国虽是大国，而《三百篇》绝无采纳。直到屈原才开始以骚称为变风。黄又曾说坡公文辞好骂，谨慎不可学习；又指出坡公文章妙绝一世，而诗句不及古人。相信这些证据。

汉遗文

唐代栁宗直编《西汉文章》只依据正史及《文选》而编纂，遗漏散失很多，现在略举其一二：如王襃《祭金马碧鸡神文》说：“汉持节使王襃敬祭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见于《后汉史西南夷传》注。又汉代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死葬铭说：“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其铭文依据什么？王史威长记载于张华《博物志》，虽然欧阳集古、赵明诚《金石录》也遗漏这个。如董仲舒《日食祝》见于《周官·太祝》注，这些都是文辞简古，不可缺少的，所以记录于此，以资博识之士考证。

唐遗文

唐文多有遗漏散失紧要的，如宋璟梅花赋，皮日休认为其清便富艳，有南朝徐庾体，因此效仿作桃花赋。现在皮日休的桃花赋尚存，而宋璟的梅花赋却不传。又唐末张曙中和年间考中进士，避难到巴州，在郡楼宴饮，座中作击瓯赋，极其精工。郡楼因赋显名，后人于是命名为击瓯楼，而此赋也不传。如姚铉编《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

译《唐七十家大全集》，以及宋初馆阁所编纂的《文苑英华》，其中唐代关于花木、音乐的赋各有十余卷，但这两篇赋都不在其中。只有《击瓯赋》在巴州郡楼还有碑刻留存，我的曾祖父担任巴州副职时，曾将墨本收藏在家中，如今经历战乱兵火，碑刻也已毁坏。恐怕岁月久远，这篇赋也会湮没无存、无从考证，所以全部录下，希望尚能流传。至于《广平梅花赋》，我平生访寻始终未能得见，实在可惜，等待日后广泛访求。现在先将张曙的赋录在后面：

《唐张曙击瓯赋并序》

宋玉在《九辩》中说：“哀叹我生不逢时”，如今我也是生不逢时。甲辰年，我流落巴南，躲避许州的溃败军队，郡刺史非常欢快地接待我。春天的一天，登上郡东楼，楼下俯瞰巴江，摆上酒食，聚集乐师，以此互相娱乐。谈话间，有位马处士最后到达，他擅长击瓯，便请求在清静的地方演奏，于是施展出绝妙的技艺。处士通过审察音律来知晓声音，我通过审察音乐来知晓教化，这就可以抑制淫靡放荡，顿挫匏竹之乐，运动节奏，出鬼入神。太守请我作赋，我说：“没想到作乐竟能达到这种境界。”酒酣兴浓，提笔作赋如下：

器物作为本质啊，洁白而坚贞；水作为本性啊，柔和而清澈。水投入器物而呈现形象，器物借助水而发出声音。起初因心意而度曲，随即应手而引发情感。无不敲击得萧瑟明亮，撇捩得纵横交错。为何不从匏丝乐器中兴起，为何不从金石乐器中产生？谁制定了节奏，快乐了我的生平？那里多么繁盛啊，高楼宴饮欢喜。叩击寂静蕴含商音，穷尽品味福祉。拂过绮井而连续高飞，送别枫汀而蜿蜒曲折。山崖角落有雪，呼啸声如雕虎睁眼。潭上无风，迅疾声如金虬摆尾。目光流转心在言语，波涛回旋浪在旋转。似要奋起却又停驻，若将穷尽却又连绵。难道不像惊沙中鸣叫的大雁，高柳下鸣叫的蝉？董双成青琐窗内鸾鸟饥饿啄食，打开珠网；穆天子红缰马解脱踏破琼田。赠送给衡山与盱眙，神清气古。既然嗟叹不足以表达，想必以悲哀为主调。发誓不向单于台畔和唱塞外的胡笳，定不进入宋玉的筵席跟随齐竽楚舞。急促时奋袖，曲折时萦绕丝带，潺潺如陇底之泉下流，呜咽如涔阳之橹上行。黄莺隔着溪水对语，一浦花红；猿猴缠绕树枝哀吟，千山月午。这些都是从有进入无，妙动枢纽。波光粼粼则如水心云母，丁当声则如杖杪真珠。于是激发春卉，惊动灵姝，羞愧得钿筝金铎失色，愁听鬼啸神呼。此时曲终，酒尽烟迷雾隔，回顾旧步而徘徊，有余声而滴沥。临流想要离去，依依不舍；转头互相观看，情意绵绵。太守说：“遭遇良辰好乐，回归淳朴讽咏赋诗，已经劳烦你进献文书；用讴歌作为序言，留下芳尘。”我便歌曰：

