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打剌城皆隶焉。蒲华之西有大河,西入于海。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于蒲华。又西濒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砖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与佛国字体声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饮其乳。土人不识雪。岁二熟麦。盛夏置锡器于沙中,寻即▯铄。马粪堕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于冰雪,湍流猛峻,注于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酿酒熬糖。印度西北有可弗义国,数千里皆平川,无复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马。以蜜为酿。此国昼长夜促,羊膊熟,日已复出,正符唐史所载骨利干国事,但国名不同,岂非岁时久远,语音讹舛?寻思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去寻思干又等,可弗义去印度亦等,虽萦迂曲折不为不远,不知几万里也。
译打剌城都隶属于它。蒲华城西有一条大河,向西流入大海。蒲华城西有五里犍城,是梭里檀母后的居所,那里的富庶繁华又超过蒲华。再往西靠近大河的地方有班城,再往西有砖城。从这儿向西,一直抵达黑色印度城,那里也有文字,但与佛国的字体和读音不同,佛像很多,不杀牛和羊,只喝它们的奶。当地人不认识雪。麦子一年两熟。盛夏时节把锡器放在沙子里,很快就熔化。马粪掉在地上会沸腾溢出。月光照在人身上像夏天的阳光一样。城南有一条大河,比冰雪还冷,水流湍急险峻,注入南海。当地盛产甘蔗,取它的汁液酿酒熬糖。印度西北有可弗义国,方圆几千里都是平原,没有山丘土堆。不建立城邑,百姓多养羊和马。用蜂蜜酿酒。这个国家白天长夜晚短,羊腿肉煮熟了,太阳又升起来了,正好符合《唐史》所记载的骨利干国的情形,只是国名不同,难道不是年代久远,语音发生讹误吗?寻思干距离中原大约两万里,印度距离寻思干也差不多,可弗义距离印度也差不多,虽然道路迂回曲折不算近,不知总共有几万里。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诗十首。寻思干城,西辽称河中府。咏其风景云:“开>缶尊>倾美酒,掷网得新鱼。酿酒无输课,耕田不纳租。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园林无尽处,花木不知名。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用风磨如南方水磨,舂则悬杵)。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又生。每春忘旧闰,随月出新年。强策浑心竹,难穿无眼钱。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黄橙调蜜煎,白饼糁糖霜。救旱河为雨,无衣垅种羊。”余尝阅《唐会要》有垅种羊,未之信,观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计闰。又《赠高善长》诗云:“一住十余年,物我两相忘。”
许献臣佥事说,益吉剌日不落,只一道黑气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刘敬之往任断事官,亲见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干国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观此则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绕北极之下以为昼夜,信而有证。刘梦得、苏子瞻皆有《罗浮夜半见日》诗,恐此山正与彼对,但不知相去几千万里也。
张橘轩先生,寓轩相公父也。有《杂录》云,凤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阳宫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阳千岁”字,昔云中马胜公得之。方仅数寸,贮以囊,虽兵革患难,至于饮食坐卧,未尝少离,其好古一至于此。近有士人得一砚于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问余。举此告之,仍以宝刻丛章证之。阴字在砚之左,字书奇古,非铜雀所能及。屡见铜雀砚皆有阳字,纪建安十三年造。尝闻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为四砚,则平日所见皆伪也。荆公诗亦尝辨之。
寓轩先生说,八作司见收星落石一块。色白如玉,大如鹅卵。上有篆字十余,不可识,印其文于书帙上。余阅《笔谈》,“常州,治平元年,有声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坠。久之,视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铁。”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晓。圣人之言,其语同则其说同。“元亨利贞”,乾、坤、屯、随、临、革、无妄七卦辞也。如何独以乾为四德,余卦则不然,辞同而说异。圣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鲁穆姜释随卦辞。欧阳公《童子问》反覆详尽,盖欲释学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说》云:“人自有合读底书。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圣王崇《诗》《书》《礼》《乐》以造士,未尝言《易》,《易》自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某枉费许多年工夫。”
说《易》者每引《连山》、《归藏》,不知其为伪书。《隋史》:刘炫聪明博学,牛宏购求天下遗书,炫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告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藏》,《隋志易序》云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取备殷易之阙。观此又安知其非伪耶。蔡季通已尝说《连山》《归藏》不传。
康节言:“孟子著书未尝言《易》,其间易道存焉。”
先儒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聘,毋于周孔足迹下盘旋。”
康节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又曰:“《春秋》者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谓:“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晦庵以为不如此。然宗之者众。或谓皆寅正纪事,近世戴岷隐诸公皆是此说。或以为无所谓例,无所谓褒贬,夫子据鲁史直笔而书,此说晦庵亦曾说了。或以为《六经》所书皆寅正,平王东迁后,以子为正,鲁亦以子为春。或以为正月非正月也,不书王无以知其为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谓“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
左氏,晦庵以为楚人,项平庵以为魏人。
叶石林谓左氏鲁史臣之后,虽未必见当时孔子所约之言,而多知鲁事。公谷则受学
译《湛然居士集》中有十首关于河中府的诗歌。我寻思“干城”一词,西辽称河中府。诗中吟咏那里的风物说:“打开酒坛倾倒美酒,撒网捕得新鲜鱼儿。酿酒无需缴纳赋税,耕田不必上缴租粮。躲避战乱开凿深洞,防止水患修筑高台。六月常常不下雨,三冬却会有雷声。园林没有尽头,花木不知名称。迎着风磨制旧麦,悬挂石杵舂捣新粳米(西人使用风磨如同南方的水磨,舂米则悬挂石杵)。春月花朵全然凋谢,冬天草木又重新生长。每年春天忘记旧的闰月,随着月亮更替迎来新年。强行用没有心眼的竹子做杖,难以穿过没有方孔的钱币。吃饭按斤称量售卖,金银用麦粒来计量。黄橙调和蜂蜜煎制,白饼撒上糖霜。救旱时河水化作雨水,没有衣服时就在田垄上种羊。”我曾经阅读《唐会要》提到“垅种羊”,当时并不相信,看了这首诗才确信确有此事。作者自注说西人不计算闰月。又《赠高善长》诗中说:“一住十余年,物我两相忘。”
佥事许献臣说,益吉剌国太阳不落,只有一道黑气遮蔽太阳。等到煮熟的羊膊熟了,太阳又出来了。保定人刘敬之前往担任断事官,亲眼见过。这也符合唐史中关于骨利干国的记载,只是地名不同,或许是有沿革。由此看来,日月并不是从地中出入,而是绕着北极之下运行以形成昼夜,这是确实而有证据的。刘禹锡、苏轼都有《罗浮夜半见日》的诗,恐怕罗浮山正与益吉剌相对,只是不知道相距几千万里罢了。
张橘轩先生,是寓轩相公的父亲。他有《杂录》说,凤翔是古雍州,秦穆公羽阳宫的旧址尚存。那里的瓦片上有古篆“羽阳千岁”字样,从前云中马胜公得到过。瓦片仅数寸见方,装在袋子里,即使在兵荒马乱、患难之中,乃至饮食坐卧,也未曾稍离,他喜好古物竟到了这种地步。近来有士人在湖南得到一方砚台,上面有这四个字,拿着来问我。我把马胜公的事告诉他,并用《宝刻丛章》来证实。砚台左侧的“阴”字,字体奇古,不是铜雀砚所能比及的。屡次见到铜雀砚都有“阳”字,记载是建安十三年制造的。曾听说当地人的瓦片很大,每片可以做成四方砚台,那么平日所见的都是伪品了。王安石诗中也曾经辨析过这一点。
寓轩先生说,八作司最近收到一块星落石。颜色白如玉,大小如鹅卵。上面有十余个篆字,无法辨认,将其印在书帙上。我阅读《笔谈》记载:“常州,治平元年,有声音如雷,星星大如月亮,震动两次而移动,震动三次而坠落。很久之后,查看那个地方,得到一颗石丸,大小如拳头,颜色如铁。”这两块石头都是陨星,形状相同而颜色有黑有白,为什么呢?
