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局势不可收拾，朝廷内外都感到恐惧，王悦说：“如果不是这次震动，（皇帝）选美征歌，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深重的忧患能开启圣明，正是这个时候了。”文宗在热河驾崩，恭亲王向两宫太后献计，谋划诛杀三个奸臣，他们都是重臣，王斥责他们不对。等到恭亲王获罪，王极力为他调护周旋。穆宗短命早逝，谋划继承皇位的人选，两宫太后下诏立醇亲王之子，王独自陈述正义，当时的舆论尤其因此称赞他。王性格刚直，但处理政务不如恭亲王、醇亲王那样敏捷，所以同样是皇族近亲重臣，未能参与机密要务。儿子端王不能承担重任，勾结匪类酿成祸乱，王于是断绝了祭祀，可惜啊！

译同治末年，有一位姓某的伶人，相传曾经得到过皇帝的宠幸。这位伶人生于二月初，死于三月中。有人写挽联悼念他说：“生在百花先，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暮，人间天上总消魂。”

同治帝驾崩，有一副对联说：“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这是指王庆祺。王庆祺被召入弘德殿，据传他在广德楼饭庄唱曲，遇到穆宗皇帝微服私访，被皇帝赏识，因此与随行的太监结交，从而得以供奉宫廷。他常常用恭敬的楷书抄写“西皮”、“二簧”的剧本，早晚进献给皇帝。至于“春方”、“春册”的事，原本没有确凿考证，我们国人喜欢用暧昧的事情诬陷他人的名节。后来张樵野侍郎、康长素主政获罪，当时也有这种说法，不足以作为凭据。穆宗皇帝生病，人们无不归咎于王庆祺，这副对联在当时广为流传。言官听到后，甚至写进弹劾奏章，这也足以看出舆论的可畏了。

左文襄公晚年老态龙钟，人人都知道。曾文正公在剿灭捻军时，也显露出衰老的迹象，这是人们没有察觉到的。文正公饭后有一局棋，称之为养心棋。当时钱子密侍郎在幕府中，对先父文庄公说：“大家都让路，这是整天和不如自己的人在一起，怎么能不越来越退步。偶尔有人截击，他就沉思片刻，必定能得出好棋，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精气。”当时捻军声势很盛，有人提到此事，曾文正公就拱手正色说：“且看他国运如何。”相传龚定庵参加科举考试，别人预先祝贺他考中，曾以此话回答。文正公在京师时，熟知此事，所以效仿他的做法，以博人一笑。阅读小河溪的战报，曾文正公问文庄公：“听说贼寇骑兵不过三四万罢了。”文庄公说：“不止于此。”曾文正公问：“怎么知道的？”文庄公说：“根据田中被践踏的禾稼行数远近，精密计算，大概不下六万。”曾文正公回江督任上，文庄公也请求因病归乡，同治十一年，文正公在任上去世。去世前一个月，写信给文庄公，约定到金陵相见，并且说：“愿送东山之云，出沛敷天之雨。”见面时，谈到李文忠公，伸出大拇指说：“奈何与此公相背，今上甚从其言也。”文庄公退下后告诉梅小岩方伯，方伯笑着说：“您真老了，竟然用大拇指指门生。”第二天，方伯又对文庄公说：“听说卫兵说，您在轿中口诵《论语》‘吾日三省’一章，大概是指您吧？”文庄公说：“我起初跟随曾公剿捻，驰骋数省，颇为困顿，告诉曾公，曾公说：‘何不默诵书？’后来学习写古文，向曾公请教，说：‘这是默诵书的收获。’曾公说：‘要默诵经书。’曾公事事引人入胜，这大概是默识的功效吧。”恰好李文忠公也有信劝他出仕。这时恭亲王当权，颇受馈赠。文庄公到天津，住在北洋大臣行辕中，偶然谈起此事，李文忠公不理睬而说别的话。第二天，天津府知府马松浦太守来见，说：“奉傅相命令，随您乘船观看大沽炮台。”文庄公在船上，把昨天的话告诉他。太守慨然引为己任，其实不过千金之数而已。文庄公将出京，向恭亲王辞行。恭亲王送他到门口，仆人在耳边有所耳语。恭亲王对文庄公说：“马松浦还费心。”当时受贿很少，尚且如此不苟且。由此更可见曾文正公坚守原则，李文忠公通权达变。然而他们的雄才大略，确实足以长驾远驭，后人是无法企及的。

先父文庄公任江西布政使的前任是文友石方伯，与恭亲王有姻亲关系，性格愚钝昏暗，不明政务，幕友和门丁掌权，颇有行为不端的名声。刘忠诚偶尔有咨询，他总是回答说：“等回去问王师爷。”刘忠诚非常愤怒，就对人说：“将来我命令戈什哈，用绳子把王师爷绑来。”方伯也说：“他如果命令戈什哈用绳子绑王师爷，我就让轿班用链子锁高师爷。”刘忠诚竟然没有办法对付他。刘忠诚每年年终密考，加上贬斥的评语，但无可奈何。当时江督是曾文正公，又在密考中贬斥他，但仍然无可奈何。曾文正公惊讶地说：“文友石确实很有势力，我两次考核他都不动。”后来三年大计，以“疲软不谨”四个字注之，才得以开缺。

先父文庄公简任江西布政使，未出京之前，当时江西京官正以地方州县浮收漕粮为词，与本省的巡抚、布政使互相辩论，因公宴请文庄公，并且请求缓解民困，文庄公答应了。路过天津，见到李文忠公并告诉他，李文忠公说：“您失言了。款项多达十余万，绝无侵吞的道理，大概外销必定有必须用在这里的地方吧。”等到上任，查出用途，以学政棚费为大宗，其他零星外销杂费不可胜计，才知道李文忠公的话果然不错，据情详请覆奏。不久，江西京官由胡小蘧总宪领衔，再上一疏，越唱越高。说提学使者有养廉银，怎么能滥取于民，并且责问“江西难道没有一个廉洁的官吏吗？”刘忠诚虽然是以生员出身行伍，但那时生员并非末流可比，文笔正自不弱，正在拟稿，说

译总宪在担任贵州学政的途中，有受贿之事，此时正在查办之中，难道有不索取考场陋规的道理吗！在君主面前，不可欺骗掩饰。”语气颇为愤慨。幕僚高杏村说：“像这样的措辞，近乎互相攻讦，没有益处。不知道胡公的田赋缴纳了吗？”询问新建县。知县回答说：“十七年了，只缴纳了一年。”于是由高杏村主笔起草弹劾奏章，其中警句说：“拥有五百亩的广袤土地，难道没有一块肥沃的良田；历经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难道没有一年的丰收。”前辈口述如此，如今观看《忠诚奏议》，字句稍有不同，似乎是后人增补修饰的。当时忠诚曾说：“他曾经缴纳过一年的赋税，不担心他自我辩解吗？”杏村说：“他怎敢那样！”奏章呈入，总宪受到处分降三级。同时因贵州案件受到处分降四级，至正五品。不久补任卿职，长久没有升迁，于是退休。

译李芋仙大令是曾文正公的弟子，后来在江西等待补缺任职，曾文正公多次向刘忠诚为他美言，甚至替他解释说：“听说您买了书，若有想要咨询的地方，芋仙就是合适的人选。”刘忠诚不看重文人，最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等到先父文庄公担任江西布政使时，李芋仙前来拜见，谈及曾文正公，急忙从怀中取出布包，侧身翻找许久，拿出曾文正公批阅的公文，其中有奖励的话，显得不胜荣幸。文庄公说：“罢了，不要再说了，须等后来的命令。”随后将此事告诉刘忠诚，让他代理临川县知县，刘忠诚面露难色。文庄公说：“他不过是个愚钝的书生，姑且让他赚点钱离开罢了。”刘忠诚这才答应。李芋仙上任刚满一年，亏空公款近两万两。当时因为文庄公制定了新例，知县交接不清，不允许到省城。李芋仙来到衙门，守门人不让他进去，李芋仙用力扑打守门人，守门人摔倒在地，李芋仙自己登上客堂。仆人说：“主人回卧室了。”李芋仙大声说：“我跟着进卧室，如何？”文庄公听说后，命令传唤首县。不久，首县进见，将李芋仙引到客室中。文庄公出来，脸色严厉，言辞严肃地责备李芋仙，斥责极其严厉，说：“你拖欠官款违反省例，却如此强横，难道是想造反吗！你在抚州府知府的幕僚室中吸食鸦片，行为已经极其不法，反而辱骂知府为‘龟竖’，天下哪有像你这样无赖的知县！”喝令他出去。李芋仙长跪请求宽恕，不被允许。命令首县先行看管，应当治以应得的罪行：革职、查抄家产、监禁追缴欠款。随后有人为他求情，文庄公说：“我只是责备他交接不清罢了，难道还有其他意思吗！”李芋仙听说案情稍微放松，又装腔作势地说：“这是曾文正公骂我。”文庄公又笑又怒地说：“国法规定，长官骂属下，必须当面听见、证据确凿的，才能给予降级留任以下的处分。我视官位如破鞋，只有区区小人想与我争辩，不值一提。”不久诏书下达，说：“可会同河南省，对于应当监禁追缴却逃走的人，吏部定例以后，由首县亲自监督入狱。”李芋仙捧着诏书不说话，低着头哭泣。后来事情经过一年多，文庄公已代理巡抚印信，多次收到李文忠的信件，为他求情，文庄公命令暂缓执行，于是李芋仙逃到上海。后来李文忠信中又提到他，说：“芋仙在上海，日后《申报》上对您的讥刺之词一定不会停止。”文庄公回信说：“夜晚在乡野行走，遇到狗叫，明知是有人唆使，但只要不毁坏衣服伤害皮肤，任由它叫罢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忽然遇到优伶扮作小旦，上前颂扬功德，侮辱莫过于此。世俗的毁誉，哪里值得作为凭据。”然而直到李芋仙去世，《申报》中都没有刊登诋毁文庄公的文章，《天瘦阁诗》有一半是在这个时期写的，并没有怨言，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罢官的事。而且全书中，完全没有疑似讥刺的地方。由此可见，旧日的文人还知道自我约束。李芋仙死后多年，这段公案屡次出现在报章后幅的琐记中，对李芋仙当日的事情多有掩盖，而将实情透露一二，并非完全出于伪造，使人不能不信以为真。料想李芋仙在上海时，不敢写进书中。文人狡猾，口舌之间，喜欢占便宜，不免粉饰，与人交谈。辗转相传，承袭讹误，有时难免。这里记载其大概如此。

招商局创办之初，承揽各省海运。武进人盛杏荪观察来到南昌，以李相的书信为介绍。新宁人刘忠诚公开府江西，先父文庄公担任布政使，为他向上呈报。刘忠诚命令司道会议，多数认为难以实行。文庄公因为李相的缘故偏袒盛观察，总是说其便利，反复陈述。同宫中，候补道廖芷汀讥笑说：“这是中丞所不允许的。”文庄公说：“既然是中丞的意思，为什么不早说，何必多言！”于是作罢。等到文庄公巡抚浙江，盛观察前来拜见。已经得到所求，又因为海运例有保案，请求奖励商局职员，并让他们按照筹饷例，缴纳半数资金。文庄公说：“这是卖两个捐衔。”笑着谢绝了他。然而始终爱惜他的才能，不厌恶他。盛观察由南皮人推荐授予京堂，修建铁路，名满天下。常说：“如果有了解我的人，我能让他赏识。”徐荫轩相国永远拒绝见他，无可奈何了。

李文忠在曾军时，颇受湘人排挤，毕生心中，不免有芥蒂。给先父文庄公的信中，对于左文襄公说：“湘人胸有鳞甲。”对于彭刚直公说：“老彭有许多把戏。”“把戏”二字，即欧美政客的手段。可惜刚直公生在那个时候，而且生平未办外交，不曾精研而一试之。论其本意，直道而行，尚是湘军初起。讲学宗风。查复刘忠诚被参“多妾吸鸦片烟”一摺，说多妾是因为无子，吸鸦片烟是因为治病。刘忠诚看到后，愤怒地说：“这是替我认罪了。”刚直公与忠诚公，乡谊友谊兼而有之，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庸庵笔记》盛赞劳文毅在广东镇定的功绩。《越缦堂日记》在咸丰甲寅年文毅移督云贵的诏书下注云：“听说听从英人的请求。署理贵州巡抚韩超罢任，以

译张亮基兼任代理职务，虽然没有明确的圣旨，这也是出于英国人的意愿。”这两处记载有所不同。新宁人刘忠诚从江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先前文庄公以江西布政使的身份接任，在刘忠诚出发时，在百花洲为他饯行。酒喝得正酣，同僚们各自有颂扬之词。刘忠诚起身致谢，随后说道：“听说前任在羊城，每天做一回乌龟，这确实难以继承啊。”当时文毅公的几位公子中，有在江西候补任职的，而且恰好在场，同僚们因此感到非常尴尬。