江风兴起啊江楼春深，千里万里啊愁杀人。楼前芳草啊关山道，江上孤帆啊杨柳津。是什么赐给我啊击拊之乐，眷顾我啊殷勤。回首而渔翁鼓桨，凝眸而思妇沾巾。当筵一曲，人生一世，何必纷扰于是非，何必顾慕于兴衰？飘动帽缨适宜进入醉乡，自然知晓天人之际。唐代文士在酒宴片刻之间，写出这样的大篇文章，难道不伟大吗？

译汉鳻雀辨

《汉书·黄霸传》记载：“鹖雀聚集在丞相府。”“鹖”字读音为芬，不读曷。现在的人通常按照“曷”字来读它，这是错误的。查考《黄霸传》苏林的注释说：“这是现在武贲所佩戴的鹖。”而颜师古注释说：“苏林的说法不对。”这“鹖雀”读音为芬，本来是与“鳻”字通用的，鳻鸟类似凤凰。至于“鹖雀”的“鹖”，青色，好斗不停，俗称为鹖鸡，读音为曷，与这读音为芬的“鹖雀”不同，所以记录下来以纠正错误。

晋志之误

我过去与妻弟罗君玉一起研读《晋书》，君玉说：“嵇康被杀，是在晋文帝执掌魏国大权的时候，怀疑不应该在晋书中立传。向秀死在魏朝，他的传记也是如此。又说‘君苗没有姓氏’，吕安没有传记，与嵇康通信的人，都应当考证。”

钱载年号之始

冯鉴的《事始》记载后魏孝庄帝时，钱币稍微轻薄，高道穆说：“论今复古，应当改铸大钱，钱文上记载年号，以记录其开始。”冯鉴于是认为钱币上记载年号，始于此时。我查考杜佑的《通典》，历叙古今钱币的制度，记载宋武帝孝建初年铸造四铢钱，钱文曰“孝建”，一边钱文曰“四铢”，那么钱币上记载年号，实际上始于宋武帝孝建年间。孝建元年甲午，距离后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己酉铸造“永安五铢”钱的年份，共七十六年，记载清清楚楚，怎么能说始于永安年间呢？冯鉴读书不精细，误以为高恭的奏请记载年号以记录其开始，于是认为这件事始于此时，不知道高恭的奏请是说改铸大钱年分的开始，并非这件事的开始，这固然可笑。当时南北分裂，各自修史，冯鉴于是失考了年代的先后，见识多么低下啊？恐怕后学承袭错误，不得不辩明。

铜鼓始于汉

我曾经看到陆游务观的笔记中有云：“我初次见到梁朝欧阳頠的传记，称頠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说铜鼓历代所无。等到我在宣司见到西南夷的铜鼓颇为精良，秘阁下的古器库也有两枚。这鼓是南蛮使用的，不足以辱没秘府的收藏。然而自从梁朝时已经如此珍贵，不知是什么道理。”以上都是陆放翁的笔迹。只是我曾经观看《后汉书·马伏波传》说：“马援征讨交趾，得到骆越铜鼓，改铸马式呈上，诏令放置在宣德殿门。”那么铜鼓已经见于后汉传记，并非异书。陆氏说梁朝方才珍贵，已经失实了。而欧阳生自梁朝距离汉朝并不很远，却说历代所无，尤其令人惊讶。

