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斋占毕卷四

译您说“上”是末梢，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弱”的含义，希望您能详细地告诉我其中的道理。”我回答说：“这不难理解，古文的篆体本字都没有勾脚，‘本’和‘末’两个字都应当从‘木’字。因为一个阳爻隐藏在木的下方，使得根株温暖稳固，所以称为‘本’；一个阳爻散开在木的上方，使得枝叶繁荣茂盛，所以称为‘末’。至于大过卦，下卦为巽，上卦为兑，四个阳爻积聚在中间，两个阴爻处于初爻和上爻，就像树木一样，上部缺损下部短小，根本和末梢都虚弱，所以说‘栋桡凶’。这是从‘木’字的字义来阐述的。”提问者说：“各位儒者的解释，没有像您这样说得如此详细的。”又有一位老儒问：“伊川先生在成都讲授《易经》时，有一个桶匠经过，指着未济卦说：‘这个卦的六爻都失去了应有的位置，还没有人阐明它们失位的原因。’我回答说：‘大致来说，每个卦的六爻中，初、三、五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这个卦下卦为坎，上卦为离，初爻是阳位却由阴爻占据，二爻是阴位却由阳爻占据，其余四个爻也都是这样，这就是六爻失位。在六十四卦中，只有未济卦是这样，这也就像两个阴爻处于初爻和上爻，四个阳爻居于中间，只有大过卦是这样。’”老儒说：“这个义理也没有像您说得这样详细明白的，希望您把它记录下来，以造福后学。”然而我也不敢自以为自己的说法已经穷尽了真理。

译乾元用九，天下治。

我先前在泸州讲解先天图卦，以及为帅干任文虎撰写《读易堂记》时，详细论述了天地之数止于九而已。这是先天与后天的共同规律。因为先天之数是九数，后天之数若将上下经序卦图反过来看，也都形成十有八卦的始终，也不超出九数。所以先天卦位中，乾居一，以对应坤八；兑居二，以直对艮七；离居三，以配坎六；震列于西，以当巽五。上下相合，数皆为九。这是从环图内卦观察得出的。从环图外卦观察，则乾兑之间，泰卦的外卦为坤；履卦的外卦为乾，即构成九数。大畜卦的外卦为艮，夬卦的外卦为兑，也是九数。由大畜向上直到乾，自兑向下直到临。乾兑对峙的卦为八个九数，以至于兑离之间、离震之间，以及巽坎、艮坤之间，无不如此。因为先天两卦上下相对而为九，其余六十卦左右相对也为九。以八个经卦各生出八个重卦，是三十六进而成为六十四，这是《易》的体。后天震兑两卦相对为九，其余六卦左右相对，上下经皆为二九十八，反复变互为六十四卦，而约简为互体三十六，作为《易》的用。先天因河图的九而分左右，都叠加二九而周遍六十四。后天衍洛书的九而分上下，也各为二九而总括三十六。伏羲与文王的《易》，先天后天都以乾为首，以九为用。如果知道乾这一卦可以概括六十四卦，知道九这个数可以穷尽六七八之数。因为天的终数是九而乾为天，所以九是数的极致，所以说九是究极。意思是说究极。这番话已见于我的草稿，误在蜀地眉州雅郡刊行于当时了。恰逢我奉君命召见，乘船抵达公安，极力上祠请求，因而寄居于此。寄居在竹林的蜀地士人，以及在渚宫做官的南方士人，登门求我讲解切磋。有人问我：“您的高文‘中乾元用九乃见乎天’，可以说精妙无遗漏，先贤未尽之处您都涉及了。请问‘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如何看出其用及治呢？”我急忙回答说：“好大的问题啊！然而仓促间数说不能详尽，即使更替仆人也不能说完。现在试着为您列举二帝三王用九及治的例子来说明。”