《易经》的解释最多,有的用来占卜,有的用来探讨性理,然而其中最大的疑惑,大多不可理解。圣人的言语,如果话语相同,那么解释也应该相同。“元亨利贞”,是乾、坤、屯、随、临、革、无妄这七个卦的卦辞。为什么唯独把乾卦解释为四德,其余卦却不是这样,辞语相同而解释不同。圣人的本意,恐怕不是这样的。文言中关于四德的解释,是鲁穆姜解释随卦卦辞时说的。欧阳修在《童子问》中反复详尽地论述,大概是想要解除学者的疑惑。朱熹《易说》中说:“人自有应当阅读的书。我才听说有人说看《易经》,就知道他错了,未曾懂得为学的次序。圣王推崇《诗》《书》《礼》《乐》来造就人才,未曾提及《易经》,《易经》自是另一个道理,不是用来教人的书。我枉费了许多年工夫。”
解说《易经》的人常常引用《连山》《归藏》,不知道它们是伪书。《隋书》记载:刘炫聪明博学,牛宏搜求天下遗书,刘炫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上送官府,领取赏赐后离去。后来有人告发他,经赦免死罪,定罪除名。《归藏》,《隋志·易序》说汉初已经亡佚。查考晋代《中经》有记载,只载占卜之事,不像圣人的旨意,只是用来补全殷代《易经》的缺漏。看这些又怎能知道它不是伪书呢。蔡季通已经说过《连山》《归藏》没有流传下来。
邵雍说:“孟子著书未曾提及《易经》,但其中蕴含着易道。”
先儒说:“学习《易经》应当在伏羲的心地上驰骋,不要在周公孔子的足迹下盘旋。”
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又说:“《春秋》是为君弱臣强而作,所以称为名分之书。”关于“春王正月”,胡安国认为:“以夏历的时令冠于月份之上,以周历的正朔纪事。”朱熹认为不是这样。然而信奉胡安国的人很多。有人说都是寅正纪事,近世戴岷隐等人都持此说。有人认为无所谓体例,无所谓褒贬,孔子依据鲁国史书直笔书写,这个说法朱熹也曾说过。有人认为《六经》所记载的都是寅正,周平王东迁后,以子月为正,鲁国也以子月为春。有人认为正月并非正月,不书“王”字就无法知道它是十一月。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朱熹说:“我之所以都不敢相信诸家的解释,除非是孔子还魂亲自说出。”
左丘明,朱熹认为是楚国人,项安世认为是魏国人。
叶梦得认为左丘明是鲁国史官的后代,虽然未必见过当时孔子所约定的言语,但多知道鲁国的事。《公羊传》《谷梁传》则是受学
于孔门弟子者也。创立凡例时,亦有及其事者,因其闻而得之也。今经之目既不可见,而义又无显然以告后世者,千载之下,凭空文臆断,而议圣人深严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译这是孔门弟子的事。在创立凡例时,也有涉及他的事迹,这是因为听闻而得知的。如今经典的篇目既然已经不可见,而义理又没有明显地告知后世,千载之下,凭空依据文字主观臆断,来议论圣人深奥严谨精微的法度,并断定其必然相合,这可以吗?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鄢陵克敌而还,使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难将作矣。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公孙于齐次于阳州,叔孙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颡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齐,与公言平子有异志。昭子耻于见欺,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于患,见几而作,可谓勇矣。皆卒于戊辰之日,异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曾阝子于次睢之社。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泓之战,伤股,而卒用之者,公谷谓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记》,睢水有袄神庙。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更阝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其后果逐。昭公十一年,楚灵王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后于乾溪自缢。
左氏载息夫人事,为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犹未言。故王维诗云:“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旧不言长掩泪,只缘翻恨有华容。”杜牧云:“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皆祖其说。余谓息妫既为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间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晋景公病,将食麦,张如厕,陷而卒。国君病何必如厕,假令如厕,岂能遽陷而卒。此皆文胜其实,良可发笑。
叔孙豹适齐,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生子曰竖牛。朱温掠地宋亳,与逆旅妇人野合,而生友▯。后二人为二子杀身破家。二事却相类,余阅世似此者多,不能谨一时之独,适足贻千载之笑。末三,盗贼,固不足责,而谓叔孙穆子为之乎。
《左氏》载《正考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庄子》云,“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左氏》作“偻伛”,《庄子》作“伛偻”,其文颇顺。林竹溪云,“伛”,背曲;“偻”,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明年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之,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灶焉知天道。”遂不与。郑不复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将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灶之言有不中。
前辈谓井田之法,如画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谓井田不可行于后世。襄公二十五年,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掩《书土田》有曰:“度山林,鸠薮泽。町原防,井衍沃。”东莱先生曰:“原防之间,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则别为小顷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则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尝概之以棋局之画哉。近观《石洞纪闻》有以:“方里而井”,是一里画为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旷之地。若地势高低处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贡法,▯掩之说偶忘之矣。
陈后山谓杜子民言大亻丕,今黎阳是也。洚水,安阳河是也。大陆,邢州巨鹿泊也。九河者,分为支流。逆河者,为潮水逆行。余以《近世书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沦入海,不可寻考。又以今日观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谓瓠子在雷泽黄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犹有瓠冈。
《禹贡》三江余于《嘉定集》已尝言之。中江为震泽害,傅同叔谓禹塞之,今东塌是也。余谓使禹塞之,《书》必不曰“东为中江入于海,”必塞之于后世。嘉定交代贡仲坚谓钱王塞之,其说有理。王据两浙时,多兴水利。
《书》之百篇,倭国犹有本。欧阳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时