王防贡职两图之异

东坡有《阎立本职贡图》诗注，引用《谭宾录》记载：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颜师古奏称昔日周武王时，远方国家归顺，于是集合其事为《王防篇》，可以图写留给后人，作为《王防图》。”诏令阎立本绘制它。等到查考《唐书》，也同称为《王防图》。到武宗时，黠戛斯君长来朝，李德裕上言，有诏令续绘《王防图》，即没有“职贡”之名。而所谓“贡职图”者，见于《秘府群玉帖》中，李公麟所述云：“梁元帝时，萧绎镇守荆州时，作《贡职图》，描绘其形貌，而识别其土俗，首虏而后蜑，共三十余国。唐朝阎令作《西域图》，兼绘彼土山川，而绝色伽梨，共九国，中有狗头大耳鬼国，为可骇，都是为了盛防同，而奢远览，也是贡职的流类。”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书于奏邸竹轩。详此，那么“贡职图”是萧绎所作，而《王防》及《西域图》是阎立本所作。坡指“职贡”为阎所图，错误了。

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

传记小说多失实。只如事始，说蒙恬造笔，蔡伦造纸，都不一定如此。蒙恬是秦朝人，而诗中已有“彤管”，指女史所载之笔；又传称“史载笔”，又“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又《尚书·中候》云：“〇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又《尔雅》及《说文》云：“秦谓之笔，楚谓之律，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其来源尚早。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非毫也；到蒙恬而始用兔毫耳。殊不知《庄子》书中有“防笔和墨”之句，则以毫染墨明矣，竹笔岂可防耶？《庄子》在秦之前，笔非造于蒙恬明矣。况且崔豹《古今注》：“蒙恬之为笔也，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亦非谓兔毛、竹管也；那么又岂可谓兔毫起于蒙恬耶？此端由《说文》“秦谓之笔”一句以误后世。又如蔡伦是后汉人，而前汉《外戚传》云“赫蹏书”，注谓“赫蹏乃小纸也”，那么“纸”字已见于前汉，恐怕亦非始于蔡伦。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纸笔始此二人，则不可也。

汉四皓歌同异

《古今乐录》：四皓隐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

译仰天长叹，于是作歌。查考《汉书》，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年龄都在八十岁以上，胡须眉毛都白了，所以称为四皓。崔鸿说：四皓曾任秦朝博士，目睹焚书坑儒之事，便退隐于商山，于是作歌道：“苍天啊苍天，深谷蜿蜒曲折，树木茂盛浓密，高树巍峨耸立，住在岩洞之中，以岩石为帷帐，以洞穴为垫席，紫芝光彩鲜明，可以充饥，唐尧虞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该归向何处呢？”这首歌记载于《先秦文章》及《文指》中，世人都有所见闻。然而我读皇甫谧的《高士传》却说：四皓看到秦朝政治暴虐，便逃入蓝田山，作歌道：“高洁的隐士啊，深谷蜿蜒曲折，紫芝光彩鲜明，可以充饥，唐尧虞舜的时代已远，我将归向何处，四匹马拉的高车华盖，其忧患实在太大，富贵留人，不如贫贱能放纵心志。”两首歌内容互有差异，但《高士传》中的歌更为出色，所以一并收录。

译辩《兰亭集序》未被选入《文选》的失误

林之奇在《观澜文序》中说：“《文选》不收《兰亭集序》，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遗憾。陈正敏在《遯斋闲览》中说：‘王右军的《兰亭集序》因为用了“天朗气清”一词，这本来是描写秋景，所以没有被选入。况且“丝竹管弦”这句话也有重复之嫌。’我认为陈氏的说法浅陋。周公作《时训》，以二十四节气确定七十二候，三月为清明，“朗”就是“明”的意思，说的是气候正当辰时出火，清明且明朗，如果不是“天朗气清”又是什么呢？况且张衡《归田赋》说：“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萧统选取《归田赋》入选却遗漏了《兰亭集序》，这正是苏东坡所说的“小孩强作解事”。而陈氏又附和“丝竹管弦”重复的说法，不知道《张禹传》中说：“后堂理丝竹管弦。”班固的注已经将其解释为四种意义。况且舜有白玉管，唐代贺怀智的琵琶以鹍鸡筋为弦之类，不一定只有丝竹才能称为弦管，这哪里足以诟病王右军的文章呢？所以我记下这些，用来洗刷萧统和陈正敏的浅陋。