译刘忠诚担任广东总督，先文庄随后接任江西巡抚。临行时，先文庄询问前任长官的政事，刘忠诚秘密告知说：“我听说沈文肃说过：南昌本来没有教堂，传教士偶然到来。每次他们外出，就有某位把总暗中率领部下，穿着便服，跟随他们的去向进行监视。走不了多远，当地人不知缘由，前去观看的人很多，必定显露出骚乱的迹象。内地居民少见多怪，突然遇到碧眼虬髯的外国人，讥笑辱骂，形态不一，因此无知的儿童抛掷瓦石，是不可避免的；市井无赖趁机窃发，有群起攻击之势。外国人不懂语言，起初没有察觉，后来稍微知道情况，却已身处险境，必然表现出惊恐畏惧。把总及其部下便衣兵卒，暗中加以保护，并引导他们到县衙，于是正式告知他们，命令他们迅速离开。自从沈文肃以来，两任巡抚，都用这种方法抵制外国人入境。”由此可见六十五年前的外交政策。把总接受秘密任务，颇显能干的名声，长官看重他，常有优差调剂，更加觉得志得意满、精神舒畅。只是小人欲望深重，终究没有满足的道理。有一天，他突然去见先文庄请求退职，先文庄召他进入内室相见，问道：“很久不见你，竟然如此衰败，不能再担任职务了吗？”把总以为先文庄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答应让他解职，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回答。先文庄慢慢谈到其他事情，过了一会儿，说：“我以为你年老体衰不堪任用了。现在和你交谈，精神如旧，才能力气还可以使用。去吧，努力尽好你的职责。难道这点小利，不足以满足你求取晋升之路吗？”把总退下后，先文庄曾说：“我不善于使用权术，对于这种人，就不能不稍微改变平常的态度了。”

英人马嘉理由云南前往缅甸，途经腾越，持有护照，沿途各地，按照条约应当护送。等到他返回时，在途中被害。地方官推诿说没有接到通知，而他的随从得到官兵号衣作为证据，认为是官民合谋杀害。英使威妥玛与总理衙门商议不协调，降旗回国，路过天津，会见李文忠。督抚衙门的体制：由门役传到号房，由号房传到门房，由门房传到签押房，如果没有贵客，各处未必一见就放行，常有阻滞，于是门外的客人不免久候。当时正值夏季，威妥玛说：“不能杀我，大概要将我渴死吗！”愤怒地离开，于是前往上海，让他的参赞某人稍作停留，再次约定会晤，谈及云南案件，归罪于官员，虽然岑襄勤也受到波及。李文忠心中轻视参赞，言辞态度不甚恭敬，说事情未必确实，而合肥口音，这位老人一生不变，说：“你撒谎。”译者因措辞损害了原意，立刻指责他欺骗。西方习俗认为撒谎的人应堕地狱。参赞愤怒地说：“您为何用嘴诅咒！”也负气离去。不久，总理衙门派赫德尾随而至，跟踪到上海，威妥玛不想回天津，李相不允许去上海，于是折中而有烟台之约。宾主一堂相聚，前嫌顿时消除。威妥玛约李文忠登上英军兵轮观看操练，当时我们对国外情况尚未深入了解，且先前有叶名琛登船一去不返的教训，深入人心，随从都请求推辞。李文忠毅然前往，毫不犹豫。临别时，威妥玛握着他的手说：“我今天信服了。”李文忠此举本来就有定见，而随员中有丹徒人马眉叔，通达中外情势，颇有辅佐之功。

李文忠生平因洋务受到诽谤，固然由于我们国人不明大势，也是西方人不知内情，过于推崇的缘故。伊犁之战，戈登远道而来，李文忠欣逢旧友，想把军权托付给他，戈登答应。俄国抗议，戈登愿意脱离英军籍，而外交政策无可奈何。出观队伍，喜欢盛军，说：“率领这支军队前往，足以抵御敌人了。”戈登是客将，先被引到总理衙门，将加重用。当时王大臣十余人，没有主见，只看恭王的言动作为进退准则。恭王一开口，则群声相应，没有一句话切中要害。戈登愤怒，回去对李文忠说：“快给我五千士兵，先进入京城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再商议西征。”于是不欢而散。穆宗去世，因没有嗣子而传闻到国外。法使热福理说：“不如让李某做皇帝。”虽然属于空谈，不免流露。其后八国联军到达北京，深恨我国攻击使馆的不道行为，有言论立曲阜衍圣公为主，有言论立明后，终究因不当事情而停止。瓦德西到来，见我国没有可乘之机，让德璀琳对李文忠说：“各国军舰百余艘，拥戴您做皇帝，可以吗？”李文忠笑着谢绝而罢。由此说来，不仅我们不知道敌人的形势，敌人想要了解我国虚实，大概也不容易。只有李文忠能够知道，所以任何笑骂，不失英雄本色。不然，让人耳闻目睹，说：“这是想做皇帝的人。”他将如何自处呢！

葛毕氏案发，先文庄当时担任江西巡抚，住在南昌。前任巡抚刘忠诚在任时，彭刚直出巡，每到湖口，必定绕道到省城一行。等到这次再来，说：“南昌不是我的防区，往日因为拜访岘庄而来。现在您担任公任，我路过而不进入，您大概认为我简慢了吧。”先文庄

译留他饮酒。刚直在杭州居住很久，在西子湖畔建造了房屋，与俞曲园结为姻亲，对时事了解得非常详尽。谈到葛毕氏一案时说：“葛毕氏是众人共有的妻子，并非杨乃武一人独占。葛品莲任由她作为，本来没有必死的理由。然而杨乃武虽然没有杀害葛品莲，但葛品莲确实是因为杨乃武而死，这自有其原因。起初，杨乃武与葛毕氏关系亲密，往来非常频繁。杭州人多住在临街的楼房里，有一天，杨乃武和葛毕氏坐在楼上，恰逢钱塘县县令夫人出门，车马随从非常华丽，杨乃武开玩笑对葛毕氏说：‘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等我考取乡试举人，被选拔为知县，你杀了你的丈夫，跟我一起去赴任，你就是那轿中的人了。’不久，杨乃武果然考中，发榜后填写亲属供状，拜见老师，酬谢祝贺的客人，四处打秋风，整天忙碌，还没有与情妇见面。葛毕氏只记得之前的话并为此极度高兴，竟然等不及而将葛品莲置于死地。杭州人认为葛品莲的死有蹊跷，而且没有不知道葛毕氏与杨乃武通奸的事，认为杨乃武是主谋。知道事情本该如此，却不知其中的缘由，审理官员据此定案。不幸的是，葛品莲中毒的那天，正好是杨乃武参加会课的时候，供词稍有漏洞。一经刑部驳斥，无法掩饰，全案都被推翻。京城士大夫议论此事，多偏向于常理，而没有审察天下事出于常理之外的本来就不少。恰逢丁文诚入京觐见，颇持公正的言论，最终也不能化解众口铄金之势。这是自宋代以来的通病，是不容讳言的。”

译彭刚直公谈论葛毕氏案件时，任筱沅中丞当时任江西提刑按察使，恰好也在座。先父文庄公说：“葛品连尸检没有毒物，如果真是被毒死却查不出痕迹的方法，有吗？”中丞说：“有的。我当县令时，遇到一起谋害亲夫的案件，查无实据。既然判了无罪，正要释放她，丈夫的弟弟不断上诉，省衙门发回县里重新审理。我苦思冥想没有办法，于是叫犯妇进内室，屏退旁人，让夫人悄悄对她说：‘现在县令和你已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如果查明实情，你被判罪，县令也会随之丢官。你为何不实话实说，让我们共同谋划脱身？你丈夫是被你和奸夫毒死的，确实吗？’犯妇过了很久才说：‘确实如此。奸夫买了八两砒霜，让我每天在食物中放一分，不到半年就毒发了。’因为药性是逐渐进入体内的，所以验尸查不出来。”中丞又说：“到了这一步，我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替她保密了。”文庄公说：“那么丈夫的弟弟不会反而被定罪吗？”中丞说：“按定例：死罪反坐可以减轻处罚。”在座的客人都感叹不已。

当时江西有一起谋害亲夫的案件，与此类似。有个奸夫与妇人通奸并毒死了她的丈夫，致死地点在死者家中。刘忠诚公在任时，判定奸妇不知情，定案结案。先父文庄公复审时，说在死者家中杀人，如果妇人没有同谋，从何下手？怀疑奸夫自知将死，为情妇开一条生路，早有预定的计策。问官不加仔细查察，就据此录供定案。向发审局质询，一再推敲，果然如此。当时文庄公想予以更正，局员说：“如果这样，前任官员就有应得的处分。”因为刘忠诚刚赴广东总督的新任，同僚们坚决不肯这样做。文庄公问局员：“那么怎么办？”回答说：“如果犯妇本来不知情，而在丈夫死后仍与奸夫继续通奸的，也判死罪。”不久，妇人自己承认知情，但不承认继续通奸，最终无可奈何。没过多久，大赦将她释放。这是误解经书中“罪疑惟轻”四个字造成的弊端。

审理案件的责任追究：错放五起以上案件，臬司降一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允许抵销；错判一人死罪，臬司降二级调用，督抚降二级留任，均不允许抵销；所以有“救生不救死”的说法。然而盗案特别严重，仅比谋逆案轻一等。十个人结伙为盗，抢劫一家，十人都是死罪，想减轻其中一人的刑罚，必须先为他开脱，说只是望风而没有进门，也难免被充军到烟瘴之地。州县是亲近百姓的职务，如果境内发生盗案，限期未能抓获，就延长半年为第二次限期，到第三次、第四次限期为止。超过这四次限期，就免职候补缉捕，称为“四参案”。地方官不幸遭受这种责罚，比贪赃被革职还要严重。革职可以另案恢复，这只有通过捕务这一条路，除此之外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朝廷听闻盗案就严厉追查，衙役听闻盗案就急切逼迫。人家窝藏盗贼，就立即前往自首，怕被牵连为窝家。途中遇到盗贼，就群起而攻之，否则让邻居作证，也难免灾祸。凭借中国如此广阔的疆域，良莠不齐的众多人口，在太平时期，无论日夜，无论远近，一个人独行而不担心出事，一个人独居而不忧虑有其他变故，如果不是依靠严惩盗贼的重典，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末流的弊端，州县四参的条例不到四次，都辗转请托，力求调任，而视朝廷法度为具文，这是其一。邻近州县偶尔破获一起案件，那么事情无论多少起，盗贼无论多少人，期限无论多久，都让他们自己承认而不问情节是否真实、罪刑是否相当，这是其二。南京三牌楼杀人案，已经将曲学如、僧绍宗认定为凶手，屈打成招判处死刑；而真正的杀人犯周五、沈鲍洪在其他地方被抓获，供出前情，于是兴起大狱。这是因为承审官洪琴西都转不是刑案老手，轻易起草文书，没有预先做好铺垫。先死的曲学如、僧绍宗本是本届无赖，无论斩决、杖毙、病死，都不是冤狱，应该定为主要罪人；而以其余犯人待查，作为虚设的笔法，那么日后即使有正犯，另造口供，认定为帮凶，使没有漏洞。这样就可以自圆其说，不致矛盾，替人受过。都转以能吏被时人称颂，担任臬司、开藩，都是指日可待的事，不幸因此丢官，一蹶不振。光绪癸未年，先父文庄公简任浙江巡抚，路过天津，将要航海前往。李文忠专船送行，当时招商局刚制造新舰叫“海晏”，乘船到上海，与都转同舟，途中很羡慕西湖的胜景。文庄公因为案情严重，畏惧清议，不敢延纳。都转前往广东，不久病故。张文襄为他请求恢复官职，费了很多踌躇，见于晦若侍郎手书给李文忠的函稿，在这里，还足以证明盛世体恤刑罚的意思。

轻罪代受杖刑，重犯顶替死罪，是极平常的事。明朝中山王故宅抄没归公，当改朝换代之时，说属于赐第，取之于国库，无人能辩解。后来宅第改为提刑署，一个犯人因加杖而呼喊。问其原因，则是宅第后裔徐青，代人受刑，说定好了杖数和钱数，没想到承审官加重了刑罚。王孙末路，不值得深论，像这样的事到处都是，没有

译可以避而不谈了。顶罪往往发生在械斗中，本来就有死罪，用一个人的死来免除众人的死，并允许赡养其妻儿。有的因同罪但因其贫穷，有的并非贫穷却患有恶疾，案件虽然很多，案情大体如此。河南斩犯胡体安临刑呼冤一事，大概是兼有这两种情况。王树汶是劫案的要犯，本应处决，差役收受了胡体安的贿赂，放走了他，却让王树汶同时承担两桩罪责；没想到当场揭发，反而得以减刑，可谓狡猾至极。光绪初年的三大案，是误判，并非冤案。主持平反的人，后来都失意落魄，历历可数。

