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一(十九则)
萌，故咏关雎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说不同如此。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此说尤为可议。
译郑玄说：“萌芽，所以歌颂《关雎》中淑女端正仪容以讽刺时政。”三种说法如此不同。《黍离》这首诗列在《王风》之首，是周朝大夫所作，而《齐诗》却认为是卫宣公的儿子寿，哀怜他的哥哥伋即将被害，于是创作了表达忧思的诗，《黍离》就是这首诗。这种说法尤其值得商榷。
迷痴厥拨
柔词谄笑，专取容悦，世俗谓之「迷痴」，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谓之「缅腼」。举措脱落，触事乖忤者，谓之「厥拨」。虽为俚言，然其说皆有所本。列子云：「墨杘、单至、啴咺、憋敷▯心，四人相与游于世。」又云：「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人亦相与游。」张湛注云：「墨音眉，杘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谓之无赖；眠音缅，娗音殄，方言：欺谩之语也。郭璞云：谓以言相轻嗤弄也。」所释虽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礼：「衣毋拨，足毋蹶。」郑氏注云：「拨，发扬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馆秘阁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于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谓太宗也。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若余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钱
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云十十钱。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其语至俗，然亦有所本。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其书不传于今，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犹存也。此所谓十十，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其尽死之义亦然，与钱陌之事殊，然其字则同也。
犀舟
张衡应间云：「犀舟劲楫。」后汉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曰：「今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甚新奇，然为文者，未尝用，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
毕仲游二书
元佑初，司马温公当国，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
译迷惑痴傻与乖张跋扈
用柔媚的言辞和谄媚的笑容，专门取悦他人，世俗称之为“迷痴”，也叫“迷嬉”。内心有愧而表现在脸上的，称为“缅腼”。举止轻慢脱节，遇事乖张违逆的，称为“厥拨”。虽然这些都是俚俗之言，但它们的说法都有依据。《列子》说：“墨杘、单至、啴咺、憋敷心，这四个人一起游历于世间。”又说：“眠娗、諈诿、勇敢、怯疑，这四个人也一起游历。”张湛注释说：“墨音眉，杘音敕夷反，《方言》说：江淮之间称无赖；眠音缅，娗音殄，《方言》说：这是欺瞒的话。郭璞说：这是指用言语互相轻视嘲弄。”所解释的虽然不同，但大致都包含这些意思了。《曲礼》说：“衣服不要张扬，脚步不要急促。”郑玄注释说：“拨，是张扬的样子。蹶，是行走急促的样子。”大体上也是指那种荒疏率性的状态。
三馆秘阁
本朝儒学馆舍沿袭唐制，有四个：叫昭文馆，叫史馆，叫集贤院，叫秘阁。通常由上相兼任昭文大学士，其次由监修国史，其次由领集贤。如果只有两位宰相，那么首相兼管国史。只有秘阁地位最低，所以只由两制官员判理。四个机构各自设置直官，都称为馆职，都称学士。其下则是校理、检讨、校勘，地位清贵显要，不是名流不能担任。范景仁担任馆阁校勘，应当升迁为校理，宰相庞籍说：“范镇有非凡的才能，淡泊于进取。”于是任命他为直秘阁。司马光写诗祝贺他说：“延阁屹立于中天，堆积的书籍与云汉相连。神宗重视这一选拔，指的是太宗。国士被比作神仙。玉槛在钩陈之上，丹梯在北斗之边。帝容可以瞻仰日角，宸翰照耀星躔。职位俸禄并不尊贵，光华在于得到贤才。”重视程度如此。自熙宁以来，有时也用来赏赐劳绩。元丰官制实行后，不设昭文、集贤，将史馆并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作为贴职。到了崇宁、政和、宣和年间，用来安置大臣子弟姻亲，泛滥到掌管钱粮的俗吏，士大夫不再看重它。然而被任命此职的人必定到馆舍拜阁，然后摆设盛宴，邀请在任的三馆官员宴饮聚会，秋日曝书宴，都能参与席位，如果其他日子则不允许进入，随笔记载馆职名存一则云。
亭榭命名
