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斋占毕卷三

译“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是指夏历每月初一的情形。杜预注解说：“这是散佚的《尚书》篇章。”我考察发现，这两段文字都见于今文《尚书》。比如子皮所引用的“欲败度，纵败礼”这两句话，现在见于《太甲》篇，属于《商书》，而子皮却认为出自《夏书》，这本来就是错误的。而杜预竟然认为是散佚的《尚书》，错误就更严重了。至于周太史所引用的“辰不集于房”这四句话，现在见于《〇征》篇，正是《夏书》，只是少了一个“不”字，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而杜预却注为散佚的篇章，实在令人惊讶。所以加以辨析，以说明传注不可完全相信，情况就是这样。

译逸书与今古文之异

《礼记·缁衣》引用《说命》的话说：“爵禄不施于恶德之人，百姓得以安立而端正，政事纯正而祭祀，这是不敬。政事烦琐就会混乱。”这与《尚书·说命》不同。注解说：“这大概是逸失的《尚书》篇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叔文子说：“《尚书》说：‘谨慎开始而敬重结束，最终就不会困窘。’”注解说：“这是逸失的《尚书》篇章。”文公二年，狼瞫说：“《周志》上有这样的话：‘勇猛就会伤害上级，不能登临明堂。’”注解说：“《周志》就是《周书》。”哀公六年夏天，《尚书》说：“只有那陶唐氏，遵循天道常规，拥有冀州之地，如今失去了正道，扰乱了纲纪。”注解说：“这是逸失的《尚书》篇章。”《毛诗》说：“众多的征夫，常常担心来不及。”注解说：郑玄引用《国语》中齐女告诉重耳的话说：“西方的书上有这样的话：‘怀恋安逸，确实会妨害大事。’”《国语》正文作：“确实会妨害大事。”而且注解说：“西方指的是周朝。”所有这些，或许与今文《尚书》存在文字差异或脱漏，或许没有完整记载，这也就是《书序》所说的“错乱磨灭”以及五十九篇之外的逸失《尚书》篇章吧。只是今文与古文《尚书》的差异，有超出逸失《尚书》范围的情况，现在略举几例作为辨析。比如《毛诗》注疏《鸿雁》小序注引用《尚书》说：“上天将要确立父母，百姓拥有政令和居所。”宣王致力于此。注疏说：“现在《泰誓》今文说：‘上天将要确立有圣德的人，作为天下的父母，百姓拥有善政和安居为重。’宣王致力于此，是说宣王所从事的安定聚集万民，是以作为百姓的父母为要务，意思与武王所赞美的一样。”又《诗》注疏引用《皋陶谟》“外薄四海”，现在定本作“外敷四海”，恐怕是不对的。注疏说见于《皋陶谟》，而今文却记载在《益稷》中。又《汉书·郊祀志》引用《泰誓》说：“正考察古时立功立事，可以长久延年，伟大的天道大法。”注解说：“这是今文《泰誓》。”《诗》注疏是孔颖达，西汉注是颜师古，都是唐代人，却都引用今文《泰誓》，这就不是逸失的《尚书》。现在合看古文、今文《尚书》，都没有这样的话，不知道这两家是从哪里取证的呢？我家有吕大防刊刻的古文《尚书》一册，吕大防的序言说：“从宋次道家得到唐代版本，都圈出古字，并且说这本书从汉到唐在学官流行，天宝年间古文逐渐衰微，下令废除这本书，用今文代替，而且颇改其辞，比如《洪范》‘无颇’改为‘无陂’之类，古文从此断绝，只有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保留了一二而已。”我用这个版本考证，也没有这两家所引用的《泰誓》的话。只有《费誓》中有一处辨疑，不能不纠正，以剖析后世的疑惑。今文《尚书·费誓》首句说：“鲁侯命伯禽居住曲阜，我……”我曾经怀疑鲁侯就是伯禽，怎么又自己发出命令？这个字极害义理。各家注解都不能剖析。现在看这古文《尚书·费誓》篇首句原本没有“命”字，其文只说“□〇柏□〇□□训”。今文“鲁侯伯禽居住曲阜而已”，那么今文多出了字，疑惑就涣然冰释了。