译绍兴府的刑名幕友，师徒相传以此为业，初学的人必须从大幕府开始。年满之后，跟随事务勤奋学习，师傅认为可以了，就推荐前往州县，由道、府、司级衙门，直到总督、巡抚衙门。年资到了，资历声望随之提升，各种格式全部通晓，就能操纵自如，没有其他的特长了。夏某兼甫大令以知县身份在豫章等待补缺，正值先父文庄公开府江右，严格制定州县追缴欠款的章程，想要清除军兴以来的积弊。大令来请求见面，文庄公责备他交代不清。大令说：“能交代与不能交代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缺分有肥瘦的区别罢了。侏儒饱得要死，臣朔饥得要死，能怎么办呢！”文庄公说：“开口就引用书籍，知道你是读书人了。天下的书多得牛车都装不下，有教人赖账的书吗，何况是库款！”当时，视学使者是许恭慎，为大令缓颊，请求弥补过失。文庄公说：“现在将有缺分出，他欠着交代不清，不能给他。公告他赶快缴纳。”恭慎把话告诉大令。大令思考了一会儿，说：“缺分吗，是玉山吗，妙极了！不是这个本来就不能让我吃得肥壮。”随即归还了前欠，前往玉山任职。又亏空了巨万，是旧数的两倍，没等到卸任就去世了。沈文肃公这时督理两江，写信劝告不要上奏弹劾，打算将他列入先贤祠庙。文庄公命令将大令所著《明通鉴》的书板归还江西书局，折抵欠款，他家不同意，于是回复文肃公的信说：“我弹劾而您公开回复，各行其是罢了。”大令在任上，有一件事被流俗所称许，就是杖毙教民十八名一案。大令呈文，洋洋数千言，认为抑制邪说、崇尚正道，除暴安良的计策，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文庄公说：“奏折进入朝廷，教士会在朝中喧哗，你落职，朝廷会为此忧虑。”大令害怕而退下，咨询抚署幕友高杏村，改为械斗致死，并伪造口供来证实，由县到司，会详上报，侥幸免于罪责，这是刑名幕友依法定案的功效。十多年后，文庄公移任四川总督，没等到任就发生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因为乱民将要攻打教堂，雇佣众人抵抗斗殴，杀伤踏死十多人。想要加重罪而无处谋议，咨询督署幕友臧吟樵、胡山农说：“我想斩首罗元义，向众人示众，使他们知道警戒，可以吗？”回答说：“案件有缘由，可以吗。”于是共同定下谳词说：“死是因为踩踏，踩踏是因为追赶。罪责归于起因，比照械斗为首的例子，还觉得情重于法，应拟斩首示众。”疏奏进入，批复可，恰逢电线刚延伸到重庆，立即发电就地正法。法国公使为此请求，已经来不及了。刑名幕友的功用与律师相比，似乎没有不及的地方。

《湘军志》说，李世忠落职闲居后，朝中尚怀疑他有异心，曾文正在两江总督任上，秘密派人侦察，到他家，已经竹篱茅舍，种花莳竹，不再过问外事了。湘绮老人这一章记载，不知依据什么。世忠住在安庆省城，挥霍如故，很久难以自给。开设鸦片烟馆，作为生计，窝藏匪类，自然不能避免。恰逢有斯文败类，因为欠烟资，被他侮辱，纠集众人复仇。世忠野性，哪能忍受这种强制，也号召徒党械斗，两方颇有伤亡。当时裕禄为安徽巡抚，裕庚在幕中，听说后，召到抚署，说将有所戒饬。世忠穿着破旧衣服鞋子，从容而来，毫不介意。进门，就禁止出来。上疏请求处以重典，皇帝说：“可。”诏书到安徽，裕禄先勒兵，严加防备。半夜，取世忠出行刑。世忠看见灯火满前，兵刃夹道，知道不能免死，坦然说：“我从前居高位，如果有诏赐死，应当先谢恩。”让人取冠服来。裕禄不许，于是诛杀他。世忠本是剧盗，综观他的所作所为，一死不足以抵罪，然而临刑数语，还有磊落之象。裕禄用法，以事论事，则失之过甚。湘绮老人《湘军志》一书，评者多指责其不实，我对此也这么说。庚子拳乱，裕禄任直隶总督，不干预，反而与匪魁张德成、曹福田分庭抗礼，导致酿成大祸。如果用轮回报应之说定之，张、曹定为世忠后身。裕庚攀附权贵至出使大臣，归国后沾染洋风，到译署，把帽子放在地上。袁爽秋太常进入而惊讶说：“帽子怎么能靠近鞋子？”裕庚说：“西方习俗如此。”太常说：“习俗自西而来人自东而来，虽然学得貌似，无益也。”女德菱供奉内庭，著英文《清宫二年记》，对禁中事言之颇详。

南报销案，周瑞清等入刑部狱，费用达三千金；龙继栋等羁留在关帝庙，费用达二千金。瑞清得到小室三间，继栋只有一间，可以自带仆人做饭，且通家人、宾客往来。否则仅一小土炕，由两狱卒用破旧肮脏的衣服夹持，饮食都草草准备，不许一物纳入。望溪《狱中杂记》，有老监、现监、板屋之分。贫者系手足入老监，有资得脱械居板屋，费用数十金。到光绪初，至百倍以上，可畏也。望溪言韩城张公廷枢、静海励公廷仪悉革

译其弊端在于，合肥李氏叙述其祖先德行相传，李鸿章之父李愚荃任提牢厅时，曾对狱中囚犯施以恩惠。然而世间纵然有三公再生，也只能让囚犯得到片刻的喘息。狱卒在其中盘根错节，一旦稍有疏忽，旧弊便会复生，其根源无法彻底断绝。

译左文襄公（左宗棠）年轻时自负，几乎不能容于世，人们称他为“小诸葛”。他有时在书信中戏笔，自称“老亮顿首”。后来他建立了丰功伟业，可与武乡侯（诸葛亮）媲美，堪称佳话。他常批评后人思想薄弱，不敢用今人比拟古人。诸葛亮所面对的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强劲。然而左文襄的勋绩，南平福建、广东，西定黄河、湟水流域，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六出祁山。

左文襄西征之后，才智已尽，所谓“鞠躬尽瘁”，正是如此。他入朝参与机密政务，醇亲王采纳南书房舆论，认为左宗棠胜过李鸿章。等到看到左宗棠衰惫，不免怅然若失。按旧例：军机大臣只有领班一人上奏，其余人不问也不敢对答。左宗棠越级为王德榜谋求官缺，蒙受恩准。等到轮值结束，商议让王德榜谢恩。恭亲王缓缓讽劝他说：“暂且等待诏书下达。”于是作罢。李文忠（李鸿章）上奏永定河堤防的折子，枢臣认为左宗棠是外任官员，熟悉此事，便引他参与计议。左宗棠说：“应当先去查看。”想要立即出发。恭亲王惊讶地说：“不等奏准就突然出京，如果皇上问起，将用什么话回答？”左宗棠说：“那么举动一定要等奏准吗？”恭亲王说：“在内廷中，确实是这样的。”

以下僭越以上，只有君臣之礼应当严格，师生之间则稍可宽缓。圣门之中，有尊卑之别，不可稍有逾越。曾子责备子夏说：“我和你侍奉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让西河的百姓，怀疑你如同夫子。”隐然有天泽之分（尊卑之别）。刘焉、刘璋父子，相继担任益州牧，刘表讥讽他们有西河之似（像子夏模仿孔子），可谓比喻恰当而明白。庚子议和之时，李文忠居住在贤良寺别宅。建德人周玉山（周馥）当时以直隶布政使身份作为随员，寓居寺东院，有时乘坐轿子而出，这是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的。于晦若侍郎讥讽他说：“像刘璋在蜀地那样。”这位制府是一时任意，侍郎也是一时戏言罢了。实有其事的，只有李文忠丁忧之时，张靖达（张树声）护理直隶总督，差不多接近这种情况。他上奏调丰润人张幼樵（张佩纶）学士帮办水师，有参四道八镇之说。此时学士正直之声震动中外，挟带在身边，实在是向属下示威的意思。诏书责备他冒昧，不允许。相传公子霭卿（张佩纶）部郎，是清流党人，与他为友，先得到他的同意，而后上奏。学士对人说：“事情确实如此，但未获允许，奏疏已迅速上呈，确实是憾事。那天考差，我恰好有小功之服，没有前往。不知情的人以为我避考等待旨意，更是误会。”不久，靖达到京，遇到学士，对他说：“我曾读《四书》文，冒昧足以败事，冒昧也足以成事。”学士一笑置之。然而靖达因此得罪南书房舆论，直至移督两粤，开缺从军，众口雌黄，仍未停止。

朝鲜之役，因为国王本生父大院君与闵妃争权，国王外迫于生父，内逼于所爱，处置不善，导致内忧而兴外患，人人皆知，不必多言。大院君是朝鲜守旧党，心向我国，是息事宁人的根本。朝鲜国家大计，固无便于此。闵妃喜好新法，少年急进之徒，以自强之说诱惑她，而不自量德量力，实为乱阶。变乱发生，朝廷遣将出师。吴武壮（吴长庆）率兵前往，即先文庄（李鸿章）部下之亲庆军，在捻军平定之后，留驻北省，拱卫京畿的军队。武壮军人，不谙外交。当时张靖达署理直隶总督，派丹徒人马眉叔同行。进入朝鲜，了解其情，想要去除祸源，有投鼠忌器之势。当时的上策，纵容乱卒杀害闵妃，确实一劳永逸。后来日本平定朝鲜之乱，即行此计。武壮见识不及此，知道不能治闵妃之罪，更无词可使她出境，必不得已，携大院君返回。譬如二人互斗，过错在甲，因有其他缘故，不能使甲离开其地，而强令乙离去，也不失为中策。假如我国对大院君的到来，优加礼貌，使他乐而忘返，未尝不是息争之一道。却视若俘虏，待如囚犯，安置于保定府。属国忠诚之士，反在羁禁之中，人心不平，藩邦失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醇王以皇帝本生父身份当国，视大院君为同类，本乎一人之私，不顾国家大患，又无故而纵之。反使大院君一党，服事我国者已灰心，闵妃一党，谋叛我国者更生异志。不及十年，东学党再起，而世事不可问矣。

母弟辅政，周公犹有疑焉，况下者乎！一误再误，虽宋太宗，未免于僭，其余可知矣。〇、恭、醇三王，犹有皇王气概，非宣统间亲贵之比也。咸丰朝咸不见用，天子之弟，不必有以自见，颇得养晦之道。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皆肃顺匡辅之功。秋〇热河，以军符予曾文正，实开中兴之业。不幸帝乃殂落，三

译奸夷被消灭后，恭亲王主持朝政，暗中推行肃顺的政策，亲近并任用汉族大臣，其中对李鸿章尤其倚重。凡是李鸿章所筹划安排的事务，都足以奠定国家的根基。直到宣统末年，宫廷内部并没有失德的行为，这足以彰显一朝的盛世治理。

德宗（光绪帝）刚即位时，醇亲王想以左宗棠替换李鸿章，后来知道不可行，于是对李鸿章的任用更加专一。李鸿章坐镇天津，朝廷的大事，都咨询他的意见后才施行。北洋方面奏章所请求的事项，没有不批准的。淮军将领中如果有能干的，没有不被任用的。臣下的弹劾奏章，比如黄涑兰侍郎、朱蓉生侍御等人的弹劾，李鸿章都立即予以谴责，无法动摇他的地位。这与后来那些靠贿赂权贵而掌权的疆吏相比，大概有所不同。

李鸿章安内攘外，声望在当时极为显赫。正当贤王（恭亲王）倚重托付他的时候，也正是外国列强心服口服之时。然而，他的地位越高，就越加自我隐藏，并不自居掌握威福大权。

张之洞（张文襄）总督广东时，派王雪澄观察去北洋观政，前往拜见李鸿章。李鸿章知道王雪澄熟悉云南事务，咨询得非常详尽，却没有时间谈及新政。观察回到上海，看到谕旨提拔岑毓英（岑襄勤），所有的措施安排，都正如王雪澄所说的那样，这才知道李鸿章才大心细，而朝廷对他言听计从。

曾纪泽（曾惠敏）从欧洲归来，李鸿章因为他是曾国藩（文正）的继承人，对他亲近异乎寻常。曾纪泽年轻气盛，略微流露出想获得两江总督职位的意思。李鸿章说：“以你的才能、地位和功勋，况且继承先父的德行，有什么不可以的！江南地域广大，不容易治理，先在陕甘试试，怎么样？”曾纪泽愤怒地说：“即使死，也坚决不愿去。”不久，醇亲王多次询问曾纪泽的职位安排，李鸿章说：“慢慢来，以消磨他的锐气。”曾纪泽困顿于总理衙门，郁郁而终，病中颇为怨恨李鸿章背信弃义，当时人们才得知李鸿章在远处掌控朝政。