尧作为君主，其治理崇高浩大，无法用言语形容。然而《帝典》开头，不过说能够彰明俊杰的德行，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百姓昭明，万邦协和，黎民随之变得和顺。至于鲧治水，也是等到九年功绩不成，而后咨询四岳并让位。这是尧用九而天下治。舜在文祖接受禅让，也首先任命九官，让他们敬慎地显扬功绩。必定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或提升官员，这是总共九年。而后治理下土，设立居处方位，又作九共九篇。注解说共是法度。这是舜用九而天下治。至于三代则更加详细。夏禹治水，虽然说是天赐九畴，但划分九州、防御九江、疏导九河，直到九川，涤荡九泽，堤防建成后，六府三事得以治理，从而叙述九功，并作九歌。不仅如此，又收取九牧的贡金，来铸造九鼎。鼎有三足，九鼎共二十七足，以应三九二十七之数。每鼎重八千一百斤，九鼎共七万二千九百斤，以应七百二十九章之数，且应二期的日数。这是将九畴元数的章数寓于九鼎。以至于田赋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为九等，九州相同，四海统一。这是禹用九而天下治。至于商汤的盘铭，不过九个字，说德行日日更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诰命中所说德行日日更新，万邦才会归附，意志自满，九族就会离散。这是必定要日日更新德行，以亲近九族而怀纳万邦。所以承受天命而有九有之师，提升圣敬而施行九围之命，都是用九来治理。等到成周定鼎于郏鄏，访问箕子而叙述九畴。所以三代的通制，如井田制，取井字，开方八维与其中而为九。因为九夫为井，三三而九。四井为邑，三十六数，是乾的策数。坤的数是六，乘以四为二十四，是坤的策数。以一井论，则是一生三而三生九。以三井论，则是二十七。以九井论，则是八十一，应九畴之数。所以内有三妃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外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治理内外，都是九数。以至于成周将三辰升于旗，而定九章之服，取八卦之名物，建太常于中，而定九旗之号。王制定九畿，周官冢宰居六官之首，而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节财用，以九贡致邦用，以九两系国民。六典之中，以九为目，不可一概列举。这不是用九致治又是什么？不仅用于治理天下。如皋陶的陈辞，也有九德。孔圣人的话，君子有九思。又在《大传》中三次陈述九卦之德，作为切近人事的警戒。三次举出九经

译对于《中庸》，以决断为治理天下国家的要领。圣贤的言论，明亮如同日月；帝王的治理，广大如同天地。夏商周三代以后，因循陋习、见识狭隘，哪里足以知晓“用九”的道理呢？他们的治理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人缩手旁观说：“这话多么富有哲理啊！”这又是过去贤人所未能达到的境界。我于是明白了我在学斋中所学习的道理。因此退下来将其记录下来，以等待学识渊博的人来指正。

译禹应当对应鼎卦

孔子在《易大传》中说，圣人制作器物崇尚取象，用来应对形而下的事物，称之为器。所以自从包牺氏近取自身、远取万物，开始创立八卦，制作结绳作为网罟，用来打猎捕鱼，大概是取象于离卦。神农氏利用耒耜的便利，来教导天下人，大概是取象于益卦。在日中时设立市场，取象于噬嗑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大治，大概是取象于乾坤二卦。以至于舟楫、杵臼、弓箭、房屋、棺椁、书契，在十三卦中都有取象。而在五帝之后、三代之先，唯独遗漏了夏禹，他的事迹散见于各卦的彖辞、象辞和爻辞中，有的说是商汤、周武王的革命，有的说是文王、箕子的明夷，有的说是高宗讨伐鬼方，有的说是帝乙嫁妹。三代的贤明君王都取象于直卦，禹却是贤明君王中最显赫的，却不取象于直卦或爻辞，这非常可疑。我从前在鹤山书院时，遇到一位老赵丈，他是现在伯美中舍的族叔祖，精通《易经》且有根据，鹤山先生也尊敬他。我当时正跟随鹤山先生学习《易经》，有一天曾拿这个问题向老赵丈请教。赵丈说：“禹应当以鼎卦为直卦。”我问他详情，赵丈说：“我已经举出要点，你详细思考并寻求它作为直卦的原因，然后再告诉我也可以。”我反复推究了几天才得到其义理。大概因为制作器物崇尚取象，没有比鼎更大的了，所以鼎卦的彖辞说：“鼎，象也。”注解说：“是法象。”我才领悟禹的明德大功，本来就不是三王所能比及的，鼎作为法象的大器，也不是其他各卦所能比拟的。于是详细观察鼎的注疏，说：“鼎，是器的名称。自从用火烹饪之后，铸造金属制成这种器物，一方面有烹饪的用途，一方面有物象的法则，与《左传》所说的：‘禹收取九州的贡金铸造鼎，用来象征九州，使人们知道神奸，而魑魅魍魉无处可逃。’事情确实吻合。而鼎卦的大象传说‘君子以正位凝命’，况且鼎卦下面紧接着就是震卦，而孔子在《大传》中说‘主持器物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所以接着是震卦。五帝都是禅让，到禹才传位给儿子，又符合序卦的道理。而且震卦的注疏说：‘长子则正体于上，可以奉承宗庙的礼器，守护而不失。’又符合《大传》中关于主持器物的说法。我因此将这些回复给老赵丈，赵丈说：‘这是我所学的内容，你通过思考而得到，非常可喜。’我因此将这些回复给鹤山先生，先生说：‘其义理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然而《易经》有三位圣人，没有明确说出来，必定有他们的说法。暂且记下以资博洽。’