苏东坡注释的错误

苏东坡在《元修菜诗》的自序中说：“菜中美味的，有我们家乡的巢菜。老朋友巢元修嗜好这种菜，并且说：‘如果孔北海见到它，应当又会说这是我家的菜吧。’这是指杨梅是杨家的水果，孔雀是孔家的禽鸟这类事。然而这并非孔北海所说，也不是针对杨德祖而言的。孔融字文举，任北海太守；杨修字德祖，都是汉末同时代的人，都被曹操所杀，在后汉书中都有传记，都不记载这件事。只有《世说新语·言语门》记载：‘梁国杨家的儿子，九岁，非常聪慧。孔君平拜访他的父亲，父亲不在，于是叫儿子出来，儿子摆设水果，水果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给儿子看说：‘这是你家的水果。’儿子应声回答说：‘没听说孔雀是你家的禽鸟。’’其注释说：‘王隐《晋书》说：孔坦字君平，会稽山阴人，擅长《春秋》，官至廷尉卿，即不曾注。’说杨氏子就是杨修。现在《晋书》自有孔坦传，他在晋元帝、成帝时做官，距离孔融、杨修之死将近百年了，怎么会有关联呢？巢元修一时错误地举出孔融为例，苏东坡便因此在序中写下，固然失于考证。而赵次公注释苏东坡的诗，竟然胡说《世说新语》注杨氏子就是杨修；又在注释《赠僧惠表》的诗时，直接说：‘《世说新语》中孔融指着杨梅戏弄杨修说：“这是你家的水果”。’不知道凭借什么证据，竟敢如此胡说。赵次公这类错误很多，暂且举出一例，作为不审慎笺注者的笑柄。”

五平五侧体

《西清诗话》记载晏殊任汝阴太守时，梅尧臣去拜访他，在颍河上设酒宴。晏殊说：“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字，稳妥贴切，如‘枯桑知天风’就是。遗憾没见到全用仄声字的。”梅尧臣驾船离开后，便作了四十字的五仄体诗寄给晏殊，如“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等，确实是佳作。然而晏殊只引了一句，而梅尧臣赋全篇，已经觉得辞费。我又曾看到陶渊明的诗“万族各有托”，韩愈的诗“此日足可惜”，杜甫的诗“寂寞白兽鬬”，都是杰出的诗句。其余各家五平五侧的句子很多。至于皮日休、陆龟蒙，又有五平五侧的唱和，在《松陵集》中。假如说其他人纷纷不足数，那么陶、杜、韩的诗句可以忽视吗？梅尧臣、晏殊都号称博学，却都说“遗憾没见到”，为什么呢？又他们所赋的诗，果真能掩盖这三位的作品吗？我对此有疑问，不得不记下。

芰与蓤二物

前辈的笔记小说固然有字误，或是刊本的错误，因而后生未学不考证本源出处，承袭谬误很多。现在略举一端：如马大年永卿著《懒真子录》，辨析王逸注《楚辞》以芰为蓤，秦人曰薢茩的错误，是正确的。可惜他的字有差错，意义就不明确了。永卿说《尔雅》薢茩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蓤也，关西谓之薢茩，字音皆又云蓤。厥攟注，今水中芰，这都是马所记录的。现在我考证《尔雅》正本，则说薢茩芵光，注芵明也【即今决明也】或曰防也【字从卩非从冫】及至蔆蕨攟，然后从凌注水中芰也。那么防与蓤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王逸错误地引用陆生的防曰薢茩而为水中之蓤，其失明甚。而马又并用从水两蓤字交证，且误以芵光芵明为英光英明，这是马大年的错误尤其可笑。

酒价绯鱼

丁谓任参知政事，真宗曾问唐代酒价多少？丁谓回答每升三十文。皇上说：“怎么知道？”丁谓引用杜甫的诗说：“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皇上喜欢他的对答。又蔡薿廷试第一，不久召对，徽宗问：“唐代京官五品才赐绯佩鱼，借绯就不佩。”本朝沿袭其制，蔡薿回答说：“在唐代借绯也佩鱼”，于是背诵白居易的诗为证，说：“亲朋相庆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投老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