译成公十七年,范文子从鄢陵战胜敌人回来,让祝宗向神祈祷求死,说:“国君骄横奢侈却战胜了敌人,这是上天加重他的疾病,灾难将要发生了。让我快点死去,不要赶上这场灾难。”这是范氏的福气,六月戊辰日去世。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逃到齐国,驻扎在阳州,叔孙昭子从阚地回来,拜见季平子,季平子叩头谢罪说:“如果让我得以改正侍奉国君的态度,那就是让我死而复生、白骨长肉的大恩德了。”叔孙昭子到齐国,对昭公说季平子有异心。叔孙昭子以被欺骗为耻,十月辛酉日,让祝宗祈祷求死,戊辰日去世。这两个人都想着避免祸患,察觉细微的征兆就采取行动,可以说是勇敢了。都死在戊辰这一天,真是奇异啊。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让邾文公在次睢之社祭祀时用人牲。司马子鱼说:“古代六畜不互相用作牺牲,小事不用大牲畜,何况敢用人呢?现在一次会盟就虐待两国的国君,又把他们用在淫乱昏昧的神灵上,想要借此称霸,不是很难吗?能死就是幸运了。”泓水之战,宋襄公大腿受伤,而最终用人牲祭祀的原因,《公羊传》《谷梁传》说是敲破他的鼻子用血祭社。《左传》注解说:“用人代替牲畜。”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汴梁记》记载,睢水有袄神庙。昭公十年,季平子攻打莒国,俘获更阝地献俘,开始在亳社用人牲。臧武仲在齐国听说这件事说:“周公大概不会享用鲁国的祭祀吧。”后来他果然被驱逐。昭公十一年,楚灵王灭掉蔡国,在冈山用蔡国隐太子作人牲。申无宇说:“不吉利。五畜不互相用作牺牲,何况用诸侯呢。”后来他在乾溪自缢而死。
《左传》记载息夫人的事,她为楚文王生了堵敖和成王,却一直没有说话。所以王维诗说:“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胡曾说:“感旧不言长掩泪,只缘翻恨有华容。”杜牧说:“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都沿袭这种说法。我认为息妫既然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床笫之间已非一夜,怎么能不说话。晋景公生病,将要吃麦粥,上厕所,掉进坑里死了。国君生病何必上厕所,假设上厕所,难道能立刻掉进去就死吗。这些都是文采胜过事实,实在可笑。
叔孙豹到齐国,到了庚宗,遇到妇人,与她私通,为她做饭并留宿,生了儿子叫竖牛。朱温掠夺宋亳地区,与旅店妇人野合,生了友〇。后来这两个人都被他们的儿子杀害,家破人亡。两件事却很相似,我阅览世间像这样的事很多,不能谨慎一时的独身,正好留下千年的笑柄。至于最后三个,盗贼,固然不值得责备,但说叔孙穆子这样做吗。
《左传》记载《正考父鼎》铭文说:“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庄子》说,“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左传》作“偻伛”,《庄子》作“伛偻”,文辞颇为通顺。林竹溪说,“伛”,背弯曲;“偻”,腰弯曲。
昭公十七年冬天,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宿。郑国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将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我使用〇〇玉瓒祭祀,郑国必定不会发生火灾。”子产不给。第二年夏天五月壬午日,宋、卫、陈、郑都发生火灾。裨灶说:“不采用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郑国人请求子产,子产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裨灶哪里知道天道。”于是没有给。郑国不再发生火灾。二十四年五月乙未初一,发生日食。梓慎说:“将发生水灾。”昭子说:“将发生旱灾。”秋天八月发生旱灾。梓慎的占卜有差错,裨灶的话有不准确。
前辈说井田制度,像画棋盘一样,有丘陵原隰,必定不能实行,于是说井田不能在后世实行。襄公二十五年,楚〇掩担任司马,子木让他整顿赋税,〇掩《书土田》中有说:“测量山林,聚集薮泽。划分原防,井划衍沃。”东莱先生说:“原防之间,土地不能方正如井田,就另外划分为小顷町。至于衍沃平美之地,就使用井田制度。”先王的制度,哪里曾经一概用棋盘的画法呢。近来看《石洞纪闻》有说:“方里而井”,是一里画为一井。古人所井的,只是中原平旷之地。如果地势高低处怎么能井划,我想江南只用贡法,〇掩的说法偶然忘记了。
陈后山说杜子民说大亻丕,现在黎阳就是。洚水,安阳河就是。大陆,邢州巨鹿泊就是。九河,分为支流。逆河,为潮水逆行。我用《近世书解》考证,九河、逆河包沦入海,不可寻考。又用今天观察,黄河从淮河入海了。后山又说瓠子在雷泽黄河故道,现在叫沙河,其西北还有瓠冈。
《禹贡》三江我在《嘉定集》已经说过。中江为震泽害,傅同叔说禹堵塞它,现在东塌就是。我说如果禹堵塞它,《书》必定不说“东为中江入于海”,必定是后世堵塞的。嘉定交代贡仲坚说钱王堵塞它,他的说法有道理。钱王占据两浙时,多兴修水利。
《尚书》的百篇,日本还有原本。欧阳公《日本刀歌》说:“徐福行时
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诸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汤东涧跋曰,日本僧{艹仍}书。朱文公言,闻外国《书》逸篇皆全。其释孟子尽心一条,亦托外国本以备考。今北峰之子行果为予言,{艹仍}来中国,见六经之本不同,既归,模其国中本,遣高弟僧护行,以送吴赵知旧。中流失舟,{艹仍}以丧其弟子,误谓此书不当入中国,以致于此。
译《尚书》并未被全部焚毁,散失的百篇至今尚存。但法令严厉,不允许流传到各国,因此世上无人能识读古文。”汤东涧在跋文中说,这是日本僧人{艹仍}所写。朱文公曾说,听说外国《尚书》的散佚篇目都完整保留。他解释《孟子·尽心》中的一条,也假托外国版本以供参考。如今北峰的儿子行果对我讲,{艹仍}来到中国,发现六经的版本与本国不同,回国后,便摹写本国藏本,派遣高足僧护行,送给吴地的赵氏旧友。途中船只失事沉没,{艹仍}因此失去了弟子,误以为这本书不应当传入中国,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刘元城先生云:“《书皋陶谟》‘无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敖逸欲有国。’”引《汉书》为证。又曰:“六经中似此等甚多。”郑夹氵祭著《书辨讹》、《诗辨妄》,二书详悉,有益学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鲁斋著《书疑》,长沙易公著《易举隅》,发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于以见学无止法。
“庭燎”,《诗传》云:“大烛也。”或引齐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谓古制,未得而闻。要以物百枚缠束之,用松苇竹,灌以脂膏焚之,烟焰灰烬,殊为不经,古制必不如是。学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设灯炬木烛为佳。木烛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铁盘,燃以膏油。若以松苇竹百枚缠束之,炬火也,非烛也。又据《字书》“桦”字,以其皮卷之,裹松脂,燃以为烛,此却有理,胜缠竹苇矣。
齐地有虫,类蚯蚓。大者人谓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所谓“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孽字作擘),即蚯蚓之大者也。故谓蚓而后充其操者也。(见晁氏客语)
王滹南曰:“圣人之意或不尽于言,亦不外乎言。不尽于言而执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离其言以求之,宜其伤于太过也。”
《史记》初看,窃怪语多重复,事多夸诞。及看子由《古史》,删除简当,固为奇特。然称太史公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又怪其贬之太过。况是时书籍未备,诸子杂行,有未暇详考。其易编年而为纪传,其法一本子《书》,后世莫能易。洪容斋云:“《太史公书》若褒赞其高古简妙,殆是模写日星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近年得滹南《经史辨惑》,论《史记》者十一卷,采摭之误若干,取舍不当若干,议论不当若干,姓名字语冗复若干,文势不接若干,重叠载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有迁之罪不容诛矣之辞。吁,太史公初意,岂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则专取其长,王则专攻其短,人之好恶不同。及观晦庵先生《语类》云:“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史记》疑当时不曾删改脱稿。”又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纪载无次序,有疏阔不接续处。”先生之说,察而恕矣。又以众说质之本传其与任安书明说“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观此则为未脱稿明矣,责之者谅此可矣。