昧谷与柳谷

《尚书·尧典》分派和仲居住在西边，叫做昧谷。正经的注疏说：太阳落入的地方叫做昧冥之谷。《史记》注引用孔安国的话说：太阳落入山谷而天下昏暗，所以叫做昧谷。认为这是与羲仲居住在旸谷相对，其义理坦然明白。而《周礼》缝人制作衣翣用柳木，注解说：柳的意思是聚集，各种装饰聚集的地方。并且引用《尚书》说：分派和仲测量西边叫做柳谷。注疏于是说：柳是各种颜色聚集，太阳将落时颜色赤红兼有其他余色，所以叫做柳谷。其中说“书曰”的，是济南伏生《尚书》中柳的文字，现在《尚书》说居住在西边叫做昧谷，这是《周礼》注及疏的说法。然而我考证汉代孔安国所定的古文《尚书》只说“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是古昧字，最初没有柳谷的文字。等到旁考《史记·尧本纪》说申命和仲居住在西土叫做昧谷，徐广注说：一作柳谷，也是日入处的地名。太史公的帝纪务必改变二典的正文，先儒本来已经评论过他，徐广因而以柳谷地名来注解，也已经浅陋。到《周礼》的注又变成柳谷，就连谷字也改变了文字。《周官》到刘歆时才奏请设立博士，胡康侯父子已经列举其过失，而唐人的正义又穿凿附会说以各种颜色来代替各种装饰，来证明柳谷的义理，其看待汉儒义理更加疏远了。至于将昧改为柳，又没有其义理，虽然汉注唐疏都不容许巧言辩解，更加知道训诂注疏的附会如此。

苋陆、夬夬称人苋，字甚新

《易经》夬卦的九五爻辞“苋陆夬夬”，古注说苋陆是草中柔脆的，决断它非常容易，所以叫做夬夬。那么就把苋陆当作一种草，到马融、郑玄说苋陆是商陆，那么就把苋陆当作一种物。宋衷说苋是苋菜，陆是商陆；虞翻说苋是蒉，陆是商，然后分别成为两种。到注疏正义才引用子夏说苋陆是木根草茎，刚下柔上。马融、郑玄、王肃都说苋陆一名商陆，都把苋陆当作一种，只有董遇说苋是人苋，陆是商陆，把苋陆当作两种，最终没有订正其或一或二异名的说法。我因此说解释经典没有比《尔雅》更正确的，并且用祖先的因循来证明它。《尔雅·释草部》说蒉是赤苋，解释说赤苋一名蒉，现在苋菜中赤茎的就是。又说蓫薚，解释说药草蔏陆，一名当陆。起初没有苋陆一名商陆的说法，那么苋自是苋，陆自是陆，苋是菜，陆是草，它们是两种物体非常明显。宋衷说是菜，虞翻说是蒉，董遇说是人苋，这两家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我又特别喜爱人苋二字，非常新颖，可以说是诗的素材，而前人未曾举出，我推测世间有称马齿苋的，所以用人字来区别它，于是旁求于本草才得到答案。大概本草说苋实一名马苋，行义说苖