译（他）即将朱红色的官服归还给铃阁，却穿着青色官袍侍奉在玉阶之下。无奈那娇憨痴傻的三岁女儿，绕着腰啼哭寻找银鱼袋。”皇上尤其喜欢他应对的敏捷。这两件事正相类似，但关于佩鱼的对联更切合典故，可见大臣应对时不可没有学问。谓，字谓之，是姑苏人；薿，字文饶，是河内人，两人都见于曾慥《诗选纪载》的记载。后来我因为看到李太白诗中有“金樽美酒斗十千”的诗句，认为李白与杜甫是同时代人，为什么诗句中所说的酒价忽然差异如此之大？有位客人开玩笑说：“李白说的是美酒罢了，恐怕杜甫老是不挑酒喝，在乡村小店喝压茅柴酒就醉了吧。”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但这说法也合乎情理。

译杜牧的《阿房宫赋》中“长桥卧波，未云何龙”一句，原本确实是“云”字，是后人传抄时的讹误。“云未雩何龙”实在毫无道理。杜牧的意思，大概是说长桥横卧在水波之上，就像龙没有得到云彩而飞不起来，正如蛟龙得到云雨，恐怕终究不是池中之物的含义。如果加上“雩”字，不仅没有意义，同时也错误地解读了“龙”字。《左传》中“龙见而雩”，注释说“龙”是指龙星，并非真龙。龙星没有出现就举行雩祭，现在说“未雩”，那么龙应当没有出现，有什么形状可见呢？龙又是星名，与长桥的气势有什么关系呢？又这篇赋善于用典，凡是作文的方法，经典可以印证史书，史书不能印证经典；前代史书可以印证后代史书，后代史书不能印证前代。如《阿房宫赋》所用的典故，不出于秦代，只有“烟斜雾横，焚椒兰也”这两句，尤其不可企及。六经只把椒兰当作香料，比如“椒其馨其臭”、“兰有国香”等。《楚辞》也只把椒兰当作香料，比如“椒浆”、“兰膏”等。沉水香、檀香、龙涎香、麝香等字，都出自汉代西汉以后，词人才引用。到了唐代诗文，则大量引用沉水香、檀香、龙涎香、麝香作为香料，而不及椒兰了。杜牧这篇赋独独引用椒兰，是不用秦代所没有的东西作为香料。就像近世文人作《汉宫词》、《婕妤怨》、《明妃曲》，却引用“梅妆”、“莲步”等字，尤其可笑，这些都是齐代末年以后才有的事，汉代难道能见到并效仿吗？刘观堂所说的“不善用典，被典故所驱使”，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

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最得风人之体，但“二月卖新丝”恐怕应当作“四月”。因为二月时蚕尚未出生，“戴胜降于桑”是三月内的节气，各地必定在这个时候蚕事才兴盛。大概《月令》中蚕事是在季春之月，《祭义》的注也说三月月底以后，《豳风》中“蚕月条桑”也指三月，二月怎么会有新丝呢？应当是“四”字在传抄时讹误成了“二”。至于说“五月粜新谷”则是有的。