舜七始咏

前汉《律历志》引用《尚书》说：“我想要听到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用来出纳五言，你听我的，这是帝舜。”意思是说用律吕调和五声，施加于八音，合起来成为音乐。七，是天地四时人的开始。顺应以歌咏五常之言，听之则顺应天地，有序于四时，应合人伦，本于阴阳，源于情性，用道德教化，用音乐感化，没有不同一的。只有圣人能统一天下的心意，所以帝舜想要听到它。“七始咏”三个字，今文《尚书》却只作“在治忽”。注解说考察天下治理及怠忽者，在于“治忽”二字。对于“六律五声八音”的解释，注家颇为附会反常，不如班固所载“七始咏”义理训诂全都协调。又《礼乐志》房中祠歌说：“七始华始肃倡和声。”孟康注引用班固所载说：“七始是天地四时人的开始，作为乐名。”由此可知汉初尚存此“咏”施加于祠乐。我说“七始咏”三个字很新颖，可以加上“舜”字作词题赞颂之类，如徐子仪应试宏词《岁舜五乐颂》也是引用《班志》“舜修五礼五乐”。注解说《尚书》云“五玉”，“玉”字应当是“乐”，大概已有五瑞即玉了。而且注列五乐的名目于下，即此类。因此一并记下。

中庸心性

我最近在明新口讲解《中庸》《大学》篇义，有人以其中“中者乃其心”“常者乃其性”“庸者常也，合中与庸亦合心性而言之也”几句话为疑，我已经因为张宰叔兰的提问而回答了。后来又有问：“《中庸》为何一字不及心，而你以中为心，依据是什么？”我说：“这正是说‘中’字应当指心而言，而《中庸》一篇只言性而不及心，所以我断言‘中者乃其心’而言。然而其说不为

译没有依据，《帝典》将“允执厥中”附会于“道心惟微”，这正是朱子《中庸》序中所说的“天命率性就是道心的意思”。所以朱熹《语录》又说：“性是本体，情的作用，心则统摄性与情，兼括动与静而成为主宰。”又回答景绍关于心与性区别的提问说：“性是心的道理，心是主宰身体的，情、性、心只有孟子和张载说得最好。孟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仁是性，恻隐是情，必须从心上发出来。张载说‘心统性情’是对的。因为性是理，性是体，情是用，性和情都出于心，所以心能统摄它们，是说心有所主宰。”我因此依据这几种说法，认为《中庸》首先说“天命之谓性”，就是“中”所发出的；接着说“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达之道”，“和就是情”，也出于“中”所发出的，所以庸与和就是性与情，而都统摄于心的“中”。中能够统摄庸，所以说中庸而不能说庸中；心能够统摄性，所以说心性而不能说性心。比如胡宏说“天命之谓性”是性乃天下的根本，然而尧、舜、禹、汤、文王、孔子六位君子先后相互告诫，必定说心而不说性，为什么呢？回答说：心是认识天地、主宰万物以成就性的。六位君子是尽心的人，所以能确立天下的根本，这就是“中是天下的根本”，说性而心在其中了。又朱熹说“中是心的本体”，吕氏也说：“这心极其虚空，没有偏倚，所以称为中，用这心来应对万物的变化，没有一处不是中的。”我因此断定说：“中就是心”，就是根据这些。

译艮卦“厉阍心”

唐代李鼎祚所编集的《易传》，李巽嵓在序言中引用时颇为采纳。我近来仔细研读，发现其中都是汉晋诸儒的解说，其中虞翻一家的观点较多，而且比王弼的解说稍为确切，难怪他自夸曾梦见吞下三画（卦象）。关于艮卦九三爻辞：“艮其限，裂其夤，厉阍心。”现在的《易经》作“熏心”，而李鼎祚本作“阍心”，并且引用虞翻的注解说：“限，是腰带的部位。坎卦代表腰，九五爻来到九三爻，坎卦代表心，厉，是危险的意思。艮卦代表阍（守门人），阍，是守门的人。坎卦象征盗贼，盗贼摇动门，所以危险危及守门人的心。”古文中“阍”字写作“熏”，马融因此说“熏灼其心”，但没听说过用坎水去熏灼人的。荀爽把“熏”当作“勲”，或者又误作“动”，都是不对的。大体上李鼎祚对六十四卦的解释，都依据动爻、互体卦来说明，这不是后人所能企及的。又在鼎卦中：“鼎，象也。”注中引用虞翻的话说：“六十四卦都观察《系辞》，唯独在鼎卦提到‘象’，为什么呢？因为观察事物的形象就能知道器具，所以唯独提到‘象’。”这尤其有道理。我又考证：艮卦代表阍寺（守门人），这是《易经》《系辞》、《说卦》中的说法，虞翻加以引用，并非曲解学问。