译又被称为人苋，红色的称为红人苋，后来又单独记载了马齿苋，这才详细区分了人苋与马苋的不同。因此说君子以不知道一种事物为耻，您又说学习《诗经》可以广泛认识草木的名称，因此说读经书应当连同传注一起阅读，传注中有疑问就旁征博引各家可作证据的材料来考证订正，这样才真正有益。我平生喜爱吃红苋菜，有人因此嘲笑我，至此才知道赤苋出现在《注防》中，并且查阅《图经》，明州有赤苋，当地传说赤苋是仙人种植的，于是作了一首小绝句：“《易经》称人苋，美柔英，夬决穷阴，日旅辰。不以色红为贵，尚何因，赤苋有仙人？或者也是服食其精赡吧。”

译闰月没有中气

唐人写诗，虽然精巧华丽，但往往有不懂义理而显得浅陋可笑的情况。比如李贺的《十二月词》，其中还有一首写闰月的，里面有一句说：“天宫葭琯灰剰飞”。这是把闰月当作第十三个月了吗？不知道葭灰飞动，每月只有一次，而闰月没有中气，即使是置闰的年份，也还是只有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没有第十三个月气候的道理。现在的官方历法就可以看出来，灰琯哪有剩余飞动一个月的道理呢？姑且举这一个例子，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

九经中没有的字

九经中有笔、墨、字，比如史官记载用笔、工匠、公输般削墨之类，却没有“砚”字，推测是古人用墨时用其他器具调和，就像《庄子》所说的“防笔和墨”那样。“砚”字虽然出现在《西京杂记》中“天子以玉为砚”以及异书引用的“帝鸿氏之砚”，但字并不见于经书。况且唐代人大多只是用瓦做砚台，所以韩愈的《毛颖传》只称它为陶〇。到了本朝初年，砚台才开始有谱录流传，端砚、歙砚两种石砚闻名天下。九经中有“烛”字，比如“夜行以烛”、“隅坐执烛”、“烛不见防”等，却没有“灯”字。到了汉代《竹宫祠太一》中“自昏至晓”，燃灯所以有七枝灯、百枝灯之类。然而《上林赋》中的“镫”字却只从金旁，是因为用五种金属铸造的。九经中没有“麫”字，《周礼》所说的“防”只是如今炒麦。到了王莽时期才有“啖麫”及“鳆鱼”的文字。九经中没有“茶”字，有人说“荼苦”就是茶。在《尔雅》中称为“槚”、“茗”，那就是现在的茶，但经书中只有“荼”字。九经中没有“防”字，到了宋玉《九辩》中“大苦咸酸”，注释说：“大苦就是防。”又《史记·货殖列传》中“盐防千荅”，前汉《食货志》中“长安樊少翁卖防，号称防樊”等。九经中没有“醋”字，只有“醯”以及用酸调和而已。到了汉代才有这个字。

体用字

先儒所说的“体用”二字，有人认为出自近世，这是不对的。《乾元亨利贞》的注释中说：“天，是确定本体的名称；乾，是体用的称谓。”意思是天的本体以健作为作用。又《天行健》的注释中说：“天是本体的名称，乾是作用的名称，健是它的解释。”这三处都出现了，最为详细完备。我认为“体用”二字，应当源于此。