还有一件事，足以与此互相印证。张霭青观察，南城人称之为“清流靴子”，讥讽他比起真正的清流，还隔着一层。又被称为“捐班清流”，而他的父亲张靖达被称为“诰封清流”，因为善于与各位名士交往，而有这样的称呼。张霭青的才识，李鸿章本来早就知道。先前因为李瀚章（文庄）是姻亲的缘故，李鸿章更加青睐他。张霭青等待补缺进入四川，李鸿章立即授予他盐务差事，不久补任建昌道缺。张霭青写信给李鸿章，推荐他担任按察使。李鸿章回信说：“朝廷的升降任免，我从不参与。”再次请求，李鸿章就说：“道员升任臬司，如同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他忌讳谈论权势而慎重对待名位器用，就是如此。

译李文忠坐镇北洋，遥掌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仗他为主心骨，在汉臣中，权势最为显赫。他生平持盈保泰，从不敢擅自作威作福，虽然参与机密要务，却唯恐被人知晓。他向来与先文庄公交好。如今看他留下的书信，一再表明其志向，可见时人误将他当作宋代的贾似道、明代的严嵩。然而宋代弹劾贾似道、明代弹劾严嵩的人，都遭遇了奇祸。如今弹劾李文忠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御史被遣回原衙门罢了；还可以借此博取美名，获取人间的富贵，又有什么忌惮而不为之呢！推究其缘故，李文忠虽没有让人不满的地方，但李氏家族人丁众多，良莠不齐，与民争利，倚仗权势欺凌他人，恐怕难以避免。他招致怨恨，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先文庄公丁忧起复，入京路过天津，寓居李文忠的行辕，与赵子方观察同住一院。赵子方密告“傅相上疏推荐”，随即见面道谢。李文忠笑着说：“赵子方泄露了我的几件事了。朝廷内意将简任东抚，因法国、越南发生争端，浙江海疆事务紧急，陈携丞请求调任，因此将陈携丞调往山东，而以浙江重任托付给使君（指赵子方）。”后来醇亲王巡视海防，陈携丞中丞不请示诸王仪制，在烟台为醇亲王准备行馆，使用黄缎绣龙铺垫。醇亲王启程时，唯恐太后起疑，特意请李莲英随行，名义上是优待亲藩，以内廷太监赍送往来，出于体恤的诚意，隐含监察之意。听说地方供给超出礼制，便托词不再登岸。张勤果从办海军，功勋卓著，随节出巡，遇事辅佐，颇为醇亲王激赏。不久，黄河决口，陈携丞中丞去官，张勤果随即继任。《清史稿》采取断烂朝报，似乎未能贯通。

《清史》若立《货殖传》，则没有人比胡光墉更合适。胡光墉，字雪岩，杭州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剿金陵寇贼，江浙各地不安，道路阻滞。胡光墉在此期间投机取巧，使银价朝夕轻重，于是致富。

王壮愍从苏藩到浙抚，都倚仗他办理军饷，接济大营不匮乏。左文襄到浙江，初闻谤言，想治他的罪。一见之下大加赏识，军需之事，全权委托给他。西征之役偶尔匮乏，则借外债，尤其非胡光墉不能办成。多次经过保举，赏头品顶戴花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了。

胡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庄，其分店遍布南北，富名震动内外，众人都认为他是陶朱公、猗顿一流的人物。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其足以壮大他的声势。江浙丝茧，向来是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争。胡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都依赖他获利。国库支绌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

先文庄公抚浙之初，藩库欠胡光墉资二十万，尚不知他是何等样人。胡光墉见之，称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是谁。问之，乃湘阴（左宗棠）也，笑而遣之。未久，胡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都经过胡光墉的钱庄。频年外洋丝市不振，胡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吝惜不给。胡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钱庄关闭。

胡光墉有银号一、典二十有九、田地万亩，其他财货称是。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禁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馀人。先一日，胡光墉由沪而杭，尽呼之集一堂。自私室出，立即下键，各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归取物，有怀挟者任之。胡光墉选艳，惟爱幼孀，以为淫佚恣意之便，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

次日，胡光墉将其业产簿据献于文庄，不稍隐匿。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文庄为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踌躇莫知所对语。文庄谓此二十九人者曰：“诸君学古入官，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帐而已。”

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孙子授侍郎乃文庄庚申同年也，有万金在其银肆内。张幼樵学士来书云：“子授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亦诺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

译那么当时〇〇中混乱的情形，就可以想象得到了。

译前一年，有个僧人把五百元银钱存在杭州城的一家当铺里。当铺的伙计认为僧人是出家人，写名字不方便，便拒绝收纳。僧人就在门外敲木鱼，敲了三天三夜。光墉偶然经过那里，询问缘故，便允许当铺收下这笔钱。等到这时，僧人来取钱，当铺不给，僧人便不停地敲木鱼。当铺伙计笑着对他说：“和尚，你当初用三天三夜的力气敲进去，现在想用三天三夜的力气敲出来，是不可能的。”不得已，僧人只好用妇人的衣裤折价抵偿。僧人拿着衣裤，哭着说：“我带着这些衣物去别处，实在不知道死在哪里了。”挥泪离去。这种流毒就像这样。

这时，那些挟带胡家财物出售的商贩仆役，其类不可胜数，无不炫耀奢华华丽。他们屋上的雕镂、室内的几案、园内的树木石头，每当更换一个主人，就迁移带走，直到清朝灭亡还没有停止。

光墉不久就死了，他的母亲随即也去世，距离七十岁寿宴不到一年。杭州人戏弄他说：“如果母亲早三个月去世，应当备极荣哀之礼，这老妇人真是把长寿当作悲哀了。”

《海上花列传》中，黎篆鸿就是光墉，书中叙述不详。传中有女婿朱淑人，如今也没有考证。然而光墉有后代，庆余堂的一半仍然归他所有，营业至今不衰。

台匪黄金满，是个逃亡的盗贼。盗贼既然已经逃亡，天涯海角、海边山隅没有不可以容身的地方，即使想要缉获，也没有必定能按期抓获的道理。当时大乱刚平定，人心未静，不得志的人便借他作为旗帜，江浙两省每遇到盗贼案件，都用影射手法，甚至苏州文庙以金满的名字列入神位，尤为骇人听闻。先父文庄公担任浙江巡抚时，诏旨督捕很严，又派彭刚直去浙江专门处理这件事，但渺无踪迹。恰逢旧部文员中徐春荣，是杭州人，与天台县廪生谢梦兰熟识，让谢梦兰进入贼穴招他投降，问他近日江浙两省的事，他都茫然不知所以。徐春荣引他进来拜见，原来是个委琐不堪的贼人。文庄公对他说：“做盗贼而在我的辕门被斩首的，不知有多少。你犯罪累累却许诺不死，多么幸运啊。”金满做出向前的姿势，说：“抚台命我前进几步。”就上前几步，又做出向后的姿势，说：“抚台命我退后几步。”就退后几步。文庄公说：“这样，很好。”等到刚直入广东督师，带着金满前往，并且为他娶妻。到了广东，来信说：“金满又纳妾，从此不想做贼了。”同时清议颇不认为招降是对的，文庄公起初早就为此打算，让台绅向刚直请求，刚直许可，于是会同闽督何小宋以制府衔入奏，但言路的弹章仍然不免。一天，文庄公到幕客文芸阁孝廉的住所，看见一封信，是盛伯羲祭酒写的。论及金满案，说一弹劾不许必定再弹劾，再弹劾不已必定三弹劾。等到时过境迁，都知道金满没有二心，甲午之役，将用来抵御敌人，都说：“这是彭刚直招降的功劳。”我国士大夫的毁誉，大体像这样。

东晋焚烧石勒的币帛，真是壮烈！自此以后，没有人能接近这种气节了。然而宋朝用岁币供奉敌人，还能言和，延续国祚一百多年后才灭亡。推究其缘故，国家尚有决断之力，不被士大夫所劫持。到了明朝末年，想和而不敢和，可和而没有办法和，那么庄烈帝的朝纲，不如真宗、仁宗、高宗、孝宗远甚。而南宋道学正兴盛的时候，尚有正气，又不是东林党人可比。道光朝，海禁大开，夷务成为第一要政，于是那些抱持片面见解的人张目哆口，发表痛快言论，以抬高虚誉而谋取私利，置国家安危、百姓祸福于不顾。甚至说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郭筠仙侍郎《使西纪程》说：“没想到宋、明诸儒的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于此。”足以作为流俗的箴砭，但远大计划却没有顾及。以弱遇强，必定要像周太王那样用皮币侍奉，用犬马侍奉，用珠玉侍奉；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才足以成就霸王之业，滔滔者何足语此！

天下事都有两端。一端以议和为罪，就是自命清流之列的人。当时诸名士，为首者称四大金刚，负有敢谏之名，被朝廷所重视。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常在嵩云草堂，举行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那些依草附木的人，则以“清流靴子”称呼他们，意谓较之于腿，还有区别。因而有资财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此互相标榜，以跻身显贵。既然有捷径，那么人无不趋之若鹜，徒党之众，固其宜矣。于是另一端以议和为主，恃“洋务”二字为妙用而致速化。越南事起，言事者多败，惟{客心}斋依北洋，获以保全。己酉之岁，日本游士竹添静一者，移书通商衙门，欲见吴江殷谱经侍郎及南皮张香涛太史。主者以闻，上知其人，屡加不次之擢。

译南皮于是由编修升任司业，进而跻身阁学，被授予山西巡抚的职务。他先前凭借外力获得显贵，得志后不忘根本，用人施政，只以洋务为重。对于李文忠，他亦步亦趋，尤其极尽揣摩模仿之能事，不是其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等到客斋在辽西战败，清流之中，只剩下南皮一人，如同硕果仅存，他锐意推行新政，确实得到了李文忠的心法真传。再传两代，武进、项城，南海、新会同时出现，于是清朝社稷覆灭。

译周武壮在军务平定后，驻防小站，用西方方法训练军队，每天前往校场亲自督促率领。当时，北洋淮军中平时不忘武备的，以盛军为最优秀。太平天国、捻军两次战役中，旧将存活的，也只有周武壮一人。甲申年，他因父母丧事回乡，随即病故，淮军的命运，由此终结。

法越战事兴起，朝廷任命曾忠襄总督两江，特意召他进京觐见。人们心中都以为，曾忠襄长期在军中，熟悉营务，但应对变化的才能，或许不是他的长处。等到见到张幼桥副宪谈论军事，说：“我兄长文正公总是担心盈满，我也不居功自傲。否则，金陵攻克后，我军七八万人，都是百战百胜的士兵，先打捻军，后打回民，再打洋人，难道要等到今天！”见到周小棠通政，有旧交情，稍微深入交谈，说：“我军如今与西方军队作战，有十六字秘诀，说：‘先撤退的先败，后撤退的后败，同时撤退的同时败，不撤退的不败。’”正值边境情势日益紧急，副宪、通宪经常相见，谈及此事，惊讶地说：“怎么彼此的看法如此不同？”第二天，在总理衙门聚会，恭亲王问说：“事情将怎么办？”当时副宪、通宪及各位大臣都在旁边，觉得回答措辞很难。曾忠襄说：“我就像大炮，各位就像炮手，全权在握。各位命令不动，大炮作为静物，等待命令罢了。各位一旦拨动机括，炮弹立刻射出。”当时听的人，四周都有照应。等到离开，大家都佩服他应答的巧妙。曾忠襄就任后，先将南洋兵轮中大的五艘派遣出去援助台湾。法国军舰追逐到镇海，攻击一个多月不能攻克，而吴淞反而没有遭受兵祸。江南防务，诏令闽县陈伯潜学士作为助手。闽县向来喜欢议论政事，曾忠襄就不列他的名字，让他单独署名。恰逢军务不利，各省多受到严厉诏书诘问，闽县离去而曾忠襄身名都安泰。同时的将帅，善于处理功名之际的，没有像这位老先生的。

先父文庄初到浙江，筹划防务，查问库款，当时粮道库还存有银二十万两，藩库欠阜康银号银二十万，两相抵消没有剩余，空得像洗过一样。推究其原因，则是每天供给西征军饷不足。当时德晓峰中丞担任布政使，召来问他说：“前任杨石泉中丞，为什么舍弃自己而帮助他人？”方伯说：“听说幕僚中：虽然竭尽所有给他，左公责备的话还是没有停止的时候，问杨中丞的官禄，从哪里来，区区这点，反而吝啬不给。”文庄说：“这是私心，不是公心。从今日停止，不再解送西征军饷，为海防打算。”这是浙江海疆兵事的开始。不久，甘肃总督谭文勤公果然有信，催促方伯协款。方伯以自备无力推辞。文勤来信，诘问浙江防备为何充足。方伯告知，文庄令用法国战事将起委婉回复。先前，左文襄西征事急，文庄当时抚治江西，承平无事，常尽力供给他的用度。等到告终养归乡，西征军罢，文襄上疏请求嘉奖各省接济者，文庄曾膺受上赏头品顶戴。至此，甘肃、浙江因协款而有违言，文襄因旧谊，驰书致文勤，说浙江的助财，不是定例所有，不要执成见，过于争竞，此事于是化解。文庄与岑襄勤的交情，也因江西协饷的缘故，襄勤谢书现在还在箱中。独自在浙江抚任内不给甘肃军饷的，是时地不同。