班固尝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爱迁者以此论为不然,谓迁感当世,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弊,不若文景尚黄老清静,天下饶给,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武帝用法深刻,臣下当诛得以货免,迁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叹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己于祸;其羞贫贱者,自伤以贫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
《路史》秦皇氏注,《春秋命历》云:“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乾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万七千年”。《广雅》因之,均为诞妄。夫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四十岁,而及太素冥茎,此道之根本也。尝举以问陈月观先生,云:“康节《皇极经世书》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数。帝尧即位之年,甲辰已在午。”又举以问一前辈,云:“《路史》不足观,仅可糊壁。”余闻之矍然,观其引援该博,无书不读;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搏斋为作传,叙其“述作非止一书,博学如斯,古今有几”,此语甚失忠厚之意。《皇王大纪》自人皇氏以后所叙世氏与《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节,以《易》、《书》、《诗》、《春秋》为据。谓康节之数精极天地,必不妄以尧即位甲辰为准,用之以表时序事,庶可传信。此书五峰先生成于绍兴辛酉;《路史》,罗先生于乾道庚寅
译刘元城先生说:“《尚书·皋陶谟》中的‘无教逸欲有邦’,古本写作‘亡敖逸欲有国’。”他引用《汉书》作为证据。又说:“六经中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郑夹漈撰写了《书辨讹》、《诗辨妄》,这两本书详尽细致,对学者有益。但沿袭已久,不能立刻更改。近年婺源的王鲁斋撰写《书疑》,长沙的易公撰写《易举隅》,阐发尤多,都是前代儒者未曾说过的,由此可以看出学问没有止境。
“庭燎”,《诗经传》说:“是大烛。”有人引用齐桓公“庭燎之百”的事,注家说是古代制度,我却未曾听说。大概是把百枚物品缠束在一起,用松、苇、竹,浇上脂膏焚烧,烟焰灰烬,实在不合常理,古代制度必定不是这样。学校秋季丁祭,尤其不宜这样做,不如多设置灯炬和木烛为好。木烛高五尺,下面有底座,上面用铁盘,燃以膏油。如果用松、苇、竹百枚缠束在一起,那是火炬,不是烛。又根据《字书》中“桦”字,用桦树皮卷起来,裹上松脂,点燃作为烛,这却有道理,胜过缠束竹苇。
齐地有一种虫,类似蚯蚓。大的被人称为巨白,善于掘土而行。孟子所说的“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擘”字通“孽”),就是蚯蚓中大的那种。所以说蚓而后充其操者也。(见晁氏《客语》)
王滹南说:“圣人的意思有时不完全在言语中,但也不超出言语之外。不完全在言语中却执着于言语去探求,理应失之不及;不超出言语之外却脱离言语去探求,理应失之太过。”
初看《史记》,私下奇怪话语多重复,事迹多夸张荒诞。等到看了苏辙的《古史》,删除简当,固然奇特。但他称太史公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又奇怪他贬低得太过了。况且当时书籍未备,诸子杂行,有来不及详细考证的。他将编年体改为纪传体,其方法完全本于《尚书》,后世无法改变。洪容斋说:“《太史公书》如果褒扬其高古简妙,大概是描摹日星的光辉。”多见其不知量,近年得到王滹南的《经史辨惑》,论述《史记》的有十一卷,采摭的错误有多少,取舍不当的有多少,议论不当的有多少,姓名字语冗杂重复的有多少,文势不衔接的有多少,重叠记载事迹的有多少,指出瑕疵摘取毛病,毫不宽恕。甚至有“迁之罪不容诛”的说法。唉,太史公的初意,哪里期望如此。可悲啊。洪氏专门取其长处,王氏专门攻其短处,人的好恶不同。等到看晦庵先生《语类》说:“司马迁才高见识也高,但粗率。《史记》怀疑当时不曾删改定稿。”又说:“《史记》恐怕是个未完成的文字,所以记载没有次序,有疏阔不接续的地方。”先生的说法,明察而宽恕了。又用众说对照本传,他与任安的书信中明确说“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看这就明白是未脱稿了,责备他的人体谅这一点就可以了。
班固曾经讥讽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喜爱司马迁的人认为这种论断不对,说司马迁感于当世,愤于自身,有所激愤而言,并非确实如此。在武帝时代,表彰儒术,罢黜百家,理应大治,却穷奢极侈,海内凋敝,不如文景崇尚黄老清静,天下富足,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武帝用法深刻,臣下当诛可以凭钱财免罪,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自赎,朋友无人救援,最终陷入腐刑。他推崇奸雄,是感叹没有朱家那样的人,不能让自己免于祸患;他羞于贫贱,是自伤因为贫穷不能免刑。所以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班固不体察他的心意而贸然讥讽,错了。
《路史》秦皇氏注,《春秋命历》说:“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乾凿度》及《春秋元命苞》都说:“二百七十六万七千年”。《广雅》沿袭它,都是荒诞虚妄。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四十岁,而达到太素冥茎,这是道的根本。曾经拿这个去问陈月观先生,他说:“邵雍《皇极经世书》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只是这个数。帝尧即位之年,甲辰已在午。”又拿这个去问一位前辈,他说:“《路史》不值得看,仅可糊墙。”我听后惊愕,看他引援广博,无书不读;而且文字奇古,不容易达到。曾搏斋为他作传,叙述他“著述不止一书,博学如斯,古今有几”,这话很失忠厚之意。《皇王大纪》自人皇氏以后所叙述的世系与《路史》不同。其著述的方法,本于邵雍,以《易》、《书》、《诗》、《春秋》为依据。认为邵雍的数理精极天地,必定不会妄以尧即位甲辰为准,用它来标示时序事迹,庶几可以传信。这本书五峰先生成于绍兴辛酉年;《路史》,罗先生成于乾道庚寅年
成。
范晔,泰之子也。家世文学。父祖易攵历,并有名前代。泰能使王弘推让大权,晔乃助义康为逆,被诛。籍其家,乐器服玩,并皆珍异;妓妾不胜珠翠,其母则居止单陋,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至市临刑,家人悉至。晔见妻则笑,见母呼泣而晔无言,见妓妾乃悲涕流连,是为不忠不孝之人。后世乃读其《后汉书》安得大手笔重为修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丧,朋友诸臣未有出涕,内人皆行哭失声,其母以为必多旷于礼,据其床而不哭。晔之诛不足以塞其罪。
译成。
范晔是范泰的儿子。家中世代从事文学。父亲和祖父都擅长历法,在前代都有名声。范泰能够促使王弘推让大权,范晔却协助刘义康谋反,最终被处死。抄没他的家产,其中的乐器、服饰和玩物,都非常珍贵奇异;姬妾们佩戴的珠翠多得数不清,而他的母亲居住的地方却简陋狭小,弟弟冬天没有被子,叔父只穿着单薄的布衣。等到在市场上临刑时,家人全都到了。范晔看见妻子就笑,看见母亲呼唤哭泣而范晔却不说话,看见姬妾才悲伤流泪不止,这确实是不忠不孝的人。后世竟然还阅读他的《后汉书》,怎能指望大手笔重新修纂呢?削除他的名字就可以了。从前文伯去世,朋友和众臣都没有流泪,内室的人却都边走边哭,哭得没了声音,他的母亲认为他一定在礼节上多有亏欠,便靠着床而不哭。范晔被杀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
《晋史》多幽冥鬼怪谬妄之言,取诸《幽冥录》、《搜神记》等书,不知诚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广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
谢侨,▯出之族,尝一朝乏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侨曰:“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