成王冠颂

《大戴礼记》一书，虽然被列入十四经，但该书大体上杂取《孔子家语》的内容，分析而成篇目。又其中《劝学》一篇，完全是荀子的言辞；《保傅》一篇，完全是贾谊的奏疏。将子书史书混杂在经书中，本来就可以议论了。其《公符》篇记载成王冠礼的祝辞说：“成王加冠，周公让祝雍祝王【注：雍，太祝。定左与王为祝辞于冠告焉】说：通达而不要过多【辞多则像史官，少则不通达】祝雍说：让王亲近百姓，远离衰老【及时而施】亲近贤人任用能人，陛下彰显先帝的光辉【离，明也】以承受皇天的嘉美福禄，恭敬顺从仲夏的吉日【占者冠以仲春】遵循并大道芬或【当为芬或】秉持汇聚万福的吉祥神灵。开始加上昭明的元服，推远幼稚弱小的志向【免，犹弱也】推崇积累文武的宠德，肃敬勤勉于高祖清庙。六合之内，没有不休息的。陛下永远永远与天没有极限【注：凡一百字】然而我考证《家语·冠颂》，则《大戴礼记》所取的前后文都相同。只有《家语》说：“周公为成王加冠而朝见祖庙，命令祝雍作颂说：祝王通达而不过分。祝雍辞说：让王亲近百姓，远离衰老【寿长也】爱惜时间【爱时也】惠及财物，亲近贤人而任用能人。其颂说：今月吉日，王开始加上元服，去掉王的幼稚志向，心守衮职【戒服有礼文也】恭敬顺从昊天，六合以此为法式，遵循你的祖考，永远永远没有极限。”这是周公的制度。《大戴礼记》所载的祝辞已经冗长，与这典雅相比，本来就不类似了。而祝辞内有“先帝”及“陛下”字样，都是秦始皇才确定“皇帝”及“陛下”的称呼，周初怎么会有这些，可以说是不合常理到了极点。《家语》只称“王”字，言辞通达而意义明确，应当以《家语》为正确。后来张华的《博物志》也记载此颂，与《大戴礼记》所记相同，但去掉了“陛下”前后的四个字。张华因为“陛下”字出自秦代，去掉它确实是对的，却没有醒悟“先帝”字也不是周代的语言。其间又把“仲夏之吉日”误作“仲壹之言”，“曰稚免”误作“童稚数字”。我先前刊刻《先秦文章续集》，已刊刻张华《博物志》所记载的。偶然因为参考《家语》及《大戴礼记》，所以一并记载并详细辨析，希望确定《家语》的言辞为正确，而不误导后学。

王霸记

《周礼·大司寇》注引《王霸记》说：四面削去他的土地。又《王霸记》说：把他安置在空旷的场地。又《王霸记》说：纠正他的是杀了他。又《王霸记》说：残害他是因为他作恶。又《王霸记》说：犯令者是违抗命令，陵政者是轻视政令不遵循。又《

译《王霸记》说：“违背人伦，内外与禽兽没有区别，不能亲近百姓，就诛杀消灭他。”这六条内容都记载在司寇的注文中，而在其他书籍中未见此篇，推测它属于刑法条文一类的事。等到查阅西汉《艺文志》，《春秋》二十三家中没有这部《记》，在刑法家中也没有它。又考证《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都没有这个篇名，不知道汉代儒者是根据什么写成的。

译《诗史》百注浅陋

先儒说韩愈的文章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柳宗元的文章没有两个字没有出处。我认为杜甫的《诗史》也是这样，正因为他的字字都有依据，所以用“史”来命名。而近代所汇集的注解，虽然号称百家，实际上却并不详尽。至于遇到稍微浅近的字，就立刻说是蜀地的俗语来一概而论，这是多么浅陋啊！现在试着举出其中极浅显的几条来说明：如果说“斟酌姮娥寡”，大概是出自《易注》对临卦九二爻的正义：“需要斟酌事宜，有顺从与否。”如果说“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大概是出自东方朔《非有先生论》说：“谈论哪有那么容易。”以及《易注》对咸临卦的正义：“需要商量事宜”，这些都本于经史。刘禹锡因为六经的注解中有“饧”字而没有“餻”字，所以不敢使用。谁说杜甫会轻易使用俗语呢？可笑，可笑。

《骚》《雅》中“只”“止”字同义

屈原《小招》句句使用“只”字，大概是当时的语助词，朱熹已经辨证其中“陟降堂只”与《诗经》“陟降庭止”是相同的字义了。然而我又认为《诗经》中“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又说“言近止，征夫迩止”，那么《楚辞》和《诗经》中的“只”“止”是相同的字义，这就很明白了。