先父文庄在东捻平定后乞病归乡，知道军力单薄，不足以抵挡捻众。请求将所部一军给予潘琴仙方伯，以便合众击贼。当时李文忠代替曾文正为帅，不允，让本军中资历声望稍深的吴武壮统领，并且说：“我终究会留此军给你。”等到浙江防务紧急，吴武壮率师在朝鲜，文庄写信给文忠索要，文忠游移其词。不久，丰润张幼樵副宪来信，说“筱轩久驻朝鲜，他雅歌投壶的风度，尚足以愚弄朝鲜人耳目。如果移到浙江，文人无行的，必将趋之若鹜，截旷的军饷，不足以供其挥霍”等。文庄得书，笑着说：“傅相示意了，此军终究不给我了。”其后军分为二：留江南的，曹德庆、班广胜统领，驻吴淞；在冀北的，黄仕林、张光前统领，驻旅顺。将领四散，独树一帜，位至直隶提督的，叶志超；久从文庄在浙江，授福建水师提督的杨岐珍；终守镇海的吴杰；跟到四川，授重庆镇的，钱玉兴；授川北镇、调直隶宣化镇的，何乘鳌；官广东提督的，蔡寿亭；随张文襄，领军曰“凯”字营的，吴元凯。都久于征战，官位较高。其余无实职的，未及显贵而战死的，虽属部下而非亲随的，不在此列。

先父文庄部下，以吴武壮为读书种子，视之最重。东捻平定后，求解兵柄，即以众授之。李文忠殊不以为然，文庄说：“筱轩不我弃也。”当时追寇，常距粮台数十里外，所得寇食，常辇以从，遇饷银前后不属之时

译（银两）用来供给军队。临行时，（银两）全部交给武壮，有写着“领”字的收据，长久保存在我家。至于他在那里如何开销，也不去询问。同治壬申年，文庄由陆路进京朝见皇帝，武壮当时驻军在扬州，送到清江浦才返回，骨肉亲情，几乎不止于此。武壮去世后，（文庄）为他请求在嘉兴建祠。不久，长子子恒前往祠堂拜谒，于是到了杭州，住在巡抚衙门，文庄像对待故人之子一样抚养他。子恒性格豪迈，不遵守规矩，文庄对此不以为然。一天，文庄对子恒说：“令尊入祠那天，我遗憾没有去，默默祝祷一句话来询问他。”子恒说：“死者已矣，询问什么呢？”文庄说：“我问用什么方法，来制止你儿子的荒诞行为。”子恒没有羞愧的神色，最终也不悔改。等到文庄总督四川，请假回到无为州的宅第，吴王夫人带着次子彦复来见，寄住在我家。文庄看待他的事如同家事，劝勉向善难免过于严厉。偶尔询问彦复经书中的句子，声色俱厉，彦复当时十六岁，急忙辩解道：“《五经》向来没有熟读。”文庄对吴王夫人说：“唉！筱轩每天与文人交往，他的儿子不熟习《五经》，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又勉励彦复说：“努力吧，赶快求学，还不算晚。”后生小子，常常不知道前代的事情，于是越久远就越疏远。不仅在公事上如此，即使在私事上也有这种情况。

译法国军舰到达福建时，丰润认为浙江属于闽浙总督的管辖范围，便发电报调遣浙江的“超武”、“建威”两艘军舰。舰长因为没有接到巡抚的命令，不敢驶往福建。丰润厌恶他们违抗命令，上奏请求逮捕治罪。先父文庄公大怒，拟写奏疏弹劾丰润玩忽职守、纵容敌寇的罪过。奏疏已经准备通过驿站发送，幕僚汪小彭说：“您不要这样做。不久就会看到丰润失败，您何必为了什么图谋而招致朋友的怨恨呢？”事情于是中止。不久，丰润来信借舰，说：“浙江仅有两艘军舰，无力对抗法国。如果调往福建，福建足以抵御法国，而福建日益稳固，福建足以保卫浙江，浙江便不孤立。这体现了苏秦合纵的策略，足以击破孟明视轻视远方敌人的军队。”信送到时，马江海战已经失败，船只器械都烧毁了。等到文庄公调任四川总督，超武舰的拖船送到汉口才返回。

法国攻打镇海战役时，先父文庄公为了战备，命令副将吴吉人杰守卫海口和招宝山炮台。旧部中，提军杨西园岐珍、提军钱荣山玉兴、总镇马聘三朝选都守卫重要关隘。不久，法国军舰果然到来，攻打招宝山未能攻克，吴杰功劳最多。提督欧阳利见，是湖南人，曾文正公妻子的远房同族。在剿灭捻军的军队中曾献计，让士兵每人拿着一个竹筒，敌人到来时扔出去，用来绊住马脚，被传为笑柄。因为文庄公向来轻视此人，不给他增兵，也不重用他。等到文庄公调任四川总督，利见说副将居心险诈，写信请求闽浙总督上奏弹劾并革职。当时宁绍台道薛福成刚被任命为英国大使，极力抗争。朝廷咨询文庄公，副将得以昭雪，留在四川防守边疆。等到日本军队兴起，浙江巡抚廖谷似中丞多次发电报调遣他，他都推辞不去。中丞拿出朝廷旨意，催促他之后才出发，守卫镇海。历任巡抚都沿袭此例，直到他去世才换人。谚语说：“国家动乱时思念良将。”可惜在太平时期，凡事都没有预先准备。

中法战争期间，湘淮旧将还有人在，冯勇毅、王孝祺在越南激战，刘壮肃、孙壮武在台北支撑，都有美名。镇海战役，李文忠的电稿记载上海电报传来的捷报，薛叔耘副都御史《浙东筹防纪略》，夸耀为中外交往后初次增光的事。先父文庄公亲身参与此役，当时绘制了战图，进呈皇帝御览，副本还保存在我家。战斗最激烈的是吴杰，守卫威远、靖远、镇远三座炮台，面对炮火冲击，奋力攻击。功劳最大的是钱玉兴，潜伏在清泉岭下，放置过山炮，击毁法国船只，从此法国军舰不敢靠近宁波海口。总揽全局的是杨西园尚书。都是文庄公亲庆军的旧部。《清史稿》找不到他们的档案，于是把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当作功臣。现将光绪十五年六月，文庄公为吴杰昭雪的原奏折片录下：

吴杰是尽先参将，实任镇海营守备，管理镇口招宝山炮台，已经多年。臣以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因为筹办海防，亲自前往查看，见其队伍整齐，炮具精良整洁，演放灵活方便，颇懂西方方法。询问舆论，平日安抚驾驭炮兵，威严恩惠兼施，能得到他们的死力，心里私下器重他。光绪十一年正月，法国军舰将要侵犯镇口，所有南洋援闽的三艘轮船避入镇口，人心惶惧。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怯懦无谋，仓皇失措，提倡迁移大炮、拆除炮台退守的建议，想要迁移招宝后堂的大炮，经过吴杰极力说不可，流泪力争，欧阳利见志在必行，说违抗就立即正法。臣听说这个消息，严令电报制止，于是确定守卫港口的计策。等到法国多艘船只，来攻打招宝炮台，数百磅长弹纷纷落下如雨。镇海、宁波一带，人民迁徙一空。前镇海营参将郑鸿章所部士兵，竟然有翻穿号衣潜逃的。吴杰亲手开巨炮，与南洋退回的轮船，彼此齐发，各中两炮，洞穿法国船只两只，敌人才败退。第二天，又来猛攻，再次击退。法国船只还在我炮打不到的地方，攻打十多天，实在依靠吴杰稳守招宝一台，扼住咽喉，使敌人不得逞。上海洋人刊登在画报上，中外传为美谈。事平之后，法国提督李士卑士固求登台查看，惊讶其布守的坚固。欧阳利见因羞成怒，实际上暗中仇视他。臣会同调任闽浙总督杨昌〇将郑鸿章奏参降补，即委派吴杰署理镇海营参将。查郑鸿章贪庸怯懦，是欧阳利见所与沆瀣一气的人。弹劾他所爱的人，任用他所憎恶的人，欧阳利见更加痛恨。大抵义烈之士，敢于赴汤蹈火，不惯营私献媚，声望愈美，怨毒愈深，加上标营将弁，侵吞军饷是其惯技，想要除去吴杰而夺取他的炮台差使，自便私图，也以潜移默化的见解，迎合欧阳利见之意。于是，乘着闽浙总督卞宝第到任不久，不知底细，蒙骗请求参革，浙东官绅士庶，多抱不平。臣阅读邸钞，正深感诧异叹息。顷奉谕旨，感激交并，乃知公道尚在人心，是非难逃圣鉴。窃思海防为目前第一要务，似此忠勇有功之良将，遭贪庸提督之进谗，误被参劾，深恐内寒将士之心，外为敌人所笑

译凭借专阃提督的职权，对一名守备吹毛求疵，想要加罪于人，还愁找不到借口吗！一位远在二千里之外、到任不久的总督，依据提督的来函参劾一名守备，也只是按惯例办理，我怎能越权去为他昭雪！只是恭敬地奉承皇帝谕旨，垂问这三件事。我在浙江任职多年，所闻所见较为确切。吴杰的才能，确实足以胜任捍卫国家的重任，平日里办事，确实可靠，至于击退法舰的功劳，更是显赫，众所周知。我与卞宝第是儿女亲家，这次误参，自然不了解吴杰立功的内情。查考海防获胜一事，是我在浙江巡抚任内的事，见闻最为真切，吴杰的才能，卫荣光必定知道他的可用之处，而吴杰镇守海口之功，或许不如我亲眼所见的那样详尽。此事关乎海防，现在奉到特旨，要求立即据实回复奏报。我怀有良知，怎敢因避嫌畏怨而辜负天恩。理应坦诚直陈，固然没有必要为卞宝第遮掩袒护，尤其不敢为欧阳利见徇私枉法。

译镇海击沉法国战舰时，薛福成担任宁绍台道，认为先前文庄公的奏报，完全依赖各位将领的捷报文书，不善于描写，难免将捍卫海疆的奇伟功勋埋没而不彰显。于是援引乾隆、嘉庆年间新疆回疆战事的先例，绘制战图并附上说明。现在摘录抄写如下：

浙江省到宁波府城向来有电报，从宁波到镇海四十里，乘潮水往返，文书传递延误。中法战争爆发后，巡抚打算亲自到宁波府城，就近调度。薛福成认为巡抚离开省城，那么调兵筹饷反而多有隔阂，因此请求从宁波到镇海增设电线，一切机要事宜，用电报指令营务处薛福成、杜冠英传谕各营，虽然相距数百里，但号令迅捷，如同在一个房间内。光绪十年冬天，法国军舰在浙江洋面游弋，等到十一年春天交战后，与法国军舰对峙数月，电报往来，每天十几次，军机没有失误，这就是设立电线的功效。

镇海海口分散广阔，南岸的育王岭、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北岸的蟹浦、湾塘、沙头堰等处，都是登陆的重要区域。招宝山到梅墟，关系尤其重要。巡抚命令杨岐珍、钱玉兴布置好南北营垒后，各自率领部下，修筑堤坝和哨卡。所以声势连接，脉络贯通。

镇海口从小金鸡山到招宝山，宽度大约二百丈。马江告急后，巡抚认为南、北两岸虽然有炮台，只有一尊二百磅的大炮，如果不在此海口设置拦阻船只通道的物体，恐怕敌人用一两艘兵船牵制炮台，其余船只直接驶入海口，两岸营勇的力量无处施展。于是命令营务处薛福成，督同杜冠英与宁波府宗源瀚，购买木桩，用机器钉入海口。有的七八十根为一丛，有的四五十根为一丛，有的二三十根为一丛，从南到北，横立二十二丛，从内到外，直列十丛，经营数月才完工。海口决定钉桩，巡抚担心木桩密集则水道堵塞，木桩稀疏则缝隙较多。又命令薛福成督率杜冠英、宗源瀚，购买海船三四十艘，命令两岸防勇装满石块，沉入木桩缝隙之内，中间仍留出二十丈的口门，以便商船出入。另外购买大船五艘，配备三重铁网，并借用宁波商人宝顺轮船一艘，以备有事时封闭口门。后来五艘船虽然沉没，宝顺轮船尚留未用，商旅仍然通畅，军饷来源不匮乏，而宁波、镇海居民安居如故，大概是依靠木桩和沉船的力量。