孙子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注曰:“拳与[B123]同,攘臂绳也。今胸袖手圈。言解斗者当善以手解之,不可用[B123]也。然下句已有救斗者不搏扌戟,上句恐别有意。或如龚遂乱绳之说,与人斗者何暇先用袖圈。然《史记》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搭”子由《古史》亦然。
先贤云:“高祖其势可以守关,不放入项王。然须放他入来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万秦子弟在外,恐内有父兄为变;二是汉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怀王。”今考之史,项王坑降卒二十万于新安之后,方破关入秦,汉王已王汉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战,父母妻子方在楚,入关时尚在沛。怀王之说亦恐未然。子婴降,诸将请诛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以能宽容,且杀降不祥”沛公重德于怀王何有嫌疑。项王弑义帝,汉王为发丧,告诸侯伐楚。三说甚失照管,因笔于此。
《前汉书》有《刑法志》无《兵志》,《后汉书》《刑法志》亦无。《隋》、《晋书》俱有《刑法志》。《唐书》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鉴》: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计,堰淮水灌寿阳。调役夫及战士共二十万,南起浮山,北抵▯石,依岸筑土,合积中流。十四年四月,将成而复坏。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铁数千万斤沈之,亦不能合。又伐木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十五年四月,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将攻堰,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此达理之论也。近年吉水周衡斋著《通鉴论断》,归咎于张豹之不修堰,平岂真有先见,不幸而言中。余谓周公未尝至淮,不知淮流之险。四渎者天所以节宣其气,人力岂能胜?平真有所见也。据《都梁志》云:“水落时旧基皆出,广仅二十丈,长不过二里。又自其处至浮山,尚二百余里。浮山去寿阳四百里,不可得而灌。”旧志所载亦因前史夸诞而述之,未可尽信。
《通鉴》,陈后主至德四年,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百年。窃怪其在位之久。以岁月考之,夸吕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陈后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其误明矣。《纲目》、《本末》皆同,以讹相承,有误学者。据《唐书》,吐谷浑自晋永嘉时有国,至龙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绝。然偏方裔夷,亲见晋、宋、齐、梁、陈、隋、唐七朝禅代,抑岂偶然?又不可与十六僭伪同日而语也。
嬴秦转而吕政,并六国,称皇帝,十三年而社稷为墟。典午转而牛氏,江东乃百余年。盖始皇不仁,晋元帝犹贤乎彼。曹操篡汉,子孙戕于司马氏。司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高齐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诈取于周,炀帝弑父而纂,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汉末党事起。袁闳筑土室而居,自牖纳饮食,潜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树为屋,绝迹梁砀之间。司马氏纂魏,范粲称疾不出,寝于所乘车,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寿八十四岁终于车中。三子全身远害,志趣一同,善于避祸者也。
商鞅亡至关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叹曰:“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刘毅为王镇恶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师容桓蔚,为刘卫军所杀,今实不敢容异人。”毅叹曰:“为法自弊,一至于此!”二人智穷力尽,适相似也,可发千载一笑。
译《晋书》中有很多关于幽冥鬼怪荒谬虚妄的言论,这些内容采自《幽冥录》、《搜神记》等书,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其事呢?
《宋史》记载:徐广年纪超过八十岁,仍然每年诵读一遍《五经》。
谢侨,出身于〇氏家族,曾经有一天家里断粮,他的儿子谢启打算把班固的《汉书》拿去当铺换钱。谢侨说:“宁可饿死,怎么能用这本书来充饥呢?”
孙子说:“解开杂乱纠结的绳索,不要握紧拳头。”注解说:“拳与[B123]字相同,意思是卷起袖子用绳索捆绑。现在胸袖手圈。意思是调解争斗的人应当善于用手去解开,不可以用[B123](拳头/暴力)。然而下句已经有‘解救争斗的人不搏斗持戟’,上句恐怕另有深意。或者像龚遂解开乱绳的说法,与人争斗的人哪有闲暇先用袖子去圈解。然而《史记》的文意及注解都不同,‘控拳’作‘控搭’,苏辙的《古史》也是这样。
先贤说:“汉高祖当时的形势可以守住函谷关,不让项羽进来。然而必须让他进来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外面还有二十万未被坑杀的秦军子弟,担心内部有他们的父兄作乱;二是汉王的父母妻子在楚国;三是有怀王在。”现在考证史书,项羽在新安坑杀降卒二十万之后,才攻破函谷关进入秦国,此时汉王已经称王汉中,出兵平定三秦。到了彭城之战,父母妻子才在楚国,进入函谷关时他们还在沛县。关于怀王的说法恐怕也不对。子婴投降时,众将领请求杀了他。沛公说:“当初怀王派遣我,是因为我能宽容,况且杀降者不吉利。”沛公看重怀王的恩德,哪里会有嫌疑呢?项羽杀害义帝,汉王为他发丧,并告知诸侯讨伐楚国。这三种说法很不合逻辑,因此记录在这里。
《前汉书》有《刑法志》没有《兵志》,《后汉书》的《刑法志》也没有。《隋书》、《晋书》都有《刑法志》。《唐书》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资治通鉴》记载:梁武帝天监十三年,采用北魏降将王足的计策,筑堤拦截淮水以淹没寿阳。征调役夫和战士共二十万人,南起浮山,北抵〇石,沿着河岸筑土,堆积在中流。十四年四月,堤坝即将建成却又毁坏。有人说蛟龙能乘着风雨破坏堤坝,它的本性厌恶铁,于是运送数千万斤铁沉入水中,也不能使堤坝合拢。又砍伐树木做成井干式结构,填入巨石,在上面加土。沿着淮河百里之内,无论巨细的木材石头都用尽了。十五年四月,堤坝建成,长九里,底部宽一百四十丈,顶部宽四十五丈,种植杞柳,军营堡垒排列在上面。九月淮水暴涨,堤坝溃决,声音如雷,三百里内都能听到,沿淮城的戍守村落十余万人,都被漂流入海。起初北魏人非常担忧,打算攻打堤坝,李平认为不必借助兵力,堤坝终究会自己毁坏,这是通达事理的高论。近年吉水周衡斋著《通鉴论断》,归咎于张豹不修缮堤坝,李平难道真有先见之明,只是不幸言中罢了。我认为周公未曾到过淮河,不知道淮水流势的险恶。四渎(江河淮济)是天用来调节宣泄水气的,人力怎能胜过?李平确实有所见地。根据《都梁志》记载:“水落时旧堤基都露出来,宽度仅二十丈,长度不过二里。又从这里到浮山,还有二百多里。浮山距离寿阳四百里,不可能用来灌水。”旧志所载也是因袭前史的夸张荒诞而叙述,不能完全相信。
《资治通鉴》记载,陈后主至德四年,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百年。我奇怪他在位这么久。用年月考证,夸吕从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年即位,到陈后主至德四年丙午年,才四十七年,错误很明显了。《纲目》、《本末》都相同,以讹传讹,误导学者。根据《唐书》,吐谷浑从晋朝永嘉年间建国,到龙朔三年吐蕃夺取其地,共三百五十年才灭亡。然而偏远的边疆夷狄,亲眼见证晋、宋、齐、梁、陈、隋、唐七朝更替,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又不可与十六国时期的僭伪政权同日而语。
嬴秦转为吕政(秦始皇),兼并六国,称皇帝,十三年后社稷成为废墟。司马氏(晋朝)转为牛氏(指晋元帝司马睿,因“司马”二字拆开似“牛”字,或指晋室南渡后势弱),江东却延续了百余年。大概是因为秦始皇不仁,晋元帝还比他贤明一些。曹操篡汉,子孙被司马氏杀害。司马氏骨肉自相残杀,出自你手中的,又回报到你身上。高齐和宇文周也是这样。隋文帝用欺诈手段从周朝夺取政权,炀帝弑父篡位,仅仅十三年就死在别人手里,所以说“秦隋”(命运相似)。