三陈九卦

《易经大传》三次陈述九卦，孔子圣人对此有深远的防备之意。张载（横渠）问：《系辞》唯独讲述九卦的德行，切近人事。从“德”字来说，可以说深得其中奥妙。然而只讲清楚了第一次陈述的内容，对于第二次、第三次陈述尚有余意未尽。现在推演来说：从“履德之基”到“巽德之制”，都用“之”字来阐发它们的德行，这是第一次陈述。从“履和而至”到“巽称而隐”，都用“而”字来阐发九德的本质，这是第二次陈述。从“履以和行”到“巽以行权”，都用“以”字来阐发九德的作用，这是第三次陈述。这九卦有德、有体、有用，细细体味，才能发现它们切近人事的关键所在。

不彻姜食

《论语·乡党》说吃饭时不撤去姜。王安石曾经向刘贡甫询问其中的含义，刘贡甫善于开玩笑，随口回答说：“根据《本草》，多吃姜会让人损伤智力，大道不是用来开导民众，而是用来愚弄他们的。孔子正用大道教导世人，所以劝民众吃姜来愚弄他们的智力。”这本来是拿玩笑来讽刺王安石在经学上过于穿凿附会。王安石起初赞同他的说法，后来慢慢醒悟那是玩笑。等到朱熹（晦庵朱文公）咏叹子姜的诗中有两联说：“姜云能损心，此谤谁与雪？请诵去秽功，神明看朝彻。”自注说：“《本草》记载姜久食可以去除臭气，通达神明；有人说姜伤心气，不可多吃，这不是我的观点。”由此领悟了孔子不撤去姜的意思。唉！圣贤格物致知的学问，体现在一言一语之间，无不是教诲。那些像刘贡甫一样玩弄他人、丧失德行，又近乎侮辱圣人之言的人，哪里知道他们的错误呢？

常仪常娥之辨

古今荒诞怪异的说法，没有比《淮南子》更极端的了。大概因为刘安恍惚荒诞，自托于神仙，而撰写《鸿烈》一书，不值得相信。然而后人多引用《淮南子》来注释屈原的《天问》。朱熹曾经辨析说：《淮南子》似乎是依据《天问》而编造附会的说法。我曾经怀疑其中所载的嫦娥一事，许慎注解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后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嫦娥偷了它逃到月亮上去。”东汉张衡在《灵宪》中论述时便引用它作为证据，并且说：“嫦娥托身于月亮，变成了蟾蜍。”我又嘲笑这哪里有人变成蟾蜍的道理？假如按照他们的说法化为蟾蜍，那么蠢笨的样子如何形容？又怎么能成为月中的仙人呢？后来王充的《论衡》以及谢庄的《月赋》、《后汉书》注，沿袭错误、因循陋习，极力赞美素娥的美丽。到了唐明皇游历月宫的故事，荒诞怪异到了极点。我曾经观察《汉书·艺文志》：“黄帝派羲和观测太阳，常仪观测月亮，车区观测星辰。”而常常怀疑所谓的嫦娥，就是因“常仪”二字传写错误而兴起纷纷的说法，但也不敢主观决断。等到读《周礼》注解说：“仪、义二字，古音都读作俄。”而洪适丞相引用《诗经》：“实惟是仪，协在彼中阿；乐且有仪，亦协中阿。”《太元》也说各遵循其仪，协调而不偏颇。而汉代碑文中凡是“蓼莪”都写作“蓼仪”，然后我才确信自己的说法，断定众人的谬误，把常仪当作嫦娥，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因为看到《天问》中有说：“为何后羿射杀河伯，却娶了洛水边的女子？”注解说：“水神宓妃。后羿射杀河伯，却娶了他的妃子。”如果用怪异来证明怪异，那么后羿的妻子乃是宓妃，哪里是嫦娥呢？学者不观察正史以及经书注疏的字义，却只相信怪异荒诞的说法，这正是我们夫子所说的：“没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怎能不令人悲伤呢？所以为之辨析。

历日字所始

《尧典》虽然说观测日月星辰的历象，但从未连用文字说“历日”二字。后世方言称历日，但终究不明白它的起源。直到苏轼诗中说“老去怕看新历日”，虽然百家注解，也没有一人涉及此事。我考证《周礼》冯相氏用来确定天位，注解说合并岁、月、日、辰、星宿这五者作为时事的征兆，就像现在的历日“太岁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一样。又引用《孝经》说：“所以告诫以天期，四季节令有早晚，勤勉及时，不要失去天位”，都是这种术数。由此看来，现在的历法在汉代已经详细完备，但汉代已经称之为历日。