古今同姓名的人很多，但祖孙父子同名，是可以指责的。《论语》中已有两个南宫适，汉代已经很多，到晋代尤其严重。比如两个刘毅【晋武帝时有一个刘毅，晋末又有一个刘毅，都有传记】、两个周抚同时【一个是彭城内史，造反后被杀，见于《纪》而无传；一个是王处仲的将领，有传】、两个孙秀【一个是吴国降将孙秀，见于《贾充传》；一个是赵王伦的宠臣，见于《陶侃传》】、两个解系【一个解系自有传，另一个解系见于《陶璜传》】、两个周访【《周访传》中有与周访同姓名的人，罪当死，官吏误抓周访，周访奋起攻击，官吏都逃跑了】、两个王恺【一个王恺，是武帝的舅舅，与石崇争奢，有传；一个王恺，是安帝时的丹阳尹，见于《防稽王道子传》】、两个王浑王澄【王浑是太原人，因平吴功劳封侯，儿子王澄为亭侯，王浑有传而王澄无传；又有王人有个儿子叫王澄，王人无传而王澄有传；又有王戎以王浑为凉州刺史】。又唐文宗下诏让韩翃知制诰时，又有一个韩翃任太守，皇帝写下韩翃《寒食诗》的一绝句说：“与此韩翃纵同时而同姓同名，无足怪也。”然而《容斋随笔》记载拓跋魏的安同，父亲名屈同之，长子也名屈，这是祖孙同名。襄阳有隋代处士罗君的墓志说：“君名靖，父亲名靖，学问优异但不做官。”这是父子同名。我认为魏安同的祖孙同名，可以推托说北魏是北狄的风俗，不足以礼义来责备；而罗君是中华人，又号称处士，竟然父子同名，怎么能僭越处士的称号呢？比起司马迁因为赵谈与父亲同名而称为“同子”，岂不是相差万倍吗？

山谷说：班氏因为鬬谷于莵而得姓，凡是班姓都应当从“斑”，史书写作“班”，是错误的。

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蓺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这是概括刘禹锡《何卜赋》中的话：“曰同涉于川，其时在风防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蓺于野，其时在泽伊穜之利，乃穋之厄。”东坡用一联十四字而包尽刘禹锡四对三十二字的含义，大概是夺胎换骨的妙处。至于如《前赤壁赋》尾段一节：“自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至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联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更加奇妙。

东坡的表忠观碑，先列奏状作为序，到制曰“可”，而系之以铭，其格式很新颖，是仿效柳柳州所作的寿州安丰县孝门铭，大概是以忠比孝，全用其体制罢了。柳宗元的孝门铭，史臣已全载于唐孝友传，文辞很典雅。苏轼的表忠观碑，比起柳宗元有过之而无不及，难怪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的年表来赞许

译这样。两篇文章在防范主观臆断方面，确实符合史学的规范了。

译周敦颐的《爱莲说》如同屈原的《橘颂》。

《左传》说：“拿草木来比喻，我与之气味相投。”屈原《离骚》一篇之中，本来就是用香草来比喻君子的。然而在《九章》中，特别突出了《橘颂》这一章。朱熹先生说：“‘受命不迁’，是说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成枳树”，屈原是把自己比作志向节操像橘子一样，不可迁移改变。最后又说橘子的崇高纯洁，可以比作伯夷，应当树立为榜样来效法，这也是借此寄托自己的情怀。我根据朱熹的话，认为周敦颐写《爱莲说》，称莲花为花中的君子，也是用来自况，与屈原千古以来思路一致。不仅如此，这两篇文章，都不到二百字，咏橘、咏莲，都能穷尽事物的性格和妙处，没有多余的蕴意。这是诚心所发出的，超越了万物，都具备于我而显现于外，这是值得敬重的。读者应当精心体会。

柳宗元的《正符》驳斥封禅文

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典雅，是西汉文风的宗师，然而难免借符瑞来开启武帝的奢侈之心，君子已经以此为耻。后来扬雄模仿它写了《剧秦美新》，尤其可耻。班固的《典引》也引用符瑞来效仿这种错误。唐人作《玉牒》《真纪》，来美化唐玄宗，尤其浅陋。等到柳宗元写《正符》说：“接受天命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吉祥的符兆不在于祥瑞，而在于仁德。只有人的仁德，而不是天上的祥瑞，这才是真正的符兆啊！”没有抛弃仁德而能长久的，也没有依赖祥瑞而能长寿的，于是彻底洗刷了前代作品的陋习，令人欣喜。

大小各适其性

庄子的书中有“鹪鹩在林中筑巢，不过占用一根树枝”，又说“大鹏乘着旋风盘旋九万里，然后乘风而下”，这大概是齐物的议论。后世有人依据这个说法来写赋的，比如张华赋《鹪鹩》，自比非常渺小；李白赋《大鹏》，自比非常宏大；都只是适其本性罢了，不出庄子齐物论的范围。