汉末党锢之祸兴起。袁闳建造土室居住,从窗户递进饮食,隐居十八年后去世。申屠蟠靠着树木搭建房屋,在梁砀之间断绝踪迹。司马氏篡夺魏国政权,范粲称病不出,睡在所乘的车中,脚不沾地共三十六年,享年八十四岁死在车中。这三个人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志趣相同,是善于避祸的人。
商鞅逃亡到关下,想住进客舍。客舍主人说:“商君的法令规定,留宿没有凭证的人要连坐受罚。”商鞅感叹道:“制定法律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刘毅被王镇恶攻打,夜里投奔牛牧佛寺。寺僧拒绝他说:“从前亡师收留桓蔚,被刘卫军杀害,现在实在不敢收留外人。”刘毅感叹道:“法律自己带来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两个人智尽力竭,处境相似,足以引发千载之后的一笑。
王斗对齐宣王曰:“王爱民不如尺觳。以尺觳为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爱尺觳。’”宣王谢曰:“寡人有罪。”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引喻亲切,其利博哉。
译王斗对齐宣王说:“大王爱护百姓,还不如爱护那尺长的鹿皮。大王用它做帽子,不让身边的宠臣近侍插手,一定要让工匠来做,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如今大王治理齐国,不任用身边的宠臣近侍就不任用别人,所以说:‘大王爱护百姓还不如爱护那尺长的鹿皮。’”齐宣王道歉说:“我有罪过。”于是选拔了五位贤士担任官职,齐国因此大治。他的比喻亲切贴切,其益处真是广博啊。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于是下令曰:“吾欲进善,有谒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傅司马相如事,杨诚斋辨明详切,非草草读书者比。第以“赀”为“郎”,谓“输货而得仕”,与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杨敞为丞相,霍光使田延年报敞废昌邑王事,敞惊惧,不知所言。其妻谓敞曰:“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即从之。令狐▯亘贬吉州,齐映为江西观察按部,▯亘轻映后进。其妻曰:“君以白头走小生前,不抹首属戎器迎之?”映以为恨,奏其前过,贬衢州别驾。吁,二公俱以妇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义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步行,好事者相合为义买犊车乘之,后代杨敞为相。胡建,天汉中守军正丞,贫无车马,步与走卒起居。盛唐时仕于朝而无马者,官借之。
贾谊生遇明时,有天资,有学力,年十八为吴公客,二十余文帝召为博士。年少气锐,是以绛灌等毁之。及谪长沙,召为梁太傅,陈政事疏言皆验,汉廷诸臣无能及之,时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岁,文帝犹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观。史臣谓其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不能过。后世可及之者,诸葛孔明而已,未出茅庐,三分天下,时方二十三岁。
后汉魏桓不肯仕,卿人勉之,曰:“干禄求进,行其志也。方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使桓生去而死还,于诸子何有哉?”
《萧何传》不言律令,《李邕传》无一字及笔札,《五代刘▯句传》不书修唐史。
墨允、墨智,乃伯夷、叔齐也。
越有君子军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
姑蔑故城,即今之龙游县。姑蔑墓在东华山偃王庙后,庆元间为人所发,其间古物充▯刃,随即灰散,惟数瓦缶不坏,水满其中,又并其埋铭碎而弃之。惜哉!衢人以其砖为砚。韦昭注《国语》,谓“姑蔑,今之太湖”,非也。
巫山神女庙两庑碑文,皆言神助禹开峡有功,是以庙而祀之,极诋宋玉云雨之妄。余谓与扬州后土韦郎事相似。旧塑绿衣年少于旁,明道以其亵渎,遂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宫姬娥初无此说,诞妄始于《淮南子》,汉人从而传之,唐宋文人又从而诗之、歌之。史先生《▯斋占毕》论之详矣。
陆机、云兄弟,托身于成都王颖。叶石林《避暑录》云:“当危乱之世,贪权喜功,虽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谓卢志称其父祖名,机怒,亦称卢之父祖名以报,河桥之败,志因赞之,父子兄弟皆诛死。余谓此说非也,使机当日无此语亦被祸,不思机乃亡国人。至中原在贾谧二十四友之列,及诛谧,机亦有功,人得以议之。伦将篡位,机在中书,九锡文禅诏亦与焉,减死徙边,遇赦而止。晋室多故,机不识时,昧乱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图富贵,愚矣。顾荣、戴若思等,劝其还吴,孙惠劝其让都督于王粹,皆不从。机之祸其在此矣。故志等得以害之。其《豪士赋》有云:“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适足以自道也,哀哉。
嵇、阮齐名,皆博学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已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养生论》,颇言性情。及观《绝交书》,如出二人。处魏晋之际,不能晦迹韬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逊,而非薄圣人,竟致杀身,哀哉!籍诗云:“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刘后村云:“非谓甘为燕雀,自伤其才大志旷,无所税驾。以史观之,此是其全身远害之术。而寓之诗,其放荡不检,则甚于康。不罹于祸者,在《劝进表》也。”
晋范坚迁尚书右丞,是时廷尉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匹,当弃市。二子宗云,乞没为官奴,赎父命。尚书朱
译晋平公问叔向说:“国家的祸患,什么最大?”叔向回答说:“大臣看重俸禄而不极力劝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进言,下情不能上达,这是最大的祸患。”晋平公说:“好。”于是下令说:“我想要进用善言,如果有进言而不能上达的,罪至死。”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司马相如的事迹,杨诚斋辨析得明白详细,不是粗略读书的人能比的。只是他把“赀”解释为“郎”,认为这是“缴纳财物而获得官职”,与各家解释不同,不知道谁对谁错。
杨敞担任丞相,霍光派田延年告诉杨敞废黜昌邑王的事,杨敞惊恐畏惧,不知道说什么。他的妻子对杨敞说:“犹豫不决,事情没做成先被杀了。”杨敞就听从了她。令狐〇亘被贬到吉州,齐映担任江西观察使巡视辖区,〇亘轻视齐映是后辈。他的妻子说:“您以白头老臣的身份去小辈面前,不修饰仪容穿戴戎装迎接他吗?”齐映对此怀恨在心,上奏他以前的过错,把他贬为衢州别驾。唉,这两位公卿都听从了妻子的话,却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其中有智慧与愚蠢的区别啊。
蔡义因为通晓经学在大将军幕府任职,家里贫穷步行,好事的人凑钱为蔡义买了一辆犊车乘坐,后来他接替杨敞担任丞相。胡建,天汉年间担任中守军正丞,贫穷没有车马,步行与士卒一起起居。盛唐时在朝廷做官而没有马的,官府借给他。
贾谊生逢清明时代,有天赋,有学问,十八岁做吴公的门客,二十多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年轻气盛,所以周勃、灌婴等人诋毁他。等到被贬长沙,又被召为梁太傅,陈述政事的奏疏所言都得到验证,汉朝朝廷众臣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当时他只有二十五六岁。他去世时,才三十三岁,汉文帝仍然思念他的话。如果上天给他更多寿命,一定大有可观。史臣说贾谊通达国家体制,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超过他。后世能赶上他的,只有诸葛孔明罢了,还没出茅庐,就三分天下,当时才二十三岁。
东汉魏桓不肯做官,同乡人劝勉他,说:“谋求官职俸禄,践行自己的志向。现在后宫有上千人,能减少吗?左右有权势的人,能除去吗?如果魏桓活着离开而死时回来,对各位子弟有什么好处呢?”