译了。宝祐元年更改历法，命名为《统天历》，深得《历日经注》的本旨。

译祥刑与详刑字义的互通

先师鹤山先生在遂宁漕司官署撰写极堂碑文时，当时代理宪台职务，书写的是“详刑”二字。我后来有幸继任漕运使职，重新修缮极堂，依然立着鹤山先生的碑。当时的同僚下属都对“详刑”二字感到疑惑，认为《尚书·吕刑》篇中有“告尔祥刑”，以及“监于兹祥刑”，都只写作“祥”字。我因此对他们说：“《唐六典》中将大理正改为详刑大夫，本来就已经使用了‘详刑’二字，但这并非没有依据。当时颜师古等人留心经学，所以在传注中都能互通。大概《吕刑》篇中的‘告尔祥刑’，只写作‘祥’字，注解说这是善用刑罚的道理。然而《周礼》太宰的职责中‘五曰刑典，以诘邦国’，注引《尚书》说‘度作详刑，以诘四方’。考察今文和古文《尚书·吕刑》，只说‘度作刑，以诘四方’，并没有‘详’字。然而‘详刑’二字见于经书注疏，也可以通用。”

辨析馂余不祭

《礼记》说：“馂余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应当三句各自为一个含义，而原本的注疏却在“馂余不祭”下作为一个含义，注解说：“吃别人剩下的食物叫馂，因为礼节轻慢所以不敢祭祀。”这个解释是对的。然而在“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另外作为一个含义，注解说：“祭祀祖先，因为处于卑下的家庭地位所以不祭祀。”这意思是丈夫和父亲不能祭祀他们的妻子和儿子，这是什么道理呢？所以朱文公先生曾经厘正这一点，认为“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并不是不祭祀，只是阐明不可以用剩饭剩菜来祭祀罢了。按照礼制，活着的时候，妻子可以吃丈夫剩下的食物，儿子可以吃父亲剩下的食物；既然已经死了，就用鬼神的礼仪来享祭，应当使用严肃恭敬的态度，不可以用剩饭剩菜来祭祀，这是为了防止轻慢。这个说明很清晰，而世上那些拘泥于古注的俗儒浅薄之人，竟然有不祭祀妻子儿子的，这是可悲的，也是可鄙的。所以阐发朱子的学说以敦厚风俗。

舆地图的名称

世人谈论舆地图，都说始于汉光武帝，披阅舆地图，却不知道前汉《淮南王安传》中已经有“按舆地图”的话。只是苏林注解说：“舆，是尽载的意思。”可谓浅陋。我认为《大易》说：“坤为舆”，那么大地以舆命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也就像天形像倾斜的伞盖，张衡作《盖天图》所说的那样。

古圣贤的名号

我的祖父武阳府君喜好古雅博学，生平精通篆书、行书和草书，残碑断刻没有不搜寻访求的。自己汇集了一册，以补充洪景伯《汉隶字源》的缺漏。其中有一段说：“在东州之间得到三块石碑，高宽各五六尺，都在石室墙壁间刻有古圣贤、义夫节妇以及车马人物。其质朴可笑，然而每件事各有汉隶数字，字只有五六分大小，笔法精妙稳重，可以作为楷式。生平所见的汉隶没有这么小的，而且完好如新，大概是因为没有被风雨剥蚀，而且拓印的人还少所以这样。”乾道丁亥年五月，子坚书写。我每次阅读，都恨不能见到那碑石现在在什么地方，然而非常喜爱其中对伏羲、神农、黄帝、帝尧的赞语以及对曾子、老莱子、丁兰的赞语。文辞精严简古，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比如祝诵氏不知道他就是沮诵，或者祝融、帝喾的字写作帝俈，特别可以用来考证古代辨别后世。后来我因为护漕代理宪台职务，巡视梓州路到达资州，这块碑就在州宅博雅堂下。经过兵火之后，残缺很多了。制置使又把它搬运安置在明新士夫那里，完全没有识货的人。我奉祠归乡路过渝州，对学官说了这件事，并且把祖父所拓的模本交给他，让他补全。又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做了。因为惋惜那汉隶留存下来的太少了，一旦失传，就会埋没无法考证。所以录下碑文并记下这件事，以资助考古君子们的访求。梁高行奉金者使者秋胡妻卫将军蔺相如骑都尉休屠象李氏遗孤忠孝李善朱明妻姑娣儿弟章孝母董永千乘人也父邪渠哺父榆母蔺相如赵臣也奉壁于秦范且【右一碑】伏羲仓精初造工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祝诵氏无所造为，未有耆欲，刑罚未施。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黄帝多所改造，兵裳宅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子。帝俈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尧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帝舜名重华，夏禹长于地理，泉阴随退为刑曾子孝以通神明，贯感祗着乎朱方，后世凯式纲闵子骞母居丧，移寒御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服斑连，婴儿之态，令亲有驩，君子嘉之，孝道大焉。丁兰二亲终后，立木为父，邻人假物报，乃借与管仲齐桓公曹子刦桓鲁庄公侍郎专诸炙鱼刺杀吴王荆轲秦武阳樊于其头【右第二碑】使者长妇儿梁节姑【女】救者姑【女】其室失火取兄子往辄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诚也后母子，前母子，齐继母，东师节女，怨家攻者，孝孙葬者，汤父，乞浆者，义浆，羊公，豫让杀身以报知己，韩王，聂政，齐王，无盐丑女，钟离春处士，县功曹【右第三碑】