给亭榭命名最容易蹈袭前人，既不能接近俗气，而刻意追求奇特生涩也不对。东坡见到一位客人说最近在看《晋书》，问他道：“曾找到好的亭子名字吗？”大概是说这很难。秦楚材在宣城，在城外沿江建亭，命名为“知有”。用的是杜甫诗句“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王仲衡在会稽，在后山建亭，命名为“白凉”。也是用杜甫诗句“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两个名字可以说很新颖，但终究不太恰当。庐山一座寺庙中有亭子颇为幽静胜景，有人标名为：“不更归”，取韩愈诗句末句，也可笑。
十十钱
集市店铺间交易谈论钱数时，说十十钱。意思是说数目足满一百没有短缺。这话很俗，但也有依据。《后汉书·襄楷传》引用宫崇所献的神书，《太平经·兴帝王篇》说：“打开玉户，施种其中，好比春天在地里播种，十十相应和而生。如果施种不按时节，好比十月在地里种物，十十尽死，固然没有活的。”这本书现在不流传，唐代章怀太子注释时，还尚存。这里所说的十十，大概是说十种十生无一损失，那尽死的意思也一样，与钱数之事不同，但字是一样的。
犀舟
张衡《应间》说：“犀舟劲楫。”《后汉书》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说：“现在俗谓刀兵锋利为犀。犀，坚硬。”“犀舟”，很新奇，但写文章的人，未曾使用，也担心是我所见不广。
毕仲游二书
元佑初年，司马温公主持朝政，完全改变王荆公所推行的政事，士大夫议论利害的数以千百计，听说朝廷变革，无不欢欣相贺，只有毕仲游的一封信，究尽本末。其大略说：“过去王安石以兴作之说打动先帝，而担忧财力不足，所以凡是能获取民财的政事没有不用的。大概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是事，而想要兴作担忧不足，是情。如果不能杜绝其兴作之情，而只想禁止其散敛变置之事，所以百说而百不行。现在竟然想废除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是号称财利而伤害百姓的，一扫而更之，那么向来在新法中用事的人，必定不高兴了。不高兴的人，必定不只说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定探求不足之情，言说不足之事，来打动皇上心意，即使致石人而让他听，也将打动。这样那么废除的可以重新散出，罢免的可以重新设置，蠲免的可以重新征收，去除的可以重新存在。那么不足之情可以不预先治理吗！为今之策，应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
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
译我对于钱财是多余的，那么认为不足的言论便不能在面前陈述，这样所谓的新法，才可以永远废除而不再实行了。过去王安石在位的时候，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法令能够推行。现在想要挽救以前的弊病，而身边的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门徒，虽然起用两三位旧臣，任用六七个君子，然而在成百的人中只保存了十几个，哪里有什么可以有所作为的形势呢！形势尚且不可为却想要有所作为，那么青苗法即使废除了也将再次散发，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法即使停止了也将再次设立，何况还没有停止呢？役钱、盐法也没有不是这样的。用这些来挽救以前的弊病，就像人久病而稍微好转，他的父兄子弟喜形于色，却不敢祝贺，是担心他的病还在啊。
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着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列子与佛经相参
张湛序列子云：「其书大略明羣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着物自丧，生觉与梦化等情。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予读天瑞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又云：「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圣者欤？』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于孔子云。
韦孟诗乖疎
汉书韦贤传载韦孟诗二篇及其孙玄成诗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风致，但韦孟讽谏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总齐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应劭曰：「王赧听谗受谮，绝豕韦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观孟之自叙乃祖，而乖疎如是，周至赧王仅存七邑，救亡不暇，岂能绝侯邦乎？周之积微久矣，非因绝豕韦一国，然后五服崩离也。其妄固不待攻，而应劭又从而实之，尤为可笑。左传书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预曰：「豕韦国于东郡白马县，殷末国于唐，周成王灭之。」此最可证，惜颜师古之不引用也。