《萧何传》不记载律令,《李邕传》没有一个字提及书法,《五代刘〇句传》不记载修撰唐史。
墨允、墨智,就是伯夷、叔齐。
越国有君子军六千人。石勒聚集衣冠人物,另外编成君子营。
姑蔑故城,就是现在的龙游县。姑蔑墓在东华山偃王庙后面,庆元年间被人发掘,其中的古物充满〇刃,随即灰飞烟灭,只有几个瓦罐没坏,里面装满水,又连同埋藏的铭文一起打碎丢弃。可惜啊!衢州人用它的砖做砚台。韦昭注释《国语》,说“姑蔑,就是现在的太湖”,不对。
巫山神女庙两旁的碑文,都说神女帮助大禹开凿三峡有功,因此建庙祭祀,极力诋毁宋玉云雨之说的荒谬。我认为这与扬州后土韦郎的事相似。以前在旁边塑有绿衣少年像,明道年间因为亵渎神灵,就撤去了。不只是这两件事,月宫嫦娥最初没有这种说法,荒诞虚妄始于《淮南子》,汉代人接着传播,唐宋文人又接着写诗歌唱。史先生《〇斋占毕》论述得很详细了。
陆机、陆云兄弟,依附于成都王司马颖。叶石林《避暑录》说:“在危乱的时代,贪图权位喜好功名,即使想苟且保全性命可以吗。”这话是对的。说卢志称呼陆机的父祖名讳,陆机发怒,也称呼卢志的父祖名讳来报复,河桥之战失败,卢志因此赞颂陆机,父子兄弟都被杀。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即使陆机当时没有这句话也会遭祸,不想想陆机是亡国之人。后来中原在贾谧二十四友之列,等到诛杀贾谧,陆机也有功劳,人们得以议论他。司马伦将要篡位,陆机在中书省,九锡文禅诏也参与起草,减死罪流放边疆,遇到赦免才停止。晋朝多事,陆机不识时务,不明白乱世不居位的告诫,想要获取功名谋求富贵,愚蠢啊。顾荣、戴若思等人,劝他回吴地,孙惠劝他把都督职位让给王粹,都不听从。陆机的祸患就在这里了。所以卢志等人得以害他。他的《豪士赋》中有这样的话:“自身危险由于权势过大,却不知道放弃权势来求得安全;祸患积累由于恩宠过盛,却不知道推辞恩宠来招致福分”,正好足以自我写照,悲哀啊。
嵇康、阮籍齐名,都博学有文采,然而两人立身处世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嵇康著《养生论》,颇言性情。等到看《绝交书》,好像出自两个人。处在魏晋之际,不能隐藏踪迹收敛锋芒,反而傲慢违逆他人;又不能行为端正言语谦逊,反而轻慢圣人,最终导致杀身之祸,悲哀啊!阮籍诗说:“宁愿与燕雀飞翔,不跟随黄鹄高飞。黄鹄游历四海,中途将归向何处。”刘后村说:“不是说甘心做燕雀,是自伤才大志远,无处安身。从历史来看,这是他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的方法。而寄托在诗中,他的放荡不检点,比嵇康更甚。没有遭受祸患的,在于《劝进表》。”
晋朝范坚升任尚书右丞,这时廷尉上奏殿中帐吏邵广盗窃官用幔帐三张,合布三十匹,应当处死。两个儿子宗云,请求没入官府为奴,赎回父亲的性命。尚书朱
映议:“天下人父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坚同映议。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子没入,足以惩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减广死刑,二子为官奴,不为永制。坚驳之曰:“淳朴浇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杀之者所以止杀,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者。许宗等所乞,宥广之死,若有宗比不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今云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颦笑之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亏。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许之,将来诉者不以为例。交兴怨ゥ。此为施一恩于今,开万怨于后也。”成帝从之,正广死刑。
译李映议论说:“天下人父亲没有儿子的情况很少,如果这一件事就这样实行,就会成为永远的法度,恐怕死刑的刑罚,从此就会松弛。”苻坚赞同李映的意见。当时议论的人认为,把王广处以钳刑徒刑,两个儿子没入官府为奴,足以起到惩戒的作用。让百姓知道父子之间的伦理,圣明的朝廷有施予恩德的仁慈,可以特别减轻王广的死刑,两个儿子做官府的奴隶,不把它作为永远的法度。苻坚驳斥他们说:“民风淳朴时道德衰败,刑法才制定出来。施加刑罚是为了制止犯罪,执行死刑是为了制止杀戮,没有因为施行小的不忍之心,而轻易改变国家法典的。许宗等人所请求的,宽恕王广的死罪,如果有像许宗那样不赎回父亲的人,难道可以不摒弃隔绝人伦吗?现在说不把它作为永远的法度,我认为君王的作为,动不动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即使是皱眉微笑之间,尚且要谨慎对待所施加的恩威。何况是国家法典可以亏损呢。人们爱护父亲,谁不像许宗那样。现在既然允许了,将来申诉的人不把它作为先例。就会相互产生怨恨。这是在今日施予一项恩德,却在日后开启万种怨恨啊。”成帝听从了苻坚的意见,判处王广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时假贳文疏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兴遣尚书郎韦宗,使于亻辱檀。与宗论六国纵横三家战争之事,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辨。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
《宋史》载韩▯胄用事时,其诞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辛弃疾以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是诚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一以孔孟为法,斯不失为君子。如疏寮稼轩,负大文名,而有此作,秽名史册,悲夫。
赵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参议官则全子才,有蒋山僧见全喜甚,曰:“逆全诛矣。”问其故,曰:“公之姓,贼名也;公之名,贼姓而少一[C010],合姓名而观,是倒悬李全而无左臂也。”其说果验。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书奏:“有小夫溺于祥曦殿前。”问其人乃朱舍人厅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国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尚致邾庄公之卒,况实事而李公亲见乎?