因古碑辨析后汉

译建武中元这四个字的年号，以及永憙这个年号，都是因为正史记载的错误。

译《雅安志》记载：雅州古碑埧有一块汉代石碑，名为《蜀郡掾治道记》，碑上记载的年号是“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嵓先生（名焘，字仁甫）担任雅州郡从事时，每日题跋于该碑，说：“蜀郡掾治理道路，自建武中元二年丁巳，到如今绍兴二十一年辛未，共一千零九十三年。大概光武帝时期，从蜀地通往卭筰边境以外的道路，确实经由这里，如今已经荒芜废弃不再治理，乡野百姓砍柴割草时才能见到它。”这才开始流传拓本，汉代拓本没有如此奇异古老的。

查考《后汉纪》，建武三十二年改为中元，没有“建武”二字。又查考《祭祀志》，将建武三十二年改为建武中元元年，这条记载与《志》相符。《纪》是错误的。宋代郑公曾编纂《纪年通谱》，认为《纪》和《志》都出自范晔之手，但所载不同，这一定是帝纪在传抄时脱落错误。大概官修史书多次经过校订，学者失于精细审慎，只看到改元后又出现“建武”二字，就随意凭主观意见删去，所以先定下建武中元元年。又说世俗以帝纪为正，长久而未醒悟，于是并列中元的年号，以疑存疑，这是郑公的谨慎之处。然而《续汉志》实际上是司马彪所撰，郑公说都出自范晔，那就错了。等到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虽然保留郑公的说法，但大体遵循帝纪，只称中元。大概袁宏的《后纪》也只称中元，不冠以“建武”，事情没有明确证据，本来应当从众。如果这条记载早点出现，其真伪立刻就能显现，那么郑公必定不会并列两个年号，温公必定不会承袭范晔、袁宏的错误了。温公、郑公都是大儒，对于出入证据的学问尤其详细，偶然没见到这条记载，颇有遗憾。欧阳永叔留意《集古录》，说可以纠正史传的缺漏谬误，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可惜这条记载也没让永叔见到。