西汉没有《兵志》

班固的《汉书》有《刑法志》而没有《兵志》，兵制列在《刑法志》的开头。先儒说古代大刑使用甲兵，兵本来就是刑的一部分。然而我曾推究其本源，《尚书·舜典》任命皋陶时说：“蛮夷扰乱华夏，强盗奸邪，你担任士官，明晓五刑来辅助五教。”那么兵和刑本来就是合为一体的。所以司马光作《潜虚》说：“唐虞时期礼乐之官分为二，兵刑之官合为一。”在详略之间，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说法极高明。近来有一位新科进士从鄂州来说，本州催征粮食非常紧急，从笞刑到杖刑，从杖刑到徒刑，都一起使用。我感叹说：“古代用五刑来辅助教化，现在五刑反而用来督促征收粮食而虐待百姓吗？”冯县令说：“这个议论很伟大。”然而古代用五刑来辅助教化，从未施加于理财；现在郡县以上直到朝廷，刑罚专门用于理财，而往往教化不明，却未曾过问。我极其感叹他的话，因而哀叹末世如此错乱。

《容斋五笔》论《孟子》记舜事多误之言，未审。

洪迈著《容斋五笔》，援引广博，证据辩论，极为精详，大概是近代笔记中的冠冕。然而我看到其第三笔第五卷有说：“《孟子》记载舜的事迹多有错误，所以司马光等人都有怀疑非议的说法。其中最大的，是证明万章关于涂廪、浚井、象入舜宫的疑问，认为是对的。至于桃应关于瞽叟杀人的疑问，虽然说是假设疑似来请教，但也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话。《孟子》拒绝回答就可以了，却再三为他辩解，难怪会引起后学的困惑。”我认为洪迈这话过分了。在战国七雄时期，处士横议，邪说盛行，当时滋长炽烈，弟子如万章等人，都以当时所听到的作为疑问。《孟子》以端正人心、消除邪说为己任，正担心后世有人被邪说迷惑而疑以传疑，所以委婉开导，以破除邪说，所以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而《孟子》的题辞也只说：“这是解答疑难问题的书。”现在洪迈所怀疑的，是《孟子》因为万章而解答疑难，并非记载舜的事迹；因为桃应而回答疑问，并非言辞多余。洪迈怀疑过分了。况且司马光怀疑《孟子》，胡寅已经著《释疑》十四条来阐明它了。至于桃应这一条，朱熹又接着解释它说：“杨时曾经说，本来没有这样的事，这只是论述舜的心，而且我认为皋陶只是执守职分罢了，不是洞见皋陶之心的人不能这样说。”这一章的意义，在于显示圣贤所处的境地，无所不用其极，所谓“止于至善”啊。我认为《孟子》深得皋陶之心，朱熹深得《孟子》之心，谈论经书固然应当师从朱熹的说法，来破除洪迈的怀疑。我深恐后学困惑，所以引用胡寅、朱熹的话来订正它。

绘事后素

《论语》中孔子回答子夏说：“绘事后素。”这句话虽然出自逸诗，但孔子用它来比喻礼，我已经详细记载在前面了。后来因为阅读诸经，如《周易》贲卦上九：“白贲无咎。”注解说处于修饰的终结，锦缎最终返归素色，所以象辞说：“得志中庸，是说穿着锦缎崇尚素色，厌恶文采太显著。”《周礼》考工记：“凡绘画之事，后素功。”注解说：“白色最后布置，都是‘绘事后素’的意思。”《论语》是五经的统辖，难道还不相信吗？

忠臣不私与不和的辨析

后汉《任延传》：“皇帝对任延说：‘好好侍奉上官，不要失去名誉。’任延回答说：‘臣听说忠臣不徇私，徇私的臣子不忠。好好侍奉上官，臣不敢奉诏。’”本传只作“私”字，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而在《考异》中说：“《高峻小史》‘私’字作‘和’，意义稍长，现在采用它。”用绳墨来纠正祖先的谬误，可见“则不和”字并不比“不私”字意义更长。“和”，是经传中圣贤所赞美