汉唐史书选取当代的文章作为赞叙

本朝宋祁《新唐书·藩镇传》的序言，全文载入了杜牧的《守论》一篇；实际上班固《项籍传》的赞语全文载入了贾谊的《过秦论》一篇。大概《守论》是藩镇的事实，而《过秦论》实际上是项氏的根源。不嫌弃选取当代词人的文章来证明它。然而司马迁也曾选取《过秦论》来赞《秦纪》了，只是隐去了贾谊的名字而书写他的文章，几乎像是掩盖别人的善行。哪里比得上班氏直接在赞语中说：“从前贾谊的《过秦论》说……”，像搏蛟缚虎的手法，何必都出自自己之手呢。宋祁沿用这种体例，尤其受到欧阳修的称美。不仅班固、宋祁擅长一代之史笔，而且贾谊、杜牧两人的文章，在信史中更加光彩了。

六出四出花

《吕氏春秋》说：草木的花都是五瓣，雪花独自六瓣，古今没有人能解释其道理。只有朱熹先生说地六为水的成数，雪是水凝结成的花，所以六瓣。有人说花中只有岩桂四瓣是异类，我说土生万物，其成数是五，所以草木花都是五瓣。只有桂是月中的树木，居西方，地四是西方金的成数，所以花四瓣而呈金色，且在秋天开放。说这桂在《离骚》中，是用来比喻君王的。先师魏了翁《岩桂诗》说：“虎头防防开金粟，犀首累累佩印章。”自注说：“顾虎头善于画金粟佛，公孙衍佩戴五国相印，真是善于借喻而体察物性了。”我也曾赋岩桂说：“四出花中异，三开格外芳。名髙评月品，韵胜霸秋香。”有人颇为赞许，认为不可移赋其他花木。

加田

《周礼》司勋“只有加田没有国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实封也”。

中书缴词当始于唐人

《邵氏闻见録》唐代制度，只有给事中能够封还制书。本朝康定年间，富弼知制诰，封还词头，中书舍人缴词头，从富弼开始。又《王巩闻见録》富弼知制诰，封还遂国夫人词头，朝论认为没有近例。然而多是富弼以余考之，则是殊不知《续通典》中所载，长庆元年中书舍人白居易缴还独孤朗、温造、李肇、王镒四人除刺史词头，说：“臣未敢撰进。”那么唐代中书舍人已有封还词头的先例，并非始于本朝富弼。王巩、邵博都号称博洽之士，而都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呢？

唐给事中草制学士不草制

《吴曾漫録》：“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诰，封还杨怀敏词头。皇上问宰相先例，文彦博回答说：‘唐代给事中袁高不草拟卢杞的制书，那么唐代典故，给事中也草拟制书吗？’所以成就袁高的志向云。”又韩渥《金銮宻记》说：“崔贻范在凤翔围城中，挟持李茂贞起复作相，韩渥应当草拟制书，抗言论其不可。半夜中人把词头投给韩渥说：‘学士不要以性命为戏。’韩渥不回答，关门睡觉。第二天没有麻制宣读，李茂贞说：‘陛下任命宰相，学士不肯草拟制书，与反叛有什么不同？’昭宗说：‘你推荐崔贻范，我不拒绝；韩渥不草拟制书，我也不拒绝。只是道理分明罢了。’”至于范镇的《蜀公东斋记事》：“真宗想要立章献为后，杨文公不草拟制书。章献既立，杨

译文公心中十分不安，于是借口母亲生病，请求留在任上休假，带着榜子和孔目官离开了。学士不肯起草诏书，从唐代的韩渥开始就是这样。

译折梅派遣使者，始于诸发，并非始于陆凯。

《荆州记》说陆凯与范蔚宗交好，陆凯从江南派遣使者寄去一枝梅花，送到长安给范蔚宗，并附诗一首说：“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后世纷纷引用此例，都以陆凯和范蔚宗为证据，却不知道《刘向说苑》已经记载越国使者诸发手持一枝梅花赠给梁王，梁王的臣子叫韩子的，环顾左右说：“哪有送一枝梅花给诸侯国君的道理？”那么折梅遣使就始于此事了。