又淳熙二年春天，卭州蒲江县上乘院僧人治理地基增筑大殿，开辟土地共若干仭，得到古墓穴。墓穴封石雕刻成两阙的形状，中间有二十九个字，说：“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卭汉安乡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临卭太守宇文绍奕，字衮臣，是喜好古物、博学雅正的士人，听说后立刻命令用车运到郡斋，供奉起来。墙壁因为我的祖父勤斋先生子坚平生留意篆书碑刻，让他原本并解释它。勤斋考订并题跋说：“这确实是汉代无疑，所谓‘蜀郡临卭’，大概是两汉沿袭秦朝的旧制而没有改变。其乡里则沿革不常，不必深究。所谓‘公乘’，查考《百官表》，在爵位等级中为第八级。”意思是说他能乘坐公家的车，许慎《说文解字表》称长安槐里公乘就是如此。将爵位写在乡里之下，就知道古人所说的爵位和乡里先后顺序是这样的。称校官掾，查考《韩延寿传》令文学校官诸生，戴皮弁拿着俎豆，就知道这个人曾经担任过学官的属员。官爵都是汉制，只有永憙的年号不见于史书，世人还怀疑它。我用宋代郑公《纪年通谱》考证，自汉武帝以来，以“永”命名年号的有二十七个，以“憙”命名年号的有三个，顾没有将“憙”连在“永”后面的。谨查冲帝即位所改的年号，史传相承认为是永嘉，与晋怀帝同号。查晋永嘉元年，这一年是丁卯，李特占据蜀地，改元建初，已经五年了。李特之子李权自称太武，也已经三年，西晋正朔所不及，这是蜀地的石刻，又不写作“嘉”，那么它不是晋朝本来就不必辩驳。然而汉代的永嘉只有一年，质帝即位，就改为本初的年号。“熹”与“嘉”，文字容易混淆，混乱一年而改见于其他文献的很少。况且鲁鱼帝虎，不止传抄三次，难道没有讹误？宋代郑公说官书多次经过校雠，学者失于精审，唉？如果不是这块石刻今天出土，而文字最初没有缺少，谁知道汉冲帝的永嘉是永熹呢？

自古以来改元不是没有根据，这一年皇帝刚两岁，梁太后临朝。查考许慎《说文解字》，“憙”是喜悦的意思，从喜从心。所以刘宽碑书写河东闻憙，都写作闻喜，取喜悦之意来命名年号，而冠以长久之义，这是太后的意思吗？或者一时省文，以“憙”通“喜”，如刘宽碑通借之类，后来才将“喜”讹为“嘉”，只是偏旁罢了。其后和熹邓太后以谥法有功安人曰“憙”，所以取来改名，恐怕也一定出于此。宋代郑公对于延熹的年号，说字义熹为火炽，怀疑汉朝遵循火德之义，如果延长其熹盛以冠元年几乎可以了。如果施之于熹平、光熹，就又牵强，所以他的说法又说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乎也不够全面。我认为“憙”与“熹”，古代大概通用，如广汉属国侯夫人碑说“神宓设兮万姓熹”，与“滋时期叶韵”，其字从火，这是明证。怎么知道熹平、光熹以及和熹的“熹”不都通“喜”呢？欧阳文忠公喜好收集古书，认为可以纠正史传的缺漏谬误了。从前绍兴辛未年，巽嵓李公因为青衣蜀郡掾治道记，才得以纠正建武中元纪号的真实情况。我现在因为临卭校官的石刻，才得以纠正汉永嘉年号的讹误，是沿用巽嵓的旧例。而且建武距离辛未一千零九十三年，永熹距离乙未一千零九十一年。难道事物的隐现，事情的晦明，也自有定数吗？所以不避讳而书写。

译这两篇文章，都已经收录在巽嵓和勤斋的文集中，刊行于世了。我因此将它们标举出来，以供学者考证辨析时参考。

译古代妆镜铭文

凤州遁迹山有一处【残缺】家崖，景徳二年，军人杨起忽然进入一个洞穴。洞穴中有石头做的镜架，上面放着一面坐镜，周长五寸，背面铸有水族环绕的图案，有三十二字的铭文，说：“在神妙的熔炉中锤炼形体，凭借精良的工艺使质地晶莹。对着眉毛描画翠色，对着脸颊涂抹红色。如同珍珠从匣中取出，好似月亮停在空中。华丽的窗棂和绣制的帷帐，都映照在镜影之中。”刚要取镜，却听到身后有风雨声，出洞后，镜子还在，但镜匣已经腐烂了。详察其文字，这乃是妆镜，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器物，但文辞意义非常好。可惜它没有见于文集，而只见于地方志，所以转录下来，以补充铭文记载的一类。

夷齐、泰伯的封号谥号

本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庙为洁恵侯。元符三年七月，封伯夷为清恵侯，叔齐为仁恵侯，吴国的泰伯为至徳侯，东方朔为智辨侯。都颁布了诏令，见于《国朝大诏令》中，而各史书往往没有全部记载。

将“室人”改为“安人”

政和初年，确定命妇的八个等级，孺人之后是室人，后来改为安人，也见于《大诏令》，如今《职源》等书也没有记载。

“东箱”的字

《周昌传》中吕令侧耳在东箱听。注：颜师古说：正寝的东西两侧房间都叫箱，是说形状像箱子。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如今世人误作东厢、西厢，都不对。