海口设防，巡抚咨请北洋大臣，命令派遣水电工匠四名到杭州，设立局所制造，并购置水旱电线。命令杨岐珍在营勇炮兵中，选择精细伶俐的人，让他们学习沉埋和演放的技法。杨岐珍与杜冠英督率吴杰，在海口沉船排桩之外，沉放水雷六排。每排八雷，纵横相距十丈左右，共沉放四十八雷。又在小港濒海严密要害之处，埋伏地雷六十枚。其他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长墙哨卡之外，各埋地雷三四十枚。敌人知道有防备，才不敢登陆。

法国军舰在马江开战，宁波绅民指着教堂，都说法国人藏匿大炮，将发生内变。薛福成照会英国领事官固威林，让他转告法国主教赵保禄，迅速迁往江北岸居住。赵保禄请求检查教堂，果然有大炮与否。薛福成说这种说法本来不确切，但众怒难犯，如果不迅速迁移，日后断难保护。郡城团练夜间经过教堂，有的用矛撞门，争着辱骂法国人，法国教士不自安，于是率领男女迁居江北岸。薛福成答应拨兵代为守护教堂，也暗中用来稽查奸邪之人。不久，定海又起谣言。定海信奉天主教的人有二千人，教堂内每天纠集二百人操演，枪声与定海镇操兵的声音混杂。薛福成说迁移教士，那么教民无所依附。恰逢奉巡抚严厉命令督促，写信给定海守将，秘密商议机要，而明确告知法国教士不能保护。往返驳辩非常坚决，赵保禄言语多有恐吓，薛福成严厉驳斥他。一天，教堂中寂静无声，原来教士已经全家迁回宁波江北岸了。薛福成于是禀报调遣衢军右哨，以及派遣卫安勇五十人，驻扎江北岸，名义上是保护教士，实际上是拘禁看守他们，教士也恐惧服从。又命令新关稽查洋船，凡是法国商民、教士，只准出口，不准进口，以清除间谍。所以海口激战，而内地安然无事。

中法战事日益紧急，巡抚函令薛福成，遵照北洋大臣电传的密谕，设法暗中阻止敌船引水。宁波尚有引水的洋人必得生、师密士二人，持有新关执照，驾驶小船，在镇海口外，受雇领港。薛福成与他们约定，每月给予丰厚费用，让他们收敛船只入口，交给杜冠英差遣使用。这时，师密士正好接到法国兵船的密信，被雇佣为引水，薛福成让他拒绝法国人，并且另外给予重金以酬谢他。随后又函会税务司葛显理，派洋人随同杜冠英撤去新关向设在七里屿、虎蹲山等处的塔灯、标杆、浮筒，以迷惑敌舰的路线。

译等到开战之后，薛福成侦知孤拔在上海招募英国人赫尔、德国人贝伦作为浙江的向导，各自许诺万金，如果伤亡，则十倍给予其家属。于是紧急电报商议给江海关道邵友濂，派遣人员禁止阻挠。声称将撤销他们的执照，永远不允许在中国引水，于是商定各自酬谢千金。薛福成又告知各国领事，如果有洋人为法军船只引水，宁波府民情强悍，必定会率领众人攻击毁坏洋房。这是让一个无业的坏人，连累整个港口安分守己的富商。而且难以保证不是法国人的诡计，想要故意败坏各国的名声。各位领事认为说得对，秘密致信驻上海领事，禁止约束洋人。后来听说孤拔想要招募引水员，以进攻镇海，悬赏六万金却没有人响应。

译四艘法国军舰驶入蛟门，巡抚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各营，约定赏罚条款，并严厉命令南洋三艘兵轮合力协助，电令杜冠英，传谕各炮台，沉着镇定地等待。正月十五日下午未时，法国将领孤拔乘坐一艘小轮船，亲自进入虎蹲山北，测量水道。我方炮台开炮射击，几乎击中，孤拔便逃走了。随即一艘名为“纽回利”的大黑船，扑向招宝山炮台发起攻击，杜冠英命令炮手周茂训开炮迎击，一炮击中了敌船船头。敌军形势惊慌紧迫，掉头用排炮轰击，又被我方炮台炮弹击断了前桅。我方炮台，也被敌军击中数十发炮弹，炮弹重二三百磅，陷入三合土中。后来一发炮弹击中我方炮洞门楣，铁弹炸入炮洞，击伤了周茂训的右小腿。杜冠英命令吴杰亲自开炮，杨岐珍也来到炮台，共同激励军官士兵，又一发炮弹击中了敌船船尾，南洋兵轮，也两炮击中了敌船。随后三艘法国军舰齐射排炮，我方两岸也齐射排炮抵御。从下午未时到申时，轰击声不断。法国军舰连续遭受五炮打击，伤亡很多，我方炮兵勇丁，只阵亡三人而已。

正月十五日的战斗，法国兵轮败退，停泊在金塘山下。十七日黎明，又增加两艘船，上午巳时，又以一艘大黑船驶入虎蹲山之北，攻击我方招宝山炮台。杨岐珍、杜冠英督率吴杰开炮，敌船刚靠近，就被我方炮弹击中了烟囱，再次击中船桅。横木坠落，压伤了兵头及随从多人。南洋兵船，又从旁边击中两炮，法国军舰创伤严重，收起旗帜调转船头，才得以脱险逃走。此后，闽浙总督杨昌浚接到探员的电报，说有法国军舰运到一名军官的灵柩，葬于马祖澳，送葬者数百人，据传就是将军米乐，在正月十七日于镇海伤亡的。

法国军舰再次战败后，不敢再靠近招宝山口门。十八日夜，趁着风雨昏暗，打算用小船秘密登陆南岸，企图偷袭我方港口的炮台。我方水陆军官士兵，每夜轮流放哨。副将费金组瞥见小船，告诫营勇屏住呼吸等待。等到小船渐渐靠近，突然发射枪炮，尽力拦截攻击，击沉两艘小船，其余全部惊慌逃遁。

小港炮台，原来安置五尊炮位。其中光膛生铁炮三尊，射程不能及远，钢炮击远两尊，炮弹仅重四十磅，早已移置到沙蟹岭、乌龙岗，只留下空台，作为迷惑敌人的计策。正月二十七日，法国军舰远远对着小港，发射六七十炮，击中炮台十数发炮弹，陷入三合土中。二十八日，又来轰击，连续发射数十炮，没有击中。又将炮车吊到桅杆顶端，意图凭借高处容易击中。然而刚拉上桅杆，绳子忽然断裂，炮坠落到舱面，压死多人。从此就不再来攻击，其计穷力竭，已可概见。

法国军舰屡次受挫后，退泊金塘，只以一艘船向前抛锚停泊，倚靠游山作为屏障。钱玉兴认为乘夜袭击，可以得逞，恰逢薛福成在镇海慰劳军队，一起密商定计。二月初四夜，钱玉兴亲自督率副将王立堂，挑选敢死之士，秘密运送后膛车轮炮八尊，埋伏在南岸清泉岭下，四更后突击，敌船连续遭受五炮打击，伤人很多，传闻孤拔也受伤。法国军舰开炮回击，炮弹落入水田。我军毫无损失，随即收队。

法越战役中，张之洞被授予山西巡抚，闽县会办江防，丰润会办福建船政，以词臣而担任军职，都是异数。张之洞受命，上书谢恩，有“身为疆吏，犹是依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张之洞离去后，其兄张之万相国偶尔取出时辰表看，笑着对客人说：“我只有一个耳朵，其他七个在弟弟那里。”等到越南战事紧急，移督两广，力主潘仕钊的建议，放宽闱姓禁令，颇为时论所讥讽。当时各省军务多不利，闽县单独上奏条陈时务，触怒皇上，被降级罢官。侯官与闽县同城，实为一地。丰润在马江战败，船械尽失。疏请抚恤马江死事诸人的奏疏中有云：“李长庚死事于闽洋，而其部将邱良功等卒平海盗。曾国藩初覆师于湖口，而其后遂为中兴第一功臣。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复，抑亦天心之草昧艰贞。”措辞之妙，不可言喻。都人为之联云：“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边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论功。”

醇亲王暗中掌握朝政，礼遇文士，以博取时誉，开启了当时词臣言事、清流结党的风气。等到法越战争兴起，使者四处奔走，大多一试而败，只有南皮声名俱佳。粤督张靖达制府、桂抚潘琴轩中丞，因军事失利相继被罢免。南皮继任，恰逢我军先败后胜，收复失地。当时战将冯子材、苏元春，都是前任疏荐至军的。王孝祺本是树军旧部，因靖达弟勇烈在倒树湾与捻军战败死，坐失主将贬职，至此被起用。南皮以文人为帅，激励将士，坐收成功，虞允文采石之捷，不能专美于前了。

闱姓者

译这是广东最大的赌局。庄家都是富商大贾，主持其事。在科举开考的年份，设立赌局售卖彩票，让人投钱。预先拟定榜单中每个姓氏会有几人上榜，以千万钱为一注，等到放榜时，根据是否中榜来决定输赢。起初这种赌局只在童生试中实行，后来在乡试中也实行，最后逐渐在会试中也实行。那些势力强大的人，甚至为了他们所押注的姓氏，广泛疏通关节，希望必定获胜。于是姓氏越冷僻的，越成为奇货可居的对象。房官以及提调、监试等官员，都暗中收受贿赂，辗转贩卖消息。总督和巡抚征收赌税以此获利，称之为“罚款”，所以参与赌博的人更加放纵。应试的读书人，大多向商人赠送礼物，自称是商人的门生，这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译法越战争期间，左文襄公（左宗棠）在福建督师，打算率领军队乘帆船渡海前往台湾。他的部下知道他年老昏聩，每天白天送他登船出发，晚上又划船接他返回，几天都无法抵达目的地。于是托辞说风向不顺，船只无法靠近，便又登岸返回。彭刚直公（彭玉麟）在粤东督师，发布告示晓谕众人，使用了“食肉寝皮”这样激烈的言辞。被西方人看到后，惊诧地认为是野蛮未开化的黑蛮人所为。朝廷紧急下诏制止，这才停止。英雄到了晚年，确实难免流露出暮气，但哪里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呢？实在是因为这两位公爷从年轻到老，一直身处军旅之中，每五天才能休息一次，身心疲惫已久。彭刚直公的奏疏中又说：“古来的臣子，往往在早年颇有建树，而在晚年末路时，却坠落失误，这既是因为他们才能平庸，也是因为他们的精气耗竭了。”读到这里，怎能不感慨万千！

倭文端公（倭仁）厌恶洋文，朝廷就任命他管理同文馆；李文正公（李鸿藻）厌恶洋务，朝廷就派他担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这两位公爷终身不遵奉朝廷旨意，朝廷也不催促他们。在政府各位大臣看来，只要让他们知难而退就可以了，不必强迫他们上任，反而会成为外交的阻碍。邓铁香侍御史以刚直闻名，被派到总理衙门去折服他。侍御史不像倭文端、李文正两位公爷那样，不敢不去。虽然上疏请求改任武官，去军营效力，以此作为尝试，但没有得到批准，最终还是就任了。接着又因为谈论边防事务，派他去勘察越南边界，他处境窘迫而返回。这类举动，近乎恶作剧，只求一时痛快，却妨碍了国家大体。如果在康熙、乾隆年间，肯定会有妥善的处理方式，不会像这样狭隘。丰润（张佩纶）从福建调任，侯官（何如璋）前往苏州，吴县（汪鸣銮）到天津，不管他们是否学过军事，凡是主战的人，就派往战场，尤其显得滑稽。

本朝英明的君主接连出现，不需要倚仗强势的宰相，从未见有大臣匡正君主过错的。御史章奏不避忌讳，或许偶尔有之，但都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不值得深入讨论。光绪初年，只有阎文介公（阎敬铭）可称为大臣。他直居枢廷，兼管财政，在承平、捻军之乱后，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深合理财之道。当时醇亲王迎合太后旨意，修复颐和园，需要巨额款项，常常被阎公拒绝，醇亲王因此怨恨。在讨论钱法时，以微小的过错将他革职留任。不久恢复职务，他便请求退休，五年后去世。醇王主的怒气仍未平息，打算不予谥号。查本朝大学士的抚恤典例没有这种先例。内阁拟定谥字，圈出“文介”。在皇帝看来，这不是个好名字，所以赐给他。然而阎公的耿直，即使过了一百年，也如同一天一样。

甲申年战争期间，京城中的对语最为盛行。讥讽张丰润、何子峨说：“堂堂乎张也，伥伥乎何之。”讥讽阎文介、张文达、乌少云、孙莱山说：“丹青不知老将至，云山况是客中过。”又讥讽阎文介说：“辞小官，受大官，自画供招王介甫；全战局，附和局，毫无把握秦会之。”“辞小官”这两句话，是阎文介奏疏中的话。又讥讽张丰润说：“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意思是未开战之前，听说他常说要吞服三钱鸦片殉难。等到战败后，却在途中吃着半个猪蹄。