●卷二
今之扬州,秦为广陵县,汉为广陵郡。扬州治所,或在历阳,或在寿春,或在建康,广陵皆非所统。隋开皇初方改为扬州,其城即今宝▯,城周三十六里,因吴王濞之都也。今扬州城,乃后周显德五年于故城东南隅改筑,周二十余里。大市东南角,俞生家穿井,犹有船版;路学采芹亭后开▯亢得岸桩娑罗木,教授刘青溪取为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丘阜,成街市,理势然也。如开明桥之类,皆因旧徙置。
《庐江郡志》载氵巢湖事:昔有巫媪居县,有老叟曰:“石龟口出血,此地陷为湖。”未几有人以猪血置龟口,巫媪见之南走,其地遂陷。然东汉永平十九年秋七月,澡湖出黄金(注:氵巢,子小反,县名),在合淝东南,则城陷之说妄矣。西南夷邛都县地陷为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记》:邛都县有老姥家贫,每食有小蛇在床,姥怜而食之,后长丈余。令有骏马,蛇吸杀之,令怒杀姥。蛇为姥报仇,每夜闻风雷之声四十余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俱陷为湖,唯姥宅无恙,至今犹存。氵巢湖地陷,并缘于此。
禹门化龙,诗家常用。白乐天有“龙门点额意何如”之句。类书引《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江海大鱼集其下不得上,上即为龙。中州士夫言诚有点额者,今三门析津也。然《后汉书》交趾郡封溪有龙门,水深百寻,大鱼登此化成龙,不得过,曝腮点额血流,此水常丹。杜诗中又有之,龙州(郁本门)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罘岛,尝为江淮行省都事,笃实向学,纯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尝有音问往来。数年前,闻岛上有墓,不知年代,包▯如新,俗称康王坟。余以史传考之,陈氏篡齐之后,以海上一城为康公终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于每岁春秋集好古君子于墓前浇奠之,亦厚德之举。昨用之书至,云年来已成故事矣。
书籍版行始于后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书目》备载之。虽为学者之便,而读书之功,不及古人矣。况异书多泯没不传,《后汉书》注事最多,所引书今十无二三,且如汉武《秋风辞》见于《文选乐府》,文中子晦庵附入《楚词后语》,然《史记》、《汉书》皆不载,《艺文志》又无汉武歌辞,不知祖于何书。
《吹剑录》谓《广陵散》为王陵、▯丘俭、诸葛诞相继为扬州都督,谋兴复魏室,皆为晋诛。以广陵为扬州,魏之败散始于此。不知魏晋之际,扬州治所在寿春,与广陵无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头,如安风津,皆非扬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类。潘岳《笙赋》云:流广陵之名,散是也。韩皋审音,既失考于其前;俞公著书,复承讹于其
译《南史》记载崔慰祖,在父亲去世时,对于借据和契约文书说:“如果对方有偿还能力,自然应当归还;如果对方没有,我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将这些文书全部烧毁。
姚兴派遣尚书郎韦宗出使亻辱檀。姚兴与韦宗谈论战国六国纵横捭阖、三家分晋争战的事情,远论天命兴衰,近述人事成败,机智变通无穷,言辞清丽辩驳有力。韦宗出来后感叹道:“当世的大才,治理国家、弘扬名教的,不一定是华夏宗室中的士人;拨乱反正、治理混乱的,也未必是那些博古通今的人。在五经之外,冠冕之上,自有其人。”
《宋史》记载韩〇胄掌权时,在他生日那天,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都用一个“锡”字。辛弃疾用词赞颂他用兵,则借用司马昭假借黄钺、异姓封真王的典故。这究竟是何居心呢?士大夫所坚守的必定是正道,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一律以孔孟为法则,这样才不失为君子。像疏寮稼轩(辛弃疾),负有巨大的文名,却有这样的作品,使名声污秽于史册,真是可悲啊。
赵南仲兄弟平定李全时,参议官是李全的儿子李才。有一位蒋山的僧人见到李才非常高兴,说:“逆贼李全被诛杀了。”问他原因,他说:“您的姓,是贼的名字;您的名,是贼的姓而少一[C010],将姓名合起来看,这是将李全倒悬而没有左臂的意思。”这个说法果然应验。
宋甲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中书奏报:“有一个小吏溺死在祥曦殿前。”询问此人,原来是朱舍人厅的王姓人员,请求交给有关部门追查惩治。唉!这是国家灭亡的征兆啊。夷射姑的事情,尚且导致邾庄公的死亡,何况是实事而李公亲眼所见呢?
●卷二
现在的扬州,秦朝时叫广陵县,汉朝时叫广陵郡。扬州的治所,有时在历阳,有时在寿春,有时在建康,广陵都不在其管辖范围内。隋朝开皇初年才改为扬州,其城池就是现在的宝〇,城墙周长三十六里,这是因为吴王刘濞曾在此建都。现在的扬州城,是后周显德五年在旧城东南角改建的,周长二十多里。大市东南角,俞生家挖井,还有船板;路学采芹亭后面开〇亢得到岸桩娑罗木,教授刘青溪取来做器具。郡城的沿革,堵塞河道,填平山丘,形成街市,这是形势使然。像开明桥之类的,都是因旧址迁移设置。
《庐江郡志》记载氵巢湖的事情:从前有一个女巫住在县里,有个老人说:“石龟口出血,这里就会塌陷成湖。”不久有人把猪血放在石龟嘴里,女巫看见后向南逃跑,那地方于是塌陷。然而东汉永平十九年秋七月,澡湖出产黄金(注:氵巢,子小反,县名),在合淝东南,那么城池塌陷的说法就是荒谬的了。西南夷邛都县地面塌陷成湖,因此名叫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记》:邛都县有个老妇人家贫,每次吃饭有小蛇在床上,老妇怜悯而喂它,后来蛇长到一丈多。县令有骏马,蛇吸杀了马,县令愤怒杀了老妇人。蛇为老妇人报仇,每晚听到风雷之声四十多天,百姓相见都惊讶地说:“你的头上怎么戴着鱼。”当晚方圆四十里都塌陷成湖,只有老妇人的房子完好无损,至今还存在。氵巢湖地面塌陷,也是沿袭这个传说。
禹门化龙,诗人经常使用。白居易有“龙门点额意何如”的诗句。类书引用《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江海大鱼聚集在下面不能上去,上去就变成龙。中州的士大夫说确实有点额的,现在三门析津就是。然而《后汉书》交趾郡封溪有龙门,水深百寻,大鱼登上这里化成龙,不能过去,曝腮点额血流,这水常常是红色的。杜甫诗中也提到,龙州(郁本门)也有。
初用之是登州人,住在之罘岛,曾担任江淮行省都事,笃实好学,是纯朴古朴的君子。因为母亲年老没有做官,以孝廉被旌表,曾经有音信往来。几年前,听说岛上有座坟墓,不知道年代,包裹〇如新,俗称康王坟。我用史传考证,陈氏篡夺齐国之后,以海上一座城作为康公终老之地,这就是他的葬地。因此勉励他,每年春秋两季在墓前聚集好古的君子浇奠,这也是厚德的举动。昨天用之的信来到,说近年来这已经成为惯例了。
书籍版刻始于后唐,从前州郡各有刊行的文籍,《寰宇书目》详细记载。虽然为学者提供了便利,但读书的功夫,不及古人了。况且异书大多泯灭不传,《后汉书》注引的事最多,所引用的书现在十不存二三,比如汉武帝的《秋风辞》见于《文选乐府》,文中子晦庵附入《楚词后语》,然而《史记》、《汉书》都不记载,《艺文志》又没有汉武帝的歌辞,不知道源自什么书。
《吹剑录》说《广陵散》是因为王陵、〇丘俭、诸葛诞相继担任扬州都督,谋复兴魏室,都被晋朝诛杀。因为广陵是扬州,魏朝的败散从这里开始。不知道魏晋之际,扬州治所在寿春,与广陵无关涉。魏史所说的地方,如百尺,如丘头,如安风津,都不是扬州的地方。散是曲名,像操弄之类。潘岳《笙赋》说:流传广陵的名声,散就是。韩皋审音,在前面已经失考;俞公著书,又承袭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