地方长官应以爱民为心

县令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关系重大。《论语》一书，我们的孔子唯独对担任县宰、县令的人反复告诫，而其他职务则不涉及。实在是因为拥有百里之地并统治它，乃是百姓休戚之所寄托。所以说可以把百里之地的命运寄托给他，但这必须在于担任牧守的人。推究圣门之意，以及圣主之心，申诫并慰勉他们，并且宽厚体恤、通达情理地对待他们。那些不听从我们从而残害百姓的人，必定要淘汰斥退，那么百姓的劳苦就可以得到小安了。我曾看到朱文公《语録》记载的一件事说：杨至说王十朋任詹事时守泉州，刚到任，宴请七邑县令劝酒，逐一告知爱民之意，拿出一首绝句给他们看说：“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隠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县令们都深受感动。我因此感叹王梅溪确实领悟了圣门勉励县令的遗意，而朱徽文公表彰并宣扬出来，作为儒生出任地方长官的典范，这是百姓的幸运。后来真西山任潭州元帅，宴请长沙十二县令，有诗说：“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体亲。岂有脂膏供尔禄，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只似唐时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湘春一巵酒，直须散作十分春。”等到他任福唐元帅，又有宴请三山十二县令的古风长诗，非常悲切。近年王实斋去非守平江，作宴请两副手和六县县令的诗说：“守令张官本为民，恫瘝无异切吾身。但令六县皆朱邑，何必黄堂有信臣。田里要须兴孝弟，闾阎谨勿致嚬呻。与君共举一杯酒，化作人家处处春。”等到他移镇宣城，又有宴请各县县令的诗：“二贤同本于梅溪，〇意固一世名徳，足以耸动贪酷之吏而褫其魄。”然而我曾看到唐代吕温任衡州刺史时送毛令的绝句说：“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识信每先期。今朝临别无他祝，虽是蒲鞭也莫施。”由此可知王梅溪又体会此意并加以推广。吕温在八司马之列，哪里值得称道，但爱民之心却能如此。那么如今担任太守的人，不体恤县令在各邑虐取残害百姓，只看他们督促赋税的多寡来评定优劣，这是什么人啊！不仅成为孔圣和朱子的罪人，而且实在是梅溪、西山、实斋的罪人。更可惜的是，成为这三位君子的罪人，也就是吕司马的罪人。能不深深叹息并非常痛恨吗？我将在指梓部六年常题写“视民如伤”四字，每次考核本部知县，就给他们一本，这是推广明道先生的话。不问他们知行是否笃实，然而刻在石上以上的，只有江安冯宰、大足先宰、蓬溪吴宰三人而已。吴宰又在下面写了一篇跋，词意很好。我奇怪他右边列名细小，询问后，才知道是他馆客令狐叔子的作品。然而吴宰的政绩，百姓非常安定，甚至有歌颂他的德政并相继到本台请求挽留的，又感叹儒生反而不如武官那样。

辨析灰酒

陆放翁笔记又说：“唐人喜欢喝甜酒、灰酒。如杜甫诗‘不放春醪如蜜甜’，则引证贴切了。如灰酒，又引陆龟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为证。我又嘲笑他不对。因为龟蒙初冬绝句末联说：‘小炉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说的是初冬围炉饮酒，酒盏沥滴在灰中，而香气仍像去年的光景，不是说酒像灰香。从上一句看，其义很明显。这位老人精于诗却不善于观诗，为什么呢？”

市井一词出自《春秋井田记》

如今人们常谈市井，字找不到其证据，这大概出自《后汉循吏传》中说：“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记》曰：“井田之义有五：一曰无泄天时地气，二曰无费一

译家庭，第三是统一风俗，第四是协调巧拙，第五是流通财货。依托水井设立市场，人们进行交易后各自散去，所以称之为市井。”我因为喜爱“市井”这一名称的由来源于此，况且《春秋井田记》在其他书籍中没有记载，唯独此处引用，所以特意标举出来，以供博学之士参考。

译瓦卜

现在的瓦卜，大概是取法于周代太卜所用的瓦兆。注解说：“瓦兆，是帝尧所用的兆象，它的形状像瓦片上的裂缝，因此用它来命名。”

