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文公笔记卷上
阳，山西曰夕阳，故《诗》曰“度其夕阳。”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指山之处耳。后人便用夕阳为斜日，误矣。予见刘琨诗“夕阳忽西流”。然古人亦误用久矣夫。
译山的南面称为阳，山的西面称为夕阳，所以《诗经》中说“度其夕阳。”又说“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指的是山的位置罢了。后人便将夕阳当作斜阳，这是错误的。我见到刘琨的诗中有“夕阳忽西流”。然而古人误用这种情况也已经很久了。
余见今人为学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尝读《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详，且任器乃担荷之具，杂见子史，何云未详。
古今语无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为大（音如舟拖之拖），则言大雅、大夫、大阅、大举类，不及今人言大（徒带反）之雅。古以车（音居）为车（昌遮反），汉以来乃言车（居），俗语则曰车（昌遮反），则今语为雅。
今公私文书以敕（音赉）为敕，吏既书画有体，不复能改。
《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力为劭。
古无正字，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间为闲。后人以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夺奋从雀，席中从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銮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溪，巫混经旁，皋分泽外，猎化为獦（音葛兽名），业左益土，灵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剌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识，指为怪人。
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未始有志立名于当世也，愿计粟米养亲绍家阀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天圣甲子从乡贡试礼部，故龙图学士刘公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吾始重自淬砺力于学，模写有名士文章，诸儒颇称以为是。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视五十已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而所效皆糟粕刍狗矣（一作耳）。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呜呼！吾亦悟之晚矣。虽然，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成云。
莒公尝言王沂公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著绝出，有若神助云。杨亿大年亦云：“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赋，一生衣之食之不能尽。”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爱刘禹锡文章，以为唐称“柳刘”，刘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论著多似之，末年尤奥涩。人读之至有不能晓者。
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刘梦得巧于用事，故韩柳不加品目焉。
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
上即位，天圣初元以来，搢绅间为诗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学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
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至于道乎？天禀余才才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于当时则绰绰矣。
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叟喜曰：“公之文进矣，仆之为诗亦然。”
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献公作《西太乙宫碑》，文之极挚者也。
晏丞相尝问曾明仲云：“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