匡衡守正
汉元帝时，贡禹奏言：天子七庙，亲尽之庙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下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后乃下诏先罢郡国庙，其亲尽寝园，皆无复修。已而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诏问丞相匡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亲庙宜一居京师，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又告谢毁庙曰：「迁庙合祭，久长之策，今皇帝乃有疾，愿复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诸帝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
予按衡平生佞谀，专附石显以取大位，而此一节独据经守礼，其祷庙之文，殆与金縢之册祝相似，而不为后世所称述，汉史又不书于本传，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亦可书。
西极化人
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袪，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
译在此之前，苏东坡在馆阁任职，常常借言语文章来规劝切谏时政。秦观担心他因此招致祸患，写信告诫他说：“孟子是不得已才去辩论，孔子想要无言。古人之所以精心谋划、极尽思虑，从而巩固功业并保养寿命，没有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的。您自从入朝以来，对于关系到自身祸福利害的事情未曾说过，只是可惜那些言论罢了。言语带来的牵累，不只是说出口的话才算言论，那些体现在诗歌、赞颂于赋颂、寄托于碑铭、记载于序记中的，也都是言论。现在您只畏惧口头的言论而不畏惧文字，赞同您所赞同的，就会让赞同的人欢喜；反对您所反对的，就会让反对的人怨恨。欢喜的人未必能成全您的谋略，而怨恨的人或许已经败坏了您的事情了！天下人议论您的文章，如同孙膑用兵、扁鹊治病一样，本来就是被指名道姓的，即使没有是非的言论，也还有是非的嫌疑。更何况确实有呢？您不是谏官，职务也不是御史，却去非议别人没有非议的，去肯定别人没有肯定的，冒着危险触犯忌讳而游走在其中，这大概就像抱着石头去救溺水的人一样。”
两位先生收到信后十分震惊，最终果然如秦观所担忧的那样。我近来修史时，因为得到了他们的文集，读了这两封信，想要为他们表彰显扬，所以虽然他们官位不显赫，也为他们立了传。
《列子》与佛经相互参证
张湛为《列子》作序说：“这本书大致阐明万物以极虚为根本，万事万物以最终消亡为验证，精神智慧以凝寂为常全，思虑想象因执着于外物而自我丧失，生时的觉悟与梦中的变化等同情状。它所阐明的道理往往与佛经相互参证。”我读《天瑞篇》记载林类回答子贡的话说：“死与生，一去一回。所以在死于此地的人，怎么知道不会生于彼地呢？所以我知道它们不相同，我又怎么知道我现在死去不如过去活着呢？”这一节就是所说的与佛经相互参证的地方。又说：“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是圣人吗？’孔子都说：‘不知道。’太宰说：‘那么谁才是圣人呢？’孔子说：‘西方有位圣人，不治理而不混乱，不说话而使人信服，不教化而自行其道，广大无边百姓无法命名，我怀疑他是圣人。不知道他真的是圣人吗？还是真的不是圣人呢？’”后来的议论者认为《列子》所说的，就是佛陀，寄托在孔子身上说的。
韦孟的诗乖谬疏漏
《汉书·韦贤传》记载了韦孟的两首诗和他的孙子韦玄成的一首诗，都很有《诗经》的风致，但韦孟讽谏说：“肃肃我的祖先，国家源自豕韦。统率诸侯，辅佐大商。到了周朝，历代会盟。周赧王听信谗言，断绝了我的国家。我的国家既已断绝，政教就松弛了。赏罚的执行，不再出自王室。众位大臣，不扶持不保卫。五服崩离，宗周因此倾覆。”应劭说：“周赧王听信谗言，断绝了豕韦氏。从此政教松弛漏失，不再由王者掌控。”看韦孟自叙祖先，竟然如此乖谬疏漏，周朝到赧王时仅存七邑，救亡都来不及，怎么能断绝诸侯的国家呢？周朝的衰微已经很久了，不是因为断绝豕韦一个国家，然后五服才崩离的。它的荒谬本来就不待攻驳，而应劭又从而证实它，尤其可笑。《左传》记载范宣子的话说：“我的祖先在商朝为豕韦氏，在周朝为唐杜氏。”杜预说：“豕韦国在东郡白马县，殷末国在唐，周成王灭掉了它。”这最可以证明，可惜颜师古没有引用。
匡衡坚守正道
汉元帝时，贡禹上奏说：天子七庙，亲尽之庙应该毁掉，以及郡国的庙不符合古礼，应该纠正确定。天子下达议论，还没来得及施行贡禹就死了。后来才下诏先罢除郡国庙，那些亲尽的寝园，都不再修缮。不久皇上卧病，梦见祖宗谴责罢除郡国庙。下诏询问丞相匡衡，议论想要恢复。匡衡极力说不可。皇上病了很久不好，匡衡惶恐，在高祖、孝文、孝武庙祈祷说：“亲庙应该都住在京师，现在皇帝有病不安，于是梦见祖宗告诫以庙，皇帝悲伤恐惧，就下诏臣匡衡恢复修立，如果确实不符合礼义，违背祖宗的心意，罪责全在臣匡衡，应当承受灾殃。”又告谢毁庙说：“迁庙合祭，是长久之策，现在皇帝有病，希望恢复修立承祀。臣匡衡等人都认为礼法不允许，如果不合各位帝后的意思，罪责全在臣匡衡等，应当承受罪过。现在下诏中朝臣详细恢复毁庙的文书，臣匡衡认为天子的祭祀，道义有所决断，没有依据，来撰写文书。事情如果失误，罪责就在臣匡衡。”