学斋占毕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学斋占毕>

钦定四库全书

学斋占毕卷三

宋 史绳祖 撰

日随天左旋

我先前撰写补亡的《月采篇》，辩驳日月随天向左旋转，援引张横渠、朱文公、魏鹤山的言论，以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作为证据，详尽无遗。后来因为阅读陆德明《周易音义》，读到《明夷》卦“明夷于左股”的注疏，马融、王肃将“股”字注音为“般”，解释说“旋转，日随天向左旋转”，这才知道经书注疏已经提及此事，不必等到注疏以及后世的辩驳，尤其确切无疑。可惜先儒没有引用这个，所以记录下来以补充前面的说法。

秤乘易数及三数乘四之疑

我已经在前面卷册中详细论述了以秤量物平施以及三乘四的数理。有拘泥的儒生问我：“您用秤的两端乘以易数，又用三数乘以四数，固然非常精详，前所未闻。然而不知道先儒没有提及这些，而您却说了，不几乎是在穿凿附会经文吗？”我急忙回答说：“这是什么话！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也是敏求于先儒的言论，而深入研究思考以推广它。从前有人问伊川先生：‘《易经》多重？’回答说：‘《易经》重一斤。’大概是说一斤总共三百八十四铢，而《易经》总共三百八十四爻。我得以以此乘以易数，则没有不吻合的。又蔡节斋晚年从朱文公那里学习易说，朱文公说：‘《易经》注疏终究要用三数乘以四数，才为精密。’大概天一地二，而阴阳的数理完备；天三兼之，而因此起数。三是天数，四是地数。只应当用天数乘以地数，怎么可以用地数乘以天数呢？”我因此用三乘以四，没有不吻合的。人们只怕不精思罢了，难道是我的臆说吗？那人羞愧而退下。

因重乃伏羲而非周文

从前我撰写《丽习堂记》，列举《易经》系辞，说伏羲观察形象画卦，八卦排列而成，而形象在其中，因而重叠它，而爻在其中，说画，说重，都是伏羲氏。说文王重叠《易经》，只是太史公的臆说，而此前未曾听闻。如果重叠确实出自西伯，那么十三卦的卦体为什么已经在神农、尧、舜的时代具备而取象呢？有人又说：《易经》说十三卦制作的意思，大概是取自《易经》卦象，只是取其义与象契合，不必见到卦而后才开始有所作为。然而这是孔子的话。我急忙回答说：您研究《易经》太固执了！即使认为这是孔子的话，难道不可以相信司马迁的话吗？况且经书有明确的证据，现在列举出来与您明辨。晳的《周官》太卜掌管三种易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注疏说《易》是揲蓍变易的数理，连山是伏羲，归藏是黄帝，每卦八，别卦是重叠的数理。有人说夏曰归藏，以坤为首；商曰连山，以艮为首；周曰周易，以乾为首。详查《周礼》，别卦都是六十四，而注疏以别为重，那么伏羲重叠为六十四，是明白的大验证了。《周官》是周公所作的书，如果确实是西伯重叠《易经》，那么怎么会有儿子掩盖父亲的善行，而直接说三种易经的经卦都是八，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呢？所以唐代陆德明说伏羲因河图而开始画八卦，因而重叠它为六十四。文王拘禁在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称为十翼。而伊川程子也说：上古圣人开始画八卦，三才的道理完备了，因而重叠它，以穷尽天下的变化，所以六画而成卦。而朱子元晦《易本义》也说：六画的，是伏羲所画的卦。伏羲仰观俯察，见到阴阳有奇偶的数理，所以画一奇以象征阳，画一偶以象征阴。见到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的形象，所以自下而上再加倍而为三，以成八卦。三画已经具备，八卦已经形成，就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在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他的说法非常详细，可信不假。现在您不相信周、孔、程、朱的格言，而迷惑于迁、雄浅陋的诬说，您研究《易经》，太固执了！那人理屈词穷而退下。

传注引逸书之误

《左传》昭公十年，子皮回来，对子羽说：“《夏书》说：‘欲败度，纵败礼，我之谓矣。’”注疏说：“逸书也。”又十七年，太史说：“在此月也。”所以《夏书》说：“辰不集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