张丰润被赦免回乡，娶了李文忠公（李鸿章）的女儿，当时人又有三联。第一联说：“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因为张丰润被召回，先在莲花书院担任教席，随后入赘李家。第二联说：“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说的是张丰润先娶了仁和朱修伯京卿的女儿，接着娶了边宝泉中丞的女儿，最后娶了李文忠公的女儿。第三联说：“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当时的流言蜚语更迁怒于李文忠公。然而看李文忠公的书信，大概是在张丰润第二次丧妻后，与他有了婚约，而没有预料到他战败受谴会到这种地步。张丰润战败后，自称“贱子”，是用了杜甫“贱子因阵败”的诗句。梁星海有诗句说：“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多么可笑。

边疆将领图谋私利，离朝廷越远就越肆无忌惮。杨玉科在岑襄勤公（岑毓英）部下是勇猛的将领，云南全省平定，功劳列为一等，法越战争期间，慷慨捐躯，尤其足以让懦夫失色。只是他生性过于豪放，这是他的一个短处。他曾游历上海，涉足花丛，任情挥霍，极不自检。于是让东南人士怀疑滇池之地，是珍宝积蓄之所，可望而不可即。古人所说的债帅，不就是这样吗？

各省司道及学政，向来由本省督抚在年终出具密考，以备朝廷酌情升降。那些政绩平常，或人地不宜的，就调回京城候补简任。每年二三月，大批人员更动，且有命令督抚另具切实考语的，都是密考的作用。而措辞偶尔涉及含糊，就令其重新拟定，重视程度如此。浙江德晓峰方伯，在先文庄公（左宗棠）巡抚任内，想授予某甲代理缺额，未得许可，却先收受了贿赂。某甲人财两空，拿着刀站在巡抚衙门官厅旁边，说等某甲出来，与他同归于尽。首县某，是个憨直的人，立刻进去报告说：“某甲将要行刺。”于是交给首县看管。把他拘禁在客室，

译后来有一口井，有人在里面淹死了。文庄厌恶这件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礼邸做侧福晋，知道有牵制和援引的作用，而且鉴于文友石屡次射击不中的情况，想要让他离开浙江，年终秘密考核时用了四个字，说“堪任封疆”。不久，方伯被任命为江西巡抚。四川的松锡侯方伯，在文庄担任总督期间，很有才干和谋略。文庄喜爱他的才能但怀疑他的用心，年终秘密考核时，给予他十六个字的赞美之词，第二年召他入京觐见，送他时说：“我用‘堪任封疆’四个字，而晓峰得以担任一方大员。现在用十六个字来颂扬你，去吧，努力吧。”不久，方伯被任命为云南巡抚。阎文介出任枢府要职，他的门生江西布政使李嘉乐、代理陕西布政使李用清两位方伯，同时因为秘密考核被贬官。阎文介上疏辩驳，认为是江西巡抚德馨、陕西巡抚叶伯英的私心，奉旨被责问。然而两位李虽然属于狷介一类，不免有君子的过错，终究胜过德馨，后来读史的人自然能够明辨。德馨就是晓峰的名字。

译宝竹坡侍郎在癸酉年主持浙江乡试归来后，买了一位船妓，就是吴地人所说的“花蒲鞋头船娘”。进京时，她另走水路，从运河到通州，等到侍郎从京城乘车亲自去迎接时，人和船都已经无影无踪，被人传为笑谈。壬午年他主持福建乡试，从钱塘江前往，与江山一带的船妓亲近。这位妓女脸上有痘疮留下的疤痕，侍郎视力不好，没有察觉。归途中娶她为妾。鉴于之前的教训，这次同行北上，路上人们指指点点。到了袁浦，县令质问她的身份造假，想扣留她作为人质，侍郎非常害怕。因为平时他作风刚正，得罪了不少人，担心地方官员揭发他的丑事，于是在途中上疏请罪，吏部议定剥夺他的官职，皇帝批准了。侍郎曾经因为蒲圻贺云甫尚书把市井商人李春山的妻子认作义女，弹劾他使其去职。京城的人写诗嘲笑他说：“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星海京卿，年轻时到京城，住在同一处寓所，睡在同一个土炕上，他们的心性和相貌都各不相同，虽然都是人形，但身材大小各异。三人的帽子和鞋子，可以互相交换而完全合适，旁人无不羡慕嫉妒。三人中，只有学士身体正常，侍郎和京卿都有隐疾，俗称天阉，不能与女子行房。然而三人一起游玩时，都放纵学士一人享受淫乐而毫无怨言。后来他们结识了志伯愚将军，堪称莫逆之交。将军不仅嗜好与三人相同，连隐疾也一样，这可以说是奇事了。听说学士曾得到一房中药方，治疗隐疾有奇效，他给了将军，一试便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再试就不灵了。侍郎夫人早逝，京卿夫人终身住在学士家里。大概这三人都是文学侍从之臣，礼教并不是为我们这类人设立的。

先父文庄公督理四川的第三年，实际上是光绪十四年，英国人灭掉了哲孟雄部，在西藏边界炫耀武力。西藏葛布伦公爵伊喜洛布汪曲，率领一万五千士兵抵御。在捻都纳山下交战，藏兵战败逃跑。英军追击到咱利亚，藏兵再次战败，第三次在東郎热战败，藏兵大溃逃。恰逢江孜守备萧占先奉文庄公之命，前往阻止藏人轻举妄动，听到战败的消息，立即在江孜的道路上竖起旗帜。英军看到旗帜，于是停止进攻。萧占先在仁进冈与英军将领萨海会面，萧占先说：“为什么要侵入我的领土？”萨海说：“藏兵来攻，我们追击到这里。”萧占先说：“藏兵是我的属民。叛乱的藏人可以诛杀，良善的藏人有什么罪，要遭受这样的屠杀？您难道不念及中英两国的友谊吗？”萨海说：“正是如此，所以入境没有侵犯。天气渐渐变冷，现在就要回去了。”于是撤军。知府嵇志文跟随驻藏大臣升泰进入西藏，回来后这样叙述。四川人哄传萧守备与英军大战取得大捷，如果得到江浙文人的润色，这又是另一个黑旗军在台南独立了。

英国占领哲孟雄的那一年，先囚禁了他们的部长西金王于葛伦绷。王的母亲和儿子以及亲族、头目，逃入西藏所属的春丕山。英军将领萨海追击藏兵到春丕山坌，寻找王的母子没有找到。战事结束后，王的母亲率领亲族向驻藏大臣升泰申诉，并且请求救援。升泰害怕英国人，没有答应。王将衣物送到边境，并且说等待时机将逃回。升泰不接受，英国人更加肆无忌惮。

咸丰、同治年间，旗籍大臣中，倭文端以理学著称，一时的社会风气，颇受他的影响而转变。我们家乡的吴竹如侍郎与他志同道合，蔚然成为一代名臣。费莫氏文文忠公字博川，是先父文庄公在朝廷殿试时的老师，每次见面，敬礼有加，称赞的话不离口。同治初年，政治欣欣向荣，有太平的景象，虽然是恭亲王当政，都是文忠公赞襄辅佐的功劳。等到他去世，李文忠感叹说：“这是旗人中的麒麟凤凰啊。”佩服到了这种程度。宗室岐子惠将军出任成都总督，与文庄公曾经结为异姓兄弟，但见解不合。文庄公不认为增加旗人饷银是合理的，主张用历年拖欠的八旗饷银，准许他们折算奖励实职，使他们能够转卖获得资金，以救济贫困。将军说：“转卖必然有折扣，这是亏在旗民身上，应该等待国家财政宽裕，仍然由官府发放。”成都旗营士兵有做盗贼的，按照章程应该先注销旗籍档案，然后施加刑罚。华阳县知县张济，在报案公文中不记载他的旗籍，而是记录在口供中。文庄公审阅案件完毕，没有看口供，就批了“就地正法”。将军问明原因，就请求将张济解职参办。文庄公说：“治理盗贼严厉而加重罪名，百姓会怎么看我？希望您宽恕他。”将军固执不答应，因此大吵一架。后来，交好如初。他坚韧的性格，真是旗人中的健者。

旧制，景祖以上的宗支称为觉罗，景祖以下的子孙称为宗室，而格格、额驸则没有限制。乾隆三十六年，宗人府议定：世祖章皇帝位下子孙所生的女儿，按照惯例视爵位，封授格格、额驸，给予俸禄；其余王公的女儿给予虚衔，推恩至四世以下。同治二年诏令：自高宗纯皇帝以下各王公所生的女儿，均为近支，按照惯例封授格格、额驸，给予封禄；其余均为远派，仅封授格格、额

译驸马只是虚衔。虽然按照次序依次降等，但恩荫仍然推及到第五代以下。凡是王朝初起时，分封亲戚，作为帝室的屏障，当时人数不多，这起初并非不是荣幸的事。但传承久了，到了光绪、宣统年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四品宗室，以及格格、额驸的名位，想求得温饱都做不到。成都将军岐元的儿子惠，自己说：小时候家里贫困，晚上提着篮子出去卖萝卜，走到某处，靠近他的姻亲家，听到声音被请进去交谈，他因羞愧而逃走了。我家在旧都时，车夫使用一个重台轿子，就有额驸的职衔，问他原因，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头衔，就要坐以待毙了。”逊位以后，那种艰苦的状况，实在不忍心说啊。

译屠梅君所上《请归政之后处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披览然后施行》这一奏折，是在醇贤亲王疏请继续训政数年之后才上的。醇贤亲王对于德宗，名义上虽是君臣，恩情实则如同父子。亲王既然有此请求，那么当时德宗年少，圣德尚未宏大，需要有所等待，自然可以心领神会。屠侍御史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见解，为何会立刻招致谴责和愤怒，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如果真如侍御史所言，就可以避免甲午中日之战，可以避免戊戌维新的局面，可以避免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命令，可以避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以避免拳匪作乱以致八国联军攻入京城的惨剧，可以避免四十五年九千万两赔款本息的费用。侍御史这一奏折，关系难道小吗！

归政、大婚，这两次大典，三代恩泽广布，连赫德也受赏赐。其余军功人员，督抚提镇，无论生死，都蒙受特殊恩遇。被遗漏的，只有先文庄公和沈文肃公两人。沈文肃公去世已久，或许是一时遗漏。先文庄公在浙江巡抚任内，奏请暂缓增加旗兵饷银，增练海军，与醇亲王施行的重大政令完全相反，因而触怒了亲王，所以未被顾及。李文忠公的信函中则说，亲王对此事并无意见。附录《缓加旗饷疏》如下：

多次接到兵部咨文，筹办海军经费、旗兵加饷两件事，这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规模宏大，臣虽然愚昧鄙陋，怎敢稍有异议。只是两件事同时重视，应当先重视其中更重要的；两件事同时紧急，应当先处理其中更紧急的。当今外国环伺，屡次挑起事端，我们之所以隐忍议和，是因为海军尚未建立；他们之所以肆意要挟，也是因为我国海军尚未建立。圣上目光宏远，创立海军衙门，筹备船舰器械，操练兵轮，这是最重最急的事务，万万不可再拖延片刻。至于八旗兵丁，都是我朝开创之初追随龙旗的旧部。自从减饷以来，不免拮据，议定恢复原饷，固然理所当然，臣愚昧之心也所钦佩仰慕。只是两大政同时并举，所需饷银太多。天地所生之财，只有这么多，国库收入，每年有固定数额。自咸丰初年用兵以来，对外防备强敌，对内防范叛乱，各省防勇，万难全部撤除，即使加上厘金、洋税，仍然不足。臣忝任浙江巡抚，已多次将财政枯竭的情况陈奏。各省情况，虽然不完全了解，但屡次接到户部咨催协饷，开列清单，就像江苏、广东，素来称为丰裕，也欠数巨大，其余各省，大致相似。如今突然需要巨款，势必纷纷拖欠解送，部议处分虽然严厉，但只能竭尽所有，势不能强求其所无。两件事兼营，万难兼顾，不如略分先后，以期必定成功。可否命令户部，将各省协解饷款通盘筹划，不以历年派拨的数额为定，而以各省实际解送的数额为额，究竟每年能增加解送多少。如果不能两事并举，只能先竭尽一二十年之功，每年提取三四百万，专心用于海军。待海军就绪，国库有结余，再议旗兵加饷。这样循序渐进，事情才有归宿。追溯查考旗兵减饷三十年，固然异常困苦，也已支撑至今。臣并非敢说加饷不重要不紧急，而是与海军关系相比，则更为至重至急。所以提出这万不得已的说法，或许也是一举两全之计。至于国家亿万年基业，应当筹划亿万年久长之策。八旗人口众多，数十百年后，蕃衍生息，其数量更倍于今天。即使兵饷恢复原额，万无给足之理，朝廷也更无养育之法。其应如何安插疏通，拟请旨密饬亲信王大臣从长计议，慢慢图谋补救，这不是臣浅陋所能拟议丝毫的。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到朱批：创立海军自然是当务之急；而旗兵日久困苦，何以资操练而固根本？至于想要另筹安插疏通，轻议更张，尤其不对，原折着即掷还。