我查考匡衡平生谄媚阿谀，专门依附石显以获取高位，而这一节却独自依据经书坚守礼法，他祈祷庙宇的文字，大概与《金縢》的册祝相似，而不被后世称述，汉史又不记载在本传中，憎恶他而知道他的善行是可以的。《郊祀志》记载，南山巫祠秦中。秦中，是二世皇帝。因为他强死，魂魄成为厉鬼，所以祭祀他。成帝时，匡衡上奏罢除它，也可以记载。
西极化人
《列子》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穆王尊敬他像神一样。化人拜见穆王一同游览，穆王拉着化人的衣袖，腾跃而上到中天才停止，等到到达化人的宫殿，自己觉得住了几十年，不想念自己的国家。又拜见穆王一同游览，心意迷乱精神丧失，请求化人让他回去。醒来后，坐的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侍从还是原来的人。看前面，酒还没清，菜肴还没干。穆王问从哪里来，左右说：“大王只是默存罢了。”穆王
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译自己迷失了三个月。再次询问化人，化人说：“我与大王神游罢了，形体哪里会动呢？”我这才知道唐代人所写的《南柯太守传》《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的作品，都源于此理。
诏令不可轻出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
战国策
刘向序战国策，言其书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予按今传于世者，大抵不可读，其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者，多今本所无。向博极羣书，但择焉不精，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则明白光艳，悉可稽考，视向为有间矣！
范晔汉志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晔本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干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阙，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
缮修犯土
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则古有其说矣。
容斋四笔
卷第二(二十则)
诸家经学兴废
稚子问汉儒所传授诸经，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请书其本末为四笔粍t。乃为采摭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幷他书，删取纲要，详载于此。
周易传自商瞿始，至汉初，田何以之颛门。其后为施▯、孟喜、梁丘贺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至后汉，高氏已微，晋永嘉之乱，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氏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欲置郑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犹为世所重。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今唯韩传。
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古文者，武帝时出于孔壁，凡五十九篇，诏孔安国作传，遭巫蛊事，不获以闻，遂不列于学官，其本殆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尝为注解，至晋元帝时，孔传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肃所注尧典，分以续之，学徒遂盛。及唐以来，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云。
诗自子夏之后，至汉兴，分而为四，鲁申公曰鲁诗，齐辕固生曰齐诗，燕韩婴曰韩诗，皆列博士。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故训，以授小毛公，为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不列于学，郑众、贾逵、马融皆作诗注，及郑康成作笺，三家遂废。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十七篇，曰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烦重及所缺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兴于景帝时，谷梁盛
译诏令不可轻易颁布