译我看到现在的人做学问，不如古人那样有根本，常常也自己感到惭愧。曾经读《祭式》，其中“任器”二字注释说“未详”，况且“任器”就是担荷的器具，在诸子史书中杂见，为什么说未详呢。
古今语言没有雅俗之分，只是世间少有人说的似乎显得雅致。比如古代把“大”读作“拖”音，那么说“大雅”、“大夫”、“大阅”、“大举”之类，就不如现在人读“大”（徒带反）音的雅致。古代把“车”读作“居”音，汉代以来才读作“车”（居）音，俗语则读作“昌遮”音，那么现在的语言就是雅致的。
现在公私文书把“敕”（音赉）写成“敕”，官吏既然书写有固定的体例，就不再能更改了。
《春秋》解说认为“人”和“十四心”组成“德”，《诗经》解说认为“二”在“天下”组成“酉”，《汉书》认为“货泉”是“白水真人”，《新论》认为“金昆”是“银”，《国志》认为“天上有口”是“吴”，《晋书》认为“黄头小人”是“恭”，《宋书》认为“召力”是“劭”。
古代没有正字，多用假借，用“中”代替“仲”，用“说”代替“悦”，用“召”代替“邵”，用“间”代替“闲”。后人把“乱”的偏旁当作“舌”，“揖”字下面没有“耳”，“鼋鼍”跟随“龟”，“夺奋”跟随“雀”，“席”中间跟随“带”，“恶”上面安放“西”，“鼓”外面设置“皮”，“銮”头生出“毁”，“离”则配对“禹”，“壑”乃施加“溪”，“巫”混入“经”旁，“皋”分开在“泽”外，“猎”化为“獦”（音葛，兽名），“业”左边增加“土”，“灵”底下附着“器”，这有什么法则呢。
我的朋友杨备得到古文《尚书》释文，读后非常高兴，于是书信中的“讯剌”字都使用古文，同僚不认识，指他为怪人。
我年轻时做学问，本来没有师友，家里困苦贫穷，没有书，练习写诗赋，从未有志于在当世树立名声，只愿计算粟米供养双亲、继承家业罢了。二十四岁时凭借文章投奔已故宰相夏公，夏公认为我很奇特，说一定能考取甲科。我也不知道结果是否如此。天圣甲子年，我参加乡贡试礼部，已故龙图学士刘公赞叹我所试的辞赋，大力称赞，朝廷认为我是诸生之首。我开始重视自我磨砺，致力于学问，模仿有名士的文章，各位儒生颇称赞同。年过五十受诏编写《唐书》，精心思考十余年，尽览前世各种著作，才领悟到写文章的艰难。虽然心中领悟，又向古人求教，才开始得到大概的轮廓。于是取出五十岁以前所写的文章，羞愧得汗流浃背，知道未曾进入作者的藩篱，而所效仿的都是糟粕和刍狗了（一作“耳”）。文章必须自成一家，然后才可以流传不朽。如果照着圆规画圆、拿着方尺作矩，终究会成为别人的臣仆。古人讥讽在屋下再建屋，确实如此。陆机说：“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这是写文章的要领。五经都不同体，孔子去世后百家奋起，各类不相沿袭，前人都是得到这个旨意。唉！我领悟得也太晚了。虽然如此，如果上天借给我寿命，还希望年老时能成就一番事业。
莒公曾说王沂公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两篇赋，在他生平论著中绝对突出，好像有神助一样。杨亿大年也说：“文章立名不必多，像王君这两篇赋，一生衣食享用不尽。”
李淑的文章自高一代，然而最爱刘禹锡的文章，认为唐代号称“柳刘”，刘应该排在柳柳州之上。李淑的论著大多类似刘禹锡，晚年尤其深奥涩滞。人们读他的文章，甚至有不能理解的。
柳宗元写文章有时取用前人的陈词，不如韩愈卓然不向古人乞求，而全出自自己。刘禹锡巧于用典，所以韩愈、柳宗元不给他品评。
晏相国是当今擅长写诗的人。晚年看到编集的作品超过万篇，是唐代以来所未有的。然而相国不自贵重他的文章，凡是门下客及官属懂声韵的，全都与他们酬唱。
皇上即位，天圣初年以来，士大夫中写诗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已故丞相晏殊、钱惟演、翰林刘筠几个人而已。到丞相王曙、参知政事宋绶、翰林学士李淑，文章之外也写诗，但不专一。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都自称爱好写诗，但不能自成一家了。
我写文章好像蘧瑗。蘧瑗五十岁，知道前四十九年错了。我六十岁，才知道前五十九年错了，大概接近道了吧？上天赋予我的才能只及中等人，中等人的才能不能名震一世，然而在当时自力更生则绰绰有余了。
每次看到以前写的文章，厌恶得一定要烧掉丢弃，梅尧叟高兴地说：“您的文章进步了，我写诗也是这样。”
文章有属对、平仄、用事的，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捷，时间久了，不能用于史传。我修《唐书》，未曾得到唐人一道诏令可以载入传记的，只有舍弃对偶的文章，接近高古才可以著于篇。大体上史书接近古体，对偶适合今体，用对偶的文章进入史策，如同用粉黛装饰壮士，用笙匏辅助鼙鼓，是不适用的。
莒公常说：宋宣献公作《西太乙宫碑》，是文章极其真挚的作品。
晏丞相曾问曾明仲说：“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作何意？”明仲说：“作生育的‘生’。”丞相说：“不对，
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庄子》曰：“生熟不尽于前。”王建诗曰：“自别城中礼数生。”）
译使用“生熟”中的“生”字，语意才显得刚健有力。（《庄子》说：“生熟的食物在面前都吃不完。”王建诗说：“自从离开城中，礼数变得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