学斋占毕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学斋占毕卷四

宋 史绳祖 撰

天大于地而包地

张横渠在书中说：“天下的数应当止于九，说到十，是因为九的配偶。”〇扬雄也说：“五复归于五，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地数没有超过天数的道理，哪有地比天大的呢？”所以知道数止于九，这是阳气到了极点。十，不过是暂且作为五的配偶罢了。这是横渠的说法。近世学识浅薄的人，只知道天大于地的说法始于横渠。我曾经考证《易注》中关于坤卦彖辞的正义说：“至哉坤元，是说到了极点。”但天也到了极点，并且包裹着地，不仅到了极点，而且比地大。所以《乾》卦说“大哉”，《坤》卦说“至哉”，由此可知关洛地区的先儒们的言论，都本于经典，不是主观臆测。浅陋的儒生认为这种说法始于关洛，是他们没有明白经典罢了。

天地节而四时成

我以前写《易庵记》，其中说：“《易经》上经有三十卦，下经有三十四卦，是因为乾配甲而起于子，所以六十四卦的上经起于乾的甲子，经历泰卦的甲戌，噬嗑卦的甲申，直到离卦，共三十卦，三个甲子用尽了。下经起于咸卦的甲午，经历损卦的甲辰，震卦的甲寅，直到节卦，也是三十卦，三个甲子又用尽了。而且从乾到节共六十卦，总共三百六十爻，一爻对应一天，就穷尽了一年的节气。所以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这是起于子而终于亥。而中孚等四卦继于节卦之后，是中孚重新起于甲子，作为一阳来复的征兆。所以上元太初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作为历法的起始数，就是根据这个。”这篇记文已经在蜀郡刻版印行，收录在《缪藁》中多年了。等到我在公安竹林书院，有人来问说：“您的《易庵记》中‘天地节而四时成’的说法，可以说阐发得非常透彻了，但是节卦之后的中孚四卦在哪里应用呢？这是学生们所疑惑的。”我回答说：“我在‘七日来复’的说法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我的这个说法，是针对序卦而言的。孔子编排卦序，革卦为什么排在第四十九位？而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大概是因为革卦的象辞说君子用来治理历法、明确时节，想要用大衍之数来制作历法，而大衍之数的应用是四十有九。唐代一行作《大衍历》，认为这是古今不变的数，是中黄的大宝。节卦又为什么排在第六十位？大概是因为节卦的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大概是一爻为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所以节卦排在第六十位。所以象辞说‘君子以制数则’，这与用数来推算天度的说法相合。这是以序卦的爻数而言的。至于用六十四卦来配一年的节气，那么意义又不同了。大概历法这本书，取《易经》六十四卦，先用坎、离、震、兑四卦列在子、午、卯、酉，作为冬、夏、春、秋四时的正位，每卦分内外两卦，作为八节，这就是分、至、启、闭。四卦共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气，每爻对应十五日，以应七十二候，而成就三百六十日的周期。除去这四卦之外，其余六十卦以复、临、泰、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卦，作为从子到亥十二个月的君辟之卦，又以辟卦各统领公、卿、大夫、诸侯四卦，每卦五卦共六十卦，总共三百六十爻。作为一岁直日的爻，而每卦主六日七分，积累余分形成闰月，以此确定四时成岁。所谓君辟之卦气，都从前月的中气开始，所以〇子说：‘作《太元经》，以其初卦准中孚。’所以先儒说卦起于中孚。这是历家用来配坎卦的初六为十一月的中气，而作为计算历法的开头。大概《易经》以卦从乾坤到节，共六十卦为三百六十爻，而天度穷尽，所以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而中孚继于节卦之后，是阳气在子月复生，所以作为十一月的中气，而七日来复。以复卦继中孚为十二个月君辟之卦的开头，作为阴阳消长循环的征兆，都是自然的道理。大抵乾坤到节六十卦，共三百六十爻，这是以序卦而言的。而节卦之后，剩余中孚四卦，这是已经除去起于坎、离、震、兑四正卦，以配春夏秋冬节气，所以把中孚等四卦杂揉在六十卦中，作为辟统领公卿大夫诸侯的爻。而中孚与乾同起于甲子，实质相同而形式不同，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易经》具备万变，而包罗万用，如果固执一端去寻求，可以说是固陋了。提问者高兴地说：‘如果没有您的详细辨析，无法消除我的疑惑。’于是拱手称谢而去。

大过本末弱未济六爻失位

我以前奉祠回家，乘船经过叙州，太守是江西人，同僚范以正率领学生们请求讲学，我再次讲授《泸南先天图说》，众人都称赞“闻所未闻”。其中有一位研究《易经》的士友问说：“大过卦本末弱，注虽然说初爻为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