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不应轻率发出，何况是诏令这种公开宣告的文告呢！汉光武帝刚即位时，已经立郭氏为皇后了，当时阴丽华是贵人，皇帝想提升她的尊位，郭后坚决推辞，因为郭氏有儿子，始终不肯接受。建武九年，于是下诏说：“我因为贵人有母仪天下的美德，应当立为皇后，但她坚决推辞不敢承受，位列于媵妾之中。朕嘉奖她的谦让之义，允许封赏她的兄弟。”于是追封她的父亲和兄弟为侯，这都是前世妃嫔所没有的。到了建武十七年，竟然废黜郭后和太子刘强，而立贵人为皇后。大概建武九年的诏令既然已经颁布，皇帝的主意转移改变，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郭后怎么能安坐其位呢？
战国策
刘向为《战国策》作序，说这本书杂乱交错，原本文字多有错误脱漏，把“莒”字错写为半字，把“赵”字错写为“肖”，把“齐”字错写为“立”，像这样的错误很多。我考察现在流传于世的版本，大体上不可阅读，其中《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所引用的内容，大多现在的版本中没有。刘向博览群书，只是选择得不精当，不止是文字脱误而已。只有太史公《史记》所采录的九十三条内容，则明白光艳，都可以查考，比起刘向的整理要好一些了！
范晔汉志
沈约写《宋书·谢俨传》说：“范晔所撰写的十志，全都托付给谢俨。搜集撰写即将完成，遭遇范晔败亡，全部用蜡封盖在车上。宋文帝命令丹阳尹徐湛之向谢俨寻求，已经无法得到了，一代人以此为遗憾。这些志书现在缺失。”范晔本传记载范晔在狱中与诸生侄子书信中说：“既然撰写后汉史，想要遍作各种志书，前汉所有的志书都让它完备。虽然事情不必繁多，暂且让看到的文字能够详尽；又想要就事在卷内发表议论，以匡正一代的得失，心意又没有实现。”这种说法与谢俨传不同，然而谢俨传所说的乃是范晔《后汉书》第十卷公主注中引用的，现在《宋书》却没有，实在不可理解。刘昭注补志三十卷，到了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才上奏用来弥补前史的缺失，所以淳化五年国子监所刊印的《后汉书》共九十卷，只有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没有志书。《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道刘昭是哪个朝代的人。所说的志三十卷，应当包含在其中。
缮修犯土
现在世俗营建宅舍，或者稍微遭受疾病灾祸，都说犯了土禁。所以道家有谢土司章醮的文书。考察《后汉书·来历传》所记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居乳母野王君王圣的宅舍。太子厨监邴吉认为王圣的宅舍新近修缮，犯了土禁，不可长久居住。”既然如此，古代就有这种说法了。
容斋四笔
卷第二（二十则）
诸家经学兴废
小孩子问汉代儒生所传授的各种经书，各自命名其学派，而现在有的存在有的不存在，请求书写其始末作为四笔杂录。于是采集班固《汉书》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其他书籍，删取纲要，详细记载在这里。
《周易》从商瞿开始传授，到汉初，田何成为专门传授的门户。其后有施雠、孟喜、梁丘贺的学问，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到了后汉，高氏已经衰微，晋永嘉之乱，梁丘的《易》亡失。孟、京、费氏没有人传承，只有郑康成、王弼所注的《易》流行于世。江左中兴，想要设置郑易博士，没有成功设立，而王弼的注仍然被世人重视。韩康伯等十人一起注解系辞，现在只有韩康伯的传本流传。
《尚书》从汉文帝时伏生得到二十九篇，其后分为大小夏侯的学问。古文《尚书》，武帝时从孔壁中出土，共五十九篇，诏令孔安国作传，遭遇巫蛊之事，未能上报，于是没有列入学官，其原本几乎断绝，所以马融、郑玄、杜预等人称之为逸书。王肃曾经作注解，到晋元帝时，孔传才出现，而缺失《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所注的《尧典》，分开来接续它，学徒于是兴盛。到了唐代以来，马融、郑玄、王肃的注遂被废弃，现在以孔氏为正统。
《诗经》从子夏之后，到汉朝兴起，分为四家，鲁申公称为鲁诗，齐辕固生称为齐诗，燕韩婴称为韩诗，都设立博士。毛诗出自河间人大毛公，为之作故训，传授给小毛公，成为献王博士，因为不在汉朝，没有列入学官，郑众、贾逵、马融都作诗注，等到郑康成作笺，三家遂被废弃。齐诗久已亡失，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然还在，没有人传承，只有毛诗郑笺独立于国学，现在所遵用的。
汉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就是现在的《仪礼》。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授十七篇，称为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又删减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订诸家异同，附于戴圣篇章，去掉其烦重及所缺略而流行于世，就是现在的《礼记》。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作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兴于景帝时，《谷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