顺直水灾，常熟翁文恭公、南皮张文达公各自作画扇面十把，出售资金助赈，每件二两银子。京城人未曾听说过，赈灾局司帐，也不知道两位公笔墨的身价。忽然被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看见，全部买下，赈灾局以为有利可图，前往两位公家中，再三请求增加，两位公不允。京城人以为奇谈，每天前往赈灾局询问的有数十起，但最终不可得。

《四库全书》对本朝著作抉择极其严格，集部尤其如此，名望稍次，都在屏除之列。雍乾学者，时代太近，或其人生存，受限于定例，不及著录。嘉道以后，更不用说了。光绪中叶，论者多主张续修《四库》，朝廷旨意允许在《会典》告成后举行。不久，即有日本之败，《会典》成后，新说繁兴，百政待举，无暇顾及了。

阮文达公大考，《眼镜诗》首二句云：“四目何须尔，重瞳不用他。”当时高宗年近八旬，目力不减，颇以老健自喜，阅诗大喜，拔置第一。文达

译因此他迅速跻身显贵，外任担任边疆重任，内任参与机密政务，亲身遭遇太平盛世的繁荣。晚年他在林下悠闲自得，寿命达到八九十岁，每逢庆典，屡次沐浴皇恩。儒臣的福分，无人能与之相比，这都是因为那首诗的功劳。《蕉窗随笔》说他在朝廷中谄媚侍奉和珅，接受其意旨，这固然属于诽谤之词。然而他作为词臣在朝，怎会知晓宫禁中的细节，即使不是有意刺探，从内廷行走的亲近大臣那里听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和相既然与他有师生情谊，皇帝身体康健，平时自然适宜谈及。恰逢其会，写成诗歌，立刻获得皇上赏识，这是事实中不可隐瞒也不必隐瞒的。光绪壬辰年，潘文勤公担任总裁，相传有钟鼎关节之事，也是这类情况罢了。

译旧制，六部中户部、刑部按省份分设司。户部以广东司为首领司，刑部以贵州司为首领司，都是因为所管辖的省份地处偏远、事务简少，所以命令兼管其他事务。凡是部员到部，分司平时点派例行差事，如陪祀、当月之类，都由首领司呈递名单，从新近入职的人员中选取。陪祀者，是在春秋两季祭祀时，跟随皇帝前往。当月者，是轮班在衙门值宿。这不仅没有功劳可言，稍有不慎，还会招致过失，部员们都以此为苦。刑部的专项差事，有监斩一事，尤其令人畏惧。新入职的部曹都无法避免，稍有门路，往往辗转求免。看李莼客的《日记》，其中写信向各方请托的情形，也可怜啊。每司旗人正掌印一人，汉人正主稿一人，以旗人掌印为重。近年，旗籍官员大多昏庸糊涂，汉官稍露头角，也有以正主稿执政的，俗称为“当家”。司员初到，称为“散走”。随后，跟随掌印、主稿到堂上画稿，称为“吃面”，“吃面”就是见堂官的面。见面频繁后，随事讯问，应对得当，堂上了解了此人，遇到差遣委派，称为“乌部”。掌印、主稿开列名单，堂官点派，不在名单内的不点，不列首选的不点。散走得到差事，旗人从帮印行走开始，汉人从帮稿行走开始。旗人依次升任帮印，进而掌印行走，进而掌印，进而正掌印。汉人依次升任帮稿，进而主稿行走，进而主稿，进而正主稿，循序渐进，也不越级。郎中、员外、主事补缺的章程由吏部掌管，不出定例之外。补缺之后，或者得到候补京堂的保举，从而在内晋升为卿贰。或者得到京察一等，外放为道、府。虽然没有成法，但资历、劳绩、才能、声望四者必居其一。当时职官侥幸晋升的并非没有，然而很少。

光绪中叶，皇帝刚亲政，各省乡试，考官命题，颇有忌讳。甲午科四川省乡试，正考官朱琛、副考官徐仁铸。第一题《必也正名乎》恰好朱琛请假回籍，徐仁铸先回京。皇上召见，问曰：“什么名可以正？”原来皇上是以宗支入嗣，鉴于宋、明尊崇所生的弊端，忌讳谈论此事。徐仁铸回答说：“向来惯例，正考官出第一题、第三题，副考官出第二题及诗题。”不久，朱琛因大计被免职。文字忌讳，不仅对皇上如此，同僚之间也有。辛卯科四川省乡试，正考官李端〇，副考官陈同礼，字润甫，是我家乡怀宁人，后来与我家结为婚姻。第三题《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先文庄拟定的墨卷中有句云：“伊吕老匹夫。”闱墨刊印时，润甫请求文庄，用“一”字替换“老”字，说张子青相国忌讳说老，文庄笑着答应了。

奸案格杀勿论，按律应在奸所当场捉获。如果不是这样，不能引用此条为例。光绪年间，广东有本夫与妇人随人逃跑后两年，在数百里外发现踪迹，因而一并杀死的，援引此例请求免罪，部员挑剔不予允许。当时李勤恪为广东总督，杨莲府制府为入幕之宾，改判词云：“背着包袱逃跑，到处都是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系登时。”薛云阶尚书在部，见后大加赞赏，立即批准其请求。旧案中，女子在楼上，见墙外有小便者，指着他的生殖器示之，羞忿自尽而死。想构陷其罪，既无言语调戏，又非手足勾引。一老吏批曰：“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定案。薛尚书说这两句，尚不如新案谳语之警策。

黄婆在元至正年间从崖州乘海船到上海乌泥泾，开始教人纺织木棉为布。创制绞车以去核，创制推弓以弹茸，创制纺车以成丝。由此遍传海内，而松江、太仓棉布之利尤其冠绝天下，上海又为松、太之最。黄婆死后，乡里凑钱安葬并祭祀她。道光六年，因河道堵塞，创举海运，用上海沙船集事。于是士民说沙舰之多，由于织布市，议建黄婆专祠，以报其功。上官格不入奏，而祠已成，包慎伯为之碑文，以先棉之祀，比之于先农、先蚕，文载《齐民四术》。今上海租界繁盛，几无隙地，黄婆祠所在，则人无有知之者。盖当时既不列祀典，年淹代远，久已倾圮无余，地址以价日昂贵，亦侵占皆尽，殆灭迹矣。念西洋商务，果其专心销货，弗借兵力，无意侵占土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须商人列肆，更不用使者驻京；则其奇巧之器，创始之人，吾国方且馨香顶礼之不暇，何至战争哉！佛教东来，贤士大夫多爱其玄理。即明末耶教航海而至，以私人性质，无国际交涉，学者犹乐与之游，不似末造民教相仇，其理则一也。合肥李文忠、武进盛

译愚斋尚书，提倡通商、惠及工匠，对百姓的功德是不可磨灭的。文忠公最初购置纱机，愚斋亲身参与其事，这两位公侯的恩泽，比黄道婆更多且更广泛。可惜如今的人思想薄弱，同代的人中，没有谁敢将这两位前贤往哲，与先农、先蚕相提并论。这是世风逐渐衰败所致，并非人力所能改变的。

译先文庄请求辞官归乡，共上了八次奏章，都蒙受皇上温和的旨意。李文忠公写信说：“近年来，没有这样的事。”后来，文忠和我偶然谈到此事，说：“这是许恭慎的功劳，事后才知道。有人告诉令尊，说醇贤亲王因为缓发旗兵饷银的事，盛怒之下，得到阎文介一句话就化解了。阎文介终年见不到王爷，令尊怎么知道的呢？”文忠的话自然有根据。然而寿州、嘉定两位相国给文庄的信，至今还在，都说“是朝邑的功劳”。寿州的信说：“加饷是王府的意思，这是弹劾王府。”嘉定的信说：“大疏既已上奏，丹初赞不绝口。”同一个当权者，见闻却如此不同。章京中有同年的朋友传话告诉我，却说：“醇亲王见疏大怒，说：‘汉人太没良心，做旗人的官，对于区区饷银，还吝啬吗？’朝邑说：‘王爷不要这样。假使疆臣人人像浙江这样，国家就不愁贫穷了。’”章京的话未必全假，又有同异，可见朝政不易了解，人言难以尽信。

又有一件类似的事。文庄与徐季和京卿，是庚申科同榜进士，后来因为女儿嫁给嘉定相国的儿子惕祥，交往非常密切。相国是京卿的叔父，相比之下，不免稍疏远，但亲友的情谊，未见因此产生嫌隙。后来京卿的章奏，附在《邓铁香集》中流传，曾秘密保荐人才，以钟德祥为第一。不久，德祥两次上封事，弹劾文庄。其中内幕，与京卿不无关系，文庄始终茫然。次年，德祥因赃罪被遣戍，两次请求捐费求免，都奉严旨申斥。京卿虽是举主，但封事留中不发，人们不知道，政府也不能完全记住，所以没有获罪。等到京卿在安徽任学政，请求修缮学宫，责令绅民出资，波及寒族，文庄见到奏章，才感叹他年谊之淡薄。

德祥弹章两次上奏，一次由湖北巡抚谭继洵查复，皇上以“措施失当，任用非人，致招物议”，谕令吏部议处。等到部议落职，皇上以“宣力有年，平日办事尚属认真，特从宽典”，明见谕旨。国史立传，定兴为总裁，改为：“部议留任，上谕加重”，可谓奇谈。寿州孙文正同在史馆，馆员录谕旨以请示。文正说：“国史三十年再修，届时憾者早死，不能再舞文弄墨了。”然而不到十年而国亡。现在商务印书馆国史列传所载，还是定兴主笔的文章，没有更改。一次由尚书裕德，侍郎廖寿丰查复。四川官运局，群以为利薮，自丁文诚时已然。文庄履任，夏菽轩中丞时为盐局总办，辄以旧令尹之政相告。名目甚多，无非公款取息，作为公费而已。文庄说：“以往之事，可置勿问，嗣后勿任再取。我非奏定之款，不敢取诸公中。”其时并不知后有参案也。等到两使既至，中丞请秘勿宣。然而册籍俱在，岂能尽掩。两使据有案者入奏。皇上以“宝桢于款项出入，未经整饬，札提公费等，多不严明，惟盐务补救之功不可没，免其置议。”两使又以“官运济楚，公私交病”为言，皇上以“唐〇ぁ、夏时相率徇隐，均议革职，薄责后任川督”，未加更正。文诚擒斩太监安得海，颇负重名，纵有小疵，微论其旧日局员之不欲泄也。即使文庄与两使之意，推之朝廷免议微旨，莫不如是。《清史稿》列《文庄传》于丁文诚之后，以《吴武壮传》与诸淮将合为二卷，并不知武壮为文庄旧部，继为统军，故后文庄曾为请建祠，有案可稽者。《清史稿》又曰：“继丁宝桢弊绝风清之后。”不特叙事兼议，有背国史体裁，似秉笔诸公，于当时朝报，未曾寓目。作史之难如此，不可不知也。附录《请建吴提督专祠疏》如下：

臣查，已故广东提督吴长庆，原带“庆”字营，于同治元年，随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皖至沪。等到臣以编修奉旨赴沪，经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照会募勇剿贼，并将吴长庆“庆”字两营拨归臣部，由松江进兵，规取浙西。该故员身先士卒，所至有功，而克复嘉兴府城，厥功尤伟。李鸿章请恤原摺言之甚详，已蒙洞鉴。今该绅等具呈前来，出于至诚。恳恩准将已故广东提督吴长庆，在浙江嘉兴府立功地方，建立专祠，列入祀典，春秋官为致祭，以抒舆悃而彰崇报。

吴吉人副戎生性伉直，在浙被议，奉调至川，先文庄用为管带，驻峨边防夷。副戎说：“杰在浙统兵，多于此矣。”文庄说：“领军不在多寡，尽职而已。你

译不记得当兵时的事情了吗？”副戎说：“只要公使用我，怎敢不听从命令。”副戎时常前来探望，每次到督署，就谈论外敌的情况。副戎说：“我刚到边境时，常有外敌杀人抢劫，追捕他们就逃跑，官吏说：‘按照惯例，等他们反叛时再诛杀，以免兴动大役。’我认为他们能来，我难道不能去。后来，逐一追捕逃人，穷追到他们的寨子，攻克它，命令他们献出罪犯，斩首示众。从此一劳永逸，连年没有劫案。”后来，副戎终身镇守镇海炮台，光绪末年还能见到他。当时浙江士绅在省会为文庄公建祠，副戎持异议，认为应该在镇海，打算自己募集资财来建造。副戎不久去世，没过多久国家发生变故，这件事就停止了。