译“和”这个字；“不和”，是圣贤所痛恨的字。如《乾卦》说“利者，义之和”，又说“保合太和”，又《咸卦》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经》说“既和且平，穆穆厥声”。至于《帝典》则说：“同寅协恭，和衷哉。”《传》说“九官相逊，和之至也”，难道曾经把“和”当作不忠吗？没有比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更极致的了，“不和”怎么能算是忠呢？至于“不私”，那么义理却更加深远了。话说“事君之道，无私；无私则至公，公则不阿，防止决无善事上官矣。”于延之回答光武帝，义理才更加深远，应当遵从本传。

译煎糖始于汉代，并非始于唐代。

《老学庵笔记》中有一条记载说：“闻人茂德是一位博学的士人，他说沙糖中国原本没有，唐太宗时外国进贡而来，询问使者，这是什么东西？回答说用甘蔗汁煎煮而成，其方法煎制后与外国的一样，从此中国才有了沙糖。凡是唐代以前的书传中提到‘糖’的，都是‘糟’罢了，这是没有深入考证的缘故。闻人茂德固然不值得责备，但《老学庵笔记》怎么竟相信他的说法而写下来呢？”我查考：《宋玉·大招》中已有“柘浆”一词，这是取用甘蔗汁始于先秦的证据。西汉《郊祀歌》中“柘浆析朝酲”的注解说取甘蔗汁来制作饴糖。又孙亮取用交州进献的甘蔗饧，而《周礼》《仪礼》的注解中“饴”字都说煎煮米和曲蘖而成，别名饧，那么煎煮甘蔗制糖在汉代已经出现，非常明显。而《说文解字》和《集韵》都解释糖为蔗饴，“曰饴”“曰饧”都是指坚硬凝固可以含在口中的东西，并非“糟”的意思。那“曰糟”的字只解释为酒渣，不解释为糖，怎么能说煎煮甘蔗始于唐太宗时，而此前只是糟呢？所以我引用经书注解和汉代传记来证明其错误。

一字诗并非始于苏东坡。

苏东坡的诗集中有和郭正辅的一字诗说：“故居劒阁隔锦官，柑果姜桂交荆菅，竒孤甘挂汲古绠，侥觊敢掲钩今竿。已归耕稼供藁秸，公贵干国髙巾冠。改更句格各謇吃，姑固狡狯加间关。”又有《郊居江干坚关扄》一首，以及四言诗一首，也叫做吃语诗。注释家以及苕溪渔隐都认为这是苏东坡出于创意以文章为戏。我曾经观看唐人姚少监的诗集中有《洞庭蒲萄架》诗说：“萄藤洞庭头，引叶漾盈揺。皎防钩髙挂，玲珑影落寮。隂烟压幽屋，蒙宻梦冥苖。清秋青且翠，冬到冻都凋。”那么这种体裁已经具备了。苏东坡不过是才高识广，造句杰出，有来历，因袭前人的体裁而为戏罢了。如果直接指认为苏东坡首创，那就见识浅陋可笑了。

学斋占毕卷四

学斋先生没有不读的书，读书时有所疑问就思考，思考后有所心得就记录，命名为“占毕”，用来惠及后学之人到了极点。然而这难道是先生自己创立的说法吗？他说：“土王于季夏”，说：“无极而太极”，说：“逸诗句”，说：“孟荀论性”，说：“饮食衣服变古”，说：“屈原橘颂”，说：“日随天左旋”，说：“三数乘四”，说：“中庸心性”，说：“不彻姜食”，说：“守令爱民”，一概以朱熹（紫阳夫子）的著作为证据。先生是学习朱熹的，朱熹教导人说：“学、问、思、辨四者都是为了穷究事理。”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学、问、思、辨而穷究事理的作品吧？求学的人应当通过这本书来探求先生的心意，通过先生来探求朱熹的心意。景定壬戌年冬至，门生鄱阳郭困拜手恭敬地作跋。

学斋占毕原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